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配給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信貸配給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首先對項目選擇風險進行分析。假定一個企業決策者有優、劣兩個項目可供選擇，優項目可以按概率PG獲得每單位投資產出G；劣項目可以按概率PB獲得每單位投資產出B，那么優項目的預期收益就是PGG，劣項目的預期收益就是PBB。項目的好壞取決于預期收益水平，而并非取決于項目的單位投資產出。一個預期收益高的項目即使其單位投資產出低也是一個優項目，而一個預期收益低的項目即使其在低概率成功條件下能獲得高產出也只能是一個劣項目。由于銀行是從項目投資者處獲得固定收益，因此，從銀行的角度考慮，它當然希望所有的投資者都選擇優項目。

但是，從企業管理者角度而言，它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并不完全遵從銀行的意愿。在銀行不監管企業使用貸款R的前提下，企業只有在滿足下列條件的情況下，才會自覺地選擇優項目，即PG（G－R）＞PB（B－R）（1）

對式（1）進行變換可得：R＜RC＝（PGG－PBB）／（PG－PB），其中RC是企業選擇優項目和劣項目的貸款臨界債務量，它意味著銀行為了避免企業選擇劣項目而把貸款的數量控制在RC以內。但是，在紛繁復雜的現實社會中，計算RC談何容易，銀行不可能了解所有企業的所有可選項目的預期收益水平，也不可能了解所有項目成功的概率，所以銀行往往預先設定一個合理的預期收益E＝P′N′。

當貸款數量R＜RC時，企業會選擇優項目，故在開始階段，銀行預期收益E隨R的增加而增加；當貸款數量R＞RC時，企業會選擇劣項目，而劣項目成功的概率PB極小，所以銀行會選擇一個適當的信貸量RS，它是一個與預先設定的預期收益E相對應的信貸量RY很接近的數量，用公式表示為：RS＝RY＋ε，ε是一個很小的正數，以保證RS不能大于RC。這實際上就是通過控制對借款者的滿足度（即信貸配給）來控制借款者的道德風險。

二、從企業貸款償還選擇角度看信貸配給

假設企業從銀行得到利率為r、數量為R的貸款，企業的投資收入為貸款數量R的函數f（R）。那么，企業在單位時間的靜態利潤可用下式表示：л＝f（R）－（1＋r）R≥0（2）

如果企業的投資收入f（R）＜（1＋r）R，企業將無力償還貸款，此種情況并非貸款還款的道德風險，引發這種風險的原因可能是企業選擇了劣項目。如果企業的投資收入、支付本金和利息與不償還成本有如下關系：f（R）＞（1＋r）R＞Cno，即R＞Cno／（1＋r）（3），其中，Cno是不償還成本，則企業會選擇不償還策略。

上述方程反映了企業是否償還貸款的經濟決策過程。方程（2）表明企業償還貸款的條件是企業要有正的現金收入，投資收入要大于本息之和。因此，對銀行而言，選擇貸款項目的首要條件是利潤為正。方程（3）表明銀行要消除企業選擇不償還策略的風險，應使信貸總量少于Cno／（1＋r），也就是使信貸總量少于企業不償還成本的貼現值。因此，分析和觀察企業的不償還成本就成為銀行決定信貸配給額度的重要因素，它決定了企業可從銀行獲得貸款的最大數量。

對于銀行而言，面臨不償還風險的情形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處置抵押品的市場機制，抵押品的專用性強（多數企業以廠房、設備作抵押），最嚴重的是有的銀行在信貸時沒有索取抵押品，導致在企業不償還信貸時無法對企業進行懲罰。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借款實際上有些類似于債務。如果銀行決定將貸款不能收回的信息私有化，企業所面臨的機會成本將更小，企業的損失也會低于債務賴賬所帶來的損失。債務賴賬將使債務人失去繼續融資的機會，但是，如果債權人與其他債權人不存在有效的信息共享，企業實際上還存在其他融資機會。因此，為了避免出現上述不利情況，銀行通常要求申請信貸的企業提供抵押品。抵押品的作用在于它提高了企業選擇不償還策略的機會成本。

企業選擇不償還策略的成本（Cno）一般包括以下三個部分：一是失去抵押品價值；二是失去再融資機會的可能性；三是受債權人的懲罰。用數學公式表示為：Cno＝aA＋PL＋F。

其中：A—抵押品的折舊價值；

a—抵押品拍賣時的折舊系數；

P—無法再次融資貸款的可能性；

L—企業預期的未來信貸融資額；

F—銀行對企業采取懲罰行為時發生的成本支出，這部分支出通常包括進行法律訴訟時的支出以及敗訴后被迫償付的數額。

在不償還成本中，A是商業銀行進行貸款前可以選擇或談判的內容。如果這部分資產的價值大于銀行信貸本身（1＋r）R，而且進行拍賣使得折舊系數較大，則銀行面臨不償還的風險較小。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況下，PL項的數值越大則企業的不償還成本越高。PL項中的因素P和L對銀行和企業而言，如果金

融機構存在信息共享，則P值將會很高，這樣，對于一個較高的L值，企業的不償還成本將較高。但是，如果銀行間不存在信息共享，如果面臨貸款損失的銀行試圖將損失轉嫁給其他的銀行，則P值將會很低。在這種情況下，P對整個銀行業是一個外生變量，對單個銀行則可能是內生變量。L對企業來講似乎是一個外生變量，但實際上L并不是一個獨立的變量，在正常情況下，獲得再次的信貸額仍然需要新的抵押品，因此，這一變量對企業而言并非外生變量。不償還成本中的第三項因素F對企業和銀行均是內生變量，它取決于法律體系的效率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因素。

在分析企業不償還成本后，得出的基本結論是，銀行在面臨企業選擇不償還策略時可以采取的策略有兩種：第一種是進行信貸配給，即按照Cno既定的數額控制信貸總量，即控制方程（3）中的數額；第二種是銀行試圖影響Cno的成本。所以，由于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銀行面臨的道德風險較大，從而導致信貸配給的產生。三、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企業的項目選擇與貸款償還選擇等道德風險導致了信貸配給現象的產生。如果能夠消除道德風險，那么信貸市場就能夠達到瓦爾拉斯均衡（即市場體系中的所有市場通過價格運動而使供求達到均衡，在均衡狀態下，經濟行為人都唯一地根據價格信號做出自己的行為決策，它撇開從非均衡到均衡的時間調整過程并假定這種過程是瞬間完成的），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境界（即生產資源的配置和財富的分配如果已經達到這樣一種狀態，任何重新改變資源配置或財富分配的方法，已經不可能不使任何人的處境變壞的情況下，使任何一個人的處境更好）。防范信貸市場上道德風險的措施有：

篇（2）

青少年道德人格培養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地方各級政府在貫徹落實中央決策的時候，更多結合當地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就安定區而言，區委、區政府在全區公民道德建設領域，除了大力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外，同時制定以“勤勞、誠信、互助、包容、創新”為內容的“定西市安定區公民道德公約”，確立以“不隨地吐痰、不亂穿馬路、不亂丟垃圾、不占道經營、不損壞設施、不亂停車輛”為內容的“定西市安定區市民行為基本規范”，還制定了以“不隨地吐痰、不奇裝異服、不亂丟垃圾、不喝酒吸煙、不損壞公物、不滋事打架、不亂穿馬路、不跟風攀比”為內容的“定西市安定區學生公約”。上述公約和規范的制定，既符合安定區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又切準安定區公民道德問題與弊病，對全區開展青少年道德人格培養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但是，全區教育系統、青少年培養教育機構、有關社區在實際工作中對區委、區政府的政策精神理解不夠、落實不力，存在責任缺失現象，許多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基于此，建議教育主管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分別從加強制度建設、強化責任追究機制、開展學術研究、創造性落實地方政府決策部署等方面對全區青少年道德人格培養進行補救和強化，使安定區青少年道德人格培養具有安定特色和安定氣派。

二、亟待從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現實和發展規劃視角培育青少年熱愛家鄉、熱愛社會的思想感情。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廣大青少年而言，具有真切感受的莫過于自己家鄉已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日新月異的變化，培養青少年道德人格中熱愛家鄉、熱愛社會的思想感情，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現實和發展規劃是最鮮活的材料。就安定區而言，區委、區政府學習貫徹黨的十精神，深入落實“率先科學發展、加快經濟轉型、建設首善之區”的戰略部署，舉全區之力精心打造“‘中國薯都’核心區、綠色食品重點區、產業梯度轉移承接區和扶貧開發試驗區”，基本提前完成“十二五”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從發展規劃來看，安定區堅定不移地實施工業強區戰略，著力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推動傳統產業新型化、優勢產業集群化、新興產業規模化。以甘肅定西馬鈴薯循環經濟產業園、安定工業園和定西食品工業園建設為平臺，一方面，繼續抓好現有馬鈴薯加工企業的孵化延伸，加強企業技術改造，延伸產業鏈條，不斷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食品工業、汽車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動承接東南沿海地區和中東部發達地區產業轉移，打造產業集群，提高產業集中度和競爭力。力爭到2016年，全區工業增加值達到12億元，占生產總值的45%以上。從2014年的經濟運行情況看，全區完成生產總值61.12億元，同比增長9.2%;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09.31億元，同比增長21%;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9.15億元，增長15.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完成31.01億元，同比增長12.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29.7元，增長11.6%;農民人均純收入4620.8元，增長12.5%。這些統計數據體現在每一個家庭和民眾身上，就是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生活品質的提升。無論是發展規劃，還是發展現實，都是可感的、現實的德育素材，教育工作者亟待從上述視角挖掘故事、書寫人物、展望美景，培育青少年熱愛家鄉、熱愛社會的思想道德情操。

三、亟待從了解、研究、弘揚地方傳統文化視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安定區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富，境內出土文物證明，早在4000年前，這里就有人類繁衍生息。后世先后有漢、戎、吐蕃、羌等民族居住，文明發展與碰撞誕生了許多優秀的文化遺產。境內先后發現不少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漢代古村鎮遺址及多處漢墓群遺址，并出土過新莽時期的“新莽權衡”和漢代古錢幣、漢代陶、銅器等，還發現許多古代城址、驛站、將臺、寺廟等歷史遺跡，兼有少數民族統治時期眾多優秀文化遺產，如元至正年間“揚威征行義兵萬戶府印”、“金寫西夏文經卷”等。安定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十分豐富且獨特的，有在當地最為盛行的傳統文娛活動“社火”，有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地方戲曲“眉胡子”、小曲子，以及秦腔，還有當地民間流傳較古老的又廣為流傳的“皮影戲”。安定區民間剪紙藝術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藝術價值，還有許多當地代代相傳的歌謠、諺語，都能如實反映安定區的歷史文化、認識態度和自然地理原貌。許多頗具傳奇色彩又不失地方風情的民間傳說和逸聞、古人題句和詩作都能從某些側面反映安定區乃至整個隴右的歷史地理文化的特點，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總之，安定傳統文化哲理深邃、底蘊厚重、類型繁多、遺存豐富，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它倡導的價值理念、理想抱負、做人準則，對青少年心靈的影響和道德凈化具有特殊功能，對建構青少年豐富和諧的內心世界和健全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定區各級各類教育機構和廣大教育工作者應該自覺學習安定歷史文化，應該自覺用安定傳統文化引導、滋潤青少年，培養青少年的品德美、才能美和行為美，讓青少年在傳統文化肥沃的土壤中成長成材。

