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醫學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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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分組及統計學方法

2.1實驗分組

實驗分組的目的是檢驗系統化技能實踐教學模式的效果，該實驗有兩個部分組成，第一組：采集64名未培訓前學生的臨床技能考核成績，然后根據析因設計原則將其分為甲、乙兩組，其中，甲組學生進行系統化教學模式授課，乙組學生進行傳統帶教模式進行授課，半年后，比較分析甲乙兩組學生的臨床技能考核成績。第二組：選取我校見習生112人，采用隨機數字法將其分為A組（采用系統化教學模式授課）和B組（采用傳統帶教模式授課），半年后，對甲乙兩組學生的臨床技能考核成績進行對比分析。

2.2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9.0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對第一組實驗采用析因設計的方差分析進行統計學處理，對第二組實驗采用成組設計兩樣本秩和檢驗進行統計學處理，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3結果3.3.1第一組實驗甲乙兩組教學模式教學結果對比采用析因設計結果顯示，兩種教學模式對學生的臨床技能成績的影響不同，其中，采用系統化教學模式的甲組（教學前成績：2921.9分、教學后成績：3745分）優于采用傳統帶教模式的乙組（教學前成績：2999.3分、教學后成績：3412.8分）差異顯著（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3.3.2第二組實驗甲乙兩組教學模式教學結果對比本次實驗規定，學生考核成績如下，優秀：90～100分；良好：80～90分；及格：60～70分；不及格：60分以下。通過對甲乙兩種教學模式的教學效果采用秩和檢驗可知，采用系統教學的A組的平均秩次為47.68（其中優秀14例、良好29例、及格11例）小于采用傳統帶教模式的B組的平均秩次64.88（其中優秀8例、良好17例、及格27例）差異顯著（P＜0.01），因此，可以說明，系統化教學組的效果優于傳統帶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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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醫理論與系統科學理論的契合點

系統是指由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一些部分組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總體，其共性特點可以概括為整體性、關聯性、動態性、有序性和預決性。而中醫學理論具有強調整體觀念、遵循陰陽五行規律、重視臟腑經絡聯系等特點;因此，體現我國古代醫療實踐經驗和規律的中醫學完全具備系統的特點，可以成為系統科學的研究對象，就理論實質而言，兩者亦十分相似。

首先，就系統的整體性而言，是指系統具有其組成部分所沒有的功能，即“整體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中醫強調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由五臟六腑、四肢百骸所構成，各部分有機配合，共同實現人的形體完整和功能正常。并且，人體還與所處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構成一個系統，從而影響人體的健康。

其次，系統的關聯性，是指系統各組成部分之間以及系統和其環境之間具有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關系，并且這種系統的關聯性決定了系統整體性的存在。不難理解，人體五臟六腑的功能都不是獨立的，比如脾與肝雖功能各異，但相互影響，情志不遂，肝氣郁滯乘脾，形成肝郁脾虛證，就是很好的例證。人體中的氣、血、津液等物質可以將各組織器官有機地聯系起來，相互聯系、促進和滋生，共同決定人體的整體功能水平。

再次，系統具有動態性和有序性的特征。動態性是從時間的維度來觀察系統，其每時每刻都在運動變化，不存在絕對的靜態;而有序性則是系統關聯性在空間上所表現出來的結構層次，以及動態性在時間上所表現出來的演化方向，使得系統具有在空間、時間和功能上的有序性質。總結起來，即是系統的整體和各個部分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且這種運動越是有序，其組織化程度也就越高。人體的生理功能變化和病理演變過程都充分體現了這種動態性和有序性的特征。比如，中醫理論中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的描述，充分體現了人體的動態特性。而根據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人體五行之間的生、克、制、化都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則是人體有序性的真實反映。

最后，系統的預決性表現為系統的有序性能夠使其自動導向它的終極狀態，這一特性在生命和生物系統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生理學中的正反饋概念，就是對人體系統這一特點的真實反映。不僅如此，人體的預決性在中醫學理論中也有充分的體現，比如"久病入絡"的理論，就描述了人體久病必然導致病邪逐步由外向里，由淺入深，最終導致絡脈損壞、臟腑衰竭的病理變化規律。從以上闡述，可以看到中醫理論中的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藏象學說和經絡學說，六、七情致病理論，以及中醫的辨證論治思維過程，這些都無不強調了人體的整體觀和人體與環境、社會的整體觀，也就是系統的觀點。因此，運用系統科學的理論開展中醫學的結構化和規律性研究是可能的。前面提到，醫案是中醫名家臨床經驗的結晶，是傳承中醫學術思想和經驗理論的重要載體;因此，醫案的系統研究就是應用系統科學開展中醫研究的重要內容。系統科學理論的引入，使我們能夠從宏觀的角度，透過極其復雜的醫案信息表達，把握中醫辨證論治的總體發展變化趨勢，以及醫案中各要素間的內在有機聯系;從而能夠確定宏觀的醫案結構，并且細致地描述醫案中各信息的發生規律;因此，系統科學思想為中醫醫案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科學依據和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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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醫采用了很多化學藥物，生產工藝中有很多污染問題

對自然環境產生了極大的破壞，與化學藥物不同，中醫藥的原料都是自然界可再生資源，并且以植物為主，這與人類的飲食習慣一致，也符合現在比較熱門的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環保的理念。現在很多人在飲食中都注意食用適合自身保健作用的有藥性的食品，比如魚腥草、馬齒莧、山藥、枸杞等藥物經常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這對于我們提高全民素質，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目標很有益處。對于很多新出現的疾病，西醫很難在短時間找到有效的治療方法，但中醫藥學在中國防治非典和現在肆虐全球的H1N1型流感的應用極大的作用，對于突發的疫情，中醫藥學工作者及時提供了相應的處方，避免了很多易感人群感染疾病的機會，給疫苗的研發機構爭取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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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教育歷來是語文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基礎教育中，由于學習者的接受特點，兒童文學在文學教育中占據著特殊位置，尤其是對于小學階段的學習者而言顯得尤為重要。在目前新一輪的語文課程改革中，兒童文學的重要性已引起了教育界的充分重視，在課程設計、教師培訓I課程資源開發等方面都出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現象。比如，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在編寫新版小學語文教材時，將兒童文學理論家王泉根教授的《兒童文學與中小學語文教材選文工作研究》作為整個教材編寫工作的理論支持，同時在教材中選人多篇中外兒童文學的名家名篇。又比如，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的兒童文學專業“多渠道、多層次地開展相關的教師培訓課程，為教師編寫兒童文學教材，向小學教師普及兒童文學理論知識，介紹兒童文學的內容、特點、功能、作用，介紹中外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代表作家作品等，組織教師在實踐中摸索兒童文學的教學方法，指導教師組織學生開展課外閱讀活動，以全面提高小學教師的兒童文學修養”。此外，依據教育部2001年月7日頒布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

制定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在階段目標中對小學一至二年級的閱讀目標提出了lO項要求，其中第6項明確指出學生的閱讀文類為“淺近的童話、寓言、故事”，由此可見，兒童文學的重要文體之一的童話、寓言已經受到小學語文教育的重視與關注。根據有關學者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人教版、北師大版、江蘇版與河北教育版的四種小學語文教材中，童話文體在整個語文教材篇目中所占的比例明顯提升，比如，人教版的一年級下冊中，“童話文體的篇數由年版的7篇增加到2001年實驗版的14篇，上升了個百分點，占到課文總數的4l％。兒童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課程資源在小學語文教育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一、文學在學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學是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人類價值觀的體現。學生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可以豐富自己的人生體驗、了解人類的歷史與文化、彌補自身經驗的不足。文學對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具有德育、美育、智育等功能。具體地說：文學作品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具體化，優秀的文學作品具有高度的精神感召力，可以凈化人的心靈，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信任；文學作品是人類審美意識、審美理想和審美體驗的集中體現，它可以傳達給處在成長期的學生，并且經由學生自身的情感和經驗內化為他們自己的審美體驗；文學是人類的精神創造，文學的欣賞需要調動學生的形象思維，需要豐富的聯想力和想象力，它可以促進學生的智力發育。

由于文學教育可以促進學生德育、美育、智育多方面的發展，因此它應該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視。我們常常提到，2l世紀呼喚新的人才觀，那么，新型人才的素養應該包括一定的文學素養，從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來看，文學素養也應該是一個健全的人的基本素養。文學歷來是語文教育的重要內容。人類早已認識到文學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在世界范圍內，許多世紀以來文學課就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以往，學生主要通過閱讀經典文學作品學習識字，或者學習外語——例如拉丁語，或者獲得宗教知識，或者學習閱讀方法。直到世紀，文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文學教育才走上關注文學自身的道路。學生通過閱讀文學作品主要是為了體驗、感悟和學會評價。

