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分析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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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 C924.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3-9973(2011)04-0011-07

Cause Analysi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Beijing

HUANG Kuang-shi1 ， GA Ri-da2

(1.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for Beijing Population Studies，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move into Beijing include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location superiority，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Beijing is the main pull for the influx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which affect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From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there is an statistical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size of Beijing floating population， whil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Beijing determines the siz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the angle of location factor， capital superiority has significant “pull effect”， while mos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come from Beijing， Tianjin and the round of Bohai Sea region， and the relatively strong competitiveness of Beijing in all cities of China is the key factor attracting the inflow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additional， Beijing’s cultural inclusive，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well-developed urban infrastructure also are the very important pulling factors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factor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eijing-Tianjin-Hebei；Bohairim

為什么北京市會有如此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經典的推拉理論認為，人口遷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為推力，另一部分為拉力。人口遷移是由于遷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對于北京而言，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和迅速的經濟增長帶來的勞動力需求和商業機會是吸引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而北京的區位優勢和文化魅力無疑是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助推力。此外，北京作為全國的核心交通樞紐地位則為外地人口流入北京提供了交通上的便捷。根據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2008年的流動人口基礎調查數據，全市流動人口中90.2%是來京務工人員，3.7%為學習培訓人員（含高校大學生），1.8%為經商人員，此外，隨遷占1.2%，投靠親友、婚嫁、務農、治病療養的比重總計不足1.5%。由此可見，流動人口來京的主要拉動力是經濟因素，也就是就業崗位和商業機會。

如果進一步深入分析流動人口的就業結構，我們就會發現經濟因素中的產業結構是影響流動人口的關鍵因素。在北京市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建筑業以及第三產業得到蓬勃發展，由此導致大量的勞動力需求。而本地勞動力一方面在數量上也無法全部滿足這些就業崗位，另一方面本地人也不愿意從事這些相對低端的就業崗位，這就為外地勞動人口的就業和生存提供了空間。根據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2008年的流動人口基礎調查數據，全市已就業的流動人口中從事建筑業和制造業的比重較高，分別為70萬人和64萬人，占就業流動人口總數的15.9%和14.4%；其次為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分別為56萬人和53萬人，占12.8%和11.9%；之后為居民服務業和租賃商務服務業，分別為39.8萬人和19.5萬人，占9.1%和4.4%。就業于上述各行業的流動人口總計為302.3萬人，占就業流動人口總數的69%。由此可見，流動人口來京的核心影響因素應該是經濟因素中的產業結構變量。

一、城市化進程帶來流動人口擴展

對于北京而言，城市化不僅僅意味著北京農村農民向市民的轉變過程，而且包括全國各地的農民向農民工或流動人口轉變的過程。城市化不僅拓展了流動人口的承載力，而且創造了更多的流動人口就業崗位；此外，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還形成了大量的流動人口城鄉結合部，成為流動人口生活和居住的主要場所。更重要的是，北京的城市化進程大大地提高了北京的整體競爭力，進一步強化了北京的區位優勢，從而增強了人口流入北京的拉力。

（一）城市化增強了對流動人口的承載力

首先，城市化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擴大了人口的承載力。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的城市公共交通、衛生醫療設施和教育設施等大大改善,也迅速地提高其容納人口的能力。其次，小城鎮建設大大提升了北京市對流動人口的承載力。北京市是1993年底開始郊區小城鎮建設試點工作的。近幾年，北京對郊區建設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小城鎮建設步人了又一個黃金時期。小城鎮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尤其是在市政府加大郊區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的方針下，小城鎮的基礎設施日趨完善，社會事業和生活環境不斷改善，對郊區城鎮化的帶動作用日益明顯。更重要的是，小城鎮建設大大提升了其對外來人口的消化和吸收能力。第三，衛星城建設使流動人口分布向郊區發展，大大優化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區域分布。

一直以來,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中突出了發展工業和將城區工業逐步向遠郊區擴散的思想。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北京行政轄區也發生變化和調整。隨著北京轄區的擴展，工業布局從著眼城區周邊地區逐漸向廣大郊區擴展轉變，從而帶動中心城的功能逐漸向郊區轉移，在很大程度上緩減了中心城區的壓力，帶動了郊區城鎮的發展，推進了城市化進程。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北京市流動人口不可能主要聚集在首都功能核心區內，而是重點向周邊區（縣）擴散。

（二）城市化增加了流動人口的就業崗位

城市化過程也是就業崗位的再造過程。在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小城鎮建設和衛星城開發的過程中，大量就業崗位涌現。尤其是建筑行業的就業崗位更是需要流動人口來參與。從某種意義上說，流動人口是整個北京城市化進程的關鍵力量。

1. 道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農民工。北京市的道路修建和高速公路修建工人絕大部分是外地農民工。加上，北京市城鎮化過程中平均每年需要新建866公里的交通運營線路，包括公路和軌道交通。此外，每年還有大量的城市市政美化和環保等辛苦活需要大量的外地農民工去做。比如綠化、澆水、清理下水溝、清理垃圾等。還有，一些危險作業比如高樓擦玻璃等工作，這也需要外地農民工去做。雙重勞動力市場理論認為，在城市發達地區中存在著兩種勞動力市場:一種是正規部門的主要勞動力市場，該市場對雇員教育水平、技術能力要求較高，并提供較好的工資待遇和相應的福利政策。另一種是非正規部門的次要勞動力市場，特點是較低的工資待遇，不穩定的工作環境，并且缺乏良好的發展前景。絕大多數情況下，主要勞動力市場都被人力資本相對較高的城鎮本地居民所占據，而從落后地區遷入的移民則只能在次要勞動力市場謀生，填補本地勞動力的結構性空缺。Yap（1977）認為農村移民雖然通過進城增加了收入，但是仍然被限制在邊緣行業。Shen(2002)分析了中國農村移民的就業結構，指出農村移民大多從事工作環境較差、需求量大、比較危險的“3D”行業(Difficult，Demanding，Dangerous)，如建筑業和制造業部門。總之，城市化會大大增加這些崗位的需求，因此需要大量的農民工去做。

2.建筑行業幾乎是清一色的農民工。建筑行業無疑是農民工的主要陣地，也是農民工比例最高的行業。因為本地勞動力基本不從事建筑行業的工作。統計數據顯示，北京市平均每年要新開工2544.8萬平方米房地產，平均每年要完工2255萬平方米。可見，城市化進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建筑行業崗位，這些都需要農民工去從事。

（三）城市化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流動人口城鄉結合部

城市化過程就是向郊區擴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流動人口因為承受不起核心區的高生活成本，不得不向郊區發展，去郊區或者拓展區租房住。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形成了大量的城鄉結合部。據統計，北京市的“城中村”大體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在建成區內環境臟亂的城市角落。北京城八區約有這類的“城中村”231個，具體分布的區域為東城區4個，西城區3個，崇文區7個，海淀區70個，朝陽區57個，豐臺51個，石景山20個，宣武區19個。總占地面積1092公頃，建筑面積273.5萬平方米;第二類型:城鄉交錯型，這類“城中村”主要是指規劃城區內的行政村，大多分布在城鄉結合部，約有112個，占地面積1.8萬公頃，建筑面積7221萬平方米。日前這兩類“城中村”均集中分布在北京的朝陽、海淀、豐臺三個區。

這些城鄉結合部稱為吸納流動人口的集中場所和區域。根據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2008年的流動人口基礎調查數據，從功能區情況看，首都功能核心區（東城、西城）共有流動人口59萬人，占總人數的7％；城市功能拓展區（朝陽、海淀、豐臺、石景山）共有 486萬人，占總人數的60％；城市發展新區（大興、通州、順義、昌平、房山）共有232萬人，占總人數的29％；生態涵養發展區（門頭溝、懷柔、平谷、密云、延慶）共有29萬人，占總人數的4％；城市功能拓展區和城市發展新區流動人口總量合計為718萬人，占全部流動人口的89％。可見，城鄉結合部稱為滯留流動人口的主要場所。

總之，城市化進程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北京的競爭力，拉大區域經濟差距，這使得北京在區域中的人口拉力效應更加明顯。

