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書與圖書館文創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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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著眼于甘肅省圖書館的特色館藏敦煌文書，探索開展圖書館文創工作的新方向。綜合運用內容分析法、文獻研究法等，在對甘肅省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敦煌文書與圖書館文創工作的結合與應用之路進行探討。敦煌文書可以助力圖書館文創工作，文創工作可以促進圖書館營銷。甘肅省圖書館應依托這一特色館藏資源，大力探索敦煌文書的內涵與外延并應用于文創工作之中，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對文化傳播與地方旅游乃至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都有所裨益。

關鍵詞：敦煌文書；圖書館；文創

文創，即“文化+創意”。文化創意是一種以文化為元素，融合多元文化，整合相關學科，利用不同載體而構建的再造于創新的文化現象[1-2]。文創產品，就是與一定民族和地區的文化背景相聯系，源自個人才情、靈感或智慧，并通過產業化的方式進行生產、消費和營銷的，滿足人們精神需要和欲望的任何有形產品和無形服務[3]。文化創意產業早已有之，但圖書館的文創工作卻尚處于發軔階段。甘肅地區旅游資源豐富，尤其是敦煌莫高窟，更是舉世聞名，每年都能夠吸引來自國內外的大量游客。早在2016年4月，敦煌研究院就成立了文化創意研究中心，著力開發敦煌文化創意的線下產品與線上活動，但這些研究和開發多集中在敦煌石窟、壁畫方面，將其中的飛天、九色鹿、三兔共耳等經典圖案融入產品的設計中，而對敦煌文書的文創開發卻鮮有涉足。敦煌文書是清末發現于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五萬余件唐宋之際手抄寫本，很多都不見于傳世典籍，具有極其珍貴的研究價值，現大部分收藏于英、法、俄等處。幸運的是，甘肅省圖書館現藏有300余件敦煌文書。本文著眼于這些珍貴藏品，力求探索甘肅省圖書館文創工作的新路徑。

1甘肅省圖書館館藏敦煌文書概況

1.1漢文寫本概況

甘肅省圖書館藏敦煌文書300余件，有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甘肅省公立圖書館時入藏的，有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國立蘭州圖書館時期入藏的，也有建國后收購或者私人捐贈的。1994年，圖書館開始對其進行整理工作；1998年，敦煌研究院施萍婷等專家對其進行鑒定、定名等研究工作；2013年，內部資料《西北研究通訊·館藏敦煌文獻敘錄》出版。這些文書中有漢文寫卷31件（C001-C031），每卷由數張黃麻紙或白麻紙粘接而成，每張紙約寫28行，每行約寫17個字，卷軸裝，內容均為佛經，主要包括：《大般涅槃經卷》卷第一、第三十、第三十七，《妙法蓮華經》卷第三、第五、化城喻品第七、信解品第四、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陀羅尼品第二十六、序品第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般若波羅蜜經》卷二百七十八、卷四百四十六、卷四百一，《瑜伽師地論》第二十三，《四分律刪補羯磨卷上》《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法門戒品第十卷下并序》《思益經卷第二》《大乘無量壽經》《優婆塞戒經》悲濟品第三，《佛說無量大慈教經一卷》《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九》《諸星母陀羅尼經一卷》等。其中，文書C030《金光明經卷第二四天王品第六》年代最早，紙質好，字跡工整，是研究北涼時期書法的珍貴寫本。文書C014《優婆塞戒經》和C015《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首尾俱殘,根據書寫特征判定應為北朝寫本。另外，文書C017《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九》為五代寫本，其余皆為唐代寫本。

