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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融博士論文大全11篇

      時間:2023-03-08 15:07:27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博士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金融博士論文

      篇(1)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8-171-02

      一、溫州中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和發生“借貸風波”的成因分析

      溫州目前有30多萬家中小企業,生產了占全國10%的服裝、20%的鞋、65%的鎖具、80%的眼鏡、90%的金屬外殼打火機和90%的水彩筆,溫州低壓電器、五金制品、汽車摩托車配件、陶瓷制品在國內也都占有重要地位。

      去年以來溫州中小企業關閉、停產約占8%。溫州關掉的鞋革企業有1000來家,大多是產值500萬以下的小規模企業,300多家規模企業大部分生產經營穩定。溫州服裝商會會長鄭晨愛說,金融危機導致外銷訂單少了40%。整個服裝行業2000多家企業,40萬就業人員,現在其中經營好的企業只有10%多,50%有困難,30%是差的。

      溫州市打火機生產廠原來1000多家,現在只有兩百家了,多數屬于正常淘汰。

      去年下半年以來,少數企業由于資金鏈斷裂,發生企業負責人“跑路”,至今有150多家左右,授信余額40億元左右。據市法院披露,2011年審結金融借款和民間借貸案件11861件,涉案金額133.35億元。

      溫州中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和借貸風波的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面。

      1.從國內來講:一是銀根收緊,中小企業從正規銀行取得貸款很困難,只得轉向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陷入困境。二是原材料上漲,制造業成本不斷提高;三是《勞動合同法》實施,勞務成本增加約30%;四是人民幣升值、匯率調整、利潤空間大幅縮水;五是“節能減排”,環境成本上升。

      2.從區域經濟條件來講:溫州要素資源緊缺,土地、能源(水,電)緊缺,土地價格(工業用地)已達到每畝200萬元以上,所以制造業成本居高不下;溫州長期實行“低成本、低價格”競爭戰略,經濟增長方式落后,靠“量”的擴張而非“質”的提升來競爭;溫州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輕工產業,產業結構不合理,輕工產品平均利潤只有5%左右,外部環境一變化,利潤空間即被侵吞。

      3.從國際環境來講:國際金融危機、經濟低迷,造成外貿訂單直線下降,平均外貿訂單約減少30%;外商違約現象嚴重,爽約率10%左右;外商“逃賬”、“賴賬”現象嚴重,很多企業貨款無法收回,約200億元貨款被拖欠;國際貿易爭端增加,外商轉嫁危機。像俄羅斯以“灰色清關”為名,扣押了溫州10多億美元的溫州貨,造成約70多億元人民幣損失。

      4.從企業內部來講:部分企業沒有核心產品;部分企業盲目多種經營,盲目擴大規模;部分企業經營不善;部分企業融資套現進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造成資金鏈斷裂,企業主出走,形成借貸風波。

      二、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直接動因與改革試驗的內容意義

      從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來看,金融是經濟的血液,是經濟的核心。較長時間來,我國不同所有制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同銀行信貸嚴重不對稱:國有企業30多年來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率不足40%,卻獲得占全國貸款總量70%以上的貸款資源;而占國民經濟發展貢獻率62%的民營經濟,拿不到20%的貸款資源,相當數量的民營企業的發展資金來自民間借貸。

      民間借貸自古就有,這是最傳統的借貸方式,高利貸的存在是因為有資金需求的土壤。債權人在利用債務人資金的匱乏,獲取暴利的同時也滿足了債務人的資金需要。長期以來民間借貸都是暗箱操作,得不到法律保護,容易產生借貸風波,影響社會安定。實踐表明,把民間借貸從“地下”引到“地上”來,實施“陽光化”、“規范化”操作管理,有利于對民間借貸的引導,有利于民營企業破解“融資難”的問題,有利于民營企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溫州市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本豐厚,民間金融活躍。2011年10月,總理來溫州調研,浙江省委、省政府,溫州市委、市政府向國務院提出在溫州設立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要求,準備把民間金融引入監管軌道,降低風險,引導幾千億民間資本扶持實體經濟,實現民間金融“陽光化”、“規范化”。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了“試驗區總體方案”,提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12項主要任務。

      1.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范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監測體系。

      2.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

      3.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引導民間資金依法設立創業投資企業、股權投資企業及相關投資管理機構。

      4.研究開展個人境外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范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

      5.深化地方金融機構改革。鼓勵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設立小企業信貸專營機構。支持金融租賃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展業務。推進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

      6.創新發展面向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租賃企業。建立小微企業融資綜合服務中心。

      篇(2)

      記者 韓勝寶

      臺灣孫子兵法戰略研究學會相關人士向記者宣稱,1985年,黃營杉以《兵家之管理思想:策略形成與執行》的論文,獲得臺灣政治大學博士學位。他也是臺灣首位以研究《孫子兵法》等古代兵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

      黃營杉在其博士論文中寫道:“兵學自春秋戰國時期由貴族流散于民間,群雄爭霸而使兵學盛極一時,成為專門之學。傳世兵書以宋元豐年間所頒武教學教材,孫子、吳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之《武經七書》為兵家思想代表作”。

      黃營杉的論文以以《孫子兵法》和《武經七書》為研究對象。從現代管理之觀念剖析其戰略規劃、執行與控制思想,並導出兵家思想之現代管理及建立中國式管理之含義。全文分九章共17萬字。論文析論兵學與管理學、兵家與兵書之關系,並確認《武經七書》為兵家思想之核心。論文還分析兵家之策略規劃過程與原則、兵家戰略執行與控制,以及組織、用人、領導、統御等重點,并從所分析歸納之兵家管理思想提出現代管理之含義。

      《孫子兵法》論文獲博士學位的黃營杉,在中國式管理方面如魚得水。他先后任美國聲寶公司副總裁、中華彩色印刷公司總經理、羽田機械關系企業執行長、中興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主任、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臺灣煙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臺電公司董事長,還出任臺灣“經濟部”部長、“財政部”財政金融專員。他的主要著作有《兵法與商略》、《從高階管理觀點論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思想與企業管理》,《中國古兵家之領導思想》、《中國兵家之管理思想》、《吳子兵法與策略管理》等80多本。

      另一位特別引人矚目的兵學論文獲博士學位的林英津,為女性。她在1985年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寫的博士論文《夏譯〈孫子兵法〉研究》,對鮮為人知的西夏文《孫子兵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使這一珍貴版本得以傳承下去。林英津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1987出版專著《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94年她的博士論文《夏譯研究》,由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年刊印,引起海峽兩岸學術界的關注。

      篇(3)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現面向國內外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員。熱忱歡迎符合申請條件、有志于中央銀行金融研究工作的博士畢業生來流動站從事研究工作。

