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文化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龍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龍舟文化的起源與內容

1龍舟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龍舟運動起源于兩千多年前，其傳說各不相同，但歸根到底都表達了人們的美好愿望，隨著龍舟運動的興起，龍舟文化也隨之產生，有研究者認為，龍舟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其一是人們對“龍”的信仰與崇拜，即俗文化。其二，隨著龍舟競渡在民間的不斷發展，逐漸升華為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象征，即“精英文化”階段［3］。其三，商品經濟文化的發展，也為龍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所謂“龍舟搭臺，經貿唱戲”等等均體現了“商品文化”的價值內涵［1，3］。

2龍舟競渡的文化內涵

浩瀚無際的中華民族文化寶庫，龍圖騰奠定了龍文化的根本基礎，其中以水生態環境為依托的龍舟競渡無疑是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深受人民大眾所喜愛［4］。龍舟競渡是圖騰文化———龍為外型設計改造，具有濃郁的民族氣息，是在不斷融合嬗變中形成的多層次、多文化的復合體。龍舟競渡以其所具有的精彩紛呈，頗具民間特色，融觀賞、競技、娛樂和協作等為一體，體現了中華民族積極向上的精神，決定了龍舟競渡運動的大眾化屬性［5］，龍舟文化具有廣泛的民間基礎與大眾基礎。龍舟競渡是生態文化，龍舟競渡所依托良好水生態環境，激流勇進，兩岸吶喊此起彼伏，為其生態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生態與人文基礎［6］。

龍舟競渡運動在宜春學院發展的現狀

高校正在成為龍舟運動的一個重要營地，越來越多的高校龍舟隊伍參與比賽的意義，并不簡單的是要取得多么好的成績和名次，更深層次的意義是，這是對龍舟運動人口參與面的擴大，是對龍舟運動技術含量的提高，是對傳統龍舟隊伍的一個挑戰，是將龍舟文化更好、更全面的傳播。從這個意義上講，高校的龍舟隊將會促成龍舟運動的一次全面飛躍和提升，同時作為一項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傳統活動，龍舟運動一直以來多在民間活躍，隨著中國龍舟協會對龍舟運動的規范化、制度化管理，龍舟運動已經呈現出了新的面貌，龍舟運動本身具有的魅力，比如團隊精神的培養、堅強毅力的鍛煉等吸引了很多高校學生，促成了龍舟在一批高校起航。

高校在人才、知識等資源上相對比較集中，這對開展龍舟運動比較有利，另外，高校在訓練中也會從專業角度對龍舟的技戰術、訓練手段等進行研究，這也是對龍舟運動的進一步提高與發展，并賦予龍舟運動以更新的文化內涵，經過這個提高過程，再進行推廣，對龍舟運動的發展將會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7］。現代與古老，科技與傳統的結合是項目與文化發展中的一個自然轉換現象，一個運動項目、一種文化不斷前進需要在總結傳統的基礎上引入現代的元素。

盡管高校龍舟運動的開展與認同只是近若干年的新事物，盡管首次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賽艇與龍舟分會成員只有區區十所大學，但到目前為止，高校龍舟運動已經蓬勃開展，相關高校龍舟文化與技術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經常組隊參加全國各種龍舟賽事活動的高校也越來越多，充分體現了高校開展龍舟運動的優勢［8］，龍舟運動因高校的參與會越來越具有活力，其發展也越來越快，龍舟運動已成為大學生十分喜愛的體育運動項目之一，隨著龍舟運動在高校的開展，龍舟文化也慢慢開展起來，許多大學生通過龍舟文化的熏陶，改變自己的不良嗜好，成為品學兼優的當代大學生。

龍舟競渡運動在宜春學院延續與發展的措施

1開設龍舟文化選修課

高校是一個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地方，與中學相比較，大學生具有自主選擇學習的權利，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選修自己感興趣的課程。面向全校學生開設有關龍舟文化的選修課程，滿足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廣泛涉獵民族傳統文化，拓寬知識面，增強綜合素質與能力，為適應21世紀對高素質人才的要求打下基礎。同時龍舟文化公選課的開設，也為教師施展才能，傳播知識，為學生完善自身的知識結構、培養學生的文化素質、促進學科交叉，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2開設龍舟文化傳承與發展知識講座

目前，許多高校每年都會抽出大量時間與經費為本校學生開設各種知識講座。龍舟文化在高校作為一個新興的科目，尤其迎合了當前大學生思維活躍，民主意識較強的特點。作為民族傳統文化項目的代表，龍舟文化教育可以考慮采取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提高的“自主式”教育模式，積極引導學生閱讀研究龍文化與龍舟文化，探索龍文化與龍舟文化的淵源，體會龍舟文化的精髓所在，同時，廣泛招募龍文化熱愛者積極參與龍舟訓練與競賽，引導大學生體會龍舟競賽中體現出來的團隊協作精神，增強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合作、共同努力的思想。這也是龍舟文化在高校發展的意義所在之一。

3舉辦校園龍舟文化節

在端午節期間，開展維持一周的龍舟文化節等相關的一系列活動，如學校龍舟隊征集隊標，鼓勵教師和大學生積極參加設計，并評選出1，2，3等優秀獎，給予獎勵;開展龍舟文化有獎知識競賽，不但可以宣傳龍舟文化，還可以讓學生積極主動地了解并喜愛龍舟文化;舉辦龍舟文化知識展，讓更多的學生可以到場參觀與學習交流;舉行龍舟下水儀式活動，讓學生積極參與，了解龍舟運動與龍舟文化;組織學生參觀當地富有民族特色的龍舟比賽，通過觀看比賽，讓學生了解從龍舟運動中提煉出來的龍舟文化的真正含義。通過舉辦各種有關龍舟文化活動，在高校校園內掀起一片“龍舟熱”。讓更多的學生去喜歡并主動地傳播龍舟文化。

4舉辦高校龍舟友誼比賽

篇（2）

1. 楚人審美情趣崇鳳的構建

楚人把鳳鳥視為自己祖先祝融的化身，據《白虎通?五行篇》載：“祝融者，其精為鳥，離為鸞。”在楚人眼里，鳳是一種至真、至善、至美的形象出現。對于鳳的象征意義，楚人顯得獨具慧心。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便自稱是“不鳴則已，鳴將驚人”的鳳鳥；屈原也常以鳳自喻：“鳳凰在?兮，雞鶩翔舞”；宋玉曰：“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風獨遑遑而無所集。”這都說明了鳳的天賦異稟、卓爾不群，因此自然受到巫風浸的楚人的膜拜。他們相信人死后的靈魂不滅，可以升天或入地府，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早有“跨鳳上天”的故事，《荀子?解惑篇》有說：“有鳳有凰，樂于帝心。”看來鳳便是這靈物了。本來就因為原始氏族的祖先崇拜就尊鳳的楚人將鳳賦予了“巫覡”的神通，它不僅是楚人心目中的神靈，更是巫術儀式中的一個工具和組成部分，具有非比尋常的神巫力量。鳳凰身上“五色備舉”，美麗之極。而這五色又是德、義、禮、智、信五條倫理的象征。《山海經?南山經》云：“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者天下安寧。”從這個意義上說，鳳凰的美是外美與內美的統一，是至德、至慧、至情的統一性，是祥和、幸福、恩愛的像征。

同華夏民族頂禮膜拜的猙獰恐怖的龍相比，楚人崇拜的鳳則顯得雄姿英發、氣度非凡。鳳，是楚人審美情感的載體，有著瑰麗詭異的浪漫主義色彩，進而成為體現楚人民族精神的象征。鳳那種叱咤風云的浩氣和異彩紛呈的風采，正是楚文化精神的絕妙體現。鳳凰作為一種被神化、美化、理念化的鳥的形象，自身從神靈崇拜到精神意象的衍進與升華；而強烈的人的主體精神的注入，則進一步促成了鳳文化在其起源、衍變和發展歷程中，發生了一種“質”的變化。千百年來，它與龍文化相輔相存，歷久不衰，并行不悖，輝映千古，展示出了華夏子孫崛起于神州之上、奮飛于九天之外的壯美情懷和雄心壯志，從而成為中華民族先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 楚人從尊鳳到尊龍的創新文化

綜觀西周前的歷史文化，許多地區都不乏有鳳鳥的身影。傳說中，楚人的祖先祝融是一只鳳鳥，而秦人的祖先大業則是“玄鳴隕卵”，其母吞之所生。大業的后代，相傳也多是鳥身人言的神靈。玉鳳的出現，雖然從出土文物上看，上可鑒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大尾玉鳥。其實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象牙雕刻“雙鳳朝陽圖”和骨雕“雙鳳負日圖”上，就有了它的身影。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大尾玉鳥是枕于墓主頭部。由此可見玉鳥具有特殊高貴的社會特定屬性。一些專家結合紅山C玉龍的文化現象，認為大尾玉鳥就是鳳的原型，并且進一步推測這就是龍鳳文化之肇始。1992年山西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龍鳳紋玉柄形飾上，鳳鳥紋作側身立姿，與卷鼻“臣”字形龍目呈上下相背之狀，雖然龍盤曲在鳳鳥的下方，實則是一龍一鳳側身紋飾的首尾呼應結構。由此不難看出與商周時期的龍在上鳳在下紋飾發生了過渡變化的關系。

然而到了春秋晚期，太原金勝村晉卿趙氏墓出土的玉龍鳳合體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不再是上下的結構形式，而是承接西周后期雙身咬尾龍的左右頭尾相顧結構，是一種具有地位平等的寓意結構。這種上下結構向左右平等結構的變化過程，表現的不再是神權意識。而是強調合雕象生玉器中龍鳳都是地位平等的主體紋飾。究其主要原因，是春秋晚期周室的衰落，社會動蕩禮崩樂壞，各諸候的僭越活動激烈所致。過去代表上下君臣尊卑關系的象生合雕玉器，被龍紋虎佩、龍鳳紋佩等主體紋樣合雕所取代。這種左右平等結構的龍鳳玉紋飾在時間上，正好和“周伐楚，楚東遷”的時期較為吻合，周昭王攻楚敗亡，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許多“姻親之國”紛紛爭雄稱霸。《左傳?昭公十二年》“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這種建立在與周室“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基礎上的主從關系，反映在當時依然將玉器視為禮器的政治社會環境下，當時的王權結構中，既強調了統治者的王權意識，也提高了眾姻親國原鳥族部落氏人的社會政治地位。為后來春秋爭霸提供了分權爭雄的政治土壤。

楚國的鳳鳥精神常常藝術性的表現為，幾條龍拱衛盤繞于鳳的身上，或者一只鳳鳥大步前行，追逐著一龍，而龍卻已示弱，并作反身躲避的態勢。也就是這段時間開始后，如信陽長臺關M1出土玉器和平糧M16出土玉器，以及長豐楊公M2和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楚國王室貴族用玉，都較異姓貴族和封君貴族們所使用的佩飾好。不僅質地高，而且體形大，琢工精細，厚薄均勻，光潔無瑕，形制規整。龍與鳳的形象則更多為組合式，可謂千姿百態，表現出龍、鳳的多情多意，一改春秋楚玉中龍多鳳少的現象。從這些出土楚人佩玉的服飾文化中，如從玉佩的種類和結構上分析，能清晰地判明墓主身份的不同。這正符合戰國時期楚人的“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下有貴賤”的古禮制度特征。

3. 龍紋玉器對楚人精神的彰顯

至于楚人何時又以龍為圖騰，說法不一，一種說法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鳳為圖騰的強大楚國經常對黃河流域進行侵擾，最終，黃龍奮起反擊，伴隨著楚王國的滅亡和復辟失敗，黃龍終于征服了桀驁不遜的鳳凰，從此鳳跪在黃龍的腳下。另一種說法是：遠古時代的吳越和中原一帶多屬龍為圖騰的氏族。由東夷一支氏族北遷中原又南下到荊山，繼而擴展到江漢湖湘一帶，與此地本屬古炎帝部落，重鳥崇鳳的諸多土著民族融合，形成了以鳳為圖騰的楚族，并在此建都立國。以后隨著楚國疆域的擴大，融合南方諸氏族成為擁有中國半壁江山的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國，融進了龍圖騰新的意蘊，新的風采。他們崇拜鳳也尊重龍，于是形成“龍鳳呈祥”的圖騰崇拜。

楚國的物質文化離不開龍的藝術造型與紋飾，在玉器中表現尤為突出。北方黃帝神圣，南方炎帝狂怪；楚國屬于類帝系統，突出的表現是龍威武。比如，建國初期，在長沙一楚墓出土人物龍鳳帛畫，畫面為一貴婦人雙手禱龍與鳳；龍在攀升，鳳在飛翔，龍尤為受尊崇。龍轉敗為勝，鳳由勝轉敗，發生在楚漢相交之際。因此，這種變遷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此畫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其一，形象少而精，除了招魂和升天目的所必需的外，沒有任何可有可無的形象；其二，招魂和升天的主要媒介物由鳳變為龍，包含著楚人由崇鳳向崇龍轉化的深層文化內涵。

