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重要性的意義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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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引言

近幾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有效的發展，人口數量隨著也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因此，糧食的需求量也不可置否的不斷增加。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問題與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國家的穩定性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此外，由于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鎮人口數量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糧食消費總量呈剛性增長，耕地、淡水資源日益緊缺，種糧比較效益下降，糧食生產兼業化、老齡化，氣候變化等對糧食生產的約束日益突出，糧食供需長期處于緊平衡狀態，糧食安全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因此，探究城鎮化進程對我國糧食安全的問題的作用機制，對于影響糧食的安全審查與布局結構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與作用，同時，能夠幫助我國制定更加完善、更加有針對性的糧食政策和農業發展道路，改革糧食生產體制，保障糧食安全。

一、城鎮化與糧食安全

（一）城鎮化與糧食安全的關系

農業是國民經濟中最基本的物質生產部門，是所有產業勞動力維持生存的直接物質基礎。因此，糧食供給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是實現城鎮化進程的必要條件。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問題與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國家的穩定性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此外，由于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鎮人口數量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糧食消費總量呈剛性增長，耕地、淡水資源日益緊缺，種糧比較效益下降，糧食生產兼業化、老齡化，氣候變化等對糧食生產的約束日益突出，糧食供需長期處于緊平衡狀態，糧食安全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是充足的糧食供給可以為城鎮化進程提供物質保障。

（二）城鎮化對糧食生產能力的影響

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業人口在城鎮聚集，非農人口逐漸增多，對農產品供給提出了更高要求。城鎮化的逐漸發展能夠刺激城鎮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將推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能大力提升農產品的供給和流通效率，滿足工業化、城鎮化對農產品供給的需求。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城鎮化的趨勢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發展，因此，統籌城鎮戰略布局對于堅持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走多元化的發展道路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城鎮的發展有著較為長遠的視角，避免反復拆建，保障規劃內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

二、城鎮化對糧食生產影響機制分析

（一）城鎮化與各影響因素的相關關系分析

眾所周知，城鎮化的逐漸增多使得農村的勞動力逐漸轉移到了城鎮之中，這樣一來，糧食供給是構建和諧社會與城鎮化建設的經濟基礎的有力保障。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和現代化步伐逐漸加快，農業產值雖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逐步降低，但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和重要性卻絲毫沒有改變。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城鎮化的趨勢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發展，因此，統籌城鎮戰略布局對于堅持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走多元化的發展道路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城鎮的發展有著較為長遠的視角，避免反復拆建，保障規劃內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糧食供給一旦出現大的波折，將直接危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因此，城鎮化會使得農業勞動力減少。

（二）城鎮化與糧食生產的交互作用分析

城鎮化與糧食生產的交互作用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問題與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國家的穩定性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此外，由于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鎮人口數量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糧食消費總量呈剛性增長，耕地、淡水資源日益緊缺，種糧比較效益下降，糧食生產兼業化、老齡化，氣候變化等對糧食生產的約束日益突出，糧食供需長期處于緊平衡狀態，糧食安全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在今后城鎮化建設及農業產業調整中，還是要保障一定的糧食播種面積以應對日益增加的糧食需求。

三、城鎮化進程中促進糧食生產的政策建議

（一）保障耕地數量

城鎮化的進程中能夠有效促進糧食生產。因此，保障耕地的數量則顯得至關重要。對耕地保護進行立法，嚴禁任何形式的耕地占用，禁止以流轉形式占用耕地。城鎮擴張和城市間道路交通建設繞開基本農田保護區，對于己經占用的土地，有條件的復耕，沒有條件的在其他地方補充耕地。對于補償占用耕地的土地既要保證數量由要保證質量。健全完善耕地保護責任體系，落實好土地管理制度，農民對土地的流轉只能用在農業用途中。做好對城市發展用地的規劃，統一部署實施土地整治帶動全村農民做好耕種。

（二）統籌城鎮戰略布局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城鎮化的趨勢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發展，因此，統籌城鎮戰略布局對于堅持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走多元化的發展道路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城鎮的發展有著較為長遠的視角，避免反復拆建，保障規劃內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根據不同的區域特點、經濟發展水平和潛在發展空間，合理規劃發展路線，實現多元化發展。城鎮的綜合能力的相關調查對于城鎮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與作用，能夠有效提升小城鎮的承載能力，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為人口的城鎮化提供有利環境。因此，城鎮化發展規劃中要注意統籌城鄉環境保護，建立優勢互補的環境保護和治理機制。

（三）著力提高農業科技含量

城鎮化對有效灌概面積、化肥施用量和糧食種植機械總動力這三條路徑，發揮對糧食生產影響，歸結起來都是對農業科技水平的影響。加強對耕地的保護，治理耕地周邊的環境污染，著力改造中低產田，提高耕地的質量。要加大農田水利建設資金投入，建立防洪、灌概的多功能水利設施工程，增加大型灌區面積，減少自然條件變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增強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加大農業研發的技術力量，建立高校、科研機構與農戶對口的技術支援。積極研發、培育和推廣優良、高產的糧食新品種，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成為農產品的速度。

總結

眾所周知，由于糧食在國家發展中占據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人口問題是顯而易見的重中之重，因此，糧食問題也占據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與作用，糧食是立國之本，糧食是否安全關系到國家的穩定。由于糧食生產所受的影響因素眾多，并且隨著城鎮化、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形式的改變，糧食生產面臨新的挑戰也發生著變化。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問題與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國家的穩定性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此外，由于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鎮人口數量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糧食消費總量呈剛性增長，耕地、淡水資源日益緊缺，種糧比較效益下降，糧食生產兼業化、老齡化，氣候變化等對糧食生產的約束日益突出，糧食供需長期處于緊平衡狀態，糧食安全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參考文獻

篇（2）

中圖分類號：S379.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60932011

在儲糧管理工作中害蟲的防治是十分關鍵的工作，是保證糧食安全必不可少的工作內容。儲糧害蟲防治的核心工作內容是預防與治理儲糧害蟲，避免儲糧害蟲對糧食安全造成影響，保護糧食安全，保證糧食的使用價值。因此，針對儲糧害蟲防治問題與應對措施進行研究有著重大的實際意義。

1 儲糧害蟲防治的問題

1.1 盲目使用藥劑殺蟲

近幾年來很多基層糧食存儲部門由于儲糧量劇增，庫存壓力較大，管理保護設備不夠完善，蟲糧處理任務艱巨的情況為了檢查合格選擇開展使用突擊熏蒸法，濫用藥劑來進行殺蟲。例如，有的倉庫糧溫大約在15℃左右，為了能夠順利通過檢查則盲目過度使用磷化鋁，而由于環境溫度較低，時間短，導致藥物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用，同時還強化了害蟲的抗藥能力。同時，由于長期以來選擇熏蒸的方式中均選擇磷化鋁的施藥方法，同時又缺少相應的輔助技術，長期使用單一的藥劑來進行殺蟲，導致個別害蟲的抗藥性急劇增強[1]。例如，個別糧倉由于長時間使用磷化氫來進行殺蟲，導致出現了單一使用磷化氫難以殺死谷蟲的情況。另外，很多儲糧管理人員在行為意識上還沒有正確認識到害蟲防治的關系，只是片面的開展治理，而忽略了防護工作的重要性，倉庫消毒工作過于敷衍、倉庫清潔狀態不佳，給儲糧害蟲提供了藏身之所[2]。

1.2 組織與體制不完善

儲量害蟲防治工作是糧食倉儲管理工作的核心，要高效開展儲量害蟲防治工作需要一支有技術、有能力、負責人管理隊伍。然而由于當前儲量害蟲防治管理工作人員不到位，導致防治儲量害蟲防治工作無法落實到位。儲糧害蟲防治工作檢查往往流于形式，沒有從根源上來改善害蟲防治工作。另外，防治人員的綜合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很多儲糧害蟲防治工作人員往往以經驗來開展工作，對于害蟲防治工作中出現的不同問題不會采取針對性的積極措施，更加無法根據防治工作開展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在使用化學藥劑時不計算糧堆體積、不計算害蟲密度，不顧及熏蒸環境，盲目憑借經驗投藥，時常出現重復投藥、過量投藥等情況。

2 儲糧害蟲防治的應對策略

2.1 實施綜合防治措施

在儲糧害蟲防治工作中應該始終秉持著預防為主的工作原則，做好防蟲措施，避免糧食被害蟲繁殖所侵害。對于已經發現了部分害蟲的糧食應該針對具體情況來選擇合適的處理措施來徹底根治害蟲，避免其大量繁殖。在儲糧害蟲防治的過程中不應該單一的使用化學藥劑來進行處理，而是應該根據環境、條件來綜合使用多種治理方法，以達到安全性、經濟性與實效性的統一[3]。可以選擇使用物理機械防治技術。該技術即為利用物理方式來殺死害蟲，破壞儲量害蟲的生存環境，避免害蟲生長發展。物理機械防治方法眾多，例如 ，高低溫殺蟲。電離輻射殺蟲、聲音殺蟲等。在儲糧害蟲防治工作中可以根據環境不同來自選擇一種或多種物理機械防治害蟲方法；可以選擇使用習性防治方法。該方法即為利用害蟲對自然環境中的各種刺激反應以及自身的生活習性來進行集中處理的方法。該方法經濟效益良好，效果顯著。糧面堆尖誘殺、堆內誘殺、越冬害蟲誘殺等都是十分常見的習性防治方法；可以采用化學防治方法。該方法即為利用殺蟲劑來殺死儲量中害蟲的方法。在選擇殺蟲劑的時候應該嚴格審查安全性，選擇低毒、不影響糧食品質、使用安全方便的殺蟲劑。所使用的熏蒸藥劑、谷物保護劑、空倉、器材設備用殺蟲劑等都應該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能夠充分保證安全的使用方法。

2.2 完善組織與體制

建立嚴格儲糧管理制度，開展定期與不定期抽查。健全儲糧害蟲防治隊伍，根據儲糧倉庫規模來配備若干名有技術、有能力的害蟲防治骨干，專業從事害蟲防治的管理工作。強化防治人員的專業能力培訓，重點學習糧食倉儲管理制度，制定與儲量害蟲防治工作人員薪酬掛鉤的績效管理制度，推動工作人員嚴格按照相關制度與規定來開展害蟲防治工作，以全面保證糧食的安全性與害蟲防治的有效性。

3 結束語

在儲糧害蟲防治過程中要秉持著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防治方式，針對不同規模、不同狀態的儲糧來開展害蟲的防治工作。同時，還需要完善組織與體制管理工作，以完善的管理制度來全范圍保護糧食安全。

參考文獻

[1]許振偉.BP神經網絡分類器在儲糧害蟲圖像檢索中的應用研究[J].中國糧油學報，2010（1）：103-106.

