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工院校勞動教育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技工院校勞動教育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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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開展德育工作的目的在于通過一定的管理措施，形成一定的制度，組織協調學校學生的德育工作的各種力量，保證其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并使之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以達到提高德育工作效果、培養合格技工學生的目的。為此，必須認真探索和研究技工院校學生德育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徑和新方法。

一、唱響時代主旋律，全方位開展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以豐富多彩的活動為載體，大力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理想、道德、人生觀和形勢教育，這是做好德育工作的主要內容和有效措施。實踐中要抓“三個月”的系列活動，即三月份的學雷鋒活動、五月份的民族團結教育活動和十月份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各項活動都要緊緊圍繞主題，形成系列化、層次化、多樣化。例如，召開學雷鋒活動動員和表彰大會，有力地推動學雷鋒活動的深入開展。還可以連續舉辦“我愛祖國”歌詠比賽、“民族理論”知識競賽、“我愛我的專業”演講比賽和“祖國在我心中”書畫展覽等豐富多彩的主題教育活動，從而推動校園文化建設的健康發展，使廣大青年學生樹立崇高的理想，將自己的命運同祖國連在一起，用自己的青春年華，報效祖國。學校可以成立讀書會、興趣愛好小組；通過電腦網絡，建立自己的“博客”；開展系列教育活動，鍛煉一大批技能興趣小組……通過開展豐富多彩、具體、充實、有趣的活動，調動廣大青年學生學習專業技術的熱情，把培養民族自豪感、愛國敬業精神及積極向上樂觀進取的意識融于學生的活動中去。

二、重視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

充分利用寒暑假社會實踐活動，通過社會實踐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這種形式是學生投身改革開放、了解企業管理、參與經濟建設的一種好途徑、好方法。這對學生來說，可以深入生活，觀察社會，了解現實，適應環境。學生參加社會實踐，規劃要具體細致，班主任或德育課老師要與學生保持經常聯系，解答學生在社會實踐中遇到的疑惑，把培養學生做人能力、做事能力、適應社會能力及更新知識能力作為社會實踐的主要內容。

三、發揮學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作用

學校的學生組織在德育工作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培養學生的自我意識，充分發揮學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作用是德育工作的主要內容。要重視學生會對于組織學生、教育學生的重要作用，要對他們的工作加強指導，本著想著前面、站在后面的原則，在實踐中鍛煉學生，促進他們健康成長。同時，還要充分發揮廣播站、黑板報、有線電視等宣傳陣地的作用，進一步地激發廣大青年學生自我管理的意識，營造良好的校園輿論氛圍，提高教育效果。

四、發揮德育課教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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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發展突飛猛進的現代社會，國家之間的競爭愈發體現為知識、科技、創新尤其是人才的競爭，人才特別是高精尖工匠型人才的多寡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競爭力大小的重要標志。“職業教育是培育工匠精神的搖籃，作為職業教育中堅力量的高職院校應責無旁貸地擔負起培育工匠精神的重任”。［1］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為了適應經濟騰飛對工匠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德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為先導，開始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高職教育。與之相適應，相關專家學者也逐漸將研究關注點轉向學生工匠精神的培育，高職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研究得以全面展開，在價值定位、培育環境、培育目標、培育課程、培育模式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進展，構建了特色鮮明的工匠精神培育體系。

一、發達國家高職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特點

（一）賦予工匠精神培育的特有價值

大多數發達國家認為，工匠身上具有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企業行業制勝的法寶。這是因為，所生產產品如果沒有匠心、匠技、匠藝和創新元素的有機融入，就不可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會很快被淘汰。嚴肅、規范、細致有時甚至近乎刻板的敬業態度和專業精神養成了德國工匠的責任意識，成為德國企業生產設備之精密、制作之精良、生產過程之精細的秘訣，這種長期專注于某個領域某個產品使之獲得國際市場“隱形冠軍”的稱號［2］，有力保證了所生產產品成為高質量品牌，助推德國制造業成為世界翹楚。日本工匠素來就秉承卓越匠心的態度和對工作執著熱愛的精神，日本企業一向信奉精益求精和追求細節理念，使所打造的精巧產品向來以精致的機械結構、精湛的技工技藝、精密的生產工藝而聞名于世。他們認為任憑質量不過關產品流通到市面上是一種恥辱，與收入金錢多少沒有關系，從而有力塑造了日本技術“高精尖”、日本產品“品質一流”的國際形象［3］，成為世界制造業的領跑者。瑞士工匠以滿腔熱情、極為用心、堅定執著的匠魂精心打磨、細心雕琢機械表每一道工序和每一個發絲小的構件，精心提升零件精密度和復雜度，專注產業創新和升級，專心研發復雜的新工藝和新產品，精益求精地對待產品質量，使瑞士鐘表成為世界鐘表行業領跑者，能夠傲視群雄而成為世人追捧的奢侈品牌。

（二）營造工匠精神培育的和諧環境

發達國家大都認識到只有營造尊重勞動、崇尚技能的和諧氛圍，將個人榮辱與產品品質掛鉤，給予工匠相應的社會地位，才可以有效提升學生敬業、樂業的神圣感和使命感，才能使工匠精神在全社會發揚光大，提升工匠精神的培育效果。一是社會輿論環境。以嚴謹著稱的德國早就把“匠心”滲透于國民內心之中，將成為大國工匠作為最令人羨慕的榮譽；美國讓工匠的工作有舞臺，生活有尊嚴，使之常年活躍在全球工業創意、商業模式創新最前沿［4］；在日本，“匠”常常被看作是榮譽的象征，工匠會得到令人敬仰的社會地位。二是法律制度環境。德國建立起嚴格的行業標準和規章制度，并能在生產過程中得到有效實施；美國法律嚴格規定不準進口有壞點的產品，讓諸多國家加大了對出口產品質量的管理力度；日本從法律上明確工匠在技藝上要精益求精，保障產品質量。三是校企合作環境。德國規定企業和高職院校同時對學生進行教育，但是實習必須按照程序操作的嚴格要求在企業完成；美國政府采取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專項資金支持等優惠政策，有效吸引了企業優秀員工加入校企合作隊伍；英國明確規定高職院校必須與企業深度合作，在開設課程之前高職院校以市場為導向進行調研，企業也會派人在行業技能委員會任職，確保了工匠精神培育質量。

