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價值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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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是，中華民族（按2005年的統計資料，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漢族）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人脈、歷史、文化未發生斷裂，仍然充滿生命活力，人口最多的古老民族。如果中華民族創造的中華文明是一種糟糕的文明（最近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被或明或暗、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地這樣告知），那就只能得出文明與民族的生存、發展毫無關系的結論。不能接受這樣荒謬的結論，那就只能承認中華文明也許是當今世界最優越、最先進的文明（如果文明可以作這樣的比較），這是為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所考驗、所證明的，是有可能發展成為大同世界普世文明的文明。

在這一點上，我們（站在中華文明基本立場上的人）與亨廷頓截然不同。亨廷頓認為文明之間的沖突是根本的，文明沖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他雖然說，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各大文明之間要進行對話，但他對此前景是“悲觀”的。他研究的重點是，美國（或者擴大為西方）如何在文明的沖突中未雨綢繆，立于不敗之地。在他看來，文明只有特殊性，沒有普世性。

亨廷頓得出這樣的結論毫不奇怪，因為他的理論可以說是崇力文化話語在當代最重要的果實。而中華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優越性正來自崇德文化，永葆青春活力的奧秘也就是崇德文化。我們在“文明”是“文化”的積累成果意義上使用“文明”一詞，因此，從崇德文化角度看來，文明雖然一定有地域特性（因為交流是文化的最根本的功能之一，無特性就無所謂交流，地域特性是文明的一種重要特性），但又一定是具有普世性的，是能為人類所共享的。

這就可以解釋一個有意思的事實，與亨廷頓持相反觀點的西方“普世價值”論者，卻與亨廷頓的思維方式何其相似。亨廷頓的理論有個潛在的前提，就是所謂的“歐洲中心主義”、“西方文明優越”論。亨廷頓要“提醒”的是西方政治家，本來優越的西方文明正面臨中華文明（亨廷頓把中華文明概括為儒家文明，可見西方學者對中華文明多么隔膜、多么無知。可悲的是，相信自己傳承了中華文化道統的中國學者，很多還及不上他，他至少還對儒家文明表示應有的尊敬）、伊斯蘭文明的嚴重挑戰，再不驚醒，文明的強勢地位可能失去。在這一點上，西方“普世價值”論者的理性自覺還不及亨廷頓，他們理論的預設“公理”是，西方世界的一些價值標準（還是文藝復興時代以來逐漸形成的價值標準），就是普世價值。所以，相信文化普世性的“普世價值”論，直接推導出了“人權高于”的結論，比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更霸道、更顢頇，也更具危險性。從同是崇力文化的角度來觀照，對這種表面相反、實質一致的怪現狀，就一目了然了，不過一個紅臉、一個白臉而已。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當今中國與世界弘揚中華文明，倡導崇德文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

古往今來，人類文化，以價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兩大種。

中華文明之所以那么優越，就因為2500多年前，《老子》明確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確立了崇德文化話語。

從崇德文化角度看，人類歷史開始于和諧社會，主要的人際關系是合作關系，以后由于種種原因起了紛爭，以強凌弱，迷失于崇力文化，但社會分崩離析、環境日趨惡化、人際冤冤相報、因果惡性循環的前途，開始使人警醒，向往和諧社會，這其實是歷史的回歸，對人性善的回歸。

因此，崇德文化之“德”，是指先公后私、大公無私的品質；崇力文化之“力”，是指為個人與利益小團體謀利的能力。崇德文化是“無（超越）我”的文化，崇力文化是“有（執著）我”的文化。但歷史現象是復雜的，因此對一種歷史現象是“崇德文化”還是“崇力文化”的判別也是復雜的。判別主要依據其價值觀的本質屬性，“價值多元”還是“價值尚同”，是“崇德文化”與“崇力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標志。

東方有崇德文化話語，也有崇力文化話語，西方亦復如是。我們論述了中華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但從本質意義上，不能說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崇力文化。因為在我們看來，崇德文化是正面的文化，崇力文化是負面的文化，判別正面與負面，與判別善惡一樣，也以是否有利于社會化生活為標準。文化有正面與負面、精華與糟粕之分，文明就是正面的成果，是人類的共同遺產。然而，當今世界以西方話語為主流話語，而現代西方話語又是崇力文化話語占主導地位，以崇力文化來闡釋西方文明精神，故而，這個意義上的“西方文明”，也可以說其核心是崇力文化。也正是針對這樣闡釋的“西方文明”，才提出“中華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這個命題。所以，本文選取中華傳統崇德文化與西方現代崇力文化為樣本進行比較。

崇德文化產生于農耕文化，崇力文化產生于以游牧文化為代表的逐利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與海盜文化。農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農耕文化以家庭、家族為社會細胞與系統，游牧文化以團隊、集團為社會細胞與系統。農耕文化以親情為人際關系的紐帶，用禮義來規范；游牧文化以利益為人際關系的紐帶，用契約來約束。農耕文化重歷史傳承，重在“久”；游牧文化重新奇開拓，重在“強”。農耕文化推崇圣人，游牧文化崇拜英雄。農耕文化是過日子的文化，重“和光同塵”、遠悅近來，整體的安定、統一，以保持整體內部的多樣性與發揚個性為前提；游牧文化是以戰爭為生活常態的文化，重競爭、征服，整體的效率、團結，以權威與實力為轉移。農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農耕文化使社會生活穩定、持久，是由保持家庭、家族的傳統來實現的。或者說，家庭、家族在這方面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家族是農耕社會的基礎。中華農耕文化主要的特色有兩條：一是以祭祀保持道德精神的傳承，二是以歷史理性替代偶像崇拜。

崇德文化在宗教觀、價值觀方面體現為人本主義，崇力文化在宗教觀、價值觀方面體現為神本主義。人本主義也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崇德文化表現為和諧理念、建設思維，崇力文化表現為沖突理念、戰爭思維。和諧理念、建設思維同樣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從以上簡略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到，道德是中華文明的價值基礎。“道德”觀念的價值取向就是普世性。在“道德”價值的基礎上，“仁”、“義”、“禮”、“智”、“信”、“廉”、“忠”、“孝”等價值才能被正確界定，不走極端。真正具有普世性價值，人們是樂意遵守的。因此，老莊之道、孔孟之道、禪之道，盡管幾千年來遭到百般歪曲、篡改、遮蔽、打壓、妖魔化，卻一直積淀在中國人的人格深層，成為中華民族青春常在的精神源泉。有學者說，你們說中華文化優秀，但優秀的都在書本里，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的中華文化都是很糟糕的。這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錯的，也是很沉痛的話，但是淺見。汶川大地震，中國人整體人性大爆發，就可以證明，中華優秀文化不僅留存在書本上，更積蓄在中國人的血液里。感受到這種爆發，也深為之感動的中國人，昨天還可能為彌漫中國的道德淪喪、世風日下而唉聲嘆氣、痛心疾首；時過境遷，又可能恢復到原來的怨天尤人、灰心喪氣的心理狀態中。對倫理道德現狀的不滿，正說明心頭有桿崇德文化的秤。

崇德文化是解決當代社會危機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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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雕塑藝術的歷史源遠流長，而且不同國家，甚至是在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其雕塑藝術的風格都大不相同，每一種風格的雕塑藝術都受該地區的人文環境、風俗習慣和歷史因素的影響。同樣，在每一個地區雕塑藝術作品身上我們也可以發現該地區有特色的一些影子。例如，我國唐朝時期，經濟發達，國土面積大，而且唐朝的女子都以胖為美，因此唐朝時期的雕塑的體積比較大，而且雕塑風格也是一些奢靡、豪華、繁榮的風格，唐朝之后的明清時代，經濟發展相對于唐朝弱，因此明清時代的雕塑大多沒有唐朝雕塑的那種繁榮、奢靡之風。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我國的雕塑藝術已經與世界接軌，但是這些燦爛的歷史雕塑藝術會一直是我們國家最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2］

1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

1.1反映每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

雕塑藝術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物品為雕塑品，以不同的形象作為雕塑原型，其原型可以來源于古老的傳說，也可以來源于口口相傳的奇聞異事。雕塑家通過雕塑品將這些原型雕塑出來，既是一種美的享受，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傳承。同時，這些雕塑品也可以為后人研究這個時代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提供依據。從上文中，我們可以得知唐朝的經濟十分發達，從一些出土的唐朝雕塑品中我們更加可以肯定這一點，唐朝最出名的皇帝唐太宗的墓前有一座舉世聞名的浮雕石刻—昭陵六駿，浮雕中的六匹駿馬每一個都栩栩如生，而且形態姿勢各有不同。如此精美的浮雕藝術品和雕刻手法也從側面印證了唐朝經濟的發達。

1.2作為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代表之一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我國許多雕塑藝術品的雕塑來源于中華文化。例如，孔子是我國著名的儒學家，也是儒學的創始人之一。因此，在許多孔子講學的地方都有孔子的雕塑品，或是諄諄教導中的孔子，抑或是獨自思考的孔子。這些保存下來的雕塑品無一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中華文化的代表之一——儒學文化。雕塑藝術，作為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代表，不但在表達一種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紀念，更應該是一種鼓舞的力量，鼓舞著我們帶著我們中華文化走向全世界，讓我們中華文化在世界的文化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2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的特征

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具有社會象征意義，即象征著某個時期全體社會人民最真切的期盼。例如，古時候的人民最害怕的就是天災和戰亂。尤其是戰亂，兩國交戰，不但要犧牲很多士兵，而且交戰兩國的人民也會久久處于水深火熱的生活中。西漢時期的邊疆人民飽受匈奴的騷擾，于是西漢派出了霍去病去平定匈奴之亂，歷經數年之后，霍去病不負眾望，平定了匈奴之亂，但是霍去病卻在二十四歲時因病去世。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英雄，在西漢邊界修建了很多霍去病的雕像，這些雕像寄托了人們對這位英雄的敬佩與哀思，同時也寄托了人們對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希望這位大英雄可以繼續保佑他們的和平生活。［3］在每個不同的社會時期，生活在每個不同社會時期的人民生活愿望不同，有的時候希望國富民強，有的時候希望風調雨順，有的時候希望平安健康，智慧而淳樸的中國人民用藝術將這些美好的向往都表現在雕塑品中，形成每個時期特有的雕塑特色。

