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技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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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機構中,分級護理由醫生根據老年人自理能力和需求,結合其家屬及養老機構行政人員的意見后制定,以醫囑的形式下達,由護工提供護理服務。因此,此護理分級方法受到醫生主觀因素和外界客觀因素的雙重影響。為了解其是否與“以人為本”的護理服務相適應,并探討較為準確的護理分級評定方法,筆者于2005年5月對廣州市2所養老機構護理分級方法和內容進行了調查,同時采用日常生活活動能力(Barthel指數)評定方法對老年人進行了評估和量化分析。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廣州市2所養老機構中的等級護理老年人153例(排除年齡<60歲、語言交流障礙、神志不清及特護老年人),其中男51例、女102例,年齡60~102歲,平均80·2歲。

1.2方法

1.2.1護理分級根據文獻[1-2]將老年人護理分為3個等級:①一般照顧護理。身體健康狀況尚好,個人日常生活能自理者,提供一般照顧護理服務,定為自理。②半照顧護理。身體健康狀況一般,功能減退,活動受限,個人日常生活能力部分喪失者,提供半照顧護理服務,定為介助。③全照顧護理。身體健康狀況較差,功能活動障礙或減退,喪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專人照顧護理者,提供全照顧護理服務,定為介護。

1.2.2護理級別的評定方法2所養老機構現行分級護理資料從其主管業務的行政人員處取得,由筆者和4位經培訓的大三護理本科學生對選取對象的當日醫囑的照護級別(自理、介助及介護)進行登記(醫囑護理分級)。然后,根據《廣州市托老服務工作守則》[1]、《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中的護理分級依據[2],評估老年人實際需要的護理級別,即自理、介助、介護(標準護理分級)。再根據Barthel指數分級法[3],對老年人進行分級,Barthel指數計分≤40分為介護,41~60分為介助,>60分為自理。

1.3統計學方法所得數據輸入計算機,邏輯檢錯后采用SPSS11.5軟件包進行χ2檢驗。

2結果

3種護理分級方法評估結果,見表1。

表1示,醫囑分級與標準分級、Barthel指數分級比較,χ2=10·95、20·43,均P<0·01,差異有顯著性意義;后兩者比較,χ2=1·97,P>0·05,差異無顯著性意義。

3討論

分級護理是護理工作一項重要的管理制度[4]。養老機構中護理分級制度明確規定了各級護理級別的依據和護理要求,對養老機構中護理工作以及管理起著規范性的作用。因此,落實分級護理制度是規范指導護工的護理工作和提高護理服務滿意度的有力保證。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囑護理分級與Barthel指數分級及標準護理分級均存在顯著性差異(均P<0·01),而Barthel指數分級與標準護理分級比較,差異無顯著性意義(P>0·05)。可見,醫囑分級與老年人的實際需求存在差距。其主要原因可能與在養老機構中護理等級劃分由醫生、行政人員及老年人家屬共同參與有關。調查中發現,醫生的人員配備遠低于實際需求,從而導致老年人的病情變化難以得到及時的監測與治療,老年人的護理等級也就很難根據其實際需求來調整;由于不同的護理等級的收費也有所不同及家屬的參與,使得老年人可以享受何種護理等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庭的經濟狀況及其家屬的意愿。除此以外,負責執行護理工作的護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當護理級別與老年人自理能力有差異時,只能簡單機械的執行,使得需要調整護理等級的老年人不能得到最恰當的照顧

以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為依據的標準護理分級,雖能體現老年人實際需要的護理,為老年人提供滿意的服務,但我國養老機構劃分老年人護理等級的《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2001年才出臺,且全國各地大都依據本地實際情況,各自制定護理等級及護理內容,至今許多養老機構中護理等級的劃分沒有統一的標準和依據。

Barthel指數分級法是被國際上公認的ADL評定方法之一,它評定簡單、可信度及靈敏度高,是臨床應用最廣、研究最多的ADL評定方法之一[5]。臨床上對于護理分級差異性分析,大都采用了中文版Bar-thel指數分級法[4-6],它不僅可以用來評定治療前后的功能狀況,而且可以預測治療結果及預后,體現需要護理程度。本組老年人采用Barthel指數計分法對其生活自理能力缺陷項目進行全面的評估并分級,其結果與標準護理分級評估結果一致,而其評定更簡單。因此,Barthel指數適用于我國的老年人,可用于評定其功能的高低。

綜上所述,不同護理分級方法之間存在差異,尤其是醫囑分級較老年人實際需求相差較遠,因而建議將Barthel指數分級作為現行標準護理分級的補充內容,以完善現行標準護理分級制度,同時應借鑒發達國家“以人為本”的理念、人性化管理和人性化護理的經驗[7],針對老年人的個性差異和不同需求,提供合適的護理設施和護理方式,以充分體現老年人的護理需求。

參考文獻:

[1]廣州市民政局.廣州市托老機構照顧護理分級標準及護理內容[S].粵發[2000]2號,2000.

[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MZ008-2001)[S].民發[2001]24號,2001.

[3]南登昆.康復醫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43-44.

[4]王淑琴,劉雁梅,湯紅梅,等.軍隊醫院病人分級護理差異性分析[J].護理研究,2005,19(6):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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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鄉鎮企業不景氣，促使農民外出務工。近幾年來，關并“五小企業”，大部分鄉鎮企業轉制，鄉鎮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減少，迫使農民外出尋找工作。僅攸縣就有近1萬鄉鎮企業職工北上南下尋求新的就業門路。

4.外出打工收入相對較高是主要的拉動因素。目前，農民外出一般是到縣城、大中城市，城市收入明顯高于農村，棄農進城轉入二、三產業符合人口流動總是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的規律。據調查測算，2000年湖南省外出務工農民（含季節性外出人員）人均勞務收入達4339元，比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高出一倍多。外出從事勞務，如能找到比較固定的工種，每月收入少則400－500元，多的達到1000元左右，月平均工資為600元左右，比在家務農的收入高得多。因此，農民總結說，“早外出早富，遲外出遲富，不外出不富”。

5.城鎮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有較大的勞務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發展，經濟快速增長，尤其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快，近幾年來各地更加大了城鎮化建設步伐，經濟增長和各項建設投資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較大的勞務市場。

6.城鄉差別也是導致農村勞動力外出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生活條件相對較差，文化生活相對貧乏；而城市較高的工資和生活水準、娛樂和文化上的優勢以及較好的發展前景，吸引著農民尤其是年輕一代農村居民，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愿望比較強烈。

二、現階段“勞務經濟”呈現的主要特征

1.外出勞動力規模比較大。據2000年抽樣調查，湖南省農村外出從事勞務者達842.3萬人，占全省鄉村勞動力總數的30％。其中，到外鄉的人數92.7萬人，到外縣的人數110.1萬人，到外省的人數403.3萬人，在本地從事勞務的人數為236.2萬人，分別占全部外出勞務人數的11.0％、13.1％、47.9％和28.0％。