（三）厘定工匠精神培育的特色目標

發達國家均強調只有從“德”的工匠品質和“才”的工匠技能這兩個維度來強化大學生工匠精神培育，才能夠圓滿完成工匠精神培育任務。因此，發達國家大都以樹匠心、立匠德、勵匠技為培育目標。由于各國歷史傳統、文化底蘊和關注側重點不同，工匠精神培育目標也必然表現出各自特色。德國為了保持制造業精度高、質量優、技術超前等優點，以縱橫交織的“職業能力”作為人才培養目標。從縱向上來看，包括基本職業能力和綜合職業能力（關鍵能力）；從橫向上來講，基本職業能力包括與具體職業相關的專業能力、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而綜合職業能力（關鍵能力）包括超越了具體職業、專門職業技能與職業知識范疇的專業能力、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5］美國制定了以“綜合能力為中心”的培養目標，要求學生不僅掌握專業知識、動手操作能力，還應該具備交流合作的能力、探索創造的能力等，具體來說由知識（相關行業的專業理論領域）、態度（職業動機、情感和理想領域）、經驗（實訓活動領域）、反饋（測評、評價領域）等四個維度所組成。日本政府認為，為了更好地促進社會發展，高職院校必須以“職人精神”為目標來培養未來建設者，要求所培養的人才必須具有精湛的技藝，堅定的理想信念，愛崗敬業、精益求精、專注極致的職業道德，完美的個性人格、獨立自主的品質以及善于創新、勇于挑戰、面向未來的前瞻性意識。［6］

（四）開發工匠精神培育的特定課程

發達國家普遍將確定課程內容作為工匠精神培育過程中的最關鍵環節，課程開發的質量和水平既決定了工匠精神培育目標的實現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工匠職業素質的高低。課程內容的確定大多以未來工作崗位為導向，瞄準特定的工作崗位需要來實施。為了增強工匠精神培育實效性，德國開發了基于工作過程的系統化課程，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習領域為根本原則組織與職業相關的教學內容”，注重工作行動的整體性，在系統化的基礎上將學習內容和教學情境有序化，強調典型工作情境中的解決實踐問題能力。在美國，由若干資深從業人員組成專門委員會，將某一個特定職業目標進行工作崗位和工作職責兩個層次分析，分別得出綜合能力和專項能力，形成能力匯總表。然后由教學專家來確定具體教學單元或模塊，將教學單元按照知識和技能的內在聯系進行順序排列，將若干相關單元組成一門特定課程。［7］日本既通過“道德教育”（“愛國心”教育、“心”的教育、個性教育、勞動教育、國際化的日本教育）來影響“職人精神”，也采取寓于“專門德育”（“德育課程”和“德育活動”）中的“職人精神”培育和寓于各學科中“職人精神”培育方式進行，還利用“職業生涯教育”課程來對學生進行“職人精神”培育，其指導思想、內容、措施均與“職人精神”緊密相關。

（五）打造工匠精神培育的有效模式

發達國家廣泛認同面對國際市場需求多樣化背景，在企業產品已由單品種、大批量的規模化生產向以客戶為中心的多品種、小批量的精益生產轉變的外部環境下，只有采取合理有效的工匠精神培育模式，才能適應不同潛質學生的發展需要。德國“雙元制培育模式”是以企業和高職院校為主體，政府、行業協會、企業、高職院校、學生緊密結合，形成了“職業教育不僅僅是學校的事，而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觀念，學校理論教學和企業實踐緊密相連，學生具有學徒和學員的雙重身份，技能養成的重心更加側重于企業，由行業協會建立公共實訓平臺，為德國各行各業輸送了大量具有卓越匠心的技能型人才。“校企合作培育模式”由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首次推出，隨之出現了并列式、交替式、雙重制、底特律契約、企業與學校契約等模式，強調能力培養和訓練、具有個別化教學性質的CBE職業教育模式，又在許多社區興辦“工匠工廠”，有針對性開展“工匠運動”，提出“今天的DIY，就是明天的美國造”口號，重振了美國制造業。瑞士采取由培訓中心、企業行業和高職院校所組成的三方協作的“三元制現代學徒制培育模式”，以產教融合為理念，由企業行業牽頭，選擇適合當地發展特色的不同類型校企合作方式，實現課堂教學與生產實踐零距離對接，展現出學徒培育的高效性，為企業“量身”培養出一大批具有嚴謹意識的工匠型人才。［8］

二、對我國高職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啟示

（一）把工匠精神理念融入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方案

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大多存在“重技術、輕素養”的傾向，注重了學生職業技能的提高，忽視了職業道德素質的養成，導致學生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愛崗敬業、吃苦耐勞的精神。隨著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迫切需要高職教育培養出更多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另外，企業在選拔人才的過程中也會重點關注綜合素質，不僅對學生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進行考核，還要對學生的職業道德、職業精神、創新能力進行評價［9］，所以，高職院校需要將工匠精神滲透到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全過程。

（二）用工匠精神內涵引領高職校園文化建設

校園文化建設具有潛移默化的立德樹人功能，當前校園文化建設既沒有體現出高職院校的辦學特色，也沒有體現建設主體的多元化特點，突出技術性而缺乏人文性特征，影響了人才培養質量。高職院校要深化校企融合理念，通過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的良性互動，以工匠精神內涵來引領校園文化轉型，打造校園文化的職教特色；構建由學生、教師、校內管理人員、學生家長、行業企業專家能手等共同組成的多元化校園文化建設主體格局，共同致力于校園文化建設；將工匠精神元素有機融入到校園文化中，使學生在校園中隨處可以感受到工匠精神文化氣息。

（三）以工匠精神為指導，確定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目標

盡管眾多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目標分解中，都明確列出了人才的職業素質，但是分類的依據和標準不夠明確。工匠精神是匠心、匠技和匠魂的統一體，其內涵特征也必將隨著時代和社會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從知識結構上講，主要由科學文化知識、專業技術知識組成；從能力結構上說，應當具備與從事職業相匹配的專業能力、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從素質結構來看，一般包括科學文化素質、專業素質、思想道德素質和身心素質等方面。［10］

