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貧富差距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一個國家的經濟健康發展除了有快速健康的經濟增長還應有合理的貧富差距。貧富差距所導致的兩極化在一定程度上會給社會進步帶來諸多負面因素。2010年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為0.61，2012年的基尼系數為0.474。相比較日本和韓國的0.26，美國的0.4，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并且以每年0.01的速度增長。我國的貧富差距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 

根據2006年—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相關網站資料整理可以了解，2008年到2012年五年間，我國城鎮和農村的人均收入比值一致保持在3.1倍以上。在1995年國際勞工標準處理有關勞工問題的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統計的城鄉收入比值中超過2的三個國家中就有中國。然而，2007年這個比值已經到了3.33。經濟條件相同會增大農村居民生活壓力。 

2.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縱觀2008到2012年的數據，東部和中部城鎮居民的可以支配收入比值在1.46左右，東部和西部的城鎮可支配收入在1.47上下波動；東部與中部農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在1.48左右，東部與西部的農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偏高在1.85左右；2012年中部，西部地區的城鎮居民收入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分別是東部地區的69%，67%，而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分別是東部地區的63%，51.4%；從對比數據可以看出中部西部與東部區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并且區域間的差距沒有下降的趨勢。 

二、個人所得稅的現狀 

個人能所得稅作為我國主要的財政收入，通過無償支出功能起到調節和安全控制的作用，調節貧富不均和緩解收入差距。我國現行的征稅模式是分類征收制，分類征收制是將納稅人不同來源，性質所得項目分別規定不同的征收率。但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現行的繳納模式，無法全面衡量納稅者的綜合納稅能力，同國外相對比，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納稅模式還比較欠缺人性化，不能較好的而實現公平稅負，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因此也非常的而有限，而且還容易造成稅收的流失。不能起到調節貧富差距，沒能當好調節器與安全閥。根據統計數據可以知道，稅收實際征收額是征收流失額的1/5到1/2，進一步的拉大了貧富差距。面對對貧富分配不均的社會現狀，個人所得稅作為我國的主體稅種也需要進行改革更好的起到調節器與安全閥的作用。 

三、優化個人所得稅以縮小貧富差距的研究 

（一）針對起征點應該詳細的分別征訂 

從2011年9月1日起，起征點調整后由原來的2000調整到3500，盡管起征點調整了，但是貧富差距的問題沒能得到緩和。不同地區的起征點一致提高反而會擴大居民人居收入的差距。相關數據分析，2014年的數據得知北京、上海、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過了4萬，但是甘肅，西藏，新疆，青海這些城市還未達到平均值。因此應該適當的根據不同的地區設置不同的納稅起征點，具體的根據不同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確定該地區的起征點。對于上海，北京，廣東，福建等這些東部高收入城市來試試，應該適當的調低他們的個稅征稅的起征點；相對于甘肅、新疆、西藏，湖北，河南，湖南等中部與西部收入偏低的城市來說應該根據自身的經濟收入情況適當的調高個稅起征點，提高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緩解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對縮小區域間的貧富差距起到可觀的效果。 

城鎮與農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較大，為減少農村人民的負擔，縮減農村與城鎮間的貧富差距，應調節城鎮與農村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不同地區的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起征點應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情況各有不同，根據表一來看農村的純收入明顯低于城鎮的個人可支配收入，起征點相同并不能夠縮減農村與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因此我認為針對農村和城鎮的個人所得稅征稅的起征點應該根據實際的情況不同的地方在各地區起征點不同的前提下，農村的起征點應該低于城鎮的個稅起征點。 

（二）針對個人所得稅的納稅模式的有關建議 

篇（2）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飛速發展，然而，貧富差距也隨之不斷拉大。貧富差距問題似乎從古至今都存在，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現今社會卻尤為凸顯，這一問題也一直是這幾年兩會的熱點話題，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

一、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及體現

談到貧富差距，不得不提到一個與之相關的重要概念，基尼系數。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如此看來，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而且還在不斷攀升。

關于我國貧富差距的具體體現可謂眾說紛紜，歸納起來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角度考慮，縱向的貧富差距可歸納為：收入差距的擴大，消費差距的擴大和所占財產的差距擴大，這其中收入差距的擴大占主導因素，因為主要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導致了消費差距和個人所占財產差距的擴大，三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橫向的貧富差距可劃分為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區域差距。因為橫向差距和縱向差距其實是相互交叉和相互交融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每一種橫向差距里面都存在縱向差距的現象，而每一種縱向差距又都體現在每一種橫向差距里面，所以不能把兩者孤立地分開看待，而要相互聯系起來分析，又由于橫向的差距較為明顯，收入差距較容易量化把握，所以在此我們對橫向的收入差距作具體分析。

（一）城鄉居民的差距擴大

中國社科院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指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數據顯示，1990年以后農民收入的增幅明顯低于城鎮居民，2007年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9646元。

（二）行業間的差距也在明顯加大

由于國家政策的特殊需要和保護，以及法律法規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不完善，使得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例如電力、電信、鐵路等部門，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和競爭的不公平性，必然決定了其利潤的可觀性，最終導致了行業間差距的不斷擴大。

（三）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

區域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貧富差距。自然條件優越、政策的扶持，使東部大部分地區四通八達，人民生活富裕，并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經濟發展越來越快，而西部地區卻與之相反。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2005年，東西部人均GDP各為22200元和8970元。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從這一組數據不難發現東西部之間的差距的明顯。

以上各種貧富差距，均是通過收入差距、消費水平（如教育資源的享有、醫療水平等方面）、財產占有水平（如房產、金融資產等）表現出來，在此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二、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

我國現階段存在包括經濟運行機制的不健全，稅收制度的不合理，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法律責任制度的不健全等問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我國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尚不健全，一些非法、違法經營，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再者，對社會的弱勢群體的重視不夠，救濟不夠或者社會保障制度未落到實處，使得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法律責任制度的不健全與不完善使得大量的危險分子得不到相應的懲罰，也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不法分子走歪門邪道獲取不義之財，促進了不公平現象的產生，拉大了社會貧富差距。

三、貧富差距可能帶來的影響

貧富差距過大會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和運行，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會產生兩級分化、仇富現象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會影響消費需求，阻礙地區經濟的發展。同時會降低低收入者的工作積極性，從而影響生產力效率的提高。每個人都不甘落后，但并不是每個人選擇的進取的方式都是一樣的，當面對更多利益面前，拜金主義、金錢至上等不良價值觀就會影響人們的判斷，同時，仇富心理也會慢慢滋生，然后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四、經濟法能在縮小我國貧富差距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法理基礎

（一）經濟法的產生背景

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促進社會經濟實現國家意志所預期目標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由于產生社會化和壟斷的形成，引起市場固有的三個缺陷（即市場障礙、市場唯利性、被動型和滯后性）的顯露和市場失靈；國家調節機制和國家經濟調節職能因而得以出現和發展，并相應地采取三種基本調節方式；為規范和保證國家調節，經濟法應運而生。因此，從經濟法產生的背景可以看出，經濟法的產生是為了維護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其從產生之時起便擔負著維護社會和國家利益以及通過各種方式抑制貧富差距的責任。

（二）經濟法的價值

經濟法的價值是指經濟法在客觀上所具有的能供人們利用的性能和作用。經濟法的秩序、效率和公平就是其價值所在。經濟法的價值說明了經濟法在社會大眾對經濟生活方面的秩序、效率與公平的需求下產生并發展壯大的，其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力求保證經濟生活的有序進行以及社會個體、團體之間的實質公平，而這些，恰恰正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題中之義。

（三）經濟法的功能

“經濟法是一種利益和權利的分配書，并且還是一種“再分配書”，對利益和權利的一種再分配便是經濟法的功能，所以說經濟法是利益和權利的一種再分配法。經濟法規范國家調節，讓“國家之手“對經濟領域的利益資源和權利的原有民商法分配安排，作出適當調整，進行某種再分配。而這種再分配功能，有利于社會總體效率、社會（實質）公平、符合正義要求的秩序、自由等得以實現，有利于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五、縮小我國貧富差距的經濟法對策

