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長理論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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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有關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義時期，當時，歐洲正處于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重商主義代表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財富的內涵以及外貿的作用上。他們認為，只有金銀才是真正的物質財富，若要使一國經濟增長惟有不斷增加金銀貨幣。而增加的辦法只有兩條：一是開采國內金銀礦藏；二是發展外貿。由于一國的金銀礦產貯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財富不斷增長，就只有發展對外貿易，并且要確保貿易順差，這樣才會使外國金銀源源不斷地流入本國。

在評論重商主義“貿易差額論”的基礎上，自由貿易理論的典基人亞當•斯密第一次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進行了系流闡述。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斯密指出通過開展國際貿易各國可以根據本國的優勢進行專業分工，這種分工有利于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此外，對外貿易可以為一國剩余產品實現其價值，斯密假定一國在開展國際貿易前，存在著閑置的土地和勞動力等資源，受國外市場的吸引，閑置的資源將被利用，使一國產量增加，從而增加了國民財富。

另一位古典經濟學大師李嘉圖從貿易對一國利潤率的影響來說明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認為，一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是資本積累。而在封閉的條件下，一國經濟增長會使利潤率下降，從而減少資本積累。而通過開展對外貿易，從國外進口低價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勞動力價格、提高利潤率、增加資本積累，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此外，李嘉圖通過比較成本說，論述了國際貿易對所有參與國的經濟增長都有利。

后人對古典貿易發展理論進行許多開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斷地得到補充和發展：首先，受古典貿易發展理論的影響，后來的經濟學家雖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結論卻基本相同——即國際貿易有助于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和發展。其次，也有不少學者對貿易促進經濟發展提出疑議，主張自由貿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利益。

二戰后，伴隨著一批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獨立，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研究貿易“引擎”的理論逐漸興起。這一理論認為，對外貿易不僅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而且還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一定的負作用。

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及其后的補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貿易對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論很難解釋國際貿易活動中的一些新現象。

二、新增長理論的貿易發展觀

新增長理論，又稱為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新增長理論各個增長模型包含的共同觀點是：經濟增長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由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決定的；政府實施的某些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貿易發展問題是新增長理論中的一個主要內容，人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該理論的貿易發展內容：

1、規模收益遞增。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強調了比較優勢在解釋國際貿易方面的作用，以規模收益不變的假設為分析基礎。但事實上，很多行業都具有生產規模越大，生產效率越高的規模經濟的特點。尤其是現代化的工業，大規模的生產反而會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

1986年羅默對阿羅(1962)“邊干邊學”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識”代替了“資本”，并把知識分解為一般性和專業化知識。羅默認為，一般知識可以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專業化知識可以產生要素的遞增收益，二者的結合不僅能形成自身遞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要素投入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使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遞增的收益又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的保證。

羅默(1986)模型給出的生產函數為：y[,i]=f(k[,i],K)(1-1)

式中，y[,i]為i企業的產出，k[,i]為i企業生產某產品的專業化知識水平（在這里即人均資本水平），K為所有企業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術知識，且K=∑k[,i]。

如果采用C-D生產函數形式，式(1-1)可表示為：y[,i]=k[a,i]K[η](1-2)

由式(1-2)，當α+η=1，即k[,i]、K的規模收益不變時，經濟將以一個固定的比例增長，其中資本收益遞減正好被外生的技術變革所抵銷。當α+η＜1，即要素的規模收益遞減時，經濟增長將趨于停止，因為技術變革的效果不足以彌補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效果。當α+η＞1，即要素的規模收益遞增時，經濟將會加速增長且長期增長。因為這種遞增的收益形成壟斷利潤，從而又成為研究與開發的資金來源，投資促進知識積累，知識又刺激投資，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這就是經濟能夠在長期內生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

1990年羅默在《內生的技術變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個內生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羅默引入壟斷競爭的假設條件，并將經濟分為研究與開發、中間產品生產、最終產品生產三個部門，將生產要素劃分為有形資本、原生勞動（即非技術勞動）L、人力資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術四種投入。其中，技術與第一模型一樣源于勞動的社會分工，人力資本則既可用于研究與開發部門，也可用于最終產品的生產。

據此，羅默給出了最終產品的生產函數形式：

附圖

式中H[,1]為用于生產的人力資本（H[,2]為研究與開發部門的人力資本，H=H[,1]+H[,2]），Xi為用于生產的第i個投入的數量，為有形資本，A為中間產品。中間產品的生產涉及兩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產過程的耗費，另一部分則是向研究與開發部門的購買。研究與開發部門的技術開發使發現新的中間產品成為可能，推動中間產品A的邊界向外拓展，A隨著時間變化的變化率為δH[,2]A。

為了說明收益遞增，羅默將知識視為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經濟物品，是一種“不競爭”物品，即知識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識存量可直接參與新知識的生產，且運用的經濟成本很低。知識同時也是一種“專利”產品，企業為獲得新發現的專利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這是對研究與開發部門投資及其風險的必要補償，從而也保證了研究與開發的動力。知識還具有擴散性、可無限積累性，這些都決定了技術變革的外在經濟性。因此，知識的生產具有個體收益（出售專利權）和與正向外在經濟性相關聯的社會收益。

在新增長理論的各種模型中，除凸性增長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長模型一樣假定總量生產函數是規模收益不變外，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格羅斯曼—赫爾普曼模型都假定總量生產函數呈現出規模收益遞增。

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和國際貿易的現實條件下，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將規模收益遞增（即規模經濟）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為國際貿易理論建立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這一理論說明，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如果每個國家都只生產幾類產品，那么每種產品的生產規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國什么都生產時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產出更加豐富多樣的產品。參與貿易的各國讓渡某一種貿易商品的國內市場給貿易伙伴，雙方分別通過擴大市場來形成某種規模經濟，釋放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成本下降和生產能力提高，從而從這些貿易中獲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貿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較優勢。不僅如此，克魯格曼認為，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現實中的國際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所假定的完全競爭市場，而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于是，不完全競爭被引入國際貿易理論中，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理論和人們對于國際貿易問題的認識。

2、貿易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

新增長理論家認為，知識和技術的溢出是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而國際貿易又是技術外溢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

由式(1-1)可知，羅默(1986)模型中某個企業產出的增長還依賴于K這一所有企業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術知識，且K=∑k[,i]。顯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K值會因受益于企業數目的增加而增大，從而使得參與國際分工的企業有更大的產出。

由式(1-3)可知，羅默(1990)模型中最終產品的產出與中間產品A有關，當A的邊界外推時，最終產品的產出將增加。隨著以國際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國際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間產品產生，無疑會推動最終產品產出的增加。

盧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他假定有兩種消費品C[,1]與C[,2]，沒有物質資本，而且人口數量不變。那么第i種商品的生產方式為：

C[,i(t)]=h[,i(t)]U[,i(t)]N(t)i=1,2(1-4)式中，h[,i(t)]是專業生產商品i的人力資本，它通過干中學獲得；U[,i(t)]是用于生產i商品的勞動系數，U[,i]＞0，且U[,1]+U[,2]=1；N(t)為勞動投入量。由于h[,i(t)]是邊干邊學的結果，因而隨著生產商品i的數量增加而上升。

盧卡斯在這一模型中只考慮了人力資本的外在效應，每種商品的生產和技能積累取決于本行業的平均技術水平。對于特定的商品，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是遞減的，因為在邊干邊學的初期，技能長進快，然后會逐步慢下來。不過由于產品不斷更新，后來的專業技能積累會被賦予到新產品的學習上，從總體上看，專業化技能積累是遞增的。國際貿易開辟了國際間商品流通的渠道，多個國家的融合，導致產品、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都會使盧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對生產的增長具有正向的效果。

3、勞動分工與經濟增長。

對于勞動分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實早在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得到較為深入的闡述。英國的經濟學家楊格于1928年對勞動分工理論進行系統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亞當•斯密關于市場范圍決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認為市場規模不僅取決于人口規模，而且取決于購買力，后者又取決于生產率，生產率又依賴于勞動分工的范圍。正是勞動分工與市場規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斷擴大。而經濟的增長則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強作用的動態過程中得以實現。受楊格這一思想的影響，楊小凱、貝克爾等人在力圖把分工水平這一生產者最重要的活動內生化的過程中，建立起他們的“勞動分工”演進經濟增長模型。

楊小凱—博蘭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給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種商品的生產函數、交易成本以及人們對它的偏好都是一樣的。由于專業化利益的存在，經濟會從自給自足向勞動分工狀態演進。又由于存在著交易成本，人們對專業化水平有一個最優決策，所有人的專業化決策一起決定了當時經濟的勞動分工水平，勞動分工水平決定了當時的經濟增長率。勞動分工的演進擴大了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反過來促進勞動分工的演進，同時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勞動分工演進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進一步分工的潛力，人均收入就會隨時間不斷提高，從而經濟的持續增長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長的情況下，只要保持了進一步分工的潛力，經濟就可能不斷增長，如果人口增長，更嚴格地說，如果進入交易的人數增多（如擴大對外貿易），則進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潛力，從而保證了增長率的持續提高。

4、新增長理論的政策內涵。

羅默(1986)認為，知識溢出的存在造成廠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會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預時廠商用于生產知識的投資將偏少，從而使分散經濟的競爭性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這種分散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政府可以通過適當的稅收或補貼政策提高經濟的均衡增長率和社會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競爭的羅默(1990)模型中，羅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識積累提供補貼的同時向壟斷商品的購買提供補貼，這將導致研究部門人力資本的收益增加，促進更多的人力資本配置于研究部門，同時也消除了壟斷因素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促使經濟增長率提高。

在瓊斯－真野模型中，沒有稅收時的均衡增長率就是最優增長率，經濟將漸近地趨于平衡增長路徑，經濟的穩定增長率既取決于生產技術條件，又取決于消費者偏好。該模型的政策含義是：政府的經濟政策能通過影響儲蓄意愿和折舊率而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各國增長率的差異是由各國政府實施不同的經濟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稅收政策一般將造成經濟的扭曲，使競爭性均衡不再是社會最優，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政府應實施減稅以促進經濟增長。

雷貝洛(1991)發展了宇澤模型。雷貝洛模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考察了經濟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時各類資本品在經濟增長率中的作用。該模型認為，為了使經濟實現內生增長，經濟中必須存在一類核心資本。即使消費品和其他資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產，而且經濟不存在生產的規模收益遞增，但只要經濟中存在核心資本，資本積累過程就不會中斷，內生經濟增長就可以持續。雷貝洛也將增長率的國際差異歸因于各國實施了不同的經濟政策，認為那些收入稅率較高及產權保護較差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較低。他還認為：對非核心資本品征稅像對消費品征稅一樣，不會影響經濟增長率；如果政府對核心資本品的生產征稅，將導致經濟增長率降低；政府應減免核心資本生產稅以促進經濟增長。

5、南北貿易問題。

關于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利弊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新增長理論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來研究，通過模型說明人力資本、知識等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的自我積累、自我演進機制，從而說明市場調節不但適用于發達國家，也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南北貿易對南北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生產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節約了大量資源，用以促進新產品的開發，同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更快了，因為它學習和吸收了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