二、經濟快速增長伴隨著流動人口急劇攀升

（一）流動人口與經濟發展呈正相關

毫無疑問，北京快速的經濟增長是流動人口流入北京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根據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的報告，近年來各年度全市流動人口總量與GDP呈正向相關關系。1986年至2007年北京市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曲線和流動人口總量增長曲線基本同步，GDP的快速增長期和流動人口總量的快速增長期基本一致。22年來，全市流動人口每增加100萬人，GDP總量增加1676.7億元；GDP總量每增加1000億元，全市流動人口總量增加59.6萬人。

從流動人口增速和GDP以及人均GDP的增速來看，三者基本保持同步。北京市GDP總量從1978年到2009年一直保持增長態勢，年均增長16.5%,而從1995年到2009年則年平均保持17%的增長速度；北京市人均GDP從1978年到2009年一直保持增長態勢，年均增長14%，而從1995年到2009年則年均保持13.6%。流動人口規模從1995年到2009年盡管有升有落，但是保持年均增長7.25%。總體而言，經濟增長速度和流動人口增長速度保持同步。

如果對流動人口數量和GDP以及人均GDP做一下線性回歸，我們也可以發現，經濟因素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從流動人口數量和GDP總量的回歸來看，兩者呈正相關，而且線性擬合很好，R2達0.9416。從回歸方程可以看出，流動人口每增加一萬人，GDP總量將增加28.511億元。從流動人年數量和人均GDP總量來看，兩者也呈正相關，并且線性擬合也很好，R2達0.9377。從回歸方程可以看出，流動人口每增加一萬人，人均GDP總量將增加158.12元人民幣。可見，流動人口和GDP以及人均GDP的緊密關系。

（二）經濟快速增長創造的大量就業崗位和商業機會，成為吸引流動人口來京務工經商主要原因

經濟增長是就業增長的基礎條件，沒有經濟增長就談不上就業增加。按一般經濟理論，經濟增長越快，創造的就業機會越多，就業增長也就越快，表現為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存在著正的相關關系。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都驗證了這種關系。北京市快速經濟增長當然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或工作崗位。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增長速度來看，兩者保持同步。經濟增長越快，創造的就業崗位越多。從1978年到2008年，北京市三大產業從業人員由444.1萬人增加到980.9萬人，增加538.6萬個工作崗位。尤其是，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增加最快，由1978年的140.3萬人猛增到2008年的710.5萬人。第三產業成為吸納流動人口的主要產業。

根據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6年流動人口家庭戶的調查顯示，33.4%的流動人口來京的主要動機是發展機會多，14.2%的流動人口認為掙錢多（見表1）。可見，北京快速經濟發展勢頭是來京流動人口的主要推動因素。

（三）流動人口向勞動密集型產業聚集

相對于北京全市就業人口，流動人口對產業結構的變化就相對滯后。根據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2008年的流動人口基礎調查數據，3.3%的從業流動人口在第一產業謀生，37.9%的從業流動人口在第二產業謀生，58.8%的流動人口在第三產業就業。從占全市從業人員的比重看，在全市總從業人員中流動人口占46.7％，其中，在第一產業中占24％，在第二產業中占71.9％，在第三產業中占40.6％；對比1997年情況，11年來流動人口在全市總從業人員及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的比重分別增長了20、13.6、42.8、10.4個百分點。

如果深入分析流動人口的就業行業，我們就會發現流動人口就業結構主要是向勞動密集型行業聚集。從流動人口的就業分類看，流動人口集中就業于建筑制造業、商業和各類服務業。從行業分布看，流動人口中從事建筑業和制造業的比重較高，分別為70萬人和64萬人，占就業流動人口總數的15.9%和14.4%；其次為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分別為56萬人和53萬人，占12.8%和11.9%；之后為居民服務業和租賃商務服務業，分別為39.8萬人和19.5萬人，占9.1%和4.4%。就業于上述各行業的流動人口總計為302.3萬人，占就業流動人口總數的69%；在其他行業中的流動人口分布較為分散。

伴隨著大量低端流動人口在傳統產業就業，由此延伸出一批為其服務的配套服務人員，而這些服務人員幾乎都是低端流動人口。據計算，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人口與其滋生出的相應人口數量比之達到了0.8以上，意味著只要某區域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一個就業崗位，就會有1.8個人滯留在該區域。反之，某區域內減少1個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崗位，卻未必能夠減少1.8個滯留的低端人口，其原因在于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業彈性較大，加之低端人口在極低的生活水平下依然能保持較強的生存能力。可見，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僅會占用城市資源，制約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還會衍生出許多的社會問題，成為城市治理的難點和重點問題。

三、區位優勢下的流動人口聚集

人口學家李（E.Lee）的人口遷移規模理論認為，一個城市的遷移規模，首先會因地區間的異質性而變化，城市間異質性越高，遷移規模就越大。也就是說，城市的區位優勢越明顯，其遷入的人口規模會越大。我國許多人口遷移的實證研究表明，流動人口在選擇更高收入的同時,會首先考慮流入地區的選擇。他們首先考慮遷移到城市,然后才會考慮遷移到能夠提供給自己工作崗位的地區或者具有高潛在收益的城市。北京市作為全國的首都，京津冀和環渤海區域中心，全國特大城市，國際化和未來的世界城市，其區位優勢非常明顯。

（一）首都優勢對人口流入的磁力效應

人口學家迪瓊和法克德（DeJong and Fawcett）的人口遷移決策概念模型（A Conceptual Model of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認為，人口遷移存在遷移偏好，包括個人對城市的和文化的認同，尤其是具有獨一無二特色的城市偏好更是明顯。首都優勢，是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特殊功能定位而取得的優勢，它是北京吸引流動人口重要而獨特的影響因素。首都優勢可以說是人口遷移影響因素中的一種軟因素，是無形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著其他要素的數量和質量。首先，首都優勢是一種資源優勢，由于首都優勢而引申出來各種資源優勢，是吸引人口來京的重要吸引力。一方面，北京作為首都，是重要的信息發源地，政府公共資源豐富，企業能夠及時、便捷地了解行業發展動態和政策導向，對投資和總部經濟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國家把大量的科研、教育、文化藝術、衛生醫療等機構設在北京，特別是頂尖、一流的科教文衛機構大多建在北京，事業開拓空間大，發展機遇多，這對人才及相關資源很有吸引力。其次，首都優勢是一種心理優勢。能在北京工作和學習對絕大多數流動人口而言是一種自豪的事情，尤其是對農民工而言，他們世世代代在農村生活，如果能在北京工作，不僅是個人的驕傲，而且也是家庭乃至整個村莊的驕傲。在我們對農民工的訪談中發現，來北京工作，不管是收廢品還是修鞋，對農民工而言都存在心理優勢，尤其是回到老家后，村里人和鄰居都會為他/她在北京打工而羨慕不已。這也是為什么這么多在北京沒有找到工作的無業流動人口長期呆在北京而不愿意離開的重要原因。

總之，首都優勢在人口遷移中更像是一塊磁鐵，它能源源不斷地把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口吸引過來。這種首都優勢是導致來京人口不斷增加的主要無形磁力。

（二）周邊省份對北京流動人口的輸送

人口學家雷文斯坦的人口遷移法則（Ravenstein’s Laws of Migration）認為，人口遷移與遷移距離成反比。大多數的遷移者是短距離遷移，長距離遷移者傾向于遷往工商業中心。這也就是說，流動人口在遷移決策過程中首先會選擇較近的城市。北京作為京津冀的經濟文化核心,自然吸引著來自天津和河北的大量流動人口。根據中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2年天津有17885人流入北京，占天津全部流出人口的21.7%，也就是說，天津的流動人口有1/5流入北京；2002年河北有555015人流入北京，占河北流出人口的45.5%，可見，河北近乎一半的流出人口流入北京。從流入北京的人口來看，2002年22.5%是來自河北，來自天津的僅占0.7%。也就是說，北京市流動人口中有超過1/5的流動人口來自河北和天津。

從整個環渤海區域來看，北京市的人口吸引力更是明顯。根據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度北京市全部流動人口中，來自北京周邊省市地區的河北、內蒙古、山西、山東和東北三省的流動人口共378.2萬人，占總數的46.8%。環渤海經濟圈流入北京的人口總數達到440.10萬人，占總流動人口的54.5%。也就是說，北京市流動人口中超過一半來自環渤海經濟區。

