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原生家庭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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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天然草原90%以上發生退化，草原生產和生態功能嚴重下降，草原生物多樣性減少，牧草資源亟待保護和開發利用，但草畜矛盾突出制約其可持續發展。經過認真準備和申報，侯向陽等人于2013年成功獲得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計劃（973）項目的資助，項目名稱是“天然草原生產力的調控機制和途徑”，這是全唯一一個973項目，標志著基礎研究能力大幅提升。項目瞄準過度放牧下草原生產力衰減的關鍵機制和草原生產力提高的調控機制與途徑兩個科學問題開展研究，目標是揭示過度放牧下草原生產力衰減機制，形成適度放牧、土壤保育和植物調節提高草原生產力的綜合調控的理論和技術體系，為實現天然草原生產力提高 30%～40%，恢復速度加快30%～50%提供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已經在草地土壤關鍵要素對放牧的綜合響應、草原植物對放牧的矮小化響應、放牧導致植物矮小化的“脅迫記憶”、放牧造成植物矮小化的生理和分子生物學證據以及草原生產力下降的養分供給非平衡理論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2015年順利通過國家科技部組織的項目中期評估。

據了解，樣帶研究是進行全球氣候變化及人為驅動因素梯度分析的最有效途徑。利用歐亞大陸東緣草原連片分布，南北向土壤和植被類型等相對一致，溫度呈梯度分布，草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存在空間差異的特征，侯向陽研究員率先提出跨越中、俄、蒙的歐亞溫帶草原東緣生態樣帶（簡稱EEST），聯合國內相關科研教學單位及俄羅斯和蒙古國的合作單位，開展從中國長城到俄羅斯貝加爾湖的溫度和放牧管理對典型草原生態系統影響的研究。收集整理中、俄、蒙近30年氣象、經濟、植被、土壤、昆蟲資源等信息，建立樣帶綜合數據庫；建立蒙古國溫都爾汗野外觀測站，填補了我國草原科學研究在境外無定位監測的空白……，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發表學術論文45篇，出版專著4部，獲得專利3項，軟件著作權1項，向有關部門提出6項政策建議，并通過俄羅斯之聲報道中俄科學家共同治理草原退化的工作和進展，取得較大社會影響。

另外，侯向陽所長還系統開展了我國北方草原氣候變化及適應性管理研究，圍繞生態環境脆弱、經濟社會相對落后的北方草原區應對和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從區域、縣域和牧戶等層次入手開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出進展，并60余篇，出版著作3部。

牧戶作為草原畜牧生產的最基本單元，是牧區草畜平衡的主要調控者。牧戶草畜平衡行為是影響草原生態補獎機制政策失靈的關鍵因素。針對我國政府在草原地區實施一系列工程和政策措施，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天然草原仍然持續超載和退化，草原生態補獎機制政策實施體現政策失靈的問題，侯向陽團隊在內蒙古不同草原類型區及新疆山地草原開展牧戶家庭屬性和草畜平衡決策行為調研。研究發現，分步減畜更容易被牧戶接受，同時牧戶之間的自發合作也更能實現牧戶生產實踐的調整，此種有效合作對優化牧戶生產管理方式、推動畜牧業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據此，提出以分步式、合作式和示范引導式為特征的牧戶適應性減畜策略和草原生態補償長效機制。

針對我國西北干旱半干旱的農牧交錯帶面臨的食物供給和生態保障難以兼顧的兩難困境問題，侯向陽所長研究提出應盡快確立以旱作節水栽培草地建設為主的西北綠色草牧業發展戰略。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過程中，西北地區大力發展旱作節水農業正在引起重視，但旱作種草的優勢和潛力還沒有引起充分重視。在糧改飼的基礎上，立足于高效旱作，種植多年生耐旱牧草或飼料作物，充分提高天然降水利用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地下水資源的依賴，這是解決我國旱區優質飼草不足、并兼顧生態保護的有效發展路徑。

矢志不渝，為綠色大草原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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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在資本利益需求和娛樂文化消費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作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和語境化的民族藝術至少在形式上進行了符合消費文化邏輯特征的現代置換。本文首先對民族藝術及其分類進行介紹，其次剖析了當前大眾化消費文化的現狀，在此基礎之上對我國民族藝術的發展方向進行反思，提出符號化生產的概念，并結合實例進行了詳細分析。

一、民族藝術及其分類

1.1民族藝術的涵延

民族藝術主要指與生活生產關系較密切的，直接源于生產實踐的，以可見形式保留下來的，包括繪畫、雕塑、工藝等。從廣義上來說，民族藝術還包括了音樂、文學、曲藝、雜技等在民族發展中形成的共有的和獨特的文化現象，廣義的民族藝術幾乎等同于民族文化的范圍。

1.2 民族藝術的分類

民族藝術的分類往往由于對民族藝術的涵延有著不同的理解而不同。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可以簡單的分為:繪畫、雕塑、建筑、工藝、書法;從應用產生的環境，即民俗的角度，又可以分為禮儀、節令、生產等幾個方面。在對民族藝術研究的初期階段，作為具體調研的依據，可以根據生活習俗，圍繞生活生產活動進行簡單的分類:

1.衣食住行:日常服飾、日用品、建筑、交通工具、公共設施;

2.生產活動:畜牧、農耕、貿易;

3.慶典儀式:婚姻、喪葬祭祀、歌舞娛樂、節日;

4.社會關系:家法、氏族、游宴、結社、娛樂;

二、大眾化消費文化的現狀分析

當今中國的“大眾文化”是一種比較典型的都市消費文化。它集中產生于各大中心城市，通過大眾傳媒輻射到其他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其突出鮮明的消費特性與欲望特性，給城市的低收入階層和農村群眾帶來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上世紀90年代初，轟轟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在全國展開。精英們為理想高呼，為人文精神吶喊，面對那些琳瑯滿目的絢麗商品，面對人們逐漸顯現的對欲望的追求，精英們深感憂慮，中國要往何處去?傳統的價值堅守還有意義嗎?”

2000年以后，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穩步發展和社會財富積累的快速增長，隨著國家在精神文明建設上的廣泛引導和投入的加大，人們的消費需求也從過去較為單一的、以物的占有和使用為目的的生活必需品消費，逐漸向更具社會性和象征性的、更注重消費過程的多元化消費發生轉變。其中，文化消費在人們的日常消費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成為當代社會最突出的消費模式之一。文化消費的崛起帶動了民族藝術產業的發展。

三、大眾化消費背景下民族藝術的發展反思:符號化生產

作為興起于大眾化消費時代的一種文化現象，民族藝術展演的文化價值和意義是在社會結構變遷、文化觀念改變和民族藝術審美范式轉型的現實語境中得以彰顯的。那些擁有豐富民族文化資源的地區，應廣泛利用當地優美的自然景觀和奇異的民族風情來打造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產品、發展地方民族文化產業。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民族藝術因其較強的藝術性、表現力和審美價值，而被納入當代社會的文化消費范疇，成為一種具有符號意義的文化商品。如果把尚未經過市場化開發的傳統民族藝術視為一種民族文化“原生符號”的話，那么，作為文化商品的當代民族藝術的符號化生產，就是對“原生符號”能指層面的形式征用和所指層面的意義改造，并將新的能指與所指進行重新拼接、組合，以形成新的文化“再生符號”。

3.1“想象性審美”

由地方政府主導的符號化生產近年來，隨著我國文化產業的快速崛起，各種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越來越受到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視。在許多民族地區，古老的民族傳統文化因其形態獨特、內涵豐富、底蘊深厚而作為地方性資源優勢，被納入經濟建設的軌道，“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成為地方政府發展當地經濟的普遍做法。從擴大宣傳、提升形象、振興地方經濟的實用功利目的出發，民族地區的地方政府對于當地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普遍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在開發民族工藝品、展示民間歌舞藝術、挖掘特色民俗風情、復興民族傳統節慶、打造民族旅游市場等方面，當地政府往往都會不遺余力地參與、引導，并在政策上、經濟上給予強有力的扶持。 轉貼于

3.2 “快餐式表演”

由經營企業運作的符號化生產在當代消費社會，旅游作為一種最具文化消費特征的社會現象正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展開。其中，以體驗民族地區的自然風光、民族風情、傳統習俗、民間藝術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文化旅游更是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在一些民族傳統文化保存較好的民族村寨，旅游經營企業不僅利用當地豐富獨特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將其開發建設成為“民族文化旅游村”，而且組織村民歌舞表演隊，幫助開發民族旅游工藝品，發動村民開辦特色家庭旅館，以充滿異域民族風情的旅游服務內容來吸引游客。旅游市場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衡量和取舍決定往往來自于投資回報及實際收益，因此，原本就存活于鄉土民間，且集觀賞性、參與性、娛樂性于一身的民族藝術自然憑借其“投資小，見效快，低成本運作”的特點而成為經營企業開發打造的重點對象。例如，在以壯族歌舞展示和傳統村寨風貌為特色的廣西龍勝縣金竹寨，每當有游客到來，村里的壯族青年歌舞隊都會到寨門前敲鑼打鼓迎接客人，唱迎客歌、敬酒歌，表演師公舞、扁擔舞、板鞋舞、竹梆舞、竹竿舞等，其間還穿插有繡球傳情一類的互動游戲活動。

3.3“原生態藝術”

由文化精英實踐的符號化生產“原生態”是當下最為流行的詞語之一。按照學術上的規范理解，源于自然科學的“原生態”指的是一切在自然狀況下生存下來的東西。將“原生態”用于藝術上，即“原生態藝術”通常應當指“在特定的區域(通常是較為封閉的民族聚居地)內流傳的、較少受外來文化藝術影響的、風格純正且沒有經過加工和提煉的藝術樣式，它是人們在生活和勞動中自然形成并通過本民族世代相傳的方式保留下來的”。然而，隨著以西方近代工業文明和科學技術為載體的現代化浪潮席卷全球，民族文化賴以生存、延續的傳統封閉格局已經被打破，外來的異質文化不斷介入和滲透到各民族的物質生活領域及精神文化空間，生長于這種生態環境中的民族文化藝術也必然會不同程度受到現代性因素的影響。

因此，嚴格意義上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態藝術”早已隨著原初的生態環境的變遷而不復存在，現在所謂的“原生態”更多是指一種運用民族民間的原生藝術元素來集中再現本真性民族文化，進而使之得到保護、傳承及發展的藝術觀念和藝術態度。

總結

總之，當代民族藝術的符號化生產是一個關涉多種因素、多元力量的市場化、符號化編碼過程。這其中無論采取何種編碼方式，作為文化商品的民族藝術都被賦予了符號消費的時代意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實踐著由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我們只有真正了解了當代民族藝術的生產邏輯與符號價值，才能更好地根據自己的日常性需求和意識形態體驗來對其進行消費，最終實現個體的精神滿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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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筆者基于圍繞新疆鞏留縣草原特點,重點分析產權角度下草原生態系統破壞原因,探究明確草原產權對保護草原環境的益處.

 

1 從產權角度分析草原生態系統破壞的原因

 

造成草原生態環境破壞的原因有多種,如草原肆意開墾、過度放牧、亂砍亂伐等.而從產權角度分析草原生態環境破壞情況,可以確定草原產權制度的缺位、草牧場承包到戶的制度缺陷均造成了草原生態環境的破壞.

 

1.1草原產權的制度缺位

 

依據《中國土地資源》中所說明土地面積權屬情況來看,我國未訂權屬的土地面積較多,而其未訂權屬的草原面積占到了90%多.究其原因,草原產權的制度缺位.因為草原產權的制度缺位,就使得草原所有權不明確,出現大量無主地,被稱為“公共地”.這就使得一些牧民或其他人士在公共地上進行放牧、砍伐等,使得草原退化嚴重,逐步沙漠化.當然,一些地區草原產權是歸草原全民或集體所有,并沒有細化到用戶頭上,促使集體的所有權不穩定的情況存在,這也使得草原生態環境被破壞的情況也頻頻發生.

 

1.2草牧場承包到戶的制度缺陷

 

實行草原家庭承包經營,是黨在牧區的一項基本政策.草原家庭承包經營制的實施,將人、畜、草基本生產要素統一集中在家庭經營之中,可以調動牧民保護和建設草原的積極性.但從當前草原牧場家庭承包經營的實際情況來看,這項政策比較形式化.原因就在于草原牧場承包到用戶的制度存在缺陷,其草原牧場實際應用情況不符,未能對草原牧業予以合理規劃,約束草原牧場承包情況,促使牧民合理運用草牧場,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積極建設草原.另外,草原家庭承包經營執行的過程中,并未對承包合同的執行予以嚴謹的說明,促使草原牧場使用權的落實不合理,導致草原牧場使用權無法有效發乎效力[2].