3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的價值作用

3.1雕塑藝術是城市環境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經濟的不斷進步和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居住地逐漸從農村遷移到了城市。近些年來，城市人口的增長數量一直高于農村人口的增長數量。隨著在某一個城市居住的城市居民越來越多，城市建設也會隨之越來越完善。日益完善的城市建設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舒適感和滿意度，也可以推動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在城市環境建設中首先考慮到的就是綠化，這是與人民健康相關的問題。在綠化工作完成之后，為了進一步推動城市化建設，越來越多的城市建造了許多雕塑品，繼而滿足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需要。

3.2放松人們生活的緊張感，陶冶人們的情操

隨著生活壓力的逐漸增大，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的生活壓力也越來越大，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如住房、工作、家庭和孩子等。這些壓力在無形中增加了人們生活的緊張感，在這種高度緊張感的生活狀態下，人們的生活質量大幅度降低。久而久之，人們的身體健康也會受到影響。在城市建設中增加一些雕塑品可以起到一定的放松人們生活緊張感的作用。例如，一些造型可愛憨厚的小動物雕塑品可以使人們會然一笑，使人們暫時逃離出巨大的緊張感中。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鼓舞意義的雕塑可以鼓勵生活或者工作失意的人們繼續努力，各式各樣的雕塑品可以表達各式各樣的含義。

3.3延續與傳承城市的人文精神和歷史發展

每個城市都有屬于自己的人文精神，也有屬于自己的歷史發展過程。這些人文精神和歷史發展過程如果沒有被很好地保留下來，對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子孫后代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損失。雕塑可以很好地把這些人文精神和歷史發展進程保留下來。若干年之后，繼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們可以通過這些雕塑感受整個城市一路傳承下來的人文精神，也可以在這些雕塑中仔細體會這座城市的歷史發展過程，并將這些人文精神繼續發揚光大。

4結語

一個小小的雕塑品，一門看似不起眼的雕塑藝術，其背后都蘊藏著這么豐富的社會意義，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小視，其在社會的進展過程中所起的價值作用也十分巨大，我們應該用心去感受每一份雕塑品帶給我們的文化意義，用自己的力量去更好地繼承和發揚我們的雕塑文化和雕塑藝術。以上是筆者個人的粗淺之見，文中如有不到之處，還望相關的工作人員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張迪.室內環境藝術設計中的美學價值與理念［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下），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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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新華.嶺南傳統建筑裝飾雕塑藝術的美學特征［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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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矛盾。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多樣化與本土化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與此同時，近幾十年來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之間在文化方面的矛盾和沖突也不斷增長，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危機感在社會不同階層中再次出現。關于“國學”“草原文化學”“蒙古學”研究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各民族有識之士對尋找文化根源和傳承文明的焦灼心理。內蒙古各族學者把豐富和發展草原文化作為重要的歷史使命，積極開展區域文化研究，深入探討草原文化的歷史命運、發展差距、文化變遷、現代轉型、未來走向等諸多問題。

（二）發達與欠發達之間的矛盾。不同民族和地區之間的文化發展水平的差異性，造成了人們對文化交流、發展模式的理解體悟上的差異，特別是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之間的地位落差，可能加劇不同文化形態之間的對立情緒。我們不能漠視各種文化之間的碰撞及由此引起的種種極端行為，但也不能過分強調這一沖突和碰撞。實踐證明，各類文化之間的沖突和差異，只能在文化自身發展和交往中不斷克服和縮小。為此，我們必須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重新審視。一方面需要在總結草原文化現代化歷史經驗基礎上，提出更為切實合理的文化理論，以期對這一問題獲得更加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需要認真思考草原文化現代化之路所面臨的困境及不足等具體問題。如此，才能真實地回答傳統文化能否現代化、傳統文化中哪些包含有現代性的因素和向現代化轉化的可能。

作為主流文化重要成分的草原文化既要實現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又要融入世界先進文化的建設潮流中，就必須對世界先進文化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加以思考，參與到未來人類的世界性共同價值建構活動中。同時，也需要在世界先進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全球視野來審視草原文化，這樣才能更好地挖掘其中的現代性。我們應該立足于草原文化發展的實際來汲取現代文明的營養，豐富和發展草原特色的新文化。從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來看，都沒有完全否定傳統文化，而是在科學合理地評價基礎上積極提煉和梳理了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當今，人類文化的趨同性、單調性、重復性色彩日益加重，強勢文化日益成為主流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存和發展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并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保持和發展本土文化顯得尤為迫切。

（三）草原文化面臨的挑戰。雖然草原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但進入新世紀以后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如果說草原民族過去主要面對的是大自然的挑戰，到近現代之后則主要面臨當代強勢文化及現代文明的沖擊。這對草原文化的提升和發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一定意義上說，少數民族的現代化過程，就是民族文化的優化和選擇過程。面對來自多方面的挑戰，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幾乎每天都要對各類文化要素做出選擇，進而不斷適應或融入主流社會的發展進程。經過100多年的社會變遷，再加上自然條件及人為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北方草原傳統游牧社會由游牧――半農半牧――農耕――城鎮四種經濟文化類型依次更替，游牧的蒙古人隨之也完成了兩次經濟社會的轉型，即從游牧人到定居者，從定居者再到城鎮居民的變遷。在這一復雜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在市場經濟的巨大沖擊下，大部分農牧民走上致富道路的同時，也有一些農牧民永遠地失去了賴于生存的耕地和牧場。他們在保護生態環境、穩定邊疆地區、服從國家利益、實現三化（城市化、工業化、產業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然，草原社會的被動變遷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社會的發展、現代化步伐的加快、文化的變遷及外來文化的沖擊等，直接造成了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和文化變遷。近代以來，漢族移民及農區、半農半牧區的出現，使內蒙古地區農耕文化、工業文化、城市文化圈不斷擴大的同時游牧文化圈也明顯縮小。僅以使用語言為例，草原民族在傳承民族文化與普及教育、科學研究、公共場所、行政管理、經濟交往、通訊聯系等方面對于媒介語言的選擇就充滿了矛盾。隨著現代化步伐的加速，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群眾在為自己和子女未來進行設計時，都會更多地考慮發展前途和切身利益。這些情況充分反映了少數民族在文化認同與選擇上出現的感情與理性之間的矛盾沖突。

面對全球化與現代化進程對傳統文化的生存與發展的巨大挑戰，草原傳統文化只有兩種選擇：或接受挑戰，勇于創新，走出困境；或被主流文化融化，失去文化個性和主體自我。實踐證明，草原人民只有抓住歷史發展的重要機遇，才能迅速縮小和彌補發展落差，借現代文明之力改造和提升傳統草原文化的內涵和外延，迅速縮小發展階段上的差距，從而以超常規發展和追趕發展等形式，大踏步走進前列。

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發揮后發優勢和潛力，進而對草原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地繼承和創造性轉型，這是草原文化能否順利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所在。為此，草原民族一方面要在困境中積極探索發展模式，不斷克服欠發達文化的種種不足；另一方面，應繼續保持草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持久創造力。為了盡快實現草原文化的現代化目標，我們必須站在現代文明的基點上，大膽創新，兼收并蓄，超越文化自我的精神境界，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塑造，從而樹立新世紀民族文化新的“草原形象”。

二、草原文化的現代價值

注重對文化內在價值和意義的挖掘與傳承，是草原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道，也是體現草原文化的首要價值之處。從草原文化的發展進程來看，既要充實和豐富主流文化，又要保持和弘揚草原特色的文化個性。為此，必須在保護與開發并重的前提下繼承和弘揚草原文化中的現代價值。縱觀草原民族的歷史發展不難發現，草原文化的價值體系中文化的多樣化價值、開發價值、思想價值、產業化價值等比較突出。

（一）草原文化的多樣性價值：文化的多元化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象征，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2006年內蒙古和蒙古國聯合申報的蒙古族長調民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開創了不同國家、跨境民族、同質文化聯合申報的成功范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北方少數民族不僅繼承和發展了古代游牧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而且還積極吸收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合理成分，在與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吸納與交融中，不斷豐富和完善了北方草原文化的獨特內涵。社會經濟形態的多樣性，民族文化成分的復雜性，語言文字與的多元性，思想意識的開放性，呈多元互補之態勢，從而形成了以草原文化為主干的區域文化。沒有哪一種文化像草原文化這樣具有鮮明的多元整合的復合性特征。因為，草原地區不僅先后經歷了狩獵文化、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工業文化、城市文化等不同經濟類型文化，而且在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區域文化與民族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有機結合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多元、多樣、多極為一體的復合性文化。

草原文化是文化多樣化發展的重要載體和具體體現，也是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思想源泉，以其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不僅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寶庫，而且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成為了世界最珍貴的人類文化資源和遺產之一。為此，我們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在保護草原地區自然形成的文化、生物、植物多樣性的同時，也要及時搶救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文物、古籍文獻、名勝古跡等。保護并開發內蒙古豐富的文化資源，精心打造我區文化品牌的“草原形象”，做大、做強民族文化產業，實現民族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不僅是建設民族文化強區的必由之路，也是保護中華文化多元格局的需要。

