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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牧文化體現草原人類與其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是草原文化的主導型文化
游牧文化就是草原人類在草原生態環境下的生存方式。據考證, 以內蒙古草原為主的我國北方草原, 形成于7千萬年以前。那時, 由于地殼的變動, 內蒙古高原逐漸隆起,內陸性氣候使高原內部變得寒冷、干燥。受季風和干旱氣候的周期性影響,北方植物的生長發育也出現了明顯的周期性。由于喜涼性的草本植物具有壽命長、發芽快、提前開花和花期縮短等特性, 因而能迅速適應變化了的環境而分布愈來愈廣, 在具有腐殖層的高原土壤上形成了成片的植被, 最終形成了草原。為了適應這一特定的地理環境和自然生態,滿足人的第一生存需要,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開始逐水草而居,以移畜就草的生產方式創造了與農耕文化迥然相異的游牧文化。中國北部的游牧文化作為草原文化的主導類型,獨具特色。
我們強調游牧文化在歷史上的主導地位,并非要抹殺從古至今其他生產方式、經濟類型在草原文化中的一席之地。因為,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態為基礎產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態環境中,相繼產生采集、狩獵、農耕、游牧、工業等多種文化形態。這些文化形態在不同歷史時期從不同角度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開始就成為以多種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多種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統一。
游牧文化循著文化發生、發展、衰落的自然軌跡分別經歷了它的形成期、鼎盛期和衰頹期。隨著游牧生產逐漸優于采集、漁獵、畜牧和農耕等諸多經濟手段,在北方草原上占據主導地位開始,游牧文化進入了精力最旺盛、元氣最充沛的興盛期。有學者論證,從公元前15世紀到公元15世紀,游牧世界前后三次對鄰近的農耕世界發起大規模的沖擊,導致整個歐亞大陸民族大沖突、大融合以及文明的大交替和大整合。但是,自近代始,新興的工業革命在農耕世界迅速崛起,撼動了游牧文化長期占據的主導地位,進入了文化功能的衰頹期。以內蒙古為例,在藏地佛教文化、漢地農耕商貿文化的橫向拓展沖擊下,游牧社會既不能良性地繼承和發揚優秀的文化傳統,又無力自覺地引發社會文化的創新運動以推動社會躍入更高一級社會形態。面對日益變遷的人文環境和生態環境,世代以草原資源為生計依托的人和事物都需要在新的聯系結構中激發活力,競相生存,圖謀發展,以適應和克服生存語境的新變化。由此,多種經濟文化在古老的草原上齊頭并進,引領整個草原文化步入后游牧時代,既是命運使然,更是歷史的必然。
二、民族文化體現草原人類與其生存的人文生態環境之間的歸屬關系,是草原文化中最具活態的主體屬性文化
以內蒙古為核心的廣大草原區域,自遠古時起即是承載草原人類活動的巨大搖籃。草原人類在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創造、建構了一個層層累積,縱向拓深的獨特的民族文化建構體系。這片土地不僅是歷史上匈奴、柔然、鮮卑、突厥、蒙古等各個民族繁衍生息、傳承文化的大舞臺,也是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新生民族血脈相傳、生存生計之根。
北方草原地區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從夏商周時起,北方草原諸多游牧群體就活躍在農耕文化史的字里行間;秦漢時期,結束了北方數百個民族和部落長期互不統屬局面的匈奴帝國,成為歷史大劇中草原民族的文化強音;繼匈奴之后,鮮卑逐漸成為中國北方草原最強大的民族,拓跋鮮卑結束了我國北方南北朝之前一百余年的歷代紛爭, 與南朝并立, 客觀上為隋唐大一統中央封建王朝的建立創造了基礎和條件;隋唐一統之際,突厥與回紇相繼崛起于中國北方草原, 并先后建立了勢超匈奴、鮮卑的強大汗國;宋遼金時期, 契丹、黨項和女真連續勃興, 與宋鼎足而立長達一個多世紀, 直至蒙古族登上歷史舞臺。
蒙元帝國是繼鮮卑、契丹、女真的地方性政權之后的第一個由北方民族“面南而王”的全國性統一政權。它的建立與發展不僅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格局,更是通過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大整合為中華文化史創造了新的運動規律。17世紀,崛起于東北地域的滿族建立大清帝國,再次入主中原,統治全國,將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推向了頂峰。1911年,滿清王朝,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歷史,也奏起了悲愴的尾音。
從文化的發展態勢而論,蒙、滿兩個北方游牧民族問鼎中原,既是民族文化縱向累積、層層疊加,不斷壯大草原本土文化后的順勢爆發,也是草原文化橫向拓展,不懈對話中原農耕文化后的強勢結果。
從民族文化的構成而論,縱觀北方草原各民族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隨著一個民族的衰落, 該民族的歷史也就在該地區中斷了;但一個民族的衰落,并不等于這個民族的人種都已絕滅,大批的人口仍舊留在草原, 依附于另一個新興的民族。而他們創造的各具風格的民族文化也以人為載體,世代積淀、延傳,為草原文化的歷史華章增添了豐富的內容。所以說, 草原文化并非單屬于某一個民族、某個歷史時期,而是由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的游牧民族的縱向累積、層層積淀、共同組成,是一個由以民族為載體,以接力運動的前行軌跡,前赴后繼地創造、傳承和發展的復合文化、活態文化。
三、生態文化體現草原人類與其追求的精神世界之間的審美關系,是草原文化面向未來的主流發展文化
草原民族以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精神之間的“和諧平衡”為精神主線,建構了一個以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和哲學宗教、政治法律以及科學技術、民俗民風為外顯形態,以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追求、道德規范為內隱形態的生態文化體系。
“崇尚自然”的文化理念貫穿草原生態文化于始終。草原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由人、畜和環境構成的綜合體,其中傳統的獵、牧生產對于自然環境具有較強的依賴性。然而,草原復雜的生態環境、草原牧場有限的載畜量和生活資料與人和畜日益增長的需求之間,形成天然矛盾,要求草原人們通過保持人、畜、草原三方之間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以確保自身的有效生存和持續發展。草原人們正視自己作為自然之子的身份,以對自然世界和生態規律的深入認知為一切生產生活的前提條件和必然要求,約束和規約自身的文化創造活動。他們把自我融入天地萬物, 與之形成和諧共生的大生命圈;把倫理、德性轉移到整個生命世界, 構成了萬物與人都各具倫理、德性的獨特的生態倫理觀。這種 “崇尚自然”的生態理念以及人與萬物血脈相通的“親生命性”,也契合了現代文明的價值追求和發展方向。
“恪守信義”的道德理念貫穿草原文化于始終。逐水草游牧的生存條件決定了草原民族生產生活的松散性。而這種松散的社會結構難以借助法律法規的強制和輿論監督來約束個體,對公共秩序的維護和社會公德的操守更多訴求于社會成員的自覺意識。因此,草原民族更加注重倫理道德的構建和維護。其中,“信義”是草原民族倫理道德體系的核心理念,它既是草原社會的治國執政之本,也是草原社會成員的立身之本。上至統治階層下至黎民百姓,都以“誠信”為道德底線,以“信義”為普遍恪守的行為準則。
“信義”是維系草原社會穩定和睦的基礎,也是保障社會成員身心和諧平衡的基石。“誠信”理念不僅為草原人類營造出和諧的社會環境,更為草原文化營造了和諧生態的人文環境。草原生態文化中,“恪守信義”的道德理念雖顯淳樸但不失本真,對現代文明仍不失啟迪意義。
2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存在問題
健美操是高職院校的一門必修課,它對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在我國,傳統健美操教學中,老師都傾向于學生技能方面的發展,上課只要是學健美操套路,而忽視了培養學生健身興趣,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產生脫節現象。對于上述出現的問題,將社會化教學引入到健美操教學中無疑會是一種有效的措施。健美操教學社會化就是將健美操教學融入到“社會環境”中,將社會需要的能力融入到教學活動中,將傳統的說教式教學轉變為學生參與式教學,充分發揮學生主體的地位。目前,很多高職院校對課堂教學認識不到位,體育校內外的體育活動間的關系認識不夠明確,很多認為體育只是在教學課堂和學校內進行的,對課堂外和學校外的教學缺乏必要的認識,健美操亦是如此。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與社會體育聯系不夠緊密,學生學到的技能及體育理論知識不能得到實際的應用,無法激發學生的健身積極性。