西方的母語教育一直有重視文學教育的傳統，雖然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人們日益感到應加強母語教學的實際應用色彩，但文學教育仍然受到普遍的重視。一種共同的看法是在母語教學中把語言教育與文學教育加以區分，這和張志公先生提出的從初中開始在語文課之外增設文學課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在美國，由全美英語教師委員會制定、對美國中小學的英語教學具有指導意義的《英語教學綱要》(1982)指出：“英語研究包括語言知識本身，包括作為交際手段的英語應用的發展，以及對文學作品所表現的語言藝術的欣賞。”這份綱要把語言應用與文學欣賞區分開來，要求通過文學教育，使學生認識到文學是人類經歷的一面鏡子，把文學當作與他人聯系的方式，從與文學相聯的復雜事物中獲得洞察力。德國的母語教學分為德語課和文學課，法國也十分重視文學作品和文學史的教學。至于前蘇聯，十年制的中小學語文教學一直采用兩套教材，即俄語和文學。文學教材又分為《祖國語言》(一至三年級用)、《祖國文學》(四至七年級用)和《俄蘇文學》八至十年級用)。

中國有著悠久的文學傳統，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等都是我們寶貴的文學遺產。中國傳統語文教育也是十分重視文學教育的，能夠吟詩作賦一直是顯示一個人有文化的重要標準，不過，傳統的文學教育是和歷史、經學教育等揉和在一起的。本世紀以來的文學教育則是作為語文教育的一部分存在的，我國的語文教材中也選用了大量的文學作品。

1956年，我國曾經學習蘇聯母語教學的模式。把語文課分為語言和文學兩科，并為此編寫了兩套教材——語言教材和文學教材。現在語文界一種普遍的看法是：1956年的分科是失敗的。但是究竟失敗在哪里，有沒有合理的成分，卻很少被研究。其實，即使那次分科教學不成功，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學教育在基礎教育中應有的位置。目前在基礎教育階段應當重新認識文學教育的地位、功能，應當重視基礎教育階段的文學教育。

二、從學習者的接受特點出發，兒童文學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文學教育中擔當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不論是從文學在人的發展中所產生的重要作用這一角度出發，還是從中外母語教學的歷史演變來觀察，文學教育都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在基礎教育中，考慮到學習者的心理發展、審美趣味等特點，兒童文學應該成為文學教育的主要載體。

什么是兒童?1989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界定：“兒童是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什么是兒童文學?兒童文學是指專為18歲以下未成年人精神生命健康成長服務并適合他們審美接受心理與閱讀經驗的文學。眾所周知，中小學語文教學的教學對象正是18歲以下的學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兒童文學與語文教學可以說是“一體兩面”之事。兒童文學理應成為語文教學尤其是小學語文教學的主體教學資源。

兒童文學作為語文教學主體資源所具備的特別優勢，來自兒童文學自身的性質與特征：第一，兒童文學是以兒童為本位的文學。兒童文學是指“在文學藝術領域，舉凡專為吸引、提升少年兒童鑒賞文學的需要而創作的且具有適應兒童本體審美意識之藝術精神的文學。”兒童文學獨立于之外，從本質上是因為它將兒童當作首要的讀者對象，對兒童文學的兒童中心、兒童本位立場，兒童文學作家們都有明確的認同并反映于他們的創作中。特別是現在的兒童文學作家經過長期的探索已經認識到，為兒童寫作并不是把成人的思想、信條強加給兒童，兒童文學必須要讓兒童讀者能夠理解和領會，兒童文學的內容和結構都應該符合并激發兒童的興趣，兒童文學作家必須了解兒童讀者的年齡特征、身心發展特征、思維特征與社會化特征。在具有文學才能的同時還需持有與兒童共鳴的思想和心緒。

作為兒童本位的文學，所有體裁的兒童文學作品，都會盡可能貼近兒童的生活和心理，反映兒童的現實生活和想象世界，表達兒童的情感和愿望，具有兒童樂于體驗、能夠接受的審美情趣，尤其對于學齡初期的兒童，兒童文學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和吸引力，是其它品種讀物不可替代、無法比擬的。

第二，兒童文學是具有教育性的文學。

雖然兒童文學已不再被視為教化兒童的工具和手段，現在的兒童文學也擺脫了過去教育和想象矛盾沖突的處境，教育性還是隱含在兒童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之中，當然，人類社會，包括兒童文學世界，對教育的理解業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認為教育的目的應該是：最充分地發展兒童的個性、天賦、智能和體能；培養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所載各種原則的尊重；培養兒童對其父母、自身的文化背景、語言和價值觀、居住國的民族價值觀、原籍國以及不同于本國的其它文明的尊重；培養兒童本著各國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體以及原為土著居民之間的諒解、和平、寬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會里過有責任感的生活；培養對自然環境的尊重。

事實上，早在公約簽訂之前，世界兒童文學已經多樣化地呈現了上述理念。與19世紀的兒童文學相比，20世紀的兒童文學明顯更具有社會的、文化的責任感，注重溝通兒童與現實、歷史、未來的聯系，注重向兒童表達人與人相互問的平等、友愛、寬容、理解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注重培養和增進兒童的審美意識和審美能力，以全面促進兒童精神和個性的成長。兒童文學之所以和先進教育思想同步，因為它是人類提供給后代的精神產品，傳達著社會的理想，也凝聚著人類最進步的文化和文明，即使兒童文學不再承擔宣傳成人的思想、向兒童進行直接的道德教育的任務而轉向想象和娛樂，但其陶冶性情、培育心智的作用，它對兒童審美的熏陶和浸染，對兒童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潛移默化的正面影響，也是非常突出的。

小學的語文資源，需要直接呈現給成長期的兒童，對思想性、教育性有著很高的要求，在這一點上，兒童文學已經具有明顯的優勢。與此同時，由于兒童文學向兒童傳達的多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美德、共同理想，不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專制影響，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兒童文學在傳播、交流方面享有更為廣泛的自由，兒童文學這一資源也因此更為豐富，應用上更為便利，可以很大程度上滿足語文教學的需要。

第三，兒童文學是特別重視語言藝術的文學。

兒童文學對于小學語文的資源優勢還突出表現在語言方面。兒童文學和一樣，都是語言的藝術。在文學中，語言是第一要素，它和各種事實、生活現象一起，構成文學的材料，文學中鮮活的人物形象、生動的故事情節，作者深刻的思想和感情、藝術風格和個性，都必須通過語言呈現和表達。由于兒童文學是以兒童為主要讀者對象的文學，因而對語言美有著更高的要求。

俄羅斯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晚年專門為鄉村兒童寫作，這位語言大師吃驚地發現，他需要花在語言上的功夫比創作作品時更多。為了讓故事字字句句都做到“精彩、簡潔、淳樸，最主要的是明確”，他轉而向民間文學學習語言，努力讓自己的故事語言“明確、清晰、美麗和溫和”。實際上，兒童文學的語言必須把簡明、規范和鮮明、生動結合起來，同時還要符合兒童的審美趣味，這樣才能吸引兒童，讓他們感悟到語言的藝術魅力、感悟到文學語言的藝術美。從世界范圍看，各個國家的兒童文學作品，都顯示了其本民族語言特有的個性，具有較高的藝術品質，成為兒童學習語言最理想的范本。

兒童文學在兒童成長的各個年齡段，都直接參與兒童的語言學習。學齡前期，兒歌、童話、故事，由教師或家長以口頭講述方式提供給兒童；學齡初期、中期，兒童則自主閱讀童話、小說，在口語、書面語言兩個領域，兒童文學對兒童語言學習的影響都非常深刻。

小學語文作為為兒童開設的基礎教育課程，致力于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和發展，特別強調語言學習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針對我們漢語言文字的特點，即使小學階段，語文的學習也開始注重語感和整體把握能力的培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學生需要直接接觸大量的語言材料，通過具體的語言學習活動，掌握本民族語言運用的能力。在語感、整體把握，在人文與工具的統一方面，文學作品尤其是兒童文學作品較之一般的語言材料，優勢相當明顯，也更形象、更生動，能夠激發學生學習語言的熱情和主動性。大量的調查證實，小學階段語文素養較高的學生，都有從小閱讀兒童文學的經驗。要將小學評議建設成開放而有活力的課程，推動小學學生進行自主、探究的評議學習，全面提高小學生的語文素養，應該重視開發和選用兒童文學資源，以促進課程目標的最終實現。