2.“勞務經濟”增勢強勁。據510個農戶調查結果表明，今年1－5月，調查戶共有常住人口1966人，勞動力1343人，其中，勞動力外出人數為436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5人，增長8.7％；外出勞務天數為41066天，比上年同期增加5226天，增長14.6％，平均每個外出人員在外時間為3個月以上。在外勞務者中，出省人數為201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4人，增長5.9％。由此推算，今年湖南省農村外出勞務人數將達到915萬多人，其中到外省的人數將達到455萬多人，分別占農村勞動力的32.6％和16.2％。

3.外出勞動力以青壯年為主。調查的436名1－5月外出務工的人員中，男性約占65％，女性約占35％。30歲以下的占55.3％；31歲－45歲的占31％；46歲以上的占13.7％。

4.外出勞動力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由于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較低，外出從事勞務的一般是文化素質相對高一點的和有一技之長的人。據攸縣農調隊調查，目前攸縣在外縣、外省從事勞務打工的勞動力中，大專文化的約占2.1％，中專文化的約占7.2％，高中文化的約占14.4％，初中文化的約占58.8％，小學文化的約占16.9％，文盲或半文盲占0.8％。外出務工人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遠高于全省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水平。

5.外出勞動力分布較廣。據調查，目前湖南省農村外出勞務人員中，有49％在外省，主要分布在廣東、海南、福建，其次是浙江、江蘇、上海、北京，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陜西、新疆、也有湖南農村的打工者；有13.1％外出勞務者分布在省內各個城市；有18％的分布在外縣外鄉中；還有19.9％外出勞務者在本鄉鎮范圍內，在當地鄉鎮企業勞動的人員有8.7％。

6.外出勞務主要靠“三緣關系”，存在明顯的自發性。目前農村勞力外出主要是靠“血緣、人緣、地緣”關系，家庭成員帶領，親朋好友介紹，本地外出人員的示范，以及自行外出闖世界等方式。有關部門和鄉（鎮）村培訓和組織農村勞動力輸出的也有，但比重不大，農民自發組織十幾或幾十個人打工的較多。有的外出打工人員由于沒有熟人介紹和門路，在外地轉了10多天，找不到工作，只好打道回府，不但沒有賺到錢，反而賠上幾百元。

7.外出勞務者大多以“非正規就業”方式從業，并具有兼業性和“候鳥型”的特點。目前，湖南省農民外出勞務大多是非正規就業，從事的行業比較廣泛，但以體力勞動和經商為主；多數外出勞務者一年以內從事過多種職業。農村外出勞務者絕大多數仍然保留或種植責任田，有50％以上外出勞務人員一般只在春節回家一次；如果家庭缺乏勞動力，責任田則轉包給他人，個別地方也存在拋荒現象。有40％以上的外出勞務者是農忙在家，農閑外出的“候鳥型”打工。

三、“勞務經濟”的作用和影響

1.從事勞務是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途徑。近幾年農業比較效益下降，農業收入下降，農民收入之所以還有所增加，主要是得益于勞務收入的增長。湖南省作為一個農業大省，在農產品價格下跌階段，也正是依靠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從事二、三產業，走進小城鎮和大城市，在脫貧致富、增加收入方面闖出了一條新路，2000年湖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197元，其中勞務性收入就占了1／3以上；農民農業純收入下降15.5％，人均純收入還增長了2.3％，主要是由于勞務收入增長了13.5％。

據對510戶調查，今年1－5月外出勞務人員人均勞務總收入為1919.5元，比上年同期的1785.4元，增加134.2元，增長7.5％。如按常住人口計算，農民人均勞務收入有425.7元，比上年同期的365.7元，增加60.1元，增長16.4％。這充分反映勞務收入的增長對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2.外出從事勞務是緩解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的重要方式。湖南省目前農民出省勞務人數達400多萬人，相當于全省城鎮就業人數的一半，并且已經超過了全省鄉村從事非農產業人數的一半，出省勞務已經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個重要途徑，是緩解全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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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工作中一些高校對統計工作認識不到位，對統計的內涵理解不深，對統計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直接影響了勞動工資統計工作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管理機構不健全，領導重視程度不高，統計人員不專業且變動大，統計專業技術職務沒有理順等等方面。另外，高校中重視會計而輕視統計的現象仍然存在，很多學校把會計工作作為學校的一項重要工作，而把包括勞動工資統計在內的統計工作僅作為應付上級有關部門報表的“邊緣性”工作。正是由于以上的種種原因，導致了統計工作被簡單化，僅僅是完成了各種數據的匯總和上報工作，統計的作用沒有顯現出來。

(二)單一的統計調查方法，無法保證統計數據質量

當前高校勞動工資統計仍是使用全面統計報表的統計方法，其調查方法較為單一，加之沒有采取其他有效的統計方法進行補充和更換，其統計結果已遠遠落后于高校的發展變化，統計數據的可比性受到較大影響。以《從業人員及工資總額》報表為例，該報表并非針對高校而設置的統計報表，其統計范圍和統計內容只能體現高校勞動工資的一部分，不能全面體現高校勞動工資分配情況。另外，由于這種統計方法工作量較大，再加上統計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多為應付日常報表而工作，很難保證勞動工資統計數據的準確性。

(三)陳舊的統計指標體系，缺乏實用性、針對性

現行的勞動工資統計指標體系使用時間較長，在統計報表中如教職工人員變動情況、勞動工資總額等等指標，雖然還能夠滿足高校宏觀調控的需要，但隨著高校改革與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工資分配形式的多元化，統計指標體系也應該作出調整。現階段有的高校已經實行年薪制、崗位工資制、項目工資制等分配方式，勞動工資多名目，多標準，多渠道，原有的統計指標已不能滿足當前統計工作需要。另外，學校臨時聘用的公益崗人員、勞務派遣人員工資卻不在勞動工資統計的指標內，沒有相應的指標可以體現。在實行包括崗位工資、薪級工資、績效工資、津貼補貼等等結構工資的高校，如今的勞動工資統計指標中，工資總額難以分解出結構變化的因素，難以分解出工資的結構比例，占較大比例的獎金一項更是不能清晰地表明。平均工資的確能反映出一所高校的工資總體水平，但其受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的限制。由于職工人數易變動，加上工資總額并不全面，導致平均工資無法具備代表性。

(四)落后的工資統計手段，讓統計工作復雜化

目前，勞動工資統計主要還是實行定期報表制度。如未實現統計網上直報的報表還是以層層上報的方式獲得數據，這就導致報表工作中間環節增加，接觸統計數據的人員增多，遲報和錯報現象容易發生。再如，像審核、匯總等環節的報表程序的也不嚴密，對于出錯的統計數據不能及時發現，有的即使在匯總中發現問題，也是人為地將數據改為合格狀態，并沒有找出錯誤的原因。另外，在統計和分析數據時，計算機等信息技術手段利用能力不高，加上高校沒有充足的經費作保障，硬件無法及時更新，軟件購買力度不大，統計人員沒有得到更好的培訓，一些先進的工資統計信息技術沒有得到很好的運用。

