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價值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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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觀點

儒家思想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變遷，從孔子的創立在到明清時期的顧炎武、王夫之，不斷隨著朝代和社會的變遷而發展，但是他的核心思想沒有改變，始終是以“仁”為核心，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仁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二、西方社會工作價值觀

西方社會工作價值觀的形成過程中，主要受到了新教倫理、人道倫理、烏托邦思想以及社會福利的思想的影響。新教倫理倡導人與神的交流，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這就包含了社會負責、自我負責、社會秩序、助人自助等價值理念；人道主義就是把人的尊嚴、價值放在首位來考慮，就是把人放在主體地位，任何考慮的首位都是人；烏托邦思想主要就是想給人們創造一個理想社會，在那里人們生活在一個完美無缺的環境中，這種思想屬于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福利思想就是指當人們面臨各種問題時，國家會及時的對以應對，這就是所謂的福利思想。

社會工作在西方發展的時間較長，但是發展到現在，許多西方的社會學者對于社會工作價值觀的界定還是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是他們都重視個人的發展和利益，為個人謀利益。就像美國社會工作協會倫理守則一樣，他以服務、社會公正、個人的尊嚴與價值、人類關系的重要性、正直和能力為基礎，這就充分體現了西方社會工作是以注重個人為中心的，這和人道主義不謀而合，始終把人放在主體的地位，這也體現了西方的文化環境，西方文化注重個人的基本價值取向，所以西方社會工作價值體系中更多的強調的還是個人，而不是社會。西方和中國不同。

三、中國社會工作價值觀

和西方的社會工作價值觀不同，中國的社會工作價值觀強調社會和諧，是個人的價值和尊嚴應當建立于人們共同發展過程中的平等尊重、相互支持的基礎上應體現于密切的社會關系之中。基于文化傳統和社會政治制度，相對于西方社會對個人尊嚴自由的推崇，我們應該更加強調社會和諧，并且它是以整體為為主體，強調整體的重要性；此外還有保持家庭和諧與穩定依然是我們社會的主流家庭觀念，西方文化注重個人自由，我國傳統文化和現實的社會生活比較注重家庭的價值。因此，相比較西方強調人們的個人尊嚴和權利，我國應更加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的彼此寬容、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賴；還有注重服務的“人情味”

四、儒學對社會工作價值觀本土化作用

儒學中的許多思想觀念對社會工作的本土化有很大的作用，他們有很多地方有相容性和契合性，對社會工作的本土化有很大作用。就以中國社會工作者職業道德為例，講一下儒學對社工價值觀的本土作用。

篇（2）

中國傳統社會自漢代至清中葉，長期穩定地發展，且一直居于世界文明的領先地位，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從意識形態領域看，主要得益于其長期形成的一套相對穩定的核心價值觀。它不僅在亂世成為拯救社會人心的精神支柱，而且在盛世成為一種信仰和追求。甚至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這個民族特有的性格和思維方式。這對于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一

在中華民族核心價值體系中，匯集了先秦諸家思想的智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共同形成了國民的精神核心。但其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外部原因來看：其一，在于統治者的提倡。儒家學派自春秋時孔子創立，經戰國時的百家爭鳴，到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便開始實施。雖然此時的“儒術”已摻雜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但仍是以儒家思想作為核心的。而到了宋代的科舉考試，尤其自真宗以后，其內容由詩賦、策論轉變為集中于儒學，立論必須依據儒家經典，諸子之書不合儒學的都不能采用。這種要求到明清時期更加嚴格。這使儒學被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所接受和認同成為可能。其二在于學校教育。儒家學派的創立源自孔子的設壇講學，廣收弟子，有教無類。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并代代相傳。而孟子也以這樣的方式傳播思想以求實現理想社會的美好圖景。到漢代獨尊儒術之后，學校教育不僅有私學而且設立了公學。漢武帝時期，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學。成帝時，太學弟子三千人，東漢后期太學生多達三萬人。漢代經學教育為儒學的普及和傳承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后代學校教育樹立了典范。其三在于儒家典籍的編纂。自漢代開始編輯儒家典籍，至宋朝確定了“十三經”。這些典籍成為學校的教本和知識分子閱讀的主要內容。其思想價值也就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其四在于文學創作的推進和深入人心。漢代多數作家都受過經學教育，他們成為溝通文學和經學的重要媒介，形成了文學和經學的互相滲透。漢代散文中的經學之文、唐宋的古文運動，都是以儒學為核心或作為旗幟的。而文學創作觀念也主要遵循儒家的文學觀念。

總之，儒學之所以被統治者、被知識分子、被社會所重視，以它作為統治的工具、自我的道德修養、社會的行為準則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學本身。強制的思想滲透不可能是永久的，只有真正被人們所接受并愿意奉行始終的才是永恒的。而這源自其內在的精神魅力。

二

儒家思想自其產生之日起至今，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價值觀念，代代傳承，至今仍然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和評判是非的標準。因此，我們回到最初孔子的學說來探究。雖然《論語》一書并非孔子親著，而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所記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體例和表達上并不統一，也不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從孔子的言行中，我們卻能了解儒家文化之所以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原因。

1、儒家思想的明確性

儒家學說不但明確地提出了思想核心，而且提供了思想方法。

孔子的思想概括起來為“仁”和“禮”兩個字，而這兩者又相互關聯。“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同時他又認為，沒有“仁”，也就談不上“禮”，所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可見，他的思想是以“仁”為核心的。“孔子把‘仁’作為儒學的基本范疇，探討人的價值。追求做一個完善的人，是孔子自始至終的理想。早期儒學也因此可稱為‘人學’”[1]。

到了孟子，又將其發展為“仁政”思想，不僅完成了從理論到實踐的轉變，更是將這一思想核心從個體的修為擴展到了統治者的作為。形成了上自統治者，下至老百姓的統一的核心價值。雖然統治者未必做得到，但也成為他們籠絡民心的手段，畢竟這樣的仁政理想是百姓所期待的。

“中庸之道”是其思想方法和處事原則。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孔子認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楊伯峻先生解釋說：“中”，折中，無過，也無不及，調和；“庸”，平常。孔子以中庸二字，就表示其最高道德標準，其實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東西。而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和 “禮”都是以中庸的思想方法得到的。如楊朱的“為我”，極端主張自己本位說；墨子的“兼愛”，極端的主張犧牲自己，專門利他。而孔子主張“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執楊、墨兩端求得中庸。又如道家極端反對法制，而法家極端崇拜法制。孔子從兩者中間找到了禮制。又說“出于禮者入于刑”這是執道法兩端求得中庸[2]。因為折中，故而不甚激烈，具有包容性；因為平常，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有利于推廣和被廣泛地接受。

理論的明確性，是使它成為核心價值觀的基礎。

2、儒家思想的具體性和可操作性

儒家的思想核心雖然是“仁”，但他沒有將其作為抽象的概念，而是結合個體的人和現實的生活，將其具體化，具有可操作性。

“仁”的解釋是多樣的。究其實質，是教人如何相處，如何做人。于是儒家提出了“孝”“悌”“忠”“信”的道德要求。同時還給出了具體的做法，即 “恕”的方法。

所謂“孝”是要對父母盡孝道，而父母也要慈愛孩子；“悌”是對兄弟姐妹盡悌道，兄長愛護弟妹，弟妹尊重兄長。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忠”是與人忠，同時忠于君王，而君王也要仁愛百姓。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信”是守信用。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信”是立身之本。 而這所有的要求都是相互的，因此它既符合人性，又符合平等的觀念。從家庭出發，從人與人的關系出發，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所謂“恕”是實踐的方法。“恕”即“推”，推己及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依照這種方法，進一步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繼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認為這種方法可以作為終生做人的方法。而梁啟超認為，這是最簡單而最高尚的道德。將心比心地去對待別人，而不是設立一個高標讓大家去努力達到。只要你愿意，每個人都知道該如何做，而且每個人也都能做得到。

“仁”的實踐不僅具體化，而且他從個體出發，從家庭出發，容易被人們所接受和認同。而“仁”是個體的修養。修養品格，是要與社會現實相關聯的，要在此基礎上實現人生之理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思想從小處立足，提出了遠大的目標，既切實可行，又有前進的動力。因此，不僅可以為社會所接受和認同，而且能夠促使人的行動。理論的具體性和可操作性是使它成為核心價值觀的可能。

