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分析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計量分析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在具體的實施中，通常強調的除工程質量以外，而更主要的則是提出工程變更計量的問題。為什么業主、監理對工程變量計量提到如此高的程度，這固然有它的原因。因為，工程變更計量是控制整個工程項目進度、質量的雙刃劍。

工程變更雖然有它的申報、審核、審批程序，而工程計量也是有它的一套計量規則，但是歸結到一點，工程變更、計量都是以各自不同的運作方式，以其嚴密審慎態度，對建設項目實施有效的監控，盡管采取的手段不同，而目的則完全是一致的。

對此，筆者將對兩者在工程建設中所處的特殊位置和作用以及相互間的緊密的內在關系進行一番分析，理順變更計量當事人各方的職責和義務，為業主切實把好工程投資項目關。

二、變更計量實施操作的內在關系分析

工程變更計量實施操作的內在關系，可以從以下三點來加以論述。

1.工程變更與計量似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仔細分析確實隱含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首先，工程變更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現，而它都是要受計量規范所制約。比如，對某項變更，變更數量就必須準確，而工程數量不準確，則計量這一關就通不過。計量根據核實數量，有權作出修改。通常所說，設計數量(包括變更設計數量)并非是最終決算數量，而實際數量才是最終決算依據。然而，后者只能由計量工作來完成。由此又可看出，兩者既是相互依賴，又是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的。

2.工程計量則是對工程變更實施操作的一種引導。這也是不難理解的。試舉兩例說明，以三凱線擋土墻漿砌數量為例，擋土墻工程量清單中，以“m3”為計量單位。內容包括挖基土石方、實體漿砌及墻背回填等，單價反映的是一種綜合單價。而擋墻加深加厚所引起的變更，則只能以漿砌“m3”來作為單位變更依據，則不能將其各個分項工程來進行分解。又如涵洞工程，不管是蓋板涵、砼洪涵等等的不同的結構形式，工程量清單中均以“m”為計量單位，內容包括了：挖基土石方、基礎漿砌(或基礎砼)、臺身砼、鋼筋砼蓋板、砼拱圈等，在涵洞工程變更中，不管涵洞結構形式及孔徑大小如何，變更單位也只能以“m”作為單位，同樣不能將其肢解。還有其它工程項目，也都如此，故不一一列舉。

通過以上兩例足以說明，工程變更單位必須依照計量單位及內容來行事，而決不能擺脫計量規則的約束。

3.工程計量亦需以工程變更為基礎。這也是不矛盾的。眾所周知，在新工地進場開始，即首先得進行“0”號變更臺帳的建立，“0”號臺帳是對工程設計數量進行完善的一種手段，本身也含有“變更”之意，這是整個工程建設項目工程預算的基礎。據此列出工程細目相應的工程量清單，經承包人申報、監理審核、業主審批后，則以此作為計量的依據。同時又從另外的一種角度進一步說明，不管什么項目，凡在工程量清單以內的，都不屬于變更，凡是在工程量清單項目以外的新增工程項目(包括缺項單價項目)均屬工程設計變更，這也是對工程何為變更項目的一種明確的界定。而工程變更計量兩者一直是緊密相連的。

三、工程變更與計量的異同點

1.工程變更的完整性與一次性。一份工程變更，可以一次完成。某個部位的變更只能一次完成而不能在此部位進行重復變更。(除非不可抗力的因素以外)。

2.工程計量的連續性和準確性。有個別重大變更工程量之大、項目之多、工序復雜、金額巨大，施工期限也長，如果待其工程竣工驗收合格后再給其一次性計量完成，那顯然是不可能的。只有根據施工順序，施工項目，分項逐次核實計量，需要多次計量才能完成。

3.變更計量的同一性和統一性：

變更計量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控制工程投資，合理的運用變更資金完善工程在建項目的實施。

變更計量的統一性。變更以工程量清單細目為準，變更設計中必須依據工程量清單對號入座，而變更項目沒有的，則仍以工程量清單中的章節順序排列，新增項目工程量清單中則冠以“B”字開頭，即表示變更設計之意思，即此達到一定程度的統一。

4.變更計量相互間的互補性及兩者結合的完整性

從深層分析，工程變更計量確實隱含很強的互補性，從實施操作方法來看，從施工單位申報的方案報告及監理認可后所產生的完善變更，雖然通過了監理的層層審核，但多數工程項目數據確實可以作為計量實施，但也確實存在少數數據與現場核實不符。一句話，變更計量實施操作方法的共同點則是：力求清楚、完整、準確、有序。這是絕對不能含糊的。

四、變更計量幾個問題的探討

1.變更計量同屬于新、改建工程項目中實施操作的兩個概念，但仔細分析則有很多相近或相同之處，相近相同之處，變更計量的基點都必須是要求工程項目數據真實可靠，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而真正實施操作，變更數量確實起具體施工的主導作用，但具體操作中又受到了客觀條件所限或客觀情況不符而作適當調整。

2.計量單位必須統一。在實施操作中，有些變更與計量單位確實不相吻合。如某邊坡防護中的施工錨桿，不管其錨桿直徑大小，全部以“m”為單位，而有的則以“kg”為單位，具體操作很不方便。變更估算金額本應以“元”為計量單位，而有的則也在小數點后保留三位，這顯然是不符合計量規則的。

3.擬采用的工程量清單中的計量方法，仍需進一步細化。某擋土墻因山體滑坡，首先將得進行坍方清理，接著進行挖基并進行擋墻砌筑，擋墻砌筑完畢，則墻背形成很大的空缺，需要進行大量的土石方回填夯實，按照工程量清單規定，這是不能計量的。在正常施工條件下，不計墻背回填，可以接受。在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條件下所產生的墻背超填而不計入到變更工程量的范疇，確實有失“公正”“公平”。

五、結束語

篇（2）

中圖分類號G3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3）90-0001-02

0引言

國際科學史權威刊物ISIS是由科學家薩頓1912年在比利時創刊。1913年三月出版第一卷至今，已出版103卷。薩頓作為《ISIS》第一任主編，對《ISIS》具有巨大的貢獻。薩頓在《ISIS》的首卷第一期《ISIS之目的》一文中明確指出：“《ISIS》是哲學與科學的哲學雜志；是歷史與科學的歷史雜志；是社會學與科學的社會學雜志。”[1]

很顯然，ISIS是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于一身，熔科學史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于一爐，是一份綜合性很強、內容豐富、水平很高的國際科學史權威刊物，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雜志[2]。本文主要選取ISIS（1913-2012）的研究論文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計量研究。

1 ISIS研究論文的內容計量分析

根據ISIS的目錄，本文主要選取研究論文按學科和斷代進行計量統計。按學科可分為數學科學、物理學、生物學、地球科學、醫學、技術、其他；本文以十年為時間單位并將分類的研究論文數占總研究論文數的20%作為劃分熱點的標準對ISIS研究論文進行計量統計，詳見表1。

按斷代分為古希臘時期、中世紀時期、16世紀～21世紀和其他。詳見表2。

從表一數據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ISIS（1913-2012）研究論文的領域統計分類所占比例分別為數學8%，物理科學28%，生物科學9%，地理科學4%，醫學7%，技術4%，其他40%，總計1794篇。

很顯然，在1913-2012年這100年中物理科學的比重平均超過20%，一直是科學史研究的熱點，這與物理科學是自然科學的研究熱點關系密切相關。數學在1913-1922十年中，比重超過20%，可以稱為是階段研究熱點。其他類所占比例遠遠超過20%，這是由于其中包括科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視角受到更多的關注。