篇（3）

引言

在整個糧食工作中糧食檢驗占據基礎位置，是一項關乎民生社稷的大事，如果糧食檢驗不當出現會嚴重后果，不僅會造成經濟損失，還會對人們的生命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影響社會穩定。糧食檢驗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需要綜合運用多方面的科學方法檢驗糧食及其制成品的物理特性、工藝品質、營養品質、食用品質、儲藏品質及衛生指標。有的人認為糧食檢驗只是在糧食工作的最后一環節，其實這是誤區。糧食工作的各個環節都離不開糧食檢驗，整個糧食工作始終貫穿著糧食檢驗。

市場經濟日益激烈的今天，糧食市場中糧食的質量也是良莠不齊的，有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商販，在糧食中摻雜假冒偽劣產品，毒大米、毒饅頭事件屢見不鮮，糧食安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糧食檢驗這復雜的市場中所起到的作用越發重要，所以加強糧食檢驗有著十分重要積極的意義。

1 糧食檢驗工作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促進了糧食市場化的繁榮，糧食生產加工企業如雨后春筍一般蓬勃發展，有的是略微了解糧食工作，有的只是為了賺錢絲毫不懂糧食檢驗相關工作，直接導致對糧食檢驗工作不重視的情況。有的糧食生產加工企業干脆根本不設置糧食檢驗部門，不安排質檢員；有的即使設置了糧食檢驗部門，有質檢員進行工作，也大多是形同虛設，很少從事糧食檢驗工作，這樣一種現狀使糧食檢驗在糧食生產加工中就產生問題，入庫的糧食很可能就有質量問題。在糧食存儲過程中沒有相應的檢驗，壞糧次糧在交易中也沒有嚴格的質量標準，模糊地帶多，如果再加上國家有關部門的監督管理工作不力，糧食企業的經濟利益不僅無法保證，更為重要的是帶來糧食供應不足，影響百姓日常生活，帶來國家和社會的不穩定。所以糧食檢驗工作存在的問題，需要引起重視，積極解決。

2 糧食檢驗應注意的問題

2.1 嚴把入庫檢驗關

收購工作過程中，糧食檢驗流程直接確定并劃分了糧食的等級，是靠質量說話、讓品質論價的基礎。在入庫時，質檢工作人員必須要貫徹收購質量標準，嚴把收購質量關卡，以“便于安全儲存、便于輪換”為原則，收優質糧（多收干、飽、凈、無蟲、無霉的高等級糧）、將陳化糧、“三高糧”芽麥等不合格糧關在庫門之外。這是倉儲有效管理底線。

2.2 勤檢驗，嚴防儲量蟲害與霉菌

在糧食儲備過程中，需要定期并機動的進行檢查，及時觀察糧食的蟲害和霉菌反映、及時掌握儲藏穩定性的變化情況，這是糧食檢驗的基本要素。按照標準和規范要求檢驗糧情，尤其對倉內邊緣、倉底、四角等易發隱患部位要著重防患，在季節或者氣候變化時期固定增加進倉檢查的工作量，這是為了及時發現問題和迅速解決問題；尚無蟲霉和結露等問題時，要提前做好預防和預警工作，這樣才能及時掌握糧情變化，防止陳變及連帶，規避儲糧事故造成的損失和影響。

3 糧食檢驗工作的解決措施

3.1 進一步完善糧食流通管理體制，國家各級糧食檢驗監測部門參與糧食流通管理。糧食流通由過去國企糧食部門獨家經營轉向市場化多家分散經營的新體制，使原糧食檢驗監測部門無所適從。隨著改制多年，糧食流通體制不斷完善與發展，糧食經營者認識的提高，糧食流通檢驗需要第三方有檢驗權威機構參與。現在已有第三方糧食檢驗監測部門開展工作，發揮著重要作用。現有的糧食檢驗監測部門既擁有完善的糧食檢驗設施，又有高技術高素質的糧食檢驗監測隊伍，加之政府呼吁、國家政策支持，大膽嘗試參與新形勢下糧食流通體制管理，積極主動開展糧食第三方檢驗監測，已成為必然，且作用重大。不僅會減少糧食經營者經濟損失、增加經濟效益，而且對保證糧食安全、利國利民具有重大意義。

3.2 加強糧食檢驗人員的業務素質。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會有越來越多糧食企業發展壯大起來，需要的糧食質檢工作人員也會相應增加。但是現在很多糧食類的高校都處于兼并重組階段，所招收的學生很少，根本無法滿足日益增大的市場需求，所以當下在盡力擴大糧食類學校招生力度的同時，組建高素質、高技術人才隊伍是必要也是需要的。具體方法如下：首先，對高校糧食檢驗類擴大招生規模，積極儲備后備人才。其次，糧食類的專業知識培訓機構是給糧食質檢人員專業上的補充，可以有效的提高其業務水平。再次，隸屬于國家的糧食檢驗檢測人員應該對糧食企業進行培訓，無論是經驗上的還是技術上的。最后，糧食企業之間可以進行合作，聯合培訓，以提高業務水平。

3.3 明確糧食質量標準。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各個行業都有其內部的行業規則，糧食行業也不例外。糧食企業首先應該明確糧食質量標準，這樣才能將其貫徹到檢驗人員的實際工作中。質檢人員依據糧食質量標準對糧食質量進行鑒定，才能得到比較專業的結論，也利于糧食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3.4 糧食檢驗人員的工作任重道遠。首先糧食企業的領導應該意識到糧食檢驗人員工作的重要性，一個優秀的糧食檢驗人員在很大程度上將直接影響糧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糧食檢驗人員也應該意識自己的重要性，應該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具體的工作中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糧食普查工作要仔細。調查的方面主要有：糧食的品種好壞、產量如何、質量優劣、產區特點，這些都是企業發展的重要風向標。（2）掌握糧食市場動態和國家相關部門的相關政策的法規都應該及時準確地上報給企業的領導者，以便獲得良好的企業效益。（3）糧食收購質量為尚。對所收購的糧食做專業的抽樣分析和鑒定，要求檢驗準確。（4）糧食儲藏期的檢驗工作也不松懈。“三檢一化”原則要貫徹到底，使糧食在儲藏期安全無污染。（5）糧食交易出庫檢測監管也重要。整體檢驗與批量抽檢有機結合起來，交易的糧食應該符合合同，杜絕發生交易糾紛現象，從而為企業帶來不必要的經濟損失。（6）為企業發展出謀劃策。因為了解糧食市場的供求關系，對國家的政策法規也比較熟悉，糧食檢驗人員完全有能力和資格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建議意見，從而使企業向著更大更強的方向發展。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糧食檢驗是一項重要的工作，糧食企業的領導者需要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糧食質檢人員也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為企業，為國家把好糧食質量檢驗關，使企業健康發展，國家經濟實力穩步增長，人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

參考文獻

篇（4）

中圖分類號：D922.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2—0054—05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對糧食安全的界定，糧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取足夠、安全和有營養的糧食，以維持其積極、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在國家層面，糧食安全主要取決于該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進口能力。

近半個世紀以來，雖世界糧食產量增長的速度始終高于人口增長的速度，有足夠的糧食可以供給那些糧食不能自給的國家，但由于糧食產量的分布不均以及進口能力的限制，許多國家仍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其生產的糧食基本無法滿足消費需求。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嚴重依賴糧食進口和糧食援助。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顯示，1998—2000年間，世界上大約有8.4億人處于饑餓狀態，其中有7.99億位于發展中國家。而到了2010年，全球饑餓人口總數上升到9.25億，其中98%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饑餓人口的比例平均高達16%，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直接或間接地依賴農業維持生計。因此，糧食安全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二、WTO《農業協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一）《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

國內支持是指政府通過各種國內政策，以農民和農業為扶持對象所進行的各種財政支出措施，包括對農產品的價格支持、直接支持以及其他補貼形式在內的國內保護措施。其政策目標是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維持農產品價格穩定和保障農民收入。由于許多國內支持妨礙了自由貿易，《農業協議》對于國內支持措施的總體思想是進行削減。根據國內支持對貿易的扭曲程度，《農業協議》將其分為“黃箱”、“綠箱”和“藍箱”，并對不同的支持實施不同的規則。

“黃箱”支持是指那些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的政策措施。按照《農業協議》的規定，需要以1986—1988年（基期）國內支持的年均水平為基礎，進行綜合支持總量（AMS）的削減。其中，發達國家在6年內平均削減AMS的20%，發展中國家在10年內平均削減AMS的13%。如果AMS占農業生產總值的比例很小，則不需要納入AMS的計算和削減，其中發達國家的微量允許水平為5%，發展中國家的為10%。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成員方在基期內沒有采取“黃箱”支持，它以后也不能采用，除非在微量允許的標準之下。而那些在基期內采取了“黃箱”支持的成員方，除需履行削減義務外，仍然可以對農業維持相當程度的補貼。事實上，長期以來能對國內農業提供巨額補貼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AMS很低，甚至為零或負數。因此，《農業協議》實際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使用“黃箱”支持的權利，從而制約了其選擇有利于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由于AMS的削減承諾并不徹底，實際上也給發達國家預留了巨大的農業補貼空間，對國際農產品貿易仍會產生較大扭曲作用。