蟠繞龍紋里龍身相互纏繞，形成的二方連續和四方連續的圖案，正象征著楚人對升天的幻想以及對神獸的崇拜。楚人想通過龍升天成仙的愿望思想里面蘊含著楚人對美好生活的一種向往和憧憬，體現著楚人的浪漫主義情懷。對龍紋的崇尚，也透露了當時統治階級的審美追求和思想意識，表現了一種新的文化現象正在興起。思想意識變化影響并推動了藝術思想的流變，使得早期紋樣中所透露出來的神權的猙獰，凝重，神秘漸漸消失，轉為一種精巧，富麗充滿了人性化的裝飾風格。“龍”是以蛇圖騰為主的遠古華夏族、部落不斷戰勝融合其他民族部落，不斷合并其他圖騰逐漸演變而成的。聞一多先生認為：龍的基調是蛇。它可能是以蛇為圖騰的大部族后來逐步兼并了眾多以其它動物為圖騰的小部落，在融合了其它圖騰的某些因素之后，蛇便添了獸類的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鳥的翼，魚的鱗和須等等，進而合成“龍”的形象。《說文》日：“南蠻蛇種”。按此說及聞一多先生的考證，說明楚人就是信奉龍圖騰的。

楚文化中所保留的這些豐富的神話傳說，及巫術活動，為楚藝術圖飾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并擴大了楚人的幻想空間，這類圖飾藝術為人們展示了一個“人神雜糅，關怪陸離”的神秘藝術世界。可以說，楚地大量出土的龍鳳玉佩，是楚人尊龍崇鳳的最好例證，它體現的北南文化的和諧相處，體現的南北地域的互相尊重，體現的是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極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因此，龍與鳳同登舞臺從而龍飛鳳舞，是握手的象征、是和睦的象征、是團結相互尊重的象征，龍鳳等于吉祥，在中國人眼里從此寓意著陰陽和諧、婚戀美滿、求吉祈福！

參考文獻

篇（3）

伴隨著產品技術性和專門化的提高，產品標準及認證在現代社會中愈發凸顯其重要性，在傳統社會中，這項工作主要由政府來承擔，但基于行業協會等私人組織在人員專業化及信息方面的優勢，目前在許多國家，這項工作已轉向于行業協會來承擔。由于行業協會存在發展的最大動力來自于成員企業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故而一旦行業協會承擔了標準制定及認證工作，那么該項“公益性”作業便極有可能成為成員企業限制競爭，不當追逐私利的重要手段，故當前有所謂“一流的做標準，二流的做技術，三流的做產品”的說法。也因為如此，故現代反壟斷法較之以往，更關注于行業協會在標準制定及認證中的限制競爭行為，本文擬通過對標準制定及認證中競爭效應之分析來展示標準制定與認證中的反壟斷的法律規制制度。

（一）標準化與市場競爭[2]

所謂標準，《布萊克法律大辭典》有兩個解釋：一是指由習慣，同意或權威所接受的作為正確的模式；二是測量可接受性，質量及精確度的水準[3]，在我看來，這兩個含義都可來指涉我們行將探討的論域，即標準化，實質上就是一個標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1983年7月國際標準化組織（250）第二號指南對標準化給了這樣一個定義：“標準化主要是對科學、技術與經濟領域內重復使用的問題給解決方法的活動，其目的在于獲得最佳秩序。一般說，包括制定、與實施標準的過程”[4].

標準化是現代市場競爭非常重要的構成，許多公共機構和私人組織都有專門的機構來致力于標準的制定和實施，究其根由，在于標準化具有使社會發展的積極功能。

第一，標準化有助于保障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健康。亞當、斯密曾經指出：“消費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目的，生產者的利益，只有在能促進消費者的利益時，才應加以注意”[5]，正基于此，故現代社會提出了消費者的范疇，強調消費者在生產者，銷售者以及政府市場干預中的核心地位。倡導市場經濟一切活動的首要目的應是滿足消費者的基本需求，保障消費者的主要權益，然而，在現代社會中，受制于產品的技術性、專門化，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消費者的“從眾”心理的局限，消費者在現實市場經濟生活中實質上是一個“弱者”，其擁有的許多基本權益不時面臨著生產者和銷售者不同形式的侵犯，而其中最為首要的權益便是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權，正基于此，國家公共機構和一些私人組織便采取一些行動來保障和提高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而標準化便是其中的重要舉措之一。這是因為囿限于消費者知識和信息的有限性，因而消費者對于產品的性能及安全指標了解甚少，故而對于某一特定產品原料的構成和生產工藝需要如何選擇才能保障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僅憑產品標識說明及介紹消費者是無法確知和理解的，也不能因之而使消費者產生對產品安全性的完全信賴，那么由專業性人士所制定的標準則可使消費者憑借對專業人士職業才能和道德的信任而使其標準的設定和實施得到了消費者的認同，進而促成消費者憑標準標識放心購買能保障其基本安全和和健康的產品，而另一方面，由于標準的制定機關是由專業人士構成，較之于消費者，其具有專業上和信息上的優勢，由此他們便能更清楚了解產品如何制造才能滿足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而作為他們思考結果的標準的出臺和實施便為生產者的活動提供了一個客觀的指南和導向，進而在客觀上也確保了符合標準生產的產品對消費者安全和健康的保障作用。

第二，標準化有助于便利消費者的生活。除了保障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外，標準化還有助于方便消費者的生活。一方面，標準化方便了消費者，譬如，標準化使同一類型的燈泡插頭口徑大小相同，從而使消費者不用擔心其所購買的燈泡不能與燈泡配套，這進而減少了消費者為尋求配套燈泡而花費的搜尋成本；而另一方面，相同兼容的標準的設定及實施有助于使消費者減少對某一生產廠家的過度信賴，比如，如果消費者不滿意某一品牌的計算機軟件，則他可以購買其它品牌與其電腦相配套的軟件，從而減少了消費者對其計算機品牌廠家的嚴重依賴。進而限制和反對了生產廠家的“捆綁銷售”[6]；其三，標準化可以為消費者提供諸多有用的信息。譬如標準的分類以及等級的排序為消費者檢測和評價產品質量提供了客觀的指標和信息，減少了消費者因知識的匱乏而招致“上當受騙”的可能性。

第三，標準化有助于促進競爭。這主要從三個方面予以反映：其一，標準化特別是質量標準有利于消費者易于辯識合格的產品，減輕了消費者不信任產品和服務的壓力，刺激和激發了消費者的潛在購買欲望，擴大了需求，進而增加了供給，市場規模也因之而強勁增長；其二，標準化使市場競爭者的種類減少，因為它淘汰了無法按標準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的廠家，從而使規模經濟成為可能，并降低了劣質廠家不正當競爭的可能性；其三，由于標準化使市場競爭產生規模經濟的成本優勢，那么便增加了該市場對市場外投資者的吸引力，于是可能帶動和引進市場的新競爭者，進而促進該市場競爭的高水平進行。

第四，標準化有助于生產廠家提高企業效益。其一，標準化促進了生產工序的統一性和流水線作業的可能性，從而可延長生產時間，提高機器設備使用效率，降低了勞動成本和投資成本，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其二，標準化為司法裁決產品質量問題提供了一個客觀性依據，于是增加了生產者在產品質量中的責任要求，這無疑有助于生產者提高自身產品質量；其三，標準化有助于促進企業增加信息收集的渠道，并提高了企業相互交換技術的可能性，進而促進全行業產品研發水平的提高和質量的改進，美國聯邦貨易委員會在其通訊報道中曾經提出：“成本調查和發展業績集中在一個文本中，標準能夠易于產業之間技術的傳播，通過這種方式標準就能為投資者提供有用的信息”[7]其四，標準化有可能促進企業的技術革新，標準化的過程是多個企業聯合開發的過程，在標準化過程中，相互技術得到了共同提高，從而提高了企業技術革新的可能性。

標準化在給社會帶來上述積極績效的同時，也會給市場經濟引發一些不良效應，特別是當標準制定及認證工作是由行業協會等私人組織承擔時，更一步放大了其不良效應和消極后果，具言之，由行業協會來承擔標準化工作將有可能產生以下諸多流弊：

第一，標準化有可能阻礙技術革新。前已述及，標準化的制定過程有可能通過成員企業的相互合作而促進各自企業技術的革新和改進，但一旦標準制定并頒行以后，它便可能阻礙技術的革新。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標準化有可能從心理上阻礙革新觀念的生存和發展，因為標準一旦作為被實踐和理論證明是“正確”的而固定下來以后，那一方面它便極易在研究者心理上形成一個成功典范的模式，研發者欲突破標準的束縛而另辟蹊徑，需要強大的動力才能克服標準產生的心理障礙；而另一方面，標準得到社會認同后，在消費者的心理上也會產生影響力，消費者會習慣于按照既定標準來評價和選擇革新產品，而與標準不符的，盡管可能在技術上更先進的產品由于其不滿足標準的要求，因而也很難取得消費者觀念上的接受和認同[8]；其次，標準化增加了革新的市場風險。與標準化不同的革新技術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上由于與標準化要求不一致，因而很難取得標準認證機關的認證，而欠缺這種認證，革新技術便無法或很難取得市場的認同，故而該項革新技術產品便由此面臨不確定的風險，因無法取得認證和市場認同而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需求，這必然將降低革新技術的預期收益，進而將導發企業研究開發與標準不符的新技術，新材料的積極性大為降低；最后，標準化為產品的原料采購和工藝化制作全過程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模式范本，而要突破既有框架的束縛而另尋他途將面臨巨大的技術上的不確定性，這也增加了標準化為革新技術而帶來的技術風險和障礙。

第二，標準化易于形成價格同盟。價格是市場競爭中最重要的競爭手段，也是指導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性力量，因而各國競爭法紛紛將價格固定視為最為嚴重的限制競爭行為之一，然而標準化的過程卻容易形成事實上的價格同盟。因為原料的統一性和生產工序的一致性都致使競爭者產品無論在外觀還是產品質量上都容易導致趨同，這樣就使生產者之間的區別主要局限于價格，固然這有可能引發價格競爭，但在行業協會的集體協作下更大可能卻是形成事實的價格卡特爾，而且由于這種價格卡特爾是因標準化而產生的，因而運用合理原則來評判這種事實上的價格同盟將導致一些非常隱蔽的價格卡特爾因之而逃脫反壟斷法的指控和制裁。

第三，標準化限制消費者的選擇。選擇權是消費者一項重要的權益，它是指消費者根據自己意愿自主地選擇其購買商品及接受服務的權利，其個中蘊意在于是否購買商品，購買何種商品應當消費者來決定，而不是生產者。然而，在標準化過程中，生產者相互之間通過標準化的協議排斥了不符合標準的商品和服務進入這一市場，雖然它有可能是基于對消費者安全和健康的考慮，但也有些是出于行業協會成員企業限制競爭的需要，這些被出于限制競爭的需要而產生的標準化所驅逐的產品和服務也許正好滿足了部分消費者特殊的個體化需求，無疑這樣的標準化便限制了消費者行使其本來應當可以選擇并得到商品和服務的權利。而消費者的這項選擇權卻因標準化所產生的統一性對個體化的否定而受到侵害。

第四，標準化有可能誤導消費者。由于標準及認證工作主要是由行業協會承擔，因而行業協會極容易基于對自我利益的考量而提供一些假信息給消費者，從而誤導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一方面，行業協會標準制定機關可以將一些并不關鍵的信息或技術要求制定成標準并主觀放大這些技術要求的重要性，從而使消費者錯誤判斷產品的質量水準和性能；而另一方面，行業協會可以通過標準化的制定并宣傳其權威性，讓消費者對非標準化產品產生排斥力，而實際上該項不符合標準的革新產品可能更具性能和質量上的優勢，也更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但標準化的宣傳卻阻止和誤導了消費者對這類非標準產品和服務的使用。

第五，標準化有可能限制競爭。標準化除易形成價格同盟進而限制競爭外，還可以以以下方式限制市場的自由競爭：其一，以標準化淘汰了不符合標準的生產廠商，而這部分廠商的存在客觀上將增加競爭的活躍性；其二，以標準化為借口，拒絕給對標準產品具有強大競爭威脅的革新產品的認證而阻礙市場競爭的激烈度；其三，通過設置標準而建立了市場壁壘，進而不適當地提高了市場新進入者的競爭成本。同時也增加了消費者購買標準產品所支付的成本；第四，通過對一些不必要的技術指標和原料的標準化設定，提高了市場競爭者的生產成本，這不利于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生存和發展，進而減少了大企業所面臨的競爭威脅，最終降低了市場的充分競爭程度。

