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分析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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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旅游顯著增長

國際旅游見旺的原因有:一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日漸頻繁;二是電子郵件等現代化新聞媒體的迅速傳播,使每一塊旅游資源大現于世界,吸引了消費者;三是政治交往伴生而來的觀光考察顯著增多;四是多數國家和地區在打出旅游這張牌時,讓消費者在飲食、衛生、購物、風俗游等方方面面有相當周全的考慮,使消費者在旅游的同時增長了見識,開闊了眼界,身心得到莫大享受,從而刺激了消費。

(二)國內旅游行情看好

近年來,國內旅行社如雨后春筍,遍地而生。原因在于各地都看中了旅游產業這塊大蛋糕,各自利用獨特的地理、資源、風情等優勢,開發出了“山水游、故居游、遺址游、民俗風情游”等旅游特色產品,給消費者提供了一份相當豐盛的“滿漢全席”。讓各個階層的消費者事前有選擇,游覽有特色,游后有余味,這是國內旅游興盛的本質所在。

二、旅游投資的著眼點

發展經濟離不開投資,投資就脫離不開一個趨向問題。以渾源北岳恒山和懸空寺為例,旅游投資的著眼點應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改善交通環境

影響旅游產業的主要瓶頸之一是交通。近年來,渾源縣委、縣政府大樹旅游城市新形象,圍繞旅游方面的交通作了不少文章。先后修建了國家森林公園牌樓至北岳恒山后背恒陰路,拓寬整修了恒山隧洞,2002年動工新修了大同——恒山的旅游專線。即使如此,作為大同市的一個旅游拳頭產品,交通問題仍然不容樂觀,多數路況不盡如人意,亟待進一步改善。

(二)加強旅游配套設施建設

“今后大同發展旅游的關鍵在于整合旅游資源,推出精品線路;增加旅游投入,改善配套設施;加大旅游促銷,提升旅游形象。”[1]現在的問題是由于住宿、餐飲、娛樂等因素的制約,多數消費者游覽之后都要驅車到大同市住宿,這是渾源旅游產業的一大損失。好在近兩年來,渾源全力實施城市形象工程,在原來恒山飯店、恒麓賓館的基礎上,在城市主干街和旅游專線上新建了恒吉利大酒店、華泰大酒店和水利培訓中心,使原來捉襟見肘的接待能力有所改觀。但是,在景點范圍內,北岳恒山和懸空寺沒有一家象綿山景區那樣的配套設施,或在懸崖筑宿樓,或在峭壁建酒店,讓消費者夜居時“手可摘星辰”,用餐時“把酒(可)臨風”,“其喜洋洋則矣。”

(三)提升服務質量

近幾年恒山景區的服務質量較前幾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還存在諸多不足。首先,景區以及縣城的賓館、飯店在地方風格上還沒有完全為游人提供濃厚的地方風味的可口飯菜,在文明服務上存在普通話不標準、大部分服務員沒有按規定的國家標準進行培訓,不能保證對游人的服務質量。另外,在導游服務方面,導游人員只局限于風光山色和古建風格的講解,對古老的華夏文明和恒山文化以及當地的風土人情,缺乏起碼的了解,沒有起到文明使者的作用。還有,旅游紀念品的開發上,沒有當地特色的旅游工藝品,這在旅游產品的開發上是一個大缺口。需要對這幾個薄弱環節實行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等結構調整的嘗試,使旅游服務質量有所提高。

(四)加大促銷投入

市場營銷是一門科學,旅游文化的營銷是旅游事業發展的關鍵組成部分。目前,大同市各旅游企事業單位都存在著促銷投入嚴重不足的突出問題。就2001年旅游促銷經費作一橫向比較,黃山年促銷經費投入4億元,九寨溝年促銷經費投入1.7億元,泰山年促銷經費投入4000萬元,黃龍年促銷經費投入1000萬元,而我們恒山年促銷經費投入只有80萬元,盡管這幾年促銷力度不斷加大,但是我們的促銷投入和以上幾家國家風景名勝區相比較實在是太少了。作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AAAA級旅游區的“北岳恒山”,由于近幾年在宣傳方面上的落后,隨著全世界旅游產業的飛速發展,已經到了快被游人遺忘的邊緣。恒山要想牢固住“中華北岳”這把交椅,就必須在促銷上想辦法,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三、建立投資約束機制

投資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內容。投資的最根本動機是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旅游產業也一樣。但投資涉及一個度的問題。投資過剩,會造成資源的浪費;投資不足,會造成效益的弱化。那么,投資的適度由誰來定?由市場定,還是由政府定?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有觀點認為,“應該劃分政府與市場調節各自的范圍。在微觀經濟領域,即企業和個人經營的競爭性領域或范圍,應該由市場機制調節,政府不應干涉。市場競爭機制會有效地把各種經濟資源組織起來,以最低成本獲得最大產出。在宏觀經濟領域,即市場機制顧及不到的有缺陷的領域以及非競爭領域,應該由政府管理和承擔起責任。如公共物品的投資、市場競爭秩序的規范、資源和環境的開發與保護、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促進國民收入的穩定增長、基礎科學和國民教育的資助和開發,以及開放和對外貿易的戰略和政策問題等。”[2]筆者認為,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上,政府可充當“領導者”和“駕駛員”的角色,但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對市場經濟體系的內在矛盾和規律有深入認識。而這個深入認識的前提之一,是會計人員應該也能夠為政府部門主要決策者提供準確、科學的會計信息。

另外,在投資融通過程中,各環節必須予以監督和管理,防止資金的截留和挪用。因為每個環節都由人來掌握,人是社會的人,要生存,有欲望。市場經濟不抹殺人的社會性,“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斯密的設計,市場制度的建立的基礎就是理性的‘經濟人’,即追逐自身利益并努力使其最大化者。他承認這是最基本的人性,必須得到制度的尊重。……如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行為,政府也在追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個體的自利行為更是本能。”[3]理性的實現自身利益是合法的,也是允許的。但會計人員在整個投資過程中絕不能利己主義至上,產生如馬克思所說的“對物的依賴性”,其他人包括政府和企業單位的領導,也不例外。因此,建立投資約束機制是極為必要的。

要精心打造旅游航空母艦,必須有強有力的經濟基礎作后盾。作為會計人,如何為旅游管理部門提供最具價值的經濟信息,將旅游收入真正投資在潛在利益最大的地方,從而促使旅游產業做大做強,是擺在會計人面前的新課題。

(一)依法強化會計監督權利

現行的會計人員管理體制束縛著會計人員依法行使監督職權。“會計人員歸單位所有,其切身利益受制于各單位法人意志,極大地限制了會計人員依法行使職權。”[4]因此,實行體制創新,建立起科學的會計人員管理體制,是當前規范市場經濟中的法人行為、進而促使投資產生最大效益的關鍵之一。問題是,體制創新需要時間和進程,作為會計人,在這個時間和過程當中,仍要“大義凜然”擔負起會計監督的神圣責任。

要處理好責任與義務的關系。“會計責任主要是承擔正確選擇和運用會計法規和會計處理方法,確保會計信息質量的性質。”[5]而決不是當好領導的奴仆,會計責任主要是對國家和集體負責,而不是對個人負責。旅游收入進了賬,支出的走向在哪兒,重點在哪兒,其產生的經濟效益科學估算大體是多少,這些問題,會計人應該了如指掌。會計的義務主要是對會計信息的載體——會計報表的真實性、合法性、完整性負責。要處理好責任與義務這個關系,需要會計人員具有高度的法制觀念和高超的業務處理能力,高尚的思想境界和社會公德。這就要求“會計人員一方面要不斷努力學習國家制定的相關政策、法規和制度以及本職業務技術,提高從業執法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職業道德素養及敬業精神的培養,兩者缺一不可。”[4]事實上這正體現了以法理財與以德理財相結合的現代管理理念。

要加強對財務報表的研究與改進。傳統的財務報表在服務對象、服務目標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作為會計人,要切實加強對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理論的研究,應對各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新的經濟理論帶來的嚴峻挑戰,將財務報表作為一種約束和監督投資的有效形式和手段,從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充分性和及時性等方面加以改進,正確反映企業真實的資源狀況和單位時間、單位投入所取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要依法行使會計的參與決策權

會計作為一種文化,是經歷了幾個社會形態、經歷了不同性質的經濟社會活動而逐漸發展成熟的。會計人應該也完全有能力參與決策。會計最主要的本質是管理,管理也是生產力。“會計作為一種管理活動經歷了由報告受托責任到參與決策的轉移,決策是管理活動的最高形態,決策正確與否決定了投資的成敗,企業的興衰。會計由被動報告受托責任到主動提供決策有用信息和參與決策,不能不說是其管理層次的一次上升,代表著一種更先進的管理或更先進的生產力。”[6]近年來,渾源縣恒山管理委員會積極組織和大力鼓勵會計人外出學習,對同行業的旅游產業投入作科學的動態分析,這對于發展壯大渾源旅游市場、提升恒山品牌價值,起到了推動作用。作為會計人,應該在這些考察活動中,對本市、本省乃至外省的旅游產業作出多角度、全方位的會計分析,從而提高會計人的決策參與能力。過去兩年來,我們從綿山不惜巨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大作為中得到啟示,下大力氣對恒山道路和懸空寺景區進行規模性改造,效益十分明顯。

(三)建章立制,規范運作,開源節流,確保旅游產業投資的效益

1、建立財政預算管理制度。年初作出最嚴格的財政預算,支出由結算中心按進度核撥;年終,財政按指標審核批復決算。

2、建立“聯簽審核管理制度”。所有支出原始憑證必須由經手人簽字、有分管領導簽字、有領導審批簽字,方可過賬。

3、建立票據管理制度。所有票據必須統一從上級財政部門購回、發出、定期繳銷。

4、建立現金管理制度。單位取得現金,必須先存入指定專戶,不得坐支現金。規定現金管理五不準:不準用不符合財務制度的憑證頂替庫存現金;不準單位之間相互借用現金;不準謊報用途套取現金;不準將單位收入的現金以個人名義儲蓄;不準保留賬外公款。

5·建立崗位負責管理制度。根據設立的崗位,明確崗位職責,各負其責,定期稽查,哪道環節出現問題,追究哪道環節工作人員的責任。

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渾源旅游產業要走強勁發展之路,必須創新發展思維,要立足于大旅游,緊緊把握住著眼點,內強素質,外塑形象;要加快旅游產業改革步伐,加強投入,管好投資,充分發揮會計人的管理職能和參與決策作用,力求資金管理工作有突破,有效益;要確立開放意識,從踐行“三個代表”的高度出發,建立科學、規范、靈活的投資約束機制,開創旅游產業管理工作的新局面,以提升旅游產業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1]胡凱民.山西旅游業:抬起龍頭保增速[N].山西日報,2003-03-22(2).

