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研究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宏觀經濟研究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2008年以來，面對國際經濟的一系列不穩定因素和雪災、地震等兩大自然災害，中國經濟保持了平穩快速發展的勢頭，增長速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僅略有放緩：2008年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30619億元，同比增長1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8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了7.9%，其中，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上漲7.1%，較上月回落了0.6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措施的得力，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呈現出良性互動的局面，一些積極因素的顯現也有利于經濟的平穩發展。但是，在一系列數據面前，我們還應看到，中國經濟目前所面臨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都超過以往任何一年，我們必須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確保排除經濟運行中的困難和阻礙。

1. 經濟發展方式處在關鍵的轉變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這種增長模式主要以出口帶動增長，以低成本、高污染、高消耗為代價。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就是原有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已不能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由增長到發展的轉變勢在必行。2008年是實現十七大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一年。由增長向發展的轉變，有一個過程，這一過程中就包含諸多要素的重新的整合。在整合的過程中，許多矛盾暴露了出來，需要我們在經濟運行中逐漸緩解和改善。節能減排，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優先發展步驟。

2. 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元實行了弱勢政策，國際原油、黃金和糧食價格大幅上漲，美歐日的經濟衰退跡象明顯，國際經濟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在增加。由于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世界經濟的波動將不可避免的波及我國，導致我國出口衰退、原材料價格上漲，進而引發全面的通貨膨脹。最近一段時間，美元有了小范圍的升值，原油、黃金和糧食價格有所下降。但這一波段能夠持續多久，仍有待觀察。特別是如果美元在第四季度反轉跡象明顯，則人民幣存在由快速升值到貶值的風險，這是我國當前潛伏的最大金融風險。因此，涉及到的相關部門應對此有所防范。

3. 出口模式的效用下降催生新經濟增長點

投資、出口、消費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在當前通貨膨脹率仍在高位運行的情況下，利用過渡投資來拉動經濟發展顯然是不適宜的。同時，當前部分資金在以“投資”做掩護的名義下，進行各種投機活動，增加了區域和行業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對此，必要的行政干預是值得肯定的，但更應該充分利用稅收調控機制來控抑制投機和投資，通過差別征稅法和懲罰性征稅來減少投機的比例。

我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用出口帶動增長。在世界經濟良好運行的時期，這一模式極大了促進了我國經濟的騰飛。但是隨著世界經濟的不穩定發展，我國的出口在逐步下降，沿海中小型外貿出口企業大量倒閉，出口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增長極失去了原有的效用。這就迫切需要我們找到經濟發展的另一增長點，維持經濟良好發展的勢頭。

在投資和出口都受到抑制的情況下，擴大內需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們有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但這個市場的開發度還不到一半。隨著今年以來股市和樓市的走低，居民存款回流銀行，并由此帶動了今年上半年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的大幅上揚。據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幣各項存款增加4.9649萬億元，同比多增1.5774萬億元。其中，居民儲蓄存款上半年共增加2.2070萬億元，同比多增1.3798萬億元。統計顯示，在1-6月份的新增存款中，有超過44％的存款是由居民儲蓄存款貢獻的。如何將居民存款轉化為消費的動力，值得深思。據投資銀行摩根大通報道，我國正在考慮一項總金額至少達2000億~4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其資金規模相當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1.5%。這一利好消息極大的刺激了股市、樓市，若股民、基民能夠在后續發展中解套出來，居民的觀望心理得到改善，則消費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將大大增加。

4. 防范熱錢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熱錢是指短期的投機性游資，中國社科院研究表明，當前已有1.75萬億熱錢流入我國。如此巨額的資金，對我國股市、房市形成反復的沖擊，是股市、房市暴漲暴跌的重要因素。央行數據表明奧運開賽后的一個星期熱錢已開始撤離中國。但熱錢撤離的結果是使我國的奧運經濟無法拉升，股市大跌。國家對此提出的策略是靠市場經濟辦法來應對，而不是提前推出救市措施（國務院副總理）。

防范短期熱錢對宏觀經濟的沖擊是我國經濟工作的一個重點，我國對熱錢的流入和流出，不僅要形成有效的監控和預警機制，還要形成對熱錢流動的有效制約機制。如嚴格限制境外個人購房、放緩美元匯率等方法都可以有效阻止熱錢流動。近段時間美元匯率的微升也有助于緩解我國熱錢的流入，為央行的貨幣政策松綁提供了一定的機遇。但對熱錢的處理要注意時間段的把握。如果都集中在奧運后的某一特定時段，與其他經濟措施的重疊將會導致極高的金融和經濟風險，因此對熱錢的反擊戰要打一個“時間差”。

5. 房地產市場處在整合調整時期

房地產價格要平穩，不能有太大波動，暴漲和暴跌都將直接損害經濟的穩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33.5%，房地產業的景氣指數仍然維持在100點以上的高位。這表明房地產開發的繁榮景氣格局尚未改變，或者說房地產開發存在時滯效應，累積的繁榮具有延續性。今年上半年出現的房地產價格環比下降，一方面是政府宏觀調控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國內需求下降的必然：市場觀望氛圍較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遠低于房價的增長速度，房價的高位運行必然不具持久性。

對房地產企業的調控和金融支持，要繼續把握好兩個方面，一是繼續實施對房產企業從緊的貨幣政策，收縮銀根；另一方面要對房產企業實施區別對待，對競爭力強、信譽高、開發及時的企業，在符合國家政策的基礎上優先提供貸款，保證其平穩過渡。以此加強土地監督，整頓開發商囤地行為，加快開發進度，淘汰部分競爭力弱的中小房產企業。

6. 平抑物價

2008年7月份，CPI和PPI出現了一升一降的局面，CPI同比上漲了6.3％，這是自5月份以來的第三個漲幅回落月；同期PPI上漲了10.0％，漲幅持續擴大，達到了自1996年以來的新高。“一升一降”表明，今年以來我國各項宏觀調控措施已初步見效，但未來物價仍存在上行壓力，抑制通貨膨脹依然不能放松。當前，我國的首要任務是防止物價過快增長，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的位置，而不再是防止經濟過熱。對于通貨膨脹的防治，不僅要在國內嚴格控制物價，還應采取對外統一定價策略，提高我國在國際原材料定價中的話語權。

我們既要正確面對當前的困難和問題，又要對今后的經濟發展和宏觀調控能力充滿信心。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相信我們能妥善地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為中國下一個30年發展的大戰略奠定基礎，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篇（2）

張立群:對我來說,經濟研究工作者的稱謂更適合我。我大學時學的是宏觀經濟管理,畢業之后分配到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進行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當時的國家計委是國家綜合性的經濟管理部門,五年計劃、中長期發展規劃等都是國家計委的重要工作內容。1999年我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要是圍繞國家宏觀經濟,做應用性或是政策咨詢性的研究,已經有10年的時間。由于從事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時間比較長,對我后來把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作為研究方向產生了很大影響。

這期間讓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親身經歷中國改革和發展的過程,在實踐中學習,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現象,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經濟戰略的調整,特別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在這期間國家計委的很多職能也發生了轉變,我很慶幸能親身經歷這些變化。國家改革和發展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謹慎、穩妥,現在看來效果是很好的,不是照搬照抄書本,而是在摸索中逐步把握規律,尋找到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不斷前進。

《經濟》:回顧2008,中國的發展是不平凡的。您曾說中國2008年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以及之后經濟的恢復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完全不一樣,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是什么?

張立群:這些不同源于中國處在特殊的發展階段。中國處在全面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階段,十幾億中國人開始從貧窮走向富裕,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市民,越來越多的人由從事農業轉變成從事非農產業,人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不斷提高,這所有的一切構成了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也正是這些特點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潛力,成為我國經濟實現高增長不可缺少的條件,使得我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可以保持在8%或更高水平。而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程度,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進一步提高人們生活水平來推動,這就造成了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如我國這樣的快。

《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作為“十一五”規劃研究的參與者,是否可以談談“十一五”規劃的進展情況?

張立群:“十一五規劃”已經進行了四年,目前來說進展狀況總體是好的。“十一五”進程的加快主要是靠工業化來拉動,因此第二產業的比重比規劃的水平要高,第三產業比重可能比規劃的要低一些。在節能減排方面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減排的目標應該是可以完成的。在經濟總量擴大的背景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比2005年絕對減少了10%,這是非常難得的。從經濟增長水平來看,“十一五”規劃的進程或多或少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由于“十一五”前三年經濟增長率是非常高的,如2006年經濟增長率是11.6%,2007年是13%,因此綜合看來,“十一五”期間經濟的增長還是會遠遠高于規劃目標的。

《經濟》: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宏觀政策起到了怎樣的效果?哪些數據可以體現這些效果?

張立群:我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一系列宏觀政策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GDP的增長率已經由第一季度的6.1%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9%,經濟增長明顯加快,企穩回升已經成為共識。國內需求增長明顯加快,今年1～7月份固定資產投資按照可比價格增長了44%,提高了20多個百分點。消費也趨于活躍,消費的實際增長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為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一攬子計劃”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外需方面,國家采取了大量措施穩定出口。雖然現階段對外貿易面臨嚴峻的形勢,國際貿易量大幅度減少,但是我國外貿出口在國際上所占的份額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1～7月份外貿出口負增長是22%,但是7月份外貿出口從絕對量上已經達到了1000億美元,這是今年第一次超過1000億美元。盡管同去年相比還是負增長的情況,但是從出口額上來看是一直增加的。

《經濟》:在您看來,要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會面臨哪些問題?

