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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四書”“五經”是著名的儒家經典著作,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典籍的代表。其中“四書”包括《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一般認為《中庸》是出自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后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南宋時期,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并成為“四書”并分別作了集注。《中庸》的中心思想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宋代程頤解釋為“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庸》主張個人道德修養乃政治成敗的根本,依靠統治者的道的完善來實現國泰民安。
2. 《中庸》英譯本研究
目前經典的《中庸》的英譯本有《The Mean》( D.C.Lau),《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James Legge),《The Middle Use》(Arthur Waley),《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Gu Hongming)和《The Doctrine of Mean》(Charles Muller),其中比較著名的譯本有兩部:一部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譯家辜鴻銘于1906年推出的譯著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另一部是出自于19世紀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英譯的五卷本《中國經典》中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這是外國譯者《中庸》英譯的經典之作。
截至目前,國外關于中國儒家典籍的翻譯研究還沒有涉及。而國內關于《中庸》英譯的研究始于21世紀,《中庸》的英譯研究在近十年來才逐漸受到重視,主要表現在各種研究的期刊和碩博論文的涌現。為全面的了解《中庸》英譯的研究現狀,筆者共搜索到與《中庸》英譯研究的相關的不重復的論文共23篇:中國知網上17篇,萬方上8篇(除去與中國知網上面的重復的論文)。其中核心期刊的論文2篇,碩博論文8篇。這些論文的發表時間見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國內學界對《中庸》英譯的研究始于21世紀之后,具體來說始于2004年以后。筆者將這25篇論文劃分為四類,分別是譯者及其翻譯思想研究、翻譯動機與策略研究、譯文對比研究、文化方面研究等,并對重點論文進行評述。
表二:
由上面可見,國內外對于《中庸》英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譯者及其翻譯思想研究、翻譯動機與策略文化方面研究和譯文對比研究這四大方面。
3. 結語
通過對搜集到的論文主要內容的研究,筆者發現雖然國內對于《中庸》等儒家典籍的譯本研究主要集中于上述這四大主要方面,但研究內容范圍和深度有待擴展。首先,在翻譯動機和策略研究的文章中,主要是從目的論,接受理論和異化歸化翻譯方法這幾個角度去分析。研究的范圍僅局限于這幾個方面,理論廣度和深度有很大的發掘空間。
其次,對于譯者及其翻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辜鴻銘這一個譯者和他的歸化翻譯方法,分析研究已經比較透徹。其他譯者的研究僅略有涉獵,分析評述較少,可以從理雅各,穆勒等譯者及其翻譯思想方面來擴展研究。
第三,文化研究方面以往的論文主要集中于從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東西方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特定文化背景對翻譯的影響這幾個方面進行相應的論述,以往的研究僅淺嘗輒止到文化傳播和交流,筆者認為可以更深入的挖掘文化本質,如從翻譯的文化轉向,文化過濾機制等方面入手對比不同譯者翻譯時對文化方面的不同涉獵。
第四,在譯文對比研究方面,目前所有關于《中庸》英譯的論文中只有兩篇文章對比分析不同譯者的譯文,而且這兩篇文章出自同一作者,主要研究了兩種和三種不同譯文的語篇銜接機制和譯者風格。對比的角度狹窄,而且對比的主要在書面和字里行間,沒有觸及到內容深度層面。筆者認為可以從不同研究層面比較或者比較多個《中庸》英譯版本,對比其翻譯不同之處,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層面,研究空間很廣。
【參考文獻】
[1]謝建平.文化翻譯與文化“傳真”[J].中國翻譯,2001.
[2]王東風. 翻譯文學的文化地位與譯者的文化態度[J]. 中國翻譯, 2000.
[3]錢桂榮,劉暢. 《中庸》兩種英譯本對比研究[J].語言研究,2010.
1 引言
教育部于1982年啟動“高校文科圖書引進專款”(以下簡稱“文科專款”)項目,其宗旨是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人文社科外文圖書文獻信息保障體系,為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教學和科研服務,為提高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高層次人才培養能力和科研水平服務。中山大學是文科專款項目的區域中心,從文科專款項目受益良多。本文以中山大學為例,以讀者對人文社科外文圖書的需求和利用情況為基礎,通過定量統計和案例分析,獲得文科專款項目對于人文社科資源建設和科學研究的保障與促進情況,并提出文科專款面臨的主要問題及相關發展對策。
2 文科專款對外文圖書的保障作用
人文社科教學和科研對文獻信息資源的依賴程度很高。在文獻類型上,人文社科研究對圖書的依賴程度顯著高于自然科學。外文圖書對于提高人文社科教學及科研水平具有重要意義,是教學和科研與國際接軌的基本保證。由于外文圖書價格相對較高,科研人員對圖書館館藏的依賴性較大。
2.1經費的持續性保障
2000年之前,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文獻購置經費較為匱乏,圖書館年度校撥總文獻購置經費不到700萬元。雖然自2001年開始經費有了增長,至2012年,校撥總文獻購置經費達到3000萬元,部分年度的外文圖書購置費用亦超過200萬元,但隨著電子資源建設的發展,電子資源采購經費占圖書館資源建設費的比例越來越高,從2002年的不到100萬元,到2010年的超過1000萬元,外文圖書購置經費受到較大影響。圖書館為保障資源連續性要求較高的中外文報刊訂購以及為滿足高校教學需要的中文圖書的訂購規模,有時甚至難以安排經費進行最基本的外文圖書訂購。因此,文科專款在不同時期都是圖書館外文圖書資源建設的重要經費來源。
1982—2012年,中山大學圖書館使用文科專款訂購人文社科外文圖書47050冊,同期使用校撥經費訂購114211冊,文科專款訂購比例高達41.2%。另外,1996—2000年,圖書館還使用文科專款訂購95種,平均每年11292萬美元的人文社科專業期刊,這在當時學校經費不足的條件下,保證了人文社科師生對外文科專款業期刊的需求。三十年來,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文科專款經費持續增長:1982—1993年每年配額為4.05萬美元,1993—2002年每年配額為5005萬美元,2003—2008年每年配額為11,25萬美元,2009年至今,作為區域中心承擔了文科專款協調采購的任務,同時得到協調采購配額每年近7萬美元,圖書館每年獲得文科專款額度共約為18萬美元。
三十年來文科專款額度的增加,帶來了圖書館人文社科外文圖書數量年均入藏量的增長。中山大學文科專款的館藏量由1982年的每年入藏1984冊發展到2012年的2993冊,從而保證了我館人文社科外文圖書館藏規模的持續發展。
2.2館藏結構的優化保障
在持續性經費保障的基礎上,文科專款外文圖書已經從保障數量的層次上升到館藏結構優化的層次,這既體現在各館館藏資源結構的優化,又體現在全國范圍內文科專款資源結構的協調發展。一方面,三十年來在文科專款自主采購經費的支持下,從語種和學科方面為圖書館館藏資源結構的優化提供了持續性保障,使各館資源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優化;另一方面,近年來增加的文科專款協調采購項目更是從資源在全國的布局方面進行協調,在微觀和宏的層面保障了資源的結構優化和可持的發展。此外,大型特藏項目的開展,為珍稀外文資源的采購提供了保障,進一步優化了資源結構,提高了館藏資源的質量。從我館文科專款配置情況來看可窺見一斑(見表1)。
3 人文社科外文圖書需求及保障情況分析
3.1人文社科外文圖書利用的定量分析
