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實證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實證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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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金融運行規劃不完善，尚存較大的完善余地

財政金融領域的順利運行需要較為切實的運行規劃進行及時有效的指導。然而，很多地方的財政金融運行規劃仍然存在許多不利之處，影響了財政金融的發展步伐，無法與社會經濟發展潮流接軌。比如，不同領域的財政金融規劃在內容上雷同之處較多，沒有體現出特色優勢，顯得軟弱無力。這樣，財政金融部門的職能沒有徹底全面的發揮出來，使自身的運營規劃缺乏可操作性，影響規劃目標的實現。

(二)財政支付轉移制度存在紕漏，調整力度仍然不大

在當前形勢下，社會經濟的發展都需要借助全面科學的財政支付轉移機制才能提供應有的保障。然而，很多財政支付轉移過程中容易出現不切實際的名目，而財政部門不愿也沒有過多的時間去徹查這些不當名目。最終，金融部門都會按照相應的名目進行資金移轉，往往會引出很多違法犯罪行為，使社會經濟發展步伐嚴重受阻。

(三)財政金融與公共服務失衡，不利于自身發展效果

財政金融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占據關鍵性地位，但是，其發展也不能與社會其他領域互相孤立，否則各個領域或行業發展會處于失衡狀態。當今，我國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領域的資金投放力度仍然不是很大，重視程度有所提高，需要的資金到位率也不是很明顯。因此，政府的對外形象受損，公共服務能力也備受質疑。

(四)地方保護主義仍然盛行，地域之間缺乏互惠

財政金融對于當地經濟的發展發揮著不言自明的作用。然而，財政金融行業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地方保護主義。這樣，很多地域間的財政金融協調發展互惠行為少之又少。最終，不僅耽誤了新氣息進入地域財政金融領域，而且使當地的財政金融的發展眼光越來越狹隘，發展空間越來越狹窄，對我國整體財政金融發展水平造成較大的沖擊。

二、化解財政金融潛在風險的原則及理念

良好的財政金融環境是財政金融行業實現長遠健康發展的潛在競爭力。因此，風險化解工作需要及時展開，否則會貽誤財政金融的發展時機。當然，我們在化解潛在風險之前，不能懷揣盲目心理，而是要結合財政金融發展現狀，捋順一些科學先進的原則或理念，更好的指導風險化解工作。

(一)科學確立指導思想

財政金融的發展是社會普遍關注分問題，因此，其在化解潛在風險的過程中，要時刻牢記運用科學的指導思想提供智力支撐。這就要求，財政金融發展要與我國的改革開放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及科學發展觀等先進思想理論緊密聯系起來，用這些科學理論指導財政金融的運轉實踐，使財政金融具備科學的指導，打造屬于自己的競爭力。

(二)客觀制定預期目標

財政金融的發展不能埋頭苦干，而是要設定一個預期目標，并在完成這一個目標后，完成下一項目標，確保目標方面的“各個擊破”。因此，化解財政金融的潛在風險，不應過多的喊口號，而是更多的看實際，否則，財政金融的運行環境會遭到嚴重破壞。當然，這些目標的制定要科學客觀，不能與財政金融發展現狀嚴重脫軌，而是要在綜合考慮社會發展背景、經濟形勢、自身成果等因素的基礎上來實現科學制定。

(三)與時俱進的創新意識

化解各種潛在風險是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因此，財政金融工作必須打破陳規，重新審視地域發展實際，在對客觀狀況全面了解和掌握的狀態下，把握住時展的脈搏，積極推行與時俱進的精神，在風險化解過程中樹立創新意識，增強創新能力，踏踏實實做好創新工作，以便在財政金融建設中做好文章。最終，在財政金融領域實現有效疏導、順暢管理、穩步運營，為促進自身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三、化解財政金融行業潛在風險的有效策略

面對財政金融行業存在的潛在風險，我們必須及時進行理性分析，并落實好應當遵循的嚴重或理念，使風險化解工作更加順利的開展，并確保化解效果，使財政金融行業實現穩定長遠的發展。

(一)完善財政金融運行規劃，確保規劃目標順利實現

財政金融的大力發展，需要財政金融部門在日常工作中就要注意潛在風險的存在及存在形式。這樣，很多不利之處在日常工作中就會得到非常明顯的體現。比如，很多領域的財政金融規劃未能在內容上彰顯屬于自己的特色，反而處于普普通通的狀態，這就要求財政金融部門做好宣傳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從而保障財政金融的各種風險被及時察覺發現，并保證被瓦解在最為基本的環節，使規劃內容更加科學根據可行而又步伐特色。

(二)構建科學的財政支付轉移機制，增幅調整力度

財政金融為社會各個領域都提供著非常有力的保障。因此，財政金融領域要及時建立起一系列科學可行的財政支付轉移機制，并在財政與金融領域實現協同操作，使操作流程更加方便快捷。當然，針對一些不切實際的支付名目，財政部門要及時進行調查，使支付信息更加客觀真實，確保資金不被人為的浪費或貪占；同時，金融系統如果針對不當名目發現一些問題，也要及時與財政部門進行溝通，與財政部門共同杜絕不法行為的出現。

(三)財政金融與公共服務互相借力，確保自身發展效果

財政金融部門也要在社會責任承擔方面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樣，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才能日益牢固。因此，財政金融領域要與政府實現意見觀念的交換，通過政府行為使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所需資金的能夠及時到位。這樣，財政金融行業的地位得到有效鞏固，其社會責任也實現及時承擔，當地政府的公共形象也會得到認同和鞏固，從而有效消除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能力的質疑。

