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文學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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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一、孔子學院誕生的背景 文學

世界文化是豐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借鑒是促進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載體，成為各國人民之間增進了解和友誼的紐帶，對加強各國之間的學習和借鑒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日益廣泛和深入，漢語的文化價值和使用價值也在提升，漢語學習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民眾的重視。為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2003年作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的計劃。中國國家漢辦將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條件的若干國家建設以開展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民族文化為主要活動內容的“孔子學院”，并在北京設立了“孔子學院總部”。

可以說，在海外建設孔子學院是中國國家積極推動的項目，也是21世紀初中國外交的一個戰略。“孔子學院“的英文名稱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其學說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于中國人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首要記憶；對世界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標志性符號。因此，該名稱體現了中國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語言文化底蘊，也體現了新世紀中國文化將逐步融入世界的發展趨勢。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開辦以來，從尼羅河畔到乞力馬扎羅山，從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邊，從五大湖區到西伯利亞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個國家和地區，已設立了249所孔子學院和56所孔子課堂。短短4年，孔子學院花開全球，其發展速度非常驚人。孔子學院的迅猛發展，得益于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國的需要。“孔子學院”是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漢語和了解中國文化的園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臺，是加強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友誼合作的橋梁。毫無疑問，孔子學院的誕生、建設和發展勢頭對中國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國家形象和構建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中國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臺。

二、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權國家以維護本國文化利益及實現國家對外戰略目標為目的，在一定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內一切和平手段所開展的外交活動。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優化一國的國際形象。

建構主義認為，通過文化信息和價值觀念的對外放射，國家將產生文化影響力，從而建構其廣泛受到國際認同的一國的國際形象。對中國而言，建立起負責任大國形象是國家形象設計的戰略目標。這就要求中國以國家自身的和諧發展為基礎，積極推動世界的和諧化進程，積極發揮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國家形象中的作用，從而逐漸塑造起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孔子學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屬性，其目標就是要推廣漢語和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讓外國人民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的價值觀念，做到“潤物細無聲”，在提升中國國際形象的同時，增進友誼，共創和諧世界。傳播文化最好的載體是語言，孔子學院在傳播漢語的同時推廣中國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為。陳至立在第二屆孔子學院大會上演講時說，孔子學院要成為“海外漢語推廣的基地，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

2.鑄就強勢文化，提升一國的文化競爭力及綜合國力。

一國的文化交流狀況基本與國家綜合國力成正比，經濟水平高、綜合國力強的國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對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實現對外戰略目標。

正如漢斯•摩根索所言，“較之軍事、經濟等因素，文化如果運用得當，將能征服人們的頭腦，產生持久、穩定的戰略效果”。在文化多樣化發展的當今世界，能否占據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強勢文化，將對一國的發展起重要作用。從傳播學角度看，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對強勢文化的擁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經濟上對受眾在吸引力方面處于相對優勢地位。

當今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強勢文化正深刻地影響著其它國家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在國際上依然缺乏應有的影響力和認同度，中國外交在國際機制和國際事務中的實際參與度和話語權依然有待加強。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各國對漢語與中華文化的學習熱情空前高漲，而孔子學院正是以傳播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孔子學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國熱”的升溫，為中國的文化外交帶來不少福音。

三、孔子學院對中國文化外交的重要意義

1.加快中國文化的傳播，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語言和文化之間有著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關系，語言的推廣對文化傳播有巨大的推進作用。“孔子學院”以漢語教學為渠道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各國人民更直接地接觸中華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華文化。有了漢語作載體，中國的書刊、雜志、影視、網絡信息等流傳于國門之外將不再舉步維艱。

漢語是維系中華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紐帶，在漢語的國際推廣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中國文化的傳播，加快京劇、影視劇、文學作品等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滿足國外對中國文化的向往，使中國文化成為吸引亞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時這也將增強海外華人、華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進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本國語言的國際化是國家之間軟實力競爭的重要內容和象征。近代以來，中國人走出去傳播漢語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但長期僅限于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領域。2002年，中國開始醞釀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孔子學院是海外漢語教學推廣基地，同時也是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是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也為中國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從傳播學視角看，“孔子學院”的文化國際傳播應該是搭建雙向的橋梁：一方向是中國輸出其語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國的國際形象；另一方向是從與國外進行交流活動過程中吸取其優秀成分，以服務于中國文化及與國際先進的發展水平接軌的事業。正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理查德?鮑姆所說，“中國政府通過孔子學院提升國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張柔和的孔子的臉”。〔〕〔8〕孔子學院正是中國文化外交的一項創新舉措，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3. 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

目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國為首的全球信息傳播體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國“，使中國國際形象極大受損。美前日本防衛所言舊俗史部長星島九夫發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國’的論調甚囂塵上，我長期以來一直作為美國戰略、美國國防和戰略安全保障問題的專門研究人員，對中國進行觀察，得不出這種結論。成為威脅的該是別國，而不是中國。”韓國學者李映周也系統批駁了“中國”，他指出“ 認為中國在21世紀強大起來必然構成對外擴張 ,威脅別國的觀點是荒謬的” 。但是 ,化解“中國” ,關鍵靠我們自己去澄清。“ 孔子學院 ” 的發展正是向世界大聲發出自己的聲音 ,向世界說明中國 ,辯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國成功舉辦了第29屆奧運會。在開幕式上“四海之內皆兄弟”、“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等《論語》中的名句，通過一幅幅緩緩展開的巨大畫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塊漢字展示給全球幾十億人面前，我們看到的是受儒家影響的大國風范和禮儀；奧運會開幕式正是頌揚了中國的儒學價值觀。中國用活字印刷版不斷變換的“和”字，通過奧運會這個平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的情懷，和要與世界人們共同締造和諧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學院正趕上了這個好時機，做到了讓世界人民對中國、對“和文化”價值觀的尊敬、理解和贊同。孔子學院通過平和、 吸引、 寓教于樂的方式營造理解 ,釋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閡、誤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對中國國情以及中華文明的了解，從而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有助于展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無窮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國文化外交的獨特魅力。

四、結語

21世紀是各國軟實力較量的時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為中心的時代。中國作為一個對世界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尤其是在經濟崛起、國力大增之時，更應該注重挖掘文化的潛力，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外交當中一項創新的舉措，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最鮮亮品牌。孔子學院的事業才剛剛開始，雖然它在興建中存在一些潛在問題，有待解決和完善，但從長遠來看，孔子學院對中國的文化外交的促進和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實現了“讓中國走進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文化外交戰略目標，搭建了文化國際傳播的雙向橋梁，在這種雙向文化傳播中，通過自身的發展、與外來文化的不斷碰撞中不斷走向成長和成熟。

參考文獻：

〔1〕 漢辦：第二屆孔子學院大會特刊〔J〕, 北京,2008.29.

〔2〕 彭新良：《文化外交與中國的軟實力——一種全球化的視角》〔M〕.北京：外研社，2010.475-476.

〔3〕 李智：《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9.

〔4〕 王寧寧：關于海外“孔子學院”的全面認識，科教文匯〔J〕,2009（6）：134.

〔5〕 【美】肯尼迪?沃爾茲著：《國際政治理論》〔M〕.胡少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1992.152.

〔6〕 劉乃京：文化外交—國家意志的柔性傳播，新視野〔J〕，2002（3）：66-68.