第四，兒童文學是傳遞人類價值的文學。各國的兒童文學當然也是具有意識形態性，“有著自己明確的美學原則”，但同時也反映一些共同的國際主題，如親近自然、保護環境、熱愛和平、國際理解、種族和解，兒童們閱讀安徒生的美麗童話，并不只是度過愉快的時光，他們也從中自覺到做人的準則，以及作為人改變必須承擔的重擔責任。“希臘兒童文學作家洛蒂.皮特羅維茨在1986年日本IBBY發言中也強調，兒童文學是一座橋梁，是溝通兒童與現實、兒童與歷史、兒童與未來、兒童與成年人、兒童與兒童之間的精神橋梁，在這個“橋梁”的概念中，包含了理解、撫慰、拯救、引導等不同的功能。在社會道德的價值上，兒童文學中傳達的也多是人類共通的基本美德，如誠信、勇敢、合作、寬容等。

結語日本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曾談到，童話往往成為構建人性的重要方式，如果幼年時期受過相同童話的熏陶，那么在人格最根本的部分，仍保持著共同的成分。《語文課程標準》中提出語文課程是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兒童文學在人文性上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兒童文學在陶冶性情、增進美感，對兒童情感、態度惡劣、價值觀產潛移默化的影響方面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從而在語文教育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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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多元系統；文學翻譯；策略研究

一、多元系統論視角下對文學翻譯的概述

所謂“多元系統”就是指由社會各種相關系統共同構成的多元化系統模式，其中包括文學系統以及與文學相關的其他系統。在多元系統視角下，國內外的文學翻譯事業對其有了更好的應用，并且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為翻譯研究工作帶了有利的幫助。在多元系統理論的視角下，如果一個民族在文化方面具有強勢的地位，這就屬于強勢文化，而翻譯文學就相應的處于弱勢地位，在進行文學翻譯工作時多采用歸化式的研究策略，相反的如果一個民族在文化上處于弱勢地位，那么在翻譯文學中的強勢地位，要求翻譯人員采用異化式的翻譯策略。

二、多元系統論視角下關于文學翻譯策略的探究

文學翻譯策略針對翻譯工作而言的，主要是指在翻譯工作中應當遵守的翻譯原則和規范性方式，翻譯策略對翻譯工作有著一定的積極性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文學翻譯策略也是一種行為方式。在翻譯的過程中，為了實現較好的翻譯效果，需要采取多樣性的文學翻譯策略，歸化式的翻譯策略和異化式的翻譯策略不是文學翻譯策略的全部，但卻占有較強的地位。下面我們來舉例說明歸化式翻譯策略和異化式翻譯策略。以《簡愛》為例，由于這本著作的優秀，先后被多個國家翻譯，但是不同的翻譯版本，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樣的，下面我們來列舉兩個翻譯的不同版本，通過對比說明多元系統論對翻譯策略的影響。首先我們來說異化式的文學翻譯策略，這種翻譯方式主要側重于譯文的貼切程度，使用這種方法在翻譯的過程中大量的保留了原本歐式風格，翻譯工作人員在注重原文語言風格的情況下，為讀者提供了一種來自異國的語言風格和情調，讓讀者有更貼切的感受；接下來我們說歸化式的翻譯策略，相對異化式翻譯方式，這種翻譯方式與其有很大的不同，它側重于行文的流暢程度，貼近中國文化中遣詞造句形式，這樣方便讀者進行閱讀，不僅看著舒服還有順暢感，這是一種典型的歸化式翻譯策略。

三、多元系統論的不足之處及對文學翻譯策略的啟示

以上我們對多元系統論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我們來闡述一下多元系統論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從客觀的角度出發，西方文化具有強勢的地位，然而我們的中國文化卻處于劣勢的地位，在整個世界化的大系統內，中國文化沒有凸顯出自己的優勢。在佐哈爾的提出的多元系統論中，中國的翻譯文學理應處于中國文學多元系統匯的中心位置，翻譯工作者也應當相應的采用異化式的翻譯策略，但是就實際的情況來看，多元系統論存在自身的不足之處，它忽略了文學翻譯主體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沒有較好的發揮自身的能動性作用。為了更好的促進文學翻譯工作的發展，下面我們講述幾點針對翻譯策略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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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化技能實踐教學模式的形成

本校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逐漸探索、總結出新興的、系統化的臨床技能實踐教學模式，該教學模式把多媒體電子標準化患者與臨床體格檢查視頻相結合，采用多環節、多角度教學手段，具體步驟如下。（1）購進多媒體電子標準化患者為模型，通過參數調控模擬臨床所有疾病體征，可以為學生營造一個真實的場景，讓學生通過對疾病的特定體征進行感性認識和實踐，采用問、視、觸、叩、聽基本手法對臨床需要掌握的體格檢查基本知識進行實踐和操作。讓學生處于類似真實的病歷之中，使臨床教學的真實性和趣味性增加，調動了廣大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了學生們的學習熱情，使其思維和創造力得以提高，增加了師生交流互動的機會。（2）讓有臨床經驗及教學經驗的教師親自進行臨床技能操作，并錄制課件，為臨床實踐教學提供系統化、規范化、標準化及合理化的體格檢查視頻課件，以彌補臨床實踐教學不足。（3）將多媒體示范教學與視頻課件有機結合，使得學生有更多的機會能在多媒體電子標準化患者上進行反復練習，使其在進入臨床之時已經具備規范的技能操作手法，使學生有更高的熱情進入臨床見習。（4）根據教學目的及要求，對學生進行標準的臨床技能實踐考核，不合格者需要補考。

3實驗分組及統計學方法

3.1實驗分組

實驗分組的目的是檢驗系統化技能實踐教學模式的效果，該實驗有兩個部分組成，第一組：采集64名未培訓前學生的臨床技能考核成績，然后根據析因設計原則將其分為甲、乙兩組，其中，甲組學生進行系統化教學模式授課，乙組學生進行傳統帶教模式進行授課，半年后，比較分析甲乙兩組學生的臨床技能考核成績。第二組：選取我校見習生112人，采用隨機數字法將其分為A組（采用系統化教學模式授課）和B組（采用傳統帶教模式授課），半年后，對甲乙兩組學生的臨床技能考核成績進行對比分析。

3.2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9.0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對第一組實驗采用析因設計的方差分析進行統計學處理，對第二組實驗采用成組設計兩樣本秩和檢驗進行統計學處理，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3結果

3.3.1第一組實驗甲乙兩組教學模式教學結果對比

采用析因設計結果顯示，兩種教學模式對學生的臨床技能成績的影響不同，其中，采用系統化教學模式的甲組（教學前成績：2921.9分、教學后成績：3745分）優于采用傳統帶教模式的乙組（教學前成績：2999.3分、教學后成績：3412.8分）差異顯著（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

3.3.2第二組實驗甲乙兩組教學模式教學結果對比

本次實驗規定，學生考核成績如下，優秀：90～100分；良好：80～90分；及格：60～70分；不及格：60分以下。通過對甲乙兩種教學模式的教學效果采用秩和檢驗可知，采用系統教學的A組的平均秩次為47.68（其中優秀14例、良好29例、及格11例）小于采用傳統帶教模式的B組的平均秩次64.88（其中優秀8例、良好17例、及格27例）差異顯著（P＜0.01），因此，可以說明，系統化教學組的效果優于傳統帶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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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量資源

對于定量資料，應根據所采用的設計類型、資料所具備的條件和分析目的，選用合適的統計分析方法，不應盲目套用t檢驗和單因索方差分析；

2.定性資源

對于定性資料，應根據所采用的設計類型、定性變量的性質和頻數所具備的條件以及分析目的，選用合適的統計分析方法，不應盲目套用X-檢驗；

3.回歸分析

對于回歸分析，應結合專業知識和散布圖，選用合適的回歸類型，不應盲目套用簡單直線回歸分析，對具有重復實驗數據的回歸分析資料，不應簡單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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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不同屬性的CML患者例數及就醫次數情況分析如表1所示，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男、女比例為1.40：1；CML多發生于18歲以上人群，且多為退休或在職人員，記錄中CML患者大多為本地城鎮戶口。不同屬性類別的CML患者人均就醫次數相差不大。

1.1.22006年～2012年各年間CML患者人數變化情況分析患者人數及就醫次數總體呈現逐年遞增趨勢，例數及就醫次數情況，見圖1。如圖1(a)所示，2006年、2007年、2008年患者例數分別為15例、18例、33例；CML屬于血液系統惡性腫瘤，其化療、放療等屬于門診特定項目范疇，因此從2009年開始，患者逐漸通過門診特定項目進行付費，患者例數從2009年的104例增加至2012年的185例，就醫總次數從2009年的651次增加至2012年的2907次，就診人數及就醫次數遞增趨勢明顯。