 

2 明確草原產權對草原生態環境保護的益處

 

鞏留縣隸屬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北部.新疆鞏留縣人民主要進行草原畜牧活動.而新疆鞏留縣草原是當地人民賴以生存的基礎生產資料.維持草原良好的發展,不僅是保草原生態環境,也是保障新疆鞏留縣人民正常生活的關鍵.對此,筆者分析草原產權的作用,探究其在草原發展中是否有用:

 

2.1明確草原產權可以形成牧民集體的經濟利益保護機制

 

之所以說草原產權的有效落實可以形成牧民集中的經濟利益機制,主要是我國草原地區一直都未建立明確的產權制度,對人們的經濟行為予以約束,這使得放牧、墾荒等活動肆意進行,最終所產生的惡劣后果由全社會來承擔,這必然導致人民集體經濟利益的損失.為了避免此種情況,就只有明確草原產權,使草原歸當地牧民所有,牧民來維護和使用草原,同時草原也作為社會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牧民的維護中良好建設和發展,就意味著社會經濟得到發展,是保護人們集體經濟利益的重要體現[3].

 

2.2明確草原產權可以形成牧民自主保護草原生態環境的機制

 

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經指出過共有資源的問題:“許多人共有的東西,總是被關注的最少”.這一理論放到草原發展中同樣適用,如若不明確草原產權,草原就會變成公共地被人們隨意使用,而無人維護和管理.相反的,確定草原產權,將草原產權落到牧民的頭上,牧民就會將某部分產權視為所有物,對這部分草原的使用予以控制、對這部分草原予以維護,促進草原良好建設.這充分說明了草原產權的確定可以使牧民自主的維護和保護草原生態環境.

 

2.3明確草原產權可以形成牧民集體內部的經濟效益協調機制

 

明確草原產權,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牧民普查,明確牧業人口、戶數、擁有草原及牲畜數量等.再在普查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來明確草原產權,促使草原使用權平均分配給牧民,并由當地政府負責監管草原使用情況.通過此種方式所明確的草原產權,使得草原產權在牧民集體中充分發揮作用,即協調經濟效益.因為草原產權的配置與牧民生活實際情況相關,使得草原產權配置合理,促使每個牧民的權益得到保護,牧民可以合理使用草原,創造經濟效益.

 

2.4明確草原產權可以形成利益主體的政策參與機制

 

通過明確草原產權,牧民才能夠合理的使用草原,實現經濟獨立.此種情況下,在當地社區或政府提出政策的情況下,牧民才會以草原使用主體身份參與到政策討論中,以維護自身的利益.由此,可以充分說明草原產權的明確,可以形成利益主體政策參與機制,促使利益主體擁有對自己生存環境控制和管理的權利,避免草原被侵害、被破壞、被占用的情況發生[4].

 

結論

 

綜合以上內容分析,可以確定草原產權的明確是非常有意義的,其可以形成四種機制,維護牧民經濟利益、保護草原生態環境,促使草原合理使用、良好建設.

 

參考文獻

 

[1]蓋志毅。草原產權與草原生態環境保護[J].草原與草坪，2005,(6)：12- 16.

 

[2]陳祥軍。草原產權變動在哈薩克牧區社會的反應與影響---以新疆阿勒泰富蘊縣為例 [J]. 新疆大學學報 ( 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42(1)：6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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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咨詢中，安全、信任關系的建立解除了她的懷疑和防御，為日后的深入治療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們一起商定了咨詢目標：近期目標是改善失眠和焦慮；遠期目標是找到“我是誰，我要什么”，找回自己內在的力量。用10次的時間做一個療程。根據她的認知水平，布置瑜伽放松功課，并推薦書籍《遇見未知的自己》。

在接下來的每周一次的咨詢中，前5次，我將咨詢重點放在她的原生家庭，尤其是與母親的關系上。雯雯反饋對《遇見未知的自己》這本書很有感覺，一口氣讀了3遍，似乎隱約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主要出自家庭和小時候的經歷。在真誠、陪伴、無條件積極關注的咨詢氛圍中，雯雯敞開了心扉，講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和童年時的經歷：她一家四口人，除了父母，還有個小自己4歲的妹妹。媽媽任性，爸爸寵愛、遷就媽媽，在家沒什么地位。妹妹出生之前，自己是小公主，深受父母喜愛。而妹妹出生后，有一次，她撒嬌要媽媽抱，不小心碰到了媽媽的，媽媽感覺很痛，之后就一直拒絕抱她，讓她很傷心。

一旦問爸爸媽媽自己是從哪里來的時候，他們一直說她是從垃圾堆里撿來的，意識到只有妹妹才是他們親生的，自己是撿來的，于是很痛苦，經常跑到鄰居家去哭訴。小學成績很好，幾乎都是100分，別人都夸她，唯獨父母從來不以為然。而妹妹成績一般，父母經常要提醒輔導。只有一次她六年級數學考了99.5分，被媽媽狠狠地指責了一番：而舅舅家的表弟一向不及格，這次卻考了75分，得到了全家人(包括媽媽)的表揚。她非常困惑。

初一的時候她不想努力讀書，成績下滑，開家長會時，媽媽當著眾多家長的面說：“你真給我丟臉!”那個畫面讓她永遠難忘(說到此處表情很痛苦)。我問她那時的感覺，她答：“被當眾羞辱，她不是我的親媽，我恨她!”打那之后，她的成績就像過山車一樣時高時低。我問她分數高低對她都意味著什么?她答每當分數高的時候，父母沒有表揚，只是說不要驕傲、要繼續努力!而分數低的時候他們卻非常關注，跑過來問是怎么回事。說到這，雯雯一下子醒悟到，原來成績好可以得到外人的贊揚，而那似乎不足夠，只有自己成績不穩定時才能得到父母的關注!為此，她不惜以不再做老師同學喜歡的好學生為代價，直至高考成績不理想而考不上夢想的大學——這個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雯雯痛哭流涕，開始數落對父母的種種不滿，為什么自己無論做得多棒都得不到他們的表揚?為什么媽媽對她開口就是指責?想起上個月回家舉辦婚禮，在舉辦婚禮儀式的前一晚，媽媽過來撫摸她的頭發，她竟然非常抗拒，躲開，感覺渾身起雞皮疙瘩，那種感覺讓自己既害怕又自責，怎么可以抗拒自己媽媽的撫摸呢?她突然意識到已經有24年和媽媽沒有過身體、皮膚的接觸，又開始痛哭。

我適時運用空椅子技術，讓她找一個物品代替母親，與她對話。她隨手拿了一個鬧鐘，在滴答聲中，盯著它說：“媽，從小到大，你為什么總是指責我?我永遠沒有犯錯誤的權利?”我讓她想象媽媽聽了會說什么，她思索了一下，回答：“因為不想你驕傲啊!”“我做得再好也得不到你的肯定，我表現優秀有什么用?”“媽是想讓你在社會上少吃苦，工作好，生活好，不像媽一樣，工作不穩定，連自己的房子都沒有。女兒，媽就靠你了，你要給我爭口氣!”說到這里，雯雯放聲大哭，把鬧鐘抱在懷里。我問她的感覺，她說她知道媽媽是愛她的，因為媽媽對自己的人生不滿意，自己比妹妹優秀，所以媽媽對自己抱以很大的期待，想替她活得好!我問她28年的人生在為誰而活呢?雯雯沉默良久，突然從沙發上站起來，大聲說：“我要過我自己的人生，我才不要為別人活呢。”我借用家庭系統排列的導語讓她跟著我，對代表媽媽的鬧鐘說：“媽媽，謝謝你給了我生命，把我養育成人，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這是你的命運和人生，從現在開始，我要為我自己而活，請你祝福我!”然后轉過身去看著窗外的遠處，想象仿佛看到一道溫暖的光，自己帶著微笑走進光里，慢慢前行。雯雯此時感覺不像從前那樣內心總是有兩個聲音在作對，現在統一了，她感到很輕松。失眠、焦慮的情況改善很多，就是偶爾還是跟老公爭吵，感覺煩，甚至懷疑自己當初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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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內蒙古草地資源豐富，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自然因素和不合理的人為生產活動的作用，草原環境急速惡化，半農半牧區草原比牧區草原被破壞更為嚴重。最近十年國家針對內蒙古草原生態環境急劇惡化，按照內蒙古各個地區的而實際情況實施了“生態移民”“退耕還林”“退牧換草”“禁牧圈養”等保護和恢復草原生態環境的政策。內蒙古各個區域的草原生態環境狀況是不一樣的，在退化的草原地區中，半農半牧區的草原退化狀況最為嚴重。

半農半牧區的草原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恢復成為不可忽略的問題。“禁牧” “休牧” “輪牧”是恢復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生態、防御自然災害、促進農牧業生產的重要措施，是在總結草原保護建設利用經驗的基礎上．對草原規律深入認識的結果，也是針對不同的自然環境特點，實施草原保護、恢復草原生態和科學利用的綜合的配套措施。建立和推行禁牧、休牧、輪牧制度，是改善生態環境、合理利用草原、促進內蒙古農牧區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工作。

1.半農半牧區的禁牧政策

內蒙古草原可分為，純牧區、純農區與半農半牧區。內蒙古半農半牧區是我國農牧業交錯地帶的重要核心區域。內蒙古半農半牧區包括21個旗縣區,土地總面積為1500萬hm2,其中草地面積約600萬hm2,占土地面積的40%。①

所謂“半農半牧”一般是指同一個地區的人口同時經營種植業和畜牧業，具體體現在同一戶定居的人家，在從事種植業的同時，又放養了一定數量的牲畜;或者是同一戶原來主要從事畜牧業生產的人家，抽出部分勞動力在農業區發展農耕經濟。②內蒙古半農半牧區域的生態環境的惡化的緣故，對當地農牧民的生產生活造成很多的困難。如內蒙古地區的各個盟市的半農半牧旗縣中大部分成為國家貧困旗縣③。

2.半農半牧區農牧民生產生活情況

科右前旗是內蒙古興安盟的半農半牧旗之一，從18世紀清朝年間開始農業種植生產。當地農牧民以蒙古族為主，但是因為接觸農業生產生活的時間比較久的關系，當地蒙古族牧民對農業的認識也很深刻。而且，當地大多數地區的牧民也都有自己的農田耕種。傳統的牧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幾乎沒什么沖突。而且農業與牧業相互融合，相互依賴關系非常明顯.經過長時間的探索與實踐，當地農牧民已經適應和熟悉了半農半牧的生產生活方式。因此，在“禁牧圈養”政策的實行對當地農牧民的生產生活有著一定的影響及其變化。

2.1生產方式的改變

該地區的農牧民的主要以耕地和放牧為生產方式。根據當地人的說法在禁牧圈養政策實行以前，不管事耕地還是放牧，主要還是“靠天”。農業和牧業對當地農牧民的生活中都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農業耕種主要靠每年的降水量有著密切的關系。有時候降水量或多或少的時候都會影響到農牧民的農業收入。而這個時候可以用牧業上的收入補給上。而牧民的畜群的飼料又都是從農業上供給的。如牲畜過冬的飼草是從田地里收割回來。農業上收獲的糧食，一部分也用作牲畜的飼料。這樣情況下，該地區農業牧業是相互補給的。但是，自從“禁牧”施行后，當地的牲畜明顯減少了很多。因為不能在到公用草場放牧，有些農牧民直接把家里的牲畜都賣掉了。只依靠農業維持生計。所以，當遇到年景不好的時候，這些人的生計就會出現問題。這種生產結構上的變化，對當地農牧民的經濟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禁牧后，綿羊、山羊、牛群都不能到山上放牧，所以農牧民對這些牲畜都進行了處理。有些農牧民開始對家畜如，豬、雞、鵝之類的飼養的量就增多了。而農牧民飼養的這些銷量也日益擴大。因為在農牧區飼養的這些家畜，沒有化學飼料等的污染，豬肉、雞肉等的價格遠比市場上的肉的價格要高。如雞蛋的話，養雞場的雞蛋四五塊一斤的時候，農牧民家中的雞蛋要買上十多塊錢一斤。禁牧后農牧民飼養的家畜結構也產生了變化。

因為，放牧被禁止，很多家庭中原本進行放牧的勞動力，就成了多余的勞動力，因此這些多出的勞動力，因為教育水平的限制，部分都外出打工補貼家用了。根據調查，外出打工的都是在16-25歲之間的年輕人。因為當地農牧民的思想觀念和經濟因素，一般家庭中，孩子只上到高中或初中，如果考不上大學都會回到家里成為勞動力。因此，當家庭勞動力多出時這些年輕人就外出打工。在一個原因是，當地初婚年齡普遍較低。一般二十歲或滿十八歲就會忙著結婚成立家庭，結婚后就有自己的田地和生活。當地年輕人出門打工增多，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一種現象。根據本人的訪問調查，這是因為禁牧后產生的勞動力結構的變化而引起的。

