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史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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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1-0046-02

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勢出現的新變化,以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頻繁爆發,中國金融監管改革問題也成為中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呈現的新趨勢、新特點要求中國在順應國際金融潮流變動的同時,應盡快著眼于本國金融業現狀,以確保金融安全為目標,穩健運營為宗旨,大力健全和完善金融監督體制,為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更堅實的基礎與保障。

一、國際金融監管新發展

美國的金融危機,暴露出全球金融監管在風險防范、協調合作等方面存在著問題,金融危機呼喚著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彌漫,美英率先進行了金融監管改革,從而引領和昭示了全球國際金融監管發展的新理念和新趨勢。

第一,金融危機的不確定性、隱蔽性、易變性和復雜性、危害性增加,波及范圍擴大,蔓延至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及全球范圍。影響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銀行、保險、證券、金融機構等許多相關行業,使許多國家、地區的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遭受重大損失,導致銀行、金融機構破產,進而影響該國的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其破壞性和危害性極大。國際金融危機的復雜化客觀上要求豐富國際金融監管方式,實行靈活多樣,務實高效的金融監管。所以必須改革監管模式。實現廣泛的國際協調,進行合作監管。第二,國際大型復雜銀行合并和跨行業業務的發展及大型復雜銀行合并浪潮的未來持續,勢必在日益動蕩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上開展復雜的金融業務活動,提供復雜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其技術和操作難度增加。監管方式運用應具有針對性、適用性、安全性與效率性,以適應混業經營的安全需要。要求金融體制的組織結構體系向部分混業監管或完全混業監管的模式發展。第三,隨著金融國際化的發展及不斷深化,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和依賴也不斷加強,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跨越了國界的局限。由于各國監管政策的不一致,為跨國銀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逃避各國監督,從事高風險甚至非法經營活動創造了條件,同時金融風險在不同國家之間相互轉移、擴散,單靠一國或一家銀行控制金融風險已變得力不從心,需要將各國獨特的監管法規和慣例納入一個統一的國際框架中,提倡各國銀行聯合監管,保持合作與交流。各國對跨國銀行的監管趨于統一和規范,因此金融監管法制應逐漸走向國際化。第四,由于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金融業的創新和變革,金融創新產品的層出不窮,如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網上銀行交易等創新業務,它們在增加收益的同時也增大了風險,且更易擴散,對金融市場的沖擊也更加直接猛烈。最后,國際金融監管的另一個重要趨勢是完善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監控水平。監管強調外部控制與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機統一,監管當局通過審查銀行內部的風險和資本管理程序,保證資本充足性和自己對風險的評估,建立完善的內部評估和管理系統。

總之,在金融國際化的發展下,國際金融監管的方向將是國際協調與合作,并不斷向集中統一、全面靈活、公開透明、務實高效的方向發展。

二、中國金融監管面臨的問題

第一,中國已加入WTO,隨著外資金融機構的不斷涌入,中國將在更大范圍內、更大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金融業將進一步融入國際金融體系中,這對中國的金融監管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正視中國金融監管的國際差距和存在的問題。從金融業長期穩定發展出發,深入研究如何建立既符合中國國情,又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金融監管體系,是目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金融問題。與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相比,中國目前金融監管存在著許多現實問題:如1998年中國進行了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形成了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分別監管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分業監管體制,這種體制適應了當時中國分業經營的金融體制結構。但隨著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分業經營的模式逐漸顯現出不相適應的方面。突出表現在銀行資產項目過于集中,券商融資渠道不暢,保險資金投資效益低下,于是管理層逐漸放松了管制。如允許券商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允許保險基金以購買投資基金形式進入股市以及允許券商股票質押貸款等,呈現出混業經營趨勢,近年來事實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如:光大集團、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加入WTO后外資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出現都需要對純粹的分業監管進行完善。中國目前需要加強人民銀行、證監會及保監會三大金融監管合作就是適應這種要求的變革,這項改革是未來金融監管發展的長期趨勢。

第二,中國金融監管偏重于對金融機構經營進行合規性檢查,這種檢點主要集中在規范經營和規范操作上,對金融機構潛在的資產風險重視不夠。而資產質量的風險是金融業深層次的風險,它的產生和發展將危及金融機構安全。同時金融監管內容存在漏洞,對金融創新業務的監管滯后,一些新的金融業務未及時納入監管視線,一些準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未納入監管范圍。

第三,監管缺乏創新理念,監管手段落后,管理人才缺乏。中國金融監管缺乏主動性,依法監督的觀念不強; 同時監管手段落后,仍以直接監管為重,大量運用行政手段,而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運用較少;監管方式不科學,現代化的監管方式運用得少,監管方法跟不上業務發展的需要;還有監管人員中掌握現代金融業務的人少,從事金融監管研究的人少,復合性人才缺乏,尤其是既熟悉國際慣例又懂計算機、法律及國內金融業務的綜合型監管人才十分缺乏。

第四,中國信用環境被破壞,道德風險嚴重。監管新體制運行以后,沒有其他機構可以對三個專職監管機構開展工作的合規性和效率進行監督和制約,監管缺乏合作和統一性,失去應有的制約機制。監管責任不十分明確,對監管者缺乏必要的責任約束,構成監管機構自身的腐敗和監管行為的非規范性運作。在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中國的監管模式,無法消化大量的不良資產,業務面窄,監管內容狹小,出現了許多監管真空、盲點和重復監管問題,降低了監管運作效率,并導致信用環境差、道德風險產生。

中國金融監管存在上述諸多問題,有歷史的沉淀、體制的原因、金融機構自身自律性不強、脆弱性增加、經營管理能力低下、社會經濟因素等多種原因造成。為此,根據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和中國的金融監管現狀,應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研究和重視。

三、中國金融監管的策略選擇

1.改革金融監管框架。經濟全球化要求中國金融業必須遵循國際規則,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也必須實行跨越式改革,目標定位也應在世界金融業發展和監管的最新趨勢上:成立金融監管委員會,保留現有三大監管體,適應混業經營要求,專門負責管理、協調三大監管體制主體的監管工作。建立分合自如,目標一致,運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監管委員會,對從事混業經營的內外金融機構實行聯合監管。這種新的金融監管組織體制模式既能滿足實行混業經營后金融業對監管體制的要求,也能適應現階段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過渡期對監管的要求,因此是一種較為理想的選擇。

2.將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相結合,以合規性檢查為前提,風險性監督為主,二者并重;建立銀行信用評級制度,進行合規性和風險性評級,以強化銀行對其經營和風險程度的識別和管理,增強自我約束力,同時便于中央銀行準確掌握銀行經營狀況,并根據不同等級銀行采取不同監管措施;加強銀行創新業務的監管,如網絡銀行業務應正式列入金融機構管理范圍,建立專門的網絡銀行準入制度,制定網絡安全標準,建立安全認證體系等。應注意加強監管不能扼殺和阻礙金融創新,運用現代科技對金融運行實施動態、實時、持續的風險監管,以便及時化解風險,提高監管效率。

3.提高監管對象的自律性,要提高監管工作的效率,就要倡導、幫助、督促銀行機構建立健全內控制度,客觀地評價其在防止舞弊,消除風險,嚴守監管法規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加強對內控部門的獨立性、人員素質等方面的檢查力度。及時督促修訂有缺陷的內控制度并考核其執行情況,負責檢查評價的部門應當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合理設置內控機構,建立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稽核評價制度。使金融監管體制逐步向功能型監管轉變。

4.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金融監管應以法規為依據,并嚴格依法監管。抓緊修改、整理、完善各項金融法規,取消分業經營的限制,允許各金融機構擴大業務范圍,建立統一的會計規則,統一會計科目,報表格式和信息披露制度;借鑒國外經驗和國際通行的監督規則,根據金融電子化和信息化業務迅捷發展的要求,及時制定和調整金融法律法規,事先進行規范性監管程序設計,建立獨立的金融司法體系,重塑信用秩序。

5.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加入WTO后,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加深,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必須與各國金融監管當局開展有效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加強對金融機構的跨境監管,這既包括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也包括中國在外國設立的分支機構。同時,還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性和區域性金融監管組織,如巴塞爾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活動,積極參與有關國際監管規則的制定,以便更好地維護中國金融業的整體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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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文選擇2007年至2009年滬深A股有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為基本樣本，由于股權融資成本的計量需要未來3年預測數據，本文以實際數據的計算值替代，故而實際樣本為2007年至2011年。樣本刪減的過程中：（1）剔除股權融資成本在［0，1］范圍之外以及存在數據缺失的公司；（2）剔除ST、PT公司、金融業公司，由于注冊地在的公司市場化水平與其他地區差異過大，同時刪去注冊地在的上市公司；（3）剔除各個變量數據存在異常與極端值的公司。經處理得出1195家公司每年的平衡面板數據。市場化指數源自樊綱等（2011）《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公司的財務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股權融資成本通過財務數據進行計算獲得，通過Matlab編程獲得批量股權融資成本數據。文章實證過程采用Stata12軟件。

二、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通過樣本描述性統計表（3）可以發現，各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成本差異較大，最大值為0.8400，而最小值僅有0.0002；獨立審計方面，從上市公司的審計意見均值為0.9598可看出絕大多數公司都能得到標準無保留意見，其財務信息披露與實際情況基本一致，由于差異不大看不出審計意見對股權融資成本的影響，于是做出審計意見與股權融資成本的分組描述，由表（3）發現，審計意見為0時股權融資成本均值為0.0458高于審計意見為1的股權融資成本均值0.0419，初步符合本文假設。然而對比審計質量，僅0.0675的均值說明只少數公司在信息披露時聘請高質量會計事務所，審計質量并不是上市公司普遍采取的外部治理方式。市場化指數最大值為11.8，最小值為3.25說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顯著，不同注冊地的上市公司處于不同發展水平的金融環境中，很可能成為影響股權融資成本的因素之一。