1.2CML患者醫療費用增長趨勢分析結果對CML患者各年的總醫療費用及藥費支出進行分析的結果，見圖2。CML患者的總藥費用總體上呈現逐年遞增趨勢，特別是2009年及以后（此部分含門特數據），逐年增長趨勢更為明顯，與此同時，總醫療費也伴隨著總藥費的增長而逐年增加。2009年及以后CML患者的藥費比例均在90%以上且逐年增大，而2008年及以前CML患者的藥費比例均在50%~60%的范圍內波動。說明門診特定項目的實施使CML患者真正能得到更好、更多的院外長期藥物支持治療。CML患者的年人均醫療費用及年人均藥費總體上呈現逐年遞增趨勢。特別是2009年及以后的年人均醫療費用及人均藥費的遞增趨勢更為明顯，各年人均藥費逐漸接近人均醫療費用，藥費比例成了影響CML患者醫療費用的決定性因素。

1.3CML患者醫療費用影響因素分析結果對總醫療費及藥費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CML患者的總醫療費（偏度系數1.42，P=0.000；峰度系數5.13，P=0.000）、藥費（偏度系數1.47，P=0.000；峰度系數5.38，P=0.000）數據呈明顯偏態分布，經對數轉換后依然為偏態分布（轉換后的總醫療費的偏度系數為-1.62，P=0.000，峰度系數為5.37，P=0.000；藥費的偏度系數為-1.61，P=0.000，峰度系數為5.38，P=0.000），無法利用方差分析等參數檢驗法進行統計推斷，因此利用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P25~P75)等指標及非參數檢驗等方法對CML患者費用數據進行分析。

1.3.1CML患者醫療費用總體情況分析通過對2006年-2012年期間廣州市640例CML患者7年間的總醫療費進行分析，共計產生醫療費用1個億之多，人均費用支出約為12萬元，其中藥費所占比例為94.42%，可見藥費是總醫療費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1.3.2不同屬性的CML患者的醫療總費用情況分析不同性別的CML患者的總醫療費間差別有統計學意義(χ2=-1.994，P=0.046)，可以認為男性CML患者的總醫療費是高于女性CML患者的。不同年齡段的CML患者總醫療費間差別有統計學意義(χ2=12.959，P=0.005)，其中46~60歲的中年CML患者的人均醫療費用最高，戶口性質不同的CML患者人均醫療費用差別有統計學意義(χ2=9.551，P=0.049)，外地城鎮的CML患者人均費用相對最高。

1.2.3不同屬性的CML患者醫療總藥費情況分析由于表2中表明藥費在CML患者醫療總費用中占有決定性的比例，因此有必要對藥費進行分析。與醫療總費用分析結果相似，不同性別的CML患者藥費支出間差別有統計學意義(χ2=-1.969，P=0.049)，可以認為男性患者的藥費是高于女性患者的。不同年齡段的CML患者藥費支出間差別有統計學意義（χ2=14.052，P=0.003），其中46~60歲的中年CML患者的人均藥費最高。

2討論

慢性髓系白血病作為一種血液系統惡性腫瘤，雖發病隱匿，進展緩慢，慢性期CML患者預后較好，但一旦進入進展期，預后極差。目前國內外CML患者多服用相關藥物進行治療并輔助以院內的對癥治療。羥基脲等化療藥物治療效果差，無法控制疾病進展；伊馬替尼等靶向藥物治療CML效果雖佳，但價格使患者難以承受且需長期服用，導致患者面臨巨額的醫療費用支出。本次調查的數據分析顯示，患者的藥費占總醫療費的90%以上且呈現逐年遞增趨勢，說明藥費是醫療費用的最主要組成部分，特別是2009年及之后CML患者的藥費支出逐年增加且藥費比例逐年增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血液系統疾病主要應用藥物治療及抗腫瘤藥物多為進口且價格十分昂貴，結果必然會導致CML患者的醫療費用支出增加。在目前尚未能合理實現相關腫瘤藥物國產化之時，對患者藥費進行有效的醫保基金補償才是降低CML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關鍵。

首先，增加藥費特別是靶向藥物費用的報銷比例，使靶向藥物成為CML患者真正能夠用得起的藥物。相關藥物經濟學評價研究表明,靶向藥物伊馬替尼的成本效果明顯優于羥基脲等一般化療藥物及其它姑息療法。雖然CML已進入門診特定項目且伊馬替尼已進入醫保報銷范疇，但實際應用時仍面臨諸多限制；特別是療效更好的第二代靶向藥物達沙替尼等尚未進入醫保報銷范疇，因此建議要一切以患者的利益為出發點，高效、合理的使用衛生資源。

篇（9）

在信息技術的教學過程中大部分的教學內容都是基于某一款軟件來開展教學，如“應用文檔的設計”是基于文字處理軟件“Word”，“數據統計與分析”是基于數據處理軟件“Excel”，設計主題網站是基于網站制作軟件“FrontPage”，多媒體作品制作是基于軟件“PowerPoint”，“圖片處理”是基于軟件“ACDSee”和軟件“Photoshop”等。由此可見，軟件的學習是信息技術課程的重要內容之一，而軟件的種類繁多，新軟件層出不窮，課堂教學中不可能把所有軟件都教給學生，只能選擇有代表性的軟件進行教學。學生如果只學會這幾款軟件的使用，那么面對沒有學過的軟件就會手足無措。所以在初中信息技術教學中不能只要求學生掌握幾款軟件，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學會操作”的能力，使學生在面對新軟件時，能做到胸有成竹，以達到“教是為了不教”的效果。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時，在學生掌握這幾款軟件的基礎上引導和幫助學生進行歸納和小結，從中發現規則，并提供情境讓學生應用到操作中，從而讓學生掌握方法，提高能力。如“運行軟件”這個操作，“Office辦公系列”軟件可通過進入“開始”菜單中“程序”選項找到“MicrosoftOffice”進行啟動運行；音樂播放軟件“千千靜聽”也可通過“開始”菜單中“程序”選項找到“千千靜聽”啟動運行即可。這就可以歸納出“運行軟件”的常規方法規則：程序的運行方式，都可通過“開始”菜單中的“程序”選項中找到相應的程序進行啟動運行。這種例子在初中信息技術教學中普遍存在，信息技術的“求同”教學方法，本質就是從操作中提煉和歸納出規則。信息技術的操作是靈活多變的，然而，殊途同歸，變的背后隱藏著不變的操作方法規則。

（二）遷移應用、自主提升

在學生掌握舊的操作方法之后，面對新知識的學習，雖然它們涉及的操作方法都是學生熟悉的，完全可以“穿新鞋，走老路”。然而，從舊知識至新問題這條“路”上，大部分學生遇到了斷層。究其本質，學生缺乏的恰恰是如何把知識和能力遷移到新問題中去。我在教學中合理利用“求同”引導、訓練學生的知識和能力遷移應用。如在學生已經有了幾個軟件的使用經驗后，再學習新軟件時，一些簡單的操作，如運行軟件、在軟件中保存文件等，教師就不需要告訴學生，而應該引導學生去回憶“在其他軟件時是如何做的”。這樣的處理效果，明顯好于直接告訴或演示，發展了學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學習的目的是應用，學習的本質是自學。在初中信息技術教學過程中利用“求同”，培養學生的求同思維、引導學生遷移知識，使學生對所學的內容更加感興趣，感到新知識都是通過轉化成已經解決的問題來達到解決新問題的目的，提升自我學習和操作能力，從而形成完整的、清晰的知識體系。

二、求異，發散、擴展思路

（一）求異，發散、拓展思路

如果說“求同”是一把鑰匙開多把鎖，那么“求異”就是多把鑰匙開一把鎖。“求異”有利于鍛煉學生思維的靈活性，活躍思路，創新思維以及訓練學生的發散思維。信息技術中不論是理論知識，還是實踐操作，求解方法都存在多樣性和靈活性。如在“應用文檔”Word軟件中學習“復制或粘貼”，可以使用快捷鍵Ctrl+C/V，也可用“編輯”菜單中的“復制”或“粘貼”，也可以使用常用工具欄中的“復制”、“粘貼”工具，也可使用右擊菜單中的“復制”或“粘貼”。這些例子在初中信息技術教學中不勝枚舉，教師引導學生通過“求異”不滿足于一種操作方法達到某種效果，從而“發散”學生思維，啟發學生從各種角度去考慮，尋求不同的解決策略，提高處理信息的能力。

（二）靈活選擇，提高效率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通過語言或學生示范等方式引導學生從多個角度來考慮，通過選擇恰當的操作方法，從而提高學習的效率。如在“數據統計與分析”這一章節的“數據處理”的教學時，在學生掌握這些不同的方法后，教師可通過語言引導、學生示范、對比學生作業等方法幫助學生分析、總結每種操作方法應用的場合。如當“數據記錄”比較少時要計算數據結果，可采用系統自帶“計算器”簡便計算出結果；當“數據記錄”比較多時，可采用“函數”快速進行計算；當“數據記錄”多并且計算要求復雜時，可采用自定義“公式”進行計算。通過比較分析后，學生快速總結出每種方法適用于哪種問題，在應用時能“靈活選擇”從而提高學習效率。