當然，新增長理論也揭示一些令人堪憂的問題。開放經濟中產生的總體效益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造成損失。這一點顯然與李嘉圖模型的結論相反。事實上，內生增長在部門間產生了不平衡：技術進步在各個部門并不是一致的。在某些情況下，國際貿易將有擴大這種不平等發展的趨勢。南北貿易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一些初級產品，從而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世界各國為了追求各自的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引發一些國際沖突等等。

盧卡斯(1988)模型揭示，由于發達國家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比發展中國家要高，致使資本的收益率比發展中國家的要高，因而出現了資本從貧國流向富裕國家的現象。而不像新古典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在窮國，資本稀缺，收益率比較高，致使資本從富國流向窮國。

四、新增長理論貿易發展觀對我國的啟示

新增長理論所揭示的不同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增長機制及其政策含義為開放型經濟的發展賦予了新的內容和形式，其貿易發展觀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1、重視國際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

從國情看，我國很符合傳統比較優勢戰略中傳統貿易產品出口國特征，但簡單地強調這種貿易模式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不利。很多傳統貿易開展國的經濟由于傳統貿易產品技術進步緩慢、國際市場萎縮，這些貿易部門實際并沒有很好地起到帶動國內經濟成長的目的，有的甚至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新增長理論的貿易發展觀強調了國際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規模經濟效應表現在生產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隨產出的增加而下降，擴大該產品產量進而擴大該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強競爭能力。通常認為，在那些與技術進步、資本密集密切相關的行業才會呈現出規模經濟的特征。這些行業一般比傳統貿易部門技術等級要求和資金密集程度高。大規模開展這種貿易的意義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創匯和調劑余缺等能概括的，其核心目的應該是通過積極地開拓國際市場，改進技術，提高工藝，在享受規模經濟的專業化分工中處于有利位置。另外，還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技術的產業，這些產業面向日新月異的國際市場，技術層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帶動國內其它產業的成長。現時期，我們可以利用東部地區雄厚的工業基礎、人力資本、技術優勢，有意識地打“規模經濟”牌，扶植起一批強大的集團企業參與國際分工。

2、對外開放和參與國際貿易可以形成“趕超效應”。

在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對國際貿易僅從“比較成本優勢”或“資源稟賦優勢”原則進行解釋，無法將貿易納入經濟增長的模型中，從理論上闡述清楚貿易——增長效應。新增長理論在這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增長理論家們認為，對外開放和參與國際貿易可以產生一種“外溢效應”，即國與國之間發展對外貿易不僅可以增加世界貿易總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從而使貿易國的總產出水平提高，經濟加速增長。同時，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一點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具有特別的意義。它們可以借機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形成一種“趕超效應”，向發達國家的經濟逼近。象中國、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參與國際貿易，收益不在于市場的擴大，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極不均勻的技術人力資源從事技術創新的成果。因此，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那些閉關自守或實行自我封閉的所謂進口替代政策的國家，將會失去迅速積累國內人力資本和專業化知識的良機。只有堅持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才能加速進入知識經濟的步伐。

3、政府應加強對國際貿易的管理。

新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們都比較強調政府對經濟的管理。當然，這種管理絕不同于計劃經濟時代的管制。無論是從技術內生論的角度看，還是從知識經濟興起大環境的角度看，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是我國經濟建設進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上述產業的發展尚有較大差距，需要通過發展對外貿易，通過“干中學”，利用技術、知識的“外溢效應”來提高我國的生產技術水平。但是，這種宏觀的需要往往同微觀貿易廠商的短期利益相沖突，難以通過微觀廠商的逐利行為自動形成技術升級。所以，要求政府能采取相應措施，制定一些促進技術、知識積累的稅收政策和貿易政策，以促進國際貿易商品結構升級，推動經濟增長。

克魯格曼在提出國際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時，也強調一國政府應采用出口補貼、關稅等戰略性措施，以增強本國具有潛在規模經濟優勢的產品出口競爭力，更多占據國際市場份額，謀求擴大市場份額帶來的規模收益。這種貿易政策觀點重新審視了被貿易自由主義者所批判的補貼和關稅作用，強調了政府在選擇優勢產業、保護擴大出口進而擴大國內生產的機制鏈中的能動作用。

4、正確應對經濟一體化。

篇（2）

一、引言

2009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首次突破900萬，就業形勢嚴峻。CICC（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2010年公布的宏觀經濟形勢預測顯示，中國勞動力市場2011年勞動力供給可能增長3900萬，其中包括了2500萬失去與之前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相關聯工作的臨時工；與此同時，新增就業崗位可能只有800萬個，就業壓力明顯。

奧肯定律表明，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著一種穩定的關系，諸多經驗研究也證實了該關系在美國曾長期存在。國內學者運用中國數據進行檢驗時，卻得出奧肯定律在中國并不適用的結論；另一方面，通過對就業彈性的考察發現，我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呈現出下降趨勢畢業論文模板，2005年之后的就業彈性徘徊在0.06-0.08之間，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的能力在下降，中國經濟進入“無就業增長”[①]時代。歸納國內學者對“無就業增長”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觀點：一是經濟體制改革（齊建國、常進雄；常云昆等）；二是產業結構轉變（蔡昉、都陽；諶新民等）；三是技術進步（胡鞍鋼；袁志剛；張軍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業研究報告顯示，增加就業不能從放棄技術進步，實施保護主義中尋找解決途徑，而應從改進市場流動性，恢復經濟與社會適應變化的能力來增加就業，在其對策建議中，首先就是加強技術知識的創造和擴散。作為實現技術進步的最基本手段，將R&D活動納入到分析就業問題中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旨在明確R&D活動與就業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其具體的傳導途徑是什么？并結合技術落后國家（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理論與實證分析。本文接下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術進步與就業的相關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所需變量的選取及測算；第四部分是實證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關結論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概述

對于R&D的研究始于Romer，Grossman，Helpman等人發展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是將R&D作為“知識生產”的投入要素，由此克服了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的限制，經濟獲得長期增長。雖然新增長理論在就業方面有很強的政策性含義，但卻并沒有進行專門的研究。概括講，國外關于R&D與就業的研究主要歸結為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R&D活動與技術擴散兩個方面。

1．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

對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持樂觀態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運用搜尋和失業理論構建了流動的勞動力市場模型，通過對生產率增長與均衡失業率增長關系的研究，提出了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機制——“資本化效應”，認為技術進步提高了要素生產率，企業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傾向于擴大生產規模畢業論文模板，提供更多工作崗位，就業情況由此得到改善[②]。Pissarides的資本化效應機制隱含的條件是資本和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存在互補的關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則指出，資本和勞動之間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變的條件下，技術進步提高了使用資本的相對成本，出于理性的考慮，企業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失業率下降[③]。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鑒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論對技術進步的就業補償效應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應的就業補償機制[④][⑤]。實證方面，OECD（1996）在對其成員國有關創新與增長關系的研究中發現，創新、增長與就業之間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盡管短期內技術進步會對就業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相對于其巨大的創造效應可以忽略不計，由于這項研究包含了OECD國家近200年的數據，因此，對諸多尚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個國家的21個部門的經驗數據也證實了技術進步對擴大就業具有積極的作用[⑥]。

早在李嘉圖時期，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技術進步是一把“雙刃劍”：在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會排擠工人。有別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學者更傾向于技術進步會對就業產生破壞效應的觀點。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資本化效應的基礎上，提出了就業破壞機制，認為技術進步通過縮短產品生命周期，加速現有工作磨損，直接排斥就業；當生產率的增長是通過高生產率的工作取代低生產率的工作時，失業率將會上升[⑦]。Tobin（1998）從勞動力需求結構出發畢業論文模板，證明了工作崗位空缺與失業并存的情況是技術結構變化造成的[⑧]。同樣對技術性失業[⑨]進行過類似研究的還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3）、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對德國、智利等國家實證分析的結果也均顯示技術進步排斥生產性勞動。

2．R&D活動與技術擴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運用美國制造業的數據，實證研究了TFP與R&D活動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呈明顯的正相關[⑩]。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續研究顯示了相同的結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選取OECD國家作為樣本，得出了R&D活動是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的結論[?]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Stiglitz（1981）在研究技術創新時已經指出，R&D活動的產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Romer（1990）關于R&D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最初的觀點認為R&D活動源于企業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進而研發過程中帶來的知識存量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的長期增長[?]。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隨后從不同的角度發展了這一研究思路；經驗數據與理論分析同時顯示：企業是社會R&D活動的主體[?]。因此，對R&D活動與技術擴散的關系的研究首先是從企業層面上展開的，進而擴展到產業層面、國家層面。Arrow（1962）指出，企業R&D活動的技術溢出效應與R&D活動呈反向關系，即越是在基礎研究階段，企業進行R&D活動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會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產業間生產率變化關系時發現，某產業的R&D活動有助于提高其關聯產業的產出率，從而提高整個國家的生產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經驗分析從生產成本、技術密集度等方面也證實了以上的觀點。國家層面上的經驗研究同時也證明了一國的R&D活動通過投資、貿易等渠道會對他國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Jones（2002）通過對二戰之后美國經濟的統計研究發現，美國經濟的增長有一半歸功于全球范圍內的R&D活動的溢出效應[?]。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國和日本為例，研究了發達國家之間R&D活動的技術溢出效應：通過技術轉讓及國際貿易，美國的R&D活動顯著影響了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了日本的技術密集程度[?]。

（二）國內研究概述

國內關于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關系的研究有四種觀點：一是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張軍，彭緒庶，姚戰琪等）；二是技術進步有利于擴大就業量（丁仁船，瞿群臻畢業論文模板，昌盛等）；三是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雙重影響（齊建國，龔玉泉，袁志剛等）；四是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并不存在明顯關系（畢先萍，吳曉松等）[?]。對于長期內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關系，國內學者的研究基本達成共識，即技術進步有利于擴大就業。姜作陪、管懷鎏（1999）認為技術進步在提升生產力水平的同時，長期內會擴大生產規模，對就業起到積極的作用[?]；龔玉泉、袁志剛（2002）指出，長期內，技術進步通過影響社會產出間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進產業結構演進，尤其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就業水平進而得到提高[?]。對于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短期關系，理論界存在較大的爭議。姚戰琪、夏杰長（2005）認為技術進步的就業補償機制與就業破壞機制同時存在，同時結合中國的經驗數據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對勞動力節約型技術的選擇帶來了嚴重的結構性失業[21]；王文甫（2008）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際數據的考察發現，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且技術進步呈現出明顯的就業替代作用[22]；何平、騫金昌等（2007）以制造業為例，從微觀角度探討了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技術進步對企業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但對就業增長沒有影響甚至是負面影響[23]。而丁仁船、楊軍昌（2002）則認為，1978年以后，就業的增長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資本深化對就業的擠出效應高于理論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各種補貼、稅收優惠政策造成了資本對勞動的過多替代[24]。昌盛（2005）畢業論文模板，瞿群臻（2005）等學者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積極的影響[25][26]。綜上可以看出，在技術進步影響就業問題上，我國學者主要是從指標選取、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拓展的，盡管觀點各有不同，但理論分歧不大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在技術擴散問題上，我國學者立足于技術劣勢國家，主要研究了發達國家通過技術轉讓、FDI等途徑實現的擴散效應。沈坤榮等（2001）在Barro生產函數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動態化生產函數，通過考察1987-1998年中國29個省市及自治區有關數據，得出FDI是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資本水平的限制，我國對FDI所帶來的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27]、；張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況下，研究發現FDI之所以沒有帶來生產率的增長，主要原因是過低的R&D吸收能力[28]；潘文卿（2003）[29]，李平（2007）[30]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近年來，我國學者童光榮、高杰（2004，2005a，2005b，2007）等對政府R&D支出與就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特別是對政府R&D支出乘數效應、政府R&D支出對企業R&D支出誘導效應等的研究具有創新性。

