合兩為一大全11篇
時間：2022-11-29 07:48:40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合兩為一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農夫山泉是一個擅長于策劃炒作的公司，對于它的成長史幾乎每個營銷人都知道，從“農夫山泉有點甜”到“純凈水天然水之爭”，幾乎每一次都成為媒體的焦點，現在則熱衷于“體育贊助”。
從1998年贊助世界杯足球賽中央五套的演播室，1999年的中國乒乓球隊唯一指定用水，到2000年中國奧運代表團訓練比賽專用水，再到現在的陽光工程，這些活動無一不是與體育有關。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本文開頭提到的“一分錢”活動，通過這些持續的活動使得“農夫”既促進了銷售，又提升了品牌形象。
養生堂公司自2001年年初開始“喝農夫山泉，為申奧捐一分錢”活動，同時，中央電視臺一直播放的“買一瓶農夫山泉就為申奧捐一分錢”的廣告，巧妙的將商業與公益融為一體。“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種支持”，這是一句煽動力很強的廣告語，伴隨著劉璇、孔令輝的笑臉，在申奧的日子里農夫山泉不知不覺滲透到了消費者的生活中。
行銷專家就此發表評論說，企業不以個體的名義而是代表消費者群體的利益來支持北京申奧，“以企業行為帶動社會行為，以個體力量拉動整體力量，以商業性推動公益性”，這個策劃在所有支持北京申奧的企業行為中，無疑極具創新性。
申奧成功后，農夫山泉的“一分錢”故事繼續進行，還玩出來了更新的版本——陽光工程。農夫山泉陽光工程是由國家體育總局器材裝備中心和農夫山泉有限公司聯合主辦，工程計劃今年起到2008年，為期7年。在本年度活動期間，農夫山泉推出“一瓶水，一分錢”活動，即每銷售一瓶農夫山泉水，農夫山泉公司就代表消費者捐出一分錢用于陽光工程。2002年5月4日，農夫山泉陽光工程捐贈儀式在云南、湖南、安徽、河北、黑龍江等5個省份同時展開。通過五一長假的捐贈活動，有80多個市縣的96所中小學校得到了盼望已久的體育器材，各地媒體的廣乏報道更是給“陽光工程”增添不少公益的色彩。
同時，央視臺的“您每購買一瓶農夫山泉，就為貧困地區的孩子捐出一分錢”廣告不斷在消費者耳邊響起。農夫山泉的這個廣告為喧鬧的電視廣告增加了“愛”的內容，甚至有人可能會將“陽光工程”與“希望工程”聯系起來，無疑對企業形象的提升起到了一般“自吹自擂”的廣告所達不到的效果。
通過小小的一分錢，農夫山泉建立起與贊助對象之間的良好聯想，在消費者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正是“小有小的妙”！
農夫山泉在贊助活動中獲得了巨大回報，當然會引起各種模仿行為，其中最為接近的和有比較意義的是樂百氏。
樂百氏也是營銷的高手，依靠“27層凈化”的理性訴求和黎明的“純凈你我”的感性訴求雙管齊下，在中國飲用水市場上成為大佬之一。樂百氏見到競爭對手在事件營銷中如魚得水的樣子，心中肯定不是味道。因此，也在2002年6月16日在北京啟動了自己的“兩分錢”活動計劃。
你贊助體育，我支援綠化，你“聚沙成塔”，我“滴水成林”，你賣一瓶水捐一分錢，我賣一瓶水捐兩分錢，總之，我與你針鋒相對，記得農夫山泉的包裝是“紅”，而樂百氏是“綠”，想不到這一次是真的對上了！
“樂百氏綠化公益活動”從2002年6月開始在全國展開，樂百氏公司承諾每銷售一瓶樂百氏純凈水、礦泉水，就捐贈國家綠化兩分錢。這項活動計劃從2002年5月下旬至10月底期間，在北京合作建設“樂百氏治沙合作苗圃”，為北京周邊治沙縣無償提供治沙苗木，在上海、重慶、武漢、鄭州四個城市開展綠地認養活動，同時在以上5個城市開展青少年生態環保宣傳活動。在活動啟動的當日，中國綠化基金會主席王丙乾在人民大會堂從樂百氏食品飲料有限公司負責人手中接過62.5萬元的捐贈。
但是，只有在6月16日那天，當樂百氏集團捐款給中國綠化基金會時，我們可以在各大報紙上看到豆腐塊大小的新聞稿，之后就不再有樂百氏的宣傳攻勢，很多消費者并沒有感受到樂百氏的拳拳愛國心。一個很好的活動沒有下文，如同一對戀人有了良好的開始卻沒有能繼續，我們感到很遺憾！
同樣是很優秀的企業，很好的贊助選題，而且捐錢相對更多，為什么樂百氏的活動遠沒有農夫山泉這般成功，我們在遺憾的同時也試圖找出原因！ 后廣告時代來臨
后廣告時代是一個營銷變量重新組合的過程，不是說不需要廣告，而是意味著廣告沒有以前那么強勢，我們在產品和品牌的推廣中，會更多的考慮非廣告行為，例如公關、贊助、新聞、口碑等手段。
這是市場的決定，在如今的市場營銷領域，隨著產品同質化程度的發展，只通過常規廣告傳播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已有很多困難，為此，許多企業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非常規廣告上。在眾多的手段中，“贊助活動”成為廣大企業的新寵，特別是對“體育活動”更加青睞。美國有一組數據更可說明這個事實，根據芝加哥IEG關于贊助活動的報告，2000年北美用于贊助活動的金額估計超過70億美元，其中大約67％用于體育運動，還有19％用于娛樂觀光和節日等活動，8％用于事業贊助，剩下的6％用于贊助藝術活動。
國際知名品牌耐克、阿迪達斯、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持續贊助體育，在贊助過程中獲得非常規的回報，我們的國內不少企業也開始大打“贊助”牌，希望通過這些活動提高企業的公眾形象，最終帶動企業產品銷量。上述水行業兩大巨頭贊助活動就是一例。
另外手機行業中的波導這兩年對中國體育的贊助也一直是“情有獨鐘”。2000年1月，波導手機斥資788萬元買下了甲B足球隊北京寬利隊的冠名權，更名為北京波導足球隊，波導品牌首先被中國億萬球迷所接受。2000年9月，波導借奧運之勢，以贊助的形式成為“2000年奧運中國體育記者采訪專用手機”。為了更進一步提升波導手機形象，從2001年4月22日中國足球隊再一次踏上世界杯征程時刻起，波導公司就開始了“蓄謀已久”的世界杯行銷戰略。波導向采訪世界杯的近百家新聞媒體提供最新型的CDMA國際漫游手機C58，波導GSM手機和CDMA手機被中國體育記者協會指定為“中國體育記者2002年赴韓日采訪出征專用手機”。波導手機圍繞著中國進入世界杯的全過程采取了一系列相關營銷活動，廣告、促銷、公關等傳播活動無所不用，在廣大消費者面前展現了一個健康波導的統一形象，在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品牌風暴。
剛剛過去世界杯營銷是對企業贊助能力的一次大檢驗，許多人已經對于中外企業在其間的表現進行了全面的點評，我們認為有必要將眼光進一步放開，跳出簡單的體育贊助的范圍，從完全贊助和整體戰略的高度出發，分析一下如何在后廣告時代的背景下，成功的開展贊助活動，維系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建立強勢品牌，構架自身的核心優勢。 兩分錢為何不如一分錢？
我們認為在上面的案例中，反映出企業在贊助活動中一般會出現兩大問題，其中樂百氏在這個活動并沒有很好的解決這兩個問題。
一是戰略問題
贊助在品牌創建過程中有其獨特的優點，但它不是可以隨意而為的，應當在戰略分析的前提下實行贊助策略。對于企業來說，通過贊助社會的公益活動可以向公眾表明，該組織除了制造產品以外還有其他的價值觀和信念。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并不是任何的活動都會與企業的價值觀天然契合，如果你贊助的活動與企業的相關度較低，往往效果不佳。例如在世界杯營銷中，納愛斯在期間大規模的舉行買洗衣粉抽世界杯門票的活動，后來效果的不好是必然的，一是購買洗衣粉的對象與觀看世界杯對象的錯位，二是與本身企業的價值觀和戰略不吻合。
贊助不是一時興起，需要的是理性分析和長久的堅持。農夫山泉對于體育的贊助已經成為公司文化和信念的部分，正如養生堂總裁在一次活動發言中談到：我們的夢想是與體育精神完全一致：金牌與健康。或許這是一種自我標榜，但我們從農夫山泉的行為中也得到了同樣的信息，對體育的長期大手筆的投入，橫跨8個年度的陽光工程，拉近與贊助活動的距離和聯想。而相應的，樂百氏對于這次的“贊助綠化”的行為，有一定的突然性和隨意性，而且活動的本身沒有什么創新性，在“綠化”這個題目上，已經有好多的企業做的很不錯，例如聯合利華推出“青山綠水”計劃、柯達的贊助中國風景區的活動，在同樣一個主題下，他們找到了比樂百氏更好的切入點和契合點。
二是整合問題
你贊助了活動，并不意味著你就與活動之間建立了天然的聯系！你如果花費了1塊錢進行贊助，那你或許要花3塊錢來宣傳，這里面就有一個整合問題。
在1984、1988以及1992年的夏季奧運會中，調查表明，在播放過廣告的58家贊助品牌中有54%在建立聯系方面做得很成功，而在另外27家沒有做廣告的品牌中，只有4%或是說只有一家品牌是成功的。美國品牌大師大衛.艾克(David.A.Aaker)講到，一次成功的贊助所花費的預算成本應是普通贊助費用的3到4倍；這些多花費的資金用以建立品牌和活動的聯系，并盡可能地發掘活動潛在的利用價值。回過頭來分析，農夫山泉伴隨贊助的鋪天蓋地的廣告說明它已得其中五味。波導也是在世界杯期間在央視反復向廣大球迷灌輸“中國體育記者2002年赴韓日采訪出征專用手機”這一事實。
成功的贊助需要積極主動的管理贊助業務，整合現有資源，運用各種營銷宣傳手段，力求達到將其他對手逐出場外的最好效果。在這一點上，企業如果沒有做好的話，往往會效果比較差，甚至為他人作嫁衣！柯受良飛黃活動最大的贊助商彩虹集團，在活動中收效甚微，甚至沒有人知道是彩虹集團贊助的，還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是彩虹還是長虹。彩虹集團雖然投入了很多錢，但連知名度都沒有建立起來。主要的問題在于企業理所當然地認為贊助這個活動，新聞媒體就會免費為其報道，事實上，贊助活動應該說只是給了企業一個宣傳自我的機會，真正想達到應有的效果，企業必須花費更多的錢來做宣傳。而吉利汽車在剛進行的“飛越布達拉宮”活動，不管是前期的新聞會，現場的造勢，還是后期的新聞報道，都非常的到位，效果也就非同一般了。
農夫的整合能力明顯高于樂百氏，你在網上一搜，你就會發現關于“一分錢”的新聞報道的數量是“二分錢”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后來，農夫山泉“陽光工程”引發了社會人的許多爭議，如陽光工程是公益活動還是商業活動、500萬的捐贈款到底應該掛在誰的名下、新的公益事業形式應不應該提倡等等，但農夫山泉對這些爭議都能一一化之，可見其整合能力不同一般。 你的贊助活動有效嗎？
贊助活動有一個基本的道理，即由于觀眾喜歡其贊助的活動并且能從活動中得到樂趣，這種肯定的態度很有可能轉移到品牌上來。在信息充斥的后廣告時代，贊助更加體現出其獨到的作用。贊助活動是一種可以帶來巨大回報的策略，但是我們同時通過上面的分析也發現，運用的好與不好，其結果會大大的不同，我們如何才能避免一些明顯的誤區，尋求更加有效的贊助策略？
品牌專家大衛.A.艾克在《品牌領導》中提出一個簡單的評估模型，用來小范圍內評估“贊助機會”，我們認為有一定的可取之處。大衛的模型分為兩維，第一維度是“與品牌識別的適應性”，要求對贊助機會與品牌識別之間的相適性進行評估，即下圖中的縱軸；第二個維度是“互動作用介入程度”，是指贊助機遇可以帶來的互動程度，即下圖中的橫軸。通過對于兩個維度的評價，可以確定贊助機會對于企業是否適合，是否可以給企業帶來良好的回報！
