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管理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法治管理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1.由管制向服務的轉變

傳統意義上的管制理念主要是“以政府為中心、以權力為本位”[2]，同時采用強制手段以便能實現行政目的，這實際上已經無法與時代需求相適應，現代公共行政法治的必然趨勢就是要實現由管制到服務的轉變。作為一種基本理念和價值追求，服務是行政管理應該始終追求的方向，應該將舊觀念徹底轉變，進而將“為民服務”、“由民做主”的觀念確立起來。

2.由單向向互動的轉變

行政管理方式的單向性是由于過去只是行政機關單方面地作決定，只是向相對人傳遞行為的結果，卻沒有提供給相對人進行意志表達和主動參與的機會。行政管理方式的互動性就是要做到這一點，讓公眾多多參與行政過程，并重視與相對人之間的協商和溝通，這樣在行政管理中便實現了公眾與行政機關的良好互動。這就有助于行政管理增強科學性，使其更易接受。

3.由強制向合作的轉變

行政權本質的屬性不能說就是強制，行政權存在與運行的目的應該是服務。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主體不應該再對行政相對人進行強制，應該與行政相對人樹立起合作觀念，以便于行政相對人能夠主動參與行政管理，自覺地接受行政決定。4.由單一向多元的轉變傳統行政管理方式較為單一，確立了服務行政觀念之后，社會公共需求也進一步擴大，往日的權力行政已無法與現代行政發展需要相適應，因此，一定要轉變為多樣化的行政方式。為了使行政相對人的個性需求得到滿足以及使其多元化的價值期待得以實現，如此行政活動定是要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和能動性，使其與服務行政方式相結合，行政管理方式便由此呈現出多元化和柔性化的特點。

二、運用彈性、柔和的行政方式

多樣化、彈性化和柔和化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必然的發展趨勢，也是政府轉變職能、拓展行政作用空間的必然。如今傳統的行政管理方式的漸漸趨于弱化，這就要求對強制的權力性行政管理方式進行突破，從而逐步發展起非強制性行政管理方式，行政管理目標的實現可以采用一些強制性較弱、權利色彩較濃的方式來進行，具體有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規劃等等。往日的管理方式是簡單、冷漠且刻板的，還具有很大的強制性，彈性、柔和的行政管理方式改變了過去管理方式所暴露的弊端，將現代行政管理理念融入其中，還被賦予了一定的人文關懷，這就充分體現了行政主體對相對人的尊重，同時也保障了他的權利。行政主體盡可能采取溝通、協商和激勵等柔性手段，從而促使服從成本得到最大限度地減少，促使“管制型”轉變為“管理服務型”。這些新的管理方式對行政管理中各參與方的平等、信任和合作尤為重視，并且于經濟市場化和服務行政的需要相契合，可以將相對人的參與積極性調動起來，很大程度地代表了一定的人文精神，諸如平等、民主、獨立等，這對于摩擦的減少和社會和諧的增進都很有幫助，也有助于加快實現行政目標，所以如今在各個行政領域得到廣泛地應用，其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也作為一種補救方法，以彌補市場調節失靈和政府干預失效的缺陷，同時也是對行政法治的很好配合與有效補充。

篇（2）

消防行政執法內部監督通常包括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濟三部分。事前預防可以理解為，在消防行政執法活動之前對執法機構、執法人員、執法裝備等物質條件的管理和監督。比如:對執法行為按照一定標準分別由支隊、大隊管轄，執法人員應當具備相應的執法資格，采取主責、協辦制度，配備相應標準的消防監督、火災調查裝備等是對消防行政執法的事前預防。事中控制可以理解為，在消防行政執法活動之中控制執法的程序、自由裁量、合理性、合法性，對消防執法實施的時間、地點、方式、步驟等動態的監督和制約。比如:執法過程中雙人執法、重大事項集體會審、自由裁量程度適當等。事后救濟可以理解為，消防行政執法行為結束后，通過一般的監督方式或專門的監督程序，由上級機關對執法過程及結果進行審視、評價，對不正當的執法行為進行糾正，救濟消防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以達到消防行政執法內部控制的本質目的。消防行政執法內部監督的內容不僅包括消防行政執法的合法性，而且包括對消防行政執法合理性的監督;不僅要對下級公安消防機構依法行使職權情況進行監督，而且要對下級公安消防機構履行法定職責情況進行監督;不僅包括消防行政執法廉政監督還包括消防行政執法效能監督。消防行政執法內部監督不僅要監督檢查消防行政執法活動是否合法適當，而且對違法失當的消防行政行為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糾正和補救。因此，它具有監督和補救的雙重作用。對公安消防機構來說，它是一種監督和檢查，而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等行政相對人來說，它就是一種補救。從黑龍江省公安消防機構近5年(2007～2011年)的內部執法監督活動上看，內部監督活動共6萬余件，結案率、糾錯率100%，發揮了強大的監督功能，呈現出監督部門分工日趨精細、監督力度逐漸加大、監督效果明顯增強的特點。

加強消防行政執法內部監督的措施

(一)樹立正確的消防執法觀念

要防止在消防行政執法過程中出現的以權壓法、以情輕法、徇私枉法等問題，就要對消防行政執法人員加強思想教育，用正確的思想引導，筑牢思想防線，做到警鐘長鳴。一是樹立執法為民理念。通過教育培訓增強公安消防機構的執法為民意識。通過制度和機制的完善確保執法工作真正體現為人民服務的要求。二是樹立嚴格執法理念。公安消防機構要強化對法律責任的意識，在消防執法過程中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依法自由裁量，促進實現消防行政管理的公平和正義。三是樹立全程監督的理念。要有效防止濫用權力的發生就必須把權力置于眾目睽睽之下，消除人治因素，由依令行政轉變為依法行政，實行“陽光執法”。

(二)用科學的制度規范內部執法監督

篇（3）

正確的學習動機是學習的內在動力，因而在化學教學中要經常穿插一些中國化學史和當代的化學成就，目的是激發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激情，讓他們感覺到學習不是為我，而是為民族和國家而學。例如講石油時介紹我國石油資源豐富，但在解放前帝國主義頃銷“洋油”，說中國是“貧油國”，解放后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先后開發和建設了大慶、華北、中原等石油基地，甩掉了貧油國的帽子，而且每年還出口大量的石油。在講到蛋白質時，可介紹1965年我國科學家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命活力的蛋白質——結晶牛胰島素，從而為生命的起源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在教學中通過這些實例的講述，可激起學生求知欲的高漲，從而保持學習的積極態度。

二、情感的培養

情感是開發人智力的源泉。沒有情感的發展思維就不會發展；沒有持久的熱情思維就不能深化；沒有成功感和失敗感往往不能推動學生的智力發展。列寧說：“沒有人的情感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真理的追求”。那么如何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情感呢？首先用大量化學科學觀念和知識水平。備課時精心準備教案；講課時注意表達的藝術性；實驗時注意語言科學性與形象性相結合。其次要正確對待“好、中、差”三類學生。對“好”的要嚴，“中”的要引，“差”的要補。特別是對待差生不但要熱情關懷還要循循善誘，具體幫助。這樣才能使學習集體之間以及師生之間關系的融洽，感情平衡，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輕松愉快。我校的學生，大多來自農村，素質差，以前沒有做過實驗，但經我們分門別類耐心指導，他們的成績及實驗技能進步很快。

三、興趣的培養

濃厚的學習興趣是智力發展的催化劑。因而在教學中恰當地運用教具、實驗板書、板畫模型、比喻等來描述。在教學中教師要充分發揮學科特點，在實驗上下功夫，提高實驗的藝術性，這對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激勵學生熱愛化學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教師在教學中可貫穿講一些化學家的故事和化學常識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講“苯”的結構時，介紹凱庫勒通過夢的啟示發現苯的環狀結構，改進課堂教學方法，講究授課的藝術。精湛的課堂教學藝術和生動有趣的語言能撥動學生的心弦，使學生聽課感到是一種藝術享受。化學上常有一些概念和原理比較抽象，若采用照本宣科的方法，學生很難理解，如“電子云”。在教學中也可讓所教知識與現行的生產、生活結合起來。如講物質的穩定性，某村組農民不懂化學知識，見到NH4NO3結塊，不好施肥，就用鐵錘去砸，結果引起爆炸。講到鋁鹽明礬舉炸油條的例子，學生聽得津津有味，產生濃厚的興趣。

四、意志的培養

堅強的意志對學生會產生驚人的效果。因而在教學中要培養學生對知識勇于追求，善于探索的精神。對那些“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同學要給予鼓勵，決不能扼殺他們的探索欲。教學中可講有關科學家為完成一個實驗或一個課題，往往需要幾年、幾十年的時間，有的甚至冒著生命危險，付出血的代價。如講甘油可制烈性炸藥——硝化甘油，諾貝爾為研究它，進行了幾百次試驗，幾次炸飛了實驗室，他就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解決了硝化甘油的儲運和引爆問題。在講鐳元素時，居里夫人為尋求這種元素購進幾噸鈾礦渣，終日用一根大鐵棒在一口沸騰的大鍋中攪拌，經過四年艱辛提煉，終于獲得1克純鈾。為促進原子科學的發展作出具大的貢獻。通過這些例子培養學生為科學和真理獻身的精神。

篇（4）

2以行政執法重塑社會管理的意識

從概念上來講，社會管理是一個涵蓋內容較大的系統，在某種層次上講還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項眾多，需要管理的內容比較繁雜。但是對于社會管理的意識來講，從內涵的角度來講，卻有著與之較大的差別，相對來講范圍較窄。社會管理意識是一種主觀上的認知行為，是一種意識領域的執行思維，主要表現在社會公職人員以及行政主體在進行社會管理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認知。社會管理的過程具有公眾性，公職人員在執行的過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從理性的角度出發，嚴格按照國家所賦予的權利來參與社會管理，但是很多時候恰恰出現了相反的現象，破壞了這種和諧，過多的將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帶入工作中，為我國社會管理的意識造成了不良影響。這種行為的出現，對于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意識造成了一定的打擊，大大的降低了參與的積極性，制約了社會公眾權利實現的職能，所以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公權對私權壓制的行為。因此，我們必須以行政法意識構造社會管理意識，我們必須樹立一種科學的社會管理意識，我們必須用行政法意識來統攝社會管理意識，我們必須對我國行政法意識中的陳舊部分進行更新甚至創新。這樣便使行政法意識與社會管理意識予以統一。

篇（5）

1.啟興

心理學研究表明，興趣有動力作用和定向作用。凡是使人興趣盎然的東西，特別能激活人的思維。教學中，運用質疑的方法，激發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促使其積極思考，認真讀書，達到導讀的目的。

學習《荷蓧丈人》一課，教師借助導引語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課題注釋《論語·微子篇》，“微子”是什么人?同學們看過電視劇《封神榜》，商紂王有三位忠臣：微子、箕子、比干。《微子篇》第一章寫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引自《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92頁。孔子很贊賞這三個人，稱他們是殷商時代的三位仁人，即成仁取義之人。盡管紂王無道，把微子廢掉，但他們以死相諫，關心、參與政治的精神孔子十分贊賞。這就是儒家的“入世”思想，而隱士的主張恰恰是逃避政治。因此《微子篇》中寫了許多孔子和隱士發生沖突的故事，很有趣。本課寫的正是孔子周游列國同一位隱士發生沖突的事。

學習本課，請同學們圍繞以下問題閱讀、討論：(投影出示)

①“丈人”在文中指什么?