三、變量選取與測算

（一）變量選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動對就業的影響，所選分析對象是中國經驗數據，因此，選擇R&D支出指標和就業水平指標，直觀探討兩者的關系。

1.R&D支出指標

國內學者對有關R&D活動的研究通常將R&D投入的當期值及其滯后項納入分析框架，借鑒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31]等人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技術進步主要取決于前期研發的積累。因此畢業論文模板，在進行實證分析時，本文采用R&D資本存量數據（計為rd）。《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涉及到研發活動的主要有四組指標：國家財政科技撥款、科技經費籌集額、科技經費內部支出額及R&D經費，本文相應地選取R&D經費作為計算R&D資本存量的基礎數據。相關數據如表1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國R&D經費支出的當期額

單位：億元

年份

R&D經費

年份

R&D經費

年份

R&D經費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1997

509.16

2004

篇（3）

基金項目：四川省教育廳科研項目（項目編號：11SA090）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7月14日

對于經濟增長源泉的研究我們可以追溯到斯密（1776）的《國富論》，斯密認為經濟增長內生于生產中的分工協作。而以索洛（1957）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外生于技術進步。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新增長理論否認了索洛的外生技術進步，舒爾茨（1961）等認為上個世紀美國增長的最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資本積累，這種觀點引發了西方經濟學家從人力資本的視角研究經濟增長。

一、人力資本理論的興起

自20世紀初Fisher（1906）在《資本的性質和收入》的論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資本”這一重要的經濟學概念以來，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人力資本經濟分析一直處于沉寂狀態。

早期的增長理論未能認識到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如哈羅德-多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羅森斯坦-羅丹“大推進”理論（Rosenstein-Rodan，1961）、納克斯“貧困惡性循環”理論（Hagen，1975）。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經濟之謎”出現（Helpman，1987）：

一是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始終快于勞動和資本生產要素投入增長的速度。

二是日本和德國戰后的興起。日本和德國用了5年時間將經濟回復到二戰前的水平，然后只用了10年時間就一躍成為經濟實力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經濟強國。

三是“里昂惕夫之謎”。要素稟賦論認為，一國應出口密集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生產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本國稀缺的生產要素生產的產品。學界一般認為美國資本相對豐富而勞動相對稀缺，根據要素稟賦論，美國應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經濟學家里昂惕夫（Leontief，1953）的實證結果卻與要素稟賦論預測相悖。

傳統的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經濟之謎”，在這種背景下，人力資本理論應運而生。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Schultz（1961）開始系統闡述人力資本的概念，根據Schultz的表述，人力資本是相對于非人力資本或者物質資本而言體現在人身上可以被用來提供未來收益的一種資本。人力資本的形成依賴于學校教育、營養和健康投資、在職培訓、個人或家庭為適應就業機會的變化而進行的遷移等活動。Schultz（1961）將人力資本理論應用到農業增長的研究中，研究結果表明：從20世紀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國農業增長的最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

隨后Becker（1964）建立了人力資本及其投資的微觀基礎，Becker還明確區分了一般人力資本與特殊人力資本的概念。在經濟增長分析中，Becker將人力資本積累與專業化分工有機結合起來，構建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增長模型。

人力資本理論經過Becker（1993）從微觀分析和宏觀分析兩個方面有機的整合而得以完善。

二、人力資本新增長理論研究狀況

（一）阿羅 “干中學”模型。阿羅（Arrow，1962）第一個提出內生技術進步的模型。他試圖將索洛模型中的技術進步內生化，假設技術進步是投資的副產品，是廠商生產中不斷積累知識和經驗的結果，一個廠商的投資不僅會提高自身的生產率，而且由于溢出效應，還會提高其他所有廠商的生產率。

阿羅認為干中學是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之源，技術進步不依賴于R&D。如果把新知識看作是新資本生產的副產品，那么知識存量可以表示為資本存量的函數。增加資本不僅可以通過其對生產的直接貢獻增加產出，而且通過其間接貢獻，即通過產生新知識使得其他資本生產率提高從而增加產出。阿羅的結論是：由于技術的溢出效應，無政府干預的經濟均衡是一種次優，此時的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

由于阿羅模型必須借助人口增長率這一外生變量來說明經濟增長，因而該模型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內生增長模型。

篇（4）

中圖分類號 G718.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5）02-0013-05

服務區域經濟是高等職業教育重要職能。高等職業院校的專業結構與區域經濟結構的協調是高等職業院校發揮服務區域經濟職能的重要前提。江蘇城市職業學院（以下簡稱蘇城院）成立于2006年，8年來學校從江蘇區域經濟特點出發，不斷調整專業結構，目前基本形成了滿足區域經濟要求且相對穩定的專業結構。

一、蘇城院專業設置狀況分析

（一）專業設置及變動

蘇城院2011和2012年招生19個專業（其中，有一個專業分兩個方向），2013年招生23個專業（其中，有一個專業分兩個方向），增加了軟件技術、電子商務（網絡營銷）、環境工程技術、工業分析與檢驗、物聯網應用技術5個專業，停招了1個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

從專業分布來看，蘇城院的23個專業中，沒有明確指向第一產業的專業，明確指向第二產業的專業有7個（其中，建筑業4個，制造業3個），占比30.43%；明確指向第三產業的專業14個，占比60.87%；其他專業2個，占比8.70%。

（二）專業招生狀況

2013年蘇城院23個專業共招生1964人，比2012年增加了291人，增長率為17.39%，在生源趨緊的條件下，招生人數的增加顯示蘇城院獲得了考生與家長的認可，辦學聲譽進一步提高。

在2013年招收的1964人中，從專業指向來看，明確指向第二產業的專業招生800人，占當年招生總人數的40.73%；明確指向建筑業的招生人數為697人，占比35.49%；其余為指向制造業，占比5.24%。而2012年明確指向第二產業的專業招生587人，占比為35.09%；明確指向建筑業的招生人數為440人，占比26.30%；其余為指向制造業，占比8.79%[1]。蘇城院招生專業及人數在第二產業內的分布情況見表1。

第三產業是一國經濟中最為活躍的一個部分，國家統計部門將第三產業劃分為14個產業開展統計。蘇城院的招生有14個專業明確指向第三產業，共招生838人，占當年招生總數的42.67%，蘇城院面向第三產業的專業共涉及8個行業，具體行業分布見表2。

通過表1和表2可知，2013年蘇城院的業設置中有60.87%的專業指向第三產業，但這些專業的招生數只占該年度蘇城院招生數的42.67%；指向第二產業的專業雖然只有7個，占比30.43%，招生數卻達到40.73%，并沒有明顯的向第三產業傾斜。

二、區域內專業設置狀況比較分析

（一）總體分析

至2013年江蘇省共設立高職高專院校82所，基于2012年的招生數據分析蘇城院專業設置與招生數分布的合理性。

由于全省招生數據過于龐大，江蘇城市職業學院位于江蘇省南京市，單用2012年在寧高職高專招生院校的招生數據與蘇城院2012年的招生數據進行對比，具體數據對比見表3。為了更好地看清蘇城院分行業招生占比與在寧高職招生單位分行業招生占比的差別，制作圖1。

由表3和圖1可知，蘇城院與在寧高職招生院校分行業招生比例分配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但總體趨勢基本一致，部分行業存在放大和收縮，體現出蘇城院的專業設置與招生相對集中，利于做大做強相關專業。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明確指向建筑業專業招生數占比遠遠高于建筑業產值占比，這和2000年以來持續十幾年的房地產熱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結合表3發現，在寧25所高職院校面向建筑業的招生總體趨熱，招生占比為11.59%，遠高于建筑業6%的產值占比，而蘇城院面向該行業招生占比又遠高于在寧25所高職院校面向建筑業的招生占比水平。結合表1發現，這一趨勢在2013年進一步加強，招生占比高達35.49%，蘊含較高風險，隨著近年來房地產業的降溫，建筑業將會受到沖擊，畢業生的就業率與就業質量也會受到影響。   [本文由wWw. dYLw.NE t提供，第 一論文 網專業寫作職稱論文和畢業 論文以及服務，歡迎光臨DYlw.ne T]

（二）分專業招生數分析

蘇城院2012年招生的19個專業中，招生人數最多的前10個專業，見表4。其中，建筑工程技術、物流管理、機電一體化技術、工程造價、會計專業是在寧高職院校招生人數最多的前5個專業。

分析表明，蘇城院的專業設置與專業招生數分布與在寧高職院校總體招生數分布有共同之處，也有自己的個性一面，反映出蘇城院已在逐漸形成自己的專業特色。

對表4的數據分析發現，2012年蘇城院明確指向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的招生占比明顯低于對應產業的產值占比，體現出對制造業與批發零售業的人才培養數量不足。結合表3發現，整個在寧高職院校對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的人才培養均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其原因有待進一步分析與研究。對比表2，2013年蘇城院對制造業人才的培養進一步弱化，批發零售業的人才培養力度有所加強。

（三）新增專業分析

2013年，蘇城院新增了軟件技術、電子商務（網絡營銷）、環境工程技術、工業分析與檢驗、物聯網應用技術等5個專業，從區域內來看，新增的環境工程技術在南京高職院校中屬首次開設，其余4個專業其他高職院校均有開設，不屬首設。同時，新增的5各專業招生狀況并不理想，具體招生情況，見表5。

在寧高職院校2011-2012的招生數據表明，除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的招生數持續增長外，其余3個專業招生數都在減少，考慮到2012年與2011年相比，招生總人數有所下降，可以認定除電子商務外的2個專業的招生情況基本穩定，蘇城院新增專業區域內招生情況見表6。

對比表明，蘇城院新增的5個專業在區域內招生狀況基本穩定，專業本身社會認可度沒有問題。

三、專業設置與區域經濟發展吻合度分析

（一）總體分析

高等職業教育能否較好地服務區域經濟的發展需要是檢驗高職辦學是否成功的標準之一。蘇城院的專業設置結構與江蘇區域經濟結構對比，見表7[2]。

為了更清晰地把握蘇城院專業設置與江蘇省區域 經濟的吻合度，制作圖2。圖2顯示蘇城院招生分行業占比與江蘇省區域內分行業占比兩組數據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說明蘇城院的招生分行業占比與區域經濟結構基本吻合，但也存在一定的差異，這是蘇城院作為一個招生個體的理性選擇，畢竟一所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不可能涵蓋區域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