從表2ISIS研究論文的內容斷代中得出古希臘和中世紀的比例呈下降趨勢，而19和20世紀呈逐漸遞增趨勢，這說明這兩個時間是研究熱點。其他類仍占有最多比重，這是由于20世紀以來科學社會和人類學普遍受到關注。

從圖表的數據顯示上看，現代科學史研究趨勢已超越古代科學史。從而反映出科學史的發展趨勢已從近代科學的源頭希臘科學向“現代性”型的科學通史轉化。不同的科學觀導致科學史的關注度不同，從而導致科學史的發展趨勢出現變化。20世紀以來80年代以來，科學史的發展趨勢已從科學思想史向科學社會史發生轉變，科學社會史成為科學史的新的研究熱點，備受關注。科學史的發展跡象也從實證角度向科學事實發生著更深層次的變化。

2結論

從上面對研究論文的計量研究判斷出這一時間科學史的研究熱點。依據圖一，就ISIS而言物理科學都是這一時間段的研究熱點，這說明物理科學就是科學史研究的熱點。生物科學和醫學都在呈上升趨勢，這說明他們有望成為科學史的新的研究熱點。依據圖二，我們得出19世紀，20世紀的研究占一半以上，這說明科學史的研究已接近現代研究，而不是以古代和中世紀為主。

通過分析100年來科學史權威刊物ISIS在研究論文方面的統計數據，大體反映了百年來世界科學史研究發展的基本趨勢。從科學史內在邏輯看，表現為從物理科學研究一枝獨秀到多門學科并舉；從科學史發展的社會與境看，交叉學科關注度的增加，反映了科學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對科學史的綜合研究已經成了當代科學史的一門顯學。正如袁江洋研究員所說，科學史正面臨著一場新的綜合。

參考文獻

[1]G.Sarton.Historie de la Science.ISIS，1913，1：4-5.

[2]G.Sarton.Le but d’ISIS.ISIS，1913，1：1.

篇（3）

中圖分類號：C9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85831（2014）02009207

一、引言

作為“高層次創造性人才工程”重要組成部分的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以下簡稱優博論文）的評選工作，已納入教育部《面向2 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第一項啟動項目，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是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組織開展的一項工作，旨在加強高層次創造性人才的培養，鼓勵創新精神，提高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生教育的質量。中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是對博士培養質量進行監督和激勵的一項重要舉措，對培養和激勵創新精神，促進博士生培養質量提高具有積極的作用[1]。

根據《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辦法》，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入選名單經過推薦、初選和復評后產生。參評論文由學位授予單位向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學位委員會推薦；省級學位委員會對推薦學位論文進行初選。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負責組織對初選出的論文進行復評，復評工作包括同行專家通訊評議和專家審定會審定。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受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委托，承擔同行專家通訊評議工作。

二、歷年中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結果數據統計分析

自1999年首次進行中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以來，至2011年共進行了13次，共評選出中國156個高校/科研單位的優秀博士學位論文1 279篇，提名論文1 902篇，如表1所示[2]。根據《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辦法》中的說明，評選工作每年進行一次，每次評選出的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不超過100篇。評選工作進行13年來，評選結果平均為每年98.4篇，說明評選工作符合“科學公正、注重創新、嚴格篩選、寧缺毋濫”的原則。

2010年全國畢業博士生4.90萬人，評選出97篇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僅占總數的0.2%。在評選第一年1999年，參評論文基數僅為8 957篇，評選出的100篇優秀論文占總數的1.1%。可見，雖然隨著國家博士生的逐漸擴招，每年的博士畢業論文數量急劇增加，2011年全國博士生招生達到6.38萬人，然而，論文評選依然不超過100篇，使得獲評難度急劇增大，獲評幾率大幅降低。

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的初衷在于加強高層次創造性人才的培養工作，鼓勵創新精神，然而可以預見，未來每年的參評論文基數將大幅上升，獲評論文將低于總數的0.2%，顯然這將大大降低參評博士生的熱情，無法起到鼓勵人才的作用。因此，建議能夠隨著博士生畢業人數的增長，將獲獎論文的數量控制在1%左右，保持與評選初年持平的水平。

三、歷年獲獎論文學位授予單位分析

（一）學位授予單位分析

中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的參評單位包括全國所有具有博士學位授權資格的單位，即高校、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其他部委所屬科研院所等。截止2010年底，全國共有培養研究生單位797個，其中高等學校481個，科研機構316個。至2011年，1 279篇獲獎論文共來自156個高校/科研單位，對其中“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獲獎論文數進行比較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高等教育政策對高校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影響效果。獲獎總數排在前十位的單位如表2所示。

中國科學院共有44個下屬科研院所獲評優博論文，總數達184篇，占獲獎論文總數的14.39%，并且相比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其獲獎總數都在2倍左右。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因為中國科學院博士生培養規模龐大，2011年共有4 832人獲得博士學位，相比其他高校和科研單位，評選基數較大；另一方面，中國科學院擁有320余位兩院院士、4 200余名博士生導師，其以研究所為基礎的高水平導師隊伍和一流科研實踐條件，為培養優秀博士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排名前十位的單位中，除中國科學院外，全部

是國家“985工程”一期大學。這一方面說明“985工程”一期建設高校都是國內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另一方面，也體現了“985工程”大學依托其優勢學科創新平臺項目，為國家高精尖人才培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156個學位授予單位中，包含了 39個“985工程”高校（共39所），和89個“211工程”高校（共113所），也就是說，包括了全部“985工程”高校以及78.76%的“211工程”高校，39所“985工程”高校共產出優博論文768篇，加上中國科學院的184篇，這40所高校/科研單位共產出952篇優博論文，相當于25.64%的學位授予單位產出了74.43%，大致符合“二八率”的分布，說明中國優秀博士生的培養已經形成了由“985工程”高校和中國科學院共同組成的核心群體。

（二）學位授予單位的洛特卡分布統計

（四）各一級學科歷年獲獎論文導師與學位辦評議組成員相關性分析

將歷年獲獎論文的數據，按照一級學科進行統計，統計出各一級學科獲獎論文的總篇數，以及其中指導老師是學位評議組成員的文章數量。同樣將數據導入Excel軟件，選擇Pearson（皮爾生）函數對兩組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到相關系數r為0.836，大于0.8，說明各一級學科歷年獲獎論文導師與學位辦評議組成員同樣呈現出高度的相關性。

將其中指導教師是學位評議組成員的文章數量與總篇數進行比重分析，按照所占比重降序排列，比重大于等于50%的學科如表6所示。

在85個獲得優博論文的一級學科中，歷年獲獎論文導師與學位辦評議組成員相關性平均為32.74%，也就是說，對于所有一級學科而言，將近1/3的獲獎論文來自評議組成員指導的博士。并且，超過50%的一級學科有20個，有4個一級學科相關性達到100%，分別為公共管理、軍制學、社會學和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相比按照學科門類統計得到的相關性，以一級學科進行分類統計得到的相關性更加明顯。顯示出一些學科獲獎論文成果高度集中在評議組成員指導的博士中。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對于學科門類或者一級學科，歷年獲獎論文導師與學位辦評議組成員都呈現出高度的相關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國博士培養的學科發展的不均衡性。尤其是對于學位辦評議組成員占獲獎論文導師比重超過50%的一級學科，杰出的研究人員呈現出高度的集中性，形成了該領域的核心團體。然而，指導教師與評議組成員的高度相關性也反映出優勢資源的高度集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百家爭鳴的良好學術發展氛圍。另一方面，中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的評選結果已經普遍作為高校對博士生培養單位以及指導教師績效評價的重要指標，那么如果能夠建立更加有效的評選機制，避免指導教師與評議組成員高度的相關性，將能夠大大增強評選的信度。

六、結論與思考

中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的初衷在于建立有效的監督和激勵機制，提高博士生教育的整體質量，鼓勵創新，促進高層次創新人才脫穎而出。然而通過以上統計和分析結果，反映出中國學科發展不均衡、資源配置不合理，以及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機制存在的問題，值得廣泛的關注和思考。參考文獻：

[1]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項目簡介[EB/OL].[2012-05-22]. http：///xwyyjsjyxx/zlpj/yblwpm/257695.shtml.