（三）對比特大城市競爭力來看北京流動人口的聚集

城市競爭力無疑是吸引人口流入的關鍵引力。許多評估結果表明，相比于國內其他特大城市，北京在許多方面的競爭力都名列前茅。根據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2009年數據顯示，目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居住半年以上流動人口總量分別為574萬人、479萬人、231萬人和649萬人。2005年與2000年相比，北京、上海、深圳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數量均有所增加，增長幅度分別為91.9％、13.1％、177.4％；廣州則有所減少，下降幅度為32.2％。2008年與2005年相比，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數量均保持增加，增長幅度分別為61.7％、7.8％、16.1％、1%。目前，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占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的5.4％，在四城市中居第二位，近年來的增幅明顯高于其他省市。

四、文化魅力帶來的流動人口增長

（一）優質教育資源的吸引力

全國一流的科研機構、高等院校、文化藝術團體和醫療衛生機構設在北京，一方面使北京形成了一支規模宏大、學科門類齊全、高層次的人才隊伍，特別是各學科、專業的領軍人物大多聚集北京，為企業在北京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吸引大量外來人口流入北京的軟實力。根據相關統計，2005年在京高校大學生達70萬，由此導致常住人口增長46.3萬人。由于北京高校林立，加上不斷擴招，而且大部分學生畢業后留在北京，沒有獲得北京戶籍的學生便成為流動人口大軍中一員。這也是北京市流動人口增加的關鍵因素。據不完全統計，從2000-2009年，北京高校畢業的學生總數超過121萬，而其中大部分留在北京工作或者學習。根據北京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公布的數據，2009年北京市全部808萬流動人口中，目前身份為學生（非北京戶籍的外省市在京中小學生和大中專院校學生）的46.3萬人，占5.7%。

（二）歷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和包容性以及多元特色

北京的悠久歷史和豐富的人文景觀以及文化包容性特征是很多流動人口長期居住在北京的主要原因。人口遷移的移民文化理論認為，任何人口遷移必然與文化有各種聯系。移民來到新的城市或社區首先需要的是融入到當地社區中去。其中文化適應和認同至關重要。由于北京對各種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這導致很多外地人口來到北京后都能較好地適應新的環境。文化多元特色的重要體現就是各種帶有地方特色的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大量存在。比如北京大紅門的“浙江村”、北京魏公村的“新疆村”、位于京昌高速與四環東北向的“河南村”、位于西五道口的“安徽村”、位于北京規劃區北五環的“福建村”、位于亞運村洼里鄉的“雜居村”等。這些流動人口亞社區成為吸引更多流動人口的重要場所。根據遷移者網絡理論，遷移者和遷入地已有移民的聯系構成一種社會網絡，這種社會網絡起到降低遷移成本，增加收入和減少風險的作用。遷移網絡理論認為，遷移是不斷生成社會網絡的過程。在遷移過程中，遷入地與遷出地之間的關系網絡一旦形成，就會引發更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五、交通便捷背景下的外地人口流入

交通是人口遷移的重要推動因素。幾乎所有的人口遷移理論都強調交通因素在人口遷移中的重要性。T.W.舒爾茨的遷移成本和收益理論認為，遷移成本越低，潛在收益越高，遷移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交通是遷移的重要成本，是影響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學家李（E.Lee）發展了經典的推拉理論，認為許多中間障礙（intervening obstacles）是影響日常生活各種各樣的推力和拉力的發揮，尤其是交通變量。遷移規模與克服中間障礙的困難呈負相關，中間障礙越是容易克服，遷移規模就越大。人口學家雷文斯坦的人口遷移法則也認為，交通對遷移具有影響力，遷移流隨著交通工具的增加而發展和擴大。

北京作為全國交通網絡的重要中心，人口流入的便捷性可想而知。這種便捷為人口流入提供了方便，而且影響了流動人口在北京市的空間分布。北京市的交通基礎設施以市中心四區為核心，向外呈網狀鋪散開去。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在中心區域的聚集，而另一方面又反過來促進了人口在中心區的進一步密集。中心區的人口、資源高密度造成了交通擁堵難題。工作族交通的時間成本過高，嚴重影響了人口向遠距離范圍的疏散，因此，最初的流動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單位宿舍或者離單位較近的城中村的出租屋之中。20世紀90年代之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地鐵、城鐵的興建與拓展以及南城中軸線上快速公交線的投入使用，流動人口借助便利的交通工具開始向昌平、通州、大興等郊區擴散，城鄉結合部成為流動人口新興的聚集地。根據北京市交委規劃，2008年前北京將進一步完善軌道交通網絡，并在南中軸路、安立路、廣渠路、朝陽路、阜石路和林翠路（回龍觀地區）等六條路上建設大容量快速公交（BRT），使其覆蓋地鐵軌道交通不能覆蓋的人流集中區域。我們不難預測，隨著城市交通脈絡的進一步打通，未來的若干年中將可能有更多的流動人口向城市郊區擴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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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2社工組織服務提供與流動人口權益保障需求的差距研究與服務方向探析

2.1當前服務提供與權益保障需求差距分析對比流動人口需求現狀與社工組織的服務供給現狀（見表3），不難看出佛山地區的社工組織對流動人口的服務供給與流動人口的實際需求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差距，社工組織的服務水平還處于較低水平。1）需求范圍廣，而服務提供多集中。流動人口的權益保障需求在七大維度均有涉及，特別是在職業、收入與維權、子女教育，社會保障、居住情況和社區融入幾大領域表現出較高的需求水平，但是佛山市社工組織針現時的服務供給未能指向流動人口需求的各個方面，而是集中于職業規劃、工傷、子女教育和社區融入等個別項目，尤其社區融入是大多數社工服務介入的重點。對已涉足的項目，也存在服務邊緣化等問題，未能滿足流動人口多樣化、核心化的需求。具體表現在：一是流動人口在勞動維權、工作介紹和職業技能培訓方面需要有進一步的支持。有些專注于服務外來工工傷咨詢的社工組織在這一層面能夠提供較完善和系統的服務，例如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其服務提供包括工傷探訪和維權指導，但是這樣的組織規模較小且數量不足。二是子女就學和子女課后輔導一般是困擾流動人口的主要問題，需要各方的支持和幫助。有些社工組織評估到流動人口在這一方面的需要后，開展或探索提供相對應的服務，如托管服務（含課后輔導，主要是發揮大學生義工的作用），并且透過活動促進了親子關系，但對子女就學政策等方面社工服務尚未涉及。三是流動人口明顯對于社會保障，特別是社會保險、重病、工傷事故救濟表示出極高的需求水平。一些社工組織嘗試從政策倡導方向作出努力，但涉及面并不廣，且服務效果也不明顯。四是流動人口存在出租屋治安與衛生治理、公共服務供給的需要，社工組織的服務并未涉及這些領域，當前存在服務的空白。五是社區融入。流動人口對于參加集體活動表現出了較強的愿望，但是由于時間和渠道等方面原因而未能滿足其參與的意向。與此同時，流動人口也表現出了很強烈的與本地人進行交往的需要。社工組織在這一層面的服務提供較多，包括普法宣傳、社區共融活動、外來工義工隊伍等，對促進流動人口的社區融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需求程度高，但服務內容難深入。流動人口對服務需求的程度高，但社工組織的服務力度尚欠深入。以上述兩大社工機構為例，長期專注于工傷維權服務的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工傷事故法律援助這一版塊已形成較為系統的服務網絡，但法律援助的專業度和服務深度還有待提高，服務僅限于簡單的工傷認定程序咨詢，專業的法律服務需依賴外部資源。鵬星社會工作服務社聯結社區社工和企業社工服務外來工，服務形式有創新，但其服務關注點卻單一集中在社區融入、子女教育與職業規劃等方面，并且多以社區大型活動的形式進行，活動形式和服務專業度有很大局限性。就目前各大社工機構運作較為成熟的社區融入服務而言，普遍存在活動方式單一和活動內容欠深入等問題，最常用的服務方式多是舉辦社區性活動，如表演、宣傳等，未能深入了解并滿足流動人口的真正需求，缺乏系統運用社工專業手法開展社區工作服務的成功案例，社區工作手法的專業性還有待加強。3）供給未平衡，缺口補足需求大。整體來講，流動人口的權益保障的需求與社工服務供給未能達到平衡，流動人口作為一個城市極具特色的人群，對其需求的關注是與對其重要性的增加和社會建設的推進相伴生的，社工服務的提供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所以這便自然地導致了需求在前，供給在后，且供給不足的問題產生。面向范圍廣和水平高的需求，社工組織針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目前仍著重于某些方面，例如職業發展、子女教育和社區融入，而針對大范圍的維權支援、流動人口的公共居住環境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多數社工機構的服務仍處于空白地帶。可見，流動人口的權益保障的需求滿足仍存在較大缺口，社會針對流動人口提供的服務還需加大力度，特別是要推進社工組織專業性的發揮和大范圍地拓展針對流動人口的服務項目，并解決因時因地產生的問題。