②丈人為什么要批評孔子?

③子路見丈人罵孔子為什么還要“拱而應”呢?

④丈人對子路的態度為什么前后明顯不同?

⑤孔子為什么命子路“反見之”呢?

導引語緊扣課題有機延伸，點明課文的難點：孔子“入仕”的政治態度，并用質疑發問提挈全文的主要內容，喚起學生的閱讀欲望，激發學生學習課文的直接興趣，學好課文便有了基礎。

2.尋路

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思路。葉老說，善于看文章的人一定要把作者的思路摸清楚。憑借質疑引導學生摸清文章的脈絡、作者的思路，使之體會課文構思的精妙，領悟課文謀篇布局之道，以為讀書寫作的借鑒。

秦牧的散文《土地》選材廣泛，聯想豐富，怎樣引導學生認識文章的思路，體會其“形散而神聚”的特點呢?既然作者的匠心在于圍繞中心合理地選材布局，導讀尋路的突破口也應從材料入手。先引導學生看書：課文中選用的與土地有關的材料(事)共有多少則?學生找出共有13則，再引導學生給這些材料加上標題，按序號進行排列，最后啟發學生依照性質將這些材料分類：1～4則寫珍愛土地；5～8則寫保衛土地；9～13則寫建設土地；最后一小節贊美土地，點旨明題。至此不難看出，文章的思路是以“土地”為線索，按照珍愛土地—保衛土地—建設土地—贊美土地的順序安排材料的。從選材看，古今中外，事情繁雜，似不連貫，是“散”的，但依據線索，圍繞中心組織材料，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最后揭示中心，體現了“神聚”的特點。導讀中若能利用板書，會使思路顯示得更加清晰。

3.對比

對比是人們認識事物獲取知識的主要方法，也是語文教學導讀常用的方法。質疑對比，容易迅速使學生認識事物的特征，抓住問題的本質。質疑對比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同一事物前后對比。如閱讀《明湖居聽書》，為了認識白妞說書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質疑：白妞出場前后，戲園里的氣氛有什么變化?說明了什么?由出場前的“熱鬧哄哄”到出場后的“滿園子里便鴉雀無聲……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見響!”說明了白妞演唱的巨大吸引力和在觀眾心目中的影響。另一種是兩種事物的對比：描寫黑妞和白妞演唱的技巧用了什么方法?學生很可能回答：用了比喻的方法。可以再引導對比：兩者運用比喻描摹表演聲音的情況完全相同嗎?如細讀課文便會發現：寫黑妞是以聲喻聲，“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寫白妞則是以形喻聲，“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盤旋穿插”。這時，學生就會理解作者把只可意會而難以言狀的聽覺形象轉化為易于體會的視覺形象表達出來，目的在于使讀者感受真切，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更鮮明地突出了白妞高超的演技。

4.探微

課文中常有一些類似“閑筆”的地方，對表現中心有直接關系，但往往容易被學生忽視。導讀，應抓住這些學生不注意的細微之處，借助質疑，激發思維，來一番“咬文嚼字”，引導學生深入理解課文內容。

《范愛農》一文有兩處省略號，用法很微妙，學生一般不注意。一處是魯迅到報館去詢問王金發送五百元的事──

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么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另一處是許壽裳寫信催魯迅往南京──

愛農也很贊成，但頗凄涼，說：

“這里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

教師質疑：這兩處省略號都表示語有不盡嗎?學生會回答：都表示語有不盡。再引導：那么產生語有不盡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處省略號對表現中心有何作用?細讀課文可以看出，兩處省略號確然表示語有不盡，但第一處的“語有不盡”是因被對方截斷而未說完，第二處是因說話人(指范愛農)不愿說下去，根源在于下文所說的“無聲的話”，形象地表現了范愛農當時凄涼的心境，反映了后中國社會依然如故的悲慘局勢，從而突出了文章中心。這種導讀，往往令學生有豁然開朗之感，可以發揮以小見大、探微而顯旨的作用。

5.求變

將已有的知識結構借助質疑變換一個角度認識，可以引起新的思考，有利于牢固掌握知識。

學習《〈指南錄〉后序》，為了使學生深入認識文天祥出使北營的緊迫形勢及“紓禍”、“救國”的動機，抓住“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質疑：戰、守、遷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三者是什么關系?部分學生會脫口而出：并列關系。再引導研讀本小節內容，學生就理解了三者是選擇關系，即或迎戰、或防守、或轉移都來不及了，從而突出了當時形勢的緊迫性和文天祥以國事為重的出使動機，確定了導讀全文的認識基礎。

篇（6）

一、初二學習內、外部環境的變化

1、學科上的變化：和初一比較，初二開始添設幾何和物理，這兩個學科都是思維訓練要求較強的學科，直接為進入高一級學科或就業服務的學科。

2、學科思維訓練的變化：初二各學科在概念的演化、推理的要求、思維的全面性、深刻性、嚴密性、創造性方面都提出了比初一更高的要求。

3、思維發展內部的變化：您的思維發展從思維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看已進入新的階段，即已經熾烈地、急劇地進入第五個飛躍期的高峰。這個“飛躍”期是否會縮短，“飛躍”的質量是否理想要靠兩個條件：2）教師精心的指導；2）您自己不懈地努力。

4、外部干擾因素的變化：初二正是您性格定型加快節奏，幻想重重的年齡期，常常表現出心理狀態和情緒的不穩定，例如逆反情緒發展。這給外部的誘惑和干擾創造了乘亂而入、乘虛而入的條件。不要因為這些妨礙您正常地接受教師和家長的指導；破壞了您專一學習的正常心理狀態。要學會“冷靜”、“自抑”，把充沛的青春活力投入到學習活動中去。

二、初二學法指導要點

1、積極培養自己對新添學科的學習興趣；平面幾何是邏輯推理、形象思維、抽象思維訓練的體操，平幾學習的好壞，直接影響您的思維發展，影響您順利地完成第五個思維發展飛躍。理化學科是您將來從事理工科的基礎，語文的快速閱讀和寫作訓練也在為您今后的發展奠定基矗。

您在生理上的浙趨成熟，已經為您自我培養廣泛的學習興趣和學科愛好創造了前提條件。但切記勿偏科，初中階段的所有學科都是您和諧完美發展的第一塊基石。

2、用好“讀、聽、議、練、評”“五字”學習法，掌握學習主動權。讀：讀書預習；聽：聽課；議：講議討論；練：復讀練習，形成技能；評：自我評價掌握學習內容的水平。

3、在評價中學習，在評價中達標：“在評價中學習”是指給自己提出明確的學習目標，在目標的指導和鞭策下學習，以利提高學習效率（增加有效學習時間）。“在評價中達標”是指只有進入“自我評價狀態的學習”，才能有效地達到學習目標，強烈的自我追逐學習目標，才能高質量、高水平的達到目標。回憶您在進入考場前的幾分鐘強記強背的情境，效率之高，達標之快，超過平時的十倍、百倍，原因在于您進入了“激奮的自我評價狀態”。

篇（7）

1制度性話語

很多領域都對institutionaldiscourse有研究，如文學、新聞傳播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單從語言學的角度看，人們對課堂話語、醫患話語、新聞訪談、法庭話語、政論話語等的研究中都引入了institutionaldiscourse的研究方法，有人認為它是“職業話語”的代名詞，有人把它翻譯成“機構性話語”，也有人提出了“領域語言”這一術語，等等。

一般而言institutional在經濟學中被譯為“機構的”，本人認為institutionaldiscourse譯為“制度性話語”更為貼切。如文學研究中認為文學語篇是institutional的，復旦大學的陳引馳(2008)說“事實上，作為整體的文化活動的文學……是與一定時空的歷史、文化、社會境況血肉相聯的制度性(institutional)存在。”可以說文學語篇有其規約性conventional，而從institu-tional角度進行研究的話，就綜合了更多的社會制度因素。在《制度分析與文化傳播》(2008)一文中，作者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從“制度(institutional)”角度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綜合社會制度因素來研究法庭言語，當然也可以從“職業話語”或者“領域語言”的角度來研究。

目前西方學界對discourse的研究已進入言語層面，而非僅僅是對言語的結果形式——話語的靜態研究。因此他們討論的制度性話語特征實際上已經考慮了很多言語因素。

2制度性話語特征研究

JurgenHabermas(1984)認為制度性會話是“策略性話語”的典型，策略性話語是“充滿權勢的”并且是“目標指向的”；“策略性話語”與“交際話語”相對，他認為“交際話語”，以其理想的表現，研究的是交際雙方如何權力均等地進行交流以達到互相理解。

PaulDrew和JohnHeritage(1992)認為會話分析研究中的傳統觀點是“一般話語是社會生活中最主要的互動形式，制度性互動則是與一般會話相對而言的言語活動及其設計的一些系統的變體和限制”。這些變體和限制包括：言者的話語是指向某一特殊任務或目標的，對一方或雙方話語角色針對所進行的話題該說什么內容也有專門的限制。

很多人曾嘗試對制度性話語與日常話語進行區分，但是事實上兩者之間很難有明確的劃分。StevenLevinson(1992)認為“我們的目的只是想指出制度性話語中的一些家族相似性特征，如任務指向性、嚴格限制性和推論特殊性等。”

2002年，Thomborrow，J.從制度性話語和一般話語的分析著手，認為僅從這三個方面分析還不夠，制度性話語的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在“權勢”作用下言語角色之間話語權的極不對稱性。這樣，她又引入了一個參照因素——權勢。根據這一觀點，制度性話語又具有以下幾個特征：權勢充斥性、話語的不對稱性、策略性、言語角色及關系的語境決定性等。

3法庭言語的制度性特征體現

根據以上學者對制度性話語特征的總結，我們結合法庭言語的情況作如下分析：

3．1任務指向性

法庭言語角色，在他們自身的行業或技術的能力范圍之內，根據他們對庭審的任務或功能的一般特征的理解來組織他們的話語。也就是說，在庭審過程中，法律專業人員和非法律專業人員的言語行為，都指向制度性任務或功能，這一點明顯表現在他們所追求的總目標上——就被告的有罪或無罪做出判決。即使原被告之間或(交叉質證中的)對方律師與證人之間的目的對抗，言語角色都明確知道他們之間互動的總任務或總目標是什么。

3．2嚴格限制性

法庭言語的限制性主要表現在言語角色之間的互動和話題上。在法庭言語活動中，一些來自權勢的或法律強制性的限制會使法庭言語具有一些形式特征，具體表現為程序規則、話輪控制以及公訴人或律師的明知故問等，言語角色必須根據這些特征來調整自己的言語行為。如針對公訴人或律師的明知故問，聽話者必須作出回答，否則將被認為是藐視法庭。具有制度性特征的言語角色是根據每個人可用的話輪的預先分配情況來定義的：法官指示，律師提出(制度上允許的)問題和反對對方的問題，證人回答律師的問題，等等。在主題上的限制主要體現在所有言語角色的言語都要與審判的主題相關，在不同的庭審階段有不同的次主題，法官對庭審中的主題起檢查和維護作用，任何有偏離主題的言語都將被法官制止。