四、亟待從“踐行三苦精神，筑牢定西精神基石”視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長期以來，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形成的“領導苦抓、社會苦幫、群眾苦干”的“三苦”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定西的具體實踐，也是焦裕祿精神在定西的生動體現。“三苦”精神是定西最大的精神財富，其核心是“拼搏”精神，但在少數青年一代中存在抵觸情緒，不踐行、不傳承，存在斷代危險。因此，大力培育和踐行“三苦”精神就顯得非常必要。培育“三苦”精神，市、區黨委政府要堅持教育引導、輿論宣傳、文化熏陶、實踐養成、制度保障等多管齊下。學校應把“三苦”精神列入“必修”教育計劃，融入日常工作生活，融入細節，潤物無聲。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各級各類媒體應把“三苦”精神作為自己辦報辦臺辦網的精神支柱和份內職責，改進宣傳方式，豐富宣傳內容，加大宣傳力度，營造濃厚氛圍。各類文藝工作者應立足定西實際，創作出一大批弘揚“三苦”精神的文藝精品，在文化滋潤中達到教育廣大市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目的。各相關職能部門在制定制度、出臺措施時，應始終貫穿“三苦”精神理念，用必要的獎懲推動“三苦”精神的實踐養成。培育要堅持時時教育、處處教育，讓“三苦”精神進家庭，融入過家教子、家訓傳承之中，逐步養成“勤勞儉樸生活，快樂健康成長”的家庭理念。讓“三苦”精神進學校、進課堂，融入教與學的全過程，潛移默化地影響每個青少年，使“三苦”精神在青少年中生根發芽，作為定西的傳家寶，不斷傳承，發展壯大。

篇（3）

編輯是精神文化產品的加工者和傳播者，參與整個精神文化產品的加工、制作過程，而這個過程是精神文化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編輯創新意識從本質上來說是編輯在參與編輯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心理意識。研究現代期刊編輯創新意識對于深化編輯學理論、加強編輯人員素養、提高期刊編輯質量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本文主要論述現代期刊編輯創新意識的本質、特點和培養途徑。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理論，創新的核心含義就是在生產中“引入新要素”，“實現新組合”。我們可以理解為：在前人或他人已經發現或發明的成果基礎上獲得新的發明，提出新的見解，開拓新的領域，解決新的問題，創造新的事物，或者能夠對前人、他人已有的成果作出創造性運用。創新落實到期刊編輯活動中，一是對期刊既存文化氛圍的突破和對新的文化氛圍的營造；二是對編輯活動中固有模式的突破與重組。這種創新，編輯主體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期刊編輯過程的創意中體現出來，稱之為創新意識，表現為編輯行為的獨特性。創新意識是編輯主體的一種內在屬性。它包括創造動機、創造興趣、創造情感和創造意志。創造動機是創新活動的動力因素，它能推動和激勵編輯主體發動和維持期刊編輯過程中的創造性活動；創造興趣是創新活動成功的助推劑，它能推動和促使編輯主體積極尋求有價值的、新奇的、能產生社會效應的事物；創造情感是引起、推進乃至完成創新活動的心理因素，有了正確的創造情感才能促使創新成功；創造意志是期刊編輯主體創新過程中克服重重困難的堅強毅力和不屈精神，它是創新活動成功的保證。

編輯創新意識是編輯工作者正確運用和發揮專業能力、組織能力、管理能力、策劃能力、社會活動能力、判斷能力、語言文字能力、信息感知能力、審美能力和一種自覺的、能動的、熟練的、創造性的編輯心理現象，是人們不斷揭示和認識編輯規律、正確駕馭編輯工作的對象和自身的一種編輯創造能力。

編輯創新意識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編輯心理活動，它是以編輯學、邏輯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為理論依據，以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為科學思維方法，以語言學、文學、社會學、新聞學、傳播學等多項學科專業為知識基礎，以作者、讀者為社會對象的感知反映、思維、判斷、謀劃、決策的心理整合和能力的體現。期刊創新意識的實質是期刊編輯在策劃選題、組織選題、編發選題上要有主導性和原創性。主導性就是編輯發揮自身的主導意識和創造性，不在家坐等稿件，不是作者寫什么編輯就發什么，而是在讀者調查的基礎上了解讀者的真正需求，根據這些需求去組織、編發給讀者以心理動力的稿子。原創性要求與時俱進。它是在綜觀總結歷史上的相關選題和審視現實問題過程中捕捉適合自家刊物選題的能力。要求編輯對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反省性和自覺性。

現代編輯意識的創新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第一是從封閉保守向現代開放意識的轉換。編輯的現代開放意識需要具備兩個基本的前提：一是破除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封閉、保守的編輯觀念和編輯模式；二是吸收和學習現代的科學知識，形成開闊的文化視野。書刊的編輯出版活動的各個環節——稿源、審稿、編輯加工、校對、版式設計、發行、廣告、人員配備、條件配備等因素都可以成為這個系統的創新元素，應尋找最佳的創新結合點。第二是從自在向自為的編輯主體意識的轉換。自為的編輯主體意識是指在編輯全過程中的自覺意識和行為，它不僅包括能力的策劃意識，還要具有強烈創新意識及自覺的市場意識。第三是從文化傳播向文化建構意識的轉換。在當前的社會轉軌和文化轉型中，編輯不僅要完成文化選擇與文化傳播的任務，更需要肩負起文化創新和文化建構的重任。編輯活動中的策劃，體現了現代編輯參與高層文化建構的特點。編輯主體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停留于擇優劣汰，而是進行初始化控制以引導作者的選題方向。因此，現代編輯必須樹立起明確的先進文化建構意識。第四是由知識倉庫型向知識創新型轉換。意識創新并不是憑空地標新立異、異想天開。這種創新必然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為基礎，是一個充分積累、不斷學習的過程。尤其在現有的以創新知識產品為特征的知識經濟條件下，編輯主體要面對社會，提高應變能力和發展能力，更離不開學習，更應不斷吸收、處理外界各種信息，以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和學習方式。第五是從保守型思維向創新型思維的轉換。創新型思維意味著對現有事物的超越。一方面縮短與先進的差距，這是跨越時空的，這一跨越就意味著對時間無限量的節約，具有可投入的巨大價值；另一方面是與原有事物拉開檔次，必須樹立出版物的精品意識、名牌意識。編輯主體具有了這種創新型思維，就善于在事前作出創新決斷，要能根據本單位本部門的內外環境，發現和抓住時機，對編輯要素進行新的組合，從而在市場競爭中以新制勝，以奇制勝。由此可見，創新思維已成為編輯主體最重要的素質和能力。

現代期刊編輯創新意識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洞悉信息的敏感性。在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編輯必須主動把握社會信息，特別是文化信息。從社會生活的變化中發現新題材，從社會生產的過程中發現新領域，從科學研究的進程中發現新成果，從國家政策的調整變化中發現新趨勢。

2．認知鑒賞的敏銳性。對于編輯的認知鑒賞作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社長小赫伯特·史密斯·貝利這樣形容：編輯好像電子裝置中發送端與接受端之間的濾波器。這個比喻形象揭示了編輯工作者沙里淘金、璞石琢玉的認知鑒賞本質。因此，編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認知鑒賞能力，加強政治理論和專業理論學習，使自己不僅能用最基本的是非標準判斷哪些稿件可以選用，哪些稿件必須淘汰，更要準確把握圖書時展的脈搏，增強認識優秀作品的敏銳性。

3．思維進程的超前性。即在思維進程上，不斷用未來的模式來調整和規范現在的思維方法，在已有知識、經驗的基礎上，對未來事物的認知對象進行創造性思維。在編輯活動中，既尊重客觀事物(原稿)，又能創造出高于或優于原稿的價值，其成果別開生面、見解獨到，體現著人類科技文化的無限上升性，滿足讀者求新求異的需求。

4．批判懷疑的挑戰性。在出版界，大多數書稿的作者都是專家和學者。作為期刊編輯，為了出好刊，出精品，就要敢于以批判懷疑的態度對專家學者提出挑戰，有時甚至要“吹毛求疵”、“求全責備”。批判懷疑主要體現在對文稿的嚴格審查上，既要衡量稿件的學術水平和知識水平，也要衡量稿件是否具有創新性，其考辨的重心是稿件的新與舊的關系。稿件要有新的思想體系或新的論證方式，或提出了補充性的觀點，或提供了新的論述思路，或拓展了對原有問題的論述，或析出了原有問題的弊端，用新材料予以反駁，提出自己的觀點等等，都是一種創新。這種創新性的識別，既要求編輯具有批評懷疑的精神，又要求編輯多了解出版物的信息，對學術研究動態能了然于心，同時還要了解某一學科或某一領域的學科帶頭人和代表作的情況。

5．優化提升的創造性。期刊編輯的優化功能體現在很多方面，如優化選題結構，優化提升文稿內容，優化作者隊伍等，這里重點談對文稿內容的優化提升。編輯活動是一個文化價值的再創造過程。原型作品具有原始文化價值，編輯必須對它進行優化、提升。因此，對于編輯人員來講，優化是一種職責，是編輯活動本質屬性的表現。編輯的優化提升能增加原型作品的價值。開發、優化原型作品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編輯的優化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從收集處理信息選題到生成原型作品，這個階段的目標是完成原型作品，優化主要表現為優選。二是將原型作品轉化為傳播稿，這個階段的目標是傳播稿，優化主要表現為稿件的加工和完善。

期刊編輯創新意識，是創造性編輯人才所必須具備的素質，也是一份期刊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證。編輯創新意識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長期的培養。優秀的期刊編輯應牢固樹立以下五種意識：