2.2社工組織服務提供的方向探析要滿足流動人口廣泛而深層次的需求，社工組織的服務供給還需在廣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延伸。為對社工組織下一步服務流動人口的重點領域有一個清晰認知，本研究對流動人口在上述維度中的各項顯性需求進行排序，通過橫向比較，列出當前流動人口需求最迫切的八項服務；同時讓社工組織結合服務偏好、實施難易度等因素對上述服務的優先次序作出排序（見表4）。通過兩者對比，指出社工組織下階段提供流動人口服務的方向。綜合流動人口的問題關注點，社工組織現有服務的開展情況、服務意愿，服務在現時政策背景下推行的難易程度，社會發展的長遠需求等多種因素，本研究提出社工組織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如圖2所示。從近期來看，在流動人口的服務上，社工組織應主要將工作集中于不斷深化社區服務、近一步拓展外來工子女服務、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持續介入外來工維權保障、彌補社區環境治理空白這幾個面；而從長遠的服務發展來看，社工組織應該考慮在政策法規的普及與解讀、民意收集與表達、政策倡導以及承擔政府下放的相應職能等方面進行規劃與準備。

3社工組織介入流動人口權益保障服務的發展路徑

根據服務的性質、流動人口需求的特點以及佛山地區社工組織的發展狀況，社工組織提供流動人口服務的基本方向又可以分為近期與長期兩個部分。

3.1社工組織服務流動人口的近期目標近期目標設定的主要依據是流動人口需求較為迫切、社工組織具備相應的服務能力、相關服務經驗以及有較強的服務偏好。1）推動社區融入服務向深度發展。社區融入服務是社工組織介入流動人口服務的切入點，目前有開展流動人口服務的社工機構皆以該項服務為主體或僅限于該項服務，主要工作手法是以舉辦社區活動、宣傳外展、成立社區義工分隊等形式增加流動人口與當地居民的交往機會，加深相互了解以消除隔閡偏見，推動流動人口融入當地社區。目前該項服務已在我市有較大的普及面，個別機構的服務范圍已覆蓋鎮（街）的所有村居（如鵬星），成效較顯著，這也是為什么受訪者對該項服務需求不是特別迫切的原因。對該項服務，社工組織下階段的發展目標應是深化提升，從就業與收入、參與社區治理、當地文化風俗認同、歸屬感等方面擴展服務內容，運用家庭、小組、社區活動等專業手法豐富社區融入的服務方式。2）拓展外來工子女服務領域。流動人口和社工組織雙方均對外來工子女服務這一領域顯示出較大的需求偏好，社工組織應盡快拓展這一領域服務，實現雙方的供求匹配。目前社工組織主要是在開展個案服務調節親子關系過程中對外來工子女教育這一問題有所涉獵，或是在假期舉辦托管班惠及部分外來工子女，但服務內容呈現邊緣化，沒有涉及外來工子女就學、課后輔導等核心關鍵內容。社工組織可先以提供課后輔導為切入點，通過舉辦假期夏令營、培訓班等形式拓寬社工組織對外來工子女的服務內容；同時因為與本地居民子女生長環境存在差異，外來工子女心理健康發展以及社區融入也應是關注的焦點，社工組織可采用小組工作的手法促進外來工子女教育引導及與當地居民子女的交流；在義務教育就學方面，因受政策、制度環境所限，社工組織可在這方面嘗試發揮資源聯系、政策宣講的作用。3）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等相關服務。職業技能培訓、工作介紹等服務目前還處于空白地帶，考察社工組織的服務方式和開展意愿，這一服務領域是下階段可以試點推行的。目前政府每年都有開展對未就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并委托第三方機構實施，但僅限于戶籍人口。社工組織可通過相關調研，掌握流動人口需求人數、培訓需求的內容，提議政府購買服務委托社工組織施行。在工作介紹方面，社工組織也可發揮第三方中介機構的作用，與政府部門、企業密切配合，搭建用人單位與流動人口之間溝通聯系的橋梁，為流動人口提供更便捷的就業服務。4）嘗試介入社會保險、勞動維權等領域。流動人口對權益保障服務需求強烈，而社工組織在此領域的介入還非常有限，雖個別社工機構已涉足工傷維權等領域（如南飛雁），但服務內容和輻射區域還有待擴展。因此，權益保障服務應是社工組織日后發展的重點方向。工傷維權是目前該領域服務的有益探索，社工組織還可將服務內容進一步擴及薪資福利、就業平等待遇、勞動保護、社會保障等范圍。就社會保險參保、異地權益轉接、待遇申領等社會保障的技術性問題，社工組織也可起到資源整合，提供政策咨詢等作用。在維權保障這一方面，社工組織可梳理流動人口生活、就業、教育、居住、社會保障、參與決策管理、法律保護等各方面常見問題和享有權利，將流動人口權利主張、權益申請、權益受損的申訴等制度化、規范化、流程化，并與人社局、社保局、人衛藥監局、教育局等相關政府管理部門鏈接，形成一套固定化的流動人口權益維護的協調保障機制，使流動人口求助時“有章可循”。5）彌補居住環境治理服務的空白。在出租屋治安、環境治理這一領域流動人口需求與社工組織服務意愿相去甚遠，是因為這一服務領域與社工組織的能力范圍有一定差距。但社工組織在該服務領域并不是無可作為，在現階段，社工組織可發揮外來工義工分隊的作用，在出租屋管理、治安維護、衛生保潔方面出謀出力，引導流動人口實現自我服務。此外，社工組織可與當地社區居委密切聯動，掌握出租屋租住情況，傾聽流動人口需求，向居委提出社區治理的改進建議。社工組織可在義工隊伍的基礎上推動流動人口自治組織（或外來工組織）的成立，引導其通過自身組織建設和自我增能，實現自我服務、自我管理。

3.2社工組織服務流動人口的中遠期發展規劃從遠期發展來看，社工組織不應只局限于提供服務的層面，還應對自身發展目標合理定位，從更高層次擴展自身的發展空間，本研究認為社工組織可在社會宏觀治理格局中發揮作用。1）政策法規的普及與解讀。流動人口或文化素質較低或消息來源閉塞，對政府出臺的與自身利益切實相關的政策法規往往不能及時獲取了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策的實效性。社工組織可成為政府普法的助手，以社區為陣地對流動人口開展政策法規的宣講培訓，引導流動人口學法、知法、守法、用法。2）成為民意收集與表達機構。社工組織在長期接觸流動人口的過程中，必然對流動人口的群體特點、需求現狀、發展問題等非常熟悉和了解，因此社工組織可考慮建立流動人口服務數據庫，同時結合自身的職業敏感性，將工作中發現的與弱勢群體相關的民生熱點問題及時向相關部門反映；或根據工作經驗總結，對相關有價值性的議題開展專題調研，形成調查報告提交給相應決策部門。這將對政府決策有重要的參考指導意義。3）政策倡導。在開展服務或進行專項調研的過程中，社工組織對發現現行制度或政策法規不合理的地方，可向人大機關或相關政府部門提出修改建議，如“南飛雁”建議省人大將老年工傷者納入工傷保險條例的保障范圍就是一個成功實踐；或就目標群體關注的熱點問題如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階段入讀當地公辦學校的問題，建議敦促相關部門盡早制定政策措施妥善解決。4）承接政府下放職能。目前大部分社工組織都有提供政府購買服務，為政府分擔了部分向服務對象提供服務的工作，但內容多限于純粹的服務，且購買范圍有限，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政府職能工作。隨著簡政放權的社會體制改革進一步向縱深推進，相關流動人口管理方面的政府職能將更多地還于社會，政府購買服務范圍大幅擴大，社工組織應加強這方面的探索實踐，為承接政府職能做好準備。（本文來自于《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學報》雜志。《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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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村流動勞動力:特征解析