3、儒家思想的合理性

儒家思想之合理性，其一在于對生命個體的重視。社會是由每一個個人構成的，因此，每個人的修養都關乎社會的文明。因此，社會的好壞并不是取決于少數的一些人或階層，而取決于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朱光潛曾說：“我堅信，中國社會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問題，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壞”[3]孔子講道德注重“仁”字，仁就是問心的道德。宋儒注“仁”字說：“仁者心之德”，每一個人如果都能注重仁的修養，人心就會因此而凈化。所以孔子的思想是針對每一個人而言的，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最基本的道德修為。而對于社會的中堅力量，則要求養成君子品德。其二在于對人的社會屬性的關注和理解。人是社會中人，因此，人既有其自然屬性，又有其社會屬性；故而有生理需求，更有精神的需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類的需求是分層次的，由低到高。他們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由此可見，自我實現的需求是最高層次的需求。春秋末期，孔子首創私學，以《詩》、《書》、《禮》、《樂》、《易》、《春秋》教授弟子。同時，孔子將濟世救民的理念滲透在《六經》中，希冀以此教化學生，推動社會進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其實，這既是孔子自我實現的需求，同時也是社會所有人的一種心理需要。儒家以此為目的進行教化，是合乎人情人性的。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讓有識之士都有參與社會、改變社會的理想。這樣的教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具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從而成為民族的支柱和脊梁。其三在于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悉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一生周游列國，希望實現其政治理想，雖然終生落拓，但他從來沒有頹喪過，安貧樂道，不改其志。既不注重物質之多寡，亦不在意人生之失意，始終以樂觀之精神面對生命之種種。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樣的思想形成了一種精神和人格，也因此才能做到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精神和價值觀念，形成了這個民族的樂觀精神和不可動搖的氣節。

三、結語

儒家思想之所以幾千年來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關鍵在于其理論的明確性、合理性、具體性和可行性。這也是現今我們架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應該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與時俱進，因此，研究儒家思想作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參考文獻】

篇（3）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6-197-01

一、儒家思想應用于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

隨著社會的轉型和時代的進步以及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沖擊，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已經成為當代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現代教育的功利性、競爭性、排他性喪失了儒家思想以和為貴的價值核心，是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問題產生的癥結根源所在。許多大學生處事經常以自我為中心，只要求別人應該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忘記或者忽略了自己應該首先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其次是人際交往功利化傾向嚴重。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注重人際交往的物質性，有用即真理的實用價值觀受推崇。再次是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在空余時間選擇上網，生活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在網絡里追尋安全感、歸屬感和幸福感。通過吸取儒家思想的精華來重塑民族價值觀，化解大學生讀者在價值觀上的矛盾沖突與混亂，構建和諧的大學生讀者思想政治教育環境，是解決大學生讀者思想政治教育問題的根源。研究大學生讀者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時代背景，加強及確立儒家思想教育，使大學生讀者逐步樹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識，使儒家思想思想成為大學生讀者精神指南和行為規范，提升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實效性勢在必行。

經過千年的歷史洗禮的儒家思想逐漸成為集百家之長的正統，塑造了中國人整體的社會性格、思維方式、行為規范和思想政治教育環境。儒家思想內容博大精深，作為維系傳統社會秩序和思想政治教育人心的倫理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儒家思想精髓所蘊含的智慧和價值取向對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善于挖掘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與儒家思想的契合點，對增強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有利于正確認識和解決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現實問題。充分發揮中國儒家思想在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將儒家思想運用于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進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提升團隊精神和合作意識，形成有競爭力的人才群，對于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著重要現實意義。

二、儒家思想應用于大學生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徑

（一）以儒家思想經典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

用儒家思想經典文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以儒家思想思想的精華滋潤大學生讀者的靈魂，運用儒家思想經典解決對應的大學生讀者思想政治教育修養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基于大學生讀者普遍存在的“嫉賢妒能”、“妄自菲薄”、“妄自尊大”等亞健康思想政治教育狀態，儒家思想倡導“達者兼善天下，復合擔道，利濟蒼生，不達嚴于律己，獨善其身，修身養性”；用儒家思想“嚴以待己、寬以待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解不愉快；利用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教育大學生讀者寬容、溝通和雙贏是和諧人際交往的最佳鑰匙。儒家思想重視內省，見賢思齊，自我磨煉。儒家思想提出了“學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獨”等觀點。儒家思想強調人要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通過不斷反省自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境界，在實踐中糾錯改過，才能不斷提高思想水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

（二）以儒家思想價值觀塑造大學生人格魅力

儒家思想價值觀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人格至善至美；用“困而彌堅、挫而愈奮”的精神增強耐挫能力；用“經世致用”教育大學生讀者“樂群貴和、重義輕利”，完善理想人格，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以為上”、“見利思義”、“義然后取”，這些思想傳遞著的提升人格魅力的正能量，是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桿。

（三）以儒家思想升華大學生生命的境界

用“安身立命、樂天知命”的人生觀，教育大學生讀者善待生命、重視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著人活著生命要有著落，精神要有寄托。樂天知命是說要正視自己的生存條件，悅納自己。儒家思想這種“安身立命、樂天知命”的人生觀，事關生命的重大課題，這種生存態度，有助于人的心靈的和諧，是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對于善待人類和動物的生命，不自殺和濫殺，提升生命境界的認識是大有裨益的。

（四）以儒家思想之智慧點化大學生人生的困惑

儒家思想的仁愛思想，提倡“仁”、“義”之信念。所謂“仁”即“愛人”，人要有“克己”和“愛人”的廣闊胸懷。儒家思想強調“忠恕之道”，通過外在的社會規范展現仁愛精神，勸誡人們奉行以尊重、友愛、寬容、恭敬的人道原則和平共處，營造出互相關心、互相寬恕、忍讓、諒解的和諧氣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達到“善”的境界，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處，實現人際關系和諧、身心和諧。

三、結語

篇（4）

D64；B222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者儒學，在20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儒家思想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部分，儒學中有很多值得學習和傳承的地方。它是一種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如果能夠很好地吸收和借鑒，并將其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對于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從孔子、孟子、董仲舒到宋明理學，儒家思想的發展都非常注重通過“教化”來提高人的素養，于是形成了儒學“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培養“圣賢”、“君子”的教育目標以及注重言傳身教等教育原則。這些內容對于當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創新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

儒家思想非常注重人價值的實現和個人需要的滿足。首先，儒家思想肯定人的價值，提倡“天地之性人為貴” 。認為人無論貧富貴賤，都有自己的價值和尊嚴，肯定人的地位，重視人的能力；其次，儒家思想主張“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強調以積極的態度和正確的方法來看待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尊重、愛護、信任他人，所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最后，提倡“和為貴”的理論主張，這種思想在歷史上對于維系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促進民族融合入、加強民族凝聚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人本思想啟示思想政治教育要樹立以人為目的的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特殊的工作，因為教育者從事的是培養人的思想品德的工作。其工作對象是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個性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因此，不能將思想政治教育簡單地視為管理人、約束人的活動，而應該把對受教育者的思想教育與其自身的自由、尊嚴和幸福感等緊密結合起來，重視人的價值實現，發揮人的個體生存功能、個體發展功能和個體享用功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起到全面提高人的素質的作用。

（二）注重內在性的教育方法

在個人修養方面，儒家提出了“內圣外王”的重要方法，內修圣人之道，外施王者之政。也就是內以圣人的道德為體，外以王者的仁政為用。“內圣”是指個人心性修養，追溯道德價值的源頭，以求達到仁、圣的境界。為了達到“內圣”的目的，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有學思結合、知行統一的方法；有內省、自省、反省的方法；還有謙恭謹慎、正心誠意、見賢思齊、慎獨等方法。儒家思想所提倡的這種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的方法對于我們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教育工作者在教育過程中，可以采用誘導、內化的方式啟發受教育者意識到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幫助其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而不是動輒嗤之以鼻。很顯然，這種方法更容易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培養“圣賢”、“君子”的教育目標為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確立提供歷史依據