(四)摒棄地方保護主義，增強地域之間的互惠意識

首先，地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優質的財政金融工作。因此，財政金融行業的發展要摒棄地方保護主義，增強與周邊地域財政金融領域的協作意識。這樣，很多嶄新的工作信息、科學的工作觀念、合理的工作模式都會得到借鑒和發揚。這樣，在互惠意識上得到提升，就為互惠行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次，在地域經濟發展過程中，財政金融部門要切實拿出互惠行為，要以協作意識為指導，積極的放寬眼光，打破狹隘的思想意識，與周邊地域實現財政金融領域的協作與互惠，從而將互惠口號真正落實在實際行動中。最終，地域經濟中的財政金融行業會實現飛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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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作為當代經濟的靈魂和神經中樞，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然而由于商品經濟的內在缺陷，當代金融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也面臨著一系列無法克服的困難：1經常處于失衡狀態的實體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實體經濟與資產價格的超調，相互刺激，形成經濟泡沫，往往會扭曲金融市場的原有功能。2金融市場上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無法加以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繁榮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金融市場任何環節的紕漏都可能因牽一發而動全身釀成金融災難。3僅僅市場預期轉壞就能通過金融市場的劇烈收縮，引發國民經濟整體的通貨緊縮。因為建立在樂觀預期基礎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市場的核心和基礎，而預期一般是很不穩定的。4金融市場吸引的資金來自于全社會的方方面面。資金來源的廣泛性意味著一次金融災難往往伴隨著一次社會動蕩，甚至引發社會暴亂。

為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為確保金融市場及時糾偏以發揮應有的功能，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會對金融市場的運行實施必要的監管與調控，以免金融市場過度動蕩，或者被拖垮。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與金融機構形成了唇齒相依、利益共生的緊密關系：一方面，政府是金融機構的監管者，金融機構必須在政府允許的規則下運行，通過“看不見的手”的引導實現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市場化運作的金融機構盡管必須為自己的決策承擔一切經濟后果，但當它們停業或破產清算危害公共利益時，政府會給予它們必要的援助，政府與金融機構可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二、財富基金易形成對東道國金融市場主導權的潛在挑戰

東道國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與調控，手段多樣，渠道多種。但總體而言，它們都具備下面三個最明顯的特征：第一，東道國政府處于金融市場最后貸款人的地位。第二，東道國政府在金融市場的主導權以鑄幣權為基礎。第三，東道國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金融市場有效運行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財富基金參與的情況下，上述三大特征不再清晰，或者說東道國政府監管和調控金融市場的行為可能會受到意外的干擾。首先，財富基金不以東道國政府為最后貸款人。東道國政府充當最后貸款人，是為了避免金融市場的動蕩誘發社會不安，是政策救市，不可避免地帶有利益輸送的色彩。然而對于財富基金而言，由于出身的不同，它不可能享受到國內金融機構的國民待遇。其次，在金融市場動蕩時，財富基金可以成為僅次于甚至優于東道國政府的選擇。在救市行為中，東道國政府往往會提出必要的整改要求，這必然迫使相關金融機構權衡利弊，部分求助于財富基金，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東道國政府的權威。再次，相對于國內金融機構，財富基金更容易逃避東道國政府的監管。規避管制是任何經濟活動主體的本能。實力雄厚的財富基金通常盡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資金優勢，防患于未然，從而使東道國政府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最后，在東道國政府調控金融市場時，財富基金在暴利的誘惑下可能逆向操作。逆向調控金融市場是政府干預的基本特征，然而這也意味著對金融市場的調控缺乏實體經濟面的支撐，東道國政府必須承受財富基金“對著干”的風險。

在某種意義上，財富基金的進入意味著第二個政府的進入，傳統的由一個政府監管金融市場的模式可能變成兩個政府在金融市場上的博弈，其對金融市場正常運營的影響可想而知。盡管這種情況的出現要求有非常嚴格的前提條件，但并不是沒有發生過，尤其是在經濟實力薄弱的發展中國家。當然從實踐看，財富基金憑借雄厚財力挑戰東道國政府的監管和調控權威畢竟是理論上的。因為財富基金的投資代表的是一種國家行為，對東道國政府權威的挑釁行為勢必導致兩國關系的全面惡化，所以財富基金對東道國政府的威脅應該較小，即使有，恐怕也主要表現為霸權國家財富基金對弱國的攻擊和訛詐。客觀地說，財富基金對東道國經濟的潛在威脅遠遠小于現有的對沖基金。

三、財富基金的“原罪”

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俄等國成立財富基金備受關注，只可能與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出身有關，或者說這是財富基金承受的一種“原罪”。具體而言主要包括：第一，集中于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政府手里的財富基金，回流東道國可能不再遵循既定的規則和渠道。第二，集中于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政府手里的財富基金，不但不會為東道國金融機構所利用，反而可能成為它們的強勁對手。第三，既然財富基金是另類。乘其羽翼未豐就將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就成為東道國金融機構的最佳選擇。因此在積累足夠的實力之前，財富基金想除去原罪的標簽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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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CAFTA；證券市場：公司債券

CAFTA的建設加強了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鑒于CAFTA各成員國在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目前CAFTA的融資體系難以為自由貿易區經濟的發展提供有效支撐，證券市場更是如此。CAFTA各國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自由貿易區內的證券市場更有效率，以支持自由貿易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一、CAFTA框架下發展證券市場的重要性

東亞金融危機過后的這幾年里，CAFTA各國經濟社會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些發展變化強調了在該地區建立更高效的金融中介的需要和可能。作為重要金融中介的CAFTA證券市場的重要性表現為下面幾個方面：

1、CAFTA有效的證券市場可以將區域金融資源中剩余的資金調動起來并將之用于有益的經濟活動中，從而達到社會生產資源的合理利用。

2、CAFTA有效的證券市場可以起到一個分化與減少經濟運行風險的作用。發展程度較高的證券市場體系有利于風險的交易、風險的規避、風險分散化和各交易主體的風險分擔。在證券市場發達的國家，這種作用表現明顯，而在CAFTA的證券市場這種作用還不明顯。

3、CAFTA有效的證券市場有利于加強對經營者的監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機構的存在，降低了投資者獲取有關經營者信息的成本，同時投資者很容易通過股票價格以及股票市場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來判斷管理者的經營業績，對企業經營進行有效的監督，從而促使經營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調整企業戰略。

目前的CAFTA證券市場可以發揮比現在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應該采取一定的措施，進一步完善CAFTA證券市場，最大化地提高其效率。

二、CAFTA框架下證券市場場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CAFTA框架下證券市場的現狀

1、證券市場規模明顯擴大。CAFTA的股票市場自1997年以來已經增長2倍，2005年市場資本總額達到2.1萬億美元；同時CAFTA的債券市場也取得了相當大的增長，整個地區2005年債券總額達到了1萬多億美元，是1997年總額的2倍多(見表1)，政府債券引領債券市場增長，公司債券市場不斷擴大。