[2]薛治龍.經濟增長模式初探[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2,(3):10-11.

[3]范志海,崔景儉.從“道德人”到“經濟人”[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2,(3):8-9.

[4]邱元榮.當前會計改革與發展中的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J].財務與會計,2001,(11):8、7.

[5]郭華,余榕.審計責任與會計責任的差別[J].山西財稅,20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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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意義上，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最基本動因是追求風險調整之后的利益最大化。進一步分析，則有四個方面的微觀動機：第一，生產要素導向。即以相對較低的經濟代價獲取自然資源、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第二，市場導向。即突破國界對市場交易范圍的限制，在國外拓展更大的市場空間。第三，效益導向。即通過公司內部垂直一體化或水平一體化的組織體系，促進合理化經營，獲得規模經濟效益。第四，規避風險導向。即將生產經營活動安排在不同國家，分散或規避可能發生的政治風險，獲取穩定收益。

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以為，盡管收益最大化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始動力，但決定其具體投資行為的則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指別國企業難以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既包括對有形的原材料產地或生產技術的壟斷，也包括跨國公司自身有效率的組織系統，所有權優勢賦予跨國公司有益的交易成本或成本優勢，以此抵消其在海外經營的不利因素。內部化優勢是指跨國公司將其擁有的資產或技術加以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即跨國公司將擁有的資產或技術通過市場內部化轉移給國外子公司，可以比通過外部市場交易轉移獲得更多的利益。區位優勢是指跨國公司選擇國外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其所獲利潤必須高于國內生產再出口到國外市場所賺取的利潤。區位優勢不僅包括生產原料和生產要素價格、基礎設施狀況，而且包括市場規模和結構，以及文化、法律、政治等制度環境。

上述分析表明，跨國公司投資過程中的利益實現是其實施對外投資戰略的決定性因素，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則對跨國公司的投資流向和規模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2.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戰略調整。進入90年代之后，由于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變化，表現在：

第一，投資目標的調整。跨國公司逐漸改變了以前單純利用國外廉價資源，搶占國際市場，轉移落后或污染型生產能力的投資方式，轉為以提高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為核心，更加重視對外投資的全球市場整體性和系統性。

第二，投資方式的調整。跨國公司的投資方式正由原來單一的股權安排方式逐步向投資方式多樣化轉變，目前跨國公司的主要投資方式包括股權式合資、非股權式合作、獨資、跨國收購與兼并以及國際戰略聯盟等，股權式合資長期以來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其優點是能減緩制度和政策障礙，有利于進入目標市場。但其前削弱母公司控制權的弊端十分明顯，因而投資成本和風險不斷增加。目前，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更多地是收購兼并的方式進行投資。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更趨向于以技術授權、生產合同、設備租賃、合作銷售等非股權安排方式進行投資。

第三，投資來源的調整。隨著跨國公司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其原有的內部融資已不能滿足此要，在需基礎上產生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外部融資，即從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國的金融市場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獲取投資資金。外資融資的優點在于可以使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本市場擴大融資規模，分散融資渠道，降低籌資成本和減少風險。

第四，投資產業的調整。從70年代起，第三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就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中呈上升趨勢。進入90年代之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重點已從傳統的資源開發業、初級產品加工業，向新興的高附加值產業、服務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轉移，高科技產業、金融保險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新的投資熱點，導致這一產業重點轉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新技術革命不斷深入的背景下，高新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只有加大這一領域的投資，才能搶占“制高點”，在未來激烈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其次，金融、保險、商業等第三產業經營范圍廣、投資回收期短，跨國公司擁有比較優勢，有利于其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再次，基礎設施不是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并且以大幅度放松國家控制的方式吸引外資進行建設和改造，從而使之成為具有穩定的潛在投資盈利機會的產業。正因如此，跨國公司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表現為迅速增長的勢頭。

總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已經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們必須以此為基礎制定和調整相應的政策，以期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

二、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現狀與障礙

1.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現狀和特征。跨國公司對中國大規模的進入和投資，不僅直接緩解了我國建設資金嚴重不足的現實矛盾，而且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促進了我國支柱產業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區域經濟的振興及繁榮。在一定意義上，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富有生氣的新的增長點。盡管我國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步伐逐漸加快，已經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從總體上看，跨國公司主要投資于沿海地區的趨勢仍未從根本上改變，直至目前，西部地區利用外資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比重仍然較小，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拉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還十分有限。

1999年，我國西部地區引起外資項目累計1.7萬個，占全國總數的5.01%，合同外資金額255.9億美元所占比重為3.87%，實際使用外資99.1億美元，所占比重是3.22%。

除此之外，西都地區引進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投資還表現出如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特征：

(1)投資規模較小。由于受投資環境制約，跨國公司雖然進入西部的產業領域包括從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到資金，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的各個方面，但平均投資規模普遍較小，產業帶動能力比較有限。1999年西部地區單位利用外資項目的投資規模為139萬美元，比全國平均180萬美元低22.8個百分點。

表11999年我國西部利用外資情況（單位：億美元）

地主名稱項目數比重合同外資比重實際投資比重

（％）（％）（％）

全國總計34153810066137174110030763071100

四川省51111.507189491.172741640.89

重慶市27080.793690420.602004500.65

貴州省13680.401554980.25397370.13

云南省18530.542522700.41841660.27

200.101263-3-

陜西省29820.875352880.872757530.90

甘肅省13030.38935680.15393810.13

青海省2000.06246510.0419680.01

寧夏自治區5560.16397880.06111150.04

新疆自治區9440.28966070.16350560.11

資料來源：國家外經貿部統計資料

(2)產業結構趨同。現實表明，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食品、飲料和商業零售業，即便對西部地區而言，這些產業本身業已處于相對飽和狀況，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將因投資結構趨同而對西部地區已有的產業構成巨大的競爭壓力和市場沖擊；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數量還十分有限。從長遠看，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投資結構的失衡必然導致產業結構的失衡，從而給西部地區經濟的良性發展埋下隱患。

(3)技術梯度較低。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的大多數投資項目均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缺乏先進技術作為支撐。即使是這些較低層次的加工組裝企業，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也大都留在投資者國內，中方企業很難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更不能掌握先進的工藝技術。因此，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的投資項目普遍技術梯度較低，由此導致利用外資與引進技術脫節成為帶普遍性的矛盾。

(4)區域內部分布不均。從外資在西部地區的總體分布及結構看，區域內非均衡分布的矛盾同樣突出。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四川、重慶、云南、陜西4個省市，1999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83.4億美元，占西部地區99.1億美元的84.2%。而、青海、寧夏三省區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僅為1.3億美元，所占比重為1.31%。

2.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主要制約因素。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實現從區域梯度發展戰略向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投資力度的有效增大，各種優惠政策的顯著傾斜，將給廣大經濟增長滯緩的西部地區帶來巨大的歷史機遇，同時也將對推進跨國公司更大規模地投資西部產生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

應當看到，我國西部地區自然資源富集，比較優勢突出，具有良好的開發前景。并且擁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高質量的科技隊伍，生產要素成本相對較低。此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滯后，消費構成偏低，可開發的市場潛力極為可觀。因此，西部地區客觀上存在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一系列有利條件。但對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而言，潛在的有利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包括社會、經濟、法律等方面內容在內的良好的投資環境配合，其吸引效應不可避免地會被削弱乃至抵消。從西部地區的現實考察，跨國公司的進入和投資主要面臨如下障礙因素：

(1)體制障礙。從總體上看，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市場經濟和法律規范，經濟活動中還存在大量的非市場行為。比較而言，西部地區的體制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是政府行政干預大量存在，項目審批環節繁瑣，不僅使成本增大，而且外資企業往往因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而無所適從。二是機構林立、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管理范圍和權限混亂，以各種方式損害外資企業利益以謀取私利的現象十分普遍。三是國有企業比重大，其機制僵化、包袱沉重，難以成為利用外資的主體，不能與跨國公司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和技術合作。

(2)政策障礙。綜合而論，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在投資領域上，要求跨國公司的投資只能局限于一個項目或多個項目，抑制了跨國公司系統投資。同時由于電信、金融、外貿、交通等服務業還沒有開放，為跨國公司綜合服務的能力不高，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深化；在控股上，某些產業或者產品規定中方控股的政策抑制了跨國公司投資先進技術的積極性和可能性；在產品銷售上，要求跨國公司將一部分產品銷往國外的規定，使跨國公司必須讓出部分海外市場銷售其產品，擠占了跨國公司的市場，增加了邊際成本。在外匯上，要求跨國公司自行平衡外匯，盡管我國取消了經常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但是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依然存在。在國產化上，要求跨國公司必須實行一定程度的國產化率。這些準入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此外，西部地區對跨國公司的政策歧視現象也不同程度存在，實行以國民待遇為核心的公平政策，是當今全球經濟發展中引進外資的通行規則，但西部地區這方面同樣存在一定差距，比較多的情況是對外資企業先用優惠政策引進，然后以不同手段進行利益擠壓，使之不能在公正和公平的環境下平等競爭。

(3)市場體系的障礙。與東部地區相比我國西部地區市場體系發育滯后的矛盾相對更為突出，一方面是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結構單一，功能不全，另一方面是市場監督機制弱化，無序競爭現象嚴重，這種狀況往往使對市場網絡有著很高依存度的跨國公司處于窘境之中，不論是原材料采購還是產品銷售都會面臨種種難以預料的困難。更應重視的是，西部地區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盛行，許多地方為保護自身利益而進行地區和部門封鎖，形成市場分割，進而對跨國公司投資產生限制性的消極影響。