中山大學圖書館于2004年底完成總館改擴建后重新開館,實行藏閱一體的管理模式。雖然很多讀者是以館內閱覽并摘抄或復印部分內容的方式利用外文文獻資源,但是外文圖書的外借情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文圖書的利用情況。
從圖1可以看出,人文社科外文圖書的外借量自2005年以來持續上升,到2008年達到最高,從2009年開始有所下降,2010年和2011年下降幅度較大。外借量的下降和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及圖書館資源類型的轉變有一定關系:除保持Ebrary電子圖書、Emerald電子系列叢書、netlibrary電子圖書等多個電子圖書數據庫之外,我館于2009年參與CASHL組織的MyLibrary電子書的集團采購,該集團共享人文社科外文圖書4484種,2010年增加到8144種,讀者年下載量達到10332篇。到2011年,該集團共享人文社科外文圖書達到12569種。電子圖書對紙質圖書利用和外借已產生比較大的影響,香港8所大學圖書館聯合借閱系統“港書網”圖書外借統計也反映出同樣的趨勢。部分海外贈書基于文獻保護等原因(如哈佛大學喜樂斯贈書專藏)不外借等,對外借服務也產生一定影響。
此外,受電子資源建設經費大幅增加和總經費多年零增長的影響,我館2008—2011年人文社科外文圖書采購主要依托文科專款和海外贈書,人文社科外文圖書年采購種數明顯下降。
3.2人文社科外文圖書需求的對比分析
國外有圖書館專家指出,在合作館藏發展中考慮讀者需求,在降低采購成本的同時,能提高使用效率,減少重復采購,增加資源的可獲取性并提高用戶的滿意度。中山大學圖書館外文圖書核心館藏建設除為本校學生、教學及科研人員提供服務外,還通過各種文獻共建共享體系為華南地區乃至全國用戶提供服務,為人文社科教學與科研提供基本保障。
2000年,圖書館就文科專款購買人文社科外文圖書的使用效益進行了一次調查。此次調查面向院系,側重于院系教學科研人員對文科專款圖書的采購意見和使用效益,共收回調查表46份,其中教授15份,副教授21份,講師6份,研究生4份。從調查表反饋情況看,教學、科研較為活躍的人員對文科專款圖書的關注度也較高。在文科專款圖書采購意見方面,除普遍認為應增加采購經費外,不同院系還提出了具體建議,如增加教科書采購、增加工具書采購、增加經典著作采購、增加港臺書采購等,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我館人文社科外文圖書的保障與讀者需求還有較大差距,應考慮盡可能增加經費投入。同期,教育部社科司圖書引進辦的學者錢進就提出了圖書類型是影響圖書引進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進一步說明除了學術專著外,教材、工具書等也應該是外文圖書采購的重要對象。
2012年,圖書館再次進行讀者需求調查。此次調查受訪的人文社科讀者共271人,其中初級職稱的教師有15位,占樣本總數的5.5%,中級職稱的教師有63位,占樣本總數的23.2%,副高職稱的教師有119位,占樣本總數43.9%,正高職稱的教師74人,占樣本總數的27.3%。調查結果同樣顯示出讀者需要圖書館增加教科書采購、增加工具書采購、增加經典著作采購等。此外,讀者調查還表明,在目前電子資源普遍使用的情況下,仍有必要堅持和保障人文社科外文紙本圖書的持續增長。
3.3人文社科外文圖書文獻保障率的SSCI分析
文獻保障率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或機構(如圖書館或者共建共享組織)供給文獻,滿足文獻情報需求以支持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科學研究的能力。它是一個比率,是與某個國家、地區或機構的讀者使用文獻情況分不開的。其公式為:文獻保障率一一定時期內可提供文獻種數/一定時期內用戶使用文獻種數×100%。
本研究以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為參照,對中山大學人文社科外文圖書的保障情況進行研究。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是ISI核心的三大引文索引數據庫之一,收錄了社會科學領域內2100多種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刊物。中山大學學者在SSCI收錄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的數量變化也可從一個側面反映文獻資源建設(包括外文圖書資源建設)對科研的保障和促進作用。2005年到2012年,中山大學人文社科研究SSCI收錄論文呈明顯上升趨勢,從2005年的19篇,持續上升到2012年的174篇(詳見圖2)。
為了更直觀地反映文科專款圖書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保障作用,本文選取了2011年SSCI收錄的中山大學心理學和精神病學領域的研究文獻,對其引用的外文圖書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見表2。
在核查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些具有極高被引率的經典圖書在國內各個圖書館均沒有館藏,如1988年普林漢諾出版公司(Plenum Press)出版的SocialPsychology Proceedings等。
為了反映電子圖書館藏對科研的影響,我們將表3中的144篇外文圖書引文與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電子圖書館藏進行了比對,結果出乎意料,僅3本外文圖書有電子館藏。我們認為可能的原因包括:基于電子資源的易檢索性,用戶對電子圖書的利用多在于知識點的查詢,并未對電子圖書進行系統研讀,而這方面電子期刊具有更高的創新性和可參考性;由于電子圖書目前的銷售以出版社打包銷售為主,不能像紙本外文圖書訂購那樣由院系學科專家和圖書館學科采訪員精挑細選: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電子館藏對出版社的覆蓋面有限造成實際的外文電子圖書保障率較低。
3.4 人文社科外文圖書對科研保障的案例分析
2000年前后是國內各高校主要依靠文科專款進行外文館藏資源建設的時期。就中山大學而言,在當時資金不足帶來的資源數量不足和結構失衡的情況下,文科專款項目不但從資金層面保障了資源數量的發展,更從效用層面促進了教學和科研的進步與發展。
人類學系的一位副教授借鑒G.M.Foster等著的Medical Anthropology和L.G.Moore著的TheBiocultural Basis of Health兩部專著,在人類學系引進了“醫學人類學”這門新學科,將其列為碩士研究生的一個研究方向,并以上述兩本專著為主要參考書,結合國內的研究成果,編著了教材《醫學人類學導論》正式出版;東南亞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指導碩士生對T.S.Raffles所著History of Java進行深入研究,選題“萊佛士的爪哇統治觀——萊佛士《爪哇史》研究”并發表研究成果,填補了國內外研究空白;國際商務系的一位教授反饋,D.Greenaway等著的Surveys in International Trade一書對國際直接投資(FDI)的最新理論作了系統分析,院系將其部分內容列入本科教學中,并組織研究生對其中重要觀點進行了討論,深化了教學和研究內容。
2009年以來,隨著文科專款協調采購項目及后續大型特藏的開展,我校哲學、歷史、管理學和東南亞研究等學科的外文圖書館藏資源建設,從館藏結構設計和入藏數量方面保障了能為各層次用戶提供既覆蓋基礎又保障專門的館藏建設路線。
以哲學專業為例,在哲學外文圖書保障經費增長的條件下,2011-2012年問,圖書館通過與哲學系師生的多次訪談與商榷,確定了哲學方面外文圖書的館藏體系結構,從低到高分為工具資源、經典收藏和領域專業研究資源等三個層次;在文科專款協調采購項目的引導下,資源建設更從哲學研究文獻需求的特點進行考慮,著力進行哲學資源的回溯建設,從而構建起哲學領域較為完整的外文資源收藏和保障體系。此外,圖書館還進行了哲學外文書的全球出版情況分析,確定了核心出版社及非正式出版資源的來源,從出版源頭上保障哲學領域外文圖書資源的完整性。在文科專款資金的支持和系統采購思想的引導下,中山大學哲學學科外文圖書資源得到很好的發展,哲學系的一名香港學者就曾盛贊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哲學外文資源館藏是可與香港地區媲美的學科館藏之一。
在大型特藏建設方面,中山大學更深受文科專款項目惠及。2009年至今,中山大學圖書館購買的大型特藏land legislation in mandate palestine、Woman and Victorian values,1837-1910、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等,相關文獻在提交前的意見收集時就已經得到歷史、考古、中文領域眾多老師的支持與肯定。在隨后幾年的時間內,中山大學教師在這些文獻資源的基礎上產生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果,例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古英國貴族特權領地研究”、“法國舊制度時期荒政研究(1560—1789)”就是這些有價值的文獻所催生的最直接的成果。此外,2011年所訂購的文獻China and the West: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rchive:From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Nanjing,China,相信對于中山大學傳統優勢領域中國史研究更具有發揮不可估量的價值。