1.2藏文寫本概況

甘肅省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中，藏文寫經共計351件，有卷式和梵夾裝兩種。卷式藏文寫經共32卷，編號T0001-T0032，從44cm到688cm長短不一。白麻紙，紙質較薄、較粗，有橫劃烏絲欄。文從左至右橫寫，卷首在左，卷尾在右，字跡工整，上下有天頭、地腳，左右有邊距。單紙長大約46cm，每紙18至20行不等，行22至25字，分左右兩頁抄寫，中間留有1.5cm寬的中縫，近似古籍刻本版式。25件皆尾題抄經人、校對人[4]。這些寫經內容均為《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每卷所抄經文份數不同，多數為一遍，但也有抄寫兩遍乃至五遍的，可見唐宋之際敦煌地區抄經活動之盛。梵夾式藏文寫經319件，編號T0033-T0351，約1128頁，每頁由兩層粗糙的白麻紙粘接而成，每面12行，每行約63個字，雙面硬筆楷體書寫，內容為《十萬頌般若經第三卷》。其中122件有題記，內容主要是抄經人與校對人，還有一些雜抄。需要注意的是，這319件中還有38件廢葉經。這部分寫經在左邊距或右邊距四分之三處裁開，孔眼至天頭或地腳約垂直線處裁開，劃有“U”等較大的符號，地腳處或邊距上多有雜寫，內容如報廢的原因、過程及保存等，極具研究價值。

2敦煌文書與甘肅省圖書館文創工作

結合的優勢與客觀需求圖書館的文創產品，是指與館藏資源乃至與該地域文化特征相關的、被賦予文化內涵與紀念價值的產品。它通過遴選、重組、設計館藏信息資源中蘊涵的豐富歷史文化元素，使這些文化元素附著在一定的載體上，從而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性和紀念價值的產品[5]。對于甘肅省圖書館而言，敦煌文書無疑是集歷史性、文化性、地域特色于一身的館藏資源，自然是進行文創工作的絕佳選擇。

2.1敦煌文書與甘肅省圖書館文創工作結合的優勢

敦煌文書是珍貴的藏品，珍貴的文物，更是珍貴的史料，這一點毋庸置疑。將敦煌文書應用于甘肅省圖書館的文創工作，主要優勢有：（1）敦煌文書的知名度與研究價值是不容小覷的，不需要借助宣傳，本身就已經是甘肅省圖書館的代表性名片之一。如果將其應用于文創工作，將文書元素直觀化，將文書推近人們的生活，對文化傳播和提高圖書館的社會影響力都將起到巨大作用。（2）甘肅省圖書館藏的這些敦煌寫經不僅是寫卷本身，還是歷史的載體與文化的傳承。將其應用于文創工作，不僅可以挖掘本身的元素，還可以挖掘文書背后的故事，素材與資源都無限豐富。（3）敦煌文書是發現于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珍貴寫本，與敦煌、莫高窟以及其他相關石窟寺等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將館藏敦煌文書應用于圖書館的文創工作，有利于甘肅省圖書館與敦煌研究院等單位在文創產業上開展合作，攜手共贏。

2.2敦煌文書與甘肅省圖書館文創工作結合的客觀需求

2.2.1圖書館營銷與發展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圖書館營銷已成為圖書館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合理與適度的營銷不僅可以吸引讀者，還可以提高圖書館的社會影響力，從而起到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提高館藏利用率、傳播文化和助力精神文明建設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圖書館營銷恰恰與文創工作不謀而合。可以說，開展文創工作是圖書館營銷與發展的有效途徑，可以潛移默化地將圖書館融入到人們的社會生活之中。就營銷而言，圖書館文創產品實體店的購買力主要為到館讀者，可以直觀感知文創產品，還可以與銷售推介人員進行溝通交流，有助于加深讀者對館藏的認識從而增強圖書館的影響力。線上購買則打破了時空的限制，成為用戶了解和購買文創產品更為方便快捷的途徑，同時也更大范圍地擴大了圖書館的影響力。正如敦煌研究院的特色文創產品“敦煌詩巾”，將敦煌的文化優勢與現代科技有機結合，除了設計師設計的絲巾外，還可以通過微信小程序對敦煌石窟和壁畫中提取出來的圖案元素進行個性化設計。而個性化設計的過程，不僅是一種有趣的設計體驗，還可以通過了解圖像元素的信息了解敦煌文化，真正起到了信息傳播的作用。同樣的，圖書館也應乘勢，增加營銷力度，大力推出文創產品，配合閱讀推廣活動，讓更多的人了解圖書館，喜愛圖書館。雖然圖書館文創工作旨在文化傳播與宣傳圖書館，但銷售也會帶來經濟效益，這也可以促進圖書館的自身發展。可以說，文創產品開發有助于圖書館轉變發展觀念，在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前提下，逐步增強市場意識，掌握文化市場發展規律，提升自我發展能力[6]。2.2.2地方旅游與打造品牌形象的需求。敦煌文書是甘肅省圖書館的特色館藏之一。將其與圖書館文創工作相結合，對擴大宣傳、促進地方旅游乃至甘肅省圖書館品牌形象的打造，都大有裨益。文創產品是圖書館精美的宣傳名片。游客將購買的圖書館文創產品帶走，介紹給自己的親友，這實際上是對圖書館的二次宣傳。做好文創工作，加大文創產品的開發力度，挖掘圖書館的自身特色，就是對圖書館品牌形象的打造。樹立品牌形象，成為“網紅圖書館”，不僅能擴大影響、提升圖書館的服務能力，還可以成為城市地標，對旅游業起到促進作用。