〔7〕 宗煥平：孔子學院的獨特影響力.瞭望〔J〕，2007（11）：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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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化教學內容，構建注重人文素質培養和思維能力提升的教學體系

(一)詳略得當，注重人性與道德激勵。外國文學課程隸屬于高職院校的人文素質課范疇。在教學中要改變過去拘泥于文學史、過分強調知識傳承的功能和知識系統性的傾向，降低理論難度，縮小教學范圍。各章概述部分內容壓縮課時，重點講解各文學思潮的基本特征、誕生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社會心理原因和文學內部的繼承發展性，這是文學史發展的脈絡和靈魂，學生必須掌握。非一流的作家可以簡單提及其杰出的貢獻，不具有鮮明特征的則完全可以一筆帶過。重點作家作品，首先需要介紹作家和代表作品中人物的人生奮斗歷程和執著的人生追求，展現崇高的社會責任感、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激發學生崇敬之情，促其奮發向上，樹立高尚的人生理想，增強自信心，勇敢面對人生挫折，養成永不服輸、永不放棄的精神。至于其他作品不必一一介紹，統歸到創作主題下說明即可。把教學的重點放在對人物的品評和聯系現實問題上，這部分的訓練也可以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

(二)打破學科界限，寓歷史、文化、哲學于文學教育中。許多教師在講外國文學史發展歷史和具體作品時，對產生的時代背景總是三言兩語交代，這種做法看似體現了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節省了教學時間，卻得不償失。要學好文學必須有堅實的歷史、文化和哲學功底。文學是歷史、文化和哲學的載體之一，歷史、文化和哲學是文學產生的背景，三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學的學習不能同這三者割裂開來，否則文學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果不了解基督教的基本觀念和宗教在西方社會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就理解不了但丁《神曲》中人本主義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矛盾統一，領會不了處于時代漩渦中的人的復雜矛盾性，也理解不了有些作家濃厚的宗教情懷;如果不了解近現代西方的哲學思想，就理解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善良的拉斯科爾尼柯夫為何會殺人;如果不了解西方社會的道德風俗和婚姻愛情觀念，就無法準確評價作品中的人物。

三、利用影視劇擴大學生“閱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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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學環節

教師對教學內容進行整體精選和優化，切實突出教學內容的重點、難點。教師要精心設計“導學指南”，讓學生課前搜集整理學習資料，梳理文學背景、作家生平等，學生通過消化教材或查閱資料來完成學習任務，與教師互動參與學習過程。課上先由教師對新課內容進行概述，然后由學生根據教師上一節課布置的“導學指南”，將自己從圖書館或網絡搜索到的預習資料與同學分享，依次自由發言。教師一邊引導，一邊在黑板上記下一些主要觀點，最后教師和學生一起歸納總結。比如，講授莎士比亞的生平與創作，可以提前布置學生課前搜集一些有關莎士比亞生平及其作品相關的資料，特別提醒學生關注學術界有關莎士比亞著作權爭論的內容，激發學生對莎士比亞創作背景的研究興趣，也有助于學生對其作品的深入探究。再如，講授高爾基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人生三部曲，教師要布置學生在課前搜集高爾基生平的相關資料，在課上進行交流補充，了解他成長歷程中的辛酸經歷，從而深刻體會作品的自傳性特點。

（二）研讀環節

教師引導學生聯系作家、作品的時代背景，深入分析經典作品的經典片段，學生通過與文本之間的互動，提煉自己的閱讀感悟。在導學環節的基礎上，教師引導學生分析作品文本，可以運用多媒體手段，展示作品文本經典片段，結合學生課前對作品的整體閱讀感悟，應注重對人物性格、人物心理、作者的敘事手法、創作傾向等方面的分析，啟發學生品味、欣賞。在品讀文本的基礎上，教師還可以利用多媒體設備播放由作品改編的影視片段，更加形象地展現人物的性格，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當然，“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于同一部作品，由于學生的生活經驗和鑒賞能力各不相同，他們的閱讀感悟也千差萬別，教師要善于引導學生多角度地去品讀人物和情節，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獨特的、真實的閱讀感悟。例如，引導學生閱讀莎士比亞經典劇本《羅密歐與朱麗葉》時，可以選取男女主人公“陽臺對白”及“墓室傾訴”兩個片段的劇本文本，用多媒體課件進行展示，為了配合分析，還可以放映相關的電影片段。讓學生細細品味莎士比亞劇本中的語言特色，通過文本分析，讓學生感悟劇中人物的性格及心理，并進一步引導學生理解、把握莎士比亞早期戲劇創作的特色。再如，在研讀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時，教師可以播放作品改編電影的開頭片段，形象地再現小說扣人心弦的開端，從而使學生體會到該小說“倒敘與插敘相結合”及“旁觀者敘述”的獨特敘事手法的妙處。

（三）討論環節

在引導學生研讀作品的基礎上，采取大課討論與分組討論相結合的方式，讓學生充分發表自己的觀點。教師布置一些有針對性的問題和學生感興趣的問題進行討論，在討論的基礎上教師給以點評，形成“師生互動”；此外，學生在課堂上分小組交流閱讀體會，促進同學之間的“生生互動”，學生在互動學習中取得進步。課堂討論環節的有效實施，是解決學生思維僵化、教師教學模式單一的有效途徑，可以充分發展學生個性，讓學生在自由的討論中，大膽發言、大膽質疑，從而突破教材及傳統觀點的束縛，嘗試從不同的視角來解析作品，深化對作品內容的理解。當然，討論環節不能流于形式，師生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教師要認真選擇論題，周密安排討論環節，要做到突出重點，有的放矢。教師最好在課前就告知學生有關的閱讀要求和討論話題，給學生充分的準備時間。在課上，還要注意結合學生在研讀環節的表現，隨機應變地調整討論內容。在討論中，教師還可以引導學生運用文藝理論課程所學的相關理論解讀作品，各抒己見，使學生的創造力得以發揮，理論指導實踐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在學生閱讀文本的基礎上，引導學生之間進行討論，這樣可以擺脫統一認識與標準化評價的束縛，讓每位學生都能獲得思考的樂趣，在學習過程中能充分享受平等與自由的愉悅氛圍。討論結束后，各小組派一名代表發言，總結本小組的討論成果，在全班進行交流。最后，在學生討論交流觀點的基礎上，由教師去粗取精，總結提高。例如學習列夫•托爾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時，教師可以先擺出學術界對安娜丈夫卡列寧這一“官僚機器”全面否定的評價，再引導學生通過自己的閱讀，找出作品中描寫這個人物值得同情一面的片段，引導學生注意避免單一化地評價人物，學會對人物進行全面的認識和評價，也能讓學生收獲到自己的研究樂趣。

（四）延展環節

圍繞課堂所學內容進行拓展延伸，推介相關作品和學習資料，讓學生課后進一步研讀和學習，并通過網絡等媒介繼續與教師互動，將課堂學習內容延伸到課后。教師根據學生在研讀與討論環節的表現情況，因勢利導，激發興趣，調動學生的聯想和思考，引導學生結合課上所學的外國文學作品，通過拓展延伸閱讀，加強對作品的意義和價值的認識和理解。在這一教學環節中，教師要立足于課上的作品分析，圍繞主題、作家和作品，推介相關主題的作品供學生課后閱讀，提高課外閱讀的感知能力，同時，也讓學生借助課后延伸的閱讀，加強對課內知識的感知。另外，我們在教學中還要強化學生比較分析能力及發散思維能力的培養，引導學生善于將中外文學作品進行多角度的比較，以探究中外作品中人物形象所反映的人性共同點與差異性，加強對外國文學作品主題與人物形象的理解。例如，為加強學生對《羅密歐與朱麗葉》主題的理解，感悟男女主人公為追求愛情婚姻自由而表現出的抗爭意識，可以引導學生聯系相似主題的中外文學作品，作專項比較閱讀，如《紅樓夢》中的寶黛愛情悲劇、《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與焦仲卿的愛情悲劇等。在學習巴爾扎克的小說《歐也妮•葛朗臺》時，可以將老葛朗臺這一吝嗇鬼形象與“世界四大吝嗇鬼”中其他三個人物的吝嗇性格特點作比較（《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慳吝人》中的阿巴貢、《死魂靈》中的潑留希金），同時還可以引導學生進一步拓展，將中外吝嗇鬼形象作比較。如將老葛朗臺與中國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這一吝嗇鬼形象作比較。此外，還可以在課后組織學生將感興趣的文學作品進行改編，組織課堂劇表演或朗誦詩會，有意識地培育學生的文學素養，培養學生文學的審美情感，使學生接受獨特的情趣熏陶，提高其人文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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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在新左派觀點的影響下，他們從文化、權力、意識形態等角度切入來探討各類社會現象，尤其是大眾文化現象。傳媒作為大眾文化的主要載體，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領域。文化研究產生的特定歷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論上所借鑒的各種學術資源都深深地影響了該學派的傳媒研究，具體到受眾研究來說，受眾的主動性得到了重視，一種全新的受眾研究范式開始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促成了福利國家的建立，緩和了戰前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以通俗性、娛樂性為特征的美國文化憑借現代傳媒技術在歐美社會中廣泛流行，這使得社會文化日益趨同，有人認為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及意識形態與中產階級已經沒有很大區別，一個經濟繁榮、文化大同的時代開始降臨。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產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階級出身，他們希望能夠幫助工人階級了解自己的真實狀況，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營造出來的幻覺所欺騙。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對工人階級內部文化的研究來證明工人階級價值體系與社會結構并未隨著福利國家的來臨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們同時也肯定工人階級在消費文化產品時的能動性，肯定他們會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選擇，這一出發點是其后來強調受眾主動性的源頭。此外，該學派的受眾研究也同樣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睞的符號學方法及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其代表人物霍爾的《編碼/解碼》一文就顯示了這多種因素的融合，它標志著該學派在受眾研究領域的突破，與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論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有著明顯的區別。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導入了符號學方法。對于媒介研究來說，符號學一個最讓人興奮的方面是那種可以運用于視覺形式——電影、電視、攝影與廣告圖片——的方法，這為研究現代意義生產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方案，而這種途徑傳統的語言學分支是無法提供的。[2]在霍爾的文章中，一條訊息不再被看成一個包裹或一個球可以由發送者拋給接受者。訊息現在是由節目制作者編碼，再由受眾來進行解碼。這樣一種觀念就意味著發送的訊息和接收的訊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眾可能對節目有不同的解碼。[3]于是，訊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據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模式發生，而是要依賴于受眾的解讀過程。由此，霍爾肯定了受眾在傳播過程中的地位，它們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認為的那種原子化個體的集合。此外，根據符號學原理，任何訊息都是多義的，其所能生產的意義或詮釋總是在一個以上，因此也就絕對無法化減至一個“最終的”或“真實的”意義。[4]這樣，霍爾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訊息潛在的解讀方式不止一個，并提出受眾可以有三種解讀立場：統治—霸權立場、協商立場與對抗立場。后兩種立場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開了受眾主動性研究的大門。