1．牢固樹立終身學習意識。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學習成了人們的終身需要。期刊編輯更是如此。因為創新意識并不是憑空產生、標新立異、異想天開。這種創新意識的形成必然要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為基礎，是一個充分積累，不斷學習、培養的過程。尤其是在以創新為特征的知識經濟條件下，期刊編輯主體要面對社會，提高應變能力和發展能力，更離不開學習。因此作為期刊編輯首先要博覽群書，掌握豐富的文化科學知識，一個知識面狹窄的編輯是不會有創新意識的，歷史上一切成果卓著的創新者無不具有豐富的知識儲備。其次是要協調好智力結構。人的智力包括人的觀察、想象、思維、記憶等能力。觀察力是創新思維獲取材料的手段，記憶力是創新思維提取知識儲備的重要保證，而想象力是創新思維最有效的途徑。必須努力開發各種智力，使他們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協調發展。其三是要掌握培養創新意識的原理和方法。創新有其獨特的規律，培養創新意識也要有獨特的原理和方法。

2．牢固樹立現代信息意識。知識經濟也是信息經濟，將分析、接受、傳播和創造信息等功能融為一體，已成為時代對期刊的要求。獲得及時、準確、可靠、豐富而又有用的信息，掌握高科技信息處理的應用技術，是期刊編輯的基本功。期刊編輯工作者如果不搜集、存儲、占有大量的信息，就無法更新自己的知識觀念和思維方式，更談不上創新。那么如何提高期刊編輯獲取信息的能力呢?首先要求編輯必須有追蹤本專業前沿性課題的能力，不斷更新、充實個人的“數據庫”，使自己時刻保持對事物的敏感性，從而取得工作上的主動性。其次，要求編輯要有“新聞鼻”，即對各種信息的敏感性，不放過攝取信息的每一個渠道，在博覽群書中獲取，在學術會議上獲取，從與作者的接觸中獲取，從大眾傳媒中獲取，從讀者反饋中獲取，從其他刊物中獲取，從不經意的種種渠道中獲取，使自己成為期刊的“耳目”和“觸角”。再次是要求期刊編輯要熟練掌握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現代社會電子收稿、網上組稿、在機編輯和網上出版變成了期刊編輯的日常工作，信息處理節奏明顯加快，手工加工已無法適應越來越多的量與越來越快的節奏。信息只有通過現代化工具的傳輸才能得到共享。因此，對期刊編輯的信息素質要求，上了一個高的層次。

篇（4）

關于信貸配給現象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凱恩斯在1930年出版的《貨幣論》中強調“未被滿足的借方需求”是影響投資流的重要因素。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居于主流經濟學核心地位的“可貸資金”范式，簡單地把貸款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形作為“信貸配給”。類似的定義還有“均衡配給”和“動態配給”。關于信貸配給定義的這個說法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較為通行。這個定義仍然因循了傳統的供給――需求范式。

上世紀70年代末以后，根據信息不對稱范式和合約理論，經濟學家對于信貸配給有了新的認識，認為均衡信貸配給是當借方的借貸需求即使在滿足貸款合約中所有的價格和非價格條件的情況下也得不到滿足。更寬泛的定義如，信貸配給指的是這樣一種情形，由于市場利率低于市場出清的瓦爾拉斯均衡水平，信貸市場上出現了超額需求。下面結合我們的研究思路整理了已有的幾個信貸配給成因理論。

一、非均衡的信貸配給

在早期的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可貸資金理論在解釋信貸配給現象時，把發生在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配給行為歸結于銀行無法在上游資金市場上獲得足夠的資金，從而在下游的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資金市場上無法滿足借款人的借款需求而被迫采取的行為。

20世紀60年代后興起的“金融抑制”學派通過考察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提出了獨到的看法。他們認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趕超戰略和重工業化政策下，政府對金融市場進行直接或者間接的干預，對國家試圖扶植的投資項目采取優惠利率等措施，對其他的項目或者直接拒絕其貸款申請，或者在貸款數額和利率上施以苛刻的要求。

這兩種解釋都把信貸配給的原因歸結到市場之外的因素，將政策的影響放在首要地位。這種解釋同戰后流行的凱恩斯主義思想有一定的共通之處。

二、均衡的信貸配給

盡管信貸配給的非均衡解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對信貸配給的最合理的解釋，但這種解釋“畢竟有悖于經濟學傳統的‘最大化’范式”，許多經濟學家做了相當多的努力試圖回答“信貸配給究竟是不是理性的”這個問題。

最早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的是Hodgman。他從信貸風險入手構建了第一個均衡信貸配給的模型，在假定借貸雙方的信息完全相同，同一時間市場上只有一個借貸的標準合約的情況下，利率的上升，帶來的預期收益和借款人違約概率的遞增反映在信貸市場的供求曲線上，表現為“后向彎曲”的供給曲線。于是可能出現資金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不相交，也就是資金需求始終高于資金供給的情形。當面臨過度需求時，銀行必須有一種方式能夠給借款人排隊，于是就出現了配給。在Hodgman的基礎上考察并且發展出了“紅線注銷”的理論解釋。

另一種解釋從銀行和借款人的關系入手。用銀行和借款人的關系解釋了為什么銀行會對一些借款人提供低于市場出清水平的利率。在這些模型中，假定借款人在銀行擁有長期連續的存款賬戶，因此這些借款人得到了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優先權。進一步的解釋如，銀企之間的長期關系是一個隱性合約，銀行給予企業較低的利率，換取長期的合作關系，一方面是因為銀行可以從同企業的其他業務中獲得收入；另一方面是因為獲取一個新的借款人的信息是有成本的。企業則在這種長期的隱性合約中獲得未來資金需求增加時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貸款的承諾。

還有的理論認為信貸配給是一種價格歧視，壟斷的銀行通過將不同的借款人按照不同的標準分成不同的組，對不同的組要求不同的利率來最大化銀行的收益。他們認為，當存在對壟斷的管制（例如利率上限）時，某些組里被銀行認為高于平均風險的成員，這些借款人就可能面臨信貸配給。更一般地，這種配給只要面臨著制度上的限制從而銀行無法設置差別利率時，配給都可能出現。

三、不對稱信息與信貸配給

根據在整個交易過程中信息不對稱所發生的階段來分，信息經濟學對信貸配給的成因的解釋可以分為三種：事前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結果是逆向選擇；事中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結果是道德風險；事后信息不對稱，這種情形通常用事后有成本的狀態檢驗來解釋。值得指出的是，當引入信息不對稱假設后，傳統的瓦爾拉斯均衡的概念已經無法解釋新的現象。這是因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中，假定了所交易的產品的價格僅僅同交易的數量發生關系，所有的交易品都是同質的，或者至少在時間序列上是相同的。然而在信息不對稱的信貸市場上，信貸合約的質量在簽訂合約時是未知的，而只能在未來履約時顯現。于是，信貸合約的質量對于銀行或者貸款一方來說是不確定的，換而言之，信貸合約的質量不僅僅同利率有關，同時也同合約條款的規定以及各方履約行動有關。因而，在解釋信貸市場的均衡時，必須引入新的概念。博弈論的發展為信貸配給理論提供了新的均衡概念。如上面所提到的，信貸市場的交易包含著從締約到履約，是一個過程。在一般的商品交易市場上，交易的過程只包括了談判締約到交割，相對來說，這個過程比信貸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交易要短。信貸市場的交易實際上是多時期的行為，因此，序貫均衡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應用于研究中。這個解概念比納什均衡更強，它不僅要求在最后一個時期雙方戰略是均衡的，更要求在每一個時期雙方的行為都是均衡的，或者簡單的說要求借貸雙方的行為在整個時間序列上都是理性的。分離均衡和混同均衡也是研究中經常使用的兩個概念。

80年代以后的研究，實際上是成因和解決方法相結合的研究，在這些文獻中，側重于考察不同假定下信貸市場上是否能出現分離均衡。顯然，如果在某種合約安排下信貸市場呈現出分離均衡的話，信貸配給現象就找到了解決方法。

在信貸市場上引入信息不對稱假設的努力最早由Jaffee和Russell做出，之后Stiglitz和Weiss（簡稱SW模型，下同）的模型為未來該領域的發展打下了框架，信息不對稱假設下的信貸配給模型在前兩種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下的模型可以以這個模型為基準。作為最早的討論均衡條件下信貸配給的模型，SW模型是開創性的，同時也是不完善的。首先，模型假定抵押為零或者在一些版本中被外生決定了，借貸成為完全或者大部分的信用借貸，這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模型的適用性；其次，模型在對不同項目的風險度量和排序上采用了一階隨機占優，將不同的項目按照預期收益分組，這實際上將其他的可能用于鑒別和分組的特征排除在外，這一點受到了許多批評。如Riley認為，根據SW模型的邏輯，只要能夠將不同的借款人分成更小的幾組，那么當小組分得非常細小時，信貸配給反而不復存在。對于Riley的這個評論，Stiglitz和Weiss回應說，他們的模型僅僅表明一種可能性，換而言之僅僅是必要性而不是充分性。

作為對SW模型的擴展，Bester將抵押作為一個內生變量引入了模型。Bester考察了當借款人風險中性時以利率和抵押為兩個內生化的同時發生變動的變量去鑒別借款人類型的情形。Bester的思路是，如果摒棄外生的標準化合約，而采用內生化利率和抵押的貸款合約之后，借款人的自選擇作用能夠將不同類型的借款人分離出來，即存在分離均衡，那么信貸配給可能就不存在；但是倘若存在的是混同均衡，那么銀行隨機化選擇貸款對象從而配給掉其他看起來一樣的貸款申請者，即信貸配給就是合理的。Bester認為，高風險的借款人總是傾向于“低抵押高利率”的合約，而低風險借款人則偏好“高抵押低利率”的。在這個模型中，Bester指出了在使用更多的鑒別信號的情況下，這兩種均衡都可能出現，無疑這個假說對信貸配給理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指出了未來的發展方向，然而可惜的是Bester并沒有對均衡的存在性做出證明。

盡管后來的一些研究都聲稱通過利率和其他一些信號能夠實現分離均衡，但是信號傳遞中分離均衡的存在性還是有待證明的。當存在多維信號傳遞時，均衡的存在性變得非常復雜。一維信號傳遞模型區別不同類型的個體是通過假定不同個體在傳遞同一個信號時所付出的成本不同實現的，把信號傳遞從一維擴展到多維，問題變得非常復雜。現有的結果只能證明，多維信號傳遞的分離均衡僅在信號傳遞的成本函數為連續擬凸型時才可能存在。