(4)基礎設施系統的障礙。由于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投資能力有限，加之地形地貌復雜多樣，致使其交通運輸和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系統長期落后，構成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國際經驗證明，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選擇并非十分注重政策的優惠程度，而是立足于投資的長期性和系統性目標，對以基礎設施系統為主的投資環境有著相對更高的要求。因此，落后的基礎設施系統無疑是西部地區制約跨國公司投資進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5)人力資源的制約。盡管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資源眾多，成本低廉，可以為跨國公司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充足的生產要素基礎。但同時必須看到，西部地區勞動力資源普遍素質低下，不能滿足跨國公司對具有較高技術素質的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不僅如此，西部地區高級管理人才更為稀缺，供給與需求錯位的矛盾相當突出，這也從人力資源方面構成了影響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制約因素。

三、跨國公司投資西部：政策選擇

綜上所述，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實施，為充分發揮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潛在優勢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跨國公司更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地區的外部條件已基本成熟。就現實而言，首要的任務是必須對西部地區鼓勵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措施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創新，卓有成效地克服經濟、社會、法律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創造更加有利的投資環境，促進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取得重大突破，更充分有效地發揮其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

概括而論，加快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步伐的政策選擇，應包括如下幾個重要方面：

1.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完善投資軟環境。應當進一步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減少環節，提高效率，有效改善對跨國公司的管理和服務。要保持相關政策的公開透明，堅決杜絕對外資企業的亂收費、亂檢查和亂攤派現象，切實保障其合法權益。對一些已經表現出不適應性的調控措施，如國內融資限制、國產化要求、出口比例要求、外匯平衡要求、技術轉化要求等，應當依據WTO的有關規則及時進行修改。此外，還應進一步規范和簡化對外商投資的審批程序，對于國家鼓勵的投資項目應盡快改審批制為登記制或備案制。

2.積極穩妥地擴大西部地區市場的對外開放。應當結合中國加入WTO的總體要求和西部地區的現實狀況，進一步向跨國公司開放投資市場。對于已經試點或具備條件的領域，如商業、外貿、民航、電信、旅游資源開發、金融、保險等對外開放要積極推進；對教育、衛生、城建、咨詢服務、建筑等領域如何引入外資也要認真一一進行探索。在農業、環保、電力、石油、天然氣、公路、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要積極鼓勵并引導外商投資。

3.制定新的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優惠政策。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資，主要是得益于國家長期推行的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目前，應當結合國家對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取向，制定新的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前來投資。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比較優勢明顯，以資源換資金、換技術是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選擇。因此，應當在土地使用、資源開發、產業發展等方面為跨國公司提供更加優惠的政策，并且要高度重視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以明確的法律規范形式予以利益保護。應在西部地區已經設立和升級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基礎上，有選擇地設立經濟特區，促使其首先發展起來，然后以點帶面，輻射周邊地區，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4.以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根據西部地區的現實情況，引進和利用跨國公司投資應當逐步由過去的全面吸納轉變為有選擇、有重點的吸收，必須通過引進外資促進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推動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發揮資源優勢，培育特色產業。西部地區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時，首先應鼓勵其投資于水能開發、礦藏資源深加工、石油天然氣開發等具有絕對和相對比較優勢的自然資源開發領域，培育有競爭力的資源加工體系。同時，要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鼓勵投資于農業項目和環境保護項目，促進西部地區形成特色農業和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此外，西部地區擁有獨特的旅游資源，也應將其作為鼓勵外資進入的重點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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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2008年世界投資報告》統計，2004至2006年，流入采礦以及石油行業的FDI達到1340億美元，其中1020億美元流入發達國家，近270億美元流入發展中國家，50億美元流入東南歐以及獨聯體國家。

根據國際能源署估計，從現在到2030年，能源行業大概需要22至28萬億美元投資，其中至少一半是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電力部門。

能源投資的特點

能源領域的外國投資是一個特別敏感的問題。能源投資，尤其是涉及開采活動的投資牽涉自然資源的問題。能源行業——如石油和天然氣——經常被看作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行業。從社會角度上看，它也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行業，因為能源作為一種基本商品，必須能夠被大眾包括窮人和邊緣化人群負擔得起。同時，能源生產也會引起很多環境方面的關切，與能源有關的活動還會對衛生、安全和人權等帶來影響。此外，能源行業往往還會出現市場失靈問題，包括信息不對稱和自然壟斷。

從公司的角度看，能源項目往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因此最初促成投資決定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不可能在整個項目的生命周期內始終保持不變。該行業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而且已經投入的資產不能輕易地用于其他經濟活動。此外，能源項目通常都是“巨無霸”，往往涉及巨額的資金。能源領域外國直接投資政策的特點

由于上述原因，能源行業比其他很多經濟活動更容易引起國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家干預。政府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行業監管(如從治理市場失靈或追求其他政策目標的角度)，或者作為市場參與者積極地發揮作用(如作為電力的公共供應方)。

這些敏感性以及政府的干預也往往反映在各國針對能源領域制定的FDI政策上。絕大多數富有石油和天然氣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外國投資進入采掘行業。這些限制措施可能針對外國投資準入，也可能針對運營階段。一些國家完全禁止FDI流入石油和天然氣領域。還有一些國家只允許外國投資者擁有少數股權。

此外，近幾年出現了一種趨勢，就是對于流入與能源有關的行業的FDI采取了更多的限制。有些國家重新把能源行業收歸國有，還有一些國家正在考慮這樣做。另外一個發展趨勢是，一些東道國要求與外國投資者重新談判投資合同。這可以由不同的原因引起，如履行合同的基本條件發生了變化，投資者未能履行約定的義務(如向農村地區提供電力等公共服務目標)，或者是為了讓東道國獲得更有利的利益分配方案。很多外國投資者已經被迫退出投資項目或大幅減少持有的股份。這些變化在一些拉美國家特別突出。這些國家的國有企業越來越有影響力，或重新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

另一方面，許多國家仍然依靠引進FDI發展能源行業。除其他方面的好處之外，外國公司能夠幫助這些國家勘探自然資源或者提供相關服務。相應的，只有東道國提供了有利、穩定的投資環境，外國投資才會流入。這包括對該領域的外國投資進行開放，對已經設立的投資企業提供公平、非歧視性待遇，包括保護投資不被沒收或不遭受其他政治風險等。法律框架的可預測性、穩定性和透明度同樣至關重要。這些涉及投資保護的問題經常通過國際投資協定來處理，也就是說在為充滿風險的長期能源項目吸引外國投資時，這些國際投資協定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

國際投資協定中與能源有關的問題

從一些投資協定中也可以看出，政府對于能源投資非常敏感。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對部分投資協定所做的一份評估顯示，為了給監管保留一定的政策空間，以確保在能源領域取得最好的發展成果，一些國家在它們的協定中納入了所謂的“保留”條款。該評估涵蓋了約1／3的目前仍生效的雙邊投資協定。加拿大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其次是美國。與能源有關的特別保留條款往往出現在允許預先設立的協定中，從中反映出各國對于允許外國投資者進入國內能源行業的敏感性。例如，加拿大的雙邊投資協定為執行《西北地區和育空石油及天然氣協定》(NorthwestTerrito-riesandtheYukonOilandGasAccords)(加拿大一巴巴多斯雙邊投資協定)的措施保留了靈活性。美國的一些雙邊投資協定為那些獲得在陸地聯邦土地上開發礦產資源的租賃合同的公司的某些所有權限制措施保留了靈活性(薩爾瓦多一美國雙邊投資協定；盧旺達一美國雙邊投資協定)。從技術上說，這些保留條款一般都是針對協定中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條款。

與土地所有、租賃及使用權有關的保留條款對能源政策也非常重要。與上述例子類似，與土地使用有關的保留條款往往也是針對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條款。這樣的例子在許多雙邊投資協定中都能發現，如美國、黎巴嫩、阿曼、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都有類似的條款。此外，加拿大的雙邊投資協定中也含有關于土地所有權的保留條款，而且它們往往十分明確，有時甚至規定了具體的土地類型，如海邊的土地等。

各國有時也會綜合使用以上措施。例如，有的保留條款規定，東道國保留限制外國人或外國公司利用本國土地和自然資源進行投資活動的權利(突尼斯一美國雙邊投資協定)。一些保留條款包含了互惠要求，規定外國投資者在本國享受特定權利必須以本國公司在該國享有同等／對等待遇為條件。在與突尼斯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中，美國特別指出，“在公共區域從事采礦的權利取決于(突尼斯)給予美國投資相應的互惠權利……”。

一些雙邊投資協定不是通過保留條款為能源領域的外國投資政策保留靈活性，而是通過一般例外條款，它類似于世界貿易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中的一般例外條款。有時，雙邊投資協定中既有保留條款，也有例外條款。在特定條件下，這些條款允許采取與保護自然資源有關的措施。盡管這些條款在貿易與投資特惠協定(PTIA)中最為典型，一些雙邊投資協定，如加拿大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以及一些南南雙邊投資協定(約旦—新加坡；厄立特里亞一烏干達)，也有類似的例子。

貿易與投資特惠協定中的另外一個典型的特點也能在一些雙邊投資協定中看到，該特點與所謂能源行業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存在的特殊性有關。一些貿易與投資特惠協定認為，需要保持一定的政策空間以確保能夠適當提供公共服務。特別是這些協定的“服務”章節通常都含有一個條款，將“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放在協定約束的范圍之外。哥倫比亞的一些雙邊投資協定試圖在能源投資領域采取類似的做法。例如，哥倫比亞的兩個協定把能源列為“公共服務”之一，允許哥倫比亞在該領域保留現有的國民待遇限制或者增加新的限制(哥倫比亞一秘魯雙邊投資協定；哥倫比亞一英國雙邊投資協定)。