其次，對于霍爾來說，該模式是對本身廣泛討論的一部分，它標志著從主流意識形態觀點的多元決定論轉向了由葛蘭西霸權模式所提出的更為復雜的觀點。[5]在此之前的法蘭克福學派所援引的傳統意識形態理論暗示，意識形態力量用適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式構造主體幾乎是無法抵御的。所以他們認為在以傳媒為主要場所的文化工業的操縱下，壓制性的意識形態直接注入到大眾的意識之中，人們成為“文化傀儡”，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毒害人民的鴉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學派修正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批判了他們的文化悲觀主義，充分關注受眾的詮釋活動。這樣從霍爾開始，文化研究學派開始擺脫阿爾都塞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不再認為文本結構將主導受眾訊息接收的結果。相反，他們吸收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認為意識形態與被統治者的社會經驗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的矛盾，其交匯處就是一個意識形態進行斗爭的場所。這樣，文本不再是一個意義完全封閉的結構，受眾也不再是盲目順從主流生產體系的消極客體，而是不斷進行抗爭來給自身定位的積極主體。

在霍爾的三種解讀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眾研究興起并迅速擴展開來。20世紀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國〉觀眾》與《家庭電視》，將霍爾的受眾解讀模式應用于經驗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費斯克也分別對美國肥皂劇《達拉斯》的觀眾、浪漫小說的讀者以及大眾文化消費者進行了研究。

從這些新型受眾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受眾的主動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論觀點。我們上面提到的這幾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試圖反對單向片面的意識形態控制論，希望證明受眾的接收活動存在著協商與反抗的創造性空間。尤其是費斯克，他不僅提出了“語意斗爭”、“文化民主”等概念，認為受眾是才是真正的意義生產者，進而他還借用巴特的觀點——作品只有在被閱讀時才成為文本——認為文本根本就是不確定存在的東西，主張“我們可以發展一種符號學民族志，在這里沒有文本，沒有觀眾，只有制造與流通意義和的過程。”[6]

除此之外，這種新范式還有一些其他特點，據此我們能夠把它與強調受眾主動性的另一種重要的傳播學理論使用與滿足理論區別開來。

首先，它從社會意義的角度來理解傳播現象，認為受眾接觸媒介后參與了意義的建構；而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受眾對媒介的使用是一種功能性選擇的結果，是從功能的角度來理解傳播現象。

其次，它認為解讀是支配性意識形態與受眾的替代性、反抗性意義之間的斗爭，不是受眾個人的隨機活動，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傳媒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權力博弈的真實情況。而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是“受眾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這種使用有助于產生一種個人身份的認同感，收集信息；此外還能滿足休閑的需要并協助社會互動”。[7]這樣，它高估了受眾的主動性、訊息的開放性以及可供選擇的媒體數量，并不認可一種支配性意識形態的存在。

再次，它借鑒了社會學，把個人看作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許多次團體與亞文化的復雜類型，這些因素以及解讀活動的具體情境會影響人們的解碼方式。而使用與滿足理論從考察個人的心理需求出發，從心理層次來解釋人們對媒介和訊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眾研究在具體操作時又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行：其一是將受眾作為文本解讀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將受眾置于日常生活語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為文本解讀者的受眾

在文化研究領域中，將受眾作為文本解讀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針對新聞時事類節目，分析受眾透過哪些特定的話語來解讀文本；二是針對大眾文化產品，如肥皂劇等，分析受眾如何從文本中獲得或者是自行建構意義來抵制原有的社會體系。

1、受眾對新聞文本之解讀

對于新聞時事類節目，研究者們認定，從一開始它們就扮演了一個意識形態的角色，編碼者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文本的意義，預設了一個處于優勢的或主流的意義。而這種意義能否成功傳播，取決于受眾所持有的文化符碼是否與節目的符碼相一致。這樣，受眾到底持什么樣的文化符碼，這些符碼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為研究者努力想解開的謎團。

最初是霍爾受到社會學家法蘭克·帕金的啟發，將受眾視為階級的產物。帕金認為西方社會有著三個主要“意義體系”：主流、主控的價值體系，臣服的價值體系，激烈而急進的價值體系。[8]而不同社會階級的成員，分別擁有不同的“意義體系”。霍爾將這一模式引入到傳播領域，根據受眾的階級變項推導出對新聞文本的三種解碼方式。在這種觀點下，我們甚至可以推斷，由于傳媒往往是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這樣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一般對文本進行傾向式解讀，而處于被統治地位的工人階級往往會因為利益受損而進行反抗式解讀。

隨后，莫利對BBC的晚間新聞節目《全國》的觀眾進行研究，試圖對霍爾模式進行經驗性的驗證并探討還有哪些社會因素會影響受眾的解讀活動。在該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盡可能的考察各個不同層面的因素對解碼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了客觀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年齡、性別、種族以及階級；也包括“文化架構與認同”的程度，即個人所處的社會部門以及所從屬的不同的亞文化，使得他對某些特定的語言和規則的熟悉程度不同，對某些話語把握的深淺程度也不同；還包括較難設計卻十分明顯的個人特質。二是他不再簡單的將社會變項當作決定解碼的因素，而是提出“話語”的說法，他認為“問題總是社會位置加上特定的話語（該詞臺灣多譯成論述）位置，然后才會造成特殊的解讀方式”。[9]話語是理解一個重要的社會經驗區域的社會性的定位方式。[10]人們分別擁有著自身的話語，他們背后的結構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訴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社會經驗。在觀看節目時，人們是根據其話語來理解文本，意義的建構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說霍爾從統治/協商/對抗模式來理解受眾還略顯粗糙，那么莫利則是從話語入手，對它進行了精細化的處理。不過，在這一過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為形成話語的社會因素過于繁多且不確定，要對它們進行統計分析無疑是相當困難的。于是在他之后的眾多研究者不再執著于將受眾作為多種話語的構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眾話語的組成，而是開始關注受眾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下的游擊隊員從通俗文化中所獲得的。

2、受眾對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讀

20世紀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參照系不再僅僅是，也漸漸脫離阿爾都塞式及葛蘭西式的理論話語，開始接受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有著開放、自由甚至是游戲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權威話語，顛覆了傳統，對許多約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質疑。這為研究受眾對文本的解讀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間。此時較有特色的是費斯克對大眾文化的研究。費斯克對大眾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圖抵制理論的影響頗深，后者強調大眾作為弱者在文化實踐中可以利用生產文化產品的權力機構對他們的限制，自行創造出行為空間。所以，費斯克認為大眾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能夠在統治性體制所提供的有限資源中，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麥當娜這一流行文化現象。盡管麥當娜以瑪麗蓮·夢露為形象基礎，處處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費斯克認為她并不是父系霸權的代言人，并沒有教會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觀看她們那樣去看她們自己，并沒有慫恿她們作父權制內的女性主體。他認為在麥當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間隙或空縫逃脫了意識形態控制，比如她對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隨意享用，涂抹過艷的口紅，佩戴過量的首飾，都使她從主導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利用其能指而拒絕其所指，并且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們完全可以創造自己的意義。麥當娜的形象制造讓女孩們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們的控制之下，能按她們的利益來制造，她們的主體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導地位的父權制來決定。因此，麥當娜的流行是權力與抵制、意義與反意義、快樂與爭奪控制權的復合體。[11]

