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教融合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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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產教融合的高職物流管理專業建設新思路

2.1準確定位:培養中、高端物流管理技術人才

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物流管理行業也從比較初級的階段發展到了現在具備了相當的資源和技術的階段。相應地，物流管理行業和企業對人才的需求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從原來需求比較初級的物流管理相關工作人員到現在需要服務、管理第一線的高端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根據這一思路，高職院校的物流管理專業也應在定位上做相應的調整，即培養中、高端物流管理技能和管理人才。

2.2思想統一：從根本上做到學校與產業、行業合一

由于校企各自出發點和所處立場不一樣，在高職人才培養上的思想表現形式不一樣：首先是學校方面，學校注重知識傳授的“系統性”，認為人才培養是一項持續而系統的工程，應著眼于學生的可持續發展，強調學生品德修養與文化知識、專業理論和基本技能、專業技術并重。其次是企業方面。企業強調“實用性”，強調企業發展必須緊跟市場步伐，關注學生能否馬上勝任工作，看重學生的動手能力，當然也越來越注重學生的職業操守。當我們撥開表象、探求內在的時候發現校企的出發點和宗旨是不抵觸的：都是以社會倫理、社會核心價值觀作為基礎，在此基礎上追求學生、企業、社會綜合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們應該在人才培養上做到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走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產學研結合之路，校企協同推進“系統性”與“實用性”這一系統工程。

2.3步調協調：做好產教融合的對接與參與工作

產教融合一是職業院校要“對接”地方主要產業與行業。二是行業企業要“參與”職業教育。

①學校“對接”主要是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維度來考量。

宏觀方面指的是學校辦學、辦專業應深度了解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現狀。中觀方面指的是院系專業群應對接地方產業群(鏈)。微觀方面指的是應以行業規范、技術標準、職業資格等為依據實施專業建設。下面主要從學院、系部和教研室等幾個方面給出產教融合的具體建議。

第一個方面是學院要實現產教融合，首先，學院要了解區域經濟和相關產業情況。浙江省位于我國東南沿海，海陸兼備，在港口、航海貿易方面占據優勢地位，2013年實現進出口總值2.08萬億元人民幣。物流產業被納入十大振興國家產業之一。蓬勃發展的產業加上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使得近幾年浙江省國際物流發展迅猛，產業的迅猛發展使得既需要大量的倉儲配送、采購、運輸調度等方面的人才，更急需大量掌握國際物流與貨運、經濟學、進出口物流與跨境電子商務與物流等方面知識的人才。其次，人們常說：“嚴師出高徒”，這句話放到學校即是好的師資產生好的教學效果。要實現產教融合就需要合適的師資，這需要學院層面給予制度方面的支持：請兼職教師與教師掛職鍛煉。兼職教師是真正在企業或行業從事物流領域相關工作達到一定高度、且能把自己工作中所見、所聞、所感準確地表達出來的、也十分愿意為了培養職業人而付出努力的相關人士。一般來說，能來且愿意來學校的兼職教師不多，為了吸引更多的人來參與這項工作，學校可以在待遇、服務等方面下足功夫。教師掛職鍛煉是指學校教師在企業的某個崗位上擔當實在的職務，通常半年或一年作為一個周期的掛職，教師才有可能達到自己了解行業和產業，從而帶動專業發展。現在，浙江省大部分高職院校都在實行這項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制度支持和考核等方面還需繼續努力。還有一個辦法可以來解決兼職教師和教師掛職鍛煉的問題：通過創辦校內企業的模式。比如，杭州職業技術學院的相關專業的嘗試就是很好的例子。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這對學生來說，既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又拉近了和工作崗位的距離。