（二）新增專業與區域經濟新增長點的吻合度分析

江蘇省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制造業中增長最快的6個產業分別是醫藥制造業、汽車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具體增速見表8[3]。

2012年，面向第三產業的投資獲得大幅度增長，全年服務業投資增長21.4%，在15個服務業行業中，投資保持增長的有14個，其中，金融業增長77.4%，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增長73.2%，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增長63.6%，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增長50.3%。

蘇城院2013年新增的5個專業，環境工程技術、工業分析與檢驗等2個專業的新設，是蘇城院從自身辦學條件出發，對區域內制造業增長而產生人才需求的應對；軟件技術和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的增設體現了對第三產業增長的關注。

四、結論與建議

分析表明，蘇城院在近8年的辦學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穩定且具有自身特色的專業結構，一些專業已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重視第三產業的人才需求與培養，建立比較有效的專業增減機制，新增專業契合經濟的未來發展；重視考生與家長的專業需求，能夠及時調整招生計劃；辦學過程中能夠揚長避短，重視與其他高職院校專業設置的差別化。但也存在對制造業專業與人才培養重視不足，面向第三產業專業實力不強，社會認可度不高，新設專業創新性不足等問題。

（一）結合自身特點構建重點專業群，提升專業競爭力

蘇城院的專業設置已經面向第二、第三產業18個行業中的10個行業，專業門類比較廣泛，存在的問題是專業競爭力存在差異，從而造成專業招生人數的分布不均。

1.發展制造業類專業群，提高制造業人才培養能力

學校應在現有專業的基礎上，結合江蘇區域經濟特點，構建重點專業群，提升專業競爭力。如，可以在機電一體化專業的基礎上構建自動化生產專業群；在工業分析與檢驗專業的基礎上構建化學與化工類專業群，進一步可發展生物制藥類專業群，提高學校對江蘇區域內產值占比高達41.40%的制造業人才培養能力。

2.跨系部整合，發展面向第三產業的專業群

蘇城院目前設有傳媒藝術系、城市科學系、建筑工程系、信息工程系、財經系、外語系、公共管理系等7個系及公共課管理部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研究部，師資資源豐富，專業背景多樣。學校應該打破系部之間藩籬，構建面向第三產業的跨界型專業群。如，構建有財經系主導，跨越多系部的市場營銷專業群，與建筑工程系共建房地產營銷專業，與城市科學系共建化妝品營銷專業，財經系可自主開發金融與理財產品營銷專業等。構建以傳媒藝術系主導的藝術設計專業群，包括藝術設計（裝潢設計、園林設計、人物形象設計、廣告設計、產品造型設計）等專業。

（二）擴大招生規模，構建合理專業招生結構

蘇城院目前有兩個規模較大的專業群：一是建筑類專業群，2013年招生697人；二是物流管理專業群，2013年招生615人。兩個專業群的招生總人數占學校招生總人數的66.80%。這樣的招生結構壓縮了其他專業的生存空間，其他14個專業的招生總人數為652人，只占學校招生總人數的33.20%，平均每個專業招生46.57人。

蘇城院受辦學條件限制，招生規模一直不大，使得專業招生結構調整空間不大，存在做大做強專業及專業群與風險過于集中的矛盾。但隨著招生人數的增加，可以擴大專業招生結構的空間，培養出若干實力強大的專業群，專業招生結構也將會趨于合理。

（三）加強招生宣傳，提高學校及專業的知名度

2013年，蘇城院雖然完成了招生總計劃，但有多個專業沒能完成計劃招生數。這些專業近幾年在專業、師資等方面建設成果豐碩，而2013年的招生卻意外滑坡，主要原因在于招生宣傳力度不夠。

目前，蘇城院參加教育廳組織的在各市開展的現場招生宣傳，并建有招生網站。但是，這兩種傳統的宣傳手段顯然不能滿足考生與家長對學校專業的認知需求。在招生過程中，要利用一切可用的網絡推廣工具，宣傳學校及專業；同時，也要廣泛關注網絡中關于學校及專業的問題及反饋，在網絡中樹立學校及專業的良好形象。

（江蘇城市職業學院“十二五”規劃課題《專業設置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吻合度研究》，編號：12SEW-Y-023，主持人：徐永兵）

篇（5）

一、研究意義

作為國家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地區，重慶市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試驗，其文化產業在過去五年以年均28%的速度快速增長，為同期重慶市GDP增速的兩倍。2008年重慶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146.46億元，占全市GDP的2.87%。從重慶文化產業結構可以看出：以新聞出版、廣播電視、圖書出版發行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規模日益擴大,與此同時，以數字傳媒、動漫、網絡等為代表的新興文化產業市場份額也有所提升。

現階段對重慶文化產業的學術探討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如對重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研究、文化產業政策研究、文化產業集群研究等，而對于文化產業發展影響因素的定量分析較少。由于重慶文化產業發展起步晚，數據不甚完整，口徑亦不統一，缺乏使用回歸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需要的大樣本數據。比較而言，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彌補了采用數理統計方法作系統分析所導致的缺憾，它通過對“小樣本”、“貧信息”不確定性系統的研究實現對系統運行行為、演化規律的正確描述和有效監控。鑒于文化產業客觀條件的制約及灰色系統理論的特點，本文將文化產業和影響其增長的因素視作兩個灰色系統，考察兩者之間的灰映射關系，從而得出影響重慶文化產業發展因素的相關順序，以此對重慶文化產業發展提供相關參考。

二、研究方法

關于產業增長的影響因素，目前尚無經典理論加以詮釋，但中觀層次的產業是宏觀經濟的組成元素，可依循宏觀經濟增長理論來分析文化產業的影響因素。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以哈羅德、多馬、索羅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指出在技術水平不變的假設下，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具有決定作用；以盧卡斯、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則認為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結合產業興衰轉化規律，主導產業的形成過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市場與政府政策的共同作用和影響，政府對新興產業進行培育、資助、扶持和保護的各項政策，對產業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與導向作用。此外，任何產業的形成都離不開市場需求的拉動，市場空間大小及其市場需求前景，對產業的發展有著直接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將從勞動生產力、資金、技術、財政撥款、消費需求、投資、重大項目帶動幾個方面為數據指標分析其對重慶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

三、指標選取及灰色關聯模型構建

灰色關聯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據序列曲線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聯系是否緊密。曲線越接近，相應序列之間關聯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進行灰色管理鏈分析，首先要選準系統行為特征的映射量，本文將重慶文化產業增長和影響其增長的因素視作兩個灰色系統，隨后進一步明確影響系統行為的有效因素，即系統行為特征的數據序列及比較序列，設系統行為序列：

X={x(1),x(2),…,x(n)}

X={x(1),x(2),…,x(n)}

………………………

X={x(1),x(2),…，x(n)}

………………………

X={x(1),x(2),…,x(n)},i=1,2,.....,m

基于文化產業相關評價模型的建立原則及數據的可得性和可量化的原則，采集2005年至2008年的《重慶市統計年鑒》及重慶文化產業統計數據中選取數據，（重慶統計局2009年文化產業數據仍在整理中，本文的研究數據最新截止到2008年。）選取重慶文化產業增加值構成系統特征數列X,人均生產總值X;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純收入定為X及X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娛樂文化服務消費為X農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X;文化、體育、娛樂業固定資產投資X;科技經費支出X;文化體育傳媒財政撥款X;公共教育經費財政支出X見表1。

表12005～2008年重慶文化產業發展影響因素數據

年 份

指 標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重慶市文化產業增加值（億元）X

39.80

52.41

66.66

88.57

114.16

146.46

人均生產總值（元）X

8075

9608

10978

12437

14622

17575.1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

8093.67

9220.96

10243.99

13715.3

12590.78

14367.55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X

2214.55

2510.41

2809.32

2873.83

3509.29

4126.21

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娛樂文化服務消費（元）X

1025.99

1200.52

1391.11

1449.49

1237.35

1498.95

農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消費（元）X

180.28

198.65

249.71

189.73

195.97

211.83

文化、體育、娛樂業固定資產投資占重慶GDP比重X

4.21%

4.53%

6.27%

5.63%

6.11%

7.11%

文化體育傳媒財政撥款占重慶GDP比重X

1.93%

1.98%

2.03%

1.97%

2.57%

3.25%

公共教育經費財政支出占重慶GDP比重X

1.91%

1.87%

1.98%

篇（6）

 

保險業作為金融服務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宏觀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近幾年，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金融一體化和保險國際化步伐的加快，我國保險業的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一、我國保險業發展總體情況

1980年，我國恢復開展國內保險業務，至1986年，我國只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經營保險業務。這一時期，保險公司的發展或者說我國保險業的發展，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意志，完全是一種政府行為。1986年，新疆兵團農牧業生產保險公司成立，結束了人保獨家壟斷經營的歷史。此后，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和太平洋保險公司先后于1988年和1991年成立，90年代以后，市場主體不斷增多，截至2008年底，我國保險機構達到120家。但不可否認，目前我國保險市場仍屬于寡頭壟斷市場。在眾保險寡頭中金融論文金融論文，國有保險公司是保險市場供給的第一集團，控制著60%以上的市場份額，平安和太保是供給的第二集團，控制著30%左右的保險市場。其他保險公司則是市場供給的第三集團，市場供給量低于10%。20多年來，我國保險業的保費收入快速增長，保險密度不斷增長，保險深度不斷提高。我國保險業保費收入實現第一個500億元用了15年，第二個500億元用了3年，而2001年保費1年實現增長500億元，2008年全國累計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達到了9784.10億元，同比增長39.06%，應該說，目前我國保險業的發展處于快速增長期。

二、我國保險業發展的機遇

1、經濟體制的轉型是保險業發展的契機

80年代初，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這是我國保險業恢復和發展的直接契機，人們對于不確定性風險預期損失補償的需要刺激了保險需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是國有財產，政府是承擔風險的主體，企業并不需要承擔風險，個人也幾乎沒有財產和人身風險來讓保險公司經營畢業論文格式。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同時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風險，人們意識到許多風險難以避免且個人沒有能力完全承擔，因此，企業和個人不得不考慮風險的分散及轉移問題。在這種體制背景下，保險業應運而生并日益發展起來。

2、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利于保險業日益發展

國民收入尤其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速增長，推動了對保險需求的增加。從個體來講，人們對財產和自身安全進行投保，只有人們的財富積累積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為已經積累的財富支付保險費，而這部分保費的支出，來源于新增收入部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自身的安全和生活質量越來越重視，從而對壽險的需求也越來越多。從企業生產來看，根據加速原理，國民收入的增加促進投資的增長，人們為擴大再生產中追加的投資部分支付的保險費，也同樣出資于新增收入部分。扣除物價因素，我國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平均每年在10%左右，而保費增長速度平均在30%左右，保險業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國民經濟增長速度。