一般來說，如果評估的結果位于圖的右上方，贊助活動是有利可圖的，應該馬上開始；位于右下方和左上方應該考慮一下；而位于左下方的贊助活動則肯定是血本無歸！
篇（2）
所謂系統(system)，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要素(部分)組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①。在所有要素(部分)中，有一個最核心要素即系統目標與功能。它不僅是整個系統存在的根本理由或價值所在，而且也是衡量這個系統質量的關鍵所在。其他要素則圍繞核心要素，與之有機匹配、合理構建、協調運行，以充分發揮系統功能，提升系統質量，實現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教育系統的核心是什么?毋庸置疑，是人才培養。培養高質量的人才，就是教育活動的核心目標與功能。大到國家教育戰略、制度政策、學校布局、財政投入；中到區域均衡發展、教育與區域經濟文化的協調互動；小到校園建設、課程設置、教師配置、課堂教學等，無一不與人才培養直接或間接相關；其所存在的問題也無一不傷及人才質量。
遺憾的是，雖然各級各類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目前整個教育系統卻處于一個似乎無核，或者說核模糊的狀態。一般所見教育學的內容安排，多從教育與社會政治經濟的關系、教育制度，再到教育目的、課程與教學、德育等，這種從宏觀到微觀的線性排列，嚴重缺乏人才培養質量的意識，以及“以人才質量為核心”去結構各種因素的意識，更缺乏或者是不敢涉及人才質量標準問題。一般所見的教育行政部門文件，也只是就具體問題舉措，缺乏系統目標指向和系統調控力。一般所見的教育實踐，終日為眼前的現實功利所驅使、忙碌，其狀態觸目驚心。僅以教育評價為例，有多少學校和地區在制定考試科目時顧及了學生全面發展、個性發展和創造性發展的培養目標?編制考題時，又有多少學校和地區顧及到了新課程標準中規定的知識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等綜合發展目標?由此導致的結果眾所周知，基礎教育迫于以升學率作為評價質量的唯一標準，圍繞考試科目，盲目進行題海戰術，學生負擔怎能不重?大學則以就業量評價辦學質量，使學生過早陷入就業焦慮，豈能安心學習?再看目前盛行的各級各類“辦學質量”、“教學質量”檢查，關注點也多在師生比、生均投入、生均圖書、設備設施、課程標準及教學進度等上，很少考慮甚至根本不考察這些因素與學生發展(人才培養目標與質量)之間的關系，使得一些硬件和生源條件本來就好的學校占盡風光，錦上添花；而一些硬件和生源條件本來較差其實人才培養質量并不差的學校，反而失去優勢和欠缺鼓勵。總之，人才培養目標和質量不在系統核心處，不在眼中，更不在心中。
一個無核的系統，嚴格來說不是系統而只是一個盲目的、隨機的領域，它無法良好運轉，問題重重，百般糾結，期待它能夠產出優質產品，只能是奢求。所以，我們如果確定提高質量是教育系統改革和發展的核心任務，那就必然從教育系統的“核”——人才培養——入手，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才能提高整個教育質量；在積極開展各級各類教育質量標準的研究和探索時，首先要解決的也必然是開展各級各類人才培養質量標準的研究和探索。
“質量是什么?你知道它，你又不知道它”
迄今為止，對“什么是教育質量、人才質量”、“標準是什么”仍存在種種爭論。千問題萬問題，這其實就是教育最大、最根本性的問題。
應該說，參與教育系統建構和運行的利益主體眾多，他們對教育質量抱有各自的看法和標準，完全可以理解也值得參考。目前代表性的觀念，概括起來有六種。(1)硬件論。是至今常用的一種傳統質量觀念，指標包括生均擁有藏書量、教職工碩博學位比、入學錄取分數線、生均預算支出、繼續升學和就業比等，明顯缺乏教育本質目標和功能意識。(2)多元論。認為所謂質量包括所有教育條件與活動因素：學生、教師、課程與教育、校舍與設施設備、知識交流、信息化與互聯網、師生互動、特色與文化，大學還有學術研究、社會服務、國際交往等。這一包羅萬象的現代質量觀，比硬件論有進步，但各要素之間缺乏邏輯聯系，也缺乏教育核心質量意識。(3)層次類別論。認為質量是一個多側面的主觀概念，不同當事人包括國家政府、學校、學生、教師、用人單位乃至整個社會“客戶”等，都有各自的質量標準。有美國學者指出至少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校長眼中的“課堂概念中的質量”，指對知識和技能的掌握，可測量性強且爭議最少；二是經濟學家眼中的“市場概念中的質量”，以學校培養出的人的職業“生產能力”來衡量；三是社會和個人眼中的“學生發展”質量。中國學者從另一角度歸納為三種：內適質量(學校內部認可的教學與學術質量)，外適質量(培養的人滿足國家、社會以及用人部門需要的程度)和人文質量(學生個體的認識、情感、興趣、特長、意志、品質等個性發展和自我實現程度)等三種質量。這一質量觀考慮了多主體對教育質量的需求，也涉及到人才(學生)發展質量，但還沒有將人才質量置于核心位置。(4)水平級差論。教育及所培養的人有等級、類型、水平的差異，因此教育質量也有差異，不能用一個標準衡量。明確提示了教育質量層次的多樣性。(5)結果論。認為教育質量指學生取得的學習成就，可依據其知識熟練程度或知識的增長量來描述。這種質量觀將關注點集中到學生發展上，與教育的根本目標和功能方向一致，但局限于學生的知識增長量，不全面。(6)目標論。認為只有明確了希望教育給予什么，即舉辦教育的目標是什么，才可能給教育質量做出明確定義，在這一前提下的質量涉及：目標的合適程度、目標實現過程中資源利用的有效程度、目標達成程度等。這一質量觀觸及到了教育的核心問題即教育目標，卻沒有進一步明確教育目標就是人才培養及其質量。
這六種質量觀之間是互補與發展的關系，但它們也存在共同的問題，即沒有站在“以人才質量為根本”的高度來看待或統整教育質量，因此必然導致教育質量觀的模糊不清和不完整。“質量是什么?你知道它，你又不知道它，它就是這樣自相矛盾的。雖然，一些事物確比另一些事物好，就是說它們有更高的質量，但是，當你試圖說明什么是質量時，除了具有質量的事物本身，卻又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如此翻來覆去，傷透腦筋，但還是找不到思維的出路，質量究竟是什么?!”這一幽默而無奈的提問，出自1982年美國聯合研究理事會于美國研究型博士學位點的評估報告，如今已成為對教育質量及其標準進行深度探究舉步維艱的經典描述。
一再宣稱提高產品質量，卻不知道產品質量是什么，自然也就無所謂質量標準，這對于一個企業來說無疑是致命的。然而，在整個教育理論和行業中一直沒有明確的質量概念和質量標準，卻能夠不斷振臂高呼“提高質量”、強調“質量保障”、實施各種“質量工程”，進行種種“質量評估”和排行等等，確實令人費解。保障的是什么?工程為什么?評的是什么?排的是什么?一個巨大系統，沒有明確的“目標——功能”，圍繞著一個空核或模糊不清的核在運行，必然喪失方向，問題叢生，萬般糾結，難得其解；結果也必是浪費物力、財力與精力，還會將系統導向歧途，直到歸于死寂。人才培養對整個教育系統具有統攝意義
當明確了教育質量以人才培養質量為核心時，教育質量觀就有了根基與核心，就找到了衡量教育質量的基點和邏輯起點。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是教育改革發展的戰略主題，是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時代要求，其核心是解決好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的重大問題。”同時在各個教育階段，也都涉及到人才質量為核心的問題：義務教育“到2020年，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基本實現區域內均衡發展，確保適齡兒童少年接受良好義務教育”；職業教育要“把提高質量作為重點”；高等教育要“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牢固確立人才培養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等。圍繞人才培養這一核心，《教育規劃綱要》還相應提出了“育人為本”、“提高質量”兩大工作方針、建立質量標準以及教育質量保障系統等舉措：“樹立科學的質量觀，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適應社會需要作為衡量教育質量的根本標準”，“建立以提高教育質量為導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機制，把教育資源配置和學校工作重點集中到強化教學環節、提高教育質量上來。制定教育質量國家標準，建立健全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等等。可見，不論教育系統因素多復雜，國家層面上將人才培養作為整個教育系統的核，把人才質量作為各級各類教育的核心質量，是非常明確的。
從人才培養這個核來看，整個教育系統的所有其他因素，都是為實現核心質量即人才培養質量而協同存在的質量保障因素；所有這些保障因素，包括教師、教學與教學資源、制度機制、評價監管、領導、投入、社會力量等，都是圍繞人才培養這一核心，互為聯系、層層相關，從而構成了教育質量保障體系。
這樣一來，教育理論和實踐系統中一些長期混亂的相關概念，在整個系統中都有了明確的界定和邏輯定位。例如課程與教學，通常都將之歸為教育質量本身，其實它是人才質量的首要保障因素；所謂“全面質量”，就是核心質量(人才培養)、中層質量(如義務教育的特有功能：服務社區、文化傳承等)和保障系統質量的合稱；“教育質量保障”可以定義為：確保教育功能實現的所有條件與機制；“教育質量監控”可以定義為：對教育功能實現程度，即教育水平及其保障條件、機制和運行水平的監督和調控；“教育質量評價”，則是關于教育功能實現程度(水平)以及保障和監控實現程度(水平)的測量和判定；“教育質量評價體系”，就是關于教育功能實現程度即人才質量和質量保障實現程度的測量和判定指標、方法與工具@；“教育質量監控”，就是基于教育質量測量與判斷對教育系統各個要素及其結構關系的觀測、預測、調整、修正等。于是，各種辦學因素，包括師資、校舍、設備、管理、制度、投入等；各種辦學層次，大中小學等；各個辦學主體(國家辦學、民間辦學、中外合辦等)，都能夠以人才培養為核心統整起來。
人才培養成為整個教育系統的邏輯核心和基點，人才培養質量成為建構、觀測、調控教育質量的關鍵點，這對于整個教育系統的所有要素及其結構具有統攝意義。只有如此，整個教育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良性的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建立“六維四級”質量標準與指標體系
人才培養質量成為建構、觀測、調控教育系統的關鍵點，衡量教育質量毫無疑問首先就是衡量人才培養質量。
那么，該如何衡量人才培養質量呢?這必然涉及質量標準問題。沒有標準的質量，依然是空心質量，模糊視點，盲目系統。因此《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制定教育質量國家標準”、“建立和完善國家教育基本標準”、“建立國家義務教育質量基本標準”等。進一步追究，什么是“教育質量國家標準”或者“國家教育基本標準”呢?