（二）標準化與限制競爭的法律規制

前已述及，標準化在給社會帶來諸多積極效用的同時又產生了一系列消極的后果，有鑒于此，故各國反壟斷法均以合理原則來規制標準化中的限制競爭行為，下面我們以美國判例為例來揭示標準化的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制度。

在美國，如果標準化涉及下列情形將被判定違反反壟斷法：

1.因標準化而涉及價格同盟。

如前所述，價格是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競爭手段，因而一旦標準制訂者是借標準化為名而行價格同盟之實，那么法院將認定這種標準化是違反謝爾曼法的。在MilkandIceCreamCaninstituteVFTC一案中，[9]牛奶和冰淇凌罐頭機構要求其成員將所制鐵罐被制造成統一的類型，清除所要求的尺寸和樣式細微處的不同，由此成員企業在標準化以后價格趨同，于是聯邦貿易委員會提出指控，認為牛奶和冰淇凌罐頭機構涉嫌價格同盟，而牛奶和冰淇凌機構反駁到價格統一是基于標準化而產生的產品統一，而這種標準化又是遵守各州政府管理的目的，但上訴法院認為，在上述標準化過程中，產品統一是人為的而非自然的，雖然法院也認為“這種標準化的努力的多數是要遵守各種各樣的政府管理和為健康的目的，但是在標準產品上達到統一價格的目標比不是標準產品的要容易這個事實仍然存在”。因而，在本案中，由于法院認為標準化的設定是主觀的，而且這種協會成員的一致努力促成了彼此間的價格同盟，因而法院認定牛奶和冰淇凌罐頭機構標準化的行為目的在于形成價格同盟，故違反了謝爾曼法。

但是，如果標準化是客觀的并且得到法律許可的，即使這種標準化客觀上引起價格趨同，但有可能不被認定違反了謝爾曼法。在1949年的TagMfsinstituteVFTC一案中[10]，聯邦貿易委員會發現一個價格同盟并且認為價格報告協議的管理是由標簽和標簽產品的組成部分的標準化作為物質性協助的，然而，第一巡回法院拒絕共謀的說法，并且認為，“當然，受協會援助發展的標簽和部件的詳細標準將使[價格]協議更有用；一旦如果報告協議是法律許可，這種由標準化所帶來的協議有用性的提高幾乎不會給其帶來不合法的影響”。

上述兩個結果截然相反的判例表明，在判定標準化涉嫌價格同盟的案例上，法院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如標準化的結構，目的，用途以及制度及實施程序等方面都將成為法院認定標準化是否是實行價格同盟的工具的重要參考因素。因而，標準化本身并不是可責難的，如第9巡回法院在C-O-TwoFireEquipmentCo.VunitedStated一案[11]中所指出的那樣：然而，應當記住標準化決不會單獨成為共謀發現的證據，它總是環境鏈上的一個因素，環境和行為的結合，而非標準化和簡化，是發現違反反托拉斯法行為的基礎。

2.因錯誤認證而帶來的限制競爭

如果標準化，特別是認證不公正，那么認證機構將被承擔壟斷的法律責任。這在AmcricasocietyofmechanicalEngineers（ASME）VHdrolevel一案中體現得尤為鮮明[12].在本案中，ASME是由9000多家成員企業所組成的協會，它在技工領域頒布了400多個規章和標準，雖然ASME的標準僅具建議性，但因為聯邦、州、地方管理都要以它為參考，故具有很大影響。一個名叫Mcdonnell&Miller（M&M）控制了燃油裁斷裝置工業，然而，在六十年代中期，Hydorolevel引進了一個革新的截斷裝置，為了具有競爭力，這項新設計需要得到ASME的贊同，然而，由于Hydrolevel公司的新產品將對M&M公司的壟斷地位提出挑戰，而M&M公司的副總裁又是負責對該項技術進行認證的ASME下屬委員會的副主席，而下屬委員會的主席是M&M附屬公司的副總裁。因此，這兩位M&M公司的內部人（Insider）立即采取行動來避開Hydrolevel革新設計的威脅，他們給下屬委員會寫信認為Hydrolevel公司的產品不能提供積極有效的擔保，原下屬委員會在兩位主席和副主席影響下支持了信的內容，拒絕給Hydrolevel公司產品認證，于是Hydrolevel提起反壟斷訴訟，最高法院認為Hydrolevel的革新產品符合ASME的安全標準設計但被拒絕認證，由于ASME具有較大的市場影響力，而且這項拒絕認證是在相關者沒有回避情形下做出的，因而構成了限制競爭。

但是，在ConsolidatedmotelproductVAmericanpetroleumInstitute一案中[13]，法院認為如果認證工作程序合法，即使有可能給當事人帶來損失，那么都不應當被指控違反了謝爾曼法。本案所涉及的美國汽油組織是唯一一家對國內汽油設備設置產品標準的協會，具有很大的市場影響力，沒有采用APZ標準的企業甚至是無法取得用戶信任而進入市場。Consolidatedmetal設計了一種三葉器廚盤，但這種設計與APZ標準不同因而未獲APZ認證，但是APZ安排了Consolidatedmetal到APZ標準委員會去進行說明，盡管同意了對新產品的認證，但委員會認為Consolidated的產品仍然不符合APZ的標準，在受到壟斷訴訟的威脅并在一年半以后，APZ頒布了新產品的標準，認證了Consolidated的產品，由于不滿意延遲認證，Consolidated提起了反壟斷訴訟。

第五巡回法院受理此案后，認為APZ并未強迫終端用戶只能使用APZ的產品，并且也未采用其他行動來保證不符合APZ標準的產品不能被使用，更為重要的是，法院認為APZ盡管延遲了對Consolidated產品的認證，但其遵循了正常的分析程序，表明APZ并未具有限制Consolidated產品的惡意，綜上，法院認為APZ行為不具有岐視性，而且其對Consolidated產品最終給予了認證也顯示其未惡意抑制革新，因而巡回法院支持了地區法院駁回原告的請求，裁定APZ行為并未違反謝爾曼法。

在1984年的EilsonCorpVnationalsanitationFoundation一案中，法院認為，如果產品認證是由非競爭者所構成或至少不是由競爭者所控制，那么原告的將有可能被駁回。在本案中[14]，原告所屬的制造商業使用冰箱控制測試協會拒絕認證它的一項設計，而法院查明，測試協會所使用的標準是由廣大制造商和商業電冰箱用戶組成的團體制訂的，沒有證據表明測試實驗室被競爭的電冰箱制造商所控制，或者原告的設備受到任何有別于競爭者設備的對待；進一步說，少數其他會員制造商也曾經有過未獲認證而被迫修改設計的情況，最后，經認證的產品獲得測試實驗室的認證用章，不被認證的后果僅僅是收回印章，被告沒有試圖阻止任何人購買沒有印章的冰箱，因而法院認為如果原告認為被拒絕認證構成限制競爭，他必須證明“它在一個被競爭者岐視的基礎上被禁止獲得產品認證或者是整個行為被證明是不合理的”，由于原告無法提出這樣的證據，故法院確認駁回原告申訴。

從上述三個判例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考慮認證是否合法中法院需要考慮的一些因素。首先是認證機關的市場影響力，對ASME與APZ結果之不同一種分析思路便認為ASME的標準與政府標準相混同，而APZ則完全是民間性的認證相關，故ASME具有一定強制性，而APZ則是純粹性的自愿標準，故而ASME應當比APZ擔負更大的維護競爭的要求和責任，對其的法律規制也應當更為嚴格[15].其次是拒絕認證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原告能否舉證證明被告的拒絕認證行為給自己帶來了損害，并進而阻礙了市場競爭的充分程度；再次是認證程序是否公正，雖然最高法院在西北批發一案中曾指出，程序的缺失不能成為反壟斷的決定因素，但是，從上述兩判例來看，在美國，法院仍然關注在認證過程中的程序公正問題，這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因素；第一，標準制定者與認證者是否是申請認證人的競爭者，如果是相互競爭的，那么認證機關便極有可能陷入限制競爭的指控之中；第二，認證機關是否給予了認證申請人充分的陳述和聽證機會，如果拒絕認證，是否進行了解釋并給予了申訴的機會；第三，認證過程是否是公開的；第四，認證決定是否是在合理期限內做出。

3.通過標準化實行集體抵制。

如果行業協會標準化實施的結果構成對第三方不正當的集體抵制，那么法院將認定這種標準化是不合理的，這體現在RadiantBurners，IncVPeoplesGaslight&cokeco[16]的判詞中。在本案中，美國天燃氣協會（AGA）是由公共用戶天燃氣銷售商，管道公司，設備制造商所組成的一家私人協會，對那些通過安全性，有用性和牢固性的天燃氣灶發放“許可證”，原告制造了一種家用陶制天燃氣灶，據說這種灶更安全有效，但AGA兩次拒絕為該天燃氣灶認證，打上認證用章，并且原告申稱被告的成員企業拒絕給使用原告產品的用戶供應天燃氣，最終導致原告產品無法進入市場。于是原告提出反壟斷訴訟，第十巡回法院認為由于原告并未主張證明對原告產品的拒絕認證減少了天燃氣灶的生產產量，并且原告也未主張證明公眾被剝奪了購買更優越產品的權利，因而判決原告敗訴，但是最高法院了第十巡回法院的判決，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在最高法院看來，原告主張證明了兩個重要論點：一是原告證明了被告拒絕認證是由與原告相競爭的企業所主導的認證機關所進行；二是在最高法院看來，拒絕給原告的天燃氣灶用戶供給天燃氣，是應當適用本身違法原則的典型集體抵制事例。基于上述兩個條件，故最高法院認為被告行為是以標準化來實施不正當的集體抵制，因而應當適用本身違法原則，判定被告行為違反了謝爾曼法。

4.運用標準來限制質量競爭

前已述及，標準化是有助于生產廠商保障和提高產品質量，但是，在一些情形下，標準化也有可能被行業協會運用來維持一種低水準的質量規格，減少和限制產品的質量競爭。由此，運用標準來限制質量競爭也便成為反壟斷法的規制對象。這在NationalmacaronimanufacturesASS‘n（NMMA）V.FTC[17]一案中體現得尤為明顯。NMMA是美國全國空心棉制造業協會，其擁有24名制造商會員，并占據全國空心棉市場70%的份額，在1959年和1961年制造空心棉的硬質小麥（DurumWheat）發生短缺，價格飛漲，于是協會為避免硬質小麥的消耗而導致成本上升，于是頒布了新的產業標準，要求空心棉由50%硬質小麥和另一種硬質小麥（hardwheat）構成，雖然這項標準有效回應和減輕了硬質小麥短缺的影響，但客觀上卻降低了產品質量，因為完全由硬質小麥做成的空心棉質量最好，于是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提起反壟斷訴訟，指控NMMA行為是利用標準化來降低產品質量，人為固定價格，美國第七巡回法院支持FTC的訴訟請求，判決美國全國空心棉協會關于空心棉標準的行為違反謝爾曼法。

5.標準化被用來限制競爭

有時，標準化用來與似乎是不正當的貿易作斗爭，但其客觀上又限制了競爭，那么在美國，這些所謂善意的標準（Well-intentionedstandard）同樣是要受到法院指責的，換言之，標準化目的之善意并不能成為其不合理限制競爭的理由和支持，這項規則是在Fashionorginator‘sguildofAmericaInc，v.FTC[18]一案中得到法院的確認，美國時尚原創者協會（FOGA）是由紡織品制造商、煉鋼廠、染印廠、服裝設計者、銷售者等組成的協會，服裝設計師和制造商達成協議不將他們“原創產品”賣給同樣也從“盜版者”那里購買服裝的零售商，盜版者據說是抄襲FOGA的設計并低價銷售服裝，而在本案發生和審理期間，服裝設計是不能取得版權或專利的。FOGA聯合了12000家零售商參加本項集體抵制行動，并設計了一整套設計和銷售的標準，包括禁止零售廣告，限制打折，管制零售商的時裝款式等。FTC于是提起反壟斷訴訟，認為FOGA關于零售標準的確定實質上是不正當限制了競爭，固定了價格，但FOGA反駁道零售標準的確立以及對違規者的集體抵制是為了防范搭便車并且是為了保護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費者免受盜版的侵害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動，但令人略覺疑惑的是的法院支持了FTC的請求，判定FOGA行為違反謝爾曼法。

6.缺乏合理性基礎的標準化

如前所述，標準化具有促進競爭和保護消費者等諸多積極功效，這是標準化賴以制定并實施的合理性基礎所在，因而一旦標準化根本無法實現其積極作用，那么喪失了合理性基礎的標準化便只能是限制競爭的手段和工具，這樣的標準化將被美國法院認定違反謝爾曼法。