3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的社會化路徑
3.1路徑一:在教學中終身體育教育思想的培養
目前,高職院校終身體育教育還存在著很多問題,如教學內容單一、課程設置不合理、體育場館設施不足等,但是最大的問題是體育老師及學生終身體育意識淡薄。在高職院校體育教育中,只重視對學生身體素質的鍛煉,忽視了對學生體育鍛煉的各興趣、體育意識以及鍛煉能力的培養,很多學生在上體育課時往往抱著敷衍和應付的態度,學生的終身體育意識比較淡薄。因此,我們必須轉變觀念,樹立終身體育教育思想。為了適應體育教學改革的需要,必須要轉變教學模式,要在體育教學活動中貫徹終身體育思想,幫助學生樹立終身體育的觀念,加大終身體育教育的宣傳力度。同時還要增強大學生自主鍛煉、自主學習的意識,進一步鍛煉他們的創新能力。在教學過程中要將近期的教學目標與遠期的終身體育目標相結合,使高職院校成為培養學生終身體育意識和終身鍛煉習慣的主要場所。
3.2路徑二:在課堂教學中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培養
學生社會實踐能力是指學生在參加社會實踐活動中,解決各種實際問題時所體現的程序性知識和基本能力,它是由一般社會實踐能力和特殊社會實踐能力構成的能力體系。一般社會實踐能力,是指學生從事各種社會實踐活動都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是大學生在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能力。一般社會實踐能力包括社會認識能力、表達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組織管理能力、自主學習能力。特殊社會實踐能力,是指大學生從事專業性社會實踐活動所必需的能力,包括專業能力、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新能力。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首先要利用網絡的各種平臺,通過微課等視頻的拍攝,讓學生根據視頻進行課前的學習、課后的復習,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目前,“微課”已經被越來越多的老師所熟知。現在全省乃至全國都在進行高職院校微課比賽,也有極小部分高職院校體育老師參與到微課比賽中。但是在極少數的參加微課比賽的高職院校體育老師中,很少將微課用于學生,就是為了比賽而比賽,這是資源的極大浪費。在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微課的發展是大勢所趨。所以要積極鼓勵廣大健美操老師進行微課制作,并用于教學。在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中要充分利用手機、利用多媒體技術進行自評、互評,通過現代工具進行交往教學,以此來提高學生交往能力。有專家曾經對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教學方法進行研究,發現西方國家很多采用討論、辯論的方法進行教學,而中國多采用講授、灌輸的教學方法。很明顯兩種不同的教學方法在學生與學生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存在很大差異,教學效果自然存在很大不同。筆者調查發現,高職院校健美操老師大多采用講授、灌輸的方式在上課,老師先教動作,然后學生自己練習,有些老師安排分組練習,但是并沒有在思想上對“交往”的引導。筆者認為,大學生有著強烈的情感交流需要,他們需要友誼、需要良好的人際關系,但是現在95后又非常具有個性,“惟我獨尊”、因此,老師必須要進行思想上的引導。可以肯定的說,西方國家的教學方式更應該提倡,對促進學生社會化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在高職院校的健美操教學中要提倡交往教學。交往教學是在遵循主動性、激勵性、平等性和互動性等原則之下,主要通過團隊合作學習的方式來實現的。團隊合作學習的主要方式由團隊內討論、相互評價、相互激勵、互幫互學等。團隊之間也可以互動交流,如互查、競賽等,實現成果互享。通過團隊合作學習的交往教學,可以有效促進學生的社會化,如促進學生的社會競爭意識、團隊意識,促進學生情商的發展,發展學生的創新思維等等,最終提高學生的交往能力。
中圖分類號:J64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1-0059-01
舞臺劇《敖魯古雅》將鄂溫克族民俗文化進行了藝術加工整理,并且在世人面前呈現出了呼倫貝爾草原的音樂文化,向我們傳遞著來自原始森林那古老而清澈的聲音。
一、舞臺劇《敖魯古雅》簡介
《敖魯古雅》是一部短小的舞臺劇,它匯集了鄂溫克民族的生活資料,為觀眾呈現出了千年民俗音樂文化,不僅僅是音樂與舞蹈的匯合,也集中展現了鄂溫克族千年來的生活生產狀態。在鄂溫克民族的生活中,到處都有鹿,鹿是個表征性的代名詞。《敖魯古雅》描寫了一個篝火邊依偎在主任身旁的鹿,它有時安靜,有時活潑,而女酋長瑪利亞索認為,萬物都是有靈性的,因此她一直守護著山林和馴鹿,她愿意和馴鹿在一起,愿意在滿是植物的大森林中生活。
舞臺劇《敖魯古雅》完美地展現了原始樹林中大自然動植物的聲音特征,運用了完美的音響設備。并且從全方位的角度,展現了民族文化和內容,使人們帶有審美的態度來欣賞其獨有的美感,充分地了解到了該民族特有的文化氛圍。
二、充分展現了鄂溫克族的音樂特點
鄂溫克族的民歌音域寬廣,多由上下句形式構成,句子結構對稱,在歌詞方面多襯詞,采用頭韻,民歌結合使用五聲音階和三聲音階,形式較為古老,具有抒情性強的特點。主要包括三部分,即:“扎恩達拉尕”“努該勒”“薩滿調”。由于地區和方言不同,鄂溫克族民間音樂的風格特點差異較大,最常見的是宮調式的民歌。宮調式民歌強調宮、商、角三個音,其節拍、節奏比較自由,旋律起伏較大,音域寬。
舞臺劇《敖魯古雅》由“吉祥三寶”團隊主創,于2010年在北京演出,烏日娜擔任了總導演。作為鄂溫克族人,烏日娜淬煉出了自己民族中最為本真的靈魂精神,也淬煉出了最具感染力的民族精神,通過鹿的演繹,融入了“喉音”等鄂溫克音樂元素,再現了鄂溫克族神秘的生活、歷史與文化,還原了敖魯古雅鄂溫克族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和諧共處的美好場景,并且輔以鹿哨、單鼓等鄂溫克族特有的民族樂器,使觀眾在“祭熊”“薩滿舞”等難得一見的儀式典禮中,體味到了鄂溫克族的頑強生命力,聽到了來自遙遠而古老的森林部族的動人故事,體味到了族人們的樸實,以及人們對自然之母的感激之情。
在演唱方面,《敖魯古雅》使用了一種極具穿透力的原始發聲方法,即:喉音發聲打拍法。這種發聲方式來自于獵民們對于馴鹿以及鳥雀聲音的模仿。獵人們充分掌握了動物發聲的要領和正確的發聲位置,在演唱的時候,肺部、胸腔等器官要協同合作,才能具有很強的震撼力。《敖魯古雅》中的樂器屬于民族樂器,這些樂器完美地體現了鄂溫克族人原生態生活與音樂文化的傳承,大多來源于鄂溫克族千百年來的游獵生活。舞臺劇《敖魯古雅》運用了環繞音響,把鮮為人知的音樂文化立體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極具森林特色、野性與空靈并存的配樂,還原了寒帶自然環境的空曠幽深;直擊心靈的最原始喉音,使鄂溫克族音樂文化得到了深刻的體現和傳承,那幾近失傳的神秘薩滿舞蹈令人震撼。
三、突出了呼倫貝爾草原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敖魯古雅》緊緊抓住的兩個特色,《敖魯古雅》重點抓好了鄂溫克族歌舞創作,繼承和創新了民族傳統藝術,匯集了民族中的生產生活方式,為觀眾呈現出磅礴的藝術作品。導演烏日娜的創作初衷是發現和挖掘祖先的生活狀態,因此,團隊歷經三年,收集、整理、研究了鄂溫克族的音樂與文化。從中國到俄羅斯對音樂、圖騰、服飾等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強大的民族情懷與創作根基奠定了舞臺劇《敖魯古雅》的基礎,使其成為民族文化之瑰寶,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讓觀眾看到了呼倫貝爾草原人捍衛本民族尊嚴的崇高精神,讓觀眾看到了本真的生活狀態,輝煌的音樂、華美的服飾以及精細的圖騰,讓參與者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鼓舞了民族自信心。
藝術反映的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歷史風貌。舞臺劇《敖魯古雅》對傳承呼倫貝爾草原民族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經濟、風土人情,使具有民族特色的音樂作品在一個科學、完善的空間下得以流傳發展,從而推動了呼倫貝爾草原民族文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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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冬梅,江新輝,白江宏.敖魯古雅使鹿部落過得好嗎?[N].內蒙古日報(漢),2013-09-19(008).