二、解決高校勞動工資統計問題的對策

(一)提高對勞動工資統計工作的認識

一要加強組織領導。提高高校勞動工資統計數據的質量是高校各級領導決策的前提和基礎。因此，高校要逐步建立健全勞動工資統計工作機構，做實統計基礎工作。例如，可以成立由主管副校長為組長，由人事、財務等職能部門人員為成員的高校勞動工資統計工作領導小組，加強對勞動工資統計工作的組織和協調。還可以成立工資統計辦公室，解決統計工作人員行政職務、專業技術職務待遇，其主要職責是負責全校工資統計研究工作，負責學校各種勞資數據的統計、分析以及調查研究工作。積極推進勞資統計基礎工作規范化，完善勞資統計資料，建立健全原始記錄和統計臺賬，夯實工作基礎，切實做到數出有據。二是要重視開展高校統計人員業務培訓。高校領導要大力支持統計人員的繼續教育學習，提高其統計業務水平。同時有關部門要加強對高校等部門監督檢查力度，促使基層統計部門規范工作程序，嚴格實行統計人員持證上崗制度，不斷增強法律意識。

(二)改革勞動工資統計和調查方式

高校勞動工資統計工作涉及面較廣，數據來源多，為了保證統計數據的質量，應加強高校報表數據的審核，要建立數據質量抽樣調查制度，優化統計數據評估系統，努力提高勞動工資統計數據的質量。在統計過程中可嘗試采取抽樣調查與全面調查相結合的統計方式進行。平時以抽樣調查為主，定期報表任務。加之重點調查或典型調查等工作方法，不斷提高統計質量。例如，按單位教職工人數加以分層，選定樣本，或者按收入高低分層選取樣本，或者按規模、部門等不同的方式方法選擇樣本。

(三)完善勞動工資統計指標體系

在制定統計指標過程中應該增加反映高校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以及社會經濟運行等方面的統計指標。如適時增加在崗教師的年齡、職稱、職務、學歷、收入等各種細化指標，使高校勞資統計數據真正發揮其作用，為高校所用，為統計者所用，更為廣大的教職員工所用，以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需求。另外，建立高校從業人員統計抽樣調查制。可統計高校崗位勞動報酬數據，還可計算其平均數、眾數、中位數等工資統計指標。如可按書記、校長、副校長、主任等對象來劃分，也可按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等對象來劃分，從而獲取最多人數的工資段，來統計其最高值和最低值，不受平均工資的影響，使勞資統計結果真實反映高校各階層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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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我國養老基金參與創業投資的建議

（一）完善法律法規，加強監管力度2010年以前，我國有關社會保險的法律法規還是一片空白，2010年10月29日出臺的《社會保險法》使我國社會保險的發展有了法律制度的保障，但對于社會保險基金投資的規定仍存在較大漏洞[5]。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是推動行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國在養老基金創業投資方面的法律仍十分不健全，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創業投資過程中的風險，也無法很好的規范企業和相關機構的行為。因此，國家盡快建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并確定監管部門的相應職責及其追究措施，完善監管體系，對養老基金的投資做出嚴格規定，限制過度投機行為，控制投資風險，從而形成養老基金安全投資的全方位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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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征繳不力導致的新債務。養老保險基金征繳是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繳不足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基金征繳中的“打折征收”，導致了“新隱性債務”。目前，我國一些地方對社會養老保險繳費采取“優惠征收”、“打折征收”的辦法，加上我國在養老保險繳費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參保人員“繳費少、受益多”的財務失衡狀態，“新隱性債務”正在大面積生成。

其二，社會保險費拖欠、拒繳嚴重，養老保險基金征繳率低，導致供款不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據，2001年1月8日全國企業欠繳基本養老保險費千萬元以上的有20余家。國務院體改辦宏觀司2000年5月的相關數據顯示，當時全國累計發生企業欠繳養老金已達376億元。另外，參保不繳費的情況比較嚴重，有的省區高達20%，全國總計達800萬人。

（三）人口老齡化、高齡化趨勢，養老保險基金負擔系數提高。人口老齡化是全球問題。但我國由于人均壽命的延長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得老齡化問題尤為嚴重，并呈現出以下兩個特點：即相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條件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所以，我國當前面臨的老齡化形勢最為嚴峻，其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平衡的沖擊也最為嚴重。

（四）提前退休帶來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現象對養老保險基金具有少繳多支雙重侵蝕，所以成為當前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危機的主要根源。

（五）基金投資管理不善，無法滿足養老保險基金剛性調節增長的需求。目前，我國的養老基金幾乎全部用于銀行存款和購買國債，受銀行存款利率不斷下調及國債期限結構的影響，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難。個人戶收益也不理想。以遼寧的試點為例，2002年底個人戶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過協議存款等方式，個人戶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了2.45%，但都遠低于7%的平均工資增長率水平。在滾存結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當的問題，擠占、挪用、虛報、冒領養老保險基金的情況比較嚴重。

二、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管理的建議及對策

（一）變當前的“統賬結合”制度為“統賬分離”制度。統賬結合模式下的混賬管理導致了空賬問題，空賬的惡性循環是本質上的現收現付，既有可能導致即期養老金待遇的擴張性支付，也無法應對老齡化危機，同時還會阻礙勞動力正常流動。因此，必須實行“統賬分離”制度，推行個人戶“實賬化”，并完善個人賬戶的有效管理，利用社會和市場的力量，提高個人賬戶的經濟效益，使個人賬戶資金能夠名副其實，能夠有效地化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債務危機。統賬分離后統籌基金的資金支付缺口通過盤活國有資產（包括居民的福利住房）等方式籌集資金解決。

（二）加強基金征繳工作。一方面要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提高資金來源。擴大全社會參保范圍有利于籌措資金，而且還可以更好地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穩定社會。因此，只要符合參保條件，外商投資企業、港澳臺商企業、集體企業、事業單位、非公有制經濟、自由職業者等都應作為擴面的范圍和重點，做到應保盡保。在養老保險征繳方面，新經濟組織的職工要和國企職工一視同仁；另一方面要規范征繳基數，杜絕滲漏。目前，參保單位通過瞞報、漏報繳費工資基數逃費的情況比較嚴重，抽樣測算過程中發現，1999年繳費工資比1998年降低了5.7%（下降545元），而統計局統計的平均工資增長了11.6%。根據全國參保單位繳費工資與平均工資的統計比較，前者比后者也低了10個百分點。如果將參保單位繳費工資基數嚴格核實，至少可以使基金增收10%。

（三）盡快實現社會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建立方便合理的社會養老保險跨省區轉移機制。如果社會養老保險實行全國統籌，統一管理，可以建立便于跨地區轉移養老保險關系的機制，工人不論轉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憑卡繳納社會養老保險費，則將根本解決因工人流動性而造成的社會保險關系難以轉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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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英等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養老基金作為重要的機構投資者之一，對資本市場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尤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股東積極行動(Activism)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使得養老基金成為金融學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國，養老基金于2003年開始投資股票市場，理論界和實務界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始階段。因此，本文主要從養老基金投資的安全性、謹慎性、流動性和交易成本、公司業績、投資風格以及公司治理六個角度，系統回顧和評述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對養老基金投資動機的認識，為進一步研究中國養老基金投資股票市場問題提供分析的基礎。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安全性