“綠箱”支持指的是對貿易沒有扭曲作用、對生產沒有影響，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國內支持措施，免予削減義務。它包括與生產脫鉤的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收入安全網計劃、作物保險計劃等。雖然這些支持和農產品價格并不直接相關，但卻為農民提供了額外收入，從而間接地補貼了農業生產正如OECD所指出的那樣，任何影響生產者財產、資金流動和對風險態度的支付轉移都會間接影響農業生產，為農民提供比市場更多的支持。實際上，國內支持措施不可能完全與生產和貿易無關，并因此具有非扭曲性。因此，“綠箱”支持仍對生產和貿易存在一定的扭曲作用，但“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底線是什么，《農業協議》并沒有確立任何判斷標準，導致“綠箱”政策的范圍失之過寬，面臨不斷被濫用的危險。如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為規避AMS的削減承諾，經常將“黃箱”支持轉化為“綠箱”支持。據統計，在1986—1988年至1995—1998年之間，OECD國家的“黃箱”支持下降，但“綠箱”支持卻翻了兩倍。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實施“綠箱”支持遠遠超出了其技術、財政和管理的能力，所以實際上“綠箱”支持最大的受益者仍是發達國家的生產者。

“藍箱”支持是價格支持的特例（“黃箱”支持的一種），是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美國和歐盟最后妥協的結果。它允許根據農產品市場價格和政府制定的目標價格之間的差額對生產者予以補貼，實際上是變相地承認了扭曲生產和貿易的國內支持政策的合法性。盡管這些支持不能用于擴大生產，受限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或牲畜頭數或確定的基期水平，但是它仍然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并且構成對發展中國家的歧視。根據《農業協議》第6.5條的規定，“藍箱”支持只有在符合限產要求的前提下才免于削減，即按固定面積和產量給予，或享受補貼的產品不超過基期（1986—1988年）平均生產水平的85%，或按固定的牲畜頭數所提供的補貼。由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牲畜頭數、基期水平由“藍箱”支持國來確定，因此這賦予了它們執行該政策額外的靈活性。依據“藍箱”支持，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革計劃下實施的補償支付免除削減承諾，美國的差價支付計劃也得到豁免。

實際上，“藍箱”支持并未起到限制生產的作用，無法避免對生產和貿易的扭曲效應。理論上盡管所有WTO成員都能使用“藍箱”支持，但由于其只能在限產計劃下適用，而發展中國家多數面臨農業生產的不足，因此，該規定是為發達國家量身定做的。

《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它為發達國家保留了充裕的政策空間，而發展中國家卻無法利用“黃箱”和“藍箱”支持，也無財力去填充“綠箱”，因此缺少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的充足政策空間。

（二）《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傾銷糧食，易致使部分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能力削弱

出口競爭規則主要涉及到如何減少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所謂“出口補貼”是指依出口實績而給予的補貼，與國內支持相比，它對貿易的扭曲更加直接、嚴重，且更易產生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此，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出口補貼成為談判的焦點，最終達成的妥協方案確立了兩項基本準則：凡在基期內（1986—1988年）未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也不得對農產品進行補貼；凡在基期內已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可繼續對相關產品進行出口補貼，但補貼支出和受補貼產品應在基期水平的基礎上作一定比例的削減。

事實上，農產品出口補貼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在WTO成立之初的135個成員中，只有25個成員有權使用出口補貼，其中歐盟、美國、瑞士、挪威四個OECD成員1995—1999年間對農產品的補貼支出額占總支出額的98.9%。因此，該準則意味著發達國家可繼續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只要其執行削減承諾，而發展中國家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的權利卻受限。

基于出口補貼的減讓承諾，發達國家的確在實施期內減少了對農產品出口的補貼。然而，出口競爭紀律的不健全同時又為發達國家規避出口補貼義務提供了契機。《農業協議》第10.4條要求提供國際糧食援助的成員方保證糧食援助與商業性農產品出口無直接或間接關聯，并以贈與方式進行。但該規定往往因不具操作性而被成員方忽視。一些主要糧食出口國借糧食援助之名大量傾銷剩余食品，據統計，美國有近一半的面粉通過糧食援助的方式出口。同時，出口信貸也因缺乏相應紀律約束，而被發達國家用來規避出口補貼義務。美國是出口信貸的最大使用者，年提供信貸達30億美元。因此，《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紀律未能對發達國家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形成有效約束。

《農業協議》關于出口補貼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這必然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出口萎縮，外匯收入下降，糧食生產、進口能力也相應遭到削弱，從而使其糧食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脅。

（三）《農業協議》的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

市場準入規則規定了WTO成員國如何向外國農產品開放的有關措施。關稅化是農產品市場準入的一個核心措施，旨在建立農產品市場的“單一關稅制度”，即把各種非關稅措施轉化為保護程度相等的關稅措施。盡管關稅化后貿易保護程度并沒有發生變化，但這有助于增加貿易保護的透明度。執行關稅化的關鍵是進行關稅等值的計算。然而，各國在折算過程中盡可能選用對自己有利的價格數據，極力擴大一些敏感產品的關稅等值水平，加上計算關稅等值的基期（1986—1988年）內國內價格和國際價格的差額達到最高值，因此，一些國家實際計算出的等值從價關稅率高達百分之幾百，大大提高了原有保護程度。不少學者將這一過程斥為“骯臟的關稅化”。利用這一過程，發達國家在維持其高關稅保護水平的前提下實現了政策轉變，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歷了結構調整計劃，其關稅等值大多為負值，因此只能選擇使用“上限約束”的方式約束關稅。實際上，關稅化對于發展中國家毫無意義，它最終淪為發達國家提高約束關稅的一種工具，這難免會削弱關稅減讓的價值。

關稅化后，農產品市場準入的問題就轉化成關稅減讓的問題。根據《農業協議》，成員方必須約束所有關稅，并在約束稅率的基礎上進行關稅減讓。但是減讓承諾只限于所有農產品平均關稅，并非針對每一產品的關稅減讓。這就使得各國對進口數量多或本國生產的農產品保持高關稅稅率，而對一些本國不生產的產品降低關稅。選擇性的關稅削減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關稅高峰。發達國家利用關稅高峰阻礙發展中國家主要糧食產品的出口，也利用關稅減讓的機會，提高原材料的關稅削減比例，壓縮加工產品的削減比例，通過關稅升級壓制發展中國家高附加值農產品的出口，進而影響其產業升級。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由于一些成員在實施非關稅措施的關稅化方面存在困難，《農業協議》允許其保留某些產品的非關稅措施，但這些產品必須實行關稅配額制度。各成員方應以相對較低的關稅進口一定數量（配額）的農產品，確保有效市場準入不受侵蝕。然而，《農業協議》對于配額的管理和分配至今缺少明確具體的規則。因此，成員方對于貿易配額的管理擁有較大的自。利用這種自，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參照以往的進口構成情況，將配額分配給傳統供應商，以延續特定國家之間過去存在的特惠貿易安排，這種配額管理模式明顯具有歧視性，發展中國家因此被排除在特惠安排之外，一些對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產品也被征收高關稅。事實上，關稅配額制度在改善市場準入方面并未發揮有效作用，反而弱化了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

為避免關稅化的結果可能使原先受非關稅措施保護的國內農產品直接受到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及過量進口的沖擊，《農業協議》規定了關稅化的例外條款——農產品特殊保障措施（SSG），即在特定產品進口數量大增，或進口價格跌至規定水平時，成員方可以征收一定的附加關稅，以保護國內相關產業。按照《農業協議》第5條規定，實施特殊保障措施的農產品必須經歷關稅化過程。由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進行關稅化，因此失去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權利。加之該措施適用的技術門檻高，導致即使有權使用該措施的發展中國家也不能頻繁地對其加以利用。2003年行動援助報告指出，在允許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6072項關稅稅目中，67.2%適用于發達國家，31.8%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一份WTO刊物統計數據也顯示，在1995—2008年有權使用SSG的22個發展中國家之中，僅有6個國家實際援用。

通過骯臟的關稅化、選擇性的關稅削減、弱化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戰略性的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等手段，發達國家極力規避市場準人的義務，因此《農業協議》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這嚴重削弱了關稅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農業協議》確立的國內支持、出口補貼和市場準入規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嚴重的不平衡性。它允許發達國家通過出口補貼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同時卻要求發展中國家逐步開放國內糧食市場；它為發達國家的國內支持保留了充裕的空間，卻令發展中國家與農業補貼失之交臂。這造成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公平競爭合法化，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政策選擇。因此，現行的《農業協議》很難有效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

三、多哈農業談判不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對糧食安全的關注

（一）多哈農業談判期間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鑒于現有農產品制度安排的不公平性及南北國家在農業競爭力上的懸殊，發展中國家積極利用多哈農業談判，爭取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在提案、磋商階段，發展中國家均強調農業對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為確保糧食安全，他們認為有必要保護本國糧食生產，給予國內農業政策充足的空間和靈活性。為保護本地的糧食生產和農民生計，發展中國家建議終止藍箱，改革或移除綠箱，并取消出口補貼。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承認貿易是一種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要途徑，尤其對于糧食進口國。但貿易帶來的進口激增也會影響進口國國內主要糧食的生產，影響農村發展和減貧。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農產品特別保障機制（SSM），取代只能由發達國家適用的特殊保障措施。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尤其強調特殊和差別待遇對糧食安全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建議擴大特殊和差別待遇條款。其中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以及印度提出的“糧食安全箱”包含了所有特殊和差別待遇的靈活性。

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有權以積極列舉的方式指定何種農產品受《農業協議》規則的約束；允許發展中國家重新評估并調整關稅水平，以應對廉價進口產品的沖擊，保障糧食安全；OECD國家應大幅降低現行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給予發展中國家國內支持方面的靈活性，包括將其微量支持水平提高到20%；禁止發達國家繼續援用特殊保障條款，但該條款應向發展中國家開放；禁止所有形式的傾銷，發達國家所采用的各種出口補貼應立即取消。之后，印度又提出了“糧食安全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一切與保障糧食安全、農村發展、就業和反貧困有關的國內支持措施應免于任何形式的削減；發展中國家對農業關鍵性投入所提供的補貼應具有靈活性，給予低收入和資源貧乏農民的具體產品支持應免于綜合削減；允許發展中國家保留適當水平的關稅限制，免于提供任何形式的最低市場準入；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權采取一種有別于特殊保障措施的獨立可行的特殊保障機制。無論“發展箱”還是“糧食安全箱”均著眼于：在不公平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政策支持空間，為貧困人口的糧食安全提供基本保障。