總之，雙邊投資協定在確保外國投資者獲得公平、平等待遇，以及在被沒收或國家政策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獲得賠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雙邊投資協定也反映出這個領域的敏感性。如果在簽訂協定前經過慎重談判，雙邊投資協定能夠讓締約國在不過度限制它們在與能源有關的問題上的國內發展權的情況下，承擔國際保護責任、滿足國際保護標準。除雙邊投資協定之外，其他國際投資協定也表明，各國對石油、天然氣行業的準入和運營都設置限制。聯合國貿發組織2006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對部分國際投資協定(美國一智利、北美自由貿易協定、G3、加拿大一智利、安第斯條約、南方共同市場、OECD國民待遇工具)進行了評估并發現，總體上看，石油、天然氣行業的保留條款一般在發展中國家更流行(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能源、石油和天然氣相關產品的主要出口國)，在主要發達國家簽訂的國際投資協定中也存在。

投資者與國家在與能源有關的FDI方面的爭端日益增多

雖然國際投資協定提供的保護對能源投資者來說非常重要，但是從東道國角度看，這也可能成為一個敏感問題。能源行業內投資者與國家之間的爭端數目相對較高的現象就說明了這一點。截至2008年底，與能源有關的爭端超過了80起，在所有已知的基于協議的爭端中所占的比例超過了29％。2007年和2008年每年新提交的有關能源的投資者與國家之間的爭端大約有13起。從行業分布來看，與電力有關的爭端數量最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多(44起)，其次是石油生產項目(17起)、天然氣供應與經銷(12起)和碳氫化合物特許權(7起)。

以電力行業為例，有關發電(包括電廠的建設和運營)和送電投資的爭端在增加。例如，一些投資者指責東道國的行為違反了協議義務，如：未能成功簽署投資合同，沒有移交土地，歧視性待遇，干預關稅制度(如與阿根廷有關的幾個案例)，撤銷經營許可，不為所發的電力付費，沒有執行電價和未能阻止偷電行為，終止合同和沒收等。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厄瓜多爾撤銷了它以前的承諾，不同意按照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的程序調解石油、天然氣及其他礦產等自然資源開采方面的爭端。

全球金融動蕩及其對國際投資規則的影響

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越來越清楚地顯示了它對投資流動和投資政策的影響。2008年標志著始于2004年的新一輪國際投資增長周期的結束。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與2007年1.9萬億美元的歷史最高記錄相比，2008年全球FDI預計下降15％。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FDI出現了大幅下降。跨國并購金額在2008年也急劇下降了29％。

隨著經濟危機對跨國公司的全面影響持續顯現，2009年全球FDI預計將進一步大幅下降。根據一季度有關跨國并購的初步數據判斷，流入所有三類國家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過渡經濟體(東南歐和獨聯體國家)——FDI都急劇下挫。2008年以及200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過渡經濟體吸收的FDI不斷下降。而發展中國家吸收的FDI只到2009年第一季度才急劇下滑。例如，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吸收的FDI同比下降了2l％，韓國的FDI下降了38％。

盡管實際上所有行業在2008年都受到跨國并購下降的影響，石油、采礦以及農業食品業似乎是個例外。有趣的是，采礦以及石油行業的全球跨國并購金額實際上有所上升，從2007年的1060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260億美元。

這次經濟危機最終會如何波及能源產業并對流入該產業的FDI造成哪些影響，以及各國可能會做出哪些政策反應，仍有待觀察。例如，盡管采礦和石油行業的并購數量仍略有增長，但石油價格的下降(由于需求疲軟以及大宗商品繁榮期的結束)最終是否會導致流入勘探及相關活動的FDI出現下降仍是一個問題。面對FDI下滑，有關政府可能會重新評估國際投資協定作為吸引FDI的工具的有效性。

另外一個可能對流入能源領域的FDI造成影響的政策反應是各國政府采取的拯救和刺激措施。如果這些措施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它們可以支持能源行業尤其是可持續能源生產的發展。這方面另外一個例子是這次危機觸發的國家緊急應對措施。由于其中部分措施可能限制跨國公司的活動，影響投資流動，因此它們也可能在將來引起新的投資爭端。另一方面，如善加利用，國際投資協定也能幫助防止保護主義傾向抬頭。

因此，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也許會促使世界各國認真考慮國際投資協定以及它們對能源領域的影響。

結束語

篇（4）

市場狀況：市場的壓力、電力短缺、資金短缺以及環境的變壞已為外國公司帶來極大的商機，使他們有機會在節能技術方面來分享龐大的中國市場。

最初開始于1978年的市場改革，戲劇性的削弱了國家計劃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國有企業所占全國工作總產值由1980年的76％下降到1994年的34％，國家分配的商品由1979年的65種縮減為1995年的14種。在重工業和通訊以及運輸領域的價格控制作用已削弱。多數商品的價格由市場決定，盡管少數幾種關鍵項目，如谷類、棉花以及石油產品的價格仍在國家的控制之下。中國正通過降低進口關稅和配額，以及向完全自由兌換貨幣轉變，來努力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準保持一致。

作為經濟改革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已停止向煤炭工業發放每年高達2.3億美元的補貼。煤炭價格1993年在許多地區開始急劇上漲，1994年價格下調后，仍繼續上漲。據政府報道，許多煤礦在1995年已開始盈利。另一方面，石油價格的改革在前進了兩步后又退回了一步。在宣布了幾條措施后，石油市場在1992年開始開放。1994年夏季，政府改變了方針，重新由中央統一管理價格和銷售渠道。1994年春季，為了防止社會不安定，政府逐步對居民用煤和用氣售價實行控制。電價仍是大幅度調節了的，在多數地區，電價現在比燃料價格上升得快。

通過改革，中國的經濟有了明顯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平均8－9％的速度連續增長。盡管80年代能源使用的增長速度只有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半，中國的主要燃料－－煤炭的價格，從1978年到1995年仍翻了一番。1995年的原煤產量達12.8億噸。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含碳礦燃料的生產者和用戶。難怪現在存在嚴重的空氣污染和酸雨問題，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者。這些環境問題由于從生產、運輸到最終使用的整個能源系統的低效率而加劇。

此外，部分是因效率低，電力生產沒有跟上迅速發展的經濟的需要。經常性的電力短缺降低了生產率，并導致生活的不便。問題是如此普遍，以致許多地方報紙象預報天氣一樣發出計劃性的停電通知。電力部計劃從1995年至本世紀末到少增加200GW至300GW的裝機容量，即平均每年增加24GW。當然，中國無論是建造大型電站的能力還是資金，都不足以完成如此巨大的擴展。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政府急于想吸引國外資金用于電力領域投資。

當然，政府也很清楚節能在改善與能源相關的經濟和環境問題方面的潛力。早在1980年，國家便開始投入大量的資源來提高關鍵能耗工業的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提高所有工業用電機、風機以及泵類的能源使用效率。90年代，政府的目標已將節能投資的責任由公共領域轉向私人領域。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中國節能投資公司（CECIC）由大制造商轉化為一個出租協會。1993年，CECIC的貸款加上地方政府的資金補充，共有3億美元，每筆貸款需要企業提供投資的一部分。

政府已公布了能源標準和一系列附加的節能條例，它們已收錄在中國的《節能法》草案中。如果這一法律獲得通過，許多地方節能技術服務和監測中心將授權進行檢查并將檢查結果向政府報告。嚴厲的立法將加強對節能的需求，這一需求由于現有的節能條例和市場以及環境的壓力而有了較強的增長。

國外的技術和投資可在滿足中國的節能需求中充當重要的角色。自從1978年中國開放以來，國內已成立了240，000家外資企業。直接的國外投資在固定資產中所占的比重已超過國家的總產的10％。外資企業現已占了超過中國總的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一。1992年，美國在中國能源和電力上的總投資達7.74億美元。

機會范圍：

由于經濟和政治力量的綜合作用，以許多方面都產生了節能的需求。由于經營困難的公司允許破產，幸存者更愿意投入先進的技術，如工業過程控制、凝汽閥以及高效電機、鍋爐和爐窯，這些將為企業提供競爭優勢。電價的上升使得使用效率和熱電聯產成為更具吸引力的選擇，盡管以低的、可控制的價格傳送暖氣在多數地方仍是一個重要障礙，市場政府面臨著通過改善區域采暖系統來減少污染和費用的壓力。外資賓館和辦公大樓開發商通過采用節能燈具、恒溫控制系統和裝置以提高能源使用。請理解隨著中國消費者可隨意支配的收入的增長（暫且不考慮電線容量的限制）也需要高質量、高效率的用電器具，因為通過減少維護和電費，比竟可以節省金錢。

改善工業設備和工藝：

中國的工業領域為國外的節能投資提供了巨大的機會。目前，中國工業消耗的能源超過能源總是的三分之二。非國有工業產量份額已顯著增長，但由于國家控制著許多重工業領域，它仍是主要的能源使用者。

對國有企業能源使用的研究表明，如果將中國現有的過時的設備和工藝立即用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技術來代替，將能源效率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國具備現有的能耗總量上節省40－50％能耗的技術潛力。當然如此徹底的設備改造是不現實的，這一數字只是作為一個有用的技術參考點。

一個對中國鍋爐和爐窯的提供了大量的證據，證明通過工業設備改造而實現節能的潛力。中國的鍋爐每年消耗8.6X1015Btu(9.1X1018焦耳）的煤,約為最終使用能源的三分之一。如果鍋爐的效率由現在的平均65％提高到發達國家所達到的平均80％，每年可減少能源浪費1.6X1015Btu(1.7X1018焦耳)。

工業爐窯大約消耗中國最終使用能源的四分之一。由于中國使用的爐窯的低效率，工業加工比如鋼鐵和玻璃生產以及銅的冶煉所消耗的能源比初級加工要多25－110％。如果中國的爐窯提高到先進水平，中國將減少爐窯能耗的大約40％，或每年減少2.7X1015Btu(2.9X1018焦耳)的浪費。

根據地球環境研究所提供的案例研究，多數的工業能源使用的改善是經濟可行的，多數情況下的投資回報率都是很好的。

上面陳述的節能潛力還沒有包括鄉鎮企業，它們多數使用低效、高污染的二手設備，由小型、低效的電站供電。甚至，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投資規模還是技術的先進程度均段于國有企業，為高經濟回報的節能投資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市場。

降低高效率電機的花費是國外投資的一個很有前途的區域。中國的制造商已生產也一系列稱為YX系列的高效異步電機。然而，YX系列電機由于采用了更昂貴的材料，其成本比低效的Y系列電機要高出50％。盡管用一臺YX系列電機更換一臺Y系列電機的費用可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收回，然而，許多電機用戶卻不愿意支付較高的初始費用。中國的高效率電機制造商也許愿意允許國外的技術或者作為一種大膽的嘗試，以提高他們減少材料用量和降低產品價格的能力。