2、證券市場在公司融資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CAFTA證券市場的金融資產的運用，為區域內公司融資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CAFTA成員國股票市場上公司新股籌資在2004年達到了320億美元，在2005年達到了310億美元，公司在股票市場上的籌資主要用于公司的擴大經營，這種直接融資方式減少了公司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見表2)。

3、區域債券市場獲得了發展。為增強東亞經濟體的風險承受能力，東亞各國在地區層面上已經采取了一些具體的措施。根據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會議(EMEAP)的決定，利用部分EMEAP的國際儲備，推出了兩個亞洲債券基金。第一個是亞洲債券基金I(ABFI)——匯集10億美元的儲備，投資于東盟8國＋3國的以美元標價的政府和準政府債券；第二個亞洲債券基金(ABF2)——20億美元，投資于當地貨幣標價的和準債券。其目的是為零散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進入該地區債券市場提供一個透明和經濟的方式，而且通過機構投資者、交易商和做市商的私募配售已經得以擴大。

(二)CAFTA框架下證券市場存在的問題CAFTA的證券市場面臨著廣泛的亟待解決的問題：證券市場的流動性低、公司債券市場融資發展緩慢、分散的小規模無合作的債券市場、證券市場深化帶來的風險等等。

1、CAFTA各國的證券市場流動性低。在自由貿易區內的大部分國家，跨境投資者仍然不能擁有相當大的股份。這說明在某些情況下只有一小部分股份是可供潛在投資者買賣的，這極大地抑制證券市場的流動性和效率，CAFFA的證券市場的流動性大大低于那些先進工業國家。主要原因在于在該地區的一些國家，跨境投資者仍然不能擁有相當大的股份。2004年底，外國投資者不能進入菲律賓股票市場的約42％，中國的41％，泰國的36％。這一點加上某些經濟體控股的相當大份額的股份(中國約為28％，印尼是30％，菲律賓是40％和泰國是21％)，意味著在某些情況下只有一小部分股份是可供潛在投資者買賣的；相應地，這會極大地抑制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和效率。

2、公司債券市場融資發展緩慢。目前CAFTA各國偏重政府部門融資的發展，而公司債券市場融資發展得較慢(表1)，公司債券市場可以在公司融資方面發揮比現在更大的作用。公司債券市場規模小的關鍵原因是缺乏二級市場的流動性。證券市場流動性的缺乏不僅關系到證券市場的效率，而且關系到市場的整體規模，因為主板市場的規模和二級市場的流動性之間是雙向互動的。投資者一般只有在市場有充足的流動性、需要時可以容易地出售和退出時才愿意投資證券。而且，如果流動性低，價格發現機制不能發揮作用(參與的投資者一般會要求更高的利率或回報來補償低流動性)，這可能進一步阻礙公司在股票交易所上市或發行債券。

3、CAFTA區內證券市場規模小且分散，難以充分受益于發展成功的證券市場。CAFTA內證券市場包括中國證券市場、新加坡證券市場、馬來西亞證券市場、中國香港證券市場等，這些規模更加小的證券市場很分散，相互之間沒什么合作，難以充分受益于發展成功的證券市場一般所具有的經濟規模。

歐盟在證券市場合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2000年以前的歐盟15個成員國都擁有自己的證券市場，通過布魯塞爾、巴黎和阿姆斯特丹證交所合并成為新歐洲證券交易所，德國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和英國倫敦證券交易所合并成為國際證券交易所，到目前二者代表著歐洲證券交易的主流，實現了規模經濟效益和資源流動性的提高。歐盟證券市場一體化程度不斷加強，使東亞各國證券市場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因此，對于CAFTA成員國來說，解除跨境投資剩余阻礙的地區性合作非常有用，證券市場的合作顯得頗為必要。

4、證券市場快速發展帶來了風險的增加。隨著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過去8年的顯著增長，CAFTA內證券市場的發展得以深化。金融領域越來越緊密相聯，以至于銀行、保險和證券市場之間傳統的分業經營已經被技術創新、解除管制和自由化所打破。例如信貸傳統形式(如抵押和商業貸款)的證券化，以及日益復雜的構建風險、重新包裝風險和交易風險方式的增加，正在削弱股票、債務和貸款之間的差別。證券化將銀行的信貸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將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抵押貸款轉移到資本市場，這會增加證券市場的風險。證券市場的發展將有助于拓寬金融系統的結構，但也有可能通過使用衍生工具和其他手段發生不適當的風險轉移，使風險轉移到風險管理能力和監管更薄弱的部門和機構。而這些風險只靠一個成員國的單獨能力無法完全解決，需要所有成員國的共同努力協調。

三、CAFTA框架下證券市場完善之路

在2007年1月份結束的第二屆東亞峰會上，東盟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金融服務業對中國實行了開放，而中國金融業服務業保護期已過，已經對外國進行了開放。CAFTA金融業的相互開放有利于CAFTA證券市場的進一步完善，當然CAFTA證券市場的完善還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一)提高證券市場的流動性“一個關鍵的挑戰是證券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深度和高效的證券市場將會為滿足日益復雜成熟的需要和改善金融部門的回彈力做出重要貢獻”，這是世界銀行新報告《東亞金融：通向健全市場之路》主要作者斯瓦蒂.高士2006年9月14日在新加坡報告時所強調的內容。CAFTA證券市場效率不高的主要因素是證券市場有限的流動性。為了提高證券市場的流動性，我們需采取下面的措施：

1、改善證券定價的信息基礎。及時準確的信息對于流動性是非常重要的，根據這種信息，流動性可以通過對基本面意見不同的投資者的活動來產生，從而促進價格發現的過程。在改善證券定價的信息基礎的過程中，一個基本的因素是繼續強化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在受危機影響的國家中，馬來西亞在改革其法律、法規和實務方面走得最快，緊隨其后的是泰國；在印尼和菲律賓仍然有相當大的余地來加強公司治理；最近，中國也開始強化公司治理。

2、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高的市場交易量少，對相關新聞做出反應的價格變動較少，因此流動性低、效率低。影響外在和內在交易成本的因素包括預扣稅和費用、中介的效率、市場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以及“輔助”基礎設施。