道德風險的概念最早在研究健康保險市場的文獻中提出。在信貸市場上的應用最早在SW模型中。利率一方面對借款人有一個甄別作用，另一方面利率也影響了借款人借款后的行為。銀行對借款人得到貸款以后的行動沒有或者只有有限的控制，于是就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對于道德風險對信貸配給成因的討論基本上是一致的。引入抵押條款以后，違約的可能性隨著抵押品價值的提高而下降，即借款人會選擇低風險項目。也就是說，抵押降低了借款人道德風險的可能性。

另一個研究的路徑是有成本的狀態檢驗，這條研究路徑由Townsend1979年的論文開創。他們認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固然是信貸配給的重要原因，借貸合約的條款，特別是當借款人違約時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角度而言，如果某個項目未來收益的分布對于借貸雙方是共同信息，同時所有的借款人是同一的（在SW模型中，借款人被假設為不一致的，借款人知道自己的類型而貸款人不知道，于是對于某個項目的可能收益對于雙方而言就是不對稱的信息），借款人投資于某個有風險項目的最終收益對于他自己是清楚的，但是對于貸款人就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去獲知。由于此，借款人有可能聲稱項目收益為零，從而獲得全部剩余，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貸款人在事后可能通過檢驗項目最終收益而保證自己的收益。但是檢驗行為有成本，貸款人是否行使這個權利成為成本和收益之間的一個權衡。

[參考文獻]

篇（5）

中小企業在融資過程中碰到的最大問題是中小企業和金融市場之間、金融中介之間存在著信息收集、分析和傳播方面的障礙，因此，中小企業在金融市場上融資有規模不經濟問題，在債務市場上融資會面臨信貸配給問題。通過分析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如何引起金融中介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采取信貸配給，進一步分析緩解信貸配給的理論方法，是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特別是債務融資困難的基本方法。

(一)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

信息不對稱是指一方擁有相關的信息而另一方沒有這些信息，或者后者擁有的信息沒有前者多，從而對信息劣勢者的決策造成很大影響。在金融市場上，借款者一般比貸款者更清楚投資項目成功的概率和償還貸款的條件及動機。正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交易中就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就可能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羅斯查爾德(Rothschild)和斯蒂格里茨(stigliz,1976)通過對保險市場的研究得出，在保險費率給定的價格水平上，高風險的投保人將購買更多的風險，而低風險的投保人將購買更少的風險，由此導致高風險的消費者把低風險的消費者趕出保險市場，產生逆向選擇行為。而對于信貸市場，由于信息不對稱，銀行不能區分高風險與低風險的借款者，從而會選擇一個對自己有利的盡可能高的利率進行信貸配給，但利率的逆向選擇效應，使得借款者發生分化，從而把高質量的借款者擠走，而留下低質量的借款者，或者較高的貸款利率誘使企業去選擇風險更大的投資項目，銀行面臨著更大的還款風險。

在借貸市場，道德風險是指那些愿意支付較高利率的借款者，可能會選擇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項目，即高利率對項目進行資產投資的借款方所持風險的刺激作用，會鼓勵企業(借款方)從事成功率不高，但一旦成功收益很高的項目，從而會加大銀行貸款風險。

(二)信貸配給

國外學術界對于信貸配給的生成機制有著各種理論解釋，其中斯蒂格利茨等人以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為基礎所建立的理論模型最具影響力。斯蒂格利茨和韋斯(stiglitz＆Weiss，1981)在關于信貸配給的經典文獻中指出，在信貸市場上，當銀行不能觀察借款人的投資行為而引起信貸風險時，提高利率以補償風險反而會使低風險的借款人退出市場的逆向選擇行為，但并不能使高風險的借款人減少借款。銀行寧愿選擇相對較低的利率水平而拒絕一部分貸款要求。這樣，就產生了信貸配給問題。由于中小企業普遍投資風險較高，所以，他們自然就成了信貸配給的犧牲者。

惠特(Whette,1983)的信貸配給模式拓展了斯蒂格利茨等人關于借款人在風險厭惡的條件下信貸配給機制的理論。他指出，在借款人風險中性的條件下，銀行的抵押品要求也可能成信貸配給的內生機制，因為對于風險中性的借款人而言，抵押品要求的增加，同樣可能引起逆向選擇，從而減少銀行的期望收益。

貝斯特(Bester，1985，1987)的論文進一步討論了抵押品在信貸配給中的作用，貝斯特認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時作為銀行分離貸款項目風險類型的甄別機制，即銀行可以通過企業對抵押品數量的變動的反應敏感程度來分離高風險和低風險的貸款項目。

(三)銀行對中小企業的關系型融資理論研究

關系型貸款，這是指銀行的貸款決策主要基于通過長期和多種渠道的接接所積累的關于借款企業及其業主的相關信息而做出。在關系型貸款下，銀行的信息積累既可以通過平時辦理企業的存款、結算和咨詢業務而附帶地取得，也可以從企業的利害相關者(股東、債權人、員工、供應商和顧客等)以及企業所在的社區獲得；這些信息不僅涉及企業的財務和經營狀況，還包含企業的社會信譽和業主的個人品行。由于關系型貸款不拘泥于企業能否提供合格的財務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適合于信息不透明且資產少的中小企業。

二、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約束根本原因分析

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且，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普遍存在的政府強制性制度供給的外生性是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根本原因。

(一)形成了以大銀行為i的高度集中的外生性金融體制

作為一種外生性制度供給而建立起來的國有大銀行體系，其服務領域和對象理所當然地要遵循政府的偏好，另外，股份制銀行大多是依托某種政府部門的背景建立，并未實現真正的政企分開。由于地方政府通過提供明確的、不明確的擔保或其他方式來鼓勵銀行貸款給國有企業，從而使銀行預期政府是最終償付人，而這種貸款分風險的不對稱性，使得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申請采取歧視的態度。

(二)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導致了信貸緊縮．從而引起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

由于近幾年我國政府對金融部門的改革和整頓的力度較大，許多中小金融機構正處于整合的過程中。伴隨著中小金融機構數量的減少，相應地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就會減少。此外，由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嚴重，我國政府為了降低不良貸款的比率，放貸更加謹慎，這使得即使很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也很難獲得新的貸款。

(三)政府實施的強制性制度供給效果并不理想

針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問題，我國政府通過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以彌補制度供給的不足，但其有效性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當強制性制度違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則，即強制性制度與一些人(或部門)的利益不一致時，這些人(或部門)就可能不按這些制度去規范自己的行為，使制度執行很難有效率。

(四)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誘致性制度供給不足

目前我國所存在的嚴格的金融管制對誘致性的制度變遷產生了一定的阻力，例如，對面向中小企業服務的成長性中小銀行的市場準人的限制。又如，針對金融租賃業以前的混亂狀況，央行于2000年將金融租賃公司的注冊資本規定為5億元，市場的準入門檻一下子提高了許多，這就使得適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租賃業發展緩慢。于是，各種誘致性的制度供給由于政府所實行的強制性制度而減少了。

三、構造我國中小企業金融支持體系框架

(一)構建我國中小企業金融支持體系的核心原則

鑒于我國的特殊國情，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問題，提高中小企業融資制度效率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倡導或組建各種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而在于營造內生性中小企業融資制度成長的環境。主要通過中小企業相互之間的資金流動與組合，激勵與約束的矛盾運動，自發地去尋找解決其資金供求矛盾的方法和途徑，政府的扶持僅通過其內在因素而發揮作用。

(二)我國中小企業金融支特體系的框架

1．切實提高中小企業競爭力

不同規模的企業都有其最適合生存的領域，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都具有存在的價值和空間，在社會經濟中有各自的生態位，中小企業的關鍵是要提高競爭力。中小企業要從品牌和企業自身經營素質兩方面人手，建立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發展體系。

2．建立多元化的間接融資體系

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及直接融資市場體系發育晚的現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間接融資將是成長性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因而，要解決成長性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適應經濟主體多元化的實際，必須構建多元化的間接融資體系。發揮國有商業銀行的主渠道作用；放開市場準入，大力發展各種中小金融機構；促生民間金融機構，發揮民間資本市場功能。

3．拓展適合成長性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體系

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程度時，就要進入資本經營階段，必須借助直接融資才能發展壯大，這是企業發展的規律。我國的中小企業過度依賴于金融中介的間接融資，既限制了融資規模，又增加了融資成本，也不利于中小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科技創新。另外，間接融資體制以安全性為前提，向風險性科技型成長性的中小企業投資少。因此，應當開辟多種形式的籌資渠道，允許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市場。

4．建立完善信用管理體系

篇（6）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

Stiglitz(1981)認為，由于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會引起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所以銀行的貸款供給不一定是貸款利率的單調增函數，在競爭均衡下也可能出現信貸配給(S—W 模型)。這樣，即使銀行可貸資金有剩余，也不愿意按高利率放貸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損，即在配給中得不到貸款的企業，即使愿意出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貸款。

Whette(1983)修改了“S—W模型”關于借款人為風險厭惡者這一假設條件，并認為，在借款人風險中性的條件下，銀行的抵押品要求同利率一樣可以成為信貸配給的內生機制，從而減少銀行的期望收益。

Bester(1985，1987)的論文進一步討論了抵押品在信貸配給中的作用。Bester認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時充當銀行分離貸款項目風險類型的甄別機制，即銀行可以通過企業對抵押品數量變動的反應敏感程度來分離高風險和低風險的貸款項目。

(二)國內研究

王霄、張捷(2003)在上述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引入了抵押機制和企業規模因素，建立了新的理論模型，從而使均衡信貸配給理論更加貼近不同規模的企業在貸款可得性上存在明顯差異這一客觀現實。通過考慮貸款抵押品的信號甄別機制和銀行審查成本對貸款額的影響，將借款企業(項目)的風險類型、資產規模與能夠(愿意)提供的抵押品價值量相聯系，從而使抵押品和企業規模成為了均衡信貸配給中的內生決策變量。

張杰(2000)從我國中小企業大部分是民營經濟的情況出發，認為民營經濟一時無法在國家控制的金融體制中尋求到金融支持。解除民營經濟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營造內生性金融制度成長的外部環境。只有內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發展才不致于損害民營經濟可貴的內源融資基礎。同時，他還認為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在確保其內源融資機制的前提下，可發育內生性的橫向信用聯系。因此，鼓勵民營經濟自身出資組建金融中介機構勢在必行。

林毅夫、孫希芳(2005)從中小企業在融資中依賴“軟信息”的客觀現實出發，得出結論：只有便于獲取并處理“軟信息”的金融交易主體才能克服中小企業融資中的信息不對稱難題。他們認為，非正規金融部門通過各種人緣、地緣關系較易獲得臨近的中小企業的信息。因此，在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方面具有信息優勢，而正規金融的信息獲取方式和信貸決策機制使得正規金融部門在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方面處于信息劣勢。