（二）草原文化的思想價值：從相關研究成果來看，草原文化有三種比較突出的思想價值。一是草原文化中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思想，為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工業文明的迅猛發展使人類社會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也帶來全球范圍內生態失衡與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而歷代草原民族“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觀念，被公認為是對此難題的解決有所貢獻的思想智慧。“人與自然和諧統一”論的最深刻含義就是承認自然界具有生命意義，具有自身的內在價值。它啟示人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息息相通，人的生命活動與生命狀況直接與自然狀況有關。因此，人應像愛惜自身一樣地善待自然，不能破壞侵害自然，人應與自然保持一種終極意義上的協調關系。二是草原文化的精神價值。自古以來，草原地區出現了大量反映人類頑強不屈、開拓進取精神的典型文化現象。不屈不撓、昂揚向上的民族精神之所以生生不息地被傳承下來，就在于這些文化精神中寓有鼓舞人、激勵人或感化人、升華人的思想價值。草原文化的思想價值是草原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核心成分，是文化價值的提煉和濃縮，對草原地區的發展進步有著重大意義。內蒙古學者在認真吸收和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斷提煉和概括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精神面貌：即熱愛故鄉、崇尚英雄、豁達包容、開拓開放、求真務實、堅韌頑強；價值體系：主要包括人與自然關系上體現的價值觀、人與社會關系上體現的價值觀、人與自我關系上體現的價值觀、人格理想與價值目標關系上體現的價值觀，以及精神內涵、思維模式等。這些人文精神無疑是草原民族在現代化建設中應當繼承的寶貴遺產。三是草原文化的生態倫理價值。草原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在調解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形成了諸多至今看來仍然十分卓越的倫理思想。這種思想以尊重自然、愛護自然萬物，人與自然相互依賴、和諧共處為核心，充分表現在游牧民族的生命觀、自然觀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觀中。以崇尚自然、愛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為基本精神的草原文化，不僅蘊涵著深刻的自然生態思想，而且也體現出以關注自然萬物的生存和發展為鮮明特征的生態倫理思想，這與當代生態倫理學所闡述的思想具有很多相同之處。其顯著特征在于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在尊重自然、愛護自然，與自然相互依賴、和諧共處中延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雖然草原民族生態倫理思想還囿于樸素的思想倫理范疇，系統性和科學性不強，但在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足以給后人以諸多有益的啟示。

（三）草原文化的開發價值：近年來，內蒙古以草原文化為標志的民族文化大區、民族文化強區建設，其思想的啟迪性、教育性和巨大的凝聚力，在自治區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中日益彰顯，草原文化已成為內蒙古軟實力的突出標志。一系列支持全區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極大地解放了內蒙古的文化生產力；先后實施完成了以文化藝術精品生產、“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內蒙古文化資源普查項目”和文化硬件建設為標志的“十大文化工程”等，實現了內蒙古文化發展的歷史性跨越。草原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合日益緊密，成為助推內蒙古科學發展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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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6-0249-02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創造了無數令世人矚目的文化成果。中國傳統文化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和日常生活中，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在當代，研究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不僅對于繼承與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有重要作用，而且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著更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和特征

（一）中國傳統文化內涵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發展過程中所創造形成的、由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文化，包括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制度規范、風俗習慣、宗教藝術等，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悠久的歷史以及博大精深的內涵。經過長期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思想和生活當中，影響著中華民族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這種文化體系還影響著社會的各個領域，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

中國傳統文化是在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在特有的經濟結構、政治形態、思想意識等的基礎之上形成并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其特有的內涵，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展現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具體來講，中國傳統文化有以下幾方面特征。

1.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中國傳統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通過與不同民族文化進行交流，積極吸納各種文化的長處，通過不斷的豐富、完善、革新，來適應中華民族發展的需要，同時也實現了中華文化的可持續發展。這也是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富于生命力并長期領先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就體現了中國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各派思想家通過百家爭鳴闡述自己的觀點，同時，也吸納了其他學說的觀點，豐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學說。唐代，胡漢文化的交匯融合進入了高峰，外來的音樂、舞蹈、美術等藝術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中原文化，使其展現了別樣的生命力。對于外來文化，中國文化能夠加以吸收，將其同化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明清時期，外來的宗教、醫學、建筑學以及近代科學都在不同時期進入中國，被中國文化所接納，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多民族文化融合成的文化，使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極大的適應性、開放性和生命力，使中華文明一直延續至今。

2.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和諧。倡導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特征。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諧理念首先表現在人與人和諧相處上。中國傳統文化中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看得尤為重要，如孟子提出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國儒家思想中曾經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了人與人之間應該以寬厚的態度和諧相處。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強調了通過推己及人的態度促進人與人的和諧相處。儒家思想中還提出通過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方面培養人的道德修養，促進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從而實現社會和諧發展。中國道家思想中也提出了通過無爭、無為，實現人與人和諧相處。其次，和諧理念還表現在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上。中國傳統思想主張“天人合一”，認為人與自然是和諧統一的，強調通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從而實現的人類的發展。中國古代思想家也十分重視生態平衡，認為人與自然應和諧發展，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荀子認為，人類發展應該以順應自然規律為前提，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從而提出了“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強調人類發展應該順應自然，以自然規律為發展的準則。

3.中國傳統文化崇尚道德修養。道德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處于極其重要的位置，在協調人際關系和規范社會秩序方面都有著重要作用。在個人道德修養方面，中國傳統文化首先強調用博大的胸懷和寬厚的態度對待一切，即“厚德載物”；其次，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通過提高自身道德修養，不斷完善自我，實現人生價值。儒家思想就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見中國古代社會對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視程度。《大學》中還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通過用道德教育，使道德規范民眾的思想行為，從而達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在治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統治者應加強道德修養，率先垂范道德，即“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倍”。孔子提出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強調通過將傳統道德思想與政治相結合，以道德來治理國家，從而實現社會和諧。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依然有重要的價值，我們應該繼承并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使其在當揮作用。

（一）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思想基礎

以和為貴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倡導和諧的觀念已經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思想生活當中。在當代，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思想基礎。通過繼承并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使其貫穿于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可以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增加和諧因素，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從人際關系方面來看，人際和諧為社會和諧提供了基礎。通過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和為貴”、“推己及人”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利于人們在社會交往過程中正確處理人際關系，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促進人際交往的和諧發展。從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人與社會的和諧為和諧社會建設提供了重要保證。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協調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同時使個人得到全面發展，促進人與社會和諧發展。

（二）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中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提供內容支持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倫理道德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經過長期發展，傳統美德在中國已經與政治、經濟、文化密不可分，中國傳統美德已經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思想當中。將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相結合，既可以為社會主義道德提供內容支撐，又可以提高人民群眾對道德建設的認同感，對道德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通過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關于自身修養的優良傳統，可以加深個人對傳統美德的理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形成正確的道德觀念。對傳統優秀道德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可以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形成尊重優秀傳統文化、學習優秀道德文化的良好氛圍，對提升全民族的道德修養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提供導向

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認為人與自然是和諧統一的整體，莊子就曾經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合一”。時至今日，這種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依然有重要的意義。當今，中國在各方面建設上取得了諸多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但是在發展過程中，部分地區的不合理發展方式導致當地環境污染、資源銳減、生態破壞，不僅影響到了當地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也影響到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中尊重自然、倡導“天人合一”的發展思想對于我們實現科學發展，進行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依然有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指導意義。繼承并發揚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念，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使我們在發展過程中順應自然，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通過繼承并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發展思想，對于生態文明建設，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都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經過幾千年的探索實踐所形成的思想和智慧的結晶，它歷史悠久、內容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在當代，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發展依然有著重要作用。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實際相結合，使其在當代得以傳承和發展，不僅為社會發展提供精神文化支持，也可以對現代化建設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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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軍漢.論中國傳統文化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價值[J].黨史文苑，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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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雕塑藝術的歷史源遠流長，而且不同國家，甚至是在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其雕塑藝術的風格都大不相同，每一種風格的雕塑藝術都受該地區的人文環境、風俗習慣和歷史因素的影響。同樣，在每一個地區雕塑藝術作品身上我們也可以發現該地區有特色的一些影子。例如，我國唐朝時期，經濟發達，國土面積大，而且唐朝的女子都以胖為美，因此唐朝時期的雕塑的體積比較大，而且雕塑風格也是一些奢靡、豪華、繁榮的風格，唐朝之后的明清時代，經濟發展相對于唐朝弱，因此明清時代的雕塑大多沒有唐朝雕塑的那種繁榮、奢靡之風。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我國的雕塑藝術已經與世界接軌，但是這些燦爛的歷史雕塑藝術會一直是我們國家最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2]

1 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

1.1 反映每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

雕塑藝術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物品為雕塑品，以不同的形象作為雕塑原型，其原型可以來源于古老的傳說，也可以來源于口口相傳的奇聞異事。雕塑家通過雕塑品將這些原型雕塑出來，既是一種美的享受，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傳承。同時，這些雕塑品也可以為后人研究這個時代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提供依據。從上文中，我們可以得知唐朝的經濟十分發達，從一些出土的唐朝雕塑品中我們更加可以肯定這一點，唐朝最出名的皇帝唐太宗的墓前有一座舉世聞名的浮雕石刻―昭陵六駿，浮雕中的六匹駿馬每一個都栩栩如生，而且形態姿勢各有不同。如此精美的浮雕藝術品和雕刻手法也從側面印證了唐朝經濟的發達。

1.2 作為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代表之一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我國許多雕塑藝術品的雕塑來源于中華文化。例如，孔子是我國著名的儒學家，也是儒學的創始人之一。因此，在許多孔子講學的地方都有孔子的雕塑品，或是諄諄教導中的孔子，抑或是獨自思考的孔子。這些保存下來的雕塑品無一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中華文化的代表之一――儒學文化。雕塑藝術，作為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代表，不但在表達一種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紀念，更應該是一種鼓舞的力量，鼓舞著我們帶著我們中華文化走向全世界，讓我們中華文化在世界的文化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2 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的特征

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具有社會象征意義，即象征著某個時期全體社會人民最真切的期盼。例如，古時候的人民最害怕的就是天災和戰亂。尤其是戰亂，兩國交戰，不但要犧牲很多士兵，而且交戰兩國的人民也會久久處于水深火熱的生活中。西漢時期的邊疆人民飽受匈奴的騷擾，于是西漢派出了霍去病去平定匈奴之亂，歷經數年之后，霍去病不負眾望，平定了匈奴之亂，但是霍去病卻在二十四歲時因病去世。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英雄，在西漢邊界修建了很多霍去病的雕像，這些雕像寄托了人們對這位英雄的敬佩與哀思，同時也寄托了人們對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希望這位大英雄可以繼續保佑他們的和平生活。[3]在每個不同的社會時期，生活在每個不同社會時期的人民生活愿望不同，有的時候希望國富民強，有的時候希望風調雨順，有的時候希望平安健康，智慧而淳樸的中國人民用藝術將這些美好的向往都表現在雕塑品中，形成每個時期特有的雕塑特色。

