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農的含義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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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考察小農的市場角色。

地主制經濟體系下的主要產業部門是農業，基本生產單位是小農家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和封建領主制下的農奴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規模狹小的個體小生產，生產目的主要是為了自給。但前者較之后者，人身依附關系減輕，經濟獨立性增強，在個體家庭生產單位之上沒有一個具有內部生產分工和共同經濟生活的封閉的經濟共同體，其再生產所不能完全自我滿足的部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需要直接從市場上獲得補充。所以，地主制經濟下農民與市場發生較為密切的聯系，流通成為小農經濟再生產過程中的必要環節。戰國時代非常突出的兩種現象——集市的興起和商人插足小農再生產過程，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出現的。地主制經濟下的小農的這種經濟地位決定它必然是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農業與家庭手的結合。這是戰國以后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最深層的根源，考察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經濟，不能離開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

在地主制經濟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小農，其經濟中商品生產的成分或多或少，但一般而論這種商品生產都是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的，其生產的主要目的是謀生，是取得使用價值。因此，小農的經濟行為并不完全按照價值行事，甚至主要不是按照價值規律行事。例如，農民種什么，不種什么，首先是根據自身消費和交納租賦的需要；他們經營的家庭副業往往視糧食生產的豐嗇為盈縮，而且是“不計工本”的；他們出售農產品的價格也往往低于其價值，等等。關于這個，學界已有較多的論述。

地主制經濟下小農的市場行為還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點，例如，小農一方面向市場提供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另一方面向市場購買商品，在他們向市場購買的商品中，不但有他們所不能生產的手工業產品（如鐵農具、食鹽等），而且有它們能夠生產的農產品（如糧食、種子等），這就是說，他們既是農產品的供應者，又是農產品的需求者；小農經濟再生產的產品進入市場流通的部分，往往遠遠超過其按勞動生產率自給有余的部分或商品生產的部分。《管子》曾經說過，農民的生產是“年有余而月不足”。這是因為農業生產的基礎是再生產，它是以年為周期的。收獲季節有富余，播種季節和青黃不接時緊缺。這就導致在同一生產年度的不同生產季節中，農民與市場存在著不同的供求關系。中國又是一個自然災害發生比較頻繁的國家，豐歉無常，因此，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年份中，農民與市場也存在不同的供求關系。同時，農民不但是生產者，而且是備受地主、商人和國家租賦、債利剝削的被壓迫者，這種情況大大加劇了農民與市場供求關系的不平衡。在收獲季節或豐收年份，農民為了完納租賦、清償債務，往往不得不賤價出售包括部分必要產品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這也和儲藏手段不足有關），在播種、青黃不接季節或歉收年份又不得不高價買進必須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為此，他們又要賤價出售其手工業產品，以至高息舉債。在這一進一出中，進入流通領域的商品量大為增加，但它卻不能反映勞動生產率商品生產率的真實水平。這就是說，在地主制經濟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并不是完全對應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脫節的。我們說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經濟包含某種虛假的成分，主要就是指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在某種程度的脫節。這種脫節導致一些“悖論”現象的發生：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的相對富足有時并沒有導致農民市場行為的增加，而是相反；貧苦農民比之富裕農民對市場的依賴程度似乎更大些；在一些封建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農業生產的萎縮，另一方面卻出現商業的畸形繁榮，等等。學術界對中國封建地主制時期農業商品率有不同的估計，有的高達50—60%，有的只有10—20%左右，重要原因之一是口徑和不同：前者一般是按農戶實際買進賣出在農戶總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計算的，后者則往往是按農業生產能供養多少非糧食生產人口計算的。兩者都有根據的，后者更符合按勞動生產率計算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而它們的差額正可視為商品經濟中的虛假成分所占的比重。

其次，考察地主的市場角色。

小農生產規模狹小，他們對商品的需求有限，難以單獨創造出大的市場。事實上，在封建地主制下，除了市場基本上是為農民的再生產服務以外，其他的各級市場基本上是為地主階級的消費服務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大市場”或“大流通”是以地主階級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欲望為基礎和動力的。因此，需要考察封建下地主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欲望與封建領主制下的貴族領主有什么不同。

封建領主制下實行勞役地租，農民不但要在領主的“公田”上耕作，而且要提供其他各種勞役服務。“公田”和“私田”有固定的比例，各級領主貴族擁有“公田”（祿田）的數量由他所處等級所決定。這樣，各級領主的收入是相對固定的，由此決定的消費也是相對固定的，并且受到“禮”的種種制約；有人稱之為“凝固性”的消費制度。領主的領地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共同體，一般的消費可以自身獲得滿足。較高級的領主也豢養一些為他們服務的商人，主要是遠途販運一些當地不能生產的珍奇物品，所謂“奇怪時來，珍異物聚”（《管子小匡》語）。

封建地主制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主主要收取實物地租，實物地租主要是谷物，這就產生了經君健先生所說的“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少樣）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需要出售部分租谷來換取其他物資。在封建地主制下，不但貴族官僚可以占有土地，庶民也可以占有土地，占有土地的數量并沒有嚴格的等級限制，與此相應的地主階級的消費實際上也是不受限制的，起碼是沒有嚴格限制的。《鹽鐵論散不足》突出反映了封建地主制下各階層，尤其是富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欲望的膨脹，完全突破了領主制等級消費的限制。在實行比較單一的實物地租的條件下，地主階級的消費資料，相當大一部分要從市場上取得。《史記貨殖列傳》描繪了一幅商品熙熙攘攘的繁榮圖景，他把欲望（主要是消費欲望）視作經濟的根本動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是地主階級的消費欲望促進了戰國秦漢市場的繁榮。

在封建地主制下，地主是市場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不但一般要出售部分租谷，以換取所需的其他物資，而且往往直接從事的贏利活動。這種市場活動是建立在對農民剝削的基礎之上的。地主在市場上出售的租谷是農民為地主的需要而生產的，本質上是一種自給性生產；地主出售它實際上是把自給性產品轉化為商品。地主賤買貴賣的對象是個體小農，是地租剝削以外的商業剝削。

地主的市場角色還表現在它與商人的關系上。封建地主制打破了領主制下“工商食官”、商人完全依附于貴族領主的格局，出現了私人工商業者。不過商人與地主實際上是“通家”。新興地主階級的基礎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是土地已經私有化、作為國家編戶齊民的自耕農分化的產物，首先是從商人兼并自耕農土地中產生的。商人地主是漢代豪民地主的主體。從戰國秦漢的材料看，工商業者往往經營土地，地主也熱衷于商業活動，庶民地主是這樣（仲長統有典型的描述），身份性地主也不例外（晉代江統的話可以作證）。甚至可以說，地主、商人、官僚早就三位一體了。把秦漢封建政權稱之為“商人地主政權”，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漢時代農村集市已經普遍存在，城市市場十分繁榮，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商業粗具規模，在一定意義上說，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亦已形成。但我同意唐文基的說法，這是一種“非統一的全國市場”。重要的一點是各地區的物價（尤其是糧價）相差懸殊，反映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水平的低下。在戰國秦漢的封建市場中，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由于糧食在商品市場上的重要性，對年成豐歉的預測成為當時商人進行商情預測的基礎；而政府亦有以平抑糧價為中心的“平糶”政策的出臺。不過由于運輸成本太高，戰國秦漢糧食還很少進入長途販運。長途販運的商品以各地的土特產品為主；其中既有供統治階級奢侈消費的珍異之物，也有作為“養生送死之具”的民生日用品，這和封建領主制時期的長途販運商業是有所不同的。

封建地主制下的商業是為封建統治者和地主階級服務的，帶有嚴重的封建性。這種商業雖然也有維持小農再生產的一定功能，但同時又利用小農的弱點和農業再生產的特點買賤賣貴，無情吮吸小農的膏血，獲取幾乎不受限制的高額利潤，從而加速了農民的貧困破產和“棄本逐末”。這就是說，在封建地主制下，商人與農民、商業與農業，自始就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矛盾的一種表現。

復次，考察國家的市場角色。

封建國家直接經營某些生產事業、直接參預市場活動，并負擔著某種經濟職能，這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重要特點之一。以前我們對國家管理和干預經濟的活動，對國家的市場行為和市場角色，對國家財政政策對市場和流通的等不夠，近來一些學者著重在這方面進行了很有意義的論述，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戰國以后的流通是由市場的流通和全國性物資流通組成的，而后者則是由統一國家的財政所組織的物資流通及由此誘發的遠距離流通中形成的，因而可稱之為“財政性物資流通”。這一觀點十分新穎，它提醒我們應該主意國家財政在封建商品經濟中的作用，不過似乎把國家財政的作用夸大了。因為第一，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的建立雖然對全國性流通的發展有著重大的促進作用，但從根本上說，不是中央集權統一封建國家創造了全國性的流通，而是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地區局限的“全國性流通”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為中央集權統一封建國家的建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例如，在荀子時代，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北海”、“南海”、“東海”、“西海”的土特產品，中原地區“可得而有之”。又如由于各地區之間商品流通的發展，各地區的金屬鑄幣已經出現“相通”或“趨同”的趨勢，秦始皇統一貨幣只是順應了這種趨勢。第二，在統一國家的財政收入中，直接進入流通領域的部分是很小的，它拉動流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賦稅，賦稅的主要負擔者是農民，它是地租的再分配，農民所交的賦稅本質上是農民為了國家的需要而生產的自給性產品。國家的賦稅收入主要是滿足統治者的直接消費，支付皇室消費、官俸、軍餉和其它各項開支。貢賦進入流通領域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如實行“平糶”法或“常平”法時，以部分租谷為底本，視市場上糧食或其他商品的豐嗇而拋售或購進，用以平抑物價。又如實行均輸法時，將各郡國運往京師的貢物的一部分折合為當地土特產品就地交給均輸官，再由均輸官運到價高地區出售，實際上是把部分貢納轉化為官營商業經營的物資。不過這部分在貢賦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貢賦的絕大部分是直接消費而不進入市場。貢賦對市場的作用還表現在它迫使農民為了完納貢賦而把更多的產品投放市場，西漢貢賦中貨幣稅占的比重很大，這種情形就更為明顯，甚至可以說西漢商品經濟相當大程度上是賦稅拉動的。不過，西漢賦稅貨幣化的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增加了商品經濟表面繁榮的程度，但由于它超出了以自給性生產為主的小農經濟的負荷能力，到東漢中期以后就難以為繼了。 因此，從總體上看，我們不能說中央政府的財政創造了一個全國性的流通或全國性的市場。中央政府的財政確實促進了全國性的物資流動，如各地貢賦和漕糧向中央的調運，京都或各地的糧食和其他物資向邊防地區或受災地區的調運等，但這些都是依靠行政調撥，基本上不通過市場進行。一些日本學者喜歡用“物流”這個詞，如果用它來表示封建社會中不同于市場流通的物資流動，這倒是一個比較貼切和有用的概念。“物流”對商品流通會有所帶動，但作用不宜夸大。

篇（2）

關鍵詞：旱地小麥；氣象因子；相關性；山東

中圖分類號：S512.1+10.1文獻標識號：A文章編號：1001-4942（2013）03-0028-05

水分是制約旱地小麥生長量提高的首要因子[1]。由于干旱缺水，小麥長期或階段性處于水分脅迫狀態，影響了植株生長發育和籽粒產量的形成，造成單產低而不穩。小麥全生育期都可能受到干旱脅迫[2]。出苗期干旱導致出苗不齊，缺苗斷壟，即使勉強出苗，苗勢也小弱，根系不扎實，次生根生成很少或沒有，導致基本苗不足，嚴重影響冬前分蘗和小麥越冬[3]。在小麥生長關鍵期缺水，導致小麥生長發育不良，植株矮小，有效分蘗減少，不能正常抽穗結實，單位面積穗數和穗粒數減少，千粒重降低，嚴重影響產量[4，5]。

除了降水，光照和溫度也是旱地小麥生產最基本的農業氣候條件[6]，太陽輻射的下降和溫度的升高都對旱地小麥生長發育及籽粒產量的形成產生一定的影響。周林等（2003）[7]研究表明，黃淮海平原地區秋、冬季適度增溫，總體有利于小麥產量提高，但春季增溫則相反，升溫愈高，減產愈多。而史印山等（2008）[8]研究認為，冬小麥產量與氣溫顯著相關，過低或過高都會使小麥減產，而高溫使小麥減產更嚴重。光照顯著下降，光照不足對小麥生產產生直接影響[10]。光強度與小麥產量形成密切相關[9]。賀明榮等（2001）[11]認為，光照不足降低了小麥的干物質積累和籽粒產量，而Wang等（1994）[12]認為，光照不足對小麥產量的影響與周圍環境密切相關，干旱時不影響產量，在濕潤氣候下產量顯著下降。

山東省常年種植小麥在366×104 hm2左右，其中無水澆條件的旱地小麥占麥田總面積的1/3左右，因此進一步穩定提高雨養小麥增產潛力對全省乃至全國糧食生產都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利用近8年山東省旱地小麥區試總結材料和山東省氣象資料，分析了旱地小麥主要農藝和產量性狀與氣象因子的相關性，以了解旱地小麥生長發育對氣候變化的響應特征，為培育抗旱節水品種及研制配套栽培技術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1.1 試驗材料

2003～2010年山東省旱地小麥區試對照品種魯麥21調查數據和山東省氣象數據，資料分別來源于山東省種子管理總站和山東省氣象局。1.2 試驗方法

1.2.1 氣象因素選取 分別選取10月至翌年6月的旬降水量、日照時數、平均溫度、累積溫度和小麥越冬前（10月上旬至12月中旬）、越冬期（12月下旬至次年2月中旬）、春發期（2月下旬至3月下旬）、拔節期（4月上旬至4月下旬）、灌漿期（5月上旬至6月下旬）、全生育期（10月至翌年6月）的累積降水量、日照時數、溫度（>0℃或

1.2.2 小麥生長發育主要性狀選取 分別選取魯麥21在旱地小麥區試中的產量及單位面積（666.7m2）穗數、穗粒數、千粒重、容重、株高和全生育期等主要性狀，與氣象因子進行相關性分析。1.3 數據分析

用DPS數據處理系統進行相關性分析，用Excel隨機軟件做圖。

2 結果與分析2.1 小麥生育期內氣候變化分析

篇（3）

摘 要：本試驗采用剛果紅比色法測定了主要來源于赤峰地區的105份燕麥材料籽粒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并對其株高、旗葉長、旗葉寬、穂長、粒長、粒寬、千粒重等農藝性狀和產量指標進行測定，分析各性狀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表明，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與上述農藝性狀之間的相關性皆不顯著；105份燕麥材料的β-葡聚糖含量介于0.43%~2.54%之間，從中篩選出高β-葡聚糖材料7份.