張立群: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資源與環境,這是制約我國完成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最為突出的問題。我國作為后起的發展國家,面臨的資源和環境條件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別。當時,發達國家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地球上的資源開發程度較低,資源獲取成本不高,保障程度比我們高,環境狀況比現在好很多。中國發展面臨的狀況是資源快被利用殆盡,環境已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必須走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發展道路,這就加大了我們工業化的成本。

第二個就是體制問題。要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有效率的、能促進和諧保障穩定的體制,這方面也有很大的困難,必須不斷攻堅。現在的改革涉及到很多團體的切身利益,改革推進的難度越來越大,如果處理不當,現代化的進程無論是在效益方面還是社會穩定方面都將面臨很大挑戰。體制問題是一個長期問題,現在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比較高,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銀行內在約束不夠、市場化的融資方式發展水平比較低等因素導致銀行貸款強烈擴張的可能性增大,民間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在融資方面比較困難。

我們現在在放開搞活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自我發展的環境已經建立起來,創業的自由度不斷提高,但是基于市場競爭公平、公正、規范、有效的規則還沒有完善,在用這些規則來規范人們的行為方面還有難度,這也導致了很多利己損人現象的出現,威脅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把體制改革向前推進。另外,在全面加入國際分工的進程中,在如何促進我國經濟更好的發展,提高產業的綜合競爭能力,形成我們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保障我們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安全方面也面臨重大挑戰。

面對金融危機,我們要化危為機。金融危機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出現明顯降溫,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降溫包含了市場競爭更加充分,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作用表現得更加突出,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樣一個契機,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經濟的整體素質。

篇（3）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0)04－0001－07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持續，我國面臨著保增長、調結構等諸多難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召開促使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節能減排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宏觀經濟面臨更加嚴峻的約束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學界在宏觀經濟理論和宏觀政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內外均衡、通貨膨脹預期、經濟增長路徑、經濟周期波動、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宏觀經濟走勢、宏觀財政政策及其效應、宏觀貨幣政策及其效應、資源與環境約束下的可持續發展與宏觀政策等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內外失衡問題研究

收入分配失衡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失衡的重要表現，并且往往成為宏觀經濟內部其他失衡，甚至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

白重恩等在分析了1992年-2005年間我國國民收入在企業、政府和居民三部門之間分配格局的變化之后發現：居民部門在全國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達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在初次分配階段，居民部門下降了10，71個百分點，企業和政府部門則分別上升了7，49個和3，21個百分點；在再分配階段，居民和企業部門分別下降了2，01和1，16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則上升了3，17個百分點。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時，初次分配中生產稅凈額占比上升進一步導致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

羅長遠等從產業角度對中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結構變化和不同產業勞動收入占比呈正相關，二者均加劇了勞動收入占比的波動。同時，勞動收入占比在地區之間也存在巨大差異，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差異在逐漸縮小，這也與產業結構和產業內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密切相關。

朱玲等借助統計分析表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全國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高于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現為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現為中西部地區的城鄉差距。他們發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縮小城鄉和地區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強化社會緊急救助，為農村進城勞動者提供社會保障，促進低收入群體就業和創業，以及消除個人所得稅中的累退性，對于減少收入不均等程度和增強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樊綱等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均指出，企業可支配收入相對于勞動者報酬不斷提高帶來的收入結構和儲蓄結構失衡，是導致我國儲蓄一投資長期失衡的根本原因，而長期的儲蓄一投資失衡又是造成我國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經常項目持續的大規模順差，往往給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一系列的不利影響。

陳享光認為，收入分配失衡不僅會造成經濟內部失衡，而且會引起外部失衡。收入差距的擴大與消費率的下降存在直接關聯關系，而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價值過低引起的勞動性收入比重下降。勞動性收入下降自然限制消費增長，加之國內投資能力的限制和外商投資的競爭性擠壓，結果造成國內儲蓄過剩，在這種情況下，鼓勵出口是合乎邏輯的選擇。但是在開放條件下，相對勞動力價值過低和收入分配的過度失衡，又必然造成外部非均衡，從而使本國極易遭受國際金融資本的侵害。

張連城等總結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年會上的諸多觀點，指出我國內外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外需和內需的失衡、投資和消費的失衡、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以及城鄉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因此，短期政策安排應著力于積蓄復蘇的力量，如提高居民購買力等，而中長期政策應以改革為先導，把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應改善政府服務質量，全面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二、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預期問題研究

隨著寬松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實施，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預期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董直慶等利用互譜和CF濾波的方法考察了CPI和PPI周期波動的關聯性和決定因素，并且發現，短周期CPI波動源于食品類消費品供給變化而非流動性過剩，CPI是PPI的先行指標；中長周期CPI和PPI呈現同步波動特征，且中長周期PPI波動由投資驅動，而CPI變動則源于貨幣供應量而非消費需求。

肖爭艷等基于BVAR模型的分析表明，國際價格因素對國內價格影響存在滯后性，國際石油價格、國際糧食價格在短期內會對我國的CPI產生影響，而國際工業原材料價格在中短期內都會對我國CPI產生顯著影響。

陳彥斌等通過VAR和BVAR模型的實證研究發現，MO、MI、M2均對我國通貨膨脹沒有影響，因此，在短期內不能單純采用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

楊繼生考察了通貨膨脹預期的性質以及流動性過剩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指出我國通貨膨脹的動態性質具有短期新凱恩斯混合Phillips曲線的典型特征，即同時存在著向后看的適應性預期和向前看的理性預期。對零售商品價格而言，理性預期的影響略強于適應性預期；對消費價格而言，適應性預期的影響要強于理性預期。他同時發現，通貨膨脹率對于流動性過剩近似具有單位彈性，準貨幣是導致通貨膨脹趨勢的主要根源。因此，明確公布并切實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抑制通貨膨脹是有效的。

柳欣等則認為，我國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為了穩定匯率，就要求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頻繁地使用沖銷工具。中央銀行的沖銷政策導致了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這些投放的基礎貨幣通過商業銀行進入經濟體系，并且通過乘數效應進行放大，從而導致了貨幣供給的增加超過了經濟系統所需的貨幣數量，由此產生了通貨膨脹。

戴國強等運用ARDL模型對我國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的關系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資產價格波動影響通貨膨脹，但各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差異較大，具體來說，房地產價格和匯率兩個指標作用顯著，股票作用則較弱。

楊子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通過采用“有向無環圖”等技術方法，他發現，在通貨膨脹的國際傳遞中，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的美國發揮著主導作用，與此同時，無論是在中國“通貨緊縮”時期還是在“通貨膨脹”時期，中國對各主要貿易伙伴國物價水平的沖擊均十分微小，也就

是說，中國并非引致全球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在國際物價傳遞中，中國既沒有輸出通貨緊縮，也沒有輸出通貨膨脹。

三、宏觀經濟增長及其路徑問題的研究

結構轉變是經濟內生增長的重要動因之一。干春暉等分析了我國1978年-1992年、1992年－2001年及2001年-2007年三個階段生產要素構成的變化和產業結構演進以及要素生產率水平和增長率的差異，并利用偏離一份額法分析了產業結構的增長效應。他們發現：(1)勞動力和資本的結構變動度在加快，而產業結構的變化則較為平滑；(2)生產率的增長主要來自產業內部，尤其是第二產業內部；(3)勞動力要素的產業間流動具有“結構紅利”現象，資本的產業間轉移則并不滿足結構紅利假說。

呂冰洋等利用空間計量技術，對區域間經濟效率提高的路徑、源泉和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后發現，經濟效率的提高有三種方式：知識積累和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改革帶來的微觀技術效率提高、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和外部治理環境改善帶來的宏觀經濟運行效率提高，以及打破市場封鎖等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實證研究表明，資本結構改善、政府生產性支出擴大和以產品市場發育、非國有經濟發展為代表的市場化程度提高可有效地提高經濟效率，而投資過快增長和對外開放度提高則會抑制經濟效率的提高，教育水平、要素市場發育對經濟效率提高的影響不顯著。

郭慶旺等通過建立一個包含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兩階段人力資本積累模型說明，公共教育政策通過影響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以及熟練和非熟練勞動力的相對供給和相對效率，從而對經濟增長和人力資本溢價產生影響。基于我國省份經濟的實證研究表明，我國地方公共教育投入政策并未充分發揮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同時，教育資源更多地向基礎教育傾斜能更好地促進地區經濟的增長，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支出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則并不顯著。

劉飛等改進了巴羅具有擴大產品種類的技術擴散模型，將FDI國際R&D溢出、加工貿易國際R&D溢出、國內R&D作為經濟增長的解釋變量，運用中國的宏觀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和國內R&D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統計上較為顯著性，且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FDI和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正向外溢效應。

王定祥等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說明了金融資本是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其適度形成是經濟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并且只要市場機制健全和制度富有彈性，偏離適度的金融資本就會自動恢復到適度狀態，進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在對中國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1952年以來，外生金融深化和內生金融抑制政策的實施并沒有使外生金融資本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相反，金融資本的內生形成有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

不僅金融業的形成和發展，金融結構對于經濟增長也至關重要。林毅夫等認為，處于一定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該經濟體的最優產業結構、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規模特征和風險特性，從而形成對金融服務的特定需求。而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在動員儲蓄、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各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最優金融結構需要與相應階段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相適應。這樣才能有效地實現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此外，周先波等基于面板數據模型非參數估計的結果表明，全球化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的邊際影響，其促進作用的增幅大小和經濟體的全球化程度有關。具體來說，全球化水平存在一個界限，當經濟體的全球化水平小于這個限度時，開放程度的提高會增加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反之，開放度的提高則會削弱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四、經濟周期與經濟波動問題研究

黃賾琳運用1978年-2005年的經濟數據，考察了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波動性、協動性、穩定性以及沖擊的持久性特征，并總結出了中國經濟周期的特征事實，即在考察的21個經濟指標中，除就業、城鎮居民消費以外的經濟變量的波動性均高于產出的波動性，投資、勞動生產率等經濟變量與產出呈較強的正向協同變化，出口、政府消費、貨幣等經濟變量的穩定性較強，就業、居民消費等經濟變量的穩定性較差，并且產出具有較強的沖擊持久性，居民消費等經濟變量具有比產出更弱的持久性，而第二、三產業就業可能存在偽周期信息。