4 文科專款發展策略展望
過去三十年中,文科專款從國家層面為高校人文社科的發展提供了具體而基礎的保障。隨著文科專款保障的持續和增長,以及讀者需求的增長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有必要對文科專款的長遠發展進行規劃。本研究從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實踐出發,對文科專款項目發展提出幾點策略。
4.1文科專款館藏發展政策與各館資源發展政策相融合
文科專款經費的持續性保障,使人文社科外文資源成為文科專款受惠高校的館藏結構的重要部分,也勢必對各館自身的資源發展規劃產生影響。規劃和協調文科專款經費與自有經費的關系,對各自經費所采購的文獻范圍進行長遠規劃,可充分發揮資金和協調服務網絡的優勢。
國內不少高校圖書館的人文社科外文圖書主要通過文科專款經費、自主經費購買和捐贈與交換等多種形式收藏,如遼寧大學圖書館就是通過文科專款經費購買、“亞洲之橋”捐贈等途徑獲取人文社科外文圖書館藏的。在受贈資源方面,中山大學圖書館2004年接受哈佛大學哈佛學院捐贈喜樂斯專藏外文圖書13萬余冊,2008年接受香港8所大學聯合捐贈外文圖書3萬余冊。此外,2009年爭取到學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985專項經費訂購外文圖書4866冊等。贈書與專項經費購書為圖書館帶來了較為豐富的資源,但由于其來源不穩定,并不能作為館藏結構完善的主體策略。在正常經費方面,館內經費在電子資源經費持續增長的情況下造成紙本圖書采購資金的縮減,直至2012年,中山大學圖書館外文資源采購經費才有所增加。因而,在自主經費和文科專款經費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有必要對圖書館館藏結構進行長期規劃。在此基礎上,結合文科專款和自有經費進行中期和短期分配,形成以館藏結構為導向的各館資源保障策略。
4.2文科專款館藏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從我館2000年和2012年前后兩次的讀者需求和使用調查來看,人文社科讀者對資源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是通過期刊或是數據庫來滿足的。而無論是外文社科期刊或是數據庫,其價格較高,個人或是資源建設經費不足的中小型高校圖書館也難以承擔。因而,從資源結構優化的層面而言,有必要進一步補充期刊資源和數據庫資源,并探討這些資源的服務機制;另一方面,文科專款對于資源的保障還應突破對于復本的限制。Connell提到,2007年Carroll大學提出的館藏發展政策中,就把流通量在8次以上的書推薦給兄弟學校作為購入參考,可見,對于有較高使用價值的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應當放開采購數量的限制。此外,由于我國文獻資源分布的地區不均,有必要在數量和種類上對資源稀缺地區進行傾斜;而在語種方面,鐘建法等學者已經提出了小語種文獻不足的問題,并提出從采編上突破瓶頸。我們認為有必要聯合國內小語種教學和研究能力較強的高校,通過基于文科專款系統的聯合編目解決大部分學校由于小語種文獻編目困難而帶來的系列問題。
4.3文科專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文科專款項目三十年來為全國高校人文社科資源建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也收到了客觀的成效。在強調資源采購、布局和聯合的情況下,如何進一步提高資源的使用率,提高文科專款資金和資源的效用值得我們關注。有必要從全國館藏布局開始考慮文獻利用率問題,通過館藏布局與各校優勢學科結合,薦購機制的建立,以及文獻利用的宣傳推廣等方面進一步促進文獻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5 結論
論文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論文研究的目的:是指論文需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后帶來的成果是什么。理解了這個就能把我研究的方向,而不用做無謂的寫作。
論文研究的意義:分為理論指導意義和實踐指導意義。理論指導意義是對以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實踐研究意義是對當前工作開展的指導作用。
國內外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主要是簡要介紹別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作出合理的評價。主要技巧有:
技巧一:瞄準主流。主流文獻,如該領域的核心期刊、經典著作、專職部門的研究報告、重要化合物的觀點和論述等,是做文獻綜述的“必修課”。而多數大眾媒體上的相關報道或言論,雖然多少有點價值,但時間精力所限,可以從簡。怎樣摸清該領域的主流呢?建議從以下幾條途徑入手:一是圖書館的中外學術期刊,找到一兩篇“經典”的文章后“順藤摸瓜”,留意它們的參考文獻。質量較高的學術文章,通常是不會忽略該領域的主流、經典文獻的。二是利用學校圖書館的“中國期刊網”、“外文期刊數據庫檢索”和外文過刊閱覽室,能夠查到一些較為早期的經典文獻。三是國家圖書館,有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圖書,學校圖書館往往沒有收藏,但是國圖卻是一本不少(國內出版的所有圖書都要送繳國家圖書館),不僅如此,國圖還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國政治和政府的外文書籍,從互聯網上可以輕松查詢到。
技巧二:隨時整理,如對文獻進行分類,記錄文獻信息和藏書地點。做博士論文的時間很長,有的文獻看過了當時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來卻找不著了,所以有時記錄是很有必要的。羅仆人就積累有一份研究中國政策過程的書單,還特別記錄了圖書分類號碼和藏書地點。同時,對于特別重要的文獻,不妨做一個讀書筆記,摘錄其中的重要觀點和論述。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到真正開始寫論文時就積累了大量“干貨”,可以隨時享用。
技巧三:要按照問題來組織文獻綜述。看過一些文獻以后,我們有很強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看到的東西都陳述出來,像“竹筒倒豆子”一樣,洋洋灑灑,蔚為壯觀。仿佛一定要向讀者證明自己勞苦功高。我寫過十多萬字的文獻綜述,后來發覺真正有意義的不過數千字。文獻綜述就像是在文獻的叢林中開辟道路,這條道路本來就是要指向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是直線距離最短、最省事,但是一路上風景頗多,迷戀風景的人便往往繞行于迤邐的叢林中,反面“亂花漸欲迷人眼”,“曲徑通幽”不知所終了。因此,在做文獻綜述時,頭腦時刻要清醒:我要解決什么問題,人家是怎么解決問題的,說的有沒有道理,就行了。
研究的主要內容
提出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觀點。具體的研究方向中要提出有創新價值的觀點。并且,初步提出整個論文的寫作大綱或內容結構。由此更能理解“論文擬研究解決的問題”不同于論文主要內容,而是論文的目的與核心。
論文采用的關鍵技術路線
關鍵技術路線是論文研究的方法。一般有文獻綜述法,調研法,實證法等。具體的內容需要你按照研究內容而定。
參考文獻
論文寫作前需要閱讀大量的參考文獻,在第二步的文獻綜述里,也會涉及到參考文獻的引用。在次列出所有的參考文獻,按照特定的格式整理。
整理開題報告的格式
開題報告有特殊的格式要求。舉例說明:
一、研究的目的及其意義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
1、 2、 3、 4、 5、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1、2、3、4、
四、參考文獻
[1]、[2]、[3]、[4]
注意事項
開題報告的寫作一定要結合論文的具體研究來寫,不能太偏理論化,要把論文擬采用的方法具體到點上去。
開題報告不是前人研究成果的堆砌羅列,簡要介紹別人的研究成果,重點突出論文的創新點
參考資料
范文
專業:會計
班級:會計123班
學號:
學生:xxx
導師:xx 副教授
xx科技大學會計學院
xxx年12月
一,課題來源與類型
1,課題來源:
2,課題類型:
二,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重點,難點