3、開發廣泛的投資者。開發更廣泛和多元化的投資者基礎，具有不同偏好和胃口的投資者的參與，有助于增加交易量和流動性，有助于提高市場效率。

(二)大力發展公司債券公司債券市場是一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健全的證券市場結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大力發展公司債券市場，使公司債券市場在公司融資方面發揮重大的作用。建立區域信用擔保設施為自由貿易區成員國的公司債券發行者提供債券還本付息的擔保；通過將本地債券按風險和期限進行搭配組合，然后加以證券化，以符合投資者對風險的承受力。另外推動發行以本地貨幣或本地貨幣構成的一籃子貨幣計價的公司債券，完善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如債券交易、結算和托管體系等。

(三)加強CAFTA框架下證券市場的合作證券市場的更深一體化，尤其是跨境證券市場的一體化，能產生巨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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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轉變證券行業實現價值的方式

互聯網金融具有虛擬性，這也使證券行業的價值創造速度獲得質的飛躍，從而導致價值擴展，引發交易主體及結構的變化，金融漸趨民主化，根本性的轉變了傳統價值創造及實現方式。首先，互聯網能使信息不對稱的數量最大限度的降低，減少中間成本，實現信息扁平化，最終實現個體獲得金融服務的自由平等化。2013年，證券投資商開展的非現場開戶、構建網上平臺和開發移動終端等活動正是其引入互聯網模式的嘗試，這也為公司創造了全新的經濟增長點。其次，搜索引擎、第三方支付及各大社交網站等所涵蓋的大量數據，通過數學算法及理論分析將產生重要價值，使之成為金融行業的重要戰略資產。眾所周知的阿里旺旺就是最好的證明。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通過互聯網獲得客戶數據，對其提供個性化服務從而實現價值，形成“長尾效應”。

1．2調整經紀和財富管理的渠道

互聯網金融與證券行業的融合有助于拓展營銷渠道，調整現有經紀及財富管理業務的運行模式，擴大服務范圍。同時，通過網上開戶及在網上銷售證券產品使得券商在地域上的優勢將不再明顯，隨著傭金率的不斷下降，券商不得不加入互聯網金融。在未來，網絡將成為證券發展的主要平臺。平臺變了，目標客戶的類型也隨之改變。客戶追求個性化及多樣化，使經紀和財富管理業務緊追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趨勢，定位向客戶需求轉型，以客戶需求為中心。簡而言之，就是證券公司需要在一個服務窗口為客戶提供其需要的各種業務，這就要求證券公司改變其原有的組織結構，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提供業務的價值，維護與客戶間的長期友好關系。

1．3淡化證券行業的金融中介功能

每樣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原因，金融中介也是一樣。一方面，金融中介運用其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的技術，能夠降低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金融中介具有較強的信息處理能力，能較快速的緩解投融資者間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金融中介的功能可以簡單的概括為挖掘信息，這本質上都是依賴于各種信息的搜集和處理。而互聯網金融在這方面相對于金融中介更具有優勢，在互聯網金融與證券行業結合的基礎上，金融中介的存在將顯得沒有必要。在未來，證券行業的所有業務都能在網上進行，Google運用互聯網上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證券行業正確開展互聯網金融的建議

互聯網金融的兩大優勢———成本和信息，深深的影響了證券行業的發展，一方面為證券行業帶來了價值增速，另一方面也使證券行業面臨了諸多問題和挑戰。證券公司應該抓住機會，盡快將其證券業務與互聯網金融相融合。

2．1多方位深刻認識技術變革帶來的雙面影響

證券公司應該在經營理念和經營實踐上，從實體市場向虛擬市場轉變，將現有的門店式經營的站點轉變為依托互聯網電子商務為載體的金融服務，努力擴大顧客群。在營銷方式上，從銷售人員面對面營銷向網絡社交營銷轉變，通過互聯網了解現有及現在顧客的需求，本著以顧客為中心的理念，利用自身優勢為顧客提供滿意的產品和服務。在經營戰略上，從惡性競爭向合作共贏轉變，利用互聯網的信息共享功能，取長補短，使公司得到更好更全面的發展。

2．2與互聯網金融相融合，探索新模式

在短期，可以充分發揮互聯網金融的優勢，與其核心業務相結合，使證券公司快速占領市場。在中期，可以適當的擴展到其他業務，挖掘潛在顧客，發掘收益點。在長期，利用先進的技術將網絡數據進行歸納整合，構建大型數據庫，實行數據庫營銷方案。

2．3加強專業優勢，提供服務水平

當下，互聯網金融漸趨完善，在互聯網金融優勢成為普遍優勢時，證券公司的競爭優勢就將轉化為自身的專業優勢和服務優勢。這就要求證券公司在開展互聯網金融的同時不能忽視自身的建設，必須堅持完善自身專業優勢，提高服務水平，包括銷售服務及售后服務等。有特色的證券公司才是有競爭力的證券公司。

3．證券行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互聯網金融與證券行業的融合將會促使證券行業向著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我國經濟的發展遵循市場價值規律，證券行業也將更對的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證券公司之間的專業人才將成為競爭的焦點。互聯網使得地域之間的約束消失了，這使得證券行業的國際化成為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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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 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 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 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 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獨享的稅基，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參考文獻