3 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的價值作用

3.1 雕塑藝術是城市環境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經濟的不斷進步和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居住地逐漸從農村遷移到了城市。近些年來，城市人口的增長數量一直高于農村人口的增長數量。隨著在某一個城市居住的城市居民越來越多，城市建設也會隨之越來越完善。日益完善的城市建設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舒適感和滿意度，也可以推動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在城市環境建設中首先考慮到的就是綠化，這是與人民健康相關的問題。在綠化工作完成之后，為了進一步推動城市化建設，越來越多的城市建造了許多雕塑品，繼而滿足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需要。

3.2 放松人們生活的緊張感，陶冶人們的情操

隨著生活壓力的逐漸增大，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的生活壓力也越來越大，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如住房、工作、家庭和孩子等。這些壓力在無形中增加了人們生活的緊張感，在這種高度緊張感的生活狀態下，人們的生活質量大幅度降低。久而久之，人們的身體健康也會受到影響。在城市建設中增加一些雕塑品可以起到一定的放松人們生活緊張感的作用。例如，一些造型可愛憨厚的小動物雕塑品可以使人們會然一笑，使人們暫時逃離出巨大的緊張感中。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鼓舞意義的雕塑可以鼓勵生活或者工作失意的人們繼續努力，各式各樣的雕塑品可以表達各式各樣的含義。

3.3 延續與傳承城市的人文精神和歷史發展

每個城市都有屬于自己的人文精神，也有屬于自己的歷史發展過程。這些人文精神和歷史發展過程如果沒有被很好地保留下來，對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子孫后代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損失。雕塑可以很好地把這些人文精神和歷史發展進程保留下來。若干年之后，繼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們可以通過這些雕塑感受整個城市一路傳承下來的人文精神，也可以在這些雕塑中仔細體會這座城市的歷史發展過程，并將這些人文精神繼續發揚光大。

4 結語

一個小小的雕塑品，一門看似不起眼的雕塑藝術，其背后都蘊藏著這么豐富的社會意義，雕塑藝術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小視，其在社會的進展過程中所起的價值作用也十分巨大，我們應該用心去感受每一份雕塑品帶給我們的文化意義，用自己的力量去更好地繼承和發揚我們的雕塑文化和雕塑藝術。以上是筆者個人的粗淺之見，文中如有不到之處，還望相關的工作人員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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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隨著國內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向城鎮靠攏。雖然發展本身是必要的，但因為此之前沒有做很好的文化準備，將農村特色文化大量拋棄，長期便會喪失古村落文化特色。古村落本是農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遺產，而現在卻已經到了關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每年幾乎都會消失將近9萬個自然村，面對外界如此巨大的沖擊，加大對古村落文化保護刻不容緩。和合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幫助解決現實生活事物的差別、沖突，使其在事物發展過程中不斷追求達到融合狀態，是一種極具智慧的辯證思想，筆者認為可以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進而啟示古村落文化保護。

一、古村落文化的“和合”體現

中國的古村落，因為歷史悠久、文化板塊多樣、民族眾多、環境不同，所以它們形態各異，文化也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古村落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根基，是古村落人在日常生活起居當中日益形成的一種文化，是伴隨社會歷史、自然環境、人類活動等的變遷而不斷選擇、成熟的一種文化。古村落作為一種在中國傳統“天人合一”哲學思想指導下的人類聚居空間，文化自身豐富的內容呈現出文化多樣性的差異，同時自身的魅力又能把這些差異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無不讓人們贊嘆這種古村落的內在、和諧、融洽之美。

（一）人與自然的“和合”

古村落作為獨特的中國文化空間，是一種在中國傳統“天人合一”哲學思想指導下，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聚居空間。古村落分布較自由，大都根據地理環境和生活習慣自發形成的。但在建筑選址上就有許多合理之處，如充分考慮地質、地貌、河道、光照、風向、氣候、景觀等方面，同時還注重協調人居環境和自然環境的關系，以構成山環水抱、藏風聚氣的格局，建筑以群山為背景，增添了層次感；以水為前景，開闊了視野，將人和自然融為一體。

基于地理、環境、氣候的差異，古村落的人們的居也是因地而制宜。北方地大廣袤、山河壯美、人口稀疏，他們宅院樸實、布局離散，大都以四合院、胡同為主；南方多水道，院落很小，粉墻黛瓦、顏色淡雅。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西北黃土高原的窯洞、安徽古民居的青墻白瓦、福建和廣東等地的客家土樓和蒙古的蒙古包，還有江南的園林。中國古代很早就認識到人與自然是一不可分割的整體，“天人合一”是“和合”思想中重要的基本觀念。古村落的人們根據地理氣候條件的不同，就地取材進行家園的建設，將人和自然中的沖突很好地融合起來，展現了“和合”思想的精髓。

（二）人和人的“和合”

大多數古村落是由無數個各自為政的小家庭因血緣關系維持而形成的有機整體。一般說來他們是一村一大姓，代代雜居生活，因而古村落的人們交往中會產生濃濃的情感。古村落大都是封閉的、向內的，折射出對外防御、對內聚合的傳統心態，古村落的人淳樸，團結、有向心力。

古村落的人因其特殊的環境和經歷，逐漸形成了“順天時、求地利、崇圣賢、敬祖宗”的思想傳統，他們崇信“忠孝廉節”的理念，有嚴密周祥的家訓、家法、族規的制約，所以民風相當的自然、淳樸，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生活場景也是并不罕見的。古村落里的人都有很強的群體感，深受中華傳統美德的影響，十分注重孝道，比如客家人，他們尊老愛幼，制定老有所為、老有所養的族規，使老年人能安度幸福的晚年。同時民風淳樸的古村落人們，熱情好客。有外人進村時，他們歌舞相迎；離開時，也是鼓樂相送。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和合”，在古村落人的一言一行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三）文化要素的“和合”

古村落文化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層次，具體說來包括傳統居住文化、飲食文化、村規民約、民俗、節慶、農耕禮儀、傳統技藝等內容。這三大層次之間，物質文化層次是基礎，精神文化層次是內核，制度文化層次是保障。它們既相互獨立，彼此又相互依存、制約，共同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它們“和合共生”，使得古村落的文化具有傳承性和創造性。

不同的古村落之間還因為歷史、文化、信仰的不同，各有其不同的特色節慶，比如西雙版納的傣族基于對水的崇拜，在節慶活動中形成了一系列水崇拜的祭祀禮儀。潑水節、龍舟賽是他們重要的節慶活動。而哈尼族人對鳥等家禽崇拜，他們常常拿雞骨頭進行占卜兇吉。這些獨特的節慶、禮儀，構成了各個古村落之間特有的文化根基，我們要尊重不同的文化，把存在沖突的部分，融合起來，讓后人更好地感受這種文化的魅力。

二、當前古村落文化的“境遇”

近年來許多“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古村落，隨著新聞媒介的宣傳與推廣，逐步被人們所了解向往，并隨之興起了古村落旅游的熱潮。但與此同時也造成了許多方面的問題。比如很多地方政府把古村落承包給旅游公司，他們跟風修建，“涂脂抹粉”、“畫蛇添足”、建立了一個又一個豪華的鄉村公園，見利忘義，破壞了原有的生態環境，使得古村落中人與自然、人與人、古村落文化要素之間的“和合”被打破，古村落文化保護迫在眉睫。

（一）旅游開發與古村落文化的沖突

古村落中包含有大量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一千三百多項國家級“非遺”和七千多項省市縣級“非遺”，絕大多數都在古村落里。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把目光集中在古村落的經濟建設、旅游開發上，很少考慮古村落的文化保護問題。現如今古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其所附有的文化都在逐漸消解，保護古村落文化刻不容緩。

現在中國古村落的開發大都是完全的商業化模式，即“政府主導、企業運作、村民參與”的三方合作模式，使得那些最具鄉土特色和旅游價值的歷史遺跡、風土民情、古宅院落、民歌民調等資源，幾乎都由一只或幾只外來之手操控，他們像爭奪礦產、石油、水力資源一樣爭奪著古村落。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不久前談到，古村落現在空前地進入一個消亡的加速期，商機和不良政績是加速消亡的主要癥結。古村落的經濟開發不是遵從文化規律而是從眼前的功利出發，而是將其涂脂抹粉，改造得面目全非，有的甚至為了贏得游客喜好，把真古村落搞成假古村落，或是一舉蕩平建成了一個豪華的鄉村公園。

古村落環境本身就有脆弱性，隨著旅游開發，尤其是一些地方唯利是圖的商人們的過度開發，會對古村落的自然生態環境造成諸多破壞，皖南的一些古村落就出現了因為亂砍樹木造成的山體植被減少，水土流失，古村落的水系萎縮，部分巷道青石板年久失修，排水出現問題，垃圾侵蝕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還有一些村民為了經濟收入不惜將自己的祖居還建為餐館、旅店，長久下去，古村落勢必會失去原貌，純粹依賴旅游帶來的經濟效益是不可取的。

（二）旅游開發對古村落人的影響

旅游開發熱潮后，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空心村”，很多地方為了旅游開發的需要，將古村落人們從原來的家園中遷出來，單單保留了一座“空殼”。雖然前來觀光的游客絡繹不絕，但失去了原住民的古村落是沒有靈魂的。古村落的文化就是古村落人的文化，是在他們的日常起居生活不斷形成的，挖掘古村落人高尚的品質和精神，是彰顯古村落魅力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古村落人之間的鄉情、友情，、親情，正是古村落內在美的體現，這些卻常常被旅游開發者們所不屑一顧。

同時，在旅游開發中，古村落人淳樸的民風也悄然改變著。常年研究云南古村落文化的尹紹亭教授數年前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談到文化旅游時，說了在云南早期開發的一些旅游景點中就出現的一種現象：拍照收費，只要有外來者來了，長角苗女人就會立刻穿著盛裝出現，并且與游客合照，每張要收取十元錢。這樣裸的交易令游客們極不快和反感。旅游開發帶來的強勁的商品經濟沖擊，古村落人的心態也在改變著，倘若不加以重視，昔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淳樸、純真，遲早會受到旅游業的負面侵蝕而走上歧途。