3．3推論特殊性

在法庭言語活動的制度性語境中，制度性互動中產生的一些推理、推論及涵義也具有一些特別(“制度性”)之處。如法官對非法律專業人員的描述、主張等不能露出吃驚、同情或贊成等表情；沉默會被看作是藐視法庭，或者對某證據沒有異議而被法官采信，等等。日常談話中“你兒子還好嗎”是一種表示關心的問候語，但是在法庭上，如果一個刑事被告人這樣問法官，則會被看作是一種威脅。

3．4權勢充斥性

社會語言學在制度性話語研究中有兩個重要概念：權勢和親和。權勢的層級性是相對于親和而言的，它們都屬于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制度性話語的研究通常都著重于揭示不對等或非等同關系以及語言中權勢的使用。法庭言語角色之間的權勢不對等引起了他們之間權勢的層級性，權勢的層級性又影響著各言語角色之間的話語權的大小。我們認為法庭言語中的權勢直接影響到話語權，話語權主要受權勢的三個方面因素制約：①權力和權威：法庭言語角色的權力和權威具有其法律基礎。法庭審判屬于法的適用的內容，即由特定的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按照法定職權實施法律的專門活動，具有國家權威性。在我國，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是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的專門機關。法的適用是司法機關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實施法律的活動，具有國家強制性。由于法的適用總是與法律爭端、違法的出現相聯系，總是伴隨著國家的干預、爭端的解決和對違法者的法律制裁，沒有國家強制性，就無法進行上述活動。司法機關依法所作的決定，所有當事人都必須執行，不得違抗。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確認適用法律的體制是必要的，我們就賦予了司法人員以權威。②在法庭言語互動中一方通過語言的使用對另一方的控制：法庭言語中的權勢還具有其語言學基礎。法庭言語各角色都會通過使用一定的語言或言語策略對對方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比如，法庭上最有效的控制方式就是提問。律師可以在對證人的提問中加入隱藏的預設，可以通過提問使對方的回答出現前后矛盾，通過提問證明證人對所述問題認識模糊或一無所知而否認其證詞的證明力，通過提問來限制對方回答的內容(如選擇問句，“只回答是或不是”)，等等。③知識：掌握專業知識才能使用專業話語，因此專業知識對話語權起作用。在審判過程中，法官、律師和公訴人具有法律知識，并熟悉庭審程序。另外，在辦案過程中，法官和公訴人接觸了一些與案件相關的材料，對案情的了解也比被告人相對更多。因此，法律職業人員與非法律職業人員相比，具有更大的話語權。

總之，法庭上的權勢包括權力和權威、知識以及在法庭言語互動中一方通過語言的使用對另一方的控制。誰的權勢越大、所掌握的法律知識和庭審程序等越多，誰就越有話語權，也就越有可能控制權勢較小的一方。

3．5話語權的不對稱性

話語權的不對等造成了法庭言語角色之間的層級性。LeahKedar(1987)認為言語中體現話語權的三種方式是：提問、控制話題和打斷。廖美珍(2003:53)在法庭問答互動研究中注意到了從問答角度來看“證人、被告人與公訴人、辯護人以及審判人員的關系一般是不可逆的”。

以上兩個圖也印證了Goodrich(1987)的話“法律是一種官僚體制，很多權勢都體現為一種組織內的層級”。根據上圖，我們認為就法庭言語角色的話語權而言，大致有三個層級：

第一層級是法官。法官在法庭上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因此而被賦予了權力。法官在法庭上具有最高權威，法庭所有其他人員對法官的講話盡量貼近正式禮貌用語。法官可以根據庭審需要向所有在庭的人發出指令或提出疑問，做出決定。他提問時對方必須作出回答。但是除了對律師等的請求做出許可或否定外，他們一般不回答問話。

第二層級是公訴人或控辯雙方律師以及原被告。法庭上除了法官之外，公訴人或律師的權勢次之。因為他們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并熟悉法庭審理程序，他們懂得怎樣使用專業語言或語言策略及言語策略等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并具有一定的權力。因此，他們在法庭上最為活躍，他們對法官一般不發問，只提出請求，采用的是正式的、禮貌的用語。他們可以向他方律師和證人等發問，但采取的問話方式不相同。對于他方律師的問話，則與他方用語相對應；對于他方律師及他方證人，問話的禮貌程度降低。他們有權要求他方律師或證人回答他的提問；而在刑事案件中，國家公訴人代表國家提起公訴，因此比辯護律師更具權勢；而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及其律師與被告及其律師相比更具話語優先權。

第三層級是證人及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證人分一般證人和專家證人。專家證人因為具有專業知識而更具權勢，他們除了回答問題之外還會在法庭上宣讀鑒定結果或者提出建議。一般證人及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最不具權勢，他們不能向法庭上的任何一方提出問題，也不能打斷或引入新話題，一般只能答話，且答話的內容常受法官或律師的影響，不能憑自己的意愿偏離或轉換話題。因此，他們很少有話語主動權，只能等待他們的話輪，有時證人甚至要等上好幾天才能有機會獲得話輪，在話語權這一點上是完全被動的。但他們并非毫無話語權，因為他們對語言的使用也具一定的手段。

3．6法庭言語的策略性

“由于刑獄訴訟等法律事務關涉到個人或群體的財產得失、毀譽榮辱乃至生命予奪，……人們對這一領域的語言的運用是超時空的、永恒的。”(潘慶云，2003)。為了爭奪話語權，法庭言語各角色都會通過使用一定的語言策略和言語策略對對方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法庭言語活動中的各角色之間關系復雜，各言語角色之間的目的不一；同時，法庭言語活動又受很多程序規則、時間等的限制，這就要求法庭言語各角色，包括法官(根據我國的審判制度，法官在庭審中也可以參與實體調查，因此在法庭事實調查階段法官也對原被告進行提問)，在言語活動中使自己說出的每一句話都能達到最佳效果，而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使用各種語言策略和言語策略，歸結起來說，主要是要達到控制對方話語的目的。

3．7言語角色及關系的語境決定性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人民法院的依法判決必須經過開庭審理才能實現。開庭審理即人民法院在當事人和所有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全面審查認定案件事實，并依法作出裁判或調解的活動。因此，我們可以把審判看作是一個以言行事的“大言語行為”，其目的是“全面審查認定案件事實”、“適用法律”、“作出判決”。可以說，法庭審判的功能決定了法庭言語從本質上就是制度性的。如果從語境角度進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幾點：

社會文化語境：不同國家因為社會文化的不同，實行的審判制度也不一樣，因此各個國家的法庭言語進程及其話語語篇的構成也各具其特征。如就法庭辯論來看，各國均規定控辯雙方可對案件的證據和事實、法律適用等問題提出觀點，發表意見，進行論證和相互辯駁，一般由方首先發言，辯護方反駁，如此反復辯論幾輪。不同的是英國和美國由方作最后陳述，而法國、德國和中國大陸則是被告方享有最后陳述的權利。

法庭審判場合：在進行法庭審判時，除了莊嚴肅穆的法庭物理場景外，還有嚴格的程序和紀律約束、嚴肅性話語主題等。其中，法庭紀律體現了庭審的嚴肅性。如未經法庭允許，不準錄音、錄像、攝影等。在法庭審判場合中，因為法庭言語角色的參與而使審判場合具有了社會性特征。這樣一個嚴肅的場合，決定了話語基調的嚴肅性。另外，言語內容不是隨意的，而必須與案件事實有關、與相關法律有關。說話的輪次也必須按照庭審的程序規則進行。

庭審話題：法庭言語活動中的話題是庭審要解決的法律爭端。如審判長在宣布開庭時說“現在開庭!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今天對上訴人張某(小妹)、被上訴人張某(大姐)繼承糾紛一案進行審理。接下來我們就進行法庭調查”。之后，根據庭審程序階段，法官確定的主話題是“繼承糾紛”，那么在該庭審中，所有言語角色的話題都要與具體的“爭議財產”和“繼承法”相關規定有關。在法庭調查階段，法庭要調查的是當事人雙方所出示的用來證明他們對某部分財產享有繼承權的相關證據，因此針對他們出示的每一個證據進行的法庭調查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次話題。在法庭辯論階段也一樣，針對法庭調查確認后的事實，雙方當事人針對每一個辯論焦點發表的辯論意見也構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次話題。

言語角色：言語角色指交際事件的參與者，即使用語言的人，包括言者和聽者。在具體的交際過程中，各言語角色根據不同的對象采取不同的言語策略。

我們先看制度性身份的專業人員——審判人員。“話語的制度性不是由物理場景決定的，而是由某職業活動中的工作人員的制度性或職業性身份決定的(PaulDrewandJohnHer-itage，1992)。”制度性話語的交際行為反映社會的作用、反映某些機構的作用，這是從話語的功能方面來考慮的。法官的功能就是通過司法審判來體現和維護社會公正。法官在法庭言語活動中的功能有：a．參與角色功能——交際事件的參與者、話語的最終接聽者。b．職業角色功能——參與交際的某個方面的角色，即審判主持者。專業角色跟某個單位和職業連在一起，充當某個職業角色的參與者所說的話，通常不代表“他們自己”，而是代表某個單位。這也說明了為什么法官會自稱“本庭”、“本院”、“法庭”等，如“你們的辯論法庭聽得很清楚”。

其次是法庭言語角色的社會屬性特征。“社會語言學在研究語境時根據的是言語交際者在談話中引入的社會屬性，包括：年齡、性別、職業、社會階層或階級、民族、地區、親屬關系等。他們認為：這些屬性的關聯性一是取決于談話發生的特定場合——也就是談話是否日常交談、發生在法庭還是商業談判中等等；二是取決于說話者在這些場景中所從事的特定的言語活動或言語任務。”(PaulDrewandJohnHeritage，1992)

在法庭訴訟過程中，言語活動在法庭這一特定的場合中進行，言語角色為了實現各自的目標進行交際，他們之間的任何社會關系只歸結為這樣的社會關聯性：第一，審判人員、公訴人、律師屬法律職業人員，原告、被告、證人等屬非職業人員。在法庭言語中職業人員與非職業人員之間的交際互動中最明顯的特征見于職業人員對非職業人員的話語控制，其中尤見于律師對證人的控制。第二，訴訟當事人之間的任何關系，如父子關系、夫妻關系、兄弟關系等，都首先被歸結為“原告”和“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這是由他們所參與的法律訴訟這一活動或任務決定的。另外，法庭言語中的原被告角色并非任意，他們受法律和程序規則限制。

總之，法庭言語的這些制度性語境因素不僅制約了法庭言語的進程、角色的身份及制度性角色與關系等，而且還是形成法庭言語其他制度性特征的根本原因。

篇（8）

1．數學教學方法改革的需要

長期以來，數學教學改革偏重于對教的研究，但是對于學生是如何學的，學的活動是如何安排的，往往較少問津．現代教學理論認為，教學方法包括教的方法和學的方法，正如前蘇聯教學論專家巴班斯基指出的那樣：“教學方法是由學習方式和教學方式運用的協調一致的效果決定的．”即教學方法是受教與學相互依存的教學規律所制約的．