1.總風險

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經理為了避免單個股票可能出現較大的損失，會選擇投資總風險較低的股票。他們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個股出現較大的虧損影響到投資組合的整體業績，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關人員向法院其投資錯誤而要求賠償(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經驗證據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總風險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2.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影響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據現資理論，β系數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測，持股比例與β系數存在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β系數高度正相關，說明機構投資者偏好投資于高β系數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認為機構投資者持有較高β值的股票也會產生負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況下，如果機構投資者不能戰勝市場，他們要負擔比業績優于市場時更多的成本，使報酬面臨較大的損失。因此，機構投資者也可能持有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們的經驗證據沒有支持該假說。

3.財務杠杠

財務杠杠與總風險、市場風險之間都是正相關的關系。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的總風險是負相關的，但是與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可能是正相關的，也可能是負相關的，因此其與財務杠杠之間的關系也是不確定的。如果持股比例與股票的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負相關的，則其與財務杠杠之間也是呈負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實證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財務杠杠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4.公司規模

研究公司規模對養老基金持股比例影響的論文比較多，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和結論：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釋了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個原因。第一，如果投資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資數額很少也易達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風險往往比較大。第三，機構投資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發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發現1980～1996年期間大機構投資者增加了對大公司股票的需求，減少了對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認為機構投資者傾向于投資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類似的經驗證據。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結論卻與上述結論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發現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期間，機構投資者顯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變動情況受國家宏觀政策、科技發展等因素的影響。Bathala，Ma和Rao(2005)發現1994—1998年期間機構投資者轉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間股票市場比較穩定、安全性投資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齡

養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時間較長的股票，因為股票的上市時間越長，就說明公司經得起市場的考驗，這樣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公司上市年齡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與其相同的研究結論。

(二)謹慎性

按照普通法規定的“謹慎人”原則(PrudentManRule)，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對其客戶承擔著重要的受托責任，因此其非常關注所投資股票的謹慎性和安全性。投資經理在決策時會從保護自身利益角度進行投資。尤其是在投資業績黯淡時期，如果投資經理能夠證明其投資是謹慎的，則他們的投資也會被委托人和其他相關人士認為是安全的，而不會被認為是錯誤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證說”(Safety-NetHypothesis)，認為機構投資者在選擇股票時除應考慮通常為人們所接受的因素，還須注重投資決策本身的正確性、決策是否被外界認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當其經營管理行為受到訴訟時，能夠保證他們已經盡到管理責任。機構投資者往往會選擇外部專業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作為其投資謹慎性的參考依據。Badrinath，Gay和Kale(1989)選用標準普爾的外部評級作為衡量的指標。其實證結果支持他們提出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謹慎性增函數”的假設。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驗證了該假設。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則認為由于各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目標、風險容忍度、監管約束和流動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異，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果不一定準確地描述了保險公司的投資決策。因此，他們利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研究結果表明“安全保證說”不能解釋保險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夠解釋保險公司是否購買某股票，并且保險公司的投資行為比非保險公司更加謹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國1968至1989年養老基金、共同基金、銀行等機構投資者的統計數據，檢驗了謹慎性原則對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全部機構投資者構成的全樣本的實證結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論。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資調查庫的財務能力評級作為股票謹慎性的替代變量，研究發現，股票評級等級越高，機構投資者投資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國《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過，其評估投資組合整體的謹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資單獨地都被認為是謹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說明基金的參與權與賦予權外，亦對養老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的報道與資訊披露作出明文規范，而投資計劃中的基金用途與受托人責任亦明文規定其中。因此，一些學者從各個不同的視角，研究了ERISA對不同機構投資者的影響，尤其對養老基金的影響。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調查了ERISA通過后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行為的影響。作者問卷調查了87位投資經理和723位私人養老金計劃經理。研究發現，養老金計劃經理在ERISA通過后傾向采用書面的格式規范本身的投資方針，更加重視投資績效評估，并會購買受托人責任保險。而且，養老基金的投資組合風險亦會減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分散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ERISA實施后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養老基金經理采用更為分散的投資方式。相比之下，銀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資的集中度卻沒有下降。

(三)流動性和交易成本

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較大，因此其通常投資于市值大的股票。機構投資者的投資金額遠遠大于個人投資者的投資金額，在其買賣股票時，會對公司股票價格帶來很大的壓力和沖擊。如果公司股票沒有足夠的流動性，其必然導致機構投資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機構投資者往往投資于那些具有高流動性、對交易成本影響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股票的流動性與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動性的指標——換手率，研究了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流動性之間的關系。其分別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數據均得到了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結論。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兩年開放式與封閉式共同基金經理人持股的橫截面數據，發現股票的流動性(用換手率指標衡量)、波動性、價格、上市年齡以及公司規模都對基金經理人持股行為有顯著的影響，即多數的基金經理人偏好流動性強、風險與交易成本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規模、每股價格和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替代變量。實證結果顯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間機構投資者偏愛規模大、流動性強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認為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動性，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更偏好投資于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從而驗證流動性是機構投資者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選了一些機構投資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決定因素。這些機構投資者掌握了紐約證券交易所1991—1993年間2l所機構的股票交易全部資料。他們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計算交易成本，發現總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經濟因素，而且與交易難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場流動性有明顯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制訂和評估投資策略時，了解交易成本是相當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論述了交易成本對機構投資者投資決策的重要性。他們假設機構投資者選擇投資項目時，著眼點是流動性和交易成本。該文利用公司規模、標準普爾指數成份股、股票價格及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指標，檢驗交易成本會是否影響機構投資者投資選擇。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偏重流動性，并會選擇投資于大公司；交易成本雖然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但不及流動性和公司規模重要。

(四)公司業績

法院在判決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某項投資是否謹慎時，可能會參考公司以往的業績狀況。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的公司過去的業績良好，則法院往往會判決該項投資遵循了謹慎性原則，反之，則投資損失容易被認為是機構投資者投資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資組合經理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訴訟時被法院判決為投資不謹慎，在選擇投資組合時會選擇以往業績驕人的、公司管理水平優秀的公司為投資對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為止的上市公司名單中抽選了2250家作為調查對象，分析機構投資組合經理在履行運用客戶資金的受托責任時所作出的投資行為。他們采用過去60個月的超額回報率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發現該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過去業績較優秀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對其的持股比例亦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訪問了68位英國基金經理、經紀業分析師、企業管理人員以及人力資源總監關于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公司和投資者分別看重公司哪些業績資料呢?”這四組人員回答的意見相當一致，均認為最重要的依次是：財務業績、企業策略、管理質量及人力資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關注的是美國共同基金的投資風格，其也發現共同基金傾向于購買過去業績較好的股票。他們分別用過去三年的收益和過去一年的收益進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結論。