關鍵詞 ：燕麥；可溶性β-葡聚糖；剛果紅法；相關分析

中圖分類號：TS21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8-0014-03

燕麥（Oat）屬于禾本科（Gramineae）燕麥屬（Avena）一年生草本植物，是重要的糧食和飼草飼料作物，可分為帯稃型（皮燕麥）和裸粒型（裸燕麥）兩種.燕麥營養豐富，是谷物中最好的全價營養食品之一，與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相比，燕麥籽粒中的蛋白質、不飽和脂肪酸、維生素、礦物質元素等營養指標均位居前列.此外，燕麥中還含有豐富的可溶性膳食纖維.國內外大量研究證明，燕麥能夠降血脂和膽固醇且無副作用，具有調節人體免疫功能，增強抵抗力和抑制糖尿病等作用[1].現有研究表明，燕麥的這些保健功效歸因于其膳食纖維的主要成分可溶性β-（1，3）（1，4）-D-葡聚糖[1，2].因此，高β-葡聚糖含量的優質品種選育是燕麥育種的重要方向[2].

燕麥的β-葡聚糖主要在燕麥麩皮（糊粉層和亞糊粉層）中，在胚乳細胞壁中則很少[3].根據在水中溶解的難易程度，燕麥β-葡聚糖可分為可溶性和不可溶性兩類.有報道表明，脫殼燕麥籽粒中β-葡聚糖含量約為3%-7%[4]，其中可溶性β-葡聚糖比率約占32-42%[5].燕麥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是人們更加關注的品質指標[6].

影響燕麥β-葡聚糖含量的因素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是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遺傳因素（基因型）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不同燕麥基因型β-葡聚糖的含量存在著一定的差異[7]；同時，生長環境對燕麥β-葡聚糖含量也有顯著影響，研究表明，干燥環境下生長的燕麥其β-葡聚糖的含量高于雨水充沛的高濕環境下生長的燕麥[3].

內蒙古赤峰市西部屬中溫帶半干旱氣候區，地形以山地丘陵為主，是傳統的燕麥種植區，種植歷史悠久，種質資源豐富.β-葡聚糖是燕麥的主要品質指標之一，赤峰地區燕麥β-葡聚糖含量水平未見報道.本試驗采用剛果紅比色法測定了主要來源于赤峰地區的105份燕麥材料籽粒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并對其株高、旗葉長、旗葉寬、穂長、粒長、粒寬、千粒重等農藝性狀和產量指標進行測定，分析各性狀之間的相關性，篩選高β-葡聚糖含量的材料，為優質燕麥新品種選育提供借鑒和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供試材料來源及試驗地概況

試驗材料共105份，包括赤峰地區收集的材料49份（裸燕麥41份、皮燕麥8份），國家種質資源庫保存的材料31份（裸燕麥16份、皮燕麥15份）以及赤峰市農牧科學研究院篩選的材料25份（裸燕麥21份、皮燕麥4份）.赤峰地區收集的材料是2007-2011年在赤峰市克什克騰旗（裸燕麥35份、皮燕麥7份）、翁牛特旗（裸燕麥4份、皮燕麥份）和松山區（裸燕麥2份、皮燕麥1份）收集的，赤峰市農牧科學研究院篩選的材料是從原雜糧課題組過去幾年間從各種來源的材料中根據表型差異分選出來的，國家種質資源庫保存的材料由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張宗文研究員提供.

試驗材料于2014年在赤峰市農牧科學研究院11號試驗地按小區種植，該試驗地地理坐標為（42°17′N，118°51′E），海拔601m，平均無霜期132天，年平均有效積溫2850℃，年平均降水量380mm.實驗區地勢平坦，地力均勻，土壤為淡栗鈣土，前茬作物為玉米.

1.2 農藝性狀觀測

試驗采取隨機區組設計，每份燕麥材料1個小區，小區面積3.6m2（1.2m×3m），每小區播種3行，行距45cm.在燕麥灌漿期，每個材料選擇5株測定株高、穂長、旗葉長、旗葉寬、旗葉面積，成熟后按小區收獲測定產量.每個材料選擇30粒種子測定粒長、粒寬、千粒重等指標.

1.3 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測定

參考文獻[8]報道的方法，有改動.挑選飽滿整齊一致的燕麥籽粒（皮燕麥剝去皮殼）5-6g，在電磁爐上文火炒3min并不斷翻動，用研缽將籽粒磨碎至全部通過60目篩.稱取燕麥粉約0.200g，置于50ml離心管中，用0.4ml 50%酒精潤濕，加入 15.0ml蒸餾水，在混勻器上混勻.在室溫（20±1℃）放置16h，6000rpm離心10min，上清液轉入50ml容量瓶；用15ml蒸餾水洗滌殘渣并再次離心，上清液并入50ml容量瓶中定容.吸取0.8ml β-葡聚糖樣品溶液，依次加1.2ml蒸餾水，4.0ml剛果紅溶液，搖勻，25℃下準確反應10min，以2.0ml蒸餾水代替樣品作空白，測定550nm波長的吸光度.根據標準曲線計算樣品中的β-葡聚糖含量，采用烘干稱重法測定樣品含水量.每個樣品3次重復.試驗數據采用spss軟件進行方差分析和相關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105份燕麥籽粒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分布

105份燕麥材料的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介于0.43%~2.54%之間（表1）.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低于1%的有30份，占28.57%；介于1.0%~1.5%之間的有55份，占52.38%；介于1.5%~2.0%之間的有15份，占14.29%；介于2.0%~2.5%之間的有5份，占4.76%.表2和表3分別是78裸燕麥和27皮燕麥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的分布情況.裸燕麥有24.36%的材料、皮燕麥只有7.4%的材料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高于1.5%，表明在105份供試材料中，裸燕麥平均β-葡聚糖含量高于皮燕麥，這與李貞[6]等、鄭殿升[9]等的報道是一致的

2.2 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高于1.9%的材料

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高于1.9%材料有7份（表4），其中皮燕麥1份，裸燕麥6份；5份是來源于赤峰克旗的材料，2份是自選材料.這些材料可作為高β-葡聚糖品種選育的基礎材料.

2.3 β-葡聚糖含量與主要農藝性狀的相關性分析

對β-葡聚糖含量與主要農藝性狀進行相關分析（表5），結果表明，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與其他農藝性狀之間的相關性皆不顯著.各農藝性狀之間，產量與千粒重、穂長與株高成極顯著正相關，穂長分別與旗葉長和旗葉面積顯著正相關.

3 討論

本文采用剛果紅比色法測定了105份燕麥籽粒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并分析了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與主要農藝性狀的相關性.結果發現，赤峰地區燕麥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變幅更大（0.424%-2.489%之間），表明赤峰地區燕麥β-葡聚糖含量具有豐富的遺傳多樣性；同時篩選出的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高于1.9%的材料7份，其中5份是來源于赤峰克旗的材料.赤峰市克什克騰旗、翁牛特旗西部、松山區西部是多山丘陵地區，氣候冷涼，是傳統的燕麥種植區，但因良種推廣率低，田間管理粗放，農民大多自己留種或互相交換種子，導致種植品種混雜，品質參差不齊.因此，今后應加強優良燕麥品種提純復壯，優質燕麥品種選育、引進及推廣工作，同時加強當地種質資源收集、保護、鑒定、利用等工作.

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與主要農藝性狀相關性結果表明，β-葡聚糖含量與株高、穂長、旗葉長、旗葉寬、旗葉面積、粒長、粒寬、千粒重均無顯著相關性，可以再增加一些農藝性狀指標進行分析.我們最近的實驗數據暗示，灌漿期高溫、干旱可能會提高燕麥籽粒β-葡聚糖含量（數據尚未發表）.本文實驗結果表明，篩選可溶性β-葡聚糖含量高的燕麥品系，需要直接進行測定才準確.

參考文獻：

（1）Katie M Queenan， Maria L Stewart， Kristen N Smith， et al. Concentrated oat β-glucan， a fermentable fiber， lowers serum cholesterol in hypercholesterolemic adults 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Nutrition Journal 2007， 6：1-8.

（2）吳斌，張茜，宋高原，等.裸燕麥SSR標記連鎖群圖譜的構建及β-葡聚糖含量QTL的定位[J].中國農業科學，2014，47（6）：1208-1215.

（3）鄧萬和.燕麥中的β-葡聚糖含量分析及其性質研究[D].中國農業大學，2005.

（4）Wood P J， Weisz J.， Fedeep，et al. Large-scale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oat fractions enriched in （1-3）（1-4）-β-D-Glucan [J]. Cereal Chemistry，1989，66（2）：97-103.

（5）鄧萬和.燕麥中β-葡聚糖的含量分析及其性質研究[D].中國農業大學.

（6）李貞，張燕，趙雪峰，等.燕麥籽粒β-葡聚糖的積累動態[J].麥類作物學報，2008，28（1）：80-84.

篇（4）

 

一、森林生態補償的定義 

眾所周知，森林具有諸多價值。森林最傳統的價值，也就是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提供木材、薪材。森林內在的價值，我們應該承認自然環境（當然包括森林）是擁有一定權利的，它自身也具有其自身獨立于人的存在的價值。作為在理論上探討和思想進步上的一種指引，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和獨立價值對于我們崇尚自然、保護自然、尊重自然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環境倫理學、生態哲學等學科，都在解釋和證明這樣的一個結論。在美國，這類代表非人類自然事物的公益訴訟已經形成了一種判例。比如其中比較有名的：格蘭德河鰷魚訴美國墾務局局長約翰·w·基斯案（美國上訴法院第十巡回法院，2003年）。森林社會價值，所謂森林的社會價值，是指森林對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意義。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包含著人類社會的自然生存、自然發展與社會生存、社會發展兩層含義。生態價值，森林被人們譽為“地球之肺”，緣由基本上是因為森林能夠吸附有害氣體和二氧化碳，并釋放出氧氣的功能。森林對于我們而言價值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如何保護好森林，養護好森林就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針對當下我國森林補償方面法律問題的凸顯，筆者以此為角度闡釋一些看法。 

在定義“森林生態補償”之前，先要解釋什么是“森林”。《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中，沒有對“森林”的含義作出解釋，而只是根據人們對森林的使用用途的不同，將森林分為了：防護林、用材林、經濟林、薪炭林、特種用途林五個類別。究其原因，依然是沒有跳出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古希臘哲學家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但是，當今的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早已漸漸拋棄了這種純粹以人的視角去審視和衡量自然價值的理念。另一方面，對于森林的理解也不應該僅僅只是將其看作是一棵課樹木的簡單集合，而是應該整體的思考。首先承認森林具有獨立的內在的價值，并且將森林其本身也當做是一個較為完整的生態循環系統，這個自然系統的功能不僅僅是對人類社會具有價值，同樣也是對于別的生態系統有直接或者間接的維持它們之間穩定與平衡的價值。有的學者對于森林所下的定義是：“由樹木和其他木本植物以及與其所生長的灌木地、湖泊及沼澤地組成的協調共生的生物社會。”筆者對這個定義比較贊同，但是這個定義還是比較狹窄。因為在森林中生活的動物、昆蟲等都是森林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它們的存在對于森林的穩定和能量的平衡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基于這個理解，筆者認為，應該堅持以聯系和整體的觀念去理解森林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的含義。所以，在生態補償意義上的“森林”的含義應該是：森林是林木和其他木本植物、草本植物以及各種伴生植物、動物、昆蟲等生物及其與自身所處的自然環境的綜合體。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如何理解“生態補償”，有自然科學領域和法學領域兩個方面不同角度對“生態補償”的理解。其中，生態學方面，主要是把生態系統看作是一個整體，生態補償是在生態系統自身受到損害之后，通過自我的修復和恢復，使之回復到原來的平衡狀態，也可以叫作是“自然生態補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主要強調的是社會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和收益與支出的總量平衡。經濟學方面對于“生態補償”也主要是持干預主義（外部性理論）和市場主義（科斯定理）來下定義。如有學者認為：“生態補償是指通過對損害（或保護）資源環境的行為進行收費（或補償），提高該行為的成本（或收益），從而激勵損害（或保護）行為的主體減少（或增加）因其行為帶來的外部不經濟性（或外部經濟性），達到保護資源的目的。”以上對“生態補償”的理解來自生態學領域和經濟學領域。雖然這些定義不能成為法學意義上的生態補償的定義，但是也是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的。 