第二個方面是系部和教研室。系部或分院主要應該從行業與產業對接過程中的主動出擊、主導訂單培養、提供頂崗習、寒暑期打工等方面給學生提供實打實的幫助。比如，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工商管理系對這部分工作做得比較到位：主動與杭州市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物流及相關單位或部門對接，這些單位或部門有浙江省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浙江省物流協會、杭州通創物流咨詢有限公司、浙江順豐速運有限公司、聯華華商集團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等。系部在與這些單位對接時用心聆聽企業對物流人才的需求、與企業行業商討人才培養方案、推敲頂崗實習模式與時段等。通過幾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矚目的成績：學生得到了用人單位的一直好評。教研室則主要在具體崗位和相關課程的設置上做好一切對接工作。物流管理課程應按職業崗位工作過程的邏輯性去開發物流管理專業課程，強調學生是學習過程的中心，教師是學習過程的組織者，做到教學過程規律與工作過程規律的結合，學生心理過程與工作過程的一致、教學目標與教學情境的呼應和協調。關于課程設置方面，由于浙江省特殊的沿海的區位優勢，應該有步驟地在原來課程體系基礎上整合一些電商倉配、跨境電商與物流等適應浙江特色的課程。經濟是不斷發展的，形勢是不斷變化的，所以，我們的課程體系也應該隨著區域經濟的變動而有所調整，當然，調整的前提是以行業規范、技術標準、職業資格等為標準。第三個方面是教學評價改革。教學評價分為對教師的評價和對學生的評價兩類。對教師的評價應該從教學設計、教學組織、教學反饋等多個能反映教師教學能力與效果的幾方面進行，從而激發教師的教學積極性。對學生的評價可以從課堂表現、作業質量、特長、興趣愛好等多維度進行，構建立體評價系統，這可以最大程度地激發學生的潛能，使得專業建設朝更好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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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態學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態”一詞就被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使用，當時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美國文化地理學之父卡爾?蘇爾從景觀出發，研究文化景觀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并對文化生態學的方法論進行了探索，創立了“伯克利學派”，又稱“文化生態學派”。1921年，美國學者卜歐克從城市社會學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這一學術術語，他和伯杰斯開始在芝加哥大學帶領研究生展開對該問題的研究，被稱作是城市科學的“芝加哥派”。[1]同時，美國人類學家弗蘭茲?博厄斯和克羅伯提出了文化的“環境決定論”和“環境可能論”，為文化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生態方向。目前學界比較認可的觀點是，文化生態學誕生于美國，由美國人類學家J. 斯圖爾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專著《文化變遷理論》中完整地闡述了文化生態適應理論。在該書中，斯圖爾德認為文化變遷就是文化適應，這是一個重要的創造過程，稱為文化生態學。[2]這一觀點的出現也被認為是文化生態學學科正式誕生的標志。文化生態學比較重要的觀點是“文化生態適應”理論、“文化核心”與“文化余留物”理論。

二、文化生態學的發展

斯圖爾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整個50年代，文化生態學的研究范圍主要局限于人類學領域，并且沒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論和學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圖爾德的影響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態學著作問世，即R?內廷的《尼日利亞的山地農民》、R?拉帕波特的《獻給祖先的豬》和J?貝內特的《北方平原居民》。這些著作豐富了文化生態學的內容，界定了研究范圍。

70 年代，霍利對贊比亞的多加人繼承模式的變化進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論”，這些文化生態問題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圖爾德的研究。[3]在這段時期，文化生態學的研究領域也開始擴寬，如加拿大心理學家伯里認為，生態背景與社會政治背景通過人類的生物適應與文化適應發揮作用，人類個體接受生態影響、遺傳傳遞、文化傳遞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產生可觀察的行為和可推測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國學者哈里斯創立了文化唯物主義，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義》，這標志著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主要強調“基礎決定論”，即基礎結構決定結構、結構和上層建筑構成文化體系。[5]

90年代，美國學者羅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態理論的實質是指文化與環境（包括技術、資源和勞動）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富有創造力的關系。[6]同時期，文化生態學也成為了美國人類學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課程。1994年，芬蘭總統M?阿赫蒂薩里在國際傳播研究年會的致辭中首次用“文化生態”來表現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造成的嚴重問題以及在“信息有產者”與“信息無產者”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學者發起了關于文化生態學的國際研討會，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態學：文化中的傳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開了“文化生態學國際討論會”，來自亞洲和歐美等國的學者分別對本國的研究情況進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態學在中國

我國早在20世紀初，就有學者開始關注文化生態，如、馮友蘭、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機制時，就試圖從生態環境角度說明文化的差異性和民族性，進而進行優劣比較與選擇。[8]盡管這些屬于靜態研究，但是啟發了我國人民對民族文化的認識與反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調查的興起與發展，我國文化生態研究也呈現出一片熱潮。半個世紀以來，我國關于文化生態學的理論迅速增多，學者們不斷對斯圖爾德的理論進行補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現代文化生態學理論應包含進化論、人地關系論、文化時空耦合論、系統結構論、生態功能論、景觀感知與映射理論等。[9]尤其是21世紀，文化生態學在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一門與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生態學、教育學、傳播學交叉的新興學科，文化學是其研究對象，生態學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態學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意義

（一）有助于深刻認識地方文化資源的本質與特征

一個地區的文化資源由于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在長期的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地理位置有關的文化特征。如燕趙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環境下產生的文化資源。在文化生態學的視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文化的整體性、延續性和發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保護的意識，使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態學主要側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會等環境中各種文化的相互關系以及文化對環境的適應性等內容。將文化生態學的相關理論融入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保護意識。文化生態保護理論是一種系統的、整體的保護，在保護過程中既要保護文化資源本身，也要注意環境對文化資源的作用，使文化資源與環境處于和諧狀態。