（三）標準化與反壟斷中涉及的兩個問題的探討

1.標準化與安全、健康因素的探討

標準化的一項重要功能便是保障和促進公共安全和消費者健康，但是，如果基于安全和健康目的而建立的標準的實施客觀上又對競爭產生了不利影響，那么在美國其同樣有可能面臨違反壟斷法的指控。在NationalSocietyofprofessionalengineersVunitedstates一案中[19]，最高法院的判決表明在對標準化進行合理分析時，健康和安全的因素并不占據重要地位。在本案中，被告專業性協會試圖解釋禁止競爭性的命令，他們聲稱競爭性的命令將會導致靠不住的低價，進而會致使工程師們在對公眾健康和安全有隱患的情況下進行工作，工作效果很差，法院最終拒絕了這種說法，并明確提出，在合理原則分析中，競爭的效果是判斷競爭的標準，同樣的判決理由在FTC.V.indianaFederationofdentists一案中又再次得到確認。

雖然在美國絕大多數判例中，安全和健康等非競爭性因素對限制競爭的行為并未構成有力的辯護理由，但是，在個別案例中，法院也開始考慮并重視非競爭性因素，如健康和安全的合理性問題，在WikVAmericanmedicanAssin（ANA）[20]一案中，Wik是一個脊椎指壓治療者，但美國醫療協會（AMA）根據其標準中的第三原則禁止內科醫生將病人交給脊椎指壓治療者或接受脊椎指壓治療者的推舉，拒絕脊椎指壓治療者使用醫療設備，于是，Wilk以AMA將標準化作為限制競爭的手段為由提出訴訟，認為AMA行為構成不正當的聯合抵制。法院雖然通過合理原則分析判決美國醫療協會行為違反謝爾曼法，法院在判決中表明被告也有權證明制定該規則（標準）有利于保證提供給病人高質量的醫療處理，但是，如果被告的限制競爭行為是合理的，按法院的理解，被告必須證明以下四個問題：第一，他們已與每個人建立了一個醫患關系，并且對于每一個有助于護理他們的病人的科學方法他們都真誠地予以考慮；第二，這種考慮是客觀合理的；第三，這種考慮是被告頒行規則（第3原則）時占支配地位的主導性因素；第四，這種方法對競爭的限制最低。

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在美國標準化的反壟斷實踐中，健康和安全因素是很難成為標準化限制競爭的有力支持和合理理由，正如HavrysGerla所指出的那樣：“除了一些特殊情況，這些因素（指安全和健康-引者注）對于大多數的行業協會是沒有什么幫助的，除非對競爭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此外，最高法院，大多數低級法院以及反壟斷執行機構似乎認為真正有必要保護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標準和認證并不為反壟斷所保護”[21].

針對美國關于健康和安全不可作為標準化限制競爭的合理理由的認識和做法，我認為是不可移植于國內適用的，這是因為在涉及消費者安全健康問題的領域內，我國當前雖然存在一定的壟斷現象，但更大的問題卻是消費者的安全和健康無法得到充分有效的標準化制度的保障和支持，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更應當將相關的競爭制度的注意力投向如何保障消費者的安全和健康，淘汰進入市場的不合格產品和服務。故而在我看來，在我國，安全和健康應當可以成為標準化限制競爭的合理主張和抗辯理由的，如果行業協會確實可以證明標準是基于健康和安全的因素而制定并經過正當且合理的理由頒行和實施的話。

2.標準應當是自愿的還是強制性的

依照能否被強制執行，標準可以分為強制性標準和自愿性標準。在美國，強制性標準一般是被禁止的，而自愿性標準方才被認為是合法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在其建議中認為“所有的標準都必須是自愿的”，而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支持FTC的上述認知，要求各職業和行業協會將標準是自愿的規則牢記于心[22].

因此，如果行業協會制定標準以后相互間就標準的嚴格執行達成明確的協議，那么在美國將被認定是違反謝爾曼法的，無論制定標準的原因是基于何種理由，在前述FOGA美國時尚協會一案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立法的這樣一種傾向。

但是，如果行業協會制定了一項標準，而成員企業以默示協議（implictagreements）的方式來執行，那么又應如何判斷其個中所蘊含的限制競爭行為的效力？對此，學者們有不同的認識，Gecrgeplamb認為“默示的遵從標準的協議將導致反壟斷問題[23]，與之相反，Harysgerla卻認為默示的遵從標準的協議不能成為決定是否壟斷的實踐性因素，因為這一因素的使用將傾向于譴責所有的行業協會和職業協會標準”[24].然而，即使當標準是自愿的，成員企業之間也并未就標準的執行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協議。在美國，標準并不因此就當然合法有效了，因為在真實世界中，盡管一些標準是自愿的，但由于制定及認證機關擁有強大的市場權力，其結果卻是使自愿性標準成為事實上的強制性標準，如前述ConsolidatedmetalproductsVAmericapetrtruminstitute一案中的美國汽油協會（APZ）便擁有相當大的市場影響力，未經API認證的燃具甚至是無法取得用戶信任而進入市場。因而，類似這樣的組織所制定的標準往往會受到反壟斷機構和法院的仔細審查，以防止協會利用其因競爭而產生的市場支配力將自愿性標準及認證轉化成為對市場競爭者的強制性要求。

美國對強制標準化的上述司法裁判理路按我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對標準特別是強制性標準所帶來的阻扼革新，易于建立價格同盟進而降低市場競爭程度等不良市場效益的擔憂，學者們認為這種考慮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在我看來，美國的做法過于偏執一端，完全否定強制性標準的存在是不太恰當的，少量的強制性標準的存在仍是有必要的，這主要是基于：第一，對于一些涉及公眾健康和安全的產品，如食品、藥品等，由行業協會在國家失效時牽頭頒行一些強制性的最低質量標準無疑是很有必要的；第二，協會制定和頒行標準以后，無論以明示協議或者默示協議要求成員企業按標準行動在我看來都是維護行業協會團結所必需的，只要其標準的制定及認證程序是公開和公正的，那么原則上是應當援引合理原則并判定協議合法有效的，而不應當按美國的模式，將協議的存在視為違反謝爾曼法的主要表征；第三，如果強制性標準是由并不具備過多市場權力的行業協會頒行和認證，那么其所產生的限制競爭的效力應當是比較弱的，相反，如果同樣的標準是由壟斷性或具有較大市場份額的行業協會頒行，即使其宣稱是自愿性的，那么其所產生的市場沖擊力也將是非常強大的。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雖然強制性標準比自愿性標準更具限制競爭的力量，但是最終決定市場影響力的主要是行業協會的規模及其市場權力，而不是標準是否是自愿或者強制性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很懷疑美國以標準是否強制性作為反對標準化的重要司法裁判依據的合理性所在。第四，強制性標準作為行業協會內部實施的一項規章，我認為只要其不產生較大的限制市場競爭的力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其合理性應當是行業協會自治必然的邏輯要求，對強制性標準的否定實質上是對行業協會自治權的一種過度干預。

（四）我國標準化反壟斷制度的若干構想

伴隨著我國市場競爭的愈發激烈，標準化問題逐漸開始顯山露水，雖然我國目前尚無一例因標準或認證而產生的反壟斷訴訟，但現實中因標準而出現的矛盾和限制競爭日漸增多，未雨綢繆，故而我們有必要對我國標準化的反壟斷制度進行預先的制度設計和安排。

首先，變革我國當前標制化管理體制，從由國家主導轉向行業協會主導的體制，我國當前標準化管理實行統一領導，分級分口管理模式，由國家技術監督局負責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而各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業標準化工作，而理論的研究分析表明，行業協會比政府更具有標準制定及認證的優勢：第一，行業協會比政府更具專業化和技術的優勢，因而其制定的標準更精確；第二，即使政府標準制定人員擁有行業協會同樣的知識結構，但是，行業協會成員企業由于身處工作第一線，因而能夠更快地回應實踐對標準所提出的要求和挑戰；第三，由行業協會主導標準制定及認證工作有助于強化行業協會的自治并減少國家的不當干預和過度管制。

雖然由行業協會主導標準化工作有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問題，但是這并未意味著國家主導標準化便不產生同樣的結果。在我國，雖然標準是由國家主導的，但是許多標準在實踐中卻是由企業制定的，并報經國家批準，而國家的審批過程有時純粹是一種形式化過程。因而對于這部分企業制定并以國家標準的面相而出現的標準，一般是不會受到反壟斷法的指控，但在實質上其卻有可能是限制競爭和阻扼革新的。因此，變革我國當前標準化管理體制對于反壟斷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即通過行業協會來主導標準的制定及認證工作，這樣就撩開了傳統國家標準的面紗，將那些實質上是行業標準的標準還原其本來面目，從而使那些以國家標準面相出現的實質上的“企業標準”不再以國家標準而逃避反壟斷法的審查，他們將作為行業協會標準而面臨反壟斷機構的仔細調查和評判。

其次，建立競爭性的多元標準體制。如果產品只有一項標準，那么這是容易滯礙革新的，但是，如果在一項產品上的標準是多元的，而且標準的制定及認證又是開放性的，那么這樣的標準設計便可容納各種各樣的產品，從而降低了標準對革新的阻礙作用。

再次，運用合理原則來分析標準化中的限制競爭問題。對標準化中的限制競爭問題各國大多是以合理原則來分析，我國也不應當例外，但是，即便援引合理原則來評判我國標準化中的限制競爭行為，從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并不贊成全盤移植美國的做法，但是其中許多做法也應當為我們所借鑒，因而，從總的來講，我國對標準化中的限制競爭運用合理原則進行法律分析和評判的思路應當是這樣的：

第一，首先我們應當審查的是行業協會的市場支配力（Marketpower）。如果一個行業協會擁有的市場支配力極小，其成員企業所占據的市場份額微不足道，那么，由這樣的行業協會所制定的標準及認證由于不具備強大的市場影響力，因而一般情況下不應面臨限制競爭的指控，但是，如果一個行業協會具有較大的市場支配力，那么其所制定的標準及認證便進入第二步的調查。

這里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是市場支配力，又如何判斷市場支配力。所謂市場支配力（MarketPower），又稱壟斷力或市場權力，其主要是指企業或協會在特定市場上所具有的某種程度的支配或者控制力量，一般表現為決定產品質量，價格或銷售某方面的控制能力，在傳統反壟斷法中，對市場支配的判斷主要是依據市場份額的指標來進行。在美國，50%以上的市場份額被認為具有市場支配力，而在80%以上的市場份額將被認定是應適用本身違法原則的市場支配力，而在歐洲，單個企業市場份額占據1/3，3個以下企業共同占據50%，5個以下企業共同占據2/3的市場份額都將被認定具有市場支配力[25].上述指標雖然針對單個企業，但是按我的理解對于行業協會也是同樣可以適用的，在我看來，如果一個行業協會擁有的市場份額超過50%，那么該行業協會應當被認定具有市場支配力。

第二，我們應當仔細審視標準化的目的，如果標準化的目的是對公眾健康、安全的考慮，或者其他一些善意的目的，如促進競爭，提高經濟效益，那么這樣的標準化則具備合法性的首要條件，而反過來，如果標準化的設定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合理性基礎，實質目的在于限制競爭，那么這樣的標準化將被認定為限制競爭；

第三，我們應當考察標準化的制定過程及認證程序是否公正。如果標準化的制定者是由行業相互競爭的成員企業共同進行，那么這樣制定的標準應當被認為是公正的，而反過來，如果標準的制定純系行業某個壟斷企業單獨而為，其并未取得行業其他企業認可或參與，那么由此制定的標準則因其程序不公正而應當面臨詳盡的反壟斷的調查。

當標準被公正制定以后，認證程序是否公正便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考察的下一個目標，其關鍵主要在于對一個企業產品進行認證時，其競爭企業是否參與認證和主導認證決定的做出。如果一旦查明拒絕認證決定是由與申請認證企業相競爭的企業不公正地下達，那么認證機關應當面臨反壟斷訴訟的指控。

第四，我們應當檢視標準的主觀性和客觀性，如果標準的制定及認證是經濟生活客觀上所必需的，而且又有技術上的理由作支持，至少有統計數據所佐證，那么這樣的標準我們傾向于是一項客觀標準而認定有效，但反過來，如果標準是制定機關的主觀設計或臆想，那么由此而頒行的標準我們則稱之主觀標準，主觀標準往往比客觀標準更需要經受反壟斷法的嚴格審查，因為其極有可能成為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誤導消費者的重要工具。但是，值得說明的是，在美國，并非所有主觀標準都一定面臨反壟斷的指控，如體育比賽中的一些標準，球的顏色，場地的大小等等，這些標準因被視為傳統的延續而受到反壟斷機構及法院的寬容，在我看來，對主觀標準的這一思路同樣可以為我國反壟斷法所借鑒。