[2]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歷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評選結果 [EB/OL].[2012-05-22]. http：///xwyyjsjyxx/zlpj/yblwpm/.

[3]邱均平.信息計量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161.

[4]中國工程院.工程科技界的杰出人才――曹雪濤[EB/OL].[2012-05-22]. http：///cae/jsp/jump.jsp？oid=20111231115415843674246.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National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s

QIU Junping， ZHAO Yuehua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 R. China）

篇（4）

關鍵詞： 虛擬樣機技術；論文統計；計量分析

Key words： virtual prototyping technology；paper statistics；quantitative analysis

中圖分類號：C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9-0312-02

0 引言

虛擬樣機技術是上世紀80年代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而迅速發展起來的一項計算機輔助工程技術。設計人員在計算機上建立能夠反映產品特性的樣機模型，用樣機模型代替物理樣機在各種工況下進行仿真試驗和分析，測試和評估產品的整體性能，進而不斷改進和優化樣機模型的設計，直至獲得最優設計方案后，再制造物理樣機[1]。虛擬樣機技術改變了傳統的產品研發和設計思想，極大地降低了產品研發和設計的技術風險和開發成本，縮短了研發周期，提高了產品性能，加速了新技術向產品轉化的開發、研制與使用過程。進入21世紀以來，虛擬樣機技術及其應用在發達國家已經獲得重大進展，被廣泛地應用于各個不同領域。世界眾多著名的制造公司在生產開發過程中都廣泛采用虛擬樣機技術，設計、裝機、測試都在計算機中模擬完成，保證了產品一次試制成功[2]。虛擬樣機技術的應用，使企業能夠以最低的成本快速推出產品，迅速搶占國際市場，提高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為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本文依托“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這一平臺，通過對2003～2012年10年期間與虛擬樣機技術相關的期刊論文的檢索，采用論文計量學方法，對虛擬樣機技術的應用研究論文進行統計分析，概括和總結我國虛擬樣機技術的應用研究狀況，以期為虛擬樣機技術今后在我國更廣泛地推廣應用提供參考。

1 數據來源及分析方法

本文以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收錄的期刊論文為統計分析源，以2003～2012年為時間條件，以“全部期刊”為期刊范圍，以“虛擬樣機”為題名或關鍵詞進行全部專業論文的檢索，經過整理匯總，刪除重復論文后共計2508篇。通過EXCEL將整理后的論文數據套錄成數據庫，采用論文計量學方法對論文的發表年份、涉及領域、研究機構以及第一作者等四個方面進行統計分析，概括和總結近10年來我國虛擬樣機技術的應用研究狀況[3]。

2 統計分析結果

2.1 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論文年份統計分析 從圖1和表1可以看出我國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論文數量的增長態勢。2003年至2009年期間，論文數量逐年增加，2004年和2005年，論文數量增加的幅度最大，之后增加幅度在逐年減小，2009年論文數量達到頂峰。這表明，2003年至2009年，我國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發展得比較快，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從2010年開始，論文數量較大幅度減少，特別是2012年，論文數量減少到152篇。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可能是近三年對虛擬樣機技術相關的應用研究力度減小，也有可能是相關研究論文的產出以及中國學術期刊庫的收錄有一定時滯性[4]。

2.2 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涉及領域統計分析 筆者對研究主題涉及到我國航空航天、國防軍工、汽車與發動機、工程機械、礦產機械、農業機械、機器人與機械手、教育等領域的論文數量進行統計，結果顯示，我國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涉及各個領域，部分論文同時涉及多個領域，論文涉及領域分布情況見圖2。論文產出居前三位的領域是汽車、工程機械、機器人，這表明，隨著汽車、工程機械、機器人領域近十年來的迅猛發展，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在這些領域中也取得了不斐的成果。

2.3 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機構統計分析 在2508篇論文中，沒有署名作者單位的共有23篇。筆者將論文作者的工作單位分為本科院校、科研院所、企業和大專院校四類研究機構，統計結果見表2。發文數量最多的機構是本科院校，為2145篇，科研院所、企業和大專院校發文數量分別為419篇、368篇、117篇，其中科研院所、企業、大專院校與本科院校作者合著的論文數量分別為280篇、244篇、46篇，本科院校的發文數量遠遠高于其他機構。這充分顯示，本科院校是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的主要機構。

2.4 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論文作者統計分析 根據論文第一作者發文數量的統計結果可知，無作者數據的論文10篇，大部分作者1至2篇，發文數量排列前10位的作者見表3，其中，七位是本科院校的教授或講師，二位是博士研究生，只有一位是科研院所的高級工程師，由此可見，本科院校的教授和教師是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的中堅力量。

3 結論與建議

從“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檢索及分析結果可以看出，2003～2012年10年期間，我國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發展迅速，至2009年達到頂峰，近年又逐漸回落；應用研究涉及領域極為廣泛，研究成果比較多的是汽車、工程機械、機器人領域；應用研究的主要機構是本科院校，應用研究的主要群體是本科院校的學者和教師。本文的檢索分析結果不一定能夠全面反映我國虛擬樣機技術應用研究狀況，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虛擬樣機技術的應用研究機構和群體比較單一。

虛擬樣機技術問世之后，得到許多發達國家制造商的高度重視，立即將這一先進制造技術引入企業的產品開發中，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我國是一個制造大國，虛擬樣機技術的應用研究，不應僅在本科院校，不應僅有本科院校的學者和教師，更應廣泛推廣到企業和科研院所，讓廣大企業和科研院所的技術人員參與研究和應用。

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我國企業應積極主動充分利用虛擬樣機技術，減小產品的技術風險，縮短產品的研發周期，降低產品研發的成本，提高產品的性能，從而增強企業的產品開發能力，提高我國企業在世界制造業中的地位和市場競爭力。此外，虛擬樣機技術的研究專家也應加強向企業推廣虛擬樣機技術，推動這一先進制造技術在我國企業和科研院所的普及和應用。

參考文獻：

[1]郭衛東.虛擬樣機技術與ADAMS應用實例教程[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03.