(二)煙草產業剩余資本豐富與發展空間受限由于煙草產業投資見效快、投資回報率高,因此,吸引了國內許多地區大力發展煙草產業,煙草產業快速膨脹,積累了大量的煙草資本,但是由于煙草產業對于地方財政的較高貢獻率使得地方與中央、各地區之間矛盾重重,煙草產業本身的這種內在矛盾使得煙草產業不能象其他產業一樣達到規模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產業整合。煙草產業的快速膨脹往往在尚未達到產業壟斷之前就受到了較大的抑制,難以實現產業的規模經濟。近年來,隨著我國煙草產業的不斷發展,煙草產業進一步擴張的空間受到限制,難以再進一步擴大生產,煙草生產經營的成本加大導致投資的邊際收益有所下降,煙草產業的投資回報率出現了下降的趨勢。由于前期的快速發展和積累,我國煙草產業集聚了大量的剩余資本,而煙草產業本身卻出現了擴張空間受限和投資回報率下降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煙草產業的剩余資本必須尋求新的投資方向,尋找其他具有較高投資回報率的產業,實現多元化經營,以分散經營風險保證資金的安全和收益。
二、煙草產業多元化經營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措施
(一)煙草產業多元化經營中存在的問題我國煙草產業多元化經營經過十幾年的探索與實踐,除了發展與主業緊密聯系的相關產業以外,在賓館旅游、機械電子、能源交通、金融、證券、保險、運輸倉儲、建筑房地產、農林牧漁、廣告及信息等領域,也進行了投資開發,并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然而我國煙草產業在多元化經營上取得一定成績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府宏觀調控措施不完善,缺乏統一部署。目前煙草產業多元化經營還處于探索階段,缺乏政府的宏觀指導和統籌布局,管理體制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組織機構、運行機制不健全,項目決策程序不規范,投資的盲目性比較大。二是投資規模小,重復建設嚴重。煙草系統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投資主體大約有兩千多個,投資主體過多導致多元化經營投資不夠集中,投資項目不僅數量多、規模小,而且涉及的投資領域太廣,投資項目的起點低、技術含量不高,沒有建立龍頭企業,打造支柱產業。由于缺乏統一規劃和指導,致使與煙草相關的印刷、鋁箔紙、水松紙等投資項目能力過剩;賓館飯店建設過多、經營狀況不佳,有些甚至已經虧損嚴重,無法經營。三是經營機制陳舊,缺乏競爭意識。由于煙草產業一直以來實行的專賣制度,導致了大多數多元化經營企業管理者存在思維定式,沿用專賣體制下陳舊的經營機制,缺乏市場觀念和競爭意識,陳舊的運行機制、思維方式、行為模式等都成為煙草產業多元化經營發展的制約因素。四是管理人才匱乏,管理模式落后。由于煙草產業多元化經營中普遍存在著重建設、輕管理的問題,因此,日常基礎管理問題多多,財務管理也十分混亂,致使不少投資項目形成大量的不良資產,多元化經營之路走的不夠順利,甚至拖累了主營產業。除此之外,多元化經營所需要的專門管理人才嚴重不足,也是制約著煙草產業多元化經營發展的因素之一。
蒙古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生息地域廣闊,人口眾多且能歌善舞的民族,具有偉大的藝術創造力。在蒙古族優秀的文化遺產中,舞蹈占有重要地位,它像一顆璀璨的明珠閃耀著獨特的光彩。
1 蒙古族的草原文化
蒙古族草原文化是開拓性的動態文化,它繼承了原始民族的心理層次以及文化含量。它的寶貴之處在于它能給人一種復合型的精神元素以及創作天賦。蒙古族人崇尚圖騰,他們把對民族的感情和來自大草原的氣勢,都融入到了圖騰獨特的舞蹈形象中,這是草原文化所形成的獨特的民族舞蹈的核心。
1.1 草原文化中的民族風俗
蒙古族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他們生活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感情質樸豪放,心胸開闊坦蕩。他們逐水而居,在祭天慶典、部落聯盟、歡慶勝利等重大活動中,人們會聚集到一起,舉行“歡跳慶賀之舞”。至今蒙古地區仍保存著一年一度的那達幕大會,并在歡聚的喜悅里盡情歌舞。所以舞蹈是他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1.2 草原文化中的生活習俗
蒙古族人的日常服飾豐富多彩,主要包括首飾、袍子、腰帶、靴子四個部分,每個部分又很繁復。他們大多保留了傳統的生活習俗,如男女都穿身寬袖長的長袍,束以腰帶、著高至膝蓋的長筒皮靴,男子多戴深色禮帽,女子則以布條纏頭,盛妝時還會戴金銀點綴的冠。飲食多以牛羊肉和奶食為主,糧食、蔬菜為輔,多喜歡喝奶茶。這些生活習俗也融入舞蹈語言當中。
2 草原文化孕育出蒙古族舞蹈獨特的藝術個性
蒙古族草原文化底蘊深厚,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發展。從古至今,大草原給予蒙古族人民獨有的氣質以及神圣的信仰,造就了蒙古族舞蹈的個性。蒙古族人民能歌善舞,常用舞蹈來表現游牧人民的生活生產,以及美好的情感。從蒙古族舞蹈的特點中可以看出他們開朗豁達的性格和豪放英武的氣質,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他們的文化深深地影響著舞蹈的創作及形成。
2.1 蒙古族草原文化影響下形成的舞蹈表現形式
在興安盟民間流傳的筷子舞,在表演形式上由單手執筷發展為雙手執筷。“筷子舞”以肩的動作見長,一般由男性表演。隨著蒙古族舞蹈不斷改革發展,現在女性也可持筷而舞。其表現形式為舞者雙手握筷,不時交替擊打手、肩、腿等身體各部位,還可擊打地面。這樣不但豐富了蒙古族舞蹈肩部、腰部、腿部等各部位的舞蹈語匯,也借筷子的運用來抒發蒙古族人民熱情、開朗、彪悍、豪邁的民族個性。
2.2 蒙古族草原習俗形成的舞蹈風格
蒙古族作為馬背上的民族,他們發揚和傳承了有著鮮明的游牧文化的蒙古族草原文化,把馬的特征和牧人對它深切感情融會于舞蹈中。蒙古族男子群舞《奔騰》就充分展現出了蒙古族舞蹈的特征。它既表現出疾馳如風,松弛舒緩的形態,也表現出駿馬狂奔,氣壯山河的氣勢。作品以策馬的不同形態為基礎,塑造了蒙古族牧民們策馬奔騰的英俊形象,而它優美的身法和韻律,使牧民們豪邁的氣質和對大自然的熱愛情感得到充分體現。
3 草原文化在蒙古族舞蹈中的突出體現
蒙古族舞蹈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節奏明快,舞步輕捷。在一揮手、一揚鞭、一跳躍之間,都洋溢著蒙古人民淳樸、熱情、勇敢、豪放的性格特征。在蒙古舞蹈的風格中,最鮮明、最有表現力的特征部位是肩、臂和腕,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
3.1 蒙古族舞蹈中肩的動律特點
蒙古族舞蹈中有硬肩、柔肩、聳肩、雙肩、繞肩、碎抖肩和笑肩等。肩的訓練是做到在松弛自如的狀態中具有力度、韌性、彈性和靈活性。肩部動作或連綿柔韌,或干脆彈性,能夠準確傳達各種情感,是蒙古族舞蹈中典型性動作。
3.2 蒙古族舞蹈中臂與腕的動律特點
臂的線條體現出“圓”的美感,從軀干至指尖,是一個整體弧線。手臂不同力度的運用,既可表現溪流的細膩,又可模仿圖騰的形態。蒙古族女性舞蹈講究端莊典雅,肢體具有細致、韌性、穩重、明朗的美感,表現出蒙古族女性的沉穩、內斂以及開朗、活潑的性格。蒙古族男性舞蹈的舞姿造型挺拔豪邁,步伐輕捷灑脫,表現出蒙古族男性彪悍、英武,剛勁有力之美。而腕部動作主要是在掌與腕平直的姿態上,以脆韌相間的上提、下壓手腕,來帶動手臂的形態,與臂的運動路線交相輝映,形成蒙古族舞蹈風格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
3.3 蒙古族舞蹈中腳步的動作特點
蒙古族舞蹈的腳位有:正步位、八字步位、丁字步位、點步位、大點步位、踏步位、搖籃馬步位等,每一個腳位都有其獨特的形成。慢板抒情柔和,快板歡快敏捷、跳躍性強,體現出蒙古族民風的厚重、淳樸,感情熱烈豪放。
4 結語
提及蒙古,我們腦海中出現的總是一望無垠的草原,星星點點的蒙古包,悠閑吃草的牛和羊,唱著悠揚民歌的牧羊人,當然也少不了或歡快熱烈或舒緩優美的蒙古族舞蹈。草原文化是一枚歷史符號,它深深烙印在每一個草原人的心上,流動在每一個蒙古人的血液中。研究草原文化對蒙古族舞蹈的重要性就是為了更好地領會蒙古族舞蹈獨特的藝術語言,更深刻地運用它、表現它、發展它,使它在改革與創新中不斷走向輝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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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校園體育文化的含義
大學校園體育文化指的是在大學這一個特定的范圍內,人們在歷史實踐過程中創造的與體育相關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廣義上講,所謂校園體育文化就是所有的師生及員工在健身運動、體育教學、體育設施建設和運動競賽等活動中創造和擁有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狹義上講,就是指所有師生員工的體育意識和觀念。大學校園體育文化是一種既擁有深刻的內涵,又擁有豐富外延的獨特文化現象。體育文化與德育、美育、智育等一同構建了校園文化群,它也同群眾體育文化、競技運動文化一同構建了廣義的體育文化群。