農民工具有很多特點,從不同角度觀察其特點也會盡顯差異。對此,擬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社會身份特點———多方沖突

我國傳統上以工人、農民、干部為主體的三大身份群體在社會轉型時期急劇分化,并形成了許多社會邊緣群體。其中,農民工群體是一個具有“農村人”與“城市人”雙重身份的特殊群體,他們既是從農民到工人的“過渡人”,又是村民和市民的“中介人”。他們主要分布在采礦業、建筑業和服務業,從事著城市原住人口不再從事或不愿從事的繁重而艱苦的勞動,卻享受不到或不能完全享受到一般城市職工所擁有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和其他權益,勞動報酬也普遍明顯低于后者。④就其社會身份問題作進一步觀察,便可發現以下種種沖突:其一,“公民身份”與“現實身份”背離———從憲法上講,農民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但是,一旦發生地域轉移,他們的公民身份反而降到了其現實身份之下。以上海為例,城市化建設和經濟發展離不開外來勞動力,但又不能接納他們成為與本市居民身份完全等同的市民。⑤農民工為城市付出的辛勤勞動與城市給予他們的實際回報之間存在極其懸殊的落差。兩種不同戶籍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口群體匯聚于同一城市社區,形成了一種新的二元社會結構。其二,“農民身份”與“工人身份”對峙———農民工以農民身份進入城市,他們從事著工人的工作卻又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是一個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又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工人的、極為特殊的社會群體。也就是說,就其“形”而言,已經從“農”轉向“工”,但就其“質”而言,依然沒有發生根本的轉換。亦“農”亦“工”或亦“工”亦“農”的相持狀態,導致他們在權利和義務的履行,以及在態度和行為的選擇過程中發生矛盾、引起沖突。⑥其三,“農民身份”與“市民身份”割裂———改革開放具有長期性特點。因此,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講,他們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采取一種以“城市勞動者”身份在城市打工謀生,又以“農村勞動者”身份兼行田園勞動的“兩棲”生活方式。從“市民身份”角度來講,現行的社會體制、戶籍壁壘等,使農民工在謀職、交往和生活等方面與城市市民處于事實上的隔離狀態,彼此很少接觸與交往,是兩個嚴重缺乏相互交流的社會群體。一般說來,流入地除了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乃至是最低限度的勞動條件以外,社會交往、勞動福利、婚姻家庭、子女教育、閑暇生活、生老病死等方面的待遇條件往往顯得非常空白。⑦另外,城市居民因為種種因素對其存有一種心理排斥傾向,尤其是在就業競爭加劇、社會治安不理想的情況下,這種排斥更加突出。

(二)文化素質特點———層次偏低

由于各種歷史和現實原因,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廣東省流動人口素質調查結果顯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占80%左右,其中小學文化程度以下的占30%以上,文盲、半文盲比重接近4%。⑧總之,從整體上講,城市中的流動人口,其平均文化素質低于城市常住人口,以至于絕大多數農民工只能從事職業水準相對較低的生產勞動。⑨

(三)社會地位特點———差距較大

有學者在分析社會轉型這一特定時期發展背景與弱勢群體特征之相關性時指出,時展中的許多因素都會造成弱勢群體的一些獨特性,并且必然會反映到整個社會中來。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通過弱勢群體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斷裂”的結構性特征,其“社會斷裂”痕跡,主要橫生在社會的城鄉之間。⑩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整個社會要從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轉變成為一個以城市為主的社會,如果不能順利實現這種轉變,將帶來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從我國目前的狀況來看,如果不能順利實現這種轉變,一方面將消解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另一方面又將迎來一個斷裂社會。現實的情況是,在大量農民以農民工身份流入到城市之后,由于戶籍制度等所產生的效應,使這種斷裂現象又以一種別樣的方式在城市中映射出來。也就是,絕大多數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時候,只能憑借自己的勞動力從事那些城市人不愿意從事的體力勞動,尤其是那些危險性大、勞動強度高和勞動環境差的工作。事實上他們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勞動力市場之外的。更為糟糕的是,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籍,相關的社會福利無從享受,子女的義務教育權利難以保證,居住條件簡陋,居住環境低劣,甚至還需繳納各種不合理的費用。總之,農民工普遍勞動強度高、勞動報酬低、勞動時間長,閑暇時間少,社會福利差,基本處于“工作、吃飯、睡眠”這樣一種最為原始、單調的生活狀態之中。11如此,其社會地位即便與同屬社會不利人群的城市失業人員相比,也難以同日而語。

(四)人員規模特點———增長快、總量多

建國初期,由于政策允許人口自由遷移,曾出現過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高峰,但旋即他們就被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長期地拴在了土地上。1979年之前的20多年間,省際勞動力流動不過2500萬至3000萬人,而且其中只有少部分人屬于自由流動。1979年以來,特別是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農民向城市流動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增長,年均增幅均在10%以上,時達到20%。1995年之后,流動增長速度雖有減緩,但大規模的流動總量已經形成。12據統計,1997年,農村勞動力流動總量為8600萬人,其中近半數(4100萬人)為“候鳥型”流動人口,在省外比較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總數為1100萬人,加上“候鳥型”勞動力中到省外的部分,當年農民出省人數在2000萬人以上。2001年至2010年10年間,預計我國農村累計還將出現1300萬剩余勞動力,對于這些沒有條件就地解決就業問題的勞動力來說,其中相當一部分仍將作出向外流動的選擇。13

(五)生育能力特點———基數大、增長快

進入新世紀,據有關統計,我國的農民工總數已經達到1.4億。另據預測,今后若干年之內,仍將以年均數百萬的速度遞增。在這支龐大的流動人口隊伍中,生育年齡人口基數顯著,新生人口增長迅速。其中女性人口占40%左右,與計劃生育關系密切的育齡婦女較之男性流動人口具有如下特點:年齡結構偏低,絕大多數人處于生育旺盛期;平均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比重高;傳統生育觀念強,多生、超生傾向嚴重。14

三、成人教育的介入:重大意義

關于農村流動勞動力問題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要嚴加控制;另一種主張放寬限制。15其實,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短期內,限制農民工產生是難以想象的,一方面因為農村缺乏足夠的就業容量,另一方面因為城市發展需要農民工的加入。再則,采取限制手段有悖于相關法律精神。所以,采取多種措施,通過多種途徑對農民工進行引導、實施扶助是人們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而期待成人教育的充分卷入即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一)體現成人教育的固有價值

現代意義上的成人教育,擁有傳統學校教育所未能具備的特定使命與獨到優勢———它既直接面對社會運行與發展的現實需要,更直接面對成年群體勞動、工作、生存、生活乃至終身全面發展的實際需要。所以,從其誕生開始,它就期待自己能夠成為緩解社會失衡、消解社會不公,特別是給予生活狀況、經濟狀況處于不利位置的人們以真切關懷、適時幫助的一種重要途徑與手段。農民工從農村走向城市,需要實現社會角色轉化,而實際境遇又迫使其處于社會主體的邊緣,他們的認知能力、適應能力、勞動能力、生活能力、創造能力等也都陷于捉襟見肘的狀態,因此,在很大程度可以說,他們眼下比任何人都需要教育與學習。通過形式多樣、渠道廣泛的成人教育活動,幫助廣大農民工一方面能夠更好地服務社會、奉獻社會,另一方面又能更好地體現自身的價值,改善生活的質量。如此新使命與新任務的承擔與履行,顯然可以使成人教育的固有價值得到重要的體現。