      一、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學術委員會

      學術顧問:中國金融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黃達

      中國金融學會學術顧問、博士生導師劉鴻儒

      主任委員:周小川

      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卜永祥、馬駿、馬德倫、王宇、王信、王華慶、朱民、劉士余、劉萍、孫國峰、紀志宏、紀敏、杜金富、李東榮、李若谷、李波、吳曉靈、張曉慧、張濤、*華、張雪春、陸磊、陳雨露、邵伏軍、范一飛、易綱、易誠、周誠君、金中夏、金犖、金鵬輝、胡懷邦、胡曉煉、姜建清、宣昌能、姚前、郭樹清、徐忠、葛華勇、焦瑾璞、謝平、潘功勝、穆懷朋

      二、申請條件

      1、遵紀守法,品行端正,無違法違紀等不良記錄;

      2、新近獲得博士學位,或即將獲得博士學位的應屆博士研究生,年齡在35周歲以下,身體健康;

      3、具備全脫產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條件;

      4、具備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專業能力和敬業精神。

      三、研究方向

      1、中國儲蓄率的變動趨勢及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2、居民資產負債表的變化及其對金融體系的影響;

      3、人口老齡化與金融體系的演變;

      4、養老保險體系與金融改革;

      5、醫療保險體系與金融改革;

      6、金融與財政的關系;

      7、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國際經驗比較;

      8、政府間財政體制改革與地方政府債務可持續性研究;

      9、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

      10.法律體系與金融體系的關系。

      四、申請材料

      1、博士后申請表和報名登記表;

      2、兩位相關學科博士生導師或相當水平專家的推薦信;

      3、博士后研究計劃書(請根據上列研究方向確定具體選題和研究切入點,計劃書格式不限,至少應包括研究目的與意義、研究方法與內容框架、研究創新之處等內容,不超過5000字);

      4、博士研究生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復印件(應屆畢業生需提供畢業生推薦表復印件);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留學人員,需提交由我國駐外使(領)館出具的留學回國人員證明和教育部出具的博士學位認定證明;

      5、博士學位論文和三篇學術代表作(如應屆畢業生博士論文尚未完成,應提供博士論文初稿或開題報告);

      6、身份證正反兩面復印件、個人近期免冠1寸照片2張。

      五、其他事項

      1、申請人請在2018年3月25日前,將以上申請材料郵寄至我站(請用EMS或平信),并將《博士后申請表》、《報名登記表》、《博士后研究計劃書》、1寸照片的電子版發至指定郵箱。申請材料,恕不退還。

      2、我站將根據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統一組織面試,擇優錄取。面試重在考察申請人的綜合素質、專業基礎和研究能力。面試時間另行通知。

      六、聯系方式

      篇(4)

      針對西部中小企業產業結構不合理,企業規模小,科技創新能力弱,管理難度大,人才匱乏,特別是面臨金融環境、經營環境和發展軟環境不良的挑戰等問題,作者力圖在理論上有所突破和創新。作者指出,西部地區長時間形成的較差的信用環境影響了一部分中小企業經營者的誠信,合同欺詐、金融詐騙、賴賬拖欠、出口騙稅、虛假注冊,導致一些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究其原因,一是支持西部中小企業發展環境的優良程度還不夠,在稅收政策、人才支持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分配方面,對中小企業存在著不平等待遇。二是社會化、法治化的信用征信制度亟待建立。市場經濟的法則是既要獎勵講信用者,也要懲罰失信者。當前應加快建立社會化、法治化信用征信制度,讓市場經濟真正成為法治經濟。三是法律保護不夠,導致不平等競爭。地方政府往往存在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和大型企業輕中小企業的思想。社會風險投資機制不健全,導致中小企業規模發展受到制約。四是貸款難已成為制約西部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商業銀行對培育和發展中小企業重視不夠,貸款過度向大企業、大客戶集中;在營銷上,存在“等政策到位,怕擔風險,不積極營銷”的思想,對中小企業貸款以存單、要求質押居多,而中小企業貸款往往缺乏抵押物。各地雖然陸續成立了擔保公司,但擔保體系尚未健全,擔保公司的實力也很薄弱,對于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而言,無異于杯水車薪。五是中小企業主目光短淺,素質低下,缺乏長遠目標。一部分中小企業的管理理念、風格和方式過于粗放,家族式管理現象仍然十分嚴重,與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差距甚大。六是西部地區政府相關部門及中介機構對中小企業的服務力度不夠,缺乏一個統一的中小企業政府管理機構和完善的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篇(5)

      廣大自費留學生是國家寶貴的人才資源,為了進一步加強他們與祖國的聯系,弘揚優秀自費留學人員奮力拼搏的精神,本刊從2006年第1期開始,向廣大讀者介紹部分獲獎者。同時近期我們又開辟了“我的自費留學經歷”專題,真誠歡迎更多的自費留學生將你們留學中的酸甜苦辣與心得寫給我們。

      本欄目聯系電話:010-62257722轉208

      傳真:010-62252501

      電子信箱:baiyu48@sina.com

      葉海濤,2003年獲獎者,留學英國。現任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納米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員,與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 plc)合作共同研發飛機引擎內部的高溫功率放大器。1998年西安交通大學本科畢業,曾獲得“好來西”企業獎學金、首屆美國聯合科技公司(UTC)容閎科技教育獎。2000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TU)碩士畢業,獲新加坡Tan Chin Tuan國際交流獎學金及李氏基金(Lee Foundation)。2004年英國倫敦大學博士畢業,主要專業方向為金剛石由子學及納米器件2004~2005年被聘為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國際研究員,從事單晶金剛石場效應管的研發。現已發表國際期刊論文20多篇及國際會議論文40多篇,多次應邀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并做大會專題報告。在攻讀博士期間,連續三年榮獲英國大學校長委員會頒發的海外研究生獎學金(ORS)、英國EPSRC獎學金和香港王寬成獎學金(KCWong),并被吸收為英國材料學會(IOM3)(2000年)、英國物理學會(10P)(2001年)及英國電子工程師學會(IEE)的會員,(2003年、2006)年當選為旅英中國工程師協會的理事,并應邀成為以色列國家科學基金委的特約評審人。