篇（10）

Abstract:AlthoughScienceandTechnologyhavecloseconnectionandsimilarities,butafteralltheyaretwodifferentconcepts.Thispaperdiscussestheirdifferencesfromthepursuingaim，researchableobject，activity''''sdirection，processofquesting，concernedproblems，adoptivemethods，thoughtmodes，constitutiveelements，languageexpressions，finalresults，evaluativestandards，containsofvalues，normoffollowing，occupationalconstitution，socialinfluences，historicaloriginand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progress.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現代，科學和技術關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賴和相互促進——科學要借助技術更新設備、啟示問題、激勵靈感，技術要借助科學提高理論水準、擴展發明視野、開拓新奇領地——之外，也在于科學和技術確實有諸多相通或相近之處。正如考爾丁所說，科學和技術二者都處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種類的物質世界的知識。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經驗方法，雇用在科學中受訓練的人，使用類似的詞匯表。技術因它所應用的知識依賴科學，有時也為科學進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觀察或其他的激勵研究的東西。

考爾丁只是籠統論之。其實，條分縷析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各個要素，問題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學與技術都是高度創造性的行當，它們都給予那些能夠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會在其他人那里發生的思想的人們以一種獎勵。在規范方面，科學和技術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義的特征。科學不是由于定義才是普適的，而是通過許多努力消解本地發現的與境的。技術不是自動地可用于其他境況的，它要求技術和境況兩方面適應，以創造起作用的技術。這個消解與境過程的社會方面也是深入科學和技術之域消解與境，它在于在實踐、流通和網絡創造之間的交流。在結構方面，一切科學都有理論、觀察、實驗這三個部分，技術同樣如此。因此，把技術和科學對立起來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科學和技術都進行觀察和實驗，提出理論，提出關于（通過實驗）造成一定條件的方式的陳述。在基礎研究問題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術研究與科學研究沒有什么區別。其研究周期圖式都是一樣的：確定問題；用現行的理論知識和經驗知識解決問題；倘若嘗試失敗，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決問題的假設以至整個假設-演繹系統；借助新概念系統尋求問題的解決；檢驗解決問題與結果；對假設或初始問題的表達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評價方面，

任何特定技術的發展是否值得的裁決必須永遠是暫定的，對借助新證據重新評價是開放的。以這種方式，對于科學使用的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學理論本身的真理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一樣。

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在哲學底蘊方面，科學和技術都體現了操縱或擺布的思想。西方科學是作為實驗科學發展起來的，而為了進行實驗，它必須發展精確和可靠的操縱能力，也就是說進行檢驗的技術，人們操縱擺弄是為了檢驗。技術也操縱自然界的對象，同時也引起新的人操縱人的過程，或者說社會實體操縱人類個人的過程。隨著技術的發展發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縱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對事物的操縱同時需要人類接受操縱技術的奴役。

也許正是由于這些相通或相近之處，不少人認為，科學和技術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或者沒有原則性的區別，在二者之間是無法劃界的。譬如，克羅斯和巴克堅持，在20世紀，科學和技術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不把二者蠻橫地弄得支離破碎的情況下，不可能把科學和技術作為分離的實體與整體分開。雷斯蒂沃則一言以蔽之，純粹科學的神話是近代科學作為禮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學的意識形態使我們之中的許多人相信，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可以劃界，并因我們社會和環境的疾病而責備技術。

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邊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銳地顯示出來的領域，正如在遺傳工程和基因治療的情況中那樣”。誠然，“許多現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學的知識進展的興趣與特定技術的較大效率的目標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間不存在建制上的劃線。科學和技術在醫學科學沒有簡單的可維持的區分，雖然在極端的對照中是清楚的。”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的任何區分實際上都可能強烈地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如規劃的制定和資金的提供就涉及區分問題。科學和技術的區分還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劃界標準，在一種與境中是所謂“科學”和“科學的”東西，在另一種與境中往往被稱為“技術”和“技術的”東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樣，從學理上講，科學和技術畢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區別眾多而明顯。從實踐上講，把二者混同起來，也會在實際工作造成不應有的危害——我國科學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混淆了科學和技術的概念和轄域。為此，我們必須盡可能把科學和技術區分開來，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亂和糾正管理上的不當。

邦格曾經以表格的形式，列舉了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某些相似點和和相異點。陳昌曙教授也從十個方面揭示了科學與技術之間原則上的、本質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質和功能，解決問題的結構和組成，研究的過程和方法，相鄰領域和相關知識，實現的目標和結果，衡量的標準，研究過程和勞動特點，人才的素質和成長，發展的進展和水平，社會價值、意義和影響。在我的心目中，科學和技術一直是兩個有別的概念和范疇。在混亂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勢的情況下，我接連寫了數篇強調科學和技術有別的文章，力圖予以匡正。當時我沒有研讀多少資料，主要是憑直觀和經驗發議論的。在這里，我準備把原來簡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擴充，比較詳盡地厘清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差異。

（1）從追求目的上看，科學以致知求真為鵠的，其目標在于探索和認識自然；技術以應用厚生為歸宿，其意圖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學著眼于理論知識的不斷進展，技術追求生產目標的有效實現。盡管技術也涉及知識——應用零散的經驗知識和系統的科學知識，也創造一些實用性知識——但是它把知識工具化。也就是說，科學把知識始終視為目的，而技術僅僅把知識當作手段。

盡管在某些現實的研究課題或項目中，致知求真和應用厚生這兩個目的是相伴出現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個方面；盡管每一個正確的科學理論都可能潛在地導致技術應用，而每一項技術研究項目也可能促進科學知識的進展；但是，這并不能掩蓋科學和技術在目的上的鴻溝之分。考爾丁對此洞若觀火：科學和技術的基本區分還是在于目的。科學的目的是獲取知識，技術的目的是應用知識控制物質。技術人員的問題是分派給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學中某種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學的發展遵從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對真理的追求；而技術的發展遵循公眾的物質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語中的：

科學和技術本來是有差別的東西，科學被認為是就隱藏在我們周圍擴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種現象的奧秘中的真理，換言之，是就各種事實和在它們之間存在的法則研究的學問；與之相對，技術是立足于把科學的成果作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用的東西熟練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組成的東西，是實用性極強的東西。

不用說，純粹科學，如果它是實驗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為了認識實在在很小的規模上這樣做，而不是以此為目的。科學是為了認識而去變革，而技術卻是為了變革而去認識。希爾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科學可以可以發明、改進和推廣儀器工具，但是這不是它的首要關心。它的首要任務是認識，并通過認識擴大我們的知識。技術并不這么多地關心認識，它關心為最佳的利益而生產和使用。”

（2）從研究對象上看，科學以自在的自然實在為研究對象，不管這些對象是實體實在還是關系實在，不管它們是以物質形態存在還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態存在，也不管它們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總而言之，它們是自在的自然的。當然，為了獲取自在的自然實在的知識，實驗科學家也在受控實驗中對其進行某些干預，但是這種干預是小規模的、不成氣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預只是作為獲取自然奧秘的手段，而決不是為干預而干預，決不是把干預自然作為目的。相反地，技術的對象則是現實的或擬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說，它要設計或制造出某個自然界中沒有的人工東西來。當然，技術也針對自在的自然對象做研究和試驗，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頭作為建筑材料，但是無論從研究的出發點講，還是從試驗的結局上講，都聚焦于實用和使用，其結果，已經使自在的自然存在變成為人的非純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墻基的方形花崗巖石料、拋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從活動取向上看，科學活動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與社會與境和社會需要關系疏遠；技術是任務取向的（mission-oriented），與社會現實和社會需求關系密切。科學本來就是在有閑暇的條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觸發的。科學愛好的激起，科學問題的提出，研究沖動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無一不是由好奇心驅使的。一個沒有好奇心和驚奇感的人，是不會成為天才的科學家的。科學的好奇既表現在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指南針的好奇）上，又表現在對科學理論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好奇，對空間和時間問題的好奇，對經典力學和電動力學關于運動相對性解釋的不協調的好奇）上，這些都可能成為新發現的導火線或助產士。愛因斯坦說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問。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個人當他看到永恒之謎、生命之謎、實在的奇妙的結構之謎時，他不能不從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們能夠每天設法理解這個秘密的一點點，那就足夠了。永遠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還這樣講過：“如果要使科學服務于實用的目的，那么科學就會停滯不前。”