（二）回歸分析首先進行是全樣本的多元回歸，同時為了考察不同企業性質是否會影響金融市場發展、獨立審計與股權融資成本的關系，本文還按照企業性質進行分組回歸，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可以得出如下分析結論：（1）表（4）的6種回歸模型與表（5）的結果均表明，審計意見均與股權融資成本負相關，即獲得標準無保留意見的上市公司比獲得非標準意見的上市公司承擔更低的股權融資成本，并且審計意見在1%的水平上顯著影響股權融資成本，該結果說明審計意見作為外部治理的一項方式能夠有效補充內部公司治理，促進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影響投資者的預期與資金投向進而作用于公司的股權融資成本，驗證了假設1。（2）表（4）的模型2、4表明審計質量與股權融資成本負相關，即聘請國際四大會計事務所的上市公司承擔更低的股權融資成本，但是二者關系不顯著。然而在表（5）的分組回歸結果中，審計質量與股權融資成本正相關。出現兩種迥異的原因可能是，審計質量與公司治理存在兩種效應：一是高質量審計能夠提供更有效的信息披露，對于公司而言是一種治理機制，能夠降低企業內部的管理層與股東沖突，提高企業營運效率進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雒敏和麥海燕，2011；魏鋒，2012）；二是問題越突出的公司越有聘請高質量的外部獨立審計的傾向（曾穎和葉康濤，2005），故而高質量審計同時反映企業內部治理問題，影響投資者的預期進而影響股權融資成本。綜述所述，審計質量與股權融資成本的關系不確定，由治理效應與信息披露效應的相互作用決定。假設2沒有得到驗證。（3）金融市場環境對股權融資成本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金融市場環境直接影響股權融資成本，發達的金融市場環境具備更加效率的競爭、交易機制，更暢通的信息傳播渠道，更完善的法律、監督體系，進而減少企業融資的效率損失，降低股權融資成本；二是金融市場環境通過加強獨立審計的治理作用影響股權融資成本，發達的金融市場環境使得投資者更為全面的考察企業的經營狀況、發展能力，作為信息披露的一種方式獨立審計能夠引起足夠的關注進而影響企業的股權融資成本。表（4）模型5中，金融市場環境對權融資成本的直接影響系數為-0.0004，并且二者關系并不顯著；而模型6中，審計意見與金融市場環境的交叉變量的系數為0.0056，并且審計意見、金融市場環境、二者的交叉變量均與股權融資成本關系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金融市場環境主要通過第二個途徑影響股權融資成本。假設3得到驗證，但關系不顯著，假設4得到驗證，關系顯著。（4）性質不同的企業，其股權融資成本受到獨立審計、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程度并不相同，國有控股公司比民營控股公司承擔更高的股權融資成本。由此，按照企業性質對金融市場環境、獨立審計與股權融資成本進行分組回歸，得到表（5）。可以發現，一是國有控股公司的審計意見系數、金融市場發展系數的絕對值為0.0811和0.0085，分別大于民營企業的0.0197和0.0021，并且審計意見、金融市場發展與股權融資成本的關系更顯著，即獨立審計、外部治理環境對國有控股公司的影響更甚。這意味著和民營企業相比，國有控股公司的內部治理水平與信息披露強度較低、問題更突出，外部治理的改善能夠顯著降低其股權融資成本。二是國有控股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審計質量與股權融資成本正相關，再次證明了審計質量與股權融資成本的關系不確定。

（三）穩健性檢驗為了考察研究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包括：在計算股權融資成本時將預測期從12期延長到18期；對審計質量的衡量從國際四大擴大到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上公布的排名前十的會計事務所；增加公司治理的控制變量，如獨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二到第十大股東持股比例、兩權分離等；將金融市場發展的衡量指標替換為金融業的競爭程度。不管是改變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或是控制變量，研究結果沒有發生實質變化，實證結果基本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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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生態，是各種金融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及內部金融組織相互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任何一種金融生態都是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形成的。我們把作用和影響金融生態的這些環境條件稱之為金融生態環境。樹立科學的金融生態觀，重視和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這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經濟金融和諧發展的必然選擇，是金融業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首先，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只有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樹立科學的金融發展觀，才能帶動整個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其次，金融業掌握著國家的信貸資源，只有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才能把自身的微觀經營行為與整個宏觀經濟發展的要求有機結合起來，提高信貸資源配置效率，為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目前西部地區金融生態環境雖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從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看，西部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基礎差，起點低，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推進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為西部經濟的發展搭建平臺。

一、完善以法律為基礎的生態調節機制

正如自然生態總是在一定自然環境下形成的，并因而具有不同類型的生態特征一樣，金融生態也是在一定政治、經濟、文化、法制環境下形成的，也具有鮮明的制度結構特征。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的許多特征是通過法律制度來體現的，因此，法律制度是影響金融生態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因素。

完善的金融法律體系是一國金融生態健康發展的保證。目前，針對我國社會信用環境不理想、交易違約嚴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道德風險的狀況，需要盡快修改完善現有的《合同法》、《破產法》、《證券法》等法律，對《刑法》中有關貸款欺詐的規定進行修訂，并進一步提高和改進會計準則，規范和完善社會中介機構的服務行為，促進金融機構會計信息透明化，使金融法規真正對違法違規行為發揮最后的“殺手锏”作用，支持和維護整個金融生態的建設和發展。應以市場原則為基礎，加快出臺有關金融機構破產和存款保險制度的法律，盡快建立起以此為主要內容的生態調節機制。

二、建立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

科學推進金融生態環境建設，要努力完善社會信用體系。良好的社會誠信環境是金融生態環境有序運行的前提，社會誠信環境建設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約著金融生態環境的好壞。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信用環境建設，信用環境正在優化，但尚未徹底好轉，主要表現在：逃廢銀行債務行為時有發生；企業改制時將有效資產剝離，“金蟬脫殼”情況在一定范圍比較普遍；司法對銀行債權的保護力度不夠，銀行維權的法律成本高昂。

建設良好的社會誠信環境，征信公司可以根據金融機構的要求，廣泛收集信息，從而減少金融機構和借款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信貸機構能夠更加準確地評價客戶的信用狀況，更有針對性地發放貸款和科學定價，減少逆向選擇問題，最大限度地避免信用風險的發生。征信體系大量的信息還可以成為提高金融機構經營決策水平的重要分析基礎。金融機構通過對征信數據的深入挖掘，可以發現最有市場價值的客戶群體以及不同客戶群的增長變化情況，從而進行有效的市場細分和定位。目前，人民銀行繼企業信貸登記咨詢系統后，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也已實現全國聯網查詢，這不僅有利于實現全社會信用信息資源的共享，而且有利于商業銀行及時全面了解掌握客戶信用狀況，防范信貸風險。要加快誠信法制建設，盡快出臺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規，完善社會信用征集與評價體系，加大對失信行為的懲戒力度，強化中介機構及人員的責任追究及懲罰制度，提高中介機構的信用，使中介機構成為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市場主體。

三、地方政府要發揮核心領導作用

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財政、稅務、工商、公檢法、新聞宣傳、人民銀行、金融監管和金融機構等部門，這就決定了加強金融生態建設需要各部門甚至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必須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領導和推動作用。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認識到資金按市場原則流動在市場經濟日益深入發展形勢下的客觀必然性，高度重視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對增加信貸投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意義，把爭取金融支持的重點放在主動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態環境上，形成資金聚集的“洼地效應”。

地方政府應當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加強宣傳，營造全社會建設良好金融生態的積極氛圍。通過有效宣傳，提高社會公眾對金融生態環境的認知度，爭取社會各方對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支持；其次，政府應當著力改善自身行政和工作作風，為金融業發展創造公平、公正的環境。政府應當堅持依法行政，打造“誠信政府”，結合地方金融生態建設實際，清理、廢除過去不利于金融業發展的各種規章、制度，尊重地方金融機構的依法自主經營權，減少地方保護主義對金融活動的直接和間接干預，形成建設良好金融生態環境的合力；再次，加強政府、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政府應成立有關改善金融生態環境的委員會，統籌吸納銀行、企業、社會各界意見及建議，制定金融生態建設的規劃、目標、任務、程序，在作出經濟決策時也要充分聽取委員會的意見，及時向金融機構通報本地區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重大政策、規定。

四、人民銀行要提高履責能力和水平

首先，要發揮中央銀行的信息優勢，加強對地方金融生態環境的調研和評估。其次，要加強與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和有關部門的溝通，會同金融監管部門及時向有關方面反映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存在的突出問題，協同開展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整治工作，使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發揮作用。再次，加強貨幣政策傳導，正確引導信貸投向。基層人民銀行應當加大央行“窗口”指導力度，對新出臺的重要金融政策都應結合轄區經濟發展狀況，有針對性的提出相應的落實措施。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為方向，切實加強和改善政策引導和窗口指導，搭建合作信息平臺，真正建立和完善貨幣政策傳導的協調溝通機制；最后，加大對重點項目、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和“三農”的資金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務水平。:

五、金融機構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高銳：關于西部地區推進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思考在金融生態鏈中，商業銀行居于中心地位。實踐證明，金融生態環境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貸款風險的大小和新增不良貸款的比例，金融生態環境對于商業銀行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商業銀行重視和共創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既有助于商業銀行樹立并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又有助于商業銀行發現新的利潤增長點和風險點，及早采取措施或搶占市場，或規避風險；還有助于商業銀行準確把握并正確運用金融運行規律，實現銀行業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目標。

金融企業應充分認識構建良好金融生態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增強工作的主動性、自覺性。首先，金融企業要樹立金融和經濟和諧發展的基本理念，正確把握和認真貫徹執行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要按照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繼續加大信貸支持力度，促進地方經濟更快更好的發展，在支持經濟發展中改善金融生態。其次，要加強與政府各部門、客戶等的溝通，協調，處理好各方關系，為自身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關系。積極配合人民銀行推進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建設，促進同業信息共享，主動向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報告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爭取政策支持。再次，要擯棄陳舊落后的觀念，努力增強金融服務意識，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和研究，主動地去營銷貸款。既要積極地支持新產業、新技術、新產品的成長和發展，還要繼續支持正走出困境的企業，把金融生態建設落到實處，為經濟金融事業的繁榮和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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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度的供給也是影響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事實表明，過度寬松的貨幣環境是助長投機因素的溫床。如果在資產價格異常波動的階段，即使對企業發放貸款，這些資金也很有可能避實向虛，而不是真正應用于生產領域。

（二）貨幣政策調控不應使經濟形成對貨幣的依賴

多年以來，中國的實體經濟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為“一放就亂、一緊就死”，經濟下行時刺激政策出臺、經濟好轉時刺激政策退出。目前，我國M2/GDP比率已經很高，意味著資金的產出效率明顯下降，也意味著整個社會的杠桿率較高。在此貨幣環境下，金融機構面臨兩難抉擇。