梁煒等從經濟總量水平、經濟結構、制度水平的變化以及創新水平四個方面對我國1978－2006年的數據進行整理，同時借助Fisher最優分割法進行系統分析后認為，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目前我國正處于第四個階段，即工業化逐漸成熟、開始邁進工業化高級階段和經濟穩定增長的階段。

陳師等將投資專有技術變遷引入到一個具有內生資本利用率的不可分勞動RBC模型，考察了這種技術變遷及其沖擊對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他們發現，這一模型能夠解釋76％以上的中國經濟波動特征，并能較準確地解釋包括就業在內的主要實際變量周期波動的特征事實，也就是說，投資專有技術進步在短期內對中國宏觀經濟波動存在著影響。

王少平等運用Beveridge和Nelson提出的趨勢周期分解技術，將1992年42008年GDP總量的季度數據分解為確定性趨勢、隨機趨勢與周期，并基于方差比度量隨機沖擊對我國經濟波動產生的持久性效應，得出以下結論：(1)我國GDP中存在穩健的確定性趨勢，隨機沖擊效應在總體上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2)我國經濟共經歷八輪完整的周期，并于2008年第一季度進入第九輪周期的下行期；(3)隨機沖擊對我國經濟的長期波動產生的持久性效應為20％。瞬間效應高達80％。

方福前等利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方法，分離出經濟中的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在識別產出變化和失業變化的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根源的基礎上，估計了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下失業變化和產出變化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短期內，總供給沖擊是產出波動的主要來源，總需求沖擊則是失業波動的主要來源；長期中，總需求沖擊對產出沒有影響，總供給沖擊對產出有顯著的正的影響，總需求沖擊在長期對失業沒有影響，但總供給沖擊在長期會對失業產生不利影響。

瞿強在批判主流理論對經濟波動解釋的基礎上，借鑒奧地利周期理論對資本異質性和資源跨期配置的強調，并結合費雪一托賓的“債務一緊縮”理論，構建了一個附加信用的結構性經濟周期模型，分析了貨幣和信用因素對宏觀經濟的擾動作用。

五、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宏觀經濟與金融走勢研究

裴平等選取2007年－2008年的月度數據，實證研究了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對主要出口對象的出口總額與這些國家人均GDP、股市總市值、失業率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的關系，

結果顯示：(1)這些國家人均GDP下降和失業率增加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很大；(2)這些國家股市總市值的變化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較小。這表明，這些國家實體經濟的惡化，是我國出口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

范志勇(2009)認為，由于美國、歐洲和亞洲等國家和地區在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各國對于危機之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要求，及其在金融體系調整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同時，由于各國在金融危機中所受到的沖擊不同，危機之后經濟調整的路徑也存在較大差異。在新布雷頓體系背景下，要擺脫金融危機的沖擊，需要各國政府對經濟政策主動進行調整。就中國經濟而言，金融危機在造成很大負面影響的同時，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下降也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機遇。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貨幣霸權視角建立起失衡與危機的數理模型，指出本輪全球金融危機與全球失衡、美國擴張性貨幣政策及美元霸權密切相關。在各經濟體相互鎖定、相互影響的情況下，一國走出危機要依賴外部環境的積極變化和各國之間的協調配合。他們分析了危機沖擊與政策反應模式，指出經濟體的充分彈性是中國經濟復蘇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應該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彈性，促進商品的順暢流通，提高私人投資的積極性，推進資源價格改革，提高匯率彈性。

趙彥云等強調，創新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走出危機陰影的重要動力，他們結合我國自主創新的目標和過程，以及非技術創新的特殊性，依據知識生產函數理論，編制了中國區域創新指數，在研究過程中他們發現，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但是我國區域創新能力仍在持續發展，2009年乃至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應進一步強化創新能力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陳雨露等通過將金融危機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國家控制力動態匹配的框架下加以解讀，指出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國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對于同時處于改革和開放雙重背景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業的開放進程需要在金融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進行綜合權衡，通過適度的國家金融控制，在確保金融穩定的前提下促進金融效率并對開放進程進行適當把握，不僅有助于金融效率的實現，還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一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

戴相龍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金融監管缺失、宏觀經濟政策不當、實行了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體制，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合理。因此，面對嚴重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應積極應對，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財政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促進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改善社會資金結構；改善國際收支狀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

六、宏觀財政政策及其效應

王立勇等利用非瓦爾拉均衡理論中的巴羅一格羅斯曼宏觀～般非均衡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的非線性效應進行了理論分析，并結合區制轉移向量自回歸模型、區制轉移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選取1952年-2008年度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了我國財政政策具有顯著非線性效應的結論，即在1952年-1982年、1987年-1990年和1994年－1995年區制中，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具有非凱恩斯效應，這主要由我國短缺經濟和政府數量約束等原因所致；在1983年-1986年和1991年-1993年，特別是1996年-2008年間，財政政策具有凱恩斯效應，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同時文章還指出，財政初始條件和財政調整幅度等影響主體預期的因素不是我國非線性效應產生的必然原因。

李富強等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對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產出效應、通貨膨脹效應的非對稱性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無論是產出效應還是通貨膨脹效應，我國財政政策均存在明顯的非對稱，也就是說，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產出效應和通貨膨脹效應明顯大于緊縮性財政政策，前者可從公眾預期、政府政策實踐和消費者信用市場不發達等方面尋找原因，后者可從價格和工資黏性的角度得到解釋。

劉風良等基于內生增長模型，利用ARDL方法得出我國目前階段的最優宏觀稅負為16，47％的結論，這低于實際宏觀稅負水平，因此需要進行較大幅度的減稅。他們根據稅收影響經濟增長的渠道，通過核算行業TFP，認為為了促進長期增長，稅收結構調整的重點應該放在降低營業稅上。

龔六堂等在一個具有內生化勞動選擇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考察了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理論分析表明，財政支出結構與稅收結構通過影響家庭的勞動一休閑選擇、儲蓄一消費選擇以及生產性公共支出占總產出的比例，影響經濟增長。同時，通過基于1997年-2007年我國31個省份數據的面板模型，他們發現，生產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總能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生產性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可能的原因在于，生產性公共支出的規模超出了地區經濟的適度范圍，或是生產性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較低。

呂煒等認為，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面臨著如何權衡緩解經濟危機沖擊和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問題。從中國財政政策實踐來看，單純的反周期調節可以拉動經濟走出低迷，卻無力恢復經濟的自主增長能力，因此，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著眼點不僅在于應對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帶來的沖擊，更重要的是利用這次契機化解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存在的體制性約束，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增長。也就是說，應對當前中國經濟出現的長期內部失衡更需要財政政策著眼于整個改革過程和整個經濟結構。

七、宏觀貨幣政策及其效應

周光友發現，電子貨幣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支付方式，而且給傳統的金融理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加大了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難度。通過計量模型，他檢驗了電子貨幣與貨幣供給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表明，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具有明顯的替代效應，電子貨幣模糊了各種貨幣層次之間的界限，也改變了貨幣的供給結構，從而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

范從來等結合1996年-2008年的數據，對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從內外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他們首先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貨幣數量與外匯儲備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從外部沖擊來判斷貨幣政策是否喪失了自主性；其次基于VEC模型來考察利率變動是否導致貨幣數量同向變動、貨幣數量是否是內生變量，從內部作用機制系統性地來判斷貨幣政策是否喪失了自主性。其結果表明，在這一區間，中國的貨幣政策總體上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

卞志村等在對開放經濟下我國貨幣政策的規則性成分和相機抉擇性成分進行分離的基礎上。利用Cholesky方差分解等技術手段。發現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操作以相機抉擇性成分為

主。通過動態模擬，他們指出，規則型貨幣政策可以大大減少我國開放經濟下真實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及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因此，他們建議，開放經濟下我國的貨幣政策應盡快向規則型轉變。

鐘偉等評價了近十幾年來宏觀貨幣理論的“新共識”在宏觀框架和貨幣政策方面的不足，指出貨幣政策的中介手段不應以短期利率為惟一工具，而應回歸到數量工具、價格工具和其他工具并用的傳統。

李稻葵等利用擴展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線，建立了一個綜合考慮市場情緒、資產價格等因素的貨幣政策模型，他們的理論分析和政策模擬均表明，市場情緒和貨幣政策兩者的結合會影響資產價格，因此貨幣政策應該考慮并對沖市場情緒。在資產價格過分波動的情況下，以保持產出穩定為部分目標的貨幣政策應該起到對沖市場不理性情緒的作用。

歐陽志剛等以經濟增長率和通脹率為閾值變量建立非線性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其估計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對通脹和產出的反應隨著預期通脹率和經濟增長率的變化而有顯著的非線性非對稱性，貨幣政策對通脹率的調節區間為2，96％－3，32％，對經濟增長率的調節區間為8，52％－8，83％，因此，當經濟增長率或通脹率高于調節區間的上限時，央行應以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反之則應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盧盛榮等使用二步OLS法及Markov-Switch―ing模型實證研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雙重非對稱性，結果發現，貨幣政策不僅存在方向上的效應非對稱性，而且存在區域間的效應非對稱性。在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對于同一貨幣政策的反應彈性不同，具體來說，中西部地區對擴張政策的反應彈性小于緊縮政策的反應彈性，東部地區對緊縮政策的反應彈性小于擴張政策的反應彈性。

陳璋等運用SVAR模型及脈沖響應函數，檢驗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結果顯示，我國貨幣政策存在明顯的區域效應，并且發現，區域生產力水平的差異是影響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長期因素，生產力水平越高的區域，可能受到貨幣政策的沖擊效應越大。同時。區域產業結構和區域金融結構都是影響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重要因素，其中，區域金融結構對削弱貨幣政策區域效應更具實際意義。