二、大學校園體育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1.健身功能
體育文化作為大學校園特有的文化現象,在高校中正蓬勃發展著。體育不僅僅能改善和提高中樞神經系統的工作效率,還能讓學生保持良好的記憶和清晰的思維。學生在進行體育鍛煉時,血液循環會加快,心臟功能會提高,呼吸系統會改善。大學生還在生長發育的階段,適當地參加體育鍛煉有利于為良好的身體素質打下基礎。
2.娛樂功能
對于大學生來說,體育文化是對校園生活良好的調節劑。在緊張的學習和工作之余,適當的體育運動可以幫助體力腦力進行恢復,還可以進一步為學生提供娛樂。諸如體育舞蹈、健美操等體育競賽,是大學生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是放松身心的途徑,豐富了師生員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豐富了校園體育文化的內涵。
3.審美功能
審美功能又被叫做美化功能,可以作為推動人類自身發展的內動力。體育文化就是要人們去欣賞它、發展其中之美,之后去體驗。與此同時,審美功能在校園體育文化中是潛移默化的,而且融入了校園每個人情感之中。校園是充滿感情的世界,豐富的校園體育文化,填充了人們的精神世界的空缺,從而提高與美化了我們的精神境界。如缺乏情感的熏陶,欠缺審美的修養,人們的精神世界就會貧乏、單調,校園生活就不會有美感和光彩。對于現今大學生來講,健康而豐富多彩的校園體育文化活動為他們提供了欣賞、展示與創新的展示平臺,從而使他們獲得多元化的體驗并且極力按照美的規范來塑造自己。
三、大學校園體育文化和大學健美操之間的關系
1.健美操在大學校園體育文化中的影響及地位
健美操運動可以說是現今高校流行和傳播最為廣泛的體育文化活動形式,是體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健美操是在當今快節奏生活方式下,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同時“文明病”蔓延開來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一種健身運動。這些初期是以健身為目的運動不斷吸收迪斯科、體操等舞蹈和其他體育類的造型和動作慢慢演化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注重力度、增強負荷,加之音樂節奏和旋律的健美操,而且逐步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擁有明確目的性、科學性與針對性,也漸漸發展為集舞蹈、體操與音樂為一體的以健身心、健美和健身為目的的新型體育項目。同時它還有非常強的群眾性、娛樂性與創造性,因而被推崇為適應性極廣為人們喜聞樂見的體育文化活動。它以自我鍛煉為主,兼顧自我塑造與最求健美的協調統一的發展而被現代大學生所接受,促進了校園體育文化事業的發展,給高校注入了新的活力。
健美操在很早就傳入了我國,引入之初就受到廣大學生的歡迎與關注。特別是近些年正逐步在國內高校中迅速普及與推廣,在很短時間內就成為大學生體育的熱點。其健美、健身的時效性、組織的多樣性、內容的豐富性等吸引著大學生在閑暇時間積極主動地加入到健美操的行列中來,激發了學生對體育課程學習的興趣,加強了學生對體育鍛煉的自覺性。同時健美操活動的積極開展帶動了校園體育文化的升溫,不僅是校園的廣場,而且運動場、表演臺和體育館都所處可見健美操愛好者矯健的身影,促進了體育文化的建設。校園的體育文化活動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健美操所具有的凝聚力,像一只無形的手把眾多情趣相近、興趣相同的人連結在一起,進行一些表演或是競賽的形式來增進學生間的友誼,使師生關系更加融洽,有效地調動與提高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在健美操活動的帶動下,體育文化上升到了一個新臺階,不僅豐富了體育文化內涵,而且促進了整體高校文化的進步與發展。
2.健美操與校園體育文化相輔相成
(1)增強體質。
健美操具有有氧代謝運用的特性,長時間、大密度、高強度的訓練,會對身體各個關節、韌帶,以及主要的內臟器官和肌肉群施加合理的運動負荷,進而有效提高心臟系統、呼吸系統的技能,有利于發展學生耐力、靈敏度、柔韌性、速度等運動素質。
(2)提高審美能力,完善個性品格。
健美操本身是一種健身與美的創造。練習健美操的過程其實是一種美的體驗與展現。學生在人體美的實踐中,自己去感受、去鑒賞、去表現和創造美的感情和能力也會得到培養,同時提高主體的審美意識。大學生進行健美操運動,會使情操、精神境界得以升華,從而可以不斷完善自我,不斷塑造自己的人格。
(3)高雅的娛樂功能。
高校校園與社會其他社區一樣存在著多種休閑娛樂生活方式的空間。有健康也有頹廢,有高雅也有低俗。健美操以充滿時代氣息的面貌迎來了健康,驅走了頹廢,那令人震撼的旋律,那歡快的節奏、強力的節拍,讓人耳目一新,給大學的校園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給高校休閑生活增添了不少絢麗的色彩,也提高了體育娛樂活動的文化層次。
大學健美操與校園文化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健美操作為一種相對新穎的校園體育文化活動形式,既豐富了大學校園體育文化的內涵,又促進了校園文化建設,兩者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潘懋元.新編高等教育學[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中國56個民族就有56個不同風格的音樂歌舞文化,如藏族的弦子舞、彝族的跳月舞、蒙古族的牧歌等等,都是很有特色又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樂。而這些音樂文化中又滲透了這些民族的民俗習慣、生活特色、歷史淵源等文化內涵。讓孩子們通過對這些音樂的學習去了解一個民族或地域的文化特色,感受其音樂文化魅力,增進學生文化素養。就如在國家新頒布的《音樂課程標準》所指出的:音樂與相關文化是音樂課人文學科屬性的集中體現,是直接增進學生文化素養的學習領域。我國現行的多個版本的音樂課標教材中都有這類集中體現某個民族或地域的音樂文化的歌舞樂綜合性單元,如湘版教材中的具有維吾爾族風格的單元《天山風情》、蘇教版中的具有江南小曲風格的單元《甜甜江南》、人教版音樂教材中的《西部風情》等等。
接下來我試通過湘版教材中的《草原上》這一課,來談如何進行相關文化背景下的歌舞樂綜合課的教學。
《草原上》是一個集中體現蒙古音樂及相關文化的教學單元。它由:《森吉德瑪》、《牧歌》、《可愛的羊群》、《大雁湖》、音樂活動《小馬跑來了》等教學材料組成。基于《音樂課程標準》中“應注意從關注音樂特點的角度進行綜合課的教學”的要求,如何在不偏離音樂本質的情況下來滲透相關文化信息呢?我是這樣做的:從中選取了我認為最能代表蒙古民族中各種文化特色的《牧歌》、《可愛的羊群》、蒙古族筷子舞以及能夠體現出蒙古人民最主要的文娛活動的節奏活動“小馬跑來了”。為了讓孩子們能感受到蒙古族歌舞的風格特點,并從音樂的角度去了解這個民族文化色彩,我運用了以下教學方法,將每一個教學活動落實到位,使孩子們在學習過程中始終保持著興趣,并體會到了音樂帶來的審美體驗。
一、游戲導入,巧妙地將相關文化與舞蹈教學相結合
在這節課中,同學們會接觸到蒙古族一個很有特色的舞蹈――筷子舞。筷子舞是在蒙古舞基本舞蹈語匯的基礎下加入筷子敲擊的動作而形成的。為了讓學生能更好地掌握這個舞蹈,我從一開始就進行了鋪墊。在課前的律動環節里,我身著藏族的衣服,用學生熟悉的蒙古族歌曲《我是草原小騎手》帶領學生模仿蒙古族的舞蹈進行律動,為以后的舞蹈教學做輔墊。接下來,我用“我跳你猜”的游戲導入,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并能通過對“擠奶”、“抖肩”、“雄鷹展翅”、“騎馬”等典型的蒙古舞蹈動作的競猜活動,自然地過渡到了對蒙古族是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色、蒙古族的服飾特色以及蒙古人民的信仰等各種民俗特色的介紹。另一方面,引導學生模仿這些典型動作,實際上也是進入了學跳筷子舞的環節。而在以后的筷子舞學跳時,只要引導孩子們將筷子舞的擊筷方式帶入舞蹈韻律加入到這些舞蹈動作中來,即完成了對筷子舞的教學,學生們也學得輕松愉快。
二、情境設置,巧妙地將相關文化與音樂知識相融合
在這節課中,有一個“附點八分音符”的音樂知識,教材針對這個音樂知識設計了一個“小馬跑來了”的節奏活動。為了讓學生能在輕松愉快的活動中完成知識技能的學習,我通過“小馬跑來了(初聽與模擊節奏)”、“誰是小冠軍(附點八分節奏的音樂形象感受)”、“認識新朋友(附點八分節奏的介紹)”、“跟著冠軍跑一跑(練習附點八分節奏)”、“小馬接力賽(二八節奏與附點八分節奏的對比練習)”、“萬馬奔騰的那達慕大會(三種節奏的混合身勢練習)”等教學環節,將包含附點八分節奏學習的《小馬跑來了》這一活動融入草原人民特有的那達慕大會賽馬的情境中來。在這個環節中,學生們學得非常開心,玩得也非常愉快,通過不斷地感受與參與模擊,對附點八分音符有了深刻地感受。另外,通過參與這些活動,他們也了解了蒙古人民的文娛活動特色,并對蒙古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這一說法有了更深刻地了解。