三、“和合”文化在古村落文化保護中的實現

“和合”二字最早見于甲骨文、金文之中，“和合”的和，指和諧、和平、祥和；和合的合，指結合、融合、合作。“和合”承認多樣、多元事物的差別、沖突，并不斷地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追求達到平衡、融合、合氣，并化生出新事物。“和合”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精髓，為化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心靈、文明之間等五大沖突以及由此帶來的危機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同樣指導著古村落文化的保護工作。

在當代，運用文化生態理論去指導古村落文化保護就可以很好地調和古村落中人與自然、人與人、文化要素之間的沖突。古村落文化不能孤立、封閉地保護，而要從人、自然、社會、文化的各種變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產生、發展的規律。美國學者.斯圖爾德提出了文化生態學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從人類生存的整個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產生、發展、變異規律的一種學說”。1斯圖爾德認為要全面地考慮人口、居住模式、親屬關系結構、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術等文化因素，與環境的聯系，將這些因素聯系在一起進行整合研究，探討環境諸因素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他的學生薩林斯和塞維斯在合著的《文化與進化》中對文化生態學下了定義：“文化生態學應包括各文化之間的關系，超肌體的環境和居住地的自然特征”2。不難看出，文化與環境、社會、自然之間緊密的關系。

古村落文化保護本身就是“活態”的保護，講究“人地共榮”，不能搞大拆大建，為了迎合旅客需要去設立人為景點，建成豪華的鄉村公園；也不要純粹的“涂脂抹粉”，只在房子外面刷層白灰，就認為可以一白遮百丑，搞“面子工程”。古村落的文化底蘊只有在當地人的精心呵護才能顯出它的魅力與個性。要按照當地的傳統節慶、風俗習慣開展民俗活動。

文化生態理論強調古村落文化的就地保護、原住民保護，即要求當地村民自發自覺的保護。這樣的文化保護，不僅僅是指要在文化的原生地進行保護，更重要的是強調當地民眾的積極參與，自力更生和自我主導。只有實現當地民眾的參與和自主，才是有效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保障。“人”是古村落一個重要元素，“空心村”是對古村落文化的破壞。只有古村落人住在古村落里，才是最好的保護，才能留住古村落的靈魂。

我們在古村落文化的保護過程中，要處理好古村落各文化要素之間、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用“和合”的思維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用文化生態理論去指導古村落文化的保護工作，協調好古村落文化與旅游的沖突，把古村落文化多樣性的保護與傳承落到實處。古村落文化的保護要眼于未來，幫助我們保留一切有關的文化記憶的原生態，見證文化的延續和繼承。

注釋：

1司馬云杰.文化社會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112.

2托馬斯?哈定.文化與進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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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C913.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我國封建時期的文化帶有明顯的“男尊女卑”特征，無疑是典型的男權文化。但如果沒有女性的參與，封建文化是不可能得到發展和完善的，中華文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成績。當代女性正是在此前文化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從女性發展的連續性來看，我們不應該將封建文化看作是與當代女性完全無關的東西，而應該從積極的角度思考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地位問題。需要探究的是，女性是如何進入男權統治下的主流文化場域并進行文化創造的。

一、班昭與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場

我們要討論的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場，不僅僅是指女性能夠認識并遵循相應時期的文化、倫理及其習俗等，而且是指女性能夠積極參與到封建文化的建設中去，為中華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場，意味著女性作為封建社會的一部分，登上了封建文化的歷史舞臺，開始適應這種文化并且有所貢獻。從這一角度來說，班昭是封建時代女性開始參與封建文化創造的代表人物。

（一）班昭代表女性出場的外在條件

女性群體在先秦時代不乏活動在歷史舞臺上的佼佼者，她們為中華文化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她們的實踐也是封建時代女規范的直接源頭之一。正如相關研究顯示的那樣，秦漢時期依然是父權制確立的時期，[1]450先秦時期的女性群體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正在形成之中的封建倫理的影響和規范，但封建文化對她們的塑造是有限的。在具有某些共同點的同時，先秦時期的女性道德往往表現出與漢代以后的不同，以劉向《列女傳》為例，其中很多女性的行為很難說具有“女性特征”，而是更多地趨同于男性，如《魏芒慈母》之“仁”、《魯義姑姊》之“義”、《宋恭伯姬》之“禮”、《許穆夫人》之“智”、《魯之母師》之“信”等，具有封建時代女性特征的倫理規范并沒有能夠確立其統治地位。而封建制度確立之后則不同，女性在社會整體壓力下不得不就范于男權文化，并開始在這一文化中尋找自己的立身之所。可以說，封建男權制對于女性而言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確實壓抑了女性的自由與個性，但另一方面又為女性特征的浮出水面提供了機會，它是女性實現自身自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

正如社會性別理論指出的那樣，女性是后天塑造而成的，那么在能夠參與封建文化之前，女性有一個被封建文化塑造的過程。我們既然討論的是女性在男權文化中的出場問題，那么在男權文化確立其基本架構之前，對女性的規范也不可能完成其建構，更談不上封建文化對于女性的塑造。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場，必然要在男權文化的核心思想確立以后才能出現。“從大量的史實來考察，秦漢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論從經濟、政治、法律以至意識形態那一方面來看，都是近似的，這即是說，秦漢制度為中世紀社會奠定了基礎。”[2]56因此我們可以認定，男權文化核心思想的確立當在秦漢時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原有奴隸制生產關系開始解體；在此基礎上，封建生產關系得以確立，最終由秦統一六國，完成了封建制度在政治上的勝利。而封建文化的確立，則要等到“三綱六紀”在漢代的定型才能完成。[3]291女性能夠在封建文化中出場，也應在此之后。

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到班昭所處時代，男權文化漸趨定型，并為進一步建構女性道德規范打好了基礎。這一歷史進程始于“禮崩樂壞”，中間經過諸子百家“各擇一術，以明其學”的紛爭，到《呂氏春秋》則“諸子之說兼有之”，開啟了融百家于一爐的新篇章，[4]422最終在董仲舒以陰陽思想為核心統貫各家的儒學形態中得到了實現。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陽尊陰卑”，由此闡明了君對于臣、夫對于妻、父對于子的“尊”的地位，成為《白虎通》“三綱”思想的源頭。[5]19因此，我們可以認定，作為封建時代核心價值觀的“三綱”思想，直到東漢初年的白虎觀會議才基本成型。而班昭恰恰活躍在這一時期，她能夠完成封建女性道德的建構與此息息相關。

（二）班昭代表女性出場的內在素質

盡管女性有自身獨特的氣質，但要想在男權文化中對封建文化有所貢獻，就必須首先“屈服”于男權文化，這由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階段所決定，也是女性文化自覺所必由的道路。因為只有這樣，女性才能真正對當時的文化有一個整體上的把握，也才能對這一文化將來的發展趨向有一個自覺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才能真正參與到封建文化的建設和發展中去。只有當女性認識到自己與男性的不同，她們才有可能將自己與男性區分開來，也才能更清楚地認識到自身的個性。在女性的發展方面，女性由先秦時期的“迷失”到漢代之后的“清醒”，構建了其清晰的歷史道路。因此，女性在封建文化中的出場，勢必由這樣一個“才女”來完成：她必須一方面擁有對于當時文化的整體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夠意識到女性在當時社會中的卑微命運，因而能夠從男權文化中獲得并詮釋女性在那種時代條件下的生存智慧。

班昭歷史地承擔了這個“才女”的重任，她不但對當時的男權文化有著深刻的認識，而且也對女性的卑弱身份有自覺。班昭對當時文化的熟知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在文學方面，她才能出眾，“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6]2785在學術方面，她于當時盛行的經學頗有貢獻，不但續補并完成了《漢書》的寫作，而且對劉向《列女傳》進行了增補和注釋，甚至是經學大師馬融的老師，于東觀向馬融等授讀《漢書》。[7]而《女誡》更處處體現董仲舒思想影響的痕跡，如“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陰陽殊性，男女異行”[6]2788等。這表明了她能在較為抽象的層面把握當時的文化。而且，班昭對盛行于漢代的“黃老”思想也頗有心得。據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盡管漢武“獨尊儒術”，但作為權謀之術的“黃老”思想卻并沒有銷聲匿跡，而是持續盛行于兩漢。班昭父兄朋友都深有得于“黃老”，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班昭不但對之耳熟能詳，而且以之成功地指導了鄧太后的政治實踐。

另一方面，由于班昭對男權文化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所以她對在這一文化結構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所面臨的困境也了若指掌，并懷著深深的擔憂。班昭擔憂女兒們出嫁之后“失容它門，取恥宗族”，所以才將自己的經驗匯為《女誡》七篇，“愿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6]2786她深刻分析了女性在封建社會中的弱勢地位，并試圖以“陰以柔為用”“女以弱為美”的“柔弱勝剛強”的道家思想求得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一生平安。“女性在劣勢的人生境遇下應該以謙順柔弱而取勝，也就是說謙順之德、柔弱之性，應該成為女性避免厄運的人生智慧。”[8]正如朱維錚所言，《女誡》七篇“篇篇都用儒家語言，表述老子、韓非早已透徹伸說的權術，也就是劉向確切定義的‘臣術’……正是妾婦與臣子都要嫻熟的陰柔權術。”[7]一句話便點破了《女誡》的本質，善于權謀之術的班昭為后世封建社會的女性闡明了謀求生存的權謀之道。

（三）班昭代表女性出場的文化特征

從文化自覺的角度來看，文化認知、文化認同固然重要，但關鍵還在于文化創造。因而女性要能夠在封建文化中出場，必須具有這樣的特征，即真正地參與到所處時代的文化創造當中去。由于其文化創造以承認和繼承男權文化為前提，因此其思想能夠被男權文化所接受和認可，成為此后封建文化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女性能夠參與封建文化創造，除了能夠認同于男權文化這一根本點之外，還有一根本點，那就是對女性及其在封建時代的卑微地位有了清醒的認識，能夠從女性的角度為女性的生存提供建議。這是男性所無法替代的工作，只有女性才能通過自己的現實人生真正理解女性的遭遇，并由此觀照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為命運相似的女性提供有價值的生存智慧。說到底，這是女性在封建時代的自覺，是女性特征在封建文化中的體現。