（2）Krugman，P.，1979，"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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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cKinnon R.and Pill.H ，1998，"The Over Borrowing Syndrome ：AreEast Asian Economies Different？"R.Glick ed.Ed.，Managing Capital Flows andExchange Rates，Per spectives from the Pacific Bas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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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劇；同時也會誘發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續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可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統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統計，1995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可見，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象的發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可見，中國財政赤字的主要源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行權而地方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財政穩定這一概念包含3重含義：（1）政府如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處于穩定狀態；（2）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卻能通過發行國債為赤字財政融資，則政府財政依然可以說處于穩定狀態；（3）如果在經濟中存在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穩定狀態之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財政狀況恢復或趨于穩定狀態，則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可以說是穩定的（余永定，2000）。可見，財政穩定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不需要通過貨幣的財政發行而能夠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國財政總體狀況不容樂觀，盡管1994年之后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國的財政赤字狀況明顯惡化。財政赤字增長過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所致，這說明中國當前的分稅制的財政制度與現行的5級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協調，突出地表現為各級政府的事權與其財權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其次，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幾年在精簡機構、節儉開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卻一直在12.50%徘徊，始終處于中國改革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精簡機構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第三，從債務依存度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都比較低，從沒有超過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債務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債務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兩年已經達到30%左右，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提高稅收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分稅制改革是否成功現在還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導。如果債務依存度過高，最不利的影響則是可能誘發利息率的提高，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債務依存度，同時還寄希望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國債的發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稅率，而平均稅率的提高則會抑制企業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則會迫使政府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過度舉債。第四，再從償債率來看，中國的償債率自1994年以來，同樣也是居高不下，近兩年已經超過了30%.償債率升高則意味著在既定財政支出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支出減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稅制條件下，舉債可能是其最佳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償債率越高，政府增加發行國債的壓力也就越大，財政赤字狀況也將會更加惡化，最終可能將導致財政赤字貨幣發行。據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的200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將高達3098億元，相比2001年的2598億元將增長19.24%，超過GDP 的3%，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盡管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有所上升（注：據統計，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1998年為14.2%，1999年為15.9%，2000年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發展中國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財政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穩定，尤其在當前經濟緊縮的形勢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增加舉債的壓力，中國財政赤字存在著進一步惡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間，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平均為20%左右，但是在這一期間中國GDP 的增長一直是一位數。以20%左右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超過高速增長的財政赤字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這是否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值得人們深思！如果再考慮到政府需承擔的銀行國有不良資產、社保資金等隱性負債，中國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可見，實現財政穩定是金融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國的GNP 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并且除個別年份之外，絕大多數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態勢（見圖2）。據統計，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財政赤字卻由1978年的-356.35億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億元。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方程1和圖3可知，中國貨幣供給量（）與財政赤字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這意味著財政赤字每增加1億元，中國貨幣供給量就會相應地增加30.95億元，可見，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但是，中國在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量"雙增"的情況下，中國的零售物價指數并沒有隨之出現上漲的趨勢，反而呈現出下滑的態勢（見圖2），中國的物價水平與財政赤字、貨幣供給量（）之間并沒有出現理論上那種相關性，麥金農（1997）將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1997）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最重要的是擁有可以控制的國家銀行體系，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銀行體系向非銀行公眾借入公開的或隱蔽的債務彌補財政赤字，實現了非通脹融資。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依賴于如此嚴重的借款，因為居民已經不再是'低貨幣化的'了，并且中國的/GNP也不可能會升到無限高"."當居民流動資產與收入的比例過了高峰，甚至在這之前，如果國有部門繼續借入，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解決的辦法在經濟上是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必須很快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對所有工業——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農業部門征稅的內部稅收機構"（麥金農，1997）。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自1992年，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流入中國的國外資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長，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3479.4億美元，其中，國際直接投資2201.8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1999）。大量的資本流入，不僅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資本的不足，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和制度，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在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資本外逃現象也比較嚴重，據估計，在1992～1996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875.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75億美元（李揚，1998）；在1994～1998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1966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93億美元（俞喬，1999）。在中國的"外資內流"和"內資外流"這一似乎矛盾的現象之背后，則是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的外在表現。"內資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貶值預期和投資信心動搖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處于周期性下滑階段，1997年之后，通貨緊縮趨勢加劇，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從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影響了其預期；另一方面，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受沖擊的國家的匯率開始大幅度貶值，而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反而加重投資者的顧慮，貶值預期也隨之加重與擴散。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最終導致和加速了國內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出。據宋文兵（1999）測算，在1997年，中國資本外逃總額達到474.41億美元，超過同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國際資本（當年為453億美元）。此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這種資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內外資所享受的政策優惠不同所致，通過"迂回投資"方式以獲得外資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當然，也不可否認，非法收入的資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國"內資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貨幣替代現象。據統計，截至2001年末，中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348.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2%，全年各項存款累計比上年增加61.2億美元。企業外匯存款余額為452.9億美元；其中，企業活期外匯存款為15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8.3億美元，同比多增15.4億美元。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815.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1.8%，全年累計新增82.4億美元；其中，定期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739.1億美元，占全部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的比重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億美元。盡管F/D指標和F/指標均顯示中國的貨幣替代程度整體水平較低（F/D ≤14%，F/≤7%）（王國松、張鵬，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顧慮，中國的貨幣替代不是以狹義貨幣間替代為主，而是以準貨幣間替代為主，即存款貨幣之間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幣替代本幣的職能，在中國境內主要是貯藏職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職能替代，這說明形成中國貨幣替代的主要原因還是規避匯率風險，也就是說，匯率風險是中國外幣資產需求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獨享的稅基，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自1985年之后，中國稅收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稅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經降到70.47%；而與此同時，財政的債務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見圖4）。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 的比重尚在安全線以內，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財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占GDP 的比重為16.3%.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間。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緊縮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是一種經濟結構不協調和各種有關居民的收入、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內同時出臺共同作用的結果，故而那種寄希望于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當前的經濟緊縮問題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會積累資金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舉債的增加則意味著社會公眾可支配的積累資金減少，財政的"擠出效應"是必然的。其次，從資金使用效率來看，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政府的資金使用效率遠遠低于社會公眾的資金使用效率，這已為學術界的共識。第三，中國已經加入WTO ，降低關稅已經成為必然，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將有所減緩。目前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和財政赤字率都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將增加政府的還本付息的債務負擔，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減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終的結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樣，舉債規模日趨擴大、財政赤字也日趨惡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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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國松、張鵬：《貨幣替論及中國貨幣替代問題的研究》，《國際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篇（7）

但是就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國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幅度卻遠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腳步，這也就造成了現今社會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不正常現象，例如：拜金主義、崇洋等等，嚴重地拖了經濟發展的后腿。胡總書記提出的“八榮八恥”論述正確地把握了時代所產生的問題的癥結，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鮮明地區分了光榮和羞恥的界限，為全體公民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參考依據。

在“八榮八恥”中，我著重想談一談的就是“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這一條，因為如果說“八榮八恥”是正確的社會主義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榮辱觀的話，那么“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就是這個論述的總綱，所有的其它七條都是圍繞著這條展開的，如果做不到這條，那其它的也不可能做的到。