(五)投資風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價值型股票和成長型股票的特征。他們認為價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成長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并且價值型股票優于成長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發現，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規模、價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應一直穩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與成長型股票相比，價值型股票的市凈率和市盈率較低、股息收益率較高。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喜歡投資價值型股票，則其持股比例與市凈率和市盈率是負相關的、而與股息收益率是正相關的。Bathala，Ma和Rao(2005)從ValueLine投資調查庫收集1990～199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持股比例與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長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與市凈率、總資產收益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不能得出機構投資者偏好價值型還是成長型股票的結論。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設投資者的投資傾向與“規模效應”和“市凈率效應”有關。DelGuercio(1996)研究發現銀行經理在1968至1989期間，從選擇標準普爾評級高的股票轉向直接購買規模大、市凈率高的股票。這驗證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說。

Black(1976)認為投資于沒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機構投資者禁止投資于不發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和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為研究樣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換手率、公司規模、貝他系數等市場特征指標和公司特征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的關系。但實證結果發現股息收益率與持股比例之間的系數是負數，而且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標，但不同之處，一是其選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二是其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兩組。研究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都顯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這說明非保險公司青睞投資于成長型的股票。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也顯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沒有通過統計檢驗。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機構投資者對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對股價和收益的影響。他們發現機構投資者從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別從法律環境、流動性和交易成本、過去收益狀況三個方面，進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結果顯示，在此期間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股息收益率、市凈率都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無法確切地說明總體上機構投資者在這17年偏好投資于成長型還是價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國最大的40個養老基金、40個投資經理和20個慈善基金會為樣本，調查了他們對公司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發現，他們一致認為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響董事會有效運作的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獨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經驗以及是否喜歡提問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調查者認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獨立的董事，20%的被調查者認為董事會的質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資經理喜歡董事具有法律或財務等方面的技能和經驗，甚至是某領域的專家。另外，他們還認為公司內部管理者不應該參與公司董事會成員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審計委員會；獨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現在或以前的員工，也不能來自與公司有固定業務的其他公司的人員；董事會主席和CEO應該分開，董事會主席應由外部董事擔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詳細調查了1997年美國機構投資者關注的公司治理問題，得到了與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結論：“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關注董事會的構成和質量”。同時，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結論：(1)機構投資者認為缺乏足夠的信息對公司董事會進行有效評估，尤其是缺乏關于董事會成員的信息，例如背景、商業交易記錄和對董事會的具體貢獻等。(2)大多數機構投資者認為董事會應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權威人士進行評估。(3)機構投資者反對對CEQ薪酬設置最高限額。(4)機構投資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將股票作為獎勵計劃。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大多數學者重點關注證券投資基金的持股特征(楊德群、蔡明超和施東暉，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華和殷樹喜，2006)。

篇（7）

全球老年人口不斷增加，中國的人口結構更是呈現迅速老化的現象，目前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面臨諸多方面的挑戰。隨著人口結構高齡化程度的加劇，滿足高齡者多元、多層次的需求成為當務之急。對于老年人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不僅軟件的照護服務網絡需要建構，亦須將對硬件設施的改善配套進行，方能確實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居住質量，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增長速率。

1老年人居住建筑的設計要點

（1）自立性。

老年人居住建筑設計應以提高老年人自立、自理能力，延長健康期，推遲護理期為目標；老年人使用的設備設施應符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特點，其服務方式以便于老年人自己使用為原則；空間布局以有利于提高老年人自信心，增進老年人機體活動愿望和更長久保持獨立生活的能力為原則。

（2）安全性。

老年人居住建筑以及老年人使用的社區公共建筑、配套商業、文化娛樂、醫療健康等設施的設計，應確保老年人使用安全，有條件的還應設置老年人專用空間、構造、設備和設施。

（3）健康性。老年人居住建筑在設計前應作居住實態調查，以便充分掌握老年人生理和心理變化的特點；老年人居住建筑的空間、結構、設備設施設計應能滿足老年人生理、心理機能衰退的特點，保障其健康使用；老年人居住建筑、各功能空間和設備設施的設計應注意細部，以老年人人體尺度為基礎，考慮使用輪椅和護理的尺度。

（4）適用性。老年人居住建筑、各功能空間及設備設施的設計應避免造成其他人的使用不便。家庭供養型老年人居住建筑應考慮為子女和護理者提供方便；為年齡段明確的老年人設計時，應有相應的分級措施，以便為該年齡段老人提供更為適用的服務。



2老年臥室設計

（1）臥室。主臥室應有廁所及浴室，并考慮看護空間。門廳、盥洗室、脫衣、浴室、廁所應與主臥室設在同一樓層。老年住宅、老年公寓、家庭型老人院的臥室使用而積不宜小于10平方米，以15平方米較為適宜。矩形居室的短邊凈尺寸不宜小于3.30m。老人院、老人療養室、老人病房等合居型居室，每室不宜超過三人，每人使用而積不應小于6平方米。矩形居室短邊凈尺寸不宜小于3.60m。

（2）床具設計。床的尺寸非常重要，要有合適的高度和寬度，以及軟硬度過低的床鋪不便于起身；過軟的被褥，使身體的支點增多，肌肉處于緊張狀態，老年人便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適當加寬的床，使老人翻身更加省力。建議采用100cm×205cm以上寬度的床具。老年人的坐具和臥具都不能設計得過低，因為那樣會增加他們改變的負擔。所以，老年人的坐臥具往往都比普通的更高。且在床具側邊或墻而上應安置便于老年人起身的扶手。老年人的床具高度最好可以進行方便的調節，以適應不同季節寢具厚度不同和年齡增長或意外疾病的需要。

（3）主要家具設計。儲藏空間：有條件的宜設立單獨的儲藏間或更衣室，注意無障礙設計考慮面寬和高度；單獨制作的衣柜，要考慮到老年人的人體工程學特點，過高或過低的儲物空間劃分均不可取;床頭柜：上配設臺燈，并宜結合室內燈光控制開關設置；柜子頂面應設有表而圓滑的凹槽，用以輔助固定水杯、筆、眼睛等，防止不慎跌落;電視、小型音響：結合臥室大小，可以考慮配合以電視柜，否則可懸掛或結合矮柜、書桌布置，注意不要安放的過高。選取的設備要簡便，易于老年人學習掌握;書桌：其下要留有可供輪椅回轉的空位，注意桌面高度應比正常書桌低8cm左右，且應可以調整高度。