第五，我們還應當審視標準是否是最低限制競爭的標準。任何標準都具有反競爭性，因為它至少淘汰了一部分競爭者，降低了市場的活躍度，因此，我們不能以是否給競爭產生不良影響作為標準化限制競爭的主要論據，關鍵應當看該項標準是否是已有標準中限制競爭程度最小的，如果行業協會采用的標準被其他競爭者證明不是對市場競爭限制最小的，那么行業協會則必須證明其基于合理的理由并經過正當的程序而未能采用競爭者所提出的對市場競爭限制最小的標準，[26]如果行業協會未能有效證明，那么其仍無法逃避反壟斷機構的指控。

第六，在對標準進行合理分析時，我們還必須進行成本收益的權衡。譬如，行業協會制定的標準確實具有一定的限制競爭效果，但如果要指控、調查，則需付出大量成本，甚至超過了其限制競爭給社會所帶來的損失，那么在此種情形下，反壟斷機構對是否提出起反壟斷訴訟則應權衡再三，切莫盲目從事，畢竟效率也是法律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成本—收益分析也是經濟人主要的思維模式。

最后，變革我國反壟斷機構的制度設計，實行專家審理制。由于標準化中反壟斷問題涉及的技術性問題相當復雜，需要考慮的社會因素又是如此紛繁，一般的行政官員是力難堪任，因而在我看來，必須改變我國反壟斷機構人員的組成，吸納大量技術精英和法律專家于其中，提高反壟斷機構人員的素質水平。唯此，才能回應和滿足標準化中限制競爭問題對反壟斷機構所提出的挑戰和要求。

參考文獻：

[1]本文所討論標準和認證僅指涉由行業協會制定和組織的標準和認證。另需說明的是，本文是本人博士論文中的一部分，而本人博士論文又是本人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行業協會經濟自治和國家管制”中的部分內容，在此感謝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

[2]本部分所探討的不僅包括標準，而且還涉及認證，但為行文方便，此外又由于大量認證是對標準的觀照和實施，因而我以標準化來替代標準和認證。另外，在關于標準化對市場競爭的積極效應和不良后果的論證，國外有所探討，可參見，（1）Han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19DaytonLRev471（1994）（2）Sean.P.Gatesstandardsinnovationsandantitrustintegrationinnovationconcernsintotheanalysisofcollaborativestandardsetting（3）GecrgPLambandSummers.kittelle“tradeassociationLawandpraticeLittleBrownandcompany（4）HerberthovenkampFedcralantitrustpolicySTPanlMINN`1999（5）Donald.s.clarkprice-fixingwithoutcollusion：anantitrustanalysisoffacilitatingpracticesafterethylcorpWislRev1983.

[3]《blacklawdictionary》（sevenedition）westGrowst.panl.MINN1999P1412-P1413.

[4]轉引自李昌麒主編《產品質量法學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頁。

[5]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澤：《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27頁

[6]Han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19DaytonLRev471（1994）（IVA）。

[7]Han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IV.D）。

[8]Sean.P.Gatesstandardsinnovationsandantitrustintegrationinnovationconcernsintotheanalysisofcollaborativestandardsetting47EmryL.J.553（1998）（IV.B）。

[9]MilkandICECreamCaninstitateVFTV152Ff418（Tthcir1946）轉引自GecrgPLambandSummers.kittelle“tradeassociationLawandpratice”LittleBrownandCompanyP87-88.

[10]TagMfsinstituteVFTV，174F21452listcir（1949）。

[11]C-O-TWOFireEquipmentCoVunitedstates，197，F.F2d489493（TthCir1952）轉引自GeorgePlamb“tradeassociationlawandpractice”P89.

[12]Sean.P.Gates“standardsinnovationsandantitrust，integrationinnovationconcernsintotheanalysisofcollaborativestandardsetting”47EmoryL，T583[1998]（V.D）。

[13]同上。

[14]HerberthovenkampFederalantitrustpolicySTPanlMINNP232.

[15]Har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andCertificcationVI.A.

[16]364U.S.65681SCT365（1961）。

[17]SearpGates“standardsinnovationandantitrust”47EmorylJ.583.1998.（IVB）。

[18]前引SeanPGates文（V？C）以及HerbertHovenkamp“Federalantitrustpolicy”（1999）P222.

[19]Harrysgerla“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IIIB）。

[20]HerberthavehkampFederalantitrustpolicyP235.

[21]HarysGerla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sandcertification（IIIB）。

[22]SeeHarrySGerlaFederalantitrustlawandtradeandprofessionalassociationstandardandcertification（VB）。

[23]GeorgeP.lamb“tradeassociationlawandpractice”P95.

篇（4）

二、聾啞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的問題分析

1.教學模式乏味，說教內容居多

長久以來，包含聾啞學生教育在內的思想道德教育，整體上呈現出“單一的說教模式”的特點。在思想道德教育過程中，教師大都采用乏味的、強硬的道理轟炸方式，以枯燥的語言講述著抽象的文字符號，學生則普遍處于被動的灌輸狀態。在針對個別學生進行單獨談話的過程中，也都呈現出教師從始至終的說教，學生從始至終的聽。但是，對于聾啞學生而言，因其身體條件的特殊性，更是因其內心活動的特殊性，此種乏味的思想道德教學模式并不受用，無法真正觸動學生的內心感受，更無從談及教學質量的優化。

2.對于聾啞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度不足

所謂思想道德教育，即依據所在時期國家、社會的宏觀政治理念，以及弘揚的道德標準，在一定的步驟指導下，所完成的青少年培養的教育工作。良好的思想道德應有健康的心理作為保障。人類的內心活動被看作是多種因素一同作用的復雜性的、非靜態的過程，而對內心活動產生干擾的因素同樣種類繁多。對于聾啞學生而言，對于社會生活感到明顯的不習慣。除此之外，因聽說的限制所引起的同他人的溝通困難，連同由此引發的思維活動的滯后性，均造成聾啞學生在內心活動方面存在缺陷和障礙。然而，在原有的聾啞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并未對此問題給予足夠的關注。

3.社會、家長所引發的消極情緒嚴重

教育活動需要由社會、家長以及校方三者一同努力完成，在此過程中，家長的作用更是無可替代。然而，在長久的教育過程中，社會和家長卻呈現出顯著的消極情緒，嚴重影響教育活動的開展。一方面，家長將關注的重點過多的置于聾啞學生的獨立生存本領上，而未給予思想教育足夠的關注；另一方面，家長的消極情緒較為嚴重。通常而言，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康的，因而，一旦得知孩子存在身體障礙時，無法掩飾內心的失落和焦急。除此之外，聾啞學生因身體的障礙，使得在理解社會方面存在匱乏，并且，一些正常人常常對于特殊人群持有偏見想法。

三、加強聾啞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對策措施分析

1.強化聾啞學生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重視程度

盡管聾啞學生在身體上存在障礙，然而，其自尊意識較為嚴重，有時出于保護自身不受傷害的考慮，會將其道德標準無限制降低。因聾啞學生在聽說方面存在限制，造成其活動區域的相對受限，因而，其在思想道德的培養過程中較普通人滯后。因聾啞學生的身體限制所致，其對于物質具有本能性的占有欲望，以及嚴重的自我心理，因而，強化其考慮他人感受的教育同樣十分重要。例如，在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實驗教科書，七年級上冊《風箏》一課，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向學生提問：“風箏如果沒有線的約束，還能否回到原地？線如果沒有風箏的帶領，還能否看到更高的天空？”由此引發學生思考，使得學生懂得團結、互助的重要意義。在思想道德教育環節，教師應充分展現自身的重要功能，對聾啞學生的活動加以規范，并且對于表現優異的學生應多加鼓勵。與此同時，應強化聾啞學生的合作精神、互助意識以及關愛情緒，從而強化聾啞學生對于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視程度，以便實現道德教育的推動。

2.提升社會、家長的參與程度[2]

為了提升思想道德教育的質量，單純的依賴校園教育根本無法實現，應有社會、家長的一同參與來完成。在某些情況下，學生通過校園教育得到了較好的培養，然而在回歸家庭或者步入社會時，卻遭遇消極因素的打擊，使得思想道德教育遭受了嚴重的禁錮。由此引發諸多學生對校園教育心生不滿，進而對聾啞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造成了限制。社會、家長在聾啞學生的教育過程中擔當尤為重要的角色，在聾啞學生的健康成長過程中和思想道德的培養過程中產生不可忽視的作用。需要特別指出一點：社會教育是整個教育過程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人的成長進程中產生著獨特影響。因而，學校需要在必要的時間同社會和家長進行溝通，加大同二者的溝通頻率，并且利用多樣性途徑，將校園教育同社會教育、家庭教育進行有效融合，增強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

3.改革思想道德教學模式

在我國目前的教學體系當中，各學科之間的連接性較小，甚至可以說是沒有。因此，改革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勢在必行。例如，在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實驗教科書，八年級下冊《再塑生命》一課，一方面，負責語文科學的授課教師需要同主講班級的班主任多加溝通，將有關興趣愛好、作息習慣、品德素質在內的學生基本情況進行深入掌握，并在此基礎上實行針對性的教學手段，以期提升授課質量；與此同時，語文學科授課教師應及時將授課過程中所掌握的學生的思想動向班主任反饋，以期通過針對性措施予以處理。另一方面，學校應針對思想道德教育領域構建針對性的制度體系，利用制度的約束與激勵作用，促進全體教師一同參與進聾啞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以期加強思想道德教育的質量。

篇（5）

Motic成像顯微系統；所用試劑均為分析純。

2方法與結果

采用石蠟切片法、滑走切片法、表面制片法、粉末制片法。

2.1根橫切面類圓形。①木栓層細胞數列，扁平。②皮層由10余列類圓形薄壁細胞組成；石細胞群易見，斷續排列成環,石細胞類方形或多角形，其細胞壁一面較薄，胞腔內常有方晶。③外韌型維管束；韌皮部較窄；形成層不明顯；木質部寬廣，導管成群或單個散在，纖維較多；射線狹窄，多由1列狹長的薄壁細胞組成。見圖1。

2.2莖橫切面類方形。①表皮細胞一列，外被角質層，可見腺鱗，腺毛和非腺毛；下皮為一列類方形的薄壁細胞。②皮層較窄，其外側有數列厚角組織，內側為數列薄壁細胞。③維管束外韌型，環狀排列；韌皮部較窄，其外側中柱鞘纖維束斷續成環，也見晶鞘纖維和石細胞；形成層明顯，為2～4列扁平細胞；木質部較寬，射線明顯；④髓部寬廣，外側可見數群石細胞，其細胞壁一面較薄，胞腔內常有方晶。見圖2。

2.3葉橫切面①上下表皮細胞各1列，細胞扁平，可見氣孔、腺鱗、腺毛和非腺毛。②柵欄組織1列，類長方形，不通過主脈；海綿組織較疏松。③主脈維管束外韌型，5束，4小1大，排列成槽狀；主脈上下表皮內側有數列厚角組織。見圖3。

2.4葉表面①上表皮細胞多邊形，垂周壁波狀彎曲，常見腺鱗、腺毛和非腺毛，氣孔較少。②下表皮細胞多邊形，垂周壁深波狀彎曲，常見腺鱗、腺毛和非腺毛，氣孔多見，不定式或不等式。見圖4。

2.5粉末黃綠色，氣香，味淡。①腺鱗易見，頭部扁圓形，由6～8個細胞組成，直徑25.5～58.4μm。②腺毛頭部1～4個細胞，直徑22.6～36.8μm，基部1～3個細胞。③晶鞘纖維眾多。④石細胞類方形，直徑23.2～45.9μm，胞腔內常含方晶。⑤方晶直徑11.4～29.5μm。⑥分枝狀非腺毛多由16個細胞組成；偶見星狀毛。⑦非腺毛眾多，由1～7個細胞組成。⑧導管有螺紋導管和具緣紋孔導管，直徑20.9～64.1μm。纖維壁較厚，直徑17.0～34.2μm。見圖5。

3小結

實驗表明，大葉白花燈籠的主要顯微特征為：①根皮層常見含方晶的石細胞；②莖皮部含晶鞘纖維；③葉主脈維管束5束，排列成槽狀；④粉末中可見腺鱗、腺毛、晶鞘纖維、星狀毛等。

上述特征穩定，可作為大葉白花燈籠的顯微鑒別依據。

【參考文獻】

［1］廣西壯族自治區中醫藥研究所.廣西藥用植物名錄［M］.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494.