由于對男權文化深有所得，對于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地位也有清醒的認識，班昭對源于《周禮》的“四德”范疇進行了全面的詮釋，使之成為后世封建社會女性的行為規范。看似偶然的為女兒輩所做的《女誡》，卻歷史地成為了完成封建社會女性道德建構的標志。此后，班昭詮釋的“四德”和劉向在《列女傳》中借孟母之口擴大化了的“三從”相結合，[5]23共同成為統治女性近2000年的封建女性道德規范的代名詞。

二、文化自覺視域中《女誡》的價值重估

對于班昭，研究者們做了較為客觀的評價，但只要牽扯到《女誡》，近代以來的評價基本上都是否定式的。有的認為其“給婦女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鎖’”，是“中國婦女界第一個罪人”，有的甚至認為《女誡》是班昭“心理嚴重扭曲和對社會主體曲解的產物”，譴責她是二千多年來中國女性遭受苦難的“元兇”，“給古代的女性意識帶來了巨大災難”。這些純粹批評式的評價雖然反映了實際，卻并未能正確解讀《女誡》及其歷史地位。“哪位中國史學家不知班昭？然而又有幾人能夠說清楚這位中世紀女性學術大師的生平和遺響？”[7]可見對于班昭，我們現有的研究遠不足以表現其全部。從文化自覺的角度來看，《女誡》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至少有四個方面的意義。

（一）從文化認知的角度看，《女誡》代表著古代女性學習當時文化以謀求生存智慧的最高成績

朱維錚通過歷史考證的方法，以大量的史料為證據，認定班昭在“賦頌”等文學成就之外，不但“是《漢書》的續作者和傳授者，是東漢四世皇帝的后妃教師，是中世紀婦女倫理教義的集成者”，還是東漢和熹鄧皇后專權的“主要政治顧問”，是當時文化中心（東觀）的“靈魂人物”，是班固《漢書》和劉向《列女傳》的“完型作者”，中國歷史上“女性按照自己的尺度撰述婦女史”的“第一人”。[7]這一評價無疑是很高的，肯定了班昭在經學、史學、文學、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杰出成就。

不但如此，由于受家族友朋影響，班昭還深諳“柔弱勝剛強”的權術之道。張舜徽《道論足征記》認為，劉向、揚雄、王充均深于黃老無為之術。[9]77班昭叔祖班濉壩肓蹕蛐C厥欏…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 [10]4203班逵肓蹕蟯列并受賜“秘書”，是班氏走向學術研究的開端，此后班昭補劉向《列女傳》并為之作注，表明班氏深受劉向影響。班昭父班彪便得益于“秘書”，“幼與從父兄嗣共游學，家有賜書，內足于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云以下莫不造門”，說明班彪、班嗣曾從揚雄等“好古之士”問學，因而班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10]4205而班彪“性好老莊。”（《文選》李善注引《漢書》本傳，今本《漢書》無。）王充為班彪弟子，弟子深于黃老之道，其師“性好老莊”當不為虛語。張舜徽認為，班彪“聆聽父黨揚雄等的議論，并得聞姑母班婕妤所談宮廷秘辛”，得以深諳黃老之術。[7]班昭長兄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6]1330其《東都賦》有“仁圣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6]1361一句，說明他對黃老道術也是很熟悉的。班昭次兄班超也深有得于黃老之術，其離任西域時對繼任者任尚所言：“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6]1586這雖是對于任尚的規勸，但他能經營西域三十年而功成身退，應該不無得益于此。而班昭姑祖母班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10]3985久居深宮練就了班婕妤退求自保的行事風格，可說是黃老之術的實踐者。由此可見，班氏一族在黃老道術余波未盡的時代本就有服膺黃老的傳統。

班昭受此影響，于黃老權術深有所得，而《女誡》便是以此思想為指導來闡明女性在男權社會的生存智慧的代表作。朱維錚遍考班昭及其子曹成在鄧太后掌握政權后的事跡，認為曹成在受封關內侯之后，終班昭一生再無升遷，證明“班昭深通老子和光同塵的三昧”，并且認為，《女誡》的標題和用語都與儒家“禮”教一致，“但察其涵義，卻貫注著《老子》以柔克剛、以屈求伸、以卑弱自恃而后發制人一類權術”，其所謂卑弱、事夫、敬慎、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篇，實際是“在夫家處理夫婦婆媳妻妾姑嫂種種關系的訣竅”，“正是妾婦與臣子都要嫻熟的陰柔權術”。不但如此，“此篇但講‘婦行’，不講‘三從’，所論實為弱者取得權力的策略。”[7]則強調“卑弱”以求自保并非《女誡》七篇的最終目的，其最終是要讓處于弱勢的女性在家庭中取得權力以后發制人。班昭以其他女性難以兼具的才女特質，以黃老權術為核心，融納經學、史學、文學、政治、文化、教育等的成績于一爐，為男權社會中處于卑弱地位的女性闡明了一套安身自保的處世哲學，對于女性可謂愛之深切了。

班昭深知，在男權統治已經確立的社會，女性只有先與男權達成妥協，才能換取自身的生存空間。她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列舉了近三十位杰出女性，其中有二十二位帝妃被列入“仁人”一列（為第二等），等于讓“正史”承認了女性在中華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貢獻（盡管女性的真正貢獻并未完全呈現），這便是她以上述思想為指導在男權社會為女性發出的聲音。但這一思想豈是大多數女性所能領悟的，甚至對于脫離了黃老道術的大環境的男性知識分子而言也是難以明曉的。“東漢諸儒雖贊學論政，亦多識道之言，然仰視周秦西漢儒先之書，不逮遠矣。”“自漢以降，解此者稀。”[9]40在這一形勢下，其奧旨難以被人理解，《女誡》也就只剩下被人誤解為宣揚女性服從于男權的封建教條的命運，只能被女性解放運動者斥為封建禮教的幫兇了。這真正是班昭及其《女誡》的噩夢。

（二）從女性發展的角度看，《女誡》及其時代是女性發展的必經階段

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女誡》由于對男權統治的承認而造成的對于封建女性的扭曲。但從人類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男權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普遍經歷的一個階段。“隨著財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據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利用這個增強了的地位來改變傳統的繼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圖。……因此，必須廢除母權制，而它也就被廢除了。這并不像我們現在所想像的那樣困難……”[11]87既然如此，屈從于男權是女性發展的必經階段，《女誡》及其智慧是與中國社會在此階段的社會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相適應的社會意識。

面對這一歷史情狀，我們應該追問，女性如何在這個階段實現自身的自覺，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12]96而這種自覺只能建基于具體的歷史的活動，“人的現實的‘自由’、‘自覺’必隨他的‘生產生活’而變動，即必是歷史具體的‘自由’、‘自覺’。”[13]因此，對于此一時期的女性來說，其任務之一便是自覺其與男性相區別的特性。正如《春秋》、《國語》、劉向《列女傳》等文獻顯示的那樣，其有選擇地記錄下來的絕大部分女性，其言行、價值觀大都與男性并沒有什么不同，如前所述劉向之《列女傳》中諸女性，封建時代女性的特質并沒能突顯出來。但這一情況在《女誡》之后卻大不相同了，以放棄廣闊的社會天地為代價，女性已自覺其與男性的不同之處，在封建社會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實現自身價值的舞臺。正是以女性的犧牲和輔助為代價，中華文化在封建時代才能創造出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女誡》是我國女性的第一次自覺，這當然也是否定意義上的自覺。

（三）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四德”的全新詮釋標志著封建倫理建設的完成

從封建倫理建構的過程來看，白虎觀會議無疑是其成熟的標志。但從《白虎通義》來看，這次會議解決的主要是男權社會的秩序問題，涉及女規范的只有卷一《爵》、卷八《三綱六紀》和卷十《嫁娶》等數篇，而且只是規定了泛泛的原則，而沒能具體闡述“女德”的內容。白虎觀會議的這一缺陷，使封建意識形態先天不足，無法為女性的日常行為提供具體規范。班昭集“才”、“女”于一身，既有男性學者所無法擁有的女性生活閱歷，又有普通女性所無法企及的才華，得以在《女誡》中創造性地詮釋了“四德”的內涵，恰恰彌補了這一不足。

白虎觀會議確立的“三綱六紀”從總體上為男權社會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劉向《列女傳》中借孟母之口重新詮釋的“三從”和《女誡》創造性詮釋的“四德”，則具體地規范了女的方方面面。自“禮崩樂壞”以來的社會秩序的重建，至此以封建倫理的確立得以基本完成，而《女誡》所詮釋的“四德”恰恰是其標志。

（四）從文化創造的角度看，“四德”發展成為封建時代女與女性教育的典范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概念雖首見《周禮?天官》，但《周禮》并未對之進行詳細解說。《女誡》首次以女之“四行”指稱之，并對之進行了詳細闡釋，具體規定了四者所包括的內容，《周禮》鄭玄注和孫詒讓《正義》都采用其說以訓釋經義，成為“后世封建社會‘三從四德’說中的‘四德’的最為權威的來源”。[5]28本為訓誡女兒而做的《女誡》，卻憑借其與男權的融合性和創造性詮釋在當時便得到了世人的認可，“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6]2792其成為封建社會女性道德的代名詞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此后的《女論語》、《女孝經》、《內訓》、《女范捷錄》等女教著作無不深受其影響。由于其在封建女教中的經典地位，《女誡》以“四德”為中心的女規范，直接為封建女性點明了其在家庭中應有的定位和言行的價值取向，成為維護封建秩序的重要一環。

《女誡》強調女性要提高自身素質，這與儒家的根本精神相一致。在班昭看來，“四德”就是女性之“仁”，是“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盡管只要“存心”就能做到“仁”，但“夫婦之道”的實踐卻是以夫、婦雙方的“賢”為前提的，因此在“訓其男”的同時，也應該加強對于女性的教育，而相應的教育方法，班昭認為可以依“《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于學矣”。這等于是在為女性爭取受教育的權利。以此為基礎，婦在處理與夫的關系時，就不再是毫無尊嚴的“佞媚茍親”，而是“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涂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禮義居潔”實即孟子“居仁由義”（《孟子?盡心上》）思想的轉語，而“耳無涂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則是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的翻版。于此，班昭雖接受了“陰卑無外事”（《白虎通?爵》）的思想，將女嚴格束縛在了閨門之內，卻又要求以儒家精神為指導來加強女性修養，實際強調了女性在成圣、成賢方面與男性的平等。