本文主要通過分析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重要性及其對各方面(對公司本身,投資者,債權人等等)的影響,指出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對目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披露模式及其內容進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缺陷與不足,以及需要改正和完善的地方。通過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內容中的幾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等)的不足和需改進完善之處來預測會計信息披露的發展趨勢。
本文的重點在于通過對會計信息披露的模式的分析與研究,指出其缺陷與不足,從而做出會計信息披露的發展趨勢預測。
本文的難點在于通過分析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模式中所存在的不足來預測會計信息披露的發展趨勢。
三,課題的意義,國內外研究情況,本課題特點
大家都知道,會計信息是經濟決策的基礎。投資者和債權人可以根據公司提供的會計信息,決定其投資和信貸活動,并進而影響到公司的股價表現和資金成本,保證資金向真正有價值的公司流動,提高資源分配的效率和效果。如果會計信息不能真實地反映經營活動,相關的決策必然缺乏可靠的基礎,資源分配的效率就無法得到保證,必然會帶來資源的浪費。同時,會計信息還直接參與價值分配活動,如不同會計政策的選用,將直接影響到當期的盈利水平和相應的股利分配。可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披露是十分重要的。會計信息的披露正確與否,充分與否無論是對公司本身而言,還是對投資者,債權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使命就是真實客觀地反映企業經濟活動過程及結果,向有關信息使用者提供準確的信息,以便進行科學決策。
隨著我國股票市場的不斷發展,股市的國際化,規范化程度正日益提高,我國股市的信息披露制度從無到有,已經形成一套初步的信息披露制度,對維護股市秩序,保護廣大投資者利益起了積極作用。但由于我國特殊的經濟環境,上市公司的出現與發展和其他國家相比還是比較晚的,而且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因此,深入揭示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尋找治理會計信息披露問題的對策,研究會計信息披露的發展趨勢,以提高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仍然是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的一個問題。
社會各界對上市公司財務報告有著廣泛的需求和強烈的依賴,所有的信息用戶對其均寄予厚望,希望藉此提高其決策的科學性。但會計信息披露并非至善至美,其中存在著許多缺陷。這些缺陷的存在,損害了會計信息的及時性,相關性和可靠性。因此,研究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發展趨勢是十分必要的。
四,課題研究方法或技術路線
市場調研法,比較分析法,歸納總結法
五,課題的研究進度
交論文提綱:xxx年 月 日
交論文初稿:xxx年 月 日
交論文定稿:xxx年 月 日
論文裝訂: xxx年 月 日
對于不同的選題,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差異。一個嚴謹規范的學術研究,必須以嚴謹規范的方法為支撐。在博士生課程的日常教學中,有些老師致力于傳授研究方法;有的則突出討論方法論的問題。這都有利于我們每一個人提高自己對研究方法的認識、理解、選擇與應用,并具體實施于自己的論文工作中。
開題報告(文體形式)
課題名稱:
姓名:年級:班級:
成果形式:完成時間:指導老師:
一、研究的目的及其意義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
1、2、3、4、5、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1、2、3、4、
四、實施的步驟
1、2、3、4、5、6、7、
表1—1開題報告(表格形式)
主題:
課題題目:
導師:
課題組成員:
組長:
班組:
簡要背景說明(課題是如何提出來的):
課題的目的與意義:
活動計劃:
1)任務分工:
實地調查:
上網:
查書面資料:
總結論文:
發倡議:
2)階段步驟:分階段實施
階段時間(周)主要任務階段目標
一周
二周
三周
3)計劃訪問的專家:校內老師等
二、如何做文獻綜述
首先需要將“文獻綜述(LiteratureReview)”與“背景描述(BackupgroundDescription)”區分開來。我們在選擇研究問題的時候,需要了解該問題產生的背景和來龍去脈,如“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歷程”、“國外政府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政策和問題”等等,這些內容屬于“背景描述”,關注的是現實層面的問題,嚴格講不是“文獻綜述”,關注的是現實層面問題,嚴格講不是“文獻綜述”。“文獻綜述”是對學術觀點和理論方法的整理。其次,文獻綜述是評論性的(Review就是“評論”的意思),因此要帶著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criticalthinking)來歸納和評論文獻,而不僅僅是相關領域學術研究的“堆砌”。評論的主線,要按照問題展開,也就是說,別的學者是如何看待和解決你提出的問題的,他們的方法和理論是否有什么缺陷?要是別的學者已經很完美地解決了你提出的問題,那就沒有重復研究的必要了。
清楚了文獻綜述的意涵,現來說說怎么做文獻綜述。雖說,盡可能廣泛地收集資料是負責任的研究態度,但如果缺乏標準,就極易將人引入文獻的泥沼。
技巧一:瞄準主流。主流文獻,如該領域的核心期刊、經典著作、專職部門的研究報告、重要化合物的觀點和論述等,是做文獻綜述的“必修課”。而多數大眾媒體上的相關報道或言論,雖然多少有點價值,但時間精力所限,可以從簡。怎樣摸清該領域的主流呢?建議從以下幾條途徑入手:一是圖書館的中外學術期刊,找到一兩篇“經典”的文章后“順藤摸瓜”,留意它們的參考文獻。質量較高的學術文章,通常是不會忽略該領域的主流、經典文獻的。二是利用學校圖書館的“中國期刊網”、“外文期刊數據庫檢索”和外文過刊閱覽室,能夠查到一些較為早期的經典文獻。三是國家圖書館,有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圖書,學校圖書館往往沒有收藏,但是國圖卻是一本不少(國內出版的所有圖書都要送繳國家圖書館),不僅如此,國圖還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國政治和政府的外文書籍,從互聯網上可以輕松查詢到。
技巧二:隨時整理,如對文獻進行分類,記錄文獻信息和藏書地點。做博士論文的時間很長,有的文獻看過了當時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來卻找不著了,所以有時記錄是很有必要的。羅仆人就積累有一份研究中國政策過程的書單,還特別記錄了圖書分類號碼和藏書地點。同時,對于特別重要的文獻,不妨做一個讀書筆記,摘錄其中的重要觀點和論述。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到真正開始寫論文時就積累了大量“干貨”,可以隨時享用。
我讀書的方式和習慣有三個特點,可以叫做三不主義:第一,不務正業,博覽群書;第二,不走彎路,直奔大師;第三,不求甚解,為我所用。
第一個特點是不務正業、博覽群書。當然,博覽群書是一個好聽的說法,我的意思是我不受自己專業的限制,什么書都看。從上高中開始就是這樣,上大學就更是這樣,我上的是北大哲學系,其實我大量看的是文學書,上課的時候也經常偷偷看,那時候特別喜歡俄羅斯文學,西方文學也看。從我當時讀書的比例來說,課內花的時間非常少,也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三是課外書,而課外書里面一大半都是文學書。我自己覺得,一個人到世界上來,沒有誰規定你必須干什么,我考上了哲學系,這完全是偶然的,一個人最重要的還是讓自己完整一點,沒有必要受專業的限制。這一點到后來也沒有變,離開學校以后,我在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從事哲學工作,我們所對我仍然有這個評價,說周國平不務正業。當然我也搞哲學研究,這是我的專業,我也做,當然也是喜歡,和我的愛好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個特點是不走彎路、直奔大師。雖然我愛讀書,什么書都看,但是無論文學也好,哲學也好,歷史也好,我都是瞄準了經典大師,以看他們的書為主。我真的感到,那些大師和一般僅僅比較聰明、有點才華的人的區別太大了。一個人一輩子能夠用來讀書的時間是很有限的,像我@樣畢業以后可以說是以讀書為職業的人,我都覺得很有限,既然這樣,你就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那些比較平庸的書上了,就應該直接去找大師。我讀的書,大部分是死人寫的,讀活人的比較少。可是,我覺得這些已經死去的大師其實還活著,甚至比我們這些活人更有生命力。當然,經典里面有些書你不一定喜歡,但是你應該也一定能夠找到你喜歡的,可以把經典作為主要的選擇范圍,從中找到適合你的好書。