篇（5）

在現代企業中，內部機構設置的科學性可以反映企業管理的先進性，而內部機構的設置具體又表現在人員的結構和分布上。在以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商品稀缺，我國的企業機構設置呈“紡錘性”，企業的生產經營重點是生產，生產一線人員很多，而市場營銷人員利科研人員相對較少。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機構的設置已遠遠落后于時代的要求。前不久，已經審理結案的全國最大的國企破產案――阿城糖廠的破產為此作了一個痛苦的注解。阿城糖廠擁有員工五千多人，“一年之內中層干部的人數增加了近4倍，從40人增加到了188人。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該廠銷售人員卻一直沒有增加。”（引自中國電視報《新聞調查》）市場銷售人員僅二十多人。現代企業管理和營銷理論認為，市場經濟下，一個理想的人力分布配置應里“啞鈴型”，企業的科研人員和營銷人員相對來講應該較多，而生產人員應該較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按人力資源的作用即生產部門人力資產、管理部門人力資產和銷售部門人力資產對人力資產分別確認。這樣一來，信息需求者就可以了解企業的人力資源的分布，從而可以分析企業的人力結構是否合理，據此還可以作為預測企業的未來前景的工具之一。二、關于人力資產的特點

人力資產是相對于物資資產而言的，因此，搞清兩者關系是正確提供人力信息的前提。物資資產目前一般按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資產兩大類來計量。非流動資產一般來說是一次性投入，并且企業一旦取得某項非流動資產，此項資產就屬于企業所有，企業對其擁有完全的所有權或控制權，然后按此項資產在企業收益的受益期長短來分攤其價值。流動資產流動性較強，一般是分期購買，分期計量。同樣，企業對其也有著完全的所有權。但“人”卻不同，“人”不僅是社會生產的基本要素和生產力的主導因素，還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會思維的高級動物。企業可以通過支付工資等費用來擁有人的勞動力使用權，但企業不可能對人本身擁有所有權和控制權。可見，人力資產的使用權和所有權是分離的。計量物資資產時，由于企業擁有對物本身的所有權或控制權，計量對象是物本身，計量人力資產時由于企業沒有也不可能擁有對人本身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如果把人本身作為計量對象是不恰當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企業所擁有或控制的只能是人的勞動力，也即人力資源的計量對象是勞動力，是人所具有的能力，使用該能力可以為企業創效益做貢獻。由于計量的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是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這樣一來人力資產就具有無形資產的特征。同時我們也知道，企業中的人力資產的流動性是不一定的，有的終生服務于企業，有的經常變換單位。也就是說在總體上人力資產既有流動資產的性質又有非流動資產的特征。三、關于人力資產的計量

由于人國資產具有上述特點，應該如何對其進行科學的計量呢?

目前，普遍的方法是將各種費用資本化或者將人力資產使用期間的各種費用折現，然后，再將其在以后期間內攤銷，這種方法類似于固定資產折舊的處理方法。但是，這種處理方法有很多缺陷。首先，該方法所涉及到的資本化或折現時間是主觀確定的，同時所用計量模式中涉及的有關數據，例如折現法中的原值，還要隨著時間的變化不斷調整。這樣一來，會計所提供的有關人力資源信息的可核性和反映真實性必然較低，從而信息的可靠性就受到懷疑。另外此方法的可操作性也很低。

我認為，我們完全不必利用上述方法來計量有關信息，而可以根據其不同的費用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企業取得人力資產之前，必然要發生一定的費用支出，如招募成本，選擇成本，錄用成本，安置成本，取得人力資產后還要發生一定的培訓費。對于前者，由于費用是在資產取得之前發生的，并且費用的發生與資產的取得與否沒有直接關系，如果花費在特定對象身上的支出有效，也就是說，對某人力資產的費用支出結果是取得了該資產，那么此費用應該計入該人力資產價值，反之，如果也計入此人力資產的價值，則很不恰當，而是應作為當期費用處理(這類似于研究開發費的處理)。對于有效費用和隨后發生的培訓費如果有合同并且數目較大則在合同期內攤銷，如沒有合同則在三到五年或更適當的年限內攤銷；如數目較小，則作為當期費用處理(這類似干固定資產修理改良費的處理)。人力資產取得后，正常情況下企業都會每月支付工資，而支付工資是企業對勞動者的勞動力使用權的購買。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一項人力資產的取得，是企業多了一位供應商，此供應商供應給企業的是勞動力這一特殊的商品。在有效人才市場假設下，企業每月付款，供應商定期供貨，否則，如果供應商不滿意，就會停止供貨，這表現為員工離開企業，同樣如果企業不滿，則停止購貨，這表現為企業解雇員工。這樣一來，企業就好象在購買如原材料這樣的流動資產。會計處理時就可以參照類似于原材料等流動資產的處理方式，借記“人力資產”，貸記“應付工資”或“銀行存款”等科目。這樣做的原因或好處如下：

其一，這種做法所提供的信息的相關性較強。會計信息的提供也應貫徹“以需定產”的原則，從需求者的角度出發。我個人認為，會計信息的需求者更關心的是人力資源為企業創造的價值大小，期望人力資產信息能幫助他們預測企業未來的現金流量，對人力資源價值的需求相對而言要小些。也就是說，利益關系人并不太在乎企業人力資源本身的價值大小，他們更關注企業取得和利用人力資源的成本和人力資源給企業帶來的效益。

其二，此法的可靠性也較高。這里的會計計量所用的是投入價值中的歷史成本，而歷史成本的可靠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前面已經講過，影響人力資源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工資因素以外還受工作環境和社會關系等各方面的影響，人們追求的既有物資上的享受又有精神上的滿足。而精神方面是難以衡量的。但在一個有效的人才市場中，買賣雙方必定會權衡自己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得失，工資可以很好地充當交易的顯示器。長遠來看，如果交易價值較低則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人力資產在該企業得到了較好的精神滿足，而人力資產精神的滿足程度又從側面體現了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高低。

篇（6）

1.2應用公允價值計量可能成為企業盈余管理提供便利盈余管理是指企業的管理者為實現企業或個人利益，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主要通過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選擇，從而使企業盈余達到預期目的。會計準則和盈余管理既是制約和反制約的關系，也是利用與反利用的關系。會計準則在主觀上制約著盈余管理行為，但盈余管理在客觀上促進會計準則的不斷改進和完善。會計準則天生不是盈余管理的動因，但會計準則天生會成為管理當局進行盈余管理所借用的工具。所以，會計準則的科學性、嚴密性和彈性如何，無疑對企業管理者利用其進行盈余管理的深度、廣度和頻度是有很大的影響。盡管會計準則的制定者也懂得這一關系，但會計準則并非完全為了防止盈余管理而制定的，新會計準則正是在考慮其科學性、實用性進而擴大會計選擇和職業判斷的范圍，還是制止盈余管理而壓縮會計選擇和職業判斷的范圍的矛盾中產生的。新會計準則在這種矛盾中適當調整了會計選擇的范圍和職業判斷的內容，但客觀上仍為新的盈余管理手段的運用提供了契機。新會計準則更多地體現了和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增強會計信息相關性的同時，也適當增大了會計政策的選擇和會計職業判斷的空間，從而客觀上增大了企業在某些方面進行盈余管理的機率。

1.3會計人員的素質可能影響公允價值計量的合理運用公允價值存在著缺乏可靠性的致命弱點，在操作上很大程度地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會計人員素質較低便成為影響公允價值確定的又一重要因素。會計人員的素質包括道德素質和業務素質。在當今這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人的趨利動機越發明顯，在利潤所帶來的巨大誘惑面前，會計人員往往容易喪失道德水準和職業良知，對資產進行虛假評估或不愿意披露詳細、真實的信息，低估損失，高估收益，甚至故意以欺詐、舞弊等手段，使會計信息歪曲反映經濟活動和會計事項，職業道德素質偏低嚴重影響會計信息質量。會計人員整體業務素質偏低，合理估計和判斷能力較差，也影響會計估計的合理性。從目前出臺的新會計準則看，部分準則存在一些高難度動作，如購買法、計稅基礎、資產重組等，除計稅基礎外，大部分是與公允價值有關，公允價值究其本質是估計值，會計人員不但是報表的編制者，在新會計準則下還應是估價師，但在我國現階段這種較高素質的會計人員數量并不很多，嚴重影響著公允價值計量的合理運用。