（三）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現庸俗化開發

縱觀我國現在的文化資源開發現狀，無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資源，以地方文化資源為主體。這種資源依托型開發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對資源無節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資源的重復浪費。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庸俗化開發，如對古鎮的開發，全國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轍，毫無新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提倡文化生態學中對文化的尊重和認可，讓文化資源體現出它的生命特征與價值。提高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證了文化資源在時間上的傳承和在空間上的擴布，文化資源也會因此而更多元和豐富。

參考文獻：

[1]鄧先瑞.試論文化生態及其研究意義[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94.

[2]江金波.論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發展與新構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態學論綱[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態學的城市空間研究[D].天津大學，2004.

[5][美]馬文?哈里斯著.張海洋，王曼萍譯.文化唯物主義[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83.

[6][美]羅伯特?F?墨菲.文化與人類學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79.

[7]黃育馥.20世紀興起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文化生態學[J].國外社會科學，1999，（06）：22.

[8]江金波.論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發展與新構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論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發展與新構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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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94；N94 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近十幾年來，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城鎮化進程逐步加快，城鎮化水平日益提高。從1978年到2011年，城鎮人口從1.72億增加到6.9億，城鎮化率從17.92%提升到51.27%。但同時，在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中仍然存在諸多矛盾，如城鎮體系發展不協調、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資源環境承載力受到嚴重考驗，小城鎮建設遍地開花，相同職能類型的城鎮重復建設，同時廣大農村地區建設滯后，城鎮化進程對資源消耗過大，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嚴重等。在此背景下，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首要任務是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規劃是城鄉一體化的龍頭，是基石和前提。從本質上看，新時期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應是以優化“城鄉關系”為重點的城鄉空間融合規劃，其基礎工作則是認識城鄉空間的復雜性。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間復雜性的探索，作為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人口集聚為主要的居民點，其“復雜的非線性”空間特征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線性科學和復雜科學理論和方法不斷應用于城市系統領域，才真正開始形成復雜城市系統研究洪流。由于過分追求城市發展而導致城鄉用地矛盾及空間利用“破碎化”等問題，城鄉關系優化及城鄉空間統籌被提上日程。因此，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擴展到了城市—鄉村。

然而由于多種原因，我國城鄉統籌發展及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仍然面臨著城鄉關系的惡化和城鄉空間分離的挑戰。在此背景下，理論和方法論上的探索與創新成為推進城鄉統籌發展、落實研究重點和突破研究難點的關鍵。基于此，文章對國內外城鄉系統空間復雜性的相關文獻進行詳盡梳理，以厘清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脈絡，為今后進一步研究提供借鑒。

2 城市空間復雜性研究進展

2.1 國外城市系統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個主要支流倍受關注：一是分形城市，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與異速城市保持研究邏輯同構；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與動力城市及網格-主體城市存在一定淵源；三是分形與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統一于自組織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線性動力學的發展，和復雜網絡理論的興起，為傳統城市網絡系統復雜性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支撐，從而奠定了復雜網絡城市研究流派。

（1）異速城市。早在20世紀50年代，Clark就發現城市人口密度距離衰減的負指數律（Clark定律）[1]，此后許多學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紛紛通過實驗研究證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間滿足冪指數關系，即城市擴展存在異速生長現象，系統建立了系列城市異速生長函數，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負冪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積冪指數模型最具影響力，為此Clark模型的負指數律受到廣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與異速生長律同構的分形學派。近年，我國一些學者（陳彥光、劉繼生）通過數理推導，統一了冪式異速生長關系與負指數人口分布之間的邏輯不兼容，從而將城市系統納入簡單性與復雜性的對立統一體系中[10]。

（2）動力城市。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人們開始意識到基于牛頓力學的傳統靜態空間模型（如引力模型、潛力模型、空間擴散模型、距離衰減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釋城市自組織的動態演化過程。因此，城市系統的動態演化過程和行為機制受到廣泛重視。196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J.W.Forrester率先將系統動力學引入城市結構變化研究，創立城市系統動力學模型（Urban Dynamics），即構建一系列反饋城市系統要素關聯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構造了城市動態學模型，即構建一組展示城市突變的非線性方程[11]。二者開創和引領動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學者從系統動力學視角，系統開展了城市人口、經濟、環境、資源、生態等子系統的相互作用機制及可持續發展預測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學者運用突變論、協同學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間變化的動力學過程，如Amsin的城市突變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區域遷移動力學方程[12]。