有的人說經典著作很難讀,怎么辦?我的辦法是不求甚解、為我所用,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三個特點。我做一個課題,當然必須在相關的書籍上下功夫,認真地弄清楚它們的含義。可是,一般的閱讀,作為個人的一種精神生活,即使讀的是經典,也沒有必要去死摳含義是什么。如果在讀的過程中你對某些內容不感興趣,或者讀不懂,你可以跳過去,或者就似懂非懂地了解個大概。慢慢地,在這個不求甚解的閱讀過程中,你是在受熏陶,你的人文素養是在提高,你理解經典的資源是在不斷積累。這個過程你不知道,實際上在悄悄進行,終有一天,你會發現你讀那些書絲毫不困難了,讀起來非常愉快,可以把它們當閑書一樣讀了。
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是為我所用的過程。讀書到底是為了什么?我想讀書無非是為了吸取精神營養,讓自己豐富起來。我自己感覺,讀書最愉快的時候是什么時候?就是在讀的過程中,你在所讀的書中發現了自己,原來你也有這種體驗、這個思想,也有這個好東西,跟大師是一樣的。原先你還不太清楚,沒有仔細去想,大師促使你發現了這個東西,把你本來已經有、但自己還不清楚的東西給喚醒了,使它變得清晰了,然后你就可以讓它更豐滿,這樣一個過程也就是你的精神成長的過程。所以,閱讀本質上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充滿了驚喜和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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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論壇、教學隨筆、教材教法、課改研究、教案選粹、閱讀與作文、命題與解題、漢語研究、文藝評論、德育與黨建、治校方略、素質教育、名校巡禮、語林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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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5)05―0077―02
培養高校學生科研能力是高校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是高校培養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校培養創新人才的重要舉措之一。[1]科研創新能力是大學生綜合素質的核心部分,提高大學生科研能力是增強大學生自身競爭力的一個有效途徑。面對大學擴招的現狀,面對激烈的就業競爭,高等中醫藥院校大學生須重視科研能力的培養。
一、學好中醫基礎,加強經典研讀
1.學好中醫基礎理論知識。科研的起步需要奠基石,即科研工作需要從基礎做起,在大學低年級階段培養學生學習中醫的興趣,強化學生中醫專業思想,引導學生學好中醫基礎理論知識。中醫科研來源于其對中醫基礎知識的學習、理解,進而思辨,形成自己的觀點,將自己的觀點實施于科研工作之中。所以,我們應該重視中醫入門的引導,使其打好基礎,走出中醫科研的第一步。
2.加強經典研讀。中醫科研入門除打好中醫基礎之外,還須加強四大經典的研讀。中醫泰斗鄧鐵濤教授能成為國家重大基礎研究計劃――“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源于他對中醫堅定的信念及對經典的熟讀,即其所提倡的做一名“鐵桿中醫”。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中,中醫藥高等教育也快速擴招,隨之帶來師資力量和教學資源嚴重不足、教學相對滯后等問題。[2]同時,高等中醫藥院校教師由于教學及科研任務較多,能潛心研讀經典課程并講好經典課程的教師并不多,加上現階段90后學生古文基礎較差,學習困難,部分院校已經將經典課程設為選修課。中醫四大經典既是中醫理論的奠基之作,又是中醫藥院校學生必讀之書,四大經典通讀熟讀,諸書合一,才可清晰理解中醫理論體系之全貌。所以,必須確立經典課程在中醫教學中的重要地位,設立經典課程為必修課,加大經典課程教師的培養力度,增加其課時,培養中醫學生的深厚理論功底,為以后更好地開展科研及臨床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倡導晨讀中醫經典及舉辦中醫經典論壇,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二、以點帶面,形成個人―班級―社團的科研組織系統
1.樹立個人典型。大學生需要榜樣和引導,在科研方面亦是。我們的校園不乏文藝、體育先進分子,但在科研方面的先進分子就相對較少。我們要抓住典型,尤其是基礎知識扎實、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較強、積極參加各項科研活動,并在活動中取得好成績的同學,以他們為榜樣,發動號召學生學習科研先進分子的成功之道。
2.成立班級科研小組。以3~5人為單位,成立班級科研小組,定期進行科研知識學習及討論。在班團活動、假期實踐活動時,可以班級科研小組為單位,結合團日主題、三下鄉指導思想等進行社會實踐及調查,如對農村醫療、中醫生存現狀等的調查,進而形成論文、報告等科研成果。在活動之余,提高我們的科研意識、科研能力,將活動成果轉化成科研成果。
論文關鍵詞: 工科大學; 通識教育; 文科建設; 人文教育
理工科大學有無必要重視發展人文學科?文、史、哲等學科在理工科大學人才培養中占有何種地位?這應是我們國內大學一直思考的基本問題。而在美國MIT和CIT這兩所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學的辦學理念與人才培養模式中,人文社科學科的教育與建設受到了高度重視,為大學培養高素質杰出人才發揮了巨大作用,其成功經驗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 MIT與CIT 的辦學理念
MIT與CIT的成功經驗表明,任何一所理工科大學要真正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學或高水平知名大學,重視并協調發展人文社會學科乃是必經之路。人文學科不可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益,但卻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培養對象的人生境界、人格特征、思維模式等等。理工科大學要培養學生成為科學工作者,更要培養學生的哲學理念、社會信仰和獨立的人格精神。因而,具有發展良好的人文學科和豐富多彩的人文教育將成為衡量一所理工科大學的重要指標。
從MIT與CIT的人才培養完整性看,理工科大學的人文學科應該與其他學科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理工科大學注重鞏固和發展強勢學科,突出學校辦學特點,這無疑是正確的,MIT和CIT即是最好的例證。無數的事實證明,真正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培養需要人文學科的融入。因此,在理工科大學的教育教學活動中,文、史、哲等學科與理工科似乎只有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之別,而無高下、優劣之分。因為這些學科均以其自身的專業優勢,共同為學校的人才培養創造了良好的智力成長的環境。何況,人文學科對理工科學生的專業發展也并非全無影響,如著名物理學家吳健雄教授就曾將其在物理學上的巨大成就歸因于國學大師。
在教學方法上,MIT與CIT的教師不僅向學生傳授相關的知識,而且更為注重向學生展示怎樣學習這一學科,怎樣閱讀資料以及如何通過寫作來表述自己的觀點。在人文學科課程中,特別要提到的是CIT的HPS(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這一課程,它可作為本科生的選修課和研究生的輔修科目,其內容以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為主,但實際上是多學科交叉的合成,吸引了眾多師生。課程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了解歷史發展進程,打好物理學和生物學學習的哲學基礎。HPS為學生解決與現代科技緊密聯系的歷史、哲學問題提供了廣泛的教育,為學生探究法律、商業、醫學、公共事務做了良好的準備,也為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通過這些學習和訓練,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從中受到了良好的人文教育,其社會活動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另外,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復雜化,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研究僅靠單一學科難以解決,多學科協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MIT與CIT學院對跨學科的研究方式非常重視。學校堅決反對以鄰為壑的傳統系科阻隔,支持和鼓勵學科間的交流和溝通。學校的人文和社會學科系僅是按照核心課程的不同大致分為人文和社科兩部分,沒有行政上的系科嚴格分制。在課程設置上,依托學校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上的強大優勢,兩校的社科課程則頗具特色和前沿性。