《女誡》之能成為女教經典，由此可見一斑，而其對于女性的期許，竟欲與男兒相頡頏。如果封建社會能夠貫徹《女誡》的基本思想，封建時代的女性雖被限制于閨門之內，但一定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而不會是“無才便是德”、只能依附于男性的配角。在此基礎上，女性只要能夠沖出家門的束縛，就足以獲得施展自身才華的廣闊天地。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在封建禮教初立的時期，班昭便已援引儒家為代表的男權文化成果，為近代女性爭取與男性的平等做好了準備。但歷史不容假設，《女誡》因適合于男權的統治而成為封建時代女教的經典，而其中包含的那些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思想，卻因為不合時宜而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即便如此，當我們今天重新審視班昭及其《女誡》的時候，我們必以班昭為中國女性自覺運動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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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群眾文化的內涵分析

群眾文化長期以來都不是一個比較統一的概念，但是其中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和文化思想，是社會文化建設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群眾文化貫穿了人類發展的整個歷程，他出現在人類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制種，以多樣化的形式參與到群眾的日常生活和活動中。群眾文化是相對于廣大人民群眾來說的，其涵蓋了多方面的意義，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群體中展現出不同的民族特色。長期以來人們對群眾文化重視程度不高，學者對群眾文化概念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從總體上講，群眾文化具備以下幾方面特點：首先，自發性。群眾文化是我國各族人民群眾長期勞動生活實踐的產物，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和勞動過程中，通過實踐、總結和傳承，形成一個個具有地方特色群眾文化。群眾文化伴隨著人類的出現和發展。我們祖先在長期勞動過程中，為了表達某種思想情感，用肢體動作、表情、文字表達出來，從而創造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其次，廣泛性。我國地大物博，五十六個民族分布重在我國不同的地區，在各個地區都擁有著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化形式，這就使得我國的群眾文化具有廣泛性特點。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在中華文化中所包含了群眾文化也存在多樣性和豐富性。在我國民族節日中，有著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動，我國也積極倡導不同民族文化前面發展，這就能夠促進群眾文化創新發展；最后，創造性。群眾文化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長期的勞動和實踐過程中創造產生的。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不斷豐富發展，極大的促進了人民群眾發展創新。最近幾年，我國群眾文化創新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國的文化工作者創造了一批批是優秀的，代表了時展特色的群眾文化作品，真正實現了群眾文化的創新發展，最終在我國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領域做出突出貢獻。

二、群眾文化的社會價值分析

1.娛樂和溝通交流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穩步發展，我國社會結構和人們生活方式發生了顯著的改變，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升，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社會競爭日益加劇，人們生活變得繁忙，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越來越少。節假日人們都在強化自身專業能力學習，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越來越少。群眾娛樂活動越來越少。而群眾文化的發展能夠改變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較少的現現象，群眾文化典型的娛樂性能放松人們心情和工作壓力，例如最近幾年，在全國流行的廣場舞就是群眾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人們通過參與廣場舞能夠更好的鍛煉身體，放松身心，與其他人進行廣泛的溝通和交流，增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性。

2.儀式和團結

我國群眾文化來源于人民生產活動中，其中在群眾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宗教儀式和巫術禮教演化而來的，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這種群眾文化更為豐富。在很多少數民族舞蹈和音樂中都包含了濃厚民族儀式感。從早期的巫術到現在我國們普遍遵守的宗教儀式，從民間各種儀式大國家政權更替的政治儀式，深刻揭示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對各種儀式的需求。中國是禮儀之邦，在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民間習俗和規矩，而這些內容往往都蘊含在地區的群眾文化中，群眾文化在人們心目樹立了堅強的儀式感，使得不同地區的各種活動更加莊重和威嚴。此外，群眾文化強大精神內涵還能夠凝聚社會成員，有利于社會團結和個體發展。通過群眾文化所營造的輕松氛圍，促進群眾廣泛參與其中，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和人民團結，加強了社會成員之間的溝通和聯系。

3.符號象征

當前好的文化形象能夠為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在競爭積累的市場競爭中帶來更好的利益。文化形象塑造需要一個就夠代表性的符號，而群眾文化能夠全面、準確、徹底反應一個地區民族的風格和魅力，一個地區群眾文化發展的好壞能夠最直接、最全面、最生動、最有活力的展現出一個地方形象。群眾文化作為一個地區象征性符號，通過地區群眾不斷傳承和創新，使得一個地區形象不斷更新，從而更好體現群眾文化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價值和作用。

三、群眾文化創新發展對策

1.立足字眼，尋求特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篇（9）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9-00-02

黨的十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分別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闡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層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充分體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是在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豐富營養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和完善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延續，二者在內在上統一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思想來源，離開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內涵

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綿延著渾厚的精神和燦爛的文化，其傳統文化源流長、博大精深，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最獨特的精神標識。

（一）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歷經挫折而不屈，屢遭坎坷而不餒，靠的就是自強不息的精神。這種精神深深蘊含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激勵著一代代中國人發憤進取，不懈努力。

（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傳統。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自古以來，愛國的思想和行為受到人們的褒獎和景仰，并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

（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

如果說西方科技的發展強調“盡物之性”，那么以孔子學說為基礎的中華文化則強調“盡人之性”，因為人是萬物之靈，人創造萬物，是最寶貴的。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時時處處無不體現人貴于物、以人為本的思想。老子在“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中強調人的可貴。管仲提出統治者在治理國家中要以人為本。他認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這些人貴于物的思想、民本思想都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四）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

中國古人主張“和為貴”的思想，強調社會和諧，講求和睦相處，倡導團結互助，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主張“天人合一”；在人際關系中，指出“人和”具有最高價值，人際關系貴在和諧相處。

（五）以孝德為核心的倫理規范

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千百年來，中國人把孝視為：立身之本、家庭和睦之本、國家安康之本、人類和諧之本。孝是人之本性、做人的根本，孝是子女對父母的尊敬、愛戴和贍養。孟子把孔子的“孝”的思想進一步拓展，提倡人們把對自己的父母的愛推已及人，博愛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明確提出了人們不但要敬愛自己的父母兄長，而且要用同樣的感情去對待他人和社會。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思想源泉

價值觀屬于文化范疇，是文化的核心內容。價值觀是指個人對客觀事物（包括人、物、事）及對自己的行為結果的意義、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總體評價，從一定意義上講，文化就是社會共同承認的價值觀與意義體系的集合。任何社會中的人們在價值觀上都存在著差異，但是通過“文化以其科學的價值判斷和先進的價值導向” [1]引導社會成員的認識、情感、意志、信念以及行動，使人們主動接受一定的價值觀和行為的準則，有效的適應社會環境和社會關系，認同主流價值觀。價值觀的形成、發展，一刻也離不開歷史文化傳統。核心價值觀是在一個國家、民族的長期發展中孕育形成的，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反映這個國家、民族的文化積淀和精神基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必然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這片深厚的土壤中。

中華傳統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形成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為公、大同世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 “仁者愛人、講信修睦”、“和而不同、和諧相處”以及“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這些思想不僅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治國理政、道德建設提供有益的啟發，更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煉和提出提供寶貴的文化資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三個層面的倡導都借鑒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思想源泉。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升華

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但畢竟是封建社會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閉的社會意識形態產物，具有一定的階級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帶有封建思想殘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揚棄---“取其精神，棄其糟粕”，既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合理內核，又根據時代特點和歷史要求，吸收當代先進文化，實現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升華。

（一）從國家層面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價值觀，是對中華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的傳承與升華。中華文化歷來強調“民本思想”。《尚書》中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政在養民”的說法。孔子認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進一步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管子》中提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的說法”，指的就是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和基礎，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國家才能和諧穩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富強、民主”要求一切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關注民生，唯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才能富強，這是民本思想在當今時代的升華。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特別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人類活動應順應自然規律，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思想反映在核心價值觀中，即是“和諧”思想的體現，

（二）從社會層面看。儒家思想強調社會和諧，也重視公正和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思想體現了人們對平等的渴望；《禮記》中“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呂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于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從傳統上肯定了“公平正義”。 在治理國家方面，古代有大量法治思想的論述，如“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等，但這些思想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帶有封建性、狹隘性。今天，我們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追求，構建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既是對傳統文化中精華思想的吸收，又是結合時代要求對其進一步總結提升。

（三）從公民層面看。“愛國”是中華兒女矢志不渝的信念，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指出國家的存亡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要求人們以國家興亡為已任。“誠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論語》中講，“民無信則不立”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強調講求信用，在人與人交往中，強調以“仁”為出發點，并且由已推人。《孟子》中講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要待人善良、樂于助人。這些優秀傳統美德和文化精髓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關公民層面所倡導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中都得到充分的體現。

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社會上存在著諸多矛盾與問題，引導廣大群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關乎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反映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義為上的價值取向以及仁者愛人，樂于助人的傳統美德在當今仍有借鑒意義。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第一，認真挖掘，辯證對待傳統文化。面對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我們要堅持的觀點DD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的予以繼承，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第二，與時俱進，講究方法。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和社會信息化的快速發展，世界范圍內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愈加頻繁，人們思想活動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日益增強，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價值追求也趨于多樣，引導廣大群眾認同并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充分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資源，宣傳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不斷強化人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必須緊密結合時代特點，尋求切實可靠的途徑和方法，要根據時代需要合理汲取，與時俱進，這樣，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在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真正起到助推劑的作用。