顯然，動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統構成要素的關聯反饋為主，缺乏位置、距離等空間要素的考量，無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間的動力演化過程；部分模型盡管開始考量時空變量，但多以宏觀尺度為主，缺乏對個體行為和微觀結構引致的空間變化分析。這為后來的復雜城市系統研究提出新的課題：如何從宏觀到微觀、從系統要素關聯推演到城市空間演化？也相應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發。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態、結構的模擬與實證研究，其歷史可追溯到20世紀初的城市統計分析，但最終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隨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長期全面地對城市及城市系統的內部空間結構展開分形理論和實證研究[14][15]，系統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論體系和計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領域不斷擴展，從城市內部形態向內逐漸細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漸擴展到城市體系：微觀層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運用分形幾何學，從建筑審美和城市設計視角，解析城市公園、城市街區、家居環境、建筑外觀等建設和設計理念的“最優形態”。中觀層次——城市內部分形，研究最為廣泛，內容涉及城市邊界、景觀、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經濟、交通網絡結構等方面[16]。宏觀層次——城市體系分形，以城市等級規模、空間作用、中心地體系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應用于城市系統研究歷史已久，早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就有學者零星運用CA計算模擬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發展過程[18]。70年代末，Tobler將CA模型引入地理學，創立“細胞地理學”[19]，并率先實證模擬了美國底特律城市擴展過程。受其影響，80年代中期美國的 Couclelis和英國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動態模擬領域開展CA理論和實證研究[20][21]，引領一些學者在城市規劃領域作了嘗試性及至深入性的應用和擴展。90年代以來，隨著GIS技術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實現融合，學術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統研究熱潮[22]，研究內容集中于城市系統形態生長、土地利用、城市景觀、位序-規模等領域[23]。

（5）自組織城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系統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混沌論、分形理論、人工智能-生命理論、自組織臨界論、自適應系統論等復雜科學理論與方法不斷應用于城市-區域系統復雜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漸趨合流，形成自組織城市研究學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協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組織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網格-主體城市[36]等領域。

（6）復雜網絡城市。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織，世界城市系統研究轉向網絡化視角[37]，從空間實體流（全球航空流、貨運流、城際交通流、城市-區域人口流等）[38]和虛擬流（互聯網、信息流、社會網絡、通訊網絡、技術研發區位和擴散、生產業網絡等）兩個方面[39]，揭示城市系統關聯的網絡復雜性研究成為熱潮。Taylor構建“連鎖網絡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過跨國生產企業空間聯系實證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網絡的組織方式仍為等級或位序的“累積”[40]。近年來，隨著圖論和統計物理的融合，復雜網絡理論取得大發展，一些學者從城域（城市內部）和城際（城市體系）兩大視角，從交通聯系（交通網絡、交通流）、社會聯系（人口遷移）、企業聯系（公司交流、企業合作）、信息交流和創新擴散（因特網、電話呼叫、技術交流、創新擴散等）等方面，將復雜城市系統抽象為復雜網絡，系統分析了城市系統網絡拓撲連接的復雜性規律[41]，如無標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驗證，脆弱性或魯棒性評價及控制，以及動力學演化與傳播特征等。

2.2 國內城市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國內城市空間復雜性研究集中于兩大視角：一是哲學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鑒復雜科學理論和方法，架構城市系統的復雜性理論體系，揭示城市系統的非線性、自組織性、突變性等復雜性規律[43，44]；普遍認為城市是一個極為復雜且處于動態變化中的巨系統，表現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層次性、不確定性、非線性、突變性、自組織性、自相似性、隨機性、無序與有序交互性等復雜性質[45，46]。二是計量分析和模型模擬，或者通過實證分析揭示城市空間結構復雜性，或者創新性建立城市空間演化模型，成為當前研究的焦點和前緣[47，48]。