（三）貨幣政策要關注融資成本，運用相關工具進行調節

這一方面要求貨幣政策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快資金價格改革，從而充分發揮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四）要進一步加快金融體制改革

通過改革準入制度，推動金融機構良性競爭，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加快資本市場發展，通過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提高金融動員資金的能力。大力鼓勵社會創業，使資本、科技與企業家精神充分結合。從宏觀審慎管理的角度，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確保實體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加快金融領域的簡政放權，是引導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重要途徑。

二、監管政策層面

（一）從監管上杜絕層層加水、體內循環的問題

201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國家外匯局聯合出臺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即是很好的范例。在此之前，金融機構通過一系列產品和交易結構的復雜創新，銀行信貸資產化身為理財產品、信托計劃、券商資產管理計劃等，旨在規避監管。企業通過資金池等非信貸渠道獲取資金，導致融資成本提高。此類問題必須從監管層面加以杜絕。

（二）信貸資金的監管

應嚴格按照《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個人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和《項目融資業務指引》的規定，堅持受托支付，避免挪用，堅決打擊挪用信貸資金進行投機炒作的行為。

（三）注重高頻交易的監管

隨著技術的發展，在金融市場上出現了利用高頻交易套利的行為。高頻交易對于市場具有強烈的影響，對于金融市場的發展有利也有弊，需要結合服務實體經濟的目標健全相應的管理機制。

（四）加強對金融創新的引導

金融產品的設計和金融業務的延伸應以國家的產業政策為前提導向，禁入產能過剩行業，對于新興產業中的中小微企業應定向投放，降低其融資成本。對于金融領域的創新產品，特別是交易結構復雜的創新產品，應要求金融機構充分披露信息，監管者要充分掌握產品功能、設計原理及其風控措施，以正確作出引導、加強監管。

（五）探討建立全國性資金流向監控系統

及時掌握信貸資金、銀行表外業務、類信貸業務等各類金融工具融入資金的流向，以保證監管實效。

三、金融機構層面

金融機構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在經濟周期中始終保持穩健。一要不斷完善內部控制機制，增強市場反應能力，抓住市場機遇，在支持經濟實體的發展同時，提高壯大自身實力。二要健全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努力防控經營過程中的信用風險、操作風險、市場風險及其他各類風險，健全審慎經營機制，運用風險抵補措施緩沖經濟周期帶來的影響。三要不斷開發金融技術，努力控制成本，延伸服務范圍。四要堅持金融創新。創新始終是金融機構發展的重要動力。金融機構要加強對經濟形勢的解讀，由此找準支持的對象、產業和企業。金融機構應當創新金融工具、設計出新型的融資方案，為新興產業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積極引導企業轉型，促進產業升級，推動整體經濟形成內生增長動力。

四、金融基礎設施、金融生態及金融技術的層面

（一）加強金融基礎建設

盡快建立金融業統一征信平臺，完善登記、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礎設施，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提供便利。

（二）從金融基礎設施的源頭根絕監管漏洞

很多看似監管的問題實際上與金融基礎設施有著很強的關聯。比如，如果企業賬戶管理規范、絕大多數交易以及全部大額交易都通過電子渠道結算，資金流向清晰且有跡可循，則資金監控就較容易，防范信貸資金挪用的成本就會降低。又如，如果合同管理、發票管理規范，那么利用假合同、假票據騙取金融機構融資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三）優化金融生態是吸引資金的重要手段

在不同經濟階段、不同地區，由于地區經濟水平、金融生態狀況存在差異，因而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也不一，持續優化金融生態是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的重要途經。

篇（5）

麗水市農村金融改革的主要成效與主要問題

麗水市是“浙江欠發達”的山區，全市總面積1729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8.42%，耕地占5.52%，溪流、道路、村莊等占6.06%，是個“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區。常住人口211.70萬，是浙江省面積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區。其經濟發展與其地形特點密切相關，多年來經濟水平一直屬浙江省末端。開展農村金融綜合改革試點以來，麗水市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得到了較好的協調發展。1是貸款余額大幅提升。截至2012年底，全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1475.23億元，同比增長14.0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4.53個百分點，居全省第1位；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1117.86億元，同比增長16.57%，增速居全省第2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5個百分點，存貸款增速均創歷史以來最好水平。2是創造完善的農村信用體系，截至2012年一季度，全市行政村信用評價面達到100%，農戶信用評價面達到92%，共創建信用村758個、信用鄉(鎮)28個、信用社區11個，云和縣創評為全省首個“信用縣”；全市評定信用農戶32.79萬戶，已有32.01萬信用農戶獲得了金融機構94.21億元授信，并有14.35萬信用農戶獲得116.65億元信用貸款，真正實現了“信用很珍貴、證件(信用證)不浪費、農民得實惠”的目的。2010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等18個部委聯合在麗水召開“全國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現場交流會”，“麗水模式”的農村信用體系建設走出全省、推向全國。3在金融改革中現麗水特色，麗水各金融機構創新推出茶園抵押貸款、石雕抵押貸款、香菇倉單質押貸款等金融支農特色業務，目前累計發放貸款6538筆，貸款余額11.23億元，有效拓寬了農民的融資渠道，支持廣大農民創業創新，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推動農村保險業務創新，擴大政策性農業保險覆蓋面。2011年，全市政策性農村住房保險保費收入810.98萬元，參保率95.87%，賠款金額976.96萬元，賠付率120.47%；政策性農業保險保費收入1003.50萬元，參保率70.07%，賠款金額662.31萬元，賠付率66.00%。盡管麗水市農村金融改革效果顯著，但從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分析，存在的問題也是讓人不容忽視的。1農村金融無法滿足農村經濟多元化需求。農村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主要以滿足農民的基本存款、貸款需求，針對農業科技、農產品開發、水利設施、農產品營銷等方面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較少。農業保險發展緩慢，規模小，開展范圍有限，賠付標準低，不能更上農村經濟的發展，沒能從根本意義上分散和降低農業風險。2農村金融機構運行機制不健全市場政策不完善，效率低下依舊嚴重影響了金融機構的健康發展。隨著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信用社和農業銀行主體進行分離，信用社不再屬于農業銀行，存在產權鑒定模糊不清的情況。《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農村資金互助社管理暫行規定》、《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等條約對小額貸款公司股權結構控制過嚴，這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有非常不利的影響。

淺述麗水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的建議

農村金融供給不足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一些國家實踐表明，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機構具有信息、地緣和靈活性強的優勢，在緩解農民和農村微小企業“貸款難”方面能發揮重要的作用。麗水市農村金融組織應利用先進的信息網絡技術構建一個銀、政、企信息交流平臺，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和針對性，建立完善三者的長效對話機制，協調供需關系、借貸需求，真正使好的項目順利實施，施惠于民。明確農村金融的法制地位，加大國家的政策扶持力度。制定適合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發展的整體規劃，完善相關法律與制度環境，并在資金和稅收的方面做出適當的安排使其更好的發展，首先在農村金融服務不完善的區鎮加快設立村鎮銀行，降低準入門檻。其次在稅收方面予以優惠，使所得稅和營業稅的征收標準低于其他金融機構。最后建立新型農村金融組織風險擔保與損失的財政補償機制，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完善農業保險制度，讓農民安心搞生產。擴大農業保險的范圍需要政府的引導，政策的支持，市場運作，農民自愿等各個因素。這也需要良好的信用環境作為基礎，因此還需要加快培育信用文化。

本文作者：屠佳瑩張麗紅李巧丹麻玉琴李敏姜彬工作單位：麗水學院商學院

篇（6）

2013年新增浙江泰隆商業銀行、臺州銀行4家小微金融專營支行，2014年新增浙江泰隆商業銀行、臺州銀行共6家小微金融專營支行，并有華夏銀行、民生銀行、民泰銀行3家小微金融專營支行正在籌建。同時，增設農村金融網點。全市農村合作銀行機構網點共計74個（覆蓋全市16個鄉鎮街道）；全市郵政儲蓄機構網點18個（涵蓋12個鄉鎮街道），農業銀行機構網點18個（涵蓋11個鎮），民泰銀行、臺州銀行、泰隆銀行、聯合村鎮銀行等也加大對三農的信貸支持，在鄉鎮設置網點20多個，網點布局不斷完善。有序推進普惠金融工作。全面啟動溫嶺農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動計劃，下發了《關于轉發溫嶺農村合作銀行普惠金融工程實施方案（2013-2015）的通知》，明確了指導思想、創建目標、組織架構及職責、創建工作安排、創建原則和激勵措施。為扎實推進銀政、銀村、銀農、銀商、銀企共建活動，搭建合作平臺，深入開展信用戶、星級信用村、信用鎮（街道）的“三信”等級評定，提高農村信用評定基礎信息在貸款授信、用信等方面的應用率。探索民間融資新模式。溫嶺市去年被列為全省首批11個省級民間融資管理創新試點縣（市、區）之一，出臺了《關于開展民間融資規范管理與服務試點工作的若干意見》（溫政發[2013]74號），通過給予財政獎勵補助、提供500萬元風險補償資金、優化相關部門服務、落實稅收優惠政策，推動民間融資管理試點工作有序、健康開展。建立民間融資服務中心，主要服務中小微企業，并優先支持經營性投資。中心首期注冊資本1億元，主要由市國有資產經營公司、愛仕達、錢江、利歐、新界等企業和個人出資。至今年6月底，已撮合借貸159筆，撮合資金累計3.98億元，余額達1.5億元。在監管上，嚴格按照“支農支小”的要求，通過實施專門賬戶監管，嚴防非法集資，有效降低運營風險。

二、讓金融支持落到實處

篇（7）

一、低碳金融的界定及相關研究進展

所謂低碳金融,是指服務于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活動,包括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涉及到的技術和項目等提供直接投融資、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以及其他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它的興起與發展低碳經濟直接相關,起源于兩個重要的國際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和《京都議定書》(1997)。那些與發展低碳經濟相關的金融政策、金融創新及其市場活動等都可稱為低碳金融。對低碳金融的研究和理解是逐步發展的,與低碳金融相接近的研究是關于環境金融或者說綠色金融的研究。