（四）以工匠精神為核心，打造高職院校課程體系

課程作為重要載體，在工匠精神培育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更多關注專業知識與職業技能，忽視了綜合職業素質的培養；過分強調學科體系，淡化了職業教育的綜合性和實踐性；過多關心知識結構的形成，忽略了學生行為習慣的養成。應該將工匠精神融入到高職院校課程體系中，既要用好思政課程，又要在專業課程開發中滲透工匠精神意蘊，在教學過程中結合工匠精神要素和專業特征有效開展課程思政，通過實踐教學環節踐行工匠精神理念，將專業實訓教學有機融入地方經濟產業鏈中，使工學結合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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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依法治教，法律保障體系健全

德國的職業教育法制比較健全，聯邦德國的《基本法》中對教育的條款是最重要的法律依據。對職業教育的管理、監督、組織實施，也主要采用立法的形式來保證。先后頒布了許多職教法規，形成了一套內容豐富、互相街接、便于操作的法律體系，有力地促進了職業教育的發展川。德國于1969年頒布了《職業教育法》，對各級各類職業培訓的組織、實施、考試制度等作了原則性規定，對職業教育研究工作也作了一定要求，這是德國關于職業教育的最基本的法令。這部法令的出臺，體現了職業教育的全面制度化，進一步加強和穩固了職業技術教育的地位。之后，德國政府又相繼出臺了與《職業教育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規，諸如《企業基本法》、《手工業條例》、《實訓教師資格條例》、《培訓員資格條例》、《青年勞動保護法》等。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變化，1981年12月，聯邦政府又頒布了《職業教育促進法》，對《職業教育法》進行了補充與完善，將職業教育與培訓位置需求掛鉤，使“職業教育成為公共事業的責任和義務”「2口。此外，各部門、行業、地方也相繼出臺了相關的條例或實施辦法，同時還設立了一套包括立法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社會監督在內的職業教育監督系統。以法律形式完善了職業教育的管理和運行，促進了職業教育的有序發展。德國聯邦政府職業教育法及有關法律還對職業教育經費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企業內的職業教育經費完全由企業自己負擔，但國家對承擔職業教育的企業有稅收等方面的優惠;職業教育學校的教育經費由國家、州政府、地方政府承擔，通常是州政府負擔教職工的工資和養老金等人事費用，地方政府負擔校舍及設備的建筑與維修費用和管理人員的工資等人事費用。正是由于德國政府通過建立體制、機制、制定法規以及提供經費等來發展和規范職業教育，使參與職業教育成為企業義務并有利可圖，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了必需的外部環境與教育保障，從而保證了職業教育的順利進行。

1.2優化配置，政府宏觀調控力度大

德國是16個州的聯邦制國家，每州都有自己的教育體系，為減少資源浪費，又使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能為國家通用，職業教育培訓項目由國家訂立。學校都培養國家認可的職業，而不能自己另立專業和培訓項目。德國的職業教育在學校名稱、培養目標、專業設置、學制長短、辦學條件、經費來源、教師資格、教師進修、考試辦法、管理制度等方面政府都提出明確而具體的要求叫。學校接受職業教育監督系統的監督，減少了學科建設、專業設置、實驗實訓設施建設方面的重復，形成了各有側重、校校有特色的良好局面。學校既不需要為生源苦惱，也不需要為學生就業發愁。

1.3規范行為，行業協會職能發揮充分

德國十分注意發揮手工業協會和工業與貿易協會等行業協會的作用，由行業協會負責制訂職業教育技能標準與培養方案，以及組織職業資格考試川，監督檢查企業與學徒(學生)簽訂的合同是否合法、企業員工的培訓和管理是否規范、各工種的勞動強度及給學生的薪酬是否合適等，同時接受企業和學生咨詢、調解企業與學生的矛盾，并為學生提供就業機會。對中小企業因為設備不夠先進、師傅水平不高，無法滿足和涉及的實習實訓內容，則由協會下屬的職業學校(科技中心或培訓中心)負責。協會下屬的職業學校(科技中心或培訓中心)除為學生提供培訓外，也為企業工人進修和成為滿師提供再培訓。

1.4產教結合，“雙元制”職業教育特色突出

“雙元制”職業技術教育制度是德國職業教育最主要的特點，也是德國推行職業教育最成功的關鍵。所謂“雙元制”職業教育，是指學生在企業接受實踐技能培訓和在學校接受理論培養相結合的職業教育形式。接受雙元制培訓的學生，一般在主體中學或實科中學畢業后，自己或通過職業介紹中心選擇一家企業，經過考核得到一個培訓位置，再按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同企業簽訂培訓合同，然后再到相關的學校登記取得理論學習資格。這樣他就成為一個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下的學生。他具備雙重身份:在學校是學生，在企業是學徒工;他有兩個學習受訓地點:培訓企業和學校。學員或定期或分期在企業里接受實踐教育，在學校里接受理論教育。企業的技能培訓是“雙元制”的主體。企業的培訓按照聯邦政府頒布的培訓條例(包括教育內容、時間安排以及考核辦法等)進行。各企業根據培訓條例和本企業的特點制訂具體的培訓計劃并付諸實施。作為學徒工，企業發給學生每月500一60。歐元的生活費用。學校只是企業的合作伙伴，學生的選擇和最后的考核都以企業為主，學校的教學任務主要是以專業理論服務企業培訓，輔導和提高學員在企業中的實踐培訓成果，并加深和補充普通教育的任務。因此，學校高度重視實踐教學環節，側重培養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實訓的比例大(如三年制職業學院學生前三學期n周在企業、12周在學校，后三學期15周在企業、8周在學校)。各行業協會負責雙元制職業教育學生的考核、成績認定及職業資格證書發放工作。考核內容分為書面考試和實際操作技能考核兩種。通過考核的學徒工可以得到國家承認的崗位資格證書，成為該崗位上的合格工人。正是由于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強調將學校與企業、理論知識與實踐技能、教學與生產緊密結合，使學生能將所學的知識運用到生產或工程實踐中去，專業對口、學以致用，因而學習更有針對性，就業也更有保證。