八、能源與環境約束下的經濟增長與宏觀政策

韓玉軍等在對“環境庫茲涅茲假說”暗含的同質假設前提提出質疑的基礎上，對165個國家進行分組檢驗后發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存在著4種不同類型，“高工業、高收入”國家出現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倒u”型趨勢，

“低工業、低收入”國家出現微弱“倒u”型趨勢，

“低工業、高收入”國家表現出了“～”型趨勢，而“高工業、低收入”國家環境污染與收入增長同步。

陳詩一構造了中國工業38個二位數行業的投入產出面板數據庫，利用超越對數分行業生產函數估算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并進行了綠色增長核算，結果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總體上已經實現了以技術驅動為特征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能源和資本是技術進步以外主要驅動中國31jk：t曾長的源泉，勞動和排放增長貢獻較低甚至為負。但是，一些能耗和排放高的行業仍然表現為粗放型增長，必須進一步提高節能減排技術，最終實現中國工業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楊俊等引入考慮了“壞”產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測算了1998年-2007年地區工業考慮了環境因素情況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其分解。結果表明：(1)忽略環境因素會高估我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2)西部地區工業化過程中存在較嚴重的資源浪費與生態環境破壞，東部地區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工業向"SL好又快”方向發展；(3)人均GDP、資本勞動比、外商直接投資對考慮環境因素的生產率增長水平有顯著影響。

篇（4）

引言

2011年諾貝經濟學獎授予了，薩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兩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兩位學者對宏觀經濟模型中預期的作用、動態經濟理論與時間序列分析的關系等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使得宏觀經濟學研究更強調實證分析與理論的結合，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凱恩斯（1936）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誕生。

凱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為薩繆爾森與托賓等繼承，從而形成了新古典綜合學派。但是70年代的滯漲現象，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宏觀計量經濟模型的預測和解釋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戰。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變會改變個人對政策的反應方式，而個人行為的改變會使經濟模型的參數發生變化，而參數的變化又是難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計量經濟模型很難評價經濟政策的效果。

一、動態計量經濟學在理性預期中運用

根據“盧卡斯批判”，經濟人會根據變化的經濟環境隨時調整自身的參數。傳統宏觀經濟學模型不能持續描述經濟主體的變化，在擬合一段時間后，誤差將逐漸加大。經濟學研究者，需要迫切解決的是如何利用隨機數據來反映理性預期的思想。在動態時間序列分析中，對一個AR（自回歸）過程的估計，可以轉化為一個無限期隨機項的MA（移動平均）過程，這樣就可以利用隨機誤差項對參數的真實值進行估計了。薩金特（1980）使用了廠商優化模型來體現理性預期的思想。設廠商目標函數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為貼現率，n■為第t期勞動力投入，α■為第t期技術水平，w■為第t期工資水平。γ■，γ■，β為待估參數。根據利潤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資率和技術水平內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個1×p的向量。定義π（L）=（ρ/δ）（λ）■[1+■（■（λ）■a■）L■]，則誤差項為α（L）et=π（L）v■■，定義μ（L）=n（ρ/δ）ξ（λ）■[1+■（■（λ）■ξ■）L■]，c■=v■■-vv■■。對v■■的OLS估計可得第t期的最優勞動力投入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過ML估計出參數r0，γ1，δ，v，α（L），ξ（L）這些估計出的參數是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人最優目標中含有的參數以及技術水平參數，這樣就可以通過所估計的參數來體現理性預期思想了。

二、動態計量經濟學在一般均衡中的運用

（一）有關經濟周期的計量

與薩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計量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時間序列數據的區間問題，他認為，二次可積函數中具有滯后分布的時間序列分布模型的時間距離和頻率空間是等距同構的。在這個度量空間下，二者可以相互轉化，可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時間序列季節影響因素的計量方法。

（二）有關格蘭杰因果檢驗

在格蘭杰因果檢驗中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確定是假設一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而另外一個變量的滯后項為解釋變量時，回歸結果的整體顯著性檢驗是否成立。該檢驗只是體現變量與滯后變量的整體性關系，也就是說研究一個變量的歷史數據對另外一個變量所產生的影響。西姆斯（1972）在格蘭杰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檢驗方法，他認為在時間序列中，如果解釋變量是外生的，對滯后項的整體性檢驗存在錯誤。他提出的因果性檢驗是通過比較一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與另外一個變量的未來值為解釋變量時，回歸后的整體顯著性檢驗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對貨幣供應是否是引起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的實證研究提出了懷疑，并對這些實證研究提出了反駁。

（三）有關離散時間模型

西姆斯（1971）認為當把具有連續時間分布滯后的計量轉化為離散時間的計量時往往需要對分布滯后項增加平滑約束條件使得估計更準確，西姆斯（1980）把這種思想發展成為后來廣泛使用的向量自回歸方法（VAR）。西姆斯（1988）認為在貝葉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參數是無法量化或量化不夠準確因此無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給參數賦值。研究者從簡化模型的角度出發，經常只需估計有限的參數，這樣會導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發現，時間序列模型分析中通過模型檢驗選擇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檢驗的顯著性會受到樣本數量的影響，而非樣本本身。另外，許多研究者經常利用估計好的模型進行事后檢驗，通過對未來值進行預測，比較預測值與真實值的差距，從而檢驗模型設計是否合理。這種方法在短期時間序列模型中比較有效，在長期卻很難成立。在預測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則性和協方差平穩的前提下進行，然而在實際預測中，非正則性和非平穩性會經常出現，這使得預測誤差變得很大。

三、結論

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統治了近半個世紀后盧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而2011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薩金特與西姆斯，使得動態宏觀計量思想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認可。且對傳統經典計量經濟學提出了挑戰，他們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樣本最小二乘估計法被放棄，而使得大樣本的ML、GMM、貝葉斯估計等方法廣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分析、脈沖響應分析、波動分析等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使得動態計量方法在現代宏觀經濟研究中既能幫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也可以對政策執行效果進行一定的評估。因此，薩金特與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應用在宏觀經濟研究領域，在經濟決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極大的運用。

參考文獻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2]Sims，C.A.Discrete approximations to continuous time distributed lag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1，39（03）：545-563.

篇（5）

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的主要弊端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調控程序自身不平衡。計劃經濟本質上是政府主導型經濟，因為作為一個計劃，發行計劃的主體在指導和監督計劃的執行上都應該是政府。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經濟發展運行計劃是平衡的，是客觀的，具體說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各種指數都是平衡的。在這種前提下，政府職能就是監管，以確保計劃的完美實施。但是，政府如何制定平衡的經濟計劃，必須滿足以下要求：首先，政府通過獲取制定一個計劃的全方位，立體式，符合實際的客觀指數，及時，準確的GDP數據；其次，政府總體規劃方法要符合市場規律，遵循客觀情況；再次，一個系統的計劃是否完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決于規劃方案是否科學，決策過程是否民主；而現實中，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采集，傳輸，處理等技術落后，市場主體根據自己的喜好，故意歪曲信息將導致政府無法獲得制定一個全面，及時，準確計劃所需要的全部經濟信息。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政府在尋求最佳規劃方法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投入----產出方法，優化方法已用于制訂計劃，但是，截止到目前，我們尚未完全掌握優化規劃的有效方法。其實，規劃方法的關鍵在于制定主體對于改善經濟恒量和變量之間的關系有清醒的認識，對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性質，程度已經很清楚了，也希望有簡潔和實用的數學模型，但目前這些條件都不具備。一個國家的規劃方法是計劃經濟的落后，許多的計劃是，政策制定者和結果。再次，建立和完善規劃制度在實踐中是不容易的，而系統的建立和效率能保持各個利益之間的均衡，從而避免沖突的發生。最后，作為制定主體----規劃師應該完全代表社會利益，完全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上，著眼全局，但事實上是，在現實中這是理想化的存在，計劃制定師總是難逃自身利益的局限，往往從己出發，或從其代表的部門或地區的利益出發，制定一個反映少數人利益的計劃，著眼小集團利益。鑒于上述事實，現實的計劃常常是不完美的計劃，計劃本身難以避免出現不平衡的結果。

第二、計劃調控是零星的，不全面的。往往是在經濟環境的變化，一些規劃是已經預測了的，并且已經考慮在該項目中，但有些情況是計劃中并尚沒有出現，沒有預測更無法提前考慮的，這些情況將使預先設定的平衡被打破。例如，在發生自然災害時、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常常令計劃執行措手不及，所以，他們需要根據變化的經濟環境，不斷適應和更新計劃，以求達到與時俱進。可是，這一簡單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實現，客觀情況是規劃方法和制度出臺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常常導致這種調整的滯后，計劃調整往往滯后或者片面，不均衡，因此，在計劃經濟中，即使其中第一個計劃是均衡的，也會因為規劃調整導致宏觀經濟的片面失衡。為此，需要滿足以下條件而使計劃能夠跟上經濟變化的腳步：首先，規劃部門出臺符合客觀情況的執行規劃和計劃指標。其次，建立有效的評估或績效識別系統。

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監督體制。在優先考慮數據，技術，收益效益等環節的前提下，這些條件必須首先得到滿足，在此前提下，計劃經濟時期，執行該計劃時所產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實行計劃經濟，國家是不是一個很長的計劃綱要下，為了實現計劃指標指數不得不執行的現象出現。這些客觀問題的存在，恰恰說明計劃經濟的環境下，宏觀調控所導致的平衡是難以實現的。只要存在客觀的經濟失衡問題，就需要政府部門通過宏觀調控激勵和監督機制予以糾正。因此，宏觀調控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在計劃經濟的擬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監督和激勵造成的。