2.2家庭結構的改變

上述中因為禁牧產生的生產結構的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對當地農牧民家庭結構也產生了同樣的影響。尤其是核心家庭的增多。原本的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比較大，因此當地一般子女結婚后，還是和父母在一起居住一起進行生產活動。因此，近幾年結婚的年輕人中大多數是婚后和父母分開居住生活。因此那種三四代人一起居住的擴大家庭的比率越來越小。而核心家庭比率越來越大。

2.3政府的各種補貼

禁牧后，政府對草原生態的恢復和保護非常的重視。與此同時對當地農業和其他產業的協調發展做出很大的努力。對農牧民的生產生活上的補貼越來越多。對于旗內貧困家庭進行分級補助。幫助農牧民在田間大井一邊雨水不足是進行灌溉。以前牧民對于房屋的建造都很粗略，因此政府對于蓋新房的農戶都進行補助。

草原補貼是最近兩年實行的，對于近幾年當地農牧民的畜群日益減少，而且當地的生態環境和草原的恢復的工作得到了相當大的成就。政府為了彌補農牧民禁牧后在牧業上的損失盡量在各個方面給農牧民幫助。因為禁牧，對農業的重視越來越多。每年在農業上的補貼每戶都可以有兩到三千元的補助費。為了確保農牧民的農業的收入，政府對當地每戶的田地每年春天都做了保險。所以當年景不好或遇到有干旱或洪水災害，而引起農牧民的農業收入沒有達到預期的收入產量時，按照原來的保險金額進行補助。

對于該地區少數民族青少年的教育的問題，政府也實行了教育補助政策。如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畢業全部免其學費書費等各種費用，而且每個月每個學生都有生活補貼。對于進入高校的學生每年給予每個學生2000元的補助等政策。

政府的這些政策都是針對于當地農牧民的實際生活中的問題施行的。正因為當地政府的各方面的努力，禁牧后的這些年，該地區農牧民的生活越來越好。更重要的一點是，該地區的草原生態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恢復。

3.總結

在半農半牧區進行“禁牧圈養”政策，對于當地農牧民的生產生活引起了各方面的影響，在農牧民的生產結構、家庭結構、勞動力結構上都產生了很顯著的改變。但是禁牧政策也得到了預期的效果。很大程度的恢復和保護了當地草原生態環境。也因為當地政府對于禁牧政策的認真實行，不僅草原生態環境得到了恢復，同時也推動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科]

【參考文獻】

［1］包智明,任國英，內蒙古生態移民研究[M].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5.

［2］色音,張繼，生態移民的環境社會學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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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意義建構；夯實根基；體驗生活；尋求規律

不知其它區域初中學校的作文課堂是何種教學現狀，就其本校語文習作雙主互動體驗，理性反思作文教學實踐，仍是教師指導犯難，學生習作無趣；表情沒有思想，達意缺失實感；語言東拼西湊，交際無的放矢；行文不成體統，更難擲地有聲。鑒于此，深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校本研究，悉心揣摩作文課堂學習意義建構對策，以尋求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校本研究獲悉，初中作文教學，嚴重缺失作文課堂的學習意義建構理念，嚴重缺失作文學習科學輔導方法，嚴重缺失作文學習自主實踐興趣，嚴重缺失作文學習規律探究智慧。作文教學造成花花課堂，以應付教育“差事”；習作訓練虛偽不實，以大轟大嗡敷衍了事；作文教學失去原生態的根本原因，是語文教師缺失生活作文課堂的學習意義建構意識。予以概括反思，一表現在作文教學（輔導）備課環節，不去理性思考習作訓練的情境設置環境要素（生活素材與興趣投入）；二表現在習作訓練方略的主導作用環節，不去揣摩作文指導智慧挖掘的協助要素（協助方案與筆耕實踐）；三表現在習作成果激勵評價環節，不去搭建習作評價互動平臺的交流要素（共同提高與分享喜悅）。交流得知，當下初中作文教學普遍仍囿于傳統的經驗型和總結型應試圖式，僅圍繞完成作文教學量化任務要求和中考作文導向，來鎖定作文教學研究視角，來劃定習作訓練研究論域。這實屬還是早被擯棄的傳統填鴨式作文應試教育模式，這與作文學習意義建構的校本性（作文教學特色）和前瞻性（寫作自主發展）背道而馳。如果深刻挖掘一下初中作文教學的發展式內涵，就不難萌生作文創新教學的理性思考，拓寬初中作文教學校本研究的特色途徑，理智處治無利于學生習作發展的實踐頑疾，應用建構主義的教育眼光，為廣大初中語文教師的作文教學實踐紓難解困。

初中各階段作文學習意義建構目標是有評價梯度的。要么關注基礎填補、不失體驗生活；要么關注行文規范、不失采擷人文；要么關注習文常規，不失筆耕指導。

篇（7）

問題提出

黃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境內眾多的黃河支流和豐富的濕地資源，又稱為“高原水塔”和黃河上游的“蓄水池”。瑪曲縣的草地資源是當地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也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天然生態屏障。這說明瑪曲草地資源重要的經濟和生態功能。其實草地資源和畜牧業是重要的利益相關方關系，二者緊密聯系，相互影響。其中一方的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另一方的發展。只有正確處理二者關系才能實現經濟和生態效益的最大化。

瑪曲位于甘肅省甘南州西南部，地處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甘、青、川三省結合部，是黃河上游重要的補給區。由于獨特的高原地理環境，形成了優質的草地資源，全縣共有草地面積1288萬畝，占土地總面積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積1245萬畝，占草地總面積的96％。草地資源是畜牧業發展的基礎，瑪曲是純牧業縣，畜牧業是經濟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2008年畜牧業總產值達28723.07萬元，占當年GDP總量的41.78%，畜牧業為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畜牧業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也越來越明顯。

2.原料型畜牧業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業概念及其特征

原料型畜牧業是指以草原為基地，牧草為生產資料，在沒有補飼的情況下，采取傳統的生產和經營方式，過分追求數量不重視經濟效益和品牌效應，只是把牧草資源轉變初級畜

產品的社會物資生產部門。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落后的生產經營方式。原料型畜牧業首先表現在傳統的粗放型生產方式。畜牧業只是純粹的利用天然草場，過分依賴自然條件，即使是在牧草資源較少的年份，也不補飼，自然條件的好壞直接決定畜牧業的產量和畜產品質量。其次是落后的經營方式。這在經營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養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結構和出欄、銷售時間，最終導致種群結構不合理，畜產品質量較差，收益較低。

二是生產組織程度低。在實行草畜雙承包制后，畜牧業以分散的、小規模家庭經營模式為主，牧民抵抗風險能力較低；同時牧民的文化程度較低，在獲得生產、銷售的信息資源的渠道少、市場把握困難，畜牧業發展水平也較低，畜牧業經

營規模小容易造成畜產品生產成本較高而缺乏競爭力。

三是缺乏品牌優勢。無論是牲畜銷售還是畜產品銷售都缺乏品牌效應，純天然草場的資源優勢和無污染、無公害的綠色畜產品和有機畜產品特色未能充分體現，產品價格和普通畜產品的價格相差無幾，出現了“優勢優質資源、產品優質不優價”的尷尬局面。

2.2原料型畜牧業的發展現狀

瑪曲是純牧業縣，畜牧業是當地經濟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畜牧業的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瑪曲經濟社會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業產值占GDP得比例平均為36.93%，其中2000年達45.71%，對GDP的貢獻率近50%，可見畜牧業在瑪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瑪曲牧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全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二者之差最大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業經濟的發展增加牧民收入，促進了瑪曲經濟的發展。

表1瑪曲縣畜牧業產值及比例單位：萬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業產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32.73

34.09

41.78

資料來源：根據《甘肅農村統計年鑒》各年計算數據整理

表2瑪曲縣和甘肅省農村居民純收入比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瑪曲牧民人均

純收入(元)

2355

2400

2460

2528

2600

2670

2755

2855

3085

3385

增長率 %

-

1.9

2.5

2.8

2.8

2.7

3.2

3.6

8.1

9.7

全省農村居民人

均純收入（元）

1428.70

1508.61

1590.3

1673

1852

1980

2134

2328.92

2723.84

3134.08

增長率 %

-

5.6

5.4

5.2

10.7

6.9

7.8

9.1

17

15.1

二者之差

926.30

891.30

869.70

855.00

748.00

690.00

621.00

526.08

361.16

250.92

數據來源：根據《甘肅省統計年鑒》和《瑪曲縣統計年鑒》各年數據計算整理

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原料型畜牧業發展瓶頸越來越明顯。由表1可知，畜牧業產值占GDP的比例越來越低，由45.71%降低到30.36%，雖然近幾年比例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000的水平。由表2可知，牧民人均純收入和甘肅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由2000年最大的926.30元減少到2009年的250.92元，減少了675.38元；同時瑪曲牧民人均純收入每年增長率低于全省水平，平均增長率4.14%也低于全省9.18%水平，落后全省4.21%。這說明了原料型畜牧業經濟制約了牧區經濟的發展和牧民的收入水平。

原料型畜牧業不僅對經濟的發展和牧民收入產生了影響，而且還造成瑪曲草場退化，草原生態環境的惡化。特別是實行草場承包以后，牲畜的存欄量急劇增長，由1982年的170.81萬個羊單位增加到2009年的327.4萬個羊單位，增加了近兩倍；而瑪曲草場的理論載畜量為166萬羊單位，2009年瑪曲超載161.4萬羊單位，超載率為97%。牲畜超載最直接的結果是草場退化，1985年沙化面積為2.16萬畝，2003年達到80.1萬畝，沙化面積增加了近40倍，平均沙化速度達到20.94%。草場退化導致了草場質量下降草場可食牧草產量從1982年的平均5860.5千克/公頃，下降到2004年的4000千克/公頃，降幅達31.75%；還導致了秦艽、甘肅貝母、紅景天等珍貴藥用植物的滅絕。草場面積退化草原涵養能力降低，黃河高原水塔功能減弱。

3.高寒牧區瑪曲畜牧業經濟轉型原因分析

瑪曲畜牧經濟興衰和草地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不僅關系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而且還影響整個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近年來，原料型畜牧經濟的發展導致經濟發展緩慢，生態環境惡化，黃河補給區功能減弱。所以，瑪曲畜牧業經濟必須實現轉型。

3.1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經濟效用理論所言，畜牧產品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受市場經濟的約束，消費者的偏好和產品的性能決定了消費者最后的決策結果。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消費意識不斷增強。同時居民消費以享受型、高層次消費為主，在購買商品時更加注重產品的功能、效用和品牌。根據對蘭州市居民的100份問卷調查，從圖1中可知出，消費者購買綠色產品的行為最高，所占比例達45.6%，一般產品的比例最低，只有12.1%，由于消費者對有機產品不是很了解所以比例也較低。說明

圖1不同類型產品的購買比例圖圖2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費比例

居民在消費時更加注重綠色、無公害的產品，不再盲目追求產品的數量。從圖2可知，消費者對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費比例分別為56.7%和43.3%，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優先考慮品牌比重較高，說明消費者品牌意識增強，可以預見品牌產品將是未來消費的主流。

同時，市場競爭已由過去單純價格競爭轉向品牌競爭，哪家企業開發和生產的產品品種新穎，質量可靠，服務優等，那家企業就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因此，謀求品牌優勢特別是名牌優勢是開發培育特色品牌業化和市場化的當務之急。無論是消費者需求還是市場競爭的要求，高原畜牧業經濟必須實現轉型。

3.2生態安全與生態建設需求。草原是重要的生態系統之一，對維護生態環境具有重要作用。瑪曲作為黃河水源重要補給區，補充黃河水量達45%左右。因此，瑪曲草原的退化程度和可持續發展不僅關系到當地生態環境的安全而且還關系到整個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近年來，草地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引起當地氣候、環境變化，草地生產力降低、草地功能衰減和喪失，同時還導致黃河首曲濕地地下水位下降。目前，瑪曲境內數千個泉眼已經干涸，流入黃河的27條主要支流中，已有11條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成了季節河。數百個湖泊水位明顯下降，地表徑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銳減，全縣干涸的沼澤面積高達160萬畝，造成生態環境失衡，誘發土地沙化，危及當地及整個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因此，高原牧區經濟轉型是保護當地及黃河流域生態建設與生態安全的迫切需求。