第三，創新形式，豐富載體。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要加強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建設，從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等多個層面，構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機制和氛圍。要依托各類場]、講堂、社會團體，借助重要的節慶日、紀念日、民族傳統節日，運用新興媒體、公益廣告，以靈活多樣、創意新穎、品位高雅的形式，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傳播社會主流價值，培育文明風尚，形成有利于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活情景和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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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類群體在長期共同的生產生活過程中積累下來的供后人學習借鑒并加以傳承的經驗總結和思想積淀。楊鳳城教授認為,每個時代的主流文化都是那些經受了歷史潮流的反復沖刷而保留下來的思想精華,所有被時代證明的有價值的文化最終都將成為傳統文化。弘揚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的歷史使命,而作為培養教育者的師范教育是實現這一使命的前沿陣地。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師范教育的關系

談到傳統文化,梁啟超認為:社會就像一個大茶壺,每泡一次茶,那個壺內就會發生一次變化,茶的“精”就悄悄地積在壺里。第二次再泡新茶時,前次積下的茶精便起一番作用,能令茶味更好。這樣經過日久天長的反復滲透、沖刷和洗禮,壺內便產生了一種天然的底蘊茶香。這種每次活動所積下的底蘊茶香的“精”,便是文化[1],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實質上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唐君毅先生說:“中國文化精神……依于‘人者仁也’之認識,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倫、顯人文是也。”[2]這種精神是文化發展過程中貫穿始終的內在動力,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民族魂,我們有責任將其繼承和傳遞下去。

師范教育,作為傳遞人類文明的一種教育方式,是培養教育者的教育,是發展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領域。“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而以傳道為先。這個道是什么?我認為它首先應該是我們本民族一以貫之的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即民族魂。世界上每個成功的教育都無不重視對自己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而師范教育作為培養人類靈魂塑造師的文化陣地,在傳承民族文化、培養國家棟梁方面擔負著尤為重要的歷史責任。

二、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學師范教育中的價值表現

首先,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豐富,而精神信仰和人文關懷相對缺乏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尤其是當前的青少年,他們嚴重缺乏集體意識和包容精神,缺乏自我約束能力以及感恩之心。這一切都需要我們重新界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并進行正確引導,而對青年師范生的教育就是其中的一個重點突破口。

其次,教育的根本是愛與責任,教育不是培養機器,而是要培養人、塑造人。專業的知識和技能的確重要,但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考慮,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精神財富,作為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具備的起碼常識,它應該成為教育的基本內容。而近幾年的調查發現,很大一部分中國學生對中華民族一些常識性的文化知識都一無所知,這不得不說是中國教育的失誤。而作為培養教育者的師范教育恰恰可以成為我們扭轉局面、復興中華文化的一個起點。

再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民族振興的根本,“教書者必先學為人師,育人者必先行為世范”[3]。社會和學校要提高教育質量,就必須打造一支富于激情、業務熟練、道德過硬的教師隊伍。而最近頻發的學術腐敗現象不得不給我們敲響警鐘。怎樣使學校教風越來越正,學風越來越濃,使教師這個靈魂塑造師真正成為為人師表的“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4],這是擺在黨和國家以及廣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課題。教師素質的提高除了依靠經濟、法律手段調節外,我們有必要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中的思想精華,對在校師范生進行素質教育,從源頭上為提高教師素質打下堅實基礎。

最后,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基礎,中國傳統文化是維系民族凝聚力的無形力量,需要我們用心去把握和推廣。南懷瑾先生多次意味深長地說:“一個沒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沒有自己的文化,一個民族就不會有凝聚力,始終像一盤散沙……沒有自己的文化,一個民族就不會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5]社會越發達就越需要這種精神的凝聚力和民族的自信心,而這一切必須依靠傳統文化這個載體才能系統地實現和發揮作用。所以,我們當前有必要通過對廣大師范生進行傳統文化教育,形成一支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師隊伍,讓傳統文化的這種凝聚力在教育的引導下充分發揮其應有價值。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在大學師范教育中的實現

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學師范教育中實現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現實基礎。第一,當前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并大力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伴隨中國文化繁榮興盛。其中,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載體的民族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精髓之一。所以,在大學師范教育中普及中國傳統文化有理論和政策依據。第二,大學的師范教育擁有相對雄厚的師資力量和良好的人才基礎。在這里,大多數學生的知識閱歷和人文修養都比較豐富,同時經過的系統學習,能更好地把握經典,理解和運用經典中的思想精華。第三,目前高校都在尋求改革,以培養全面發展的綜合性人才。

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尋求實現途徑。

首先,黨和政府在教育改革過程中需要繼續鼓勵和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并提供相應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在推動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我們可以先在部分條件較好的師范類高校試點,形成一定模式后再加以推廣。在這個過程中,黨和政府應該給予這些高校以相應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師范類高校要自覺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落實相關教育政策,進行自身的教育體制改革,給中國傳統文化經典課的試行提供相應的課程空間。目前部分高校已經開始將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作為思想道德修養課的一部分,重點通過德育課的學習來提高師范生的道德情操和文化底蘊。也有部分院校在不同專業課中,穿插了一些相關的古典名著。同時,我們還可以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系統的編寫成一本實用的經典選讀課本,把中國傳統文化經典選讀課作為師范生的一門公共課或選修課,通過一系列專家講座來更加系統的從源頭播下傳統文化的種子。

最后,作為未來教育者的廣大師范生應清醒地認識到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并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真正傳承、弘揚化之。學習古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豪邁氣魄和愛國情懷,做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總之,中國未來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鍵靠人才,根本在教育。“中華文明經歷了幾千年,積聚了無數先人的聰明智慧和寶貴經驗”[6],因此,我們在進一步的教育改革中應該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學師范教育中的價值,使之在推動民族振興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梁啟超.什么是文化.飲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M].中華書局,1989.

[2]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M].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3]魏訓鵬,史華楠.高校腐敗問題的經濟學分析[J].揚州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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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深深扎根于悠久的歷史長河之中，在社會歷史發展長河之中，有一個歷史階段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奠基階段，這就是先秦時期。先秦諸子圍繞人與自然、人與人、個體與社會的關系等一些重大問題來展開論爭，并在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上提出了人道原則和自然原則，在群己關系上提出個性原則和群體原則，從此開啟了一扇古代中國哲學價值問題探討的大門。應當承認，先秦諸子各家在這些問題上的探討，一開始并非十分合理，各派各家各有所偏，但經過他們激烈的論戰，各派的一些繼承者不斷修正、完善自己的學說，吸收、融合其他各派的合理觀點，最終形成了比較合理的價值原則、價值體系，即中華文化中的自然原則和人道原則的辯證統一、既尊重個性又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和愛國主義的群己統一原則，這也正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所在。

先秦諸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這些重大的價值原則，與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密不可分，先秦諸子能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展開激烈的論戰，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首先，從社會性質來說，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時期，學術上提倡百家爭鳴，迎來了文化的空前繁榮。其次，這個時期由于鐵器的廣泛應用，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促使社會分工加劇，出現了一個知識階層—士階層。士階層打破了奴隸社會的“學在官府”局面，大興私人講學之風，著書立說，創立學派，從而促使學派林立，學說各異。再次，在這一時期中華文化已經經歷了長達幾千年的積累，從仰韶文化，經過夏、商、周的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到了由量變到質變的突變時期。最后，春秋戰國時期，國家四分五裂，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地進行論爭。就像莊子所說:“道術將為天下裂”。原來統一的“道術”分裂了，于是諸子百家紛紛創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并就一些重大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先秦諸子在價值問題上的論爭主要圍繞以下兩方面展開:

一、人道原則和自然原則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中國古代哲學主要通過天人關系來探討這一問題。在中國古代，天既被賦予自然的因素，又被賦予道德因素。儒家倡導“天人合一”，這里的“天”側重于天的道德因素，所以，儒家教化人要做“圣人”;而道家更多強調天的自然因素，所以，道家提倡人要做“真人”。孔子說:“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他認為堯效法“天”創造出了一套制度，于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代代相傳，而這一制度的核心是仁，是永遠不變的，這就充分體現了儒家天人關系上的人道原則。老子用天道來與孔子的人道對立。老子提出“無為”思想，“無為”即自然。所謂“道常無為而不為”，就是說道對萬物的作用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持，長而不宰”。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說人堯效法天地，而天地之道無非是自然法則。顯然，道家所倡導的是自然原則。

在人與人的關系，儒墨倡導的人道原則與老莊講的自然原則之爭更為明顯。儒墨講仁愛，孔子貴仁，墨子貴兼，二人的說法不同，但都肯定了人道原則，即肯定愛的價值、人的尊嚴，主張人與人之間要相互尊重，建立愛和信任關系。孔子說:“鳥獸不可同群，無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意思是說人要和人相處，必須要有愛心，要有同情心。孔子認為，行仁之方在于實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墨子也主張:“兼即仁矣，義矣。”后期的墨家更明顯地表達了人道原則，《墨經》里講:“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者。”意思是說，真正的愛就是愛別人如同愛自己，把每個人都看成像自己一樣的主體。孔墨講人類應該在社會生活中發展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要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培養自己的理想人格。

與孔墨相對立，老子講:“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當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當狗。”意思是說自然界無所謂仁愛，圣人對百姓也不施仁愛，就像束草為狗，用作祭物，祭祀完了，就把它丟掉，根本無所謂愛憎。老子認為，培養人的理想人格，不能靠人與人之間的仁愛關系，而應該復歸自然。老子說:“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否認人為的重要性，認為自然就是無為，這是道家自然原則的體現。

儒墨強調人道原則，老莊側重自然原則。先秦諸子各家在激烈的論戰中既相互攻擊，構建自己的學術觀點，同時又相互融合、吸收其他學派的合理觀點。如果任何一家將其觀點絕對化，就會造成其理論向極端的方向發展。當然，這種背離是正常的，符合人類認識的發展規律。同時，這種背離是短暫的，是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支流，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總的趨勢是人道原則與自然原則的統一。儒家繼承者荀子提出的“化性起偽”說，就是指在自然上面加上人工。后來王安石說:“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就是說禮義都是人在自然之上附加人工的結果，他主張“以道擾民”，“擾”就是尊重人，因其天性之自然而加以誘導。這就充分體現了自然原則和人道原則的結合。王夫之更是強調:“性日生而日成，習成而性與成。”這種成身成性，循環定性，源于自然(天性)而歸于自然(德性)的習性觀，進一步體現了自然原則和人道原則的辯證結合。

二、個性原則和群體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