      而立之年的葉海濤表示:“一定不會辜負祖國的期望,不斷提升和完善自己,腳踏實地做好每一份工作,心系祖國,愿為祖國的繁榮和發展貢獻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謝向華,2004年獲獎者,留學英國。2000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2001年9月赴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攻讀計算機碩士學位,一年后順利完成“高級計算科學”課程,并獲得理學碩士學位。2003年11月開始在布里斯托爾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媒體計算科研小組攻讀博士學位,同時擔任“研究助理”一職從事科研工作。2006年3月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自2006年2月起,在布里斯托爾大學計算機系做博士后,從事一項由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資助的旨在開發幫助盲人和視力嚴重損傷的病人與外界交互的計算機認知系統的研究項目(CASBliP)。其研究主要為立體計算機視覺系統,動態曲線分割模型,計算機材質分析,自動缺陷識別和醫學圖像。他在計算機視覺與圖形處理領域的國際性刊物和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上以第一作者發表了10多篇論文。2004年,應美國瑪柯尼醫療系統(Marconi Medical System,Inc.)蘇里博士的邀請,在《醫學圖像分析手冊高級圖形分割與圖像注冊模型》一書中撰寫章節――“區域支持的幾何彩色動態曲線分割模型”。謝向華現參與《材質分析手冊》一書的編撰工作,該書將于2007年出版。2006年初,他與默曼迪博士的PRINS研究方案得到了英國Levelhulm研究基金會為期兩年的資助。他現擔任多個國際性學術期刊的評委,并是英國“醫學圖像分析與認知”年會等多個國際性學術協會的會員。謝向華認為,獲得“國家優秀自費留學生獎學金”是祖國對自己在海外多年努力學習的莫大鼓勵與肯定,同時也讓所有海外的莘莘學子看到祖國對于他們的重視與厚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他將繼續努力學習尖端技術,為祖國將來的科技發展貢獻微薄之力。

      篇(6)

      西方經濟學對信貸融資模式與風險的研究

      西方經濟學分別以信息不對稱、生命周期、不完全合約等角度對信貸融資模式及風險進行了研究。

      (一)信息不對稱角度的研究

      Masako Ueda(2004)從項目評估、篩選與所有權獨占角度的研究得出結論:信息不對稱和產權保護水平決定了企業選擇銀行融資還是風險資本融資。產權保護越弱,信息不對稱越弱,企業越愿意選擇信貸融資。

      Massimo G. Colombo(2006)研究了信貸市場的不完善程度,發現信貸融資金額偏小,而初創階段高科技公司的每一筆私人股權融資金額要比信貸融資金額大得多。高科技中小企業缺少抵押、擔保,巴塞爾協議II客觀上強制性地使銀行將這些初創公司定為高風險級。銀行審查流程判斷公司業務計劃的完善程度和創業人員的能力,從而發放貸款。由于篩選和監控高科技初創公司困難大,成本高,銀行就通過減少貸款金額來限制暴露的風險頭寸。要改變這種狀況,除了要減少信息不對稱,如高科技初創公司的運營更加透明,創業項目的預篩選,不需要銀行面向高科技公司信貸風險的積極態度等。

      郭嘉(2004)指出,近30多年來,發達國家銀行為解決“信息不對稱”,創造了多種信貸評估技術(如信貸評分、抵押品價值分析和管理)、多種金融服務產品(如信貸承諾、應收賬款融資)以及多種信貸風險控制技術(如信貸配給、契約管理、期限管理、長期關系、信息共享、貸款定價)等。

      謝沛善等(2009)認為關系型貸款有利于克服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銀行獲取企業信息的成本,提高獲取信息的質量,從而達到降低貸款利率,提高貸款質量的目的。

      陳玉娟等(2009)在肯定抵押和擔保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倡議:其一,知識產權、股權、企業固定收益都可以質押。其二,建立評級體系,獎勵守信單位,并懲罰失信單位。其三,建立科技交流平臺,利用現代交流工具降低交流成本,增加交流頻率。

      仲玲(2006)研究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理論與實踐時發現,科技型中小企業集群比一般分散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具有眾多優勢例如交易成本優勢、外部經濟優勢等,特別是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

      (二)不完全合約角度的研究

      Jensen M C等(1976)指出,債務契約賦予債權人的特定權力將會產生成本,包括監督成本、破產重組成本,以及機會成本等,人們可以通過契約的設計和履行降低成本,消化風險。Ahgion P.等(1992)提出,控制權應該分配給創業者,并且使用優先股融資。目前這種觀點已經演化成通過可轉換債券融資,以保證在融資的前一階段的控制權為創業者掌握,而同時又考慮到投資者的后期利益。

      秦興俊等(2009)、謝濤(2009)將高科技創業形式分為三種,專利人不參與管理、專利人參與管理、專利人創業。不同的創業形式有著不同的契約安排,不同的契約安排影響著公司治理結構和企業家精神的發揮。

      為了獲得外部資金的支配和使用權,企業家必須將一部分產權讓渡給外部投資者。企業家讓渡“剩余優先索取權”和“贖回權”,留下了“最后剩余索取權”。而企業剩余索取權的實現與否最終要看控制權(決策控制權和經營決策權)的配置和執行狀況。資產專用性和非人力資本投入大的人(Williamson,1975;Dow,1993)和團隊中處于監督地位的人(Alchian,Demsetz,1972) 應獲得“決策控制權”,要素貢獻估價難度大、更不易觀察和確認從而也更難監督的人(Holmstrom,Tirole,1989;張維迎,1996),間接定價成本高的人(楊小凱,黃有光,1994)和最能影響企業資產價值變化的人(Barzel,1997) ,應該獲得“經營決策權”。

      馬永強(2004)將人力資本分為技術創新型、管理創新型和投資創新型三種。合約對人力的資本的激勵較為困難,風險與收益的分攤較難。因為有限理性(西蒙,1961;阿羅,1974)、交易成本和機會主義三者導致了不完全合約。創業者和銀行在合作前以及合作過程中盡量降低他們之間的交易成本,即最小化事前的簽約成本與事后的激勵成本之和。

      (三)生命周期角度的研究

      20世紀70年代,C Weston & Brigham提出了企業金融生長周期理論。葉山梅(2007)分析了不同成長階段的高科技中小企業的融資策略。種子期和成長期的“資金互助會”融資是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資金互助會”將很多中小企業費集中起來,然后按照短期、小額的方式進行放貸,入會的會員都有機會申請到數倍于會費的貸款。成長期可以利用票據貼現融資,以及商品與貿易融資。成熟期可以申請銀行貸款,以私募或可轉換債券等形式發行債券。

      高科技中小企業的信貸融資模式及風險

      將現有信用風險模型進行整理,得到圖1。

      (一)專家分析法

      “5C”包括:信用(Credit)、品質(Character)、企業能力(Capacity)、資本實力(Capital)、抵押物(Collateral)。

      “5P”包括:個人條件(Personal)、目的因素(Purpose)、償還條件(Payment)、保障條件(Protection)、前景預測(Perspective)。