3.3區域經濟發展和地區穩定的需求。瑪曲是一個藏民族聚居的純牧業縣，畜牧業是牧區經濟的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是廣大牧民群眾賴以生存和發展最根本、最主要的基礎資源，畜牧業的豐歉興衰直接影響著地區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瑪曲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大進步，但畜牧業發展水平比較低，還是傳統的游牧方式，影響了經濟進一步發展，導致了牧民的收入增長緩慢、草原生態環境惡化；同時，經濟的繁榮、牧民生存環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維護政治穩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促進高原牧區畜牧經濟的轉型，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維護地區穩定的要求。

4.高寒牧區瑪曲畜牧業經濟轉型模式研究

高寒牧區畜牧業經濟的轉型，首先考慮是保護高原生態環境，其次才是經濟的發展問題。經濟轉型要以地方實際情況為前提，通過聯戶經營和定居等模式減輕草場退化，其次調整產業結構、走品牌化和產業化道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最終目的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的統一。

4.1轉型模式分析

一是發展以聯戶承包為主經營模式。聯戶承包是指依法擁有草原所有權的集體經濟組織或依法獲得國有草原使用權的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多個農牧戶聯合承包一片草場，實施聯戶經營的一種承包方式。聯戶的實質是具有農區的合作社性質在牧區新的表現形式，是把草場相鄰或相近的牧戶分散的牧場集中經營，實現利益共享、責任共擔、共同管理的一種模式。實行聯戶經營可以有效地減少因圍欄產生的生產成本；解決部分牧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聯戶經營牧民之間責任共擔，降低因自然災害等產生的風險。

二是牧民定居，牲畜游牧的生態模式。高寒牧區實行定居模式可采取下面兩種模式。第一，以城鎮為中心的定居模式。該種模式主要以不愿意繼續從事放牧的年輕人為主，游牧不在是牧區唯一的生產方式，通過從事商業、貿易或其它服務行業等途徑，使一部分牧民逐步從依賴養畜生活轉變為靠經商生活，實現牧民生產方式的轉變，使牧區的人口下降到牧區天然資源所能承受的范圍內，減輕人口過快增長對天然草場的壓力。第二，聯戶定居模式。主要針對繼續從事畜牧業的牧民，該模式有助于政府投資，改善牧區的交通、水電基礎設施，降低政府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成本，同時促進牧民生活方式的轉變，改善了牧民群眾的居住環境，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條件；而放牧人員和牲畜不定居，建立了生態定局和游牧并存的高寒草原新模式。既實現了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又最大限度的保護了草原生態環境。

三是培育高原特色品牌型畜牧業產業化模式。特色品牌特征是品牌定位和品牌個性結合后的特殊產物，它能夠幫助產品和服務在消費者頭腦中建立起獨特的魅力。因此，特色品牌的影響無論是企業還是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開發培育特色品牌牛羊肉產業和具有地域資源優勢特色的產業，創立品牌，特別是具有競爭力的名優品牌，在競爭中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如何加強畜產品產業化發展，開發具有地域特色畜產品，培育優質產品品牌，充分發揮品牌效應，走品牌化道路，是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模式。

四是高原生態文化旅游發展模式。高原生態文化旅游是發展高原生態畜牧業最重要的模式。高原生態文化旅游以高原獨特的地理條件形成的自然、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觀為基礎，既可以使生態環境、民族風俗和優秀文化傳統得到較好的保護，又能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實現經濟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統一的旅游方式。生態文化旅游本身要求人、草、畜在同一個生態系統中和諧共存，是對生態環境的良好促進，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護草地資源，正確處理人、畜和自然三者之間的關系，實現三者的和諧發展，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牧民脫貧致富緩解就業壓力。旅游業將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對服務業促進作用明顯，而服務業又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緩解就業壓力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有利于促進瑪曲經濟的發展。旅游業的發展拉動投資、促進消費，在這“兩駕馬車”雙重拉動下，瑪曲經濟必定會快速發展。

4.2經濟轉型模式的實證應用

首先，繼續擴大聯戶經營模式，推進牧民定居工程。實行聯戶經營和定居工程根本目的是解決因草場退化產生的生態環境問題。90%夏秋草場實行聯戶承包經營有效的解決了草場退化問題；而春冬季牧場實行承包到戶的經營方式，草場退化嚴重，因此要繼續擴大聯戶經營向冬春季牧場推廣。在實行牧民定居工程要以牧民需求為依據，因地制宜。目前牧民定居主要是以城鎮為中心的定居模式，只是解決了部分不愿以游牧為生的生產、生活方式；大多數愿意繼續從事傳統的游牧方式的牧民沒有從定居中獲得好處，針對這種情況則可實行聯戶定居彌補以城鎮為中心定居的不足；而現在的聯戶經營以3-5戶牧民為主，規模較小，不適合聯戶定居。所以在實行聯戶經營過程中要擴大聯戶規模，建立以10-20牧戶為主的牧民定居社區。

其次，走特色品牌產業化道路。從圖3中可以看出，特色品牌型畜牧業發展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改造現有產業發展模式。首先，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特色牛羊肉品種，對產品進行精深加工，延長產業鏈，產品優化升級，走出本地區。目前瑪曲縣唯一一家有機畜產品加工企業，沒有特色的品牌產品和規模化生產，導致成本過高，企業發展困難。因此，要大力發展畜產品深加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建立具有競爭優勢的畜產品品牌；其次，畜牧業向相關產業或行業滲透。歐拉羊肉高蛋白質、低脂肪、低膽固醇，肉質細嫩可口的優點，并借鑒內蒙古“草原興發”和“小肥羊”品牌的成功經驗，充分利用優質資源走品牌化和產業道路，同時加強產品品牌宣傳；建立專業化營銷組織，產品統一銷售，即使是單純銷售牲畜也要利用高原天然草場的資源優勢—純天然、無公害、無污染，提升產品的價值。

產品深加

工

現有優勢產業

延長

高原特色

品牌

產業

相關產業滲透

經濟可持續發展

產業鏈

特色品牌產業

營銷

開發優勢產業

產業化經營

絕對優勢

條件

圖3品牌產業化發展途徑

二是發展具有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的地區資源特色產業。瑪曲鮭鱒魚類養殖具備發展的條件。首先，獨特的養殖水源—大水泉，其他任何地方不具備的資源，這是發展鮭鱒魚類養殖業的絕對優勢；其次，鮭鱒魚類在甘肅省其他地區和其他省份都有養殖，但在海拔3400米的高原地區養殖還是獨一無二，是發展養魚業的比較優勢。同時加強高原冷水魚的品牌建設，使高原冷水魚發展成“資源優勢，優勢產品，高價格”的品牌產品。而現有一家鮭鱒魚類養殖場—大水漁場，規模較小，還沒有形成規模化養殖；資金缺乏，致使魚苗到了更換期限，只能超期養殖，導致產量下降。因此，在培育地域資源優勢特色的產業時，需要政府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支持。

最后，發展高原生態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業，既發揮草地資源的生態、社會效益，又能獲得很好的經濟效益，解決了傳統畜牧業中生態、社會與經濟效益相互矛盾的難題。從由表3中可知，瑪曲旅游業產值的絕對值由2000年的250萬元增加到2007年的2091.8萬元，增長了12.37倍，旅游收入占GDP

表3瑪曲旅游業產值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GDP（萬元）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旅游總收入（萬元）

250

370

495

666

1552

1294

2329.6

3091.8

旅游收入占比例（%）

1.05

1.42

1.72

2.04

4.19

3.03

4.80

5.64

資料來源：根據《瑪曲縣統計年鑒》（2000-2007）各年數據計算整理

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1.05%增加到2007年的5.64%，所占比例呈穩步上升趨勢。說明旅游業將會發展成瑪曲經濟支柱產業，在帶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增強縣域經濟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瑪曲高原生態旅游發展要抓住我國城鄉旅游需求旺盛有利時機，緊緊圍繞打造甘南“香巴拉”旅游品牌，重點突出民族特色、生態特色和歷史文化特色。同時加強對“天下黃河第一彎”、“格薩爾王發祥地”、“亞洲一號天然草原”等特色旅游品牌的宣傳推廣和營銷，發展高原生態文化游、瑪曲濕地游和民族風情游等特色旅游。

5.結論

畜牧業是高寒牧區主要的生產方式，在高寒牧區經濟發展中處于主要地位。而高寒牧區的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環境保護成為關注重點。因此，要充分認識目前原料型畜牧業發展模式的弊端，通過經濟轉型從根本上解決草場退化等生態環境問題，實現畜牧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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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牛叔文，馬利邦，曾明明. 過牧對瑪曲草地沙化的影響[J].生態學報，2008年1月 第28卷第1期

5 川西北甘南沙化草地綜合治理(瑪曲部分)專題研究報告[R].瑪曲縣畜牧獸醫林業局，2010年3月

6 張喜武.進一步推進和完善草原家庭承包制[J] .中國畜牧業通訊，2008年第1期

篇（8）

1、“做中學”的生活化教育，主要指的是女性在學習女書過程， 借助活動的形式掌握和提高女書的學習水平。在活動中學習， 在活動中提高， 在活動中使用， 這就是女書學習的一個重要特點。女紅是當地婦女生活的重要內容， 女性在學習女書時， 通過做女紅， 邊做邊學， 而且在女紅物品的圖案中， 有一部分圖案就是女書， 或是完全相同的女書，或是相似的女書文字形體。[3]

2、靈活多樣的學習方式。首先， 學習女書的過程是主動的學習。當地婦女學習女書， 全憑自愿， 只要自己喜歡， 對女書感興趣， 想學習女書， 都可以跟著長輩學習女書。其次， 學習女書時， 把認、讀、唱、寫有機整合， 進行整體學習。

3、給予交往的學習。由于受“樓上女”生活、不落夫家等習俗方面的影響， 當地婦女與男性的交往甚少甚至沒有交往。于是， 她們以“結老同”的方式， 建立起屬于自己的比較松散而自由的女性王國。這構建了相對平等的女性世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是具有先進性的。

二、女書文化的社會文化功能

1、女書文化的生活實用功能。正如上文提到的，女書文化主要為家庭教育，并且只能是女子才能習得的文化。因此，女書文化開創了當地女子教育的先河。女書文化習得還可以通過“結老同”的方式獲得，這就促進了女子之間的交往，雖然此種方法并沒有延續至現代，但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它還是存在巨大意義的。當今社會，女書文化主要促進了家庭成員的和睦相處，以及增進了女性之間的相互關系。

2、精神體驗。過去女子都是遵循“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生活守則，可是女書文化卻為當時的女性帶去自由的空氣。當今社會，雖然已經實現男女平等，但是女書文化被時代賦予了新的意義，女子們可以通過女書建立她們特有的情感聯系。

3、女書的文化功能。女書文化中主要包含以女書文字創作、改編的口頭詩，以及以女書文字為題材的刺繡圖案。女書文化將古代的優秀傳統文化以其特有的形式傳承下來。以便后人用于研究和學習，因此女書文化還具有文化功能。

三、女書文化的教育功能

（一）女書文化對人的智力因素的影響

女書文化的教育功能首先體現在對人智力因素的影響，本文主要從智力的幾個影響因素進行探討。

1、女書文化可以提高女性的記憶力。女書文化中使用的文字還是較為復雜的，要想掌握女書文字，就要求女子有較好的記憶能力，長期進行女書文字的學習，可以提高學習者的記憶力。

2、女書文化可以培養女性的思維創造能力。女書文字是當地女子為自己創造的特有文字，通過對口頭流傳下來的民間文學的創作、改編和記錄，造就了女書特有的文化體系。在女書文化的塑造過程中，女性通過對女書文字的構思，使其思維能力富有創造性。

3、女書文化可以培養女性豐富的想象力。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女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女書文字，這種特殊的文字都是前人在社會實踐活動的前提下，結合自己豐富的想象力創造而成的。女書文化的學習方式是多樣化的，值得一提的是，它可以通過認、讀、唱、寫相結合的方式學習，然而如何將這幾個方面結合起來，也是需要運用女性豐富的想象力才可以做到的。

（二）女書文化對人非智力因素的影響

1、女書文化有助于女性自由文化興趣的養成。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女性鮮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而女書文化則給女性一個學習的機會，給當時的女性社會帶來了自由的空氣。當今社會，女性可以通過女書文化學習，來更加了解這種特有的女性文化，對于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歷史有更進一步地了解。

2、女書文化有助于女性陶冶性情。女書文化不僅可以使女性得到追求自由學習的機會，還可以通過吟詩、唱讀、刺繡等多樣的方式來培養高尚的生活情趣，提高個人修養。

3、女書文化有助于促進家庭成員的關系以及建立女子之間的情感聯結。女書文化的重要傳承方式是家庭教育，通過母女之間的傳授，女兒與母親的關系更為密切。女書文化有的形式“結老同”，這使年齡相仿的女子搭建了友情的橋梁，從而建立起女性友人間的情感聯結。