環境金融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出現,主要以如何提高環境質量和應對環境挑戰等為研究重點,它標志著現代工業社會解決過去所產生的環境問題的方式和方向發生了根本轉變。但其概念一直至1997年才得以提出。在此之前,世界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金融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在環境保護領域進行了多種嘗試,取得不少經驗。同時一般都認為環境及其產業所提供的產品都屬于公共物品,總體上需要財政融資[1]。由于環境金融相關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定義還有很多不同觀點,比如,SoniaLabatt和WhiteRodney(2002)在其著作《環境金融:環境風險評估和金融產品指南》中指出:環境金融是提高環境質量、轉移環境風險的融資行為或過程[2]。EricCowan(1999)對環境金融的定義為:環境金融是環境經濟和金融學的交叉學科,探討如何融通發展環境經濟所需資金。作為環境經濟的一部分,環境金融能夠從發展環境經濟中受益。這些研究盡管觀點不是完全一致,但原因是相同的,都源于近年來環境的惡化。環境的惡化迫使整個社會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金融業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國外逐步把環境問題引入到金融研究之中[3]。JoseSalazar(1998)對環境金融的功能進行了研究,認為應當尋求保護環境的金融創新[4]。如今,在一些發達國家,環境金融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發展循環經濟實踐的新領域,更為低碳金融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國際低碳金融的發展現狀

低碳金融的理論基礎和傳統金融是一致的,只不過低碳金融更強調金融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加關注金融與環境的關系,更加注重通過金融手段來改善環境。目前,低碳金融的國際發展現狀主要表現為建立赤道原則、重視綠色金融產品創新,以及清潔能源機制的蓬勃發展。

(一)制定助推低碳經濟的國際準則:赤道原則。

赤道原則(theEquatorPrinciples,簡稱EPs)是由世界主要金融機構根據國際金融公司和世界銀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的一個金融行業基準準則。赤道原則正式形成于2003年,但它的起源應該回溯至2002年10月,由荷蘭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在倫敦主持召開的一個金融會議。會議決定在國際金融公司的保全政策的基礎之上創建一套項目融資中有關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指南,這個指南就是赤道原則。2003年2月,發起銀行公布赤道原則并征詢意見,又根據這些意見做了修改。2003年6月,花旗銀行、巴克萊銀行、荷蘭銀行和西德意志州立銀行等10家國際領先銀行宣布實行赤道原則;隨后,匯豐銀行、JP摩根、渣打銀行和美洲銀行等世界知名金融機構也紛紛接受這些原則。

赤道原則的確立是針對國際項目融資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最低行業標準,其適用的項目金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涉及制造業、化工、能源、基礎設施等62個行業,內容不僅涵蓋環境保護,還包括健康、安全和文化保護等方面的標準,而其藍本取材于國際金融公司(IFC)的《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和績效標準》及《行業特定環境、健康和安全導則》。根據IFC的政策,金融機構保證在其項目融資業務中充分考慮社會和環境問題,將項目按照高、中、低級環境和社會風險分類,只有在項目發起人能夠證明在執行項目過程中對環境問題負責時,方可對項目提供資助。

與傳統金融相比,赤道原則完全革新銀行項目融資方面的信貸理念,并涉及相關制度體系與信貸流程的再梳理。截至2009年3月,全球五大洲一共有67家世界大型金融機構接受了赤道原則。其中,IFC扮演的角色就是籌集專項資金無償用于促進世界各國的節能和環保。赤道原則金融機構遍布全球,占全球項目融資市場的90%以上。“綠色保險”“、綠色資本市場”領域的綠色金融產品創新和綠色金融業務近年來在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發展勢頭十分迅速。赤道原則的信貸理念與低碳金融的實質不謀而合。

(二)建立促進國際減排的碳交易機制:清潔發展機制和碳交易市場

1.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誕生直接源于《京都議定書》的國際履約

世界上以法律約束力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條約《京都議定書》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過,2005年2月正式生效,成為引發低碳經濟理念形成和國際“碳交易”市場誕生的動因。《京都議定書》成功之處在于以下幾點:一是規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即綜合歷史和發展水平等因素,發達國家應首先承擔二氧化碳減排的責任,而發展中國家暫時不承擔減排責任;二是明確全球溫室氣體的二氧化碳當量排放總量在2008—2012年(第一個承諾期),在1990年的基準上至少減少5.2%;三是架構了二氧化碳減排的國際合作機制,即溫室氣體減排“三機制”:聯合履行(JointImplemented,JI)、清潔發展機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和“碳減排”貿易(EmissionTrade,ET)。三種域外減排和減排額交易,使發達國家可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取得“碳減排”的抵銷額,以低成本獲得“碳減排”配額,緩解發達國家的減排壓力,以履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義務。碳減排的國際履約協議直接推動了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變[5]。

隨著《京都議定書》生效,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市場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擴張,逐漸成為全球貿易中的最新亮點。從2005年至2006年僅僅一年間,市場規模就從近100億美元迅速攀升至220億美元,而2007年的交易量比2006年又有成倍的增長。具體數值參見表l。而隨著全世界都意識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意義后,全球碳(排放權)交易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大。

2.基于碳金融產品的金融創新活動加速碳交易市場的形成

目前,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碳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以下幾種:一是碳交易,歐洲一些活躍的銀行建立碳交易柜臺,提供買賣經紀、風險管理和交易操作等服務;二是基于碳排放額度的金融衍生產品,金融機構開發碳排放額度的遠期、互換、期權、額度抵押貸款等產品,為客戶提供避險工具及融資服務;三是碳排放額度保管服務,一些銀行為客戶提供碳排放額度保管、賬戶登記和交易清算服務;四是碳基金,碳基金專門為碳減排項目提供融資,包括從現有減排項目中購買排放額度或直接投資于新項目,這類基金包括國際多邊援助機構受各國或地區委托所設立的碳基金。金融機構設立的盈利性投資碳基金政府雙邊合作碳基金及一些自愿進行減排的基金等[6]。

三、我國的現實選擇

隨著我國碳減排交易市場的快速發展,與碳減排交易掛鉤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將日益豐富,亟待各級主管部門逐步理順相關政策和機制,為推動適合我國國情的“低碳金融”市場逐步興起和蓬勃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環境和條件。根據近幾年的實踐,相關政策和機制還應做相應的調整與完善。

(一)把我國金融業發展低碳金融的基本準則定位于“赤道原則”

赤道原則對于銀行業而言,它第一次把項目融資中模糊的環境和社會標準明確化、具體化,使整個銀行業的環境與社會標準得到了基本統一,有利于平整游戲場地,也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環,提升整個行業的道德水準;對單個的銀行來說,接受赤道原則有利于獲取或維持好的聲譽,保護市場份額,也有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對金融風險科學、準確的評估,同時也能減少項目的政治風險;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可以使環境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落到實處,赤道銀行客觀上成為保護環境與社會的私家人,通過發揮金融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可以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等達到真正的和諧。因此,我國金融業應積極順應國際潮流,結合實際逐步采納赤道原則。目前,中國興業銀行已經采納了赤道原則,為把我國金融業發展低碳金融的基本準則定位于“赤道原則”邁出了第一步。

(二)成立和完善碳減排環保基金

我國在2005年10月出臺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中國政府將從氟化烴(HFCS)、氧化亞氮(N2O)減排項目的收益中擁有65%和30%的份額用來建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支持國家在優先領域實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活動,為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持續和穩定的支持。實際上,國家還應通過多種方式,比如設立環境稅(碳稅)或財政收入劃撥或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貸款的方式,成立和完善“環保低碳專項基金”,專門用于環境保護事業以及對環境污染重大事件的受害人進行賠償。各級地方政府也應同樣設立類似的低碳綠色專項基金,同時鼓勵基金管理公司專門投資于能夠促進環境保護、生態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生態基金,這是兼具生態商機和生態效率的朝陽性金融投資領域。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碳基金一般投資于氣候變化相關項目與活動,推動了氣候變化保護項目,促進了先進技術,尤其是環保技術的進步和擴展。隨著節能減排的推進和低碳產業的發展,該類基金的投資目標將更加合理,通過碳基金將促進找出新的節能技術和低碳技術(也包括產品、過程和服務),評估其減排潛力和技術成熟度,鼓勵技術創新,開拓和培育低碳技術市場,以促進長期減排。

(三)搭建既符合國際準則又符合我國特質的碳交易平臺

溫室氣體排放量是有限的環境資源,也是國家和經濟發展的戰略資源。中國應借鑒國際經驗,進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額制度和發展排放配額交易市場,著力加強CDM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通過金融市場發現價格的功能,調整不同經濟主體利益,鼓勵和引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效分配和使用國家環境資源,落實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通過市場各主體的共同努力,實現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助力低碳經濟迅速成長。

(四)努力引導金融機構積極開辦CDM項目金融服務

CDM是國際上開展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排項目,是市場化解決氣候變化的理想機制。金融機構要積極參與到國際碳金融市場操作,應加強與國際專業機構合作,為國內減排項目提供CDM項目開發、交易和全程管理實施的一站式金融服務。比如,為國內相關企業提供融資、咨詢、方案設計等金融服務;協助CDM項目業主選擇具有良好的交易記錄和履約能力的買家;為CDM項目業主提供并鎖定合理的CER(CertificationEmissionReduction,核證減排量)報價,幫助企業實現最佳收益,為我國企業參與碳交易增強話語權。同時,金融機構本身應在境外設立投資公司,主動參與到國際碳市場交易以及參與碳基金、投資碳市場等。

參考文獻:

[1]張偉,李培杰.國內外環境金融研究的進展與前瞻[J].濟南大學學報,2009(2):5-8.

[2]SoniaLabatt,WhiteRodneyR.EnvironmentalFinance:

AGuidetoEnvironmentalRiskAssessmentandFinancialProducts[M].NewYork:JohnWileyandSons,Inc2002.

[3]EricCowan.TopicalIssuesInEnviromentalFiyance,

ResearchPaperwasCommissionedbytheAsiaBranchoftheCanadian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gency(CIDA).1999.