二、 MIT與CIT的辦學模式
這兩所大學是辦學模式的共同點就是理工科與文科的相互融合。MIT理工學院非常重視人文學科的教育。羅杰斯院長在1865年建校之初為學院規定的宗旨之一便是“提供一般的教育,使其在數學、物理、自然科學、英語和其他現代語言及心理學和政治學基礎上,為學生在畢業后能適應任何領域的工作做好準備”。因此,學校為學生開設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課程。MIT的本科生一年級不分專業、系科,實行通才教育。二年級時才分到各學院,確定是學工程、建筑還是管理。但無論主修什么,所有學生在學習期間必須修滿8門人文、藝術和社科課程,要求拿到72學分才能畢業,占總學分的20%。這8門課程中有3門必須選自以下5大類:文學類,語言、思想和社會準則類,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類,文化與社會研究類,歷史類。另外5門屬于任意選修課,可在人文社科學院的15個系或教研室所開設的360門課程中選擇。涉及人類學、種族研究、藝術與建筑史、心理學、電影和傳播媒介、音樂、舞臺藝術等26個學科。
CIT理工學院校長謝米爾博士談及該校學生“接受的是均衡的教育”,認為該校人文和社會科學為學生的素質培養提供了高質量的課程。什么是“均衡的教育”?即在校學生不論其專業興趣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如何,均需接受完備的人文教育,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這既是CIT人才培養的寫照,也是一所理工科大學辦學理念的深刻反映。CIT規定,所有進入該校學習的學生均需在藝術史、基礎人文課程、歷史、語言文學、音樂、哲學以及科學史和科學哲學(HPS) 等學科專業范圍內修滿必修的核心人文課程。要順利獲得理學學士學位,學生必須修完并通過36學分的人文學科課程、36學分的社會科學課程以及另外36學分的人文學科課程或者社會科學課程。按每門課程9學分計,那么學生在4年中必須修滿12門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課程才能達到要求。
CIT理工學院為滿足學生需要,文、史、哲3個學科的教授開設了各式各樣內容豐富的專題講座課程,其中有些課程以中文、法語、德語、日語、拉丁語以及西班牙語講授。基礎人文學科課程(Freshman humanities) 是指包括歷史、文學和哲學3個學科在內的核心課程。開設這些課程的目的是為學外語之外的高級人文學科課程做準備。由于學校的高度重視、教師的淵博知識和認真負責的從業態度以及學生的學習熱情,CIT開設的人文課程均具有很高的學術含量和專業水準,提高了學生的人文素質和綜合素質。
MIT 最負盛名的工程學院在其教學目標中指出:“對于我們生存的這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工程類的職業肩負著前所未有的令人興奮和緊急的挑戰和機遇。”學院課程設置的重點之一就在于“發展個人的自信和思維的多面性,以為將來知識和職業的發展打下基礎”。學校很多本科生取得了本學位之外的管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學位。從1970年起,工程學院與自然科學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合作,為一年級學生開設綜合課程,該課程目標是為新生提供完整的學習背景,強調不同學科的融合,以增強學生的記憶和理解能力,它是由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類必修核心課程組成。
這兩所理工科大學之所以能培養數以萬計的高素質一流人才,之所以能為美國社會經濟發展做出卓越貢獻,之所以能創造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切實注重人文素質教育應當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也與建校宗旨、理念和不斷完善的模式密切相關。 三、 MIT與CIT 給予我們的啟示
培養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 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歷史任務。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人才市場對理工科大學的人才規格和人才內涵標準在不斷提升,受過良好教育的文理相通的復合型人才將要在未來的社會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2]。中國理工科大學要全面提升培養對象的境界、內涵和層次,MIT和CIT 的教育實踐及其成功經驗給予我們很好的啟示。
結合學校實際建立相適應的文科。由于MIT與CIT發展目標各有千秋,MIT的文科求全求強,這與其學校大規模的特點相適應,并與其理科、工科的數量、類別形成一種三階的旋轉對稱的格局。而CIT則力求小而精,秉承質量和控制規模而成為這所學院的發展原則,學院認為這種個性化的取向同樣可以保持其優勢。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其為數不多的文科專業同樣是全美高等教育的精品。因此,我國理工科高校創辦文科一定要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找準人才培養定位,構建自己的文理相通課程體系,以一種和諧的人文環境培養出高素質的科研人才,使得人才不僅適應社會,而且能形成一種積極的力量推動社會科學發展,造福于人類。
堅持一流標準提高師資層次。在MIT發展的歷史上堅持一流標準是其始終如一的辦學宗旨,其文科如經濟學科,自20世紀50年代建立以來,就以一流標準進行嚴格要求,因此,在50年代末就成為了美國大學最好的經濟系之一。CIT 也曾培養了兩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國理工科大學也應本著創辦一流的標準建設文科,從基礎設施、師資隊伍到教學科研等都應如此要求。這需要自由、平等的科研精神,需要營造開放、活躍的學術研究氣氛。
重視基礎文科建設同時培植特色文科。由于歷史與政治因素,致使我國大學長期以來分科形態存在,文科在文科大學,理工科高校建文科并不是與文科大學、綜合性大學一較高下,而應有其自己的特點與得天獨厚的優勢,就是培植與工程、理學直接相關的特色文科并鼓勵學科交叉與融合。MIT的文科就是在理工科的方法和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理工院校要培植特色文科,要尊重科學,要將單一的專業技術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
陳定家也曾多次論述過自己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困擾及其采取“散”“焦”并用策略的原因與目的。他在《比特之境》一書的序言中指出:“1844年2月,馬克思在《德法年鑒》上預告說,他要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形式對法國和國家學進行批判。當其研究成果準備付印時,他發現僅僅把針對思辨的批判同針對各種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合起來不甚妥當,因為這樣會使闡述受到妨礙并造成理解的困難,而且他認為自己面對的題目是如此豐富多彩,只有采取帕斯卡爾式的‘純警句體裁’才有可能將全部材料塞到一本著作里去,但這種體裁可能會造成一種任意建立體系的印象。于是他決定相繼用幾本著作分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而以一本單獨的著作作為結束,來對整體的聯系、各個部分的關系加以闡明,最后,再對這一切材料的思想加工進行批判。盡管馬克思最終未能完成這個宏大的計劃,但這樣一種思路對我們的學習和研究工作卻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早在著手撰寫‘網絡時代的文學生產與消費研究’課題報告的時候,我就已經清晰地看到自己面臨的困難和馬克思在《手稿》里所說的情況十分相似:討論的命題是‘如此豐富多彩’,以致很難把多年來比較深入研究過和即將遇到的重要問題一股腦地‘塞進同一本著作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越來越明確了這樣一種認識,即要按照專題分門別類地逐一研究某一個方面的問題,然后像馬克思說的那樣‘對整體的聯系、各個部分的關系加以闡明’,只有如此,才能將自己對研究對象的心得和想法盡可能全面而準確地表達出來。”④
一、“比特之境”:網絡文學生產論