從法律領域來看，法律調整的是社會關系，其內容也是以為權利和義務為主體的。那么，從法律領域對“生態補償”下定義的話，也應該從這個角度來出發。筆者認為，生態補償應該包含至少兩種“補償”，一是，對于為了維護生態效益而放棄發展機會和為生態效益的維持和增加而不行為或

行為的人的補償；二是，對于從森林生態效益所帶來的正外部性中獲得利益的人對森林本身的補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森林生態補償”的定義是：補償主體（包括國家、企業、自然人及其他組織，后文詳述）對于為了維護森林生態效益而放棄發展機會、為森林生態效益的維持或增加而不行為或行為的人的補償和對于從森林所帶來的正外部性中獲得利益的主體對森林本身的補償。 

二、森林生態補償的理論依據 

（一）環境保護同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相協調原則的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4條規定:“國家制定的環境保護規劃必須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國家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可見，“協調原則”已經成為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的和有關法律的一項基本原則，脫離了該原則就很可能背離了環保的目的。另一方面，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應聯合國的要求，提出了一份長達20萬字的長篇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其中為世界各國的環境政策和發展戰略提出了一個基本的指導原則即“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和我國提出的“協調發展”，只是文字的表述不同，其實質含義是完全一致的。

目前，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森林生態方面的投入還是明顯不足。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和協調發展的原則要求環保要同經濟發展協調，那么從另一個方面看，環保的發展也是不能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在森林生態效益補償中，我國并沒有形成成體系的，統一的，完整的補償模式。在森林生態補償的方法和主體方面都比較窄，不利于環保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所以，在當下人民對生存環境的要求日益增高的大背景下，應該在森林生態的補償方面下足工夫，力爭與經濟發展相平衡。 

（二）環境正義的指引 

“環境正義”是環境哲學研究中的前沿課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環境正義是其中的主要問題。環境正義是指在環境政策和規約的發展、制定和實施方面，對每個行為主體(國家、組織或個人)來說，都能得到平等地對待和富有意義地參與。在發展中國家，對于“環境正義”的側重是人類生活、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和對環境資源及其所帶來的正外部性的永續利用。 

環境正義中的三個基本原則：生態可持續性原則、社會及經濟平等原則、對后代負責原則。其中，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是統領后兩個原則的。對于森林生態效益的補償，自然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題中之意。建立健全森林生態補償制度，才可能使森林資源良性增加，克服現存弊端。 

（三）“等價有償”的要求 

“等價有償”原是民法中的一個概念，是公平原則在財產性質的民事活動中的體現，是指民事主體在實施轉移財產等的民事活動中要實行等價交換，取得一項權利應當向對方履行相應的義務，不得無償占有、剝奪他方的財產，不得非法侵害他方的利益；在造成他方損害的時候，應當等價有償。 

森林作為一個較為完整的生態循環系統，它有其自身才在的獨立的、內在的價值。對于森林的正外部性在當下的時代已不應再是免費的午餐。享受了這些“生態服務”的受益人就應該承擔這些所產生的費用。這些費用就可以直接的收歸森林生態補償基金，作為育林、護林、栽種新林的資金來源。這樣，也能提高國民的生態意識，使每個人都感受到森林的生態保護都是每個人的責任，每個人都在負擔著森林補償的費用。 

三、我國森林生態補償制度現存問題及改革對策 

（一）補償資金來源單一，應擴大補償主體、拓寬融資渠道 

根據我國《森林法》和《中央財政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目前我國所實行的生態補償，資金大多數來自國家財政，再由地方財政配套負擔一部分。通過財政撥款來扶持生態林的建設與維護，固然可以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但是國家和地方財政資金也十分有限，一旦政府財政狀況不好，承諾的資金就得不到保障，林業基金就很有可能被擱淺。同時，補償需要的資金數額大，單單依靠政府則會因政府投入資金數額有限而導致補償標準偏低或補償不能及時兌現，達不到補償的目的，不能反映生態效益應有的價值，損害了經營者的利益。此外，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森林生態補償金基本上演變成了林業部門、林場、保護站等林業職工人員工資和日常運行開支的主要資金渠道，林農最后得到的補償金可能只是其中的小部分，這也極大地挫傷了當地群眾保護森林生態環境的積極性，直接影響到森林資源保護的效果⑧。 

因此，我們認為應該采取靈活多樣的補償措施，除了加大財政支付力度，還應通過其

它方式擴大補償主體，拓寬融資渠道。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1．加大財政支付力度。森林生態效益是一種公益效益，屬于公共產品。長遠來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問題必須通過政府行為來實現基礎保障和宏觀調控。然而僅僅依靠當前從財政中劃撥出部分資金作為林業基金不能滿足補償的需要，應該設立“森林生態補償稅”，向受益人和產生負外部性的企業、法人、其他組織和個人征收，用以補償生產森林生態效益所耗費的成本,維持生態產品的再生產，以實現效益最大化。 

2．發行“綠色森林彩票”。需要資金資助的公益事業，特別是需要長期大量資金支持的關系全社會生產、生活環境的綠色森林，運用發行彩票籌集資金是完全必要的，并且可行的。同時，發行彩票也是一種有效的宣傳手段，擴大森林保護的影響力。 

3．設立受益部門補償基金。可以由環保部門牽頭建立“森林建設補償基金”，從育林基金、征占林地費等收費中提取一部分用于建立補償基金。也可考慮從森林公園和風景名勝區門票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生態補償基金。目前我國己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讓受益個體不再免費享受森林生態效益，承擔一定的補償責任。 

4．應用bot融資模式籌集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bot的實質是政府將本該由財政投資、公營機構承擔建設和經營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通過授權方式特許給外商或私營機構來投資建設和經營。這樣可以在減輕政府負擔和擴大外資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及投資建設規模基礎上充分利用公司的資金、技術支持和積極性，降低建設成本，提高項目建設效率。而且利用bot模式進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項目建設，不同于完全的商業化或私有化，政府對生態效益補償資金項目建設仍掌握戰略控制權，待特許期滿后，整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項目將移交政府所有。

5．接受捐助。社會捐助可以為環保人士提供表達心愿的途徑，也開辟了環保建設資金來源渠道。基金的來源主要是接受國際組織、外國政府、單位、個人的捐助或援助。環保ngo組織的發展也為社會捐助環保資金提供了保障。

（二）補償標準過低并且單一，應當建立科學的核算體系，引入市場機制 

根據《中央財政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管理辦法》第二條“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用于公益林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中央財政補償基金是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的重要來源，用于重點公益林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不難發現，資金補償的客體僅僅是管護費用和基本防護費用的一些剛性開支。且根據補償基金管理辦法第四條的規定“中央財政補償基金平均標準為每年每畝5元”，即75/h㎡，這些費用只能是一種補助，很難基本達到營造和防護森林真實的成本水平，更不用說對森林的生態效益和林農的發展機會損失進行補償。“據調查，生態林的營造需要2100元/h㎡，而管護的費用至少需要150元/(h㎡·a)。而利用生物量法計算全國平均森林碳匯的價值為320元/h㎡，是補助當前補助標準的4倍左右。” 

我國現行的森林生態補償采用一刀切的形式，沒有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合理的補償標準體系和價值核算體系。例如：南方地區，其經濟發展程度比北方發達，劃為生態公益林后，其喪失的機會成本比北方地區要大得多，難以調動人們保護森林資源的積極性。此外，不同的樹種，不同的林區所耗費的撫育成本也不同，不同地區的群眾的發展機會損失也不同。這些都應當納入補償標準的考慮范圍。

因此，我們認為確定森林生態補償標準應該核算好森林的生態價值，將其生態效益合理量化，而不應單純地考慮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成本核算包括公共建設資金、勞務投入、風險投入以及為保證生態體系穩定失去商品經營機會的損失。這應當是補償標準的底線，也是對林農利益的最低保障，若補償低于這個標準，則是對林農利益的剝奪。對森林生態效益成本和價值的量化只能構成補償的最低標準，補償標準的確定還應當在此基礎上由交易雙方進行博弈與協商。“積極引入市場機制，通過市場的參與來彌補政府補償管理成本高，速度效率低的弊端，并依托市場法則來規范市場行為，將生態服務功能或森林生態效益打包推入市場。因為市場補償機制具有補償方式靈活、管理和運行成本較低、適用范圍廣泛等特點，可以通過其實現森林生態效益補償。”這樣，在保證最低補償標準基礎上，實現生林生態效益的自主經營，從而更有效的落實補償政策，促進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三）補償手段單一，應當實現多元化補償，建立“造血型”補償機制 

當前主要是資金補償，應該補償方式多樣化，拓展到技術，發展機會補償等。森林作為林區農戶的生活空間和場所，是林農家庭經濟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對森林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同時，林業也是當地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進行森林保護

后，不但直接減少了林農的收入，而且會影響當地林業相關產業的發展，減少了林農的間接收入。所以實施森林生態補償應該充分考慮當地群眾的需求，通過優惠政策幫助其改變經濟結構、經濟增長方式，并積極尋求森林多效綜合利用途徑，實現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的最佳結合。 

建立造血型補償機制是對現有生態補償機制的完善和補充。造血型補償是指政府或補償者運用項目支持的形式,將補償資金轉化為技術項目安排到被補償方(地區),幫助生態保護區群眾建立替代產業,或者對無污染產業的上馬給以補助以發展生態經濟產業。建立造血型生態補償機制的關鍵是為提供生態屏障的欠發達地區構筑一個發展平臺和空間，為其提供發展機會，激活其發展潛力，從而調動全社會參與生態建設的積極性，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認為可以采用以下幾種方法，探索“造血型”補償機制： 

1．可以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和保障措施，允許源頭保護區和生態脆弱區招商引資和異地發展，調整經濟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并以發展所取得的利稅返回，支持這些地區的生態保護和建設工作。 

2．通過技術援助，雖然不直接投入資金，通過技術的提高，從而提高當地居民的謀生手段達到改善生活的目的。技術援助可以包括技術支持和農經教育，增強林農致富的本領。 

3．基礎設施援助，為這些地區填補基礎設施，豐富其業余生活，提高偶啊生活質量，激勵其保護森林生太效益。 

這將有利于調動生態保護重點地區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增加財政收入，形成生態保護和建設投入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造血”機制；通過發展促進保護，依賴保護促進發展，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雙贏”。 

篇（5）

在定義“森林生態補償”之前，先要解釋什么是“森林”。《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中，沒有對“森林”的含義作出解釋，而只是根據人們對森林的使用用途的不同，將森林分為了：防護林、用材林、經濟林、薪炭林、特種用途林五個類別。究其原因，依然是沒有跳出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古希臘哲學家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但是，當今的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早已漸漸拋棄了這種純粹以人的視角去審視和衡量自然價值的理念。另一方面，對于森林的理解也不應該僅僅只是將其看作是一棵課樹木的簡單集合，而是應該整體的思考。首先承認森林具有獨立的內在的價值，并且將森林其本身也當做是一個較為完整的生態循環系統，這個自然系統的功能不僅僅是對人類社會具有價值，同樣也是對于別的生態系統有直接或者間接的維持它們之間穩定與平衡的價值。有的學者對于森林所下的定義是：“由樹木和其他木本植物以及與其所生長的灌木地、湖泊及沼澤地組成的協調共生的生物社會。”筆者對這個定義比較贊同，但是這個定義還是比較狹窄。因為在森林中生活的動物、昆蟲等都是森林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它們的存在對于森林的穩定和能量的平衡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基于這個理解，筆者認為，應該堅持以聯系和整體的觀念去理解森林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的含義。所以，在生態補償意義上的“森林”的含義應該是：森林是林木和其他木本植物、草本植物以及各種伴生植物、動物、昆蟲等生物及其與自身所處的自然環境的綜合體。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如何理解“生態補償”，有自然科學領域和法學領域兩個方面不同角度對“生態補償”的理解。其中，生態學方面，主要是把生態系統看作是一個整體，生態補償是在生態系統自身受到損害之后，通過自我的修復和恢復，使之回復到原來的平衡狀態，也可以叫作是“自然生態補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主要強調的是社會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和收益與支出的總量平衡。經濟學方面對于“生態補償”也主要是持干預主義（外部性理論）和市場主義（科斯定理）來下定義。如有學者認為：“生態補償是指通過對損害（或保護）資源環境的行為進行收費（或補償），提高該行為的成本（或收益），從而激勵損害（或保護）行為的主體減少（或增加）因其行為帶來的外部不經濟性（或外部經濟性），達到保護資源的目的。”以上對“生態補償”的理解來自生態學領域和經濟學領域。雖然這些定義不能成為法學意義上的生態補償的定義，但是也是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的。