篇（8）

一、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發展的狀況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金融體制的逐步完善,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一是農村金融機構改革穩步推進。二是“三農”貸款持續增長。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國農業貸款余額近3萬億元,約占金融機構全部貸款余額的14%,60%以上農戶的貸款需求得到滿足。但是當前農村金融改革發展中也存在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一是農村地區資金外流情況嚴重。目前,通過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等商業性金融組織,每年從農村地區流出的資金大于從城市流入的資金,導致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滿足,農村經濟發展受阻,城鄉差距過大。二是農村金融機構體系不健全。商業銀行改革以來,幾家主要銀行都大批撤出了在農村地區的營業網點,與此同時,為“三農”服務的金融機構建設沒有跟上,造成機構網點覆蓋率偏低,農民接受金融服務困難。三是金融產品創新不足,盈利水平不高。現有的農村金融機構主要經營傳統的信貸產品和商業保險產品,而對農民需求量較大的小額貸款和農業保險則缺乏創新,造成金融產品單一,盈利能力嚴重不足,造成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薄弱,而一些非正規的農村金融組織由于金融服務比較符合農民需求,發展較快,但是潛在風險較大。四是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支付結算體系落后。適合農村經濟特點的金融電子化、票據化基礎設施研發和建設不足,覆蓋的地域范圍小,便捷化程度低。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金融“三農”服務的能力,嚴重制約了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

二、發展我國農村金融的可行性建議與措施

通過對農村金融的經營背景及現狀的分析與比較,為促進其更快更好的發展,從而裨益鄉民,較好輔助“三農”政策的執行,特提出以下建議。

1.建立相關風險補償核準規劃。通過財政部門等盡快償還原拖欠農信社的相關貼息,同時剝離先前由于政策性原因而導致的不良貸款,地方政府應完善農業部門的信用評級制度及相關部門的貸款擔保機制,控制農業貸款的可能性風險及損失。

2.建立有效的農村資金回流機制。在引導農村信貸資金回流支持新農村建設方面,一是要為抑制農村信貸資金外流提供制度性保證;二是要合理利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通過財政資金補償金融機構貸款風險和稅收優惠等措施,引導農村資金高效率地轉化為農村投資。增加對當地經濟信貸投放較多的金融機構再貸款額度;鼓勵郵政儲蓄資金參股農村信用社,投資設立農村小額保險組織,試辦農村小額貸款機構,為支持新農村建設提供長期的資金投入來源。

3.制定《農業投資法》,規定縣域金融機構在保證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將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當地,或購買農業政策性金融債券。建議以縣為單位,按經濟發展水平劃分貧困縣和非貧困縣,貧困縣免除所得稅和營業稅,非貧困縣免營業稅、所得稅減半征收。加強對縣域資金流動的監測和預警,限制國有商業銀行或農村信用社系統內上存資金比例,通過運用差額準備金制度,對上存資金比例過高的金融機構可以提高超額準備金比例實行繳存,并下調超額準備金利率。

4.發展農村社區基金和小額信貸機構,彌補農村金融服務空白。近年來農信社改革的商業化趨勢不斷強化,一批農信社將撤離偏遠落后地區。這種趨勢無法逆轉,只能采取有效措施,彌補偏遠落后地區的農村金融服務空白。農村社區基金和農村小額信貸機構就是彌補農村金融空白的重要手段。

5.改善農村金融發展環境。改善農村金融組織的發展環境,重點是完善農村經濟基礎條件,提高農戶和農村企業的盈利能力和風險承受能力。建議加大財政的投入力度,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業科技服務的投入,改善農村經濟運作的基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提高農民在市場交易的談判地位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出資成立擔保基金或擔保公司,帶動其他擔保機構的發展。要擴大有效抵押品的范圍,增加農作物收益權、權利質押,同時保護擔保債權的優先受償權。探索運用動產質押、倉單質押等形式,根據“產業大戶”、“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濟主體的不同特點,采取“一企一策、一戶一策”的辦法解決農民抵押難、擔保難的問題。

三、美國農村金融體系對中國的啟示

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斷發展,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農村金融體系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從美國農村金融體系來看,美國已經建立起了包括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以及農村保險在內的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體制,建立起了支持農村建設資金循環的長效機制,較好地支持了農村和農業發展,維護了廣大農民利益。借鑒美國經驗,結合中國農村的具體情況,建立起可持續發展的多層次農村金融體系,已經成為下一步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主線。

1.要鼓勵金融組織創新,推動交易工具和業務品種的創新

要按照農村現實和農業經濟發展實際,培育和發展商業性的、可持續的金融組織。條件許可的地方可建立社區銀行和小額信貸組織。鼓勵引進國外農村金融中的專門為農業設計的金融品種,以滿足農村金融需要。

2.對現有農村商業性金融機構明確功能定位

農信社要鞏固已有改革成果,辦成商業上可持續、主要服務于鄉(鎮)、村和農民的金融機構,農業銀行要結合股份制改革,通過機制和體制的轉換,充分發揮農業銀行作為大型商業銀行的系統優勢,切實提高對農業產業化、基礎設施和城鎮化建設的信貸支持質量和效益,加強對縣域經濟的服務;積極推進郵政儲蓄改革,按照商業化原則,引導郵政儲蓄資金支持“三農”。

3.加強政策引導,開展金融知識教育

要加強社會信用制度建設,轉變農業政策性金融的發展理念,要努力塑造有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用市場化利率覆蓋其經營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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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1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3）06 — 0101 — 02

文化產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如何搶抓機遇，變文化優勢為發展優勢，推動全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

一、齊齊哈爾市文化產業發展現狀

（一）文化基礎設施不斷改善。近幾年來，全市各級政府對文化的支持和投入不斷加大。2011年，全市有公共圖書館12個，文化館16個，博物館8個，群眾藝術館1個。鄉鎮、社區文化站（文化活動室）的建設步伐加快。2011年，新增加文化站32個，文化站總數達到180個。全市藝術表演專業劇團12個。歌舞娛樂、電子游藝等文化娛樂經營活動遍布于市區和城鎮。全市廣播電臺6座，廣播發射臺、轉播臺4座，縣區廣播臺9個，鄉有線廣播站102個，廣播電臺節目12套，廣播人口覆蓋率100%。電視臺13座，電視發射臺轉播臺29座，有線電視入戶率67%，電視人口覆蓋率為100%。基本形成了廣播與電視相結合、無線與有線相結合、廣播電視與相關產業相結合的文化傳輸網絡。

（二）文化投入力度加大。2011年，全市文化體育娛樂業投資11848萬元，是上年投資額的2.4倍，遠遠高于全市固定資產投資34.1%的增長速度。

（三）文化事業繁榮。2010年，我市話劇團大型話劇《風刮卜奎》、馬戲團新創雜技《空中浪橋》入選“黑龍江省文化系統文化產品和服務項目”之商業演出服務項目目錄；克東滿繡工藝品、麥飯石工藝品、膠片畫、相紙溶刻畫，依安華琦工藝美術等五個項目入選藝術品類服務項目。俄羅斯風情小鎮、齊齊哈爾中環文化產業園、丹頂鶴藝術館分別入選“黑龍江省文化產業基地、園區（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名錄”；馬戲團雜技《空中浪橋》、滿繡工藝品入選“黑龍江省優秀出口文化企業（項目）名錄。我市重點文化旅游項目扎龍濕地生態旅游區建設項目被列為全省“北國風光特色旅游開發區建設十大板塊”之一，被列為“十二五”時期全省文化產業重點建設項目。齊齊哈爾馬戲團已連續3年被評為“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稱號。我市創作并代表黑龍江省參演的風情音畫《達斡爾人》在2012年全國第四屆少數民族匯演中喜獲表演金獎、優秀組織獎、導演獎、編劇獎等十一個獎項。

（四）文化旅游業迅速發展。全市旅游業借助“中國綠色食品之都”、“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中國魅力城市”三張城市名片，叫響“中國大濕地、世界鶴家鄉”的城市品牌，全面提升鶴城旅游文化品位。2011年，全市共接待國內游客2155萬人次，比上年增長25.2%；實現國內旅游收入86.0億元，增長25.6%。全年接待海外旅游者38468人次，增長25.4%。

二、促進我市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動因與優勢

（一）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為文化產業發展

近年來，齊齊哈爾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為促進文化企業的整合和發展，成立了市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先后制定了《支持扶持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加強文化建設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實施意見》，明確了“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發展的目標及總體思路、文化產業的發展重點及措施保證。規劃了“十二五”時期齊齊哈爾市重點文化設施建設項目、文化產業重點建設項目及將打造的文藝精品篇目。從多個方面有力地引導、幫扶文化企業發展。去年以來，我市首屆鶴文化藝術節、首屆啤酒文化節、首屆扎龍國際婚禮文化節、首屆文化產業藝術博覽會等內涵豐富的文化盛會，更是有力地推動了我市文化產業的發展，也有力地彰顯了我市在文化產業發展和推介上的力度和節奏。

（二）豐富的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為文化產業發展賦予了資源優勢

齊齊哈爾是黑龍江省西部地區經濟、文化、科技和商貿中心，是“中國魅力城市”、“中國優秀旅游城市”、“綠色食品之都”， 有“世界珍禽丹頂鶴之鄉”的美譽。有800多年的歷史文化，是國家最早興建的老工業基地之一。這里的“綠色食品博覽會”、“關東文化旅游節”、“小交會”等聞名中外。明月島風景區、龍沙公園、興十四現代農業旅游示范區、蛇洞山風景區、金長城遺址公園、黑龍松狩獵場、鐵農園藝園、大乘寺、卜奎清真寺等各具特色旅游景區眾多。區域特色的重點節慶有：梅里斯達斡爾族區庫木勒節、甘南縣葵花節、富拉爾基區滾冰節、碾子山區登山節、富裕縣漫畫節等。產業基地建設異彩紛呈，以克東滿繡、梅里斯達族繡為主的北方刺繡基地，以依安縣華琦工藝加工為主的粗陶泥塑加工基地，以丹頂鶴藝術館為主的剪紙基地，以光譜資訊有限公司為主的動漫基地，以鐵鋒區錦繡工藝品廠為主的蘆葦畫基地，以碾子山神石工藝廠為主的麥飯石加工基地，以克山石雕廠為主的瑪瑙及火山石加工基地等。有“打響江橋抗戰第一槍” 為主題的泰來縣江橋抗戰遺址公園的全國100個紅色經典項目之一的紅色旅游線路。有“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的昂昂溪區羅西亞大街。有昂昂溪區俄羅斯風情小鎮等異域風情文化等。豐厚的資源為齊齊哈爾市的文化產業發展和文化大繁榮帶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三、我市文化產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和制約因素

與“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成為支柱產業，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超過5%的目標還有相當差距。