      “5W”包括:借款人(Who)、借款用途(why)、還款期限(When)、擔保物(What)和如何還款(How)。

      (二)統計方法

      Altman & Narayanan(1997)提出了Z-score模型:Z=1.2X1+1.4X2+3.3X3 +0.6X4+1.0X5。其中,X1,X2,X3,X4,X5分別為營運資本/總資產比率,留存盈余/總資產比率,息稅前收益/總資產比率,股權的市場價值/總負債的賬面價值比率,銷售收人/總資產比率。

      (三)人工智能

      神經網絡方法包括模式神經網絡(MNN)、概率神經網絡(PNN)、擴展的學習向量器以及多層感知機(MLP)。Coats& Fant(1993)、Odom& Shard(1990)采用美國銀行信貸數據,建立了神經網絡信用評分模型,實證認為神經網絡方法預測效果很好。

      (四)非指標模型

      Majd et al.(1987)討論了分階段投資期權的定價問題。在銀行信貸評估方面,楊輝(2005)從銀行角度出發,探討了實物期權在信貸評估過程的作用。王文柯等(2010)則針對項目信貸,詳細介紹了分階段信貸期權價值的計算方法。

      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將失業率、經濟增長率、長期利率等當前宏觀經濟變量的值與違約率和信用等級轉移概率聯系起來。違約概率是一個變量為宏觀經濟變量的Logistic函數:

      。式中,X1、X2...X是宏觀經濟變量。

      Credit Risk+模型是瑞士信貸銀行金融產品部開發的信貸風險管理系統。債務人要么違約,概率P,要么不違約,概率1-P。不同債務人是否違約彼此獨立,整體違約數目服務泊松分布。CSFP Credit Risk+模型利用了財險精算的計算風險的方法。

      KMV模型是美國舊金山市KMV公司于1997年建立的用來估計借款企業違約概率的方法。它利用Black-Scholes期權定價公式,根據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資產價值的波動性、到期時間、無風險借貸利率及負債的賬面價值估計出企業股權的市場價值及其波動性。對于本研究來說,該模型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即對于那些還沒有上市的高科技中小企業來說,無法應用該模型。

      (五)綜合分析

      馬欣等(2009)從風險定義、風險驅動因素、信用變動、回收率、數值方法等方面比較分析了VAR、Credit Portfolio View、CSFP Credit Risk+、KMV等風險管理方法的異同,并將實物期權引入了信貸風險評價,而分階段信貸就是一種期權。對于將實物期權思想引入分階段信貸,還有徐冬冬(2009)。

      韓崗(2008)提出了我國中小企業信用風險度量模型,有個體因素、地區、行業、宏觀經濟因素四個因變量,行業i、地區r的企業j在第t年的違約概率Pj,i,r,t是自變量。

      云俊等(2006)在做信貸風險評估時,既考慮了定性因素,也考慮了定量因素,共七大類因素。主客觀評價后得到23個評估點的值,再利用層次分析和模糊綜合評價方法最終得到一個唯一的數值。根據數值大小所在的區間,可以對風險做出判斷。

      政府主導的信貸風險宏觀配置體系

      (一)政府引導的主要模式

      投資公司模式,如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服務有限公司形式。肖卓(2005)提出政府資金為引導,企業自籌為主體,銀行貸款為后盾,并以深圳為例。1996年,在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引導下,深圳的絕大多數高新技術企業都建立了研究開發機構,研究開發支出占銷售額從3%(生產型)到10%(開發型)。深圳市的博士后流動站也設在企業。印度的政府投入占R&D投入的90%,這意味著我國也應要加大政府對高科技的投入。

      科技金融機構模式。Dorothea Schafer、Axel Werwatz、Volker Zimmermann(2004)研究了德國政策性科技金融機構KFW向金融中介發放再融資貸款的資助機制。銀行按照KFW的條件發放高科技貸款,VC、私人投資者、銀行、公司可以向高科技企業進行權益投資。

      董彥嶺(2000)詳細研究了中小企業政策性信貸擔保機構。對信貸擔保公司普遍缺乏規范的擔保保證金制度、再擔保制度、集體審核制度、風險內控制度、運行監測制度、代償制度和債務追償制度,以及擔保過程中的行政指令、人情擔保現象表示憂慮。

      小企業管理局模式。范肇臻(2008)在研究美國國防科技工業的金融支持時,發現以下規律:

      小企業管理局(SBA)與全國7000多家商業銀行合作,直接發放貸款、協調貸款或是擔保貸款。這些貸款,從3-5年甚至到25年。1993年,美國通過一個法案,規定銀行向風險企業貸款可占項目總投資的90%。如果風險企業破產,政府負責賠償90%,并有權拍賣風險企業資產。美國每年用于國防科研的資金占國防費的10%左右,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與國家研究發展經費的10%要用于小企業的技術開發。

      政府提供綜合服務的模式。倪杰(2008)認為政府要:確保各種融資渠道和融資市場發揮作用的法律法規體制及市場維護制度,放松養老金、保險金等的投資限制,以擴大創業資本的供給,創新公司制度,允許設立有限合作制公司等。在信息服務體系方面,減少信息不對稱,增加交流機會。例如建立創業投資者網絡,設立高新技術企業風險評估機構,制定為企業進行技術定級的標準和辦法等。

      (二)比較研究

      企業信用擔保模式的比較研究。潘楚楚等(2007)利用張卓琳(2005)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理論模型假設,推導出在政策性擔保機構、互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中,互擔保機構較為有效的結論。

      中英中小企業融資的對比。Javed Hussain等(2006)在對比研究中英兩國的中小企業融資時發現:在企業發展的前五年,英國人更多地依靠金融機構,而不是自己的儲蓄。按照“啄食順序”理論(Holmes and Kent,1991;Scherr et al.,1990; Mayers,1984),中小企業的融資順序是:個人金融資源、短期借款、長期借款、權益融資。中國由于缺乏長期的、系統的、統一和相對獨立的中小企業發展戰略和政策體系,難以向金融機構融資,其社會服務系統需要升級,稅收需要改善。

      對現有國內外研究的評述

      可行的高科技中小企業融資模式是建立在風險控制的基礎上的,需要宏觀配置、微觀技術、合約等方面關鍵要素的組合,以緩解甚至解決信貸融資風險問題。但目前缺乏這方面的綜合研究。

      一方面,發達國家如美國有著先進的信用風險模型評估風險,為市場服務,另一方面,政府也有著宏觀進行風險配置的機制,再加上不完全合約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所給予信貸雙方的指引作用,從理論上說,高科技中小企業信貸融資規模能夠得到提升,風險能夠得到控制。這些值得我國借鑒。

      高科技中小企業信貸融資模式,我國仍處于政府與市場皆不完善階段,美國處于政府市場皆比較完善的階段。對于從不完善階段過度到完善階段的問題,應完善政府宏觀配置信貸風險的機制,為市場發育配置信貸風險的能力撐起一片空間。在一定的條件下(這個條件是需要我們研究的),市場配置信貸風險的能力得到發育,如市場公平競爭、市場規模足夠大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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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秦興俊,申明浩.民營科技企業創業模式與融資契約.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8)