從法律領域來看，法律調整的是社會關系，其內容也是以為權利和義務為主體的。那么，從法律領域對“生態補償”下定義的話，也應該從這個角度來出發。筆者認為，生態補償應該包含至少兩種“補償”，一是，對于為了維護生態效益而放棄發展機會和為生態效益的維持和增加而不行為或行為的人的補償；二是，對于從森林生態效益所帶來的正外部性中獲得利益的人對森林本身的補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森林生態補償”的定義是：補償主體（包括國家、企業、自然人及其他組織，后文詳述）對于為了維護森林生態效益而放棄發展機會、為森林生態效益的維持或增加而不行為或行為的人的補償和對于從森林所帶來的正外部性中獲得利益的主體對森林本身的補償。

二、森林生態補償的理論依據

（一）環境保護同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相協調原則的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4條規定:“國家制定的環境保護規劃必須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國家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可見，“協調原則”已經成為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的和有關法律的一項基本原則，脫離了該原則就很可能背離了環保的目的。另一方面，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應聯合國的要求，提出了一份長達20萬字的長篇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其中為世界各國的環境政策和發展戰略提出了一個基本的指導原則即“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這和我國提出的“協調發展”，只是文字的表述不同，其實質含義是完全一致的。

目前，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森林生態方面的投入還是明顯不足。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和協調發展的原則要求環保要同經濟發展協調，那么從另一個方面看，環保的發展也是不能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在森林生態效益補償中，我國并沒有形成成體系的，統一的，完整的補償模式。在森林生態補償的方法和主體方面都比較窄，不利于環保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所以，在當下人民對生存環境的要求日益增高的大背景下，應該在森林生態的補償方面下足工夫，力爭與經濟發展相平衡。

（二）環境正義的指引

“環境正義”是環境哲學研究中的前沿課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環境正義是其中的主要問題。環境正義是指在環境政策和規約的發展、制定和實施方面，對每個行為主體(國家、組織或個人)來說，都能得到平等地對待和富有意義地參與。在發展中國家，對于“環境正義”的側重是人類生活、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和對環境資源及其所帶來的正外部性的永續利用。

環境正義中的三個基本原則：生態可持續性原則、社會及經濟平等原則、對后代負責原則。其中，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是統領后兩個原則的。對于森林生態效益的補償，自然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題中之意。建立健全森林生態補償制度，才可能使森林資源良性增加，克服現存弊端。

（三）“等價有償”的要求

“等價有償”原是民法中的一個概念，是公平原則在財產性質的民事活動中的體現，是指民事主體在實施轉移財產等的民事活動中要實行等價交換，取得一項權利應當向對方履行相應的義務，不得無償占有、剝奪他方的財產，不得非法侵害他方的利益；在造成他方損害的時候，應當等價有償。

森林作為一個較為完整的生態循環系統，它有其自身才在的獨立的、內在的價值。對于森林的正外部性在當下的時代已不應再是免費的午餐。享受了這些“生態服務”的受益人就應該承擔這些所產生的費用。這些費用就可以直接的收歸森林生態補償基金，作為育林、護林、栽種新林的資金來源。這樣，也能提高國民的生態意識，使每個人都感受到森林的生態保護都是每個人的責任，每個人都在負擔著森林補償的費用。

三、我國森林生態補償制度現存問題及改革對策

（一）補償資金來源單一，應擴大補償主體、拓寬融資渠道

根據我國《森林法》和《中央財政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目前我國所實行的生態補償，資金大多數來自國家財政，再由地方財政配套負擔一部分。通過財政撥款來扶持生態林的建設與維護，固然可以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但是國家和地方財政資金也十分有限，一旦政府財政狀況不好，承諾的資金就得不到保障，林業基金就很有可能被擱淺。同時，補償需要的資金數額大，單單依靠政府則會因政府投入資金數額有限而導致補償標準偏低或補償不能及時兌現，達不到補償的目的，不能反映生態效益應有的價值，損害了經營者的利益。此外，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森林生態補償金基本上演變成了林業部門、林場、保護站等林業職工人員工資和日常運行開支的主要資金渠道，林農最后得到的補償金可能只是其中的小部分，這也極大地挫傷了當地群眾保護森林生態環境的積極性，直接影響到森林資源保護的效果。

因此，我們認為應該采取靈活多樣的補償措施，除了加大財政支付力度，還應通過其它方式擴大補償主體，拓寬融資渠道。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1．加大財政支付力度。森林生態效益是一種公益效益，屬于公共產品。長遠來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問題必須通過政府行為來實現基礎保障和宏觀調控。然而僅僅依靠當前從財政中劃撥出部分資金作為林業基金不能滿足補償的需要，應該設立“森林生態補償稅”，向受益人和產生負外部性的企業、法人、其他組織和個人征收，用以補償生產森林生態效益所耗費的成本,維持生態產品的再生產，以實現效益最大化。

2．發行“綠色森林彩票”。需要資金資助的公益事業，特別是需要長期大量資金支持的關系全社會生產、生活環境的綠色森林，運用發行彩票籌集資金是完全必要的，并且可行的。同時，發行彩票也是一種有效的宣傳手段，擴大森林保護的影響力。

3．設立受益部門補償基金。可以由環保部門牽頭建立“森林建設補償基金”，從育林基金、征占林地費等收費中提取一部分用于建立補償基金。也可考慮從森林公園和風景名勝區門票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生態補償基金。目前我國己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讓受益個體不再免費享受森林生態效益，承擔一定的補償責任。

4．應用BOT融資模式籌集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BOT的實質是政府將本該由財政投資、公營機構承擔建設和經營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通過授權方式特許給外商或私營機構來投資建設和經營。這樣可以在減輕政府負擔和擴大外資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及投資建設規模基礎上充分利用公司的資金、技術支持和積極性，降低建設成本，提高項目建設效率。而且利用BOT模式進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項目建設，不同于完全的商業化或私有化，政府對生態效益補償資金項目建設仍掌握戰略控制權，待特許期滿后，整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項目將移交政府所有。

5．接受捐助。社會捐助可以為環保人士提供表達心愿的途徑，也開辟了環保建設資金來源渠道。基金的來源主要是接受國際組織、外國政府、單位、個人的捐助或援助。環保NGO組織的發展也為社會捐助環保資金提供了保障。

（二）補償標準過低并且單一，應當建立科學的核算體系，引入市場機制

根據《中央財政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管理辦法》第二條“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用于公益林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中央財政補償基金是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的重要來源，用于重點公益林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不難發現，資金補償的客體僅僅是管護費用和基本防護費用的一些剛性開支。且根據補償基金管理辦法第四條的規定“中央財政補償基金平均標準為每年每畝5元”，即75/h㎡，這些費用只能是一種補助，很難基本達到營造和防護森林真實的成本水平，更不用說對森林的生態效益和林農的發展機會損失進行補償。“據調查，生態林的營造需要2100元/h㎡，而管護的費用至少需要150元/(h㎡·a)。而利用生物量法計算全國平均森林碳匯的價值為320元/h㎡，是補助當前補助標準的4倍左右。”

我國現行的森林生態補償采用一刀切的形式，沒有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合理的補償標準體系和價值核算體系。例如：南方地區，其經濟發展程度比北方發達，劃為生態公益林后，其喪失的機會成本比北方地區要大得多，難以調動人們保護森林資源的積極性。此外，不同的樹種，不同的林區所耗費的撫育成本也不同，不同地區的群眾的發展機會損失也不同。這些都應當納入補償標準的考慮范圍。

因此，我們認為確定森林生態補償標準應該核算好森林的生態價值，將其生態效益合理量化，而不應單純地考慮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成本核算包括公共建設資金、勞務投入、風險投入以及為保證生態體系穩定失去商品經營機會的損失。這應當是補償標準的底線，也是對林農利益的最低保障，若補償低于這個標準，則是對林農利益的剝奪。對森林生態效益成本和價值的量化只能構成補償的最低標準，補償標準的確定還應當在此基礎上由交易雙方進行博弈與協商。“積極引入市場機制，通過市場的參與來彌補政府補償管理成本高，速度效率低的弊端，并依托市場法則來規范市場行為，將生態服務功能或森林生態效益打包推入市場。因為市場補償機制具有補償方式靈活、管理和運行成本較低、適用范圍廣泛等特點，可以通過其實現森林生態效益補償。”這樣，在保證最低補償標準基礎上，實現生林生態效益的自主經營，從而更有效的落實補償政策，促進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三）補償手段單一，應當實現多元化補償，建立“造血型”補償機制

當前主要是資金補償，應該補償方式多樣化，拓展到技術，發展機會補償等。森林作為林區農戶的生活空間和場所，是林農家庭經濟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對森林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同時，林業也是當地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進行森林保護后，不但直接減少了林農的收入，而且會影響當地林業相關產業的發展，減少了林農的間接收入。所以實施森林生態補償應該充分考慮當地群眾的需求，通過優惠政策幫助其改變經濟結構、經濟增長方式，并積極尋求森林多效綜合利用途徑，實現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的最佳結合。

建立造血型補償機制是對現有生態補償機制的完善和補充。造血型補償是指政府或補償者運用項目支持的形式,將補償資金轉化為技術項目安排到被補償方(地區),幫助生態保護區群眾建立替代產業,或者對無污染產業的上馬給以補助以發展生態經濟產業。建立造血型生態補償機制的關鍵是為提供生態屏障的欠發達地區構筑一個發展平臺和空間，為其提供發展機會，激活其發展潛力，從而調動全社會參與生態建設的積極性，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認為可以采用以下幾種方法，探索“造血型”補償機制：

1．可以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和保障措施，允許源頭保護區和生態脆弱區招商引資和異地發展，調整經濟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并以發展所取得的利稅返回，支持這些地區的生態保護和建設工作。

2．通過技術援助，雖然不直接投入資金，通過技術的提高，從而提高當地居民的謀生手段達到改善生活的目的。技術援助可以包括技術支持和農經教育，增強林農致富的本領。

3．基礎設施援助，為這些地區填補基礎設施，豐富其業余生活，提高偶啊生活質量，激勵其保護森林生太效益。

這將有利于調動生態保護重點地區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增加財政收入，形成生態保護和建設投入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造血”機制；通過發展促進保護，依賴保護促進發展，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雙贏”。

篇（6）

日前，記者專訪了上邦董事長崔萬峰先生。崔萬峰向記者詳細描繪了上邦的未來藍圖，也講述了自己艱辛的創業故事及心路歷程……

“為有讀書多壯志”

1974年，崔萬峰出生于豫北濮陽農村。在那個缺吃少穿的年代，崔家日子過得十分清苦、拮據。母親除了做家務，下地干農活，還得照顧年邁體弱的祖父和四個孩子，用單薄的身子努力支撐起一家人的生活。父親是高中畢業，會打算盤，會寫毛筆字，在村里算得上文化人。父親為了激勵崔萬峰，曾將很著名的兩句詩改了兩個字，一遍一遍教誨他：“為有讀書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這兩句詩從小就在崔萬峰的腦海里深深扎根。

母親是一生當中對崔萬峰影響最深遠的人。母親有一句樸實而自信的話，崔萬峰一直默記于心：“再窮，也要活得像個人樣兒。”幼時，母親常常將大人穿舊的衣服，精心改制成孩子的衣服，哥哥穿不成了，就改一下給弟弟穿。就這樣，無論再窮再難，崔萬峰兄弟四人也從沒有像其他農村小孩兒一樣光著屁股在外面跑。“我母親有一種高貴的精神。這個基因也傳給了我。”崔萬峰說，他曾經給同事們笑侃說自己也是“富二代”，一個繼承了父母精神財富的“富二代”。

1990年，崔萬峰考上了高中，家里卻交不起學費。寒暑假，他到附近的工地去打小工，掂泥兜子、扛沙袋，自己掙錢積攢學費。村鄰們勸他，你們家這么困難，還上學讀書干嘛，干力氣活不照樣掙錢？崔萬峰一聲不吭，沒有人能改變他內心堅韌不拔的理想。

幾年之后，崔萬峰考上了大學。除了親友們有限的資助，他就四處打工，靠自己掙學費和生活費。不管生活有多苦，他都能咬牙忍受。他相信總有一天會改變自己的命運。

大學畢業后，崔萬峰被分配到濮陽市第二制藥廠工作，月薪200多元，這在當時是讓人艷羨的一份好工作。但他只干了半個月就毅然辭職了，因為他一眼“看透了”這家國營企業的弊端和未來命運。果然，半年后這家企業就陷入了難以脫身的勞資糾紛中。