（一）文化產業發展急需的精英人才匱乏。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狀況不佳。一是文化產業專業人才流失較為嚴重；二是缺少高素質的文化產業人才，尤其是懂管理會營銷的復合型人才。專業人才“引不進、留不住、培養不出”。

（二）文化市場發育不完善。社會經濟實力較弱，市場空間有限，服務業不發達，文化市場主體發育不完全。受投融資機制、環境和文化投資效益周期長等因素的影響，文化招商引資較為困難。資金、技術實力雄厚的文化產業企業太少，帶動產業化開發的成效不明顯。市場配置文化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沒得到充分發揮。

（三）資金制約。基本上都是采取借雞生蛋、借船出海的模式，一旦資金鏈斷裂，就會停滯不前，特別是信貸資金、社會資本和企業投入方面，投向文化產業領域還沒有形成機制。政府財政投入力度有限。2011年，全市財政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僅2.5億元。一些基礎設施財政沒錢投、群眾不想投、老板不愿投，在基礎建設上也常因資金問題而停滯。

（四）文化企業綜合實力較弱。全市文化產業中，資產超億元和營業收入超億元的企業寥寥無幾，小企業幾乎占到全市文化產業單位數量的一半以上，這些企業主要集中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領域，如銷售文化用品和辦公用品的商戶、小廣告公司，網吧，電子游戲廳等。而從事文化創意、文化演出、文化經紀、網絡科技等高科技含量的企業很少，文化企業的綜合競爭力不夠強大。

四、實現我市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的主要措施與途徑

（一）培育文化市場。制定優惠政策，扶持重點文化企業自身快速發展，支持文化企業進市場，適時組建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大力推進文化體制改革，使一些成規模的文化企業在市場化的兼并、重組、轉制中發揮重要作用。推進陽光熱力、天成運業、光譜資訊等民營企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設立文化產業專項扶持資金，為民營文化企業文化發展注入活力。

（二）繁榮城鄉文化市場，引導居民文化消費。發展我市的文化產業，一方面，要激發和釋放居民的消費能力，提高大眾的文化消費水平。只有大力推進文化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才能夠釋放出人們的有效文化消費需求。在優化文化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同時，堅持精品文化產品與大眾文化產品并舉的措施，開發出對路的文化消費產品。另一方面，要促進城鄉同步協調發展，要緊密結合新農村建設，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建設農村文化娛樂設施，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活動和方式，豐富農村的文化娛樂生活。

（三）多元化投融資，全面整合文化資源。進一步解放文化生產力，挖掘國有文化資源存量潛力，釋放民營文化資本增量實力。充分發揮財政、稅收的杠桿作用，逐年增加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投資比例，嘗試建立文化產業基金，鼓勵民營資本和外資向文化產業領域流動，形成以政府資金為引導，以企業投入為基礎，以銀行信貸和民間資金為主體，以境外資金為補充的多元化文化產業投融資體系。進一步打破國家包辦文化的單一模式，逐步形成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方式、多層次、多渠道、多體制辦文化的新格局。

篇（10）

但近年來管理層出臺的一些管制措施對票據市場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一些地方的票據業務增長幅度急劇下降,票據市場相對萎縮。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以票據業務總量占全國2%的票據中心城市武漢為例,2001年票據業務總量為731億元,同比增72%;但2002年該地區票據業務總量同比增長小于20%,票據承兌、貼現增幅大大下降;2001年一季度再貼現發生額為21億元,2002年再貼現業務沒有發生一筆,完全停滯。國內其他票據中心城市也出現了類似情況,票據業務發展面臨嚴峻考驗。由此,嚴厲的金融管制約束票據業務發展與金融創新推動票據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將成為下一階段的主題,金融創新作為規避管制和推動業務發展的有效手段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票據市場的現實需求。

一、當前票據市場發展的制約因素:嚴厲的金融管制

一般認為,金融管制對規范金融機構業務經營、防范金融風險起著積極作用。但這種管制必須適時、適度,即符合當時的形勢需要,否則會阻礙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的健康發展。就我國票據市場而言,近年來已經走上了穩步、快速的良性發展之路,此時首要的是擴大市場規模、培育市場主體,充分發揮票據市場具有的拓展企業融資渠道、引導規范商業信用、促進銀行資產結構優化和作為央行宏觀調控工具等多方面作用,其次才是糾正違規和適度管制。2002年我國票據業務量急劇下降,票據市場出現萎縮,與過于嚴厲的管制有著很大關系,這些管制措施不利于市場主體積極性的發揮,對市場的進一步培育和發展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成了當前我國票據市場發展的“瓶頸”。

1.票源管制:5%的比例限制不利于票據市場規模的擴展。2001年人民銀行印發了《關于加強開辦銀行承兌匯票業務管理的通知》,規定商業銀行的承兌匯票規模不得超過上年末存款余額的5%。出臺這一管制措施的初衷在于防范風險,但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卻十分突出。(1)這種一刀切的做法明顯限制了票據市場規模的擴展。目前銀行承兌匯票是票據市場的主要票源,對總量實行比率限制必將導致整個票據市場票源不足,影響市場的培育和發展。而且實踐中各商業銀行按此要求層層下達比例控制,對票據業務的正常發展產生實際上的損害。(2)無法有效控制票據風險。商業銀行依照規定能夠將承兌匯票業務的規模控制在5%比例之內,但5%比例以內承兌匯票的風險包括偽票風險、套現風險、無真實貿易背景風險等依然存在。(3)不利于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優化。票據業務不僅為銀行增加利潤,而且是優化銀行資產的重要途徑,商業銀行可以視資金富裕情況,通過簽發承兌匯票、賣出已貼現匯票、辦理貼現或轉貼現等操作,調節資產流動性、提高資產收益,進而達到優化資產結構防范風險的目的。將銀行承兌控制在存款余額的5%以內的規定與原來將貼現納入75%存貸比例考核相比,銀行辦理貼現的空間明顯縮小。

2.利率管制:過高的再貼現利率剝奪了銀行盈利空間。2001年9月,人民銀行下發了《關于提高再貼利率的通知》,將再貼現利率由2.16%提高到2.97%,提高了37.5%。這項舉措減輕了人民銀行的再貼現壓力,但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1)銀行和企業辦理票據業務的積極性明顯降低,票據市場業務量因此萎縮。隨著市場的發展,票據貼現市場上已初步形成了以再貼現利率為基礎,以市場資金供求關系決定的貼現利率,一般在3.3%—3.6%左右,這樣對銀行而言,其貼現和再貼現之間的利差收益只有0.33—0.63個百分點,考慮到貼現和再貼現過程中的各種交易費用,銀行已基本無利可圖。如果銀行相應提高貼現利率,則一方面加重了企業的利息負擔,不利于促進當前經濟的發展,而且在另一方面也會導致民間票據市場的滋長,這在一些地區已經成為現實。(2)再貼現率作為一種貨幣政策工具,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利率具有指導效應,提高再貼現率意味著中央銀行在緊縮銀根,這與目前我國支持擴大內需,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相矛盾。2002年2月21日人民銀行再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唯有再貼現利率沒有下調,從而進一步縮小貼現率與再貼現率之間的利差,票據市場利益決定機制再次受損。

3.苛求的金融監管:擠出票據風險的同時也擠出了票據信用。有效的金融監管對規范票據經營行為、防范票據風險至關重要,但過于苛求的金融監管同樣會對票據業務的發展形成負面影響。長期以來我國由于信用體系不健全,作為信用基礎的商業信用并不發達,實踐表明,票據業務以商品交易為基礎,以真實票據為前提,對引導和規范商業信用,將分散的商業信用引導到銀行信用軌道上,從而“倒逼”商業信用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近年來人民銀行以金融監管工作為重心進行機構調整后,監管部門不斷加大檢查和處罰力度,嚴厲打擊各種無真實貿易背景的票據業務和貼現資金違規流入股市等違規行為,并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此舉對防范信貸風險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目前商業銀行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責任和利益的不對等的情況下,必然影響到商業銀行開拓票據業務的積極性,從而阻礙票據市場的快速發展;這種將票據貼現資金等同于信貸資金嚴禁入市,過分要求銀行保證企業貼現資金專款專用和全程管理的做法既有悖于票據的抽象性也不切合實際,苛求的金融監管在擠出票據風險的同時也擠出了票據信用。

二、中國票據市場發展的前提:放松管制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金融改革如火如荼,金融監管主體不再墨守成規,而是積極順應世界經濟金融發展趨勢的客觀要求,不斷進行金融改革,如美國對商業銀行和存款機構的放松管制,日本近年連續推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等,這些改革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放松管制。從我國情況看,嚴厲的金融管制對票據市場的發展已經形成瓶頸,制約著市場擴容和功能提升,我國票據市場要擺脫目前的困境和取得進一步發展,從管理層面上來說,應及時適度放松管制。

1.放松票據市場利率管制,適應市場化需要。目前貼現的市場利率在3.6%左右,這是由市場供求雙方根據銀行貸款利率決定的,反映了以票據貼現方式獲取資金應付出的成本。銀行作為資金供給方,如果提高貼現利率,則企業的資金需求必然減少,這意味著銀根緊縮和票據市場發展受阻;如果不提高貼現利率,則銀行幾乎沒有盈利空間。為加快票據市場的發展,同時給商業銀行一定的盈利空間,人民銀行有必要降低再貼現利率,對再貼現率定位應由市場供求雙方決定,適應市場化需要,而不能由單方確定,另一方被動執行。

2.放松票源管制,取消對銀行承兌匯票5%的比例限制。銀行承兌匯票的需要量是由企業之間的商品交易價值量決定,或者說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與銀行存款余額并無必然的聯系;通過5%的比例限制以期達到降低風險的做法既缺乏科學依據和實踐佐證,而且比例明顯偏緊。目前我國的票據市場還不發達,銀行承兌匯票總量占GDP之比還相當低,說明經濟發展對這種信用形式的需求還很大,必須鼓勵企業在商品交易中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持和引導商業銀行發展票據業務。目前銀行承兌匯票業務中出現了一些違規和風險問題,有商業銀行原因,有企業原因,還有管理制度不適原因,這些問題通過完善票據業務管理規章、制度,加大事后監督可以得到解決,客觀存在的風險比信貸風險小得多,基本上可以控制,對銀行承兌匯票進行比例限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的和控制風險。