陳定家在《比特之境:網絡時代的文學生產研究》前言中曾提到,從1998年《電腦藝術的興起和古典藝術的終結》發表算起,其近10年的主要學術興趣和精力都集中在網絡文化與藝術生產研究方面,并于2004年開始主持中國社科院重大課題“網絡時代的文學生產與消費研究”。2011年9月,《比特之境》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其實,早在2007年,陳定家博士學位論文《隱形手與無弦琴:論市場語境下的藝術生產》已出版。該著作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細致而深入地探討了市場語境下藝術生產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針對如藝術生產與一般生產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市場經濟沖擊下作家地位的變化、作家文化價值觀念的變化、藝術雅俗的分化與融合、藝術如何順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走向市場,又適應文藝自身的發展規律超越市場等方面做了精彩論述,是對新時期以來藝術生產問題的一次詩學式總結,為解決市場語境下藝術生產中的種種問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而后,陳定家在《隱形手與無弦琴――市場語境下的藝術生產研究》一書的基礎上,更加清晰地意R到傳統文學在數字化語境下生存所遭遇的本質性的變化,并逐漸將研究重點自傳統文學生產過渡到網絡文學生產這一論題上。《比特之境:網絡時代的文學生產研究》一書立足于網絡時代文學生產與消費的現狀與動態,介紹網絡時代文學生產與消費的技術文化背景,主要包括網絡時代的媒介變遷、“后信息時代”的文學生存狀況、互聯網與文學藝術的革新等問題;討論文學生產的網絡化問題,重點討論了“文本”與“超文本”、“超文本”的發展歷程、“寫讀者”與互動性、“超文本”的局限與陷阱等問題;以博客寫作與文學關系作為研究個案,分析包括博客寫作的基本特征、中國博客的發展與趨勢、“博客文學現象批判”等在內的現實問題,考察網絡時代“博客崛起”與網絡文學生產所發生的一些重要變化;關注文學消費方式的革命,主要涉及文學的影視化、文學的數字化閱讀等問題,并以“手機小說”為例,對文學消費的新動向和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入研究;探討數字化語境中的文學經典,包括市場化背景下的文學經典、作為文化資源的文學經典、經典數字化與新媒介詩學等內容,還具體討論了網絡“惡搞”“百家講壇”“虛擬圖書館”等大眾廣泛關注的文化現象對文學的意義及其對文學生產與消費的影響。
在網絡文學生產論的研究過程中,陳定家腳踏實地全身心地投入調查研究工作中去,從自己研習多年的藝術生產原理出發,對網絡時代的文學生產,特別是網絡文學生產狀況進行全面而系統的學理化描述與清算。《比特之境》一書中,陳定家在廣泛吸收當代文論與美學研究前沿成果的基礎上,從現代思維方式與科學研究方法的關系入手,對數字文化與網絡文學的前沿命題――“虛擬現實”的文學意義進行“比特詩學”的深度探訪,對文學虛構與網絡虛擬之間的必然聯系和本質區別等一系列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與探索,將傳統文論中的形象思維、靈感、共鳴等經典文論觀念,與網絡時代的人工智能、計算主義、軟件寫作等所謂“靈境詩學”進行跨學科比較研究。從文學發展論的視角,對網絡文學的來龍去脈,如起源與現狀、特征與癥候、生存困境與發展態勢等問題作出歷時性梳理,以邏輯與歷史相結合的方法,對網絡文學十幾年的風風雨雨冷靜地回顧與總結,特別是對文學的圖像化、網絡化、影視化、游戲化等具有時代特點的文學數字化生存現象進行研究與總結。從審美價值論的視角,對網絡文學的生存與發展態勢以及其在整個審美文化領域中的作用與地位進行全方位的、整體性的價值評估,從哲學與美學的高度,對文學的數字化和網絡化轉型及其相關后果總結規律。
二、“文本之舞”:網絡文學文本論
陳定家網絡文學研究中“選點持論”的學術智慧遠非筆者的一己之見。王澤慶在《從看網絡文學理論研究》一文中也提到,“難能可貴的是,陳定家能夠對其中的個別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他的《比特之境:網絡時代的文學生產研究》研究的是網絡文學生產問題,他的新作《文之舞》則集中探討了網絡文學的文本問題。作者沒有面面俱到地論述網絡文學,而是從網絡文學的生產研究轉向文本研究,涉及的都是網絡文學研究中一些較中觀或微觀的問題。⑤
2014年,《文之舞――網絡文學與互文性研究》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如王澤慶所說,這是一部集中探討了網絡文學文本問題的專著。“文之舞”三個字生動形象,充滿詩意。面對電腦熒幕上下翻飛的文本,這個超言絕象的“舞”字,堪稱畫龍點睛之筆,足以抓住超文本和互文性的基本特征來描述讀屏時代的文學特性,形神兼備。從讀書到讀屏的轉化,是網絡時代文學閱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文學作品從白紙黑字的信息化石,變成了繪聲繪色的表意精靈,文本的這種格拉忒亞式的覺醒,找不出比“文之舞”更準確、更生動的意象來描述當代文學網絡化轉向所給予的最直觀感悟。作者選取《文之舞》為書名,隱含著對給自己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啟示和借鑒的互文性理論大師們,如羅蘭?巴特(《文之悅》作者)的致敬之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己對網絡戲仿風習的認同。“舞”不僅是既原始又現代的信息交流方式,同時也是我們所能想象得到的形式最直觀、內涵最豐富的表意方式,尤其是以網絡為背景的“文之舞”,既能不斷開拓現代技術隱含的審美場域,又能充分激發人類與生俱來的視聽潛能。從這個意義上講,“文之舞”是一個跨越超文本技術與互文性理論的綜合性概念,既不缺乏互文性所負載的厚重人文底蘊,又擁有超文本所隱含的高新技術理性;同時,它還是一個富有象征意義的麥克盧漢式的新媒介概念。
傳統文學研究中的中西、古今、詩思、技藝等矛盾問題,在網絡文學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甚至表現得更為尖銳。但如何處理好中與西的融合、古與今的轉化、詩與思的互補、技與藝的博弈等問題,顯然需要從學理上理清思路,需要求真務實地開辟出適應網絡文學發展要求的治學路徑。此外,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最大的不同是基于載體變化造成的“文本轉向”,在傳統文學的線性文本向網絡文學超文本的轉化過程中,有許多值得密切關注的學理問題被我們忽略了。對“超文本”這個從數字技術領域引入的新概念,除了一本孤峰峭拔的《超文本詩學》以外,文論界的相關研究還明顯缺乏應有的人文燭照和審美關懷,更少見到中西貫通、文理兼容的詩學化深度闡釋。《文之舞――網絡文學與互文性研究》重點討論超文本和互文性問題,彌補了文論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遠遠不夠的缺憾。
從文論視角而言,如果f“超文本”研究是理解網絡文學的關鍵詞,那么互文性作為體現超文本本質特征的核心要素,可以說是研究網絡文學的關鍵詞中的關鍵詞。《文之舞――網絡文學與互文性研究》中提出,超文本作為網絡世界最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以“比特”之名喚醒了沉睡于傳統文本的“互文性”――即喚醒了書面文學的開放性、自主性、互動性等潛在活力與靈性。它以去中心和不確定的非線性“在線寫讀”方式解構傳統、顛覆本質,在與后現代主義的相互唱和中,改變了文學的生存環境和存在方式。在“如我們所想”的賽伯空間里,網絡文學所演繹的“文之舞”――即“話語狂歡之境”交織著欣喜與隱憂:它精彩紛呈、前景無限卻又充滿陷阱與危機。超文本的崛起和互文性的覺醒不僅是當代文學世紀大轉折的根本性標志,而且也是理解網絡文學的媒介化、圖像化、游戲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時代大趨勢的核心內容與邏輯前提。更重要的是,超文本與互文性理論正在悄然改寫我們關于文學與審美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標準。
就前期準備工作而言,人大商學院顯然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感謝工作組、班主任趙老師以及廖助理)。擔任此次暑期學校的主講教師可謂大師級、專家級學者:有著名學術雜志(ssci檢索)的主編,如ike mathur 教授、ali m. kutan 教授;有國外知名教授,如tufano 教授、 vinod singhal 教授、chatterjee samir ranjan 教授;還有令人敬佩的華人夫婦--李海洋副教授和張燕副教授,以及來自香港著名學府的呂源教授。
關鍵詞2:收獲
在十余天的研討與學習過程中,收獲頗多:
領略了國外管理學大師的風采,對前沿知識(如消費者金融、event study)有了感性的認識;
震撼于haiyang li & yan zhang的high productivity、他們歷時8年的投稿歷程以及一個月3篇smj acceptance的奇跡;
體會了西部普通高校與在京知名學府的差距,驚嘆于郭廣瑞、茍彥忠等學員的出色表現;
明白了workshop的內涵,感謝沈奇泰松、趙劍波、蔡昊雯、高翔等組員的真誠幫助;
關鍵詞3:方向