思想政治教育目標是指“一定時期內實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所要達到的預期結果” 。儒家思想把培養“圣人”、“君子”作為教育的根本目標。孔子曾把堯、舜、禹等視為圣人，充分肯定了這些人所具有的高尚的人格品行。君子相對于圣人來說，具有更強的實踐性，“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立德修道，不為窮困而改節。”作為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良好的品德，要有遠大的抱負和理想。孟子也有類似的觀點，比如他那句著名的“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以及他對士的品行要求“士可殺，不可辱”都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在道德教育方面所追求的價值目標。

儒家思想所主張的教育目標為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確立提供了有益借鑒。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不難看出，這一目標的確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雖然儒學所追求的“圣人”、“君子”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空想主義的色彩，但其中的很多合理成分已經并且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模式。而且在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過程中，我們更需要培養具有良好道德品質、胸懷遠大理想抱負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三、儒家思想的教育原則對思想政治教育原則的確立提供借鑒

思想政治教育原則，是指“人們依據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觀規律，在總結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而制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準則” 。儒家思想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許多富有實踐性的原則，這些原則一方面為維護當時社會的穩定、為國家培養人才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為當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原則的確立和完善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

（一）注重言傳身教，身正為范的原則。

儒學非常重視榜樣的力量，注重教育者對受教育者在思想、行為等方面所產生的示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他認為教育者自身素質和品行的提高至關重要，受教育者會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其影響。孟子也有相似的觀點，而且他將榜樣力量的重要性延伸至國家治理層面：“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他認為統治者本人的道德品質會對整個社會群體產生重要的影響，所以統治者（尤其是君主）要自覺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水平，為社會成員做出一個良好的表率，進而促進整個國家的發展進步。這種思想啟發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堅持“示范原則”，即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應該用自己的模范行為去影響和感染受教育者，以促進其思想品德水平的不斷提高。在教育過程中，教育者的以身作則，是使思想政治教育產生強大道義力量的重要因素。

（二）注重因材施教

作為一位教育家，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非常注重因材施教的教學原則。他曾注意到學生有不同的興趣愛好，于是指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幼，任者靜。” 他的弟子中，顏回好仁，子路好勇，子貢好商，冉求好政。孔子根據其不同的興趣愛好分別設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使他們的特長都得到充分發揮。正如朱熹所言：“孔子教人，各因其才。”這種因材施教的教學方式啟迪我們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堅持“層次原則”。層次原則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應從實際出發，承認差異，根據教育對象不同的思想情況，區別對待，因材施教，分層次進行教育。既鼓勵先進，又照顧多數，將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階層不斷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生活方式更加趨于多樣化。所有這些都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對象客觀上存在著復雜的層次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須分層次進行，以提高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社會生活越復雜，社會發展越快，教育對象的層次性就會越突出，就越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堅持層次性原則。

（三）注重啟發式教育。

《論語》中有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要在學生充分進行獨立思考的基礎上，再對他們進行啟發、開導，即要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以達到舉一反三的教學效果。這是符合教學基本規律的，而且具有深遠的影響，對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他告訴我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應該堅持“主體原則”。主體原則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開展教育活動時，應充分尊重教育對象的主體地位，注意調動其自我教育的積極性以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行為準則。”

主體原則要求提高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積極性、主動性、自覺性，著力培養受教育者的自我培養能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說過：“教是為了不教。”其意是說通過教育使受教育者具有主體意識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后，他們就可以通過自我教育而自我發展，達到教育目標。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原則的核心內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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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1）35-0030-02

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精華，不僅淵遠流長、經久不衰，而且內容豐富、博大精深。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更是蘊涵著豐富的政治管理思想的遺產，值得我們去認真地研究，并為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所借鑒。政治管理可以說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種互動關系，是涉及人類政治生活的一種管理活動。根據當代中國政治學者的觀點，政治管理就是國家權力“按照某種特定的秩序和目標對政治生活進行自覺地、有計劃地約束或制約的一定方式”。從政治管理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政治管理活動具有普遍的意義，就中國社會而言，研究儒家的政治管理思想對于當代中國政治文明的發展與建設極為重要。

一、儒家政治管理思想的詮釋

1.修身是政治管理的邏輯起點

儒家的整個政治學說是建立在對人性的分析基礎之上的，可以說人是政治中最為活躍的因素。無論是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還是孟子的“性善論”，或者是荀子的“性惡論”，都無一例外地將人作為分析的對象，都強調人必須時刻加強對自身的修養。《大學》中講，“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這也表明要想齊家、治國、平天下必須先修身。從這可以看出，修身是儒家整個政治管理的邏輯起點。

修身作為儒家整個政治管理的邏輯起點，表現了他們在分析人性共同點的基礎上探尋管理根源的智慧。他們認為當政者只有以自身的道德修養、言行來影響、感化其他人，才能使被管理者從內心深處接受管理，進而實現內部控制的管理目的。可見，儒家的政治管理以處理政府和民眾的關系為根本。另外，儒家以建立在修身基礎之上的仁愛精神為其管理理念，從個體修身、做人開始，進而逐步推延、擴充到他人乃至整個社會。總之，管理者只有不斷修身、以身作則才能強化管理的正當性、合法性和權威性，才能得到被管理者的認同與接受；而被管理者也應該在管理者的引導和規范下加強自身修養，以實現整個社會德性的提升。

2.追求“義以為上”管理的價值訴求

儒家的政治管理思想已越出政治領域上升到經濟領域，從價值層面來說，就是所謂的“義利觀”問題。從儒家的政治管理看來，他們倡導將“義”作為管理的最終價值訴求，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可見，儒家采取的則是義利并舉，義利雙贏的態度，即人們在追求利的過程中只要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原則即可。在具體的政治管理中，根據這些原理，即管理者應該了解人性的趨利性，并時刻以義的價值觀規范個人行為。

儒家認為政治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管理者制定的方針政策對社會經濟發展推動的力度。即為了實現政治的有效管理，管理者只有使民眾獲得更多的物質利益，并輔之以適當的教化，政治管理才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社會現實中，人們追求名利難免會發生一些沖突，從而對社會穩定和政治有序運行造成不利影響。根據儒家的義利觀，要解決這一矛盾，就要求人們在追求物質財富和經濟利益時，應該見利思義。因此，管理者應該堅持義以為上、大局為重、為民眾謀福利的原則，要樹立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人本式管理理念。

3.“和而不同”的多元管理模式

儒家政治管理的“和”是尊重個性差異與特征的“和而不同”，這一原則在管理中的具體表現就是一種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和”可以說是儒家特有的思維方式，也是儒家政治管理的理想目標與至高境界。他們主張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以及社會團體內部都要實現和諧，從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到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體現著這一理念。他們認為管理者要尊重個性的差異，肯定人的價值與權利，善于聽取不同人的觀點，充分體現人性化的管理。這樣才能夠盡可能地發揮個體成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才能使他們甘愿服從管理者的指揮，才能減少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人際矛盾，以實現政治管理的有序、高效運作。其實，這種“多元化”的管理模式也是現代社會所追求的目標。

綜上所述，儒家政治管理思想充分體現了管理中最根本的問題，即以人為出發點來尋找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這正是今天所積極倡導的科學管理、人本管理的核心所在。儒家政治管理思想所凝聚的人類智慧和管理精髓在影響著我們，能夠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現代政治管理模式所服務。

二、儒家政治管理的方式

1.“貴和”的管理方式

“和諧”是中國古代崇尚和追求的社會理想，也是儒家政治管理的主要內容。儒家在政治管理上十分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協調與和諧關系，并把建立這種關系作為理想的目標。先賢們把“和”看做是政治管理中最寶貴的東西，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看做是最有效的管理目標，這充分體現了儒家對協調這一管理方式的深刻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在儒家看來，“貴和”是管理活動的最佳境界，他們既把它作為一種重要的管理動力，又把它作為管理過程中的一個基本原則。孟子所說：天時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是體現了“貴和”的管理方式。可見，只有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相處，才能實現政治管理的最終目標。