其實我國的各種教育法，都對各級各類教育的人才質量進行了基本規定。在《教育規劃綱要》中，也多次強調我國教育的總體目標是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堅持全面發展。全面加強和改進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堅持文化知識學習與思想品德修養的統一、理論學習與社會實踐的統一、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的統一”，“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等。應該說，這些就是國家對人才質量基本標準的概述。基礎教育必須達到，其他階段和類型教育也都必須首先達到，同時各個階段還可以有自己的特殊質量標準。例如高等教育培養的人除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以外，還要“著力培養信念執著、品德優良、知識豐富、本領過硬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
同時，國家頒布的各種教育法規，像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和一系列重要教育文件中，都對所要培養的人的質量即教育目標有明確表述，盡管表述文字略有差異，歸納起來不外乎要培養：“德智體美等全面發展”、“全面與個性協調發展”、具有“高素質專業知識技能的”和“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的“社會主義建設者與接班人”等。簡化來說，就是人的“六性”發展，即全面性、個性、專業性、創造性、社會性、協調性。這“六性”構成了我國人才培養質量標準的基本框架，從立體關系來看，也可以稱為“六維”質量框架。它既是對“何為人才質量”的詳細解釋，也是衡量人才質量、教育質量的關鍵指標。其中，全面性包括了：1.德：行為規范與思想政治。2.智：知識、技能、思維。3.體：體質、體能、運動技能。4.美：審美欣賞、表現、創造力。5.勞：勞動意識、習慣、技能等。個性包括個人興趣和個人特長。專業性包括專業知識和理論、專業技能、專業和職業基本素質等。創造性包括創新意識與想象力、新穎成果等。社會性包括參與社會和社會化程度、社會責任感與貢獻等。協調性則是指上述各維度發展的均衡性。
考察國內和各國的政府文獻和學者理論，他們對各級各類人才培養質量即對學生發展的理想預期，也都不外乎這六性或六維。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舉行的PISA測驗，包括了科學素質、數學素質、閱讀素質等，都可以歸納在“六維”之中；2010年5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起“創新教育運動”，提出了“發展制造業”的呼吁，可見發達國家對于人才的創新性和專業技能性同樣渴求。所以，筆者認為，可以將“六性或六維”當作“教育質量標準的頂層結構設計”。在頂層設計下，教育系統中各種關系主體可以對人才培養質量有不同的具體要求，如：教育是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人才質量標準和指標體系必須反映國家意志；同時學生個體作為受教育者，是教育的第一當事人，對自身發展有自己的要求；而家長、社會和用人單位等也對人的發展質量有所要求。因此建議，各方面各層次主體都有權參與這六維標準的具體指標體系的制定，以形成一個由頂層向底層，從國家、到地區、學校、個體等逐級轉化和補充形成的，既有統一性又有多樣性、共性與個性有機統一的人才質量指標體系。
這一體系可以簡稱為人才質量的“六維四級”標準，它不是一個懸空的框架，而是一個從頂層概念到現實行為層層分解落地構成的指標體系。其中，“四級”，即指人才質量“六維”被分為國家標準、地區標準、學校標準和個體標準共四級：
1.國家標準——國家提供教育質量(六維)指標框架和基準。國家代表機構可以根據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需求的變化進行指標調整、增刪、確定與調整權重等；同時國家還可以委托教育部或者其他部委，對學科、專業、行業編制國家標準。
2.地區標準——各省市區縣教委(教育局)，在國標基礎上根據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和專業的特殊需求，在相應框架里添加特色指標。國標和地方特色指標合并，且按照一定權重，構成地區人才培養質量監測的指標體系。之前的一些有價值和特色的地方標準經過整理提煉可以納入。
3.學校標準——各級各類學校在“國標”和“地標”基礎上，根據學校類型、專業類型與特色等，增添學校辦學與專業特色指標。國標、地標和學校特色指標合并，且按照一定權重，構成各級各類學校人才質量監測指標體系。學校正在實施的一些有價值和特色的指標可以納入。
4.個體標準——每一位學生(教師)個體，在國標、地標、校標基礎上，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特長潛質以及教育和社會可能提供的條件，進行自我發展設計，添加個人特色發展指標，將個人特色發展指標達成度計入發展總成績。個人可隨時用身份證調取自我發展信息，進行自我發展監控與調整。
人才質量“六維四級”標準框架與指標體系的動態編制過程，一方面，使參與教育系統建構、建設和運行的各個主體都有了編制質量標準的空間和自由度，從而使各級各類學校作為人才培養的前沿機構，都有了共性個性兼具、統一特色兼具的質量標準去明確指引自己的辦學方向；另一方面，各級主體還可根據發展需要和人才培養定位變化，進行指標的靈活調整與增刪。只是無論哪一級哪一類，認定和制定了指標，就必須照此執行，進行自我測評和接受他者測評。
緊接著的問題是：這么多指標如何能夠檢測?
進行科學的教育質量監測
建立起“六維四級”人才質量標準與指標體系的重要價值之一，就是能夠在各級層面上對各級各類教育進行實時測評，并監控人才培養質量及其保障系統質量。否則，討論質量和建構質量標準問題本身，就是沒有意義的。
《教育規劃綱要》提到質量監測及監測系統建設問題：義務教育要“嚴格執行義務教育國家課程標準、教師資格標準”；高等教育則要“鼓勵專門機構和社會中介機構對高等學校學科、專業、課程等水平和質量進行評估。建立科學、規范的評估制度”等。這些“教育質量監測”、“評估”，無疑首先應當是人才質量監測和評估，然后才是圍繞人才質量的所有教育保障因素和教育基礎狀況的監測。事實上，只要標準框架和指標系統庫建立了，實際檢測并不需要一步到位，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可操作性，分主體(國家、地區、學校、個體)、分層次、分類別、分重點、分時段等進行指標檢測，逐步積累數據，最終協同完成人才質量檢測數據庫與質量分析系統。
教育信息化的高速發展，為教育質量宏觀和微觀檢測提供了可能和精良手段。《教育規劃綱要》指出：“信息技術對教育發展具有革命性影響，必須予以高度重視。把教育信息化納入國家信息化發展整體戰略，超前部署教育信息網絡。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蓋城鄉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信息化體系”。近年來，云計算基地建設和離岸數據庫的建立如雨后春筍般興起，為教育系統運行和管理全面數據化時代的到來提供了更好的發展契機。不過，這又將面對另一個難題：如何將人才質量檢測系統與目前越來越多的分隔、分散、利用率極低的教育信息資源進行系統整合，以實現信息的優質、高效利用?《教育規劃綱要》“重大項目和改革試點”一章中，給出了一項富有遠見的舉措，將教育信息化與教育質量檢測結合起來共同建設：“建設有效共享、覆蓋各級各類教育的國家數字化教學資源庫和公共服務平臺；基本建成較完備的國家級和省級教育基礎信息庫以及教育質量、學生流動、資源配置和畢業生就業狀況等監測分析系統。”以此為基礎，就可逐步建構起一個較為理想的以整個教育系統為支撐的“教育質量監測信息系統”，該系統包括“六維四級”指標框架、教育基礎條件和保障因素等三個互為相關的子系統，通過對各種數據的收集，完成對人才培養質量、影響因素(保障因素)、發展趨勢和主要問題的分析與調控，據此最終實現促進人才培養質量乃至整個教育系統質量提升之目標。核心問題解決了，一個一個難題就會迎刃而解。
這必將是當代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中一場激動人心的“革命性”變革!
注釋：
①許國志：《系統科學大辭典》，1994年版。第540頁。
篇（3）
中圖分類號：C35文獻標識碼： A
一、流量計的分類與比較
由于不同的測量方法基于不同的測量原理，流量計也相應的分為很多種類。從工作原理上來說，可以分為容積式、差壓式、速度式、質量式等。旋進旋渦流量計與渦街流量計都屬于速度式流量計，科里奧利式質量流量計與沖量式質量流量計等都屬于質量式流量計，濕式流量計與羅茨流量計等屬于容積式流量計。
以下簡單介紹幾款應用廣泛且前景廣闊的流量計：
科里奧利流量計是典型的質量式儀表，計量精度極高，但同時壓力損失也很大，流體壓力和溫度對測量的影響也較大，所以這款有著極高精度的流量計并沒有在工業領域得到廣泛應用，相信隨著技術研究的深入，經過技術改進的科里奧利流量計將會有很大的發展前景。
電磁式流量計隨著 60 年代以來的電子技術的發展而出現并大范圍應用的。測量原理是基于電磁感應獲得管道內導電流體的平均流速，它的壓損小、壽命長、測量范圍也較寬、更能適應雙向流體的測量環境而且對儀表安裝位置上下游直管的要求不高點，這些優勢使它在工業導電流體測量領域中得到了廣泛使用，而且它還能準確測量脈動流。
旋進漩渦流量計是流體振動式流量計，屬于速度式流量計的一種，和傳統的渦輪流量計結構類似，壓力損失較渦輪流量計更小。它對儀表安裝位置前后端的直管要求也比時差法超聲波流量計低，所以在很多場合都得到廣泛應用。但是由于測量信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對于低速流體的測量難以獲得很高的精度，所以測量的下限受到很大限制。
超聲波流量計是一種新型流量計，主要是利用流體對檢測信號的影響來獲取流速信息。屬于非接觸式測量的一種，所以幾乎不存在壓力損失，在使用和維護時的優勢也比較明顯。測量的對象是超聲波換能器檢測到的電信號，隨著電子技術和微處理器檢測技術的不斷發展，測量范圍和測量精度都可以達到很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它的測量信號屬于間接信號，需要經過相應的換算才能得到最終的流量信息，所以原始信號質量和流動模型的準確程度決定了整個系統的最終的計量精度。
不同流量計的適用場合及其對被測介質的要求都是不一樣的，對于高流速氣體，比如蒸汽，為了減少流動過程中熱量損失，要求其速度要比較大，我們可以選擇節流式流量計、渦街流量計等。而對于小流量、低速氣體，如城市管道燃氣等，出于安全考慮，要求其速度、壓力不能太大，這時可以選擇容積式流量計、浮子流量計等。但是由于受到流體溫度、壓力、成分等影響，且量程比較小，有些場合的使用會受到限制。然而，旋進旋渦流量計由于其所特有的測量原理，能夠很好的解決了中小流量測量問題。目前來說，旋進旋渦流量計的工作原理還沒有其它旋渦型流量計的完善，存在壓力損失大的問題。國內在旋進旋渦流量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計量精度、產品的安裝與維護、計量誤差分析等方面。對于旋進旋渦流量計內部結構的優化方面做得還很少，要想真正的提高旋進旋渦流量計的應用范圍，克服其壓力損失較大的缺點，對于其內部結構優化方面進行研究必不可少。
二、旋進旋渦流流量計結構組成
旋進旋渦流量計基本結構如下圖1所示，它是由起旋器、殼體、壓力傳感器、流量積算儀和整流體組成。
圖 1旋進旋渦流量計結構圖
1、起旋器 2、殼體3、壓電傳感器4、流量積算儀 5、整流體
各部分的主要功能如下：
起旋器：安裝在流量計入口處，用于強迫氣流旋轉產生旋渦流，從而利于壓電傳感器檢測。
殼體：其形狀類似于文丘里管，由入口段、收縮段、喉部、擴張段和出口段組成，用于氣流的加速和擴張。
壓電傳感器：用于檢測旋渦振動頻率。壓電傳感器為目前主要的傳感器類型，除采用壓電式之外還可采用熱敏、應變和電容等類型的傳感器。
流量積算儀：壓電傳感器所檢測的微弱信號經過流量積算儀放大、濾波、整形后變成頻率與脈沖成正比的脈沖信號顯示出來，流量積算儀由溫度、壓力檢測信號通道以及微處理單元組成，并配有外輸信號接口，輸出各種信號，對于測量介質為氣體，可以對介質進行壓力、溫度補償。
整流體（消旋器）：用直葉片做成的輻射狀或網絡狀流動整流器，安裝在出口處，用于消除旋渦流，減少對下游儀表的影響，對于旋進旋渦流量計之身來說，有無該部件對計量特性影響不大。
三、旋進旋渦流量計工作原理
旋進旋渦流量計工作原理圖如圖2所示。在流體流入旋進旋渦流量計后，起旋器螺旋葉片會迫使流體產生旋轉，使軸向運動的流體有一個切向的速度，這樣就會形成旋渦流，旋渦中心稱之為“渦核”，是流體速度很高的區域，是環流。在收縮段，流體渦核會得到加速，這個時候，沿流動方向的渦核直徑會逐漸縮小，與此同時強度會逐漸加強，此時渦核路徑與流量計的軸線相一致。進入擴大段后，旋渦會急劇減速，由于壓差的作用會產生了回流。在回流的作用下，渦核會圍繞流量計的軸線做螺旋進動，旋渦流的進動是貼近擴大段壁面進行的，其進動頻率與流體流速呈正比關系，因此，可以通過旋進旋渦的頻率測得流體的流量，并且能在較寬的流量范圍內獲得良好的線性度。
圖2旋進旋渦流量計工作原理圖
四、燃氣儀表的計量維護管理措施