1.5嚴格準入，教師任職資格標準高

德國教師是國家公務員，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對從事職業教育的教師有嚴格的規定，強調教師實踐經驗的積累。德國職業學校的教師是集理論、技能、師范于一身的復合型人才，他們必須在大學學習五年，獲得相關專業的碩士學位。在大學學習期間除開設專業課程外，還要學習專業教學理論課程以及教育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另外還要開設實踐課，主要通過教育實習來完成，時間各州不一，有的州四至五周，有的州一周去對應學校實習專門學科一天。這些實習都有相關法律保障，職業學校或企業都要設置相應的實習崗位。教師畢業前要參加國家教師資格考試。考試由州教育部批準，大學教授或考試委員會商定，考試內容包括畢業論文、書面考試、試講和教育實習。通過后進人第二階段即教師準備期，共二年時間，由實習(錄用)學校教師培訓中心負責評定，準備期到期后要進行第二次國家考試，考試內容分為職業教育主修和副修兩門。第二次考試主要考察準教師的教學經驗和教學能力困。大部分州規定應用科學大學(faehhoehsehul-en)(相當于我國的高等專科學校)和高等職業學院(berufsakademien)教師必須具備博士學位和本專業實際工作5年以上的經歷閑。有的州還規定專職教師任教滿4年后脫產半年時間去專業對口企業進修，了解最新技術成果，或從事應用研究，以更新知識結構，適應新技術的發展和新產品開發的需要。應用科學大學和高等職業學院的教師中除專業教師外，還有實訓教員。實訓教員為既有經驗又掌握職業教學理論的一線技術人員。只有教師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實際操作能力，才能從理論的角度對學生遇到的問題進行講解和分析，保證職業教育的質量。

1.6行動導向，教學方法靈活多樣

行動導向是指在教學中學生處于中心地位，教師是組織者，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互動，讓學生通過“獨立地獲取信息、獨立地制定計劃、獨立地實施計劃、獨立地評估計劃”川，學生在自己“動手”的實踐中，掌握職業技能，獲得專業知識，從而構建自己的經驗和知識體系。德國教師教學方法靈活多樣，很多具體的教學法都是以行動導向教學法為藍圖和指導，以學生為主體，教師根據內容的特點和自身的情況，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進行各種各樣的教學組織，如項目教學法、工作計劃分析法、案例教學法等等，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7目的明確，學生求知欲旺盛

“雙元制”教育要求企業必須按規定設定培訓崗位并在媒體上公布，學生向企業申請想獲得的培訓崗位，企業審查申請學生的資格，并將合格的經批準的學生名單交職業學校，接著企業與學校商定教學安排，并按教學計劃組織教學。學生在上學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將來于什么，現在學什么，對未來職業發展認識比較清晰，方向很明確，加上德國技工、技師的社會地位高，形成了尊重勞動的良好社會氛圍，學生把大學畢業后當高級技工看作比當工程師更重要。因而學生在職業技能的學習、鍛煉上表現出特別的主動、專注和刻苦，具有較強的敬業愛崗精神和求知欲望。

2德國職業教育對武漢市高等教育的啟迪

德國職教的運行機制，教育和實訓時間的分配，培養目標制定，課程方案、教學方法的運用等都體現出強烈的實用性、綜合性、崗位性、技能性等特征，對武漢市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2.1調整學科專業，服務武漢市的經濟社會發展

雙元制職業教育形式下的學生大部分時間在企業進行實踐操作，而且所接受的是企業目前使用的設備和技術，培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生產性勞動的方式進行，這使得以培養生產第一線實際操作人員的職業教育真正成為受企業歡迎的教育。高等學校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服務區域經濟發展，市屬高校無論是本科高校還是高職院校，都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因此，市屬高校必須堅持以服務地方為宗旨，主動適應地方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增強服務城市圈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對符合武漢市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發展戰略的學科、專業，如光通信、移動通訊、激光、生物醫藥、新能源、環保、集成電路、軟件、汽車及零部件、冶金、機械、電力、化工、光電子信息、鋼鐵及鋼材深加工、船舶制造、紡織服裝、金融、物流、會展等予以政策傾斜，加大經費投人。對社會需求少的學科專業予以調整、改造，甚至停招，從而保障教育資源的合理利用，實現教育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藕合，使市屬高校為武漢支柱產業培養更多合格人才，為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實現武漢在中部地區率先崛起做出更突出的貢獻。

2.2突出辦學特色，走差異化發展道路

同德國職業院校資源優化、特色鮮明相比，武漢市市屬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辦學模式、培養目標趨同，專業和實驗實訓設施建設重復，教育資源浪費的問題，特別是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人，高等教育的競爭日趨激烈。市教育局應引導市屬高校根據各自的發展目標、師資水平、學科特色，妥善處理好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的關系，走差異化發展的道路，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牢固樹立“人無我有，人有我強，人強我特”的辦學理念，各有側重，從武漢城市圈的區位特點出發，建設優勢學科、品牌專業，形成學校特色學科專業群，強化自身的稀有性，減少同質化競爭的威脅，以獲得持續競爭的優勢，增強核心競爭力，促進學校可持續發展。

2.3注重實踐經驗，加大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力度

在德國，大學工程技術領域里的教授和專家必須來自企業，來自工業界，不允許直接從高校畢業生或博士生中聘用。德國的這一措施保證了大學教育與企業界的緊密聯系。所以，德國高校培養的畢業生懂得實踐，了解企業，并掌握本專業的最新發展方向和關鍵技術，非常受企業的歡迎。市屬高校應該向德國高校學習，加大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力度，一是要按市教育局要求，認真實施“高校教師企業鍛煉計劃”;二是從企業聘請一部分專家作為學校的兼職教授，達到既請他們講課，又加強與企業界的聯系，解決畢業生實習和就業問題;三是聘請身體健康的企業退休技師和工程師為學生實訓實習指導教師，既保證教學與實踐相結合，又可以減少學校的師資隊伍，提高辦學效益。