2新會計準則下公允價值計量問題的解決方案

2.1加快市場體系建設，為應用公允價值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公允價值計量植根于完善的市場環境，建立統一充分競爭的交易市場是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前提。就目前我國的市場環境而言，急需完善資本市場，擴大債券市場、票據市場、外匯市場、黃金等貴金屬市場，建立充分競爭的生產要素交易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工具交易市場。同時，要打破行業壟斷，降低金融、電信、能源、電力等行業的準入條件，允許私營、民資進入金融、保險等領域；打破分業經營的限制，鼓勵混業經營，引入充分的市場競爭機制。

公允價值計量一般采用市價法、類似項目法和估價技術法。市價法是指將資產和負債的市場價格作為其公允價值的方法。類似項目法是指在找不到所計量項目的市場價格的情況下，通過參考類似項目的市場價格來確定所計量項目的公允價值的一種方法。估價技術法是指當一項資產或負債不存在或只有很少的市場價格信息時，采用一定的估價技術對所計量項目的公允價值做出估計的方法。這三種方法運用時首選市價法，因為公開的市場價格是最公允的。賠償制度、處罰制度，這些措施能相對有效地保證財務信息的可靠性。因此，為了保障公允價值計量“公允”的使用，我們也需要比照發達國家的做法制定相應的制度，采用加大違法成本的辦法來阻止企業的違規違法行為，以有效的防范造假現象的發生，促使企業自覺按照公允價值確認、計量和報告企業經營和財務狀況。

2.2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為公允價值應用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公允價值運用中的真正公允必須解決人為操縱問題。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先天不足主要在于我國目前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缺陷。公司治理簡單地說是處理公司內部人與外部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內部人由于掌握了外部人所不知的內部信息而會取對自身有利卻不惜傷害外部人利益的決策。我國的上市公司國有股一股獨大、所有者缺位導致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程度相當高，他們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進行上市公司與其大股東之間不正常的關聯方交易。公允價值成了關聯方之間達成的隨意價格。在上市公司粉飾經營業績報告、偽造盈利的行為中，公允價值則成了一個法寶。這些行為極大地擾亂了資本市場的秩序，降低了資本使用效率。因此，關鍵的措施是盡量完善我國公司的治理結構。讓更多的投資者參與到資本市場，實現產權多元化以弱化內部人控制程度。只有這樣，才是公允價值能在我國合理運用的根本保證。

2.3加快制定公允價值估價技術的操作指南由于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最能反映形成市場價格的各種因素，因此，現值法是目前被廣泛應用的評估公允價值的方法。當無法獲取市價時，就需要應用現值技術來計算其公允價值。提高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可操作性，是要使其在具體實務運用上既便于操作，同時又能很好地解決具體問題。因此，筆者建議有關部門制定一套如何采用現值技術估計公允價值的操作指南，在指南中盡可能詳盡地規定有關現值的確認、計量和報告問題。例如，在估計某一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時，指南中應明確規定在什么情況下使用現值，對于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折現率的選擇以及折現方法的選擇都應該有明確的規定。操作指南制定得越詳細，就越能為在市場信息不夠充分的情況下應用公允價值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方法。

篇（7）

由于人力資源有一種不同于一般資本的特殊性，在日常的活動中，很多情況下要依靠這種資源的主觀能動性來發揮應有的作用。不容忽視的是人力資源所處的市場經濟環境的諸多影響和客觀條件的要求等，即人力資源要維持自身和家庭的正常生存，他們首先會考慮“經濟要素”，這也是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最底層需求。按《人》中的當期價值理論來說，“從時間涵義來說，當期價值就是指當年價值。”《人》還就為什么選擇當年價值進行了論述“（1）人力資源價值具有不確定性，不能歷年累加，如果歷年累加既無據可查，且計算更趨復雜化。”“（2）時間上定為當年，與現行會計、統計核算制度的年度規定相一致，便于采集數據，便于操作。”也正是基于上述邏輯，《人》認為“當期價值是指人力資源當期投入價值和當期創造的新增價值之和，以此作為人力資源的總價值”。

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對組織的人力資源進行計量和核算不是為計量而計量，而是需要這個計量結果有助于組織正常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順利進行，有助于組織的順利健康發展，不能僅從當前計量手續與過程的復雜程度上來考慮。而且，采用這個當期價值理論邏輯對組織人力資源進行計量，很容易誘發“短期行為”，也就是經濟學上所講的“道德風險”。當被測主體意識到自己已經進入當期價值理論核算的體系中，逆霍桑效應就會發生。因為計量者只關注當期員工創造的價值，所以員工就會急功近利地處理日常工作事宜。由逆霍桑效應導致的“短期行為”就會發生。這樣一來，原本希望通過計量和核算有助于組織的健康發展的措施卻引致了人們的“近視效應”。如何有效規避這種計量誘發的“短期行為”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2.如果采用這種計量方法，如何有效解決“人才”的兩難困境

《人》文中的當期價值理論是從兩個方面來對人力資源進行計量的，即“當期投入價值和當期創造的新增價值之和”。并且“從空間涵義來說，當期價值反映的是一個單位人力資源所實現的經濟價值，這與現行核算的單位主體是一致的。所以我們計算的人力資源價值要受單位經濟價值和效益的制約，單位創造的經濟價值高、效益好，人力資源價值就應大些，單位創造的經濟價值低、效率低，人力資源價值就會小一些，這里不論群體價值、個體價值都是如此。”誠如《人》所言一樣，人力資源價值的大小要受到“單位經濟價值和效益的制約”，那我們在利用當期價值理論進行計量時候如何規避這個問題呢？該理論并沒有就此做出必要的說明。組織中的人力資源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與許多非人力資源共同存在的。而且，人在組織中發揮作用是要受到很多環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的，比如其他配套物資資源的到位情況以及制度安排等。同時，由于很多項目不可能在一個“當期”就能實現其對組織創造價值的貢獻，很多時候甚至僅僅開展的是一些重大項目的準備階段工作，那么，按“當期價值理論”，該如何對這些人力資源主體進行計量和考評呢？難道他們在“當期”除了成本投入外，沒有創造其他任何可以鑒定自身的價值？如果按這種邏輯，或許組織中的很多真正對組織發展有用的“人才”將根據“適者生存”原則，最終選擇“孔雀東南飛”。因此，這樣的計量對組織的負面影響將是深遠的和難以想象的。