3.放松金融監管,創新監管理念,為票據市場發展創造寬松的環境。金融管理當局為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正常發展,通過法律、法令對金融機構實行管制是很有必要的。通過監管,維持金融業的穩定來保持國民經濟的發展,保障社會經濟效益的最優化,這是金融監管的最終目標;同時,處在金融監管的環境中,銀行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在市場競爭和金融管制的夾縫中求生存是一個無可厚非的事實。顯然在一個過于苛求的監管環境中二者要達到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平衡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有一個高效、寬松的市場環境。對當前的票據市場來說,完善、發達的市場對經濟金融發展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尤其是作為資金需求者的企業創造了融資便利,由此形成很好的社會經濟效益。從目前情況看,過于苛求的金融監管與票據市場的現實發展需要并不吻合,實際上破壞了市場平衡,導致交易量萎縮、企業融資難度加大,社會經濟效益因此受損,必須放松過于苛求的金融監管,實行適度監管,為票據市場的新一輪發展和質的提升創造寬松的環境。鑒于我國票據市場尚處于初級階段的實況,應樹立邊發展邊規范和在發展中化解風險的理念,切不可采取苛求監管的做法,以致在擠出市場風險同時將信用也擠出。

三、當前中國票據市場的金融創新思路

關于金融創新的成因,經濟學界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金融機構的內在需求,即金融機構為追求潛在利潤而進行的金融創新;另一種解釋認為是外在供給所致,即金融機構為逃避金融管制、規避風險進行的金融創新。縱觀我國票據市場,金融機構將票據業務作為新的利潤增長點,同時外在環境又存在嚴厲的金融管制,票據創新的內在和外在誘因均具備。無論哪種原因,金融創新無疑會起到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充分發揮票據市場融資、信用、宏觀調控、降低風險的功能,使票據市場擺脫目前的低迷和困境狀態,推動票據市場的發展。

(一)放松對銀行承兌匯票必須具有真實性貿易背景的苛求,將其作為融資性票據發展

融資性票據與真實性票據相對應,是指沒有真實商品交易背景,純粹以融資為目的的商業票據。票據在承兌、貼現過程中不強調具有真實貿易背景則意味著這種票據就是融資性票據。它在本質上是一種類似于信用放款,但比信用放款更為優良的融資信用工具。之所以進行融資性票據業務創新,不強調真實性貿易背景,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1.世界經濟金融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國進行融資性票據業務創新。隨著世界經濟金融的發展,西方國家早已拋棄真實票據要求(即現在我們強調的真實貿易背景票據),企業憑借自己的信用度來發行商業票據已成為基本的票據融資形式。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融資性票據市場已經具有相當大的規模,美國的商業票據市場和歐洲票據市場的主要交易工具都是商業票據,這種商業票據不要求具有真實性貿易背景,企業僅憑信譽就可以簽發,是一種純粹的融資性債務憑證。這些經驗和做法為我國發展融資性票據業務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和借鑒,隨著我國加入WTO后中外資銀行競爭的加劇,中資銀行迫切需要開辦融資性票據業務。

2.我國經濟金融轉軌為融資性票據業務創新創造了適宜的外部環境。我國一直未主張發展融資性票據主要是受限于1995年制定的《票據法》,而當時中國面臨特殊的經濟形勢,通貨膨脹達到了頂峰,整個社會信用、經濟秩序混亂、社會亂辦金融,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開始實施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經過6年經濟轉軌,當時的通貨膨脹已轉化為現在的通貨緊縮,國內商業銀行的貸款發放也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現被動收縮,近幾年一些銀行的新增存貸比連50%都沒有達到。而且票據市場已經走上穩步快速發展軌道,在這種情況下,從試點開始逐步開放融資性票據業務就具備了較好的外部環境。

3.融資性票據在我國已經有現實的需求和基礎。盡管有關法律對融資性票據進行了限制,但實際上由于我國融資工具缺乏,銀行承兌匯票已經常被作為融資工具使用。根據監管部門對票據業務檢查,商業銀行已經采取開新票還舊票、超商品交易金額簽發銀票等多種變通方式,對沒有真實交易背景的出票人簽發銀行承兌匯票,這實際上是使用融資性票據。盡管監管部門對這些違規行為進行嚴厲管制,但效果不佳;同時在一些地方的民間票據市場上,融資性票據業務也有較大的發展。這說明融資性票據在我國已經有較大的需求和現實基礎。

4.發展融資性票據可以節約監管成本。目前監管部門對已經有著較大需求和現實基礎的融資性票據業務主要采取了防堵措施,事實證明此措施效果不佳,票據“違規行為”屢禁不止,而且花費較高的監管成本,包括信息收集成本、監督檢查成本等直接成本,還包括過度監管帶來負面效應形成的間接成本,也就是在擠出票據風險的同時也擠出了票據信用。在這種情況下開辦融資票據業務,通過科學的制度安排,加強引導和規范,有效控制風險,無疑能夠有效降低監管成本,同時有利于中國票據市場的長遠發展。

5.融資性票據更符合票據無因性特征。票據是一種無因的債權憑證,票據的原因作為其基礎關系同票據上的權利、義務是分離的,當債權人持票據行使票據上的權利時,可以不明示其原因,只要占有了票據,就可以向票據所記載的債務人請求票據表示的金額。從這點上說,過分強調票據真實性貿易背景以及嚴格審查票據的原因關系與票據的無因性特征背道而馳;不強調真實性貿易背景的融資性票據則更加符合票據無因性特征,也更能遵循票據演變發展規律。

如同其他金融創新一樣,融資性票據作為一種金融創新工具,在對金融市場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帶來富有建設性的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存在著負面效應,其中最大的問題亦即推行融資性票據最大的障礙就是創新帶來的風險。當然這種創新本身會使金融機構資產結構優化,抵御風險的能力加強,但這并不意味著消除了風險,相反發展融資性票據在減少風險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的風險。因此必須做好配套措施,強化對融資性票據的風險控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1.分階段逐步放開融資性票據,在區域信用環境較好的地區先進行試點,積累相關經驗后由點到面,逐步推廣。目前運作成本較低的方案是直接將銀行承兌匯票“改進”為融資性票據,即選擇一些資信情況較好、經營狀況正常、現金流量穩定的大型企業進行試點,不再強調其簽發的單筆票據的真實貿易背景;然后推廣到效益好、信譽高、管理規范的中小型企業;最后是建立專業性的商業票據發行公司和規范的票據交易所,通過嚴格控制票據再貼現,鼓勵轉貼現和票據轉讓行為,活躍和培育規范、高效的融資性票據市場。

2.實行“一戶一行”管理制度,企業只能在一家主開戶行銀行簽發融資性銀行承兌匯票,這家銀行就是企業的管理行,管理行對企業開票情況進行監控,尤其是對開票限額進行控制:(1)銷售收入控制法,要求企業簽發銀行承兌匯票余額不超過上年銷售總額的一定比例,從實際情況看,生產型企業通常應在上年銷售收入的1/5以內開票;流通型企業按上年銷售收入的1/10控制。(2)資產負債控制法,要求簽發銀行承兌匯票額與企業其他負債之和要小于企業資產總額,其資產負債比率須控制在85%左右。(3)現金流量控制法,從企業現金流量管理中尋求合理的經濟評判標準與監控機制,通過分析和掌握其現金流量,正確評價票據融資的償債能力和資金周轉能力,使票據融資保持在可以控制的安全性、流動性和風險限度以內。應該說這一評判標準較具科學性,因為票據融資的基本功能在于滿足企業短期資金流動性需求,通過分析現金流可以預測一個企業未來某個時期的現金回流情況,以便確保票據融資如期得到償付。

3.銀行在簽發和貼現銀行承兌匯票時必須如實逐筆將其錄入到信貸登記系統中,由于信貸登記系統所有信息共享,當企業簽發票據與其現金流量不對稱時,銀行可以停止對該企業簽發銀行承兌匯票。

4.建立票據融資企業退出機制,約束企業嚴格守信,對出現銀行到期墊款的融資性票據的情況,由監管當局采取警告并勒令還款、黑名單通報直至取消票據融資資格的處罰,淘汰劣質企業,凈化市場環境,有效降低市場風險。

(二)應大力推進商業承兌匯票的發展

商業承兌匯票作為一種便利的結算和融資工具,在發達國家的信用制度乃至經濟金融發展過程中起到很大的支撐作用。在我國,商業承兌匯票發展緩慢,基礎薄弱,市場規模偏小,主要原因在于社會信用環境不佳,企業逃廢債較嚴重,企業信譽度很低,加上市場缺乏企業以外的強力推動,這些因素使得由企業簽發的商業承兌匯票很難得到社會認同。事實上,從我國當前經濟金融發展形勢以及票據市場現狀看,擴大市場規模,大力發展商業承兌匯票相當有必要:(1)商業信用是社會信用的基石,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我國商業信用不發達使得信用發展不是遵循由商業信用向銀行信用演進的自然過程,而是由銀行信用反推商業信用的發展。當前通過發展商業承兌匯票這一載體將對商業信用的發展起到助推作用;通過授予企業商業承兌匯票簽發資格形成一種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逐步改善社會信用環境。(2)簽發商業承兌匯票的成本較低。與銀行承兌匯票相比,商業承兌匯票僅靠企業信用就可以簽發,它不需要企業到銀行三番五次申請,也不需要向銀行交納保證金、手續費,企業花費的成本較低;另一方面,商業承兌匯票主體較簡單,通常只有一對主體,信息容易獲取,銀行監管較方便,管理成本相應降低。(3)銀行能夠通過商業承兌匯票業務操作盈利。商業承兌匯票簽發后,銀行可以對其進行貼現、轉貼現,還可以申請再貼現,這無疑能夠增加銀行的貼現收入。(4)企業自身也愿意使用商業承兌匯票,不僅能獲得融資便利和降低企業經營成本,而且能提高資金利用率,支持企業加快發展,還可以樹立企業形象。因為企業一旦獲得簽發商業承兌匯票資格,首先意味著企業擁有一筆很大的無形資產,說明企業形象、信譽度非常高,這對企業的發展相當有利。(5)商業承兌匯票簽發的安全度較高。與融資性銀行承兌匯票不同,商業承兌匯票的簽發必須強調真實性貿易背景,主要原因在于:商業承兌匯票主要以企業信用作保證,而企業信用尚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通過要求真實性貿易背景限制可以大大降低這種不確定性,排除惡意融資行為;而且,商業承兌匯票簡單的流轉關系,使真實性貿易背景要求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基礎,管理層很容易進行監測和控制,商業承兌匯票必須具有真實貿易背景要求才能有效提高票據簽發的安全度。

