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互聯網的法律運用及社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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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新型社會問題的角度有很多，本文將站在法律的角度上來解決新時期下社會治理中存在的矛盾，確保在智能互聯網的社會發展大環境下，社會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企業的經濟發展能夠穩步推進。筆者目力所及，當前我國法律界對智能互聯網大環境下社會管理方面的研究寥寥無幾，站在法律角度對新環境下社會矛盾的規制更是鳳毛麟角。

關于法律方面僅有的一篇碩果，即陳皓所寫的《互聯網+法治宣傳在司法行政一體化智能平臺中的應用》，其重點突出將“互聯網”的新思維與法治宣傳相結合，并無縫地應用于司法行政一體化的智能平臺當中去；還有一些專家學者在互聯網與學生課程教育方面，如藺莉在《互聯網時代智能手機應用于職校德育課堂的思考》一文中，解決了智能手機沖擊傳統課堂和干擾教師上課的問題；在文章《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推動胸外科發展》中，張勛指出，有必要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來推動解決快速發展中的新問題，指出了新時期胸外科發展的方向，具有較強的專業性。筆者將以新時代智能互聯網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方面的副作用為切入點，同時探討法律領域如何進行社會治理保障從而加快企業發展。

一、問題的引入

傳統的互聯網時代營銷主要圍繞著“廠家—商—零售商—客戶”模式單向而動，以“坐銷+行銷”為主要方式；在PC互聯網時代（Internet1.0）和移動互聯網時代（Internet2.0），以“泛銷售，眾籌，補貼”等手段為“一般營銷”模式以及數據平臺和資源整合營銷，如今，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從互聯網時代到智能互聯網時代（Internet3.0），出現了一場營銷革命。商業營銷也變成占領場景、延伸場景、應景交易的跨界、互動、智能的“全時段、全渠道、全融合”全營銷模式。智能互聯網基于物聯網技術，以基于平臺的智能硬件為載體，符合商定的通信協議和數據交互標準。結合云計算和大數據應用、智能網絡，用于智能終端、人員和云服務之間的信息收集、處理、分析和應用，能夠將高速移動性、大數據分析和挖掘、智能傳感和應用程序結合起來，以滲透傳統行業。提高傳統行業的服務能力，并與數百個行業建立聯系，進行線上線下跨境營銷。現代企業如何在有效應用智能互聯網的同時與時俱進，是現代企業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

二、智能互聯網對社會治理方式的影響

1.智能互聯網提高社會治理效率

社會治理不只是個別地方政府對地方事務的處理，也不是政府某一個部門的事務協調，它涉及許多政府部門內部協調和海量數據的外部互認。但是由于每個部門的分工以及單位機構所設置的技能模式不同，跨部門的信息互認、協作共享遇到了許多困難和障礙，并出現了“信息孤島”等問題。智能互聯網的出現有利于打破部門之間的數據障礙，實現多方面的整合和數據資源的全方位共享。它可以促進業務協作以及流程優化管理和服務，使社會治理從最初的“大家掃雪”向分塊分區域治理以及整合共治轉變。“嚴格管理和思想控制”是傳統社會治理模式的主要精神指導。但對于現實問題，如單一服務渠道，較少的服務內容和煩瑣的服務程序等傳統精神指導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智能互聯網的發展使公眾能夠及時掌握社會動態，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最大化信息共享。例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背景下，精準扶貧可以在互聯網、大數據的支撐下，創建“精準扶貧云”等相關線上軟件，建立全面、詳細、準確的扶貧信息系統，精確管理，提高扶貧的效率和效果。