2.“人本“的管理方式

儒家政治管理思想的優良傳統就是“以民為本、本固邦寧”。他們認為民是人本管理的基本前提，只有真正解決了人民的衣食住行，并把思想通過行動落到實處，人民才能安居樂業，社會才能長治久安，國家才能繁榮昌盛。正如孔子所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即為了達到“安人”的目的，主張養民要惠。在這樣的前提下，儒家主張以性善論為主的多元論，他們要求政治管理者要尊重人、相信人，發揮被管理者的內在積極性。可見，他們注重發揮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把“得人心”作為發揮人的內在積極性的前提，并千方百計的照顧被管理者的切身利益。

3.“仁政”的管理方式

儒家的政治管理強調“柔性”，在管理的實踐中突出了“仁政”的特點。“仁”的基本含義就是愛人，要求管理者對被管理者實行寬惠的政策，施之以愛人的行為方式。所謂“仁政”即是要求把孔子的“仁”的思想貫徹到政治管理中去，把道德倫理與政治管理結合起來，進而形成孟子的行政倫理思想。他們認為，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要“民悅則取之，民不悅則不取”。可見，這種政治管理思想是把人看做是管理活動的中心和主要對象，并把一切管理活動都圍繞著人而展開，認為只有本著這種原則，才能成功地進行管理，達到“仁者無敵”的至高境界。

三、儒家政治管理思想的當代價值

儒家政治管理思想作為積淀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和凝聚，對于當代政治文明建設以及社會的健康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

儒家的人本思想作為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結晶的精華，它所倡導的“仁”、“民為邦本”、“敬老愛幼”的為人之道，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意義。一方面，以人為本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內容。管理者只有堅持以人為本，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才能夠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另一方面，以人為本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是以人為本，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當前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們的總體素質還不高。因此，構建和諧社會要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提升管理者的素質。只有推進管理者的全面發展，才能大大激發被管理者的主動性和創造力，生產出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為建設經濟協調發展、社會安定團結、人民安居樂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貢獻力量，形成多方和諧共生的和諧社會。

2.有助于提升人們的價值觀

儒家政治管理思想的“義利觀”有助于從社會心理上抑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蔓延，使管理者不在管理的過程中迷失自己，淪喪道德。一方面，管理者能夠根據相關法律條文進行規范，這雖然不夠解決最本質的問題，但是一定意義上能夠從被管理者的意識形態中注入正確而高尚的因素，如利用挖掘儒家義利觀所推崇的“見利思義”、“先利后義”的價值觀，大力去倡導這些價值觀，使被管理者從心理上遏制拜金主義的蔓延，提升自己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養，也能夠約束過分的個人主義思想，從而使得他們在為社會做貢獻的同時，也能夠實現個人的價值。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管理者竭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注重個人利益的弊端。因此，儒家政治管理思想義利觀中的“義以為上”的道德追求將會促使一些管理者循義而行，以此來抑制個人主義思想的蔓延。

3.有助于建造良好的誠信社會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誠信猶如一把無形的通行證，它是形成和維護社會良好秩序的重要法則。和諧人際關系的建立，要求我們在人際交往中，應該恪守誠信原則，對人以誠，不虛情假意，不顛倒是非，自覺遵守誠信道德。作為一名管理者更應該把真誠待人作為處世最起碼的道德要求，把遵守信用作為人生的道德價值取向。管理者只有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寬廣的胸懷，平等、友好、真誠地與人相處，才能夠贏得被管理者的喜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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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G41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0)03-0096-03

中國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繼往開來,迎接新世紀諸多挑戰,構建我國當代學校德育可資借鑒的一個重要寶庫。如果做宏觀整理,我們可以發現儒家德育思想對我國當代學校德育的價值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學校德育目標的價值

德育目標是教育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定社會對所有的受教育者在品德方面總的設想或規定;是教育者在德育上“施工”的“藍圖”。增強學校德育實效性,離不開德育目標問題。

1.我國學校德育目標存在的問題

我國學校德育目標不注重層次,不講“序”。忽視了德育目標的程序性和現實性,不是循序漸進、有步驟地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不是設立一個個可行的、有序的目標讓學生進一步達到,沒有根據自身任務要求和層次提出相應的德育目標,只有抽象的大致相同的培養目標。這種德育目標不具體、不明確的狀況,實際上淡化了目標意識,軟化了學校德育工作。如“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有文化”,這是對廣大干部、人民群眾和青少年的共同要求。但對中小學生,對不同教育階段、不同年級、不同群體和不同個體學生,理論上研究不多,在實際工作中也容易忽視。這些現象導致學校德育實施這些目標的內容、方法、途徑基本雷同,影響了學校德育的實效。

2.儒家德育中思想德育目標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儒家的德育目標是有原則、有規律的。《大學》中提出道德學習的“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修身為中心,以道德認識為起點,以道德信念的建立和道德自覺性的培養為根本要求,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實踐目標。由此可見,儒家德育思想在注重道德教育上的連貫性和完整性。而且在自身修養上,孔子提出了追求“仁人君子”的高尚理想和人格境界。給人一種追求的不竭動力。所以,在現今學校德育目標的確定上,要借鑒儒家德育目標的層次性,從學生身心的發展規律出發,不同時期設置不同的德育規范與目標,這些目標要貼近學生實際,具體化并具有可操作性,且不同時期之間要注意銜接性、連貫性。

二、對學校德育過程的價值

學校德育過程,即學校德育內容的實施過程。在德育過程中,學校既要跟學生講清楚德育的具體要求是什么,為什么要這樣要求,以及怎樣去做,又要促使學生養成良好的道德行為與習慣,進而內化為良好的道德素質。空洞說教、一味灌輸規范來解決道德認知問題,難于使學校德育真正有實效。

1.我國學校德育過程存在的問題

當前,德育課實效性不是很強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在德育目標實施過程中,重視解決“認知”的問題,而不重視道德品質和觀念的形成。具體表現在以文為本,重知識、輕養成。學校的德育課教學,過分重視對書本知識的傳授,以考試得高分為目標,只解決“知不知、會不會的問題”,卻不解決“信不信、行不行的問題”。忽視了要把學生作為生命個體進行教育,從而使道德與現實生活割裂;忽視了學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為,導致知行不一,形成人格缺陷,故造成一部分學生知行分離、言行不一。因此,我國學校德育的改革應當在強化道德實踐、指導學生道德行為方面下功夫。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過程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關于教學內容的實施(即教學過程),孔子明確提出應劃分為學、思、習、行等四個階段。前兩個階段是學習知識的過程,后兩個階段則是知識外化的過程,即要求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踐,要“躬行踐履”。孔子是第一個將“學思結合、知行統一”的觀點納入教學過程的教育家。學思結合,是把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辨證統一過程。在第一、二階段中,孔子要求學生獲得知識和鞏固知識,在第三、四階段則要求學生將知識轉化為能力和踐履躬行。儒家德育在探討道德理論與道德踐履的知行關系時,特別強調知行的辨證統一,并把“力行”、“躬行”作為道德修養的重心。儒家德育認為,一個人僅僅懂得了應當怎樣做人,并不算是有道德,只有身體力行道德規范,才算真有道德。道德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要引導他們進行實際鍛煉,把提高思想認識與培養道德行為習慣結合起來,使學生做到知行統一,言行一致。儒家還力倡將道德踐履與個體的日常生活聯系起來,融德育于個體的日常生活之中,主張個體修德要通過覺悟和踐履等方式或方法以便做到“內得于己”,強調踐履在修德中的重要作用,這一思想可概括為“生活即德育的思想”。

三、對學校德育方法的價值

要完成和落實學校德育的目標和內容,必須采取有效的方法。當前,我國學校德育效果不佳,與所采用的德育方法不無關系。因此,探討儒家德育方法的價值,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看到問題之所在,從而加快我國學校德育方法的改進。