另外，技術像現代社會的許多建制一樣，其取向往往是短視的，科學則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爾比認為，短視的觀點可能在技術的語境中被捍衛，但是卻會使科學研究遭難。因為集中關于可預見的眼前利益，會使科學完全轉向應用的和任務取向的科學，會減少產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識的能力，從而也會使未來技術的源泉枯竭。因為技術常常是為了滿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應對市場當下的急需而生產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態度和做法。科學一般不會如此短視，因為科學與人的物質欲求和市場的急需沒有多少聯系。假若出現短視的科學，也只能欲速則不達，美國攻克癌癥計劃的失敗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因為科學的發現是無法預見和計劃的，只有在科學內部的各種條件具備和時機成熟之時（如舊有理論的完備，相關學科的發展，實驗資料的積累，天才科學家的關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論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學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術的進展則要受到社會與境多方面的約束和限制。

（4）從探索過程上看，科學發現的目標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極強，偶然性很多，失敗遠多于成功。因此，科學家在探究過程中隨時掉轉方向、動輒改換門庭是常有的事。誠如俗語所說：你本來要進這一個房間，卻步入另一個屋子。在這種情勢下，你根本無法計劃和組織科學研究；即使硬著頭皮做出計劃，也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你根本無法在實踐中實施。大凡頭腦機敏的科學家對這一點都心知肚明。一般來說，他們只有一個大致的研究范圍，至多只有一個飄忽不定、若隱若現的靶子，但是他們卻具有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的本領——這是他們成功的秘訣之一。

相比之下，技術發明對準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確，可以做出比較詳細、比較周密的組織和規劃，然后或按圖索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較少，成功率較高。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和登月計劃，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就是技術項目計劃周到、組織嚴密、完成出色的絕佳表演，而剛才提及的美國攻癌計劃則是計劃科學失敗的典型例證。正如我先前所寫的：學術科學或基礎研究是不可計劃和組織的！組織和計劃的學術科學不利于科學發展！在這里，愛因斯坦的告誡值得我們認真汲取：“人們能夠把已經做出的發現的應用組織起來，但是不能把發現本身組織起來。只有自由的個人才能做出發現。”他還說：

科學史表明，偉大的科學成就并不是通過組織和計劃取得的；新思想發源于某一個人的心中。因此，學者個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學進步的首要條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識的領域，如天文學、氣象學、地球物理學、植物地理學中，一個組織對于科學工作來說只是一種蹩腳的工具。

（5）從關注問題上看，科學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為什么”（why），而技術面對的問題則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話點明：技術的中心問題是設計而非發現。正因為如此，技術雖然以應用科學為基礎，但是并非機械地追隨應用科學。盡管實際情況遠比想象的復雜——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學工作，是在有著明確技術目的的研究過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學家自己在“科學”與“技術”職業之間來更而不改變自己實際從事的工作——然而“這些構成科學的問題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問題，而技術研究的本質卻是一件經濟的和社會的工作。”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發現的原創性和技術發明的原創性是不同的。“這兩者的原創性都受人欣賞，但是在科學中，原創性在于比別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質的能力，而在技術中，原創性則在于發明家把已知的事實轉化為驚人的利益的創造力。”因此，技師的啟發性熱情是以他自己迥異的焦點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種新的方式運作以便達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潤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問題摸索著前進時，技術專家所考慮的必定是科學家所忽視的利益與危害的整個全景圖。他必定對人的需求特別敏感，并有能力評估他們準備滿足這些需求時所付出的代價。科學家的眼光則全神貫注在大自然的內部法則上。

（6）從采用方法上看，科學主要運用實驗推理、歸納演繹諸方法，而技術多用調查設計、試驗修正等方法。考爾丁承認，技術研究的方法與科學方法有類似之處，如在實驗中控制可變因素，使用矯正的參數，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學方法。科學的實驗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統，本質上與科學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說明的假設形成關聯。沒有導致新理解的實驗是失敗，實驗通常借助一些假設設計，以便證實它或否證它。另一方面，技術的實驗除了部分利用科學已經贏得的知識外，僅利用試錯法，它不導致對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術通常滿足于列舉的觀察資料，以方便的形式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觀察資料之間的關系。技術以科學的理解為先決條件，但它通常不為理解做貢獻。廣泛而精確的定量資料表并不構成知識，盡管它們可以是科學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從思維方式上看，科學思維除了在科學發現的突破時刻以形象思維為主外，在大多數場合下是以抽象思維和概念思維見長的，而技術思維是具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統治著技術設計和工業設計。由于科學理論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學思維必須擺脫與常識相聯系的自然思維強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開路。技術思維在早期是直接與常識和經驗密切相關，爾后出現的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技術，還帶有常識思維和自然思維的胎記和烙印，它直接沿著現成的科學知識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為形而下的具體，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爾珀特徑直指明，技術的許多方面是看和非詞語的，這完全不同于科學思維。這并不是說，科學家不使他們建構的概念和機制形象化，不過對科學來說，說明是基本的，必須把圖像翻譯為語言和符號，尤其是數學。由于未受詞語化的理論的牽累，技術設計者在他們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會聚在新組合中。與科學相對照，從文藝復興直到19世紀的技術知識刊載在圖示占統治地位的書中——信息主要以繪圖的形式刊載。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術思維是由技術理性或曰主觀理性、工具理性主導的，科學思維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科學理性或曰客觀理性、純粹理性。所謂客觀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觀點，是指客觀結構是個體思想和行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標。在這里，關鍵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說，客觀理性關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為我”，它要說明的是那些無條件的、絕對的規則而不是假設性的規則。所謂技術理性，關心的是手段和目標，追求效率和行動方案的正確，而很少關心目的是否合理的問題。它是圍繞技術實踐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價值。它預設了笛卡兒式的主體-客體、精神-自然的二元對立，也預示了一種人對自然的新的體驗方式：人作為主體，雄居于所有客體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個可以縱和統治的集合體。它包括這樣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類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維，社會組織生活的理性化，人類物質需求的先決性。

（8）從構成要素上看，科學的構成要素可以說是非物的——科學知識體系純粹是非物的；研究過程雖然離不開實驗設備的支撐和物資的消耗，但是這些物本身并不進入科學的結果即科學理論之中。尤其是，基礎研究或學術科學對物的依賴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一支筆加幾張紙足矣——難怪有人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革命稱為“紙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學與物扯在一起，科學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學或“物之共相”的科學。相反地，技術則是實實在在的物的技術，時時處處與具體物打交道，起碼或多或少是離不開物的。盡管在學術層面，學人對技術構成要素的理解還有“技術非物”和“技術是物”的歧見，但是技術恐怕很難完全與物脫離干系。只是“對于不同的技術，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額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區別的。或者說，在人工自然的創造或技術活動中，人們可以讓物質實物扮演各種角色，如載體角色、對立體角色、匹配體角色和包容體角色（這當然是不確切的劃分）。”

（9）從表達語言上看，科學語言也使用日常語言進行事實的描繪和實驗的敘述，但是其中無論如何缺少不了科學概念或術語。在科學理論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說明和的繁難的數學推演，這一點在科學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要嚴密、精確地陳述科學理論，非數學語言和數學公式莫屬。相形之下，技術語言多是具體的、平實的描述，缺乏復雜的概念分析和數學演繹。在技術中也運用數學工具，但大都是具體的數值羅列和一般的數字計算，技術結果也不要求絕對精確，只要滿足實用需要，在某一誤差范圍內得出具體的數值即可。尤其是，表達科學知識和理論的科學語言的是可傳達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數學符號書寫和記載的，科學共同體實際上是科學語言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使用相同的詞匯表或詞典。可是，在技術方面，情況就不同了：有些技術事項是無法用語言、文字或數學符號表達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圖示、模型、樣品等來說明。更為歧異的是，不少屬于技術的技藝、訣竅之類的東西根本無法用語言解釋和傳達，也無法從書本學到手，只能像師傅帶徒弟那樣，邊干邊學，邊觀察邊體味，才能逐漸達到心領神會、游刃有余的境界。此類知識就是波蘭尼所謂的“私人知識”（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傳的知識（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譯為“意會知識”或“默會知識”——技術知識的某些分野就歸屬這樣的知識。

（10）從最終結果上看，科學研究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關于自然的理論或知識體系，技術活動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學成果是人類精神的非物質成就，而不是設計和生產的物質成品。史蒂文森斷定，科學不是技術，它不在于器械的發明。科學的中心關注和最終結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識，與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術知識相對。當然，這兩類知識是相互關聯的，尤其是在現代。沃爾珀特斷言，科學的最終產物是觀念和信息，也許是在科學論文中；技術的最終產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說鐘表和電機。與科學不同，技術的產物不是針對自然實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價值衡量的。巴薩拉（Basalla）道同志合：“雖然科學和技術二者包含認知過程，但是它們的終極結果是不同的。創新的科學活動的最后產物最可能是寫成的陳述、科學論文、公布的實驗發現或新的理論見解。相對比，創新的技術活動的最后結果典型地是對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錘、鐘表、電動機。”