關鍵詞:城鎮社區 草原文化 創新發展 群眾文化活動
正 文:
文化,它的概念非常廣泛。迄今為止,關于文化的概念至少有二百多種。在本篇論文中,筆者采用20世紀中葉世界最重要的文化批評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英國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思想來分析論證草原文化與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雷蒙?威廉斯認為:“文化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 根據他對文化的理解,我認為,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所具有的特有的生活方式。而這樣特有的生活方式,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在不斷的發展變化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草原文化創新的根本所在。同時,由于文化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草原文化的形成也就來源于生活,草原文化的發展也就植根于生活,草原文化的創新也就踐行于生活。于是,文化這個被人們認為脫離生活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卻實實在在的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掛上了鉤。文化不僅是思想家頭上的理想光環,也是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幽靈”。
群眾文化,真正開始使用這個名詞,是在1953年。它是指:“除人們職業外,自我參與、自我娛樂、自我開發的社會性文化。是以人民群眾活動為主體,以自娛自教為主導,以滿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為目的,以文化娛樂活動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歷史現象。” 群眾文化逐步走入社區,在社區中發展壯大,在社區中為人民的生活傳遞快樂,成為了人民生活方式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草原文化與城鎮社區群眾文化共同擁有著地域特色。在實踐中,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往往以草原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草原文化也往往在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中得到創新和發展。在民族地區的社區群眾文化活動中,就經常會看見草原文化中的各種符號元素。與此同時,草原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種民族特色是與時俱進的。草原文化的民族性在與現代文明融會貫通的過程中,自身也得到了延伸、升華,實現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現了草原文化作為現代文明重要載體的時代風貌。在現實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節慶、旅游、祭祀、娛樂、餐飲、醫藥、服飾、工藝、歌舞、文學藝術等各種元素都在實現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有機結合。草原文化這種“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其特有的方式吸納現代文明的各種成果,并在草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重新的發掘、更新和重構,在城鎮社區文化活動中得到自我發展和創新。
由此可見,隨著時代的發展,草原人民生活方式與現代文明的有機結合,在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這一載體中得到了創新和發展。但是這種創新和發展,會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是,受到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發展水平的限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社區群眾文化活動也是符合國情民情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群眾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文化素質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草原文化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會遇到困難。傳統文化向現代轉換,首先就會遇到“保護”還是“開發”的難題。 那么,怎樣克服這兩方面的限制,在城鎮社區文化活動中創新發展草原文化呢?以下提三點建議。
建議一,社區群眾文化活動應與政府區域文化策略相結合,進而創新發展草原文化。社區群眾文化活動是地區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應該納入到政府區域文化策略當中。通過政府的統一管理,因地制宜的進行文化活動的組織、設置,并找出草原文化中適合政府作為公益文化的部分,將其開發為具有時代特征的社區群眾文化活動。這將會發揮出各具特色的,資源共享的,相互溝通交流的,共同繁榮的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的作用。也將營造出良好的城鎮社區文化環境,還可以提高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的水平,使傳統的草原文化融合到現代人民的生活當中進而得到創新和發展。
建議二,優秀的群眾文藝工作者應帶動社區群眾文化活動,并使草原文化結合群眾生活得到創新發展。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關鍵在于創意。創意則是一種突破,這種突破需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生活經驗。在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中創新發展草原文化離不開創意,這不僅需要基層群眾文藝工作者發揮引領作用,更需要優秀的群眾文藝工作者到基層、進社區去挖掘草原文化,去體驗人民生活,去引領先進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有新的、更好的、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創意,使得草原文化在城鎮社區文化活動中得到創新發展。
建議三,加強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拓展草原文化在城鎮社區群眾文化創新發展的基層活動空間。加強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是加強公益性文化供給的物質基礎和根本保障。通過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進草原文化在城鎮社區群眾文化的建設與覆蓋,拓展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的空間。通過對各級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可以不斷的弘揚草原文化,為草原文化在城鎮社區文化活動中的創新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和空間保障。
