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仲裁制度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證券仲裁制度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公權力需要約束，在自由主義法治國度里，行政法治的目標就在于“克制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實現。監管措施背后的監管權，在我國實為一種行政權。監管措施定位不清，使得證監會部分監管行為事實上游離于行政程序之外，進而帶來后續司法審查中認定和適用上的困難，政府依法行政、公民權利保護以及市場有序發展也就淪為空談。因此，從行政法學角度解讀并應對該問題是必要的。

二、研究現狀綜述

目前，“誰來監管監管者”是個漸趨熱烈但不深入的話題，國內對于如何規制證券監管權的探討十分有限，且多流于“應加強行政及司法約束”之列的泛泛之談，以監管措施定位為切入視角的研究更是鮮見。

《證券法》出臺后，較早系統地提出“證券監管權的依法行使及其機制性制約”的是前證監會副主席高西慶教授，他認為我國證券監管權雖然具有其特殊性，但仍屬于行政權力范疇，監管權的依法規范是證券市場法治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為此“法治化、程序化和公開化”的行政及司法制約是證券監管權良序運行的必要條件，并相應地提出四點可能措施：（一）賦予證監會在行使監管權時的必要強制手段和措施。（二）改革司法制度，在幾個中心城市建立證券（或金融）專業法庭，充實專業法官。（三）健全和落實證券民事糾紛的專業仲裁制度。（四）對證券監管權的內涵進行科學的分解、組合，使其權力結構更加趨于合理。[2](P3)

從歷史上看，上述建議得到了實踐層面的回應。首先，近年來證監會在放松管制的同時，強化了監管執法權，2006 年同時生效的《證券法》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凍結、查封實施辦法》賦予了證監會查詢、凍結、查封資金賬戶等準司法性權力。其次，證監會進行了以“查審分離”為核心的證券執法體制改革，設立了新的行政處罰委員會，成立了稽查總隊，并于 2010 年末啟動了引入法官掛職擔任行政處罰委委員的改革。可見，依法行使監管權理念已為實踐所接受。然而，遺憾的是，高西慶教授并未深入論及究竟如何具體實現對于隱藏在監管措施之后的監管權進行程序上的規范，司法監督又如何實現與行政規范的互動。實踐中，對于眾多監管措施的定位和約束依然處于混沌狀態。

近年，終于有學者開始關注到證券監管措施定位混亂的問題，并提出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路。廣東商學院的柯湘副教授在其論文中第一次開啟了對于非行政處罰性監管措施的分類定性研究。她歸納出 29 項非行政處罰性證券監管措施，經過深入分析，認為有 17 項屬于行政強制措施，9 項屬于事實上的行政處罰措施，其余 3 項是非強制性行政措施，并進而指出，行政處罰性監管措施應當遵循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行政強制措施至少應當滿足行政行為對于正當程序的要求。對于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她認為是特定時期的立法空缺所致———即“非行政處罰性監管措施是在行政處罰法出臺后、其他行政行為的專門規范法出臺前這一期間內出現的一個特定概念”。[3](P107)

顯然，論者意識到了問題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種旨在通過梳理、比較、歸類而予以規范的解決途徑。這種研究路徑的選擇，是基于我國行政法理論體系深受大陸法系影響，不斷追求行政行為型式化的原因。[4](P36)型式化了的公權力行為，便于準確定位、歸類并適用相應的法律規范，因為“依法治國意味著對行政盡可能的司法化”，[5](P64)所有的公權力行為都要以“法律形式”作出。從這點看，該篇文章可圈可點。但是，作者并未列出證監會所有的監管措施（110 余種），部分論證同樣值得商榷，對問題原因的分析也失于深入、全面，因此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證券監管措施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對于如何規范證券監管措施，國內還存在這樣一種可能認識，即監管措施就是監管措施，很難也沒有必要予以分類定位，對證券監管執法的規制完全可以通過完善的證券監管程序實現。這種認識至少受到證券市場監管體制較為成熟的美國的影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and Exchange Commission ，下文簡稱 SEC）監管執法，除受國會和法院的監督外，主要受到其《憲法》、《聯邦行政程序法》、SEC《行為規范》的限制，遵循著調查、聽證、處罰、復議等嚴格的行政決策和監管程序，處于一個嚴密的程序控權體系之下。SEC本身獨立于政府部門，內設行政法官辦公室，行政法官作為獨立職員，負責開展聽證及初步裁決事宜，具體聽證及裁決程序則由《聯邦行政程序法》和《行為規范》予以明確。司法審查對 SEC 的約束，則一般以“用盡行政救濟”為前提。

較之分權制衡機制而言，這種以程序規制為主導的權力控制方式，確保了行政裁量的克制合理與靈活高效。正因為如此，美國證券執法體制為國內眾多論者青睞，贏得了相當程度的“鼓與呼”。當然，SEC 也存在怠于行權、規避法律、[6](P8- 9)擴張權力等指責，[7](P69)但這不是本文關注的問題。應當注意的是，以行政程序實現對監管措施的約束，存在以下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如何實現證券行政監管的程序化，是先行出立的證券監管程序法，還是需要構建統一的行政程序法？[8]其二，如何把握行政監管程序與司法審查的關系，受到程序約束的具體監管行為一旦被訴，如何實現其與司法審查的有效銜接？[9](P79)這些問題的存在或懸而未決，使得僅僅一句“程序控權”顯得過于蒼白、無力。

三、總結與展望

總的來看，目前國內對于監管權應依法行使和規范基本達成一致，監管立法也“要成為監督、管理、制約、控制監督者的法”；[10](P17)但對于證券監管措施定位混亂的質疑聲音，尚顯微弱；對證券監管措施失范的成因分析不足，多歸咎于特定時期立法的空缺；而對如何實現證券監管措施的行政法約束，目前基本上存在兩種思路，一種是將證券監管措施按照行政行為的種類加以梳理并歸類，分別適用相應的行政規范，另一種意在通過嚴格的行政程序約束證券監管權的行使過程，其中，前者需要在確立可行區分標準的基礎之上，將監管措施分門別類，歸于不同的行政行為之列，并解決無法歸類的監管措施的規制問題，后者需要解決監管程序立法及其運行機制問題，此外，究竟哪種思路更為可行，亦可作討論。

因此，指出證券監管措施存在的問題，深入分析其失于規范的真正根源，并在此基礎上找出規范和約束眾多監管措施的有效對策，仍然值得探討。從國外看，目前存在三種證券市場監管模式：政府主導型、自律主導型和中間型。[11](P82)

自律型監管國家崇尚經濟自由和“看不見的手”，證券市場運行以自律監管為主，基本上不存在約束不斷膨脹的公權力的問題，如英國、荷蘭、新加坡等國家。中間型監管模式，實為介于政府主導與自律主導之間的一種折中模式。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此類國家，對于證券行業發展既注重政府干預又強調自律監管，但他們對監管機構的設置和約束又有不同表現。在法國，2003 年的《金融安全法》創立了獨立公共法人機構 AMF，開始實施獨立專業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