（一）市場規制法

1.完善反壟斷法

壟斷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或多個企業對于特定市場的獨占，而反壟斷法便是反對限制競爭、維護自由公平競爭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正如上文所說，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是經濟運行機制的不健全，法律法規的不完善，通過完善反壟斷法，規制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以及行政壟斷行為，保障公平競爭，有利于形成規范有序的市場經濟，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

2.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和產品質量法

經濟領域中存在著許多不正當的競爭也是我國貧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正當競爭者采取各種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商業道德的手段，損害其他經營者、消費者合法權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擾亂市場競爭秩序，這也是他們能夠一夜暴富并且越來越富的原因。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而且也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發財致富，間接性地拉大了貧富差距，因此，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有利于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至于具體的操作，可以通過將法規細化，加大處罰力度等。對于產品質量法，生產者生產的產品不合格，銷售者銷售不合格產品，其實質也是一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所以應當完善的理由與發不正當競爭法是一樣的。

（二）宏觀調控法

1.稅法

稅收是一個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其主要種類是所得稅和遺產稅等。通過調節稅收來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縮小貧富差距的無限度擴大。當然，關鍵的問題是要能夠健全合理的稅收制度并予以嚴格執行，如此，就能夠有效地控制貧富差距的拉大。

篇（3）

貧富差距的擴大日益成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障礙和社會穩定的不和諧因素。對于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研究，也隨之成為學術界研討探析的熱點。探明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研究其原因，并尋求對策是探析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核心內容。

一、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我國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之間、地域之間、行業之間等三個方面。

1、城鄉之間

雖然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直是我國的基本政策，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亦得到長足的發展，但是農村的發展水平仍滯后于城市，城鄉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我國城鄉之間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居民收入間差距。國家統計局在“21世紀論壇”2005年會議上提供的數據顯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1997年之后明顯擴大。盡管國家采取了多種惠農措施，但城鄉差距還維持在3.21:1；而根據《2007年農村經濟綠皮書》，2006年中國平均的農民工生活質量指數為0. 532,這表明農民工生活質量僅相當于城鎮居民平均水平的53.2%。

教育衛生差距。截至目前，城鎮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鄉村的3. 4倍、6. 1倍、13. 3倍、43. 8倍、68. 1倍;而在公共衛生方面，全國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僅有10%左右，90%以上的農民只能自費醫療，而城市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則為42%。

政府公共投入差距。用于農業的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3年僅占7.12%。而2003年，僅是針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財政性補貼支出，就超過了國家財政用于農業基本建設支出。

社會保障差距。城鎮的社會保障制度較為完善，使城鎮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而在農村，幾乎沒有任何切實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居民的貧困人口僅能依靠自食其力或鄉鄰周濟勉強維持生計。

2、地域之間

我國地域之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

從生產總值上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2005年，作為人均生產總值最高的上海，已經達到51429元人民幣處于上中等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而最低的貴州省僅為5206元人民幣，仍處于低收入國家水平，兩者相差近10倍。

從投資上看，2005年，上海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額達19458元，其次依次為北京、天津、浙江、內蒙古、江蘇、遼寧和山東，而排名末位的貴州省僅為2720元，不足上海的1/70。

從消費看，2005年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最高的北京，已達到18873元，最低的貴州僅為1627元，不到北京的1/110 。

從出口看，2005年上海人均出口額多達5102美元，名列第一，而貴州省僅有23美元，排名最后，兩者相差228倍。人均出口額排名前10位者，大為東部地區省市。

3、行業之間

我國行業之間的貧富差距主要表現為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收入差距懸殊。當前我國的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集中在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這些壟斷性行業憑借其壟斷的經營地位及國家的特殊保護，攫取了高額的壟斷利潤，使行業之間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以2006年各行業職工年平均工資為例，壟斷行業已達到4萬元，而最低的農林牧漁業不到1萬元。

二、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我國貧富差距是由多重因素造成，概括起來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自然因素

我國地域遼闊，地貌復雜，不同的自然條件對當地經濟有著直接的影響。我國大部分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環境惡劣，資源匱乏、自然災害頻發的地區。自解放以來的50年間，西部地區平均受災面積達9000多萬畝，約占西部地區耕地面積的近1/5。近10年來，年均受災面積達1. 16億畝，其中僅旱災就占80%。

而我國貧困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通常要高于其他地區。過快的人口增長直接導致了人均收入和人均資源的減少，社會設施的相對缺乏，引發資源濫采、水土流失、土壤質量惡化、沙漠化和自然災害頻發。調查顯示，69.9%西部生態脆弱縣是貧困縣。許多地方陷入了“貧困――人口增長――環境惡化”的貧困惡性循環的怪圈。

2、經濟因素

社會的經濟制度決定了人們對社會財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費。在我國，所有制變革、分配制度創新、市場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調整等，是貧富差距問題產生并擴大的根本原因。

從所有制上看，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必然使擁有經濟資源的主體多樣化，從而使社會財富占有的差異化。所有制結構格局的變化，使得不同所有制單位職工的收入對比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可以說，所有制轉型的過程，就是貧富差距問題產生乃至激化的過程。只要制度允許人們不平均地占有社會經濟資源，那么貧富差距的產生和擴大就是一種必然。

從分配制度上看，無論是按勞分配，還是按生產要素分配，貧富差距的產生都是必然的。尤其由于強調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而生產要素上明顯的不平均，收入差距必然迅速擴大。且現階段，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己大大減少。在宏觀和微觀調控手段乏力，社會再分配機制極不健全、遠未到位的情況下，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收入分配，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

從市場體制上看，市場經濟是一種優勝劣汰的競爭經濟體制。在競爭中占有一定優勢的市場主體就能獲得越來越多的資源，積聚越來越多的財富；在競爭中失敗者支配的資源會越來越少，成為弱者。因此，市場經濟自身就有擴大貧富差距的作用。并且，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仍未完善，在具體的運行過程中，難免為一些人獲取不正當利益留了一些余地，而同時剝奪了另一些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使貧富差距急劇擴大。

3、政治方面的原因

我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僅有幾十年的歷史，許多具體政治制度仍處于草創階段。一方面，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使行政壟斷十分嚴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步正發在一次會議上指出：“目前，電信、電力、保險、金融、煙草、水電供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可能在5-10倍之間。”另一方面，政治體制的不完善，為“權力尋租”創造了條件。 現在，我國的民主監督制度不健全，民主監督渠道不暢通，政府的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金錢化現象嚴重。“權錢交易”以及由此所帶來的觸目驚心的腐敗現象，是導致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化的一個不容回避的因素。

三、貧富差距問題解決的對策

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帶來了許多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誘發因素。要解決這一問題，須從改革稅收制度、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多方面入手。

1、改革稅收制度

在我國現行的稅收體系中，直接稅占的比重很低，不利于通過稅收來縮減貧富差距，應擴大直接稅的比重。且我國個人所得稅征收對象是個人，未能充分考慮每個居民的家庭負擔和支出等不盡相同的現實性因素，“一刀切”的納稅政策，產生了納稅人之間實際的稅負不均問題，不利于縮小各家庭之間的收入差距。

截至2007年底，我國個人資產超過了100萬美元的居民已有41.5萬。這表明在我國開征遺產稅等新稅種，已經具備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和稅源條件，從而可以調節高收入者的財富水平，弱化財富的累積效應，縮小貧富差距。

2、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正如阿瑟?劉易斯所說：“政府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它們做的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們做的太多。”而在我國，由于受傳統思維的束縛，政府過多的介入經濟的現象嚴重干擾了市場的正常發展。因而，在市場經建設濟過程 ，資源配置應逐漸由政府主導轉向由市場機制主導轉變。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就必須減少不規范的行政干預，積極建設有限政府。同時建立有效的權力制約與監督機制，最終形成“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