(二)促進流入地和諧、健康、持續發展

對農民工實施教育、訓練必然為城市的和諧、健康、持續發展奠定基礎。當前,有不少人以為,農民工不歸屬流入地城市,也許永遠是流入地城市的外來者。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國家政策逐漸放寬,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他們極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新城市人、新都市人,如若到那個時候幡然猛醒,再來關照他們的素質提升、能力獲得也許為時已晚,至少難以避免事倍功半的結局。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人們審視一個城市總要從這個城市的所有人著眼,而全然不可能用剔除農民工的方法來評價城市面貌、城市形象、城市精神。也就是說,當人們逐漸公平、公正認同每個公民的時候,便希望生活在這個城市里的每一個人都能融入這個城市的文化氛圍,享受同樣的關懷,接受同樣的教育,維護同樣的尊嚴。

(三)有利于國家與民族進步

面向農民工所實施的教育、訓練活動,不僅可以直接作用于各個城市的建設與繁榮,同樣,也將有利于整個國家與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其一,農民工之所以離鄉背井,重大原因之一就是農村的生存、生活環境遠遠不能與城市相比。特別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許多農民心目中,除了一般的生活條件農村不及城市之外,農村的學習資源、教育機會、發展空間更是遠遠不如城市。因此,成人教育如果能夠關注農民工,使他們能夠充分利用城市的良好條件,提升自身素質,找到發展空間,那么,對于國家、民族的總體進步不啻為重要的推動力量。其二,根據目前的情況預測,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最終仍要返回自己的故鄉,他們的素質提升對于流出地民眾素質的整體改善具有非凡的意義。一般而言,農民工的文化水平雖然低于流入地居民的平均水平,但卻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雖然農民工的存在事實上導致了流入地和流出地兩地居民整體素質的同時下降,但從長遠看,如果加強對他們的教育與訓練,那么,他們對于故土的最終回歸,必將會對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國民素質,尤其是對當地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產生極其重要的提升作用。

四、面向農民工的成人教育:現狀剖析

農民工的素質狀況及其“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決定了這一特殊社會群體的社會角色定位,而這樣的角色定位又直接影響著他們的成人教育參與意識和成人教育參與行為。

(一)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參與意識

在社會學理論中,通常把文化程度、職業水準和收入水平三項,看作是衡量一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而在成人學習研究中,又常常將其用來探究與成人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結果表明,這三個變量同教育參與動機及其類型之間具有十分緊密的聯系,而其中又特別表現為社會經濟地位高者,教育參與意識的強度相對較高,而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教育參與意識的強度也就相對較弱。然而,農民工方面的實際情況情況并不完全如此。雖然他們參與成人教育的動機類型可能不同于其他社會人群,但是,據調查,由于農民工發生勞動空間與生活空間遷移,通常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希望能在預定的時間里取得比沒有流動情況下更大的利益、更大的發展。所以,他們十分渴望參與到成人教育活動之中。問題在于,過去的研究結果往往忽略了社會現有的成人教育設計,從內容到形式是否與他們的學習需求、學習條件相對應、相一致。

(二)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參與行為

如果以上的分析能夠得到認可,那么,我們可以知道,農民工從關心自己的物質利益、生活利益、發展利益出發來看待成人教育,應該說還是具有相當強烈的接受意識的。但是,恰恰因為他們較為獨特的社會屬性,以及社會外部在教育內容、教育形式等設計方面的局限,使得他們實際的成人教育參與行為同成人教育參與意識脫節,造成了事實上的教育參與短缺和不足。

(三)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公平問題

一般認為,“教育公平”即是“教育機會均等”,主要包括“參加學習機會均等”、“教育過程中資源享受機會均等”、“學業成功機會均等”。我國現階段因種種原因,特別是受到生產力水平的限制,還缺乏為每個公民提供自由選擇與同等水平教育機會的物質基礎,而在農民工成人教育方面上,不平等現象顯得尤為嚴重。這種不平等現象不僅表現為他們無法擁有和當地戶籍持有者一樣的成人教育機會,還在于他們往往遭遇歧視,即便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也還要支付更多的費用,花費更多的時間。情況正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描述的那樣:“與公平合理完全相反,那些最沒有社會地位的人們往往享受不到普遍受教育的權利———在這方面現代文明過早地引以為榮了。在一個貧窮的社會里,他們是首先被剝奪權利的人;而在一個富裕的社會里,他們是唯一被剝奪權利的人。”16

五、面向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對策構建

解決面向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問題需要仰仗社會的全面進步以及政府與社會的大力扶持。短期內,應大力改善辦學條件、規范收費管理、擴充農民工接受成人教育的機會;長遠看,必須消除對于農民工的社會歧視,使他們的教育狀況特別是享受教育權利、獲得學習機會的狀況達到與城市人相同的水平。以筆者之見,目前急需加大改革與發展力度的幾個方面是:

(一)改變對待農民工成人教育的態度,超越狹隘的利益觀念

農民工的成人教育現狀必須得到改善,但這種改善不能僅僅站在經濟利益的角度,更不能僅僅站在城市利益的角度,相反應當站在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整體進步的角度去關照農民工的成人教育問題。中國的戶籍制度是一種十分特殊的人口管理制度,而且有著十分嚴格的規定。來自農村的勞動者,盡管其對某城市有長期居住的愿望,有固定的居住地方,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甚至已經居住了一定長度的時間,并很好地溶入了當地社會而成為該區域社會的一員,但最終還是被人以“農民工”而論。17其實,現代文明社會強調“以人為本”,并用法律來保障人的權利和尊嚴,使之神圣不受侵犯。從某種意義上講,現行的戶籍制度并沒有很好地體現憲法精神。現在對于農民工問題的討論,應當超越狹隘的對于經濟、城市正負作用的簡單爭論或者只是眼前利弊的簡單考慮,不然,就會失去對于社會整體利益與長期利益、社會整體進步和持續發展的系統思考和全面設計。據此,應該使成人教育工作者及至整個社會樹立并且堅持這樣一些最為基本的理念:成人教育是一項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有利社會整體進步的神圣事業;關注成人教育就是關注每個成年公民自己;教育權利、學習機會面前人人平等;每個成年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獲得學習的機會;尊重農民工的人格和權益;任何由于人為因素而使某些人群的權益無辜受損,都是不公道的、不公平的。18

(二)政府要加大支持和管理力度

對流入地政府而言,首先應該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為農民工的成人教育活動改善辦學條件,拓寬辦學渠道,提供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流入地政府為他們支付一定的成人教育、培訓費用理所當然。誠然,這種經費投入并不能僅僅針對他們職業技能的提高,還應該關注他們文化素養的提升和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其次應加強管理力度。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特別需要做好的管理工作是:嚴格收費標準,規范收費管理,杜絕農民工因為人生地不熟而遭受蒙騙現象的發生。此外,完全通過政府投入經費支撐農民工成人教育的做法并不現實,在農民工成人教育這項既有“個人效用”又有“公共效用”的活動中,其自身也應當支付一定的費用。另外,政府方面還需要認真考慮建立農民工成人教育制度的問題。比如,整合農民工成人教育的各種資源;設立農民工成人教育的相關機構;制定農民工成人教育的規章制度等等。總之,要求在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切實發揮各種成人教育資源的功效,對農民工進行市民意識、法律知識、從業技能、權益保護、社會公德和計劃生育等方面知識的教育與培訓,以增強其對城市社會生活的認同能力與適應能力。19

(三)結合農民工實際,采取適當的成人教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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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狀況良好，但建立健康檔案的比例低

據調查，最近一年沒患過病的比例為92%，這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87.6%，說明我省流動人口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優于平均全國水平。但是，在本地所居住社區是否建立居民健康檔案的比例僅為22.93%，但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6.91%。

（二）就診主要以門診為主，門診住院報銷比例低

調查的流動人口中，生病后選擇的治療機構最多的是本地綜合/專科醫院，占32.89%；其次是本地個體診所28.72%和本地藥店20.67%；選擇去本地社區衛生站治療的占9.46%。通過對比發現，選擇在本地社區衛生站治療的比例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在本地個體診所治療的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它的則基本一致。

調查的流動人口中，生病后選擇的就診方式以門診為主，達77.39%，但仍然低于87.27%的全國平均水平；診斷后住院的比例為16.61%，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98%；急診則比全國平均水平稍高。

調查的流動人口中，只有25.45%的流動人口報銷，74.55%的流動人口沒有報銷，這比全國平均水平略高。報銷機構中，以醫院當場報銷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中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辦公室為主。