辭職之后，崔萬峰做過裝飾，也推銷過紅極一時的三株口服液。他不斷嘗試著各種行當，“想盡快找到能來大錢的活兒”。當時，他的三個弟弟要上學，爺爺臥病在床，一家人在缺吃少穿中苦苦掙扎。生活的重擔不容他有絲毫的喘息。

返鄉創業

1995年，崔萬峰決定回鄉創業。

通過幾年在社會上的摸爬滾打和碰壁，他覺得自己心里最依戀、最難割舍的還是家鄉。但家鄉遲滯不前的發展狀況讓他深為痛心。青壯勞力都出外打工去了，家鄉剩下的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不斷擴張的城市，日漸侵蝕著農村的土地，城邊村變為城中村，種地的農民越來越少，農村空了。崔萬峰想改變這一現狀，他知道首要條件是必須讓村民們走上一條共同致富的道路。

民以食為天，社會不管發展到什么程度，都離不開糧食。糧食是根本，否則社會很難持續發展下去。因此，崔萬峰一開始就將農業確定為自己的創業方向。

創業伊始，他嘗試著做過多種涉農產業：成立神農產業化服務公司、開辦過松花蛋生產廠、脫毒紅薯生產廠，借助農村優勢開辦過飼料廠等，但都因前期技術不成熟，資金不到位或自然災害等因素而告終。

當用完身上最后一分錢，親朋鄰里也已經無力相助之時，經一位老鄉介紹，崔萬峰去了一個做油田業務的單位。起初他只是一名小小的業務員，到2007年他已經是東北油田的區域經理。那幾年的摸爬滾打，使崔萬峰積累了不菲的財富。然而，在一片掌聲中，崔萬峰又一次扭轉了人生的航向――辭職回鄉，繼續自己的創業夢想！因為他一直惦念著家鄉那片豐饒的土地，一直惦念著家鄉那些憨厚樸實的鄉鄰。創業并造福鄉鄰的夢想，一刻都未從他心里抹去過。

2007年7月，崔萬峰創建了河南上邦實業有限公司，同時還成立了上邦專業種植合作社。合作社在成立之初就有將近100戶參加，主要是以公司+農戶的方式，做溫室大棚有機蔬菜種植。公司建設溫室大棚，提供種植技術和蔬菜種苗，并按照高于市場價的保護價統一收購。但有一條不能碰觸的底線，就是不允許農戶使用化肥或噴灑農藥，只能用有機肥，人工除蟲。蔬菜經過精心篩選和包裝后，統一供給上邦實業早期投資的果果連鎖有機蔬菜專賣店。

無公害的有機蔬菜很快受到市場和消費者的青睞，合作社不斷發展壯大。如今，已經有4000多農戶參加，涵蓋了經濟花卉、有機果蔬和綠色雜糧的種植與銷售等。

果果連鎖有機蔬菜專賣店是上邦實業初期經營的主要項目，合作社也是為“果果連鎖”設立組建的。然而，天有不測風云，2009年12月一場毀滅性的打擊降臨。當時，合作社的1000余戶溫室大棚被一場大雪全部壓垮，導致“果果連鎖”的產品鏈突然斷裂，不能繼續正常供應蔬菜產品了。

怎么辦？情急之下，有人建議崔萬峰到其他市場上進貨，然后在果果連鎖銷售。但崔萬峰一口拒絕了。他牢記著自己過去的承諾：“讓每一個人吃上放心糧。”因此，他絕對不允許用其他果蔬以次充好，砸上邦的牌子。“就算我所有的專賣店關門，也絕對不能拿市場上的蔬菜放到我們店里去賣，這是上邦存在的核心價值，原則性問題無需討論。”他在股東大會上的講話一錘定音，并得到了所有股東的一致贊同。

創新金融助農模式

“果果連鎖”的悲壯消逝，將上邦實業又一次推到了抉擇的十字路口。

當時，一次去東北油田處理業務時，崔萬峰與東北某國營農場的負責人偶遇。得知崔萬峰已轉型農業后，對方甚是欣喜，給崔萬峰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建議，并與他達成了深度合作意向，包括開發雜糧種植基地和建設標準化糧倉以及雜糧加工廠，等等。正是這次交流，給崔萬峰和上邦實業帶來了新的轉機。崔萬峰當即與吉林松原簽下50000畝雜糧種植基地合作項目，并決定投資建立深加工體系。

為了確保產品質量，樹立品牌形象，崔萬峰親自抓產品研發與質量管控。他確定了幾條原則：決不用轉基因，不用生物制藥，一定要保證雜糧的原生態。

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上邦實業逐漸開發出了100多種雜糧產品，并擁有了“濮上果果”、“四季糧山”、“頭等倉”等知名雜糧品牌。其出產的松嫩小町大米、四色小米已經成為廣為人知的糧食產品，“乾安黃小米”、“乾安糯玉米”甚至還被評為國家地理“標志產品”。

在一般人眼里，上邦已經很成功了。然而，對崔萬峰來說，他心里還有一個更大的夢想――要做一個可持續的生態循環農業產業鏈，讓公司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2008年，上邦實業與濮陽縣西辛莊至誠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合作奶牛養殖項目。2008年到2012年，上邦實業累計投資至誠企業1500萬元，新建了兩個奶牛養殖廠、一個種養結合的牛沼果循環農業示范園。通過養殖商品牛，建設沼氣工程和有機肥工程，給溫室大棚提供有機肥，從而達到了種、養結合的生態農業和循環可持續發展。

由于受到一些條件的制約，農民想要走上農業產業化道路很困難，資金短缺尤為突出。這個難題，一直以來也同樣困擾著崔萬峰。金融專業出身的他，知道資本市場存在著大量資本盈余，但缺乏有效的投資渠道和出路。如何將資本市場的錢引到自己所從事的農業項目上，以前并沒有可以依循的模式。經過深思，崔萬峰醞釀出一個想法：能否通過股權融資、信用擔保或合作社聯保等方式引進資本呢？

2012年，至誠企業改制為上邦農牧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同年9月25日在天津股權交易所成功掛牌。這一下子突破了崔萬峰認識上的局限，他沒想到進展會這么順利、這么快：從項目確定到做成功僅用了87天，打破了天交所的歷史記錄。這87天完成了崔萬峰原以為要5到10年才可能做成的事情。

通過資本市場的高效金融渠道，大量資金開始陸續流進上邦，為上邦的發展一下子注入了充足的動力。崔萬峰在公司總結中，深有感觸地說：“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2012年，由于上邦農牧的飛躍性發展，崔萬峰被評為“河南十大三農新聞人物”。翌年7月，上邦實業在鄭州又成立了河南元角分商貿有限公司。崔萬峰為公司確立的目標是：以鄭州為中心，在未來三年內成立6家分公司，300家直營店，1000個商，3000家加盟店，10000個零售網點的輻射全國的銷售網絡，讓上邦健康糧走向全國乃至世界。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崔萬峰雙管齊下，首先建立全國最大的網絡銷售平臺，同時籌備河南上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立志打造中國雜糧第一股“上邦股份”。

上邦實業就像一只已經找準航線的大鵬，即將展翅飛向更高遠的天空。

“誰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

在自己公司，崔萬峰說一不二。但他絕不會濫用自己的“權力”，他非常自省，時刻檢束著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崇尚并努力踐行“行知合一”的理念。

在崔萬峰看來，真正的財富是對世界的認知，在認知的過程中不斷地吸收，從而轉化為一種精神，也就是他所說的財富背后的“財富”。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化里“留財為后”的觀念，崔萬峰認為財富傳承的根本意義是傳承一種精神，就像他繼承了母親“要高貴地活著”這一精神理念一樣。其實，在崔萬峰的詞典里，“財富”的含義更加現實和具體：一是以農業生產為根本；二要依靠金融資本；三要有資源優勢和資源占有量；四是文化傳承。

作為一家企業的掌舵人，他也有“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的孤獨。好在他有一個穩定的企業家朋友圈子，他們經常組織召開“私人董事會”，在那里討論只有他們才能感同身受的問題，并從情感上找到慰籍和支持，彼此成為對方事業中相互促進的良師益友。

篇（7）

中國是世界上用玉歷史最為悠久的國家之一，"玉"在古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人們賦予其豐富的象征意義和多層面的文化內涵，由此構成了中國民族文化的獨特表現形式--玉文化.對玉文化進行發掘整理，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國古代的社會禮俗及古人的精神建構.

一、玉文化的起源

中國的玉文化源遠流長，從新石器時代至今，在近8000年歷史的長河中，它的發展伴隨著我們民族的生息繁衍和文明進步而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中國人用玉，最早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迄今所知距今六十萬年的“北京人”，從居住地二公里以外的花崗巖坡地上找到水晶以制造工具。這就是我國玉器的最初萌芽。從它誕生之時即與石器共存，其功能也與石器一致。在先民眼里，玉器與石器似乎沒有什么區別。這就是我們過去說過的玉、石俱在，玉、石不分的現象。人類經歷了數十萬年的玉石并存、玉石不分的歷史時期之后，對兩者的差別慢慢地有了新的認識。至距今八千年的原始社會后期，出現了裝飾精美的玉器。

二、古玉的分類

人們今天所知的古玉，就材料而言大體可分為三大種類。

第一類是“東方玉“，是一種蛇紋石和透閃石共生的礦物，硬度在4.5度至5.5度之間。常見的有各種岫巖玉和南陽玉等。從新石器時代到商代中期的古玉，大都使用此類材料。

第二類是“西方玉”，俗稱“軟玉”，是一種透閃石與陽起石混合的礦物，硬度在5.5度至6.5度之間，主要指的是新疆盛產的和田玉及相類似的玉石。此種材料，從商代晚期開始直到明清時期，逐漸成為中國玉的代表和主流。

第三類是“南方玉”，俗稱“硬玉”，是一種鈉鋁硅酸鹽的混合礦物，硬度在6.5度至7度之間，指的就是人們常說的“翡翠”。此種材料產于緬甸北部地區，從清代初期開始大量進入中國。

以上三大類，構成了中國玉石材料的主體，在中國玉器發展史上占有主導地位。

俗話說：“玉不琢不成器”，一塊塊璞玉毛料，不管出于何種用意、何種用途，只有經過設計構思，碾磨雕琢，才能成為實用品或藝術品，才能具有生命力。中國玉器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中國玉雕藝術的發展史。因此，未經雕琢的玉石是不能稱作玉器的。古玉之所以名貴，主要在于它的藝術價值。春秋時，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玉石），獻給厲王，說是石頭，以欺君之罪斷其左足。之后，獻給武王，又說是石頭，斷其右足。待文王繼位時才得以剖開，發現果然是一好玉，隨后加工成“和氏壁”。“五城之都，僅可一觀”，成為價值連城的無價之寶。“和氏壁”是中國玉器發展史上最著名的典故。近代人劉大同在《古玉辨》中稱，“古玉有四異：一具天然之九色，較他物特多；二經人工之雕琢，較他物特精；三受地氣之醞釀，較他物特潤；四納各色之沁入，較他物特艷；其品格非同尋常，焉得不貴”。此番議論，把古玉的名貴之處表達得淋漓盡致。

三、玉之藥用

食玉可以健康長壽，這是中國古代流行的一種看法。古代所謂“瓊漿玉液”、“神仙玉漿”、“玉膏”、“玉脂”、“玉醴”、“玉屑”等等，都是指可食用的玉制品。而且其功效都是“服之長年不老”。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玉石之國”的美名，在我國古代對美麗的玉石，上至帝王將相，下及民間百姓，都非常珍視。不僅崇尚玉器的種種美德，還認為玉石是陰陽二氣的精純，相信它對人體健康有著神奇的作用。所以古人早就將美玉應用于醫療保健。

佩戴玉器不僅因為它能起到美麗裝飾，而且它還有促進人體健康的作用。如《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古代醫藥名著中都有記載：玉石有“除中熱，解煩懣，潤心肺，助聲喉，滋毛發，養五臟，安魂魄，疏血脈，明耳目”等療效，有106種玉石用于內服外敷的治病方法。“玉屑是以玉石為屑。氣味甘平無毒，主治除胃中熱，喘息煩懣，止渴；屑如麻豆服之，久服輕身長年，能潤心肺，助聲喉，滋毛發，滋養五臟，止煩燥；宜共金銀、麥門冬等同煎服，由此可見，玉石自古入藥，它對于療疾和保健具有極好的作用.