1.我國學校德育方法存在的問題

目前,德育課程的教學方法,偏重于道德規范的“填鴨”。我國中學德育課程中的傳統灌輸模式,以教材為本位,以教師為中心,以灌輸為主要方式,注重知識的強記。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教師注重講授、示范、規勸、批評,主要發揮教師的講授作用,過分強調道德對學生的制約作用,把學生單純地視為道德規范的被動接受者,置于服從教育者的地位,完全不顧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學生無法透過多種選擇以作判斷,不注重青少年的接受心理,不注重循序漸進的教育規律,把青少年作為被塑造的客體,這樣造成與目前青少年主體的核心價值相背離,不能適應社會的變遷,且直接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德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方法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儒家在道德方法上注重學思并重、因材施教、身教示范等科學的道德教育方法。儒家重視道德中的學思并重,主張學與思應結合起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認為學習是人掌握道德知識和提高道德修養的基礎,而在學習的過程中又應該進行積極的思考,這樣才會使教育取得良好的收效。

教育中要注意因材施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極具價值的一個方面。了解教育對象的特點,注重個性差異,根據不同性格、不同情況的人,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這一思想可以說是極具科學性和借鑒價值的。這就要求教育者要了解學生的個體狀況,因人而異,有效開展道德教育。同時,儒家還主張教育者應以身示范,為人師表,通過自己的品格和德行感染、影響、教育自己的學生,發揮典范的作用,進行生動的教育。其思想的進步性,在于道德教育中應注重榜樣的力量,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以此促進和提高道德教育實效。

四、對學校德育內容的價值

儒家道德傳統中包含著豐富的優秀道德教育內容,譬如重義輕利、人格修養、天人合一等優秀傳統道德觀念,對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豐富我國現代學校德育內容體系不無裨益。

1.我國學校德育內容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由于國內外形勢的巨大變化和市場經濟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正處于觀念形成與觀念混亂相交織的階段,許多青少年以自我為中心,注重功利、講求實惠、缺乏理想、過分強調物質利益,出現了一些拜金主義的傾向,從而導致唯利是圖、利己主義、只講索取、不講奉獻等思想行為有所滋長。近年來,社會公德淡薄、公共生活無序已成為轉型期社會的一大道德難題。我們似乎陷入了一種怪圈,人們都在埋怨社會道德風氣不好,卻又都在參與制造和助長不好的道德風氣。在現代社會,隨地吐痰、亂扔雜物已不是個人的生活小事,公共衛生狀況已成為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社會道德狀況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內容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儒家“重義輕利”的原則。儒家思想中對于義利關系問題的討論曾提出過各種不同的主張和觀點,但占主導地位的是見利思義、重義輕利、以義制利的原則。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反對因求利而失義,因追求個人私利而做出對別人、對公家不義的事情”。他認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一原則告訴我們,對于“利”要有一種理性的約制,不茍取,不妄得,不受不義之財。儒家并非一概反對追求物質利益,只是把道德人格的價值放在遠遠高于世俗物質利益價值之上,認為決不能為了物質利益而犧牲自己的道德人格。這種價值取向,是中華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華為“生以載義”、“義以立生”的人生觀和中華民族“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崇高道德境界,它對于批判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思潮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這種道德意識對于我們當代學校德育引導青少年學生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有著重要的價值。

儒家的人格修養的價值。在儒家看來,“仁”是一種理想的人格,是協調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最高目標。人們只要按照“仁”的要求辦事,就會達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仁者“愛人”,這是“仁”的核心范疇。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孔子說:“不知禮,無以立”,強調禮儀;又要求弟子:“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有明確的關心社會群體,尊重社會群體的價值取向。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公德教育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五、對學校德育途徑的價值

學校德育途徑是對受教育者實施道德教育影響的渠道,即道德教育的組織形式。只有采取恰當的道德教育途徑,才能有效地運用道德教育方法,落實道德教育內容,實現道德教育目標。因此,我國學校德育有必要在德育實踐中積極探索,借鑒儒家德育途徑的基礎上,解決自身現存問題,開辟有效的學校德育途徑。

1.我國學校德育途徑存在的問題

在德育途徑中,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的德育力量缺乏溝通聯系和組織協調配合,教育要求不一致,甚至互相沖突,形成教育上的分力與反作用力,最終影響學校德育的實效性。表現在學校內部,存在思想品德教育與各科教學的分離,除了班主任和德育老師,專業老師只管“教書”,不管“育人”,根本不注意在教學中滲透德育,因而削弱了學校德育自身的合力。而家庭教育和社會現實中的消極因素,更是無情地沖垮了學校德育為受教育者們苦心構筑的道德之堤。家庭德育功能減弱,不少家長重智輕德,對孩子心理、人格乃至品德很少過問。而青少年正處于心理發育尚未健全的時期,還不具有很強的分析辨別能力,很容易受到誘惑,這就需要學校、家長和社會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對他們進行正確的引導。而實際上,當前家庭與社會教育都未能做到密切配合學校德育工作,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學校道德教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途徑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儒家道德教育除了道德修養是屬于自我教育系統外,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都是教育的基本方面,構成了一個相互聯系、不可或缺的完整的教育系統。儒家德育途徑中,最為重要的是學校的道德教育。孟子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儒家也很重視對兒童的早期家庭教育。孔子認為“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為常”,所以應該對兒童盡早實行道德教育,抓住兒童“心未濫而先喻教,則化易成”的時機,使其習與性成,從小事、瑣事做起,由小見大,逐步加深和提高要求,父母要以身作則,為孩子樹立榜樣,優化家庭環境,使孩子在潛移默化之中受到熏陶。至于社會教育,主要體現在社會風尚的教育方面。而良好的社會風尚的形成,在儒家教育者看來,主要應是統治者對民眾實施道德教化。總之,儒家道德教育的施行注重了家庭、社會、學校三者的結合,共同培養人的良好德行,這些經驗對我國當代學校德育途徑建設仍很重要。

以上我們分析了儒家道德思想對我國當代學校德育的價值,包括在德育目標方面、德育過程方面、德育內容方面、德育方法方面、德育途徑方面儒家德育思想都有獨到的見解,對我國當代學校德育有著珍貴的價值和重要的借鑒意義。繼承和借鑒我國傳統德育思想中的瑰寶,發揮儒家德育思想的價值,構建我國當代學校德育體系,是我們當代教育工作者不斷深入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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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法思想的法理學意義

儒家法思想中的仁、義及其現代法理學意義。有國外學者認為，“在中國所有的道德哲學家中，孔子是最重要的。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孔子規定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這樣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儒家的“仁者愛人”思想，超越人的自私心理，提倡對于他人應有“仁愛”精神的思想，不論在中國的法律思想史上，還有在整個世界法律思想發展史上，都具有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重大意義。

最能表達“仁”的含義是“愛人”，“愛人”是孔子處理人事關系的基本原則，但由于時代和階級局限性，孔子的“仁者愛人”雖然有“泛愛眾”“博施”的因素，“但不是平等地愛一切人，其帶有深刻的宗法等級制烙印，從而使孔子的‘仁’表現出明顯的宗法性、等級性、強制性”。但其當代意義也是顯著的，僅從法理學角度，我們可以將“仁”的思想進一步推及至罪犯，重新思考罪犯的一些權利，對罪犯應當實行人道主義。

儒家的“見利思義”思想，即倡導人們在見到有利可圖的事情時，首先要想到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凡符合道義的利益可以考慮，但不符合道義的利益要自覺舍棄。君子在義利關系的處理上，應把履行道德義務放在第一位，而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如果“義”與“利”發生沖突時，應以“義”為上。

春秋決獄、德育及其現代法理學意義。一方面，春秋決獄與道德法律化。在立法上，儒家主張把道德法律化，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荀子即強調禮為“法之樞要”，又講“非禮無法”，這是說不合儒家道德原則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可見荀子認為“禮”在“法”之上，“禮”的道德觀念是“法”的靈魂和宗旨。到了漢代，董仲舒在司法實踐過程中直接主張“春秋決獄”。所謂“春秋決獄”，是指在遇到義關倫常而現行法律無明文規定，或雖有明文規定但卻有礙倫常時，便用儒家經典《春秋》所載有關事例和其中體現的道德原則作為司法審判的依據。