總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兒，文化是復雜的、矛盾的和不確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經常改造，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動的操縱者。[12]因此，受眾是具有策略的意義生產者，他們擁有強大的戰斗力，總能在主流意識形態的籠罩下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

上述關于新聞時事節目與通俗文化產品的受眾研究，是以媒介文本為中心，以受眾的階級、地位、性別等為變量而展開的討論，是與文本分析聯系一起的受眾研究路徑。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識到的那樣，分析受眾解讀文本的話語組成，帶有阿爾都塞式的傾向，將解碼者化約成特定結構的人格化產物，而各種話語則貫穿主體性向他“發言”。[13]所以，他希望從另外一個立場——解碼情境出發，來獲知這些話語是如何在一種具體的情境中起作用的。與此類似，受眾為何選擇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種情境下才能真正從文本中獲得。這樣，受眾研究就必須關注另外一個領域，即受眾媒介使用行為所產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眾與日常生活情境

科納認為，對電視研究來說，最好是把“置收視行為于情境中”的想法視為將分析工作連接兩個脈絡的范圍，而不是單單一個，它們就是收視的“社會關系”以及收視的“時空情境”。[14]前文對文本與受眾關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結構性社會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視中“社會關系”的一部分。而受眾研究接下來的工作便是透過時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為）來探尋其社會關系，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時的物理情境，再要發現受眾收看電視的意義是什么。這種研究的前提是認為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是家庭，不是個別的觀眾。所以，一切都圍繞著家庭中電視使用的具體情況來進行。此外，研究者不僅僅關注電視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轉向關注收視過程中的權力運作實踐，即作為家庭成員的受眾會采取什么位置，達成什么認同，構建什么意義。

對收視過程中的家庭權力關系研究做出貢獻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電視》，該研究的起點是認為受眾總是有著不同的電視使用經驗。在受眾看報紙、看電視，聽廣播時，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內容。打開電視也許僅僅是為了排遣獨處的寂寞，碰到不喜歡的電視節目就不停地換臺，也會邊看電視邊吃飯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眾的信息接受總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經驗。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響了我們的收視體驗，尤其是家庭的動態過程是如何與看電視的行為發生互動關系的。起初他試圖象研究《全國》的觀眾一樣從家庭的社會位置、階級屬性出發，將家庭作為動態單位進行分析，后來卻發現“貫穿所有訪談家庭的一個結構性原則，很明顯是性別的問題”。于是，他開始研究性別對收視實踐的影響，確認了8個方面的主題，獲得了樣本中男女收視習慣所體現的經驗性差異。①控制節目選擇的權力。他發現沒有一個主婦有規律地使用遙控器，遙控器總是父親在用，父親不在，則由兒子霸占。②看電視的風格。男人希望專注地看電視，不被打擾；而主婦則認為看電視是一項社會活動，包括不斷地對話以及同時進行至少一項以上的室內活動。③有計劃與漫無計劃地看電視。男性往往事先對照報紙，了解電視播出情況，決定晚間的收視活動。許多主婦則是抱著有就看、沒有就算了的態度。④與電視有關的談話。主婦愿意承認與朋友同事聊天時會談論電視，而男人則不愿意承認常看電視，除了體育節目。⑤科技：錄像機的使用。主婦并不擅長使用錄像機，都靠先生或子女幫她們用。⑥一人獨看電視與罪惡的。主婦們表示最大的快樂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時候，看一部她們最喜愛的連續劇。同時，她們接受了男性霸權，認為自己的愛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樂也帶有罪惡感。⑦節目類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實型節目，女性則偏好虛構性節目。⑧全國及地方新聞節目。女性對全國新聞不感興趣，卻喜歡地方新聞節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聞。[15]對于這些經驗性差異，莫利認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會角色不同。家庭對于男性來說是休閑場所；對于女性來說則是工作場所。正是這種由性別關系所建構、結構化了的家庭環境，才導致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收視經驗。這樣，正如特納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導我們關注那些生產出受眾的社會力量，有效地將我們帶離文本和受眾的檢視工作，更廣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實踐與話語。[16]

除了電視，拉德威針對已婚職業婦女閱讀浪漫小說所進行的研究也堪稱經典。她早期關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轉向接受研究，這時文本的內容已不再重要，而閱讀“本身是一種主動的、雖然不自由的、建立意義和樂趣的過程，是文本與讀者間的協商，其結果無法由文本本身預測”。[17]她將婦女閱讀浪漫小說的快樂和婦女在父權制家庭中的從屬地位聯系起來考察，認為婦女之所以閱讀浪漫小說與逃避繁重家務與養兒育女的壓力有關。在父權制社會中，婦女被訓練成為無私的母親與體貼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視。不過，借助閱讀浪漫小說這種行為，婦女們能夠從日常家務勞動中抽身而出，她們憧憬浪漫小說中強有力卻對女性溫柔體貼的男性，也喜歡能夠控制自身命運的女性，由此她們會拒絕父權文化現實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認為婦女是在把閱讀浪漫小說當作一種“獨立的宣示”，通過這種行為在烏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別主體性，來反抗父權文化。[18]

當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上面兩例尤為重視的性別權力關系，有學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間大小，空間大可以照顧到每個成員的偏好，空間小就需要成員們之間不停的互相協商。再比如家庭的組成結構，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單親家庭，電視顯得格外重要，電視成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開著，以排解孤獨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家庭，看電視往往是帶著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時間段觀看特定的節目。也正是因為這些繁雜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轉向“日常生活的微觀社會學”，而為了獲得受眾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資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眾研究領域盛行起來。

四、民族志方法與受眾研究的推進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眾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學者們主要通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在一種比較自然的環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們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紹到文化研究領域中來。

文化研究采用這樣的方法研究受眾，可以說是為了實現兩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統計方法為基礎的量化調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愛的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研究方法。

傳統的受眾研究一直受量化實證主義范式的支配。這種以測量傳播效果為主旨的研究將傳播內容等同于事實資料的訊息，將受眾當作某一客觀的社會類別的代表，從其社會文化系統、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離出來，來調查閱讀率和收視率，或設計問卷（多為封閉式問題）向受眾提問，再統計各類數據以獲知受眾的反應。與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強調在一種自然的環境中收集資料，并將所獲得的事實資料僅作為受眾文化過程的證據。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關民族志方法的經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參與到人們的生活中，觀看發生了什么，聆聽他們說了些什么，并就問題提問。”[19]在這過程中，研究者們收集著一些與議題有關的資料。而在訪談這一層，研究者們也擯棄了問卷式的封閉式提問，并不在乎花上幾個小時與采訪對象東拉西扯，因為他們認為正是在這種羅嗦冗長的交談中，才能真正了解受眾復雜的讀解情況，才能了解受眾到底會使用什么樣的話語來形容自己的收視或閱讀感覺，而通過分析可供受眾使用的這些話語，哪怕只是“呀”、“哦”這樣的語氣詞，往往也能追根到它們背后的社會權力因素。不過，這也并不意味著研究者可以聽任整個訪談漫無目的地進行，而是要根據自己的意圖事先規劃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進行開放式的訪談，盡可能記錄下有價值的內容。用費特曼的話來說，就是“開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腦”。[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興起后，曾經歷過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兩種范式的交鋒。在文化主義傳統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來研究亞文化群體的日常生活，如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生活。但在后來的傳媒研究中，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論家們意識到“理論中的‘后阿爾都塞的’甚至‘葛蘭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險，它傾向于對文化形式進行一種純形式主義的表述。我們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種質化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21]因為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關注的是傳播意義的建構方式，于是從文本意義的建構方面來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預設的主導意義，低估受眾真正的解讀能力，認為有可能直接從受眾的社會位置推論出他可能的解讀方式，從而忽視了具體的社會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則主張通過“深描”來掌握社會群體與文化的復雜性，因為人就是在這樣一種復雜的文化中認識世界的。這一主張運用到受眾研究領域則要求對受眾的日常生活進行完整詳盡的了解，從生活實踐來把握受眾的傳播實踐。因此，有學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處在于它超越文本來理解受眾作出了何種解讀”。[22]

2、經典的受眾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眾始自我們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國觀眾》研究。該研究在訪談這一環節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種團體的情境下進行重點訪談。在最初幾個階段的訪問中，研究者沒有預設方向，而是先通過交談了解受眾對一個節目評價的參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樣的詞匯，此后才開始有關該電視節目的話題。不過，在該研究中，由于受眾是在非自然的收視狀態下接受訪問，因此受到一些學者的責難。