四、中國玉文化的研究價值及其開發意義

中國玉文化蘊含著極其豐厚的價值內涵。

1.歷史價值

中國玉器發展源遠流長，最早出土的玉器是距今1.2萬年的遼寧海城縣小孤山仙人洞古人類洞穴遺址出土的三件綠色蛇紋石制作的砍砸器。玉器的產生、發展和演變，貫穿于中國文化史的始終，與中華民族7000年的文明史同步。“玉器時代”的玉器是中華民族自己的藝術，是由遠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歷史、社會風貌最為全面、最深刻，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藝術的奇葩。中國的玉文化，延續時間之長，內容之豐富，范圍之廣泛，影響之深遠，是世界上其他文化難以比擬的，其成就和輝煌不亞于偉大的萬里長城和秦始皇兵馬俑的奇跡。

2.藝術價值

自古以來，玉器就成為中華民族道德文化、行為文化、藝術文化、審美文化等的代表性藝術形態。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殿堂里，只有玉器最代表特有的民族精神，即尊禮儀、尚道德、崇美善、重溫良。既是人類當今走進新時代，中國人愛玉、崇玉、佩玉仍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十分突出。因此我們認為，玉器是中國文化史最具特色的藝術形態。進而，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玉和玉器的文化內質，即堅韌、厚樸和溫潤，其中溫潤（陰柔）是其特質，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即陰陽二元文化及其“中和”思想（“陰柔”是其主要文化內涵）的一脈相承。而今，“和”的思想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其內容，它包括和諧、和睦、和善、中和等含義，蘊涵蓋和以處眾、和衷共濟、政通人和、內和外順等深刻的處世哲學和人生理念。當今中國要振興，必須繼續弘揚玉文化“溫潤（陰柔）”的特質，大力提倡“和合”，致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

3.審美價值

篇（8）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5月22日，對農六師105團7連職工胡文清一家來說，是個喜慶的日子。這一天，胡文清和家人高高興興搬進了裝修一新的樓房。

“我真沒想到，退休這么多年了，還能住上這么舒適的樓房。”胡文清感慨地說，眼中泛著激動的淚花。

近幾年，105團每年以實施“十大民心工程”為契機，大力改善民生，加快小城鎮建設步伐，團場職工的幸福指數也直線上升。

2010年，全兵團完成8.25萬戶保帝性住房建設和1.5萬戶農房改造任務。

功能齊全、設施配套、抗震節能、集中連片，這是兵團2010年建設的保障性住房的幾大特點。

結合去年的實際情況，今年兵團在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又提出了“20年不落后”的總體要求。

10萬余戶保障性住房建設，凸顯兵團今年在改善民生方面的決心。

近年來，兵團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建設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有效維護了職工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穩定。

截至2010年年底，兵團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133萬人、121萬人、62.6萬人、65萬人、61.2萬人，全面完成了國家下達的參保擴面任務，城鎮和團場居民平等享有社會保障服務。

5月24日，是農五師84團退休職工領取養老金的日子。

這一天，周惠清也和其他老人一樣，在銀行取出了614元現金。

“錢雖然不多，但它對我們這些‘五七工’來說，意義不同。”

2010年，兵團與自治區同步、同標準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待遇、全面落實兵團范圍內企業離退休人員冬季采暖費補貼、對1995年底以前退休人員發放生活補貼以及調整企業參保人員死亡撫恤待遇標準三項政策；制定了《關于解決城鎮未參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保障等遺留問題的試行辦法》等文件，解決城鎮未參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保障遺留問題。

截至2010年年底，兵團已為6.73萬名城鎮集體企業超齡未參保人員辦理補費參保手續。為新納入兵團養老保險統籌的補費參保人員發放養老金2.78億元。按照兵團城鎮企業退休人員最低養老金保證數每月每人495元的標準發放，加上每人每月享受冬季采暖費120元，補費參保人員人均月享受養老金待遇615元以上。

僅此一項，兵團每年要多拿出6.2億元，用于解決補費參保人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

2010年6月，兵團成功實施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異地轉移接續，完成了跨省轉移系統硬件和軟件平臺的安裝、調試等工作，與國家養老保險轉移信息網成功對接，實現了兵團養老保險關系跨省轉移業務，簡化了辦事程序，極大地方便了跨省辦理養老保險關系轉移的參保人員。

從2010年開始，家住農十二師104團一社區的宮春英老人不再為看病發愁了。

團領導將1萬元大病醫療救助金送到了她的手里。

握著這還帶著體溫的錢，宮春英切切實實體會到了“溫暖”這個詞的真實含義。

宮春英身患糖尿病、腦瘤、心臟病多年，每個月僅藥費就得花去1000多元。

“現在兵團政策好，我心里有好多話就是不知如何表達，但我是發自內心的高興和感激呀!”宮春英老人由衷地說。

農十二師民政局局長居馬漢介紹，截至今年5月，農十二師已發放大病醫療救助金1148人次，總額356.77萬元。

針對兵團職工群眾“看病難、看病貴”這一問題，兵團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全面貫徹落實國家和兵團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精神，下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兵團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的意見》及配套文件，提高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住院費用統籌基金支付比例，將居民醫保住院費用統籌基金支付比例提高到50％，職工醫保、居民醫保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分別提高到統籌區職工年均工資的6倍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倍。

目前，兵團職工醫保已建立起以基本醫療保險為主體，大額醫療補助、公務員醫療補助、社會醫療救助等為補充的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總參保率已達到90％以上。

2010年，兵團新增就業6.67萬人，轉移團場富余勞動力3.1萬人，開展各類培訓19.1萬人次，全年共援助1.44萬名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幫助2334戶零就業家庭至少一人實現就業，并實現零就業家庭24小時動態清零。

截至2010年年底，全兵團從業人員總量達到104萬人，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比例達到46：20：34。兵團技能勞動者總量達到55萬人，職業資格證書持證率達到95.1％。

為保障廣大職工群眾受教育的權利，兵團黨委始終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推進各級各類教育協調發展，著力提高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質量和水平，增強教育保障能力。

“十件實事”擲地有聲

連續5年為職工群眾辦“十件實事”，這是兵團在“十一五”期間為職工群眾辦的最扎實的事。

“9.7萬戶保障性住房，1853公里通營連公路，200個連隊衛生室，200個連隊綜合活動室，15個團場綜合文化活動中心和50個科普畫廊，15個團場公共幼兒園，8個團場養老機構，114個單位有線電視聯網，33萬人建立了居民健康檔案。”

這是2010年兵團“十件實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提供的一組數據，不難看出，這十件實事，件件扎實，個個有效，成為兵團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一個個明證。

篇（9）

中圖分類號：R28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7)12-2554-02

大黃(庶蟲)蟲丸主治虛勞干血證，其方出自漢代著名醫家張仲景所著《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癥并治第六》，全方組成：“大黃十分(蒸)、黃芩二兩、甘草三兩、桃仁一升、芍藥四兩、干地黃十兩、干漆一兩、虻蟲一升、水蛭百枚、蠐螬一升、(庶蟲)蟲半升”。用法是“取上藥十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酒飲服五丸，日三服”。主治“五勞虛極贏瘦，腹滿不能食，食傷、憂傷、飲傷、傷、饑傷、經絡營氣衛傷、內有干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者”。

對大黃(庶蟲)蟲丸證條文的理解，歷代注家理解各不相同，或細究文義，或探求醫理，各抒己見。筆者試對大黃(庶蟲)蟲丸之方藥進行辨析，以加深理解原文含義和指導臨床實踐。

1.大黃

大黃“名稱而出之”，且居位首，可見其在此方之重要。《本經》曰：“下瘀血、血閉寒熱。破徵瘕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出新，通利水谷，調中化食，安和五臟”。《大明本草》曰：“宜通一切氣，調血脈，利關節，流壅滯水氣”。而治療虛、瘀夾雜之“于血”，不宜峻下，只可緩圖，故方中大黃蒸而入丸，實非攻下之意，而是存“將軍”之性，推動滌蕩，實現“通以去其閉”。

2.(庶蟲)蟲

別名土鱉蟲，味成寒，有小毒。歸肝經。能破血逐瘀，“主心腹寒熱洗洗，血積瘕，破堅，下血閉”(《神農本草經》)；其特點是破而不峻，能行能和。《長沙藥解》說它“善化瘀血，最補損傷”，因此虛證病人亦可用之。仲景方中用到廑蟲處有“下瘀血湯”，主治“腹中有干血著臍下”及“經水不利”，方中只用一味蟲類藥(庶蟲)蟲。除此方外。鱉甲煎丸也用了(庶蟲)蟲治療干血內結腹中而生痕，由此推來廑蟲乃治療“干血”的要藥。

3.水蛭

俗稱螞蝗，成苦平，有小毒。歸肝、膀胱經。水蛭味咸走血，苦能降泄，人肝經血分，破血逐瘀力較猛，系痰瘀同治之品。《本經》中記載：“主惡血、瘀血、月閉，破血廑，積聚無子，利水道”。張錫純善用此藥，認為水蛭“破瘀血而不傷新血，專人血分不損氣分”。

4.虻蟲

別名牛虻，苦微寒，有小毒。歸肝經。“逐瘀血，破下血積，堅痞，瘕，寒熱，通利血脈及九竅”(《神農本草經》)；虻蟲為啖血之蟲，其破血逐瘀之力與水蛭相似，但力更峻，服后可致暴瀉，但藥過即止，二者常同用。王晉三提出：“飛者走陽絡，潛者走陰絡”才能“開血閉”，“破血結”，藥至病所。虻蟲飛升走陽，水蛭潛藏屬陰，一升一降，相須增效，以通營衛經脈全身上下之瘀血。

5.蠐螬

咸溫，歸肝經。“能化瘀血，最消塊”(《長沙藥解》)。《藥性論》曰：“汁滴腫，能去翳障”，蠐螬走肝上目，專治眼疾之血液病變，針對“兩目黯黑”之癥狀。

大黃(庶蟲)蟲丸集大隊蟲藥于一方，效專力宏。王晉三評仲景藥法日“蓄血者，死陰之屬，真氣運行而不人者也，故草木不能獨治其邪，必以靈動嗜血之蟲為之向導”(《絳雪園古方選注》)，進而釋云：“蜚虻性升入陽分破血，水蛭性下人陰分逐瘀，蠐螬去兩脅之堅血，虻蟲破堅通絡行傷，卻有神功，故方名標而出之”。蟲以動其瘀是本方之主要特點，蟲類皆為飛走善動之物，取其藥用亦多有通利經絡之功效。且蟲類藥物善行經隧，能搜剔久瘀膠滯難去之血，從而根松透邪，追拔沉渾氣血之邪。故仲景每多用之。誠如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積聚》所謂“考仲景勞傷血痹諸法，每取蟲蟻迅速飛走諸靈，俾飛者升，走者降，血無凝者，氣可宣通，與攻積除堅，徒入臟腑者有間”。

6.干地黃

為甘寒滋補通利之品，始載于《神農本草經》，并列為上品。地黃在此方中用量最大，仲景用意可謂良深：一則地黃能滋養生血：《神農本草經》指出本品“益陰血，主傷中，……填骨髓，長肌肉”；《本草經疏》曰干地黃為“補腎家之要藥，益陰血之上品”；《名醫別錄》則載其有“補五臟內傷不足”。二則地黃能涼血活血：《神農本草經》謂其“主折跌絕筋，……逐血痹，……除寒熱積聚除痹”，《名醫別錄》在論及生地黃補虛的同時，亦記載其有“破惡血，通血脈”功效。《藥性切用》謂其“瀉血中之熱”。《本草從新》曰“養陰退陽，涼血生血。治血虛發熱，常覺饑餒，五心煩熱，倦怠嗜臥，胸膈痞悶”。虛勞干血證的特點是因虛致瘀，諸虛之極，導致經絡營衛氣傷，血脈凝積而成瘀。虛實夾雜，虛勞為本，瘀血為標。重用地黃，意在益腎補其虛。且地黃滋而能清，涼而能散，清滋補瀉兼俱，一藥多用，養陰血而無滋膩留邪之虞；又與大隊活血化瘀藥配伍，寓補于消，同時又能避免活血化瘀之劑傷絡出血之弊。近代醫家張山雷在《本草正義》中指出：“干地黃用于積聚，瘕痞結聚等證，均宜且補且行，斟酌進退，緩以圖之，自可徐收效果”，甚合經意。

7.芍藥

味苦酸，性微寒，《神農本草經》對其記載為：“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名醫別錄》謂其能“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芍藥于此方用意亦應有二，一則取其酸斂之性，既緩藥物峻烈之急，又有滋陰血補虛之功；二則該藥非獨具守靜之性，能守能行，補中寓攻。

8.黃芩

味苦性寒，明代醫家繆希雍曾言：“黃芩其性清肅，所以除邪；味苦，所以燥濕；陰寒，所以勝熱”；黃芩一味，用量雖小，而仲景并之大黃之后，測其用意，乃為助大黃泄瘀熱而設。

9.杏仁

苦辛而溫，尤在涇認為杏仁有“破結潤干血”之功。王子接則認為杏仁“潤心營”。周巖云：“大黃廑蟲丸用杏仁，則于濡潤之中兼取其橫擴也……”。杏仁富含油脂，具有滋潤心營、濡養血脈之性，仲景用杏仁，一為理氣，通血脈以行血絡之氣；二為潤燥，有益于新血的再生；三則通便，仍具“通以去其閉”之意。