篇（6）

美國教育家華特：“語文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此話不無道理，教學活動是人類生活中的一部分，離開生活的教學活動是不存在的，而聾生語文教學更離不開生活。由于聽力障礙，耳聾學生只能以手代口，作為他們的“母語”——手語，既有其獨特的詞匯表達方式，又有其獨立的語法規則，并且有很多地方不能與健聽人的口語、書面語相一致。因而，聽力障礙直接導致了聾人語文學習的障礙。新課程改革的理念提倡走近學生，走進生活，所以聾生語文教學應充滿生活氣息，也應在生活中進行。

1 讓聾生語文教學回歸生活

生活是聾生學習的源泉，是課堂教學生活化的延伸。因此，從聾生的終身發展出發，依歸新課程改革的理念，只有把教科書這本小書與聾生生活這本大書融合為一體，讓聾生在生活中學語文，在語文中悟生活，這才能真正體現“以人為本”的大語文教學觀。

1.1 看一看，認知生活。 聾校語文教材中有一些課文描述比較貼近聾生實際，常常是聾生見到的生活現象，但是由于聾生沒有養成留心觀察事物的習慣，他們往往容易忽視或知之甚少。因此，教師要在平時注重生活的積累，指導聾生留心去觀察，認真看一看周圍事物現象的變化，寫觀察筆記。這樣聾生才可以通過仔細觀察和寫觀察筆記，去認識生活，發現生活中的現象和規律，積累生活素材，從而為學習這些描述生活現象的文章打好基礎。

經過指導，學生曾經留心觀察過下雨前一些小動物的活動情況，并對自己觀察到的情形仔細做了記錄。當學習《要下雨了》一課時，他們很輕松地劃出了課文中描寫小動物們在下雨前活動的句子，還紛紛舉手把自己看到的其他小動物的活動情況講給大家聽。這樣，學生不僅在學習課文時顯得游刃有余，而且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提高了他們觀察和理解的能力。

1.2 演一演，再現生活。 語文教材中的課文，大多數是貼近生活實際，要理解、讀懂它們并不難，難點在于如何通過文字體會其中的思想內涵。教學時我們可采用兒童喜聞樂見的學習方式，創設一定的情境，如把課文編排成課本劇，讓學生演一演，將抽象的文字換成課文所描繪的生活畫面，使學生如臨其境，愉快地、創設性地解讀文字內容，真切體會到作品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思情想感，感受到學語文的樂趣，如：在執教《群鳥學藝》時，我把課文編排成課本劇，讓學生演一演，把語言文字直接變成活生生的生活展現在學生面前。課堂上，孩子們在表演中，了解了麻雀、烏鴉、貓頭鷹、老鷹、小燕子都向鳳凰學習搭窩本領，結果仍舊不會搭窩，只有小燕子搭的窩最好。是因為只有小燕子學習搭窩時最耐心。他們還學著用不同的語氣進行對話，學會了從語感中體會形象，同時懂得了與人交往時要講文明、懂禮貌，學生在這種“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中，提高了理解和交際的能力，也有利于他們去領悟生活。

1.3 學一學，感悟生活。 俗話說：“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應該去親自嘗一嘗。”同樣，對課文的感悟也是如此。著名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兒童是用形象、聲音、色彩和感覺思維的。”教師要有意識地創設教育情境，把課文所描繪的客觀情景和現象生動形象地展現在學生面前，讓學生身臨其境，再聯系已有的生活經驗，去體驗，去感悟，加深感受。

如在教學《桂林山水》一文時，讓學生多讀此課的語言文字，找出重點語句，展開充分的想象，教師再用多媒體展示一幅一艘小船在碧綠的湖水中輕輕地飄蕩，人好像在畫中游的美景圖，伴著這如詩如畫的意境，他們所體驗到的并不僅僅是黑白的文字了，能喚起學生的美感，知道物美、景美、情美，人更美，這樣既加深了學生對課文內容的理解，也激發了他們對祖國美好河山的熱愛。

1.4 畫一畫，美化生活。 在我們的語文教材重，很多詩文畫面優美，意境深遠，我們可以讓學生發揮想象，動手畫一畫，讓優美的文字傾注柔和的線條，絢麗的色彩，又會別有一番景象。

篇（7）

大力抓好峰谷平時段的用電時間，做好避峰填谷經濟運行，使峰谷平用電比例達到峰段比小于30%，谷段比大于36.5%的目標值。在用電大戶的停電檢修時間上，充分利用峰段時間。例如對地面主副井等規定停電檢修時間主井為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副井為下午十六時三十分至十九時三十分，對井下主運輸皮帶停電檢修時間規定為北翼地區下午十七時至十九時，南翼、四、六采區等地區為早九時至十一時。對井下水泵等功率大的設備，充分避開峰段，利用谷段運行。加大用電管理考核力度。礦節能環保辦每日定點統計各皮帶開機和空載時間及用電場所的用電時間，每旬對全礦電費消耗情況做一次剖析，對預超指標的單位重點督促進行整改，月底對各單位進行百分考核，聯掛績效考核，獎優罰劣。要求宿舍和辦公室一律不準使用電爐子、電磁爐、電熱管等用電設施，室內照明設施必須做到人走燈滅，杜絕私自改裝配電線路和私接電源插座現象。全年噸煤電費降低0.5元，累計降低電費60萬元。

1.2向原煤灰分要效益工程

成立原煤灰分以礦長為組長，洗煤廠廠長為副組長的原煤灰分控制中心，對原煤灰分進行嚴格的控制，滿足客戶的需求。認真收集、分析采、掘工作面煤質，做好煤質記錄，并且形成正規的煤質報告。做好洗煤工作，保證煤質。認真檢查維護各種煤運輸設備，杜絕運輸過程中出現的煤質問題。

1.3向用工管理要效益工程

由人事科根據各單位生產任務實際情況，按照相關法律要求，嚴格執行定崗、定員制度，杜絕用工浪費現象，為規范用工管理，該礦購進一臺礦用虹膜考勤機，并制定了虹膜考勤機考勤制度，該考勤機具有數據存儲、統計、查詢、考勤管理等功能，可以準確的統計出各單位每個時間段的出入井人數，結合煤礦人員定位系統，可以對各單位的考勤和工作任務進行有效的統計，通過用工管理的規范化，有效了提高了該礦的用工效率，2013年出勤比2012年減少2500個，降低工資成本50萬元。

2加強成本管控

成本是企業發展的命脈，成本優勢是企業最大的核心競爭力。為此，瑞隆礦從成本管理的預算下達、到材料計劃編制、審批、支出、考核這五大重點環節入手，通過強管理、抓關鍵、出舉措、強考核等具體措施，把牢了這關鍵的成本管理“五大”關口，該礦實現了成本管控的精細化、具體化和針對性。

2.1把好成本預算關口

為解決預算部門、材料使用監管部門、材料發放部門等“自立門戶”，成本管理“各自為戰”的問題，成立了由財務部、企管部、經營調度、材料組、設備組等部門聯合組成的成本管控中心，在成本管控上“聯署辦公”，每月下達預算指標前，管控中心提前召集各組成部門召開成本預報預控調度會，由各組成部門分別匯報掌控的基層情況，分析各區科工作量及材料需求，對照成本“大盤子”下達預算指標，不僅做到了以收定支，而且防止冒算、漏算、虛算等情況出現，切實保證預算符合實際。

2.2把好計劃編制關口

多年來，煤礦形成了各區科材料計劃由材料員編寫的管理習慣。但由于材料員不直接參與井下生產，并不十分清楚生產中用料情況，編制的材料計劃往往隨意性大，且準確性不夠。由于技術員長期擔負各項工程的設計和施工，生產過程中哪個環節用什么料，用多少心里都有“一本賬”，編制出的材料使用計劃準確性和精細程度都大大提高，這也實現了每項工程從設計到施工再到成本投入的三統一，所以瑞隆礦計劃由技術員進行編制，達到了源頭降耗目的。

2.3把好材料審批關口

瑞隆要求各單位嚴格按照預算分解指標制定材料、修理、外購等需求計劃，自下而上逐級由計劃員、單位主管、主管部門、主管副礦長、企管部、財務部、經營副礦長、礦長簽字審批后實施，增加預算部門審批關口，保證預算始終在可控范圍。

2.4把好材料支出關口

瑞隆礦嚴格控制大型材料支出，將電纜、皮帶、鋼絲繩等大型材料的管理指定責任人，責任落實到各主管礦長和區隊長，礦車、錨桿機、風泵等專用工具由主管區長負責管理，嚴格制定考核標準，在沒有特殊情況下超過預算的，對主管區長罰款1000元，聯掛區長、支書各500元，對情況不明、原因不清的項目，一律停發材料，對領用不符、去向不明、使用不當等情況除對當事人處罰外，連帶追加材料員、區（科）主管的責任。

2.5把好監督考核關口

瑞隆礦成立了由機電副礦長、總會計師、企管科、調度室、機運科等有關領導和部門組成的修舊管理小組，各生產區隊和機運科各有一名副科級以上的人員參加，對任務實行層層分解，層層落實。機運科負責對各區隊入井和回收的支護用品及配件的數量進行登記，對回收設備配件及支護用品的損壞情況進行統計，并進行分類和修復，調度室組織質量驗收，企管科負責考核，并嚴格按考核制度及時進行獎罰。

（1）每月由機運科根據各單位任務情況，制訂各單位制修費計劃，超支或節約1%后，按照節約或超支金額的50%對該單位工資總額予以獎罰，制訂該項措施后，各單位均能做到認真對待材料使用和回收問題，嚴格執行修舊利廢管理制度。

（2）每月由機運科統計各區隊使用和回收材料及配件的數量，對回收數量不夠或回收不及時的區隊按照數量大小、損壞程度進行罰款。

（3）回收上井的材料及配件由機運科統計其損壞程度，按照損壞情況不同進行分類擺放，并制訂檢修計劃，按照計劃進行修復，企管科通過考核每月將修復的數量和質量與工資收入掛鉤，提高了檢修的積極性。

（4）每檢修完一批產品，由調度室組織，機運科、企管科和使用單位參加，嚴格進行驗收，做到質量不合格不出廠。

（5）對于報廢及不能修復的材料與配件，由機運科組織各參加單位進行再利用評估，可以改做其他用途的留用，確實報廢而且不能用的，按廢鐵比價處理用以更換其他配件。

3結論

通過開展精細化管控，使瑞隆礦的生產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用工效率的到了明顯的提升，杜絕了材料和用工浪費現象，整體管理水平有了明顯提升。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和良好的社會效益。

篇（8）

“聾人，在這有聲的世界中，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失去聽力及開口說話的能力，自然也就無法正常與外界交流，因此在生活、學習、就業等各方面都會遇到很大的困難。由于交流的障礙，聽人也就很難理解聾人的困境，更不用說進入聾人的生活去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了。”[1]P(41)張寧生（2002）認為：“從事聾教育工作的健聽人極少對聾人社會有足夠的認識，也極少與聾人有真正的溝通。很少有聾人參與對聾生的教育與康復；相反，都是健聽人主導聾人的生活，決定聾人該怎樣思考，該用何種語言交流。”[2]P(164)所以在對待聾人和聾文化的問題上人們更多是站在健聽人的角度來思考評價這一問題的，忽略的恰恰是聾人的視角及其他們對自身文化屬性的認識與判斷。身為聾人的聾校教師梅芙生（2000）認為：“我們的聾教育無視聾人是手語族。過分偏重口語教學，雖然教師花費多年苦功，而學生所學的文化知識過于淺陋，畢業后依然使用手語，不足以與健全人社會交往之用，對較高深的科學技術知識，更無條件學習，因而導致了聾人文化危機。”[3]P(41)因此聾文化作為伴隨聾人社會群體產生的社會現象是需要社會學家、語言學家以及從事聾教育的工作者的合力研究的。對于聾文化探究的實質，也正是為健聽人與聾人可以達到有效溝通這一根本目的服務的。

一、“聾文化”觀的內涵、特征及其構成要素分析

（一）“聾文化”觀的理論內涵。“聾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20世紀60、70年代，美國手語語言學奠基者Stokoe在1965年首先提到了“聾人的社會和文化特征”，但并未細分，此后關注的學者逐漸增多，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探討聾人社區和聾文化的專著。1980年，語言研究學者、聾人Padden在《美國聾文化》中嘗試對聾文化進行較為細致的定義，并提出聾文化的主要內容是“聾人的文化價值觀———價值觀規定了聾人如何行為以及他們相信什么，主張什么”[1]P(13)。上世紀90年代以后，有關聾人群體的“文化”“身份”與“種族”等問題的討論逐漸深化，與此同時各國普遍開展了雙語雙文化的教育實踐活動。聾文化觀首先體現在如何對待“聾人”和“聾文化”的認識上，在Stokoe之前，人們主要是從醫學角度界定耳聾現象，因此長期以來人們普遍接受了聾人是生理缺陷者這一看法，所以針對聾人這一群體聾教育界開展的是相應的補償或矯正教育，目的是通過口語的大量操練使其進入主流社會；而聾人文化觀則是從人類學視野出發，提出聾影響著人行為的諸多方面，只有在正視手語交際地位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聾人社會的復雜性。對于聾文化的認識，我國著名聾教育專家張寧生教授的看法較為客觀，在《聾人文化概論》一書的序言中，他談到聾人要在主觀上具備一大一下兩個D（d）的轉化觀點：聾首先是聽不到，因此不能用文化上的聾（D）來否定醫學上的聾（d）。同時也要有敢于跳出這個小“d”的勇氣，與其無補于事，不如向天高歌。所以從小寫的“d”到大寫的“D”，正代表了聾人群體集體意識的一次提升。“我是聾人，歸屬于聾人群體”[1](P116)，這里的“聾”不僅是一種生理特征，也是一種社會文化意義上的聾人身份，這個群體的成員共享著價值觀、語言、交際和生活方式。比如，以視覺感知為優勢、采取自然手語為主的面對面交際的方式，也因為使用共同的語言和分享相似的生活體驗而構成該團體意識的基礎，因而也增強了聾人群體的凝聚力。