與國外一樣，國內城鄉空間復雜性計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統研究最受關注，成果最為豐富，形成兩大陣營：城市內部和城市體系，但主要為城市地理學家所關注，與國外的多樣研究學科背景不同。同時，研究的內容也相對較窄，主要集中于空間結構[49]和空間演化[50]復雜性研究兩個方面。前者側重于借鑒分形理論、元胞自動機等復雜科學理論，從城市內部景觀結構、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網絡以及城市體系空間形態、分形體系、等級結構、網絡聯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統空間結構的復雜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體系和元胞城市為代表[51]～[54]。后者側重運用突變論、系統動力學、灰關聯系統、自組織理論、復雜適應系統論等復雜科學理論，開展城市空間演化過程（相變及突變）和動力機制（自組織和他組織）的定量研究和模擬預測，如動力城市[55]、自組織城市[56]和主體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靜態數學模型[58]（等級體系標度模型、城市統計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動態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間動力學模型、異速生長模型、網絡動力學-細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組織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擬模型[61，62]（多主體模型、遺傳算法、虛擬城市模型等）為主，內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網絡、城市規劃、人口分布和遷移、景觀結構、城市環境、城市就業和居住、城市體系及等級規模分布等方面。張新生歸納城市空間增長的動力學機制，建立基于個體行為的城市空間動力學模型，實現威爾遜模型的擴展[63]。孫戰利將主體（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層和動態交通層，構建了城市動態演化模型，實現了宏觀與微觀、空間變化與屬性變化相結合，面向對象的軟件系統，并在GIS的支持下，對美國Ann Arbor城動態發展進行了模擬[64]。陳彥光借鑒自組織理論，提出城市系統復雜性檢驗的三大判據：分形結構、Zipf定律和1/f噪聲[65]，并系統運用分形理論，實現實空間-相空間-序空間的統一，構建了系列蘊含靜態和動態、功能和結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擬和預測于一體的分形城市系統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廣模型、異速生長模型、空間動力學模型、等級規模模型、自組織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鄉村空間復雜性研究進展

3.1 國外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長期以來，人們通常只是將城市和農村孤立起來分析，城鄉關系研究薄弱。上世紀末，一些學者紛紛呼吁重視（城鄉）關系復雜性研究，認為關系（經濟聯系的復雜性）及其空間結構（景觀的復雜性）的復雜性規律研究應成為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重點范疇，經濟實體及其相關作用關系所引起的經濟地理發展和變化過程應成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為依托的中心發展型面臨突出結構性問題和缺陷，城鄉之間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聯系，表現為“脫臼的經濟”（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們才開始重視城鄉關系復雜性研究。研究內容集中在“城鄉對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鄉互動”（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鄉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視野和切入點多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地區），或許是發達國家的城鄉一體化已經成為“過去完成時”。人們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區域問題呈日益復雜的態勢，解決這種復雜城鄉關系失調問題的根本路徑是實現“鄉村-城市關聯觀”（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則從城鄉關系網絡視角，明確提出城鄉協調發展的“網絡”化模式。

但這種城鄉關聯復雜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對空間的關注相當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鄉經濟社會差異（社會問題、健康衛生、政策體制、意識形態等）、經濟社會要素流動（人口遷移、產業聯系、資源和資本轉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鄉關系作用的復雜性問題[76]，專門而系統的空間復雜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鄉交錯帶（邊緣區），普遍揭示出其空間結構的動態過渡性、人口社會學特征多元化、經濟發展復合型、土地利用多樣化等復雜性特征[48]，以McGee的亞洲城鄉一體化“Desakota”空間研究為代表[77]。

3.2 國內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綜述

城鄉關聯是一個泛合的概念，涉及社會學、規劃學、地理學、經濟學、人口學、生態學等眾多學科。研究視角集中于空間區位關系（地理學）、工業-農業關系（經濟學）、市民-農民關系（社會學）、斑塊-基質關系（生態學）四個層面[78]。地理視角上的城鄉研究倍受關注，成為熱點，已經形成理論和實證、定性和定量、時間和空間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論涉及城鄉融合論、城鄉協調論、城鄉一體化論、統籌城鄉發展論、城鄉網絡化發展論等[79-81]；研究區域觸及中國和外國、東部和中部、西部、發達和欠發達地區、城鎮密集區和非密集區、沿海熱點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82-84]；研究時間尺度以建國以來為主，并考慮信息時代和數字時代的影響[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關聯協調模型為主[87，88]；研究內容主要從城鄉聯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鄉關聯的歷史演進、空間差異、影響因素及動力機制、協調對策及發展模式等[89-91]，總體存在兩個研究傾向：一是不考慮城鄉地域空間差異性，研究二者相互關系的發展變化，忽視城鄉關系的空間復雜性；二是研究城鄉關系的靜態空間分異與組合，而忽視其地理變化過程的自組織性。

4 結論與研究展望

城市和鄉村的歷史淵源決定了城鄉關系的不可分割性，工業化和社會化發展使得二者在空間上越來越隔離，同時也在城市和農村內部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了解決各自的發展問題，最終需要回歸到二者的統一，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空間統籌規劃就是對這種訴求的回應。當前，在國內掀起新一輪城鄉統籌規劃熱潮的背景下，城鄉空間統籌研究具有十分廣闊的研究前景，我國幅員遼闊，各類城市與鄉村所處社會經濟背景迥異，也為國內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提供了廣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過對國內外城鄉空間復雜性文獻回顧與梳理，得出以下結論：