（4）門窗設計要求。老年人建筑公用外門凈寬不得小于1.10m。老年人住宅戶門和內門、通行凈寬不得小于0.80m。起居室、臥室、療養室、病房等門扇應采用可觀察的門。窗扇宜鑲用無色透明玻璃。開啟窗口應設防蚊蠅紗窗。老年人居住空間的門必須保證易開易關，并便于使用輪椅或其他助行器械的老年人通過。房門不宜采用全玻璃門，以免老年人使用器械行走時碰壞玻璃。門的把手應選用旋轉臂較長的把手，不宜采用球形把手，拉手高度宜在900~1000mm之間。根據老年人的身高，推算出其居室窗臺高度最好在750mm左右，老人可以坐在窗前看到室外情況。（5）衛生間。老年住宅、老年公寓、老人院應設緊鄰臥室的獨用衛生間，配置三件衛生潔具，其面積不宜小于5.00平方米。老人院、托老所應分別設公用衛生間、公用浴室和公用洗衣間。托老所各有全托時，全托者臥室宜設緊鄰的衛生間。老人療養室、老人病房，宜設獨用衛生間。獨用衛生間應設坐便器、洗面盆和浴盆淋浴器。坐便器高度不應大于0.40m，浴盆及淋浴座椅高度不應大于0.40m。浴盆一端應設不小于0.30m寬度坐臺。衛生間內與坐便器相鄰墻面應設水平高0.70m的“L”形安全扶手或“11”形落地式安全扶手。貼墻浴盆的墻面應設水平高度0.60m的“L”形安全扶手，水盆一側貼墻設安全扶手。衛生間宜選用白色衛生潔具，平底防滑式淺浴盆。冷、熱水混合式龍頭宜選用杠桿式或掀壓式開關。衛生間、廁位間宜設平開門，門扇向外開啟，留有一觀察窗口，安裝雙向開啟的插銷。

3結語

我國已成為老年大國，老年住宅的安全性、舒適性、方便性比健康者要求更高，保證老年人的自理和安全都是最基本的前提追求，我們應以人為本，為老年人設計出安全舒適的臥室環境。

參考文獻

篇（8）

目前我國城市老年護理大致有居家護理、社區護理及機構護理3種模式。

1.1居家護理

居家護理主要是在老年人的家里由專業的護理人員、親人或者志愿者提供專業的護理服務和日常生活照料。居家護理的優點是符合我國老年人傳統的生活習慣；缺點是起步晚，發展速度慢，覆蓋的人群少，沒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不符合專業護理人員的護理習慣，居家護理缺少專業能力，醫療服務也無法得到保障。隨著中國“4+2+1”家庭的逐漸增加，社會競爭激烈化程度的提高，子女的負擔越來越重，獨居老人增多，單一的家庭護理無法滿足老年護理的需要。

1.2社區護理

社區護理是在居家護理的基礎上，以老人所居住的社區為服務實施主體，向老年人提供專業護理和精神文化需要。社區護理是以健康為中心，以社區人群為對象，以促進和維護社區人群健康為目標。社區護理的優點是既尊重老年人的傳統習慣，又能合理利用各方資源，符合老年人、政府、子女等方面的需要。缺點是社區老年護理醫療及護理專業人員缺少、服務素養不高；大部分針對孤寡老人養護，服務輻射面積小；老年護理資金缺乏，缺少老年人需要的場所、環境、設施等硬件條件。

1.3機構護理

機構護理是指由政府和社會力量出資建設的養老院、護理院、敬老院等集中養老機構提供的老年護理服務。機構護理的優點是在硬件設置、人員配套、服務項目等方面有較高的優勢。缺點向兩極化發展，由政府投資的福利性養老機構往往存在低端化狀態，盡管人員和設施較為全面，但多數僅僅處于保障性層面。由各類資本投資的私營機構，大多數處于高端消費層面，人員、環境、設施齊全，但收費較高。而且多數老人受傳統觀念影響，不愿意居住在護理機構中，機構護理無法滿足普遍的老年護理需求。

2現有老年護理模式存在的問題

2.1沒有形成整體老年護理體系

居家、社區、機構這3種老年護理模式在現階段基本處于相對獨立狀態，盡管目前居家和社區護理有相互補充的發展趨勢，但實際上社區的護理補充還是存在服務面狹窄、醫療和護理服務無法與老年人實際狀態完全對接的缺點。目前老年護理模式的關鍵缺陷在于，3種護理模式沒有在根本上形成頂層設計、相互補充、資源共享、信息共有的養老體系。最合理的老年護理體系應該是呈金字塔狀：底部為接受上門關心照料的大部分老年人，中部為享受日托服務的中等數量老年人，頂部為進入養老機構的少數老年人。

2.2養-護-醫缺少有效銜接

養-護-醫“三位一體”的老年護理機制沒有有效建立，目前的護理模式的重點基本還在“養”的層面。居家護理的老年人缺少專業護理，醫療基本靠自己去醫院；社區的護理醫療水平和設施有限，不能滿足老人的需要；機構護理中老年醫療護理專業人員不能夠滿足需求。社區和機構在老年人護理時，不能很好地掌握老年人的患病史，護理沒有有效針對性。老年人在家、在社區、在護理機構的醫療和護理沒有一個有效的橋梁進行銜接。

2.3受限于行政體制及制度

目前養老和醫療服務分屬不同的行政部門管理。對老年人護理服務的形式、模式、制度等都各自為政，沒有形成整體的護理體制和制度。在整體老年護理事業上牽扯到諸多相關行政部門，由于各自的職權和利益問題，不能很好地解決老年護理中存在的協調問題，醫療和護理不能有效地銜接到老年護理中去。缺少衛生和醫保系統的參與，老年護理事業不能得到深入發展。

二醫療集團老年護理體系

組建醫療集團是新醫改中公立醫院改革的主要模式之一，醫療集團是將醫療機構進行整合，實施集團化運作。主旨在于優化資源配置，推動區域化醫療服務體系的重構，是新醫改的有效載體。目前主要的醫療集團模式是“3+2+1”模式，即三級醫院為龍頭，縱向聯合二級醫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集團化運作中，醫療集團推進管理一體化、分級診療、雙向轉診、資源共享、學科合作、信息聯網等。在醫療集團模式下，主要從包括護理服務的提供者、護理服務的層次、護理服務的提供方式、護理服務的接受者和護理服務內容5個方面來構建老年護理體系，從而建立起一個無縫銜接、資源共享、方便快捷的老年護理體系。

1護理服務提供者的多元化

醫療集團的老年護理服務由集團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來完成，包括了公益性的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還有家庭、個人和各類組織。多元化的老年護理服務提供，體現了政府和市場的分工，在保證公平的時候能夠體現提供服務的效率。

2護理服務的分層次

醫療集團根據老年護理不同階段的特點可分為社區、急性、中期、長期和臨終5個層級。醫療集團結合老年護理的不同階段特點，充分發揮各級醫療機構的功能，實現老年護理的分級護理，分工協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展慢性病、康復期的老年人護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醫務人員上門為家里患慢性病和康復期的老人，提供康復護理指導，包括營養指導、健康咨詢等和基礎護理技術支持，如換藥、導尿、測血壓、輸液等可在家庭實施的護理技術服務。二級醫療機構利用自身特色開展特色老年護理。三級醫療機構負責老年人的急診急救、老年綜合征、多臟器功能損害，急性期護理，以及心血管、神經系統、內分泌等慢性病的治療效果的評價與指導。民營醫療機構開展個性化老年護理，根據不同需求層次的老年人的需求開展個性化的服務。