當前，教學方法改革中的一個新的發展趨向，就是教法改革與學法改革相結合，以研究學生科學的學習方法作為創建現代化教學方法的前提，寓學法于教法之中，把學法研究的著眼點放在縱向的教法改革與橫向的學法改革的交匯處．從這個意義上講，學法指導應該是教學方法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

2．培養學生學習能力的需要

埃德加·富爾在《學會生存》一書中指出：“未來的文盲不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沒有學會怎樣學習的人．”“教會學生學習”已成為當今世界流行的口號．前蘇聯教育家贊可夫在他的教學經驗新體系中，把“使學生理解學習過程”作為五大原則之一．就是說，學生不能只掌握學習內容，還要檢查、分析自己的學習過程，要學生對如何學、如何鞏固，進行自我檢查、自我校正、自我評價．學法指導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激發學生的思維，幫助學生掌握學習方法，培養學生學習能力，為學生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提供和創造必要的條件．

3．更好地體現學生為主體的需要

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指出：“我以為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美國心理學家羅斯也說過：“每個教師應當忘記他是一個教師，而應具有一個學習促進者的態度和技巧．”專家學者精辟地闡述了學生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始終是認識的主體和發展的主體思想，強調了學法指導中以學生為主體的重要性．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作用，只是為學生的認識的發展提供種種有利的條件，即幫助、指導學生學習，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和習慣．

二、數學學法指導的內容

1．形成良好的非智力因素的指導

主要包括學習需要、動機、興趣、毅力、情緒等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形成的指導．

2．學習方法體系的指導

（1）指導學生形成擬定自學計劃的能力．

（2）指導學生學會預習的能力．要求學生邊讀邊思邊做好預習筆記，從而能帶著問題聽課．

（3）指導學生讀書的方法．

（4）指導學生做筆記、寫心得、繪圖表的方法，使他們能夠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

（5）指導學生有效的記憶方法和溫習教材的方法．

3．學習能力的指導

包括觀察力、記憶力、思維力、想象力、注意力以及自學、表達等能力的培養．

4．應考方法的指導

教育學生樹立信心，克服怯場心理，端正考試觀．要把題目先看一遍，然后按先易后難的次序作答；要審清題意，明確要求，不漏做、多做；要仔細檢查修改．

5．良好學習心理的指導

教育學生學習時要專注，不受外界的干擾；要耐心仔細，獨立思考，不抄襲他人作業；要學會分析學習的困難，克服自卑感和驕傲情緒．

三、數學學法指導的原則

數學學法指導的原則是根據學生的學習任務、學習規律和學習經驗，對學生數學學習提出的基本法則．它是用來指導和改進學生學習，提高學習效率、質量的準則．

就目前數學教學研究情況和學生學習經驗來看，筆者以為有以下幾條原則．

1．系統化原則

要求學生將所學的知識在頭腦中形成一定的體系，成為他們知識總體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教和學中，要把概念的形成與知識系統化有機聯系起來，加強各部分學習基礎知識內部和相互之間，以及數學與物理、化學、生物之間的邏輯聯系；注意從宏觀到微觀揭示其變化的內在本質．并在平時就要十分重視和做好從已知到未知，新舊聯系的系統化工作，使所學知識先成為小系統、大結構，達到系統化的要求．

2．針對性原則

就是針對數學學科的特征及學生的實際特點進行指導，這是學法指導的最根本原則．首先，要針對學生的年齡特征進行指導．一般來說，初中生知識面較窄，思維能力較差，注意力不持久，學習技能不很熟練，因此，對初中生的指導要具體、生動、形象，多舉典型事例，側重于具體學習技能的培養，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高中生則不同，知識面較廣，理解力較強，因此，可向學生介紹一些學習數學知識的方法，側重于學習能力的培養，開設學法課．其次，要針對學生的類型差異進行指導．學生的類型大致有四種：第一種，優秀型．雙基扎實，學習有法，智力較高，成績穩定在優秀水平．第二種，松散型．學習能力強，但不能主動發揮，學習不夠踏實，雙基不夠扎實，學習成績不穩定．第三種，認真型．學習很刻苦認真，但方法較死，能力較差，基礎不夠扎實，成績上不去．第四種，低劣型．學無興趣，不下功夫，底子差，方法死，能力弱，學習成績差，處于“學習脫軌”和“惡性循環”狀態．對不同類型的學生，指導方法和重點要不同．對第一種側重于幫助優生進行總結并自覺運用學習方法；對第二種主要解決學習態度問題；對第三種主要解決方法問題；對第四種主要解決興趣、自信心和具體方法問題．

3．實踐性原則

學習方法實際上是一種實踐性很強的技能，要使學生真正掌握學習方法，就必須進行方法訓練（即實踐），使之達到自動化、技巧化的程度．指導中切忌單純傳授知識，滿堂灌，學而不用．進行方法訓練時，要與具體內容相結合，使學生在具體運用中掌握學習方法．

4．實用性原則

學法指導的最終目的是用較少的時間學有所得、學有所成，改正不良方法，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所以應以常規方法為重點，指導時多講怎么做，少講為什么，力求理論闡述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增強可讀性，便于學生接受．注意穿插某些重要的單項學習法，如怎樣記筆記，怎樣積累資料，怎樣使用工具書，怎樣閱讀，等等．

5．自主性原則

指導學生優化學習方法，其著眼點在于發揮學生在學習中的主觀能動作用，確保學生的主體地位．為此，教師在組織教學的過程中，應力求貫徹學生自主原則，積極創造條件，讓學生有盡可能多的時間和余地進行自學，獨立地思考和解決問題．

6．及時鞏固原則

及時鞏固原是學習和發展的需要．例如，數學符號、概念、定理、公式等是數學特有的表現形式．教學實踐表明，數學符號、概念、定理、公式沒有學會和記住，是造成學生學習質量不高、學習發生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只有及時鞏固，才能遷移應用．

四、數學學法指導的實施

數學學法指導是一個由非智力因素、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學習能力和學習效果組成的動力系統、執行系統、控制系統、反饋系統的整體，對其中任何一個系統的忽視，都會直接影響學法指導整體功能的發揮．因此，應以系統整體的觀點進行學法指導，以指導學生加強學習修養，激發學習動機，指導學生掌握和形成具有自己個性特點和科學的學習方法，指導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提高學習能力及效果為其內容及范圍．

1．形成良好的非智力因素的指導

非智力因素是學法指導得以進行的動力．積極的非智力因素，可以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長盛不衰．我們應把培養學生良好的非智力因素放在首位．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激發學習動機，即激勵學生主體的內部心理機制，調動其全部心理活動的積極性．首先，以數學的廣泛應用，激發學生學好數學的熱情．其次，以我國在數學領域的卓越成就，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激發學習動機．再次，挖掘數學中的美育因素，使學生受到美的熏陶．此外，教師還可以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的內容，選用生動活潑、貼近學生生活的教學方法引起學生的興趣，使學生產生強烈的求知欲；教師還可以運用形象生動、貼近學生、幽默風趣的語言來感染學生；教師還可以安排既嚴謹又活潑的教學結構，形成熱烈和諧的氛圍，使學生積極主動、心情愉快地學習，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鍛煉學習意志．心理學家認為：“意志在克服困難中表現，也在經受挫折、克服困難中發展，困難是培養學生意志力的‘磨刀石’．”因此，數學教學中要經常給學生安排適當難度的練習題，讓他們付出一定的努力，在獨立思考中獨立解決問題（但注意難度必須適當，因為太難會挫傷學生的信心，太易又不能鍛煉學生的意志）．

（3）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第一，針對不同層次的學生提出不同的要求；第二，反復訓練，持之以恒；第三，樹立榜樣，激發自覺性；第四，評價表揚，鼓勵發展；第五，建立學習規章制度，嚴格管理；第六，創造良好學習環境，如搞好校風、學風、教風、班風建設．

2．數學學習方法內化的指導

（1）正確認識數學學習方法的重要性．啟發學生認識到科學的學習方法是提高學習成績的重要因素，并把這一思想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之中．如，結合教材內容，講述一些運用科學學習方法獲得成功的例子，召開數學學法研討會，讓學習成績優秀的同學介紹經驗，開辟專欄進行學習方法的討論，等等．

（2）指導學生掌握科學的數學學習方法．

①合理滲透．在教學中要挖掘教材內容中的學法因素，把學法指導滲透到教學過程中．

②相機點撥．教師要有強烈的學法指導意識，結合教學抓住最佳契機，畫龍點睛地點撥學習方法．

③及時總結．在傳授知識，訓練技能時，教師要根據教學實際，及時引導學生把所學的知識加以總結，使其逐步系統完善，并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④遷移訓練．總結所學內容，進行學法的理性反思，強化并進行遷移運用，在訓練中掌握學法．

（3）開設數學學法指導課．學法最好安排在起始年級（高一、初一）開設，時間一般是每周或每兩周一課時，開設一學期或一學年，并列入數學教學計劃．要結合正反例子講，結合數學學科的具體知識和學法特點講，結合學生的思想實際講，邊講邊示范邊訓練．例如，講授名人和優秀學生學習的事例，或對反面典型進行剖析；介紹如何讀書、如何復習、如何記憶等一般的學習方法；精講數學解題的策略和思維方式；等等．當然學法課有時也可以由學生自己來上，或請優秀學生介紹經驗，或請有關教師作專題報告，還可以采用討論式．

（4）數學學法的矯正指導．學生在數學學習過程中總要暴露出這樣那樣的問題，這就需要老師對學生在學習中存在的問題有較清晰的認識，善于發現問題的癥結，在教學工作過程中密切注意學情，加強調查與觀察，最好對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建立個人檔案，隨時記載并采取相應措施予以針對性矯正，從而使學生改進學法，逐步掌握科學的學習策略，提高學習效率．

篇（9）

建國初期，由于我國當時經濟落后，人民文化水平較低，報刊種類少。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報社作為黨和政府的宣傳機構，管理體制是按事業單位對待的，辦報經費則是由國家財政撥款，報社極少考慮經營問題，在這種背景下，郵發合一憑借著自身的優勢，在報業發行中一統天下。

“郵發合一”的特點和優勢主要體現在：

1.拓寬了報紙發行的深度和廣度。在“郵發合一”之前，報紙發行的范圍主要局限在鐵路沿線、交通樞紐，而很多偏僻的地區和許多縣市都很少甚至幾乎看不到報紙。通過“郵發合一”，郵電網絡遍及全國，點多、線長、面廣，只要是郵局公開發行的報刊，凡是郵路通達的地方都能訂閱到，這樣一來，便大大地拓寬了發行網點和覆蓋范圍。

2.利用現有資源，減少浪費和混亂。“郵發合一”使報社專門編報印報，郵局則負責訂報發報，簡化了國內報刊發行系統，省去了許多人員開支和事務工作的麻煩，既可專心編報，又合乎經濟原則，減少了浪費、糾紛和混亂，有助于解放初期全國報刊的發展，并增加了郵電業務。

然而，隨著歷史的前進，社會條件的不斷變化，“郵發合一”漸漸不能適應新的環境，尤其是以后，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給報紙的發行模式帶來了極大的沖擊。

首先，改革開放政策為新聞出版事業帶來空前的繁榮，報紙的數量增多，品種由單一的機關報變為多品種、多層次，開張由四塊版變為八版、十六版甚至更多，內容特色更是日星月異，郵電部門不負重荷。