同一年還有霍布森所主持的關于家庭主婦與大眾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訪談資料都節選自霍布森未曾發表的碩士論文《對家庭中工人階級婦女的研究：女性、家務與母性》這也是第一次針對女性受眾的民族志研究。通過與主婦們的交談，霍布森發現，“電視和廣播從未被作為消遣或休閑活動而提及，而是被這些女人定位為她們白天的組成部分。”[23]主婦們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據廣播來做安排，她們將廣播節目當作朋友，并將電臺主播們視為她們接觸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獨感的重要途徑。電視根據性別差異也可分為兩個世界，男人和女人對節目有著不同的偏好。正是從這一研究開始，對受眾的性別分析初具雛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謂是倡導民族志研究的中堅人物。在嘗試了前面的深度訪談之后，他們又都繼續開始了參與觀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經典的《家庭電視》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納曾說到，霍布森的研究與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關鍵不同之處就在于她不是把觀眾帶進她學術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進他們的世界。[24]她在肥皂劇的播放時段，走進觀眾的家里，和他們一起看電視，在這期間她對他們進行訪問和觀察，節目結束后她還要與研究對象們之間進行長時間的開放式對話。她特別強調這些訪問是開放式的，因為“我想要觀眾來決定，那些節目尤其是那些我們已經看過的劇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們所關注的，喜歡的，不喜歡的。我希望他們說出節目受歡迎的原因，以及他們挑剔的又是哪些。”[25]這項研究被認為是受眾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眾研究《家庭電視》。該項研究中，莫利選取了18個家庭作為樣本，研究者們親自走進這些家庭中進行訪問。訪問既針對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續一至二小時。為了留有空間進行思考、提問，整個訪談過程并沒有結構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員在場，以及對采訪對象有著繁復的質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獲得真實的情況。通過這樣一種參與觀察加訪談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廳政治”對家庭收視的影響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員的收視體驗。

由上可見，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們真正貼近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體的時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眾接收媒介的真實情況，為受眾研究向微觀層面推進開辟了新的天地。

綜上觀之，文化研究作為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學術潮流，本著對個體主體性的關懷，始終關注各種文化現象中的權力實踐，把受眾建構為主動的文本解碼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將其置于社會語境中來研究，實現了對經驗主義受眾研究的突破。盡管對于社會語境，學者們還存在著不少爭議，因為它是一個囊括了過多因素的范疇，無論是立足于某些社會變項開展研究，還是針對微觀的日常生活來進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準確把握受眾復雜的接受過程；但文化研究學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確實讓我們看到了受眾與社會及文化互動的不同景觀，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眾研究中的獨特地位。

注釋：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臺灣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頁。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參見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139頁。

[8]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184頁。

[19]約翰·費斯克著：《英國文化研究和電視》，見羅伯特·C·艾倫編：《重組話語頻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05頁。

[11]參見約翰·費斯克：《解讀大眾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頁。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211頁。

[14]JohnCorner著：《意義、類型與脈絡：新閱聽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識’的問題意識》，見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編：《大眾媒介與社會》，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頁。

[15]參見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225—245頁。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轉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別與/于使用媒體》，見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編：《大眾媒介與社會》，第433頁。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轉引自林福岳：《閱聽人地理學——以民族志方法進行閱聽人研究之緣起與發展》，臺灣新聞學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篇（5）

二、意識形態與譯者對文本的理解

意識形態操縱外國文學經典的建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僅表現在對文本的選擇上，還影響并制約著譯者對文本的理解。譯者在解讀原文本的跨文化交流中，總是不可避免地受所處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支配，同時將個人的觀念、觀點、階級立場、思維模式等因素滲入其中。尤其當源語與譯入語文化背景差異很大、或者出現文化沖突時，譯入語文化語境中主流社會意識形態會無形地制約譯者對原作的理解與闡釋，甚至會使譯者歪曲原作信息、曲解原作人物形象。由此，《簡•愛》這一外國文學經典在中國建構的過程，絕不單純是文字的轉換活動,就本質而言,它是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操縱譯者，進而為本土政治、文化服務的社會實踐活動。也正是因為如此,李霽野先生的《簡•愛》譯本出現在“五四”的社會背景下，簡以敢于斗爭、勇于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出現在國人面前，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歷史潮流。總之，外國文學譯作就像是一面鏡子，折射出的不僅是原文本的文化與信息，更能反映譯入語文化場域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強有力的操縱。

三、意識形態重構外國文學經典的文化功能

既然翻譯是一種“文化改寫”，也是一種“文化操縱”，外國文學經典建構就是譯入語文化場域中“主流意識形態”出于某種目的而解構并重建該文學作品文化功能的過程。具體而言，譯入語文化場域既具有掩蓋和消解外國文學經典原有文化功能的力量，又能為這些作品賦予（或者強行施加）新的文化功能與社會意義。尤其在諸如民族存亡、政治動蕩、制度更迭等特殊時期，在意識形態的操縱下，譯者特意選擇那些能為某一階級或團體服務、具有政治利用價值的文學作品，并對其進行本土化傳譯，就是希望這些作品能發揮其典范作用,從而“強化意識形態話語,鞏固其在文化多元系統中的主導性地位”。李霽野翻譯的《簡•愛》譯本中體現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歸化成中國革命女性的“簡”的形象正符合“五四”社會環境的需要，但是客觀地說，當時譯入語場域中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強加給譯者太多的內容，譯作在很多方面已經脫離了原文本。

篇（6）

2.中文翻譯的作用

雖然時展的需要為《簡•愛》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但優秀的翻譯也為其成為經典作品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簡•愛》翻譯作品的語言優美、清新，敘述簡潔、順暢。《簡•愛》在中國經歷了不同版本的英文翻譯，不同優秀譯本讓女性讀者從不同角度了解這部作品，并獲得不同程度的精神力量。因此，《簡•愛》在中國擁有很高的普及率，在一定程度上歸咎于優秀的翻譯。翻譯者來自不同的階級，擁有不同的翻譯水平，采用不同的翻譯風格，豐富了《簡•愛》作品。出身于無產階級的李霽野，其翻譯的《簡•愛》譯本起著推動社會革命的作用。嚴格直譯的《簡•愛》表現出自己對勃朗特的喜歡。賓威廉翻譯的《天路歷程》，注重作品中的基督思想。《簡•愛》在中國廣泛傳播與譯介在經典構建方面的作用有關。

3.其他相關因素

(1)巧合的初譯。伍光建與李霽野對《簡•愛》的中文翻譯，為其在中國傳播奠定了基礎。李霽野和伍光建在互補相識的情況下，都對《簡•愛》進行翻譯，并于同一年問世，純屬巧合的初譯。《簡•愛》問世以后引起社會的廣泛轟動，但是初譯并不完善，很快就獲得其他翻譯者的復譯。

(2)首譯與復譯。《簡•愛》自身的文學魅力吸引很多讀者對其進行復譯，并在社會上出現不同的譯本。中國讀者可以相互比較，從不同角度發現《簡•愛》的經典魅力。《簡•愛》的價值不能一次被發現，其魅力也不能一次被展示。隨著中國文學環境的變化，《簡•愛》的文化價值逐漸被發現。《簡•愛》復譯需要一定時間的文化積累，復譯與初譯之間為互補關系，也是初譯的拓展。“butoftheblokeandaxeedge:ofthedissevermentofboneandvein;ofthegravegapingattheend”。李霽野將其譯為“想著木砧和斧頭，想著骨與血管的分開；想著，想著逃亡和流浪。”伍光建將其譯為“只想到殺人臺，劊子手的刀:這時候我只想到逃走，想到無家可歸”。前者是對作品的復譯，后者是對作品的初譯。可見，前者是在一定時間積累后才被翻譯出來的，前者更加準確地表達出作品的內涵。

(3)“簡譯”與轉譯

《簡•愛》剛剛進入中的時候，很多翻譯者并不懂的原作品的內涵，直接對原作品進行翻譯，這就是所謂的“簡譯”。雖然“簡譯”不能準確地展示作品的內涵，但對于《簡•愛》在中國的傳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簡譯”后的《簡•愛》可能會偏離原著，語言方面也比較晦澀。