二，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給我們帶來的一些啟示

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需要，也有宏觀調控。從形式看，似乎都沒有區別，但事實是，也有明顯的差異。要清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合理有效的宏觀調控，但如何進行宏觀調控。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不同的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適用宏觀調控的程度也存在本質的差異。在市場經濟條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計劃經濟是相排斥的。反映在客觀情況下有必要建立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模式，讓市場主體充分發揮本能的調解功能，讓市場經濟機制充分發揮其自身的調控功能，它可以不遵循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應該清楚地看到，這種模式不僅可以對計劃經濟，更要能夠使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需要。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重復，阻礙了我國市場經濟的增長，破壞市場體系的正常功能，從而損害經濟效率的增長和社會福利增加的改革。因此，應加快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革進程。

篇（6）

一、前言

在宏觀經濟關于統計分析不斷得到廣泛應用的狀況下，市場經濟得到穩定的發展，但是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弊端，這樣的狀況嚴重的影響了其發展。在經濟發展新時期，對存在的問題進行適當的分析和研究，并制定出合適解決方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領域學者重點的研究對象。基于這樣的狀況，為了有效的保證問題的有效解決和對策的制定具有時效性，在實際的工作中，需要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進行深入的了解與掌握，才能夠給予行之有效的、與時俱進的、對國家和大眾都有益處的對策。

二、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簡介

（一）內涵分析

在本課題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之前，需要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相應概念進行了解。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主要是對整體經濟關于同一方面的總稱，在其發展的不斷階段，經濟學和統計學兩種知識的融合，為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提供了詳盡的信息。宏觀經濟方面的統計分析主要分為兩個發展系統：一是統計學知識為基礎的發展系統；二是和經濟學知識為中心的發展系y。兩種不同知識所形成的系統，在實際應用中產生的價值自然存在很大的差異性。但是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宏觀經濟方面的統計分析主要注重關于經濟學方面的理論和知識多一些，主要表現在計量經濟學上面[1]。鑒于計量經濟學具有理論形式的計量經濟學和經濟形式的計量學，將其應用到實際當中，能實現對數據的統計和管理，進而達到探索經濟當中潛在規律的目標。宏觀經濟的統計部分所要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宏觀經濟實際運行過程相應結果，在此過程中主要把宏觀經濟的相應理論作為依據，而將統計分析方法和方法作為工具，充分的利用統計的資料，來實現對宏觀經濟實際當中運行的規律予以深度的認識與分析。

（二）常用的方法

宏觀經濟方面的統計分析在實際使用的過程中，其方法多種多樣，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1）靜態分析。該種分析方法主要是把經濟變動的整個過程和時間的因素進行排除，進而使經濟達到相對平衡的狀態。（2）邊際分析。該種分析方法主要是邊際概念當中的數量分析法，在使用的過程中對經濟行為和相應的經濟變量進行詳細，進而凸顯出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存在的關系；（3）均衡分析。該種分析法是對經濟實際均衡狀態下變動條件和形成條件進行詳細分析；（4）比較動態分析。該種分析法主要是對兩個不同的經濟予以比較對比，進而獲得變量的關系[2]。

三、推動宏觀經濟狀態下的統計分析發展策略

（一）“與時俱進”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具有實踐性與科學性，能實現對信息予以合理分析，對現今市場經濟的穩定經營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在信息化技術的支持下，宏觀經濟方面統計分析的信息的主要來源和相應的分析方法呈現出迥異的特征，宏觀經濟方面的統計分析在實際應用中表現出與時俱進的特征，將多樣化的分析方法應用到該項分析當中，能使數據終端使用人員提供的重要的信息保障。大數據時代為我國超越追趕經濟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我國在經濟發展新時期當中，注重從政府采集和分析得到的信息數據著手，進而為經濟的穩定經營和長遠發展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

為了能貫徹和落實新經濟時期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要在經濟發展趨勢不斷變化后，對不適應經濟長遠的項目進行改進，在關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注重經濟研究的前瞻性，并對互聯網中的信息進行充分的利用，從而形成一個全新的宏觀經濟分析體系，為我國宏觀經濟發展中提供科學依據與良好的服務。在大數據時代迅速發展下，我國可以對當地各個社會基礎單位作為的數據作為依據，對順應現今大數據時代信息發展的平臺進行建立。強化物流網絡自身統計與各個行業之間相關聯的機構進行建設建設，進而為各個行業的全面發展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當地政府同時也要對資源環境和電網供求提供的信息數據作為重要的依據，實現對我國各項能源的全面發展。此外，大數據相關平臺網站要進行科學的建設，這樣才能為我國能源基礎建設和管理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從上文的論述得知，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我國各個地方的政府要注重自身發展的創新性，能實現對數據的合理分析，通過采用多元化的經濟統計方式，才能對統計和分析方法提出個更好的方法，進而實現合理科學的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目的。

（二）完善相關體系

經濟體制的改革是我國促進經濟發展采取的重要措施。隨著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我國現存的經濟發展結構很難為經濟的實際發展提供滿意的服務，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無法適應新時展的趨勢。基于這樣的狀況，在實際的發展的過程中，為了更好的改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機制，應注重要宏觀經濟方面統計分析工作能在現階段得到健康的發展。政府機關單位中的從業人員在實際的工作中應研究出適應現今經濟發展的體系，進而能科學的指導現今市場經濟中企業自身的經營和長遠的發展。同時還要對參與工作的相應人員，對自身的專業技能進行不斷的提升，讓其擁有更加專業的職業技能，保障新建指標體系能順利有效的實施，發揮其調節指導作用[3]。

（三）加強宏觀控制力

由于經濟具有較強的流動性，易產生很多種類型風險。因此，要加強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穩健發展，增強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能力。將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與政治外交結合，與國際宏觀調控接軌，并且在宏觀調控基礎上，貫穿落實國家各項宏觀調控政策。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具有針對性的調控政策，使宏觀調控能力與市場機制調節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將宏觀調控目標分為若干個小目標，逐一的進行宏觀調控，使宏觀調控成果鞏固，以實現經濟宏觀調控最終目標。

四、結論

通過本文的論述得知，雖然我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存在著較多樣化的問題。但是，宏觀經濟統計分析與時俱進符合時展與國家的宏觀調控加強，相關體系不斷完善，政府與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能夠實現對所有經濟數據統籌管理與精確分析，使國家經濟發展加快，促進整體經濟效益優化，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也能夠得到一個長期有效發展的契機，為人們謀取更多的福祉。

參考文獻

篇（7）

企業的投資活動既是公司權益價值創造的驅動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國經濟整體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其投資效率的高低既關乎企業的成敗，也關乎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

企業的投資效率受到內外部環境的雙重影響，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內部環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發展，對于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宏觀經濟政策是國民經濟的“調節器”，尤其是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更是發揮著巨大的導向作用。然而目前對于宏觀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現了一定的割裂現象。本文基于國內外的文獻，對于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文獻進行了綜述。

一、宏觀經濟政策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國家采取的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手段，是政府為了協調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經濟周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國家實行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以及實現充分就業。為應對2008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巨大沖擊，緩和慘淡的經濟局面，我國當局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并取得了預期效果，我國經濟逐漸實現復蘇。自201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逐漸回落，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戰略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正逐漸引領中國經濟向集約型、質量型轉變，不斷刺激需求，調整經濟結構。

二、企業投資效率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的投資取決于投資項目的邊際價值，只有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企業的投資活動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場假設中，投資機會是企業投資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資機會可以使企業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我國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場機制，現實中的投資并不完全取決于投資機會，企業中的非效率投資即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現象也廣泛存在，影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從長遠利益上不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根據資本成本的錨定效應，企業進行投資項目的選擇應以資本成本為取舍率，只有企業的投資項目的預期報酬率大于企業的資本成本，投資才是有效率的，才應被管理層采納。改善投資效率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主要目標，所以投資效率問題至關重要，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一）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

投資效率的衡量是投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運用數學、計量經濟學等原理對企業投資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測度模型進行了不斷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從融資約束角度提出的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外源融資成本大于內源融資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業所受的外部融資約束情況。（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測量模型基礎上提出了現金流與投資機會交互項測量模型，通過該模型中交互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是受融資約束出現了投資不足還是由于問題出現了過度投資情況。（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現金流與過度投資的關系提出的殘差項度量模型，通過模型中殘差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非效率投資的類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無條件測試模型，首先通過模型測度企業的預期投資水平，然后分行業逐年進行回歸，再把殘差項按照小到大的順序分成四組，第一組是投資不足，中間兩組為正常的基準組，最后一組為投資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來測度企業投資出現在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組的概率，以此來衡量企業的投資效率。

（二）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分為公司內部因素和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兩部分。

對于內部環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狀況、會計穩健性、董事會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異質性等方面。國內外學者比較注重企業內部對于其投資效率的研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頒布，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越來越得到理論界以及實務界的重視。外部宏觀環境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有環境不確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經濟周期、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

（一）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主要有兩條：（1）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作用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2）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為了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實施調控，但是這對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該部分依據劃分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兩條傳導路徑分別進行了梳理。

1.路徑一：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會加大企業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投資機會的發現，加大企業對未來經濟活動狀況以及信息的判斷的難度，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支出。經濟周期反映了一個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一般我們可把它劃分為擴張和緊縮兩個階段。在經濟危機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差，國家就會相應實施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和需求，緩解投資不足。在經濟繁榮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國家的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樂觀，國家也會相應實施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抑制盲目以及過度投資來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此外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和融資能力等因素來間接影響企業的投資機會。

Bloom 等（2007）研究認為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會影響企業管理層對企業信息的判斷能力，會更加保守和謹慎，從而影響投資。應惟偉（2008）通過研究證實了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資的相關關系，不同階段不同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和融資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現金流敏感性。陳艷（201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的投資機會和投資支出與經濟危機負相關，而寬松的宏觀貨幣政策會增加企業投資機會以及投資支出從而起到正的調節作用。邱靜（2014）實證研究證實了當貨幣政策比較寬松時，會有較好的投資機會，進而企業投資效率也會比較高。張超等（2015）研究了經濟增長平穩時期，貨幣供給和信貸供給與非效率投資的相關關系，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劉放等（2015）實證檢驗了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并且國有企業和處于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更強。