不過，我現在想提出這么一個問題，在現今的社會究竟怎么做才叫熱愛祖國呢？我們都知道，在古代“忠君愛國”是每一個人首先要牢記的觀念；在時期，同仇敵愾，抗擊日寇的侵略就是熱愛祖國，但是在現今這個經濟飛速發展的和平年代，什么才叫熱愛祖國呢？從小學到大學，每一所學校都沒有間斷過對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一個個為祖國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兒女被我們牢記于心，不斷的激勵著我們。不過畢竟英雄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這些教育（－）對我們并不具有太多的現實意義，無法明確的指引現今的年輕人，從而也造成了現今社會中的兩種走極端的人，一種是以“憤青”為代表，他們極端的抵制日、美等國，是這些國家的東西就不讓使。應該這是不對的，畢竟人家的技術要比我們先進，我們應該引進來，從而加以學習和利用。另一種則是以“哈韓、哈日”一族為代表，他們瘋狂的追逐著這些國家的一切，連自己是哪國人都忘了，這些當然是更不可取。

其實在現今社會有很多行為都可以被稱國，例如：做好本職工作是愛國；為國家多繳稅，按時繳稅就是愛國；甚至在植樹節栽了一棵樹，也可以算是熱愛祖國的行為。總結起來，我覺得在現今時代的熱愛祖國應該體現為：從每一件小事做起，通過自身的努力，為祖國爭榮，不給祖國抹黑，為祖國的發展做貢獻，爭取早日使祖國騰飛，這是我們每一個國民都應該做到的。

事情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并不容易。現在有很多人都認為學歷高的人，素質也高，也就更知道愛國，但事實卻并不是這樣。我在這里給大家講個真實的故事：我有一個同學現在在美國留學，他在一家郵局打工，他的老板叫大衛，是個人很好的小老頭。來這個郵局的大多數人都認識他，有時候顧客的信忘記貼郵票，他都會自己出錢幫人家貼好寄走，是個樂于助人，并不執著于金錢的人。有一天早上上班的時候，郵局收到了一張明信片，是寄給以前住在大衛家的一個中國女孩的，但這個女孩去年十二月份的時候已經回中國了，不知道為什么最近突然有人寄這張卡片來。本來這類明信片只需要直接寫上“人已不在”投回郵筒就好了，但大衛卻突然生起氣來，我同學感到很奇怪，問他怎么了？接著大衛就開始跟他義憤難平的講了起來：

篇（8）

一、金融創新所帶來的挑戰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金融一體化和金融國際化不斷發展，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變化，金融國際化更會帶來信息不對稱與透明度問題，通貨膨脹加劇，匯率、利率不斷動蕩，這一切都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巨大風險，在傳統的信用風險之外，各類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也日益突出。與此同時，國際性債務危機的發展及國際儲蓄和投資流向地理位置的轉移，也嚴重沖擊著銀行業資產的安全性和流動性，增加了金融中介的敞口風險，迫使銀行業在內的金融行業在金融業務上展開激烈的競爭，不斷創新經營方式、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以滿足保值增值的需要和應付不穩定帶來的風險，在避免資產風險性的同時，確保銀行的安全性和盈利性。

從全球范圍來看，銀行業開展金融創新正是其實現盈利性、流動性和安全性相統一最終經營目標的具體體現，具體表現在：金融業務融合、金融混業、金融系統趨同化及國際金融的集成化等。到了20世紀80年代，金融創新的外部環境更加寬松，金融自由化浪潮不斷涌現；同時，電子計算機技術和通訊新技術在金融領域的廣泛運用也為金融創新提供了良好的軟硬件基礎并大大推動了金融創新進程，并且刺激了金融創新和結構調整。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發達國家的金融系統更是呈現出趨同化的跡象。ClaudiaDziobek和JohnK.Garrett（1998）認為，金融系統似乎要趨向于一種共同的中間模式；與此同時，各國國內的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相互間的影響日益增大，形成金融的國際集成化。

美國經濟學家W.西爾伯的金融創新誘致假說認為，金融創新是微觀金融組織為了尋求利潤最大化，減輕外部對其造成的金融壓制而采取的自衛行為。銀行只有成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主體才能成為參與金融市場創新的前提。

金融創新的總趨勢是證券化和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即將信貸流量從銀行放款轉為可上市買賣的債務證券。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是宏觀經濟發展、金融管制放松、金融技術進步和金融工具創新共同作用的結果。

隨著金融創新的增強，信息技術的迅速進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增大，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流動速度越來越快，流量也越來越大，從而使得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強。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主要表現在：1、銀行業務全球一體化；2、機構性投資與國際多樣化；3、證券股票市場國際化；4、放松資本的國際流動產生了更多的稅收套利機會；5、非美元貨幣的廣泛使用（金融創新溯源于美元市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規模和深度，外匯管制放松有利于金融創新向其他貨幣擴展）。

二、銀行監管保障金融創新的發展

金融創新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動力，但金融創新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有效的銀行監管。

銀行監管是金融管制在銀行業的具體體現。作為重要的經濟性規制形式，金融監管是政府或作為其機構的監管當局基于金融市場的自然壟斷特征、信息不對稱、公共產品特性、危機傳染性等原因，而對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業務進行的限制、管理和監督及相應制度的總和，包括了對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業務范圍、市場退出等方面的限制性規定，對金融機構內部組織結構、風險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合規性、達標性的要求，以及一系列相關的立法和執法體系過程。

從規制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銀行監管放松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1、經濟全球化發展及建立“小政府”的要求，要求政府或作為其機構的監管當局放松對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和信息等國際流動的規制；2、科技進步和專業化分工的發展要求是具有自然壟斷特征的銀行業放松規制的重要推動力量；3、作為傳統微觀經濟規制在銀行業的具體體現，銀行監管固有的內在問題如信息不對稱，規制官員的非專業性，規制法規的僵硬性、滯后性，以及規制過度等方面要求銀行監管當局放松規制。