總之,在新時期下,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會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與時俱進。草原文化作為草原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也將伴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創新發展。這種創新發展離不開生活,離不開群眾的參與,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將為其提供平臺和載體。因此,在城鎮社區群眾文化活動中創新發展草原文化,將是時代和歷史的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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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開展社區群眾文化活動》 作者:劉春麗 《文化縱橫談》2012年第3期下
(5)《呼倫貝爾市民族文化大市建設規劃》
文化活動成果豐碩。草原文化暨紅山文化國際高峰論壇共有國內外的30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提交論文300多篇,圍繞“草原文化的社會價值、地位和作用”、“紅山文化與中華民族的文化起源以及草原文化與紅山文化的關系”等主題進行了學術交流,進一步深化了草原文化和紅山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教授的報告闡釋精辟,深入淺出,意趣盎然。紅山文化專題講座由中華第一鳳發現人、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副理事長、內蒙古草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于建設教授作了題為《五千年前的往事――紅山文化探秘》的學術報告,分10個專題對紅山文化進行了系統的解讀。民間古玩藏品交流展示大會吸引了來自20多個省市的5000余家古玩商和7000多名古玩收藏愛好者參與,參展古玩藏品達1000余種、600多萬件,交易額達3000多萬元。《赤峰文物精華展》共展出文物精品600余件(組),特別是“中華第一龍”于2008年“兩節”期間榮歸故里、回鄉省親,極大地提高了展覽的檔次,萬余觀眾近距離目睹了“中華第一龍”的風采。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紀之交興起的區域文明和社會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在東北史研究領域中,地域文化研究,與區域民族史、專門史研究,是互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來,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積淀了一個地區自然的、歷史的、社會的多元文化蘊涵,同樣也是東北史研究的重要學術領域。 而在孫先生的第九個問題“關于文化”一節中,并沒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認為,談到東北史研究中的文化問題,無論就社會文化,還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問題, 應當是如何界定和劃分中國東北大的地域文化類型。2006 年 10 月,在哈爾濱召開“黑龍江流域文明”學術討論會,出版了《多維視野中的黑龍流域文明》論文集。會上許多人均認為“黑龍江流域文明”,是中國東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會上我亦應邀首次發表了 《遼河文明與長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論》。這篇與大多數與會者視角不同的論文, 在 “編者的話” 中這樣評述:“王綿厚先生學養深厚, 眼界開闊,其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說,從宏觀上梳理了黑龍江流域文明與中國東北其它區域文化之間的關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義,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龍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討如何從宏觀上界定中國東北應有幾個大的地域文化。 因為在此前后, 學術界已有東北地區“五大流域文明”、“渾河文明”、“凌河文明”、“遼河文明”、“長白山文化”和“鴨綠江文化”等諸多地域文化的命題。這些提法如果就一個局部的地區看,似乎每一個“區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為“文明”是一個難以量化的載體。但廣義博大的“地域文化”,顯然并不應局限于一條河流或一個民族區域, 而應是一個有著廣闊的自然生態鏈條和傳承有序、 特色鮮明的社會人文(民族)內涵的大區域文化系統。從這個意義上看待和確認“中國東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認為,其形成至少應具備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獨立的、自成體系的自然生態系統。如“長白山文化”區,無論從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澤為特征的獨立自然生態系統,無論在中國東北還是在東北亞都獨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區,亦無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間斷的“文明起源”或文化傳承的連續性。以“遼河文明”為例。在“遼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連續發現了 50 萬年前的本溪廟后山、28 萬年前的營口金牛山、 十幾萬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鴿子洞等舊石器文化,以及從 8000年前的興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陽新樂,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遺址” 代表的 “古國文明”和 4000 年以來以“夏家店下層文化”代表的“方國文明”。這是迄今為止,除黃河流域連續發現從百萬年前的河北泥河灣到幾十萬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內蒙古河套,到陜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東、河南等地的龍山文化外,中國北方包括東北亞地區,無可比擬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區。 它的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和先導性, 顯然不是同處東北的黑龍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穩定的、 顯明地域特色的經濟形態。上述所舉的遼河文明區、長白山文化區和草原文化區,前者是公認的東北亞前沿、環黃渤海北岸的以“漢文化圈”為主的農耕文化區;后二者的東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經濟形態,則亦十分凸顯。這三大經濟形態區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條河流的局部資源獨立形成,也不是在一個歷史時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長遠的歷史根源。這是構成一個獨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區的深刻經濟基礎。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歷史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發展譜系。 僅舉歷史上民族系統最復雜的“長白山文化”區為例。十年前我在劉厚生先生主編的《中國長白山文化》的“考古編”中,略舉了長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統的高句麗等民族,長白山北系的肅慎、 挹婁等民族, 長白山東系的“東穢”和沃租等民族,長白山西系的“北穢”和夫余等民族。這些舉略可能并不完備,但其各族系有一個公同特征: 這些民族在長白山區系的發展演變中,都具有數千年的歷史。它的土著文化影響,至今仍有余緒。這是任何一個單一的“流域文明”難以實現的民族文化傳統,體現了“長白山文化”區, 作為東北亞大區域民族文化體系的連續性和廣博性。