（1）從城鄉空間復雜性研究角度來看，城市空間成為中心，鄉村空間“被邊緣”。無論是國外的自組織城市（耗散城市、協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細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體城市），還是國內的分形城市、自組織城市、元胞城市、虛擬城市、城市系統動力學、城市地理空間系統，多是借鑒系統科學和非線性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從區域論城市”，對城市體系（inter urban）和城市內部（intra urban）空間復雜性展開理論和實證分析，作為區域的重要載體——鄉村往往處于從屬地位，甚至淪落到被忽略的邊緣。城市—鄉村空間復雜性研究仍處于呼吁和倡導的階段。

（2）從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方法來看，方法集成綜合研究不強。分形理論和CA模擬技術的融合以及在協同論、耗散論和混沌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組織理論，雖體現了學術界集成各種方法和技術對復雜城鄉空間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體的子系統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論、空間句法或系統動力學的某個單一理論，綜合多學科、多理論對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統的空間關聯分析不足。而且，傳統的研究多是從某一個時間斷面進行考察，而對于城鄉空間動態變化描述和模擬則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進行補充。

（3）從城鄉空間復雜性的研究內容來看，今后城鄉空間統籌研究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和深化：①城鄉關系空間復雜性研究。新時期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以優化“城鄉關系”為重點的城鄉空間融合規劃，當前，盡管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城鄉關系是由物質、經濟、人口遷移、社會、服務供應、政治行政聯系相互關聯、共同作用的構成的一個動態網絡系統，具有復雜性，但城鄉關系的空間復雜性研究幾乎空白，只有部分學者涉足城鄉耦合、關聯、協調的非線性規律和城鄉關系空間演化的動力機制；②城鄉空間自組織演化機制與模擬。已有不少西方學者建立了相關模型解釋城市空間自組織演化機制。而對于城鄉空間演化過程的分叉與選擇、混沌與有序、漸變與突變、競爭與協同、集中與分散等作用機制討論，利用開放性、非線性、不平衡、環境選擇等原理對自組織臨界性、相變性等過程的邏輯、實證和類比判據將會是以后研究的重點。加強對城鄉空間生長的模擬將會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間拓展的方向、范圍、規模，解釋城市變遷的內在動力，透視城市化的本質，更好預測控制城市的發展；③城鄉關聯空間復雜性研究。以城鄉道路網為載體的城鄉關聯空間的復雜結構正逐漸被管理學、物理學等學科認識，打開地理學研究主頁，從網絡關系系統科學角度，探索城鄉關聯系統的空間自組織運行規律、交往協同演化機制的復雜性研究還相當薄弱；④城鄉社會網絡空間復雜性研究。基于復雜科學理論，對城鄉人口空間分布，市場網絡分形，交通網絡對區域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別是信息要素空間傳播、職業流動和社會資源關系等虛擬城鄉社會網絡，更需填補研究的盲區。

參考文獻：

[1] Clark C. Urban population densities [J].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51， 114： 490-496.

[2] Naroll R S，Bertalanffy L. The principle of allometry in b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J]. 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1956（1）： 76-89.

[3] 房艷剛，劉鴿，劉繼生.城市空間結構的復雜性研究進展[J].地理科學，2005，25（6）：754-761.

[4] Smeed RJ. Road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J]. Journal of the Institution of Highway Engineers， 1963（10）： 5-30.

[5] Nordbeck S. The Law of Allometric Growth[D]. Ann Arbor： Inter-University Community of Mathematical Geographers Michigan Discussion Paper， 1965： 7.

[6] Nordbeck S. Urban allometric growth[J].Geografiska Annaler，1971（53）： 54-67.

[7] Gould S J. Allometry and size in ontogeny and phylogeny[J]. Biological Reviews， 1966（41）： 587-640.

[8] Dutton G. Criteria of growth in urban systems [J]. Ekistics， 1973（36）： 298-306.

[9] Lo C P， Welch R. Chinese urban population estimat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67）： 246-253.

[10] 劉繼生，陳彥光.城市密度分布與異速生長定律的空間復雜性探討[J].東北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36（4）：139-148.

[11] Wilson A.G. 蔡運龍，譯.地理學與環境-系統分析方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2] 張新生.城市空間動力學模型研究及其應用[D].北京：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1997.

[13] Mandelbrot B B. Fraetals： Form， Chance， and Dimension [M].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7.

[14] Batty M. Fractals-geometry between dimensions[J]. New Seientist，1985，106（1450）： 31-35.