在世界范圍內，放松管制成為一個大趨勢，放松管制和金融創新，促使了“關系”銀行業向“價格”銀行業的轉變。放松管制首先是再分配的過程，大部分的管制條例均是為了公眾的利益而制定的。管制條例在促進穩定的同時也降低了效率，同時條例對于外部不斷變化的環境反映太慢，靈活性很差。當管制條例阻礙了銀行獲利的時候，銀行家就施展出他們的聰明才智去規避管制。銀行管制放松的效果主要體現在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金融服務質量提高和金融服務多元化；在提高銀行業效率的同時，促使銀行業更加富有活力；在宏觀層面上，促進了經濟增長，增進了社會福利，減輕了消費者的負擔，進而帶動了投資和金融需求的擴大。

隨著金融管制的放松，高科技金融產品的不斷創新和廣泛應用，金融行業越來越向混業經營發展，金融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金融國際化和金融集團化趨勢進一步加強，資產負債表外的證券和衍生工具的業務比重也越來越大，金融風險蔓延的可能性和破壞性大大加強。特別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由于金融監管水平和監管資源普遍比較有限，而離岸金融交易和金融衍生產品等金融創新產品又大都游離于銀行監管當局的監管之外，因而形成了潛在的風險。研究表明，金融創新的動力主要來自于政府各方面的管制和稅收政策的變化，其中稅率結構的改變是決定并推動“成功的”金融創新的一個主要因素。任何一次成功的創新都會以節稅的方式給其使用者帶來直接的好處，如歐洲美元市場就是起源于美國一項奇怪的管制——Q項條例。金融創新還是一種社會效應，它既是金融市場劇烈競爭壓力的產物，同時也促進了這種競爭的壓力。

近年來，為提高市場競爭力和實現可持續發展，銀行業金融機構越來越重視金融創新，并已在金融制度、金融業務品種和金融工具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進展，銀行業務活動日益國際化和復雜化，推動銀行業金融系統結構發展轉型的條件已經逐步具備，銀行業金融機構將具有更為廣闊的金融創新和發展空間，并將創造出更加符合市場需求的金融產品，廣大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也將享受到更多高質量的現代金融服務。各種工具和產品的出現，使原本傳統業務中的波動性與復雜性更為透明，風險更為分散，風險定價也更為合理。整個銀行業的穩健度隨之而增加，服務各種客戶需求的質效也隨之提高。

然而，從實際情況看，我國當前的金融創新多為規避管制型創新，技術型金融創新是我國金融創新的薄弱環節，由于金融機構的科技水平有限，直接限制了金融產品的創新能力。金融創新存在的主要問題有：由于擔心別的銀行機構“搭便車”，金融創新的內在動力不足，自主創新的品種少，模仿痕跡較重；創新層次較低，大多數創新產品的技術含量不高，市場效益一般，負債業務創新多，資產業務創新少等等。

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制約金融創新發展的主要原因有：金融創新方面存在制度障礙，對于金融創新的監管方式過于僵化。當前國際上金融市場創新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分業管理制度的改變、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大致遵循兩個方向：一是為實質經濟發展服務，二是要追趕國際領先水平。

以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相結合形成的金融創新浪潮，在給全球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帶來更好的現代金融服務的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金融穩定問題、金融市場動蕩問題和貨幣政策傳導與有效性問題等，突出表現為金融風險的“核裂變”效應及突發性、擴散性、恐慌性和政治滲透性的顯著特征。金融風險一旦爆發，它的擴散和沖擊力呈幾何級數擴大，甚至危及國家的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維護。

金融業是高度復雜的行業，是一個動態的領域，變化速度之快，令金融市場本身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情況更加嚴重的市場，其中尤以金融創新所引發的信息難題最為突出，法規在刺激競爭和增長所需的自由與防止欺詐和不穩定所需的控制之間達成完美的平衡。相對于大量的小銀行會增加監管難度和監管成本，作為金融混業和金融業務融合的典型組織形式，金融服務集團具有節約儲備成本、分散風險以及監管成本的優勢（這也成為銀行金融服務集團在過去幾十年中迅速膨脹的重要外在管理制度原因之一），出于規避管制和避稅等利益方面的考慮，經常會隱瞞或虛報信息資料，更不會將真實、詳細的內部交易信息公布于眾，從而引發銀行監管的信息不對稱等信息難題。

銀行業是脆弱的，增強銀行業的穩定性就成了銀行監管的核心。在金融市場上，監管者常常處于被動的地位，被監管者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常常尋找監管中的各種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有時甚至違反監管的各種規定以達到有益于自身的目的。也有的借助于經濟的發展，金融環境的變化，運用科學技術發展的新成果，創新金融工具、金融業務，而現行的法規對其又無法約束，監管者只能隨其后而完善監管法規。

銀行業是重要的社會機構，操縱著整個經濟的支付傳送系統。由于這種特殊性，銀行業受到的管制比其他產業要多得多；同時，銀行業管制失靈成本巨大，會直接導致金融發展水平低、金融市場發展畸形、銀行經營績效不高、銀行業危機增加，最終產生資本配置效率降低，社會生產力下降以及經濟增長減慢等。銀行監管正是在金融內外矛盾發展不可調和情況下采取的制度安排，其主要依據是金融系統中存在著由外部因素、市場力量以及信息問題所引發的市場失靈；其目標仍是一般公共政策目標的一部分即經濟運行效率和公平問題。

如果我們把銀行監管理論和經濟管制理論進行對比分析，可以看出，對銀行監管的必要性研究，基本上是把經濟管制理論直接移植過來。也許是由于銀行業本身的特殊性，上述銀行業監管理論雖然在某一方面說明對銀行業進行監管的原因，但是還遠遠沒有達到完備的程度。當然，人們一直在努力從規范的經濟學分析角度尋找銀行業監管的理由。戴蒙德和戴維格（Diamond&Dyvbig）銀行擠提模型就是在現代經濟學分析基礎上，運用不對稱信息和博弈論分析范式，研究銀行不穩定的內在原因，得出了政府干預銀行經營活動必要性的結論。因此可以說，只有戴蒙德和戴維格的分析才可以稱得上是現代的銀行監管理論。

銀行監管的理由大致如下：一是防范銀行業系統風險，保持銀行（金融）體系穩定和有效率；二是保持廣大中小儲戶（往往也是知情較少者）利益不受侵害。卡瑞肯（Kareken，1986）給出的銀行監管理由是：給銀行提供“安全網”以保護存款者免遭其銀行倒閉的風險，因為銀行業的高杠桿率決定了其負外部性效應要大得多。