基于燃氣儀表的計量維護需求，在開展計量維護管理工作時，需要在完善計量維護管理標準的基礎上，對計量維護管理流程進行強化，以及確定具體的檢定方式和豐富計量保障方式，全方位提高燃氣儀表計量維護管理的效果水平。
(一)建立計量維護管理標準
以燃氣儀表的量值傳遞為基準，確定計量標準相對應的技術指標，但技術指標的考核必須在技術認證的范疇內，可按照《計量法》的基本要求，賦予具體的考核標準。燃氣儀表計量的頻率，和計量精確度具有直接的關系，而對于計量頻率的確定，是在合理計量維護周期的基礎上建立的，因此在建立計量維護管理標準時，需要結合計量的實際情況，盡可能的縮短燃氣儀表誤機的時間。
(二)確定檢定方式
因為燃氣儀表的類型多，計量范圍涉及到溫度、流量、壓力等作業參數，并且不同型號的燃氣儀表，其計量的精確度都各不相同，為了避免計量過程中儀表出現故障，計量維護管理人員應該重點檢查結構復雜的部位，以降低儀表的故障率。提高儀表能用率。折合送檢時間、檢定修理時間、返回時間等，需要保證燃氣儀表的正常工作，在此建議合理搭配各個燃氣儀表的工作時間，避免儀表能用率的降低。提高檢定數據的適用性。在檢測技術應用的同時，鑒于燃氣儀表實驗環境和工作環境的差異性，在檢定數據時，應該按照作業現場的需求，補充額外的不確定度分量，盡可能減少檢定數據受到的影響。降低儀表的故障率。
結語
總之，對于燃氣儀表的計量，需要確保計量穩定示值準確，同時還能夠滿足儀表計量時工藝參數監控需求，在開展計量維護管理工作時，要求我們秉著實事求是的客觀原則，在兼顧燃氣儀表計量效益的同時，建立完善的計量維護管理標準，本文主要針對旋進旋渦流量計的組成和原理進行闡述，再綜述燃氣計量儀表的維護進行分析，以便在提供燃氣工程技術保障的同時，減少燃氣儀表故障率和發揮燃氣儀表協同作用。
參考文獻
篇（4）
偵查監督是法律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偵查監督工作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堅持做到貫徹“雙重”方針與區別對待、少捕慎捕政策的一致性。審查逮捕是偵查監督的首要職責，是偵查環節進入公訴環節的關鍵“進口”，正確把握逮捕條件，強化審查把關，是控制“次品”案件進入訴訟程序的“隘口”。“進口”把關不力，“出口”難成“正品”。為此，要全面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當嚴則嚴，當寬則寬，不枉不縱，不偏不倚，“進口”無瑕，“出口”則暢。
堅持做到偵查監督工作“三項職責”平衡發展的一致性。偵查監督工作包括立案監督、偵查活動監督和審查逮捕三項職責，三個環節互為補充、相輔相承，有機統一，缺一不可，這是確保案件“進口”質量的保障。2004年以來，我們從建立和完善監督制約與配合機制入手，從源頭上控制“瑕疵”案件的產生，確保“進口”案件質量。我們先后建立了偵監部門派員列席偵查機關案件研究制度，提前介入偵查；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工作銜接制度，監督案件線索移交；立案監督案件催辦制度，督促偵查部門盡快偵結，等等。
堅持做到服從黨的領導和依法辦案的一致性。堅持黨對檢察工作的領導是做好法律監督工作的根本保證。在履行職責中，既要本著對黨和人民負責，對案件的事實和證據負責，對法律統一正確實施負責的精神，正確對待黨委及工作部門對案件的協調；又要堅持法律至上、程序優先、保障人權，卡死“進口”，使有罪的人難逃法律處罰，使無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正確把握法律效果、社會效果與政治效果的統一。對重大疑難案件，帶有地方保護色彩的案件，及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案件，司法機關認識不一致的案件，黨委及其工作部門出面協調的，對其協調意見，要高度重視，認真研究，合法的積極貫徹并進入法律程序認真執行，不合法的要依據事實和法律做好匯報解釋工作，并及時向同級人大或上級檢察機關報告。
提高“三個能力”卡死“出口”
提高公訴辦案質量，卡死案件“出口”，是依法行使公訴權的關鍵所在。要力求使公訴的每一起案件經得起法律的檢驗、歷史的檢驗，就要卡死“出口”關，在提高“三個能力”上下功夫：
堅持提高證據審查能力。公訴案件證據審查，是依法確定罪與非罪的關鍵，是檢察環節案件流向審判環節的“關口”，因此，提高證據審查能力，是公訴人員的基本功。我們要求，凡移送的案件，在審查時必須堅持以證據為本。對于有疑點、有矛盾的證據，決不輕易放過，認真核實甄別，確保真實可靠；堅持疑罪從無原則，在公訴證明標準上要遵循正向思維與逆向思維相結合的認知規律，凡是提起公訴的案件，必須達到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扎實，排除合理懷疑，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一律堅持疑罪從無。
堅持提高程序操作能力。兩年多來，我們始終堅持按程序辦案的原則，緊緊卡死案件“出口”關，堅持程序優先、程序公正、程序無瑕原則，正確處理提起公訴與不關系，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的關系，普通程序與普通程序簡化審的關系，做到可訴可不訴的不，可適用簡易程序和簡化審程序的適用簡易審和簡化審程序，以在保證案件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訴訟效率。同時，十分注意嚴格審查當事人訴訟程序權利的保障情況及非法程序采集證據的排除。凡法律規定的訴訟當事人的程序性權力必須無條件地告知到位、保障到位、維權到位；加強對證據合法性的審查，凡是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應當依法堅決排除；對于其他未嚴格遵守法律規定收集的證據，必須重新收集或者采取其他補救措施后，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堅持提高訴訟監督能力。公訴環節的訴訟監督覆蓋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在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整體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強化訴訟監督能力，就必須確保自身所辦案件事實的準確性和公正性，否則就沒有資格去監督偵、審環節。為此，必須卡死從公訴到審判這一“出口”，只有這樣，才能樹立訴訟監督權威。
“三個規范”源頭把住辦案質量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明確規定“上級檢察院領導下級檢察院的工作”。作為市級院領導基層院的工作，最重要的職責之一是抓好執法規范化建設，這是從源頭上把住辦案質量關口的著力點。我們在強化市院一體化領導的基礎上探索建立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案件質量的新機制，堅持做到“三個規范”：
篇（5）
>我們知道企業的“商標專用權”是企業的一種無形資產，一個有良好信譽的公司，他
的著名商品的品牌一般都具有很高的價值，如著名的可口可樂這個品牌的價值高達360
億美元，萬寶路“malboro”達300億美元等，這些著名的品牌給公司帶來巨大的商業利
潤。對這種無形資產的浪費或其受到非法侵害，企業無疑將受到巨大損失。國內一些知
名企業如北京“同仁堂”、“五星”啤酒等的“商標專用權”就分別被外國的相關企業
在其所在國內注冊。致使“同仁堂”和“五星”不能在該地區以“同仁堂”和“五星”
品牌銷售。給我國的企業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雖后經努力又恢復了專用權，但造成的
經濟損失是無法挽回，受到的教訓是深刻的。另據深圳某報報道：某公司申請注冊了包
括“康佳”、“長虹”等國內知名品牌的商標在其它領域的專用權。據息“康佳”、
“長虹”等正在通過向國家商標局提出商標異議、訴訟、談判等方式恢復其商標專用
權。這無疑給公司造成巨大的經濟和人力損失。這些教訓都是值得我們深刻吸取的。
>商標專用權的內容
>所謂商標專用權（以下簡稱商標權），是指經國家商標局核準注冊的商標只準許商標
注冊人專用，排除任何其它人使用的權利。商標權也是一種財產權，它與所有人的其它
財產一樣具有獨占性和排它性。
>商標權具有以下權利；
>1. 獨占權，指商標專用權的規屬，經注冊的商標，商標專用權歸商標注冊人所有，其
他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和擁有。
>2. 處置權，指商標注冊人有權依據法律的規定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商標，包括把注冊商
標轉讓給他人、許可其它人使用、還可以商標折價對其它企業入股投資。
>3. 使用權，指商標權人可以依據法律的規定使用其注冊商標，其他人不得任意干預或
侵犯。無論商標權人采取何種方式使用其商標，均包含著其對社會、消費者的義務，商
標權人不得違法使用其注冊商標，而且只有在法律的范圍使用才能受到法律的保護，否
則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4. 禁止權，指商標權人有權禁止未經許可任何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的商品上使用
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類似的商標，有權禁止他人偽造、擅自制造其注冊商標標識、服
務項目標志，同時禁止他人用不正當的手段侵害其合法權益。
>5. 續展權，指商標權人為了維護其商標專用權，在注冊商標有效期滿前6個月內或法
定期間內申請續展其注冊商標的有效期限。
>企業要加強商標專用權的管理
>第一，注意商標權的時間性。法律對商標權的保護有一定的期限，如果過了有效期限
而不再續展，則該權利自行終止。我國商標法第23條：注冊商標的有效期為十年，自核
準之日起算。另外該法對續展也作了規定，商標法第24條：注冊商標有效期滿，需要繼
續使用的，應當在期滿前六個月內申請續展注冊；在此期間未能提出申請的，可以給予
六個月的寬限期。寬限期仍未提出申請的，注銷其注冊商標。
>第二，注意商標權的地域性。注冊商標專用權依據商標法的規定成立，只有在該法的
有效施用范圍內才有效，超出范圍則該商標權失去其法律效力。為此企業在向海外銷售
其產品時一定要在銷售國內申請其商標注冊，以免陷入被動局面。近年來，我國的“杜
康”商標在日本、健力寶商標在韓國、索華商標在西班牙、青島啤酒在美國等，均由于
我國的出口企業到國外注冊商標申請太晚。被不法商人乘機搶注。目前，解決商標搶注
可以通過法律訴訟或協商兩種方法加以解決。一是通過法律訴訟奪回商標權。成功可能
性因案而定，一般情況下付出的代價是比較大的，如健力寶雖然在韓國奪回了商標權，
但付出了巨大代價。二是協商解決。但因主動權一般不在我方，很可能被國外不法商人
訛詐，不得不以重金換權利，如果失敗極有可能被外方起訴侵權，將不得不面臨索賠和
喪失出口國市場的危險。為此，筆者建議企業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及時確定產品出口
國。二是了解各國的有關法律規定，在產品出口以前及時辦理商標的國際注冊。三是在
注冊主商品商標的同時，要注冊為主產品所提供的相應服務的服務標識，作到有備無
患。
>第三，運用防御商標、聯合商標的策略，來預防和抵制他人的商標侵權行為。所謂防
御商標（defensive marks）又稱防護商標，是指同一商標所有人在本商標所使用的商
品以外的其他商品上注冊的同一商標。其中，最先注冊使用的商標為正商標，在類似商
品或其它商品上使用的商標為防御商標，如可口可樂在34類商品上注冊了防御商標，但
主要用在飲料產品上。聯合商標（associated marks）是指同一個商標所有人將自己
擁有的與其注冊商標相近似的若干商標，注冊于同種或類似商品上，從而形成多個或系
列商標的聯合。其中，若干近似的商標為聯合商標，最先注冊使用的商標為正商標。如
杭州娃哈哈兒童營養食品公司就向商標居申請注冊眾多的近似商標，如哈哈娃、娃娃
哈、哈娃哈等。
>商標專用權的保護
>作為市場經濟的組成要素的企業應如何對侵犯自己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筆者認為應
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考慮；
>1、輿論支持。可以通過新聞媒體、消費者協會等組織對注冊商標進行宣傳，并對侵權
者進行輿論譴責，從而達到減少被侵權的機會。
>2、行政干預。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責任和義務對注冊商標給予行政保護并對侵害
商標權的行為給予行政處罰。對于商標局初步審定的商標，依據商標法的規定，自公告
之日起三個月內，任何人均可以提出異議。凡認為商標局初步審定的商標同自己已經注
冊的商標或審定公告在先的商標相同或近似，均可要求商標局撤銷這一初步審定公告的
商標。如果自己的商標權被侵害，應及時向工商部門舉報，工商部門會依職權責令侵權
人停止侵權行為、進行罰款、責令侵權人賠償商標權人的損失。
>3、司法保護：我國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侵犯知識產權罪第
213條、第214條、第215條規定了侵犯商標權犯罪，民法通則規定商標權人有權要求侵