[15] Batty M， Longley P A. Fractal Cities： a Geometry of Form and Function[M]. London： Academic Press，1994.

[16] Batty M. Fractals： new ways of looking at cities[J]. Nature，1995， 377： 574.

[17] Arlinghaus S L. Fractals take a central place[J]. Geografiska Annaler，1985，67B： 83-88.

[18] Chapin F S.，Weiss S F.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residential growth[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1968（2）： 375-390.

[19]Chapin F S.，Weiss S F.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residential growth[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1968（2）： 375-390.

[20] Couelelis H.Of mice and men： what rodent populations can teach us about complex spatial dynamics[J]. Enviornment and Planning A，1988（20）： 99-109.

[21] Batty M， Longley P A. The morphology of ubran land use[J]. Enviornment and Planning B，1986（15）： 461-488.

[22] White R， Engelen G. Urban systems dynamics and cellular automata： fractal structures between order and chaos[J]. Chaos， Solitons&Fractals，1994，4（4）： 563-583.

[23] Clarke K C， Gaydos L J. Loose-coupling a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and GIS： long-term urban growth prediction for San-Francisco and Washington， Baltimo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30）： 1857-1872.

[24] Allen P？M， Sanglier M. Urban evolution： self-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1981（13）： 167-183.

[25] Portugali J. Self-organizing cities[J]. Futures，1997（29）： 131-138.

[26] Allen P M. Cities and Regions as Self-Organizing Systems： Models of Complexity[M].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 1997.

[27] Prigogine I， Allen PM. The challenge of complexity[A]. Schieve W.C. andAllen P.M. Self-Organization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s： Applications in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3-39.

[28] Haken H.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3rd edition）[M].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3.

[29] Haken H. A synergetic approach to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cities and settlement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1995， 22（1）： 35-46.

[30] Dendrinos D S. The Dynamics of Cities： Ecological Determinism， Dualism and Chao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1] Zanette D， Manrubia S. Role of intermittency in urban development： a model of large-scale city formation[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997， 79（3）： 523-526.

[32] Portugali J.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 City[M].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0.

[33] Webster C.， and Wu F. Coarse， spatial pricing and self-organizing cities[J]. Urban Studies， 2001， 38（11）： 2037-2054.

[34] Bura S， Guérin-Pace F， Mathian H， Pumain D， Sanders L. Multi-agent systems and the dynamics of a settlement system[J]. Geographical Analysis，1996（28）： 161-178.

[35] Benenson， I. Multi-agent simulations of residential dynamics in the city[J].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1998， 22（1）： 25-42.

[36] Haken H， Portugali J. The face of the city is its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23）： 385-408.

[37]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Network：A Global Urban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8] Jiang B， Claramunt 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the model generalization of an urban street network[J]. Geoinformatica， 2004， 8（2）： 157-171.

[39] Townsend A M.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global 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10）： 1698-1717.

[40] Taylor P J. Derudder B，Witlox paring airline passenger destinations with global service connectivities：a worldwide empirical study of 214 cities[J]. Urban Geography， 2007， 28（3）： 232-248.

[41] Batty M. Faster or complex？ A calculus for urban connectivity（editorial）[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and Design， 2004（31）： 803-804.

[42] 周干峙.城市及其區域——一個典型的開放的復雜巨系統[J].城市規劃，2002，26（2）：7-9.

[43] 盛強.城市迷宮——空間、過程與城市復雜系統[J].世界建筑，2005（11）：92-95.

[44] 范誠.理解策略——以庫哈斯的視角看當代城市的物質形態突變[J].建筑學報，2004（3）：21-24.

[45] 周一星，陳彥光.城市與城市地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1，41.

[46] 吳曉軍，薛惠鋒.城市系統研究中的復雜性理論與應用[M].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3-4.

[47] 王錚，鄧悅，宋秀坤，等.上海城市空間結構的復雜性分析[J].地理科學進展，2001，20（4）：331-340.

[48] 薛領，楊開忠.復雜科學與區域空間演化模擬研究[J].地理研究，2002，21（1）：79-88.

[49] 陳彥光，羅靜.鄭州市分形結構的動力相似分析——關于城市人口、土地和產值分維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地理，2001，21（4）：389-393.

[50] 黃澤民.我國多中心城市空間自組織過程分析——克魯格曼模型借鑒與泉州地區城市演化例證[J].經濟研究，2005 （1）：85-94.

[51] 徐建華，梅安新，吳健平.20世紀下半葉上海城市景觀鑲嵌結構演變的數量特征與分形結構模型研究[J].生態科學，2002，21（2）：131-137.