3甘肅省圖書館館藏敦煌文書應用于文創工作的途徑

3.1與文書直觀的結合

圖書館文創產品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內容類文創產品、創意類文創產品和延伸類文創產品[7]。甘肅省圖書館館藏文獻中的文字、圖畫等內容本身就是進行文創工作最直觀的素材，可以形成多種文創產品。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這些敦煌文書中，有寫經，有題記，有書法，有印鑒，都可以提取出可用于文創產品的元素。文書C021是唐代寫經中的上品，文書C030有敦煌早期“經書體”的用筆特點，這樣的文書可以成為書法的摹本，直接設計出摹寫或者描紅甚至便箋等文化用品類的圖書館文創產品。文書C003首尾均鈐有“明德堂”收藏印；文書C006卷尾鈐“枹罕張建鑒藏書畫章”；文書C020卷首印“孔憲廷”印；文書C023卷尾有跋文兩則，鈐印三枚，其中兩枚字跡難辨，另一枚為“秉清長壽”陽文；文書C024卷首另紙寫慕少堂跋文，跋后鈐印“慕壽祺印”與“少堂”，均為陽文；文書C025卷尾為“瓜沙洲大王印”，陽文，是曹氏歸義軍的藏經印；C031卷尾另紙寫慕少堂長跋文，跋后鈐印“慕壽祺印”與“少堂”，均為陽文。這些印鑒都可以作為設計元素提取出來，直觀體現在文創產品上，也可以讓讀者參與拓印等體驗活動。除了上述文書外，所有這些館藏敦煌文書中，都可以直接提取這些直觀可見的設計元素，形成復制品、出版物等內容類文創產品，也可以形成便箋、工藝品、帆布袋等創意類文創產品，還可以形成展覽、講座等體驗式的延伸類文創產品，設計空間廣闊，在宣傳圖書館的同時也滿足了受眾的精神文化需要。