3、完善公務員申報制度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建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這個國家的反腐敗就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加強對個人特別是公務員收入的法律監督，對于阻止權錢交易，控制貧富差距擴大，進而促進社會公平有著積極的意義。

近年來，我國反腐形勢日劇嚴峻，迫切需要將公務員的收入申報公示從紀律性要求提升到法律的強行性規范。其監督范圍不應僅限于公務員個人的收入和財產，還應包括家庭及近親屬的各種財產收入。同時，加強立法，形成科學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滋生和權力尋租的“空間”。

四、加強初級分配監管

貧富差距的產生，不僅與我國再分配制度不完善有關，而且初次分配及其不公平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 保障初次分配上的公平，對縮小收入差距意義重大。因此，國家進一步要規范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工資的發放，盡快使職工福利和收入貨幣化、工資化，逐步將暗補轉變為明補，將個人消費從社會集團消費中剝離出去。增強國企負責人薪酬的透明度，推廣年薪制，使崗位收入與經營業績掛鉤，形成內部的分配約束機制。

參考文獻

[1]高佳：《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探析》，載《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2]李琳、劉一良：《西部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障礙與對策研究》，載《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篇（4）

科幻小說素來就有討論政治經濟學的“光榮傳統”，早在1895年，威爾斯（H.G.Wells）就在《時間機器》里想象過貧富差距導致人類分化：地面上的有閑階級進化成精靈一樣的Eloi，貌如孩童，無憂無慮，但害怕夜晚；隨重工業機器一起遷入地下的勞動階級，進化成猩猩一樣的Morlock，怕光，入夜后到地面上來捕食Eloi。前幾年郝景芳獲得雨果獎的中篇小說《北京折疊》也是同類題材。

但這類小說常常直奔貧富分化結果，對“世界究竟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則語焉不詳，劉慈欣在《贍養人類》里給出了他的答案，而且看起來和我們的現實世界并不遙遠。

貧富分化的關鍵節點：

富人往大腦植入超級計算機，完全拉開和窮人的智力差距

《贍養人類》描繪了比地球文明領先數百年的“哥哥文明”，他們奉“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憲法基本準則，甚至還創造了一套智能系統來保衛私產。執法機器人無處不在，有些只有蚊子大小，但瞬間就能殺死上百人，保證私產絕對安全。好一個偷搶絕跡、路不拾遺的完美社會。

貧富差距尚在，但窮人還有努力讀書、接受高等教育這條翻身路。這和現階段地球的情況差不多。

但技術突破某個臨界點之后，教育這條連接各階層的通路被徹底扯斷，這也是這篇小說的“文眼”——富人往大腦里植入了只有他們負擔得起的超級計算機，一下子拉開了與窮人的智力差距。這種“超等教育”費用昂貴，“與在北京或上海的黃金地段買兩到三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商品房相當”。

升級的大腦硬件能輕松承載更復雜的軟件、高超的審美品位、上百門外語，甚至完美的性格，都成了富人可以用錢裝入腦子的商品。富人/超級知識階層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比如按照他們的禮儀，在不同的場合，對地位各異的人，要使用對應的語種，這遠遠超過了窮人的腦力。

貧富隔膜越來越深，最后幾乎成了物種之別，就像猴子理解不了人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一樣，窮人也沒有智力理解富人的世界，反過來，富人看窮人，就像人看猴子，不再引為同類。

這里必須要提一句，劉慈欣敘述哥哥文明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時候，對最重要的財富轉移制度——稅收，只字不提。不知是無力填補還是有意留白，這個空洞顯示出余華式的冷酷：人在分配財富的時候，會考慮猴子的意見嗎？大概富人/超級知識階層/精英組成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根本就沒有把窮人考慮在內？

哥哥文明的資本主義頂峰：

連大氣和海洋都成為“終產者”的私人財產

哥哥文明的富人掌握了窮人難以企及的貨幣和腦力資本，再加上執法機器人對私有財產的絕對保護，賺起錢來無往不利。財富加速流向少數有錢人，經過幾代人之后，“終產者”終于出現，他從經營婦女衛生用品的小公司起家，一步一步積累、擴張，最后一個人掌握了哥哥文明99%的財富，所有的陸地、海洋、空氣都屬于他，當然，這一切都是他在執法機器人的監督下合法賺來的。

除終產者之外的20億人都是貧民，住在全封閉的住宅里，靠反復循環千萬次的空氣和水維持生命，吃自己糞便處理合成的食物，出門要自帶氧氣瓶，因為空氣是終產者的私人財產。

“當然，有時也可以奢侈一下，比如在婚禮或節日什么的，這時我們走出自己全封閉的家，來到第一地球的大自然中，最令人陶醉的是呼吸第一口大自然的空氣時，那空氣是微甜的，甜得讓你流淚。但這是要花錢的，外出之前我們都得吞下一粒藥丸大小的空氣售貨機，這種裝置能夠監測和統計我們吸入空氣的量，我們每呼吸一次，銀行賬戶上的錢就被扣除一點。”哥哥文明的一位窮人描繪了他們的生活。

最后，“仁慈”的終產者給了20億窮人一條出路，他準備了兩萬艘巨型宇宙飛船，讓窮人另尋棲息地。

哥哥文明給地球人的“保留地方案”——將均貧富進行到底

按照科幻小說慣例，哥哥文明的窮人找到了地球。

他們也足夠“仁慈”，不會將地球人趕盡殺絕，給出了“保留地方案”——地球人全部移居澳大利亞，由他們負責贍養。澳大利亞曾反對這一方案，但哥哥文明飛船只是發出射線掃了掃澳洲大陸，就消滅了那里所有的人。科技相差太遠，地球人沒有資格討價還價。

大概是因為哥哥文明受夠了貧富分化之苦，“保留地方案”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思路推向了極致，他們會以地球上最窮的那個人為標準，為每個地球人平等提供生存資料。

“從一個社會的窮人有多窮，可以窺見其良心”，類似的漂亮格言太多，如果被強制執行呢？這是劉慈欣的又一場思想實驗。

前所未有的均貧富運動開始了，地球上最富的十三個人成立了“社會財富液化委員會”，所謂“液化”，顧名思義就是一碗水端平。軟件大亨和能源女富豪開著大貨車到處尋覓窮人，直接把整箱的鈔票塞給他們。

只要地球上還有一個人身處赤貧，其他人都會墮入赤貧。

現在你肯定猜到富豪們為什么要買兇殺人了，因為那三個人——一個在垃圾桶里覓食的城市流浪漢、一個住在紙箱窩棚里的畫家、一個在垃圾山上用編織袋拾荒的女孩，他們拒絕了贈款。“這些下賤變態的千古罪人！”能源女富豪對著天空咒罵。

劇透到此為止，再好的轉述都比不上原著，如果你想知道這三個人拒絕變富的原因，不妨自己把小說找來看看。

虛構的小說更能把人扎醒

讀小說有什么用？這是閱讀愛好者最常面對的“靈魂拷問”。

劉慈欣這篇小說本身就是極好的回應。我們實在太容易被新聞里的專業名詞和統計數字弄得麻木，“貧富差距”“馬太效應”“階層固化”“基尼系數”……久而久之，大家對這類“現實”已經“被動脫敏”，像在月球上看地球一樣淡漠，反而是小說里虛構的沖突和細節能把人扎醒，看10篇標題里有“貧富差距”的新聞或論文，腦子里水過無痕，但上文里終產者占據一切，貧民們連呼吸空氣都要花錢的情節，你可能一輩子都忘不了，還想馬上講給其他人聽。