3.如果采用這種計量方法并認同“Q=LαKβ”，如何界定“當期”的時間范圍

正如《人》中所言，“如何從企業創造的新增價值中把人力資源創造的部分分離出來，這是國內外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人》通過構造Q=LαKβ（其中Q為效益或產出，L為人力資源的投入，K為物力資源的投入，α、β均為參數）投入－產出函數，“通過科學的方法與模型解決了這一問題。”關于這一點，愚者又有些疑問。首先，關于Q=LαKβ的構造。這個投入－產出函數與經濟學上經典的道格拉斯－柯布生產函數很類似，后來這個經典的生產函數被宏觀經濟學家通過各種修正與變換用于對經濟增長的分析。應該說這個模型用于對經濟增長方面的分析，更多地是考慮到諸如科技、制度、人的心理預期等多方面的環境分析后逐步才得到認可。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單純僅從人力資源L的投入和物力資源K的投入是不能很好地對由于這兩種資源所創造的價值Q進行準確計量的。比如工作環境、社會制度、心理狀況等都是對L乃至K有很大影響的因素。同時，即使認為這種計量方法不存在理論上的誤區，那么，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界定“當期”的時間范圍問題。因為按當期價值理論邏輯，對組織中的人力資源進行計量和核算時考慮的都是“當期投入價值和當期創造的新增價值”，如果一項投入在“當期”沒有創造出可以依據會計制度核算的產出，或者這項投入可能跨越多個“當期”甚至最終成為“呆帳和死帳”的時候，那么又將怎樣對其進行計量呢？這個“當期”難道僅是為了“便捷”而與會計核算制度相一致的嗎？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界定這個“當期”又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4.采用這種方法，如何規避組織用于人力資源投入方面的風險

按當期價值理論邏輯，在一個“當期”投入的成本，不論最終能否收回人力資源開發方面的投入，這些投入最終都將作為“當期”人力資源價值來源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存在很多這方面投入沒有相應回報的事例，比如在“當期”內人力資源主體突然由于各種原因消失、流失等情況。那么這種情況下，這種投入就不能再視作一項人力資源價值了，而是變成了組織的“呆帳或死帳”。因此如何規避這種投入風險，這種理論也沒有給出相應的解決思路。

小結

愚以為，在人力資源額本身的計量上，正如T.W.舒爾茨所言，“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處理上，如何區分既具有消費功能又具有人力投資功能的支出都是困難重重的。”而且即使不去思考這些人力資源計量方法本身是否科學可行，這些觀點首先即忽視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即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本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生產要素，即資本非同質。人力資源的使用過程是一個動態和主觀能動性發揮的過程。以一個靜態的標準去衡量一個動態的勞動過程和分配過程，是很不恰當的。因此，人力資源不能像非人力資源那樣可以在靜態下以貨幣加以確定。

的確，目前對人力資源進行有效計量是一個世界范圍的難題。同時，對人力資源進行計量和核算又有著其特殊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對組織認識自我的情況會有很大幫助，比如有利于對員工進行有效的薪酬設計和激勵等；另外，對人力資源管理也有其特殊的含義，因為不論是從未來組織的發展還是從組織對現狀的自我核查來說，對人力資源進行準確有效的計量都是很重要的。T.W.舒爾茨建議“就估算人力投資來說，原則上有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法，就是用它的產量而不是用它的成本來進行計算。”或許到目前只有像T.W.舒爾茨所建議那樣進行創新才能找到一種比較完美的計量方法。Rosen等人以T.W.舒爾茨的思路，在提出激勵合約選擇的兩大約束，即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人力資源定價的“以產定酬”模式。但其始終沒能把產品的價格風險因素納入到分析的范疇，而簡單地把產品價格設置為1，即用產品產量表示產品的價值，把產量作為激勵的依據。但“以產定酬”為我們提供了把產品價格風險也加入分析范疇的思路，即建立“以利潤定酬”模式。在考慮到這一模式進行分析的復雜性以及可能會引致的短期行為后，可以再次將問題轉化，即將某一時點的利潤指標轉化為某一時期的公司股票市值，并借助BLACK-SCHOLES的期權定價模型，即把企業某一時期的全部股票看作是一種股票期權，從而最終把人力資源的定價轉化為企業的股票期權定價問題。當然這種依靠期權定價的模式也有其不足。因此，如何準確、有效地最大程度上規避由于對人力資源計量所誘發的不利影響，仍然是一個難題。

篇（8）

基金項目：陜西省職業技術教育學會2016年度教育科研規劃課題（編號：SZJY-1608）

中圖分類號：G353.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2月14日

目前，我國高職院校的科研水平總體偏低。高職院校作為我國高等學校的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還是體現在教學方面，就其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功能而言，與本科院校之間的差距還很大，尤其是科學研究方面。要提升高職院校的科學研究功能，就必須了解高職院校目前的科研現狀。

陜財職院是一所全日制公辦普通高等職業院校，坐落于陜西省咸陽市，創建于1960年4月，其前身為陜西省財政學校，先后更名為陜西省統計財經學校、陜西省財政會計學校、陜西省統計財金學校、陜西省財經學校等，1986年由西安遷建咸陽。2001年9月獨立升格改制為陜西財經職業技術學院。2011年7月正式由陜西省財政廳劃轉陜西省教育廳管理。陜財職院秉承“博學、慎思、誠樸、篤行”的校訓，堅持“質量立校、特色興校、人才強校”的辦學理念，立足陜西省，面向全國，依托會計行業，面向三大產業，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行業人才需求，為社會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培養了大批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形成了“團結、嚴謹、勤奮、奉獻”的優良校風和“實訓與理論相融并進、崗位與課堂有機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陜財職院以建設成為陜西財經領域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基地、陜西財稅干部培訓基地、陜西省會計人員繼續教育基地、會計工作能力訓練與認證基地、財經類高職學生就業創業培訓基地，實現“省內一流，行業著名”為辦學目標，根據區域經濟及社會發展需要設置和調整專業，旨在形成具有鮮明財經特色的專業體系。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為《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檢索網址為http：///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檢索時間為2017年2月7日；檢索方式為“高級檢索”，控制檢索條件為：作者單位“陜西財經職業技術學院”模糊匹配方式，發表時間從“2001年”到“2016年”，來源類別“全部期刊”，共檢索到文獻1，454篇，然后利用CNKI提供的“分組瀏覽”和“文獻分類目錄”功能進行統計分析。

二、統計結果及分析

（一）年度發文量統計與分析。發文量是衡量一個單位學術成果的重要指標，不僅能體現單位的科研水平，同時也能說明單位的學術氛圍。表1為陜財職院2001～2016年發文量統計。其中升格初期，由于科研實力薄弱等原因，年發文量較少；2009年首次突破100篇。可以看出，自升格以來，陜財職院年度發文量雖有波動，但整體呈現增長趨勢，科研總量在增加。（表1）

（二）學科分布統計與分析。一般情況下對論文的學科分布進行統計，所得數據能體現學校設置的各個學科（專業群）的學術水平及科研實力。截至2016年底，陜財職院作者發文量超過50篇的學科共有11個，具體如表2所示。陜財職院作者發文量最多的兩個學科是企業經濟、會計，發文量較多的學科有貿易經濟、宏觀經濟管理與可持續發展、金融等，這與該校開設的主要專業吻合，也體現了該校的辦學特色。其中，在企業經濟學科203篇，占同期論文總數的13.96%，說明該校企業經濟學科科研實力最強，財經特色較為鮮明。（表2）

（三）研究層次統計與分析。研究層次是指研究論文所屬的領域。截至2016年底，陜財職院作者所屬最多的五個領域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該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說明陜財職院是一所以人文社科為主的高職院校。在以工科為主的省屬高職院校群體中，陜財職院辦學特色和專業特色較為鮮明。（表3）

（四）合作機構統計與分析。合作發文機構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機構間的科研合作情況。科研合作對合作機構之間的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作發展有很大幫助。截至2016年底，與陜財職院作者科研合作最為密切的機構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陜財職院地處咸陽，該校作者與民族學院（坐落于咸陽）、咸陽師范學院、陜西科技大學（以前也坐落于咸陽）合作比較密切，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表4）