（二）《框架協議》未能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并未引起發達國家足夠的重視。以美國為代表主張農業貿易自由化的國家認為，自由貿易將穩定全球市場價格，同時增加貿易收益、促進經濟發展、提高購買力，從而有助于糧食安全，因此自由貿易和市場導向是實現糧食安全的主要路徑。以歐盟、日本為代表的農業保護主義勢力則主張一個理想的國際框架應充分考慮農業的多功能性和糧食安全的需要，以此作為延緩貿易自由化，推行農業保護主義的借口。立場的分歧，導致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僵持不下，幾經周折，最終達成一項《農業談判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框架協議》雖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照顧了發展中成員的特殊關切，但同時也使許多焦點問題被淡化或模糊化處理。其中，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考慮。

在國內支持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模式的選擇、政策箱的改革維持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平衡，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1）削減模式的選擇。《框架協議》要求按照分層公式對所有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OTDS）進行實質性削減，總量削減和分項削減同時進行，即不僅要對OTDS進行分層削減，還要分別對“黃箱”、微量允許進行單獨削減，并對“藍箱”進行封頂，但是，《框架協議》規定的削減基礎是約束水平或被允許水平，而不是現有的實際支持水平，削減后的支持水平通常比現有的支持水平要高。即使按照以后達成的削減幅度將分層公式適用于每項具體的削減步驟之中，削減的只是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的水分，并不能達到實質削減的目的。（2）政策箱的改革。《框架協議》規定對“黃箱”政策進行實質性削減，同時改革“藍箱”政策。但從“藍箱”的內容來看，框架協議顯然有意使發達國家運用“藍箱”政策代替“黃箱”政策。《框架協議》規定“藍箱”支持按農業總產值的5%進行封頂，將“藍箱”標準從原來的“限產”擴大到“不對生產進行要求”。這一變革擴大了“藍箱”的使用范圍，增加了發達國家使用“藍箱”支持的空間。由此，具有AMS削減義務的高補貼國家，可以通過“箱間轉移”（從“黃箱”移到“藍箱”）來調整現行的農業支持政策，規避削減義務，如美國，其AMS承諾水平為191億美元，2001年實際使用量為144.13億美元，比較接近承諾水平。但是，目前美國農業總產值在2000億美元左右，按5%的封頂要求，美國將有100億美元的“藍箱”使用空間。這意味著如果取消藍箱的“限產”要求，美國只需將一部分措施從“黃箱”轉入“藍箱”便可大大緩解削減壓力，甚至可以不作任何削減。這樣，美國《2002年農業法案》的反周期補貼便能順利的從“黃箱”轉向“藍箱”。

在出口競爭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日期的模糊規定為發達國家繼續進行出口補貼提供機會。《框架協議》指出：成員同意制定一個詳細的削減模式，以保證在一個可信的終止日期前，平行削減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措施。削減日期待定意味著發達國家可以繼續維持高額的出口補貼、出口信貸或保險計劃，同時也擁有充足的時間將“出口補貼”向“藍箱”和“綠箱”轉化。《農業協議》出口競爭紀律對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消極影響將繼續存在。

在市場準入方面，《框架協議》對敏感產品的定位，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的模糊規定未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需要。（1）敏感產品。《框架協議》關于敏感產品的概念允許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繼續對某些產品提供保護，只要每種產品的市場準入通過關稅配額承諾和關稅削減得到改進。“敏感產品”是歐盟和十國集團為使其部分維持高關稅的敏感產品少做減讓而提出的概念，旨在維持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農產品高關稅，這必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出口。（2）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框架協議》規定，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糧食安全、生計和農村發展的需要，指定特殊數量產品作為特殊產品，這些產品可以獲得更多的靈活待遇。同時，《框架協議》也要求制定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僅供發展中國家使用。這些規定一定程度上考慮了發展中國家使用出口補貼和國內支持措施的有限能力，特殊和差別待遇在其市場準入領域的重要性。但是，在特殊產品問題上，《框架協議》的文字相當模糊，幾乎所有的實質性問題都被留到下一階段解決，對如何特適用殊保障機制也沒有任何詳細規定。

（三）后《框架協議》談判，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關注的分歧依然嚴重

《框架協議》指出，農業對于發展中成員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他們必須能夠實行支持其發展目標、扶貧戰略、糧食安全以及生計關注的農業政策。該目標能否實現，取決于后《框架協議》階段更為艱難的具體模式談判。然而，后續談判過程中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農業補貼、農業關稅等核心問題上依然各執一詞，讓拖延了10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談判懸而未決，這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在OTDS的削減幅度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始終無法達成一致。面臨發展中國家大幅度削減OTDS的要求，美國和歐盟一直消極回避。從農業補貼的規模看，歐盟農業補貼為600億歐元，美國為482億美元，根據2008年7月談判案文歐盟應該削減75%—85%，美國應該削減66%—73%。但歐盟目前僅許諾削減70%。由于歐盟從總體上講處于農產品進口入超的局面，且農產品出口的大部分是歐盟各國間的貿易，因此其并未成為眾矢之的。美國雖然同意削減至150億美元，即削減69%，進入了談判案文的削減范圍，但美國2001—2005年實際農業補貼平均為170億美元，2006年為110億美元，2007年又下降為90億美元，因此，印度和巴西認為美國削減的幅度遠遠不夠，要求其必須削減到108億美元、至少削減到121億美元即削減75%以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農業補貼的對峙成為具體模式談判階段的主要阻力。

在農產品的特殊保障機制的適用條件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僵持不下。特殊保障機制是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發展中國家可以動用這個在農業領域的防御性政策工具，在進口產品數量激增或進口產品價格銳減的情況下，提高關稅壁壘，保障農民的生存、農業的發展和糧食安全。由超過40多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33國集團是特別保障機制最積極的捍衛者。他們主張在農產品進口量超過正常年份的5%、10%和30%并造成國內價格下跌時，就可采取追加不同比例關稅的特殊保障措施，而且程序應簡單、易行。美國等糧食出口國則堅持只有當某種農產品進口突然增至40%以上時，“受害國”才能啟動特別保障機制，提高關稅。最終，美國以必須界定該機制使用的合法性和防止濫用為由，沒有作出讓步，導致2008年談判破裂。

談判破裂后，農業委員會又組織多次談判，但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進展。2011年伊始，農業委員會主席沃克（David Walker）提出預計在年終結束談判。然而談判的進展并不樂觀，WTO大使們一致認為，各項議題在年內不太可能達成一致。目前，為挽救多哈，代表們選擇了分階段完成的妥協方案，其中農業問題被列為“慢速通道”。綜觀十多年的多哈農業談判，盡管發達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讓步，但發展中國家大部分關于糧食安全的建議并沒有得到采納，而發達國家的削減承諾很大意義上是空頭支票。可以預測，多哈農業談判不可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

四、結論與啟示

篇（5）

為加強《協調制度》在國家及地區層面糧食安全及早期預警中的應用，使其更符合FAO糧食安全計劃的統計需求，提升HS面向國家及地區的糧食安全分析的適用性，對1-16章的部分章注、子目注釋、品目和子目進行相應的修改。主要包括：

為在國際貿易中占重要地位，貿易量大的農產品增列子目。例如：在第三章多個子目項下為挪威海鰲蝦、冷水小蝦及對蝦增列子目；在第三章多個子目項下為主要淡水魚品種羅非魚(tilapias)、鯰魚(catfish)、鯉科魚(carp)、鯁魚(eels)、尼羅河鱸魚(Nile perch)、黑魚(snakeheads)增列相應子目等。

為在國民生產中占重要地位的產品，對發展中國家及不發達國家有重要經濟意義的家禽類商品增列子目。例如，為鴨、鵝、珍珠雞等增列子目。

為種植用種子增列子目。種子是農產品中最重要的產品之一，受知識產權保護法保護，其產值每年達到數十億美元，所以需將種植用的種子與食用的種子區分開來。在第十、十二章中增列了種子的子目。

為油、脂及涉及食品安全的產品增列子目。例如，在品目15.01項下為豬油分列子目；在品目15.02項下為牛羊油脂分列子目。

為部分地區涉及糧食安全的產品增列子目。例如為蛤、鳥蛤及舟貝增列子目，在品目07.09項下為巴姆巴拉豆、木豆的產品增列子目等。希望此舉能提供準確的貿易統計數據，改進對地區糧食情況、營養情況的分析，更好地評估生產及供應情況。通過統計農業及漁業獲得產品，估算某地區的生產是否能達到適當的營養需求。

根據貿易實際分列新的產品種類及具有潛在重要性的經濟產品。例如，為除甲殼動物及軟體動物的水生無脊椎動物新增品目03.08，同時受這些產品品目結構調整的影響，又對第十六章相關注釋作了相應調整和修改；為第九章部分調味香料產品分列“已磨”及“未磨”子目。

應新技術發展及新產品貿易的需要

如：修訂“免疫制品”的定義，對涉及品目30.02的相關章注進行修訂；為生物柴油新增品目38.26，并在第二十七章、第三十八章新增或修改相關的章注釋。

應貿易便利化的需要，為貿易量大且存在歸類爭議的產品新增子目

如根據我國提的議案，為“登機橋”新增了子目8479.71和8479.79；為“百合花”新增子目0603.15。針對目前衛生用品根據其材料歸類存在歸人多個品目的可能，且容易出現歸類爭議的情況，為衛生巾及止血塞、嬰兒尿布、尿布襯里及類似的衛生用品增列品目96.19，并新增章注釋；根據美國所提議案，為蔓越橘果及蔓越橘汁在子目2008.90及2009.80項下增列子目；根據哥倫比亞提議，在品目17.01項下為非離心甘蔗糖分列子目并新增或修訂第十七章子目注釋。