（二）“聾文化”的亞文化特征。沈玉林（2002）認為：“聾人社會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聾文化就像其他文化一樣是人類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聾人群體在長期的社會活動中所形成的一種文化現象。”[4](P19)他把聾文化也從廣義和狹義角度做了區分，“廣義的聾文化是指聾人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4](P19)，“狹義的聾文化是指聾人群體在其特有的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行為模式、文化心態、互動關系和活動方式”[4](P19)。我們一般所指的聾文化，都是指狹義上的聾文化，表現為聾人群體的社會精神文化。張寧生教授在《聾人文化概論》一書中提出的“亞文化”視角下理解聾人文化頗具啟發意義。所謂“‘亞文化’亦稱‘集體文化’或‘副文化’，指與主文化相對應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現象。它是在主文化或綜合文化的背景下，屬于某一區域或某個集體所特有的觀念和生活方式。亞文化不僅包含著與主文化相同的價值與觀念，也有屬于自己獨特的價值與觀念，并構成亞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態。如企業文化、青年文化、校園文化等都是這種亞文化。由于亞文化是直接作用或影響人們生存的社會心理環境，其影響力往往比主文化更大，它能賦予人一種可以辨別的身份和屬于某一群體或集體的特殊精神風貌和氣質”[1]P(21)。由于具有與眾不同的手語溝通方式，使得聾人群體的文化特征得以顯現。但是聾文化和其他亞文化一樣，并不是一種低一等文化，而是浸滲在主流社會文化中的多元文化的一種，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三）“聾文化”的基本構成要素。沈玉林在《論聾文化與聾教育》一文中對聾文化的表現形式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實際上這些具體表現也可以看作是“聾文化”的基本構成要素。

1.聾文化的前提構成要素———聾人手語。張松柏等（2010）認為“和聾人文化觀相伴相生的，是聾人語言觀的革命。傳統的語言觀站在聽力正常人的立場上，否認手語的語言地位，對于手語的現實視而不見”[5]P(24)。聾文化首先正視了聾人手語的語言地位和語言功能，認為正是手語使得聾人成為一個群體。承認手語的交際價值是研究工作得以開展的前提，只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到手語和口語語言特征的比較研究，才會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手語。

2.聾文化的內在構成要素———聾人獨特的視覺認知世界的方式。聾人主要依靠視覺感官認識周圍世界的人、物和復雜的社會關系，所以依據視覺表象進行分析概括進而形成認識判斷和價值評判，這是聾人認識思維的主要特點。學者沈玉林（2002）認為，聾人這種僅靠視覺認知世界的方法具有“表面性、片面性、主觀性”，是其局限性的體現。

3.聾文化的外部構成要素———聾人參與的各類文娛體育活動及其形成的各類藝術作品。在聾人參與的文藝、娛樂、體育等活動中，那些可以體現聾人群體精神風貌的活動過程和最終展示的各類藝術作品，聾人通過自己的心靈和手來體現的藝術形式都可以作為審美欣賞的對象。比如聾人詩歌、笑話；手語歌曲、舞蹈；聾人啞劇等表演樣式。另外還有聾人的繪畫作品、手工藝作品和聾人的攝影作品等等都可以展現聾人獨特的自信心、自豪感和成就感。

4.聾文化的主體構成要素———聾人的行為、習慣和交往方式。聾文化歸根結底要指向對聾人獨特的交往習慣和交往方式的研究上，受制于視覺交際的限制，面對面的手語交際是聾人更愿意面對的一種交往方式，聾人群體之間的交際習慣和交際方式，目前我們的研究成果還很欠缺，孫峰（2007）認為：“聾人文化的核心特征是他們的行為方式和信念。”[6](P57)目前我們對聾人文化的描述只是停留在外顯的聾人生活和行為的表現形式上，尚缺少一些對聾人內在的價值和信仰方面特征的描述。

二、中美“聾文化”觀的異同比較

美國聾文化的產生有其獨特的社會時代背景和文化思潮背景，它的聾文化觀包括兩個基本要點：其一是站在文化的視角上來解讀耳聾現象；其二是主張尊重聾人，堅持聾人與健聽人地位平等、機會均等的原則。美國的聾文化觀認為手語是一種真正的語言，是聾人的母語，與英語的地位是平等的，健聽人沒有理由要求聾人放棄手語，轉而學習主流社會的英語，接受困難的口語能力訓練。主流社會不應該要求聾人隱藏或矯正自己的聾人特征，去效仿健聽人的生活方式，也沒有權利這么做，而是應該接納聾人本來的樣子，以尊重的態度、包容的胸懷去對待聾人，盡可能地改善各方面條件，以便最大限度地減輕或者消除耳聾給個體帶來的限制。2006年我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我國的聽力殘疾人數為2004萬，占殘疾人總數的24.16%，這組數字提供了這樣的信息：一是我國存在聽力損失的人很多，這一群體的生存狀況應該引起整個社會的廣泛關注；二是我國總體上把聾人看成是殘疾人的一種。我們之所以堅持將聾人群體歸入殘疾人之中，是為了有針對性地通過國家政策或法律、機構來幫助他們，使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能在社會大背景下完善自己的人格、施展自己的能力、實現自己的夢想。比如回歸主流運動、融合教育活動，都是現實社會條件下對解決殘障人問題的實踐行動，這些行動給包括聾人在內的殘疾人群體帶來了許多實質性的幫助。所以說，尊重聾人和是否把聾人看作殘疾人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孫鋒（2007）認為：“我們在接受任何一種新思想的時候都應有一個中國化的過程。一種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我們應該更多地去分析聾人文化在歐美產生的社會根源，它的發展是否與整個西方社會大文化背景有關系，中國社會中是否也同樣存在著聾人文化產生的社會基礎和相應的發展環境。”[6](P60)總之，我們將聾人劃入殘疾人，是為了使他們能獲得真正的、事實上的平等，與歧視和排斥等說法完全相反。黃昭明（2004）認為，聾人文化是“當代多元文化主義思想的體現和深化，它是健聽人與聽障人共享民主、平等，公正等思想的具體體現。提倡聾人文化有助于形成各人群間與文化間的寬容、理解的氛圍”[7](P42)。在強調聾人文化觀及其社會意義的同時一定要關注其他不同認識視角的理性思考和實踐行動。所以系統分析美國聾文化，有助于我們理性面對我國聾人的身份歸屬、生存狀況與教育模式等現實問題。

三、“聾文化”研究對聾教育的影響

“聾人文化是聾人在聚集中形成的群體特征。”[6](P24)聾人學校是聾人最為集中的地方，所以聾人文化在其校園里體現也最為明顯。因此從聾人文化視角來研究聾教育可以對聾校的教學目的、教學計劃、教學方法等教育教學管理文件的制定有著更清醒的認識，豐富聾教育的內涵，促進聾教育的發展。學者李尚生（2004）曾指出：“無論科學技術給聾人語言教育帶來多么先進的手段，缺少文化學的觀照，聾人的語言教育口語教學法仍然走不出困境”。[8](P51)在我國，從聾人文化角度研究聾教育更是全新的課題。“中國內地對于聾文化的研究幾乎是空白，臺灣和香港地區同類研究也不多。我國的聾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語文和口語教學上，但收效不能讓人滿意。充分解讀聾文化對進一步提高聾人的教育水平、聾人的經濟狀況、聾人群體的人權意識和自信自尊的信念至關重要。”[1]P(1)

參考文獻：

[1]張寧生.聾人文化概論[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0.

[2]張寧生.聽力殘疾兒童心理與教育[M].大連：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3]梅芙生.手語族與聾人文化[J].中國殘疾人,2000(5).

[4]沈玉林.論聾文化與聾教育[J].現代特殊教育，2002(1).

[5]張松柏，徐鐵衛.西方聾人文化影響下的中國聾人文化研究[J].中國特殊教育，2010(4).

[6]孫鋒.論聾人文化研究[J].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科學雜志，2007(2).

篇（9）

中圖分類號：J52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30-0185-01

中國服裝史上的龍袍象征著至高無尚的皇權，是一種繡織有龍紋的袍服，專用于帝王后妃。清朝龍袍作為一種專用的服裝名稱正式確定下來，并被列入了冠服制度。按照清朝禮儀，皇帝龍袍屬于一種“吉服”，只在一般的慶典活動中穿著。清代規定只有皇帝和后妃才可穿龍袍，其它人一律不得僭用，即使有功之臣若蒙皇帝賜予龍袍，必須在穿著前“挑去一爪”，將五爪改為四爪，這經過改制后的龍袍，則被稱為蟒袍[1]。

本文中的所研究的“龍袍”是由國內一流的服裝設計師勞倫斯?許為范冰冰設計的在2010年戛納電影節所穿著的“龍袍”，名字叫做“東方祥云”，靈感來源于清代龍袍，而范冰冰穿上后在法國影展上艷壓群芳，尤為顯得設計師設計對中國文化及中國服飾文化的熱愛及對中國傳統元素的嫻熟運用和對時尚的把握。

一、“龍袍”的審美特征

中國是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古國，中國特色的服飾紋樣――龍紋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意蘊，服飾紋樣承載著厚重的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與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融合及合并中華民族眾多鳥獸圖騰的龍圖騰，在中華民族心中產生強大的威懾與企慕的心理效應。一個看似簡單的服飾或圖騰，無疑都是圖騰形象的原生態或歷史演變產物，它們負載著如此厚重的人生內容，散發出如此莊嚴神圣的氛圍感，這是那些從純功能性的角度和純形成審美角度看服飾的人所不曾預料和難以想象的。龍袍，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古代紋樣構圖表現為辯證的黑白動靜和疏密虛實；一方面，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中國文化特質。

二、“龍袍”的時代文化背景

近年來，在世界時尚界和各種重大會議出現了許多極具中國風味的服裝，如頂級服裝設計師Dior、John Galliano、Chanel等等；奧運會頒獎服飾“青花瓷”、“寶藍”、“國槐綠”等；亞運會禮儀服飾“行云流水”；奢侈時尚的“解放鞋”和“蛇皮袋”等。世界刮起“中國熱”之風，國內設計師也是大玩中國元素設計時尚禮服、服裝。國內服裝設計師勞倫斯?許設計的紅毯禮服，中國元素東方祥云、孔雀裝、夢回唐朝、丹鳳朝陽、踏雪尋梅、梅花三弄等是永恒的主題。

三、“龍袍”展現服飾文化的藝術魅力――時尚與傳統

中國素有“衣冠王國”的美譽。縱觀華夏服飾文明的發展史可知，“諧調”、“統一”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真諦。自中國服飾文化誕生伊始，就遵循著生理需求與審美表現、標識顯示與象征表達相結合的制作原則，以最大限度地達到服飾與自然、服飾與社會、服飾與人群的和諧統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統一更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最珍貴的審美品質。

傳統服飾與時尚設計的審美融通對提高服裝的文化附加值、滿足時尚消費需求，設計師應借鑒傳統文化符號的基礎上，將傳統與時尚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將之從表面符號的簡單借用提升到對服飾文化內涵的審美體認與表征陰，創立自己的服裝品牌，發展中國傳統元素與現代時尚設計和諧融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服飾文化。

“龍袍”整個設計將傳統元素龍紋、云彩紋、色彩、工藝等與時尚設計完美結合，將刺繡、蠟染、扎染、手繪、挑花、編織、織花、抽紗等傳統和現代工藝，結合時代流行趨勢與時代特征，將繼承傳統與探索創新有機結合，可謂形式與內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了有時代感又有民族神韻、中國傳統元素與現代時尚設計和諧融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服飾。

四、“龍袍”突出穿著者的個性

藝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一舉一動可能都要受到公眾的注視，尤其是著裝方面，不僅可以顯現他們的地位及品位，也可以顯現他們的個性。歐洲心理學者將其稱為人格。