3護理服務內容的多樣化

醫療集團的老年護理不僅是針對有生理問題的老年人護理，還開展健康教育與咨詢、心理疏導等預防和指導性護理。老年人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需要和條件，選擇不同的護理服務內容和護理方式。

4護理服務提供方式的可選擇性

老年護理不一定在醫療機構內，也可以在家和在社區進行，還可以通過網絡和電話進行咨詢。醫療集團的居家護理主要是通過“3+X”健康團隊來完成，實現網格化管理。機構護理主要是老年人在護理機構、養老院和醫院的老年科來完成。

5護理服務接收者全覆蓋

醫療機構的老年護理基本上實現了集團內的全覆蓋，在集團內只要是有護理需要的老年人，都能夠享受到自己所需要的老年護理服務。對行動不便又不愿意離開家的由志愿者團隊來護理，對想要個性化老年護理的，有老年護理院來滿足需要。

三完善醫療集團老年護理體系的建議

1健全老年護理機制

各級政府部門要將構建老年護理服務體系作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舉措，建立長效的老年護理服務機制。首先，要完善老年護理法律法規，老年護理服務的健康運行需要相關的制度和法律法規的支持，要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基礎上，盡快出臺與老年護理有關的法律法規，確保老年護理有序開展。其次，要增加老年護理的財政預算，建立起老年護理的整體預算制度，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機構運行經費補貼、困難老人服務補貼等。第三，要堅持老年護理公益性的發展方向，由政府主導、社會各方參與，大力開展老年護理服務項目。

2建立老年護理資源整合體系

以科學配置、合理共享、有效流動的原則對現有的老年護理體系進行資源整合。針對不同區域的衛生服務中心現狀，在集團內進行資源合理配置。第一，統籌醫療設施資源的配置及共享，在醫療集團化運作下，在集團區域內實現醫療設施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共享，過剩設備資源實現平行或下行釋放。第二，人力資源共享，針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療護理人員專業化程度參差不齊的狀況，三級醫院及二級醫院對社區衛生服務提供人力資源共享。將醫療專家及護理人員進社區制度化。推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專家坐診；推進健康服務進家庭，讓醫生護士參與到社區服務團隊中；推進集團內會診制度，建立會診中心。這些措施極大地推動了社區醫療衛生服務水平的提高，使社區老年護理服務向優質化發展。第三，實行分級服務、雙向流動，根據老年人護理及醫療需求的不同程度，在醫療集團內實行分級服務。三級醫院、二級醫院及社區提供階梯化服務，同時針對老年人不同階段的身體狀況，實現向下及向上的服務轉移，保證老年人能得到最適合的醫療護理服務。

3擴充專業人力資源隊伍

推動我國養老事業的發展，彌補我國老年護理人才的缺口，必須重視當前養老機構從業人才隊伍的挖掘和培養。培養一批專業的老年護理服務隊伍。由醫療集團選派老年病醫護專業人員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人員進行相關培訓。除了專業培訓外，強化繼續教育，促使從業人員更具專業化。同時，加大向社會進行老年護理人員招聘力度，按集團內人事聘任辦法給予相應編制及待遇，充實到老年護理工作中去。

篇（9）

老齡化問題是這兩年世界所關注的話題，它不僅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更是影響到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世界銀行估計我國人口老齡化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高峰。養老保險和人口變化規律密切相關，由此我們看到我國養老保險任務之艱巨，同時也看到世界各國都不容忽視的養老問題。養老保險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錢。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到來，對與養老保險基金的需求量將會大量增加。在保證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礎上，必需加強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這也是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齡化的含義

人口老齡化兩個方面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人口總體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過18%，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達13.5%，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達到嚴重階段。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齡結構由年輕型向成年型、老年型過渡，全球性的老齡化已以發生著。

二、老齡化問題對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挑戰

中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整個21世紀，這兩方面壓力將始終交織在一起，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給養老金事業帶來沉重的壓力。它對各國社會和政府而言都是一個挑戰可見，在社會已經呈現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加強對社保基金的有效監管，有著其深刻的社會動因，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及其和諧發展的內在要求。如何防止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問題，則是來自于老齡化的首要挑戰。

三、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及存在的問題

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是指有關部門依法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和運營實施的監督和管理。主要應從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組織體系及法制建設兩個方面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運行監管現狀做出評價。

1．監管組織體系

現行的基本養老保險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層制養老保險組織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實質是由政府行政部門將基金的管理運營權交由各級全民事業單位（如養老保險經辦中心等），進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資運營。這就存在著“政資不分”、“執監不分”等問題。另外，政府職能部門的強制使得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公眾沒有選擇機制和退出機制，基金管理不公開，不透明，削弱了公眾行使監督的激勵。

所以，改革現有的養老基金管理模式，對人實施有效的監督，以保證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為我們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設

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涉及各方利益，為了保障基金監管有章可循，國家高度重視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基本建立了涵蓋各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主要有《保險法》、《信托法》、《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社會保險基金監督舉報工作管理辦法》、《社會保險基金行政監督辦法》、《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信息產業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國家稅務總局、國家郵政局關于加強社會保障基金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財政部和勞動保障部公布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全國社保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的原則、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標志著我國養老金投資管理體制進入市場化運作的軌道，同時也給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和管理從法律上提供了保障。問題在于，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社會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仍然沒有一部關于社會保障的統一的法典，或者是針對某一問題較為全面的法律規章。

四、加強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改革建議

針對于我國目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狀況。我們有必要加強改革。保護好老百姓的保命錢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

1．建立分權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獨立、高效、統一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和管理委員會。監管委員會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以及企事業單位代表共同組成，實行委員會制。監管委員會按城市設立地方監管辦事處（類似于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的管理體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專業性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由省級社保部門成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行政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養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證，應建立獨立于政府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運營社會統籌賬戶基金。第三，個人賬戶基金交給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承擔，會遴選合適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據與各省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會簽訂的契約對個人賬戶基金進行多元化投資，以實現養老社會保險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監督手段。其主要內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將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會公眾和監督機構的雙重監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違法、違規操作，損害所有人利益。（2）增設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則對于限制風險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夠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養老基金，以此限制騙取和盜竊基金資產的機會。（3）加強外部審計。在法律和制度環境下，外部審計提供一個精確的、獨立的評估，向監管人報告有關基金的任何問題，而且成為監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歐國家基金管理監督制度中廣泛使用，費用水平通過一般的謹慎要求和法律進行監管，可以控制將成本轉移到未被監管的項目上。減少由于涉及到眾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風險。