（三）出生子女性別比例失調，但比去年有所改善

據調查，流動已婚育齡婦女數為2610人，生育一孩的為1271人，二孩的為1078人，三孩的為121人，四孩的為14人，未生育的為126人。

調查的流動人口0-14歲子女中，男孩占53.1%，這相對2012年男孩占比56.3%有所降低；女孩占46.9%，這相對2012年女孩占比43.7%有所提高；男女比例從2012年的128.9：100降低到113.40：100，這說明男女性別結構失衡現象得到改善。

（四）生育地點以戶籍地為主，現居住地生育比例逐年提高

調查的流動人口0-14歲子女中，大部分在戶籍地出生，占76.75%。其中，農業戶口的為78.05%稍高于非農業戶口；有一小部分選擇在本市縣區出生，占17.09%，農業戶口為16.35%稍微低于非農業戶口。

（五）分娩地點以醫院為主，非農業戶口比例高于農業戶口

調查的流動育齡婦女中，選擇在醫院分娩的占大多數，比例為87.06%。其中，非農業戶口性質的流動人口為90.03%，顯著高于農業戶口。

（六）政策符合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多孩率高于去年水平

調查的流動人口0-14歲子女中，政策符合率為83.8%，比去年的符合率提高了1.4個百分點。其中，農業戶口的政策符合率為83.6%，低于非農業戶口的85.2%。此外，按懷孕前是否流動出生的0-14歲子女中，懷孕前流動的符合政策的比例82.4%低于懷孕前不流動的比例85.3%。

（七）避孕節育以長效措施為主，主要由戶籍地落實

湖南省流動育齡已婚婦女的避孕節育措施中，避孕節育主要由宮內節育器和女性絕育構成。其中，采用宮內節育器的比例為40.12%；采用女性絕育的比例為38.18%；使用的為19.8%；采用男性絕育的為1.1%；采用口服及注射用避孕藥的為0.22%；采用皮下埋植的為0.31%；采用避孕藥的為0.22%。由此可見，湖南省流動人口育齡婦女長效避孕措施落實比例在80%以上，這和全國的平均水平基本上持平。

據調查，流動人口主要是從戶籍地獲得避孕方法，達70.31%，流入地僅為25.33%。從機構來看，主要來源于計生服務和醫療服務機構，占89.08%。

（八）現居住地藥具應用和知曉服務機構情況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調查的目前使用、避孕藥的流動已婚育齡婦女中，在現居住地接受和避孕藥服務的占95.7%，一般由計生專干送達，或者在指定發放地點免費領取，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86.90%，這說明流動人口避孕藥具獲取情況良好。

調查的湖南省流動人口中，有87.08%的已婚育齡婦女在本地被告知服務機構地址、電話，比全國水平的75.42%高出了12個百分點；90.27%的已婚育齡婦女在本地接受宣傳品及咨詢服務，比全國水平的80.06%高10個百分點。這表明大部分已婚育齡婦女接受當地計生機構和衛生機構的服務。另外，通過對比發現，湖南省婚育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九）避孕節育信息報告率低，婚育證明持證率較低

流動人口的避孕節育信息報告單由本地政府負責向戶籍地報告的占61.7%，需要自己郵寄報告單的占38.3%；實際報送戶籍地的比例只有57%，和全國平均水平基本一致。調查的已婚育齡婦女中，持有《流動人口婚育證明》的占53.4%，這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6.8%。同時，97.3%的已婚育齡婦女在本地接受查驗《流動人口婚育證明》，這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據調查，流動人口獨生子女領證率為26.81%，這比2013年湖南省流動人口的25%提高了1.81個百分點，說明流動人口的婚育意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二、政策建議

（一）加強宣傳教育，提高育齡群眾生殖健康意識

1.提高生殖健康自我保健意識。為流動人口提供免費的、科學的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務，發放相關的小冊子、折頁等宣傳資料，傳授避孕生育、優生優育、生殖保健、性科學知識，開設12356熱線咨詢，開通青年生殖保健咨詢熱線電話等。

2.轉變傳統的婚育觀念。宣傳新的婚育風尚，采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對個性人群更應進行面對面的宣傳。

（二）開展社區服務，提供及時、周到、優質的生殖保健服務

1.提供便捷的日常生活服務。在各社區增設免費藥具發放點，提高藥具普及和使用比例，加強藥具使用和術后恢復情況隨訪，保護流動育齡婦女身心健康，實行人性化的服務，千方百計的為育齡婦女考慮，在本地盡可能多地提供孕環情檢查。

2.落實長效避孕節育措施。在改進原有的避孕措施的基礎上，宣傳避孕節育新技術，推廣副作用小、性價比高的新型宮內節育器，提高廣大育齡群眾對宮內節育器的認同感。

（三）加強綜合治理，完善計劃生育和公共服務機制

1.加大對公共衛生的投入力度。各級政府應積極貫徹并落實國家方針政策，提高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視程度，拓寬籌資渠道并合理核定用于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的財政成本，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經費納入財政正常的預算支出范圍，保證資金投入。

2.計劃生育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應統一協調。各部門在管理好各自職責范圍工作的同時，要大力協助計生工作的開展，積極開展計劃生育雙向管理。

（四）加強信息管理，建立信息服務平臺，完善社區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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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的數量逐漸增多，而對于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問題逐漸成為計劃生育工作所要重視的問題。本文首先對生殖健康的內涵進行簡要概述，然后分析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現狀，最后重點提出加強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服務的有效對策，以期為計劃生育工作者提供一些借鑒。

關鍵詞 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策略

1 生殖健康的內涵

在上世紀九十年來生殖健康這一概念被提出，在接下來的三十多年中它深刻的影響了社會發展和世界人口的發展。生殖健康是指在生命的各個階段，生殖系統及其功能和生殖過程中的體質、精神和社會適應各方面均處于完好狀態。性生活正常且滿足人們要求、具備正常的生育能力、生育時間和數目能夠由人們決定、可負擔且安全的計劃生育方法能夠被獲取和知悉、生殖保健服務的獲取、妊娠過程的安全是生殖健康的主要內容。

2 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現狀

2.1 流動孕產婦孕產期保健狀況落后作為較為特殊的弱勢群體，流動孕產婦更加需要衛生保健服務，但她們保健狀況卻較為落后。相對于戶籍孕婦，流動孕婦的生活相對貧困，難以支付高昂的定期產檢查和住院分娩費用，進了降低了流動孕產婦孕期保健覆蓋率。2013 年北京常住孕婦的產前檢查率為99.6%，孕早期檢查率為89.7%；但流動孕婦的產前檢查率僅為76.8%，孕早期檢查率為46.6%，住院分娩率為78.6%。以上調查數據表明，在系統管理、產后訪視、住院分娩、產前檢查方面流動孕婦都遠落后與常住孕婦。

2.2 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知識知曉情況差某權威機構在2014 年通過對五千多名流動人口的調查顯示：僅有七成流動人口知曉艾滋病知識，約六成人在最近一次商業性行為中使用安全套，整體被調查人群中僅四成人在過去一年中堅持使用安全套。男性在流動人口中占比較大，不能采用正確的避孕措施、對生殖健康預防保護知識缺少了解、性生活頻繁使他們的生殖健康面臨較大威脅。深圳的一項調查中，沒有在性活動中使用安全套的男性占總被調查流動人口的四成，并沒有深入了解懷孕、避孕的相關知識，使得眾多女性因此而進行人工流產，而沒有清楚認識艾滋病、性病是出現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

2.3 流動人口性傳播疾病發病率高

高危性行為頻繁、文化程度低、生活條件差是流動人口存在的重要問題，這也提高了這些人的生殖道感染概率，使他們更易感染性病。某機構通過對浙江2079 例流動孕婦的調查發現，患有一種及以上生殖道感染疾病的孕婦有630 例，占總數的三層。其中有四層的流動孕婦表述有不適癥狀，但其中僅有六層孕婦到醫院治療。另外，據國家疾病控制中心的調查，截止2014 年6 月，有9.6% 艾滋病感染者為流動人口，流動人口艾滋病患病率明顯高于常住人口。流動感染者加快了不同地區間疫情的擴散，并使得艾滋病病毒的傳播大幅增加。