      篇(7)

      目前我國會計論文主要分為學術論文和畢業論文。學術論文又稱科研論文、研究論文、專題論文,是會計學界和從事會計工作的專業人員及科研人員總結科研成果,送交國際、國內學術刊物、學術出版社或學術會議發表或宣讀交流的論文。

      畢業論文主要是指學位論文。在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畢業前在指導老師的指導下,親手完成論文寫作。學位論文是各類畢業生或同等學歷人員為申請授予相應學位而寫出的論文,即學士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等。對于學士論文,要求能較好地運用所學基礎知識技能,解決不太復雜的課題;對于碩士研究生論文,要求能夠充分地反映獨立從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對研究課題要有一定的見解;對于博士研究生論文,則要求反映作者淵博的知識和較強的科研能力,在該學科某一領域有獨到的見解,在理論研究上有突破,形成創造性成果,對會計學科的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此外,畢業論文還包括在我國接受高等專科教育財經類學生的畢業論文。

      二、會計論文作用和特點

      (一)會計論文的作用

      1.會計論文的寫作是會計研究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會計研究的必要手段。隨著我國會計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發展,廣大理論和實務工作者及會計學者,緊密結合我國會計改革和發展的實際,圍繞貫徹執行新《會計法》、《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企業會計制度》、《企業會計準則》、《會計基礎工作規范》等法律、法規,通過撰寫會計論文,對企業會計制度轉軌和企業改革(如兼并、破產、關閉、出售、公司制改建、債轉股、上市、股份合作制、企業集團)中的財務管理、資金成本管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及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等方面,以及會計新領域(涉及金融衍生工具會計、人力資源會計、環境會計和社會會計等)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2.會計論文是總結會計經濟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發展會計理論,以指導會計實踐工作的重要工具。在我國,有上百家財經類期刊刊登會計論文。中國會計學會秘書處為了總結前一年度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每年還組織前一年度會計學論文評選活動,并將獲獎論文匯編成冊出版,由此激發了廣大會計工作者進行理論研究的熱情,推動了會計理論的發展,并以正確的理論支持和指導會計改革深入進行。

      3.寫作會計論文是培養會計專業人才的有效途徑,是考核會計專業人員和會計專業本科畢業生及研究生等業務能力和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

      (二)會計論文的特點

      1.學術性。學術性即科學性,是指在論文中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嚴謹的理論體系。會計論文的學術性不僅表現在應用價值上,而且表現在理論價值上。主要表現為:

      會計論文的寫作目的是建設與發展會計學科領域,描述會計經濟活動中某一新的現象、新的發現,對會計學科的發展具有實踐上的價值;

      篇(8)

      在近些年,互聯網金融發展迅速,大大的沖擊了傳統金融體系,同時也給我國金融產業帶來了更多的發展契機。而發展迅速必然其中就會有弱點存在,而如何減輕問題,從而加快互聯網的健康發展是我們所要認識并探索的問題,通過進行良好的建設,能夠進一步推動我國朝現代化社會邁進。

      一、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現狀

      (一)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現狀

      目前我國網絡第三方支付已經在逐步形成一個體系,通過不斷的完善和建立,已將大大的降低了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第三方支付監管主要具有是兩個問題,首先是作為主要的監管部門的人民銀行在近些年連續的頒發了關于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規章制度,這些制度都有效了限制了第三方支付機構的一些潛在風險,避免了一些由于監管不力而引發的金融漏洞。其次,支付清算協會針對目前的發展推出了一些規范性文件,有效的預防第三方支付機構所帶來的風險,從而使得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能夠有效的進行。

      (二)眾籌融資的現狀

      我國近幾年流行起一種融資形式,叫做眾籌,而這種融資方式存在著不規范行為,我國在2014年推行了相關文件對重籌融資進行規范,這項文件的推出對于眾籌融資具有很大的限制性,但是眾籌已經是非常廣泛的一項行為了,文件是難以杜絕的,因此,面對不規范和風險的地方可以進行有效的管理,而不是遏制。

      (三)銷售渠道業務的現狀

      銷售渠道的業務主要指的就是電子商務,目前,隨著生活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人在網絡上購物,而一些金融支付機構與互聯網銷售進行有效的合作為銷售機構和金融支付機構都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二、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必要性

      (一)個人會在利益驅使下產生不理智行為

      以互聯網作為媒介來進行金融交易本身不是面對面的進行交易,存在著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在網絡上不能夠準確的核對交易雙方的信息,因此中間產生金融欺詐的行為是非常多的。現在網絡上有很多借貸機構,由于出資人不能準確的核對借資人的信息,因此這種交易就存在著很大的風險,而如果被欺騙,那么就會造成巨大的損失,而很多人即使了解其中的風險,但為了豐厚的利息報酬,還是會不惜以身犯險,從而損失的更多,對于互聯網金融產業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

      (二)個人的不理智行為會影響整個市場的不理智行為

      個人的不理智投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整個金融市場。例如在購買一些基金或者股票,在投資人出現一些情況急需用錢時,會出售一部分,平臺或者其他的消費者會購買和回收,而在這種情況下,投資人會恐懼發生經濟損益,就會將所具有的所有投資產品進行轉出,投資者自身處于一種保護自己的理,但是很有可能會引起大量人來轉出投資產品,進而對于平臺來說是巨大的損失,甚至會破壞市場經濟鏈條的一部分。

      (三)市場經濟本身存在著缺陷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鼓勵發展,對于市場建設是比較松弛的。金融最大的特點就是風險性,互聯網本身的風險性指數也很高,并且更多的情況下都是隱形風險,而政府很難在問題出現時就發展問題,因此有的時候難以發揮“有形的手”的作用。而金融市場一旦出現問題,所給投資者帶來的將是巨大的損失,而資金鏈條如果斷裂的話,影響的就是整個金融體系,而市場本身是制造風險,不負責解決風險,沒有及時進行解決,那么對于國家,甚至與之相關聯的國家都會是一場災難。

      三、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建設思路

      (一)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

      我國的互聯網金融形勢發展的時間并沒有很久遠,但是發展形勢十分迅猛,這就導致目前的互聯網金融是一種沒有監管的狀態,風險很大。而面對我國這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建立起完善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是十分緊迫的,因此,我國相關部門應該積極健全法律法規進行規范,明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有法必尊的狀態。而我國正處于發展狀態,不了解其中的運行,可以借鑒一些其他國家已經建立的互聯網金融監管法律,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來不斷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