這大概是最殘酷的貧富分化“案例”。小說當然沒辦法取代經濟學課本和財經新聞，卻能讓經濟學概念深入人心。

順帶說一句，這篇小說是從殺手的視角切入的，就是被富人雇傭的那個。

篇（5）

一、利益均衡機制缺失的表現

1. 收入差距日益擴大

社會利益分配在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和不同階層之間出現分化。從城鄉收入看，1980年城鄉收入差距為1：1.89，1990年擴大到1：2.5，而到2004年城鄉差距擴大到1：3.2，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賦負擔、社會保障、教育補貼、養老保障、基礎設施、最低生活費救濟等因素綜合考慮進去，城鄉差距遠不止3倍，有人估計為6.倍。從地區差距看，盡管我國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但東中、西部差距仍呈擴大趨勢。據國家統計局報道，2003年西部12個省市區，面積占全國的比重為71.5%，人口占全國比重28.6%，而GDP卻只占全國的19.6%，東部11個省市區人均GDP分別相當于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1.91倍和2.38倍。從居民收入看，2003年中國最富與最窮人群收入比例為9.1：1，到2004年其比例為9.5：1，體現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公認的國際警戒線，并且還在繼續擴大。

2. 分配不公矛盾凸顯

應當承認，伴隨著經濟轉軌而發生的財富與收入不平衡和社會的貧富差異包含著合理的成份，但就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目前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衡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圍，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消極因素和不良后果。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幅度過大。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標準，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0.3-0.4之間為收入差距合理，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目前我國為0.445，已超過臨界水平，這將使改革發展的穩定環境受到威脅。收入和財富差異的形成相當部分不是依靠合法收入，而是依靠非法所得或者變相非法所得。如一些人造假、售假、販假坑害消費者；一些走私販私逃避關稅，獲取非法所得；房地產商炒賣地皮，壟斷行業靠壟斷資源暴利，部分黨政官員貪污受賄進行權錢交易等。國有資產流失與非法私有化，使一部分人獲得暴利，而大多數人受損。一些人利用職權侵吞國有資產牟取暴利，或"設租"獲得"尋租"收入，成為暴富階層。

3. 新的弱勢群體產生

在經濟轉軌進程中，不同社會群體在分享收益和承受轉軌損失中的地位不同，處境不同，經濟主體逐漸分化成強勢和弱勢兩大社會群體，二者在表達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上存在著明顯差異，有錢有勢的強勢群體可動用自己掌握的資源影響公共輿論，甚至影響政府的決策。而包括下崗工人、進城的農民工、失業者、城鄉貧困者、殘疾人、較早退休人員及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人成為現有的弱勢群體。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不完全統計其數量約有0.8億-1億人，盡管人數眾多，但掌握的資源很少，其聲音很難在社會上發出來，他們處于社會生活最底層，經濟上貧困，生活質量低，承受能力差，少數人實際上連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也未解決。

二、利益均衡機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導致利益均衡機制缺失的原因十分復雜，大體可歸納為兩個方面，即市場和政府。

1. 市場化改革的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講，市場經濟具有拉開貧富差距的本能。從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來看，市場經濟按效率分配的原則是我國利益失衡的基本原因。目前我國實行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這種分配方式，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按貢獻大小分配，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因此，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和不同個人之間，由于占有生產要素的情況不一樣、自然條件和競爭環境的差別與個人天賦的差異，競爭的結果在非完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使得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擴大就成為難以避免的現實。

從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來看，我國正處于貧富差距拉大階段。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均GNP和收入不平等的關系是一條倒U型曲線，在十分貧窮落后的國家中，貧富差距不明顯。而在人均GNP達到500-1000美元時，貧富差距迅速上升，只有進入中等發展水平后，貧富差距才會隨著人均GNP的提高而下降。這是因為在一個國家市場化改革的初期，為了加速經濟的發展必須貫徹效率優先的原則，這就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數上升，而當這個國家達到中等發達水平后，由于經濟基礎相對比較雄厚，可以拿出較多的財力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這樣就可以相對縮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數。我國目前大約GNP恰好處于500-1000美元這個階段，因此貧富差距的拉大是現階段難以避免的現象。

2. 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不健全的影響

制度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不相適應，原有的許多制度已難以有效調節新的利益矛盾，新的利益協調機制尚未健全，在面臨一些新的利益沖突時，甚至出現了制度缺失。如農村的土地流轉制度、拆遷補償制度、社會風險預警和監控機制等。.在政策資源的配置上強調效率忽略了公平。市場競爭造成的強勢和弱勢群體的客觀存在，市場分配的缺陷和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必須由政府的宏觀調節來彌補，但我國政府有些政策的調節作用不僅沒有能有效地克服市場機制在收入分配上的缺陷，反而在不少方面擴大了這種差距。具有縮小差距功能的宏觀調控工具未得到有效利用或失靈。我國在再分配領域，既沒能充分和有效地利用調控工具調節高收入者的水平，也沒能對低收入者提供必要的援助和保護，結果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較大的收入差距沒能得到真正的緩解和調整，使利益失衡愈發加劇。我國是在人口眾多、生產力水平低、發展不平衡這些特殊情況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以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幾十年來逐漸固化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和二元戶籍制，是維護城鄉利益格局的一項基本制度，它使城鄉居民在文化教育、勞動保護、就業幫助、醫療衛生、福利補貼、養老保險等身份待遇上存在著一系列嚴重差別。就勞動者個人來說，往往缺乏公平的競爭機會和條件，這種因宏觀管理體制制約造成的機會不均等，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

三、構建和諧社會利益均衡機制的途徑

1. 完善政府宏觀調控機制，縮小收入差距

首先，在分配制度方面，我國在"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時，還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既發揮投資主體、生產要素的積極性，創造更多財富，同時通過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調節社會差距，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和懸殊問題，實現社會的公平與穩定。我國要適時調整和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的收入，減緩因貧富懸殊造成的兩極對立。

二是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強化稅收的公平原則。我國要充分利用稅收手段調整收入和財富占有上的差距，強化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收負擔，同時建立公平合理的稅負機制，使城鄉居民享有平等稅收的權利和義務。在城鎮全面推行貨幣化工資制度，將各種福利全部納入貨幣化工資，逐步建立與個人身份證號碼相關聯的個人收入監控體系，這不僅有利于遏制權力腐敗，也可使個人所得稅建立在實際收入基礎上。

2. 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制構建和諧社會的利益協調機制

強化現有組織機構的整合功能。一是建立健全組織的協調機制，社會組織作為公眾利益的重要代表，比公眾個人具有更強的政治表達能力，通過組織之間的對話溝通、協商談判、公開聽證、聯席會議等方式，使已經出現的問題及時解決，存在的隱患化解在萌芽狀態。二是建立基層組織運行機制。在社會轉型時期，大量的社會矛盾潛伏在基層、爆發在基層、解決也在基層。加強基層黨團組織、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協調利益、化解矛盾、排憂解難的作用。同時大力培育各種規模不等、影響不同的自發性、行業性、學術性、聯誼性的社團等新的基層組織，充分發揮其提供服務、反映訴求、凝聚人心、引導行為的作用，特別是要引導群眾通過合法的、理性的渠道解決各種矛盾和糾紛。

建立協調的勞資關系。勞資關系是勞資雙方在勞動過程中結成的平等社會關系，雙方主體在人格和法律上是平等的，雙方享有對等的權利和義務，在處理雙方利益時，遵循對等協商的原則。這就需要強化工會的職能，使工會能夠真正成為工人表達和爭取利益的組織。當前值得關注的是在各類企業廣泛推行的工資協商談判制度，有利于完善工資決定和正常調整機制、欠薪保障制度等，能夠杜絕拖欠工資現象的產生。

3. 建立和完善弱勢群體的利益補償機制

一是在政策上傾斜支助原則。這些政策應包括：第一，建立新型的農業與國民經濟關系方面的政策，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國家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實施有利于農民收入提高的制度安排；幫助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取消對農民自由遷移的限制性，逐步縮小城鄉差距。與此同時，應當制定扶持弱勢群體在改革進程中的獲利能力和獲利水平方面的政策，培養和增強其自身的"造血"功能，提高競爭力。另外，我們應加強職業技術培訓和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二是在利益上適度補償的原則。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的制約，只能采取適度補償的方法，補償過高，財政不堪重負，補償過低，起不到應有的效果，應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提高，適時調整和相應提高補償的標準；與此同時，對不同的勞動者根據勞動能力的大小給予期限不同的補償，不搞一刀切。做到對利益受損者的補償有度有序，防止出現利益補償的負面效應。