2.4強化技能培養，加大實驗實訓設施投入

德國職業教育校內實操實訓設備先進、技術含量高。除企業非常關注“未來專業人才的培養”和“未來市場的占有”閣，主動向行業協會教育中心或職業院校實訓室捐助最先進的機器設備外，德國職業教育經費比較充裕，有能力購置較精良的設備。為此，市屬高校要加強與企業互動，尋求企業部門支，在學校或企業建設實驗實訓設施或工程實訓中心，使學生能與生產一線緊密接觸，增強學習目的性;同時，市政府和市教育局要加大對實驗實訓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重點支持建設市屬高校共享、產學研一體的公共專業實訓基地和工程實訓中心，全面提升學生實踐動手能力。

2.5滿足崗位要求，推進市屬高校教育教學改革

德國職業教育以崗位要求為培養目標并構建與之相適應的教學大綱和教學內容體系，設置課程，編寫教材。借鑒德國職業院校經驗，市屬高校一是要準確定位，將培養生產、管理、服務等一線的實用性、技能型專門人才作為培養目標;二是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大力實施“模塊式教學”，實行“項目導向”、“任務驅動”，積極探索產學結合的培養方式，走校企合作的“訂單式”培養道路;三是改進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推進以職業工作為導向，以工作中主要任務或環節為對象，結合相應能力來設置課程和編寫教材;四是強化實踐教學，突出職業能力培養和素質教育;五是深化教學方法研究，開發和推廣適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教學方法。

2.6加強思想教育，培養大學生尊重勞動的品德

勞動能對自我品行的養成、基本素質和能力的生成、價值認同和勞動觀念的培養起到重要作用，為個人順利走上社會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礎。市屬高校應把勞動教育作為每位學生順利畢業的一門重要課程，并計算學分。在利用思政課、專業課對學生進行系統職業觀教育的同時，要以校園文化活動為載體開展征文活動、演講比賽、專題討論，邀請勞動模范座談或作報告，開展職業觀教育，使學生明白在第一線工作同樣能取得社會的承認，實現人生的價值，培育學生對職業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強化學生的勞動觀念、勞動態度，熱愛和尊重勞動。

篇（4）

作者簡介：李忠（1972-），天津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教育史與職業技術教育學；亓婷婷（1991-），天津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職業技術教育學。

基金項目：天津市教委社會科學重大項目“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社會支持研究”（編號：2014-ZD18），主持人：李忠；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工業化國家企業教育法律研究”（編號：THJX15-001），主持人：李忠；天津市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重點項目“企業鼓勵內部員工（裂解式）創新創業的機制與對策研究”（編號：15ZLZLZF00380），主持人：李忠。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7）04-0086-06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期職業教育評估報告（2015）指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雖然取得一定成績，卻面臨嚴重問題。其中，職業學校教育一條腿走路，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缺位并缺乏相應法律保障，是造成問題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德國企業積極參與職業教育，在德國職業教育發展中發揮出關鍵作用。這種作用受到立法機構的重視，并被立法機構以法律的形式給予確認，出臺了企業參加職業教育的系列法律，形成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與法律認可之間的良性互動。1969年出臺、2005年修訂的德國《聯邦職業教育法》，可謂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法律的集大成者。法律的認可與賦權，為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構成德國職業教育走向卓越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時期，我國政府提出將企業作為職業教育重要辦學主體。在此背景下，借鑒德國的做法與經驗，確立中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合法性，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本文以德國《聯邦職業教育法》為對象，分析其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法律定，并從歷史發展的脈絡闡述德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實踐活動與職業教育法律之間呈現的良性互動關系，以期為我國職業教育法律完善以及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提供些許助益。

一、《聯邦職業教育法》①對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主體地位確認

1969年，德國立法機構頒布了職業教育基本法――《聯邦職業教育法》，對德國職業教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2005年，德國立法機構在完善原有法律的基礎上，整合了1981年頒布的《聯邦職業促進法》，出臺了新的《聯邦職業教育法》，作為21世紀德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法律依據。2007年，德國立法機構對該法進行了再次修訂。《聯邦職業教育法》的不斷修訂與完善，切合了職業教育和經濟發展的需求，被充分應用于企業職業教育實踐中。《聯邦職業教育法》既肯定了德國企業在職業教育的主體地位與合法性，又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行為作出明確的規范和指導，體現出超強的適用性和指導性。

（一）確立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主體地位

《聯邦職業教育法》適合于學校以外的職業教育，主要是一部企業實施職業教育的法律。該法共七部分105條，除去“總則”與“過渡條款”外，主要分為職業教育（Berufbildung）、職業教育的組織（Organisation）、職業教育研究（Berufbildungsforschung）與研究所（Bundesinstitut）以及罰款規則（Bu？Ygeldvorschiften）等。其中，“總則”第三條明確規定：“本法適用于職業教育學校之外進行的所有職業教育”[1]。即該法所涉及職業教育，主要發生在企業以及跨企業之間。“職業教育”是該法中的主體部分，所涉內容為企業實施或參與職業教育過程中具體問題：如企業與學徒（教育提供者和受教育者）雙方建立的職業教育關系（即簽訂合同），企業教育機構和教育人員的資質，企業主導受教育者的考試等內容。職業教育的類型主要包括：職業準備教育（die Berufsausbildungsvorbereitung），職業教育（die Berufsausbildung），職業進修教育（die berufliche Fortbildung），以及職業改行教育（die berufliche Umschulung）。前兩者為職前教育，培養適齡青年進行職業活動所需要的職業行動能力，為年輕人提供工作準備；后兩者為職后教育，傳授職員升職或者改行所需的職業行動能力。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企業都是具體的實施者。

（二）明確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標準和權利

權利是法律對法律主體能夠作出或不作出某種行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應作出或不作出某種行為的許可與保障[2]。《聯邦職業教育法》賦予企業的權利包括：

第一，賦予企業實施職業教育的權利。在德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是一項權利，并且只有經過主管部門認定的企業才有資格實施職業教育。遴選依據主要是企業的種類和設施，是否適合進行職業教育并且有能力傳授職業技能與知識[3]。有資質并且被許可實施職業教育的企業，被冠以“教育企業”[4]稱號。據統計，截至2012年大約有447700個企業獲得“教育企業”名號，約占企業總數（約201萬家企業）的五分之一[5]。這些企業主要分布在工業、商業、手工業、服務業以及農業等領域，不同規模的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比例有所差異，大型企業的參與率普遍高于小企業②。