3、積極的政策促進保險業繁榮發展

隨著保險市場的逐漸開放，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以及保險監管政策對保險業產生較大的促進作用。近幾年，為了應對國家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央采取了靈活的宏觀調控政策金融論文金融論文，提出保增長、擴內需、保民生、保穩定等一系列目標，2009年初推出4萬億刺激內需投資，2011年新4萬億投資又將投入，民生工程和基礎建設拉動了對工程險、財產險等險種的需求，汽車振興計劃拉動了車險的需求。中央加大了對“三農”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支持力度，直接推動了相關農業保險和涉農保險的發展。

三、我國保險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1、社會觀念、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仍是根本性的

從中國的歷史來看，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小農經濟社會，與西方的工業化社會相比，小農經濟社會重實物而輕貨幣，重個人情感而輕法律契約，重近輕遠，這些歷史積淀無疑與保單契約性等典型特征相沖突。從中國的文化來看，中國文化推崇“富貴在天，生死由命”，信奉“養兒防老”，重視家庭共濟，這些文化基因無疑與保險所具有的防范風險、轉移風險、在全社會范圍內分擔損失的社會機制特性相矛盾。從體制因素來看，自解放以后，中國搞了近30年的計劃經濟。從保障的角度來說，這樣一種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以否定和忽視自我保障，而以政府保障為其基本特征的。保障程度雖然不高，但范圍廣泛，政府對國有部門的職工實行幾乎“從搖籃到墓地”的全方位保障。改革開放以后，即使理論和實踐都在逐漸發生變化，但傳統體制對人們長期以來潛移默化的影響仍然是十分巨大的，這一影響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保險公司發展商業保險的挑戰。

2、保險業發展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

近幾年，保險業不斷發揮這保險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功能，已成為經濟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和國民經濟的重要行業，但總的來看，全行業基礎較差，底子較薄，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保險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保險還未滲透到經濟各領域、社會各行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覆蓋面不寬，很多重點領域的投保率不高，無法為人民群眾提供一些迫切需要的保險產品和服務，保險保障的層次也較低，特別是重大自然災害的賠付率較低，以2008年南方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地震災害為例，保險業分別賠付55億元和10億元，進展直接經濟損失的3.6%和0.12%，與發達國家和地區30%的水平相比差距較明顯。

3、外資保險公司的競爭壓力日益嚴峻

隨著WTO承諾的兌現金融論文金融論文，近來保險監管部門大大放松保險公司的進入政策壁壘，外國保險公司的進入只是時間順序問題。從總體上來說，國外保險公司從資金實力、產品開放技術、展業方式。業務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大大強于國內保險公司。已在中國開業的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瑞士、德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48家外國保險公司，以及目前在中國設有幾百家代表機構，申請等待營業執照的有上百家外國保險公司，其經營歷史和資產總額條件均大大超過保險公司設立的基本要求。許多公司的經營歷史都在百年以上，資產總額大都在幾百億，甚至幾千億美元以上。也就是說，在中國開放保險市場以后，中國的內資保險公司要與這些十分強大的外資保險公司進行競爭，其嚴峻性是顯而易見的。

4、保險供給能力不足

從現在情況看，我國保險業的發展仍表現在對現有保險市場占領上，即由保險公司通過提高保險供給能力，滿足市場已出現的保險需求。例如目前保險公司的業務結構，財產保險上，企業財產保險、機動車輛保險和貨物運輸保險市場占據了絕大部分的市場份額；壽險上，意外險和已出現的壽險市場占據了大半江山畢業論文格式。要改變這個現狀，實現保險業可持續發展，要開發潛在市場，如責任保險市場、健康市場保險、養老保險市場等。

四、發展策略建議

為了提高我國保險業的整體效率，提升保險業的國際競爭能力，提出以下幾點策略建議。

1、加強和改進保險監管

近幾年隨著我國保險業的快速發展，保險監管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保險監管要根據保險機構風險程度的高低，實施分類監管，防范風險，扶優限劣，優化監管指標，對不同等級的保險機構采取差異化監管，增強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健全和完善償付能力監管制度，強化償付能力監管制度的執行力，防范償付能力不足的風險；加強對市場行為的監管和對保險資產的監管，堅持以人為本，把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作為監管的根本目的。

2、規范市場運行秩序

在我國保險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保險機構相繼設立，保險業務從無到有，初步形成了多種所有制形式、多種組織形式并存的格局，市場運行中也積累了一些問題，若要保險業持續穩定發展，就必須要規范市場運行中出險的這些問題，確保保險機構依法合規經營，杜絕數據不真實和損害被保險人權益等違法違規問題，規范競爭手段金融論文金融論文，杜絕靠高手續費、高返還和變相降費等等惡性競爭現象。

3、提高保險公司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當前保險市場上，產品同質性嚴重，開發策略相似性極強，幾乎都沒有自己的競爭優勢，保險公司要形成核心優勢，必須盡快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將經營方式從粗放擴張型轉向質量效益型。例如，人保這樣的大公司，可以利用自身的覆蓋全國的網絡優勢，不斷向綜合性發展，以綜合優勢占領市場。而對中小型保險公司，則宜實行專業化的產業政策，例如市場上已經出現的長安責任保險公司。各保險公司在發展中要始終集中于提高客戶滿意度的戰略，不斷推出各種服務方法。隨著金融市場的完善、可替代產品的自由進入、消費者投資意識的增強，產品種類的多樣化和產品的不斷創新以及資金運用的效果才是保險企業競爭的關鍵，保險公司的發展戰略應該以此為出發點和最終目標。這才是符合保險公司職能的定位，因為產品體現保險公司對客戶風險的識別和管理能力，而資金運用則體現出公司對客戶利益的保護。因此，保險公司最重要的首先是做好產品開發，也是公司資金運用的基礎。其次是客戶服務，維護已有的客戶，并通過帶動效應，擴展新客戶；同時穩定的高收益的資金運用可以促進產品開發和保證客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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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網絡信息資源老化的原因

網絡信息資源的老化是指網絡信息資源中情報的有效價值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衰減，利用率逐步降低。這與傳統文獻的老化一樣，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造成網絡信息資源老化的因素很多，我們大致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網絡信息資源的增長。情報學家M.勞恩曾說過：“文獻增長得越快，文獻的半衰期就越短。”信息資源的增長和老化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信息資源的動態變化。眾所周知，網絡信息資源的增長速度極其驚人。以我國為例，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2002年12月31日，全國網頁總數為157,091,220個，字節總數為2,877,754,095KB[1];2003年12月31日，全國網頁總數為311,864,590個，字節總數為6,059,431,526KB[2];到2004年12月31日，全國網頁總數就達到了650,682,300個，字節總數增長到20,537,214,718KB，與2003年相比，增幅分別為108.6%和238%[3]。

(2)網絡信息資源的更新。網絡信息資源的更新是指網絡信息資源在載體形態、數據組織方式、網址等外在特征不變的情況下，所含知識和情報在內容上的變化。1998和1999年，Bar-Ilan和Peritz對信息計量學領域網絡信息的生命周期研究表明，在6個月內近50%的網頁發生了變化[4];而Wallace Koehler的觀察結果更為顯著，他發現97%的網站6個月內會發生變化，如觀察時間為1年，則比例上升為99%。對于網頁而言，這組數據分別為98.3%和99.1%[5]。應該指出的是，網絡信息資源更新并沒有引起網絡信息資源總量的增長。

(3)網絡信息資源的消失。網絡信息資源的消失是指網絡信息資源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被從系統中刪除，不能再被訪問和利用。文獻[4]表明，68%的網頁1年內將被從網上移除;而文獻[5]發現，有12.2%的網站和20.5%的網頁6個月后不能再被訪問到。1年后，分別上升到17.7%和31.8%。并且，每周有0.5%的網頁和網站消失。與網絡信息資源的更新不同，網絡信息資源的消失意味著網絡信息資源總量的減少。

(4)替代性網絡信息資源的出現。隨著人類對客觀事物和社會運動規律認識水平的提高，原有的知識不斷被完善和突破。同時，由于技術的進步和社會信息需求的共同推動，網上信息的加工深度越來越大，原有的知識和情報被包含在新的知識和情報之中，因而，原來不完善、不全面的陳舊信息資源逐漸不再被利用。替代性網絡信息資源的出現并不意味著原有信息資源的更新和消失，而表現為網絡信息資源中，蘊含新知識和情報的信息的出現和信息總量的增長。

(5)網絡信息資源的吸引力。網絡信息資源的吸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網絡信息資源所揭示和反映的對象所處的發展階段。處于誕生和發展初期的事物，相關網絡信息資源的數量往往呈指數增長，老化遵循負指數函數關系。進入成熟期后，信息的增長速率變小，老化曲線也變得平緩，半衰期加長。當對該事物的認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將出現質的飛躍，相關信息的增長進入新一輪的指數增長階段，相應的，老化曲線也恢復成負指數曲線。二是網絡信息資源的受關注程度。對于網絡信息資源所揭示和反映的對象而言，受關注程度越高，往往意味著知識更新越快，半衰期越短，反之則越長。對于網絡信息資源自身而言，其受關注程度遵循“Winner takes all”法則，受關注程度越高的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越短，也就是說信息更新越快，質量和數量也穩步提升。

1.2　網絡信息資源老化的特征

網絡信息資源老化與傳統文獻資源老化既有相同之處，又有顯著的差異，其獨特之處主要表現在：

(1)非累積性。傳統文獻資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存在的永續性，即使這些載體上的知識和情報完全失去了使用價值，它也不會消失。原有信息的修正與更新、替代信息的生產以及新信息的產生必須依靠新的載體。因此，傳統文獻資源從數量上來說，總是不斷增長的。而網絡信息資源則不然。網絡環境中的信息是介于產生后永續存在與即刻消失兩種狀態之間的第三類信息，它的更新和消亡是其存在和運動的常態。在網絡環境下，新信息的出現并不一定意味著信息總量的增長，而且，相當一部分信息在喪失其使用價值之后會徹底消失，引起信息總量的減少，呈現負增長狀態。所以，我們認為網絡信息資源具有非累積性，這表明網絡信息資源的老化研究往往只能基于特定時間點或時間段，難以系統地回溯其歷史狀態。

(2)動態性。動態性與非累積性是內在統一的。任何信息都是外在形態與所含內容的統一體。記錄信息的載體和信息的組織方式是信息資源的外在形態，而內容，即其所蘊含的知識和情報才是核心。傳統文獻資源的外部形態和內容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必然具有累積性。而網絡信息資源的外部形態和內容可以是相互獨立的，因此，在網絡信息資源載體的形態、信息組織方式、網址等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內容可以不斷更新，甚至刪除，這就體現為它的非累積性。眾所周知，半衰期、普賴斯指數的測定都是依據特定領域文獻資源的被利用情況，而網絡信息資源的動態性使其老化規律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內容，即對網絡信息資源自身生命周期的研究。