（五）基金資助統計與分析。基金論文是指由各類研究基金項目資助產出的論文，是衡量論文學術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基金論文比是各類基金論文數占論文總數的比例。陜財職院作者科研論文標注的主要基金項目詳見表5。截至2016年底，該校作者共有33篇產出論文標注了7種基金項目的資助，基金論文比為2.27%。這一比例在陜西省高職院校中屬于低水平，主要是由于高職院校科研實力相對薄弱，較難獲得高層次基金的支持。（表5）

（六）發文期刊統計與分析。期刊檔次整體上反映了該期刊所的普遍水平。表6列出了陜財職院作者數最多的10種期刊。可以看出，在該校作者發文最多的10種期刊中，有《教育與職業》、《財會通訊》、《商場現代化》等期刊出現（或曾經出現）在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目錄中。但同時也可以看出，該校作者的其他主要期刊影響力不足，大部分論文質量尚待提高。（表6）

（七）論文關鍵詞統計與分析。關鍵詞頻次越高，說明相關主題論文數量越多。表7列出了2001～2016年陜財職院作者發表期刊論文標注頻次最高的10個關鍵詞。可以看出，陜財職院作者使用頻次最高的關鍵詞是“高職院校”、“對策”、“問題”、“高校”、“教學改革”等，這說明陜財職院作者關心高職院校自身發展，關注教學改革，能夠針對高職院校、教學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展開研究，提出對策。同時，高頻關鍵詞“電子商務”體現出來該校的專業特色。（表7）

三、結語

本文統計了陜財職院升格為高職院校以來到2016年底所發表的學術論文。統計顯示，該校科研實力持續不斷增強。該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在企業經濟、會計等學科的科研實力最強，財經特色較為鮮明。該校作者的科研合作具有地域傾向，發表的基金論文較少，的主要期刊影響力不足，論文質量尚待提升。該校作者科研工作聚焦于“高職院校”等與自身關系密切的問題，關注教學改革，能夠針對高職院校、教學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展開研究，提出對策。

主要參考文獻：

[1]石偉平，唐林偉.我國高職院校科研總體水平偏低[N].中國教育報，2015.7.9.

篇（9）

經濟、能源消耗及環境現狀

近幾年來，江蘇省經濟發展速度相當快。江蘇正處于工業化加速和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全省的國內生產總值每年以超過10%的速度在增長，但是江蘇省的增長速度普遍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快。從1990～1993年，江蘇省的GDP增長率每年都在上升，到1993年達到最大值，其具體值為22.02%。1993年后，其增長率有所下降，但總的來說，其增長速度還是比較大的，均超過了全國的平均增長速度。

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能源的消費量也是相當大的，江蘇省的能源消費量逐年遞增，并呈加快趨勢。1999年，江蘇省的能源消費總量是5960.14萬噸標準煤，而到2007年則快速增長到18031.67萬噸標準煤，是1999年的三倍多。同時，電力的消費量也在增加，其年增長率變化較大，最大已達22.1%。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對各種能源的消耗量也將不斷增加。但是，由于江蘇省自身產能水平極低，供需缺口很大。而且，由于電力供應不足，江蘇省在過去幾年普遍出現了拉閘限電的現象，許多企業被迫調整廠休，避峰讓電，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蘇經濟的發展。因此，能否很好地解決能源供需矛盾，將成為影響江蘇省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健康發展的關鍵。

在環境污染方面，這里主要分析工業廢水的排放情況。工業廢水的排放量從總體上來說也在不斷增加。1996年排放量最低，為85481萬噸，2007年則上升為192426萬噸，這對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卻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這與可持續發展思想是相違背的。

能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雖然社會能源的種類很多，但是一個經濟系統中的各種能源投入，其初始狀態通常是煤、石油、天然氣及水電四種能源。而環境污染包括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噪聲與振動危害及其他。本文僅以全省工業廢水排放量（FS）表征環境污染程度。并以能源消費量（NY）和廢水排放量為自變量，全省生產總值（GDP）為因變量，建立如下計量模型進行研究：

Y=β0+β1X1+β2X2+μ

其中，Y、X1、X2分別表示GDP、NY、FS，μ為隨機項。

本部分收集了江蘇省1990～2007年的全省生產總值（人民幣億元）、能源消費總量（萬噸標準煤）、工業廢水排放量（萬噸）等有關數據。所選數據全部源于1997～2008年各年的《江蘇統計年鑒》。由于從年鑒上得到的全省生產總值是按當年實際價格計算的，各年的數據不具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以1985年為基期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其進行修正，以便使所得結果比較客觀準確。

根據以上建立的模型，對所收集的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3.0進行線性回歸，根據回歸結果，建立了如下回歸方程：

Y=-554.7009+0.307044X1+0.001697X2

(-13.29282)(52.36129)(3.287607)

R2=0.998840，F=5594.677

統計學檢驗、計量檢驗。從回歸結果看，擬合優度R2接近于1，解釋了總離差的99.884%。同時，在給定5%的顯著性水平下，各變量的參數估計都通過了t檢驗，F值也大于其臨界值，這說明回歸方程的總體顯著性水平較高，擬合得很好，而且變量電力消耗量、工業廢水排放量與經濟增長存在著顯著的線性關系。此外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自相關及異方差。因此，回歸方程是總體線性顯著的，它能正確地反映能源、環境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濟意義分析。從回歸方程可以看出，β1為0.307044，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能源投入的增加，江蘇省的生產總值將不斷增加。能源多消耗1萬噸標準煤，全省的生產總值將增加0.307044億元，這種正向的相關關系與實際也是相符的。能源是一國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物質基礎，沒有能源的提供與利用就不會有經濟的增長和發展，更談不上整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但是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江蘇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能源的供應。然而，由于江蘇省“無油、缺煤、少電”，資源匱乏，95%以上消耗的能源都要從省外調入。因此，江蘇省不適合發展高能耗項目的產業模式，需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

另外，β2為0.001697，說明江蘇的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因此，可以說,江蘇省經濟的增長是以犧牲環境、污染環境為代價的。在我國，普遍采用GDP或GDP的增長率來評價一個地區的發展成就，用產值和經濟增長率對各級政府的政績進行考核，這就導致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不惜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由此所產生的惡果也最終將對經濟產生“報復”。因為環境污染的加劇，又不斷會拉大治理環境污染的費用支出。

同時，運用Eviews軟件計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矩陣，得出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著較大的相關關系，其相關系數為0.79059。這說明能源的高消耗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環境，就要從減少能源的消耗入手，不斷提高能源的效率，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

綜上所述，江蘇經濟的增長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的，同時江蘇省資源不太豐富，不斷拉大的供需缺口將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而且環境污染最終也將對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是一種極不和諧的經濟增長方式。能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建議

（一）優化江蘇省的產業結構

推進產業優化升級，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調整輕重工業的比重，大力發展輕工業，向結構輕型化發展。限制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行業的發展。必須建立標準化的定量技術指標，在水泥、鋼鐵等行業，堅決淘汰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落后工藝、技術、設備和產品。從而促進能源、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優化江蘇省的能源結構