應國際社會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對部分涉及環保問題產品的目錄結構進行了調整

主要包括

《蒙特利爾議定書》等公約，為便于監控消耗臭氧層物質新增子目2903.71至2903.75。

根據《鹿特丹公約》中新增的化學物質名單，再次對《協調制度》進行修訂，為危險化學品及殺蟲劑增列子目，如為4,6-二硝基鄰甲酚[二硝酚(ISO)]及其鹽新增子目2908.92；在稅目29.31下，分別為四甲基鉛及四乙基鉛，和三丁基錫化合物拆分新子目2931.10及2931.20。

應監控易制毒化學品貿易的需要，對重要的易制毒化學品增列子目

例如，為“去甲麻黃堿及其鹽”單列子目2939.44。

應貿易界和《協調制度》應用方所提簡化《協調制度》的要求

篇（6）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創貴州糧食工作新局面，進一步提高對做好新時期糧食工作重要性的認識。糧食購銷市場化以后，糧食工作進入了新的時期，多元糧食市場主體參與糧食購銷和經營，在活躍糧食流通、改善城鄉居民糧食品種結構的同時，也使得加強和改善糧食宏觀調控、保障糧食供給、維護糧食市場和糧價穩定的任務變得十分艱巨。20**年中央經濟工作、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再次強調，“糧食安全的警鐘要始終長鳴”。作為政府進行糧食宏觀調控的職能部門，作為糧食工作者，對做好新時期糧食工作的重要意義必定要有更加清醒的認識。

據了解，截至6月30日，我省國有糧食購銷企業共購進糧食10.64萬噸，銷售糧食8.63萬噸，全省糧食總庫存為55.12萬噸(不含中央儲備)，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購進食油0.66萬噸，銷售食用油1.95萬噸，全省食用油庫存0.96萬噸。三大糧食批發市場糧食進場量為34.12萬噸；糧食交易量為34.29萬噸。總體上看，目前全省糧食市場供應充足、庫存充裕、交易活躍、流通順暢、市場穩定，除食用油價格同比上漲幅度較大外，糧價在合理的水平上平穩運行，糧油市場基本穩定。

地方糧儲獲得充實

進一步建立健全地方糧食儲備制度。我省省地兩級儲備糧規模4億公斤(省地各2億公斤)，像我省這樣糧食自求平衡的省份，糧食儲備應當達到糧食年消費量4個半月的規模。因此，要根據各地糧食產需情況對地方儲備糧規模進行細分量化，區別不同情況，進一步充實地方糧食儲備。糧食基本自給的黔南、黔東南、安順等市州地應當按4個半月的要求建立地方糧食儲備，貴陽市、六盤水市、畢節地區應當按照6個月的儲糧要求建立地方糧食儲備。此外，要積極爭取按照國務院關于促進油料生產發展的意見，恢復我省4000噸的食用植物油儲備，提高政府調控市場的能力。

為解決省級儲備糧代儲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省糧食局把加強省級儲備糧代儲庫管理作為今年儲備管理工作的一個重點，努力開拓創新。通過認真分析，仔細謀劃，建立了省級儲備代儲糧的監管體系。省糧食局與17個代儲庫主管部門的地縣糧食局簽訂了《貴州省省級儲備糧油代儲責任書》，與省農發行聯合制定了加強省級儲備代儲庫監管的相關文件，進一步明確監管職責和定期考核標準，建立了定期考核制度，形成了監管合力，實現了有效監管。同時，地方儲備糧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據統計，明確儲備糧規模的縣市區已從去年的66個增加到74個，地方儲備糧庫存從58.74萬噸增加到58.93萬噸；儲備油庫存從2267噸增加到3843噸。上半年，他們還抓了糧食流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統計、糧食倉儲設施統計、春季糧油普查和庫存大檢查等倉儲管理基礎性工作。檢查結果表明，我省糧食庫存賬實、賬賬基本相符，庫存糧食數量真實，質量良好，儲糧安全，管理規范，沒有發生儲糧安全事故。

糧食安全責任所系

正確認識和把握我省糧食供求情況及面臨的形勢。我省屬糧食產需基本平衡的省份。長期以來，我省認真貫徹落實國家關于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把推進糧食購銷市場化，加強糧食宏觀調控，推動糧食流通產業發展，保障糧食供需作為維護穩定、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任務來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總的來看，1998年以來，我省糧食總產量基本保持在1100萬噸以上，省內糧食價格穩定，市場有序流通，農村糧食基本自給，全省糧食供需基本平衡，為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一個較好的物質基礎。

然而，省糧食局清楚地看到，我省糧食生產受耕地、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制約，糧食產量穩定增加的難度較大。隨著人口的增長特別是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以及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省內糧食消費呈現逐年擴大的趨勢。我省糧食消費量進一步增大，糧食供需缺口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每年需從省外購進占消費量10%左右的糧食用于彌補缺口和進行品種調劑。

篇（7）

一、加強組織領導，進一步提高對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實行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政策，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舉措，不僅可以直接增加農民收入，進一步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保護種糧農民利益，而且對穩定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確保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各級、各部門要充分認識做好直補工作的重要性，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切實加強組織領導，認真做好20*年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工作。要進一步完善政府責任制、部門責任制和工作人員責任制，確保補貼政策落實到位。要建立健全工作考核機制，將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工作情況作為鄉村干部和工作人員業績考核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20*年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政策的主要內容

（一）補貼依據。20*年對種糧農民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仍以小麥實際種植面積作為補貼計算依據。

（二）補貼標準。20*年糧食直補仍按上年補貼標準執行，即*、*、*、*、*5市每畝補貼15元，其他各市每畝補貼14元；農資綜合直補標準，*、*、*、*、*5市每畝49元，其他各市每畝50元。

（三）兌付時間和形式。為進一步降低補貼資金兌付成本，提高補貼資金使用效益，方便種糧農民，促進春耕生產，20*年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資金實行合并發放（農資綜合直補資金原則上不再隨農資價格變動而變動）。合并發放的糧食直補資金和農資綜合直補資金，要在補貼通知單中列明。各市要在*月*日前通過“*省財政涉農補貼一本通”管理系統，將補貼資金一次性兌付給種糧農戶。

三、加強宣傳和監督，確保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工作順利進行

篇（8）

對于中國信息產業而言，科技創新之路應該沿著什么樣的方向前進？通過何種途徑將創新技術轉化為經濟驅動力？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一家以信息安全需求為核心的整體解決方案提供商和服務商，從誕生之初就承載著為國家全力守護信息安全的特殊使命和責任。自成立以來，航天信息先后承擔了“金稅工程”、“金盾工程”、“金卡工程”等國家重點工程，成長為我國電子政務行業的領軍者和國家隊之一，深刻見證并參與推動了我國信息產業在各領域的跨越式發展，對于信息化技術在保障國民經濟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與體會。

對于上述問題，航天信息已經有了自己的明確答案——以信息安全為科技創新核心，全面守護“大安全”。

“大安全”使命

“大安全”三個字，取自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提出“大防務，大安全”的發展理念，強調防務和安全的內涵不僅限于傳統的國土防務、國土安全，還包括廣義上的經濟安全、社會安全乃至文化安全。航天信息作為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在民用領域的主力軍之一，過去十幾年所走的每一步都沒有離開“大安全”的主軸。

眾所周知，在信息安全領域，能夠開發出具備自主知識產權的安全芯片，其重要性就如同構建國家信息安全保障體系的地基。2008年7月，航天信息成功研發出了國內首款擁有全自主知識產權的SSX45密碼安全芯片，該芯片不僅能夠應用于新一代的防偽稅控系統，還可應用于其他對信息安全要求很高的領域，填補了國內的技術空白。目前，航天信息擁有國家許可的電子認證CA中心，在防偽稅控系統及延伸軟硬件產品、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軟件等方面的研發處于國內領先水平，并先后牽頭組織了IPTV、RFID兩個國家安全標準的制定工作。

現在，航天信息腳下這條已經持續了12年的自主創新道路，在全力守護“大安全”的使命鞭策下，已經邁入了全新的“十二五”發展階梯。被明確列為我國新興戰略產業之一的物聯網，由于擁有極為廣闊的適用性，對于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成為其現階段踐行“大安全”使命的重要利器。

“大安全”踐行

在糧食物流、食品安全、智能交通、公共安全、智慧城市、等多個領域，航天信息均已推出系列先進應用解決方案，為航天高科技技術服務于民，護航“大安全”作出生動詮釋。

糧食安全：促進糧食流通產業轉型升級

糧食安全一直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基礎。為了護航國家糧食安全，航天信息利用多年在信息安全、RFID等領域積累的領先技術及研發優勢，在糧食收購、倉儲、物流、加工等環節的物聯網技術應用上取得了多項研發成果和成功案例，航天信息也成為國家糧食流通信息化的主要參與者。

2011年11月，國家糧食局為常州、無錫兩地“數字糧庫”授予了國家信息化試點牌匾。與此同時，航天信息與國家糧食局、江蘇省糧食局成功簽署框架合作協議， 約定共同推動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糧食行業的應用，促進糧食流通產業轉型升級。

今年5月，航天信息與江蘇省首批16家糧食物流中心、中心糧庫集中簽約，作為總集成商正式啟動建設基于物聯網的“數字糧庫”系統。食品安全：改事后監管為全程動態監管

中國有句俗語：民以食為天。對所有普通老百姓而言，食品安全都是天大的事。

針對我國現有食品安全監管體系中存在的監管人員少、企業分布分散、監管難等諸多問題，航天信息研發出從食品監管追溯、經營許可到執法監控全程可控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系統，可有效將我國傳統食品安全監管體系中的事后監管，轉變為全程監管和動態監管。目前該系統已成功應用于2008年北京奧運食品安全（RFID）追溯管理、遼寧省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及軟環境建設、首都食品安全控制等系統項目。

在2011年11月舉辦的“第十屆中國食品安全年會”上，航天信息憑借近年來在食品安全監管領域做出的突出貢獻，成為唯一榮獲食品安全行業“突出貢獻單位”殊榮的物聯網領域企業。