4.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加快社會保障立法進程。我國的社保立法進程已明顯滯后于社會保障實踐，要加快推進就業，保險救助等方面的立法。逐步實現國家通過立法使社會保障具有強制性、普遍性、互濟性和社會性的功能，形成規范的、有法律保證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

加大社保資金投入力度。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廣辟財源，多方籌資，使資金來源社會化。比如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使社會最富有的階層拿出一筆錢用于社保。以發行福利彩票為重點，籌集社會資金用于社保。對各級財政預算用于社保支出提出比例要求，如從國有資產收益，國有土地轉讓等預算收入中提取社保資金等。依法擴大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覆蓋范圍，提高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員工、自由職業者、進城農民工的參保率。目前亟待解決的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這對社會穩定和推進城市化進程至關重要。建立以反貧困為基準的城鄉"低保"制度，保障他們的最低生活水平，可考慮用財政支出來保障低保救濟，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保障標準。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的差異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和諧社會也決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關鍵是如何有效地解決和化解沖突，這就需要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建成一套分配公平公正的利益均衡機制，依靠這套機制，一方面保護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并使獲益多者有機會和渠道履行對社會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給后富群體獲得發展提供必要的機會和條件，使受損者和獲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補償，從而實現和諧社會利益大體均衡的格局。

參考文獻

[1] 張國慶. 現代公共政策導論[M].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年出版.

[2] 涂曉芳. 政府利益對政府行為的影響[J]. 中國行政管理，2002 (10).

[3] 陳慶云. 公共政策分析[M]. 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

篇（6）

【關鍵詞】消費;儲蓄;饋贈性儲蓄

1我國最終儲蓄率的發展

第一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國的最終儲蓄率穩步增長,在15年的時間內上漲了10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最終儲蓄率呈現下降的趨勢,5年的時間內下降了3.6%。

第三階段:進入21世紀后,我國的最終儲蓄率又進一步抬頭。

2前瞻型居民的儲蓄行為

中國國內的居民可以分為兩類:前瞻型居民和短視型居民。本文主要討論前瞻型居民的儲蓄行為。居民前瞻性儲蓄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預防性儲蓄、饋贈性儲蓄和生命周期儲蓄。各種類型的儲蓄動機是不同的。因此與當期收入的關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儲蓄中的預防性儲蓄:預防性儲蓄是用來預防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預防性儲蓄產生的因素分為兩類,第一類:不確定性因素。在不確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確定性)居民會直接增加儲蓄,從而防止消費的劇烈波動所造成的效用下降。這種影響是直接的,居民受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直接調整儲蓄。而在我國收入的不確定性不影響前瞻型居民的消費即不會引起預防性儲蓄的產生。

第二類: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費會變得非常有耐心,會盡量的節省,從而減少當期的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這種影響是間接的,保障因素通過影響居民的耐心,進而影響居民的儲蓄。第二類因素其實質是一種與不確定性因素相對的變量。這類因素可以提高抗風險的能力。具體來講:當期收入的總量(規模),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如:養老保險制度,失業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制度因素暫不討論,當期收入規模對預防性儲蓄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當期收入的規模越大,其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進行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就越弱,邊際儲蓄傾向就越小。因為收入波動對消費的影響小,會被收入的規模所抵消,不會存在消費的波動,從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預防性儲蓄來防止消費的波動。另一方面,當期收入的規模越小,其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弱,進行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就越強,邊際儲蓄傾向就越大。因為收入波動對消費的影響大,而收入的的規模不能抵消這種影響,為了防止消費的波動,實現效用最大化,居民變得非常有耐心,從而減少當期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來防止消費的波動。因此當期收入規模與預防性儲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儲蓄中的饋贈性儲蓄:饋贈性儲蓄是贈送給他人(特別是子孫后代)的儲蓄。決定饋贈性儲蓄的因素包括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個人對饋贈性儲蓄的偏好,這暫不討論。決定儲蓄的客觀因素有兩個,收入的規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規模和收入分布對饋贈性儲蓄的影響:收入規模和饋贈性儲蓄成正比,收入規模的增長會導致消費的增長,進而導致消費的邊際效用的減少,因此收入規模的遞增會導致消費邊際效用的遞減;饋贈性儲蓄也會增加總的效用,并且隨著收入規模的增加,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會增加。當消費的邊際效用低于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時就會產生饋贈性儲蓄。因此收入規模的增加會降低消費的邊際效用,提高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從而產生饋贈性儲蓄。收入分布對饋贈性儲蓄的關系。在收入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收入的變動會影響饋贈性儲蓄的變動。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標準為基尼系數。收入的基尼系數越大,說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當期收入,表現了社會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數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規模比較龐大,因此會產生大量的饋贈性儲蓄。因此基尼系數與饋贈性儲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儲蓄中的生命周期儲蓄:莫迪格利安尼、布倫博格假設消費者面對現在和今后一生總消費的效用函數。試圖將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分配,從而達到效用最大化。消費者在決策過程中不僅會考慮當期收入,而且會考慮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為人卻是一個短視的行為人。因為現實生活中收入是變動的,在適用性預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預測未來收入的主要指標。因此消費會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響。而持久性收入又是當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決定。消費最終還是受當期收入的影響。但是無論消費是否受當期收入的影響,儲蓄總是與當期收入相關。只有當消費受當期收入影響時,收入的變動會部分的轉為儲蓄,儲蓄的增長就比較緩慢;當小費不受當期收入的影響時,收入的變動完全轉化為儲蓄,儲蓄的增長就比較快。

3對我國近段最終儲蓄率發展的解釋

第一階段:前瞻型居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后,收入規模的逐漸增強導致了預防性儲蓄傾向增強、預防性儲蓄快速增長。而且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消費的增長速度,因此最終儲蓄率在這一段時間內穩步增長

第二階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預防性儲蓄總量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與此同時,饋贈性儲蓄的邊際儲蓄傾向還不是很強,因此城鎮中前瞻型居民的總儲蓄傾向減弱。導致了最終儲蓄率的下降。

第三階段:由于饋贈性儲蓄的邊際儲蓄傾向變大所導致的,饋贈性儲蓄傾向的變大是由于城鎮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規模進一步擴大、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進一步加大而導致的。

4改進城鎮居民儲蓄行為的政策建議

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保障。我國作為最具有發展前景的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將保持穩定、持續增長的趨勢,因此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會相應的的持續穩定增長。另外,從現階段來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動沒有超過2%,特別在最后兩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從現階段的收入數據和我國的基本經濟形勢兩個方面來看,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會持續穩定增長,從而儲蓄也會快速增長。中國儲蓄的穩定增長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居民儲蓄的穩定增長是中國經濟保持高增長的資本來源。另一方面,中國儲蓄的高速增長也給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費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重要部分,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費偏低不僅會導致內需不足,而且會突顯投資在經濟中地位,進而增加經濟的大幅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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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是關系著一個國家國計民生、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在經濟學領域中，分配制度是指勞動產品在社會主體中如何分割以及配給制度的總稱。在我國，分配方式一般劃分為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并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眾所周知，收入分配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差距的不合理擴大是社會動蕩的最大根源，如果放任差距的不斷擴大，不止影響了社會制度的權威和公正，甚至激化階層矛盾、造成社會階層的對立與沖突動蕩，使得社會不滿情緒、仇富心理滋生蔓延。可見，收入分配的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最根本問題。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就會使一部分社會成員陷入貧困，甚至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由此，對收入分配正義性的探究成為了必然。