10.桃仁

性味苦、甘、平，以其“泄滯血，又去血中之熱”，臨床用于治療瘀血阻滯的各類病證，既能活血，又能通滯開結。《珍珠囊》謂桃仁：“治血結血秘血燥，通潤大便，破蓄血”。《本草綱目》談到桃仁時云：“其仁充滿多脂”，有“潤燥活血之功”，進而表明“干血之治，以脂為佳”。 　桃仁入肝經血分，逐瘀活血，潤燥滑腸；杏仁主人肺經氣分，功專苦降潤泄，兼辛宣疏散，善破壅降逆、疏理開通，二者又屬多脂多潤之品，可油漬干血。實現“濡以潤其干”。

11.干漆

性溫味辛而有毒，《神農本草經》謂之：“主絕傷，補中，續筋骨，填髓腦，安五臟，五緩六急，風寒濕痹”。《本草求真》云：“有降無升，專破日久凝結之血”。古代醫家贊其有“削年深堅結之積滯，破日久凝結之瘀血”之功。朱震亨云：“漆性急而飛補，用之中節，積滯去后，補性內行”。干漆通過破血祛瘀，可使積滯去，補性升，皆祛瘀生新之理也，破中有補矣。

12.甘草

既能補，又能通，《名醫別錄》謂其能“通經脈，利血氣”。《心印紺珠經》“解百毒而有效，協諸藥而無爭”。又如《本草匯言》所云：“和中益氣，健脾胃，固中氣之虛贏”。因此可以看出，方中甘草既解廑、蛭、漆之峻烈殺伐之毒；又使諸藥協調渾然一體，攻補各行其道，各逞其能；兼佐地黃、芍藥、白蜜緩中補虛。

13.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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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3-153-02

一、推進精準扶貧的重要意義

1.推進精準扶貧是履行社會責任的體現。扶貧開發工作，任務重、壓力大，是各級黨委、政府部門高度重視、密切關心的重點工作，其中扶貧戰略目標的實現離不開金融的支持，這賦予了蒼南農商銀行作為縣域規模最大的農村金融機構必須推進精準扶貧的特殊使命。推進精準扶貧是浙江省農信聯社扶貧戰略部署的要求，是積極履行社會職責的體現，是穩定農村農戶生產、生活的需要，是穩定社會就業、帶動農村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之一。

2.推進精準扶貧是加快縣域貧困戶脫貧致富的需要。蒼南縣是原先浙江省的貧困縣，下轄19個鎮、776個行政村，流動人口數約160多萬，本地以農村人口為主，是浙江省第一人口大縣。其中，191個行政村被省政府有關部門確定為重點扶貧村，全縣低收入人數約15萬人，占全溫州地區低收入人群18%，占浙江省低收入人群近4%，大力推進金融精準扶貧是加快蒼南縣貧困戶脫貧致富的需要。

3.推進精準扶貧是培養忠誠客戶群、夯實發展基礎的需要。對于銀行而言，本質就是服務業，擁有高忠誠度、強關聯度、深厚感情的客戶是銀行在同行業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致勝法寶。從蒼南實際情況看，農戶人口是農村市場的主要組成部分，滿足農戶的金融需求是占據農村市場的關鍵。在推進精準扶貧工程中，扶貧對象是農戶，目的是幫助農戶脫貧致富，對于這些農戶而言，現階段對他們的幫助如同雪中送炭，一旦脫貧成功，他們就會成為銀行的忠實“粉絲”，在幫助農戶脫貧的同時也是培養忠誠客戶群，有利于夯實發展基礎，促進做強做優。

二、蒼南農商銀行精準扶貧的實踐

長期以來，蒼南農商銀行以普惠金融為依托，以助力增強貧困人群自身“造血”致富功能為目標，扎實推進精準扶貧工作。截至2016年底，該行涉農貸款余額132.59億元，占全縣銀行業涉農貸款的95%以上，支持農戶近11萬戶，帶動了33多萬家庭人口就業。該行推進精準扶貧的具體做法有：

1.精準識別扶貧對象，打好扶貧“第一戰役”。為了切實做到金融資源有的放矢，該行立足“扶持誰”的調查和選擇，認真探索“精準識別”之道，在全縣范圍內開展農戶入戶調查和建檔工作，通過客戶經理走村入戶、實地走訪，采集包括農戶基本信息、家庭情況信息、信用情況等在內的綜合信息，并根據調查情況以“村公議”形式開展批量貸款授信，全面摸清了全縣農村地區的金融需求，切實做到“識真貧”，為精準扶貧打好信息基礎。截至2016年底，該行已經為32萬戶農戶建立了“農戶電子授信檔案”，占全縣農戶總數92%；共授信300多億元，戶均授信近10萬元，建檔及授信覆蓋全縣776個行政村，覆蓋面100%。

2.開辦專項信貸產品，加快貧困農戶脫貧。一是開辦“光伏貸”，助推貧困村加快脫貧。通過與藻溪鎮政府深入調研，創新金融精準扶貧模式，合作開展“光伏扶貧”項目，目前已為218戶農戶發放“光伏貸”貸款，金額共計約1500萬元。據了解，電站建成并網發電后，每戶每年能發電7000多度，全部出售給國家電網，可產生約8000元收入。二是開辦“統購統銷”，助推低收入家庭脫貧。面對農戶想要發展，卻缺少資金、缺少項目，找不到銷路的情況，該行與蒼南縣扶貧辦、縣財政局及溫州市昌盛蔬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統購統銷”脫貧項目，向低收入農戶發放豐收愛心卡，提供專項信貸資金支持。農戶用豐收愛心卡專項貸款資金購買原材料，由昌盛公司負責加工和統一回購，并承擔農戶部分貸款利息，且農戶可另外獲得3%的財政貼息。綜合貼息與企業讓利，這些低收入農戶每年可獲得不低于2000元的收益。三是開辦“助學扶貧”，助推教育脫貧。蒼南縣為教育大縣，每年高三畢業生近萬名，針對部分大學生就學困難，該行積極投身教育扶貧工作，開辦了貧困大W生助學貸款，蒼南籍貧困大學生可向該行申請1萬～2萬元助學貸款，期限最長達6年，貸款利率執行基準利率，學生還可享受50%的財政貼息。目前，該行已累計發放助學貸款約1.2萬筆、金額約1.3億元，共為1萬多名大學生圓了大學夢。

3.依托地方資源優勢，助力實現產業扶貧。該行依托蒼南縣貧困地區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優勢，以精準對接貧困地區主導產業和特色行業發展為突破點，加大信貸投放力度，突出主導產業帶動，引導和支持企業到貧困地區投資興業，助力推動產業扶貧。一是大力支持農業基地建設。通過積極推進種養殖基地的生產和發展，推動了靈溪、藻溪、馬站等大棚蔬菜基地的形成，支持了沿浦對蝦、青蟹，大漁灣紫菜養殖等一批淺海養殖基地的發展，建立了馬站四季柚、觀美席草、五鳳茶葉等一批特色農業基地。二是大力支持特色農業生產建設。該行積極加強對“名、特、優”等特色農業產品生產的支持，如蒼南農商銀行馬站支行近三年來共發放貸款8000多萬元，支持7500多農戶發展蘑菇種植，共支持種植蘑菇面積達5320萬平方米；蒼南農商銀行藻溪支行積極支持農戶發展鴕鳥、奶牛等山區養殖業等，這些特色農業的發展為蒼南縣農村經濟的發展培育了新的增長點。三是大力支持農業龍頭企業發展，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該行先后支持發展了蒼南縣天豐實業有限公司、溫州恒信席草公司、江南畜牧廠等一批發展潛力大、外銷能力強的農業加工型企業，幫助企業解決生產流動資金的需求。如以天風公司為龍頭，自成立以來累計帶動4000多農戶增收；在恒信席草公司的帶動下，共有6300多農戶通過種植席草增收。

4.合理下調貸款利率，降低農戶融資成本。該行高度重視農戶的融資成本問題，2016年以來4次下調貸款利率，截至目前，全行貸款平均收息率7.9‰，比年初下降了0.75個點。同時，通過大力推廣豐收小額貸款卡等載體，積極向農戶發放中長期貸款，并開放手機銀行、網上銀行網上放貸功能，農戶可以做到“隨還隨借”，減少了農戶續貸的資金、交通等成本。目前中長期貸款余額74億元，占全部貸款的43.78%。

5.推進惠民工程建設，加強基礎金融服務。基礎性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是開展有效精準扶貧的前提條件和關鍵。該行通過做到“四個廣覆蓋”，確保農村農戶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一是自助設備廣覆蓋。目前，該行ATM布放總量347臺，助農機具451臺，行內、跨行電話寶及傳統POS總量5521臺，分布在全縣各個街道及村居，農村地區網格化服務網絡基本建立，打通了農村渠道網絡“最后一公里”。二是電子產品廣覆蓋。全行網銀（含企業網銀）及手機銀行用戶達38.85萬戶，電子銀行替代率達90.38%，領先于縣域同業銀行的水平。三是移動渠道廣覆蓋。該行兩臺流動服務車全年無休上門服務，服務范圍包括現金存取、結算支付、貸款等業務，增強了農村金融薄弱地區的服務。四是民生業務廣覆蓋。近年來，該行主動對接政府各類民生業務，積極打造免費便捷的大服務體系，相繼了包括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城鄉合作醫療保險、水電費代繳、糧食直補、林業補貼、漁民油補等在內的各類民生款項中間業務50多種，服務客戶數近70萬戶，金融服務更加便捷、更接地氣。

三、縣域農商銀行進一步推進精準扶貧工作的思考

縣域農商銀行作為縣域金融資源融通的主要渠道，在扶貧攻堅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要因地制宜、因戶施策、對癥下藥，創新思維積極探索精準扶貧新模式、新手段，實現精準扶貧從“大水漫灌”到“精準滴灌”轉變。

1.樹立擔當金融扶貧“主力軍”的責任意識。在浙江省內，縣域農商銀行在縣域同行業中基本上是存貸款規模最大、金融服務覆蓋面最廣、客戶資源最為豐富的金融機構，這決定了農商銀行必須要具備擔當縣域金融扶貧主力軍的意識，要有義不容辭幫助貧困農戶脫貧致富的決心和態度，要從講政治和踐行社會責任的高度，提高認識、創新思路、強化措施、精準發力，把金融精準扶貧放在心上，落在實處。同時，對待精準扶貧，要從“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任務中跳出來，要將精準扶貧與自身發展相互融合起來，找準發展定位和主陣地，要挖掘與農戶共生共贏之道，開辟一片新的“藍海”市場。

2.做到“三個建立”，確保精準扶貧對象精準。一是建立健全貧困信息平臺。在收集客戶信息資料的基礎上，有機結合政府有關扶貧部門力量，共同建立農戶信用信息檔案，實行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實現信息共享，加強信息交流，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二是建立扶貧開發項目庫。制定與當地政府扶貧項目相配的扶貧開發系統性融資規劃，并根據規劃明確重點支持領域，篩選一批具有良好示范效應、可操作性強的扶貧項目，逐步構建扶貧項目儲備庫，對扶貧貸款實行單獨統計、考核，保證各項服務措施落實到貧困人口、具體扶貧開發項目。三是建立扶貧貸款檢查機制。由信貸管理部門定期開展扶貧貸款抽查，檢查范圍包括貸款操作規范性、扶貧對象精準性等，進一步規范、加強扶貧貸款的投放，確保扶貧對象精準。

3.實行“三個著力”，實現精準扶貧正確路徑。要緊緊圍繞縣政府中心工作，結合自身特點，突出產業帶動，以“三著力”實現“支持一個產業、繁榮一片區域、富裕一方百姓”。一是要著力支持地方傳統產業發展。要充分利用地方天然資源優勢，通過推動傳統農業做大做強，進一步增強農業產業鏈對貧困農戶增收的帶動作用。二是要著力支持貧困山區發展，信貸資金及人力資源優先向金融服務薄弱鄉鎮傾斜，做好貧困山區信貸的擴面提額工作。三是要著力支持“互聯網+”產業發展。根據市場發展趨勢和需求，開辦“互聯網+”信貸產品支持年輕創業群體，助力地方新興產業發展，以新產業帶動地方百姓就業，促進加速脫貧。

4.圍繞“四個實施”，確保精準扶貧有序推進。一是實施金融產品創新。要進一步下放貧困地區特色產品創新權限，放寬主要服務貧困農戶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準入標準，大力推動貧困地區產品創新，鼓勵按照“一鎮一策”、“一產一策”等原則，研發制定更加精細、具有區域性、差異化的信貸產品，進一步滿足貧困農戶信貸需求。二是實施客戶經理扶貧貸款績效單項考核機制。通過優化客戶經理績效考核，將扶貧貸款與一般性貸款區分開，制定扶貧貸款績效單項考核管理模式，明確客戶經理年扶貧貸款筆數、金額等指標，破除客戶經理因扶貧貸款利率低影響百元收息率的抵觸心理，進一步調動客戶經理投放扶貧貸款的積極性。三是實施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投放政策。利用與政府部門共同建立的農戶信用信息平臺，篩選貸款信用記錄良好的農戶，直接對其發放小額信用貸款，解Q農戶“貸款難”問題，同時促進農村良好信用環境的形成。四是實施發行“三農債”。通過發行“三農債”，引入域外資金，專項用于發放涉農貸款，一方面為信貸投放資金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以低利率滿足貧困農戶低成本融資的需求。