智能交通：提高通行效率 監管運行狀態

有統計顯示，每年最易發生安全事故的領域就是公共交通，“智能交通”倡導的正是一種健康和諧的出行方式。

針對智能交通，航天信息成功研發了ETC高速公路不停車收費管理系統和基于RFID的車輛智能管理系統。在前者的幫助下，車主駕駛車輛在通過收費站時，無需停車即可完成繳費，大大提高車道通行效率。借助后者則可以對所有車輛的運行狀態進行有效監管并提供綜合服務。目前，這兩款產品已成功應用于浙江、四川、陜西等多個省市的高速公路及機關車輛管理。

公共安全：采集共享社會信息 提升流動人口管理水平

除了食品安全和交通安全，公共安全是另一項涵括更廣范疇的民生安全指標。

篇（9）

一、東亞模式地區農業的特殊性與發展目標沖突

本文所說的東亞模式地區特指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這三個順利實現現代化趕超的東亞經濟體，他們都屬于儒家文化圈，農業現代化的初始情況與中國大陸基本相似，因此農業現代化面臨的主要問題也與大陸基本相同。東亞模式地區由于其特殊的人地結構、人口密度與規模、后發趕超特點，使其土地制度與農業發展目標與先發國家有很大差別，導致其農業現代化面臨著與先發國家不同的問題，無法采用先發國家的農業現代化經驗，只能探索自己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因此，東亞農業現代化模式深深植根于東亞特殊的區情。

（一）東亞農業發展面臨特殊的人地結構由于封建時達的農耕經濟，長期的文明歷史，東亞地區人口密度普遍比較高，屬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其中中國臺灣地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643人，韓國為495人，日本為335人，相比較而言，美國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3人，法國為119人，東亞地區人口密度明顯過高。而以丘陵、山地為主的地形，進一步降低了東亞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按照聯合國統計，世界人均耕地面積為0.26公頃，韓國、日本、中國臺灣地區基本均為0.03公頃，相對應德國為0.15公頃，法國為0.28公頃，美國為0.53公頃，東亞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明顯偏小。由于東亞地區人口密度過大，人均耕地過少，丘陵、山地比例過高，導致土地細碎分割，規模化經營難度較大，小農經濟根深蒂固。

（二）東亞現代化特殊的后發趕超戰略與先發的歐美國家可以通過殖民掠奪、不等價國際交換積累工業化資本不同，后發的東亞只能主要通過內部的工農業剪刀差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無論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還是二戰后的韓國、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如此，導致城鄉差距擴大。在經濟趕超過程中，不同部門生產率進步速度差異很大，農業部門技術進步速度、生產率提高水平遠低于工業部門，使農業部門收入增長緩慢，進一步擴大城鄉收入差距。東亞人口過密也使農業部門人口過剩問題長期存在，既阻礙了東亞耕地的規模化經營，也抑制了農民工工資的增長，使城鄉差距更大。

（三）東亞模式地區特殊的土地政策由于土地過度兼并導致大量流民的出現是傳統東亞社會動亂之源，因此，二戰后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都實行了比較徹底的土地制度改革，通過和平方式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目標，扶植大批自耕農緩和了社會矛盾。為防止土地兼并，東亞模式地區實行了嚴格的耕地最高面積限制和轉讓限制，嚴格限制耕地的非農化利用，也限制企業法人到農村承包土地。應該說，東亞各國和地區的土地政策是對東亞近代社會革命的反映，在人口嚴重過剩，社會保障嚴重匱乏，城市化水平很低（即使最發達的日本，1945年的城市化率也僅僅為27.8%）的背景下，平均地權、嚴格限制耕地流轉為農民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免除了加于農民身上沉重的地租負擔，維護了社會穩定。大量自耕農的形成也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使糧食產量大幅增長，既保障了糧食供應安全也為工業化積累了資本。但嚴格的耕地保護與流轉限制也阻礙了農業規模化經營，延緩了農業現代化進程。

（四）東亞模式地區特殊的農業發展目標與歐美發達國家農業發展以增加農民收入、保護生態等有限目標不同，東亞特殊的人地結構、較高的人口密度、特殊的趕超戰略與土地制度使東亞農業發展目標多重。東亞農業的首要發展目標是保障糧食供應安全，由于東亞人口過密，人均耕地少，小農經濟生產效率低，導致本地區糧食供應長期緊張，隨著二戰后東亞地區人口的高速增長，經濟發展與人均消費水平的提高，糧食安全問題日益凸顯，冷戰背景進一步突出了糧食安全的重要性。為保障糧食安全，東亞各國和地區政府制定了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嚴格限制耕地的非農利用。東亞農業的第二個發展目標是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基本生活保障，戰后東亞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但由于經濟落后，政府無力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加上戰后初期城市化水平、工業化水平比較低，無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因此政府制定了比較僵化的土地政策，以防止大量失地農民的出現影響社會穩定。東亞農業的第三個發展目標是提高農民收入，這在經濟起飛后才重點考慮，通過擴大農場規模，提高糧食價格，增加農業補貼，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實現。

（五）東亞模式地區農業發展目標存在內在沖突東亞模式地區特殊的區情與趕超戰略決定了他們農業發展目標的多重性，但在這些多重目標之間卻存在著內在沖突。首先，為農村過剩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與提高農民收入之間存在沖突，要實現前一個目標，政府就必須堅持小農經濟，嚴格限制土地流轉與兼并，要實現后一個目標，政府就應該鼓勵土地流轉，擴大農場面積，實現規模化經營。其次，為農村過剩人口提供就業保障與國家糧食安全之間存在沖突，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傳統勞動密集型農業兼顧了農民就業與糧食安全，但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后，還頑固地堅持保守的土地政策只能延緩農業現代化轉型，導致城鄉差距急劇擴大，農村人口過度流失，傳統農業衰落、耕地被大量拋荒、棄耕，必然影響糧食安全。再次，提高農民收入與保障糧食安全之間存在著沖突。要保障糧食安全，就必須嚴禁耕地的非農利用，鼓勵主糧種植，但東亞農場規模過小，主糧種植缺乏比較優勢，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要提高農民收入，就必須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縮小主糧種植面積，允許部分農地的非農、非糧利用，這必然降低糧食自給率。東亞模式地區特殊的區情與后發趕超戰略使他們普遍制定了特殊的土地政策，也使他們的農業發展兼顧著多重目標，但由于各目標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內在沖突，直接影響到他們經濟趕超戰略的實現。

二、東亞模式地區化解農業發展目標沖突的主要對策

為化解農業現代化目標沖突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東亞模式地區順應時勢適時地進行了制度創新，不斷調整農業發展政策，這些政策主要包括：

（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無論是在農業恢復階段還是在以農促工、以工補農階段，基礎設施建設都是增加農業產出、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基本措施。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農田水利、道路、電力設施建設，土地平整，新品種開發，農業機械的推廣等。在二戰后農業恢復、以農促工階段，盡管東亞模式地區為提高農業產量，保障糧食供應安全和工業化的原料供應，增加外匯收入，很重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但由于資源有限，農村資源的凈流出，這一階段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有限。隨著東亞模式地區經濟的起飛，工業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導致農村勞動力過度流失，小農經濟衰落，嚴重威脅到這些地區的糧食安全。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保障糧食供應安全，東亞模式地區先后進行了鄉村建設運動。日本工業化最早，鄉村建設運動開展也最早，1955年就提出了“新農村建設構想”，開始了戰后首次“新農村建設”。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經濟社會發展計劃”，開始了第二次“新農村建設”，使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基本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化肥化、水利化和良種化。從1956年開始中國臺灣地區就進行了農地重劃活動，通過對國土的整治，基礎設施的完善，提高了農地生產能力。1991年，中國臺灣農政當局出臺了《農業綜合調整方案》，推動了以“發展農業、照顧農民、建設農村”為宗旨的富麗農村建設運動，進一步完善了農村基礎設施，改善了農民生活。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通過新村運動完善了農村基礎設施，改善了農村生活條件，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激發了農民務農的積極性，扭轉了鄉村的衰敗。

（二）積極的農業支持政策農業是弱勢產業，東亞地區的小農經濟更加弱勢，僅僅依靠自身力量難以扭轉衰落命運，必須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避免農村過度衰敗，東亞模式地區實施了積極的農業支持政策，除先后減免農業稅外，還采取了一些共同的支農政策：（1）提供價格補貼。包括農產品價格補貼，最低保護價，目標價格補貼，直接補貼等，通過價格補貼，東亞模式地區有效地提高了農民收入，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激發了農民務農積極性。（2）提供農機購置、基礎設施建設補貼。為減輕農民負擔，鼓勵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政府對農民購買農業機械，修建農產品加工、儲藏設施提供補貼。（3）提供金融支持。農民平均貸款額度小，貸款風險大，普通商業銀行不愿意提供貸款，為保證農業發展的融資需求，東亞模式地區政府先后成立了各種政策性金融機構，或與商業銀行、農會合作提供政府貼息貸款，既解決了農民貸款難問題也減輕了農民負擔，促進了農村發展。（4）對耕地流轉、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新農人進行補貼。為促進耕地流轉，政府對買賣耕地、簽訂長期租售協議的雙方進行補貼，耕地流轉面積越大，補貼越多。為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政府也通過補貼變化進行調節。為緩解老人農業危機，吸引年輕人務農，政府對初次務農的新農人提供一定額度的創業補貼和生活補貼。（5）完善農民社會保障。為解除農民土地流轉的后顧之憂，實現社會公正，日本于1961年、韓國和中國臺灣于1995年分別將農民納入國民年金制度，設立老人農業福利年金。