3.2與文書內容及歷史的對話

目前的圖書館文創產品，簡單的套印居多，主要是將有代表性的館藏文獻印在便箋、書簽、水杯、衣物、帆布袋等物品上面，并沒有對文獻內容進行深層次的挖掘。敦煌文書不是孤立的，甘肅省圖書館藏的敦煌文書不僅僅是一件件簡單的寫經，而是一個個歷史的見證和文本的載體。我們可以透過文書內容看其歷史文化、地域特征，并以此為切入點，結合人、事、物，提取出與其相關的信息、圖案、紋樣等，經過設計重組，設計開發出更多的文創產品。甘肅省圖書館館藏的藏文寫經中出現了張議潮和法成的校經題記。張議潮（799—872年），沙洲（今甘肅敦煌）人，幼時受業于寺學，曾跟隨法成學習。唐宣宗大中二年，他在吐蕃內訌之際發動軍事政變收復敦煌。大中五年，唐于沙洲設歸義軍，統領瓜沙等十一州，授張議潮歸義軍節度使。法成是藏族佛教經典翻譯家，原為吐蕃貴族，公元9世紀時期在佛教文化傳播及漢藏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文書C006《瑜伽師地論第二十三》，卷尾有法鏡的題記。法鏡（約803—883年），沙州開元寺僧人，通曉《凈名經關中疏》《瑜伽師地論》《維摩詰經》等,是法成的學術繼承人。此卷字體雖不甚規整，但卻值得珍重。它是法鏡聽法成講《瑜伽師地論》時所記，時間約在公元855年前后。事后法鏡又對其進行了詳細校勘，并加上多種章節符號[8]。文書C017《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九》末尾的題記中提到“太保帝主”。據榮新江先生研究曹議金同光二年稱司空，于同光三年以太保見稱，主要根據P.3805《同光三年（925）六月一日歸義軍節度使牒》后署“使檢校司空兼太保曹議金”，本卷題記再次證實這一研究正確性，同時還由題記得知曹議金不但稱太保，而且以帝主自居[9]。從題記來看，此件寫經書寫于后唐“同光三年”，因采用后唐紀年而似乎是奉后唐為正朔。但如果聯系王子通寫經題記的發愿內容，我們發現后唐君主并未列入他的祈愿對象，反稱曹議金“帝主”“軍王”，祈望曹氏政權“永作西陲之主”，王子通此舉并非一意孤行，相反他正是迎合了歸義軍政權割據獨大的政治圖謀[10]。上面文書所涉及的歷史人物中，法成與法鏡都是對當時敦煌佛教文化傳播做出巨大貢獻的重要人物，張議潮和曹議金是敦煌歸義軍時期的兩位重要領導者。我們可以此為依托，對他們的相關事跡以及當時的歷史背景進行深度挖掘，提取出設計元素，應用于圖書館文創工作，設計出更多的內容類、創意類以及延伸類圖書館文創產品。

3.3拓寬文書視野營造眾創空間

敦煌文書是一個巨大的寶藏，不僅數量巨大，而且內容豐富。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文書僅僅是藏經洞發現的敦煌文書的滄海一粟。所以，要想做好敦煌文書的文創工作，勢必要回歸溯源，將這一小部分文書放置到整個敦煌文書的海洋中去。甘肅省圖書館可以以此為契機，將館藏敦煌文書與敦煌相結合，將文書背后的歷史文化與甘肅旅游資源相結合，加強與敦煌研究院等相關單位的合作，結合數字資源與現代化信息技術群策群力，營造眾創空間，一起講好敦煌故事，做好大敦煌文創，開拓圖書館文創工作的新方向。圖書館文創工作不是孤立的，敦煌文書也可以與其他館藏資源有機結合，一起提取文化內涵，碰撞出更為璀璨的創意火花，就像大英博物館的文創產品古埃及象形文字版《彼得兔的故事》一樣，文化特色與歷史內涵有機結合，讓人眼前一亮。

4結語

敦煌文書可以助力圖書館文創工作，文創工作可以促進圖書館營銷。面向未來的圖書館作為公共空間，不僅僅是以往的“以書為媒”“以書會友”的書籍承載和休閑交流中心，更可能是“因文化創意結緣”“以文化創意激發變革”的社會文化創意中心[11]。圖書館可以順應這個發展趨勢，重新審視文創工作，探索自身發展的新途徑。文創作品從設計到完成再到銷售需要經過很多環節，只有真正到購買者手中才能充分發揮其效能。圖書館創意團隊要通過網絡、廣告、媒體、電子商務等拓寬產品營銷渠道、擴大文化產品傳播。只有這樣，才能暢通銷售渠道，才能實現其價值[12]。這就要求圖書館文創工作不僅要關注館藏文獻本身，還要關注受眾的需求，做好市場調研與產品定位；文創產品不僅要在內容上創新，還要在形式上創新。就像故宮博物院一樣，文創產品可以延伸到口紅、飾品、茶具等人們喜聞樂見的諸多方面，其文化底蘊之深、涉及內容之廣、設計創意之美、推廣力度之大，都值得學習和借鑒。甘肅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敦煌更是重中之重。敦煌文書是甘肅省圖書館的特色館藏，圖書館應以此為依托，大力探索敦煌文書的內涵與外延并應用于文創工作之中，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對文化傳播、地方旅游和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都有所推動。

作者:寧宇 單位:蘭州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