5.加強多方合作，形成精準扶貧發展合力。精準扶貧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其中涉及金融支持、社會救濟、產業發展等多個領域。對此，要加強多方合作，形成扶貧發展合力。一是要加強銀政合作。要積極配合地方政府部門相關部署，緊緊圍繞精準扶貧規劃，加強雙方溝通，主動將具體金融工作匯報至上級領導部門；同時，要向縣人民銀行申請扶貧再貸款額度，進一步保障貧困農戶貸款資金。二是加強銀保合作。要聯合縣域保險機構的力量，大力發展政策性農業、農戶保險，為金融精準扶貧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三是要加強銀企合作。通過金融支持本土龍頭、專業合作社和互助資金組織等，帶動和幫助貧困農戶生產發展，帶動農戶增收。四是加強與慈善、婦聯、殘聯等社會組織在扶貧特定貧困群體上的合作，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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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2014年區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保持著穩定的增長。全年實現農林牧漁總產值30.52億元，增長4.1%。農林牧漁業增加值19.40億元，增長4%。其中農業產值20.19億元，增長4.5%；林業產值0.25億元，增長4.8%；牧業產值7.95億元，增長2.9%；漁業產值1.12億元，增長4.9%；服務業產值1.01億元，增長4.9%。

農民人均現金收入達到11637元，同比增長11.9%。

今年我區農村經濟發展的特點是：農業經濟穩步發展，蔬菜種植面積、產量穩定增加；畜牧業生豬、家禽生產保持穩中有增；農民現金收入增長勢頭良好；糧食產量略有下降。

二、主要農、畜產品生產形勢分析

（一）糧油生產概況

2014年，全區糧食播栽面積4.67萬畝，同比增加1.5%；糧食總產量20.56萬噸，同比下降0.9%。主要原因是：大春生產稻谷、玉米、高粱揚花期雨水過多，影響了產量。如稻谷今年平均單產為633公斤/畝，同比每畝減少12公斤，下降1.9%。所以今年稻谷產量為13.66萬噸，同比下降1.8%。

油菜籽種植面積3.12萬畝,產量3849噸，同比基本持平。

（二）蔬菜生產概況

蔬菜播種面積15.20萬畝，同比增加2820畝，增長1.89%。產量達到37.99萬噸，同比增加1.85萬噸，增長5.11%。

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利用現代農業科技力量。著力提升設施水平，大力發展設施蔬菜基地，共計面積3萬畝；積極培育良繁基地，目前在全區建設有升降溫設施的集約化育苗中心5個，面積達到2萬平米，優質種苗輻射面積較大；加快“三新”技術應用，引進示范推廣蔬菜等新品種，推廣蔬菜高效立體栽培，探索“粱+菜+油”等新模式14項。

二是，積極創新產銷新型對接模式。以農民專合社為載體，積極探索和推進農產品流通新模式，不斷拓寬農產品產銷渠道。直供直銷、農店對接、農超對接等模式都有效保障了菜籃子供應，減少了中間環節流通，降低了銷售成本。

（三）畜牧業生產概況

區2014年出欄生豬41萬余頭，同比基本持平；出欄牛840頭，同比增長16.5%；出欄羊3.3萬只，同比增長4.28%；出欄家禽270.5萬只，同比增長3.09%；出欄肉兔23.66萬只，同比下降4.4%；禽蛋產量1882噸，同比增長3.01%。

1、生豬生產情況：加大項目引導，加大對老舊豬場的新、改、擴建，加大豬場優質種豬的引進，提高了豬場的生產規模及養殖生產效率。2013年到2014年，累計投入各級財政補助資金約340萬元，完成新建擴建豬場41個，新改擴建標準化豬舍面積1.52萬平米，新增生豬產能3萬頭；投入財政補助資金41萬元，引進優質種豬698頭，可年增優質仔豬約1.5萬頭；投入344萬元改擴建生豬標準化規模養殖場3個，建設圈舍面積3900平方米，示范并帶動一大批生豬養殖場的發展。

生豬價格回升溫和對市場行情好轉的預期，養殖戶養殖積極性提高，生豬存欄及出欄量均快速增加。

2、家禽生產情況：與生豬市場行情不同，近年來家禽市場行情較為平穩，林下雞等優勢特色家禽養殖價格優勢明顯，從事家禽規模化養殖的農戶越來越多，養殖的標準化水平及規模不斷提升。

林下散養雞規模不斷發展壯大。根據近年來價格監測統計，散養土雞價格從2010年到2014年9月，市場價格總體呈現上升的趨勢，價格從最初33.71元/公斤一路上升到2014年42.40元/公斤，目前已形成了從育雛到市場一整套產業鏈。從2013到2014年，主要發展有以下養殖乳化基地：魏壩養殖專業合作社魏壩林場土雞養殖基地，基地年出欄優質林下散養雞約5萬只，帶動社員及周邊農戶可年出欄林下雞10萬只以上；通灘鎮團結林場林下雞養殖基地年可出欄優質商品雞約3萬只；泰安陽院子林場林下雞養殖基地可年出欄林下雞2萬只以上；分水、彌陀、江北、華陽等地配套建成了一批家禽乳化和專業育雛場（廠），市場行情看好。

農戶散養家禽的積極性提高。我區家戶普遍有散養家禽的習慣，多利用房前屋后竹林、荒山、坡養殖雞鴨，現在禽苗有專業場進行乳化、脫溫和前期免疫，養殖成活率及管理勞動強度大量下降，加上市場價格上升，養殖數量和質量上也不斷提升。

三、國家強農惠農相關政策措施貫徹落實情況及執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集體公益林強農惠農政策、措施貫徹落實情況及存在問題：

1、補貼標準：每畝補貼14.75元。

2、貫徹落實情況：

林業和財政等部門明確責任，做好聯動，共同推進。根據省、市核定的生態公益林面積和資金下達計劃，由區農林局提供公益林生態補償面積給區財政局，區財政局直接將生態補償資金劃撥到各鎮、街（景區）財政所，各鎮、街（景區）農林站提供兌付花名冊給財政所，財政所將補償資金劃到信用社，信用社憑花名冊發放到農戶（或集體帳戶），均通過“一卡（折）通”的方式全額兌付給農戶。

公示公開，公正透明。在兌付前，各鎮、街（景區）對領取生態補償資金的名單、補助標準、補助面積、補助金額以及管護完成情況在項目村張榜公示，公示時間不少于7天。

資金封密，拒絕現金。補償資金實行封密封運行，均通過“一卡（折）通”的方式全額兌付給農戶（或集體帳戶），拒絕現金支付。

3、存在問題：上級下達的公益林面積與我區天保二期工程上報的面積不一致，個別鎮、街有不按時、隨意變動林權權利人姓名和面積來兌付生態效益補償金的情況，林農的森林管護意識差，生態效益補償涉及的林農多，生態效益補償標準較低。

（二）糧種補貼強農惠農政策、措施貫徹落實情況及存在問題：

1、補貼標準與方式：玉米、小麥、青稞、油菜每畝補貼10元，水稻每畝補貼15元。資金實行直接補貼方式，即根據2014年實際核實的種植面積和補貼標準將資金直接發放到種植農戶或其他種植者。

2、貫徹落實情況：

縣級農業部門負責實際種植面積的終審確認。鄉（鎮）人民政府負責組織所在行政區域種植面積核實工作。具體以村為基本單位開展實際種植面積的登記、匯總、審核、公示（公示時間不少于7天）。

縣級財政部門根據縣級農業部門提供的經過終審確認的實際種植面積，以及鄉（鎮）人民政府提供的補貼清冊，原則上通過“一卡（折）通”方式將補貼資金發放到種植戶和其他種植者。在個別不具備“一卡（折）通”發放條件的地方可以采取直接發放現金的方式，但必須規范發放的程序和辦法。

3、存在問題：由于城市化進程加快，征用土地導致耕地面積減少等原因，造成了上級撥付資金的面積大于核實的面積，由此產生了剩余資金；由于種糧大戶補貼資金當年不能到位，導致上訪事件發生；由于種糧大戶補貼作物種類太少，導致我區種糧大戶數量少；按現行政策，種糧大戶補貼僅限于水稻、玉米和小麥，而我區高粱作物未納入補貼范圍，制約了我區種糧大戶的發展；個別鄉鎮的個別村未進行公示；個別鄉鎮資料建檔不完善；個別鄉鎮個別年份存在發放現金；個別鄉鎮良種補貼款發放不及時。

4、農機購置補貼強農惠農政策、措施貫徹落實情況及存在問題：

（1）補貼標準：每臺農業機械（其中國30%，市補10%1，區級財政補貼10%，農戶自籌50%）的標準執行。

（2）貫徹落實情況：

與區財政局共同制定了《區2014年購機補貼實施方案》，并與各鎮街（景區）簽訂了責任書；明確責任，積極加強與區財政的銜接工作，確保補貼政策落到實處；協調經銷商，確保補貼政策實惠不折不扣地落實到農戶手中。

（3）存在問題：由于受地形條件的制約，大、中型及大功率機具在我區的推廣很艱難，導致整個項目實施進展緩慢。從農機化發展的歷史及地域等因素來看，丘陵地區農機化水平相對較低，還處于農機化發展的初級階段；從售后服務來看，部分經銷商售后服務跟不上，機具維修及零配件供應不能及時到位，用戶反響較強烈；鎮街（景區）購機補貼操作人員文化水平低，對操作系統不熟悉，操作設備陳舊。

四、2014年農民增收完成情況，增收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農民增收情況

2014年，區農村住戶調查共9個點，90戶，根據結果顯示，全年我區農民現金收入11637元，同比增長11.9％，呈現出較快速增長態勢。

1、工資性收入增勢迅猛，成為全區農民現金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支撐。2014年，全區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6229元，同比增加1038元，增長20.0％，占農民純收入的53.53%。其主要原因：外出務工勞動力數量和質量逐步提高；我區輕工業園區、酒業園區、機械工業園區引進企業新增就業崗位18000多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規模化、專業化經營等因素，使用工量大幅增長；由于物價上漲等因素，農民工工資水平普遍提高。

2、家庭經營性純收入成為家庭收入的有效來源。2014年，全區農民人均家庭經營性純收入4738元，同比增加144元，增長3.2%，占農民純收入的40.71%。增長原因主要得益于區委、區政府積極貫徹落實各項助農惠農政策，加大農業基礎設施投入，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嚴重的自然災害較少，特色產業發展如蔬菜、規模養殖、特色水果等農產品得到大力發展，加之農產品價格持續走高，促進了第一產業收入的穩步發展。

3、轉移性收入平穩增長，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有效來源。隨著各項福利制度的逐步建立完善及助農惠農政策的進一步落實，特別是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農村轉移性收入增長迅速。2014年，我區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554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6元，增長11.2%，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存在的問題：

1、收入渠道狹窄，依賴性強

我區農民現金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兩大塊，兩項收入占農民現金收入比重過大，特別是工資性收入比重尤高；家庭經營中又以一產業為主，對勞務、農牧業產業依賴性過大。

2、家庭經營比重失調

農村居民家庭經營現金收入中，一產業現金收入占家庭經營收入的比重過大，沒有二產業收入，三產業收入基數小。二產業發展不夠，三產業比重偏小，嚴重影響了農民工本地就業，反過來又制約了經濟快速發展，從而影響農民增收。

3、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創收能力差

一方面，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年齡偏大，不能很好地接受新技術、新品種，只能以傳統方式種養，不能靠科學致富，所以種養殖業效益低；另一方面，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由于素質較低，多從事體能型工作，技術含量低，收益不高，且就業競爭力差，容易失業。

五、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農業及農村經濟面臨的苗頭性、趨勢性問題

（一）在發展農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耕地大量減少，農業人口以及農業勞動力不斷減少，在家務農的農民均為老年人，土地上所產生的效益差；二是缺乏龍頭企業的帶動，這種情況已成為制約農業及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區的農村經濟要保持穩定發展，應在提高土地效益和發展龍頭企業上下功夫。

（二）土地流轉中的存在問題

1、土地流轉缺乏必要的引導，部分業主有怕的思想。很多業主搞開發要求與鄉鎮政府、村委會簽訂協議，認為這樣更可靠，辦事情更方便。

2、流轉合同主體錯位。家庭承包土地的流轉主體是承包農戶，少數鄉政府、村組織由于推進規模經營心切，越俎代庖，以村組名義與外來業主直接簽訂土地流轉合同，法律手續不完備，容易產生糾紛。

3、農村土地流轉服務缺位。目前,全區大部分鄉鎮為土地轉讓、互換提供了方便，但由于土地流轉市場化程度低，沒有形成完善的市場體系，區至今尚未建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動服務中心，缺乏一個由上到下網絡狀的中介服務機構，致使土地供求雙方的信息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