2.智能互聯網對社會治理的挑戰

所有不可思議的創造都有代價，以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為基礎技術保障的新興智能互聯網為政府全面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提供了更加高效、更加全面、更加人性化的路徑。但同時也存在不少無法回避的痛點問題，潛藏著巨大風險，對政府理解互聯網的價值、利用互聯網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驗。每個時期電子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伴隨而來的便是爆炸式的數據信息安全問題。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和國家機密被侵害的情況時有發生，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更令人憂心的是，由于思維觀念、法規制度、技術瓶頸等多種因素，傳統的安全機制已經無法對目前的數據信息進行有效防護。第一，黑客攻擊和非法交易。從理論上講，黑客可以利用技術優勢進入每個個人、企業、機構和政府的網絡系統，獲取任何信息，進行肆意篡改和攻擊。從2017年5月肆虐全球的“WannaCry”勒索病毒、6月“暗云Ⅲ”木馬程序等事件，都可看到數據信息安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互聯網+社會治理”應用中也同樣存在安全困境。《2016年中國互聯網網絡安全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境內被篡改網站數量為16758個，其中政府網站467個；境內被植入后門網站82072個，其中政府網站2361個。第二，巨頭企業的數據壟斷。被稱為“21世紀石油”的數據已成為一種基本的戰略資源。然而，目前涉及經濟和社會運營的大量數據一直由互聯網巨頭主導，逐漸成為壟斷者，很容易形成“數據寡頭”。例如，擁有超過10億用戶的阿里巴巴和騰訊已發展成為中國和世界互聯網地圖中最重要的巨頭。它具有廣泛的數據覆蓋范圍和深度數據積累，尤其是在當前的互聯網管理領域。第三，網絡是把雙刃劍，在為人類新生活創造無限生機和可能以及推動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風險和安全隱患甚至疑難問題。智能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也造成一種新型的犯罪模式，即網絡犯罪。與一般刑事案件相比，網絡犯罪的特點是隱匿和高科技。正如前不久發生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山東徐玉玉等三名大學生遭遇電信詐騙后猝死或自殺，這就是智能互聯網背景下，一些不法犯罪分子利用互聯網以及不正當手段收集公民個人信息，進行大數據的分析和篩選，進行違法犯罪，此種手段的犯罪案件成功率高，被害人基本上沒有任何還手之力。新型智能網絡犯罪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破壞了社會治理的正常秩序，嚴重影響了國家治理。

三、智能互聯網的社會治理需要法治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互聯網治理的根本之策。強調，要堅持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讓互聯網在法治的軌道上健康運行。第一，普法仍是促進智能互聯網社會法治的第一要義。智能互聯網的出現加快了我國依法治國的進程，我國法律制度的傳播方式也不再局限于報紙、電視、廣播、刊物等。新時代下，出現了智能手機普及，無線網絡隨處可用的盛況，為全民普法提供了有力的社會契機，社會公眾可以在自己的閑暇時間通過微博、微信以及其他介質形式去了解、學習、掌握新的國家制度，突破之前書本攜帶不方便、電視媒體固定時間段、固定頻道的窘迫境地。因此把握當前信息流通量大、網絡受眾人群多、普及法律方便快捷等特點，進行社會普法，增強公眾的法律觀念，使人們充滿對法律的敬畏之心。第二，立法和完善法規制度仍是智能互聯網社會法治的重要保障。在飛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面前，我國關于人工智能立法則顯得有失平衡，不能為新事物的產生及時跟進立法活動。在《刑法》規則“法律沒有規定不是犯罪”的前提下，一些罪犯分子投機取巧鉆法律的空子，影響和諧社會的發展。比如在無人駕駛汽車方面，政府主管部門應確定無人駕駛汽車的合法性，明確立法監督目標，確立無人駕駛汽車的法律地位。除了有關安全和測試、銷售和使用的規定外，立法內容還應涵蓋駕駛無人駕駛汽車時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包括自動駕駛儀和無人駕駛的法律后果以及法律責任的主體。在網絡治理方面，我們不僅應該在《網絡安全法》的基礎上，積極征求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對當前社會治理和立法的相關建議，深入研究網絡治理中法治的必要性，為規范網絡行為、懲治網絡犯罪提供法律保障，與此同時，還要推動有關司法執法部門與金融和互聯網公司合作，形成官民一體的網絡犯罪打擊網。另外，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領域發展快、問題新、涉及面廣，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召集行業專家、法律專家和社會學家，專注于研究和論證人工智能領域的新問題和挑戰，以保護國家安全，促進產業發展，同時避免嚴重的社會道德沖突。

四、結語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的高速期，企業要利用好智能互聯網這一時代利器，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增添新動力。與此同時，出現新的社會問題倒逼我國需要改變當前的社會治理模式。新時期經濟的發展需要法治，社會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更需要法律來規范。因此，通過法律來規范在智能互聯網新時代所出現的社會問題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