一、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

在法學領域中，分配平等即為分配正義，早在古希臘時期，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分配正義理論。該理論中最主要的一個關鍵詞就是正義。他結合奴隸主階級統治的經驗教訓和當時社會實踐的具體情況作出了總結，提出了其獨特的正義觀。他認為，分配的正義是將恰當價值的事物授予有相應付出的人，一個合乎正義的政權則應該考慮到每一個收受的人的才德或功績。由此可見，分配正義是對社會的財富、榮譽、地位等資源進行平均的分配。這就需要立法者按照合理、正義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來分配利益，分攤義務和負擔。也就是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規則對相對應的公共資源進行分配，對于相同的情況要給予相同的對待，不同的情況給予不同的對待。

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里，社會財富分配的最重要原則就是要遵循正義。一般而言，社會財富的分配會存在平均和不平均兩種情況，只有這種均等是位于“中點”的，才是其所主張的正義。亞里士多德還認為，在分配的過程中適用下列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按照完全平等的方式來分配，即對每一參與分配者一律分配給相等的資源財富，而不論他們的條件，如貢獻、需要、能力等。達到“數量”上的完全相等是這種分配方法的最終目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其中的“數量相等的意義就是指個人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數目上和容量上與他人所得者相等”，由此可見，這種方法追求的是數字上的絕對平等；第二種方式是要求嚴格按照公平的原則來進行分配，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最為倡導的方式：“根據參與分配者個人的貢獻、需要、能力等條件來進行分配”——“比值”上的等量分配是這種分配方法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由此，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種相對的平等，而非前一種方法是數字上絕對的相等。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中就列舉出了——“只有良好的出身、自由人的身份和財富才可以用作競爭官職的理所當然的根據”。也就是說認為的正義的分配制度應該是因人而異的，分配的衡量標準需要參考的因素是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的人的價值，這種價值就包括了公民的血統、公民的財富地位、本人的品質和才能等各種因素。綜上，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的最終目的是不同價值的人在參與分配的時候，參與分配者獲得的應該是有分別的分配，如果兩人的價值是不平等的，那么他們在獲取財富、權利等事物時就不能被一視同仁。

從當代的角度來看，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分配正義理論是為了避免統治者對官職和財富進行分配的時候出現不平等和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和財富有不正義的分化而提出的，與此同時，他還強調了不僅要嚴格禁止公職人員以權謀私，限制各種公職的任期，參與分配的榮譽也要受到相應的控制。亞里士多德認為，如果公職人員能夠利用職權來謀取私利，那么腐敗的現象必然會隨之出現，也就是說，一個公平的民主法治社會的建立，最重要手段就是防止錢和權之間的勾結。這也是今天我們仍在追求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此外，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思想，在追求公平的同時要兼顧效率——這就是我國現行的按勞分配制度為主，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模式。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放到當代社會這個框架中仍有不可忽視的局限性。其一，亞里士多德提出分配正義時期，古希臘城邦實行的社會制度是奴隸制和城邦制，所以在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正義觀念就只是針對當時城邦的自由民，而非當時社會的全部，而今時今日在民主和人權觀念的影響下，正義的范圍必須涵蓋到社會的每一個公民。其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其正義觀并不是獨立于城邦生活之外的，他認為正義與人世息息相關的。然而，到了近現代，正義的概念越來越多地被專門用作評價社會制度的一種道德標準，被看作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最后，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理論的核心是“比值”平等分配的原則，并分析出會影響到分配正義的因素和條件，但是這也只是亞里士多德針對特定的人或者情況進行的思考，并沒有對分配正義所對應的時代背景和相關的制度進行分析，從而導致了其理論最終缺乏了獨立性。

二、對我國收入分配的正義性研究

以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而言，構建和諧社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正視分配的正義性。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在國家和相關機構的宏觀調控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我們要準確認識的是，市場經濟不是既定概念般的一種社會制度，只是一種經濟運行模式和對社會資源進行配置手段。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存在于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在國家和相關機構的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時候發揮出基礎性作用的一種經濟體制。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片面的追求效率，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難以顧及到分配的正義。面對這一問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念我們應該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兼顧正義？

首先，在按勞分配中，關鍵的問題在于應該根據什么標準來區分和鑒定每個人的價值，這個標準應該由誰來制定？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主體來對勞動者的貢獻進行準確的評價的同時，還應該有一套合理的公共決策機制。對此，亞里士多德認為參與分配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屬性和價值——在某些方面要以數量平等為原則，而其他方面則要以比值平等為原則。舉個特殊的例子，腦力勞動中的知識貢獻應該如何評價，如何參與分配呢？筆者認為，知識是作為腦力勞動的成果參與分配的，也是一種按勞分配。眾所周知，一般的勞動成果都有一個壽命周期，專供一人或一個社會群體使用，因而這種勞動成果就只能一次性地參與按勞分配。但是，知識同時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成果，從理論上講，在有更新的知識將其代替、淘汰、推翻之前，其使用的范圍、時間和次數具有無限性。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成果雖然需要一定的載體，其載體也需要復制，但知識本身是不需要再生產，不需要再付出新的勞動的，簡單來說，一次性的腦力勞動成果，可以無數次獲得報酬。這也體現了亞里士多德的實現正當必須要在某些方面以數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則以比值平等為原則。

另一方面，在按資分配中，我國目前最為迫切的是找到一個方案來解決如何平衡資本和勞動間的關系，如果一味地為了使利益得到最大化，使得分配偏向資本家，則會犧牲勞動者的利益。這其中最為激化的一個問題是企業領導和員工的工資差距問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分配的正義在于依據公平原則來分配，即根據參與分配者個人的貢獻、需要、能力等條件來進行分配。那么，企業領導和員工的貢獻和能力就成為他們參與到分配中的“資本”，而企業領導的工資收入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高于企業員工，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員工的“資本”價格就低于企業領導，在這個前提條件下，這樣的收入分配就與亞里士多德的正義理念背道而馳了。實踐中，構建和諧的分配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課題，只要有勞資雙方存在的地方，勞資矛盾便無法回避。正視并化解勞資矛盾，對資本和勞動二者的關系進行良好的辨識，平衡勞資利益分配，才能使勞資關系得到平衡，使得效益達到最大化。

三、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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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55年體制”在2009年8月的大選中行將崩潰，日本將首次出現執政黨輪替現象。鳩山一郎的嫡孫鳩山由紀夫率領的，很有可能趕自民黨下臺，搶奪到執政黨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動搖今后將會延續多長時間?自今年4月開始出現的日本經濟的復蘇，是否會夭折?日本GDP總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將何去何從?中國及世界對這些問題都十分關心。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日本經濟并沒有因為政局的動搖而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經濟在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正常運行。不存在出現混亂、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經濟藍皮書的話來說，“日本國內金融秩序仍較穩定，經濟社會基礎層面尚好，經濟本身依然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和可遵循的經驗教訓，陷入類似20世紀90年代長期蕭條的可能性不大。”

該如何看待日本經濟?白皮書從“縮小貧富懸殊”、“公平分配”、“金融”、“貿易投資與區域經濟合作”幾個方面，對日本經濟進行了分析。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臨的主要問題。

在總報告里，張季風認為：“2008年日本經濟受到了比美國和歐洲更嚴重的沖擊。股市暴跌、出口驟減、工礦業生產迅速下滑、企業收益下降、失業率攀升，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在惡化。”日本經濟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譚曉軍、王海濤在論文中分析說：“日本政府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這個政策是導致日本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解決貧富懸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賀平從日本經濟戰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該國“一切以國民生活富裕為出發點的民本思想。”

篇（9）

，則總的污染損失最后得到第二種模型的目標函數

結果證明這種方法能夠有效快速的算出分配水的方案。

一.問題的提出

水利工程建成后，預計2010年年調水量為110億立方米，主要用來解決沿線20個大中城市的生活用水、工業用水和綜合服務業的用水，分配分別為40%、38%和22%。這樣可以改善該地區的生態環境和投資環境，推動經濟發展。用水指標的分配總原則是：改善區域的缺水狀況、提高城市的生活水平、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用水效益、改善城市環境。根據2000年的統計數據，各城市的人口數量差異大，基本狀況和經濟情況也不相同，各城市現有的生活、工業和綜合服務業的用水情況不同，缺水程度也不同（如表所示）