其五, 具有跨區域的特征鮮明的獨立地域文化形態。以本文所舉的“草原文化”為例。在這一東北西部連接亞歐大陸的草原文化區, 幾千年來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區”。從匈奴、東胡、鮮卑,到契丹、室韋、蒙古,盡管草原民族譜系的演變時有更替,但“草原文化傳統”,卻跨越山系和水系文明一直延續下來, 構成了東北亞地區連接中亞獨立的地域文化區。
總括上述所舉的五個主要文化要素, 即構成本文所說中國東北 “三大地域文化”———“遼河文明、長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條件和穩定的文化要素。 當然在這種大地域文化下分別存在的“子文化系統”, 無疑也是東北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如近來臨江市依托鴨綠江上游的地緣優勢,成立了“鴨綠江文化研究會”,我認為就是“長白山文化” 大區域文化范圍內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機構。 這些小區域文化的研究, 不僅有其自身特色,而且可以為大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豐富資料,而且是大地域文化研究“海納百川”的重要分支和補充。
#p#分頁標題#e#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古民族研究
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古民族研究, 是東北史研究的一個老課題。從金毓黻先生的《東北通史》開始,以“漢———肅慎、挹婁———夫余、高句麗———東胡、鮮卑”四系的東北古代民族譜系一延續至今。④當前需要加強的研究重點主要有三個。 一是對宏觀的東北民族史分布體系, 是否應有新的認識和調整。二是對已知的考古學文化,進行民族譜系的審慎研究; 三是對研究薄弱的民族應加大研究力度。前者如筆者 2004 年在《東北史地》第 5 期發表的《先秦時期東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遺存新論》,提出傳統的西部“東胡—鮮卑”系民族之前,從當代考古學和先秦文獻,“肅慎、燕亳吾(商周)北土”的記載看,在燕山以北、上遼河流域,應有一支更早于“東胡”的“燕亳”民族———即考古學上的覆蓋面廣闊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這樣東北民族分布遼西地區的早期民族譜系, 似應調整為 “燕亳———東胡”族系。其中“燕亳”是存續了一千年以上,是上遼河流域重要的土著“方國文明”。當然類似的問題,必然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種提法,都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而是一個需要長期研究的見仁見智的問題。后者,對一些東北亞地區的重要民族,如至今尚缺少一部系統的東北“穢貊民族史”、“槖離、夫余民族史”和“鮮卑(三燕)民族史”等。 這顯然與已有一個世紀的中國東北史研究極不相稱。
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區域考古學
東北史研究與東北區域考古學, 以往如孫進己先生曾提出的, 多數注重地方史與考古學文化的族屬比證問題。 此次文章中, 孫先生在第十節“關于考古文化”,重新提出這一問題。其實從東北史與考古學的關系,更深層次的問題并不僅如此。諸如東北史研究中的區域文化與考古學類型的對應或演化關系, 考古學文化的形成與東北自然地理環境和民族區系變遷的關系。 還有如何看待東北“三大地域文化”與宏觀的區域考古學分區的關系,如何審視處于東北亞腹心地位的中國“長白山文化”是否具有相應獨立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再如重要的山系和水系在東北區域考古學文化分區上的標志意義等。對后者,我最近在《千山和龍崗山脈在考古學文化分區上的意義與高句麗起源》一文中,⑤曾經探討性提出,在東北地區目前可認定的考古學文化分區中,應各有縱橫二條山系,更具有文化座標意義。 其一為縱向的南北分列的醫巫閭山和張廣才嶺,其二為橫向的千山和龍崗山脈,包括吉林哈達嶺。 兩者在東北考古學文化研究分區中,都具有重要意義。
前者醫巫閭山為遼西古文化 (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和遼東古文化(高臺山文化和遼東大石蓋墓、石棺墓文化),直至秦漢遼西郡和遼東郡“漢郡文化”的明顯分界線。后者張廣才嶺則是“長白山北系”牡丹江流域以東,包括“鶯歌嶺文化”和三江平原的“鳳林文化”,與嶺西松花江流域的“槖離溝文化”和夫余先人“西團山文化”的天然分界線。如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筆者與李健才先生,為考察東北古代交通,曾對牡丹江流域和松花中游部分史跡進行調查, 即后來李健才先生在《東北史地考略》第一輯中確認的“夫余(西團山文化)東與挹婁結界之地,當在今張廣才嶺”⑥。即張廣才嶺,在“長白山北系”的“北穢”域“肅慎”系考古文化分區中,具有分區標志意義。對上述各考古學文化的族屬和性質,雖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如新近的“鳳林古城”代表的漢魏文化,多以“挹婁”文化屬之,筆者傾向為《魏書》等記載“豆莫婁”及其先世的考古文化。但僅舉上述“二縱二橫”重要山系的文化分區標識,卻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不斷得以俾證。
其二,橫向的遼吉兩省考古文化分區,我認為則以千山和龍崗山脈(包括哈達嶺)為代表。前者千山山脈橫亙在遼河入海口和鴨綠江入海口之間,是遼東半島沿海文化與遼東半島腹地遼東“兩江”(鴨綠江、渾江)和“兩河”(太子河、蘇子河)的以“石蓋墓文化”代表的青銅文化分界線,亦即遼東高句麗文化起源的核心文化地區。后者龍崗山脈,包括吉林哈達嶺,屬長白余脈的松遼分水嶺。其明顯地劃分了遼東青銅文化與松花江流域“西團山文化”的南北兩區的分界線。同時也成為同屬東北“穢貊系統”的“南貊”與“北穢”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界線。即遼東的“貊系”文化,與松花江流域的“北穢”文化,應以龍崗山脈和吉林哈達嶺為分界。諸如上述看法,可能在學術界尚存爭議。但有一點可以趨同:以醫巫閭山和龍崗山脈等代表的山系,在東北地區, 其南北考古學文化上顯現的區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差別, 越來越得到考古新發現的佐證。
東北史研究與各專門史研究的關系
自20世紀90年代,國內與草原生態文化相關的研究開始多了起來,眾多專家就生態文化、游牧文化、少數民族原生態文化、蒙古族傳統生態保護法等等,進行了多角度、深層次的研究和探索。
有專家提出:蒙古族生態文化是由牧民、家畜、自然三要素構成的生產方式及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的生態化的價值觀和認知體系。從物質層面來看,蒙古族生態文化是以游牧的生產方式的形成作為客觀前提的;從精神層面上看,對生命的理解、對生命與環境關系的認識等是古代蒙古人創造精神層面生態文化(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和諧共存)的基礎;從制度層面看,歷經數千年形成的游牧人的生態觀念已經被加以制度化并形成特定的價值取向,從而不僅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起著監督指導作用,同時還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制度,如法律制度、分封制度、軍事制度等。
近年來,有多篇學術論文如《論草原生態文化》對草原生態文化的概念、類型和價值等進行了探究;《論蒙古族的傳統生態文化》論述了蒙古族傳統生態文化的主要特征、來源和組成等;《誠信倫理與生態倫理》分析了生態倫理是草原文化的思想精髓;《略論草原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則提出了“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質,是草原生態文化的重要研究內容;《論草原文化的價值系統》提出了草原民族“天人相偕的自然觀”;《論草原文化的基本價值體系》提出了“以自然為主導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是草原地區人與自然關系上體現的價值觀。
還有學者在專著《草原文化的生態魂》中提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方式是以蒙古族為主的中國北方地區少數民族幾千年來遵守的生存、生產、發展的方式,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所以生態文化對草原地區少數民族來說并不是新的生存方式;蒙古族生態文化在精神層面的體現,主要是指在與環境相互適應的物質生產、生活技能與知識體系的基礎上產生的對生命的認識、對周圍環境的認識以及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等;可以概括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感念自然,知恩圖報。