2.路徑二：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資本成本是企業在投資時所考慮的必須要達到的最低報酬率，也是企業通過有效的管理必須應該達到的價值創造能力。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來影響投資。而且企業投資與其外部融資能力密切相關，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來影響投資效率，其中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企業的貨幣渠道（又稱利率渠道或資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來發揮作用，這兩種渠道都是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以及融資規模來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

Mojon 等（2002）通過對歐盟中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發現利率政策會通過影響資本成本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我國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發現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政策利率和國債到期收益率等來影響企業的資本使用成本來影響投資，進而說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有效性。但是對于我國的資本成本與投資行為敏感性的問題卻一直存在著爭議，其投資行為與資本成本的敏感性關系并不十分明顯，特別是在國有企業中。徐明東等（2012）研究發現貨幣政策通過資本成本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的作用比較微弱，而國有企業對資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國的投資效率之謎，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加大了國有與非國有企業融資約束的不同，從而非國有企業的信貸資源被國有企業擠出，我國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因此而降低。賀京同等（2015）通過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的研究得出，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有抑制作用要取決于企業的產權性質和投資機會。

四、評述與展望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目前國內外研究大多還是基于微觀層面，從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但是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效應也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與深入研究。鑒于此本文對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傳導路徑內分為兩條分別進行了梳理。未來對企業行為的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宏觀政策的調控作用，并且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傳導路徑方面應該更加明確與深化。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投資-投資機會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殘差項模型，但是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測度企業的投資效率，其合理性和準確性都有待于探討，期待能夠建立更加科學的測量模型。

對于企業來說，資本成本是其投資決策時必定要考慮的與其將擔負的風險相對應的必要報酬率率，其投資支出對資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檢驗貨幣政策的資本成本傳導路徑是否順暢。資本成本在公司財務決策中具有錨定作用，但是在我國尤其是國有企業中，資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并且加強我國宏觀政策傳導的通暢性和落實的有效性。

宏觀經濟政策要指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的同時要提高投資效率而不是投資率。在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同時，企業的投資效率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時也應注意投資效率的反作用機制。

宏觀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或刺激企業的投資支出，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針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不同類型的行業、不同的市場化程度的地區以及不同的現實宏觀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應出現“一刀切”的現象，而是應更加細化。同時中央和地方更應該有效的協調和配合，更好的建設服務型政府，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的宏觀調控作用，以促進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實現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更好融合以及協調運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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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邱靜.貨幣政策與我國上市企業投資效率研究[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4 （5）：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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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本數據說明與實證分析

本文以a股上證指數、gdp、貨幣供應量m1的變化幅度作為變量。樣本數據取自國泰安金融研究數據庫的季度數據，取樣范圍為次貸危機發生后的2008—2011年。采用每個季度股指漲跌幅衡量a股上海證券市場行情，記為lnszzs，作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gdp和m1漲跌幅度，分別記為lngdp、lnm1。需要說明的是，類似于gdp平減指數的效果，這里用“gdp季度漲跌幅/（1+cpi）”來衡量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情況。因為通貨膨脹因素在宏觀經濟研究中是不容忽視的，如此處理就適當考慮到了這一重要因子。

（一）協整檢驗與回歸分析

為了避免謬誤回歸現象的出現，首先對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作協整檢驗，即分別檢驗上證指數的波動與經濟增長、貨幣供應量變化是否互為協整關系。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是正確使用經典回歸分析方法建立回歸模型的先決條件。由eviews得到的檢驗結果如表1、表2所示。

表1中， lnszzs與lngdp之間的協整檢驗t=25.93267>15.49471=adf0.05， 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殘差項是穩定的， 因此上證指數漲跌幅與gdp增長率是協整的，說明了兩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表2的t=19.42503>15.49471=adf0.05，表明lnszzs與lnm1是協整的。協整檢驗說明，樣本數據滿足本文選取的計量模型，可以進行實證分析。

由于選取的模型要求兩個解釋變量不能存在精確的線性關系，這里需要檢驗lngdp與lnm1線性相關性（見表3）。p=0.8297，相當大，表明lngdp關于lnm1的回歸系數很不顯著，意味著gdp與m1無精確的線性關系。上證指數變量lnszzs關于gdp、m1對應的變量lngdp、lnm1回歸結果如表4。

對回歸結果的解釋：保持貨幣供應量m1不變，2008—2011年期間每個季度的gdp每增加1%，則a股上證指數就會增加約2.55%；保持gdp不變，m1每增加1%，則上證指數會增加約4.39%。r2=0.357782，表明gdp與m1能夠解釋上證指數變化的35.78%。擬合度r2值不高，這主要是因為除了宏觀因素gdp和m1之外，股市還會受到如經濟景氣循環、利率、政府財政收支、國際收支、匯率等諸多因素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影響。f檢驗得到的p=0.0562，在10%的置信水平是顯著的。實證驗證了股市與宏觀經濟呈很強的正相關關系，經濟增長與貨幣政策對股市的影響是顯著的。

從實證結果不難看出，經濟增長和貨幣供應量對股市的影響有著很大的差別。由t檢驗得到關于lnm1對應的p=0.022，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是顯著的，股指與貨幣供應量的正相關性更強，m1對股市的影響要比gdp顯著得多。

（二）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將宏觀經濟與股市行情的聯動性得以反映，下面采用脈沖響應圖分析。圖1顯示了貨幣供應量增加單位標準差時，上證指數立即上升，在第二個季度達到到最大值，然后回落，第四個季度為最小值，再次回升，于第五個月恢復到原狀態。而上證指數對gdp產生的沖擊響應卻有些相反，上證指數在兩個季度內下降到最小值，而后立即大幅度上升，于第五季度左右恢復到原狀態。上證指數與m1之間呈很強的正相關再次得以體現，與前面的實證分析結論一致，而上證指數對gdp沖擊的響應力度大大削弱，其相關性遠不如貨幣供應量顯著。

圖2顯示的是，上證指數增加單位標準差時，貨幣供應量和gdp對這一沖擊產生的響應情況。貨幣供應量m1立即由初始狀態跳躍到最大值，隨后下落，在第三季度為最小值。再上升，第五季度恢復到初始狀態。gdp開始是小幅度下降，而后立即上升，第二季度最大值后，于第七季度恢復到初始狀態。綜合分析而言，貨幣供應量對上證指數有著很強的正向沖擊，上證指數反過來也會對貨幣供應量產生正向拉動。雖然gdp對上證指數的沖擊不如貨幣供應量顯著，但兩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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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改革實施背景

 

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是經濟類專業必修的專業基礎課程，主要內容是在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上，介紹國民經濟核算和決定理論、IS-LM模型及其運用、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效果及其運用，AD-AS模型及其運用，通貨膨脹與失業理論的運用、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等理論。這門課理論性很強，從宏觀經濟的兩部門、三部門、四部門逐步展開，運用定量的手段、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以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為主體、弗里德曼理論為輔助。每天國內外的新聞財經報道中都會多少涉及某一個或幾個方面，每個家庭、企業和政府每天都會多多少少地運用宏觀經濟學中的某一方面或幾個方面的理論進行決策，使決策的機會成本最小。這些理論在歷年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體現，例如，2004年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他們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的兩個關鍵領域：經濟政策在時間上應該保持連貫性;影響商業周期的主要因素是供應方而不是需求方。他們的理論不僅廣泛運用于經濟分析，還影響了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埃德蒙·費爾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們對于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系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貢獻。2011年美國人托馬斯·薩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以政策手段及其經濟影響研究獲得度諾貝爾經濟學獎。薩金特和西姆斯“開發多種方法，用以回答……問題，即經濟政策與諸如國內生產總值(GDP)、通貨膨脹、就業和投資之類不同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聯”。

 

鑒于這門課的理論性太強、又很深奧，和現實經濟問題結合很緊密，如果學生沒有一定的閱讀財經類新聞的習慣、也沒有參與社會實踐的經歷，就很難學懂這門課。但是這門課又是經濟類專業學生打開思維的窗口、培養學生創新意識、主動參與現實經濟生活的階梯。另外，三本院校經濟類專業的學生數學基礎相對較差，自我約束能力較差，針對這門課，基本沒有自學能力。同時，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一些老師對其中的理論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照本宣科，要么引用一些經濟事例，既提高不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又達不到預期的教學目的。

 

二、改革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

 

1、改革指導思想

 

為主動適應高等教育發展新形勢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對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養需要，提升教學質量，有效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次教學改革，注重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和對社會宏觀經濟現象的思考能力，按照教學大綱要求，實施教學內容的改革，深入開展互動式、討論式、參與式、啟發式和案例式等教學方法，科學合理運用多媒體等教學手段，注重學生的過程性學習評價與考核。通過對經濟學課程教學進行改革，不僅能促進學習過這門課的學生的后續相關課程的學習，還會給學生今后的社會經濟生活奠定一定的基礎。

 

2、改革基本思路

 

針對教學內容改革。根據宏觀經濟學課程目標，精選教材內容，教學內容反映學科精髓，重點突出，難點突破。選取當前的國內外經濟事例，解釋和運用經濟理論分析。

 

針對教學方法和手段改革。在啟發式和案例教學的基礎上，采用討論和探究式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全員參與教學內容，吸引學生對所學的理論進行深入思考。教學手段是以多媒體為教學工具、以課堂練習和提問為形式、以課后查閱和準備為依托，組織好每一節教學。

 

針對課堂教學和課后輔導改革。課堂教學以設問為引導，調動學生參與課堂教學的主動性和集中注意力，多叫已經開小差或干其他事情的學生，對答對的適當給予登記，作為考核學生學習這門課的一個方面，對答錯的，不進行任何處置，只是將學生的注意力拉回課堂。針對每次課的教學重點，設置課堂練習，叫兩名學生在講臺上完成，依據完成情況，給予登記，達到對所學的重點內容強化的目的。課后輔導以課堂教學重點內容為核心，布置經濟現象的查閱、嘗試實踐任務，然后在課堂上分享和完善。對正確完成的學生給予登記，對于完成差的學生，進行一對一地交流，了解存在的問題，給予及時改正。