篇（7）

一、學校安全教育的主流理念———“主動安全”教育

從各國學校安全教育實踐中可以看出，雖然各國都根據本國實際和需要采取不同的安全教育策略，但有著顯著的共同點，大家都秉持了近似的學校安全教育理念———“主動安全”教育理念。“主動安全”教育理念核心是突出強調培養人的主動性，強調人的主動性在安全防范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有一種不良傾向逐漸引起了各國安全專家和教育者的關注，就是人們越來越依賴技術、防護設施來保護自己。汽車安全就是個比較明顯的例子，人們越來越迷信汽車廠家的安全技術宣傳，諸如碰撞星級、安全氣囊、ESP 系統等，認為依靠這些安全設計，駕駛者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其實，正是這種錯誤觀念才埋下災難的種子，很多車禍的根本原因就是駕駛者主動安全意識的降低和缺失。安全專家和教育者都認為，技術防范始終是一種輔助，是低級防范策略，它只有與人的主動性防范結合起來才有意義，發揮人防范的主動性才是高級防范策略。學校安全教育之所以意義重大，就在于它建立了和發展了人的防范主動性。“主動安全”理念下的教育實踐表現多種多樣，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重點：其一，著重培養人的主動安全意識和主動安全行為習慣。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這方面教育實踐，這是“主動安全”教育的核心內容。從英國的小學生守則中，我們可以看到，十條內容雖然不多，但幾乎全部都是安全教育的內容，而且非常具體，通俗易懂，例如“……5.不喝陌生人的飲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6.不與陌生人說話；7.遇到危險可以打破玻璃，破壞家具；8. 遇到危險可以自己先跑；9. 不保守壞人的秘密；……”安全教育（有學者也認為是“生命教育”）可以說是英國人受到的全部教育的重要基礎和開端。其二，積極運用多種有效的技術手段作為輔助，以人為本且不斷改進。隨著安全防范技術的進步，技術手段既成為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成為安全教育的重要輔助。法國在學校中推行了校園安全監測系統，監測項目細致，且系統和數據庫不斷升級。監測系統及其監測評估結果，既是學校安全管理的有效手段，也是對教師、學生進行安全教育的最好教材，可以將教育培訓活動與實際問題的解決緊密結合起來。日本還專門開發了保護學生尤其是低齡學生的安全防護設備，如帶 GPS 定位功能的安全報警器、手機、隱蔽的發射裝置等。教師和家長經常輔導孩子使用這些設備的方法，輔導的過程就是有效的安全教育過程。其三，制定具體可行的法規、制度、標準等，保障安全教育及成果的落實。美國是依法保障安全教育的典型，奧巴馬政府延續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NCBL）關于學校安全的年度公告制度，要求各學區對校園暴力事件進行詳細統計，并公布結果。該法規定，各州必須對“長期處于危險境地的學校”作出說明和認定，保證學生的知情權。這與法國的校園安全監測系統的作用是相似的，而且上升到法律保障的水平。美國學校都嚴格執行門禁制度，對來訪接待和學生外出都嚴格審查和登記。這對學生是很具體的安全教育，讓學生懂得，服從學校的管理制度自己才是安全的，服從管理也是有利于自護的良好行為習慣。

二、我國學校安全教育需要改進和創新

我國學校安全教育，在改革開放以后逐步發展起來，特別是近十多年來，在學校安全教育實踐、安全防范技術、相關法規建設等方面都取得較大成績。國家教育部 2006、2007 年還先后了《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和《中小學公共安全教育指導綱要》，學校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有了明確的指導。但是，與世界學校安全教育理念和實踐的主流比較，我們仍存在差距。比較突出的不足是，我們的學校安全教育理念還沒有跟上“主動安全”理念的主流，安全教育實踐沒有充分體現“主動安全”理念的重點，大多還停留在“應急”的層面，有些初步體現“主動安全”理念的教育實踐還需要結合我國實際進一步改進和大膽創新。首先，法規制定方面。我們的法規條文相對比較原則，操作性不強，如《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是以教育部令的身份下發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其第五章安全教育的第四十一條“……學校應當對學生開展消防安全教育，有條件的可以組織學生到當地消防站參觀體驗……”這值得商榷，消防安全教育是必須做好的，而且要特別重視學生的實踐體驗和技能訓練，沒有條件也要結合實際創造條件做好。第四十二條“……學校應當每學期至少開展一次針對洪水、地震、火災等災害事故的緊急疏散演練……”這要求太低，一個學期（半年）1~2 次，這很容易使演練流于形式。《中小學公共安全教育指導綱要》中關于安全教育講的相對更具體可行，但《綱要》又沒有法律效力，只能靠學校自覺，實際沒有保障。這種狀況顯然需要改進。筆者認為，需要在國家法定課程中明確納入安全教育的內容，保障課時，嚴格考核，可以和“品德課”“、體育課”結合。各地政府還要明令增加學校安全演練的內容和頻次，并監督落實和考核。其次，教育實踐方面。目前我們的學校能落實的安全教育比較不足，多數都是“應急”或“應季”的提醒式告誡，如寒暑假前，學校發給家長一些注意交通安全、防止溺水等告誡通知。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要進行比較系統的體現“主動安全”理念的教育實踐。筆者建議，要重點做好幾個方面：其一，要明確學校安全教育的領導和指導，建議設置專職負責安全管理教育的學校負責人，專門指定公安、消防等專業安防人員作為學校安全教育的協調指導人，而且這些人員任期 4~5年，其工作情況納入本人業績考核。其二，統一編寫具有專業水準的、符合“主動安全”理念的、適合各地實際需要的安全教育計劃和教材，由品德課、體育課教師分別負責知識和技能教學，期末嚴格考核，考核結果記入學生操行檔案。安全教育教學情況也納入學校工作考核指標，并加大其權重。其三，加強學生安防演練，規定每月都要安排學生不同專題的安防演練，各地政府要明確要求社會有關單位給予演練大力支持，并監督年度演練計劃、演練過程和演練效果。再次，安全技術輔助方面，要加大投入，強化支持系統建設。筆者認為，加大投入不要只想到為學校添置安防設備，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會支持下為教師、學生和家長建立安防學習和實訓的支持系統。這個系統應該是在社會各部門發揮優勢、密切合作下建立起來，可以在國家安全、國防、公安交通、消防、衛生、食品安全、環保等社會職能部門的支持下，整合和開放各種資源，建設多種安全教育專業學習和實訓基地（國防基地、消防基地、交通基地、防疫基地、環保基地等），并逐步形成相互配合的安全技術支持網絡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信息服務系統，為學校安全教育提供全方位高層次的技術支持。

作者：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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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高校會計專業實習實踐內容與過程考核模式

1.美國模式。美國的會計專業實習實踐教學模式比較特殊，因為有很多學生都是半工半讀的，所以學校沒有像我國的畢業實習這種統一、正式的實習環節。但是，美國高校把專業實踐完全融入到了日常教學活動之中。第一，美國的教學更強調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當地的學生即使到了大學也會有大量的課后作業，主要是閱讀書籍和課題研究。第二，模擬操作。通過模擬企業、模擬財務、模擬業務等模擬操作，真正地將理論學習成果運用到模擬企業的業務當中。第三，課題研究。美國高校更重視課題研究，在研究課題的同時，無論是獨立思考問題、歸納總結的能力，還是團隊合作、組織溝通的技能，都是在逐漸增強的。

2.英國模式。英國會計專業實習實踐有三種基本形式：課堂實踐、模擬實踐和為期一年的工作實習。英國最具特色的實踐就是為期一年的工作實習，即“三明治教學”。“三明治教學”的意思是大學本科生在完成兩年的在校學習之后，進行為期一年的實習工作，之后再回到學校進行最后一年的本科學習。英國巴斯大學的國際管理和現代語言、工商管理、會計與金融等專業，拉夫堡大學的銀行、金融與管理專業，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等高校都在采用這種“學習+實習+學習”的教學模式。3.澳大利亞模式。澳大利亞本科會計專業的實習實踐主要包括三種形式：小組討論和輔導、計算機實驗室練習和畢業實習。小組討論和輔導是學生的必修項目，每組人數在20人左右，每學期、每門課程要交兩到三篇研究報告，旨在培養學生的論文撰寫能力。計算機實驗室練習室通過計算機財務軟件模擬業務進行模擬操作，這項實踐在我國的實踐教學中同樣十分普遍。而澳大利亞的大學生與美國的大學生相似，很多都是半工半讀的，所以澳大利亞的大學沒有明確的、規定的畢業實習。但是，有些大學也會在學生畢業前的最后一個學期推薦一部分學生去企業進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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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經濟正越來越走向世界世界也越來越關注中國.具相關數據統計.2005年中國進出口總額14221億美元比上年又增長23.2，排列世界第三從這一點能過看出.我國對外語外貿人才的需求也來越大，怎樣能培養出符合經濟形勢和國家需要的人才是擺在每一個外語教學工作者面前的嚴峻課題。