(3)不完全性。傳統文獻，的生產和傳播是受控的，由相關機構統一審核和管理。因此，在傳統文獻資源老化研究中，研究對象的范圍一般相當清晰，在數量上也是可數的。而在網絡信息資源的老化研究中，研究對象的不完全性卻是無法回避的問題。導致該問題出現的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網絡的開放性決定了網上信息的基本上處于不受控制的狀態，因此，任何研究者都無法確知網絡信息資源的精確構成和分布狀況，在研究特定領域的網絡信息資源時，也就不可能準確地劃定研究對象的范圍和數量。二是網絡信息資源的非累積性和動態性造成了研究對象在時間維度上的缺失，因此，在研究中也就難以系統地回溯研究對象的歷史狀態。

2　衡量網絡信息資源老化狀況的指標 根據網絡信息資源老化的原因及其特征，我們從網絡信息資源自身的生命周期和網絡信息資源被利用情況兩個方面，建立衡量網絡信息資源老化狀況的指標。

2.1　網絡信息資源的生命周期

網絡信息資源的生命周期反映的是網絡信息資源自身的老化狀況，可以采用半衰期和生存期兩項指標衡量。

2.1.1　半衰期

半衰期源于物理學領域，原指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有半數發生衰變所需的時間。我們借用這一概念，將網絡信息資源的半衰期定義為網絡信息資源的基本構成元素有半數發生變化所需的時間。根據是否考慮網絡信息資源的增量部分，網絡信息資源的半衰期又可以分為靜態半衰期和動態半衰期。

(1)靜態半衰期。靜態半衰期是指在不考慮增長的情況下，網絡信息資源的基本構成元素有半數發生變化(含消失)的時間。例如，以網頁為基本構成元素，考察網站A的靜態半衰期。假設網站A有10000個網頁，每個月有1000個不同的網頁發生變化，并且有100個網頁消失。根據上述定義，網站A的靜態半衰期為10000÷2÷(1000+100)=4.55(月)或0.38(年)。

(2)動態半衰期。動態半衰期是在考慮增長的情況下，網絡信息資源的基本構成元素中較新的一半產生于多長時間內。例如，在上例的基礎上，假設網站A每個月新增500個網頁。根據動態半衰期的定義，網站A的動態半衰期為10000÷[2×(1000+500)-(500-100)]=3.85(月)或0.32(年)。

當然，半衰期的計算在實際研究中情況會復雜得多。首先，網頁不會勻速地發生變化、消失和增長;其次，一個網頁可能連續多次發生變化，由于我們考察的基本元素是網頁，因此只能將其計為一次;第三，在計算動態半衰期時必須認識到，新增網頁也會發生變化;最后，出于研究的需要，我們可能會選擇在信息組織上比網頁粒度更細的單元作為基本構成元素，譬如知識單元、網絡鏈接、單詞等。

2.1.2　生存期

網絡信息資源的生存期是指特定網絡信息資源的URL存續時間。如同人的遺傳密碼一樣，URL是區分不同網絡信息資源的唯一標識，因此，我們認為URL是判定網絡信息資源生存期最理想的依據。根據該定義，只要URL保持不變，無論內容如何變化，都視為同一個網絡信息資源。在極端情況下，特定URL所對應的網絡信息資源內容甚至可以為空反之，即使內容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只要URL被改動，我們就視為原信息資源“生命”的終結和新網絡信息資源的誕生。當然，如果特定網絡信息資源及其URL同時被刪除，同樣也意味著該網絡信息資源生存期的終止。

2.2　網絡信息資源的價值周期

網絡信息資源的價值周期的計量依據是其被利用的狀況，這與傳統文獻資源老化規律的研究思路基本相同。文獻半衰期的研究可以分為學科文獻的半衰期和論文的半衰期。學科文獻的半衰期是指某學科(專業)現時尚在利用的全部文獻中較新的一半是在多長一段時間內發表的;論文半衰期是指引用這篇論文的全部其他論文的二分之一是在這篇后的多長時間內發表的。需要強調的是，學科文獻的半衰期是相對于被引文獻而言，而論文的半衰期是相對于引用文獻而言的[6]。與此相對應，我們仍然以“半衰期”為指標衡量網絡信息資源的價值周期，并按研究對象分為宏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和微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

(1)宏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根據學科文獻半衰期的概念，我們將宏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定義為某主題領域網絡信息資源所含鏈接的鏈宿所指資源中較新的一半是在多長時間內產生的。例如，如果我們說網絡信息計量學的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是1.2年，就表明在我們進行統計研究的那一年里，在網上的網絡信息計量學文獻中的鏈接所指資源的50%是在最近1.2年內發表的。

宏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的研究是基于網絡信息資源中的鏈接。由于網絡信息資源中的鏈接與文獻的被引文獻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事物，因此，在借鑒其研究思路的同時，我們應該注意自身的特殊性。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幾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第一，必須明確鏈接的目的，也就是鏈源與鏈宿之間的關系;第二，當鏈宿的時間晚于鏈源所在網絡信息資源的時間時應當如何計算;第三，是應該采用網絡信息資源中所有的鏈接，還是只考察出鏈;第四，從理論上來說，我們需要獲得該主題領域的所有網絡信息資源，并提取其所含有的鏈接。由于網絡信息資源的不完全性，研究結果可能與客觀實際存在相當程度的差異。

(2)微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參照論文半衰期的概念，微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是指指向該網絡信息資源的全部其他網絡信息資源的二分之一是在其后的多長時間內出現的。例如，網上某文檔的半衰期是1.5年，就意味著該文檔所獲得入鏈的鏈源所在網絡信息資源的50%出現于其后的1.5年內。

與宏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的研究相比，微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研究所面臨的問題相對較少。根據上述定義，微觀網絡信息資源半衰期的研究不涉及自鏈，并且基本不會出現入鏈的鏈源所在資源的時間早于研究對象出現時間這樣的情況。因此，需要考慮的問題中最主要的就是解決或盡量縮小網絡信息資源的不完全性。盡管有研究表明，網絡鏈接的使用動機與文獻引用動機存在巨大差異，但筆者認為，無論處于何種動機，網絡信息資源獲得入鏈就意味著其使用價值的實現，我們在計量其半衰期時不必做過多的區分[7]。

3　網絡信息資源老化研究展望 網絡信息資源的老化研究與網絡信息資源的增長、分布與利用研究共同構成了網絡信息計量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對豐富與完善網絡信息計量學的學科體系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同時，網絡信息資源老化研究的成果也是網絡信息資源建設、管理和利用的依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國內對網絡信息資源的老化研究才剛剛起步，所見文獻僅有2004年王宏鑫和邱均平在《情報理論與實踐》第4期所發表的《關于網絡信息老化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8]。因此，在現階段應該借鑒文獻計量學的研究成果，在充分認識網絡信息資源與傳統文獻資源所存在差異的基礎上，建立網絡信息資源老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體系，為探索網絡信息資源老化規律和實踐應用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　2002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資源數量調查報告.cnnic.net.cn/html/Dir/2003/11/22/1393.htm

2　2003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資源數量調查報告.cnnic.net.cn/download/manual/report20030330.pdf

3　2004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資源數量調查報告.cnnic.net.cn/download/2005/2005041401.pdf

4　Bar-Ilan, Peritz B.C.The life span of a specific topic on the Web: the case of "informatric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Scientometrics. 1999, 46(3):371-382

5　Wallace Koehler. An Analysis of Web Page and Web Site Constancy and Perman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9,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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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職業教育高速發展及競爭的加劇，能否安排其畢業生合理、及時而充分的就業對職業院校的發展和建設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近年來許多企業出現技術工人大量短缺、技術工人招工難的問題，說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于中等層次的技能型人才仍然保持著旺盛的需求，職業教育仍然需要繼續大力發展。另一面，卻是許多職業學校學生和沒有一技之長的勞動者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崗位空缺與失業現象并存，凸現了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另外，職業院校傳統就業模式單一，造成目前初次就業率偏低，職業院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已經凸顯出來。要解決職業院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就應當充分利用畢業生較強的實際操作能力和對社會崗位需求的適應性，在就業的渠道和模式上進行創新，這已經成為職業院校生存和發展急需解決的重點問題。

一、國外職業學校的就業模式與形態變化

1.國外職業學校的就業模式

職業學校學生就業問題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范疇，國外對職業學生就業問題的研究主要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展開的，微觀分析主要涉及職業學生就業力的供給與需求，宏觀方面主要圍繞是否存在失業、失業存在原因及如何實現充分就業等就業失業理論展開研究。近年來，西方經濟學關于職業學生就業問題的研究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積累了一系列的成功經驗，根據創造就業機會的不同方式可以把就業模式分為：美國模式、日本模式、荷蘭模式。美國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經濟和高新產業的制高點戰略彈性市場，結果是美國不缺工作，但是缺錢，主要問題是在實現高就業的同時收入差距急劇拉大。日本模式具有東方文化的某些特征，準終身雇傭制，比較僵化的就業市場，福利較低，就業比較充分。目前荷蘭是失業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荷蘭的主要經驗是，不用對社會產生巨大動蕩的國家福利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來降低失業率，提倡通過協商解決問題，在工資增長的情況下，為關閉企業職工提供優厚的社會保障，反過來，由于社會保障優厚外包服務，大家能夠接受低工資增長。上述就業模式為我國緩解就業問題提供了參考，一是具有完善的就業模式，二是以社會力量為主導，加強對畢業生的技能培訓，三是具有健全的創新激勵機制。

2.國外就業形態發生的新變化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F·Drucker)曾經研究了美國1965-1984年間的就業結構，發現新增就業機會基本上都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并且幾乎全都是創業型和創新型企業。從當前世界各國企業結構和勞動力就業規律看, 95%以上的企業是微型和中小企業，每個微型和中小企業平均就業規模9—15人，65%—80%的勞動力在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中就業,發展中國家每千人20—30個企業，發達國家每千人45—55個企業。新創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是吸收勞動力就業的基礎組織單元。資料顯示，包括具有微型和中小企業規模的個體經濟, 目前我國每千人只有4至5個企業，大大低于世界各國每千人企業數量水平。因此，大力發展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將政府投資、國家創業、勞動者就業的道路，轉變成大學生創業，國家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業學校畢業生的就業之路才會越走越寬。

二、目前我國職業學校的就業模式創新

我國就業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失業高峰形成，理論工作者才逐漸重視了對社會主義勞動就業的研究。傳統主流就業方式主要有學校主導型，學生主導型，校企聯合型和政府組織型四種模式。本文提出兩種就業新模式，即基于外包服務的靈活性就業模式和基于公民社會組織的“社會型”就業模式。

（一）基于外包服務的靈活性就業新模式

該模式是指大學畢業生不受雇于任何單位，根據自身專業技能與相關單位建立技術服務關系，接到任務后往往獨立完成，以工作量計算并獲取報酬。如IT市場的系統集成、軟硬件管理服務、房地產及二手車估價咨詢經紀、財會審核、保險人、圖紙設計、翻譯導游等。

1．美國外包產業創造新就業機會

許多跨國公司對“將IT工作外包即是使工作流失”的觀點表示反對，如通用電氣指出，近10年內公司在美國內的員工規模一直保持穩定。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海外工人更多時候是美國內工人的補充，即使大量低檔產品的生產發生在海外，像管理、研發、供應等環節仍留在國內。ITAA提出，從理論上講，利潤增加必然會導致企業購買新設備，建立新實驗室，最終增加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工人工資也會因為業務外包進一步提高。ITAA和勞倫斯·克萊因教授的研究均指出2003年外包為美國創造了9萬個凈就業崗位，2008年將增加到31.7萬個。