首先要加快江蘇省的電源電網建設，并大力推行電力需求側管理，以緩解電力供需矛盾。其次要積極開發水電，利用江蘇抽水蓄能的豐富資源，重點考慮建設一批調峰能力強的中型水電和抽水蓄能電站。再次要優化發展煤電，推行高效潔凈燃燒技術和提高技術設備水平，以提高煤炭等一次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后要利用江蘇省具有引進天然氣港口和良好住址的條件，大力發展天然氣，并加快對風電、潮汐發電等適合江蘇省情的新能源項目的建設。從而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降低環境污染。

（三）依靠科技進步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式流程，從而使物質和能源能夠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循環經濟在環境保護上表現為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并把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耗等融為一體。同時，循環經濟還能拉長生產鏈，推動環保產業和其他新型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社會發展。此外，循環經濟在不同層面上將生產和消費有機地聯系起來。因此，發展循環經濟符合江蘇省的省情，我們要依靠科技進步，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將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消耗型向循環型、投資推動型向創新推動型經濟轉變，實現江蘇經濟向高級化發展。

（四）完善綠色GDP指標體系

江蘇省作為全國“綠色GDP”核算的試點之一，首次也是全國首家向社會公開通報了全省生態公益林的建設與監測效益。但是，江蘇試點的并不代表全面計算完整意義上的綠色GDP，最多只能稱之為“淺綠色”GDP。而且在已有的工作中還有很多不足，如現有核算只是對當年流量的核算，對歷史造成的污染治理成本如何估價，懸而未決；污染損失的口徑范圍也沒有明確等。因此，要不斷著力于提高全民，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對綠色GDP的認識觀念，提高綠色核算技術，構建科學完整的環境資源統計指標體系，并制定出與綠色GDP核算相關的法律制度，以摸索并完善綠色GDP核算體系。

參考文獻：

篇（10）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國民收入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復

時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時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時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時期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綜合要素生產粗放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率的增長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復

時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11）

客觀性是對會計工作的基本要求。會計工作提供信息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的決策需要，因此，就應做到內容真實、數字準確、資料可靠。在會計計量工作中，堅持客觀性的原則，就應當在進行計量的時候，客觀地反映企業的各種信息，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準確給出企業的實際情況，并且使計量結果能夠經受住實踐的考驗。

（二）可比性原則

企業的會計計量，應當按照國家統一的制度規定進行，以使所有企業的會計計量工作都能夠建立在相互可比的基礎上。只要是相同的經濟事務，就應當采用相同或者相近的會計計量模式。計量模式的統一是保證會計信息可比的基礎。不同的企業可能處于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經濟業務發生的時間和空間還有社會經濟狀況都不盡相同，為了保證計量結果能夠滿足企業經營者決策和預測的需要，以便于比較不同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所以企業的會計計量應當遵循可比性原則的要求。

（三）一貫性原則

一貫性原則要求企業的會計計量模式前后各期應當保持一致，不得隨意地變更。如有必要變更，則應當將變更的內容和理由、變更的累積影響數，以及累積影響數不能合理確定的理由等，在會計報表的附注中予以說明。

二、三種特殊情況下的多元化會計計量模式選擇

（一）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即金融業的衍生金融產品。現行會計制度的計量屬性是歷史成本，入賬后一般不再變動。而衍生金融工具大多是一種尚未履行的或處于履行中的合約，若按傳統的確認標準，它們一般是不能在表內確認的。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約在簽訂之后至履行之前往往存在多種風險，因此，歷史成本計量模式就顯得無能為力了。這時，可采用現行市價/名義貨幣計量模式將衍生金融工具單獨立項反映，在交易完成前逐期歸結，交易結束后再一并結轉。

（二）人力資源計量

一般說來，會計工作中對人力資源的計量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人力資源成本會計計量模式，它是應用傳統會計理論與方法，把會計主體針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即人力資源成本，按照其具有提供未來服務或經濟效益潛力的性質，確認為資產，并進行計量和報告；另一種是人力資源價值會計計量模式，該模式是把人作為具有價值的組織資源并對其價值進行評估、計量和報告。因此，人力資源也應像其他經濟資源一樣，把商品化和市場化作為其計量的前提，即對人力資源的計量可以以勞動力市場為基礎，按勞動力現行市價進行計價，采用現行市價/名義貨幣計量模式。

（三）預計未來事務

對未來事項進行計量時應考慮以上因素的影響，合理的進行估計，并運用最合適的計量屬性。由于未來事項屬于尚未發生的事項，這就決定了它不可能在計量中采用單一的歷史成本計量模式，而往往采用現值和未來現金凈流量的貼現值作為其計量屬性，采用可實現凈值/名義貨幣單位計量模式，以求能比較準確的反映它對企業財務后果的計量。

三、開展會計計量工作的一般性原則

（一）權責發生制原則

權責發生制原則要求企業的會計計量應當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凡是當期已經實現的收入和已經發生或應當擔負的費用，不論款項是否收付，都應當作為當期的收入和費用；凡是不屬于當期的收入和費用，即使款項已在當期收付，也不應當作為當期的收入和費用。

（二）配比原則

配比原則要求企業在進行會計核算時，收入與其成本、費用應當相互配比，同一會計期間內的各項收入和其相關的成本、費用應當在該會計期間內確認。配比原則是根據收入與費用的內在聯系，要求將一定時期內的收入與為取得收入所發生的費用在同一期間進行確認和計量。

（三）歷史成本原則

歷史成本原則要求企業的各項財產在取得時應當按照實際成本計量。其后，各項財產如果發生減值，應當按照規定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除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另有規定者外，企業一律不得自行調整其賬面價值。

（四）劃分收益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的原則

劃分收益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的原則要求企業的會計計量應當合理的劃分收益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的界限，凡支出的效益僅及于本會計期間（或一個營業周期）的，應當作為收益性支出；凡支出的效益及于幾個會計期間（或幾個營業周期）應當作為資本性支出。劃分這兩種支出要求企業在會計計量工作中確認支出時，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支出，將資本性支出計列與資產負債表中，作為資產反映，以真實的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將收益性支出計列于利潤表中，計入當期損益，以正確的計算企業當期的經營成果。

四、開展會計工作的修正性原則

（一）謹慎性原則

企業的經營活動充滿著風險和不確定性，在會計計量工作中，堅持謹慎性原則，要求企業在面臨不確定性因素的情況下做出職業判斷時，應當保持必要的謹慎，充分估計到各種風險和損失，幾步高估資產或收益，也不低估負債或費用。

需要注意的是謹慎性原則并不意味著企業可以設置各種秘密準備，否則就屬于濫用謹慎性原則，將被視為重大會計差錯，應按重大會計差錯更正的規定，進行相應的會計處理。

（二）重要性原則

重要性原則要求企業的會計計量過程中對交易或事項應當區別其重要程度，從而采取不同的計量方式。對資產、負債、損益等有重大影響，并進而影響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據以做出合理判斷的重要會計事項，必須按照規定的會計方法和程序進行處理，并在財務會計報告中予以充分準確的披露；對于次要的會計事項，再不影像信息的真實性和不至于誤導使用者做出正確判斷的前提下可以適當簡化。

（三）實質重于形式原則

實質重于形式原則，要求企業應當按照交易或事項的經濟實質進行會計計量，而不應當僅僅按照他們的法律形式作為會計計量的依據。在實際工作中，交易或事項的外在法律形式并不總能完全反映其實質內容。所以，會計信息要想反映其所擬反應的交易或事項，即必須根據交易或事項的經濟實質，而不能僅僅根據他們的法律形式進行計量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