篇（9）

    原生型農業企業大多萌發于家族，中國家文化和倫理本位背景下，受制于農業生產高風險而且啟動資本相對不足，農業企業擁有的組織社會資本在農業企業創立和成長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對于非農企業更為顯著。本文著重探討農業企業不同的成長階段下社會資本的資源屬性和結構特征演變的規律性和普遍性，揭示社會資本演變對農業企業成長的啟示性意義。

    二、研究回顧：社會資本的資源屬性與結構特征

    關于信任的資源屬性。社會資本中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是信任(張其仔，1997；福山，1998；高闖，2008)，其反映了社會資本的存量水平，并決定著社會資本的未來積累程度。由此，信任被大多數學者作為測量社會資本的核心變量要素(Knack，1997；La Porta，1997)。原生型農業企業一般都具有鄉村背景這一共同的環境特征，相對封閉的空間，經常性博弈的聲譽，使得村民鄉親間信任水平顯著高于其他社會群體。高水平信任下的豐富的鄉村社會資本成了金融和人力資本缺乏的原生型農業企業可以利用的不可或缺的存續性資源。承襲家族信任的農業企業的組織內信任隨著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分別呈現出家族信任、泛家族信任與制度信任依次置換特性。家族成員之間的家族信任水平最高；家族成員和泛家族成員之間的信任屬于泛家族信任，信任度也較高，但次于家族信任；而家族成員、泛家族成員與通過普通的雇傭關系進入家族企業的人員之間的信任則屬于制度信任，其信任度較低(儲小平，2003b)。

    關于網絡的結構特征。農業企業的社會資本天然呈現獨特的結構屬性——雙重關系網絡(楊玉秀，2010)：既具有家族關系的特征，同時又具有企業科層組織結構關系的特征。不同于典型的科層制組織的視人為原子化(atomized)的機械式關系網絡，以血緣、宗族關系為紐帶形成的鄉村社會網絡空間相對封閉，村民農戶交互行為頻率較高，形成的人際網絡緊密度高、穩定度好、同質性強，社會資本存量大(成良斌，2006)。高密度網絡關系和高強度交互模式下的強關系型社會資本，縮短了社會網絡有效路徑，網內成員相互之間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經濟收益(楊亞麗，2007)，而無需要付出更多的額外成本。

    關于交互行為的邏輯。林南從資源分析角度把社會行動分為工具性行動和情感性行動(Lin，1986、1990、1992)，認為工具性行動意在獲得不為行動者擁有的資源，而情感性行動則是維持已被行動者擁有的資源。工具性行動由于可能獲得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回報而成為行為人的刻意追求，以便從中求得資本的增加。經濟回報是直接的；政治回報也類似于直接，表現為一個組織中的等級地位；而作為社會回報來自于不對稱社會交換，不對稱社會交換產生社會債務，債務越多，自我和他人維持關系的需要越強烈，在網絡中傳播信用的傾向越明顯，所獲得的聲望越高。社會回報是工具性行動的基礎。對情感性行動來說，社會資本是鞏固資源和防止可能的資源損失的一種工具(Lin，1986、1990)。工具性行動和情感性行動的回報經常彼此增強，導致工具性和情感性回報呈現不同的模式。開放的網絡和關系更可能接近和運用“橋梁”去獲得稀缺資源，增強其獲取資源和工具性回報的機會。而一個具有更親密的互惠關系的緊密型網絡，會增加動員新的共享利益和資源以保護現存資源的可能性。

    綜合性的研究來自于Nahapiet & Ghoshal(1998)，他們認為企業社會資本可以分為結構性、關系性和認知性三個維度。結構維度指關系網絡及其結構特性，如網絡存在與否、聯系強弱及網絡結構狀況等；關系維度指網絡中成員間的信任、規范與懲罰等；認知維度指網絡中的認知范式，如語言、符號、文化習慣以及組織內的默認知識，包括是否擁有共同經歷、共同的立場和觀點、共同的語言文化等。組織內部關系網絡越緊密、組織成員間信任度越強、組織內共同的語言、文化習慣和共同的價值信仰越多，組織內的社會資本就越多，也就越有利于組織的發展。

    鄉村背景下的原生型農業企業更加傾向于家族高度信任水平、組織內部聯系緊密的強關系社會網絡，具有顯著的情感傾向的交互行為的歷史延續和普遍接受認可的價值取向，使得社會資本對農業企業誕生和成長的影響，相對于其他類型的組織更加顯著。

    三、農業企業成長不同階段下社會資本演變特征

    現有組織理論對企業成長階段劃分，農業企業的發育成長也歷經新創、成長和成熟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會面臨著突然死亡的威脅，為規避風險，不同成長階段企業需要進行目標和資源配置的調整，由此導致農業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擁有的社會資本存在明顯的差異。演進視角下，農業企業組織社會資本的資源屬性和結構特征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顯著的規律變化(見圖1)。創業階段的農業企業的組織社會資本明顯承繼于家族社會資本；擴張階段的企業在保持原有社會資本的前提下，進一步吸納鄉村社會資本，組織社會資本的資源屬性和結構特征開始發生變化；而農業企業的成熟穩定則伴隨著組織社會資本向科層制下的制度社會資本的順利轉變。農業企業的成長是集聚吸納并豐富原有承繼的家族和鄉村社會資本、不斷吸納科層社會資本、有效整合組織內外社會資源、克服組織成長障礙的過程。

    (一)新創農業企業的初始社會資本大多承繼于家族社會資本

    農業生產周期長，生產過程難以細分。風險和高監督成本下，不可能采用資本密集的生產組織方式。受啟動資源匱乏的強烈約束，為克服新創負債，原生型農業企業將創始者的家族社會資本自然而然地移植到組織，以便順勢利用社會資本的經濟功能。由此，原生型農業企業的初始社會資本的資源屬性和網絡結構特征明顯帶有家族特性。組織內成員基于親緣，世代交往，交互行為大多尊崇濃厚的親緣情感。家族成員間較高信任水平和較小網絡半徑，以及極為相似的認知維度，使得組織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本，其較高的邊際貢獻大大降低了組織運行 成本。利益共享、風險分擔的自覺自愿合作模式，使得企業創業成員能夠心往一塊想，勁往一處使。社會資本成為組織順利規避農業企業創業生存面臨的風險，進入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圖1的路徑L1)。如果社會資本的邊際貢獻不足以抵補新創負債，企業可能會在初創期夭折。

    (二)農業企業成長階段社會資本屬性特征的演變

    跨越生存期進入階段2的成長期的企業，開始“青春期”般成長，經歷快速成長帶來的“成長的煩惱”。無論是資本規模的擴大、組織結構的擴展，還是市場盈利能力的提高(儲小平，2003a)，每一種成長標志都意味著隨著非家(宗)族成員的吸納，企業的社會資本屬性特征將逐漸發生變化。資源屬性由原有的家族信任向泛家族擴展，信任水平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時，原先“閉合”(closure)的社會網絡將打開，企業關系網絡沿著家族網絡向外擴展至泛家族——村民鄉親，組織成員的情感性遵從意愿開始下降，理性經濟人的特征凸顯；組織成員個體目標開始偏離組織目標。在利益和目標沖突下，曾經在企業新創期起到核心作用的親緣型社會資本的邊際收益將逐步降低，潛在的消極作用將逐漸顯露。企業在吸納來自于鄉村的金融和人力資源的同時，如果不能適時將原有的家族社會資本與鄉村社會資本進行有效的協調整合，結構逐步變化了的組織社會資本可能不足以抵補企業迅速擴張帶來的交易成本提高，那么組織將可能從A點開始下滑，最終蛻化(圖1之階段1的虛線部分)，組織在社會資本的沖突中消失。而成功的企業將突破A點，順勢進入階段2，實現規模突破，進入企業成長階段的平臺期(圖1之L2路徑)。

    (三)農業企業成熟期科層型社會資本的建立

    農業企業通過有效吸收外部資源，將鄉村社會資本有效整合，企業實現成長，組織邊界將向著更加動蕩復雜的競爭環境(圖1階段3)延伸擴展。處于階段3的規模迅速擴張的企業在正規化管理和制度壓力下，其社會資本屬性特征將發生本質性的變化。企業的科層特征基本具備，企業原先主流的“親緣+鄉村”式社會資本將被科層型(制度)社會資本逐漸覆蓋，家族和鄉村信任將被科層網絡關系下的制度信任置換；企業成員開始由情感性遵從，轉化為科層制下的對上級和各種正式契約服從。成員的交互行為也逐漸從基于利他性感情交往，逐漸呈現工具性行為，以獲取各種可能的回報。如果這種轉變不能順利實現，科層制的制度優勢不能夠有效發揮，而其產生的組織成本不能被組織社會資本有效抵補。同時，前期成功經歷產生的路徑依賴效應，鎖定于“家+鄉親”的圈子而導致組織步入低效率困境，企業很有可能會從B點下滑，組織步入蛻變的路徑。反之，如果能夠有效整合隸屬主體不同、主體交互關系復雜、信任程度差別極大、組織社會人際網絡結構交錯、功能性質各異的各類社會資本，農業企業就具備向符合現代性大企業的科層型社會結構順利轉化的前提條件，組織發展就可能順利跨過圖1中的B點，沿著路徑L3實現現代企業制度、規范管理的飛躍。

    

    圖1　社會資本邊際貢獻與農業企業成長階段的耦合

    四、案例分析

    （一）個案背景：溫氏集團的發展歷程是諸多原生型農業企業典型之一

    1983年，由溫北英牽頭，集資8000元，創辦勒竹畜牧聯營公司，開始了溫氏集團的創業歷程。公司創立時共有“7戶8股”，其社會關系見圖2。北英和鵬程是父子，算是一戶兩股，金長、木桓、溫湛都是來自石頭沖村的同宗兄弟。嚴百草是車崗相塘人(同屬新興縣)，又與鵬程是同班同桌的學友，高中畢業后就跟鵬程在一起辦養豬場，一直共事到現在。梁洪初是北英的至交好友，當時在縣食品公司東成食品站當站長，溫澤星時任?{竹公社黨委書記。盡管后面的兩位股東不參與現場工作，只是出資表示支持。①然而，與8000元的啟動資金相比，溫氏集團前身的組織社會資本用“豐富”形容不甚為過。目前，廣東溫氏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成為以養雞業和養豬業為主導、兼營生物制?藥和食品加工的多元化、跨行業、跨地區發展的現代大型畜牧企業集團，在廣東及全國20個省(市、自治區)建成110多家一體化公司。2007年，溫氏集團成為廣東省首家百億元級規模的農業龍頭企業；2008年，公司實現銷售收入158億元，上交稅金2.8億元。溫氏集團實行農業生產的信息化管理，實現生產、銷售和財務管理信息實時共享，其管理水平處于國內農業企業領先位置。

    （二）案例分析：社會資本視角

    (1)家族社會資本是溫氏集團誕生的土壤。初創企業生存瓶頸在于機會識別的困難和啟動資本的限制，而組織的經濟活動更是著床于更廣的社會習慣與道德之中(福山，1998)。盡管溫氏集團的開元創始人溫北英具有對機會的敏dylw.net 寫作論文銳識別能力，但是，農業的生產高風險、高監督成本下投入資源嚴重匱乏，成為很多原生型農業企業夭折的重要原因。溫氏集團審時度勢，憑借對所嵌入的社會關系網絡的動員能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物質資本的整合能力，克服了啟動資金的限制。

    濃厚的社會資本不僅是資源困境下維系組織初始存續的重要資本，而且是組織成立初期應對農業生產高風險、低投入下孱弱生產組織的補償機制。溫氏集團創業階段組織運作從人員管理到市場開拓，都印刻著社會資本的烙印。作為社會資本資源屬性的組織內成員間深度個體信任，以及由此導致的感情型管理是溫氏(也是大多數原生型農業企業)創業初期最顯著的特征。溫氏集團高層不僅憑借親緣、宗緣和鄉緣的高水平持續信任和基于個體情感對組織有效協調，與此同時，密集的互惠性家族網絡的導向、規制和協調作用，同樣起到制度規范的管理效果，降低了組織合作、監督和控制成本，化解了集體生產的困境，家族社會資本直接經濟功能得以實現。家族社會資本像肥沃的土壤，支持企業沿著圖1路徑L1順利發展，跨越階段1，步入成長期的發展階段。

    