中國風禮服“龍袍”如宮殿般的金碧輝煌，范冰冰一出場的氣勢就壓倒一片，等著大家對東方女王的膜拜。高明度的明黃色繡以中國祥龍圖案的禮服，華麗夸張的魚尾設計，吸引眾場。用漸變的藍色云彩圖案，作魚尾下擺，倒也別具匠心。單肩的設計凸顯時尚氣息，頗有弧度的設計，更能襯托出身材，而高高的單聳肩，則更有霸氣。與“范爺”的個性相吻合，時尚、霸氣、強悍、百變等。

篇（10）

板塊運動、古地理環境及氣候的變化對恐龍的生存環境產生影響，中生代各個時期我國恐龍在分布區域及其動物群方面有著顯著的特征。依照中國恐龍化石分布圖（圖1）及時代特征來看，我國恐龍發展演化的地理軌跡大體由南向北推進，在發展后期向全國范圍輻射，區域分布特征明顯［5－6］。早期恐龍分布范圍局限，主要分布在西部（西南部）的云南、貴州、四川、、新疆等地，尤其以西南部最為集中，而且西南部也是我國恐龍的發源地［6］。晚期恐龍分布范圍廣泛，主要分布在我國中東部、東北部、北部地區，以遼西熱河、內蒙古二連浩特、河南西峽、甘肅劉家峽、山東萊陽、黑龍江嘉蔭等為典型代表。我國恐龍化石類地質公園就是以這些恐龍化石產地及珍貴的資源為依托而建立。

1西部（西南）地區的恐龍化石類地質公園

（1）古地理環境

晚三疊世早期，在板塊運動的作用下，川滇地區形成大型的近海盆地，為我國早期恐龍的生存提供了理想場所［6］。從侏羅紀開始，沿大興安嶺—太行山—雪峰山兩側出現了顯著的“東西分異”：東部為小型斷陷盆地，西部為穩定的大型內陸盆地。到了晚侏羅世，我國東部形成高原地貌，西部多為盆地，比如川滇盆地、準噶爾盆地、鄂爾多斯盆地［7］，西部地區盆地的發育為恐龍的生存與演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2）典型的恐龍化石類地質公園

西部地區（尤其西南地區）為我國恐龍的主要分布地與發源地，其化石時代以侏羅紀為主，涵蓋了早侏羅世、中侏羅世和晚侏羅世3個時期的恐龍化石［8－10］。化石豐富，包含了侏羅紀時期的典型代表恐龍動物群，層位明顯。云南祿豐恐龍地質公園和自貢世界地質公園是早期恐龍化石的典型代表地質公園。云南祿豐恐龍地質公園是早侏羅世祿豐蜥龍動物群的恐龍化石主要分布地，自貢世界地質公園以中侏羅世蜀龍動物群和晚侏羅世馬門溪龍動物群為主要恐龍化石遺跡。

2東部、北部和東北地區的恐龍化石類地質公園

（1）古地理環境

與侏羅紀相比，白堊紀古地理環境有了明顯的改變。早白堊世起，東部地區活動帶的主要沉積區和巖漿活動向東轉移。受燕山二期運動的影響，東部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北北東向的大型盆地，與此同時，西部地區的盆地如四川盆地，范圍逐漸減小。晚白堊世，隨著我國西部的強烈隆起，川滇盆地進一步縮小，而東部的斷陷盆地不斷擴大，導致恐龍從西南地區向東部及北部地區遷徙［6］。

（2）主要的恐龍化石類地質公園

在我國東部（中東部）、北部、東北部地區（圖1）發現了大量白堊紀恐龍化石，不僅有恐龍骨骼，而且有恐龍皮膚、足印及遺棄物化石。白堊紀我國有2個代表恐龍動物群，即早白堊世鸚鵡嘴龍－翼龍動物群和晚白堊世巨龍－鴨嘴龍動物群［11］。與西部（西南部）相比，東部（中東部）、北部、東北部地區這2個代表動物群的空間分布范圍明顯增大。基于恐龍化石分布區域較多，化石代表性強，研究價值高，在東部、北部和東北地區建立了多個恐龍化石類地質公園［12－28］（表2）。

建立恐龍化石類地質公園的價值

1科學研究價值

（1）地球歷史研究。恐龍自侏羅紀早期在我國出現到白堊紀末滅絕，有14億多年的發展歷史，但是在各個階段并非都有大量的化石發現和產出。早、中侏羅世，我國只在西南部很小區域內產出恐龍化石，自貢是代表地區。自貢恐龍地質公園范圍內三疊紀晚期至侏羅紀晚期的地層連續，出露完整，含有豐富的古脊椎化石，為系統研究恐龍的演化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化石材料，該地區也是地球演化史上侏羅紀陸相環境的代表性地區。白堊紀東部地區出現了一系列盆地，為恐龍的發展演化提供了基礎。以白堊紀恐龍化石為主要地質遺跡的地質公園有多個，以二連浩特恐龍地質公園為例。它所在的區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恐龍化石挖掘點，在古生代是古代淺海區，即“古興安淺海區”［29］，從中生代到白堊紀后期，淺海區被新山脈阻斷，變為內陸海，海洋逐漸變為湖盆、沼澤。公園內所發現的恐龍化石及其他古生物化石為研究該地區白堊紀晚期恐龍的生存與滅絕以及其后的生物演化史、古地理、古氣候等提供了珍貴詳實的實物資料。因此，中生代含化石地層及其周圍地質環境的研究，對追溯中生代地質歷史具有重大的科學價值。

（2）古生物學研究。由于我國恐龍的發展演化和區域的差異，在不同的地質時期有不同的動物群特點。雖然我國恐龍類地質公園有多個，有些也分布在一個省份或地區，但是各個地質公園所發掘的恐龍化石和其他動植物化石組合各不相同，這些珍貴的化石標本對于研究我國恐龍及其相關古動物的系統演化、生理特征、生活環境等具有十分重大的科學價值。

（3）地層學研究。在地質公園的分布區域，埋藏恐龍及其他古生物的某個特定的中生代地質時期的地層都較為發育，而且分布廣泛，沉積較連續，層序清楚，這也是古生物化石形成與發現的基本條件［30］。例如，西南地區的侏羅紀陸相紅色碎屑巖系，與其他地區的陸相煤系地層迥異［31］，在四川盆地、祿豐盆地等廣泛發育，厚度大，在公園區域內侏羅系賦存了大量的恐龍化石及其他類同期的古生物化石，是我國富含恐龍化石的侏羅紀陸相地層的典型區域。二連浩特恐龍地質公園所處區域也有完整的中生代地層，含恐龍化石的上白堊統二連組層序完整，上下接觸關系清楚，是研究亞洲地區上白堊統晚期地層的典型地區，被世界古生物界公認為白堊紀晚期化石埋藏標準地質剖面。另外，許多公園內具有明顯特征或有代表意義的含化石地層以當地地名命名，如“自流井組”、“祿豐組”、“二連組”、“義縣組”，在地學界都具有廣泛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4）沉積學研究。對地質公園內賦存化石層位巖性特征的分析可以為該地區古生態環境的恢復提供資料。分析含化石地層的沉積物特征及具有的各種沉積構造，對于分析特定時期某一地質公園范圍內的沉積環境和古生態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

2社會價值

（1）教學與教育價值。恐龍化石遺跡資源是大自然賜予人類的寶貴財富，是珍貴的不可再生資源。在恐龍化石分布集中、化石種類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建立地質公園，既是保護恐龍化石的最好方式，也是實施古生物教學和教育的最好基地。地質公園內有典型的恐龍化石及其他同期發掘的古生物化石、埋藏現場、標準地層剖面和恐龍博物館等，在這里不僅可以進行實地研究和考察，而且可以開展古生物教學。此外，通過教育與教學活動也可以提高社會公眾對古生物化石和環境的保護意識，激發全民保護地質遺跡的自覺性和積極性。

（2）科學普及價值。古生物遺跡資源是某一地質歷史時期形成并賦存于地層中的生物遺跡和活動遺跡。它是地球歷史的見證，是研究生物起源和進化等的科學依據。古生物化石，特別是恐龍化石，科研程度高，學科專業性強，社會大眾了解少，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地質公園的管理人員要充分掌握大眾的這一需求，利用恐龍博物館的展覽介紹、就地埋藏館對化石埋藏環境的展示、對外展覽交流和網站介紹等，通過淺顯易懂的方式對公眾進行古生物科普知識宣傳。另外，要加強地質公園導游員的培訓與教育工作，在游客參觀地質公園及博物館時能夠準確為游客講解。

3經濟價值

篇（11）

隨著我國和世界其他各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中聯系日益密切，跨文化交際下的旅游英語翻譯活動也日益增多。由于和外國人在思維和表達方式上的不同，導致在翻譯時出現的問題以及探討它們的解決辦法。不管我們采取何種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有跨文化意識。同時，堅決制止不法分子的文化侵略活動。著重強調只有在跨文化交際下的旅游英語翻譯，才能發展得更全面，更深入，更完善。

1 分析翻譯誤區出現的原因

旅游翻譯是為旅游活動和旅游行業所進行的翻譯實踐，屬于專業性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社會、跨時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際活動。它包括旅游景點介紹、旅游告示標牌、民俗風情畫冊等各方面內容。旅游資料主要具備兩個功能：一是，傳遞信息，即向外國游客介紹景點情況使其讀懂、看懂、聽懂，了解并傳播中國文化；二是，誘導行動，即吸引更多的外國游客，促進旅游業的發展。鑒于上述翻譯目的。

1.1 漢英語言文化的差異

漢英語言風格迥異，漢語重意合，英語重形合。漢語旅游宣傳資料的表達多為描述性語言，言辭優雅，情景交融，四字格、排比及對偶結構隨處可見，如鐵塔行云、相國霜鐘、柳浪聞鶯，優美的景點名稱使游客浮想聯翩、心向往之；英語表達則更多注重句法結構，用詞平實直觀，講究知識性與科學性，在漢譯英時，若照搬漢語表達習慣，逐字將漢語英譯，則感覺拖泥帶水。

1.2 漢英傳統習俗的差異

不同的生活環境下的中西方人們對相同的事物有著不同的理解。如蝙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福的象征，在許多古老的建筑以及磚刻石刻中都能找到它的身影；而在西方，蝙蝠卻是吸血鬼的象征，邪惡的代名詞。因此，當介紹外國游客桂林漓江的蝙蝠山時，一定要把它和人們美好的愿望聯系起來，否則恐怕外國游客會不愿接近這個景點的。因此，在遇到此類事物時，翻譯人員或者導游一定要將中國的文化背景介紹給外國游客，盡量準確地傳遞旅游資料的文化信息，以免產生誤解或疑惑。

2 針對黑龍江省旅游景點翻譯誤區的分析及規范

旅游景點的翻譯中，為了能讓外國旅游者了解中國文化以及景點，翻譯時應該采用靈活的翻譯方法以有效傳遞旅游信息和中國文化。

2.1 直譯和意譯

直譯有利于傳達景點地名以及人物事件等源語信息，意譯運用西方的語言思維和語言模式，更有利于傳達景點的相關信息，兩者方法的結合無形中增進了游客和中國文化的溝通，景點介紹都是四字成語，為歷史人物典故或神話故事，單純的直譯，外國游客難以懂其意，單純意譯卻會使這些景點失去原有的文化內涵，因此采取直譯加意譯的方式既傳達了中國文化又詮釋了景點內涵。

2.2 增譯

為了讓外國游客了解中國人文歷史，風土人情等方面的背景知識，翻譯時可在原文基礎上適當地增加一些相關信息，如在介紹雪鄉時，單憑Snow town的直譯難以讓游客了解，應在其前加以補充說明China Snow Town這樣的翻譯不會讓游客費解。

2.3 文化類比

類比是指為消除對源語信息所含文化的陌生感，以喚起目的語接受者似曾相識的感覺，將源語中陌生的文化信息轉換成目的語文化情境中類似的信息，也就是說用英文中相似的名勝古跡，傳奇人物歷史故事等來打比方，用以此比彼的方法拉近游客與中國文化的距離，使他們產生親近感，從而讓游客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思

3 結語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提到，旅游與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旅游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交流。相關旅游資料的翻譯既是漢英兩種語言的轉換，更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溝通。任何時候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之間都存在文化差異，語言學家奈達說過，對一個譯者來說，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問題要比語言結構差異引起的問題更多更復雜。因此，想要翻譯好相關的旅游資料，譯者不僅要有扎實的語言基本功，還要了解和積累本國和外國文化，包括語言文學、歷史地理、、風土民情和建筑藝術等，甚至還要對生物學、考古學等有所研究。

【參考文獻】

[1]章禮霞.從廣告語的角度看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與交融[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

[2]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3]程盡能，呂和發.旅游翻譯理論與實務[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4]金惠康.跨文化旅游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