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凱恩（1977，1981）把管制的公共選擇理論應用于銀行監管領域，并提出新的分析框架——管制“辯證法”，即：在特定條件下受到許多旨在限制獲利機會的管制金融體系，當經濟壓力使這些管制措施具有約束力時，市場會設法逃避管制以獲得利潤，從而引發市場與管制的沖突并促成金融創新和將其用于為追求利潤機會而形成的市場改革…。由此，金融創新使得以傳統業務為基礎的銀行服務體系逐步邁向以市場為基礎的更紛繁復雜的服務體系。

三、金融創新與銀行監管的辯證統一關系

從某種角度來看，金融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是銀行監管放松的標志，銀行監管還通過其對競爭行為、金融創新以及交易費用的作用影響金融機構的效率。在實踐中，隨著銀行管制的放松，在金融創新獲得繁榮的同時也發生了更多的金融危機，因而又要加強銀行監管。這種逃避管制和再管制不斷循環的過程，使得金融創新和銀行監管的靜態平衡根本不可能實現。事實上，銀行監管不是靜態行為，而是一個動態過程，銀行監管制度的設計必須根據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環境而相應改變，更確切地說，銀行監管要隨著金融創新的改變而改變。

金融創新、銀行監管和風險管理三者相輔相成，風險管理是金融創新的內在要求，銀行業必須提高風險管控能力，而不僅僅是單純依賴于銀行監管。金融創新力度越大，由金融創新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就越大。金融創新的步伐越快，監管者就越難以跟上其步伐，越難以弄清如何監管這些創新產品，所有這些都形成了新的潛在風險。當金融機構進入一個新市場開拓業務時，尚沒有足夠的風險管理程序來控制風險，這時銀行監管者面臨的威脅最大；而日趨激烈的競爭又刺激銀行冒更大的風險甚至產生道德風險，甚至導致銀行不聽從監管機構的指令，甘愿選擇更大的經營風險而最終可能導致整個金融系統陷入困境或者崩潰。

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銀行經營的日趨復雜化和國際化，監管者要持續跟蹤單個銀行機構的風險變得日益困難，迫使監管者不得不將更多精力放在監管銀行的內控制度及其執行情況上，因而，銀行監管重點應集中于公共信息披露、市場紀律的力量和公司治理上，也就是說，圍繞金融創新，銀行監管不僅僅是政府及監管當局的事，也是銀行客戶（其他金融機構、公司和私人消費者）和股東的事。

金融創新是中國金融業的生命，是中國金融業在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它的成長需要銀行、投資者和監管機構的共同推動。銀行是金融創新的主體，對創新活動及其風險承擔第一責任，還要建立良好的客戶關系，包括建立爭議處理的解決機制。監管機構要履行服務于公共利益的職責，督促銀行充分披露信息，揭示風險，建立公平的市場交易規則，完善法律法規，創造有利于創新發展的法制環境，規范金融市場行為

在經濟全球化，國際政治多極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業務信息化的大環境下，我國銀行業已面臨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巨大沖擊和挑戰，主要包括：技術沖擊、產品沖擊、利潤生成和盈利模式沖擊、體制沖擊、機構沖擊、觀念沖擊以及監管體制和監管思路的沖擊等。要應對這些沖擊和挑戰，要求我國銀行業必須積極面對和適應。因此，金融創新在當前和今后是大勢所趨，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不創新就要落后，不創新就要被淘汰。

面對金融創新，銀行監管政策的制定需要順應銀行業務日益復雜化，以及具有更高的風險敏感度的特點；同時，JamesR.Banh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嚴格的金融管制與銀行業本身的經營收益和成本之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銀行監管的目標是能有效地調動資源，盡量減少資源配置錯誤，抑制欺詐，制止不穩定轉變為危機。

篇（9）

畢業設計應重視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并完成以下基本能力的培養:

l、資料、信息的獲取及分析、綜合的能力；

2、方案論證、分析比較的能力；

3、實驗、建模和動手的能力；

4、使用網絡和計算機（包括索取信息、計算機繪圖、數據處理、基本軟件應用等）的能力；

5、撰寫報告（論文）的能力。

全文初擬主要目錄

第一章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回顧和實證述評

   1.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提出

   1.2 國外研究綜述

   1.3 國內學者對中國問題研究現狀分析

   1.4 實證檢驗方法述評

   1.5 本文的結構安排

第二章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機制

   2.1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五種可能

   2.2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機制

   2.3 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需求拉動

   2.4 小結

第三章 中國經濟改革與金融發展演進和現狀

   3.1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聯系紐帶

   3.2中國經濟改革與金融發展三階段

   3.3 我國的金融化進程

   3.4中國金融監管的國際比較

第四章 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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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論文作者中文名】張靜;

【英文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崩潰;資本流動;危機預期;匯率制度;

【金融危機論文英文關鍵詞】FinancialCrisis;Collapse;CapitalFloating;PsychologicalExpectationsforCrisis;SystemofExchangeRate;

【論文中文摘要】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日益增強的今天,我們對經濟的迅速發展不能采取全盤肯定或否定的態度,而是應當認真研究其運動和發展的規律,盡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極影響。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陸續開始推行結構性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和宏觀經濟穩定計劃,以試圖打破傳統體制的僵化,并保持國內通貨的穩定。但所有的這些嘗試都未曾在短期內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宏觀經濟問題,這些國家的宏觀經濟績效、國際收支狀況與國際外部經濟環境之間表現出日趨復雜的關系,特別是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地區性的危機通過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的傳遞迅速向全球擴散,給國際金融體系和世界經濟發展造成沖擊。人們不禁要問:金融危機因何產生?筆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首先透徹地進行金融危機的因素分析---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利弊、待機而動的國際投機資本、經濟基礎的衰敗、國內居民對危機的心理預期。接著將分析和敘述的方法相結合,著重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英鎊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等發生過的金融危機事件進行實證分析和比較,從案例中歸納總結出結論:危機最初表現為固定匯率的瓦解,而后呈現出外匯市場、銀行、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出現崩潰的復雜癥狀。最后根據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