    圖2　溫氏集團初始社會資本結構

    (2)鄉村社會資本是“公司+農戶”有效運行的保障。高速成長的企業不僅面臨資源困境，而且應對制度壓力。溫氏進入規模迅速擴張的成長期后，盡管舊有的家族社會資本仍然在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卻很難能滿足企業高速成長下倍增的物質和人力資本需求。此時，溫氏創立了“公司+農戶”生產組織方式，這種后來被稱為溫氏模式的企業成長模式，選擇沿著 以宗族為核心的鄉緣關系延伸和擴展(黃珺，2009)，而“公司+農戶”生產環節外包的方式，極大地降低了大規模組織畜產品生產的監督考核成本。然而，企業要面臨社會資本從家庭信任到鄉村信任的資源屬性特征、家族網絡到鄉村網絡的結構特征的轉化的壓力(圖1的拐點A點)。這種轉化如果不能夠順利進行，迅速下滑的信任水平將會稀釋組織的社會資本，契約約束的脆弱性、協調上的困難和合同的執行成本高等內在制度性缺陷，使得“公司+農戶”組織形態穩定性欠佳，嚴重抵消其初始優勢。幾近80%的違約率，使得精心設計的“公司+農戶”這一組織制度毀于一旦，此類現象在我國比比皆是。

    現有社會資本理論關于“制度安排效能的發揮取決于社會資本，特別是信任的支撐”的觀點，被溫氏集團恰如其分地再現。坐擁其他群體、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鄉村社會資本成為“公司+農戶”契約能夠實施的保障。“公司+農dylw.net 寫作論文戶”的一箭雙雕作用，使得企業順利度過了擴張過程中社會資本屬性特征轉變對組織的沖擊，豐富的鄉村社會資本對家(宗)族社會資本的彌補使得組織總社會資本的邊際貢獻上升，組織沿L2向上運行，規模順利擴張。溫氏實施“公司+農戶”組織方式的合作農戶從1986年5戶，3年之后的1989年上升到180戶，1992年上升到1500戶(2007年36500戶)。

    (3)制度型社會資本成為溫氏“工業革命”的推進器。成長中的企業面對的市場環境更加復雜：市場信息不對稱性增加、競爭更加劇烈。企業不僅需要面對外部環境的較大不確定性，同時，還要應對自身資金、技術、人才的短缺和管理的制度正規化壓力。僅僅依靠傳統的鄉村網絡難以滿足企業發展所需要的技術和管理標準的人才。溫氏高層高瞻遠矚，早在家族社會資本對企業的負面作用開始顯現之前，溫氏集團就從技術和制度設計上對企業進行先行變革，使得企業順利突破了成長內部制度瓶頸——家族企業內部科層制度的欠缺。1985年“36條”養雞規則從技術上對生產實施保障，1986年?{竹雞場由部分股東制改為全員股份制則提升了員工物質激勵水平，1989年以紅海戰術換取銷售網絡短缺，1990年職工內部股票發行、銷售部成立以及MIS系統，1993年9月，溫氏食品集團在1990年基礎上再次進行工資改革。所有這些措施有效彌補了企?業規模擴張過程中制度的缺陷。

    隨著溫氏“工業革命”的實施，外部資源被大量吸納。從1986年首批技術人員的進入，到2007年759位主任一級以上管理人員中，來源于外省的職工占職工總人數達到了44%。“圈外人”的大規模進入，使得組織的社會資本屬性特征發生了顯著變化。原有的感情型信任，更多被對技術人員的權威型信任、對管理人員的科層型制度信任所取代，信任的資源屬性再次發生變化，信任水平較家族信任顯著降低；同時，社會資本結構特征也發生變化，原有的宗族鄉民人際網絡拓展到非家族領域，人際網絡強度下降，組織關系復雜程度增加，原先的家族鄉民型社會資本對組織的邊際貢獻進一步降低，基于科層的組織社會資本邊際貢獻開始上升。內容和結構變化了的社會資本如果不足以抵補企業擴張帶來的交易成本提高，那么，企業將面臨圖1的B點下滑的壓力。20世紀90年代諸如愛多、巨人、三株等大量廣東家族企業紛紛倒閉，大多數處于這個階段，其共同的特征是隨著非家族成員的加入，家族信任的正面作用迅速降低，阻滯作用凸顯，組織賴以生存的親緣型信任沒有能夠有效地轉化為普遍信任，與企業組織結構相適應的信任結構缺失，嚴重威脅到組織的發展。

    (4)主動培育科層組織的“文化型”社會資本。成熟階段的農業企業一方面要進一步提升管理規范化，另一方面還要解決企業戰略目標設定的問題。按照組織理論的一般邏輯，大規模企業面對復雜的環境應該采取的有效管理方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強制度、高規制下的組織成員服從命令、步調一致！這恰恰成為一般農業企業成長的瓶頸，鄉村文化背景下，村民農戶更多習慣于依循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習慣于服從人治——忠誠家庭、依賴親友。

    作為農業企業，如果一味照搬北美經驗，把人看作原子，嚴格采用科層管理的方式，可能會使企業成員表面服從，實則背心離德，組織每一個層次的委托機制因為沒有豐富的社會資本的支撐難以發揮高效作用。最終，組織步入大企業老化的階段。管理實踐多次證明，大多成功的管理模式因外部效度不足不能廣泛推廣的原因，不在技術層面，而在管理的社會人文層面——社會資本這個企業植根的土壤。溫氏模式如果移植到廣東郊區——市場化程度較高、淳樸民風和社會資本幾乎消失殆盡的環境下，那結果只有一種——失敗。與溫氏經營范圍幾乎完全重疊的江豐實業公司，就選擇采用“公司+基地”的一體化生產組織方式，以規避社會資本不足致使爽約屢屢發生，給企業經營帶來的毀滅性風險！

    五、結論與啟示

    組織社會資本內容屬性和結構特征隨著企業成長不同階段發生規律性變化。原生型農業企業大多萌發于家族，中國家文化和倫理本位背景下，受制于農業生產高風險而資本相對不足的農業企業，其擁有的組織社會資本在農業企業創立和成長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對于非農業企業更為顯著。

    原生型農業企業在創業期的組織社會資本大多承繼于家族。資源匱乏背景下，組織內成員較高信任水平和較小網絡半徑，以及相似的認知度，使得組織的社會資本邊際貢獻足以抵補組織新創負債。

    步入成長期后，非家族成員的大量吸納，原有的家族信任向泛家族擴展，信任水平下降；曾經起到核心作用的親緣型社會資本的邊際收益將逐步降低。企業如果不能及時將原有的家族社會資本與鄉村社會資本進行有效的協調整合，組織將面臨蛻化，甚至消失。

篇（10）

依據拉斯韋爾的“5W”理論之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的因果性關系來考察,在以往的關于音樂傳播內部結構的各環節研究中，對于影響到音樂傳播的效果實現和功能發揮的“場合”（“在哪兒說”）因素，往往是被注意不夠的，甚至有時是被忽略的。所謂“場合”，無非是音樂傳播過程中音樂被接受對象所接受的現實的地點、場所和環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音樂傳播中，它絕不僅僅是一種物理性的空間存在，而更是一種深具社會文化意義的人文性空間存在。因此，在討論社會學意義上的音樂傳播的內部結構構成方面，除了上述A、B、C、D四環節因素，還必須要進一步地注意到“場合”環節（以下簡稱E）。

一、音樂傳播中的“場合”的內涵

音樂傳播中的A、B、C、D四環節所構成的“鏈條性”關系，在音樂傳播活動的運行中明顯地呈現出一種時間性意義。如在音樂的原始傳播中，A/B/D三者的關系是共時性的，在記譜法發展成熟并通行、A與B趨于分化的音樂傳播形式中，A/B二者就變為歷時性的了；B/D在一般的音樂會演出中，是共時性的，而在唱片形式的音樂傳播中B與D就又變為歷時性的了。而“場合”，作為一種純粹的空間呈現形式，嚴格意義上似乎不應被稱為音樂傳播活動“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但它在整個音樂傳播所構成的時空經緯中，的確是關系到對音樂傳播“全息”認識的一個不應被忽視的重要維度。

音樂傳播中“場合”的空間性，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1.物理空間性。即體現為音樂表演的具體的地點、場所。它是一種物質的、客觀的、可視的現實空間，具有一定的實體性、相對的固定性和較明確的可測定性。依據這種空間的處所、容積、設施等特點，可將其劃分為室內與露天、大型與小型、簡陋與豪華等；依其方位，可將其劃分為固定與流動（如“隨身聽”）；依其所處的現實時間，又可分其為白晝和夜晚（如現今的廣場流行音樂演唱會），等等。

音樂傳播“場合”的物理空間性，尚有一種“虛擬”的空間形式表現。這主要是指音樂與視覺藝術相結合的綜合藝術形式中所產生的視覺“畫面”空間。其表現形式有戲劇和影視片中的場景，MTV中的畫面，綜藝性電視音樂節目中的場面，音樂會中的同步影視配放（如譚盾的“水樂”）等。它給人的是一種音樂聆聽現實場所以外的“虛擬”的“身臨其境”感。這種“虛擬空間”具有明確的物象性、實體性之“物理空間性”特征，但它所負載的信息，本質意義上又應是與A歸為一體的。這種音樂傳播場合中與藝術“創作”或制作具有一體性的“虛擬”空間性表現，尚應包括非視覺性的諸如音樂廳聲學設計、音樂錄音制作中反映出的那種聲象定位、混響延時等方面使人產生的聽覺上的立體感、臨場感。

2.人文空間性。即指音樂傳播的場合作為一種文化空間的人文性因素之構成。它是由A、B、C、D各環節“現場”綜合形成的一種人文環境。它集中反映出“場合”的社會文化屬性，這也是“場合”作為音樂傳播環節的根本性意義所在。其核心因素是“人”，它關系到A、B的人文品質定位，也關系到D的社會文化身份、藝術品位、參與形式等。因此，它是一種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諸因素的凝聚，一種音樂傳播中社會文化時空的縱橫和“定格”。

人文空間性的構成形式，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一是“顯性”方面，也即音樂傳播場合中的“人”及其創造和體現出的諸種文化因素的一種“集合”；二是“隱性”方面，它表現為音樂傳播場合中表演者與聽眾、聽眾與音樂、聽眾與聽眾之間形成的某種精神交流。它是一種信息構成的“能”，心理構成的“場”，文化構成的“勢”，是一種信息、氛圍和“能量”構成的“無形”空間。其與場合的“物理空間性”相比，有著非實體性、動態性和不可重復性等特征。

由上可見，音樂傳播中的“場合”，不單是一個物理性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性概念；它是一種現實化、客觀化、物質化的“硬環境”，更是一種信息化、人文化、精神化的“軟環境”。

二、音樂傳播“場合”的歷史形態

作為物理因素與人文因素的統一的音樂傳播“場合”，也同音樂的創作、表演及傳播的歷史一樣，是經歷了不同的歷史形態的。音樂“場合”的歷史形態，盡管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發展中表現得不盡然劃一、平衡，但總體看來，還是能形成一個大體的發展面貌的梗概。其大致情形不外乎是野外、廟堂（教堂）、宮廷、沙龍（客廳）、劇場、劇院（音樂廳）、酒館（茶樓、咖啡廳）、歌舞廳、影院、廣場、家庭、城市街頭等等。而非直接的“表演-欣賞”的“場合”，又有作為環境音樂的場合（商店、車站、街頭、餐廳等）、醫療音樂的場合（醫院）、職場音樂的場合（工廠、辦公室）、教學的場合（課堂）等。

音樂“場合”發展的歷史形態，作為一種社會的、文化的、歷史的存在，與整個社會及其音樂文化的歷史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如野外場合與原始民歌、原始樂舞、西方中世紀游吟詩人的歌唱及現代社會中的原生態民間歌舞；廟堂場合與我國先秦的“頌”樂，寺廟與佛家音樂、宮觀與道家音樂，教堂與西方中世紀的教會音樂；宮廷場合與我國商周以來的雅樂、漢代的相和大曲、唐宋的歌舞大曲，與西方十七八世紀的巴洛克、洛可可及古典主義前期的音樂；家室、客廳場合與我國傳統的古琴音樂、歌伎音樂，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貴族圈子中的沙龍音樂；露天劇場與古希臘悲劇、我國的宋元雜劇、近代民間戲曲演出；歌劇院、音樂廳與歐洲近代市民社會發展以來的歌劇音樂、交響樂；茶樓、咖啡廳、酒吧、歌舞廳與近現代城市發達后的大眾娛樂消遣音樂；廣場與現代流行音樂；現代家庭“場合”與唱片音樂、卡拉OK音樂、網絡音樂等等，都是有相應的關系的。從音樂自身發展的角度來看，某種音樂藝術品種和樣式的發展軌跡，往往也與其不同的演出場合的變換相關。比如，歐洲的某些舞曲的發展，像華爾茲由民間的連德勒舞進入宮廷再大眾舞廳又進一步成為音樂會舞曲進入音樂廳；我國近代許多地方戲曲的發展，都經歷了一個由說唱進而歌舞表演形式的“撂地攤”到進入酒樓茶社再到變為成熟的戲劇形式登上劇場舞臺的過程（如東北二人轉、山東呂劇等）。