      (二)建立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組織體系

      互聯網金融產業所涉及的項目十分廣泛,雖然同為一大類,但其中的差異還是很大的,因此,僅僅建立一個互聯網金融監管機構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可以學習目前國際上最為流行的分開監管和綜合監管共進,我國可以建立不同的監管部門,將不同種類的互聯網金融產業分歸到不同的類別中,進行明確的分類管理,這就可以充分發揮各個監管部門的優點,從而實現效益最大化。

      (三)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的自律管理系統

      而互聯網金融產業的安全本質上還是身處在互聯網內部的自律性,這對于互聯網金融發展十分重要。一般的自律組織都是地方性的,比如我國的中關村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并不具有規模,但是對于一些金融主體是有很大的影響的,但是畢竟號召力沒有那么強烈,因此,我國相關部門應該積極進行互聯網金融自律系統建立,結合我國現實情況,可以在下面的自律協會設立多個監管委員,從而不斷促進我國互聯網金融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四、結語

      隨著我國經濟和互聯網合作的不斷深入,不斷創新,不斷發展,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呈良性的狀態,但是新型產品,肯定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有識之士應該不斷深化認識,不斷對其進行深化改革,實現我國的互聯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林潔然 單位:河北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篇(9)

      (一)競爭與壟斷產生的負面影響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競爭尤為普遍,這種競爭不僅僅存在于產業模式之中,更是對金融實力的競爭,很多互聯網金融模式在碰撞的過程當中,最終產生了競爭性壟斷,而這會直接影響到社會融資模式以及投資模式的單一性,從而不利于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金融結構的穩定。例如在我國金融發展過程中支付手段已經逐漸產生了競爭性壟斷的局面,這有可能會使得互聯網金融格局出現服務同質化的現象,并且有少數金融機構壟斷大部分市場份額的現象也不利于市場穩定。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但隨著競爭產生的負面影響十分廣泛,例如很多金融機構利用網貸產品,在競爭的過程當中,加速了貸款公司的倒閉,而這種倒閉,由于受到服務同質化以及監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最終使得互聯網金融發展出現競爭性壟斷。

      (二)資源重構過程中存款與貸款風險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對于資金的投放以及吸納互聯網資金的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對于金融風險意識相對較低的人,他們往往會在投資過程中產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為,進一步提高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性,這種現象涉及的人群數量較大,且會對社會產生十分不良的影響。很多貸款人群在對資金鏈條進行使用的過程當中也存在著較大的風險,一些銀行無法獲得小微企業或是個體工商戶的融資,而一些傳統商業銀行在對資產以及風險進行評估的過程當中,由于這些用戶存在著一定的經營風險,也無法較為順利地完成最終的評估,因此互聯網金融在對資金進行投放的過程當中,沒有對客戶的信息進行評估,這也會直接導致一些客戶不能夠正確使用資金,最終影響到互聯網金融貸款償還的及時性,不利于資金鏈條的運營。因此,如果互聯網金融企業在進行放貸的過程當中并沒有考慮各項因素,沒有對經濟周期進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響存貸款模式時期出現失效,進而影響到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穩定性。由此可見,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很多運營者都應當正確判斷貸款風險,有目的的提高客戶的黏性,從而有效規避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與此同時,為了確保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相關部門應當加大對這一行業的監管力度。

      二、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產業經濟學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理論指導

      在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過程當中,產品經濟學理論無論是在范圍經濟還是規模經濟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體系中是一門較為成熟且具有較高科學價值的重要學科,而產品經濟學作為其中的重要部分,無論是理論思想還是發展趨勢都與經濟學趨于一致。產品經濟學理論主要有以下兩個元素構成,分別為需求方形成的規模經濟以及供給方形成的規模經濟,在規模經濟逐漸形成的過程當中,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尤為重要,在經濟與當下互聯網金融進行融合的過程當中,完成了資本與勞動力這兩者的轉換。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業經濟學的知識要素以及技術要素也在不斷增強,在成本呈現遞減趨勢的背景之下,該理論所創造的收益卻呈現著遞增趨勢,這也說明在互聯網金融逐漸發展的過程當中。傳統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隨著供給方規模經濟的發展逐漸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聯網經濟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聯網金融的價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成本經濟應運而生,互聯網金融憑借著成本優勢,在大幅擴大產品種類的同時,也使得利基市場得到了開闊,這與范圍經濟有著相似之處,與此同時,這也是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無法用理論解釋的現象。由于互聯網金融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處于鏈條的長尾位置,因此也進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這一類產品,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互聯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互聯網金融也憑借著這一形態在很多金融業務中獲得了延伸,逐漸使得金融成本控制變為可能。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過信息復制來完成,這不僅僅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成本,還能夠吸引顧客進一步占領市場份額。

      (二)金融中介理論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經濟學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金融中介理論,金融中介理論與產業經濟學一樣,都是經濟學理論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聯網金融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論也在其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論在對信息進行篩選的過程當中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互聯網信息具有繁雜、無序等一系列特征,這也不能夠使得相關工作人員準確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對稱等問題,因此很難為互聯網金融發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時應對這一問題。金融中介理論不僅僅能夠快速完成互聯網金融主體的信息篩選、處理、判斷,還能夠運用這些有價值的信息為顧客在進行判斷決策的過程當中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顧客在對信息選擇以及決策過程中的準確性,提升了顧客對于互聯網金融的信任程度,進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過對金融中介理論的規模經濟以及范圍經濟兩者進行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由于信息資源復制以及應用的影響,成本表現出了遞減規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聯網信息中選出對顧客有用的信息,必須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論在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應用一方面能夠降低企業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夠有效提升信息篩選質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經濟學對互聯網金融理論的影響

      通過將信息經濟學理論應用于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無疑對互聯網金融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推動了互聯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例如在應用信息經濟學理論的過程當中,在搜索理論以及聲譽理論的共同影響之下,互聯網金融在活動的過程當中出現了積極的影響效應,這種影響效應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進步,再者,信息不對稱理論對互聯網金融造成十分行深遠的影響,例如如果在互聯網金融進行活動的過程當中存在信息不對稱這一情況,可能直接給互聯網金融發展帶來一定的經營風險,而通過應用信息經濟學理論能夠有效控制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經營風險,從而幫助很多貸款公司規定了逆向選擇風險,在穩定企業發展的同時,又能夠提升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整體進程。

      三、結語

      綜上所述,相關互聯網金融的運營者以及監管者應當準確意識到互聯網金融以及傳統金融這兩者之間的差異。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應當加大其發展穩定性,通過把握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結構以及模式問題,進一步提高互聯網金融的穩定性以及競爭性,因此在互聯網金融時代逐漸到來之前,傳統的金融機構也應當根據當前的市場需求,對經營狀況進行針對性的調整,避免盲從金融時代的特點,從而提高自身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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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10)