二.問題的分析

2.1關于背景的分析

我國是一個水資源短缺且分布很不均勻，南方地區水資源較為豐富，占到全國的80%以上，而處于干旱半干旱的北方地區，水資源十分匱乏，許多學者調研提出要徹底解決中國北方水資源短缺的問題，不需采取跨流域調水，即“南水北調，南水北調工程2002年末正式動工，此舉將極大化解北方城市的供水壓力，在為工業服務業提供水資源的同時，也將大大提高居民的生活和城市環境，它不僅可以長生巨大的經濟效益，而且其長遠的社會和生態效益更無法估量。

2.2問題一分析

要綜合考慮各種情況，給出2010年每個城市的調水分配指標，使得各城市的總用水量情況盡量均衡，我們考慮讓每個城市都能供上足夠的水，首先假設110噸全部用來解決這20個城市的用水問題（其中包括生活用水，工業用水及其服務業用水），“盡量均衡”的意思就是說讓更需要水的城市多得到供水。由此為了更好的分配110噸水資源我們分別預測2010年的人口，工業情況以及服務業情況，再假設人均生活用水量，萬元，服務業用水，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均保持不變，即可預測生活用水，工業用水及其服務業用水的情況，再根據相加求和即可得到該城市總用水量，再根據求權重依次分配。

2.3問題二分析

由于各城市的基本狀況和自然條件不同，對相同的供水量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不同，從經濟效益的角度，要注意到，每個城市的工業和綜合服務業的發展受產業規模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無限制的增長這一特點，我們采用logstic模型進行分析。工業產值及其服務業均可用灰色系統模型進行預測。

三.模型的建立

3.1預測2010年人口的模型

3.1.1模型的假設

1）假設各個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不變。

2）假設個個城市間人口數相對平衡，相互獨立，互不影響。

3.1.2符號說明

1）x（t）為第t年某個城市的人口數

2)r（x）為自然增長率，是自然資源和環境條件所能容納的最大人口數量。

3.1.3模型的建立

于是有：

（1）

對的一個最簡單的假定是，設為的線性函數，即

（2）

設自然資源和環境條件所能容納的最大人口數量，當時人口不再增長，即增長率，代入（2-2）式得，于是（2-2）式為

（3）

將（2-3）代入方程（2-1）得：

（4）

解方程（2-4）可得：

（5）

3.1.4模型的求解

為了對以后一定時期內的世界人口數做出預測，我們首先根據所給的數據依次求的全部城市的人口數。記為x=x（i，t）為第i個城市在第t年的人口。

將2000年看成初始時刻即，則2001為，以次類推，以2010年為t=10作為終時刻。用函數（5）對表3.1.1中的數據進行非線性擬合，運用Matlab編程得到相關的參數，可以算出可決系數（可決系數是判別曲線擬合效果的一個指標）：

3.2預測2010年工業總產值和服務業總產值的logstic模型

3.2.1模型假設

1）工業產值和服務業產值也按logistic模型增長。（經過大量的資料證明工業產值和服務業產值的增長率在前面是逐漸的變大，后逐漸變小這符合logstic模型的增長趨勢。）

3.2.3模型的建立

把上面第i個城市第t年的工業產值和服務業產值分別記為I(i，t){industry}S（i，t）[],則把第i個城市的人口增長模型中的x（t）改寫成工業總產值和服務業總產值的logstic模型。

3.3綜合調水問題

3.3.1模型的假設

1）個城市之間相互獨立互不影響。

2)假設個城市人口，工業產值，服務業產值增長率保持不變。人口用水量不隨時間變化，工業萬元增長用水不變和服務業萬元用水不變。

3）水只能一次性利用，不考慮循環利用。

4）個城市都處于缺水狀態，都從外地調水，之間并不存在互不調水的問題。

3.3.2符號約定

3.3.3模型一的建立

為了使最大限度的使該地區的經濟達到快速發展即

已知生活用水，工業用水以及服務業用水分配時所占的比例0.4，0.38，0.22

所以得

我們將人的生活用水按個城市所占人口平均分配，即

設人均產值為k則

（其中x為工業產值，y為綜合服務業產值，rwei人口數）

設第i個城市的人均產值增加為

則

令為第i個城市在第n年的人均產值

（式中的n不是次方，而是第n年的含義）

設c為貧富差距，（一常數）為起初的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C定義為

為了不使貧富差距拉大我們要求

則得到一個規劃問題

目標函數：

然而，我們考慮到居民日常生活用水，工業用水以及綜合服務業對水的污染程度有所不同，我們的出了第二個模型如下

五.模型檢驗及其結果分析

5.1模型的檢驗

隨著時間的增長我們發現人均產值在變小，人民生活用水質量不會差異很多，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小。

5.2模型結果分析

結果較為準確，到2010年20個城市工業調水最多的是第20個城市

六.模型優缺點分析

6.1模型的及其不足之處之處

模型一中按城市人口平均分配生活用水，雖然有所不足，但是能化簡問題，使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模型一可以看成模型二的特例，當很小時，可以忽略。的值要具體分析應用，由于地域不同可能會不一樣。

模型沒有考慮增速變化的情況，而且沒有考慮水資源的循環利用問題，在全國實行科學發展觀的今天我相信的值會越來越小。

6.2模型的優點

1）用logstic模型人口，預測工業和服務業較為準確，因為增長率按照時間在降低，就像美國的經濟一樣，總有一天會出現停滯狀態，也就是說增長了最后會變成0，但是不是說絕對的這只是一個階段的變化而已。

2）本模型考慮了環境污染的問題，用單位體積凈化的成本來表述污染的程度，此處為本模型創新之處。

七.模型的改進

7.1關于2010年個數據的預測

可以用灰色系來預測2010年的工業產值及其綜合服務業總產值，由于計算復雜所以采用簡單的logstic預測。

7.2關于線性規劃模型

計算過程中遇到了的的大小，可已經一步修正。

7.3運算運用矩陣

可以用matlab7.0直接求出二十個城市的情況。

參考文獻

[1]姜啟源等，數學建模（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鄭錬，當代數學若干理論和方法[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

篇（10）

一、關于區域收入差距狀況分析

1.基尼系數不斷上升

世界銀行曾發表聲明指出，過去20多年，是中國收入差距擴大最快的時期，中國也是世界上基尼系數提高幅度最大的國家。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國家的基尼系數通常在0.5和0.7之間，收入相對較為平等的國家在0.2和0.35之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基尼系數所反映出來的收入差距，總得來說呈上升趨勢。據世界銀行統計，200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逼近0.47。在股市樓市的雙重作用之下，2007年基尼系數接近或者超過0.48已成定局。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人均GDP達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數才開始下降，我國去年人均GDP已達到2000美元左右，人均GDP增加與基尼系數呈正比。以上數據都是根據正常收入計算的，如果將偷稅漏稅，論文官員腐敗等非法非正常收入也估算在內的話，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將更加嚴重。

2.引起消費差距擴大

收入差距的擴大使總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投資乘數效應也迅速降低，最終導致全社會的總需求水平下降。這樣就會形成漢斯?辛格所指出的收入――需求――投資惡性循環，即“大多數人的低收入意味著低購買力，致使國內市場狹小，投資引誘不足進而導致生產率低下，低生產率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復始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全國居民消費指數1994年124.1下降到2000年的100.4。從2001到2006年我國消費率依然呈下降態勢。與國外一些主要國家相比，還嚴重偏低。總消費需求不足導致我國宏觀經濟失衡，使通貨緊縮成為我國宏觀經濟的經常性威脅，制約經濟的發展。

3.收入差距過大帶來一系列經濟社會負效應

由于中國長期受“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響，人們對收入差距過大比較敏感，由此就會造成心態失衡，給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造成一種潛在的不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因素。少數人的巨富引起多數人的不滿，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地區間貧富懸殊的存在，誘使大量人口無序地涌向發達地區，社會犯罪活動猖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貧富差距懸殊也導致了教育失衡，農村教育與城市教育的差距不斷拉大，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乃至整個民族素質的提高，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關于縮小區域收入差距的措施研究