由上可見，“場合”作為音樂傳播中的結構因素之一又是結構因素的“集合”，其歷史形態的發展，既與音樂形態的發展相關，也與相應的音樂表演、音樂聽眾、音樂傳媒形態的發展相關，如歌女與酒吧和歌舞廳場合、廣大青少年歌迷與流行文化廣場場合、音樂唱片與現代家庭音樂場合等的關系。在與音樂及其表演、聽眾、傳媒形態互生互動的同步的歷史發展中，“場合”的歷史形態，也呈現出某些規律性的變化。如在物理空間形式方面，自然到非自然，簡單到繁復，單一到綜合，工藝化到科技化等變化；在人文空間形式方面，精英與大眾、儀式化與生活化、教化性與娛樂性、審美性與非審美性、公眾性與個人性之間等等關系的日趨多元化、復雜化的變化態勢。

三、在音樂傳播中“場合”與其他各傳播環節的關系

具有空間性意義的E環節，作為音樂傳播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鏈環”，其與其他四環節的關系又是如何的呢？

1.E與A的關系。由上可見，在音樂傳播活動的鏈條中，A是基礎環節，沒有音樂“文本”，便無言表演、傳播和接受，也就無所謂“場合”。特別在歐洲的以樂譜傳媒為特點的古典音樂傳統中，作為“原作”、“手稿”的文本及其中所蘊含的作曲家的本意，無論對于演奏、演唱者還是接受者，那都是第一重要的。一句話，A環節在音樂傳播活動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傳播過程的基點、起點。A對E也有決定作用，像A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場合”的處所、人員、文化氛圍等。如最初的基督教教會的禮拜儀式歌曲的演唱即是在教堂內由教眾參與的，其虔敬、嚴肅的“場合”氣氛自不待言；我國傳統的古琴音樂的演奏一向就有嚴格的“場合”方面的講究，古來就有“疾風甚雨不彈，塵市不彈，對俗子不彈，不坐不彈，不衣冠不彈”的“五不彈”之說。②當然，“場合”一旦形成，也會產生對A的影響。如歐洲中世紀哥特式大教堂建筑的聲學設計，那種聲音在反射中產生的不確定性、模糊性，使“虔誠的信徒誤以為音樂是來自四面八方”，從而大大增強了宗教音樂本身的那種肅穆感、神秘感；③我國民間吹打樂中多使用鑼鼓、嗩吶等響器，即與其露天的演出場所有關；西方現代鋼琴（音樂）的產生和發展，以至最終取代了古鋼琴、羽管鍵琴的地位，特別在音量的追求方面，也是完全適應了當時的音樂演出場合從貴族宮廷、沙龍而走向公眾音樂廳的需要的。

2.E與B的關系。有了B環節，A才由“文本”信息變為音響現實，音樂才有了物質實體性，才得以成為聽覺接受的對象參與傳播過程。在中國傳統音樂中，B的意義一向都是被特別強調的，如歷來就有“死曲活唱，死譜活奏”之說。說到B對E的影響，比如，正是由于有了對演奏、演唱者良好的聲音傳播效果的追求，才產生了有關建造劇院、音樂廳的建筑音響美學，才有了對演出空間音響設計及其相應的建筑容積、造型、材料、裝飾等方面的要求。再如，名角、明星、著名演奏家對D的不同群體的特殊吸引，也反映了B對E的人文空間內涵的影響。同樣，E也影響到B，如西方歌劇表演場所的需要對閹人歌手的產生；西方早期無擴音設備的特定的公眾舞臺、劇場演出對演唱者“美聲”唱法中聲音穿透力要求的形成，都是不無關系的。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E并影響到B（演奏家）對它的選擇態度。如曾有史料記載，貝多芬的資助、供養人“李希諾夫斯基侯爵招待法國軍隊客人時強迫貝多芬進行即興演奏”遭拒絕而致使二人反目。④對于同樣的音樂演奏（唱）甚至是演奏（唱）同樣的作品，演奏（唱）者于舞臺音樂會的演出就被認為是正宗、受尊，于伴宴場合演出則被認為是低下、屈尊，這種情形于我們今天的社會中也并不少見。

3.E與C的關系。C是實現音樂傳播的物質手段，沒有它，音樂在傳播的海洋中馳騁便無所附著，無所附著，就無法達到聽眾的彼岸。它是音樂傳播的“介質”，在唱片、廣播電視等音樂的技術傳播形式中，它又是音樂的“三度創作”的參與者。C對E的影響，如現代音響設備、聲光電等高科技手段在舞臺上的運用，應該是現代流行音樂“文化廣場”形成的重要的物質前提條件；音樂CD、卡拉OK、MP3等的出現對音樂欣賞、演唱的家庭場所、個體自娛空間或流動欣賞空間形成的意義；不同的傳媒，如電視音樂與網絡音樂，會導致同樣作為家庭場合的受眾主體在選擇自主性、參與主動性程度上的巨大差異，等等。E對C的影響的表現，如唱片等現代音響制品導致家庭音樂欣賞“場合”出現的同時，家庭“場合”也反過來刺激、帶動了唱片及家用音響設備（由錄音帶到CD、單聲道到立體聲、由立體聲到環繞聲等）等傳播媒介的更新和發展；另如，音樂課堂多媒體教學“場合”之于電腦教學軟件業、伴隨兒童學琴熱產生的音樂家教“場合”之于樂譜及教學音像出版業的發展的關系，等等。

4.E與D的關系。E是D的處所，D是E的重要人文內涵之一。在音樂傳播活動中，二者是互為存在條件的，又共同構成音樂傳播活動最終完成的時空運動和邏輯結構的終點。D對E的影響，主要表現在D的不同社會群體的構成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E的人文價值取向。如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歌劇院觀眾席中的貴族包廂的設置；歌劇觀眾可以不受劇情進行的限制而在某一詠嘆調唱完后為演員鼓掌喝彩，京劇觀眾甚至可以在一句唱腔唱完后就為之鼓掌叫好，這種做法在交響樂聽眾中則是不能被允許的――按照習慣交響樂的演出即使在樂章之間一般也是不允許被掌聲打斷的；同樣的交響樂演出場合，在面對兒童聽眾的“專場”中，著名指揮大師斯托科夫斯基在指揮《動物狂歡節》、《彼得與狼》的演出中卻可以令小象、狼狗等動物分別登臺，“小聽眾”們也可以隨意跑到舞臺上去，而完全打破了所謂“嚴肅”音樂的演出氛圍。再如，按照當地風俗，我國云、貴地區的苗、侗少數民族中作為求偶求婚的以“戀人”為對象的“‘小歌’（情歌）只能在村頭寨尾的‘游方場’或老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唱，而大歌則可以根據時間、對象、內容在不同的環境演唱”。⑤E對D的影響之例，如維也納音樂廳傳統的矩形設計、適當的容積、盡量少的座位、灰泥為主的裝修材料致使聲音反射中音質的保持、音色泛音結構的正確傳播及混響時間均達到最佳狀態，使“每個觀眾都能接受到占主導地位的早期側向反射聲，而不是來自頭頂的反射聲”，“感受到一種三維空間感”，⑥從而獲得音樂會現場音響上的最大審美享受；德國專事瓦格納歌劇演出的拜洛伊特歌劇院樂池的封閉式設計產生的“音響不能直接進入聽眾耳中”的“反射聲”，加之半圓形階梯式上升的觀眾廳，從而制造出一種“神秘的、無法確定方位的效果”和觀眾的特殊“介入”感。⑦再如歌劇院、音樂廳的演出場所要求觀眾著裝雅觀、正襟危坐，流行音樂的“集體狂歡”廣場則必然地使得觀眾不由自主地進入一種異樣的陶醉與狂熱狀態。

現實的音樂傳播過程中，A、B、C、D、E各環節之間的關系構成，實際是十分有機的，相互交織的，并往往呈現出多重邏輯意義。如以上舉例中提到的作為E之構成因素的教堂、劇院、音樂廳的聲學設計，與A、B、D幾方面的關聯，即說明了這種情況。由此也可見，在我們關于“場合”以及傳播過程結構的討論中，對于某一環節或是某一環節中的構成因素，盡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來分析，但更應將其置于結構系統的有機整體中來認識。

四、“場合”在音樂傳播中的地位和意義

音樂傳播活動中的A、B、C、D四結構因素，在音樂美學，或是音樂社會學、音樂傳播學研究中已多有涉及。而對于“場合”在音樂傳播中的價值、意義及功能，我們又應如何來做一個理論的歸納呢？

首先，從哲學的時空構成的邏輯意義方面來說，“場合”在音樂傳播的各環節的組成中，作為“空間”坐標，是不可缺少的。可以肯定地說，任何音樂的傳播都是在一個具體的時空中來完成的，沒有“場合”這一空間存在，也就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音樂傳播。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像美國現代作曲家凱奇的偶然音樂代表作《4分33秒》，從音樂作為一種音響實體的存在的意義上來看，其在傳播中的A、B環節實際均為“零”存在，即便如此，它在傳播中卻不能沒有E環節。確切地說，這里的曲作者也恰恰只是為聽眾“創造”了一個聆聽的“場合”。

其次，“場合”在音樂傳播中成為各個環節的一個“聚合點”，為音樂傳播活動的最終完成提供了一個終點性的“現場”。按照“整體”大于“部分”相加、結構中的“部分”是通過“整體”起作用的原理，應該認為，音樂傳播活動中的各環節的意義、價值及功能是受制于傳播活動全過程這一整體結構系統的。而正是由于有了“場合”，音樂傳播各環節組成的鏈條才具有了“結構”意義，才形成了結構的功能系統。并且，“場合”對于這一結構系統的價值的確立、意義的實現和功能的發揮，往往會產生某種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如原生態民歌，作為一個結構系統，其本質性貌、特有功能，無疑是由其傳播諸環節各自的“原生態”性所決定的。但在某種情況下，作為A、B的“原作”、“原唱”有時是可以改變、可被替換的（如在代際傳承當中），而作為E環節的“場合”則是不容變更的。所以，正如某些理論家所認為的那樣，像“央視青歌賽”將原生態民歌一旦搬上舞臺而離開了其“原生”環境（場合），即使是保留了它的“原作”、“原唱”性，它也很難說還是原來意義上的原生態民歌了。

再者，“場合”所凝聚的特定的音樂的信息、音樂表演、傳媒手段、接受對象等所形成的特定的人文環境，其產生的非音樂性的信息的“勢”、“能”、“場”，會相當程度上影響到（強化或改變）音樂的接受效果和功能發揮。這里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肖斯塔科維奇那首著名的“獻給我們向法西斯進行的斗爭，獻給我們未來的勝利，獻給我的故鄉列寧格勒”（作曲家語）的《第七交響樂》在被德軍重重包圍的列寧格勒的演出“現場”。對此，蘇聯作曲家波格丹諾夫?別列佐夫在日記中寫到：1942年8月9日（德軍預定的克城日），“大廳的情形令人激動……，聽眾全部或幾乎全部都是被包圍的列寧格勒音樂生活的代表人物”及“帶著自動武器從前線直接趕來的戰士和工作人員”，“使人震驚的體驗”“不僅是聽眾感受到了，演奏者也感受到了，他們在看著樂譜演奏時，猶如在回顧他們親身經歷的一部活生生的歷史……”，⑧這里的交響樂演出實際變成了列寧格勒保衛戰的一次勝利誓師。另如一年一度的德國柏林“森林音樂會”、英國倫敦阿爾伯特大廳―海德公園“BBC逍遙音樂會”等，論其曲目均是以古典的交響性的名作為主的，同一般的交響音樂會無甚兩樣。只是因其演出場地的“廣場性”，使其現場氛圍幾近于流行音樂文化廣場之“狂歡沸騰”而變得同音樂廳交響音樂會演出大相徑庭。這種情形，在“場合”的虛擬空間形式中，如許多的古典名曲被用于現代電影大片的配樂，像《沉默的羔羊》中巴赫―古諾的“戈德堡變奏曲”、《走出非洲》中莫扎特的“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野戰排》中巴伯的“弦樂柔板”、《鋼琴家》中肖邦的“敘事曲”等，其給人的感受效果與在音樂廳中也肯定是不會一樣的。對于場合的特殊功能的青睞，恐怕也是許多以古跡名勝、自然景觀為選址的音樂演出的根本動因，如《圖蘭多》的故宮演出、希臘雅尼音樂會的紫禁城版、譚盾《地圖》的湘西首演等。