國外投資對促進鋼鐵工業使用廢氣也是必要的，高爐產生的含一氧化碳豐富的廢氣可用來低成本發電，且可減少工廠產生的污染。例如，一個6MW的發電廠的投資成本約在1500－2500萬元，由于使用廢氣，不需要燃料費用，每年可發電36GWH。假設電價為0.6元／KWH,生產的能源價值將高于2000萬元，可讓工廠在不到兩年時間內收回投資。中國已有8家鋼鐵廠有興趣采用這一技術。

認識到中國工業企業節能改造所存在的潛在的機會，一些美國公司已始了這一領域的業務。例如，有一家領先的美國控股公司已與一家中國的石化公司合作，采用過程控制改造其煉油廠。一家美國凝汽閥公司與一家領先的中國機械公司合作，改善許多工業應用蒸汽系統的效率。在第三個案例中，一家鋼鐵工業相關公司在財團在中國設立了一個辦事處，尋求鋼廠的節能改造機會。

熱電聯產：

1993年，聯合產熱和發電，即大家所知的熱電聯產，估計幾乎占了中國熱力發電裝機容量的12％。80年代，中央政府支持發展熱電聯產，因為這一下子解決了幾個問題：供電量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環境得到保護。小規模熱電聯產的任務現在轉移到了省級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領域，在這方面產生了對國外投資的需求。

熱電聯產的技術潛力在中國北方和東部省份發展得最快，因為這些地區冬天氣溫低，工業比較發達。然而，突然興旺起來的南方沿海省份也同樣有很大的市場潛力，因為那里需要的電能和制冷的空間更大。在能源短缺的地區，新建的工廠要比同一電網供電的當地用戶付更高的價錢。實際的價格通常由發電廠和當地政府依實際情況協商而定（售熱通常是不允許的收來源，因為政府嚴格規定采暖價格）。

篇（5）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策略

（一）韓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開始實施“以工補農”戰略，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農業，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新村運動”。新村運動在農業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現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如完善灌溉系統、更新農業機械、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設備；同時還加強農業科技、良種、化肥農藥的投入，農業推廣體系的建設及對農民的職業教育。這是“新村運動”的核心內容。

雖然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由農民進行，但政府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政府不僅是發動者、引導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持。據統計，政府每年的資助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一般都超過20%，最高年份可達59.2%。充分體現了政府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印度政府推動的農業公共產品建設主要有以下方面：生產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兩個方面；投入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產品種投入和農業機械投入；保證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有農村公路建設、農村能源建設、農業職業教育等。

在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印度政府從三條途徑來籌集建設資金：增加計劃投資，在每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計劃投資都占相當比重，如“一五”計劃農業投資占計劃總投資的18%，而工業僅占8%；“二五”計劃農業為25%；“三五”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計劃中從未低于20%。實行投入物補貼，印度政府的財政預算中，農業投入補貼占相當大比重。提供貸款保證，農業貸款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發展信貸機構，擴大信貸額。印度的農業籌資和開發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國農業投資，發放基礎設施的項目貸款。

（三）巴西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1.倉儲設施。在巴西，倉儲按屬性可分為三類：官方（聯邦、州、市）、合作社和個人。聯邦倉儲設施由聯邦出資建設，主要用于常規儲備和儲存按政府最低保證價格收購的農產品，其目的在于保護農業生產者，特別是中小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同時利用政府的儲備在淡季時調節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合作社和個人倉儲設備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補貼性農業信貸和自籌，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農業季節差提高經濟效益。目前，巴西倉儲能力基本上能夠滿足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其收獲后的損失率僅為5%，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資源豐富，河流縱橫，降雨量豐富，但灌溉業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東北部百萬公頃灌溉計劃，五年內投資35億美元，其中40%由聯邦政府出資，60%由私人或國際金融機構資助。

3.農業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巴西最重要的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是歸屬農業部的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和農業技術推廣公司。1973年農業部將農牧業科研局改為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大力培養農業科研隊伍，到1985年就培養了2200名高級農業技術人才。農牧業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出售，并由技術推廣公司負責推廣；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主要負責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管理，同時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機構，加強對合作社、中小農業生產者的技術支持。

對改善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啟示

（一）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產業不均”的公共品投資現狀

1953-1955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不斷修訂中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至此開始，公共產品的投資就出現了“重城市輕農村”、“重工輕農”的不均衡狀態。嚴重抑制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的今天，應借鑒日本工農業良性互動發展及韓國“新村運動”的做法，改變我國公共產品投資的傾斜戰略，加大政府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走“以工補農”的新路。

（二）實現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的多元化

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農業公共產品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投資收益不易、投資回收期較長。因此，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應以政府公共財政為主。然而，政府投資可以采取直接投資還可以采取間接投資，如政府通過參股、控股、經營權轉讓等不同的投資方式提高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效率；同時，農業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資主體進行，政府加以引導、規范界定產權等，使得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等積極投身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在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個典型，另外，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投資農業公共產品。

（三）優化投資結構

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要有的放矢、突出重點，分階段有層次的進行。如美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從生產領域逐漸轉入流通領域；日本的農業支持政策從“米價支持政策”到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再到環境保護；印度、巴西分不同階段對不同公共產品的投資。現階段，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因此，進入WTO后，我國要在保持以農田基礎設施體系為內容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農業科研、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教育以及農業制度性等公共產品的投資，加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四）改善投資的外部環境

投資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及投資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環境。如對于產權的界定、補貼的標準等都要有相關的法律、條文等加以規范；地方政府對于外界投資、外商投資等要有優惠的招商條件；同時對于破壞投資的違法亂紀行為要有規范并得到切實執行的措施。只有這樣，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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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紅.國外農業財政政策的考察與借鑒[J].經濟問題探索，2004.11

篇（6）

二、我國保險投資的歷史和現狀

（一）我國保險投資的歷史沿革

建國初期，我國保險企業的資金按規定只能存入銀行，所得利息全部上繳國家財政，無任何保險投資可言。經過20年的停辦以后，我國保險業隨著改革開放而獲得新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1980年開始恢復辦理國內保險業務，并積極發展國外保險業務。

1984年11月，國務院批轉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關于加快發展我國保險事業的報告》中指出：“總、分公司收入的保險費扣除賠款、賠償準備金、費用開支和納稅金后，余下的可以自己運用”。1985年3月國務院頒布的《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又從法規的角度明確了保險企業可以自主運用保險資金。這不僅是我國保險體制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增強我國保險業活力的一項戰略性措施，對加快我國保險業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國保險企業投資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初步發展階段：1984年至1988年底

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取得投資權后，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總公司在北京、江蘇等地嘗試性地開展投資（包括貸款）業務，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城市分公司也相繼開展保險投資業務。

在這一階段，中國人民銀行對保險企業的投資活動實行嚴格管理，一是對資金運用規模實行計劃控制，例如1986年人行對人保下達2億元投資額度。二是對資金運用的方式與方向作了嚴格規定。1986年人保的資金運用被限定為投資地方自籌的固定資產項目。1987年批準試辦流動資金貸款業務和購買金融債券。這一階段的經營效益不大理想，資產運用率和投資收益水平都比較低。以1986年為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國內業務匯總的資產運用率只有9.23%，投資收益率僅為0.83%。

2、調整整頓階段：1988年底至1990年底

由于面臨治理整頓的經濟環境和緊縮信貸規模的局面，加之保險業本身經營效益不佳，我國保險投資業務于1988年底進入調整整頓階段。其內容和措施有：總結前幾年資金運用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嚴格執行信貸計劃，嚴肅利率政策，把資金轉投到流動資金貸款方面，堅持“十不貸”和注意“重點傾斜”并采取了擔保和銀行承兌匯票抵押等手段，努力提高資金運用的安全性與收益性。在這一階段，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工作除辦理流動資金貸款業務外，大部分工作放在對原有投資貸款項目的清理的催收上。資金運用的范圍被限定為流動資金貸款、企業技術改造貸款、購買金融債券和銀行同業拆借。

3、進一步發展階段：1991年至1995年

經過兩年多的調整整頓，加之宏觀經濟形勢的好轉，保險投資業務于1991年開始進行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保險投資在保險界得到了普遍認同和重視。兩家新成立的全國性保險公司——中國平安保險公司、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先后加入了保險資金運用的行列。保險投資規模不斷擴大，1992年底。人保、平保、太保三家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余額達109.46億元。保險投資的范圍有所拓寬，證券投資得到較大發展，保險投資收益得到提高。

4、規范發展階段：1995年至今

隨著1995年《保險法》的出臺和實施，各保險公司遵照《保險法》調整業務，以符合《保險法》的要求。《保險法》的實施，為我國保險投資業務的規范與健康發展奠定的基礎。

（二）我國保險公司保險投資現狀

1、決策機制薄弱

目前許多保險公司尚未建立一套規范有效的決策機制，人保財險公司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成立了專門的保險投資公司。決策的盲目性、被動性、隨意性十分突出，在僅能投資債券的時期，這類決策機制不會體現任何危機，對于資產規模迅速壯大的保險公司來說，更是掩蓋了其決策的弊端：決策機制落后，決策反饋機制尚未建立，在保險公司進入基金市場后會充分暴露出來。

2、保險投資渠道狹窄

1998年以前，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渠道限于：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2000年3月1日起實行的《保險公司管理規定》，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限于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買賣中國保監會指定的中央企業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而西方國家保險公司資金運用的法定渠道則較廣泛。如美國、日本就規定保險公司可進行政府債券、公司債券、股票、抵押貸款、不動產、保單放貸等業務。

3、保險資金利用率低

保險資金的利用率，在國外基本上達到90%，而在我國還不到50%。有限的保險資金主要用于銀行存款。據統計，1998年人保、平保和太保三大保險公司保險資金的40%—60%局限于現金和銀行存款，保險資金基本上無“運用”可言。截止到1999年底，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率還不到20%。為了保證保險資金的安全，保險公司將大量資金存于銀行，由銀行進行專業的資金運用，而保險公司只能獲得固定的較低的存款利息，銀行存款的利息已經遠遠不能使保險資金保值、增值了，保險公司必須開拓出投資新領域來保證其資金的收益性、安全性。