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報社必須講求經濟核算，考慮成本、利潤等一系列經濟指標。而“郵發合一”收費高，手續煩，造成報紙資金回籠慢，不利于報社的發展。

時間最高發行費率最低發行費率平均發行費率1949--195235%14%28.4%1952--198025%25%25%198030%25%27.5%1981--198625%25%25%1987--25%28%--35%29.3%

從上表可見，報紙的發行費率在建國四十年來幾經變更，但最低平均都沒有低于25%以下，最高達到了35%，這對于面臨著要求自負盈虧的報社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因此，自辦發行的新模式應運而生。

[page_break]

二、自辦發行的特點和優勢自從1985年洛陽日報率先自辦發行起，幾年的時間，“自發”模式如星火燎原之勢，幾乎全部的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城市黨報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報紙，紛紛加入“自發”的行列。報紙的發行總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長，1993年報紙發行總量約為264億份，比1979年全年發行131億份增加了近一倍。

和“郵發合一”相比，自辦發行有其不能比擬的特點和優勢，更能滿足新時期報紙發行的需求。

1.縮短投遞時間，一般情況下，市區投遞要比郵局早一兩個小時，郊縣要快半天至一天。

2.發行費用減少，如上文所述，郵發的發行費率最低也要25%，加上郵局種種相關要求的開支，實際發行費用相當昂貴，而自辦發行，報社實際支付的費用和郵發相比，僅為18%。同時訂報費用，報社可以立即拿到（郵發則是每月按訂數返還），大大增加了報社的流動資金，有助于實現報社經濟自主，積累資金，擴大再生產。

3.投遞質量提高，服務周到，上門征訂，提高報紙的質量和發行量。然而，盡管自辦發行這一新生事物有其強大的生命力，但它也有自身體制上的弱點和不足。目前我國大部分報社的發行部門都很小，體系也不完整。《參考消息》，發行量300多萬份，發行部只有7個人；北京日報三報兩刊，發行部只有4個人；光明日報發行部16個人，與采編人員的比例是1：25。發行隊伍如此弱小簡陋，每到發行季節，記者、編輯都要帶著發行任務，組織發行。這種親力親為的手工操作，實在不能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化報業發展。因此，勢必將有新的發行模式出現。

三、多渠道發行的出現和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新聞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報業發行模式變革也隨之進入了新時期。未來，多種靈活的發行模式將會不斷出現，多渠道發行勢在必行。在這里，筆者僅談談自己的設想，供大家參考。

1.“郵發”和“自發”相互結合，揚長補短。郵局可以和報社共同商討，在雙方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簽定合約，根據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原則，協調好雙方的經濟利益。報社和郵局因地制宜、因報制宜地制訂出雙方都能接受的發行費率，這是“報郵聯合發行”的關鍵，如果在這一點上雙方能達成共識，“聯合發行”就有了成功的基礎和前提。這種發行模式，在某些地方已經實施，并取得了成功。1998年，《深圳商報》與當地郵局簽訂了“聯合發行合作協議”，并且共同成立了“聯合發行指揮部”，以郵局為主，報社協助，開辦了預約征訂、跨區訂閱、上門收訂、現場收訂、分期訂閱等多種新的服務項目，報紙的發行量因此獲得全面增長，市內訂戶比上年增長了71.2%，外阜訂戶比上年增長了5.8倍。在和郵局重新合作的同時，報社也可以拓寬自辦發行的路子，靈活地采取多種手段，因地制宜地發展發行模式。尤其是一些有經濟實力的報業集團，可以組建發行網絡，由報業集團建立一個直接下屬的發行總公司，再在各地建立起發行分公司，統一部署和管理此報業集團下的各家報紙發行；另外，報社還可以和銀行合作，選中一家或幾家全國聯網的銀行，委托它們在各地的營業網點設點收訂報刊；隨著因特網的發展，報社還可以利用網絡，在網上征訂報紙，然后委托電子商務站點進行送遞。

篇（10）

正面宣傳與輿論監督的有機結合，才能客觀、全面地反映社會，積極、正確地引導社會，使新聞宣傳為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發揮更好的作用。把正面宣傳同輿論監督對立起來，認為輿論監督會影響正面宣傳，這是錯誤的。一切事物都在變化，在一定條件下，壞事可以變成好事。一些落后的、錯誤的東西，通過新聞媒體曝光、批評、引導而變為先進的、正面的事例已不鮮見。這充分說明，輿論監督與正面宣傳同樣具有積極引導的作用。有位資深的新聞工作者把新聞宣傳的正面宣傳和輿論監督比做越野汽車的“前加力”和“后加力”，是非常形象和切合實際的。因此，我們要辯證地認識和處理正面宣傳和輿論監督的相互關系，既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又要理直氣壯地抓好輿論監督。

二、堅持實事求是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哲學基礎。輿論監督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確保其真實性。在當前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整體和個人各方面的利益正在進行大調整和再分配，各種矛盾錯綜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大量出現，這就更需要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切實轉變工作作風，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深入基層，采訪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有著相互聯系的人和事，真正掌握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一線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找出問題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抓準事物的本質。把采訪的過程變成對問題的認識不斷提高的過程，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采寫出不僅內容真實而且用語準確、提法恰當的稿子。為確保輿論監督的絕對真實，對批評性的稿件應慎之又慎，必要時稿子寫好后不妨征求一下被批評者的意見。只要把工作做細了，把稿子寫實了，我們的輿論監督就能經得起檢驗，發揮積極作用。

三、抓住主要矛盾

社會生活紛繁復雜，如果事無巨細，都去反映，那就顯得雜亂無章。新聞的生命是真實，但并非真實的東西都可以成為新聞。現在，有的新聞媒體以“獵奇心理”去搞輿論監督，結果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這里，有必要探索輿論監督監督什么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熱點問題不時的出現。所謂熱點問題，就是在一個時期內人們普遍關注的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有些也是黨委、政府的工作重點。熱點問題有全國性的也有地區性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個時期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集中表現，問題不解決就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媒體就要敢于觸及熱點問題。實踐證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抓住事關大局的問題實行輿論監督，就能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們強調輿論監督要抓大事，并非是對所有的小事不管不問。如對“米袋子”、“菜籃子”等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這些看似小事，實際上關乎著大局，我們也必須熱情關注，幫助解決。但是，如果不從大局出發，不抓西瓜抓芝麻，光就雞毛蒜皮問題進行輿論監督，那么，對出現或發現的問題就會堵不勝堵，似乎發稿不少，就是不解決多大問題。因此，我們在實行輿論監督的過程中，一定要對遇到的錯綜復雜的問題認真進行分析，千方百計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page_break]

四、掌握適度原則

唯物辯證法認為，“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數量限度、幅度、范圍，是質與量的統一。古人所說的“過猶不及”，講的也是這個道理。輿論監督必須掌握適度原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首先，要適宜。輿論監督不同于正面宣傳，在具體內容上，輿論監督批評性報道較多，讀者對批評報道非常敏感。當今社會問題很復雜，什么問題應該監督，什么問題不應該監督；什么問題該批評，什么問題不該批評，我們必須有所選擇。同時，在報道形式上也應當有所選擇，不一定只是批評、曝光，也可以采取群眾參與、專家訪談、平等討論、自我教育等報道形式，適宜哪種方式就用哪種方式。總之，要做到既有創新又不過度。其次，要適量。輿論監督報道數量一定要適當。可是，有些記者卻不是這樣，抓起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來，總覺得多多益善，想過把癮，這是不符合唯物辯證法的。我們應當懂得物極必反、過猶不及這個道理。輿論監督也是如此，量太少了無濟于事，過多過濫了也會適得其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掌握好輿論監督報道的密度，哪些該連篇累牘，哪些應點到為止；哪些該公開播發，哪些該用內參反映，要周密策劃，不能盲目從事。其三，要適時。輿論監督的效果與報道展開的時機緊密相關。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同其他新聞一樣，應當講究時效性。但是，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的時效性主要體現在對切入問題的時機把握上，而并非都是當日新聞。因為在矛盾正處在激化狀態、是非還不清楚的時候，你就馬上進行報道，這樣不但不能促使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因介入過早給解決問題帶來麻煩；相反，如果群眾對問題關注的熱情和輿論高峰已經過去了，我們才遲遲進行報道，那么監督效果也就會大大減弱。據了解，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的專題報道，有的觀察準備時間長達半年后才在適當時機播出，從而取得了最佳效果。因此，對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的播發，一定要審時度勢，掌握火候，捕捉良機。從這一點上說，時機就是效果。其四，要合法。新聞媒體在監督社會的同時，也在接受社會監督。從已發生過的新聞官司看，有的新聞媒體及其記者之所以敗訴，除報道內容失實外，不少報道是因為不符合國家法律法規或者違犯國家法律法規所造成的。法度是輿論監督需要認真把握的極為重要的度。因此，每個新聞工作者必須增強法治觀念，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實行輿論監督。這樣，就會有效地防止新聞糾紛的出現。

五、分析因果關系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出有因，但因果關系既有普遍性，又有多樣性。存在著一因多果、同因異果，一果多因、同果異因，多因多果這樣復雜的因果鏈條。對此，我們切不可簡單化。輿論監督要想真正發揮作用，必須用心去分析事物的因果關系。

在輿論監督中，既要報道問題的現狀和處理的效果，又要分析其出現的原因，這樣才能從源頭上防止此類事件的發生。在對復雜的事物進行監督中，更要注意分析其多方面的原因，主觀的、客觀的，內部的、外部的，直接的、間接的，等等。只有把問題產生的原因分析深分析透，輿論監督才能真正以理服人，產生較強的震撼力，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發展，取得更好的監督效果。

六、注重社會效果

篇（11）

一、問題的提出

金融危機襲來，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和變味薪酬等“問題薪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輿論嘩然，社會公眾憤憤不平。高盛集團和花旗集團等華爾街投行巨頭在危機之中依然我行我素，高薪重獎，惹來眾怒，被奧巴馬總統怒斥為“可恥”[1]。在我國，企業高管的高薪豐酬同樣被推上輿論的浪尖。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高管亦官亦商的雙重角色，引發出了中國特色的國企高管“高薪謎團”。上市公司作為企業群體的佼佼者，高管薪酬“”，而企業并未相應地做大做強，不少企業利潤一降再降，薪酬漲了再漲，越虧薪水漲得越快，即使業績下滑甚至嚴重虧損，高管照樣領取豐厚的薪酬。這種現象令人痛心，從而讓人們產生了高管薪酬是否物有所值的“薪酬之迷”。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掌門人馬明哲2007年度6616．1萬元天價薪酬飽受各界質疑和輿論詬病后，2009年初高管們共克時艱之舉更出人意料，相繼有448位掌門人放棄2008年度薪酬，這種“零薪酬”甚至讓人覺得更可怕[2]，高管薪酬的隨意性更是讓人產生“薪酬之惑”。