為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目前我國許多院校開設了商務英語專業，在課程設置上不一而足，但總體有兩個方向二一類是傳統課程，即以國貿實務為核心圍繞這一主線設置如怎樣與外商書信往來的外貿函電、怎樣與外商談判的商務談判等等在已開設商務英語的院校中，鑒于師資經驗、學生就業的考慮這種定位占大多數:另一類是將經濟管理類課程用英語(ESP)去學習.比如開設西方經濟學、貨幣銀行、國際金融等課程，以求拓展學生視野培養綜合性人才.為以后學生深造創造可能，以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為代表。但這種定位要求教師素質較高除一些條件較好的院校一般不易實施。

二、外語系學生現狀分析

以傳統模式定位商務英語的院校既然占多數那么這種教學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呢，我們是否可以更加完善它呢，這是我們有必要討論的。據筆者調查和粗略統計在目前我國外貿從業人員當中，外語專業畢業的占到多數，而且用人單位因其深厚扎實的語言功底也偏向于聘用外語類畢業生這可以說是我們學生的優勢。

但是我們和國際貿易專業畢業的學生相比也存在不可回避的劣勢。這特別體現在專業知識結構上。國際貿易專業學生從進校，會系統學習西方經濟學、國際商法、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理論、就實務還有具體的貿易慣例、國際支付、國際運輸等最后還有實驗操作課。可以說學生能夠透徹的掌握和理解進出口貿易這一過程。而外語類學生一般在入學到二年級之前.諸多基礎課程如口語、聽力、綜合英語等占據大部分時間.又有專業四級等考試的壓力很少人會把精力放在這些課程的學習上等到高年級開國貿實務課時上來就是英文原版教材英語授課，簡直是一頭水，不知究竟要干什么或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到稍明白點了，一學期課馬上也要結束了如果以后畢業從事相關工作基本上也是自己邊干，邊從實際中總結學習這樣增加了時間成本，降低了企業效率。我們作為人才的輸出者，從培養實用型人才這一角度是否可以解決這一矛盾呢，通過研究學習法理論.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三、商務英語課堂的問題

目前，我國商務英語的教學中仍主要采用普通英語的傳統的系統講授法。課堂以教師為中心內容圍繞語言點展開主要時間和精力用在講解單詞、短語、句子、語法分析及課文的翻譯。考試的大部分題型是英漢互譯、單向選擇等而缺乏具體的實務應用。

當然系統講授法容量大、成本低、通用性強，但這些作為商務英語的教學模式容易誤導學生的學習方向.不能體現商務英語的實用性目標，難以培養出具有業務能力的人才。筆者在擔任該課程教學過程中，曾安排了一次實務性練習要求學生根據合同審查對方銀行信用證，找出問題并致函對方修改。結果學生感到束手無策。這說明“灌輸十筆記+技藝“的學習方式對于靈活應用知識和具體操作解決問題缺乏訓練。因此，筆者認為商務英語作為專門用途英語(ESP)的一個分支必須圍繞“實務性”的特點和該課程中學生的熟悉英語語言的特征，運用新型教學方法創造學習情景激發學習動機以學生為中心展開教學活動。

四、學習法中的認知學習理論

認知學習理論是在否定和汲取了行為主義理論后形成并成為當代心理學主流學派，在我國外語教學領域如交際教學法(communicativeapproachl、意念教學法(notionalapproach)等教學法中運用廣泛。代表人物有托爾曼的”符號學習”、”行為的信息加工理論，布魯那的“認知一發現學習”等。它強調在學習過程中有機體積極主動地參與認為學習的實質就是主動的形成認知結構。教學是傳遞客觀世界的知識，使學生達到教育者確定的目標既幫助學習者習得客觀事物及其特征使外界客觀事物內化為其內部的認知結構。其中對學習理論和課堂教學實踐都具有重大意義的’‘發現學習’‘是其代表，提倡發現學習也就是學生利用教材或教師提供的條件自己獨立思考，自行發現知識，掌握原理和知識。

在認知學習理論上發展起來的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進一步提出:學習是學習者主動建構內部心理表征的過程它一方面是對新信息意義的構建，同時又是對原有經驗的改造和重組。合作學習受到特別關注。針對教學實踐，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提出了促進教學的四個條件:第一學習要以學生為中心;第二，學習情景要與實際情景相符合:第三，注重教學中的社會性相互作用和協作學習;第四，注重教學環境的設計要為教學提供充分的資源。

五、認知學習理論在實務課中的運用

在引入認知學習理論之前我們應該了解國貿實務這門課程的知識特點。實務課是一門知識性、操作性很強的課程。對貿易術語、跟單信用證等這些概念，只靠單純的歸納講解是不夠的，還要配以實際案例，更重要的是對于有關章節，如信用證使用流程，訂艙運輸流程這些偏重實際操作的部分我們一定得讓學生自己動手操作，他們才能發現問題找出缺漏鞏固知識，將教師輸入的內容，通過獨立思考和自行發現轉化為自己的內部認知結構。這也正是認知學習理論認同的學習的一個基本規律。所以，課堂教學中我們建議引入實驗課。針對外語系學生掌握專業知識較少、沒有專用實驗室及課時有限的具體情況，為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們應對實驗課的安排精心策劃。

1基礎知識的鋪墊。介紹主要的專用術語，如托收(Collectio門)、匯票(Draft)、信用證(LetterofCredit)等。

2學生的準備。首先，每章的實驗課應安排在一兩次正式授課之后這樣學生對本章的內容已經有了清晰的概念為實驗課將他們頭腦中的知識點連成線和網(可以在教師的協助下)創造客觀條件次要求學生做情感上的準備。課前應給學生先分好組，30人班級可分成3組并固定下來形式上可圍坐在一起營造友好合作的氛圍。

3.教師的準備。實驗課成功與否直接取決于教師的課堂組織能力課上教師雖然是讓學生自己去操作但大量心血花在課前備課。首先教師要準備課堂會用到的系列信函和空白單據的文本每組一套人手一份。實驗課開始時，教師提出問題創造問題情景提示問題的解決途徑必需的知識。然后，明確各組學生的角色劃分。如運輸這一章，誰做托運人;誰做承運人誰是海關分別負責一至幾個業務環節，分別布置任務。其實有時學生做不出我們的預期效果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扮演的明確職責。最后，教師有必要在黑板上將操作涉及的每一個步驟以流程方式寫出來以指導學生的完成。其間，教師可以在各組間觀察及時糾正錯誤并隨時解決學生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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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化分布呈現多元化格局，各個民族擁有自己獨特文化，這種文化差異在文學評論中產生一定的影響。文學評論主要是指借助對優秀文學作品評論的分析，揭示此部作品或者此類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發展規律，從而使讀者進一步把握文學作品內涵。影響文學評論的因素較多，其中文化差異的影響程度最大，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博大精深，對人們日常生活影響較大。文學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一種寄托形式，一定會受到文化的影響，且文化差異的影響不僅體現在作品自謝，還影響著讀者。因此，本文對于文化差異對國內外文學評論的影響的探討具有深遠的影響。

一、東西方文化概述

（一）文化精神核心

文化精神核心是東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別，具體表現在人文理念是東方文化的精神核心，而科學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在東方文化中以中國文化為主，注重對人行為和心理活動的考慮，西方國家因堅持科學精神，形成了自己的西方文化觀，進而導致東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異，在看待相同問題其切入點各不相同。文化差異作用在世界的各個方面，其中也包含文學評論。

（二）語言

語言是研究文化差異的主要手段和評估標準之一，因為，語言代表著人類思維活動。例如，漢語，中國人在文化系統中注重意境，因此，漢語的精華就是它善于制造空間，創設意境。因此，越精妙的漢語，越讓人捉摸不透，這也是其價值所在。而在西方國家中英語是主要語言，英語和漢語相比，缺少嚴謹性，且語言是最能代表文化精神核心的內容，對比漢語和英語可知，中國對于文化藝術追求意境，而英國人則注重科學性。