      京東 (JD.com) 是當前我國最大的自營式B2C電商企業, 為京東集團CEO劉強東于1998年6月18日在中關村成立, 并于2014年5月22日在納斯達克掛牌, 成為僅次于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的中國第四大互聯網上市公司。其中, 2013年5月6日正式成立京東商城, 在線經營商品涉及計算機、3C數碼、家電、汽車配件、服裝與鞋類、奢侈品、家居與家庭用品、化妝護理用品、食品與營養品、書籍、母嬰用品、體育商品、百貨、機票、網上超市等3150萬種SKU的商品, 滿足用戶在線購物的日常生活購物需求, 同時京東在全國大部分地區覆蓋自身的物流配送網絡, 完善的售后服務、物流配送及市場推廣, 組建六大物流平臺提供更加快捷的配送服務, 并且支持貨到付款等服務, 真正能幫用戶實現購物的“多、快、好、省”。  

      京東商城作為國內較大的B2C電商企業之一, 其B2C電商模式已經發展得較為成熟。在該企業的營銷推廣與日常運營中, 對整合營銷傳播進行了靈活而高效的運用, 尤其通過廣告投放、商品促銷、市場活動、公共關系四大方面對企業的營銷資源進行不斷整合優化, 這對于企業的業績推動、口碑宣傳、企業文化打造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因此本文對此進行分析, 總結其可借鑒之處, 以為我國各同類企業提供參考與借鑒。  

      (二) 京東商城整合營銷主要傳播方式分析  

      廣告投放。京東主要采用的是以網絡傳播為主, 整合視頻、戶外、電視、網頁廣告等營銷傳播方式, 不斷擴大知名度、增加網站流量, 提升企業品牌形象, 達到吸引客戶購買的目的。一方面京東側重在公共汽車、站牌進行戶外廣告投放, 采用大眾的傳播方式不斷擴大宣傳, 如喊出標志性口號如“好物低價, 上京東”、“多、快、好、省”等等;另一方面, 京東的廣告主要投放在網絡上, “雙十一”促銷活動打出四支TVC廣告片, 分別從“多、快、好、贊”4個維度中針對大型促銷節中售假貨、發貨慢、退貨難、付款難等問題, 做出針對性的回應, 指出要提高消費者在雙11活動中的優質購物體驗。2017年京東年貨節通過拍攝《把年味兒帶回家》紀錄片推廣京東商城“把年味帶回家”主題的大促銷, 讓消費者獲得全新的購物體驗。此外, 隨著京東商城獲得1.5億美元融資后, 京東也在加強電視等媒體的廣告投入, 如在電視劇中植入廣告, 進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推薦閱讀:生態資源管理運營范文分析的管理學博士論文  

      篇(11)

      【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國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長,2018年GDP總量首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6萬億美元,人均GDP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萬美元這個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門檻線。作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地調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處于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新常態,同時在過去幾年里我們外部還經受著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的外部宏觀環境正面臨著系統性的重要轉變,這種內外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將是我們在未來“十四五”期間的持續的特點。2018年,我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3352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20906億元。而1978年則分別為1132.26億元和1122.09億元,可見增長迅猛。財政政策是為了實現國家某些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的“收”與“支”的能力、體量、結構與影響都和發展階段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需要結合這些宏觀趨勢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調整我國的財政政策。新結構經濟學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對經濟發展的含義,被認為是繼“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展經濟學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創。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要從本國發展階段與稟賦結構出發分析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財政政策。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結合我國經濟正在同時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闡述財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五大分類來論述財政政策,第四部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以及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執行過程,最后是總結。

      二、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與財政政策

      從結構上看,我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各自所對應的財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第一,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即經濟結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事實;另一方面,產業之間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產業鏈內部向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級。

      第二,經濟轉軌過程,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變過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與次序糾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逐漸實現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向市場單軌轉變。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轉軌次序與速度,改革的倒逼機制是否有效,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Wang,2015)。

      第三,經濟開放過程,即從原來相對比較封閉的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程,是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我國在貿易全球化方面進展突出,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在資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幣已經進入SDR,我們現階段也在重點研究和推行與人民幣自由可兌換相關的匯率與資本流動管制問題。除了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之外,還有技術流動。我國總體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在對現有國外技術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創新這兩個方面的比重不斷調整,關于國際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調整。

      第四,大國崛起過程,即我國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地緣政治方面的弱國逐漸向世界強國的崛起與復興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間可能存在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我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份額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有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訴求。因為現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戰”結束時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產物,在不少方面已經滯后于這個時代了。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在同時經歷這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而財政政策與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均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就顯得尤為復雜。具體而言,對于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財政政策體現在相關的稅收、補貼、基礎設施投資等很多相關方面,稅基也在隨著經濟結構發生變動,這些都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后面會更具體地展開。對于經濟轉軌過程,我們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國的補貼與稅收政策,消除和糾正那些低效的或者無效的補貼,優化稅收結構,更好地糾正政府的“亂為”,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對于經濟開放過程,我們的財政收支越來越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財政政策與國際貿易、資本和技術的流動纏繞在一起,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而且作為大國也會影響國際。對于大國崛起過程,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那些與國防與經濟安全有關的戰略型產業的財政支持,比如,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的芯片斷供問題、華為的問題,又比如與亞投行、“一帶一路”等相關的問題,等等。

      現在有不少學者反對我國的積極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第二個過程,認為那會強化政府的“亂為”,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學術界達成共識比較多的是減稅政策,可是減稅的前提應該是切實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只能增加政府債務,從而提高通脹可能并增加宏觀風險。無法降低政府開支的所謂“結構性減稅”實際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財政支撐的,其他三個結構性過程同樣也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需要政府開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開支。因此,現階段似乎首先應該討論如何減少政府的低效開支,優化支出結構,進行結構性的開支削減,再來討論如何進行結構性減稅,否則稅只可能越減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顯然并非獨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國正在經歷從農業到非農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即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而在非農部門中存在一個“垂直結構”,即能源、金融、電力、通訊等幾個核心的上游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市場結構偏向壟斷,產業偏向資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費性制造業和消費業則已經放開,國有企業已經大量退出,并且由民營企業主導,進入壁壘比較低,市場結構更接近充分競爭。上游產業為下游產業提供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所以存在投入—產出表的供應鏈關系。這里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轉軌過程。與此同時,我國的下游民營企業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民營企業更是積極參與貿易的全球化,持續保持第一大出口主體地位。而正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與“垂直結構”,使得大國崛起這個結構性過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并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深刻理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宏觀經濟結構對于我們分析宏觀財政政策將很有幫助。譬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上游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下游的民營企業,但是2008年之后則相反。這是因為,2008年之前,中國下游產業放開,國退民進,下游部門的民營企業利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過程將大量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下游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對于上游國有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進而上游國企的利潤率也就不斷提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與土地相關的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總體而言,無論是下游的民營企業還是上游的國有企業,所上繳的稅收在這段時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的國企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營企業利潤率的狀態。這是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下游民營企業面對的外需相對下降,因此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規模相對收縮,一部分民營企業破產退出市場,從而降低了對上游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比較高,它們面對市場變化的調整速度可能比民營企業更慢,而且面對整體經濟衰退時,國有企業承擔的“保就業、保增長”等政策性負擔就變成顯性的約束,裁員率低、破產率低、投資減少率低,這就導致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產業,而且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我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來實施,間接地通過“垂直結構”影響到產業鏈中的其他部門。對于這個擴張性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果評估,目前文獻中的學術研究還沒有考慮“垂直結構”,而“垂直結構”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類產業劃分與財政政策