另一方面，德育乃和諧社會之本。孔子十分重視道德在整個社會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把道德生活看成是高于政治、法律、教育、藝術、宗教等其他一切活動的因素，主張用道德統治其他活動。將德育思想直接引入現代立法與司法工作有著極其重大的作用。新修訂的《婚姻法》第四條：“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這簡直就是直接將中國的傳統美德寫入法律的。中國自古以來形成了德育傳統，把道德的思想暗含入現代法律，有利于法律的普及和公民的接受。畢竟道德已經扎根于群眾達數千年之久，有著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力，借助德育之功，行普法之實，是一個明智之舉。

中庸與公平、正義、和諧。自古以來，法律追求公平、正義，這與儒家法思想中提倡的“中庸”、“和”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孔子以“中庸”為“至德”：“中庸之為德矣，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是中國儒家哲學的一個重要范疇。不過它也具有法學意義，其早已被納入到古代法律思想中。孔子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法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罰”、“刑中”都是講的公正中直、不枉不縱、無罪無罰的意思。在儒家思想一統天下之后，“中庸”對古代刑事立法、司法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漸漸地，“中庸”成為是儒家論法和法律的一個重要的思維方式，這極大地提高了“中庸”在儒家法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以至影響到今天。在今天的立法中，在法理學研究上，到處可見“中庸”的指導思想，甚至有必要有意識將“中庸”的思想納入法理學研究中，在立法司法中進行指導。

“中庸”的另一個基本含義是“和”。《論語》的“和為貴”，“過猶不及”等等論述都闡發了中庸的這一含義。中庸之道包含“權”和“時”兩個范疇，“權”是通權達變，講不違背原則的靈活性；“時”是審時度勢，依據原則變通處置。“時”，《中庸》稱“時中”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權”、“時”既要求有堅定的原則立場，又要求有預測，把握時勢的尖銳洞察力和應變能力。

儒家法思想對部門法的現代意義

慎刑：儒家法思想對刑法的意義。儒家法的思想在經歷了中華法系滅亡以后，又奇跡般地在現代法理學界復蘇過來。在刑法學界，儒家法的“慎刑”思想得到極大的體現，有不少學者并為此找到理論根據，充分論證刑法的道德化，呼吁在刑法立法中應該貫徹“慎刑”的思想，其表現形式主要由“去刑罰化”和“廢除死刑”為代表。

在研究法律與道德關系的文獻中，有一派是主張法律與道德是交叉融合的。在刑法學界正興起一種“融合論”的學說，該學說強調刑法與道德之間的融合性，刑法具有道德內涵和基礎，刑法也具有道德性，“刑法的目的就在于強調推行倫理觀點即喚醒道德主義”，并且其道德性可以證明刑法的正當性，還可以排除亂用刑法。這一理論的根源正是西方的自然法學派思想和中國的儒家法思想。

該潮流中的極端例子是“廢除死刑”的呼吁。不過恐怕慎刑如儒家者，也不會贊同廢除死刑的，有學者說：“廢除死刑是必然，但在今天的中國為時尚早。”筆者也認為儒家的慎刑是刑法道德化、輕刑法化的思想來源，但絕對不是廢除死刑的思想來源，廢除死刑恐怕還是國外發達國家發明的舶來物。

儒商：儒家法思想對民商經濟法的意義。中國自古就有“儒商”的說法，這是古代儒家思想對人們經濟活動及立法上的實際影響的一種反映。在今天，也應該提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揚儒商的精神。同時，為了保證市場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諧，應當在民商經濟法中貫徹儒家法的思想。

市場經濟的“謀利”需要儒家的道義。人所共知，走向市場，其直接的動機就是“謀利”，這也就是說，人們經商都是在利益的驅使下運作，到市場上去謀利益是天經地義的事，無可非議。但是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們謀利益又不能不受社會主義道德和法制的約束。這就要求市場經營者正確處理道德與金錢的關系，在經營中不能賺黑錢，不圖不義之財。儒家思想要求人們見到財時，要用道德作為衡量標尺，符合道義的財利來取，不符合道義的不取。這一道德思想，對于人們正確處理義與利或道德與金錢的關系有指導的意義。

市場經濟需要“以人為本”。在市場經營中，自覺地堅持“以人為本”，努力做到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在工廠生產中，要努力地提高產品質量，使產品真正符合廣大消費者的需求；在經營中，應當本著自己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不銷售低劣的商品，不賣冒牌貨，更不能推銷有毒的食品。只有這樣，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宗旨，才能不斷推進這一經濟制度的順利發展。

無訟：儒家法思想對訴訟程序法的意義。儒家法思想中的“無訟”思想至今影響深遠。它對于現代民間調節的影響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說它是當今民間調節的思想來源和形成的歷史基礎之一。孔子在《論語·顏淵》中說：“聽訴，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訴乎！”孔子一貫倡導“息訟”、“賤訟”，這一思想影響了幾千年的古代法律思想，并在實踐中得到廣泛的應用。現代西方國家提倡庭外和解、辯訴交易等與之有類似性，這種實踐操作模式的形成如一位國外學者所分析：“法官的功能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小的成本來提供最高質量的正義。”我國提倡的調節、和解等也與之相關。總而言之，現代訴訟法中追求的節省訴訟成本的思想與儒家法的“無訟”有著某種關聯性和一致性。

我國古代實現了“法律的儒家化”（瞿同祖語），因此也具備了民間調節、和解的基礎。影片《真水無香》提倡的宋魚水精神也在體現這里，還有解放區的馬錫武審判方式。《真水無香》后來成為全國公演、全體法官學習的影片，可見調節在我國還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和可操作性，因此受到贊揚和鼓勵。一些法院甚至對于案件進行量化規定，要求調節的案子必須達到一定的比例。

此外，國外興起和提倡的恢復性司法與“無訟”也有若干關聯。所謂恢復性司法，是指在調解人幫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響的任何其他個人或社會成員，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的程序的總稱，恢復性司法程序是排除了審判權主體參與的刑事案件解決方式，它不同于傳統的司法程序的概念，它是一種民間性和準司法性的程序。恢復性司法程序通常包括調解、調和、會商和共同確定責任等。

小結

篇（8）

近幾年來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國學熱，這種現象所折射出來的是中國文化界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一塊瑰寶，一朵奇葩，在中國文化的歷史舞臺上始終散發著燦爛的光芒。

儒家文化的焦點主要聚集在其道德教育上，在儒家的整個教育思想體系中，道德教育占有著極為特殊的地位。“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體現了儒家對道德教育的重視。儒家的德育思想十分豐富、系統，尤其是孔子在這方面的諸多貢獻，對此進行深入的挖掘有助于我們的統治者古為今用，為更好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參考價值。

第一，儒家德育思想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提出了立志有恒，并把追求修養目標的超越性和現實性結合起來，使其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孔子不斷地激勵他的弟子要立志、言志，在他的激勵下許多弟子都早早樹立了自己的志向，比如冉求有志于使民富足。這對于今天的我們依然意義重大，它向我們強調了做人要注重樹立自己的人格理想，德育教育的中心就是教會人們怎樣做人，這就要求我們要樹立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

現今，大學生中有一部分人受后現代思潮的影響，產生了一種放逐理想、鄙視崇高的思潮，這是現代德育教育應重視的問題。高尚的理想可以激發一個人的上進心和創造力，可以啟迪一個人做應該做的事情，不去做一些無意義的事。堅定的信念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柱，是奮斗的動力，是前進的坐標。沒有信念就沒有精神，一個人的信念決定一個人怎樣活著，有什么樣的信念，就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信念混亂必然帶來認識上的糊涂，以致迷失方向，步入歧途。所以，在德育教育中儒家的超越性教育有重要的意義。理想信念教育不是空話大話，它解決的是人生的終極意義問題。在有限的人生中，怎樣獲得一種超越有限而達到無限的境界，這確實事關重大。

第二，儒家思想教導我們要“愛人”，正所謂“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儒家德育思想中“仁”的核心，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是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學問，也是做人的最高準則。人都是社會中的人，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所以人一定是生活在社會中，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因此，當我們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時特別需要這種“愛人”的精神。