二、我國傳統擔保模式簡述

目前，我國擔保機構主要有三種：一是政府出資建立的擔保機構，主要面向符合政府產業導向、政府重點扶持的中小企業；二是行業協會性質的互助擔保機構，主要服務于協會內部的企業；三是私人建立的商業性擔保，服務的企業類型廣泛。前兩種擔保機構帶有濃厚的政府色彩，具有產業導向性強、進入的門檻較高、企業獲得擔保的門檻也較高等特點；第三種擔保形式雖然不具有上述特點，但其擔保很難得到銀行的信用。

從傳統的擔保來看，擔保機構自身經營也存在著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風險與收益不匹配。由于銀行的優先權，對于符合要求的企業，其可直接采取信用、抵押、質押等措施向企業放貸，而真正尋求擔保的，往往是那些經營狀況不盡理想、資信程度低的企業，這就決定了擔保機構承擔著比銀行更大的風險。二是擔保篩選機制和擔保模式存在嚴重缺陷。理想的擔保機構應該是由大批專業人士組成，可以實現信息完全對稱，而現實的情況并非如此。不管是政府性質的擔保機構還是商業性擔保機構，都不是純粹的信用擔保，而必須設立嚴格的反擔保措施。但擔保機構對風險的調查能力有限，并且不具有銀行所具有的天然優勢。所以，他們為了控制自身的風險，只有通過要求企業提供足額的抵押品等措施來補償擔保的風險，且抵押標的一般是廠房、土地、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而這些恰好是大量中小企業的軟肋。因此，這種經營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擔保機構存在的本來價值。

三、內生性互助聯保融資模式研究

(一)內生性互助聯保融資模式概述

中小企業之間內生性的互助聯保融資模式，是由需要向銀行貸款融資的企業自己尋找合作伙伴并結成聯盟，集體向銀行貸款的一種行為。在模式中，任何一家企業都由聯盟內其他企業共同為其擔保，如到期無法歸還貸款，則需他們共同為其還款。相關主體關系如圖1所示(虛線箭頭表示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融資，實線箭頭表示企業之間的相互擔保，承擔連帶責任)。

(二)內生性互助聯保模式運作機制

如前所述，大量中小企業由于缺乏足夠的抵押品或者規模較小等原因，被排除在了傳統的擔保貸款范圍之外。但是，這些企業往往掌握有核心技術，或者具有獨特的商業模式等等。因此，在內生性互助模式下，這些小企業會互相尋找合作伙伴，爭取互助聯保融資。在多重博弈后，會形成大量優質中小企業的“強強聯合”。當然，也不排除一部分風險巨大的劣質中小企業“弱弱聯合”，企圖集體取得銀行貸款然后聯合違約的情況。這就需要進一步篩選，也就是銀行的甄別。

經過前期企業之間的初步篩選，已經形成了“強強聯合”或者“弱弱聯合”。因此，銀行的篩選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各企業是否滿足基本的互助聯保融資門檻，如企業前期經營狀況、是否有重大違約記錄等；二是組合的各企業之間的關系，是否均是獨立經營法人，彼此之間是否存在互相參股等情況；三是企業的償債能力考察。由于前期企業的自由組合，經過彼此之間的相互博弈，組合的企業大多經營實力、風險大小相近，這就是互助企業彼此組合博弈的信息發現功能，為銀行的審查帶來了規模效應，節約了部分審查成本。通過銀行的審查，“弱弱聯合”組合被剔除。

組合一旦通過銀行審查，順利得到貸款融資，組合內部的企業之間就會進行互相之間的監督，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會對經營有困難的企業給予適當的支持和幫助，以減少其經營失敗違約的可能。這樣，中小企業聯合起來，不僅共同聯合爭取到了貸款，更是將這種聯合帶到了整個生產經營活動中，有助于彼此的發展壯大。

(三)內生性互助聯保融資模式中交易成本分析

對內生性互助聯保融資模式交易成本，從企業和銀行兩方面來分析。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交易成本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篩選和監督合作伙伴的成本，由于都是中小企業的合作，如前所述，他們彼此的篩選比銀行或第三方擔保機構更具有針對性，更容易以較低的成本真實地了解對方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前景等重要信息；二是申請銀行貸款審查的時間成本，企業之間前期的彼此篩選，節約了銀行審查的工作量，由于沒有經過第三方擔保，縮短了業務鏈條，有助于審查時間的節約和效率的提高；三是銀行的貸款利息，由于沒有通過第三方擔保，企業不必繳納額外的擔保費用，這直接節約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即使銀行會對這樣的貸款方式作一定的利率上浮，只要還在企業的預期融資成本范圍內，這樣的融資方式也為企業打開融資渠道帶來了便利。

從銀行的角度來看，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銀行的貸款審查成本，相對于通過第三方擔保貸款而言，在企業互助聯保貸款模式下，銀行的審查任務相對增加，但是收益也會隨著所承擔風險的增加而增長；二是貸款后的監督成本，由于企業之間利益的聯動促使他們在貸款后有足夠的動力互相監督和扶持，并且他們相互之間密切的業務往來也使他們有最佳優勢做好彼此的監督工作。

四、互助聯保模式實證檢驗

在我國，中小企業互助聯保模式有初步的嘗試。其中最成功的案例要數中國建設銀行浙江分行和阿里巴巴公司合作推出的網絡互助聯保。只要滿足：工商注冊時間滿18個月或企業主本人從事本行業5年以上；上年經營無虧損；3家或3家以上的企業組成一個聯合體并承諾互相為聯合體內其他企業擔保，都可以申請貸款，貸款額度從3萬元到200萬元不等，如果一家企業到期無法歸還貸款，則需要另外兩家共同替第一家還款付息。

此業務一推出，得到了大批急需貸款融資而又苦于無法獲得擔保機構擔保的中小企業的熱烈響應。不到一年，建設銀行浙江省分行通過阿里巴巴已經為兩百多家中小企業發放了5.7億元的無抵押、無第三方擔保貸款。

同時，他們設置了嚴密的違約處罰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一旦企業出現違約，無法歸還貸款，阿里巴巴會在網上封殺該企業；二是一種和搜索引擎相聯系的懲罰方式。一旦某家企業違約，公眾只要搜索和該企業有關的關鍵詞，搜索結果頁面的最下方會有個溫馨提醒，披露企業的違約信息。

通過這樣的機制設計，使貸款企業違約的成本遠遠高于貸款本身。這對于正處于創業期和成長期，視自身信譽為生命的中小企業來說，無疑很好地防范了道德風險。

上述只是違約后的懲罰機制，但是建設銀行和阿里巴巴共同關注的是在貸前、貸中、貸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體系，將風險最大可能地降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企業第一還款來源。為此，阿里巴巴根據客戶在網上的記錄設計了一套篩選流程。同時，還在研究一套測偽系統，通過與工商稅務、水電、專業互聯網等平臺對接，經模型測算，對客戶信息的真偽作出初步判斷。

參考文獻

[1] 巴曙松，等.2006年度中國擔保業監管研究[C].2006中國擔保論壇(論文集)，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2] 林毅夫，孫希芳.信息、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J].經濟研究，2005.7.

篇（7）

西方經濟學對信貸融資模式與風險的研究

西方經濟學分別以信息不對稱、生命周期、不完全合約等角度對信貸融資模式及風險進行了研究。

（一）信息不對稱角度的研究

Masako Ueda（2004）從項目評估、篩選與所有權獨占角度的研究得出結論：信息不對稱和產權保護水平決定了企業選擇銀行融資還是風險資本融資。產權保護越弱，信息不對稱越弱，企業越愿意選擇信貸融資。

Massimo G. Colombo（2006）研究了信貸市場的不完善程度，發現信貸融資金額偏小，而初創階段高科技公司的每一筆私人股權融資金額要比信貸融資金額大得多。高科技中小企業缺少抵押、擔保，巴塞爾協議II客觀上強制性地使銀行將這些初創公司定為高風險級。銀行審查流程判斷公司業務計劃的完善程度和創業人員的能力，從而發放貸款。由于篩選和監控高科技初創公司困難大，成本高，銀行就通過減少貸款金額來限制暴露的風險頭寸。要改變這種狀況，除了要減少信息不對稱，如高科技初創公司的運營更加透明，創業項目的預篩選，不需要銀行面向高科技公司信貸風險的積極態度等。

郭嘉（2004）指出，近30多年來，發達國家銀行為解決“信息不對稱”，創造了多種信貸評估技術（如信貸評分、抵押品價值分析和管理）、多種金融服務產品（如信貸承諾、應收賬款融資）以及多種信貸風險控制技術（如信貸配給、契約管理、期限管理、長期關系、信息共享、貸款定價）等。

謝沛善等（2009）認為關系型貸款有利于克服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銀行獲取企業信息的成本，提高獲取信息的質量，從而達到降低貸款利率，提高貸款質量的目的。

陳玉娟等（2009）在肯定抵押和擔保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倡議：其一，知識產權、股權、企業固定收益都可以質押。其二，建立評級體系，獎勵守信單位，并懲罰失信單位。其三，建立科技交流平臺，利用現代交流工具降低交流成本，增加交流頻率。

仲玲（2006）研究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理論與實踐時發現，科技型中小企業集群比一般分散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具有眾多優勢例如交易成本優勢、外部經濟優勢等，特別是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

（二）不完全合約角度的研究

Jensen M C等（1976）指出，債務契約賦予債權人的特定權力將會產生成本，包括監督成本、破產重組成本，以及機會成本等，人們可以通過契約的設計和履行降低成本，消化風險。Ahgion P.等（1992）提出，控制權應該分配給創業者，并且使用優先股融資。目前這種觀點已經演化成通過可轉換債券融資，以保證在融資的前一階段的控制權為創業者掌握，而同時又考慮到投資者的后期利益。

秦興俊等（2009）、謝濤（2009）將高科技創業形式分為三種，專利人不參與管理、專利人參與管理、專利人創業。不同的創業形式有著不同的契約安排，不同的契約安排影響著公司治理結構和企業家精神的發揮。

為了獲得外部資金的支配和使用權，企業家必須將一部分產權讓渡給外部投資者。企業家讓渡“剩余優先索取權”和“贖回權”，留下了“最后剩余索取權”。而企業剩余索取權的實現與否最終要看控制權（決策控制權和經營決策權）的配置和執行狀況。資產專用性和非人力資本投入大的人（Williamson，1975；Dow，1993）和團隊中處于監督地位的人（Alchian，Demsetz，1972） 應獲得“決策控制權”，要素貢獻估價難度大、更不易觀察和確認從而也更難監督的人（Holmstrom，Tirole，1989；張維迎，1996），間接定價成本高的人（楊小凱，黃有光，1994）和最能影響企業資產價值變化的人（Barzel，1997） ，應該獲得“經營決策權”。