4、保險投資缺乏相應人才

保險投資涉及到存款、國債、證券等多個領域，因此保險投資人才必須對國家經濟發展有遠見，對各行業發展有底數，才能有膽略，有靈活性，善于捕獲商機，在資本市場上獲得豐厚的回報。而我國保險公司由于歷史原因，現有員工基本上由干部、金融機構及政府部門調入和正規大學畢業生三部分組成，且前兩部分約占公司員工的70%，年齡大都在40周歲以上。這樣的人力資源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弊端，即知識結構老化，缺乏創造力。保險公司要想從保險投資中獲益，就必須引進相應人才，同時注重公司內部年輕人才的培養。

5、保險公司管理水平落后，影響保險投資收益

由于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管理體制落后，投資缺乏科學決策，許多公司在科學決策、內部約束機制方面比較薄弱。由此出現了許多領導項目貸款、人情貸款等。這些項目貸款很多無法收回投資本息，甚至成為呆賬、壞賬。管理水平的落后，影響了投資收益。

中國的保險公司要生存，保險事業要發展，客觀上要求保險資金實現有效運用，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國馬上就完全放開對保險資金運用的限制，還有一些地方需要去完善，還有一些制度需要制定，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三、建立我國保險投資體制的構想

（一）保險投資客觀上需要建立有效投資體制

所謂保險投資體制是指保險投資活動運行機制和管理制度的總稱。保險投資機制建立的目的在于提高保險投資的收益，降低投資風險。

保險公司的承保業務與投資業務是現代保險業的兩個重要特征，其中保險投資業務已經成為現代保險公司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保險投資業務的發展，將擴大保險公司的盈利，增加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和經營和穩定性。同時，保險公司收入的增加，將使保險公司有能力降低保險費率，減輕被保險人的負擔，提高保險公司的競爭能力。我國保險業如果沒有投資收益作為基礎，加入WTO后，在承保業務上很難與國外保險公司進行價格（費率）競爭。另一方面，保險投資業務的發展和獲利可以彌補業務上虧損，維持保險公司的生存和發展。如1987年英國兩大保險公司保險業務虧損分別為0.64億英鎊和1.08億英鎊，而投資利潤為2.04億英鎊和2.49英鎊，盈虧相抵后，還有不小的綜合盈利。從近期國際保險業的發展特點來看，保險公司的主要收益已經從傳統的承保收益逐步轉移為投資收益，如美國產險業務自1978年以來連續21年出現承保虧損，主要收益來自于投資收益。

由于保險經營是一種負債經營，因而保險資金的運用除了考慮投資的收益外，還必須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因此，市場的開放，投資工具的增加和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客觀上需要保險公司進一步加強投資機制的建設，提高化解風險的能力，保證保險資金實現安全性和投資收益的協調。

（二）保險業應盡快建立、健全保險企業的制度和規范

建立和完善中國保險投資體制是一個系統工程。只有保險公司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加強經營管理，才可能為高水平、高效益的保險投資提供根本制度保證。如何加強經營管理，我個人認為可以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加大公司運作的透明度和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運用法律武器，嚴懲那些損害股東權益的行為，有效地維護股東的權益。

第二、建立和完善對經理層的約束和激勵機制，徹底改變舊的用人機制，讓市場和競爭來決定經理的選拔，使經理的報酬與公司的業績直接掛鉤。

第三、加強管理創新，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摒棄舊的、傳統的管理模式及其相應的管理方工和方法，創建新的管理模式及其相應的方式和方法。

（三）進一步拓寬資金運用渠道

保險資金運用是保險公司穩健經營的基礎，是關系到保險公司經營狀況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國保險業起步較晚,加之其它種種原因,目前我國保險資金運用存在的問題是證券投資基金規模太小；保險公司無法控制入市資金的風險；在目前封閉式基金占據主流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只能被動的分紅，其變現很難實現；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過窄；保險資金中短期嚴重。

針對這些問題，必須進一步拓寬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加快資金入市步伐，使我國保險業能夠持續快速發展。

1、保險資金入市

（1）保險資金入市可以增強保險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運用得當，還可有效解決保險公司所面臨的“利差損”問題。在《保險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投資，僅每年的利差損就有3至6個百分點，這為保險公司的長期發展埋下了巨大隱患。在銀行存款的利率為2.25%，國債的買賣收益最多不過6%-7%，在同業拆借市場上，因資金量有限，所以收益率微乎其微。而在2000年保險公司投資證券基金的平均收益達12%。因此，保險資金入市，從長遠來看，對保險公司增加盈利能力、解決“利差損”具有重要的意義。

（2）保險資金入市可以有效改善保險公司資產結構。如果允許保險資金按嚴格的比例進入證券市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資金閑置的壓力。因為保險資金進入證券市場是進行股權的交易，在證券市場機制作用下，根據保險資金運用原則，保險公司必然將資金投入到效益好、有成長性的企業中去，這樣客觀上就使保險資產得到了相應的改善。

（3）從長期來看，保險資金入市對于啟動保險消費將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保險資金入市無疑使國家找到一種對資金更有效的配置方法，從而使部分社會資金與證券市場之間形成紐帶。在這個紐帶的連接過程中，不但可以改變整個社會資金的結構，還可以使經濟發展得到更大的保障，以便使國家、企業、個人以及保險公司更好的發展。

（4）保險資金入市，可以增強我國保險公司的國際競爭力。隨著我國加入WTO，保險業面臨著更大的沖擊，承受著更大的壓力。保險公司除了用提高服務質量來爭取保單，擴大客戶群外，其所得到的保費收入如何獲取最大的安全收益是關鍵問題。在發達國家，保險資金的投資渠道較我國暢通的多，除了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債外，還可涉足證券市場甚至房地產業。所以，保險資金入市，可以增強我國保險公司與國外保險公司的競爭實力，更好地奠定加入WTO后的經濟基礎。

（5）保險資金入市可有效緩解證券市場中資金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有助于穩定證券市場。隨著保險業的不斷發展，可入市的保險資金的規模將越來越大，必將會改善證券市場的資金結構，它對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所起的作用也會越來越明顯。

2、保險資金進入短期拆借市場。

盡管保險公司都有較高的信譽，但上前還不能以信用方式進入短期拆借市場，而須有抵押。如果能直接以信用方式進入短期拆借市場，可以為保險公司提高資金運用效率提供方便。

3、擴大可投資的企業債券范圍。

目前保險資金只可購買鐵路債券、電力債券和三峽債券，應擴大到其他的企業債券。盡管企業債券質地有好有壞，或者說存在風險，但應相信保險公司有一定的鑒別能力。

4、進行資產委托管理。

資產委托就是保險公司以合同的形式把資金委托給專業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運作。它的最大好處是保險公司省心省力，不必事事躬親，同時由專業公司進行操作，也可確保較高回報。

（四）培育專門資金運用人才

我國加入WTO將使保險業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保險公司如何作好準備，采取措施，搞好投資收益，上面已經從體制和機制創新、拓寬資金運用渠道等多方面進行了探討，但要確保這些對策措施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決策的參考性和實施的可操作性，關鍵在人，關鍵取決于目前保險公司干部職工隊伍的素質。因此，首先要改變干部隊伍年齡老化問題，采取買斷工齡、提前內退等方式，分流一批年齡老化的人員，以保證隊伍的生機與活力；其次，要從管理入手，通過秘訣革，建設與國際接軌的一流現代化商業保險公司的高效精簡的機關管理體制，盡快與國際經濟接軌；再次，要注重人才的引進和使用，以及后備干部和后備人才的儲備。目前，當務之急是要圍繞加快效率的長遠目標，建立結構合理高素質的干部隊伍；以及培養選拔一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建立數量充足、結構合理的后備干部隊伍，構建既有長期培養對象，又有近期可以上崗的人才儲備庫。

篇（7）

一、金融投資行為理論分析

金融投資行為理論悄然興起于上世紀80年代.其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方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金融投資行為理論以期望理論、行為組合理論和行為資產定價模型為其理論基礎，并將人類心理與行為納入金融的研究框架，具體體現為以下幾個模型：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認為，人們進行投資決策時存在兩種錯誤范式：其一是選擇性偏差，即投資者過分重視近期數據的變化模式，而對產生這些數據的總體特征重視不夠，這種偏差導致股價對收益變化的反映不足。另一種是保守性偏差，投資者不能及時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修正自己的預測模型，導致股價過度反應。

其次，DHS模型。該模型將投資者分為有信息和無信息兩類。無信息的投資者不存在判斷偏差，有信息的投資者存在著過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歸因。過度自信導致投資者夸大自己對股票價值判斷的準確性；有偏的自我歸因則使他們低估關于股票價值的公開信號。隨著公共信息最終戰勝行為偏差，對個人信息的過度反應和對公共信息的反應不足，就會導致股票回報的短期連續性和長期反轉。

再次，統一理論模型。統一理論模型區別于BSV和DHS模型之處在于：它把研究重點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機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認知偏差方面。該模型把作用者分為“觀察消息者”和“動量交易者”兩類。觀察消息者根據獲得的關于未來價值的信息進行預測，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賴于當前或過去的價格；“動量交易者”則完全依賴于過去的價格變化，其局限是他們的預測必須是過去價格歷史的簡單函數。

最后，羊群效應模型。該模型認為投資者羊群行為是符合最大效用準則的，是“群體壓力”等情緒下貫徹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兩種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資者通過典型的貝葉斯過程從市場噪聲，以及其他個體的決策中依次獲取決策信息，這類決策的最大特征是其決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則論證無論仿效傾向強或弱，都不會得到現代金融理論中關于股票的零點對稱、單一模態的厚尾特征。

二、對金融投資者的個人行為分析

1.多為投機心理，短期行為嚴重

我國很多證券投資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實的投資價值，而是企圖從中獲取超額回報。絕大多數的投資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為通過股票的買賣價差而獲利，這類人群多是為賺錢買賣差價進行短線操作;只有少數投資者進入股市是為了獲得公司分紅收益;38%的投資者因有閑置資金而，把股市看成是一個長期投資場所。高比例的企圖賺取短期收益群體的存在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博取短線利潤群體的過大是我國證券市場行情波動幅度.驚人的重要原因，這也是造成證券市場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投資者入市動機上分析，就已經預示著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短期行為比較明顯。