2．印度外包產業市場份額巨大

目前，印度是全球離岸IT服務外包市場的最大承擔者，占有了80%的份額，2001年其軟件出口為60億美元，2002印度在軟件外包市場年是77億美元。據統計，2004年，印度僅在業務流程外包的收入就達12億美元，占海外業務流程外包市場的67%。2006年印度占據全球離岸IT服務外包的24.89%，主要服務于美國市場論文格式范文。據麥肯錫公司預計，2011年，印度在全球軟件和后端辦公服務外包市場所占份額將達到55 %以上。

迄今為止，印度前四大IT公司均已經在中國開設分公司，并將印度公司的品牌優勢帶入中國。如同《世界是平的》所描述的那樣，在全球市場大開放的時代趨勢之下，以印度模式為代表的外包產業徹底席卷了全球市場。大量工作從高人力成本地區轉移到低人力成本地區，同時公司有機會到國際市場上參與國際競爭。在這個過程IT項目之外的外包業務量龐大，僅僅將外包與IT相聯系的時代己經成為歷史。非IT項目，特別是涉及企業咨詢管理等傳統歐美大型跨國公司特有的業務市場份額，現在正逐步被印度企業蠶食。

3．我國外包產業亟待發展，優勢明顯

我國具有高級人才豐富、日益完善的高端人才培養機制、眾多的科研院所、質量和數量均占有優勢的海外留學人員、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研發中心、質優價廉的人力成本、憑借風險資本而創業的服務外包企業、社會資本進入人才培養體系、我國獨有的日韓語言文化優勢等九項高級或專門性生產要素，在一般生產要素方面具有大量的質優價廉的職業教育畢業生等優勢條件，將會有力地支撐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我國具有優良及低成本的電訊基礎設施、巨大的電子信息制造業基礎、跨國公司在中國研發中心的運作、優良的通信業基礎和相關服務業基礎等多方面優勢，為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支持，以及相關產業的互動。

（二）基于公民社會組織的“社會型”就業新模式

該模式是指由公共部門及民間組織等社會力量提供的滿足全社會或是一類社會群體共同需要的服務，具有公眾性、公用性和公益性。需要大量的社會力量去積極參與，包括教育培訓、公益慈善、福利保障、社會救助等。該模式在發達國家是一種重要的就業形式，在我國還只是剛剛起步，因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府失靈，又能減少政府成為社會矛盾焦點的概率，有利于解決職業學生就業問題，從而使其成為一種新型的具有挑戰性的就業模式。

1． 我國社會組織具有吸納就業的潛力

2009年，我國每萬人社會組織數量為28.8個外包服務，社會組織就業占非農就業的比重為3.98%，占服務業就業的比重為7.23%。這表明我國的社會組織總體上還處于發展的上升階段，同時也說明我國社會組織還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和發展空間。在宏觀經濟保持預期增長速度的前提下，“十二五”時期，城鎮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在1130萬個左右，但城鎮新增勞動力的供求總體形勢是供給大于需求，供需缺口在1710萬人左右，城鎮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在社會組織吸納就業方面，我國與西方國家存在著明顯差距。按動態計算，假設社會組織吸納就業人數占非農就業人口的比重每年平均增長0.12個百分點，“十二五”期末該指標可達到4.82%，與國際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據此比例和預測的非農就業人員，可以計算出“十二五”時期我國社會組織吸納就業的潛力平均為127萬人。對比我國城鎮新增就業的供需缺口，社會組織吸納就業的潛力在彌補城鎮就業缺口方面的貢獻平均在7.9%左右。可見，大力發展社會組織確實是我國促進就業的一條重要渠道。

2． 加大政府財政投入，以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來創造就業機會

我國社會組織發展過程遇到的最主要問題是資金的缺乏，因而政府在發展引導社會組織吸納就業時就必須要對社會組織加大財政投入力度，以政府投入引導社會資金的參與，形成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多層次的社會服務事業發展模式，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模式。從國內外經驗來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在國外已經成為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國內卻很少。盡管上海、深圳、北京等地政府已經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就整體而言，政府購買服務仍然是零星個案。因而，目前可以考慮從國家和各級政府對有關民生、農業、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節能環保、災后重建撥款中明確劃出部分資金去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由社會組織去組織完成公共服務領域的供給需求。通過加大利用政府公共資金的使用，解決目前社會組織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瓶頸，有了充足資金支持的社會組織自身在公共服務的提供過程中，能夠充分提高在社會組織部門工作的就業人員工資福利待遇，能夠吸引職業學校畢業生進入社會組織部門就業。

3． 社會組織吸納職業學校學生就業的政策制度創新

在促進社會組織吸納更多具有一定職業技能的職業學校學生就業過程中，政府也應該進行制度創新，實現對社會組織的法制化管理。因而，國家應該加快對社會組織的立法，減少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阻礙因素，把在社會組織部門就業的人員納入國家正常社保體系當中。建立國家、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共同繳納支付的社保基金制度，解決職業教育畢業生到社會組織部門就業的后顧之憂。

參考文獻：

[1]周曉燕.中印承接外包服務的比較研究.中國知網.碩士論文數據庫.

[2]駱勇.金融危機下社會組織吸納就業的前景、困境及政策干預.[J]現代經濟探討.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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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相關性的現狀分析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由于人口基數大，每年新增加的勞動力就有1000萬左右，加上每年轉移的剩余農村勞動力、企業破產產生的失業人員以及由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排出的大量富余人員，我國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約為2000萬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依靠經濟擴張拉動就業增長。20世紀80年代，我國GDP平均增長率為9.75%，平均就業增長率為3.03%；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經濟增速基本保持穩定，為9.26%（2000—2008年），但是就業增長率卻下降為0.89%，比80年代減少了2.14個百分點。雖然我國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速，但每年創造的就業也只有900萬個左右。上世紀八十年代，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我國就業崗位就能增加200萬個，而到了本世紀，僅能增加60萬個崗位左右。經濟增長對就業增長的促進已經越來越乏力了。

二、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原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指出，在資本積累中，如果資本有機構成不變，可變資本就會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會相應擴大。上世紀80年代，由于改革開放，我國經濟處于快速的量的擴張階段，資本總量的迅速擴大導致可變資本的絕對量的增加，從而吸收了大量勞動力。

整個80年代我國將輕工業確定為主導產業，由于輕工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有機構成低，所以隨著資本量的擴大就業人數也大大增加。而90年代后，由于世界技術革命對我國的滲透和擴張，以及我國國內技術改造和進步的作用，我國經濟逐步從量的快速擴張向質量提高與規模積極方向發展，我國第二產業從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主導產業為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這使我國資本的有機構成大大提高，從而大大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我國就業增長率的下降。

三、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對促進我國就業增長的啟示

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不斷發展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生產效率是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內在要求，而這無疑是失業產生的基礎，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到技術進步對就業產生擠出效應的片面觀，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積累的增進雖然使資本可變部分的相對量減少，但是決不因此排斥它的絕對量的增加。”從單個生產部門看，只要該部門資本總量的增長快于資本構成的提高，就業人數也是會絕對增加的。此外，在資本積累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往往是由于新機器的使用，“雖然機器在應用它的勞動部門必然排擠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勞動部門就業的增加。”因為，大工業下機器的使用會創造新的物質文化需求和新的產業部門，還會創造配套的產業服務，使產品生產呈現多元化，擴大社會的就業需求，從而對就業產生創造效應。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我國就業增長。

（一）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要保證我國就業的穩定增長，首先必須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因為，只有資本總量擴大了，可變資本才會增加，進而才有勞動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因此，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從而保證資本總量的絕對增加，是就業增長的前提。

（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資本積累中生產效率的提高會使被用于非生產勞動和仆役階級的人數增加。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也會從簡單的物質需求向更高層次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精神需要發展。所以，勞動力從農業、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第三產業主要是資本有機構成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把它作為我國今后主要的就業增長點對擴大我國就業容量具有重要意義。

（三）大力發展知識信息產業等新興產業，加大人力資本投入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積累中，技術進步會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和新產業的誕生，從而創造出巨大的就業需求。進入21世紀，知識經濟產業蓬勃興起，正在替代工業經濟主導著經濟發展。根據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顯示，在總體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形下，各技術等級崗位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較大的是高級技師、高級工程師等。因此，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同時加大對人力資本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提高勞動者素質，減少結構性失業，對促進我國就業增長和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

[2]秦興方.《資本論》中技術進步與就業關系的理論闡釋[J].當代經濟研究.2008，8.

[3]于林.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對稱性分析與建議[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2.

篇（10）

一、引言

2009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首次突破900萬，就業形勢嚴峻。中金2010年公布的宏觀經濟形勢預測顯示，中國勞動力市場2011年勞動力供給可能增長3900萬，其中包括了2500萬失去與之前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相關聯工作的臨時工；與此同時，新增就業崗位可能只有800萬個，就業壓力明顯。

奧肯定律表明，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著一種穩定的關系，諸多經驗研究也證實了該關系在美國曾長期存在。國內學者運用中國數據進行檢驗時，卻得出奧肯定律在中國并不適用的結論；另一方面，通過對就業彈性的考察發現，我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呈現出下降趨勢，2005年之后的就業彈性徘徊在0.06-0.08之間D支出，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創造就業能力在下降，中國經濟呈現“無就業增長”[①]。歸納國內學者對“無就業增長”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觀點：一是經濟體制改革（齊建國、常進雄；常云昆等）；二是產業結構轉變（蔡昉、都陽；諶新民等）；三是技術進步（胡鞍鋼；袁志剛；張軍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業研究報告顯示，增加就業不能從放棄技術進步，實施保護主義中尋找解決途徑，而應從改進市場流動性，恢復經濟與社會適應變化的能力來增加就業，在其的對策建議中，首先就是加強技術知識的創造和擴散。作為實現技術進步的最進本手段，將R&D投入納入到分析我國就業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旨在明確R&D活動與就業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其具體的傳導途徑是什么？并結合技術落后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理論與實證分析論文格式。本文接下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術進步與就業的相關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變量選取及測算；第四部分是實證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關結論。

二、文獻綜述

（一）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

對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持樂觀態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運用搜尋和失業理論構建了流動的勞動力市場模型，通過對生產率增長與均衡失業率增長關系的研究，提出了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機制：“資本化效應”，認為技術進步提高了要素生產率，企業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傾向于擴大生產規模，提供更多工作崗位，就業情況由此得到改善。Pissarides的資本化效應機制隱含的條件是資本和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存在互補的關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則指出，資本和勞動之間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變的條件下，技術進步提高了使用資本的相對成本，出于理性的考慮，企業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失業率下降。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鑒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論對技術進步的就業補償效應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應的就業補償機制。實證方面D支出，OECD（1996）在對其成員國有關創新與增長關系的研究中發現，創新、增長與就業之間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盡管短期內技術進步會對就業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相對于其巨大的創造效應可以忽略不計，由于這項研究包含了OECD國家近200年的數據，因此，對諸多尚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個國家的21個部門的經驗數據也證實了技術進步對擴大就業具有積極的作用。