權人對侵權行為承擔民事責任，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也就商標權人合法
權益的保護做了明文規定。被侵權的企業應積極運用法律武器，通過訴訟程序保護自己
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
>
>
>
>作者：魏紅亮
>單位：中國水利投資公司
>地址：北京市宣武區白廣路2條
12號（100053）
篇（6）
>我們知道企業的“商標專用權”是企業的一種無形資產，一個有良好信譽的公司，他
的著名商品的品牌一般都具有很高的價值，如著名的可口可樂這個品牌的價值高達360
億美元，萬寶路“MALBORO”達300億美元等，這些著名的品牌給公司帶來巨大的商業利
潤。對這種無形資產的浪費或其受到非法侵害，企業無疑將受到巨大損失。國內一些知
名企業如北京“同仁堂”、“五星”啤酒等的“商標專用權”就分別被外國的相關企業
在其所在國內注冊。致使“同仁堂”和“五星”不能在該地區以“同仁堂”和“五星”
品牌銷售。給我國的企業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雖后經努力又恢復了專用權，但造成的
經濟損失是無法挽回，受到的教訓是深刻的。另據深圳某報報道：某公司申請注冊了包
括“康佳”、“長虹”等國內知名品牌的商標在其它領域的專用權。據息“康佳”、
“長虹”等正在通過向國家商標局提出商標異議、訴訟、談判等方式恢復其商標專用
權。這無疑給公司造成巨大的經濟和人力損失。這些教訓都是值得我們深刻吸取的。
>商標專用權的內容
>所謂商標專用權（以下簡稱商標權），是指經國家商標局核準注冊的商標只準許商標
注冊人專用，排除任何其它人使用的權利。商標權也是一種財產權，它與所有人的其它
財產一樣具有獨占性和排它性。
>商標權具有以下權利；
>1. 獨占權，指商標專用權的規屬，經注冊的商標，商標專用權歸商標注冊人所有，其
他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和擁有。
>2. 處置權，指商標注冊人有權依據法律的規定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商標，包括把注冊商
標轉讓給他人、許可其它人使用、還可以商標折價對其它企業入股投資。
>3. 使用權，指商標權人可以依據法律的規定使用其注冊商標，其他人不得任意干預或
侵犯。無論商標權人采取何種方式使用其商標，均包含著其對社會、消費者的義務，商
標權人不得違法使用其注冊商標，而且只有在法律的范圍使用才能受到法律的保護，否
則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4. 禁止權，指商標權人有權禁止未經許可任何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的商品上使用
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類似的商標，有權禁止他人偽造、擅自制造其注冊商標標識、服
務項目標志，同時禁止他人用不正當的手段侵害其合法權益。
>5. 續展權，指商標權人為了維護其商標專用權，在注冊商標有效期滿前6個月內或法
定期間內申請續展其注冊商標的有效期限。
>企業要加強商標專用權的管理
>第一，注意商標權的時間性。法律對商標權的保護有一定的期限，如果過了有效期限
而不再續展，則該權利自行終止。我國商標法第23條：注冊商標的有效期為十年，自核
準之日起算。另外該法對續展也作了規定，商標法第24條：注冊商標有效期滿，需要繼
續使用的，應當在期滿前六個月內申請續展注冊；在此期間未能提出申請的，可以給予
六個月的寬限期。寬限期仍未提出申請的，注銷其注冊商標。
>第二，注意商標權的地域性。注冊商標專用權依據商標法的規定成立，只有在該法的
有效施用范圍內才有效，超出范圍則該商標權失去其法律效力。為此企業在向海外銷售
其產品時一定要在銷售國內申請其商標注冊，以免陷入被動局面。近年來，我國的“杜
康”商標在日本、健力寶商標在韓國、索華商標在西班牙、青島啤酒在美國等，均由于
我國的出口企業到國外注冊商標申請太晚。被不法商人乘機搶注。目前，解決商標搶注
可以通過法律訴訟或協商兩種方法加以解決。一是通過法律訴訟奪回商標權。成功可能
性因案而定，一般情況下付出的代價是比較大的，如健力寶雖然在韓國奪回了商標權，
但付出了巨大代價。二是協商解決。但因主動權一般不在我方，很可能被國外不法商人
訛詐，不得不以重金換權利，如果失敗極有可能被外方起訴侵權，將不得不面臨索賠和
喪失出口國市場的危險。為此，筆者建議企業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及時確定產品出口
國。二是了解各國的有關法律規定，在產品出口以前及時辦理商標的國際注冊。三是在
注冊主商品商標的同時，要注冊為主產品所提供的相應服務的服務標識，作到有備無
患。
>第三，運用防御商標、聯合商標的策略，來預防和抵制他人的商標侵權行為。所謂防
御商標（Defensive Marks）又稱防護商標，是指同一商標所有人在本商標所使用的商
品以外的其他商品上注冊的同一商標。其中，最先注冊使用的商標為正商標，在類似商
品或其它商品上使用的商標為防御商標，如可口可樂在34類商品上注冊了防御商標，但
主要用在飲料產品上。聯合商標（Associated Marks）是指同一個商標所有人將自己
擁有的與其注冊商標相近似的若干商標，注冊于同種或類似商品上，從而形成多個或系
列商標的聯合。其中，若干近似的商標為聯合商標，最先注冊使用的商標為正商標。如
杭州娃哈哈兒童營養食品公司就向商標居申請注冊眾多的近似商標，如哈哈娃、娃娃
哈、哈娃哈等。
>商標專用權的保護
>作為市場經濟的組成要素的企業應如何對侵犯自己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筆者認為應
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考慮；
>1、輿論支持。可以通過新聞媒體、消費者協會等組織對注冊商標進行宣傳，并對侵權
者進行輿論譴責，從而達到減少被侵權的機會。
>2、行政干預。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責任和義務對注冊商標給予行政保護并對侵害
商標權的行為給予行政處罰。對于商標局初步審定的商標，依據商標法的規定，自公告
之日起三個月內，任何人均可以提出異議。凡認為商標局初步審定的商標同自己已經注
冊的商標或審定公告在先的商標相同或近似，均可要求商標局撤銷這一初步審定公告的
商標。如果自己的商標權被侵害，應及時向工商部門舉報，工商部門會依職權責令侵權
人停止侵權行為、進行罰款、責令侵權人賠償商標權人的損失。
>3、司法保護：我國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侵犯知識產權罪第
213條、第214條、第215條規定了侵犯商標權犯罪，民法通則規定商標權人有權要求侵
權人對侵權行為承擔民事責任，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也就商標權人合法
權益的保護做了明文規定。被侵權的企業應積極運用法律武器，通過訴訟程序保護自己
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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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紅亮
>單位：中國水利投資公司
>地址：北京市宣武區白廣路2條12號（100053）
篇（7）
在云南茶農心中，茶是圣物。每年在采春茶的季節到來時，無論哈尼、基諾、壯、佤族都會不約而同地舉行祭茶儀式。祭茶是茶農對天地的感激，對先民的懷念，更是對未來的祈福。在云南普洱茶產區有的祭的是古茶樹，有的祭的是一方山神，還有更多的是祭拜“茶祖”——孔明。
可是為什么云南人不祭神農、陸羽為“茶祖”而偏偏祭拜孔明呢？這還得從諸葛亮（孔明）南征說起。云南攸樂茶山的基諾族傳說，是諸葛亮南征時遺留下來的。諸葛亮給他們茶籽，讓他們安居下來，種茶為生。基諾族自稱“丟落”，世代尊奉孔明。清朝道光年間編撰的《普洱府志·古跡》中有記載：“六茶山遺器俱在城南境，舊傳武侯（武侯是指三國時期的蜀相諸葛亮）遍歷六山，留銅鑼于攸樂，置銅于莽枝，埋鐵磚于蠻磚，遺木梆于倚邦，埋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名其山。莽枝、革登有茶王樹較它山獨大，相傳為武侯遺種，今夷民猶祀之”。該志還提到，大茶山中有孔明山（在勐臘縣象明鄉西100里處）。古茶山中的孔明山巍峨壯觀（民間傳說射箭處是普洱府城東南無影樹山），上有祭風臺舊址。
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記》中描繪道：“其冶革登山，有茶王樹，較眾茶獨高大，相傳武侯遭種，夷民當采時，先具酒醴禮祭于此。”每年農歷七月二十三日諸葛亮誕辰這天，茶山各村寨都要舉行集會，稱為“茶祖會”。2005年3月底，在云南勐臘縣勐侖鎮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舉辦了“紀念孔明興茶1780周年暨中國云南普洱茶古茶山國際學術研討會”，人們以紀念茶祖孔明、振奮云南茶界精神為名，提出了全面振興普洱茶古茶山（茶產業、茶文化、茶旅游）等具有現實意義的命題。
兵馬俑為何一律不戴頭盔
文/厲男
秦始皇的兵馬俑有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現象：大量的士兵頭上戴著一種小圓帽，考古人員證實，這是一種麻布做的頭巾。軍官模樣的戴著牛皮做的板狀帽子。更多的士兵則把長發盤在頭上，挽成一個個發髻。無論是士兵還是軍官，秦軍一律不戴頭盔。他們不僅不戴頭盔，身上穿的鎧甲也很簡潔。
篇（8）
The normal form of “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
“two modes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thinking pattern of “onetwo”:
the sources of the thinking culture of Chinese esthetics spirit
Abstract: Originated from the unique and profound national thinking culture， Chinese aesthetics takes “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 as its consummate state and typical theoretical form. At first， the typical form of “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 is basically constructed by aesthetic contradictory elements， such as two sides， two opposing extremes， two terminals， (namely， two） and so on， which just carries on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concept of “things are produced with two” in Chinese tradition or the type of “two modes of Yin and Yang” described in Yi. Secondly， the thinking of “inseparable dual two” in Chinese tradition fundamentally differs from the modern western thinking of dualism with subject and object being separated.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is that the thinking of “inseparable dual two”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cardinal principle of “one”，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ne” and “two”.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setting up “two” is to expound “one”. Thirdly， the “one” explicated from the “two” essentially possesses the meaning of “mid” (appropriateness）. The combination of “appropriateness” with the classical aesthetic idea of that “Beauty is harmony” formed the Chinese unique aesthetical normal form of “appropriateness harmoniousness”.