馬永強（2004）將人力資本分為技術創新型、管理創新型和投資創新型三種。合約對人力的資本的激勵較為困難，風險與收益的分攤較難。因為有限理性（西蒙，1961；阿羅，1974）、交易成本和機會主義三者導致了不完全合約。創業者和銀行在合作前以及合作過程中盡量降低他們之間的交易成本，即最小化事前的簽約成本與事后的激勵成本之和。

（三）生命周期角度的研究

20世紀70年代，C Weston & Brigham提出了企業金融生長周期理論。葉山梅（2007）分析了不同成長階段的高科技中小企業的融資策略。種子期和成長期的“資金互助會”融資是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資金互助會”將很多中小企業費集中起來，然后按照短期、小額的方式進行放貸，入會的會員都有機會申請到數倍于會費的貸款。成長期可以利用票據貼現融資，以及商品與貿易融資。成熟期可以申請銀行貸款，以私募或可轉換債券等形式發行債券。

高科技中小企業的信貸融資模式及風險

將現有信用風險模型進行整理，得到圖1。

（一）專家分析法

“5C”包括：信用（Credit）、品質（Character）、企業能力（Capacity）、資本實力（Capital）、抵押物（Collateral）。

“5P”包括：個人條件（Personal）、目的因素（Purpose）、償還條件（Payment）、保障條件（Protection）、前景預測（Perspective）。

“5W”包括：借款人（Who）、借款用途（why）、還款期限（When）、擔保物（What）和如何還款（How）。

（二）統計方法

Altman & Narayanan（1997）提出了Z-score模型：Z=1.2X1+1.4X2+3.3X3 +0.6X4+1.0X5。其中，X1，X2，X3，X4，X5分別為營運資本/總資產比率，留存盈余/總資產比率，息稅前收益/總資產比率，股權的市場價值/總負債的賬面價值比率，銷售收人/總資產比率。

（三）人工智能

神經網絡方法包括模式神經網絡（MNN）、概率神經網絡（PNN）、擴展的學習向量器以及多層感知機（MLP）。Coats& Fant（1993）、Odom& Shard（1990）采用美國銀行信貸數據，建立了神經網絡信用評分模型，實證認為神經網絡方法預測效果很好。

（四）非指標模型

Majd et al.（1987）討論了分階段投資期權的定價問題。在銀行信貸評估方面，楊輝（2005）從銀行角度出發，探討了實物期權在信貸評估過程的作用。王文柯等（2010）則針對項目信貸，詳細介紹了分階段信貸期權價值的計算方法。

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將失業率、經濟增長率、長期利率等當前宏觀經濟變量的值與違約率和信用等級轉移概率聯系起來。違約概率是一個變量為宏觀經濟變量的Logistic函數：

。式中，X1、X2...X是宏觀經濟變量。

Credit Risk+模型是瑞士信貸銀行金融產品部開發的信貸風險管理系統。債務人要么違約，概率P，要么不違約，概率1-P。不同債務人是否違約彼此獨立，整體違約數目服務泊松分布。CSFP Credit Risk+模型利用了財險精算的計算風險的方法。

KMV模型是美國舊金山市KMV公司于1997年建立的用來估計借款企業違約概率的方法。它利用Black-Scholes期權定價公式，根據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資產價值的波動性、到期時間、無風險借貸利率及負債的賬面價值估計出企業股權的市場價值及其波動性。對于本研究來說，該模型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即對于那些還沒有上市的高科技中小企業來說，無法應用該模型。

（五）綜合分析

馬欣等（2009）從風險定義、風險驅動因素、信用變動、回收率、數值方法等方面比較分析了VAR、Credit Portfolio View、CSFP Credit Risk+、KMV等風險管理方法的異同，并將實物期權引入了信貸風險評價，而分階段信貸就是一種期權。對于將實物期權思想引入分階段信貸，還有徐冬冬（2009）。

韓崗（2008）提出了我國中小企業信用風險度量模型，有個體因素、地區、行業、宏觀經濟因素四個因變量，行業i、地區r的企業j在第t年的違約概率Pj，i，r，t是自變量。

云俊等（2006）在做信貸風險評估時，既考慮了定性因素，也考慮了定量因素，共七大類因素。主客觀評價后得到23個評估點的值，再利用層次分析和模糊綜合評價方法最終得到一個唯一的數值。根據數值大小所在的區間，可以對風險做出判斷。

政府主導的信貸風險宏觀配置體系

（一）政府引導的主要模式

投資公司模式，如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服務有限公司形式。肖卓（2005）提出政府資金為引導，企業自籌為主體，銀行貸款為后盾，并以深圳為例。1996年，在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引導下，深圳的絕大多數高新技術企業都建立了研究開發機構，研究開發支出占銷售額從3%（生產型）到10%（開發型）。深圳市的博士后流動站也設在企業。印度的政府投入占R&D投入的90%，這意味著我國也應要加大政府對高科技的投入。

科技金融機構模式。Dorothea Schafer、Axel Werwatz、Volker Zimmermann（2004）研究了德國政策性科技金融機構KFW向金融中介發放再融資貸款的資助機制。銀行按照KFW的條件發放高科技貸款，VC、私人投資者、銀行、公司可以向高科技企業進行權益投資。

董彥嶺（2000）詳細研究了中小企業政策性信貸擔保機構。對信貸擔保公司普遍缺乏規范的擔保保證金制度、再擔保制度、集體審核制度、風險內控制度、運行監測制度、代償制度和債務追償制度，以及擔保過程中的行政指令、人情擔保現象表示憂慮。

小企業管理局模式。范肇臻（2008）在研究美國國防科技工業的金融支持時，發現以下規律：

小企業管理局（SBA）與全國7000多家商業銀行合作，直接發放貸款、協調貸款或是擔保貸款。這些貸款，從3-5年甚至到25年。1993年，美國通過一個法案，規定銀行向風險企業貸款可占項目總投資的90%。如果風險企業破產，政府負責賠償90%，并有權拍賣風險企業資產。美國每年用于國防科研的資金占國防費的10%左右，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與國家研究發展經費的10%要用于小企業的技術開發。

政府提供綜合服務的模式。倪杰（2008）認為政府要：確保各種融資渠道和融資市場發揮作用的法律法規體制及市場維護制度，放松養老金、保險金等的投資限制，以擴大創業資本的供給，創新公司制度，允許設立有限合作制公司等。在信息服務體系方面，減少信息不對稱，增加交流機會。例如建立創業投資者網絡，設立高新技術企業風險評估機構，制定為企業進行技術定級的標準和辦法等。

（二）比較研究

企業信用擔保模式的比較研究。潘楚楚等（2007）利用張卓琳（2005）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理論模型假設，推導出在政策性擔保機構、互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中，互擔保機構較為有效的結論。

中英中小企業融資的對比。Javed Hussain等（2006）在對比研究中英兩國的中小企業融資時發現：在企業發展的前五年，英國人更多地依靠金融機構，而不是自己的儲蓄。按照“啄食順序”理論（Holmes and Kent，1991；Scherr et al.，1990; Mayers，1984），中小企業的融資順序是：個人金融資源、短期借款、長期借款、權益融資。中國由于缺乏長期的、系統的、統一和相對獨立的中小企業發展戰略和政策體系，難以向金融機構融資，其社會服務系統需要升級，稅收需要改善。

對現有國內外研究的評述

可行的高科技中小企業融資模式是建立在風險控制的基礎上的，需要宏觀配置、微觀技術、合約等方面關鍵要素的組合，以緩解甚至解決信貸融資風險問題。但目前缺乏這方面的綜合研究。

一方面，發達國家如美國有著先進的信用風險模型評估風險，為市場服務，另一方面，政府也有著宏觀進行風險配置的機制，再加上不完全合約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所給予信貸雙方的指引作用，從理論上說，高科技中小企業信貸融資規模能夠得到提升，風險能夠得到控制。這些值得我國借鑒。

高科技中小企業信貸融資模式，我國仍處于政府與市場皆不完善階段，美國處于政府市場皆比較完善的階段。對于從不完善階段過度到完善階段的問題，應完善政府宏觀配置信貸風險的機制，為市場發育配置信貸風險的能力撐起一片空間。在一定的條件下（這個條件是需要我們研究的），市場配置信貸風險的能力得到發育，如市場公平競爭、市場規模足夠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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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歲之時，先后推出的三篇論文――《兩部門經濟中的異質性資本品配置》、《風險條件下的收入、財富和資本利得稅效應》和《對莫迪利亞尼－米勒定理的審視》已經敏感地意識到產品的“非同質性”（heterogeneous）、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對經典理論諸多假設前提的挑戰。此后，作者的一系列文獻都集中于信息不對稱、風險和激勵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問題。

賈菲和斯蒂格利茨于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給》，作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編的《貨幣經濟學手冊第二卷》，其中以專門章節闡述了信用配給在宏觀經濟學以及貨幣經濟學中的重要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獻中，作者歸納了自1919年以來霍特里（Hawtrey）的觀點，明確提出了貨幣經濟學的兩大對立學派――貨幣（或貨幣主義）學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學派（credit school），認為兩者的基本差別在于貨幣政策出發點的不同，前者以貨幣供應量為基礎；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為基礎；這一差別導致了兩大學派在貨幣政策衡量、貨幣工具運用和貨幣政策職能定位上的根本區別。

事實勝于雄辯，思想歷程的逐步成熟必須立足于實踐檢驗。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準則。如果說，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賈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學術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覺基礎上的話，那么本書一方面是對其30年學術思想的延續和拓展，另一方面則更注重實證依據和政策運用。在全部16章中，本書一半的篇幅討論了基于信貸可得性的貨幣經濟學所引申出的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含義，以及金融市場自由化、銀行部門風險與重組等政策問題；并以美國經濟周期和亞洲金融危機論證微觀面因素對貨幣和商業周期的影響。而這些恰恰是貨幣學派的軟肋。

更為有趣的是，作者專門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貨幣理論兩大應用問題。

篇（9）

一、國內外中小企業融資的現狀分析

縱觀全球，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都是國民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推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技術創新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雖然中小企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可，但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仍屬于弱勢群體，其發展面臨著許多的困難。據亞太經合組織的統計，全球中小企業的發展普遍面臨五大困難（資金融通難、人才引進難、市場準入難、信息共享難和科技應用難），而首當其沖的就是融資難問題。