面對鋪天蓋地的質疑，高管們也是“滿腹委屈”，振振有詞地回應道：薪酬又不是自己定的，是董事會定的，董事會的薪酬委員會是以獨立董事為主導的呀[3]。言外之意，獨立董事是值得信賴的，董事會的高管薪酬決策是值得信賴的。面對形形的“問題薪酬”，我們不禁要追問：獨立董事真的客觀獨立嗎？董事會的高管薪酬決策值得完全信賴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董事需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而他們慷公司之慨，拱手奉上“問題薪酬”，顯然與公司利益背道而馳，理應對其問責。奇怪的是，一旦爆出高管的“問題薪酬”，矛頭均指向支薪高管，習慣性地斥責高管，似乎與作為薪酬決策者的董事們無關，這顯然是本末倒置了。如果董事們“跟著感覺走”，習慣性地將腦袋借給高管，“問題薪酬”必將泛濫成災，進而危及公司治理大廈之根基。為何炮制“問題薪酬”的董事往往安然無恙，糟糕一點的也不過有驚無險而已呢？這說明，針對高管薪酬決策的董事問責路徑和相應的司法審查標準，即使不是錯誤的，至少也是不完善的。那么，以何種標準審查“問題薪酬”才能對癥下藥呢？采用何種審查標準，才能遏制董事們“跟著感覺走”呢？要回答這些問題，首當其沖的就是要解析“問題薪酬”的形成機理，為探索其問責路徑和相應的司法審查標準提供鋪墊。

二、“董董相護”與高管的“問題薪酬”

董事們為何心甘情愿地將腦袋借給高管，習慣性地接受其薪酬要求呢？下文將運用尋租理論解說高管權力如何影響高管薪酬，進而變相自定薪酬。在此基礎上，運用社會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理論解析“董董相護”的心理學機理。

（一）高管變相自定薪酬的尋租理論解說

高管應盡可能避免自我交易，以免“腳踏兩只船”，高管薪酬則是不可避免的自我交易。全球公司治理改革浪潮的重要成果，就是在董事會層面構建了高管薪酬的利益沖突隔離機制，由獨立董事主導的薪酬委員會審核高管薪酬。如果說獨立董事真的客觀獨立，董事會的高管薪酬決策值得完全信賴，也就沒有“問題薪酬”的生存空間了。然而，現實卻是“問題薪酬”比比皆是。原因何在？在高管權力面前，前述利益沖突隔離機制似乎不堪一擊，輕而易舉就被自我擊退，高管變相自定薪酬大行其道。這樣，從大門趕走了高管自定薪酬之“前狼”，高管變相自定薪酬之“后虎”又從窗戶跳了進來，難怪不管企業業績如何，高管薪酬都是一路攀升，甚至逆水而上，無功受祿。薪酬激勵本來旨在降低成本，鼓勵高管將企業做大做強，而薪酬與業績基本不相關，憑直覺就能感覺得到高管權力的影響了。其實，這種感覺是完全有道理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尋租理論令人信服地解說了高管權力是如何扭曲薪酬的。

長期以來，以墨菲和詹森為代表的最優契約理論系解釋高管薪酬合理性的主流理論，而面對俯拾皆是的“問題薪酬”，就明顯有些蒼白無力了。哈佛大學伯切克和弗里德則另辟蹊徑，提出了尋租理論（rentextracting），清晰客觀地但又最終振聾發聵地分析出，企業高管尋租致使其薪酬畸高。該理論的提出猶如石破天驚，引發了雙方激烈的交鋒和論戰，最終最優契約理論也承認高管權力起了作用，尋租理論得到了認同，但它并不取代最優契約理論，而是彌補了最優契約理論的不足，解說了最優契約理論無法解釋的部分，即高管會以權謀薪[4]。對于高管“問題薪酬”，尋租理論的解釋可謂一針見血，顯然更具有穿透力，也與現實更加吻合。何以見得呢？

其一，高管與職工愈來愈大的收入鴻溝就是高管權力尋租的一個有力注腳。高管薪酬增長大幅度跑贏企業業績，有的甚至與業績呈反向運動。企業業績乃是團隊生產的結果，若蛋糕并未做大或者做大程度與高管薪酬增長失衡，高管薪酬不斷攀升，這種薪酬與其說是價值創造，毋寧說是財富轉移，是對包括職工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剝奪。高管與職工收入越來越大，企業規模愈大，這種差距也就越大，這個收入鴻溝就是權力尋租的有力證據。2003年，央企實施年薪制后，高管名義薪酬就達到職工工資的13．5倍。隨著高管收入，這種差距在持續拉大。上市公司更是如此，2004年針對滬市上市公司的一項問卷調查研究表明，高管與員工的收入差距有了明顯的、帶有根本性的改變[5]，高管與員工收入差距10－15倍的增長最快，增長了433%，而15倍以上的也增長了125%。鑒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3年左右就翻番，這一差距還在日趨擴大。

其二，高管權力大小與萃取租金的方式息息相關。有關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發現，企業業績、企業規模和公司控制強度三類影響因素對高管薪酬水平的總體解釋率分別為8．9%和30．66%。也就是說，公司控制強度的解釋力大于企業業績和企業規模因素，高管權力對薪酬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對高管薪酬與盈余管理、高管控制權的相關性研究，這一點得到進一步的印證。一般說來，高管薪酬與盈余管理正相關，而引入高管控制權之后就大不相同了。若總經理來自控股股東單位或兼任董事長，高管控制權的增加提高了高管薪酬水平，卻降低了高管薪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就是說，當高管權力增大時，公司激勵約束機制失效，高管尋租空間增大，也相對降低了高管薪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反之，當高管權力變小時，相對增加了高管薪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6]。易言之，一旦高管權力增大，他們就可能從薪酬游戲規則遵守者轉變為游戲規則制定者，薪酬制定過程就變成高管萃取租金的過程。

由此觀之，即使有獨立董事主導的薪酬委員會，高管仍可以權謀薪，通過操縱激勵標準、激勵工具、萃取隱性薪酬等方式，變相自定薪酬，萃取租金，而且權力愈大，萃取租金的空間也愈大。董事們為何輕而易舉就將腦袋借給高管呢？這涉及到下面的“董董相護”，正是它造就了高管變相自定薪酬。

（二）“董董相護”的心理學機理解析

為何一旦遇到高管薪酬，董事就認人、認情、認面子？為何獨立董事對高管薪酬也未必真正獨立和客觀呢？傳統民商法和主流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分析框架的視野局限于董事決策的理性（思維）回路，根本就不考慮情感回路，“尊重情感、倫理等在其他法律場域中可能要被考慮的多維目標，在公司法中無需顧及”[7]，使得情感回路在公司法上根本沒有立足之地，也無法解釋這種異常現象。其實，行為經濟學、神經經濟學、行為金融學和社會心理學等理論，已經對人的非理開展了系統的研究，發表了更為貼近現實的研究成果，以至于經濟學家感慨“今日的經濟學……已經是理性決策和非理性決策兩大理論共分天下”[8]。公司法研究沒有理由繼續故步自封，本文擬借用這些新興邊緣學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工具揭開“董董相護”的“黑匣子”。

1．“董董相護”的社會心理學解釋

社會心理學側重于觀察和分析個人在社會情境中的感情、思想和行為，不僅有理性回路，也有情感回路。其所關注的人并非冷冰冰的理性“經濟人”，而是有血有肉的“社會人”（現實人）。它強調情境對行為的影響，會聚焦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自動的、無意識的行為，那些普遍性的、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可能先天性地存在于我們基因的習慣和思維方式。董事可能基于互惠和群體思維，無意識地偏袒作為同僚的高管，即“董董相護”，現解說如下：

第一，董事互惠人情和面子在情理社會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認人、認情、認面子蔚然成風，公事常常需要私辦，人們常常用不同的方式來對待和自己關系不同的人[9]，因而“關系”被譽為社會資本。董事自不例外，也會相互送人情。這是因為，董事和高管都具有相似的社會地位[10]。我國上市公司董事主要來自其它公司的董事和高管[11]，還有專家學者等社會名流[12]。他們都是社會精英，不僅有共同語言，而且還因為交叉任職和頻繁的互動交往，形成了“兄弟”或“姐妹”關系。交叉任職使得他們可以跳出本公司的小圈子，與同行分享共同的經歷和經營管理的“酸甜苦辣”。這也比在本公司少了許多顧忌，可以更為坦誠，有的甚至會相見恨晚，進而成為“鐵哥”或“鐵姐”。一份人情，意味著一份義氣。既然是“兄弟”，無論是無利害關系的董事審議董事的自我交易，還是獨立董事審議董事和高管的薪酬，自然會相互支持了。這可能是出于認同，也可能是相互理解、相互包涵，高抬貴手，有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誰不會遇到點難事”，“誰都有難處”，“誰都會有人在屋檐下的時候”等等，這種感情因素一旦滲透到選擇和判斷之中，自然會網開一面[13]。何況，抬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對自己也是有益無害呀。

第二，董事群體思維董事會集體決策機制，意在集中集體智慧，群策群力，提高決策質量，促進公司價值最大化。但是，集體決策的動態交互過程很可能產生群體思維這樣的非理[14]。社會心理學的實驗研究發現，高水平的群體凝聚力（groupcohesion）將會導致群體決策失誤，如與命令式的領導等因素交互作用，更容易引起群體思維；與任務導向凝聚力相比，基于人際吸引的社會情感凝聚力更多地損害決策的質量。董事會系具有高度社會情感凝聚力的群體，決策質量就深受群體思維的危害。這是因為，董事遴選和評價均以合作精神而論，董事會自然傾向于一團和氣。董事還具有從眾（conformity）的動機。當群體成員對群體身份有著很高的評價時，群體成員一般都愿意繼續維持群體身份，從而具有使其行為與群體保持一致的激勵和動力。群體身份越有價值，群體成員的從眾傾向也越強[15]。董事就是這種名利雙收的身份，他們自然會倍加珍惜。為了維持董事職位，他們往往盡量與群體保持一致。為了贏得認同，董事往往遇到矛盾繞道走，發表意見“順桿爬”，隨聲附和。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高管“問題薪酬”往往輕而易舉地獲得董事會的一致通過。

2．“董董相護”的行為經濟學解釋

董事決策以認知為基礎，認知又是大腦的機能。行為經濟學的突飛猛進，為我們從生物本能的層面更深刻地剖析“董董相護”這種非理提供了契機。其實，董事互惠和董事群體思維的產生，均可從認知偏差和大腦工作流程方面得到解釋。

第一，單純接觸效應（mereexposureeffect）可以從生物本能層面解釋董事互惠。神經經濟學家發現，人有家庭偏見，即使是專業人士也具有無法逃脫的戀家情節，因為面對熟悉的事務，讓人感覺愉快，帶來滿足。而這并不需要長時間的接觸，非常短暫的接觸即可產生這樣的熟悉感、親切感。這就是歷經千百萬年錘煉出來的高速運轉的反射系統的玄妙之處，大腦耳內側1英寸深處就是負責情感記憶的海馬體，這些神經元在識別不同環境特征方面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而且細致入微，隨用隨到，因而又稱為位置細胞。其準確度驚人，無需借助任何意識性思維，它可以幫助我們在黑暗中找到蠟燭[16]。凡是走過、看過甚至想象到的特定事務，只要再次出現，該細胞就會被激活，從而產生熟悉感和親切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公司選擇的獨立董事往往是與公司負責人有一定聯系的熟人，哪怕是會議或者論壇上有一面之交的人，而非陌生人。一旦當選，盡管獨立董事是兼職性的，也很少在公司拋頭露面，但是從當選那一刻開始，他就成了董事會的“自己人”。難怪我們常常會聽到他們就職感言有“榮幸成為XXX公司人”等論調。此后，通過共同參與董事會決策、出席股東大會以及各種社交活動，獨立董事與執行董事和高管進一步變成兄弟、姐妹，甚至“鐵哥”、“鐵姐”。既然熟悉讓人感覺愉快，而人在心情極度愉快時，可能會承擔通常狀況下會回避的財務風險[16]44。難怪獨立董事審核高管的薪酬時，那么慷慨大方。