（11）從評價標準上看，對科學的評價以是非正誤為主，以優劣美丑為輔，真理和審美是其準繩；對技術的評價是利弊得失、好壞善惡，以功利和價值為尺度。沃爾珀特一言蔽之：“技術的成功與欲求和需要有關，而科學的成功依賴于與實在符合。”對此，多爾比論述說，就作為知識形式的科學和技術而言，二者之間的關鍵區分是，技術借助于實用標準“它奏效嗎？”評價，而科學知識則借助于“它為真嗎？”評價。他繼而指出：

對技術和科學而言，成功的標準依然是不同的。在技術中，成功與起作用的產品、尤其是與在目前市場條件下在商業上的產品俱來。相對照，在科學中，成功的標準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為真。

（12）從價值蘊涵上看，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大體上是價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說其本身僅蘊涵為數不多的價值成分；而技術處處滲透價值，時時體現價值，與價值有不解之緣。莫爾就是這樣看問題的。他說，真正的科學知識在倫理的意義上是善的，而在技術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項技術成就，必然使人又愛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夠或善或惡，技術必然是雙刃工具。盡管把已知的技術成就分類為善或惡從來也不是確定的，但是任何一項給定的技術總是在倫理上能夠分為善或惡，這取決于人心中的目的，取決于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邊界條件。邦格詳細地陳述了他的觀點：對科學家來說，所有具體對象都是同樣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價值問題。技術專家卻不是這樣：他把實在分為原料、產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無用之物），他最珍視產品，其次是原料，最輕視其他部分。技術知識和技術活動的價值準則是與純粹科學的價值中性相對立。技術專家凡事都要衡量其價值，而科學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動和成果的價值。科學家甚至以擺脫價值觀念的方式去處理價值問題。雖然基礎研究作為心理過程的評價，它也做出價值判斷，但是這完全是內在的：它們涉及科學研究的要素，諸如資料、假設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學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工程技術專家不僅做出內在的價值判斷，而且也做出外在的價值判斷：他評價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礎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尋求新知識，是不涉及價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當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時，才涉及道德，工程技術專家恰恰在這里有份兒。他們應該遵守可以稱之為技術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東西：

你應該只設計或幫助完成不會危害公眾幸福的工程，應該警告公眾反對任何不能滿足這種條件的工程。

（13）從遵循規范上看，科學遵循的規范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謂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無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組織的懷疑主義（organizedscepticism）；技術的規范與此大相徑庭，它以獲取經濟效益和物質利益為旨歸，其特質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專利。波蘭尼看到這種天壤之別：“科學知識與技術操作原則之間的不同被專利法認識到了。專利法對發現和發明做了鮮明的區分。發現增加我們關于大自然的知識，而發明則建立一個服務于某一得到承認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則。”普賴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著科學和技術之間最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種對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學上只要你第一個發表了，你就打敗了其他人。通過發表來表明你對知識產權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議的是，你的發表越公開，你的產權要求就越安全地為你所獨占。在技術上則是另一回事。當你做出發明時，你必須為其取得專利，你必須防止工業間諜的竊取，你必須看見它遠在能夠被競爭者復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來并銷售出去。在技術上你得用通常的保護方法來確保你的私有權。

他進而揭橥，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從哲學意義上看，即使科學是對規律的一種概括和發明過程，自然卻非常強烈地表現出似乎只有一個世界可以被發現，如果波義耳沒有發現波義耳定律，那么必然會有其他人去發現。但是，技術中的大部分競爭比在科學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術是一種文明所獲得的，而科學則讓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規定而不是人的大腦所擁有的。

（14）從職業建制上看，科學和技術無疑是相互滲透的，并且經常看上去好戴著同一頂帽子或穿著同樣的實驗服裝。但是將兩者混淆起來的做法是把表面的東西——例如機構聯合——當成了深層的東西。在科學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是以思想型、理論型、動腦能力見長的研究員和教授；而在技術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則是以實踐型、經驗型、動手能力見長的發明家和工程師。前者的建制實體是國家科學院、科學各學科研究所、科學學會、綜合大學的科學研究機構等，后者則是國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機構、工程學會、工業部門的研究所、工業實驗室、高技術開發區的企事業單位等。不同的職業建制也體現在人才培養模式的差異上。科學人才的培養主要在綜合大學的理科院系和科學研究所進行，注重理論知識、概念辨析、數學基礎、邏輯推理的訓練；技術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業研究所和實驗室培養，偏重專門技能知識、數值計算、實際操作的訓練。盡管這兩種角色可以轉換，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轉化總得有一個學習和適應過程，而且“雙肩挑”的人畢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類人物也是有所側重的。

（15）從社會影響上看，科學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都是巨大而深遠的，而且各自作為子文化，都是文化進化的重要推動力，顯示出很強的文化滲透性。但是，二者的社會影響無論如何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科學主要是觀念形態的東西，它的社會影響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靈，促使人更新觀念、提升素質、完善人性，而它對政治、經濟、軍事、環境和生態基本上沒有直接的影響。技術則不然：技術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態出現的，它對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響是間接的，但是卻直接作用于社會的其他各個方面，其影響是巨大的，而且具有兩重性。反過來，由于科學自身的本性，社會對科學的影響較小、約束力弱，但是對技術影響很大、約束力也強烈得多。

（16）從歷史沿革上看，技術的歷史是古老而漫長的，可以說從原始人打制第一塊石器時就開始了，而科學的歷史沿革是相當短暫的，至今不過三百余年的歷程，即使把科學的萌芽時期計算在內，也僅僅有兩千多年。與技術的歷史相比，科學的歷史短得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此外，技術依賴于科學的時間，就更為短暫了。沃爾珀特對此印象深刻，他進而還洞察到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相互影響的不對等性，以及科學起源與技術起源在特點上的差異。他說，在確立科學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識的和反直覺的）時，必然要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做出區分。區分的證據主要來自歷史。技術比科學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數成就——從原始農業、陶器的燒制、金屬的冶煉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機的發明——無論如何是獨立于科學的，直至19世紀科學才對技術產生影響（合成染料和電氣工業）。這些技術基于常識和經驗的實踐手藝，而實踐取向無助于純粹知識。技術的歷史大都是無名的歷史，這再次不同于科學。就觀念和器械而言，歷史上的科學嚴重地依賴可以得到的技術，技術對科學有深刻的影響，反過來，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認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區別，科學在希臘的起源就呈現出特殊的意義。科學的特殊本性對科學僅僅一次出現負責。往往被認為是科學家的中國人實際上是熟練的工程師，對科學做出的貢獻微不足道。他們的哲學是神秘主義的。容許科學在西方得以發展的，也許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確地意識到，與科學不同，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對一直存在的每一種人類文化是共同的。與技術不同，科學并不是在人類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或在每一個文化傳統中都存在。

（17）從發展進步上看，科學和技術都具有發展進步的性質，在這一點它們與文學、藝術、哲學不盡相同。但是，它們二者在發展進步的特點上判若黑白。列維特揭示，科學發展與技術進步，科學與作為在社會、經濟、歷史中展開的技術的邏輯，是很不相同的，盡管這兩個建制看起來并肩前進。關鍵的差別在于，科學——仍然是指對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確是邏輯的，無論是作為一個過程還是作為已經完成的提煉過的理論結構。科學的發展結構基本上是樹枝狀的，即新的知識分支不斷從老的枝干上生長出來，盡管在更深的層次上是一體的。與之相比，技術展開的機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長點和結點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難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加以概括。關鍵人物可以是科學家或工程師，但也可能是行政領導、官僚、銀行家、軍官或政治家。技術的進步、后退、停滯或分叉看起來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邏輯。沃爾珀特指出驅使科學和技術發展的動力大相徑庭：對技術來說，它是市場的需求或進展中的技術“造成”的需要。情況似乎是，發明活動是受發明的預期的價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時即是發明高峰——科學往往不是這樣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認為，二者進步在目標上各行其是：與科學進步的目標在于接近真理相對應，技術進步的內在目標在于提高有效性。這種有效性在具體的技術實踐中表現為精確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稱效率性）。還有一點必須提及：盡管科學知識單元在進化過程可能出現復雜和多樣的局面，但這只是暫時的、過渡的現象，它最終必將趨向簡單性和惟一性。可是，技術物品的單元在進化中趨向復雜性和多樣性，各種用途的錘子，各種大小和型號的扳手、螺絲，各種面料和花色品種的紡織品，各種配方和商標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是分離的，科學大規模地轉化為技術的高峰時期也寥寥可數，可是在現代，科學趨于技術化和技術趨于科學化也是不爭的事實。為此，斯平納提出認知-技術合成體（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現實化的科學（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圖爾甚至和盤托出了“技科學”或“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這種科學技術一體化的思想是后現代主義的主題思想之一，誠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術取向的科學（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學取向的技術（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圍之廣和力量之大是眾所周知的。這是后現代性之結果。為了說明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密切關系，人們提出了諸多說明模型，例如“線性模型”、“舞伴模型”、“雜交模型”等。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處，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線性模型似乎簡單化了一些，把科學和技術復雜、多變的關系描繪得過于徑直，而且易于引起技術神話。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學和技術互動過程簡單化之嫌，同時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科學和技術不僅可以跳雙人舞，而且有時也獨舞。雜交模型把科學和技術視為一個新的綜合體，這實際上已經使二者一體化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盡管這種一體化是部分的一體化而非整體的一體化。我覺得，可以接受的比較周全的觀點也許是：