第二，賦予企業與受教育者簽訂教育合同的權利。《聯邦職業教育法》規定：企業招收他人接受職業教育，應與受教育者簽訂職業教育合同[6]。通常，企業根據國家的“教育職業”③信息，以及企業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規劃等各種因素，綜合考慮并制定招生計劃和名額，經過申請者的自主申請、資質認定等環節，選拔符合要求的受教育者。依據法律，企業與錄用的受教育者簽訂職業教育合同，申請者與企業形成法律關系，以學徒的身份在企業接受實踐技能教育。

第三，賦予企業評價受教育者考試成績的權利。《聯邦職業教育法》規定，受教育者在學習期間須進行中期和結業兩次國家考試。兩次考試都由占數量至少為三分之二的雇主和雇員代表組成的考試委員會具體負責，成績結算以教育企業出具的實際操作成績為主，以職業學校出具的筆試成績為輔。通過畢業考試的學生可獲得由教育企業出具的合格證書、職業學校出具的畢業證書以及考試證書。其中，企業頒發的證書是接受職業教育的學徒進入就業市場的資質證明，是受教育者就業的重要憑證。

（三）規定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義務

義務與權利相對，法律主體在享受權利的同時，必須承擔責任。《聯邦職業教育法》規定，企業必須在職業教育中承擔以下義務：

其一，實施職業教育教學的義務。企業實施職業教育主要形式是學徒培訓，即企業中的課堂教學與實地訓練結合。依據教育職業的培訓章程，通過采用“工作崗位上的訓練、學徒實訓工場、企業內課堂教學”[7]等形式，有針對性地對學徒進行廣泛而切實的職業教育。

其二，指派教師的義務。法律規定：企業教師需具備相應“人品資質”（Pers？inliche Eingung）和“專業資質”（Fachliche Eingung）[8]。“人品資質”是指，企業教師在企業教育實踐中應該具有責任心、愛心等品質；“專業資質”是指，教師應具備職業教育學和勞動教育學的“技能、知識和能力”（Fertigkeiten、Kenntnise und F？]higkeiten），能夠獨立策劃、執行、評估職業教育。企業指派的教師，只有通過專門考試并經由行業協會的資質認定后，才能承擔教育教學任務。

其三，承擔津貼和教育經費的義務。雙元制職業教育系統中，職業院校產生的教育費用由政府、公共部門承擔，而企業中產生的教育費用則由企業自身承擔④。企業承擔的教育費用主要包括：向受教育者支付的教育津貼，教師的工資以及教育經費等。以2013年為例，學徒月均津貼為767歐元，是熟練工人工資的三分之一。加上為教師支付的工資，人力成本達總投入成本的46%[9]。教育經費則主要包括：建立業培訓中心、購置職業培訓設備、購買教材以及日常管理等所產生的費用。

其四，督促受教育者到職業學校參加理論學習的義務。企業和職業學校同為教育場所，企業教育時間占受教育者全部受教育時間的三分之二。企業主要承擔學生實踐操作技能的培養，同時，為促進受教育者的綜合素質提升，企業必須督促學生去職業學校學習相應的理論。

（四）明晰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是指因違反了法定義務或契約義務，或不當行使法律權利所產生的，由行為人承擔的不利后果，亦由于違反第一性義務而引起的第二性義務[10]。《聯邦職業教育法》的第六部分為“罰款規則”（Bu？Ygeldvorschiften），即對企業在實施職業教育中違反法律的行為作出懲罰性規定。德國對于教育機構資質的認定有嚴格的要求，對其監督也依法進行。該法第32、33條規定，主管機構⑤對教育機構及其人員的品質和專業資質進行監督，一旦發現資質缺陷，如缺陷可彌補且對受教育者不造成傷害，責令期限內予以彌補，若資質缺陷不可彌補或對受教育者造成缺陷，則取消該機構的資質并禁止其招收和教育受教育者[11]。企業的違反法律行為包括：沒有規范地與受教育者簽訂職業教育合同，違背教育目標，沒有讓受教育者脫產參加職業學校學習和考試，在不具備教育資質的情況下招收受教育者，不配合監督部門的監督工作，等等[12]。對于違反法律的行為給予相應的處罰，根據情況處以從一千歐元到五千歐元不等的罰金。

《聯邦職業教育法》對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等規定，凸顯了企業在職業教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為企業實施職業教育構建一個有利的法律環境。可以說，德國完善而有效的職業教育法律，使得以“雙元制”為特色的職業教育成為德國經濟發展的“秘密武器”，“德國制造”成為品質符號，受到眾多國家的認可。當然，德國職業教育法律之所以有這種規定，能推動職業教育持續、健康、有效發展，與德國的文化傳統、職業教育歷史以及立法機構的重視，有著密切關系。

二、德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與職業教育法律的互動關系

在德國，企業實施職業教育有著悠久歷史，承擔著為各行各業培養合格勞動者的職責。從手工業時代的學徒制到工業化時代的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企業都作為職業教育實施主體參與到職業教育的實踐發展中。企業實施職業教育的良好效果，得到用人單位與立法機構的肯定與認可。尤其是立法機構，通過法律形式，及時對企業實施職業教育的活動給予確認、規范與保障，形成職業教育發展――法律鞏固――職業教育再發展的良性互動局面。可以說，德國《聯邦職業教育法》對企業在職業教育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與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歷史、實際效果以及法律的及時鞏固與更新有因果關聯。

（一）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歷史傳統與現實

現代學者普遍認為，職業教育肇始于學徒教育。在職業學校教育出現之前，學徒教育是技術傳遞和勞動力再生產的主要方式。學徒教育發生于生產實踐場所，以“口耳相傳”和“從做中學”的方式，培養下一代的生產操作技能和工作態度。13世紀，伴隨行會制度的發展，學徒教育趨于規范化，形成學徒制。行會管理下的學徒制，在提高從業者社會地位的同時，保障了生產的規范化和專業化。當然，作為人才培養制度，學徒制規定學徒除了習得生產操作技能外，還需養成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有助于自身人格的完善。