第二，框定效應（framing）則可以解釋為何董事們總是被高管牽著鼻子走，習慣性地接受高管薪酬方案。前景理論認為，問題以何種方式呈現在決策者面前，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對風險的態度[17]。這就是框定效應，亦稱定式思維，這一神奇力量可能誘導人做出荒誕不經的決策。例如，股份一分為二，分拆之后每股價值相當于原來的一半，基本面沒有任何變化，但這還是能夠讓投資者產生追加投資的錯覺。2004年，雅虎宣布對其股份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拆后，次日股價上漲16%[16]159。難怪董事們往往輕而易舉地被高管框定。這是因為，董事會決策的方案和依據往往來自公司管理層、公司有關部門甚至外部專家或顧問，這些方案呈現有關決策事項的方式以及參照點（referencepoint）的選擇，會直接影響到董事會的判斷和選擇。人們依據參照點來判斷收益和損失，不同的參照點會影響人的判斷和選擇。自然，參照點的選擇掌握在制定方案的管理層手中，他們有意識地選擇符合其需要的參照點，即可輕而易舉地誘使董事會通過有關方案。制定與高管利益悠關的薪酬方案時，高管就有刻意選擇這種參照點的激勵。聯想集團2005－2006年度的董事和高管薪酬能夠順利獲得董事會批準，就是明證。其董事總酬金一年內激增12．8倍，達到1．75億港元，董事長楊元慶年薪更是高達2175萬港元，同比增長4倍多，而同期公司盈利才不過500萬美元，僅僅相當于董事薪酬的1/4。如果以業績論薪酬，以業績為參照點，恐怕很難在董事會過關。但是，他們選擇了薪酬國際化這樣一個參照點，就截然不同了。公司股權、業務和人員都國際化，高管薪酬國際化似乎順理成章。何況，董事長楊元慶的薪酬又遠遠落后于其直接競爭對手戴爾的CEO凱文?羅林斯和聯想公司CEO阿梅里奧尼[18]。這樣，聯想高管均如愿以償，美夢成真。

由此看來，一旦面對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體思維等情景，以及單純接觸效應和框定效應下的生物本能，無意識地偏袒高管，“董董相護”，高管尋租輕而易舉，“問題薪酬”泛濫成災。

三、“董董相護”的問責路徑

董事無意識地將其與高管的友情、交情等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董董相護”，高管變相自定薪酬，享受高薪豐酬。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將高管薪酬的失控性增長和薪酬攀比斥責為傳染性貪婪。顯然，“董董相護”與公司利益背道而馳，自應對其問責。問題是，基于理性回路的董事問責路徑合適嗎？如果不適合，何種問責路徑才能對癥下藥呢？

（一）注意問責路徑：司法對高管“問題薪酬”的放縱

現行《公司法》根本就沒用考慮董事決策的情感回路，董事問責規范完全是基于理性回路。該回路要求董事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且不得徇私。與其相應的問責路徑就是忠實和注意路徑，忠實路徑涵攝的是董事徇私，注意路徑則涵攝董事未盡到合理注意。“董董相護”顯然不屬于忠實路徑的涵攝對象，這是因為忠實路徑針對的是董事自我交易，而“董董相護”則是董事徇情決策，并不涉及董事自我交易，不在自我交易之列。董事與高管之間的友情和交情本身并不是問題，就高管薪酬決策而言，根本不可能因此構成董事自我交易。董事與高管互惠雖有一種交易的味道，但其“交易”的是董事與高管的人情和面子，而非轉移資源或者義務意義上的交易。“交易”并非董事自我交易之“交易”也，將人情交換關系等同于一般的市場交易也是不妥的。究其原因，人情固然有利益交換的含義，但這里的“回報”卻是另一個更為重要而根本的方面。情義無價嘛，這其中的價值難以確定。價值計算是理智性的，而回報恩惠是情感性的，也就是非理性的。何況，多數人情投資并非純粹的相互利用，期望立馬回報，而是“目標培養”式的，可能很長時間后才起作用[13]。可見，董事徇情決策，“董董相護”，不在忠實路徑的涵攝范圍，也不應將其納入該路徑。

至于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徑，雖與忠實路徑平起平坐，但向來默默無聞，以至于有學者咄咄逼人地質問其是否真的還存在[19]。它要求董事盡到合理注意，盡管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表述不盡一致，要求董事盡到普通謹慎之人的注意，則是共同的。顯然，這種合理注意針對的是人的思維系統的決策，而“董董相護”則是情感回路的產物，體現為“跟著感覺走”，無意識而為之，故也不在注意路徑涵攝之列。這就說明，作為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理性回路下的忠實和注意路徑均對其鞭長莫及，無能為力。然而，針對高管“問題薪酬”的董事問責并非無人問津，而是被納入了注意問責路徑。究其原因，傳統公司法對董事決策的情感回路向來視而不見，因而將董事“跟著感覺走”、徇情決策與思維系統的未盡到合理注意混為一談，用同一尺度予以衡量。結果怎樣呢？被問責的董事鳳毛麟角，檢索這種案例猶如大海撈針[19]，與俯拾皆是的高管“問題薪酬”形成了鮮明對照。在引起舉世關注的迪斯尼天價遣散費案中（注釋1：907A．2d693（Del．Ch．2005）；終審判決為906A．2d。），歐維茲僅為迪斯尼工作14個月，公司解除合同時卻不得不向他支付1．4億美元的無過失遣散費。對此，股東們義憤填膺，提起了針對董事問責的股東代表訴訟。該案一波三折，歷時近10年，最終所有董事均化險為夷，有驚無險，無需承擔個人責任。不難看出，以注意路徑問責董事的這種徇情決策，與其說是強化了董事問責，毋寧說是過度尊重董事的高管薪酬決策，放縱高管“問題薪酬”。何以見得呢？其一，出于尊重董事經營決策這一公共政策的需要，注意路徑的司法審查標準采用的是商事判斷規則（businessjudgmentrule），與合理注意之行為標準相分離，也是明智的選擇。于是，注意問責路徑就以決策程序為重心，即使實體決策不合理，只要例行公事地履行了必要的決策程序，這種經營決策就會受到商事判斷規則的保護。然而，程序公正并不能保證實體公正，程序公正之名，可能掩飾高管的“問題薪酬”之實。安然和雷曼公司等“巨人”曾經被譽為公司治理之典范，其轟然倒塌的慘痛教訓，足以說明以程序公正掩飾實體不公的巨大危害。其二，雖說高管薪酬決策的實體內容并非受到絕對保護，只要能夠證明其薪酬過高，構成浪費，也會對董事問責。但是，要證明達到浪費的標準，往往難如登天。這是因為，不僅浪費標準很高，而且十分模糊，難以把握。法院也很少會自討苦吃，啟動該規則，故究問高管薪酬實體合理性的浪費規則基本上只是一個擺設。

不難看出，理性回路下的忠實和注意路徑均不能涵攝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人為將其納入注意路徑，實則是在放縱高管的“問題薪酬”，縱容董事們“跟著感覺走”。要對癥下藥，就得另辟蹊徑，為其尋求更具針對性的問責路徑。

（二）應采用誠信問責路徑

法律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福利[20]，如何終結對“問題薪酬”的放縱呢？何以有效地將“董董相護”納入問責視野呢？在董事問責的司法實踐中興起的誠信路徑，為此提供了契機。盡管誠信義務久已有之，依據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和《公司法》第5條，董事自應誠信行事。即使在誠信概念發展相對緩慢的英美法，公司法上亦有大量的誠信規范，惟受該概念的模糊性和主觀誠信的誤導[21]，誠信規范向來被虛置，毫無用武之地。直到1990年代，誠信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在董事問責的司法實踐中大顯身手。“安然”事件和“世界通信”事件以來，董事問責的社會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誠信規范日益受到追捧，誠信路徑也日趨與忠實和注意路徑平起平坐，（注釋2：1993年，CedeII案開辟了董事信義義務“三元”（triad）劃分之先河，將誠信義務與忠實和注意義務并列，后來特拉華州法院許多案例步其后塵，如Cede＆Co．v．Technicolor，634A．2d345，361（Del．1993）；Cinerama，Inc．v．Technicolor，Inc．，663A．2d1156（Del．1995）；Malonev．Brincat，722A．2d5，10（Del．1998）；EmeraldPartnersv．Berlin，787A．2d85（Del．2001）。）而將“董董相護”的問責納入誠信路徑也是完全可行的。理由如下：

首先，完全可以將“董董相護”納入誠信路徑的涵攝對象。雖說誠信概念頗為模糊，但并非只是一個排除者，而是有著積極含義。隨著客觀誠信日益深入人心，誠信越來越多地起到行為標準的作用。其基本要求是，董事應誠實，忠于職守，不得違反公認的從商規則，不得違反公認的公司基本規范。“董董相護”，董事徇情決策，顯然與這些基本要求格格不入。實踐中，誠信路徑通常涵攝董事故意讓公司違法、不坦誠相告、和嚴重失職等情形[22]，而則可以涵蓋“董董相護”。何以見得呢？有多種表現形式，如目的不適當、考慮不相關因素、不考慮相關因素、操縱程序、顯失公平等等。董事徇情決策，將其與高管的交情、友情等因素至于公司利益之上，就嚴重背離了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而行使公司權力這一目的，無疑是目的不適當。具體說來，為了照顧與“鐵哥”、“鐵姐”的交情、友情，董事操縱董事會決策程序，或者考慮不相關因素，或者不考慮相關因素，“跟著感覺走”，對“問題薪酬”視而不見，這顯然就是。可見，誠信概念包容性極強，完全可以涵攝“董董相護”。其實，司法上已有頗為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自由裁量的司法審查早就將目的不適當、考慮不相關因素和不考慮相關因素，作為是否評判的標準，而考慮不相關因素和明顯的道德不良又被視為不誠信之舉[23]。雖說董事行使的是公司權力，行政機關行使的是行政權力，但是行使“權力”這一點是共同的，故將其納入誠信路徑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其次，有助于確立合適的司法審查標準。如前所述，為避免董事自我交易，忠實路徑的司法審查標準最為嚴格，采用的是完全公平標準；而注意路徑則采用商事判斷規則，又最為寬松，以體現尊重董事經營決策之公共政策。對于“董董相護”而言，完全公平標準過于苛刻，而商事判斷規則又尊重過度了，均不合適。誠信路徑則是涵攝介于忠實與注意之間的中間地帶，不僅可以將董事徇情決策與徇私決策予以區別對待，避免生搬硬套，將針對董事徇私決策的完全公平標準適用于董事徇情決策，而且可以將其與一般經營決策予以區別對待，以免過于尊重，放縱以程序公正的名義掩飾“董董相護”。