科學和技術是有聯系的，但并非一體化；科學和技術是有區別的，但并非決然對立；科學和技術有時是互動的，但互動的形式多種多樣，互動的過程錯綜復雜，而不是線性的和一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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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有意或無意地把科學視為“生產力”和“財神爺”，國人習慣于或集體無意識地把“科學和技術”稱為“科學技術”、進而簡化為“科技”，就是這種現狀的生動反映。有趣的是，這種狀況在東鄰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國，把科學和技術看做同質的東西，在各種場合把‘科學技術’歸攏在一起使用。像現在這樣的科學發現經過不了多久就被應用于技術，進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在屢屢經歷這樣的經驗期間，隨之認為科學和技術是水平同質的東西。”參見桜井邦朋：《現代科學論15講》，東京教學社，1995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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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格厘清了一種誤解：“經常有人認為，技術與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對立的。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是對技術過程尤其是對革新性技術過程的理論豐富性完全無知的表現。……事實上，技術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組成部分，它與整個文化的其他各個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現代文化中，只有技術和人文學科（特別是哲學）與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體地說，技術與系統的哲學的幾個分支（邏輯、認識論、形而上學、價值論和倫理學）都有很強的相互作用。”參見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海森伯對此有具體的說明：從18世紀和19世紀初起，形成了一門以發展機械操作過程為基礎的技術，這起初只是舊手工工藝的發展和擴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機得到應用以后，技術的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變。但是，19世紀后半葉出現的電工技術，使得技術與舊手工工藝的聯系已經不復存在，電力這種自然力的開發不是來自人們的直接經驗，而是基于科學理論。參見海森伯：《物理學家的自然觀》，吳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版，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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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賴斯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學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科學，而技術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技術。技術專家用的科學大多數是他們在學校學習和大眾知識中的科學，而科學家用的技術大多數是伴隨他們成長起來的那些技術。兩者之間的強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現在很少的時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歷史山脈的高峰。在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中，有一種從工匠技藝狀態向新型科學儀器的有力轉換，它使科學從古代狀態突破而獲得爆炸性的增長，并帶來現代的實驗傳統，帶來望遠鏡、顯微鏡、氣壓計、溫度計、抽氣機和各種靜電機械。在我們這一代，工業革命已經達到一個新水平，主要通過物理學——特別是愛迪生的電學——科學找到了它回報技術的方法。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并沒有給技術許多幫助，但偶爾你會遇到像晶體管和青霉素這樣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樣必須注意的是，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規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的標準去判斷科學家。不能以晶體管的特例去判斷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承認科學和技術大體上是只有松散聯系的系統，人們的動機目的甚至訓練都非常不同，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這在理智上是沒有什么困難的。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第170~171頁。

篇（11）

2、對繪畫色彩進行轉變，結合運用的實際情況，注重裝飾的效果，對色彩的比例調配進行整合調整，提高學生思考動手能力；

3、加強對視覺效果的表現，運用視覺感官來傳遞信息，使得學生的作品能夠更好地得到市場的認可；

4、注重創新意識的培養，增強其自主學習動手能力，在對其邏輯思維進行培養的同時也能發揮其想象力的作用，使得基層教學能夠成為其專業能力培養的基石與催化劑。

二、循序漸進地開展美術繪畫理論教學

在進行美術繪畫理論教學的過程中，應當抱著對基礎知識重點講解以及對專業知識有效拓展的理念進行。在進行專業教學過程時，應當突破以往的固有觀念，從各個方面進行分析講解，并且將這樣的講解過程進行系統化地改善，同時結合實際經驗進行補充，從而真正意義上地提高學科專業性與實效性。專業老師在進行課堂教學的過程中應當注重對不同學科知識的結合，對課程進行優化配置，進而使得學生的基礎知識能夠更為扎實。在進行專業學習的過程中，應當重點加強對藝術設計的講解與教學，同時也要對公共藝術表現方式進行輔助講解，從而實現對基礎知識的重點講解以及對有效專業知識的拓展，最終實現學生能夠在學習過程中既能夠掌握全面廣泛的知識，也能擁有較高地綜合素質與工作適應能力。除此之外，也要加強對學生創新精神的培養，積極鼓勵學生進行創新，教師也應在這個教學過程中多給予學生發揮自己見解與看法的機會，使得學生創新能夠得到認可與支持，最終使得學生的工作能夠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能夠滿足消費者的個別差異，進而提高學生的就業機會與就業待遇，幫助學生取得更大的成功。在對于像藝術設計這樣的依靠于技能發展的專業來說，其學習者的創造能力與個人素質往往決定了其所能取得成就的高低，因此在對于學生的培養過程中，除去對專業知識的系統科學培養，將學生的研究能力、動手能力、表現能力等進行有計劃的系統訓練之外，也應當通過社會實踐來實現學生的創新能力，提高其個人素質，只有讓學生能夠及時地與社會、市場以及消費者接觸，才能更好地實現學生的成長，促使其組織能力、協調能力、發揮能力以及語言表達能力的提高。只有這樣通過對藝術設計專業的課程進行全面的規劃明確，才能使得整個課程系統科學合理，教學效果更加顯著。

三、有針對性地對美術繪畫能力進行培養

在進行藝術設計專業的美術繪畫教學過程中應當按照教學的需要對課程進行調整，突出重點發展方向，實現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的內容做到詳略得當：

1、在進行美術繪畫設計教學的過程中，應當注重對基礎知識的教育，并且強調實踐操作參與，提高動手能力。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需注重加強與新興技術的結合，熟練地運用互聯網技術，使得學生能夠借助計算機的輔助，實現專業技能的提高，進而提高學生的工作能力與市場競爭力。

2、在實際繪畫制作施工過程中，需要強調對實踐動手能力的培養與提高。在進行課程教學的過程中，應當將模擬練習與實際練習相結合進行，將校內的教學任務與校外的實際工程進行結合，通過教師與專業技術人員的共同指導來實現學生實踐技能的提高。在這個過程中，學校應當加大對戶外實踐練習環境的建設力度，從而為學生的戶外實踐練習提高良好的操作環境。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采取靈活多樣的實習工作方式，使得學生能夠通過實習進入到真實的工作環境中去，讓學生能夠參與到過程的設計、管理、建設中去，也能夠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實現對畢業成果的展示，將其成果進行分析驗收來明確學生的知識掌握情況與動手能力發展程度，進而對學生的發展提供更加有效的幫助。

3、進行管理模式的發展創新。在進行實際工程項目的過程中通過對項目繪畫施工流程的管理，來實現對學生進行藝術設計組織施工管理的培養。其主要途徑包括即為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到項目的籌備過程中去，使得學生能夠有機會參與項目的招標、投標以及建設成本的計算等這些實際工作中去，給予學生能夠運用所學的工程經濟運算方法與預算模式進行項目發展的前期準備的機會，進而增強學生的市場經濟意識以及對市場競爭的適應性。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單純地掌握技術而不能很好適應市場競爭的人是會被市場所淘汰的，通過這樣的練習，可以使得學生所學的管理知識的得以充分利用，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的知識運營能力。在進行系統化模塊教學的過程中，通過開設的不同課程，例如，實訓課程、模擬訓練、實際訓練等這些都是為了實現學生能將所學知識進行轉化而開展的，也只有讓學生在運用中不斷學習，才能實現學生的自主學習性不斷提高，增強其學習知識的掌握程度，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在整個藝術設計的課程中也離不開教師的引導，在其管理模式上，一方面需要對學生在課堂上的理論知識掌握程度進行把握實現學生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達到預期標準，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帶領學生進行實踐操作的過程中，能夠借助不同的項目與過程培養學生的全面發展與動手技能的提高。使得學生的作品既能是符合標準規范，也能夠是學生依靠自己所能達到創作的，從而使得學生的就業能夠得到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