Key words: normal form of appropriateness & harmoniousness; thinking of “two modes of Yin and Yang”;“ onetwo” model; category of “mid”
美學作為一種理性形態、概念形態的審美意識，它的產生和發展終究離不開它所憑依的思維文化傳統。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思維文化，就必會有什么樣的美學理想。從這個角度說，“和諧”作為整個古典時代人類普遍崇奉的美學理想，放在不同民族的思維文化語境中，就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論范式。所以我曾指出，古典美學在表達“和諧”之美的理想范式方面中國同西方就不太一樣，西方講和諧偏重“寓多于一”的“調和”之美，而中國講和諧則偏重“執兩用中”的“中和”之趣。［1］現在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中國美學在審美理想上為什么會形成這一“中和”范式？它所依恃的思維文化根源是什么？這便是本文著重探究的問題。
一、“中和”范式與“耦兩”思維
所謂“中和”范式，簡單說就是指中國美學在解釋“美是和諧”這一本體規定時，著重強調審美事物、審美系統中相互矛盾、彼此對峙的兩個方面，或兩極、兩端……之間不偏不倚均衡持中的和解與統一。它把這種均衡持中的和解統一狀態視為審美、藝術的最高理想、原則、目標和境界。值得重視的是，這種美學本體論思維有一個關鍵點，那就是最終的均衡持中和解統一（即“一”）是以矛盾的兩面、兩極、兩端……（即“兩”）為基本架構的。所以，中國美學特別注重美的事物之間和藝術事象內部的對耦性結構關系，特別喜歡在兩兩相對的審美矛盾因素之間思考問題，特別擅長用素樸辯證的“二分”法來認識和解釋審美世界。換句話說，中國的美學與哲學一樣，其所凝視的核心問題既不是一元論，也不是多元論，而是二元論。不過這種二元論思維與西方近代主客二元的形而上學思維不是一回事。它是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一種特有模式。我把它稱為“耦兩”思維，或以《周易》為范本的“陰陽兩儀”思維。這一辯證思維用兩兩相對的視角來觀察、解釋萬事萬物，用“物生有兩”的理念，用“陰陽兩儀”的范式，用“只是二”、“無一亦無三”的哲學來領會、說明此在世界。顯然，對中國美學研究來說，這是一個需要投以極大關注的重要問題。因為這一“物生有兩”的，或“只是二”、“無一亦無三”的哲學理念，正是中國美學以“中和”為尚的本體理論所難以超逸的思維文化背景。
簡言之，“中和”之美所對應的思維文化依據必是“耦兩”模式，或者說，“中和”范型（作為“一”）之所系者，唯“耦”唯“兩”也。
早在春秋時代，晉國史墨就提出了“物生有兩”的著名命題。原話是這樣說的：
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
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2］
這里的“兩”，不是一個簡單的數詞，而是指事物相互矛盾的兩方面，或者是一種對耦兩立的矛盾關系。當然，這個“兩”也不是簡單的平分并列關系，而是由主輔兩方面所構成，即所謂“有陪貳”、“皆有貳”（“貳”有副、次要義）等。但這個“輔”的方面也并非可有可無、無足輕重，而是與“主”的方面對耦并立、缺之不可的，這從“貳”也有“匹敵，比并”的意思即可看出。所以“物生有兩”的命題初步提出了一種“凡物無獨有偶，一切莫非兩極”的“二元”論認識規則，亦可稱“耦兩”型或“陰陽兩儀”型思維模式，盡管晉國史墨提出的這一規則和模式在“一兩”觀念的演變中還相對簡單，但也是最基本的。
在推進“物生有兩”觀念方面，《易經》無疑是很典型的。但我們想把這個問題放在后面談。稍后孔子在“物生有兩”基礎上提出了“執兩用中”說。孔子的貢獻在于將尚比較抽象的“耦兩”思維模型具體闡釋為“執兩用中”的思想方法，用來解決現實問題，他說：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其斯為為舜乎！”（《中庸》第六章，重點號引者加）［2］這一“執兩用中”的命題，無疑是孔子“中庸”哲學的一大體現。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執其兩端”的思想。孔子繼承了“物生有兩”觀念，把“兩”具體化為“兩端”，以承認事物矛盾“兩端”為其中庸哲學的基礎和前提。“兩端”就是事物相互矛盾對立的兩方面；孔子認為觀察世界、處理問題就是抓住這兩方面，而不是抓住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就是要“叩其兩端”（《論語·子罕》）［2］，而反對“攻乎異端”（《論語·為政》）［2］。承認并重視事物存在著兩兩相對的矛盾性，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特點。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事物矛盾雙方（“兩端”）的折中與和解，從而建立了儒家的中庸哲學與中和美學。這應當說是對“物生有兩”觀念的一種深化，也同時是一種功能化、實踐化、“方法”化。
老、莊其實更突出了“耦兩”思維。《老子》提出了一系列兩兩相對的矛盾概念，諸如：大小、高下、有無、難易、長短、前后、正反、正奇、美惡、巧拙、智愚、雄雌、強弱、剛柔、陰陽、盈虛、禍福……等等，這說明《老子》是承認“兩”（矛盾）的存在，并圍繞著“兩”（矛盾）來思考問題的，而它處置，闡釋這一系列兩兩相對的矛盾概念的方法則是：
“正言若反。”（第六十四章）［3］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3］
也就是說，在《老子》看來，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是兩兩相對的，是彼此相反互相對峙的，另一方面，事物的矛盾、差異、對立又是相對的，是處于不斷相互轉化中的。這樣，《老子》在“物生有兩”的思維中就貫徹了相當深度的辯證法思想。莊子沒有堅持老子的這一辯證法思想，而是將“物生有兩”引向了相對主義。他的出發點當然也是“兩”（矛盾），即圍繞著物與我、是與非、此與彼、生與死、天與人……等矛盾關系來思考，但其提出的“兩行”說卻是旨在“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莊子·齊物論》）［3］，也就是消解矛盾，泯除差別，使“兩”通同為“一”。這樣一來，《莊子》似乎遺棄了“物生有兩”觀念，但實際上仍沒脫離“耦兩”模式。無論是老子的辯證法，還是莊子的相對主義，都不外乎以“物生有兩”的觀念為思維基礎和邏輯前提。可以說，沒有這一觀念，就不會有《老子》和《莊子》。
再看看“物生有兩”觀念在漢代以后的發展。
董仲舒非常注重事物間的兩極耦合之關系。他認為：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
必有里。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物莫無合。”（第350頁)［4］
這里的“合”，是耦兩、耦合之意。“物必有合”、“物莫無合”，也就是凡物沒有不成雙成對的，“耦兩”、“耦合”是世間萬物存在的普遍性狀，普遍形式。這可以說是“物生有兩”觀念的具體發展。
至宋明之際，這一觀念更見明確而精微。邵雍說：“元有二”（第26頁）［5］；張載說：“不有兩則無一”；“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第33頁，34頁）［5］；王安石提出“道立于兩”的命題，指出“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于無窮”（第52頁，53頁）［5］，這就把“耦兩”關系進一步推向了本體化層面。程顥則認為：“萬物莫不有對”；“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第72頁）［5］；程頤也說；“道無無對”；“無一亦無三……只是二也”（第80頁）［5］。這與王安石一樣，也是從本體論的角度闡述“物生有兩”觀念，但比王安石更進一步確認了“耦兩”關系的絕對性。朱熹進一步闡發二程說：“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如“道”看似“獨”，但“道”實又與“器”相對，所以，“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個是處”（第116頁，115頁）［5］。“天下事都尖斜了”，也就是違反了兩兩相對的均衡持中原則，是沒有道理的，所以必定是“相對”、“有對”的。葉適對此的認識也極精辟，他說：“古之言道者必以兩”；“凡天下之可言者，皆兩也，非一也”（第167頁）［5］。這就突出了“兩”（矛盾對立）在事物結構中的本體性意義。李贄則從反對“一生二”的傳統觀念出發，斷言“然則天下萬物皆生于兩，不生于一，明矣”（第232頁）［5］。李贄的“皆生于兩”論，顯然帶有一定的反封建、反理學的傾向，但與傳統的“耦兩”思維也無疑是一脈相承的。
二、“中和”范式與“一兩”模型
中國傳統“耦兩”思維在結構上看似“二元”論，但實際上與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元思維根本不同，其本質差異就在于“耦兩”思維不脫離“一”的基本原則和精神。也就是說，“耦兩”思維仍是在“一兩”模型中進行的，“一”與“兩”始終被置于一種整體性的關注之下，立“兩”最終是為了明“一”。
我們可以《易經》的“陰陽兩儀”觀念為范例說明這一點。先秦時期，真正從理性層面上推進和完善了“物生有兩”思維的是《周易》的“陰陽兩儀”觀念。《說文解字》（引《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莊子》也說過：“《易》以道陰陽”（《天下篇》）［3］。這說明《周易》的義理體系是以陰、陽這一對矛盾范疇為基點建構起來的。《周易》以陰、陽關系闡發義理，也就是在兩兩相對的矛盾關系中解釋世界。我們把《周易》的這一解釋理論名之曰“陰陽兩儀”模式。
“陰陽兩儀”作為《易經》的一種思維模式，它所指涉的內涵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世界萬物無不由兩兩相對的“陰”、“陽”這對矛盾所構成。“—”“ ”這兩個基本符號，其涵義即為相互矛盾、兩兩對立的陰、陽關系。由這兩個基本符號的不同排列、重疊與組合，形成各種卦象，展開各種矛盾對立關系（范疇），如乾與坤、否與泰、損與益、健與順、剝與復，平與陂等等。這里所遵循的思維原則是，陰、陽兩種因素之間的關系是彼此矛盾的，相反相對的，而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差異、差距、差別等。比如天和地是彼此矛盾的、相反相對的，它們合乎“陰陽兩儀”中“兩”的條件；而天和云、地與草等等之間卻不符合這一方面的條件，因為它們之間只有簡單的差異或差別，卻沒有截然分明的矛盾對立關系。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具備這種矛盾對立關系的兩種因素，才是“陰陽兩儀”模式中“兩”的本質含義。對此，宋明之際的思想家給予特別的重視和強調。如周敦頤說：“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第3頁）［5］；邵雍說：“太極既分，兩儀立矣。”（第22頁）［5］；張載說：“天包載萬物于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第40頁）［5］；朱熹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第91頁）［5］；“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第112頁）［5］；“圣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只是陰陽而已”（第118頁）［5］，等等。這表明注重“陰陽兩儀”模式中“兩”的基本構成意義，已成中國傳統思維的重要路數。
另一方面，“陰陽兩儀”也并不意味著陰、陽這兩種矛盾因素之間是一種相互排斥、尖銳對抗、勢不兩立的關系；相反，它們所表征的恰恰是矛盾雙方的互依并生，相成相濟，均衡融通，守中致和。一句話，它強調兩種矛盾對立因素（“兩”）之間要達到均衡持中（“一”）的最終勢態、結果、目標、境界。比如，從根本上說，《易經》之義理，貫徹始終的就只是一個“陰陽之和”。這個“陰陽之和”，就是講陰、陽之間不能悖反，不可隔離，而應相互交通，彼此構合，使之絪緼不測，渾融如一。表現在卦爻之象上，即陰、陽相遇（合）則通，陰、陽相隔（離）則閉。也就是說，凡陽爻之行，遇陰爻則通暢，而遇陽爻則受阻。易學大師尚秉和先生曾說這是“全《易》之精髓”。我們不妨以“泰”、“否”兩卦為例來進一步讀解一下這個“精髓”。我們知道，泰卦是“?瘙棯”，呈一種下乾為天，上坤為地之象。《周易集解》（［唐］李鼎祚）引荀爽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為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這里的“相交”，也就是天地（陰陽）二氣相互交接、融合之意。泰卦呈現的是乾坤（天地、陰陽）二氣相交相合之意象，所以為“泰”（通泰）。而否卦則相反，為“?瘙棲”，呈一種上乾為天，下坤為地之象。《集解》引宋衷曰：“天氣上升而不下降，地氣沈下而不上升，二氣特隔，故云‘否’也”。這里的“隔”即分隔、隔離，不相交合之意。乾坤（天地、陰陽）二氣不相交合，故萬物生養不得暢通，所以為“否”（否閉）。從對“泰”、“否”兩卦的讀解我們可以看出，《易》之精髓只一個“和”字，講究陰陽和合則通泰，陰陽隔離則否閉；也就是要求在事物矛盾雙方的關系中，反對分離和對立，強調中和與統一。換言之，“陰陽兩儀”模式的核心義理就是基于“兩”而歸于“一”。《周易·說卦》甚至指出，“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后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即認為水與火，雷與風，山與澤這些截然相對的事物之間也相連相通，不相悖逆，且惟有如此，才會有萬事萬物的變動不居，生生不息。所以《易·系辭下》說：“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顯然，“陰陽兩儀”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生命模式，概括的是一種生命精神。這種生命模式、生命精神就是，陰陽和合則“生”，陰陽隔離則“息”。惟有由“兩”歸“一”，才體現“生”這一“天地之大德”。