[52] 陳彥光，劉繼生.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和形態的定量描述：從信息熵到分數維[J].地理研究，2001，20（2）：146-152.

[53] 劉繼生，陳彥光.長春地區城鎮體系時空關聯的異速生長分析（1949-1988）[J].人文地理，2000，15（3）：6-12.

[54] 冷炳榮，楊永春，李英杰，等.中國城市經濟網絡結構空間特征及其復雜性分析[J].地理學報，2011，66（2）：199-211.

[55] 王曉琴.基于空間動力學的城市用地擴張策略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56] 張勇強.城市空間發展的自組織研究——以深圳市為例[D].南京：東南大學學位論文，2003.

[57] 孫建平.Agent的城市交通區域協調控制及優化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58] 陳彥光，劉繼生.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空間互相關和功率譜分析——引力模型的理論證明、函數推廣及應用實例[J].地理研究，2002，21（6）：742-752.

[59] 董益書.基于GIS的城市動力學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9.

[60] 黎夏，葉嘉安.基于元胞自動機的城市發展密度模擬[J].地理科學，2006，26（2）：165-172.

[61] 薛領，楊開忠.城市演化的多主體（multi-agent）模型研究[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03（12）：1-9.

[62] 劉妙龍，陳鵬.基于細胞自動機與多主體系統理論的城市模擬原型模型[J].地理科學，2006，26（3）：292-298.

[63] 張新生.城市空間動力學模型研究及應用[D].北京：中國科學院博士學位論文，1997.

[64] 孫戰利.基于元胞自動機的地理時空動態模擬研究[D].北京：中科院博士學位論文，1999.

[65] 劉繼生，陳彥光.城市、分形與空間復雜性探索[J].復雜系統與復雜性科學，2004，1（3）：62-69.

[66] 陳彥光.分形城市系統的空間復雜性研究[D].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67] Bathelt H.， Glucker. Toward a relation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3（2）： 117-144.

[68] Yasusada Murata.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68）： 1-34.

[69] Dixon， D. Rural-urban interaction in the third world[A].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Developing Area Research Group， 1987.

[70] Scarlett T. Epstein， Jezeph David. Development-there is another way： a rural-urban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paradigm[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8）： 1443-1454.

[71] Potter Robert B. and Unwin Tim. Urban-rural interaction： physical form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J]. Cities， 1995， 12（1）： 67-73.

[72] Oucho John. Enhancing positive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some experienc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C].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detail.asp？articleID=219， 2004.

[73] Cooke， P.， Morgan， K. The network paradigm： new departures in corporate in corporat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Society and Space， 1993（11）： 543-564.

[74] Murdoch Jonathan. Networks：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16）： 407-419.

[75] OECD. Networks in Rural Development[C]. Paris： OECD， 1996.

[76] Audas Rick.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1990s[J]. Canadian Social Trends， 2004（73）：17-24.

[77] Ginsburg， N.， Koppel， B.， and McGee， T.G.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1： 47-70.

[78] 馬遠軍，張小林，李鳳全，等.我國城鄉關系研究動向及其地理視角[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6，22（3）：78-84.

[79] 王振亮.城鄉空間融合論—我國城市化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城鄉空間關系的系統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80] 許學強，等.中國鄉村-城市轉型與協調發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81] 曾菊新.現代城鄉網絡化發展模式[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82] 李泉.中外處理城鄉關系的實踐與啟示——兼論西部地區的城鄉協調發展[J].開發研究，2006 （5）：56-60.

[83] 余斌，曾菊新，羅靜.中國城鎮非密集地區城鄉發展的空間創新研究[J].地理科學，2007，27（3）：296-303.

[84] 胡國良，張麗.少數民族地區城鄉關聯發展綜合評價—以新疆為例[J].安徽農業科學，2009，37（10）：4774-4778.

[85] 張立艷.建國以來城鄉關系演變的歷史考察與現實思考[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86] 劉玉.信息時代城鄉互動與區域空間結構演進研究[J].現代城市研究，2003 （1）：33-36.

[87] 曾磊，雷軍，魯奇.我國城鄉關聯度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區域比較分析[J].地理研究，2002，21（6）：763-770.

[88] 張竟竟，陳正江，楊德剛.城鄉協調度評價模型構建及應用[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7，21（2）：5-11.

[89] 奚建武.城鄉關系變遷的新動力——基于城鄉復合型二元結構視角的分析[J].城市問題，2009（6）：49-53.

[90] 汪沛.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城鄉政策及城鄉關系的演變研究[D].合肥：安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91] 楚材，陳雯，顧人和，等.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協調對策[J].城市規劃，1997，21（5）：38-40.

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