      這一部分將著重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結合產業升級過程來看我國的財政政策,因為產業升級中的諸多產業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具體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不僅關注總量指標,而且更加關注各不同發展階段下不同的產業結構等結構性的指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具體包括:戰略型產業、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2018)[9]。按照這五大類劃分以后,針對中國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適時分析在每一類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財政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進而對五大類產業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從而確定財政的相應收支結構。

      1.針對戰略型產業。比如戰斗機的研發時間很長,資本也非常密集,從經濟效益來說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相關企業的“自生能力”不見得很高,但是這些產業和部門涉及國防安全,需要維持必要的財政投入,而且特別是隨著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結構性過程,即大國崛起過程,這樣的財政投入會不斷提高。再比如中美貿易戰中,高端芯片上我們被卡住脖子了,會使得整個產業鏈面臨癱瘓的危險,這涉及經濟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對此增加財政支持,鼓勵自主創新。

      2.針對追趕型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通過產業園區和其他方式對外資進行財政補貼,促進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與學習。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出口加工區的產業政策成效總體是顯著的,支持產業發展的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存量已經相當高,在吸引投資方面,與其他地區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可以提供的顯性的政策優惠空間是有限的,此時,如何注重改善產業的營商環境,提升軟的制度安排,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對人才的搜尋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各種便利的服務,有利于產業向高附加值端升級,這些是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需要轉變的方向。

      3.針對領先型產業。因為在技術條件上我們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種領先地位決定了企業主要靠研發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所以,如何在財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調整,以促進這些產業的自主研發就成為關鍵之舉。相應的,測度與評估我國研發投入上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就十分重要,而這并不僅僅是微觀實證問題,也需要合適的宏觀框架來幫助我們思考。這涉及國家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述了“垂直結構”,上下游所有制結構是非對稱的,市場結構也是非對稱的,下游更加突出競爭性,而上游則更加呈現出壟斷性特征。與此同時,“垂直結構”又結合著產業升級,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的轉型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財政政策,包括R&D的補貼,很多時候是向國企集中的上游產業傾斜的,這個政策可以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傳遞到民營企業。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上游國有企業投資增加開始傳導的。換言之,我們是需要考慮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外部性,考慮一般均衡效應的。

      4.針對轉進型產業。一是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的轉移。二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一些產業,比如“四萬億”之后的我國的平板玻璃、電解鋁、鋼材等等普遍存在“產能過剩”,而其中有些產業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這些產業的部分產能適度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去,就可以實現雙贏。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低效產能無法及時去除的問題,也就是僵尸企業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我們國家越是上游的產業,僵尸企業的比重越高,這些企業一直享受財政補貼,對戰略性產業或許是必要的,但對部分非戰略型上游行業,就不應將“戰略性”作為提供保護補貼的借口,而是要降低進入壁壘,允許更多民營企業進入,打破國企壟斷,消滅僵尸企業,提高產業效率,提升產品質量。第二類是產業本身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發達,但是因為政策補貼等原因,導致在國內供過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產業上,我們實際已經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產能特別高,而非洲和中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農業,需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把這些產業引入到“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而是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的。

      從產業國際轉移和對外投資援助的角度,中國作為大國的這些對外的財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因為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對中國也意味著將有更大的世界市場,進而拉動中國其他產業的出口,提高GDP.當然,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長期的具有生產性的政策。同時,這不是通過擴大內需產生的“乘數”效應,而是通過擴大長期的外需產生的“乘數”效應,周期會更加長,還有,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種通過外需的乘數效應才可能會被政策部門進行內生化考慮,這與新加坡不同。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需要繼續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5.針對換道超車型產業。因為研發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密集,而且這些產業在目前的發達國家也被認為是高端新興產業,比如我們的網絡支付產業、5G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水平明顯“超車”了。結合之前講到的“大國崛起”過程,如何更好地在財政上對于這些產業予以服務,在相關人才培養上如何在財政上給予傾斜,走向國際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以上這些雖然主要是從產業政策的角度去闡述,但是即使是一項貌似產業中性的總量的財政政策,對于以上五種不同的產業的影響常常是非中性的,從而對于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都是不同的。

      四、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問題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所不同[12]。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央地關系如何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如何調整都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原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對于產品市場的促進效果明顯,但要素市場改革本質是一體化的問題,各地區利益存在差異,需要中央政府來推動改革。同樣道理,不同的稅種,央地兩級各自分到的稅收收入比重,都會影響稅收執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是GDP增長速度,那么追求晉升的官員會理性地選擇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提高GDP,政府開支就會內生地拉高;即使被迫減稅,地方政府也會有激勵地去增加收費,或者通過增加地方債務的方式去拉高投資。如果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那么就顯然不利于減稅。如果失業率與維穩問題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高壓線,那么在僵尸企業比例較高、民營企業相對弱小的地區,地方政府就會有足夠的動機去繼續補貼僵尸企業,即使導致資源錯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產業升級我們的確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投資的效率足夠高,是具有長期建設性的,這些都與地方官員任期、考核方式等決定的激勵機制有關,與政治體制有關[14]。總之,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落實執行,最終都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所以對他們的考核標準將對財政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結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嘗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財政政策。我們的分析強調,我國正在同時經歷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以及大國崛起這四個結構性的過程,是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國,而且具有“垂直結構”的顯著特點。同時,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劃分,“戰略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這五大類產業共存。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即便同一個產業在不同地方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些產業內部可能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線的上端。這些結構性差異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發展階段,結合經濟結構,結合外部宏觀環境,結合各級政府官員考核激勵機制來全面考慮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如何評估政策效果。以上這些都屬于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有為政府”在財政政策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析視角。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王勇:《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趙秋運、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溯源與進展———慶祝林毅夫教授回國從教30周年》,《財經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劉學文、王勇:《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型》,《經濟學報》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結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還是供給?》,《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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