19世紀中期，伴隨德國工業的發展，以往發生在手工工場的學徒教育隨之發生變化。大機器生產代替手工勞動，企業規模擴大且發展迅速。為提高經濟效益，占據更多市場份額，企業需要改善產品質量，需要依靠高素質的企業員工。工業培訓模式開始出現，工人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術成為工人培訓的重要內容，大批高素質的專業工人（Facharbeiter）經此產生。十九世紀末，德國企業迅速發展，大企業自設職業培訓場所，小企業間聯合建立跨企業培訓場所，工業企業自行培養勞動力且所培養的人才占據較大比重。但是，隨著工業化生產的發展，企業對熟練工人的需求增大，對工人的專業技能和文化素質提出更高要求，單純由企業培養勞動力的模式難以滿足企業發展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聯合職業學校共同參與學徒培訓，形成“雙元制”職業教育的雛形。隨后，這一模式獲得長足發展。到今日，企業聯合職業院校培養勞動力的“雙元制”模式，已經成為德國職業教育的特色。

（二）企業實施職業教育的原因及其效果

從企業實施職業教育的歷史可知，在職業學校出現之前，企業是職業教育的主要實施者。從手工業作坊里的師傅帶徒弟的學徒教育，發展到學徒制，再到企業工廠內的員工培訓，最后到企業與職業學校聯合培養勞動力，企業以不同方式參與職業教育。企業之所以實施職業教育，既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也被企業視為一種權利。

首先，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從業者；從業者品質與素質越高，企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越強。同時，作為經濟單位，逐利是企業的本性之一。企業逐利必須以滿足社會需要的方式實現，培養出良好的企業員工以生產品質優良的產品，是企業滿足社會需要的主要方式。因此，無論是企業的生存，還是企業的發展，都須給教育以高度重視。而且，從企業實施職業教育的歷史來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還是企業的歷史傳統，即實施職業教育是企業的責任。

其次，企業實施教育可以獲得回報。這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得以體現：一是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可以獲得一種榮譽，提升企業知名度。如前所述，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資質并被賦權的企業才有資格實施職業教育。對企業而言，一旦獲得“教育企業”的資格，無疑是一種榮譽與認可，也是對企業的一種宣傳。二是企業辦教育可以降低勞動力成本。企業在實施教育的過程中，學徒直接參加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費用僅僅是熟練工的三分之一，為企業節約生產成本。三是降低招聘費用。一般情況下，學徒受訓完畢直接進入實施教育的企業。對企業而言，既可聘用到熟悉且適合的員工，又節省從勞動力市場招聘以及培訓員工的成本。

與職業學校相比，企業實施職業教育具有先天優勢，效果也更為明顯。對受教育者而言，在企業接受技能訓練，能夠以較快速度獲得進入就業市場所需要的職業行動能力和職業資格，同時縮短工作適應期。對企業發展來說，聘用專業技能強、理論知識深厚的年輕人，能夠應對生產實際和技術革新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當然，企業擁有的辦學優勢，如清晰明確的培養目標、完善的人才培養規格、合理的專業設置與師資結構等，能夠促進職業教育健康發展。德國企業為德國產業發展培養了大批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滿足了勞動力市場對合格工人的需求，二戰后德國經濟迅速恢復并崛起即是明證。

（三）保障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立法歷史

德國企業開展職業教育的過程中伴隨著法律制度的保障。早在1726年，德國的奧古斯堡（Augsburg）頒布的《城市法》中就有關于學徒制度的規定[13]。行會組織頒布的行業規章一般涉及對從業人員準入資格的規定，師傅和徒弟的資質等級規定，以及商品價格、工資報酬、生產規模的規定。這些規定確保了學徒培養的質量，有助于職業教育實施的規范化和職業教育質量的提高。1810年，普士頒布《營業稅法》規定企業可自由開展學徒培訓，形成了自由手工業者的學徒培訓形式[14]。在手工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雙元制培訓模式生成的過程中，法律也起到引導和規范作用。1869年頒布的《北德意志聯邦工商條例》規定，不足18歲的學徒，必須進入補習學校接受職業理論教育，傳統手工業培訓模式開始向“雙元制”職業教育過渡。1897年的《手工業保護法》規定了工業、手工業和商業中的學徒培訓，將部分學校教育與學徒訓練結合起來，以維護手工業的發展，并規定為培訓教師頒發職業資格證書。同年的《普魯士行會法》規定了行會負責下屬企業的學徒培訓事務[15]。1908年的《手工業條例》規定，參加學徒培訓必須通過考試。兩項法律為后來的“雙元制”職業教育的形成奠定了法律基礎[16]。1969年，各種分散的法律法規得以整合，形成規范全國職業教育的基本法律，即《聯邦職業教育法》。該法也成為規范現代企業教育行為的基本法，同時對企業作為職業教育主體予以法律保障。2005年和2007年，《聯邦職業教育法》得到進一步的修訂和完善，為職業教育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企業發展需要教育支持，企業主動承擔培養勞動力的職業教育。企業實施的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得到立法機構和公共部門的認可并通過法律手段予以確認，保證了企業中的職業教育規范運行。德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歷史經驗以及國家通過法律手段予以保障，對于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三、德國企業實施職業教育的法律啟示

德國企業實施職業教育與國家頒布職業教育法律之間呈現良性的互動局面，《聯邦職業教育法》就是這種互動的結果。德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狀況，為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了某些啟示：即鼓勵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實踐，通過法律手段保障并明晰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權利與職責。

（一）鼓勵并支持企業參與職業教育

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素質結構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對接，用工市場出現“技工荒”，嚴重制約經濟發展。這種局面出現的原因，主要在于企業沒有參與勞動力培養過程。因為，單靠職業院校無法培養出滿足企業需求的人才。企業有教育訴求，并且有培訓優勢，本應積極參與到職業教育中。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企業辦教育存在風險，當成本支出無法得到等同或者超值回報時，企業就會顧慮重重。政府與立法機構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既無政策層面的支持，又無法律層面的保障，企業存在“后顧之憂”而消極應對“作為重要辦學主體”的口號。