早在李嘉圖時期，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技術進步是一把“雙刃劍”：在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會排擠工人。有別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學者更傾向于技術進步會對就業產生破壞效應的觀點。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資本化效應的基礎上，提出了就業破壞機制，認為技術進步通過縮短產品生命周期，加速現有工作磨損，直接排斥就業；當生產率的增長是通過高生產率的工作取代低生產率的工作時，失業率將會上升。Tobin（）從勞動力需求結構出發，證明了工作崗位空缺與失業并存的情況是技術結構變化造成的。同樣對技術性失業[②]進行過類似研究的還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6）、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對德國、智利等國家實證分析的結果也均顯示技術進步排斥生產性勞動。

（二）R&D投入與技術擴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運用美國制造業的數據，實證研究了TFP與R&D投入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呈明顯的正相關。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續研究顯示了相同的結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選取OECD國家作為樣本，得出了R&D活動是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的結論論文格式。

Stiglitz（1981）則在研究技術創新時已經指出，R&D產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Romer（1990）關于R&D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最初的觀點認為R&D活動源于企業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進而研發過程中帶來的知識存量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的長期增長。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隨后從不同的角度發展了這一研究思路；經驗數據與理論分析同時顯示：企業是社會R&D活動的主體。因此，對R&D活動與技術擴散的關系的研究首先是從企業層面上展開的，進而擴展到產業層面、國家層面。Arrow（1962）指出，企業R&D活動的技術溢出效應與R&D活動呈反向關系，即越是在基礎研究階段，企業進行R&D活動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會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產業間生產率變化關系時發現D支出，某產業的R&D活動有助于提高其關聯產業的產出率，從而提高整個國家的生產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經驗分析從生產成本、技術密集度等方面也證實了以上的觀點。國家層面上的經驗研究同時也證明了一國的R&D活動通過投資、貿易等渠道會對他國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Jones（2002）通過對二戰之后美國經濟的統計研究發現，美國經濟的增長有一半歸功于全球范圍內的R&D活動的溢出效應。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國和日本為例，研究了發達國家之間R&D活動的技術溢出效應：通過技術轉讓及國際貿易，美國的R&D活動顯著影響了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了日本的技術密集程度。

（三）國內關于R&D與就業的研究

國內關于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關系的研究有四種觀點：一是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張軍，彭緒庶，姚戰琪等）；二是技術進步有利于擴大就業量（丁仁船，瞿群臻，昌盛等）；三是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雙重影響（齊建國，龔玉泉，袁志剛等）；四是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并不存在明顯關系（畢先萍，吳曉松等）。對于長期內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關系，國內學者的研究基本達成共識，即技術進步有利于擴大就業。姜作陪、管懷鎏（1999）認為技術進步在提升生產力水平的同時，長期內會擴大生產規模，對就業起到積極的作用；龔玉泉、袁志剛（2002）指出，長期內，技術進步通過影響社會產出間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進產業結構演進，尤其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就業水平進而得到提高。對于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短期關系，理論界存在較大的爭議。姚戰琪、夏杰長（2005）認為技術進步的就業補償機制與就業破壞機制同時存在，同時結合中國的經驗數據研究發現D支出，改革開放以來，對勞動力節約型技術的選擇帶來了嚴重的結構性失業；王文甫（2008）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際數據的考察發現，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且技術進步呈現出明顯的就業替代作用；何平、騫金昌等（2007）以制造業為例，從微觀角度探討了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技術進步對企業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但對就業增長沒有影響甚至是負面影響。而丁仁船、楊軍昌（2002）則認為，1978年以后，就業的增長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資本深化對就業的擠出效應高于理論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各種補貼、稅收優惠政策造成了資本對勞動的過多替代論文格式。昌盛（2005），瞿群臻（2005）等學者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積極的影響。綜上可以看出，在技術進步影響就業問題上，我國學者主要是從指標選取、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拓展的，盡管觀點各有不同，但理論爭論不大。

在技術擴散問題上，我國學者主要立足于后發技術進步國家，主要研究了發達國家通過技術轉讓、FDI等途徑實現的技術擴散效應，爭論的焦點是國外研發投入對我國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是否具有明顯的作用。沈坤榮等（2001）在Barro生產函數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動態化生產函數，通過考察1987-1998年中國29個省市及自治區有關數據，得出FDI是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資本水平的限制，我國對FDI所帶來的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張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況下，研究發現FDI之所以沒有帶來生產率的增長，主要原因是過低的R&D吸收能力；潘文卿（2003），李平（2007）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近年來，我國學者童光榮、高杰（2004D支出，2005a，2005b，2007）等對政府R&D支出與就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特別是對政府R&D支出乘數效應、政府R&D支出對企業R&D支出誘導效應等的研究具有創新性。

三、變量選取與測算

（一）變量選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動對就業的影響，所選分析對象是中國經驗數據，因此，選擇R&D支出指標和就業水平指標，直觀探討兩者的關系。

1.R&D支出指標

國內學者對有關R&D投入的研究通常將R&D投入的當期值及其滯后項納入分析框架，借鑒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等人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技術進步主要取決于前期研發的積累。因此，本文在進行實證分析時，采用R&D資本存量數據（計為rd）。《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涉及到研發活動的主要有四組指標：國家財政科技撥款、科技經費籌集額、科技經費內部支出額及R&D經費，本文相應地選取R&D經費作為計算R&D資本存量的基礎數據。相關數據如下表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國R&D經費支出的當期額

億元

年份

R&D經費

年份

R&D經費

年份

R&D經費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單位：億元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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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TU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09)12-094-01

2008年在一度領漲全國的深圳、廣州房價止升回落之際,天津房地產市場走勢正在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天津濱海新區獲批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中新生態城選址天津濱海新區、京津高速鐵路正式運營,綜上利多訊息不斷推高外界對天津樓市的預期。而在20世紀90年代,天津房價一直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每平方米徘徊在1000元到2000元之間。到2003年下半年,天津房價啟動。數據顯示,天津的主流中檔房屋每平方米價格,從2003年前的2000元到3000元之間,上漲到2005年上半年的4000元至5000元之間。至2006年,天津市全年商品房成交均價每平方米突破5000元,達到每平方米5012.83元。而到2007年11月全市開新文件商品住宅交易8905套,平均價格每平方米6647元。隨著房價的攀升,2007年天津也成為全國地產開發企業爭奪的焦點。

一、2008年房價走勢及原因分析

1.剛性需求

自從戴相龍市長履新后,天津市的基礎設施建設速度陡然加快。2003年天津由于海河開發、舊城改造等工程,導致了500多萬平方米的舊房拆遷,形成了拆遷戶對房屋的剛性需求,最后拉動房價上漲。 2.外來人口的購房需求

一些外來人員選擇在天津買房置業,占總體的20%左右,其中婚房的需求最大。此類購房者多為在津工作的外地上班族,中心城區交通便利、總價70萬元以下的私產可貸款住房最受追捧。而高端住宅市場中的外來購房者則以個體經商者、公司高管為主。

同時,國家統計局天津調查總隊近期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本市今年有就職意向的大學畢業生中,有76.1%的畢業生表示希望能留在本市工作,其中又有七成以上的人首選在濱海新區就業,他們主要是看好濱海新區未來的發展前景。這樣無形中抬高了住房的需求,房價也隨之飆升。

3.京津兩市“同城”助推天津房價上漲

京津高速公路(天津段)、津薊高速公路延長線工程主線將在今年年底貫通。這無異為天津地產帶來一股強勁的推動力。“京津同城”概念的推出首先挑動了沿線房地產開發商的敏感神經,吸引了他們的投資熱情。從地理位置上看,天津是離北京最近的一線城市,京津通道的增加節省了兩地通行的時間,京津兩市的“同城”感越來越明顯,這為相對北京有著巨大價格優勢的天津地產行業提供了極大的機遇。

4.2008年北京奧運,奧運經濟推動城市快速發展 從國家政策支持和歷史發展機遇來看,天津作為奧運會的協辦城市,受到了國家和世界的廣泛關注。 天津憑借自身的實力,以“奧運經濟”為契機,加大力量發展經濟,招商引資,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從濱海新區寫進十七大政府工作報告到確定天津為北方新的經濟中心城市;從空客A320總裝廠在天津設立到中新現代化生態城最終落戶天津,充分說明了天津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實力。國家關注天津、世界關注天津,天津正在高速前進,必定將帶動天津房地產市場的繁榮發展,而天津的房價也將會像雨后的春筍,茁壯成長。

二、2009年天津房價走勢以及原因分析

2009年天津房價維持了增長態勢。在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削弱,政府的大力救市調控之下,2009年的天津房地產開始了大幅回暖,而且成交量和房價都屢創歷史新高。

2009年仍然受2008年的諸多因素的影響,同時有新的利好因素:

1.“津13條”的出臺

房地產市場是一個極容易受到相關政策影響的市場,“津13條”對本市房地產市場來說是一個極利好的消息,對7月本市房屋銷售價格的上漲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該政策出臺后,曾有業內人士評論:“津13條”的出臺傳遞出強烈的市場信號,天津房地產市場的春天來了。

2.需求持續放大

在國家擴大內需鼓勵居民住房消費等多項政策作用下,本市購房需求持續放大,且呈現多樣化,改善型需求和婚房需求為兩大主體。按照市場調查及購房群體特征分析顯示,1-8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中,拆遷安置購房86.3萬平方米,占9.6%;結婚用房247.5萬平方米,占27.5%;改善型購房516.9萬平方米,占57.4%;投資型購房49.8萬平方米,占5.5%。

三、未來天津房地產市場前景估測

1.潛在需求有待釋放

城市化帶動旺盛商品房需求:由于城市化的不斷深入,一方面大量的拆遷改造引起商品房的被動需求,另一方面城鎮人口的增加,也不斷積累著商品房的需求。隨著濱海新區的建設和天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未來新增人口將更多,新增的商品房需求也將逐年增加。

2.濱海形成新的增長點

21世紀初,對于天津1000萬市民來說,最大的事件莫過于濱海新區被列為國家戰略布局。“濱海”概念提升了天津的人氣,帶來了城市發展的外部資源。未來三年,濱海新區規劃新增城鎮建設用地70平方公里,期內可形成有效供給商品住宅2600萬平方米的理論值。2008年3月17日,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中,天津市于2006年9月遞交到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方案》獲得了國務院的正式批復。國家在金融、土地、行政改革等方面的改革試點,安排在濱海新區進行先行試點,此舉將有力的促進濱海新區的發展。

3.“十一五”前景樂觀

未來五年,甚至更長的時期里,天津正處于城市化、市政改造和人均住房達標的時期。期內,規劃全市房地產住宅投資2000億元,年均實現投資400億元,在城市開發建設10大住宅組團。居民基本居住與改善居住,濱海新區與中心城區發展、房屋折舊、最低限度拆遷等因素形成的住房需求將逐步體現在房地產供需關系上,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