篇（10）

王老吉在這次事件中的做法實在讓人覺得太過愚蠢，或許它還以為是會有05年北京那次訴訟同樣的效果？難道它沒有考慮王老吉已經不是當年的王老吉，你可是捐款一個億啊！難道它忘了三鹿剛倒下，大家神經還很緊？王老吉開始的態度好像很無所謂。首先葉征潮發出律師函的時候，置之不理。然后當衛生部在違法濫用食品添加劑專項整治工作情況會上，回答大公報記者有關王老吉問題，明確指出關于王老吉茶的問題，因為食品安全法已經規定，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名單是衛生部公布的，衛生部也過名單，王老吉中的有些成分和原料的確不包括在內。這個時候，全國的媒體都注意到這個話題，并給予報道。可王老吉卻選擇了在自己網站上聲明書，從自己配方的合法和傳統兩個角度，證明是媒體胡說八道，其實意指衛生部做法錯誤。而后又有廣東省食品行業協會（粵食協）會長張俊修帶領協會一批人等召開緊急說明會，為王老吉喊冤，似乎以為協會的話好過當事人自己證明。但大家都明白，這些所謂的協會不過是企業的狗，哪有骨頭就往哪走。張俊修在屏幕上的表現也頗為滑稽，很是氣急敗壞。而作為王老吉本身，卻并沒有出現，躲起了貓貓，似乎為了掩飾協會與其的關系。其實誰又看不出來你們有一腿呢？

我們再看他們所依據是哪條法律。1987年10月的《禁止食品加藥衛生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不宣傳療效并有30年以上連續生產歷史的定型包裝食品品種，經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衛生行政部門批準并向衛生部備案，可以銷售。2005年，廣東省衛生廳組織的專家評估意見指出，王老吉涼茶中的雞蛋花、夏枯草等原料為傳統涼茶制作配料，毒理學安全性評價及人體試食試驗證明產品食用安全。2005年4月25日，衛生部批復同意廣東省衛生廳將“王老吉涼茶”備案。《食品衛生法》規定：食品不得加入藥物。但是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作為原料、調料或者營養強化劑加入的除外。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禁止食品加藥衛生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在食品衛生法生效以前，傳統上把藥物作為添加成份加入，不宣傳療效并有三十年以上連續生產歷史的定型包裝食品品種，經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衛生行政部門批準并向衛生部備案，可以銷售，銷售地區不限。而《食品衛生法》頒布及生效時間為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王老吉備案已經是二OO五年的事，《食品衛生法》早就生效了，在其中并沒有《禁止食品加藥衛生管理辦法》同樣的規定，因此本身這個備案已經沒有了實際效力，現在拿這個久遠的部門規章來對抗國家法律，恐怕是行不通的。另外《食品安全法》今年的六月一日也即將實施，其中明確規定生產經營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藥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的物質。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的物質的目錄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制定、公布。也就是說，目前也只有2002年《衛生部關于進一步規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中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名單，而葉征潮也已經在其中查找，并無夏枯草的名字。所以王老吉在涼茶中添加夏枯草的行為，今時明日都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

篇（11）

1.參保企業上年度月人均工資高于上年度河北省城鎮非私營企業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60%的，以企業上年度工資總額作為企業繳費基數。由于存在勞動關系但沒有工資收入的，應將這部分人員核定工資與企業上年度工資總額之和作為企業繳費基數。

2.參保企業上年度月人均工資低于上年度河北省城鎮非私營企業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60%的或無法核定工資總額的，以職工個人繳費基數之和作為企業繳費基數。

（二）補差

每年河北省城鎮非私營企業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在4-6月份公布，在省城鎮非私營企業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公布之前，按照上年的繳費基數進行預繳，待省城鎮非私營企業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公布后從1月份開始按照新的標準進行差額補繳。企業新核定后的繳費額與同期企業預交費額做差形成企業補差，個人用新核定的繳費與原來繳費額做差就形成個人補差。

二、繳費基數認定工作中的問題

用上年繳費基數預繳本年，之后找補先前預繳費的月份，這種“回頭看”的工作方式，十分不利于工作開展，面臨的問題有：

（一）補差算法復雜，實際工作中不便操作

先以較為復雜的養老保險企業補差算法為例：下面公式中的減人基數代表企業解除、外部調動、退休及死亡人員的繳費基數之和；增人基數代表企業新參保、外部調入人員的繳費基數之和。一月份計算公式：一月份當期基數=企業上年月平均工資+增人新基數-減人老基數；一月份企業應繳費額=（一月份當期基數+新增人員補差基數）*20%；其中：新增人員補差基數=個人本年補繳月數*新基數+個人往年補繳月數*老基數；一月份補差額=企業應繳費額-當期企業預繳費額；二月份計算公式：二月份當期基數=一月份當期基數+增人新基數-減人新基數；二月份企業應繳費額=（二月份當期基數+新增人員補差基數）*20%；其中：新增人員補差基數=個人本年補繳月數*新基數+個人往年補繳月數*老基數；二月份補差額=二月份企業應繳費額-當期企業預繳費額；以此類推至最終的預繳月份，累計各月差額，即為本年企業繳費補差。本年企業繳費補差=一月份補差額+二月份補差額+……失業保險企業補差計算步驟同上。從上面介紹的企業補差過程來看，需調用之前月份的人員變動數據，小企業還好，對于情況復雜的大型企業來說就十分困難。

對此我總結有三方面的問題：

1.有些地方社保經辦機構對大型企業采用的是集中參保的管理方式，由企業總公司匯總下屬各企業的業務后，向上級社保經辦機構申報。相當于企業總公司擔負著社會保險業務經辦機構的職能，同時受地方社保經辦機構制約。這些大企業用工形式多樣化，所有制形勢復雜，使得企業整體參保規模龐大，且復雜。業務向上傳遞環節多、過程長，不易匯總各企業繳費基數。

2.大企業各部門間分工不同。養老及失業保險業務是由企業勞資人事部門管理，工資性的支出由財務部門具體處理。兩部門的統計范圍、統計口徑不同，在業務的傳遞過程中難免出現漏報。

3.集中管理的參保企業往往內部各公司間的人員變動頻繁，且大規模的人員拆分合并時有發生。雖然是內部變動，無須向經辦機構申報變動，但總公司匯總時必須考慮內部變動因素，才能將繳費基數準確分攤至各內部企業。無形中就使得上面介紹的補差算法更加復雜，必須考慮內部人員變動造成的基數增減。

（二）繳費不能因時制宜，與企業和個人近期經濟狀況脫節

首先從參保企業的角度來說，如果企業經濟狀況出現拐點，經營困難，還按照過去較高的工資總額繳費，必然使企業的經營狀況更加惡劣，企業可能會出現中斷繳費，造成欠繳；其次，從個人角度來說，個人工資總額比企業工資總額的變化更容易波動，之前個人收入高，突然生病或遇到不幸，工資收入下滑，甚至沒有收入，還按過去的標準征收，顯然不現實，更無法繳費。用上年的經濟情況來要求企業和個人擔負目前的社會責任和繳費義務，沒有考慮近期的現實情況，無異于刻舟求劍。不但使企業經營生產受阻，又使個人生活質量下降，不利于征收工作的穩定開展。

（三）退休人員養老金計發嚴重滯后

因省城鎮非私營企業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公布之前的繳費為預繳費，退休人員要找差后才能正式領取退休金。大量退休人員在辦理退休手續后不能及時領取退休金，無生活費保障，要等7、8個月才能領取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