“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確立,不僅將草原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指明了草原生態文化崇尚自然的研究方向。崇尚自然是草原文化的生態魂,是草原生態文化的基本特質和重要內容,也是草原民族的行為規范與處事準則。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草原文化研究課題組提出:崇尚自然的生態理念主要包括對大自然敬畏崇尚,尊重生命的生態意識;與大自然友好相處,和諧共生的親情意識;對大自然知恩圖報,適度索取的節制意識;對大自然愛護有加,擔當責任的自律意識等,以及由此衍生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意識。
可見,草原生態文化就是崇尚自然的文化,就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珍愛生命、師法自然、順應自然、維護自然的文化,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統一,人與其他生物及人與人共存共榮,生態文明與其他文明相得益彰,草原生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文化。
草原生態文化是以生態價值觀為指導的草原地區的社會意識形態、人類精神和社會制度等的綜合與抽象,是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生存與發展方式;可以分為精神層面的草原生態文化、制度層面的草原生態文化以及物質層面的草原生態文化等。
二、草原生態文化的特征
系統性與整體性。草原區域的生態文化可以看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一個系統。草原生態文化傳承與發展應該是系統的、整體的傳承與發展,是文化以及經濟、社會、人、自然等的全面發展,既充分合理地利用人的、社會的、自然的各種資源,也為綜合、全面、持久的傳承與發展創造條件,不追求局部的、暫時的效益,而要追求系統的、整體的、全局的、長遠的效益。草原生態文化要維持、恢復自身及草原生態系統整體要素的多樣性,特別是生物多樣性,要有效保護生物物種及遺傳資源。多樣化的組成及其結構,才能使各部分之間聯系緊密、互補互惠、相生相克、共存共榮及協調穩生、循環再生、多樣共生,從而增強草原生態文化系統的抗逆性、承納性及穩定性、持續性。以多樣性、多層次網絡結構為基礎的物質轉化、分解、富集與再生的效率決定草原生態文化系統的興衰。
協調性與和諧性。草原生態文化要求草原生態經濟系統中的各要素協調一致、和諧統一,即生態與經濟相協調、人與自然相和諧。“持續高效”是草原生態文化及草原生態經濟系統的目標,而“協調和諧”是其過程。生態、經濟與文化協調和諧性包括生態經濟結構的協同性、生態經濟進化的同步性以及生態經濟功能的一致性等。草原生態文化傳承、發展要有合理協調的生態經濟文化結構,其系統的要素、層次、子系等必須維持一定的對應和比例關系即“秩序”,生態結構、經濟結構以及技術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要相互對應、相互適應、有機關聯、合理變換,不能以破壞和削弱生態結構為代價來建立與增強其他結構,從而形成協同一致、功能高效的耗散結構狀態。生態經濟文化協調和諧發展也包括生態經濟文化系統各子系統協調同步進化,即經濟要發展,生態要改良,文化也要進步,而且經濟的發展要建立在生態發展、文化進步的基礎之上,保護與恢復生態及文化重要,建設與擴展生態及文化也同樣重要。
持續性與高效性。草原生態文化要求不斷提高各類資源的利用、轉化效率,增強其功能;要求不僅要維持傳承與發展適宜的速度,更要保證質量和效果;不僅爭取較高的經濟效益,還要獲得良好的生態效益與文化效益。要以生態效益、文化效益為基礎,經濟效益為主導,實現生態經濟文化效益及技術、社會效益的有機結合、協調一致,從而形成草原生態經濟文化綜合效益的最佳協調值,以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求。
草原生態文化是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原是在草原上生產生活的人們的搖籃,是草原文化的根基。長期以來,我國北方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珍視草原、愛護草原,使得綠色的大草原生生不息、演替至今。 在“崇尚自然”理念指導下,逐步形成并完善“崇尚自然、維護草原”的生產生活方式。草原游牧業生產方式,可以說開創了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先河,在特定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經濟條件下形成了人、草及畜的和諧,實現了草原生態經濟系統良性循環、進展演替。游牧業的生產經營與發展的過程,就是草原資源的永續利用、有效保護的過程,也就是草原生態經濟文化協調持續發展的過程。
草原生態文化要求資源的永續利用、發展的可持續,要求遵循自然資源與環境的有限承納力原則。極限,就是資源與環境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支持能力及資源環境承納力的有限性、經濟增長的生態閾值的存在性。過度利用、消耗了自然資本的存量,自然資源、環境及生態系統的吸收與再生能力便下降,自然總資本減少,也就談不上持續協調高效發展了。在草原牧區的經濟社會中,維持自然資本主要是草原資本的完整和增值已成為維持發展的最關鍵因子。草原生態文化具有平等性與共享性,追求當代人和后代人的平等共享。人們在考慮自身需求與消費滿足的同時,也要對未來各代人的需求消費負擔歷史性責任,確保當代及以后各代人相對平等地獲得資源與環境的機會與權利,當代人在保護環境基礎、合理利用資源以滿足生存發展享受的同時,有計劃地為后代人保留、培植富足的資源與美好的環境,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的基礎與能力。
三、草原生態經濟系統與草原生態文化
草原生態經濟系統是在自然生態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中形成的獨立存在的運動系統。它在草原生態和草原經濟的矛盾運動過程中表現出一系列特性:系統的綜合性、結構的協同性、功能的潛在性、天然的依附性、條件的嚴酷性、機制的脆弱性、地域的差異性、生物的多樣性、牲畜的雙重性、勞動的特殊性等。而這些基本特性又與草原生態文化的形成、發展相互關聯。
由草原生態經濟系統孕育、生成的草原生態文化,也是多要素、多層次、多方面、多角度的,既有物質層面的草原生態文化,也有精神層面的草原生態文化;生產方式中有草原生態文化,生活方式中也有草原生態文化。
草原生態經濟系統的各個子系統之間、子系統各成分之間,都具有內在的、本質的聯系,這種聯系使草原生態經濟系統構成一個有機的、協同的整體。而草原生態文化是草原生態經濟系統的文化成分、文化功能,可以說它也是一個文化的子系統,也以一定的結構、一定的功能,為實現一定的目標而協調運轉,從而產生草原生態文化功能放大作用。
草原生態經濟受自然生態因子制約,對自然環境有很大的依附性。在草原上形成的、主要以游牧業為基礎的草原生態文化,也一定具有強烈的天然依附性,是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師法自然,順應自然規律、巧用天時地利、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文化。
草原一般分布于溫帶的干旱、半干旱地域,自然災害嚴重,特別是干旱、風暴、白災、黑災等災害往往給草原牧區特別是草原畜牧業帶來毀滅性的損失。為了應對這樣嚴酷性的條件,草原生態文化中就出現了諸多的避災、防災、減災的內容,逐水草而放牧的草原畜牧業生產方式中就有避災、防災的科學文化理念。
草原生態經濟系統的生態機制、經濟機制、技術機制具有脆弱性。草原生態經濟系統的生態經濟閾值較森林生態經濟系統的要小,其經濟和生態綜合抵御災害的能力比農田生態經濟系統要低。一定程度的人類的干擾行為或天然的不良影響作用于草原生態經濟系統,很可能帶來草原生態和經濟兩方面的損害。為此,草原生態文化 要求人類必須謹慎對待草原,強化草原及其環境保護的制度和措施,對草原要實施輕度利用,要保護水源、林木和野生動物。
我國的草原從東向西呈現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高寒草原的類型特征。不同的生態系統,草群結構和草種組成不同。人們為了適應草原的地域差異性,實現經濟活動的高效率,在不同草原飼養不同牲畜,這就形成了與不同的草原生態類型相對應的不同的草原畜牧業經濟類型。而不同的草原生態經濟類型也形成了有一定地域差異性的草原生態文化。草原的多樣性、草原生物的多樣性、草原生態經濟類型的多樣性等,使得草原生態文化豐富多樣、光輝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