從融資方式上來看，中小企業采用的融資方式一般有兩種：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在企業內部通過留存收益和折舊等方式融通資金的融資方式屬于內源融資，內源融資能夠減少信息不對稱及其引起的相關激勵問題，降低融資成本。然而，內源融資能力是受到企業規模和盈利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外源融資又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直接融資是指企業利用股票、債券等融資工具，在資本市場上直接籌措資金。而間接融資則主要是通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中介。近年來，西方國家的商業銀行銀行在風險控制和信息的收集、分析技術方面的進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在我國，一方面，由于中小企業融資規模通常較小，信息披露成本高，中小企業沒有能力也不愿意在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另一方面，創業板市場和風險投資的主要對象是高科技、高成長性的中小企業，大部分中小企業并不具備這樣的特征，也難以承受其融資的高成本。使得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就只能以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間接融資為主。再加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還很不完善，除了融資渠道單一外，還存在著擔保體系不規范、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健全和公司治理結構還不完善等困境，因此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在我國顯得尤為突出。

二、大型商業銀行開展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相關理論的研究

世界各國的中小企業在融資時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困難，中小企業融資難已成為世界性的難題，國內外有很多專家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圍繞企業融資形成了很多理論。

眾所周知，信息不對稱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一個基本原因。在關于信息不對稱和由其導致的信貸配給問題的研究中，Stiglitz和Weiss（1981）的研究具有開創性。他們指出由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迫使大型商業銀行使用信貸配給而不是提高利率來使貸款需求和供給達到平衡。因此，信息不對稱是產生信貸配給的根本原因。在金融機構無法分辨借款人的風險時，有些企業即使愿意支付很高的利息也不能得到貸款。在國內，張捷和王霄（2003）的研究比較具有代表性。他們通過考慮大型商業銀行審查成本和貸款抵押品的信號甄別機制對貸款額的影響，將借款人的風險類型、資產規模和抵押品價值聯系在一起，建立了企業規模和內生化抵押品的均衡信貸配給模型。該模型指出在信貸配給中被剔除的主要是資產規模小于大型商業銀行要求的臨界抵押品價值的中小企業和一些高風險企業。該模型為更好地理解市場經濟及轉型經濟條件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提供了啟示。

由于中小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嚴重，并缺乏足夠的符合大型商業銀行要求的抵押品，加上貸款規模通常較小，使得中小企業貸款存在風險大、抵押難和成本高的問題。Strahan和Weston（1996）考察了銀行規模對中小企業貸款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銀行規模與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之間存在很強的負相關關系，大銀行通常更愿意為大企業提供貸款，而中小銀行更傾向于為中小企業貸款。

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決大型商業銀行發放貸款的風險與收益的平衡問題。只有風險和收益能夠平衡，大型商業銀行才會有為中小企業貸款的動力。國內對此問題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何自力（2006），他在對我國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和收益結構進行分析，并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水平和成本及風險調整后收益的關系進行研究后，提出了大型商業銀行開展中小企業貸款成本和風險調整后收益不低于其他優質貸款的建議利率水平。

三、大型商業銀行開展中小企業融資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大企業選擇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方式向以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均衡發展轉變，這必將使以大企業貸款為主的商業銀行盈利能力減弱，原本就有限的大企業客戶爭奪變得更加激烈。而由于直接融資對企業要求較高，大部分中小企業難以在資本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發展中小企業貸款就可以擴大市場份額，保證大型商業銀行收入的穩定增長。因此，正確認識自己的優勢，揚長避短，找準市場定位――服務于中小企業等實體經濟，將是大型商業銀行提高競爭力、求得生存與發展空間的一個重要策略。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大型商業銀行貸款定價的自大大加強，但貸款利率仍然要受人民銀行的下限管理。這對大型商業銀行來說是限制了大企業的議價空間，保障了大型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然而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一旦人民銀行放開利率管制的浮動下限，這些貸款的定價沒有了支撐，各家大型商業銀行為了爭奪優質客戶，大企業貸款的利率必將進一步下降，大型商業銀行對大企業貸款的盈利能力便會受到嚴重沖擊。然而，中小企業由于融資能力比較弱，而對資金的需求卻十分旺盛，一般愿意接受更高的融資成本。單筆貸款金額低是中小企業的一大特點，發生風險時，中小企業貸款的單戶損失率遠遠低于大企業貸款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開展中小企業貸款業務是調整銀行資產結構、防范銀行經營風險的理性選擇。

四、大型商業銀行開展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創新措施

（一）明確市場定位，立足于中小企業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銀行業的競爭越來越激勵，大型商業銀行要在激勵的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空間，就要進行準確的市場定位，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原則，把有限的信貸資源用于支撐更多的實體經濟增長上，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效能。我國正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型商業銀行充分發揮規模優勢，立足于帶動未來經濟的增長的中小企業，促進實體經濟沿著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科學發展。

（二）加強與中小企業的互動

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一個難題就在于銀企間的信息不對稱。其一，中小企業的信息不透明造成大型商業銀行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風險很高，通過加強與中小企業的互動，從多方面了解中小企業的真實狀況，可以降低開展中小企業貸款業務的風險。其二，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是大型商業銀行為其提供金融服務的基礎，大型商業銀行只有加強與中小企業的互動，深入了解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為其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才能更好地發展中小企業信貸業務。其三，大型商業銀行加強與中小企業的互動，讓中小企業更多地了解大型商業銀行有什么創新型的產品適合自己，改變中小企業對傳統的銀行信貸產品門檻高、效率低的印象，吸引一些有潛力的中小企業。

（三）發展關系型貸款

從各國的理論和實踐來看，發展關系型貸款在緩解中小企業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融資難問題上有著明顯的積極作用。我國大型商業銀行在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業務上應積極發展關系型貸款。首先，我國傳統的社會文化背景為發展關系型貸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次，一些中小企業具有明顯的地方產業特色，在某產業領域形成了產業集群，集群內的中小企業協作程度高、聯系緊密，減少了企業逃廢債務的可能性，降低了大型商業銀行開展中小企業融資業務的風險。同時，產業集群內的大量中小企業貸款可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抵消中小企業貸款業務收益成本不對稱的問題。

（四）積極探索高效的審批機制

中小企業融資有頻率高、需求急的特點。大型商業銀行要不斷改進與優化貸款審批流程，建立一套完善的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管理體系，可以提升小企業金融服務水平，同時有效控制了小企業信貸風險。大型商業銀行可以探索簡化貸款申請及審批流程，通過業務流程的標準化、規范化，提高業務的處理效率和對客戶的服務質量。

（五）豐富信貸抵押擔保手段

由于中小企業融資業務整體風險比較大，大型商業銀行往往要求中小企業提供擔保抵押作為第二還款來源以覆蓋風險。中小企業尤其是小企業大多處于起步階段，固定資產少，自身可抵押物不足，也很難找到有實力的大企業作為擔保人，抵押擔保難成為制約中小企業融資的一大障礙。而中小企業的生產設備、原材料、半成品、倉單、提單、應收賬款、專利權、著作權等成為抵質押物，使很多以往抵押手段不足的中小企業有了抵押貸款的新途徑。

（六）提供標準化的信貸產品

我國的中小企業數量龐大，要想更好地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就要為更多的中小企業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務。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時，根據其自身經營特點、對手企業特點、交易結算方式等條件所對應的類型提供標準化信貸產品。提供標準化的信貸產品，不僅針對性強、適用性廣，還可以大大提高服務效率，并且可以在全行推廣成功經驗，更好地實現為中小企業的服務。

五、結論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在促進經濟快速健康發展、解決就業問題等方面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針對我國大型商業銀行發展中小企業融資業務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有針對性的對策及建議。這些措施一方面迎合了中小企業“小、快、靈”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解決了大型商業銀行有關金融業務的風險、成本控制問題。總之，大型商業銀行在支持中小企業信貸融資方面很有優勢，并且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大型商業銀行可以在經營機制、管理體制、產品創新、業務流程創新、運行模式等方面進一步加強，完全可以有效支持我國中小企業等實體經濟的信貸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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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2間接融資。中小企業由于經營規模的限制以及我國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和不成熟，其間接融資過分集中于銀行貸款。在國有商業銀行加強金融風險防范的形勢下中小企業間接融資困難重重。首先，銀行貸款數量少。由于中小企業自身的不足國有商業銀行更傾向于將貸款發放國有大型企業致使中小企業從銀行獲得的貸款比例遠低于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比例。其次．信用擔保制度不健全使中小企業融資難。中小企業普遍存在經營規模小固定資產少等特點因而銀行貸款需要第三方提供擔保。最后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制不健全沒有專門的金融服務機構。

3直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近幾年隨著中小板的發展為中小企業開辟更為廣闊的融資渠道然而我國的股票融資機制還存在這許多的不足之處。首先IPO審核時間長、不可預測。雖然我國證券發行上市采用了核準制但仍以實質審核為主基本無法確定能否通過發審委的審核。其次發行上市門檻高、層次較單一。雖然深交所設立了中小企業板塊但與主板市場的區別不大只向多層次市場邁出了很小的一步。此外，我國債券市場的發展遠落后于股市和銀行信貸市場的發展其不發達程度在交易市場上表現突出1995年～1999年股票交易額占交易額的8356％，債券占1644％其中企業債券僅占233％。由于我國實行“規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級審批”的規模管理方式，中小企業很難通過發行企業債券來獲取資金。

二、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成因分析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因素主要分為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兩種情況。

1內部原因

(1)中小企業有較大的財務風險。凈收益理論認為企業債務融資的成本比股權融資的成本低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率會隨著企業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的選擇不同而發生變化企業更多地利用債務融資增加債務資本比例，會提高財務杠桿比例降低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率企業的市場價值相應提高。由此中小企業為了求得較低資本成本會盡量保持較高比例的負債。然而較高的負債水平，必然會使企業還本付息壓力增大從而導致較高的財務風險。

(2)中小企業信用道德風險高。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信息透明度低而且大多缺乏抵押品金融部門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依賴于中小企業的“軟信息”，因此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性更高。而且中小企業通常自有資本較少，面臨更為激勵的市場競爭虧損和破產的可能性更大。由于破產成本低自身沒有更多的商譽價值因此中小企業比大企業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性更大．破產逃債的動機更強，這在中小企業的融資的實踐中也得到了充分證明。

(3)權益資本成本過高。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在資本市場上融資要求融資規模大這樣與籌集到的大規模資金相比．發行費用微乎其微。而中小企業所需資金的規模一般偏小．發行費用相對來說很大，導致其在資本市場上等資難。