反觀我國歷史，企業曾作為辦學主體承擔過教育職責。時期，為抵制列強侵略，洋務派以“自強”“求富”為目的，興辦了一批新式學堂。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新式學堂由企業承辦，出現一批融教育與生產一體的教育型企業。企業中的新式學堂不僅培養出當時亟需的人才，有效推動了中國近代經濟、政治和教育的發展，而且為探索教育發展之路提供了寶貴經驗。民國時期，一大批實業家在企業中開展教育活動，將工作場所當做教育場所，致力于人才培養與經濟發展。典型如盧作孚創辦的民生公司被譽為“社會大學”，上海康源印刷制罐廠被稱為“學校化之工廠”，等等。這些做法獲得實業經濟與企業教育共同發展的效果，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提升了員工的素質，保障了員工受教育的權利，也起到教育救國的作用。然而，具有良好發展勢頭的職業教育，在隨后的改造過程中出現重大轉折，學校壟斷職業教育，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權利被剝奪而退出，職業學校教育一條腿走路。在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現實情境下，職業教育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因此，我國政府應大力鼓勵企業辦學，并給予配套措施予以支持，德國在這方面積淀了豐厚的思想資源與實踐經驗。

德國的職業教育依靠企業的現場教育與職業院校的課堂教育兩條腿，走出一條符合職業教育發展與產業發展需求之路。德國《聯邦職業教育法》規定企業必須參與職業教育，而且必須具有相當資質，即同時具備硬性條件且有能力承擔職業教育的企業才能招收學徒，并與職業學校配合，致力于職業教育質量的提升。同時，德國政府給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以政策保障和經費支持。在德國，企業實施職業教育產生的費用主要由企業自身承擔，但政府對參加職業教育的企業予以資助。根據“歐洲復興基金的貸款計劃”，德國政府為中小企業培訓提供為期10-15年的低息貸款；為企業聯合會提供活動經費，輔助企業開展職業教育[17]。所以，德國企業積極參加到職業教育中。中國職業教育的質量提升，必須有企業參與其中。這需要政府給實施職業教育的企業以相應的支持和保障，如為實施職業教育的企業的培訓費用“買單”，通過資金補貼、稅收減免等措施，調動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和熱情。

（二）加快修訂有企業參與的職業教育法律

從世界范圍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是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的普遍做法，職業教育法律可為此提供依據。德國如此，其他工業化國家也如此。如日本的職業教育法即為典型的企業職業教育法[18]，其《產業教育振興法》規定企業必須參與產業教育；日本《職業訓練法》規定：“企業主在對雇傭勞動者進行必要的職業訓練的同時，還要給他們以必要的援助，以便讓他們接受職業訓練和技能鑒定”[19]。因此，無論是職業教育實踐發展，還是職業教育法律制定，都不可忽視企業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與德國的《聯邦職業教育法》相比，我國雖然有職業教育法，卻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規定相當少，而且明顯呈現出“柔性”一面。1996年頒布實施的《職業教育法》，主要是針對學校職業教育的行為，涉及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條款僅有幾項，還過于原則化。對于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缺乏明晰、硬性規定，對不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幾乎沒有約束力，從而使得企業參與職業教育于“法”無據。最近幾年，政府出臺包括《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等在內的一系列文件中，提出將企業作為職業教育重要的辦學主體。但是，政府部門與立法機構不同，政策文件與法律法令相異，其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約束力與保障性相當有限。因此，亟需對原有法律進行修訂。修訂職業教育法律時，需要廣泛動員社會各界尤其是產業界積極參與，而非由教育界或教育部門唱“獨角戲”。修訂職業教育法律，首先要確立企業在職業教育辦學中的主體地位，即企業必須承擔職業教育職責。對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資質進行限定和規范，明確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權利、義務與責任，明晰企業與學校在職業教育中的邊界，便于兩者協作。鑒于現存職業教育法的柔性特點，修訂職業教育法時，要考慮法律條款的具體、明晰與可操作性，使其成為“硬法”，能夠切實保障和推動職業教育的發展。當然，在修訂中國職業教育法之后，還要增加配套法律與實施細則，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監之有據的法律體系，保證職業教育健康、有序、持續發展。

注釋：

①本文中的《聯邦職業教育法》指2005年修訂版。該部法律將1969年《聯邦職業教育法》與1981年《職業教育促進法》進行融合與完善，呈現出靈活、清晰、簡練等特點，切合德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需要。

②德國的企業一般按照企業人數劃定規模等級，分為1-9人企業、10-49人企業、50-499人企業以及大于500人的企業。以2012年為例，這些企業作為主體參與到雙元制職業教育中的比例分別為50%、64%、70%和79%。

③德的“教育職業”是針對職業教育“專業”而創設的一種稱謂，國家每年頒布認可的教育職業，企業會根據這些教育職業培訓位置，并根據每一個教育職業下的“職業教育條例”對受訓者實施技能培訓。“教育職業”培養的能力資質不止適用于某一個職業，而是培養適用于多種職業的寬廣的資質能力。根據德國職業教育研究所的《2014年職業教育政府年度報告》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被認定的教育職業達329個。

④德國職業教育的資金投入主要由三部分構成：企業、公共部門（包括聯邦政府、聯邦州、聯邦就業局）和受教育者。其中，企業與公共部門承擔大部分資金。以2013年為例，提供企業投入資金為77億歐元，用于雙元制職業教育中的企業實踐部分。公共部門的投入大約為97億元，用于雙元制教育系統中的職業學校。參見Bibb.Financ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Germany[EB/OL].https：//bibb.de/en/41380.php.

⑤《聯邦職業教育法》認定的主管機構指的是各個行業的行會組織，包括手工業協會、工商業聯合會、農業協會、律師協會、經濟審計員協會、稅務咨詢員協會以及醫生協會等，這些行業協會構成了職業教育的主管機構。

參考文獻：

[1][3][6][8][11][12]BIBB.Berufsbildungsgesetze[EB/OL].bibb.de/documente/pdf/pr_materialien_bbig.pdf.

[2]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教育》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485.

[4]姜大源.職業教育立法的跨界思考――基于德國經驗的反思[J].教育發展研究，2009（19）：32-35.

[5][9]VET data report germany 2014.[EB/OL].bibb.de/datenreport/de/datenreport2014.php.

[7]黃日強，黃勇明.德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初探[J].外國教育研究，2005（8）：74-77.

[10]吳廣松.淺談法律責任的界定[J].法制與社會，2010（5）：293.

[13][15][16]翟海魂.發達國家職業技術教育歷史演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7，47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