1.發揮比較優勢,加快產業調整步伐

促進產業協調發展，消除收人差距產生的產業結構因素；各地區大力調整主導產業，選擇適合于本地特色和條件的產業，將自己置于我國經濟系統中乃至全球化中定位，培養優勢產業和特色經濟。在兼顧地區經濟利益和互惠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地區分工體系，促進發達地區向較落后地區轉移。鼓勵和扶持原材料產地和礦產資源地發展加工型支柱產業；同時推進發達地區的加工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外向型發展，從而促進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2.發揮政府對再分配的調控職能,提高要素利用效率

在強調以效率提高作為主要增長動力的增長方式根本轉變過程中，能以不損害先公平進而降低效率為代價來提高事后分配結果上的均等程度。根據有進有退的原則，留學生論文 應將政府的政策目標和職能從直接干預市場資源配置轉變到再分配調節上來，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收人分配和再分配體系。

3.調節收入分配關系，擴大中等收入者比例

市場經濟條件下，部分靠合法經營也會獲得高收入，產生貧富懸殊，這也不符合共同富裕原則，必須運用稅收手段加以調節。對貧困地區，國家從多方面采取政策，加大扶貧力度。目前我國高中低收入戶的比例呈金字塔形，而比較合理的收入分布應該是“橄欖形。因此，要通過調節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擴大中等收入者在社會中的數量。

4.加快中西部經濟建設，實現地區協調發展

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強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外地投資者到西部投資，鼓勵將東部的資金、技術、入才引入到西部。同時中央應拓寬中部政策空間，明確中部發展的戰略定位。尤其是在發展定位上，中部地區應在原有定位。

5.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與否，在某種程度上制約著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貧困階層的正常生活。要進一步擴大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進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社會保障法制化。要高度重視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困難問題，繼續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改革試點,有條件的地方可繼續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6.運用法律手段控制打擊非法收入

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問題有很大比例是權力、腐敗等非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的結果。要加快建立、健全一套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收入分配法律體系，轉變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控、調節方式和職能。加強國家在立法，執法及監管方面的力度，規范分配秩序，避免權力壟斷，打擊尋租活動并與反腐敗結合起來，堅決有力持續全面地打擊違法經營活動，斷絕非法收入來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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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0-01

一、房地產業發展帶來社區多樣化和居住分異

城市發展至今，其空間內部的演化始終沒有停止，而這一演化趨勢在城市社會來臨的當下變得更加明顯。2011年底，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個百分點，正式進入“城市社會”的時代。普遍認為到2030年左右，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70%，從而進入較為成熟的“城市社會”階段。城市化和住宅產業化帶來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按照國際通行的住宅標準，中國現有的市民居住水平還有不小的差距，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的要求更為住宅市場拓展了新空間。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可以斷定，在未來的城市社會中，依然會有十分旺盛的住宅消費需求，各種力量對城市空間的爭奪或整合將會進一步加劇，城市人的公共空間和私有空間也將會被重新配置。在城市住區中，這種配置的分化會表現明顯。城市的居住社區中的關系結構特征和地域分布相結合構成的連續統所表現的差異及其過程就構成了城市住區的社會空間分異。社會空間分異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宏觀背景，也反映了社區構成的多種微觀意義。

以南京為例，城市住區的社會空間分異也已經成為一種顯而易見的、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南京城市的變遷是中國城市社會變遷的縮影，南京城市的居住生態具有相當的理論價值和的現實意義。從住區特性來看，南京住區的發展在全國來說也具有代表性。房地產業的蓬勃發展給這座城市帶來了形象的日新月異，城市形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老城與新城的交錯，新舊住區的組合，構成了一幅壯麗的城市變遷的圖景。由此帶來的城市住區空間的此消彼長，分異在所難免并日益明顯，所以南京成了一個比較合適的觀察地。本文以南京市為例，著重觀察城市住區社會空間分異帶來的問題與思考。

二、住區社會空間分異強化不同住區及階層隔離

住區社會空間分異強化了不同住區及其社會階層的隔離，這種階層隔離體現在不同的住區以及同一個住區的不同人群中。在城市的高速發展中，城市社區成員的成份復雜化，差異化，使得城市社區中形成新的互動關系和人際互動機制。不同富裕人群居住在同一社區，生活水平對比明顯，低收入群體容易產生明顯的被剝奪感，加劇了社區關系的離心力。而住區之間的階層差別與隔離表現更為明顯。首先它通過不同住區的封閉得以在空間實現居住隔離。一是表現在有門社區的泛化的封閉性所造成的隔離，二是鮮明的對比普遍存在所引起的對比。而南京城市住區中常見的封閉型圍合空間，隨處可見的私人安全服務、住宅報警器、柵欄、大門、高墻以及“私家地方，非請勿進”的告示提醒著我們住在封閉且與外部隔絕的“裝甲社區”里，這種封閉空間就是典型的城市“社會區隔”，實際上是城市功能的退化。正如盧曼所言，功能的相互依賴是現代社會發展階段，空間的自然區隔多是原始社會所有的特征，所以過于強調空間隔離是城市功能的一種退化。如果沿著此路發展，不難想象，我們將面臨的是一個處處設防、支離破碎的城市空間，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已經不在是差異，而是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社會摩擦的結果就是“逃離”——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富裕者可以“逃”到強勢生態空間，與中上階層積聚；有限的社會資源使得貧困者只能“逃”至弱勢生態空間，從而居住的生態隔離進一步深化。如南京城東月牙湖花園和對面的藍旗街小區僅一湖之隔，住區環境與居住質量、人群構成都有著鮮明差別，住區檔次差距很大并且在拉大。

三、階層的差距拉大，產生極化

筆者也發現除了住區階層的隔離外，階層的差距在拉大，產生極化的現象。住區分異強化了強勢群體與其住區的社會地位，同時弱化了弱勢社區的社會地位。近幾年，城市居民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是顯而易見的。在南京城里，當有人擁有億萬資產、高檔別墅、高級轎車的同時，一批特困企業的職工下崗賦閑在家。城市社會在創造高收入群體的同時，也衍生出了另一端——低收入人群，有的學者稱之為“新貧困階層”。由于貧富差距的擴大，社會交往和居住空間的分化成為中國城市社會中雙重隔離的城市社區的隔離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城市社區的分化與隔離的過程可以用兩個相反的流動過程來概括：（1）“上升”流動：在收入提高后，進入高檔的社區居住；（2）“下降”流動：無經濟能力，住房條件未得到改善，居住水平相對下降。由于在城市中，住房幾乎是一般家庭最重要的財產，房地產在階層地位分化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在高檔住區層出不窮的同時，部分社區的弱勢得以強化，住區將進一步貧困化，將進一步使得此類住區居民的房地產貶值，在社會經濟地位上進一步下滑，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居住極化的過程，也是市場化選擇的“馬太效應”。

南京高檔住區數量的不斷增加，分布也從原來城中玄武湖等地向外不斷擴展，這類住區的增長是不言而喻的。與此同時，低收入人群所居住的傳統單位型住區和政策性住區等低檔住區也值得關注。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南京城市中還存在著一定量的低收入群體，這一群體對單位型社區具有多種依賴性，從居住、生活到就業等方面，從而使得傳統單位型社區功能更加強化，并在城市社區的分化中一直保持著一種獨有的勢態。這類社區不僅居民收入較低，而且有著明顯的老齡化特征。因此，筆者認為，住區分異的過程使得階層差距拉大，產生極化。

參考文獻：

[1]李程驊.公共空間與私有空間：——城市住宅空間的社會學思考.江海學刊，2003（01）.

[2]張鴻雁.論當代中國城市社區分異與變遷的現狀及發展趨勢.規劃師，2002（08）.

[3]白友濤.盤根草——城市現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區.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

[4][美]凱文·林奇.城市形態.華夏出版社，2001.

[5]熊國平. 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形態演變研究.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