我國商業承兌匯票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由人民銀行推動,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難題主要是如何規范管理和防范風險。實踐證明,通過金融創新進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達到有效控制風險的目的。這些創新性制度安排包括:(1)推薦制度,企業的主開戶行對符合條件的企業進行推薦,為人民銀行選優企業提供參考。(2)評級制度,人民銀行認定的權威性評估公司對待選企業進行評級。(3)公示制度,由人民銀行對候選企業名單在銀行系統進行預公布,廣泛征求各方意見。(4)審批制度,人民銀行對候選企業的資格進行嚴格審查。(5)管理行制度,企業的主開戶行為管理行,監控企業的開票及承兌情況,對企業簽發的商業承兌匯票辦理貼現和轉貼現,用銀行信用彌補企業信用的不足,為推動商業承兌匯票業務的發展提供保障。(6)公告制度,在新聞媒體上公告,列出企業和管理行名單、商業承兌匯票承兌額。(7)檢查制度,人民銀行對簽票企業及管理行的業務開辦情況進行現場檢查,糾正違規行為。(8)評先制度,定期評選商業承兌匯票優秀管理銀行和優秀企業,實行正向激勵。(9)淘汰制度,每年對商業承兌匯票業務開辦不佳、到期未能及時兌付、超限額超期限簽票以及簽發無真實性貿易背景票據的企業,列入黑名單,吊銷簽票資格。

通過以上制度創新,解決了票據市場上兩個極為關鍵的問題:(1)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推薦制度、談話制度、公示制度、公告制度的推行,銀行可以獲得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和信用情況,企業借助于管理行可以了解簽發商業承兌匯票企業的有關信息,從而大大減少簽票企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機會,有利于票據市場的健康發展。(2)風險分攤問題。簽票企業通過管理行制度、淘汰制度,受到相應的約束和管制,承擔到期不能兌付就退出市場的責任,但企業通過簽發商業承兌匯票增加了一筆無形資產,同時降低了資金成本;管理銀行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財力,對企業進行監測管理,但獲得了票據貼現的利息收入,權責對稱;人民銀行對企業進行審查和管理,進行市場準入,要花費成本,同時承擔一定的政策風險,但通過推行商業承兌匯票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因此商業承兌匯票的市場風險和收益實現了高水平的對等,較好地解決了風險分攤問題。超級秘書網

(三)建立票據專營公司

所謂票據專業公司,就是專門從事票據市場交易的法人公司。一般來講,票據經營大約有四種運作模式:柜臺交易模式,就是銀行設一個票據交易的柜臺;專營窗口模式,就是銀行開辟專業性的票據業務窗口;交易所模式,就是建立經紀人共同交易的場所;票據專營公司模式,就是建立法人公司,專業從事票據市場交易。從實際來看,前兩種模式我國都已經實行,但成效并不理想。設立交易所則需要標準化的金融產品,以商品交易為基礎的承兌匯票,難以滿足金融產品標準化的要求。從英國、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票據專營公司是一種較好的可行模式。

從我國來看,由于目前票據市場發展存在多重的制度性缺陷和阻礙,成立票據專營公司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有利于解決我國票據市場發展存在的制度性問題。票據專業公司作為高效率的機構,可以加大票據市場拓展力度,促進業務的發展,提升市場規模;有利于防范票據業務經營風險,實現票據業務的市場化和規范經營;有利于形成票據市場發展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競爭機制和創新能力,為我國票據市場的形成發揮孵化器的重要作用。票據專營公司由中國人民銀行進行監督和管理,采取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組建,實行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管理體制,參股單位可以是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集團。業務活動范圍包括:(1)對企業辦理商業票據的承兌和貼現;(2)對金融機構辦理商業票據的回購和轉貼現;(3)與金融機構開展商業票據的買賣;(4)辦理短期信用票券質押;(5)受托辦理企業的短期債券的發行和還本付息;(6)提供短期票券投資和融資的信息咨詢服務;(7)充當票據市場票據交易的中介;(8)為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票據鑒定服務等。資金來源可以為自籌,或通過再貼現、回購等方式向人民銀行進行短期資金融通,也可以向商業銀行進行同業拆借,還可以持有未到期票券作為抵押向商業銀行申請短期貸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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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印經貿合作現實意義

    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不僅是亞洲地區的重要經濟體,而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兩國之間的經貿關系對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據中國海關統計,2008年中印雙邊貿易總額為518億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據印度《金融快報》報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長表示,由于對來自美國產品需求疲軟,而對中國產品需求旺盛,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

    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背景下,中國和印度兩國的貿易雖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仍保持了較為旺盛的活力。中國和印度是在此輪全球金融危機陰霾之下發展最快的兩個國家,而這兩個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卻迥然不同。印度力圖仿效中國的成功,希望在制造業領域為其日益龐大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而中國則試圖仿效印度在IT、醫藥產業等知識含量比較高的領域取得成功。中印經貿關系的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中印關系的新亮點,也有助于提升亞太地區應對金融風暴襲擊的信心。

    二、金融危機對中印經貿合作的影響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金融危機和經濟發展周期的雙重打壓,在此情況下,中印兩國雖然經濟仍在增長,但增速明顯下降,外部金融動蕩加劇,經濟發展環境明顯惡化。中印經貿合作的主要行為體是企業,但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民眾消費信心下降,企業資金周轉出現困難,導致大量企業倒閉,許多企業收縮生產規模。一些已經上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簽署的協議可能作廢,中印經貿合作受到沖擊。例如中國是全球鐵礦石第一大需求國,印度是繼澳大利亞、巴西之后中國的第三大鐵礦石來源國,其鐵礦石出口的80%銷往中國,并占據其對華貿易的70%以上。經濟危機使中國鋼鐵生產大幅下滑,盡管全球鐵礦石價格已大跌,但中國企業的鐵礦石需求整體萎靡,對印度鐵礦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趨勢,從而進一步增加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印度則求助于對中國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傾銷政策,沖擊兩國經貿關系。經濟危機主要帶來的不良影響是:

    (一) 印度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中印貿易雖然發展迅速,但印度對中國的商品準入和企業投資長期持懷疑態度,并頻繁采取投資審查和反傾銷等措施。相關資料顯示,印度對華實施反傾銷的數量僅次于美國。

    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呈上升趨勢。印度雖然自詡自身增長模式是內需驅動型,一度自認所受金融危機影響相對較小,甚至認為金融危機為其提供了趕超中國的機會,因為依靠出口驅動增長的中國受到沖擊較大。但現實情況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機中獨善其身。印度經濟也遭遇盧比貶值、股市縮水、企業倒閉、資本流動性緊張等問題。

    為了刺激本國經濟增長、扶持本國企業生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尤其針對中國發起了多起反傾銷行動。特別是在2009年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從中國進口玩具,后雖對部分產品放寬條件,但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不言自明。

    (二) 發展模式之爭加劇

    目前,國際社會上的發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歐盟為代表的福利資本主義、日本為代表的發展型國家資本主義及新興國家的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歐日經濟問題較多,其發展模式已偏向美國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美國模式”即“華盛頓共識”,其宗旨是強調市場自由原則,主張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場化。“中國模式”特指在維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主動創新、大膽實踐,從而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社會的協調發展、國家的和平發展的一整套思路、經驗和理論。中國模式強調務實,反對意識形態為綱;強調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相結合;強調統籌政府和市場兩個大局。“印度模式”與中國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體制下推進經濟的自由化,逐步放松傳統的政府管制,鼓勵私營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并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金融危機下中印經貿合作的對策

    (一)挖掘經濟互補性,深化經貿合作

    與“安全困境”相比,經濟領域的共贏機會更多。中印發展模式雖然不同,但互補性強。中國勞動力效率高,印度資本效率高,兩者結合將產生“經濟增效”作用。未來雙方可著重加強以下領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結構的互補。從商品構成看,印度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產品為主,中國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樣化,且附加值較高,如重型機械。由于雙方經濟的整體發展模式及具體產業發展層次存在差異,這種商品貿易的互補性可以持續下去。二是相同產業內的互補。兩國在相似部門如化學藥品、機械設備及紡織業等領域開展產業內貿易也完全有可能。兩國可結合自己的發展特色,不斷提高各自在相似產品價值鏈的不同層面上的比較優勢,不斷擴大同一產業內的互補性。例如,中印在紡織品出口領域的競爭使中國企業從印度進口紡織原料,而自己生產和出口服裝。這樣,兩國通過紡織業內部貿易得以將競爭轉化為合作的新機遇。三是IT服務領域的互補。印度軟件發達,中國硬件發達,兩國在IT領域建立合資企業有相當廣闊的前景。

    (二)推動企業走出去,加強相互投資合作

    印度對中國始終抱有戒心,在諸多“敏感”領域對中資企業投資設限。金融危機發生后,印度為疏緩嚴重的資本流動性緊張問題,放寬部分領域的外資進入限制,并鼓勵企業海外融資。2008年10月,印度證券管理委員會宣布解除對外資最高40%的投資限額規定,以“挽留”正迅速流出的國外資金。 2009年2月,印度政府表示將放寬外國資本對印度的直接投資,凡是印度資本占 50%以上的合資企業所建新的企業一律被看做印度企業。按照原來的法規,凡有外資加入的印度企業建立的新企業仍被看做合資企業。按照新規定,所有印度資本占多數的新建企業將不受到政府關于外資對不同行業投資比例的限制。印度政府的上述舉措無疑為中國企業進軍印度提供了機遇,經濟上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勢必可作為雙邊關系的穩定器。另外,兩國大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實力較以前大為提升,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度私企實力雄厚,在經濟生活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僅塔塔和安巴尼兩家家族企業的銷售額就占印度GDP約5%。與此同時,中國企業也可憑借雄厚財力,通過注資、并購和直接投資等方式,加快進軍國際市場。國際金融危機下,許多西方大公司資產縮水,甚至面臨破產,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較之前大幅下挫,為中印企業進軍國際市場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參考文獻

    [1]文富德. 印度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對策及其經濟前景分析[J]. 四川大學學報, 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