另者，隨著社會歷史文化的發展，“場合”在音樂傳播中由其最本初意義上的音樂表演“地點”，而逐漸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獨立的文化意味。如有些演出場所，即以其特殊的文化意義、歷史名聲而與一般的劇場、劇院產生了相應的區別。像紐約的卡內基音樂廳、大都會歌劇院，維也納金色大廳、拜洛伊特劇院等等。

最后，“場合”在現代社會音樂文化及音樂傳媒多元化發展中，也不斷地成為影響音樂演出、音樂產業、音樂市場等發展的重要因素。如隨著使用現代音響設備的流行音樂演出的“廣場”的出現也就出現了屢禁不絕的“假唱”；唱片傳媒催生了非公共的、私密的家庭音樂“場合”，同時這一“場合”也帶來了對盜版光盤打擊的難度；隨著KTV等音樂場所的出現，也就不斷地產生了版權維護方面的新領域。另如音樂唱片的銷售率、電視音樂的收視率、網絡音樂的點擊率、音樂廳音樂的賣座率、流行音樂歌會的售票率等的競爭，實際上也有著某種不同的音樂“場合”間的爭奪的意義。隨之，對于各類“場合”自身，也必然地提出了一個不斷提高其物質和精神內涵的文明水平的問題。由此可見，在現代社會的音樂傳播中，“場合”理應成為我們的一個關注點；“場合”的文化建設，自是我們的社會音樂文化建設的應有之義。

我們把“場合”視為音樂傳播內部結構中的一個環節，就是因為它在音樂傳播中，既有著與其他四環節共存共處、互生互動、不可分割的關系，又有其特有的價值、意義和功用。因此，我們說，有了對“場合”的審視，才能夠真正算有了對音樂傳播及其效果和功能的實現的完全意義上的考察和研究。

①李彬《傳播學引論》，新華出版社，2003年8月第二版，31頁。

②劉承華《中國音樂的人文闡釋》，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68頁。

③⑦俞人豪《音樂學概論》，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年7月版，435，434頁。④（日）瀧本裕造《偉大的普通人――真正的貝多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5年5月版，張新林、趙光譯，92頁。

⑤李星群《關于苗族民歌〈你像一朵花〉類屬的思考》，《人民音樂》2006年第12期，42頁。

篇（11）

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近年來，鄉村旅游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模式，通過到鄉村旅游了解真實的風土人情、禮儀風俗，從而帶動整個鄉村的行業發展和脫貧致富。其中，鄉村旅游講解員是建設鄉村旅游的一道亮麗風景線，是人們對鄉村的第一印象。鄉村旅游講解員在講解的過程中，涉及鄉村風土人情、自然景觀等多個方面，其中氣象景觀也是他們進行講解的重要內容。本文從鄉村旅游講解員和氣象景觀的基本概念出發，通過對于二者的理論闡述，結合實例分析得到當前鄉村旅游講解員對于氣象景觀內容講解的具體策略，以便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升鄉村旅游講解員的專項內容服務講解水平，進一步促進鄉村旅游服務業的發展。

旅游講解員及相關概念闡述

解說，翻譯自英文interpretation。早在公元前460年，《哈利加諾斯的希羅多德》一書中就記載了有關于埃及金字塔的導游的工作記錄。在公元2世紀的時候，羅馬人發現荷馬時期各地已經有解說者的身影[1]。16世紀60年代，西方貴族家庭的年輕人在外出旅游時總會有解說人員的陪同。1957年FreemanTilden在《解說我們的遺產》一書中對解說下了定義：解說是一種教育活動，目的在經由原始事物的使用，以指示其意義與關聯，并強調親身的經驗和運用說明性方法或媒體，而不僅僅是傳達一些事實性知識[2]。在中國最早倡議講解服務的是南通博物苑的創建者張騫。他在1905年向清政府建議，在建設帝室博物館時，要“遴派視察員、招待員，用為糾監導觀之助”[3]。當前，我國學界對于講解員的研究尚處于初步階段，研究領域大多集中在旅游管理專業，缺乏延伸和拓展。其中，在旅游管理方面的講解員相關研究，又集中在博物館及相關文創產業的講解員管理建設層面，研究案例較為單一，研究重復性較大。講解員作為面對面溝通交流的角色，在人際傳播層面的價值可見一斑。將對旅游講解員的研究與傳播學相關理論知識進行勾連，是學科交叉發展的重要體現，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鄉村旅游中的氣象景觀

前人在研究中曾對鄉村旅游給出了清晰界定：鄉村旅游是以鄉野農村的風光和活動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為目標市場，以滿足旅游者娛樂、求知和回歸自然等方面需求為目的的一種旅游方式[4]。在鄉村旅游不斷建設發展的過程中，除了對自然景觀、風土人情、禮儀習俗的關注以外，氣象景觀也是鄉村旅游建設的重要范疇。國內學界對于鄉村旅游的氣象景觀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研究內容停留在微觀層面，更多的是關注某地區的氣候適宜度問題，這與本文所探討的氣象景觀研究差別較大。相較于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氣象景觀資源指可作為獨立觀賞或利用的氣象旅游資源基本類型的單獨個體，一切能夠引起人們進行審美與游覽活動的大氣現象及其衍生資源，包括自然氣象景觀、人文氣象景觀。也就是說，能夠將本地區旅游資源與氣象特色相結合，開發出相應的新型旅游資源的，便是氣象景觀。對氣象景觀服務的強調，其實也是看到了氣象因素對于鄉村旅游發展的重要影響。陰晴雨雪正在持續影響著鄉村的旅游生態，對當地旅游資源、景觀造成了不可磨滅的重要影響。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氣象對鄉村旅游自然景觀的影響，其二是氣象對鄉村旅游人文景觀的影響。從鄉村旅游的自然景觀來看，山岳、湖泊、植被、動物等鄉村旅游的重要組成要素，都離不開氣象的影響。氣象的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例如，春季春暖花開，萬物復蘇，適合在鄉村踏青出游。而如果此時出現干旱（短期的異常干旱）可造成空氣過分干燥、土壤水分虧缺，危害植物資源生長，影響旅游資源的開發。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當地氣象條件合理開發適宜季節氣候變化的鄉村旅游資源，便成了當地有關部門進行旅游開發建設的重點。例如，因為獨特的緯度條件在三四月份會形成獨特油菜花田風景的江西婺源，根據自身的氣象條件，打造出了獨屬于婺源縣的自然景觀，也打響了當地鄉村旅游的招牌。從鄉村旅游的人文景觀來看，當地的氣象條件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景觀不同于自然景觀是清晰可見的，它更多的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不同地區的氣象條件決定了當地原住民的生活習慣、狀態、風俗等方面。北方人民愛面食，南方人民愛精米，這既是因為南北方種植作物的不同，更是因為南北方氣候條件的不同而造成的人文習慣的差異。對于鄉村旅游而言也是如此，在土家族、苗族聚集的地區，吊腳樓建筑別具一格，而正是因為這些地區潮濕多雨，當地人民才建造了這種建筑，這種建筑也成為鄉村旅游中一道亮麗獨特的風景線。在鄉村旅游中，氣象景觀展現出了重要作用。那么在鄉村旅游講解員的口中，是如何去呈現這些氣象景觀，又如何將其與當地旅游產業相結合，通過人際傳播的方式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將是本文接下來進行論述的主要內容。

講解內容原生態

鄉村旅游講解員是能夠真正站在鄉村角度，向旅游者講解鄉村歷史和文化的講解人才[5]。因此鄉村旅游講解員在講解內容時不同于尋常的旅游講解，其講解內容既不是如同博物館講解員那般對古往今來的歷史進行溯源，也不像自然景觀講解員一樣注重對整體環境的闡述，更多的是針對鄉村中富有特色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進行介紹。而在對這些對象的概述中，其展現出了獨屬于鄉村旅游講解員的特質。筆者在走訪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女兒城景區的講解員后發現，他們在進行講解內容培訓時，相較于博物館講解員對內容上專業性和嚴謹性的重視，更看重的是講解內容的本土化效果，也就是原生態。長期在女兒城擔任志愿講解員的L表示：“女兒城本身就是一個體現本地少數民族特色的景區，所以我們在向游客介紹的時候以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為主，其實也沒有特別高大上的講解內容。”在女兒城內有一家民俗博物館，展現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土家族、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L表示，講解員在向游客進行介紹時，會盡量避免書面化和煩瑣的講解用詞，而是簡單直白地把恩施少數民族生活狀況介紹清楚即可。通過原生態的內容呈現，讓游客直觀感受到鄉村旅游資源的“原真性”，從而產生對當地的留戀情感，成為回頭客。鄉村性應該是界定鄉村旅游的最重要標志。如果對鄉村旅游概念中鄉村性這個特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就可能導致鄉村旅游概念的模糊，這既不利于構建鄉村旅游研究的理論體系，也可能會降低鄉村旅游的豐富性[6]。盡管都市旅游者參加鄉村旅游的動機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對鄉野農村風光、生活和氛圍的追求卻是共通的，這就要求鄉村旅游的經營者應保持鄉村旅游活動中鄉土氣息的濃郁性和真實性[7]。鄉村旅游講解內容的突出特征亦是如此，講解員只有重視原生態內容，在進行人際傳播時注重對于接近性內容的傳播，才能喚醒游客內心對“鄉村”這一概念的深層認知，從而達到情感上的共鳴，起到較好的講解傳播效果。在這樣的基礎上，聚焦于對本土氣象景觀的傳播，將會更加突出原生態的特征。鄉村旅游講解員在介紹當地氣象景觀時，往往是根據本地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結合氣象特征進行說明講解。講解過程中盡可能避免內容上的過度專業化，而是將專業術語轉換成口頭語言表達給受眾，從而達到講解內容上的無門檻，讓每一個人都能聽懂相關的鄉村旅游氣象景觀講解內容。

講解手段交互性

在講解手段方面，可以看到如今旅游行業的不斷革新。如今大部分博物館都推出了二維碼掃碼自動收聽講解的服務，在講解手段上呈現出了科技性的特征。反觀鄉村旅游的講解員，其在講解手段上展現出了與其他旅游講解截然不同的觀感。對于鄉村旅游講解員而言，其所進行的講解內容傳播屬于面對面的人際傳播。同時，可以看到，就鄉村旅游的需求方面而言，旅游者無外乎是以下幾種需求：第一，對于田園風光的向往；第二，擴大知識視野；第三，各種類型的舊地重游；第四，復合型的旅游需求[8]。基于以上方面的因素，鄉村旅游講解員在使用講解手段時，更在乎是否能夠達到有效交流，也就是講解的交互性。所謂交互性，其重點在于傳播的傳受過程中傳者與受者之間能夠進行充分的交流互動。其中，傳者指的是鄉村旅游講解員，受者自然是那些有著以上鄉村旅游需求的游客。二者之間對于交互性的要求，自然決定了講解員在進行講解時多多注重與游客的互動交流。尤其是在講解有關氣象景觀方面的內容時，由于涉及大量本土性、原生態的內容，同時，氣象景觀內容上具有聚焦性和專業性，這就決定了講解員在講解手段的使用上一定要注意旅游者的接收度。因此在講解時更要注意與游客的直接交流，隨時根據游客的反應和態度而及時調整傳遞手段。例如，在發現游客明顯對某一講解話題不感興趣時，及時轉換話題，直到發現游客的興趣點所在。只有把游客的反應放在首位，站在游客角度調整講解手段，才能夠產生更好的交互作用，從而改善傳播效果。綜上所述，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社會大背景下，鄉村旅游傳播是重點研究方向，而講解員是在整個鄉村旅游傳播活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靈魂角色。鄉村旅游的蓬勃發展，離不開每一位深耕于基層和一線的鄉村旅游講解員。他們用多樣化傳播手段開展對鄉村旅游文化的編碼解碼活動，讓更多游客感受到鄉村自然風光與風土人情中蘊含的獨特魅力。本文重點探討鄉村旅游講解員在鄉村氣象景觀講解層面的具體策略，通過實地考察與相關資料收集整理發現，氣象景觀作為鄉村旅游景觀中的重要維度，同樣是講解員在進行旅游傳播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講解員在這一維度的傳播策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研究發現，鄉村旅游講解員在進行相關內容傳播時，主要展現出講解內容原生態和講解手段交互性的特征。此類特征符合鄉村旅游傳播的特點，也貼合了鄉村旅游受眾的信息獲取需求。本文僅對其氣象景觀的講解策略展開了分析，在研究時也有不足之處，實地考察樣本少、資料收集不全面等問題也持續存在。未來鄉村旅游產業的持續發展，離不開每一位鄉村旅游講解員在工作崗位上的努力。因此，對于鄉村旅游講解員的研究，尤其是對其在具體傳播過程中的講解策略研究，是建設鄉村旅游傳播良性生態的重要一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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