一個人自愛就會有自尊心、羞恥心、責任心和自信心。這樣就會懂規則，有教養，才能被社會接納。當我們在和他人相處時，要懂得照顧別人的感受，推己及人，互相體諒和理解，這樣才能很好的與人相處；當我們在處理與社會的關系時要有一顆寬恕之心。隨著市場經濟在我國的迅速發展，各行各業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但是在競爭基礎上合作，在合作基礎上競爭，是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在競爭與合作中我們更需要有一顆寬恕之心，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一位企業家感言：“小贏靠智，大贏靠德。”如果一個人的個人修養很高，那他自己一定會感到身心和諧，如果他有一顆寬恕之心，那么他和他人相處便會使整個群體和諧，如果人人都有這種“愛人”的精神，那么我們國家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便不再是一個難題，而是一個輕而易舉就能建立起來的社會。

第三，儒家德育思想要求我們要不斷地克己內省，“吾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等這些儒家言論正是對此要求的最好詮釋。儒家要求人們要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經常對自己的言行進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評，嚴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從而達到“安仁”、“執禮”的目的。這個在現代社會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人們只有對日常行為不斷的反省才能夠不斷地發現自己存在的不足然后予以改進，最后才能不斷地進步，走向更高的境界。

近期新聞媒體一直報道的好幾起幼兒園兇殺案，我們可以從案件本身發現一共同的原因，即所有的作案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病態心理，他們對整個社會充滿仇視，對生活近乎絕望。或許他們在社會確實遭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又或者他們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困難，但是他們都沒有認真的審視自己，審視自己的內心。或許一些問題真的是社會所導致的，但我們要明白社會有其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訴諸于自己的內心，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經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不斷地改正錯誤，最終求得內心的一種平衡，獲得感情上的慰藉。無論什么事情都有其解決的辦法，所以我們一定不要采取極端的做法，那樣就害人又害己。

第四，儒家認為單純依靠刑罰和行政手段來治理社會往往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使國家得到治理，社會得以安定，根本途徑是通過道德教育。因此孔子提倡“德治”，主張以德治國。孔子還認為要對百姓民眾“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即實行“德治”，這樣既能使百姓“有恥”，具有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覺，又能使百姓“且格”，心甘情愿，心悅誠服地遵禮守法，誠心從善，也就是通過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以達到國泰民安的政治目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道德教育對于維護穩定、有序的社會生活有著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也是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國家現在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很多一直掩蓋的社會矛盾在這個時候都顯露出來，于是社會上出現了很多的，給正常安定的社會秩序帶來了巨大的隱患。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政府除了采用刑罰這個強有力的手段之外，還需要借助于道德教育，或許道德教育在消除這些的源頭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道德教育有助于培養人民的道德自覺，提高其道德水平，讓人們學會自覺地約束自己不符合道德的行為，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減少的發生頻率，從而實現很好的維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目前我國正在大力進行道德建設，要想使道德建設卓有成效，就必須從儒家德育思想中汲取其精華，加以吸收改造并指導道德建設的實踐，這樣才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儒家倫理道德思想是歷史的產物，但同時也是經歷了歷史呈現給中華民族的思想成果。它作為中國文化之“根”的主體，已經根植于民族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規范當中。因此，如何處理時展與這個“根”的關系，成為不同時代道德建設的一個共同課題。在今天道德教育的實踐中，合理地汲取其資源，保證和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與它的“承接性”，無疑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要遵循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同時，還應發現和汲取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從他們的教育方法中得到應有的啟示。

篇（9）

0 引言

人類經濟的迅猛發展固然帶來了物質財富的巨大增長和現在活著的人們的物質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不僅給人類的后代、也給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來埋下了目前還難于逆料的隱患。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尋求對策和出路，包括重溫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這里所說的“行為規范”是指人們對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萬事萬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對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為上有沒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約束和限制，這些規范連同直接支持它們的思想和精神就構成了生態倫理的基本內容；“精神實質”則是指使人們遵守這些約束和限制的、屬于終極信仰層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這種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僅僅是支持人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的，同時也是支持人們對他人及社會的態度和行為的，即它可能同時也是一種全面的倫理學、人生哲學或者宗教信仰，是有關人的整個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義的精神信仰；“生態智慧”則是指與上述兩者，尤其是與行為規范有關的思想、理論和觀念以及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所做的充分認識和睿智選擇。

1 順應自然、禁弛有秩的行為規范

古代儒家所主張的生態倫理行為規范可以簡略地歸納為主要是一種“時禁”。作為一種關注人間社會的維持和人類的普遍生存、而不僅僅是個人修身養性的學說、古代儒家學說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絕對地非議殺生——獵獸或伐樹，而是認為人們有些時候可以做這些事，有些時候不可以做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離不開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體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對它們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義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節制人類的欲望。《禮記》“祭義”記載說：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我們可以注意這些話對時令的強調，以及將對待動植物的惜生。不隨意殺生的“時禁”與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緊密聯系起來的趨向，意味著對自然的態度與對人的態度不可分離，廣泛地惜生與愛人憫人一樣同為儒家思想中的應有之義。”

這種“時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時弛”，但我們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據之“時”與其說是以人為中心，按人的需求來安排的，而毋寧說是按照大自然的節奏、萬物生命的節律來安排的，亦即按四季來安排的。人固然也在這大自然之中，同樣服從這同樣的生命的節律，但是，人又畢竟通過文明的各種創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約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與其他生命的節律有了差距。

對這些“時禁”的規定，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它們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對自然的某些行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諸如現代社會如何采取一種補充、矯正性正義的積極搭救，以及如挽救瀕危物種的主動行為，也不包括與動物建立某種忠貞、信任關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極性的限制。第二，它雖對人的行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圍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時禁：在春夏生長季節和動植物幼小時的禁令。這些措施在今天的環保工作者看來是相當弱式的，但也要考慮到古代社會也遠沒有今天這樣的生態危機，那時的人還相當程度上自身就處在一種生態相對平衡的自然鏈條之中。第三，這些禁令看來不僅是對下的，也是對上的，不僅是對民眾而言的，也是對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說，更主要地是約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對君主的嚴重警告：如果他們做出了諸如壞巢破卵、大興土木這樣一些事情，幾種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動物（鳳凰、蛟龍、麒麟、神龜）就不會出來，甚至各種自然災害將頻繁發生，生態的危機也將帶來政治的危機。最后，我們可以設想，在儒家那里，在行為規范的方向上，除了人類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鄰人、鄉人、國人、天下人這樣一個推愛的圓圈，在人類之外，還有一個由動物、植物到自然山川這樣一個由近及遠的關懷圓圈，前一個圓圈又優先于后一個圓圈。

2 “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的精神實質

儒家生態倫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種“天人合一”、與自然和諧的精神，這種精神并非儒家所專有，而是古代中國人一種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對宇宙和自身認識的凝結。《莊子·齊物論》中一段著名的話：“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從自我得道的一種精神境界。

儒家從大人、圣人，從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終境界來論述人與天地的合一。而從人性，從人生之初的善端來說，人與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盡心”、“知性”而“知天”，以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稱之為“人”，在此人是主動的，但卻不是僭越的。一般在這樣的場合，亦不專提“天”，而是說“天地”。單提“天”時有最高主宰，規律或命運的意思，而說“天地”則一般是指包容萬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認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并提出一種“天人感應”的理論，宋儒進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發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學和人生哲學系統。

鑒于當代生態哲學中的爭論，我們如果問：古代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是以什么為中心？是人類中心還是生態中心？從前面的敘述看，儒家行為規范方面是緊密聯系人事或主要考慮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強烈的政治勸誡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獨立的宇宙哲學，它是與一種人生哲學聯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為重心的道德理性。

3 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

人既是社會發展的主體，又是社會發展的價值目標。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總是集中表現在人的發展上，如滿足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提高社會成員自身素質和能力等等。但是，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是以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和基礎的，因此，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成為社會發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條件之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生態倫理思想說明了天地人之間法則的相通，而這種法則并非以人為依歸，而是以天地、自然為依歸。儒家認為，天地萬物雖然形態各異，但它們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與人類也是平等的關系，正所謂“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因此，儒家主張，人們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應充分認識并尊重自然界的規律，讓宇宙萬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發展，而不橫加干涉；人類與天地萬物共生共存，就應與天地萬物保持和諧。這樣，才不會扼殺宇宙的生機，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才會成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對自然界過分掠奪，勢必危害人類自身。儒家文化還把萬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環境是否處于自然狀態看作是否富足的標志，“天以萬物悉生出為富足”，非常強調保護環境對人類發展的重要性。