 

針對過程性學習評價和考核改革。考勤以課堂回答問題和抽查為主，參照班級學生的考勤結果，作為學生參與這門課程的一個環節的考核。課后作業完成情況，一方面作為輔導差生的依據，另一方面為作業考核的依據。中期可以針對班級學生的學習情況，結合所學的經濟理論，設置小論文、熱點經濟問題討論和調查報告等形式，檢驗學生的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作為考核的一個方面。期末可以根據所有班級學生的學習情況、該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要求，設置大作業或閉卷考試，作為考核的一個方面。

 

三、改革實施情況

 

1、教學目標的調整

 

教學以學生的學為目標。為了滿足不同類型班級、不同時間段的教學，參照三本以上經濟學方面的課本和相關經濟報刊，依據教學日歷，做好每一節課的教案。然后針對每一節教案，對多媒體課件進行調整。上課時，針對不同班級、不同時間段，相同的教學內容，采用不同的教學內容順序或方法、手段。例如，對于8B1113單班、女生出勤率高、男生自由散漫的特點，對于需要記錄和標識的知識點，會常關注男生是否做到要求，對于需要理解、運用的知識，會對女生進行提問、調動她們對該課關注和思考。對于7—8節的課，會采用不同的教學內容順序和教學手段。例如，先將學生的思想全部拉回到課堂中來，給學生講大量有關這節課的日常經濟現象，讓學生帶著問題聽這節課的內容，然后又帶著問題對這節課內容進行復習。處理課后作業，不只是講解答案，而是針對學生的不同答案進行講解，對于做得很差的學生，課后一一談話，詢問對講解內容掌握情況，同時給出學習這門課的要求和建議。

 

2、教學內容、方法及手段的調整

 

對教學內容的調整。針對所教改的班級8B1111-13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所以根據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在經濟學的教學中，突出四部門(即國外部門)的相關內容教學。然后，還會根據往屆學生對經濟學知識的學習和掌握程度，對教學內容進行調整。例如，對經濟學中的國民收入的基本公式，不進行單獨章節教學，而是在講解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時，需要說明經濟均衡或穩定模型，才對此內容進行補充講解。最后，會根據這屆學生曾經學習過哪些課程，沒有學習過哪些課程，對經濟學的相關內容進行詳細講解或粗略講解或學生自學為主的調整。例如，鑒于學生已經學習過《經濟學(微觀部分)》、《基礎會計》，筆者會對收入法核算國民收入粗略講解，對折舊、投資等概念對比講解。學生正在學習《貨幣銀行學》，沒有學習《財政學》，筆者會先講解第十六章《宏觀經濟政策實踐》，后講第十五章《宏觀經濟政策分析》。

 

對教學方法及手段的調整。加大問題和啟發式教學方法，上課時，沒有采用直接看課件的教學方法，而是對將要講解的內容，先給學生設問，以問題的形式，引導學生全員參與教學內容，吸引學生對所學的理論深入思考。例如：講解凱恩斯的消費定義時，先讓學生看“凱恩斯認為消費是隨著收入增加、消費也會增加，但是消費不及收入增加的多”。提問學生此概念與自己的消費或聽到的消費是否一致，你對此概念是否會產生懷疑錯誤的想法等等，然后參照我國統計年鑒—— 按收入等級分城鎮居民家庭基本情況(2010年)，讓學生從統計年鑒中，對比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得出“隨著收入增加、消費也會增加，但是消費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另外，在課堂教學中，引入大量的事例，注重經濟學的實際應用。一方面讓學生課前準備一些事例，例如，講解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的投機動機和凱恩斯陷阱時，讓學生先查閱有關股票市場，然后對學生查閱的內容在課堂講解，對此進行評價。而且每節課也會準備大量的相關事例。針對國貿專業的學生課時較長(54學時)的情況，學完宏觀經濟政策及其運用，結合當年的熱點經濟問題進行課堂討論。先對學生進行分組，每組的組長隨機抽取提前準備好的題目，然后依據此查閱相關資料，大概兩周后，各自組織人員講解，老師和其他同學提問，組員回答等形式，對宏觀經濟政策在現實中的運用進一步加深認識。

 

3、過程性考核評價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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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的金融危機導致的信用緊縮過程中，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顯示了其在維持一個運轉良好的有效市場中的作用，其匱乏表明宏觀經濟與流動性相互影響。現有的相當數量研究發現金融資產流動性與經濟危機之間存在明顯因果關系。但是對于股票流動性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國內研究并不充分，本文探討股票流動性與宏觀經濟的相互影響機制，并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研究進行歸納。

1 股票流動性與宏觀經濟的影響機制

股票市場流動性與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包括：流動性螺旋、投資機制和安全投資轉移機制。下面對這些機制分別論述。

1.1 流動性螺旋

流動性螺旋，■和等（2010）定義其為股票流動性與融資流動性之間的相互影響形成機制。融資流動性的降低導致安全投資轉移，在此種意義上，流動性供應者改變其流動性供應，寧愿供應具備低邊際成本的股票。在危機時期，共同基金將首先意識到小股票投資組合的價值，進而面臨融資約束，從而會抽出投資，導致所投資對象認識到投資組合價值，最終融資流動性問題擴展到整個實體經濟。

1.2 投資機制

流動性通過影響投資，進而影響實體經濟。流動性更高的二級市場使得投資者更容易為產品市場，例如流動性較差、長期的項目進行投資。實證研究發現了這一點，Levine & Zervos (1998)對跨國模型的回歸，發現了股票市場流動性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同時，一些研究也發現了股票流動性與外部融資成本之間正相關。

1.3 安全投資轉移

這種安全投資轉移模式，意味著投資者從股票市場的轉移，即從流動性資產較低的股票轉移到較高的政府債券或者現金。Vayanos (2004)提出這種安全投資轉移效應。他認為與市場下跌一致，當流動性降低時，投資者進行資產轉移。Chordia，Sarkar和Subrahmanyam (2005)指出，這種效應導致投資者在股票和債券之間重新配置財富，由此降低了股票市場流動性。Goyenko和Ukhov(2007)發現債券市場波動性和收益的增加能夠顯著預測增加的股票市場流動性。

2 股票流動性與宏觀經濟研究綜述

流動性通常被定義為“以較低成本迅速賣出或買入大量資產的能力”，主要是在市場微觀結構理論中應用。目前為止，現有的研究更關注于股票市場的微觀條件如何影響流動性，但市場微觀理論中對于宏觀條件如何影響股票市場流動性研究很少。

現有的研究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研究宏觀經濟變量對于股票流動性的影響及其預測。第二類是研究股票流動性對于宏觀經濟變量的預測能力。

第一，研究宏觀經濟對股票流動性的影響。這種研究包括宏觀經濟變量的選取，股票流動性的測度，以及相互影響。研究者一般將宏觀經濟，如貨幣政策、商業周期、金融中介、貨幣、債券市場等角度研究股票市場流動性。如前所述，Chordia，Sarkar and Subrahmanyam (2005)從貨幣政策和債券市場角度進行了思考，認為寬松貨幣政策導致交易成本降低，從而增加了交易，并使得交易者提升其為頭寸融資的能力。Goyenko和Ukhov(2007)也指出貨幣政策也可能通過股票波動性和利率來影響流動性。Eisfeldt (2004)和Taddei (2007)研究了商業周期對于股票流動性的影響。Amador等（2010）同樣分析了貨幣政策對股票流動性的影響，他們指出很少有理論模型探討央行政策和股票流動性之間的關系，但存貨模型認為存貨流動和存貨風險影響股票流動性，簡言之，存貨模型認為當市場參與者能夠以較低代價融資并持有資產的風險較低，股票則應該流動性更好；而央行政策能夠影響這兩者，從而影響股票流動性。Brunnermeier和Pedersen(2009)，Sauer(2007)和Adrian和Shin(2007，2008)研究了貨幣政策和融資流動性，他們則用融資流動性來解釋市場流動性的突然下降。其他一些學者則對宏觀經濟變量是否和如何預測股票流動性進行研究，如Goyenko和Ukhov (2009)，Hameed，Kang和Viswanathan(2007)以及Soderberg（2008）。Soderberg（2008）使用VAR模型研究了宏觀經濟變量變化對于訂單驅動的股票市場月度流動性的影響。Goyenko&Ukhov (2009)使用VAR模型研究貨幣政策對流動性的預測性。Sauer（2007）則對股票流動性與擴張性貨幣政策進行了研究，認為這種貨幣政策提供了市場急需的流動性；并分析了中央銀行的干預如何刺激股票流動性。第二類是研究股票流動性對于宏觀經濟變量的預測能力。■等（2010）指出，至少自從二戰以來，美國股票市場流動性的變化就與宏觀經濟的變化趨向一致性。因此，股票市場流動性是實體經濟很好的一個先行指標。他們使用1947至2008年的美國數據，證明了即便控制了資產價格預測，股票市場流動性也包含了實體經濟的信息。Beber和Kavajecz (2010)則對訂單流中的信息含量進行研究，發現其可以提前三個月預測經濟狀態。Kaul和Kayacetin (2009)對股票訂單流的研究表明，這可以預測工業生產的增長率和真實GDP。第三，國內研究相對較少。董合平（2006）則對國內宏觀經濟變量對股票流動性的研究進行了相對全面研究，他們發現實體經濟運行狀況的變動對股市變動影響并不顯著，而貨幣政策變量指標M1等對我國股票市場長期收益有顯著影響；并且滬深兩市對宏觀經濟因素變動的反應情況比較，滬市更為劇烈；更進一步的研究則基于改進的AR(1)一GARCH(1，1)模型，從收益和收益率波動性兩個角度，考察了我國眾多宏觀經濟變量對股市價格行為的影響情況：但結果發現只有固定投資完成額、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企業景氣指數、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四個宏觀經濟變量，對我國股票市場收益或波動性有顯著短期影響。丁煥強和陶永誠（2011）對貨幣政策和股票流動性的相互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影響市場流動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宏觀經濟因素、貨幣政策因素和市場因素；他們通過VAR分析，發現市場本身的影響是決定流動性的最主要原因，而宏觀經濟因素和貨幣政策因素只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宏觀經濟因素和貨幣政策因素可以直接和間接影響市場流動性，間接影響通過市場收益率和波動性來實現；貨幣政策緊縮，市場非流動性增大，流動性減小，貨幣政策沖擊對流動性的影響具有持續性。