（三）適時的農地制度改革隨著東亞模式地區工業化的起飛，城市化、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二戰初制定的農地制度已經落伍，成為農業現代化的桎梏，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農村人口過度流失，農業增長停滯，僅僅依靠外部輸血式的農業補貼顯然不夠，必須通過農地制度改革釋放土地潛能來提高農村內源性發展能力。但考慮到東亞特殊的人地結構，農地制度改革是漸進的，第一步是在堅持農地農用前提下，逐步取消對家庭農場耕地面積的最高限額，鼓勵耕地的適度流轉，擴大農場規模。日本工業化最早，劉易斯拐點也來得最早，因此土地制度改革也最早，1970年日本修改《農地法》，廢除舊法中對擁有土地最高額的限制，鼓勵農戶擴大經營規模。[1]隨后，中國臺灣地區于20世紀80年代，韓國于20世紀90年代也紛紛進行了類似的土地制度改革。第二步是允許工商資本法人購買農地進行農業生產。隨著農村人口持續流出，東亞老人農業蔓延，越來越多的土地被拋荒、棄耕，急需新的農業經營主體補充。資本法人由于資本、技術、可持續發展優勢，逐步成為東亞重要的農業經營主體。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臺灣、韓國稍晚也積極鼓勵農業法人經營主體的發展。第三步是逐步放松嚴格的耕地非糧、非農利用限制，在確保主糧供應安全基礎上，允許更多耕地轉變為非糧、非農用地，以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2]從總體上看，東亞農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市場化、自由化。

（四）農村社會組織的完善原子化的小農很難與市場抗衡，也無法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組織農民對于維護農民利益，加速農業現代化非常重要。在東亞模式地區，農協是最重要的農村社會組織，隨著威權體制的終結，農協的獨立性與作用越來越大，他不僅組織農民爭取政治、經濟利益，也積極參與農村建設，發揮多方面的服務功能。如日本農協為農民會員采購生產與生活資料，提供金融、育種、育苗、加工、儲藏、農機具維修以及醫療保健、房地產信貸、郵政、農民婚喪、銷售農產品等服務、進行生產技術和發展計劃指導，有效解決了單個農戶所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的生產與生活問題，在分散的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建立了密切聯系,克服了小規模家庭經營的局限性,提高了農業經營效率。[3]專業性的農民合作社也是重要的農村社會組織，它通過合作提高農民的市場地位，增加農民在市場交易中的得益，并整合集體資源延長產業鏈，實現規模經濟。土地銀行則是東亞地區的一項制度創新，東亞土地分割細碎，產權分散導致反公地悲劇，土地銀行能夠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通過耕地整理促進規模經營，對加速耕地流轉，減少拋荒、棄耕，維護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五）與時俱進地調整農業發展目標二戰后，東亞地區飽受戰爭摧殘，農民流離失所，糧食短缺，處于冷戰前沿，因此這一階段農業發展的主要目標是確保糧食供應自足，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隨著東亞經濟的起飛，日本、中國臺灣、韓國劉易斯拐點先后到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勞動力不足，在這一階段，農民就業問題已經解決，但冷戰還沒有結束，加上東亞長期的糧食安全恐懼癥，使這一階段的主要農業發展目標轉變為提高農民收入和確保糧食供應安全。隨著冷戰結束，老人農業的蔓延，繼續堅持糧食自足已不可能，代價也太大，并嚴重影響農民收入提高，在這種背景下，東亞模式地區紛紛轉變糧食安全觀，在確保主糧供應安全基礎上積極鼓勵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因此這一階段農業發展的主要目標是確保主糧安全和提高農民收入。隨著全球化推進與生態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貿易自由化已成世界潮流，東亞模式地區糧食安全觀繼續轉變，紛紛降低糧食自給率，鼓勵按照比較優勢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農產品質量，倡導綠色農業，使農業發展目標逐步與世界接軌，進一步綜合化。

（六）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隨著老人農業在東亞的蔓延，舊農業經營主體逐漸衰落，必須培育新的農業經營主體代替。東亞模式地區審時度勢，陸續修改農業政策，允許法人團體參與農業經營，扶植各種農業專業合作社，積極鼓勵、資助新農人加入農業生產。[4]新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有效補充了農業發展的人力資本，避免了農業的進一步衰退，加速了東亞模式地區農業的現代化轉型。

三、對東亞模式地區農業現代化政策效果的評價

在經過60多年的農業現代化實踐后，我們基本可以對東亞模式地區的農業現代化政策作出客觀評價，從總體上看，東亞模式地區的農業現代化政策比較成功，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東亞模式地區農業現代化政策為本地區順利實現現代化的超趕創造了條件在東亞模式地區，由于二戰后比較徹底的土地制度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大大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和農民收入，保證了工業化啟動階段糧食供應的自足，維持了工業化的低成本，有利于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嚴格的土地流轉和土地擁有量限制使小農經濟長期穩定，避免了土地過度兼并形成大量流民，既保障了農民就業也維護了社會穩定。因此，東亞模式地區二戰后制定的土地制度雖然保守但符合區情，既提高了農民收入、保障了糧食供應安全也解決了農村過剩人口的就業問題，實現了多贏目標，為工業化起飛創造了條件。東亞模式的農地制度改革使本地區避免了非洲式的長期糧食短缺，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避免了拉美式的城市貧民窟惡性膨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東亞模式地區過剩農民的就業問題解決，但農民增收和糧食安全問題隨之凸顯。東亞模式地區政府審時度勢，改變以前的以農促工戰略，積極地推進以工補農戰略，通過大量農業補貼和農業支持政策提高了農民收入，通過把農民納入國民年金解除了農民后顧之憂，通過耕地重劃和放松耕地限制鼓勵耕地流轉，鼓勵企業到鄉鎮投資增加農民兼業機會，并通過新村運動，富美鄉村建設全面改造了農村。這些戰略有效提高了農民收入，增強了糧食生產能力，全面縮小了城鄉差距，避免了東南亞各國那樣過大的城鄉差距和社會沖突，實現了均衡發展。由于東亞模式地區農業內源性發展動力不足，隨著工業化的繼續推進，老人農業惡化，城鄉差距重新擴大。為應對農業危機，東亞模式地區進一步調整農業政策，轉變糧食安全觀念，合理降低糧食自給率標準，放松農地的非農、非糧利用限制，注意比較優勢的發揮，通過土地流轉補貼、土地銀行等方式鼓勵耕地流轉，積極鼓勵企業法人、新農人加入農業經營。從效果看，糧食安全包袱最輕的中國臺灣老人農業解決最好，糧食安全包袱重的日本、韓國還需繼續努力。[5]

（二）東亞模式地區農業現代化政策使本地區走出了一條與西方不同的農業發展道路東亞模式地區農業現代化政策使本地區在極端不利的人地條件下確保了現代化過程中糧食供應的安全，實現了城鄉和諧發展，形成了農業現代化的東亞模式，這種模式包括：（1）徹底的農地制度改革。二戰后東亞地區比較徹底的農地制度改革為工業化創造了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保障了東亞工業化的糧食供應，積累了資本，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6]（2）政府對農業發展的極度重視。與發展中國家普遍重工輕農不同，東亞地區一直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把糧食安全放在重要地位，為保障糧食安全，提高農民收入不惜投入巨額財政資金支持（日本2000年農業產值占GDP的1.1%，但政府的農業補貼支出占到GDP的1.4%），并先后掀起一波波的鄉村建設運動。（3）以工業化、城市化帶動農業現代化。與西方的漸進現代化以農業現代化為先導不同，東亞模式基本遵循二元結構理論，以工業化、城市化為動力，以劉易斯拐點為契機，逐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4）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東亞經濟發展初期更強調政府的調節作用，在低效的農業領域更是如此，二戰后徹底的農地制度改革，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高額的農業補貼，耕地重劃與新村運動都體現了東亞政府對農業的積極干預。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糧食安全觀念的轉變，政府對市場的作用日益重視，逐步放松對土地利用、農業準入的限制，注重比較優勢的發揮，鼓勵按市場需求調整農業產業結構。（5）與時俱進地調整農業發展目標。東亞模式地區農業現代化的相對成功關鍵在于其靈活性，能夠根據時勢的變遷不斷調整農業發展目標，并根據發展目標不斷調整農業支持政策，有效緩解了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實現了城鄉和諧發展。當然，由于東亞特殊的人地關系，人口密度與規模，加上制度的路徑依賴，東亞模式地區的農業現代化水平還有待提高，特別是人口規模超過5000萬的韓國和日本，由于糧食安全的約束，“三農問題”依然嚴峻。（1）由于地價上漲過快，農民的戀土情節，以及政府的高農業補貼使兼業農民比例高，導致土地流轉緩慢，農場規模小，缺乏競爭力，也影響到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2）農場規模小使農民收入低，只能依靠政府的價格保護和農業補貼增加收入，導致大量年輕人逃離農村，老人農業蔓延，農村發展后繼乏人。（3）韓國、日本山地廣布，產權分散，導致土地流轉交易成本過高，機械化推進緩慢，越來越多的耕地被拋荒、棄耕。（4）過高的農業補貼導致政府財政負擔沉重，而超高的糧食價格也降低了居民生活水平。（5）隨著全球化的擴張，東亞模式地區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度會越來越高，必然會嚴重沖擊依賴于高度保護的本地農業。

四、東亞農業現代化對當前中國農業改革的啟示

由于相似的農情，東亞模式地區農業現代化的許多經驗值得中國借鑒，但中國是大國，國土遼闊，回旋余地大，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3人，為東亞模式地區平均值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數量為0.08公頃，相當于東亞模式地區的三倍，并且平原遼闊，農業發展總體條件比東亞模式地區優越。中國大陸地形多樣，各地人口密度、城市化、工業化水平相差很大，中國人口的超大規模，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與西方的較大差異也使中國糧食安全問題更嚴峻，中國國情與東亞模式地區的較大差異決定了中國不能完全照搬東亞農業現代化經驗，必須因地制宜地進行制度創新。從中國現代化的程度看，中國工業化已進入中期，劉易斯拐點已出現，城鄉差距很大，老人農業非常普遍，糧食安全與農民增收問題都十分嚴峻，且二者之間存在嚴重沖突，這與東亞模式地區工業化第二階段的情形相似，因此他們的農業現代化經驗對當前中國的農業改革依然具有很大借鑒意義。