我國個人投資者更多的是短線投資、投機，而沒有把股票作為長期的投資。另一方面，股票價格的劇烈波動誘發了一部分人的賭博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證券投資者容易產生羊群效應，使這種市場短期行為具有很強的蔓延性，從而極大地加重了投資者孤注一擲的心理，一旦認為找到了機會，就會過高地估計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不顧，冒險參與高風險的證券投資活動。在我國證券市場中，我國投資者的短期行為特征表現為比較明顯的冒險心理和投機短期行為。

2.投資承受能力差

調查顯示，我國個人投資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為主，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為工資收入，參與證券市場的時間普遍較短，證券投資意識很強，但投資經驗相對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資產比例較大，這充分說明我國個人投資者的抗風險能力很弱，投資者對投資股市的“情感依托”強烈。

3.對股票專業知識了解不足

絕大多數個人投資者的股票投資知識來自于非正規教育，主要通過朋好友的介紹、股評專家的講解以及報刊、雜志的文章等獲得;在做投資決策時，投資者大多依據“股評推薦”、“親友引薦”，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資決策的方法上，兩成以上的個人投資者決策幾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憑自己的感覺隨意或盲目地進行投資。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時過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視對其他信息的關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數投資者在評價投資失誤時，往往將失誤歸咎于外界因素，如國家政策變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莊家操縱股價等，而只有少數個人投資者認為是自己的投資經驗或投資知識不足;大部分投資者對新出現的金融品種如開放式投資基金的認知程度有限。

三、結語

總體來說，我國的股票市場中對于股票價格的影響因素過多，政策因素、大戶操作因素，這說明中國股市不符合經典金融理論對于市場是有效的基本假設;同時，投資者所表現出來的特點也不符合經典金融理論中，投資者對于風險總是厭惡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時，股民表現出對已有收益的貪婪，以及賭博心理，而在被“套牢”時，又寧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彈機會.這些特點都說明中國股民的投資心理符合金融投資行為理論的期望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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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基金始終要面臨投資者的不確定贖回要求，如果投資者缺乏成熟和理性，在“羊群效應”下集中要求贖回，就會引發基金的流動性風險，進而引發基金紛紛拋售重倉股，加重基金凈值的縮水和股價的走低，加重市場的恐慌氣氛和贖回潮。因此優化基金持有人結構，引導投資者行為不僅關系到基金的收益水平和穩定程度，更關系到金融市場乃至金融體系運行的安全穩定。

二、持有人特征比較

1.我國個人投資者比例高，投資經驗不足，易導致流動性風險

從2005年到2007年，我國基金持有人結構中個人比例大幅上升。統計顯示，2005年個人投資者占比僅有59%，但2007年中報這一比例已經飆升至86%。在偏股型基金當中，這一比例高達90%。由于我國基金投資者多以個人為主，抗風險的能力較低，投資經驗缺乏，介入的成本高。一旦市場大幅調整、基金凈值大幅縮水或長期滯漲，容易做出非理性的決策。羊群行為通常會助長追漲殺跌，將導致基金投資的短期化。

2.我國機構投資者中養老保險和社保基金所占比例低

美國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中，人壽保險、養老保險等機構投資者的資產規模非常大，這類投資者的投資周期長，承受短期風險的能力強。美國共同基金中大約40％的份額由退休資金持有，其中雇主發起的退休計劃和來源于401k的退休計劃大約各占一半。401K計劃是美國一種特殊的養老金制度，企業為員工設立專門的401K賬戶，員工自主選擇證券組合進行投資，收益計入個人賬戶，員工退休時所能拿到的退休金數額取決于該賬戶投資資本市場中的資產增值情況。而我國基金中養老保險和社保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規模遠遠低于美國等成熟市場，2006年的社保基金、企業年金所占比例不足2%，機構投資者主要以保險公司和其他一般機構為主，機構投資者介入資本市場特別是持有基金的規模非常有限。

3.持有周期短，年贖回率高，投資行為短期化

我國基金持有人的持有周期呈現明顯的“短期化特征”：2004年我國偏股型基金的贖回率達到63%，相當于基金平均持有周期為1.6年。2006年偏股型基金的贖回率達85%，相當于基金平均持有周期不到1.2年。美國基金持有周期也明顯縮短，持有人逐漸“從長期投資走向中期投資”：20世紀50年～60年代美國股票基金的年度贖回率僅為6%左右，相當于基金持有周期長達16年。

4.基金產品線結構不夠豐富

美國2006年股票型和平衡型基金資產占全美基金的63%，債券基金資產占14%，貨幣市場基金占23%。美國股票基金的構成豐富，有行業基金、國際基金或海外基金、藍籌基金，也有高風險的基金。而我國股票型與配置型基金共占據基金市場總規模95%，處于絕對的主體地位，投資者購買的基金多以股票性基金為主，基金市場結構嚴重失衡，需要進一步優化。5.基金投資占全部家庭資產比重增高

美國1980年時僅有十六分之一的家庭投資共同基金，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投資共同基金的家庭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一。與之相似，我國的基金投資占全部家庭資產比重也在增高。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2007年四季度的調查統計，當前基金個人投資者大部分是月均固定收入在5千元以下的“工薪族”個人投資者，占比76%，可見這是一個中低收入的群體。主要包括專業技術人員、企業和公司管理人員、機關團體和事業單位干部等工薪階層人員。

6.缺乏鮮明的選擇基金的標準偏好

在美國，牛市時年均20%的收益率會使6%左右的基金費用被忽視，而熊市中，低收益率加上高基金費率將減少實際投資收益率，投資者對費率成本就會格外重視。很多投資者在選擇基金的時候，通常會比較查閱基金的收費情況。我國目前的前5大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資產規模占行業總規模的34%以上，前十大公司規模已占50%以上，行業集中度已接近發達市場水平，資金的集中趨勢明顯。這說明，激烈的同業競爭迫使基金管理公司必須不斷進行業務和品種、服務的創新，公司的品牌、知名度、過往業績、市場形象等將成為投資者選擇基金的重點參考標準。

7.基金整體收益跑輸大盤、投資者心理預期降低

美國2004年只有七分之一的基金跑贏大盤指數，而1940年當時有四分之三的基金跑贏大盤。1983年～2004年美國共同基金的平均收益僅為大盤收益的79%，落后于股票的平均升幅和收益。按照晨星資訊的分類，2006年我國運作滿一年的138只股票型基金算術平均年收益率高達128.16%，而同期滬深300指數全年漲幅161.55%，絕大多數基金沒有跑贏滬深300指數，真正為投資者獲取超額收益的僅有華夏大盤精選、中郵核心優選等9個產品，不足股票型基金總數的10%。

三、優化我國基金持有人結構的對策建議

1.大力發展養老保險、企業年金等機構投資者，開辟長期資金來源

大力發展資金穩定性、風險收益傾向，以及投資周期不同的各類機構投資者，將有助于完善基金治理結構，減少基金集中贖回發生的概率。養老保險、企業年金等機構投資者風險低，周期長，現金流穩定，加大他們的投資基金的比例將有助于基金的穩定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養老金市場發展迅速。1990年末,美國的養老金資產總額為31978萬億美元,2002年末總額達到10115萬億美元,是1990年的2155倍。養老金、共同基金和保險基金已經成為美國資本市場上的三大主力機構投資者。

我國擁有13億人口，20紀60年代和80年代中國出現過兩次人口增長高峰，這兩部分人群對專業理財需求強烈。根據世界銀行測算，到2030年，中國養老基金資產將會達到1.8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企業年金市場，未來潛力巨大。建立類似美國401k的個人養老賬戶投資計劃，可以在完善我國的養老金體系的同時，引導投資者對基金進行長期投資，不被市場的短期波動所左右。

2.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引導機構投資者適度提高投資比重

稅收保護機制是資本市場投資者利益保護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稅法中，根據持有證券的時間長短不同，分為長期資本利得和短期資本利得，持有期限越長、則賣出時的稅率越低，在這樣的情況下基金持有人就會注意稅后回報的利益，基金的操作風格也就比較長期化。我國現行法規中，個人投資于股票和基金的投資收益都是免稅所得，機構投資于股票和基金的投資收益是應稅所得，機構的股票分紅為應稅所得，機構的基金分紅為免稅所得。

3.調整基金收費結構，鼓勵投資者長期投資

通過調整基金申購贖回費率結構，引導投資者長期持有基金，降低基金集中贖回的風險。如采用時間累退制下的贖回費率設計，根據基金持有人持有時間的長短不同，分別收費，持有時間越長，費率越低。再者靈活調整基金的各種費率，進行基金分級。還可以按照投資者的類型進行分類費率設計。機構投資者又可以細分為保險資金、社保基金、上市公司等幾類，設計不同的收費標準，以滿足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的需求。4.推廣定期定額等投資方式

篇（9）

在美、英等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養老基金作為重要的機構投資者之一，對資本市場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尤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股東積極行動(Activism)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使得養老基金成為金融學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國，養老基金于2003年開始投資股票市場，理論界和實務界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始階段。因此，本文主要從養老基金投資的安全性、謹慎性、流動性和交易成本、公司業績、投資風格以及公司治理六個角度，系統回顧和評述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對養老基金投資動機的認識，為進一步研究中國養老基金投資股票市場問題提供分析的基礎。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安全性

1.總風險

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經理為了避免單個股票可能出現較大的損失，會選擇投資總風險較低的股票。他們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個股出現較大的虧損影響到投資組合的整體業績，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關人員向法院其投資錯誤而要求賠償(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經驗證據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總風險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2.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影響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據現資理論，β系數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測，持股比例與β系數存在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β系數高度正相關，說明機構投資者偏好投資于高β系數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認為機構投資者持有較高β值的股票也會產生負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況下，如果機構投資者不能戰勝市場，他們要負擔比業績優于市場時更多的成本，使報酬面臨較大的損失。因此，機構投資者也可能持有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們的經驗證據沒有支持該假說。