以上兩個方面，體現了“陰陽兩儀”模式所包涵的“一”、“兩”關系構成了該模式的基本義理內涵。 顯然，《易經》所貫穿的“陰陽兩儀”模式就是“一兩”思維的典型產物。《易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系辭上傳》第五章）［2］，可以說是對“陰陽兩儀”模式的概要解說。“一陰一陽之謂道”講的是“一”（“道”）化為“二”，“陰陽不測之謂神”則講的是“二”合于“一”（“神”）。《易傳》還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系辭上傳》第十一章）［2］“兩儀”即為“兩”，“太極”則為“一”。這句話包含著“兩”生于“一”的宇宙發生論觀念。到宋明理學那里，“道”與“陰陽”、“太極”與“兩儀”之間所體現的這種“一”、“兩”關系更得到進一步闡發。程頤講：“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第81頁）［5］朱熹說：“蓋五行之變，至于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第92頁）［5］“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第101頁）［5］這實際上是在說，世界萬物千差萬別，然皆不出“物生有兩”、“皆各有耦”、“無一亦無三”之理；同時陰、陽作為“兩”、“耦”又是“道”這個本體“一”的所“為”所“用”，其究竟歸于“道”這個“一”。“一兩”之間實為“體用不二”。陸九淵則將“陰陽兩儀”中的“一”、“兩”關系視為“道”、“器”一如的關系。他從《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出發，指出那種把“太極”和“陰陽”分開來的說法是“昧于道器之分”。他說：“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第126頁）［5］這里將“陰陽”視為本體“道”（或“太極”）的最直接、最原初、最普遍的存在性狀和生成形式，實際上就是用“體用不二”來解釋“一兩”關系了。
所以，宋明理學在對普遍一般的“一兩”模型的解釋上，既秉承“物生有兩”的“耦兩”思維（如前所述），更注重從“體用不二”的理論維度來表述“一”、“兩”關系。換言之，宋明之際固然大大發展了“耦兩”或“二端”思維，但并沒有離開“一”的原則。相反，“一”與“兩”始終被置于一種整體的關注之下，而且立“兩”最終是為了明“一”。邵雍說：“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第26頁）［5］這是傳統的“一生二”觀念的新表述，是在縱的生成論層面上談“一兩”關系。朱熹講的是“獨中又自有對”，也就是“一中又自有對”，再明確一點，就是“一便對二”（第116頁）［5］。沒有孤獨無對的“一”，任何“一”都源于“二”、見于“二”。葉適所講的“道原于一而成于兩”（第167頁）［5］，基本也是生成論意義的表述；而王守仁所謂“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第210頁）［5］，則是對“一兩”模型既是生成論也是本體論的闡發。
正是圍繞著“一兩”模型來思想，中國美學在審美本體論上建構了“中和”范式。
三、“中和”范式與“中”范疇
無論是“物生有兩”還是“陰陽兩儀”，其在思維形式中雖都體現著“二元”架構，都以“兩”為立論基礎和邏輯前提，但其最終的理論旨歸和價值取向還是“一”。然而“一兩”模型中的這個“一”，不是“一多”思維中“寓多于一”的“整一”，而是將矛盾雙方導向均衡折衷狀態的“中”。也就是說，“一兩”模型中的“一”，即“中”也。
“中”作為中國思想文化中的一個最高范疇，它在孔子那里指的是一最高道德，即所謂“中庸之謂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2］在《中庸》那里指的是一本體概念，即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第一章）［2］而在《易經》中，“中”則是一理想境界。根據劉大鈞先生的研究，《易傳》里談“中”的地方很多，特別是《彖》、《象》講“中”處尤多，僅對“中”的稱謂，如“中正”、“得中”“中道”、“中行”等就有29種，其中分布在《彖》共36卦之中，分布在《象》共38卦、43爻之中；而且這些稱“中”的卦爻都是吉卦、吉爻。《易傳》里這種崇“中”思想又本于何處呢？劉大鈞指出“實為繼承《周易》古經而來”。（第29-31頁）［6］
“中”在《易經》中不僅是“吉”，而且更是“美”，它尤具審美的象征意味。換言之，《易經》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核心即一個美學意義的“中”字。我們知道，《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分六爻，六爻分處的六級等次，稱“爻位”。其中，初、二、三爻組成下卦，四、五、上爻組成上卦。我們可以看到，在下卦中，二爻居中位；在上卦中，五爻居中位。這兩個中位均象征事物守持中道，行為不偏。凡陽爻居中位，象征“剛中”之德，陰爻居中位，象征“柔中”之德。若陰爻處二位，陽爻處五位，則是既“中”且“正”，稱為“中正”，在《易》爻中尤具美善的象征。但若將“中”爻和“正”爻作比較，“中”又優于“正”。《折中》指出：“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則無不正也。” (轉引《周易譯注》第43頁)［7］這說明《易經》是以“中”為核心范疇的。如果說“正”更偏于“善”的話，那么“中”則更偏重于“美”。
這種以“中”為理想境界的觀念，在般若佛學“有無一觀”的所謂“中道”思想及其“物我俱一”、“妙存環中”（東晉僧肇語）的理論中發展著，而在宋明哲學那里尤得到推重和弘揚，而不論其為唯物派還是唯心派。周敦頤一句“中而已矣”，成為宋明之際哲學的中心話題。周子解釋“中”說：“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圣人之事也。”（第7頁）［5］“中”既是本體范疇，也是人格境界。這與《中庸》的說法如出一轍。程顥則以“中”為人之本，他說：“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第73頁）［5］。這一“中則為人”的觀念建立在陰陽兩兼的基礎上，也極有思想力度。前述朱熹所講“獨中又自有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體現的其實也正是“中”的理想。因為所謂“尖斜了”，也就是喪失了“對”，悖離了“中”。陸九淵則反對朱熹將“太極”又說成“無極”，認為：“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第124頁）［5］陸氏之說也是將“中”視為本體概念。重要的是，他指出“極”就是“中”，而這個“極”，亦即前述“一兩”思維中的“一”。所以“一”也就是“中”。王守仁同樣強調“不可各執一邊”；矛盾雙方“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體各有未盡”。他主張要做“相取為用”的“中人”（即“守中之人”），因為“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第205頁）［5］由上可見，凡此諸說，無不突出、標舉、推崇一下“中”字。“中”，成了中國傳統思想中一個具有絕對的本體意義和普遍的道德價值的范疇，而且尤是一個最理想最典范的審美范疇。
中國哲學、美學之所以更多地講“中”，蓋因“中”在義理層面上與“一兩”模型或“陰陽兩儀”范式直接關聯。“中”實際上就是“兩”所本原、所歸合的“一”（“道”、“常”、“極”等）。程頤說：“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第79頁）［5］葉適說：“道原于一而成于兩。……然則中庸者，所以濟物之兩而明道之一者也。”（第167-168頁）［5］……這些表述，非常明確地指出了“中”（或中庸）與“一兩”模型或“陰陽兩儀”范式的內在邏輯關系，尤其明確點出了“中”、“一”互見的道理。
“中”作為“一”，確切地說，作為由“兩”所依所濟的“一”，在中國美學的話語體系中，則與“美是和諧”這一人類普遍的古典美學理念結合起來，形成了“中和”這一特有的中國美學本體論范式。這一“中和”范式在具體的審美和藝術觀念中是這樣表述的，即所謂“相樂”、“皆得”、“兼備”、“交融”、“互應”、“相生”、“兩忘”、“俱一”……等等。顯然，這樣的表述是真正中國化、民族化的，同西方講究“雜多導致統一”（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調和”之美，講究“原來零散的因素結合成為一體”（亞里士多德）的“整一”之美可謂迥然異趣。在這些中國特色的美學話語里，我們看到更多的不是（像西方那樣）對以部分與整體（“一多”）關系為核心的整一性、有機性、結構性的強調，而是對體現在兩兩相對的矛盾統一（“一兩”）關系中的對偶性、均衡性、折衷性的推崇。它們集中體現了“合兩致一”的傳統思維路數，貫穿了“中”這一華夏美學本體理念和最高理想，落實了“執兩用中”的中國古典主義“中和”美范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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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電位移矢量：電位移矢量是在討論靜電場中存在電介質的情況下，電荷分布和電場強度的關系時引入的輔助矢量，即是一個用以描述電場的輔助物理量，用符號D表示；
電位移矢量的理解為電荷有兩種，即自由電荷與感應電荷，電位移矢量表示的就是只有自由電荷產生的電場；
物理意義：通過任意閉合曲面的電位移通量等于該閉合面所包圍的自由電荷的代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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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兩委會聯席會議由村黨支部、村委會全體成員組成，會議由村黨支部召集，黨支部書記主持。
二、兩委會定期召開，一般一月一次，遇到重大問題或特殊情況時隨時召開。
三、兩委會召開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員參加，經到會成員過半數通過形成意見。
四、兩委會議題般由黨支部選定，村委會十分之一以上村民
聯名也可以提出議題，單村委會或十分之一上的村民聯名提出的問題，在兩委會召開前都要書面提交黨支部，黨支部在接到議題的15日內必須召開會議。
五、兩委會的主要內容：
1、總結前一階段村里工作，安排近期或下階段工作。
2、研究落實上級黨委政府有關精神和工作部署的方案。
3、討論黨支部提出或受理的議題，并形成決策意見。
4、研究確定召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的有關事項。
5、研究議題所涉及的重大事務及有關準備工作。
6、研究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決定實施過程中的有關問題。
六、兩委會對重大問題(如宅基地劃撥；計劃生育指標的安排；
征用土地補償費使用方案；財物分配方案；村上的公共項目建設)
提出意見，交全體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通過后，由村委會負責實施。
七、兩委會人員半年或全年的評議要擴大到村組以上干部。
村民代表會議制度
一 、村民代表會議由支村兩委成員和村民代表組成，村民代表總數不得少于村民代表會議成員總數三分之二，村民代表會議實行例會制度，由村委會主任召集和主持，一般一季度召開一次，必要時可隨時召開，出席會議人員不得少于應到會議人數的三分之二，它討論決定村民會議授權的事項，所作決定應當由到會人數半數以上通過。表決結果要在村務公開欄或村里顯要的位置公布。
二、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10戶左右推選1人組成，其中必須有婦女代表，多民族的村應當有各民族的代表，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 、村民代表會議的議事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黨支部和村委會根據上級的要求和本村實際確定；二是五分之一的村民提出的問題。
四、村民代表會議的職責：
1、討論決定村委會年度工作計劃和村級財務預決算，以及村委會提出涉及村政村務方面的重要問題。
2、監督村委會工作。
3、向群眾宣傳村民代表會議決議，并帶領群眾執行。
篇（11）
在漢代“家”,有兩種含義;第一種意思是,《漢書》言諸《易》家說,皆祖田河、楊叔、丁將軍;第二種意思是“家世傳業”,如橋仁的《禮》、歐陽氏的《書》。本文所論即“家世傳業”意義之家學。
家學顧名思義乃家傳之學,又稱“家業”,傳家世襲的學業才稱得上家學。漢武帝以后,在“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的影響下,漢朝的學校教育得到普遍發展,再加上以“經學取士”為重要內容的選官制度的確立,兩漢家學也得以蓬勃發展。主要根據兩《漢書》,并參考《八家后漢書輯注》、《兩漢三國學案》等其它史料,筆者經過粗略統計,發現明確表述有家學情況的經學世家約有百家之多。