（一）應盡快轉變糧食安全觀隨著中國工業化進入中期，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人均主糧消費呈下降趨勢，計劃生育導致人口轉型提前到來，也預示著中國人口接近峰值，主糧總需求增長趨緩。當前美國有接近1∕3的耕地因供應過剩而休耕，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糧食增產潛力也很大，世界糧食問題不是生產問題而是分配問題，中國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完全有能力購買更多糧食。中國糧食儲備比例很高，相當于國民年消費的40%—50%，遠高于聯合國規定的18%。在現代社會，因意識形態沖突而實施糧食禁運造成人道危機基本不被允許，即使像朝鮮這樣的國家，國際社會也積極援助以減輕人道危機。中國人均耕地少，主糧種植總體上缺乏比較優勢，過高的糧食安全要求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大量耕地被拋荒、棄耕，不僅不利于農民增收也不利于糧食安全。因此，中國應學習東亞模式地區及時轉變糧食安全觀，在保證主糧基本自足基礎上進一步降低糧食自給率，以釋放更多農地進行非糧、非農利用，提高耕地總體利用效率和農民收入。

（二）應積極推進農地制度改革糧食安全觀的調整將為中國農地制度改革創造契機，我們應重新審視18億畝耕地紅線和15.6億畝基本農田保護的合理性，縮小耕地保護和基本農田保護面積，進一步將基本農田集中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糧食主產區和國家商品糧基地，提高對這些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對于新釋放的耕地，政府應優先滿足城市化、工業化用地，放棄對城市用地的壟斷，在合理規劃基礎上允許農用地以市場化方式非農化，這對于降低工業化成本和房價，促進農民的城市化和耕地流轉，減輕留守問題都具有重要意義。政府也應放松耕地利用限制，除糧食主產區和商品糧基地外，政府應允許其他地區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種植結構調整。隨著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劉易斯拐點的提前到來，老人農業的蔓延，農地流轉已具備條件，政府30多年前制定的農地政策已成為土地流轉的桎梏。在農村人口嚴重過剩時代，這種所有制防止了土地過度兼并，維護了社會穩定，但在老人農業時代，這種土地制度已成為耕地流轉的障礙，應盡快調整。考慮到中國農民人口規模依然龐大，我們可以采取折衷方式，選定一些地區做試點，在沿海發達地區、華中耕地拋荒比較嚴重的地區進行農地制度改革試驗，然后根據試驗效果謹慎推廣。只有進一步明晰土地產權，我們才能加速耕地流轉，推進耕地的規模化經營，吸引長期投資,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三）應進一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要推進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僅農地制度改革還不夠，中國廣大的丘陵地區、山區不適合機械化耕作，需要改造，但成本很高，并且中國農地產權過度分散，導致流轉成本過高，產生反公地悲劇，二者都影響農地流轉。雖然新農村建設的推進使農村基礎設施得到一定改善，但在內地很多地區新農村建設往往淪為形象工程，急需的農田水利、電氣、防澇抗旱設施，農業機械輔道建設都很匱乏，嚴重影響農業現代化，導致耕地被大量拋荒、棄耕。這些地區靠自己的力量很難進行耕地整理，人口大量外流也使這些地區缺乏土地整理意愿，必須借助外力。中央政府由于財力有限無法進行大規模的耕地整理，需要引進中國臺灣，日本的土地銀行制度，以土地銀行為平臺，與農民協定土地長期流轉或買斷的價格，然后吸收社會資本投資，進行先期開發，使耕地連成一片，適合機械化、規模化耕作，在出租新整理耕地后土地銀行可以利用租金繼續滾動開發，整理出更多耕地。通過土地銀行，政府有效化解了反公地悲劇，實現了資源整合，滿足了耕地整理龐大的資金需求。

（四）應逐步調整農業補貼政策、提高農民社會保障水平中國已進入以工補農階段，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力度已很大，2012年各級政府的農業支出已達到12286.6億元，但無論是占農民收入比還是占GDP比重都與東亞模式地區有很大差距，并且很多農業支出跑冒滴漏嚴重。因此中國應進一步提高農業支出占GDP的比重，并合理調整農業補貼政策，進一步增加耕地整理、農機購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技開發與推廣、農民教育、現代農業發展補貼，減少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提高對糧食主產區的財政轉移支付，逐步擴大農產品目標價格補貼范圍，提高主糧收購價格，對耕地流轉進行補貼。只有將農業補貼進一步集中到促進農業規模化、現代化、生態化上，我們才能有效增強農業競爭力，確保主糧供應安全和農民增收。此外，中國應提高農民養老金標準，這不僅關涉到社會公平、內需的擴大，也影響到土地流轉，考慮到國家財政負擔能力有限，政府可以先允許農村子女入城老人和無子女老人將宅基地、承包地永久流轉換取養老金。

篇（10）

日前，從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獲悉：由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組織全國28家科研教學和推廣部門開展了全面系統的研究，通過公益性行業（農業）科技項目的實施，研究、創新出高效實用的“孢囊線蟲病防控技術”并進行推廣示范，有效遏制了孢囊線蟲病進一步擴散蔓延，減少產量損失。

這對于發展我國糧食生產，促進小麥和大豆穩產、豐產和高產，保障我國糧食安全、食物安全和經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據項目組首席專家彭德良研究員介紹，小麥孢囊線蟲病（Heterodera avenae，CCN）是發生在小麥根部的線蟲病害，也是近10多年來在我國上升的小麥主要病害。

該病不僅直接引起小麥的產量損失，同時危害根系形成的傷口使其它土傳真菌病害發生更重而嚴重影響小麥產量。近年來，隨著小麥跨區聯合收割，該病迅速擴散蔓延，已經在湖北、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北京、內蒙古、安徽、青海、陜西、甘肅、江蘇、寧夏、天津、新疆和等16個省市發生，危害面積估計6000萬畝以上，小麥受害后平均產量損失15%～30%，嚴重麥田產量損失達50%以上，甚至在入冬前引起小麥死亡絕收。小麥孢囊線蟲病事實上已成為我國小麥生產上亟待解決的重要現實問題之一，一旦暴發成災，勢將嚴重威脅我國小麥安全生產。

為了有效地控制小麥和大豆孢囊線蟲病的危害，減少產量損失，2009年，農業部設立了行業（農業）科研專項“作物孢囊線蟲病控制技術研究與示范200903040”，該項目通過對小麥等麥類作物孢囊線蟲病成災規律和控制技術研究、開展了小麥孢囊線蟲致病型測定及其分布研究，以及小麥孢囊線蟲病經濟重要性和危害損失定性和定量風險評估及成災因素的研究，引進國外抗孢囊線蟲病小麥種質資源，開展國內外小麥種質資源對孢囊線蟲鑒定和評價，開展抗性品種形態、生化和分子機理、品種抗性遺傳和及抗病性的分子生物學研究，對于科學合理地利用抗病品種控制小麥孢囊線蟲的暴發，將麥類作物孢囊線蟲病的危害控制在萌芽中，防止其蔓延擴散危害，對于發展我國小麥生產，促進小麥豐產穩產和高產具有重要意義。

篇（11）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3-0119-02

一、模型選擇

糧食生產周期長，其經營者和生產者面臨較大的風險，糧食期貨交易的引入使得糧食生產者和經營者能夠根據市場的價格和供求信息及時、靈活的安排糧食的生產和經營活動，調整生產和經營結構，提高效率。首先，根據相關的理論分析，本文選用了變量自回歸的VAR模型，VAR模型正是用非結構性的方法來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其次，在運用VAR模型進行回歸的基礎上，筆者選用Granger因果檢驗模型對VAR模型進行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模型正是用于檢驗當兩個變量之間存在有先導——滯后關系時，研究這種關系在統計上是單向的還是雙向的？最后，本文運用了誤差修正模型對原模型進行了進一步的優化。

二、樣本數據

鄭州商品交易所的糧食期貨交易在所有的糧食期貨交易份額中占據較大比重，在鄭州商品交易所進行的糧食期貨交易中，2009年4月20日中國最大的糧食期貨交易品種早秈稻在鄭州商品交易所上市，填補了中國大宗糧食品種期貨交易中沒有稻谷期貨交易的空白。此外，早秈稻的生產和價格涉及南方早秈稻產區13個省份近四億農民，尤其是在湖南、江西、廣西、湖北和安徽等中西部產區，關系到服務三農、國家的糧食安全和富民強省，其重要性凸顯。在沒有存在糧食期貨價格指數的情況下，筆者選擇早秈稻期貨交易來研究糧食現貨價格和期貨價格的關系很具有代表性。

筆者選用早秈稻指數作為研究對象，數據類型為月數據，研究時間跨度為2005年5月至2012年3月，期貨價格選用鄭州商品交易所的早秈稻指數收盤價；早秈稻收購價格與農民收入密切相關，所以現貨價格采用收購價格，收購價格是根據中華糧網——全國糧油價格監測系統中早秈稻全國收購均價的周數據進行簡單的算術平均計算出來的月數據。

三、VAR模型的設立

經濟意義分析：首先，由R2=0.991207，R2=0.990639可知，VAR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模型對現貨價格和期貨價格的關系的擬合較為理想；其次，由F=1747.223知方程的顯著性檢驗通過；最后，我們由回歸結果可得出早秈稻的現貨價格和期貨價格之間存在如下的關系：現貨價格的變動滯后于期貨價格的變動，期貨價格對現貨價格的形成起到引導的作用。

（三）VAR模型的檢驗

模型的檢驗有助于進一步保證我們結論的準確性，本文在這里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對VAR模型得出的結論進行進一步的證明，Granger因果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模型正是用于檢驗當兩個變量之間存在有先導——滯后關系時，研究這種關系在統計上是單向的還是雙向的？ 即主要是一個變量過去的行為在影響另一個變量當前的行為？還是兩個變量過去的行為在共同影響著對方當前行為？VAR模型的Granger檢驗結果（見表3）。

通過VAR回歸分析，可以知道期貨價格引導現貨價格，通過滯后一階的Granger因果檢驗，我們進一步可以看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期貨價格引導現貨價格”假設，由此可見期貨價格引導現貨價格，而且二者之間存在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參考文獻：

[1] Gareth R.Jones.JenniferM.George.Contemporary management McGraw-Hill：New York.2005.

[2] Farm Truths；Himanshu.Will Farmers Benefit from Futures Market Economy and Politics，2008（6）.

[3] Jason A Colquitt.Jeffery A LePine.Michael anizational Behavior McGraw-Hill：New York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