3.財務杠杠

財務杠杠與總風險、市場風險之間都是正相關的關系。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的總風險是負相關的，但是與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可能是正相關的，也可能是負相關的，因此其與財務杠杠之間的關系也是不確定的。如果持股比例與股票的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負相關的，則其與財務杠杠之間也是呈負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實證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財務杠杠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4.公司規模

研究公司規模對養老基金持股比例影響的論文比較多，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和結論：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釋了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個原因。第一，如果投資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資數額很少也易達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風險往往比較大。第三，機構投資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發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發現1980～1996年期間大機構投資者增加了對大公司股票的需求，減少了對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認為機構投資者傾向于投資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類似的經驗證據。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結論卻與上述結論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發現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期間，機構投資者顯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變動情況受國家宏觀政策、科技發展等因素的影響。Bathala，Ma和Rao(2005)發現1994—1998年期間機構投資者轉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間股票市場比較穩定、安全性投資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齡

養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時間較長的股票，因為股票的上市時間越長，就說明公司經得起市場的考驗，這樣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公司上市年齡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與其相同的研究結論。

(二)謹慎性

按照普通法規定的“謹慎人”原則(PrudentManRule)，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對其客戶承擔著重要的受托責任，因此其非常關注所投資股票的謹慎性和安全性。投資經理在決策時會從保護自身利益角度進行投資。尤其是在投資業績黯淡時期，如果投資經理能夠證明其投資是謹慎的，則他們的投資也會被委托人和其他相關人士認為是安全的，而不會被認為是錯誤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證說”(Safety-NetHypothesis)，認為機構投資者在選擇股票時除應考慮通常為人們所接受的因素，還須注重投資決策本身的正確性、決策是否被外界認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當其經營管理行為受到訴訟時，能夠保證他們已經盡到管理責任。機構投資者往往會選擇外部專業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作為其投資謹慎性的參考依據。Badrinath，Gay和Kale(1989)選用標準普爾的外部評級作為衡量的指標。其實證結果支持他們提出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謹慎性增函數”的假設。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驗證了該假設。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則認為由于各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目標、風險容忍度、監管約束和流動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異，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果不一定準確地描述了保險公司的投資決策。因此，他們利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研究結果表明“安全保證說”不能解釋保險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夠解釋保險公司是否購買某股票，并且保險公司的投資行為比非保險公司更加謹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國1968至1989年養老基金、共同基金、銀行等機構投資者的統計數據，檢驗了謹慎性原則對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全部機構投資者構成的全樣本的實證結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論。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資調查庫的財務能力評級作為股票謹慎性的替代變量，研究發現，股票評級等級越高，機構投資者投資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國《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過，其評估投資組合整體的謹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資單獨地都被認為是謹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說明基金的參與權與賦予權外，亦對養老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的報道與資訊披露作出明文規范，而投資計劃中的基金用途與受托人責任亦明文規定其中。因此，一些學者從各個不同的視角，研究了ERISA對不同機構投資者的影響，尤其對養老基金的影響。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調查了ERISA通過后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行為的影響。作者問卷調查了87位投資經理和723位私人養老金計劃經理。研究發現，養老金計劃經理在ERISA通過后傾向采用書面的格式規范本身的投資方針，更加重視投資績效評估，并會購買受托人責任保險。而且，養老基金的投資組合風險亦會減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分散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ERISA實施后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養老基金經理采用更為分散的投資方式。相比之下，銀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資的集中度卻沒有下降。

(三)流動性和交易成本

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較大，因此其通常投資于市值大的股票。機構投資者的投資金額遠遠大于個人投資者的投資金額，在其買賣股票時，會對公司股票價格帶來很大的壓力和沖擊。如果公司股票沒有足夠的流動性，其必然導致機構投資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機構投資者往往投資于那些具有高流動性、對交易成本影響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股票的流動性與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動性的指標——換手率，研究了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流動性之間的關系。其分別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數據均得到了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結論。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兩年開放式與封閉式共同基金經理人持股的橫截面數據，發現股票的流動性(用換手率指標衡量)、波動性、價格、上市年齡以及公司規模都對基金經理人持股行為有顯著的影響，即多數的基金經理人偏好流動性強、風險與交易成本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規模、每股價格和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替代變量。實證結果顯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間機構投資者偏愛規模大、流動性強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認為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動性，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更偏好投資于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從而驗證流動性是機構投資者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選了一些機構投資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決定因素。這些機構投資者掌握了紐約證券交易所1991—1993年間2l所機構的股票交易全部資料。他們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計算交易成本，發現總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經濟因素，而且與交易難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場流動性有明顯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制訂和評估投資策略時，了解交易成本是相當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論述了交易成本對機構投資者投資決策的重要性。他們假設機構投資者選擇投資項目時，著眼點是流動性和交易成本。該文利用公司規模、標準普爾指數成份股、股票價格及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指標，檢驗交易成本會是否影響機構投資者投資選擇。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偏重流動性，并會選擇投資于大公司；交易成本雖然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但不及流動性和公司規模重要。

(四)公司業績

法院在判決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某項投資是否謹慎時，可能會參考公司以往的業績狀況。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的公司過去的業績良好，則法院往往會判決該項投資遵循了謹慎性原則，反之，則投資損失容易被認為是機構投資者投資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資組合經理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訴訟時被法院判決為投資不謹慎，在選擇投資組合時會選擇以往業績驕人的、公司管理水平優秀的公司為投資對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為止的上市公司名單中抽選了2250家作為調查對象，分析機構投資組合經理在履行運用客戶資金的受托責任時所作出的投資行為。他們采用過去60個月的超額回報率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發現該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過去業績較優秀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對其的持股比例亦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訪問了68位英國基金經理、經紀業分析師、企業管理人員以及人力資源總監關于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公司和投資者分別看重公司哪些業績資料呢?”這四組人員回答的意見相當一致，均認為最重要的依次是：財務業績、企業策略、管理質量及人力資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關注的是美國共同基金的投資風格，其也發現共同基金傾向于購買過去業績較好的股票。他們分別用過去三年的收益和過去一年的收益進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結論。

(五)投資風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價值型股票和成長型股票的特征。他們認為價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成長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并且價值型股票優于成長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發現，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規模、價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應一直穩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與成長型股票相比，價值型股票的市凈率和市盈率較低、股息收益率較高。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喜歡投資價值型股票，則其持股比例與市凈率和市盈率是負相關的、而與股息收益率是正相關的。Bathala，Ma和Rao(2005)從ValueLine投資調查庫收集1990～199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持股比例與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長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與市凈率、總資產收益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不能得出機構投資者偏好價值型還是成長型股票的結論。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設投資者的投資傾向與“規模效應”和“市凈率效應”有關。DelGuercio(1996)研究發現銀行經理在1968至1989期間，從選擇標準普爾評級高的股票轉向直接購買規模大、市凈率高的股票。這驗證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說。

Black(1976)認為投資于沒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機構投資者禁止投資于不發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和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為研究樣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換手率、公司規模、貝他系數等市場特征指標和公司特征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的關系。但實證結果發現股息收益率與持股比例之間的系數是負數，而且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標，但不同之處，一是其選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二是其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兩組。研究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都顯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這說明非保險公司青睞投資于成長型的股票。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也顯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沒有通過統計檢驗。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機構投資者對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對股價和收益的影響。他們發現機構投資者從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別從法律環境、流動性和交易成本、過去收益狀況三個方面，進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結果顯示，在此期間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股息收益率、市凈率都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無法確切地說明總體上機構投資者在這17年偏好投資于成長型還是價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國最大的40個養老基金、40個投資經理和20個慈善基金會為樣本，調查了他們對公司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發現，他們一致認為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響董事會有效運作的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獨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經驗以及是否喜歡提問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調查者認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獨立的董事，20%的被調查者認為董事會的質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資經理喜歡董事具有法律或財務等方面的技能和經驗，甚至是某領域的專家。另外，他們還認為公司內部管理者不應該參與公司董事會成員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審計委員會；獨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現在或以前的員工，也不能來自與公司有固定業務的其他公司的人員；董事會主席和CEO應該分開，董事會主席應由外部董事擔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詳細調查了1997年美國機構投資者關注的公司治理問題，得到了與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結論：“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關注董事會的構成和質量”。同時，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結論：(1)機構投資者認為缺乏足夠的信息對公司董事會進行有效評估，尤其是缺乏關于董事會成員的信息，例如背景、商業交易記錄和對董事會的具體貢獻等。(2)大多數機構投資者認為董事會應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權威人士進行評估。(3)機構投資者反對對CEQ薪酬設置最高限額。(4)機構投資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將股票作為獎勵計劃。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大多數學者重點關注證券投資基金的持股特征(楊德群、蔡明超和施東暉，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華和殷樹喜，2006)。

篇（10）

截至6月22日，上交所融資余額報5097.55億元，較前一交易日增加8.22億元；深交所融資余額報3593.94億元，較前一交易日減少4.83億元；兩市合計8691.48億元，較前一交易日增加3.39億元。

【業績報告】

科林電氣：預計上半年凈利潤同比增長55%-105%

易事特上半年業績預增60%-90%

銀河磁體：預計上半年業績同比增長約110%-125%

【今日解禁股】

000597東北制藥、000609綿石投資、002026山東威達、300487藍曉科技、600807天業股份

【今日復牌股】

002050三花智控、002113天潤數娛、002407多氟多、002640跨境通、002739萬達院線、002742三圣股份、300472新元科技、300513恒泰實達

【業績報告】

科林電氣：預計上半年凈利潤同比增長55%-105%

易事特：上半年業績預增60%-90%

銀河磁體：預計上半年業績同比增長約110%-125%

篇（11）

天津港地理優勢顯著,貨物吞吐量居于前列。天津港是北方最大的綜合性港口,擁有世界上等級最高的人工深水港,是京津冀海陸交通的重要接口,服務覆蓋面積超過400萬平米,地理優勢顯著。根據交通部的統計數據,預計2016年全港實現貨物吞吐量5.5億噸,位居全國沿海港口第六,實現集裝箱吞吐量1450萬TEU,位居全國第六。

冀東水泥:1季報大幅減虧,中長期景氣度持續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