家學是兩漢經學內容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亦是兩漢經學史上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家學所傳習的內容也很寬泛,并不是僅僅局限于經學范疇。他們或者子承父業世代相傳、家業不斷,如孔氏之學;或者族內相承以傳其學,如大、小夏侯之學;或者如睢孟授業其姊子顏安樂以傳其學。雖然情形各有不同,但他們父以傳子,師以傳弟,并且開門授徒,為兩漢經學的傳承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漢書•儒林傳》中記載“某氏之學”亦是從家學的角度展示了兩漢經學的發展,如治《尚書》的“歐陽氏學”,治《詩》的“韋氏學”,治《禮》的“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治《春秋》的“尹氏學”等。
家學通過父子相傳,世代承襲的方式,不僅在兩漢學術而且在政治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方面,這些經學之家是漢代文化的重要傳承者,對兩漢經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方面,家世經學常常形成累世公卿,這些由家學而致仕的勢力也是構成兩漢時期國家政權的基礎之一。家學中多是名儒碩士,且常常擔任重要官職,積極地參政議政。尤其是世代傳經、地位顯赫的經學世家,他們或代為帝師,或世居顯位,不僅是發展兩漢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要力量,也是當世國家政治力量的組成部分。
一、家學首先影響漢代統治階級的教育
兩漢許多帝王都貫通五經,尊師崇儒,許多諸侯王和皇室子弟也都養成了崇儒好學的風氣。他們學識品行的養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臣教育的影響。家學中因傳經學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擔任帝師或者太子太傅。他們或親自執講,或開辦學校,在其倡導下,興學重教也成為評價官吏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
1.家學首先直接影響漢代帝王,影響最高統治者的文化取向、價值觀念等,由此有力地促進了家學本身及兩漢經學的發展。
家學中多有為帝王師者,西漢后期時韋賢、韋玄成及其兄子韋賞皆以《魯詩》顯貴。韋賢為人質樸少欲,篤志于學,兼通《詩》、《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曾教授昭帝《詩》;玄成兄子韋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韋氏家族如此顯赫,以致鄒魯一帶人皆以經書貴于黃金。高詡的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伏理以《詩》授成帝;孔霸則以帝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
東漢時明帝以下五從桓氏受《歐陽尚書》。桓榮之子桓郁授章帝、和帝,郁子桓焉則授安帝、順帝,都深受恩寵,聲名顯赫。桓氏門徒身居高位者亦眾,像丁鴻、楊震、朱寵、黃瓊以及楊震之子楊秉、孫楊賜,都曾位至三公。另外,包福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在漢代隆儒的氛圍中,再加上家學的影響,帝王多養成崇儒好學的風氣。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光武帝“愛好經書,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遺”;明帝曾“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章帝也“降義好儒”。直到東漢末,漢獻帝亦好文學。統治者有如此崇儒好學的風氣,也必然有助于經學的發展和家學的繁榮。
東漢時期的君主教育內容幾乎成了清一色的儒家經學,這既是儒學得以獨尊的有力保證,也是家學和經學教育得以興盛的巨大動力。一方面經學給統治者提供了維護統治的理論根據,另一方面皇帝好儒,創設太學,主持召開經學會議,也是經學得以昌盛的政治保障,從而刺激家學的發展。
2.家學影響皇太子和諸侯王的教育。
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為保證其能繼承大統,特設師傅之官,其制殷周既已有之。在兩漢,太子的教育同樣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賈誼認為“天下之命,縣與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是故為太子選傅應該受到重視,所謂“選左右,早諭教最急”。他還認為教導太子與治國有很大的關系:“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家學中任太子太傅或者少傅者甚多,他們直接影響著太子的受教育。
西漢武帝以前,為太子太傅者,除叔孫通為文學博士外,其他或者如石奮“無文學”,或者如衛綰“以戲車為郎”。漢宣帝以后,太子師傅一職人選由“忠厚恭謹”型轉變為“明經篤行”型。這期間擔任太子師傅的人中,除張譚因“廉潔節儉”見稱外,其余都是由知識淵博的經學碩儒擔任。他們或者是專通一經,或者是他兼通它經,不僅起著輔助、保翼的作用,還起著教師的作用。西漢家學中曾任太子太傅的有治《魯詩》的韋玄成、治歐陽《尚書》的林尊、治《尚書》的夏侯始昌。另有治梁丘《易》的張興、治嚴氏《公羊春秋》的甄宇、和馮譚三人曾拜太子少傅。
東漢時期,為了防范太子與師傅結合形成實力強大的集團,進而威脅皇權,太子太傅、少傅之職雖然保留,但是名存實亡。這個時期的君主教育一變而為侍講制,由朝廷大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講經授課。其實侍講現象西漢時期已出現,例如張霸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任高密相。東漢期間家學中為太子侍講者更為普遍。如包咸習《魯詩》、《論語》,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光武帝以歐陽學者桓榮為太子(明帝)師;劉昆,光武帝時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余人;張以《尚書》教授,入授皇太子;歐陽地余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楊震桓帝時以明《尚書》征入勸講。
二、家學是私學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
漢武帝時興太學,此后官學在國家教育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但是私學并未因此停頓,反而在官學的影響下得到進一步發展,并且與之相輔相成,促進了經學的廣泛傳播。而且在漢代“以經治國”政策的引導下,私學的教學內容逐漸集中到經學上。另一方面,盡管博士弟子、郡國生徒員額不斷增加,但是僅靠官學難以滿足眾多求學者的要求,全國大部分教育工作仍要由私學來承擔。作為私學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家學的影響和作用自然不可輕視。
漢代私人講學的事例不勝枚舉,讀書人學成即授徒相當普遍。西漢末時大師弟子眾至數千人,東漢時期尤盛。家學中約有四分之一的學者從事私學教授活動,他們或開門授講,或聲稱著聞、學者爭相歸之,或隱居教授,所授學生常數百人至千人,著錄弟子多至千人乃至萬人,有力地促進經學的廣泛傳播,也為私學教育的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與之同時,私學的興盛也直接使漢代家學大批成長。
以下臚列各經家學中私學教育的大致情況。
《詩》家學:薛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后漢書•儒林列傳》);魯恭及其弟“習《魯詩》,閉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后漢書•魯恭傳》);伏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伏恭為常山太守期間,“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后漢書•儒林列傳》);夏恭“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余”(《后漢書•文苑列傳•夏恭傳》)。
《書》家學:桓郁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后漢書•桓榮傳》);濟陰曹曾從歐陽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后漢書•儒林列傳》);牟紆,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后漢書•儒林列傳》);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后漢書•儒林列傳》)。
《禮》家學:褒少篤志,結發傳充業,博雅疏通,教授諸生千余人,慶氏學遂行于世(《后漢書•曹褒傳》)。
《易》家學:劉軼傳父業,門徒亦盛(《后漢書•儒林列傳•劉昆傳》);張興“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至者,著錄且萬人”(《后漢書•儒林列傳•張興傳》);郎“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后漢書•郎傳》)。
《春秋》家學: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其孫“承尤篤學,未常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后漢書•儒林列傳》)張霸七歲通《春秋》,后就長水校尉樊受嚴氏《公羊春秋》,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其子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后漢書•張霸傳》)
家學中有的學者一面做官,一面收徒講學。韋賢在擔任博士給事中的同時,“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有的經學大師,去官還家后,授徒講學,如馬融桓帝時去官,“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數千”。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地方官學由于政治、經濟及戰亂的影響,時有停置。東漢章帝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太學曾一度衰落。安帝攬政后,薄于藝文,以致“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但是治學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環境的干擾,即使在戰亂中也傳業不息,講學不輟。如伏湛在王莽亂世仍堅持講學,“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又如傳歐陽《尚書》的桓榮,在王莽衰敗,天下大亂的時候,“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更有一些名儒大師在王莽朝時選擇了隱居教授。在官學荒廢的時候,這些一心向學的儒者對維系兩漢經學的發展和教育的延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家學中亦有開辦學校者。伏恭為常山太守時,就曾“敦修學校”;好經書、通《詩》和《禮》的宋均,“至二十余,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祀”。能有此舉措者雖為少數,但是他們在擴大教育規模、更廣泛傳播儒家經學上做出的貢獻不可磨滅。
三、家學是傳播自然科學的支柱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漢代私學的內容十分寬泛。當然經學是私學教育的最主要內容。今文經學有“通經致仕”的作用,因而是私學的教授科目;古文經學則對于匡正今文經學錯漏弊端有積極作用,一些學者出于學術目的也私授古文經學科目。另外,私學還講授《論語》、《孝經》、《老子》等。
漢代興辦官學,無論中央太學,還是郡國學校,都是以教授經學為主,其他學問,特別是自然科學,則主要靠私學教授。家學作為私學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自然而然成為傳播自然科學的支柱力量。自然科學也就成了家學所傳習的除經學之外的重要內容之一,而且涉及天文、醫學、數學、律法等廣泛領域。如劉歆繼承父業,從小對“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樓護的父親為世醫,“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世明法律的穎川郭氏則更為引人注目,據《漢書•郭陳列傳》所載:郭躬家世掌法,其父郭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躬中子,“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明跡”;躬弟子鎮,“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鎮子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郭氏自弘以后,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為官者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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