XX年留校任教的我,絲毫不敢懈怠,一直努力工作。XX年年拿到南開碩士學位后,更是積極地參與國家社科項目、教育廳項目的研究,并作為最年輕的青年教師主持了若干校級項目。然而,這些在參加完暑期學校學習后,已不值一提。
所幸下學期我即將攻讀物流管理專業博士學位,學問之門已向我打開。此次暑期學校的參與,不僅讓我徹底明白了什么是差距,更為重要的是幫助我明確了今后四年的努力方向:
掌握計量方法,培養數學建模思想;
閱讀國外頂級學術期刊經典論文;
志當存高遠--發表ssci論文。
近二十年來,不少師范類高校都開設了兒童文學的本科生課程,盡管至今為止已有多本“教程”類的書,但是兒童文學課程的實際教學不能局限于這些“教程”,必須與時俱進,這里的“時”主要是指兒童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在新時代的新發展,教學中要納入各種創作動態和研究前沿的成果,以拓展兒童文學課程的教學天地,也增強學生對于兒童文學的現實關注和理論提升。
第一,納入和辨識兒童文學的新興文類
兒童文學課程一般都會涉及兒童文學的各類體裁的講解,主要包括兒童詩歌、兒童散文、童話、兒童小說、兒童戲劇等,自上世紀末以來,一些新的體裁在興起并得到了蓬勃發展,比如圖畫書、幻想小說等,這些都應及時補充進入教學范疇。圖畫書在西方多個國家被列入“視覺素養”課程的重要內容,它作為圖文結合的跨界藝術,具有獨特的審美特征。圖畫書的翻譯和本土創作日益興盛,被幼兒園和小學老師作為重要素材引進閱讀課堂。而對于現在的大學生來說,因為幼時基本沒有接觸過這一兒童文學的類型,所以這是一方需要“掃盲”的領域。他們需要了解優秀的圖畫書文本,了解圖畫書基本理論,掌握賞析圖畫書的方法,并養成在未來的教學中運用這一類文本來培養學生視覺素養的能力。
圖畫書之外,需要給予關注的另一類重要體裁是幻想小說(fantasy),以往的教材中常把它和童話(fairy tale)混為一談,但其實二者并不相同。新世紀以來,這一包含幻想元素的文類從童話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兒童文學體裁。將幻想小說與童話相區分,有助于更好地辨別二者各自的美學特征,把握幻想類兒童文學的發展態勢。如果說圖畫書的讀者群更偏向于幼兒,幻想小說則更多地偏向于少年。隨著上世紀末英國幻想小說“哈利?波特”系列的熱潮推動,幻想小說愈演愈烈,如英國作家菲利普?普爾曼的《黑暗物質三部曲》、美國作家斯蒂芬妮?梅爾的《暮光之城》、蘇珊?柯林斯的《饑餓游戲》等風靡全球,并催發了各國幻想兒童文學的跟風性創作。幻想小說已然成為當今世界兒童文學創作中的一大分支,成為兒童和青少年爭相閱讀的一股風潮。將幻想小說從泛指的“童話”中區分出來,依據幻想小說的美學特征對其進行重新解讀,會有更確切的把握和更豐富的認知。
第二,關注和分析兒童文學的熱點文本
兒童文學課程不應是理論知識的空洞灌輸,對學生來說最具有吸引力也最具有信服度的是具體可感的文本。教師在選擇文本上,首先考慮的是兒童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因為經典往往代表了一種高超的境界、一種值得信賴的價值判斷。對經典文本的細讀和闡釋不僅可以用生動充實的案例為理論作注,并可以讓學生從中把握到評判的依據,即以經典作品所體現的追求和達到的思想和美學的水準為尺度。但是,高校課堂里兒童文學的文本教學不能唯經典是論,還要不斷輸進新鮮血液,要關注新出現的重要的文學現象和實踐中的諸多重要閱讀現象,關注當下的熱點文本,主要包括兩大類:近年獲獎作品和暢銷作品。
關于獲獎作品,在界,人們會普遍關注每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者及其代表作品,而在兒童文學界,同樣也要及時關注國際兒童文學大獎的獲獎情況,如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每兩年評審一次的國際安徒生兒童文學獎、每年一次的國際林格倫兒童文學紀念獎等。2014年安徒生獎的作家獎獲得者是日本的上橋菜穗子,她的代表作是幻想小說《獸之奏者》等,插畫獎得主是巴西的羅杰?米羅,代表作如圖畫書《羽毛》等,顯現了高超的藝術水準。國內也設有多個兒童文學獎項,如全國兒童文學獎、冰心兒童文學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等。盡管獲獎者并不一定代表最高水平,但是一般而言均會有其獨到的文學貢獻,藉此可了解兒童文學新的發展與成就,而將近年來中外兒童文學獲獎者的創作情形作比較,有助于發現差異或差距。熱點文本之二是暢銷作品。以小說為例,翻譯引進的兒童文學暢銷作大多集中于如上文提到的英美幻想小說,其中有一類比較特殊的小說文類是“恐怖小說”,如英國作家達倫?山的《吸血俠傳奇》,美國作家的R.L.斯坦的“雞皮疙瘩”系列等。對于恐怖小說的美學理論和閱讀效果需要介紹和討論,以更好地幫助兒童進行有益的閱讀選擇。近些年國內的暢銷作品主要以楊紅櫻的《淘氣包馬小跳》等為代表的校園小說,要和學生一起探討這種暢銷的原因及其作品本身的成敗得失,養成學生敏銳的判斷力。
文本選擇要多元化,不僅要關注外國優秀文本,也要對本土創作多加關注,不能因本土創作的藝術質量總體不如外國的上乘而忽略本土。事實上,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在各個階段也出現了一些頗有水準的重要作品。如在介紹圖畫書時,教師常會以獲得諸多榮譽的西方和日本的優秀圖畫書為主要個案來精講,但也要涉及本國的原創圖畫書,看到其努力,也看到其問題和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涉獵中外的文本對舉能激發學生進一步推進中國兒童文學的雄心。
第三,兼顧兒童文學的多種媒介形態
隨著媒介傳播的多樣性發展,兒童文學也有了新的傳播形態。兒童文學的閱讀已不再滿足于傳統出版的紙質文本,也延伸到了電子文本,網絡兒童文學創作也在迅速發展,如“網絡后童話寫作”等,閱讀對象主要為青少年。網絡兒童文學可以隨時、更新在個人的博客空間,相對比較自由,但因為沒有傳統刊物編輯的把關,因此這些網絡兒童文學作品的質量很難保證,往往良莠不齊,有些題材和敘事方式對少兒閱讀和審美不一定適宜。因此兒童文學課程要關注這一時代性課題,引導學生去分析這種網絡兒童文學的特質,看到其價值,也要看到其顯在或潛在的問題。
此外,兒童電影也是兒童“閱讀”的一種重要形式,將根據兒童文學改編的兒童影片和原著結合講授,比較原著和改編的異同,給予學生從文字文本到影像文本的感知,也有助于更好地辨識不同媒介的不同手法以及所能達到的不同的藝術效果。如“哈利?波特”系列,“納尼亞傳奇”系列、《夏洛的網》、《秘密花園》、《仙境之橋》、《草房子》等電影版都拍攝得相當優秀,將小說和善于制造奇觀的電影結合觀賞和討論,可以豐富課堂形式,激發學生興趣。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圖畫書改編的動畫短片能更好地增強學生對于圖畫書作為“靜態動畫”藝術的特質的了解,發現動畫在視覺和聽覺藝術上的配合所能達到的美學效果。另一種倍受兒童(尤其是低幼兒童)歡迎的媒介是系列動畫片,如美國的《貓和老鼠》、《海綿寶寶》系列,日本的《櫻桃小丸子》、《機器貓》系列,近些年國內原創的系列動畫《喜羊羊與灰太狼》和《熊出沒》等。兒童文學課程對于這些熱播的動畫片也應給予關注和評析,對其內容和表現藝術的特色、成就或不足進行討論。對于當下多元媒介表現形式中的兒童文學這一課程內容的添加是一種“接地氣”的方式。
第四,培養批評性讀者和創作者
高校兒童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不能滿足于泛泛介紹兒童文學的基本知識體系和文本的感性欣賞,應致力于培養“批評性”的兒童文學讀者,可介紹研究兒童文學的方法,以指導該課程科研小論文的寫作。通過傳授兒童文學美學分析的工具,促使大學課堂里的討論向專門的學術研究轉化,即不僅讓批評變得有“據”(原理)可依,而且有“具”(方法)可使。中的文學批評理論(如心理分析學、女性主義批評、敘事學、狂歡理論、讀者理論等)可以轉換性地使用進兒童文學的研究,根據兒童文學的特殊性作選擇和調整。瑪麗婭?尼古拉耶娃在《兒童文學的美學方法導論》中指出:“美學分析不僅不會阻撓閱讀的樂趣,而且通過對文本多重構成機制的深入考察,還會增進對文學的理解。”她通過具體的分析來演示各種理論工具如何才能得以最好的使用,選取了讀者熟悉且容易認知的文本特征來安排章節,討論了各種文本構成元素的美學問題,包括作者、創作、體裁、內容、構思、場景、人物、敘事、語言、媒介、讀者共十一種,涉及文學批評所關注的主要層面,并從中挖掘兒童文學美學批評的獨特之處。本科生的教學中不一定需要面面俱到地講授研究方法,但是在具體的文本閱讀中可以結合運用理論工具進行深入分析,以提升學生的理論視野和思辨能力。與聯系當下兒童文學熱點的閱讀現象相仿,理論介紹中也應將國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前沿的研究動態及時地介紹,開拓學生對于兒童文學研究的多維視角。如講解英國童話《小熊溫尼?菩》,可介紹國外兩本從哲學方法來進行研究的專著The Tao of Pooh(《小熊溫尼之道》),Winnie the Pooh and Plato(《溫尼?菩和柏拉圖》)。此二書分別從中國的道家思想和西方的柏拉圖思想來解讀這部童話,發現其故事背后的哲學底蘊。再比如,講解“哈利?波特”小說時,可介紹Harry Potter and Philosophy(《哈利?波特的哲學世界》),這種從哲學角度對幻想小說進行的闡釋新鮮有趣,且頗有深度。對于這些批評研究方法的介紹,可以給學生方法論的多種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