3 結論

以上敘述表明對于宏觀經濟與股票流動性的研究，研究者對不同的宏觀經濟變量和股票流動性測度基礎上，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對其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股票流動性包含有估計經濟狀態的信息含量。并且股票市場流動性和宏觀經濟之間通過安全投資轉移效應、流動性螺旋效應和投資效應等進行相互影響。今后，應借鑒國內外的相關方法，實證研究我國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變量與股票流動性之間的關系，并與國外研究結論相比較，探討其差異，并分析造成這種差異的市場機理、運行體制等深層次因素。

參考文獻：

[1]丁煥強，陶永誠.《貨幣政策與市場流動性》，《現代管理科學》，2011.1.

[2]董合平.《宏觀經濟變量對我國股市價格行為影響研究》，碩士論文，

2006.

篇（11）

一、引言

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舊是固定資產在使用過程中，通過逐漸損耗（包括有形損耗和無形損耗）轉移到工業產品成本或商品流通費用中的那部分價值。計提折舊一方面是為了收回固定資產投資，使工業企業在將來有資金重置固定資產，實現固定資產的更新換代；另一方面是為了把資產的成本分配于各個受益期，把工業企業的利稅水平進行合理調整，實現期間收入與費用的正確配比。從固定資產折舊計提的兩大基本功能來看，固定資產的更新換代對資本存量變化和生產能力更新具有重要影響，并在現代社會化生產方式中決定著國民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增長的可持續；而企業利稅水平的調整又直接影響企業的投資規模和水平，發揮乘數作用拉動投資快速增長，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固定資產折舊主要從會計應用角度進行研究，Campbell(1956)研究了前蘇聯會計折舊情況；Nelson and Caputo（1997）研究了價格變化、維修費用和折舊率三者的關系。王文彬（1980）提出固定資產的折舊必須符合固定資產的實際磨損程度；王椿生、劉慧勇（1984）探討了折舊基金的性質問題；楊敏、嚴華仲（1991）探討今后一定時期國營企業的固定折舊政策。但是，把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與宏觀經濟聯系起來進行研究的文獻卻并不多見。這是因為，國家以法律形式規定了企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和折舊方法，導致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始終保持基本穩定，固定資產折舊與宏觀經濟的聯系并不明顯。但在我國進入市場經濟時期以后，工業企業可以相對靈活的計提折舊，折舊率也開始偏離平穩水平。因此，可以把中國工業企業折舊加總得出年度折舊總額，并計算出工業企業的固定資本綜合折舊率，研究折舊率的變化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

三、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與宏觀經濟的關系研究

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而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工業企業的會計折舊制度，也隨著經濟體制的變化，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革。

（一）計劃經濟和轉軌時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與宏觀經濟并無直接聯系

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舊率很低，僅在3.7%~4.1%之間（見表1）。按照平均基本折舊率4%計算，我國工業折舊率的平均使用年限為25年。但是，實際情況比這還要嚴重得多。這一時期，由于用于生產的廠房、設備被過度使用，資本無法釋放出新的活力，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又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折舊年限是由國家計劃來安排的，并沒有形成國家和企業的利稅關系，企業也沒有動力加速設備折舊、更新陳舊設備，提取的折舊基金不是用于原有固定資產的更新與改造，而成為用于基本建設投資的原始資本。1980年，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折舊基金用于基本建設的占80%左右。所以，我國工業固定資產的平均使用年限遠比用基本折舊率換算的年限長得多。

1952年到1979年間，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資源和勞動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推動，在政治因素影響下呈現大起大落的特征，宏觀經濟波動與工業綜合折舊率高低沒有直接關系。

改革開放后，企業會計準則和企業所得稅法律的相應改變，會計法規逐漸縮短固定資產的折舊時間，折舊率有了較快的提高（見表2）。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舊率僅增長0.5個百分點，但在1980年到1992年間，增長達1.5個百分點。

1979年到1992年間中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時期，雖然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綜合折舊率穩步上升，但國家對企業折舊基金的控制依然嚴重。這一時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綜合折舊率的穩步上升主要受企業會計準則和企業所得稅法律有關縮短折舊年限的規定決定，而非與經濟景氣的上升和下降相關。

（二）市場經濟確立以后，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與宏觀經濟間聯動關系日益加強

1992年以后的工業固定資產綜合折舊率的數據沒有直接統計，通過綜合折舊率為本年折舊與固定資產原值之比公式計算，可以得出1993年到1997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綜合折舊率（見表3）：

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折舊制度發生了較大改變，企業提取的折舊全部留存，此時才完全擺脫計劃經濟模式下的會計折舊制度，工業企業的綜合折舊率也發生了較大變化。

1993年到1994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折舊率提高至7％左右（見表3），但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在改革過程中沒有實現扭虧解困，國企的自有資金不足、效益低下，1996年以后，綜合折舊率又開始大幅下降，僅為3.8%，接近改革開放前的水平。之后，綜合折舊率緩慢增長。與此同時，中國宏觀經濟也感受到改革的陣痛，出現了經濟的衰退和蕭條，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僅為7.8%，有56 096家國有工業企業總體凈虧損101億元，大量國有企業破產倒閉。

考慮到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國有企業的折舊指標并不具有廣泛代表性，而大中型工業企業成為企業的主體，以下綜合折舊率折算改用大中型工業企業指標，采用同樣方法計算1999年到2008年工業綜合折算率，見表4：

1999年到2002年，工業企業綜合折舊率變化有起有伏。2000年和2002年僅為2.69%和3.87%，而與此相對應的，中國經濟正處于低迷水平。2003年開始，中國宏觀經濟又進入了新一輪的繁榮期。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2007年，工業企業的折舊率也呈現出平穩上升的趨勢，說明工業企業綜合折舊率與宏觀經濟間的聯動關系在日益加強。

（三）結論

計劃經濟時期，工業固定資產綜合折舊率完全按照會計折舊相關規定呈現平穩上升態勢，和宏觀經濟景氣沒有直接關系。但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市場經濟確立以后，工業企業綜合折舊率變化和與經濟景氣變化有了一定的相關性，當經濟處于繁榮時，綜合折舊率穩步上升；隨著經濟步入低迷，綜合折舊率也會處于較低水平。從中國工業企業綜合折舊率變化和經濟增長率變化趨勢來看，在新時期有必要穩步提高固定資本折舊的水平，讓更新的資本釋放出更高的生產效率。

四、穩步提高資本折舊率的政策主張和相關國際經驗

市場經濟建立前，我國工業企業的固定資本折舊率低，這造成固定資產的物質技術更新速度緩慢、資源使用效率低等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的國際數據，1980年，我國每GDP消耗的標準煤為2.9千克，遠高于印度（1.77千克）、韓國（1.12千克），是日本（0.56千克）的6倍。物質技術更新速度緩慢造成國民經濟的基礎薄弱，投資效率低，經濟效益差，1981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生產的工業總產值比1957年低30％，每百元固定資產凈產值提供的利潤和稅金比1957年低30％。因此，固定資本折舊率低是計劃經濟時期粗放式生產方式的特征。

市場經濟條件下，折舊和利潤是企業技術改造投資時自有資金的兩大來源，折舊率下降，意味著企業少提折舊基金，其結果是難以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的更新換代，使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并且企業上交所得稅增加，投資受阻，不利于企業長遠發展，進而不利于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從1993年以后的情況看來，折舊率的高低與經濟的景氣程度聯系密切。只有不斷提高資本折舊率，經濟才能實現有內涵的高增長。但是，如果前幾年提取折舊過多會導致產品成本升高、利潤相對下降，使公司的短期經濟效益受到影響。所以，還應考慮到中國企業對加速折舊的承受能力，有必要在企業能力所及的范圍內穩步提高資本折舊率。

在發達經濟體中，企業可以自由選擇折舊方法，大多數企業把加速折舊法作為企業折舊的首選方法，企業通過加速折舊法可遞延所得稅的繳納，使納稅人獲得一定的財務收益，縮短了回收時間，增加資金來源，并且加速折舊法可以使得企業前期多提折舊、后期少提，從而減少企業持有固定資產所帶來的包括通貨膨脹在內的各種風險。另外，政府為了鼓勵投資、刺激經濟，還對提前折舊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獎勵以鼓勵新設備和新成果的應用和普及，也極大地提高了固定資本折舊率。中國財務制度規定的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比較長，并采用直線法，雖然近年來在逐步縮短，但相比發達國家還有相當距離，而折舊方式一經確定，又不能任意變更，1993年新的財務制度允許部分企業采用加速折舊法，但是限制依然非常嚴格。這都造成了我國和發達國家在固定資產折舊計提上的差距。

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市場存在短缺，再加上資金不足，許多企業依靠初級技術，大量生產低檔次的初級產品。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企業將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技術設備落后、沒有核心科技含量作支撐的低生產能力在國際市場上難以為繼。因此，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政府穩步縮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提高折舊率，進而加快企業固定資產的更新，將有利于新技術的采用和實現自主創新，增強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