（三）藝術差異

在我國藝術文化中注重寫意，而西方國家恰恰相反，注重寫實，由此可知，前者追求一種心境，注重和自己內心深處的交流溝通;后者追求求實，注重對客觀世界的描繪。在文學藝術中，我國抒情內容較多，例如我國的古詩，敘述類相對較少，而在西方文學藝術中，即便年代久遠的詩歌，均蘊含著深刻的敘事內容，例如荷馬史詩。

二、英美文學發展與特點

（一）英國文學發展與特點

英國文學在英美文學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美國文學建立在英國文學之上。在英國文學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在遵從內部發展規律同時，與之相應的政治、歷史等均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英國文學從盎格魯撒克遜過渡到文藝復興，再到新古典主義，又到浪漫主義，最后發展至今天的代表性的現代主義。英國文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下，轉變了自身的發展風格，從最初的寫實逐漸向多元化發展。帝國敘事是英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烏托邦文學是其代表性傳統，這里面蘊含著經驗主義。

（二）美國文學發展與特點

自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文學逐漸脫離英國文學，并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雖然在初始發展階段，散發著英國文學的味道，但是在后期發展中逐漸自成一家，獨具風格。在美國文學發展史上主要經歷了三次重大改變，第一次為民族文學，后兩次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影響。對于美國現實主義文學而言，鄉土主義是其首要代表，它在早期的美國均有所體現，后來美國文學結構便朝著女權主義、后結構主義的方向發展。

三、英美文學評論

文學是展現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是智慧的結晶。英美文學為世界范圍內的人們認識英美文化提供了平臺，英國文學發展經歷了漫長的發展史，在每一個發展時期都綻放異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文學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美國文學建立在英國文學之上，外來文化對其影響較大。美國文學在初始發展階段只是單純地模仿外來民族文學，直到十九世紀，才擺脫外來民族文化的影響，逐漸朝著獨立的方向發展。在上世紀初期，美國文學步入繁榮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斗，導致美國文學開始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而英美文學評論是一種借助文學理論思索文學作品的活動，旨在通過對文學作品發展規律的揭示，來為進一步創作發展奠定基礎。英美文學評論按照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將其劃分成小說、散文、戲劇等不同體裁的評論。通過對文學作品所包含的內容的分析和評論，來提升閱讀者的鑒賞水平，進而較好地把握作品傳達的信息是文學評論的根本目標。英美文學評論建立在作品分析之上，并更加透徹的分析和從更深層面評論文學作品，由于英美文學評論和普通的作品分析相比，較為深入透徹，因此，它區別于作品分析。文學分析注重作品自身的特性，而英美文學評論強調對其藝術表現形式和外部表現的評論。

四、英美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一）文化發展載體差異的影響

語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載體，它也是名族文化的具體體現。因此，民族文化的差異，必然會在語言載體上也有所體現。文學作品中的所使用的語言均是作者進過深思熟慮得到的，文化差異在文學評論中的影響，主要表現英式語言與美式語言差異的影響。因此，以語言差異為切入點來研究文化差異對文學評論的影響獨具代表性。英國文化歷史博大精深，具有較長的發展史，且英語是語言正宗，具有優越的發展優勢，這主要是因為它較好地傳承了文化遺產，并在文學作品中表現的淋漓盡致。也許是因為此原因，大多數評論家在評論英國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會格外小心的運用語言，也許是人們發自內心的崇拜和敬仰才會產生這種現象，他們害怕侮謾英國傳統文化。因此，評論家在評論英國文學作品時，運用語言時循規蹈矩，缺少一種個性和創新。美式英語建立在英式英語之上，與英式英語相比，雖然沒有本質性的改變，但是美國是一個更加崇尚自由、民主的國家，在獨立戰爭中，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等均進行了更新，且美國民主革命相對成功，歷史遺留不大，這點表現在文學評論中，便是美國文學家評論時相對張揚，看不到小心謹慎的痕跡，有時還體現出一定的創造性。美國文學評論的創新與自身獨立、自由的文化氛圍密不可分。語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載體，也是文化發展的具體體現，通過對比分析英美文學評論語言差異，我們能從更深層次挖掘文化差異對國內外文學評論的影響。

（二）文化內涵差異的影響

英國文學評論主要掙扎在傳承和擺脫傳統文化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的典型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掙扎在復仇中，此時期的大部分文學作品均具有此類特點。在十七到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評論逐漸從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逐漸向荒誕過渡，這是在傳承和擺脫中掙扎的具體體現。進入二十世紀后，其文學評論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重新思索和定位原有理論，此時期涌現的文學作品的風格也發生了一定的轉變。綜合來說，伊格爾頓是英國文學界最具代表性的評論家，截止到目前為止，仍發揮著較大的影響。英國文學評論正在向著后現代主義的方向發展，在文學評論中應進行系統性的審視和思索，進而構建滿足時展的文學理論。對于美國文學評論，我們應注重對美國文學的探究，這是因為評論源自文學。美國屬于殖民地，大陸文學、英國和印第安學均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文學具有自身的獨特性，雖然其它文學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最主要還是自身。美國文學建立在英國文學的基礎上，并進行了適當的調整和更新，然而美國文學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獨立個體，相應的文學評論也是如此。

（三）文化歷史差異的影響

人本主義是英國文化歷史的主要特征，在具體的英國文學評論過程中，關于人本主義的觀點相對保守，這主要是因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自身性質決定的。例如，莎士比亞在評論自身作品時，宣傳人本主義的較多，這種主義處在發展金字塔頂端，旨在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制約，真正實現自由、和平。莎士比亞的人本主義評論在英國文學作品評論中發揮著代表性的作用，它在后續評論中發揮著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相對穩固的人本主義評論觀。然而伴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學的發展，這種評論觀開始受到質疑，有些甚至否定此種觀點，這主要是因為，革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助推劑，而相對保守的人本主義觀只有在特定的時期才能發揮自身價值，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條件。而美國文學評論針對人本主義觀點，具有激進性和獨創性，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與英國相比，文化歷史負擔相對較重，且歷史遺留問題不多，外加美國的獨立戰爭的影響，形成了一種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氛圍，為美國文學評論發展減輕了負擔。因此，在美國文學評論中，大部分作家對人本主義抱有激進的態度，有些還進行了一定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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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了一個較好的閱讀方式是理解作品內涵的第一步

而光是這樣還是不夠的。態度是成功的第一步，取向是通向頂峰的階梯。外國文學課堂教學的內動力是以飽含激情去教授與學習它。如果外國文學的教學價值取向僅僅為幫助學生獲得一個應對考試的技巧，作為一個熟練技巧的練習材料，這樣就會導致外國文學內在美被分值利益所取代，背離課改將外國文學作品選入高中語文課本的初衷。那么，外國文學課堂教學的態度應是什么呢？在應試教育橫行天下的時代，在分數決定勝負的現實里，我們的老師、學生應是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外國文學作品這塊“雞肋”呢？文學作品是通過形象對人的社會生活進行具體感性的整體反映，顯示人的生命意志和本質要求，樹立人類的精神家園，所以，外國文學作品的教學價值取向，應把追求人生意蘊、人文情懷視為一種學習的態度，有了這樣的閱讀習慣，能讓我們在喧囂的都市生活中尋找到一片心靈慰藉，逃離快餐式閱讀帶來的急躁和功利主義帶來的焦慮。有了心靈的慰藉與現實需求的意義，就可以探討外國文學所隱藏的內涵與文化底蘊。擴展閱讀空間、開辟新的教學方式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成為外國文學教學改革的內動力。才能推進外國文學課堂教學的深入發展。

（三）增加閱讀量也是提高課堂教學的重要手段

既然能夠成為文學作品勢必是供世人閱讀的，只有置身于文字的海洋里才能領略作者所要表達的內涵達到身臨其境的效果。在閱讀過程中還可以通過自己的想象來增強對文章的理解力，使得經典文章更接近我們自己的生活，并為我們的行為規范提供指導與幫助。對外國文學作品的閱讀積累是提高外國文學課堂教學必要的條件。俗話說：“書讀百遍，其義自現。”如果沒有一定的閱讀積累，就難以實現教學要實現的目的，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溝通障礙就會間接導致教學目標的失敗。而且國文學作品已經形成一套以西方文藝理論為基礎的學科體系，增加閱讀量可以形成完整的外國文學脈絡。外國文學課堂教學收效不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們學生的文藝理論修養很欠缺。加大此方面的閱讀積累是必不可少的。最后，著名文學家朱光潛先生曾曰：“詩好比一株花，哲學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外國文學深厚博大，就在于它的根連著豐厚的文化營養，因此，了解西方哲學思想，理解外國文學就不存在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