最后，有助于克服司法懷疑主義，強化問責“董董相護”的有效性。以理性回路來審視“董董相護”，法院也飽受司法懷疑主義的困擾。如前述“迪斯尼天價遣散費案”經過長達37天的審理發現，董事長兼CEO艾斯納不僅與歐維茲兩人有著25年的老交情，兩個家庭也結下了深厚友情和交情，而且艾斯納還與多名董事有私交甚至有間接利益關系：一名董事兼任高管；一名董事是慈善機構的負責人，而艾斯納每年向該機構捐贈100萬美元；一名董事為小學校長，而艾斯納的子女曾在該校就讀；一名董事拿了5萬美元咨詢費，且為迪斯尼公司的律師事務所工作[24]。很明顯，艾斯納很可能“跟著感覺走”，無意識地照顧老朋友，并操縱董事會對歐維茲的薪酬安排。但是，法院對此不予理睬，反倒要求原告證明這種交情和友情對董事會決策的實際影響。這無疑是強人所難，實則是放縱“董董相護”。究其原因，“董董相護”，董事徇情決策中，“徇情”屬于主觀動機，是一種主觀心理狀態，而“行為人主觀狀態除其本人外，事實上難以掌握”[25]。就心理科學的長遠發展而言，心理實驗可以為樣本人群的心理反應提供證據，使裁判更為合理。但是，就目前科學技術而言，無論是民法上過失的認定，刑法上犯罪目的或動機的認定，在“方法上只有借助外界存在的事實或證據推敲之”[25]。也就是說，由司法人員根據客觀事實進行認定或推論。確立誠信路徑，將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予以區別對待，就可以克服這種司法懷疑主義。就像忠實路徑那樣，只要是董事進行自我交易，無需原告證明其徇私動機，法院就應審查該交易是否完全公平。相應地，只要董事決定高管薪酬事項，就應審查其合理性，無需將證明“董董相護”責任強加給原告。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遏制董事們“跟著感覺走”，增強問責的有效性。

四、“董董相護”的司法審查標準：高管薪酬的合理性

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以何種標準審查“董董相護”呢？怎樣才能做到不枉不縱呢？這就需要準確地把握實體合理性審查的定位，拿捏好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標準。

（一）實體合理性審查：在完全公平與尊重之間

只要董事會決定高管薪酬，一旦出現“問題薪酬”，就應對其進行實體合理性審查。主要理由為：其一，司法審查技術上的需要。董事徇情決策，乃是情感回路的產物，屬于一種主觀心理狀態，就目前科學技術而言，還只能借助外界存在的事實或證據推敲這種主觀狀態。也就是說，董事們對高管薪酬的決策，到底是否存在“董董相護”，是否“徇情”決策，只能通過間接方式來認定，通過審查高管薪酬是否合理予以認定。易言之，只要高管薪酬是合理的，也就無所謂“董董相護”了。反之，高管薪酬明顯不合理，就可以推論出“董董相護”。其二，確保高管薪酬合理性之需要。薪酬程序公平并不能保證薪酬合理，好的程序未必產生好決策，只是增加了產生好決策的可能性而已。若董事誠信行事，一定的審慎決策程序可以促使董事會形成好的決策；若董事不誠信，審慎程序的作用將大打折扣。程序照樣走，樣子照樣做，“董董相護”依然故我，“問題薪酬”仍然泛濫成災。實際上，就高管“問題薪酬”的形成機理來看，“董董相護”，在相當程度上是董事高管們框定所致。安然公司和雷曼公司曾經堪稱公司治理的典范，獨立董事們照樣被高管牽著鼻子走，這些巨人最終因其炮制的一個又一個高風險決策而轟然倒下就是明證。可見，即使獨立董事也不能完全信賴，對董事會高管薪酬決策進行合理性審查，也是順理成章的，既是司法審查技術的需要，也是確保高管薪酬合理性的需要。

這并不是說法院比董事更擅長經營決策，也不是說他們更清楚高管薪酬的合理邊界，而是說在涉嫌“董董相護”之時，董事決策可能更糟糕，實體審查實乃明智之舉。不管決策程序如何，只要不合理就不予支持，就應問責。實體合理性審查如何定位呢？鑒于“董董相護”有別于董事自我交易，該審查顯然應比完全公平標準寬松。但是，實體合理性審查意味著要審查經營決策內容好壞優劣，而注意路徑對決策實體審查僅僅要求理性行事即可，這種合理性標準又明顯高于理性標準。在理性標準下，法院只要認為董事行為不是不可容忍即可，而在合理性標準下，法院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同意董事的行為，雖然不需要完全同意[26]。我們說一個人的行為不謹慎或不合理，可謂比比皆是，而要說他喪失理性則極其罕見。也就是說，不合理的，仍然可以是理性的，不會被注意路徑問責，但完全可能被誠信路徑問責。這樣，實體合理性審查既不至于對董事會決策干預過深，也不至于尊重過度，放縱“董董相護”。

（二）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標準

其實，高管薪酬合理性邊界頗為模糊，就好比“普洛透斯”的臉，變幻莫測，經理市場也不能給出“明碼實價”。實踐中，高管薪酬不僅因行業、因企業、因企業規模、因企業發展階段而異，甚至因人而異，與勞動力市場的同工同酬截然有別。這樣，董事會確定高管薪酬必然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而且這種裁量必須得到司法的尊重。否則，無異于以司法判斷代替企業家的經營判斷，而法官在這方面并不比董事更高明。那么，如何判斷董事會自由裁量是否合理呢？也就是說，如何判斷高管薪酬是否合理呢？

首要的是把握好高管薪酬的相對合理性。合理的高管薪酬是一個范圍，而非一個點，只要在合理范圍之內就是合理的。這樣，董事會仍享有很大的裁量余地，也不至于讓法院對公司經營決策干預太深。法院需要判斷的是，董事會決策整體上是否在合理范圍之內，不可能精確到某一個合理的點位。這種判斷標準可以從兩個方面予以把握，從正面意義上看只要基本合理即可，從反面意義看則以明顯不合理為準。沒有反面意義上的明顯不合理，或者正面意義上基本合理，就屬于合理，就無需干預，無需問責。反之，原告能夠證明高管薪酬明顯不合理，即應問責。

進一步的問題就是，以什么標準來判斷呢？既然高管薪酬激勵的目標在于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檢驗其合理性的根本標準，就是是否與該目標一致，是否有利于實現該目標。而薪酬激勵性是否合理，關鍵在于激勵標準合理化、薪酬水平合理化以及薪酬結構合理化。我們完全可以借助于該標準，為評價和判斷高管薪酬構建如下參照系：其一，薪酬是否與企業業績掛鉤。凡是高管薪酬不與績效掛鉤的，不論業績好壞都是高薪豐酬，高管薪酬能上不能下，無功受祿，或者只有正激勵，沒有負激勵，均屬于不合理。其二，是否與股東和利益相關者利益相平衡。如與股東和利益相關者收益明顯不平衡，如高管領取高薪豐酬，而股東沒有回報或者回報甚少，或者是高管與職工收入懸殊過大，也是不合理的。其三，風險的合理性。如風險性過大，激勵過度，過度鼓勵冒險，同樣是不合理的。引爆全球金融危機的華爾街薪酬體系就是如此，高管風險收入比重過大，雷曼公司CEO富爾德的股權收益占總收入的78%。高管們沖著越來越多的利潤就等于越來越高收入這樣一個目標，不斷推出他們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的結構化金融衍生產品，冒險文化愈演愈烈，最后釀成全球性的災難。也就是說，法官不僅要對無功受祿保持警惕，亦應對過度激勵保持高度的警惕。其四，激勵標準是否與時俱進。如經營環境時過境遷，企業經營條件發生重大變化，而高管薪酬激勵方案按兵不動，高管無功受祿，浪費公司資產，自然也是不合理的。

由此可見，只要將薪酬合理性審查定位于相對合理性，而非忠實路徑所要求的完全公平；只要圍繞是否有利于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指針，借助薪酬標準合理性、薪酬水平合理性以及薪酬結構合理性的要求，構建相應的評價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參照標準，法院完全可以做出適當的判斷。何況，法院還可以聘請人力資源等相關專家出具專家意見，為其判斷提供決策支持，確保其判斷的科學性。在2006年紐約交易所格拉索案中（注釋3：NewYorkStatev．RichardGrasso，LangoneandNewYorkStockExchange（401620/2004，NY）．），紐約州最高法院就基于格拉索所提供的服務，與所領取的1．875億美元的天價薪酬不匹配，認定其薪酬不合理，判令將其中1億美元左右返還給交易所，從而贏得了廣泛的贊譽。這就說明，法院完全有能力審查和判斷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實體合理性審查也是可行的。

注釋:

[1]金巖石．高薪重獎犯眾怒本性難移華爾街[N]．上海證券報，2009－10－27．

[2]馬光遠．高管無薪酬比天價薪酬更可怕[N]．南方都市報，2009－04－29．

[3]陳家林．CEO薪酬：監督、制約機制在哪？[N]．上海證券報，2008－07－21．

[4]LucianA．Bebchuk，etc．Managerialpowerandrentextractioninthedesignofexecutivecompensation[J]．The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2002（69）：751－846．

[5]陸一．上市公司薪酬差距變化研究[N]．國際金融報，2004－06－25．

[6]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權、報酬與盈余管理———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7]羅培新．公司法學研究的法律經濟學含義——以公司表決權規則為中心[J]．法學研究，2006（5）：44－57．

[8]何大安．理性選擇向非理性選擇轉化的行為分析[J]．經濟研究，2005（8）：73．

[9]黃光國．人情與面子[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85（3）：55－62．

[10]JamesD．Cox，HarryL．Munsinger．BiasintheBoardroom：PsychologicalFoundationsandLegalImplicationsofCorporateCohesion[J]．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1985（48）：83－135．

[11]王瑞英，等．我國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03（12）：29－35．

[12]楊雄勝，等．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實施效果實證研究[J]．財會通訊，2007（6）：3－21．

[13]翟學偉．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情理社會中的社會交換方式[J]．社會學研究，2004（5）：48－57．

[14]畢鵬程，席酉民．群體決策過程中的群體思維研究[J]．管理科學學報，2002（2）：25－34．

[15]CartwrightD．TheNatureofGroupCohesiveness[G]//CartwrightD，ZanderA．GroupDynamics．HarperandRow，1968：91．

[16]賈森•茨威格．當大腦遇到金錢[M]．劉寅龍，譯.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119．

[17]劉志遠，劉青．集體決策能抑制惡性增資嗎——一個基于前景理論的實驗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7（4）：13－20．

[18]謝揚林．聯想的高管薪酬是場游戲？[J]．人力資本，2006（9）：29－31．

[19]JosephW．BishopJr．SittingDucksandDecoyDucks：NewTrendsintheIndemnificationofCorporateDirectorsandOfficers[J]．YaleLawJournal，1968（77）：1078－1103．

[20]本杰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M]．蘇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39．

[21]徐國棟．客觀誠信與主觀誠信的對立統一問題——以羅馬法為中心[J]．中國社會科學，2001（6）：112．

[22]朱羿錕．論董事問責的誠信路徑[J]．中國法學，2008（3）：91－92．

[23]HilaryDelany，JudicialReviewofAdministrativeAction—AComparativeAnalysis[M]．Dublin：RoundHallSweet＆Maxwell，20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