2外部原因

(1)中小企業融資的所有制歧視。長期以來．我國在資金配置方面存在著所有制歧視因素，融資渠道被國有銀行壟斷，銀行貸款完全為國有經濟服務。改革開放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長期計劃經濟思維模式不可能一下子隨著經濟體制變革而發生實質性變化，這個轉變需要更長的過程。國有銀行壟斷了資金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資本市場處于政府控制之下，這些金融機構主要為國有大中型企業提供資金中小企業只能從銀行得到很小一部分貸款。

(2)過度的金融管制。在市場不完全條件下金融機構不可能滿足所有人借款人的請求而會進行信貸配給。在金融過度管制下金融監管當局對金融機構風險控制的更為嚴格并且金融機構對風險也會更加敏感由于中小企業的信息不對稱與信息不透明更加嚴重從而它的風險也就會最高，從而中小企業將成為金融機構進行信貸配給的首要對象，甚至會拒絕給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服務。

(3)中小金融機構發展滯后．制約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從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結構上看中小企業對長期資金需求最為迫切金融機構即使給予貸款多為短期一般在1年以下這種短期資金只能作為企業流動資金運用而對于企業長期資金周轉和長期發展投資資金則無法滿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國中小金融機構數量過少實力和規模也不大使得中小企業的間接融資受到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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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

    stiglitz(1981)認為,由于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會引起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所以銀行的貸款供給不一定是貸款利率的單調增函數,在競爭均衡下也可能出現信貸配給(s—w 模型)。這樣,即使銀行可貸資金有剩余,也不愿意按高利率放貸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損,即在配給中得不到貸款的企業,即使愿意出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貸款。

    whette(1983)修改了“s—w模型”關于借款人為風險厭惡者這一假設條件,并認為,在借款人風險中性的條件下,銀行的抵押品要求同利率一樣可以成為信貸配給的內生機制,從而減少銀行的期望收益。 

    bester(1985,1987)的論文進一步討論了抵押品在信貸配給中的作用。bester認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時充當銀行分離貸款項目風險類型的甄別機制,即銀行可以通過企業對抵押品數量變動的反應敏感程度來分離高風險和低風險的貸款項目。 

    (二)國內研究

    王霄、張捷(2003)在上述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引入了抵押機制和企業規模因素,建立了新的理論模型,從而使均衡信貸配給理論更加貼近不同規模的企業在貸款可得性上存在明顯差異這一客觀現實。通過考慮貸款抵押品的信號甄別機制和銀行審查成本對貸款額的影響,將借款企業(項目)的風險類型、資產規模與能夠(愿意)提供的抵押品價值量相聯系,從而使抵押品和企業規模成為了均衡信貸配給中的內生決策變量。 

    張杰(2000)從我國中小企業大部分是民營經濟的情況出發,認為民營經濟一時無法在國家控制的金融體制中尋求到金融支持。解除民營經濟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營造內生性金融制度成長的外部環境。只有內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發展才不致于損害民營經濟可貴的內源融資基礎。同時,他還認為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在確保其內源融資機制的前提下,可發育內生性的橫向信用聯系。因此,鼓勵民營經濟自身出資組建金融中介機構勢在必行。 

    林毅夫、孫希芳(2005)從中小企業在融資中依賴“軟信息”的客觀現實出發,得出結論:只有便于獲取并處理“軟信息”的金融交易主體才能克服中小企業融資中的信息不對稱難題。他們認為,非正規金融部門通過各種人緣、地緣關系較易獲得臨近的中小企業的信息。因此,在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方面具有信息優勢,而正規金融的信息獲取方式和信貸決策機制使得正規金融部門在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方面處于信息劣勢。 

    二、我國傳統擔保模式簡述

    目前,我國擔保機構主要有三種:一是政府出資建立的擔保機構,主要面向符合政府產業導向、政府重點扶持的中小企業;二是行業協會性質的互助擔保機構,主要服務于協會內部的企業;三是私人建立的商業性擔保,服務的企業類型廣泛。前兩種擔保機構帶有濃厚的政府色彩,具有產業導向性強、進入的門檻較高、企業獲得擔保的門檻也較高等特點;第三種擔保形式雖然不具有上述特點,但其擔保很難得到銀行的信用。 

    從傳統的擔保來看,擔保機構自身經營也存在著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風險與收益不匹配。由于銀行的優先權,對于符合要求的企業,其可直接采取信用、抵押、質押等措施向企業放貸,而真正尋求擔保的,往往是那些經營狀況不盡理想、資信程度低的企業,這就決定了擔保機構承擔著比銀行更大的風險。二是擔保篩選機制和擔保模式存在嚴重缺陷。理想的擔保機構應該是由大批專業人士組成,可以實現信息完全對稱,而現實的情況并非如此。不管是政府性質的擔保機構還是商業性擔保機構,都不是純粹的信用擔保,而必須設立嚴格的反擔保措施。但擔保機構對風險的調查能力有限,并且不具有銀行所具有的天然優勢。所以,他們為了控制自身的風險,只有通過要求企業提供足額的抵押品等措施來補償擔保的風險,且抵押標的一般是廠房

、土地、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而這些恰好是大量中小企業的軟肋。因此,這種經營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擔保機構存在的本來價值。 

    三、內生性互助聯保融資模式研究 

    (一)內生性互助聯保融資模式概述 

    中小企業之間內生性的互助聯保融資模式,是由需要向銀行貸款融資的企業自己尋找合作伙伴并結成聯盟,集體向銀行貸款的一種行為。在模式中,任何一家企業都由聯盟內其他企業共同為其擔保,如到期無法歸還貸款,則需他們共同為其還款。相關主體關系如圖1所示(虛線箭頭表示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融資,實線箭頭表示企業之間的相互擔保,承擔連帶責任)。 

    (二)內生性互助聯保模式運作機制 

    如前所述,大量中小企業由于缺乏足夠的抵押品或者規模較小等原因,被排除在了傳統的擔保貸款范圍之外。但是,這些企業往往掌握有核心技術,或者具有獨特的商業模式等等。因此,在內生性互助模式下,這些小企業會互相尋找合作伙伴,爭取互助聯保融資。在多重博弈后,會形成大量優質中小企業的“強強聯合”。當然,也不排除一部分風險巨大的劣質中小企業“弱弱聯合”,企圖集體取得銀行貸款然后聯合違約的情況。這就需要進一步篩選,也就是銀行的甄別。 

    經過前期企業之間的初步篩選,已經形成了“強強聯合”或者“弱弱聯合”。因此,銀行的篩選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各企業是否滿足基本的互助聯保融資門檻,如企業前期經營狀況、是否有重大違約記錄等;二是組合的各企業之間的關系,是否均是獨立經營法人,彼此之間是否存在互相參股等情況;三是企業的償債能力考察。由于前期企業的自由組合,經過彼此之間的相互博弈,組合的企業大多經營實力、風險大小相近,這就是互助企業彼此組合博弈的信息發現功能,為銀行的審查帶來了規模效應,節約了部分審查成本。通過銀行的審查,“弱弱聯合”組合被剔除。 

    組合一旦通過銀行審查,順利得到貸款融資,組合內部的企業之間就會進行互相之間的監督,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會對經營有困難的企業給予適當的支持和幫助,以減少其經營失敗違約的可能。這樣,中小企業聯合起來,不僅共同聯合爭取到了貸款,更是將這種聯合帶到了整個生產經營活動中,有助于彼此的發展壯大。 

    (三)內生性互助聯保融資模式中交易成本分析 

    對內生性互助聯保融資模式交易成本,從企業和銀行兩方面來分析。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交易成本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篩選和監督合作伙伴的成本,由于都是中小企業的合作,如前所述,他們彼此的篩選比銀行或第三方擔保機構更具有針對性,更容易以較低的成本真實地了解對方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前景等重要信息;二是申請銀行貸款審查的時間成本,企業之間前期的彼此篩選,節約了銀行審查的工作量,由于沒有經過第三方擔保,縮短了業務鏈條,有助于審查時間的節約和效率的提高;三是銀行的貸款利息,由于沒有通過第三方擔保,企業不必繳納額外的擔保費用,這直接節約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即使銀行會對這樣的貸款方式作一定的利率上浮,只要還在企業的預期融資成本范圍內,這樣的融資方式也為企業打開融資渠道帶來了便利。 

    從銀行的角度來看,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銀行的貸款審查成本,相對于通過第三方擔保貸款而言,在企業互助聯保貸款模式下,銀行的審查任務相對增加,但是收益也會隨著所承擔風險的增加而增長;二是貸款后的監督成本,由于企業之間利益的聯動促使他們在貸款后有足夠的動力互相監督和扶持,并且他們相互之間密切的業務往來也使他們有最佳優勢做好彼此的監督工作。 

    四、互助聯保模式實證檢驗 

    在我國,中小企業互助聯保模式有初步的嘗試。其中最成功的案例要數中國建設銀行浙江分行和阿里巴巴公司合作推出的網絡互助聯保。只要滿足:工商注冊時間滿18個月或企業主本人從事本行業5年以上;上年經營無虧損;3家或3家以上的企業組成一個聯合體并承諾互相為聯合體內其他企業擔保,都可以申請貸款,貸款額度從3萬元到200萬元不等,如果一家企業到期無法歸還貸款,則需要另外兩家共同替第一家還款付息。 

    此業務

一推出,得到了大批急需貸款融資而又苦于無法獲得擔保機構擔保的中小企業的熱烈響應。不到一年,建設銀行浙江省分行通過阿里巴巴已經為兩百多家中小企業發放了5.7億元的無抵押、無第三方擔保貸款。 

    同時,他們設置了嚴密的違約處罰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一旦企業出現違約,無法歸還貸款,阿里巴巴會在網上封殺該企業;二是一種和搜索引擎相聯系的懲罰方式。一旦某家企業違約,公眾只要搜索和該企業有關的關鍵詞,搜索結果頁面的最下方會有個溫馨提醒,披露企業的違約信息。 

    通過這樣的機制設計,使貸款企業違約的成本遠遠高于貸款本身。這對于正處于創業期和成長期,視自身信譽為生命的中小企業來說,無疑很好地防范了道德風險。 

    上述只是違約后的懲罰機制,但是建設銀行和阿里巴巴共同關注的是在貸前、貸中、貸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體系,將風險最大可能地降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企業第一還款來源。為此,阿里巴巴根據客戶在網上的記錄設計了一套篩選流程。同時,還在研究一套測偽系統,通過與工商稅務、水電、專業互聯網等平臺對接,經模型測算,對客戶信息的真偽作出初步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