應該說，當今世界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發展而對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進行過分掠奪而沒有采取適當的保護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壞著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協調平衡發展的辯證關系。要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這種矛盾狀態，維護生態平衡，解決人類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我們當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時也必須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在這方面有其獨特的利用價值。

篇（10）

0引言

人類經濟的迅猛發展固然帶來了物質財富的巨大增長和現在活著的人們的物質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不僅給人類的后代、也給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來埋下了目前還難于逆料的隱患。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尋求對策和出路，包括重溫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這里所說的“行為規范”是指人們對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萬事萬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對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為上有沒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約束和限制，這些規范連同直接支持它們的思想和精神就構成了生態倫理的基本內容：“精神實質”則是指使人們遵守這些約束和限制的、屬于終極信仰層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這種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僅僅是支持人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的，同時也是支持人們對他人及社會的態度和行為的，即它可能同時也是一種全面的倫理學、人生哲學或者宗教信仰，是有關人的整個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義的精神信仰：“生態智慧”則是指與上述兩者，尤其是與行為規范有關的思想、理論和觀念以及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所做的充分認識和睿智選擇。

1順應自然、禁弛有秩的行為規范

古代儒家所主張的生態倫理行為規范可以簡略地歸納為主要是一種“時禁”。作為一種關注人間社會的維持和人類的普遍生存、而不僅僅是個人修身養性的學說、古代儒家學說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絕對地非議殺生——獵獸或伐樹，而是認為人們有些時候可以做這些事，有些時候不可以做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離不開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體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對它們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義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節制人類的欲望。《禮記》“祭義”記載說：曾子日：“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日：“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日寸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我們可以注意這些話對時令的強調，以及將對待動植物的惜生。不隨意殺生的“時禁”與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緊密聯系起來的趨向，意味著對自然的態度與對人的態度不可分離，廣泛地惜生與愛人憫人一樣同為儒家思想中的應有之義。”

這種“時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時弛”，但我們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據之“時”與其說是以人為中心，按人的需求來安排的，而毋寧說是按照大自然的節奏、萬物生命的節律來安排的，亦即按四季來安排的。人固然也在這大自然之中，同樣服從這同樣的生命的節律，但是，人又畢竟通過文明的各種刨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約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與其他生命的節律有了差距。

對這些“時禁”的規定，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它們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對自然的某些行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諸如現代社會如何采取一種補充、矯正性正義的積極搭救，以及如挽救瀕危物種的主動行為，也不包括與動物建立某種忠貞、信任關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極性的限制。第二，它雖對人的行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圍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時禁：在春夏生長季節和動植物幼小時的禁令。這些措施在今天的環保工作者看來是相當弱式的，但也要考慮到古代社會也遠沒有今天這樣的生態危機，那時的人還相當程度上自身就處在一種生態相對平衡的自然鏈條之中。第三，這些禁令看來不僅是對下的，也是對上的，不僅是對民眾而言的，也是對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說，更主要地是約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對君主的嚴重警告：如果他們做出了諸如壞巢破卵、大興土木這樣一些事情，幾種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動物(鳳凰、蛟龍、麒麟、神龜)就不會出來，甚至各種自然災害將頻繁發生，生態的危機也將帶來政治的危機。最后，我們可以設想，在儒家那里，在行為規范的方向上，除了人類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鄰人、鄉人、國人、天下人這樣一個推愛的圓圈，在人類之外，還有一個由動物、植物到自然山川這樣一個由近及遠的關懷圓圈，前一個圓圈又優先于后一個圓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的精神實質

儒家生態倫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種“天人合一”、與自然和諧的精神，這種精神并非儒家所專有，而是古代中國人一種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對宇宙和自身認識的凝結。《莊子·齊物論》中一段著名的話：“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從自我得道的一種精神境界。

儒家從大人、圣人，從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終境界來論述人與天地的合一。而從人性，從人生之初的善端來說，人與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盡心”、“知性”而“知天”，以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稱之為“人”，在此人是主動的，但卻不是僭越的。一般在這樣的場合，亦不專提“天”，而是說“天地”。單提“天”時有最高主宰，規律或命運的意思，而說“天地”則一般是指包容萬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認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并提出一種“天人感應”的理論，宋儒進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發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學和人生哲學系統。

鑒于當代生態哲學中的爭論，我們如果問：古代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是以什么為中心是人類中心還是生態中心?從前面的敘述看，儒家行為規范方面是緊密聯系人事或主要考慮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強烈的政治勸誡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獨立的宇宙哲學，它是與一種人生哲學聯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為重心的道德理性。

篇（11）

商品交換活動總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指導下進行的。中國古代儒家所倡導的仁者愛人、先義后利、中貴和、誠信為本等商業倫理思想，在現代商業活動中仍具有重要價值。

一、仁愛至上

“仁愛”是儒家學說中最具特色的內容，也是其倫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孔子對“仁”作了大量論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下引此書只注篇名）“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雍也》）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多種內涵，其核心和主要內容是愛人。孟子說：“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仁愛作為儒家倫理的一般道德原則，其出發點是“親親之愛”，但又不限于親親之愛，而是從親親之愛出發，推己及人，把“愛人”推及到全體社會成員，即“泛愛眾，而親仁。”（《學而》）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人，自然就會形成協調和諧的人際關系。

儒家“仁愛至上”的精神對于現代商業活動具有重要啟示。首先，企業領導者和管理者對內要善待員工，尊重人、信任人、愛護人。知人善任，以信任來換取員工對企業的忠誠，使員工和企業同呼吸，共命運，最終換來企業的業績。其次，對外應當樹立“消費者第一”的理念。市場主體應為消費者提供質量過硬的產品和服務，在消費者滿意中獲得企業的利潤。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以社會分工為前提，是為滿足他人、滿足社會的需要而生產的，因而生產的是使用價值，只有產品對別人有用有利，適銷對路，才能實現生產經營者的利益。因此，企業在交換中應考慮對方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二、先義后利

“義”是指人的道德價值；“利”是指人的功利價值或物質利益。在如何處理義與利的關系上，儒家提出了“先義后利”和“以義取利”的思想。孔子一再強調“見利思義”（《憲問》）；“見得思義”（《季氏》）。在孔子看來，一個是否有“義”是一個原則性的大問題。孔子并非一概地否定對“利”的追求，只不過認為在富貴利祿面前，不能喪失道德良心，而只能循義而求之。

儒家“先義后利”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從事生產和經營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事，但一定要先義后利，以義取利。在義和利發生矛盾時，必須讓利盡義。當今國內外所有業績卓著的企業，都是反對“見利忘義”，主張“先義后利”的。這不僅體現在它們一般都重視做善事和促進地區與全社會繁榮上，還更主要體現在它們的生產和經營活動都十分注意不損害消費者和社會的利益。但也有少數企業，“見利忘義”，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顧道德，不惜損害他人的利益。“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茍得而能長也”（黃石公《素書注》）。只有遵循先義后利、見利思義、義利兩全的道德準則，才能使企業在義利兩全中實現發展目標。

三、尚中貴和

“中”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和”就是“以和為貴”。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學而》）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中庸》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尚中貴和”的理念對于現代商品交換活動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上。一是應注重不同經營者之間的互利合作，尋找共同生財之道，所謂“有錢大家賺”。提倡既競爭又合作，反對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搞你死我活，相互吞并。二是應提倡對顧客的和氣態度，處處為顧客著想，樹立“顧客是上帝”的服務意識。三是應注重企業內部的人際和諧。要求領導設身處地為員工著想，關心他們的喜怒哀樂和身心健康，合情合理地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員工應體諒企業的困難，增強對企業的支持意識；企業內部各部門之間、員工之間應互助合作，克服本位主義，樹立全局觀念，增強彼此之間的協作意識等。

四、誠信為本

誠信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疇之一。在孔子看來，“信”是一個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據，是一個人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可以行之哉？”（《為政》）他還大力主張“謹而信”，“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提倡“以信交友”。因為“信則人任焉。”（《陽貨》）孔子還提倡以信治國、取信于民。他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學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