3 加強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服務的有效對策

3.1 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建立健全醫療保障體系

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我國鮮少制定和關于流動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規，現有的法律規定早已陳舊過時，無法滿足現階段人口管理的需要。而建立健全流動人口的醫療保障體系首先要獲得法律的支持，但相關法律規定的缺位、各部分政策的沖突使得醫療保障體系的建立舉步維艱。因此相關責任部門應當對現有法律進行清理，對具有歧視性的政策進行取消，將沖突的規定取消，保證法律的一致性，使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件朝著注重服務、以人為本的方向發展。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相互獨立，難以異地轉移是我國目前醫療保障體制存在的首要問題，相關責任部門應當對針對流動人口的特殊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進行建立健全，使流動人口的基本醫療服務需求的倒基本滿足，為流動人口享有平等的醫療健康服務提供保障[1]。

3.2 強化流動人口居住地管理制度

不同于常住人口能夠獲得健全穩定的醫療保障服務，現實中的流動人口戶籍地和流動人口所在地都不愿為流動人口提供醫療保健支持，流動人口的醫療衛生無法得到保障。因此政府部門應當在戶籍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將居住地管理模式適用于流動人口的管理，從根本上避免歧視外流人口。在制定公共服務財政投入時，應當將流動人口納入支持范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財政管理應采用分級管理、分級負擔的模式。政府責任部門還應當對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綜合獎勵補助政策進行建立健全，利用以獎代補的方式促進流動人口更好的為居住地的建設做出貢獻。

3.3 建立流動人口生殖健康信息數據庫

掌握信息是流動人口管理的核心和重點。如果不能有效掌握流動人口的情況和數量，會使得流動人口先關政策的有效性和準確性受到嚴重影響。做好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的實質在于對登記系統進行規范，全面準確掌握流動人口的各方面信息。要想最大限度發揮人口信息的作用，就要在電腦中錄入信息，并對相關電腦進行聯網。所以，責任部門應當對流動人口進行信息化管理，對稅務、房管、計生、勞動、公安等部門的信息資源進行整合，促進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服務管理信息化水平的的提升，推動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狀況的改善和人口生殖健康服務水平的提升[2]。

4 結語

現階段，我國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服務還有待改善和提升，各級責任部門應當采取各項有效措施為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提供保障。本文對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現狀進行了分析，探索了加強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服務的有效對策。但本文還存在一定局限，希望相關責任部門能夠加強重視，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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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2011年7月，國家人口計生委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對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410個地市、縣級單位進行了流動人口調查。調查對象為在本地居住1個月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的16～59周歲流動人口。調查內容包括被訪者個體基本情況、就業狀況、居住情況和社會融入等方面。此次調查共收集128000例個案信息。如無特別說明，本文數據均來源于此次調查。我們使用SPSS16.0對調查數據進行聚類和交叉表統計分析。主要變量有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社會保險參與狀況、個體基本特征、流動和家庭狀況、就業狀況和戶籍地社會保險參與狀況等。

流動人口社會保險參與狀況的地區差異分析

1.32個省級單位流動人口的“五險一金”參與狀況本次調查的流動人口參加至少一種社會保險的比例為34%。分險種來看，參加醫療保險的比例最高，達26.4%，其次為工傷保險和養老保險，分別為25.2%和23.1%，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的參加比例分別為13.6%、9.9%和5.8%。在險種數量方面，參加3種以上保險的對象占參加社會保險對象的39.1%。對于32個省級單位流動人口參加“五險一金”的參與狀況，為了便于敘述，我們將各省級單位參加“五險一金”的比例進行排序，并按照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歸為三類。

第一類：參加養老保險比例為10%以下的14個省級單位，包括、寧夏、云南、河南、黑龍江、吉林、甘肅、陜西、湖南、青海、山西、貴州、湖北和江西。在此類省級單位中，參加養老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江西、湖北和貴州，介于8.0%~9.4%，較低的是，不足2%；參加醫療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江西、吉林、青海、黑龍江和云南，介于12.1%~16.6%，較低的是河南、和陜西，不足9%；參加工傷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江西，較低的是和河南；參加失業保險比較高的為貴州，較低的是、黑龍江、陜西和河南等；參加生育保險比例較高的是湖南、貴州和湖北，約3%，較低的是黑龍江、、河南和青海，約0.5%；繳納住房公積金比例較高的為吉林、山西和江西，約3%，較低的是、寧夏、黑龍江和河南，不足1%。

第二類：參加養老保險比例介于10%~20%之間的10個省級單位，它們是兵團、內蒙古、安徽、河北、海南、廣西、新疆、天津、遼寧和浙江。在此類省級單位中，參加養老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浙江、遼寧和天津，介于15.0%~16.5%之間，較低的是兵團、內蒙古和安徽，略高于10%；參加醫療保險比例較高的為兵團、遼寧、海南和天津，介于19.4%~22.9%之間，較低的是內蒙古、安徽和河北，在12%左右；參加工傷保險比例較高的為天津、遼寧、浙江和河北，介于21.7%~27.4%之間，較低的是新疆、內蒙古和安徽，低于10%；參加失業保險比較高的為浙江和天津，達10%以上，較低的是兵團和內蒙古，不足6%；參加生育保險比例較高的是天津，較低的是河北；繳納住房公積金比例較高的為遼寧，較低的是兵團。

第三類：參加養老保險比例達20%以上的8個省級單位，即福建、四川、山東、重慶、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在此類省級單位中，參加養老保險比例較高的為江蘇、廣東和上海，達31.0%以上，較低的是福建和四川；參加醫療保險比例較高的為廣東、上海和江蘇，達33.5%以上，較低的是福建和山東；參加工傷保險比例較高的為廣東、江蘇和福建，達30.5%以上，較低的是重慶、四川和山東，低于20%；參加失業保險比較高的為江蘇，高達25.7%，其次為北京和福建，約18%，較低的是山東和四川，在14%左右；參加生育保險比例較高的是江蘇，高達23.2%，其次為福建，為15.1%，較低的是北京和上海，分別僅為4.9%和6.0%；繳納住房公積金比例較高的為江蘇，達13.4%，其次是北京，為8.3%，較低的是福建、重慶、山東和四川，在5%左右。

2.32個省級單位流動人口社會保險參與的地區聚類結果對各省級單位流動人口參加六種社會保險的比例進行聚類分析，結果顯示，32個省級單位可分為三種大的類別：即低參與地區、中參與地區和高參與地區。此外，中、高參與地區又可分別分為兩個細類。如表1所示，低參與地區涵蓋13個省級單位，其中7個西部省份、6個中部省份。各個省級單位六種社會保險參加比例平均值介于2.4%~5.8%之間。此類地區共覆蓋13035人，占所有調查對象的10.2%。中參與地區涵蓋11個省級單位，其中6個東部省份、3個中部省份，以及1個西部省份和兵團。各個省級單位六種社會保險參加比例平均值介于7.2%~14.3%之間。此類地區第一個細類包括6個省份，第二個細類包括4個省份和兵團。中參與地區共覆蓋36909人，占所有調查對象的28.8%。高參與地區涵蓋8個省份，其中6個東部省份和2個西部省份。各個省級單位六種社會保險參加比例平均值介于16.1%~26.7%之間。此類地區兩個細類各包括4個省份。盡管高參與地區包括的省份數量較少，但調查人數最多，達78056人，占所有調查對象的61.0%。

3.三種類別地區流動人口社會保險參與狀況的差異比較總的來說，三種類別地區流動人口參加至少一項社會保險的比例存在較大差異。低參與地區參加至少一種社會保險的比例為14.3%，中參與地區為26.3%，而高參與地區則高達40.9%，且三種類別地區存在顯著差異（P<0.001）。此外，各類地區內、不同省級單位之間也存在一定差異。在低參與地區，參加至少一項社會保險比例較低的河南、寧夏和，僅分別為8.3%、11.3%和11.5%，而參加比例較高的青海、云南和吉林，在18%左右；在中參與地區，參加比例較低的安徽和內蒙古，僅約16%，而參加比例較高的遼寧、重慶和山東，達29%左右；在高參與地區，參加比例較低的四川，為29.8%，而參加比例較高的廣東，高達46.2%。從流動人口參加社會保險種類來看，三種類別地區也存在較大差異。結果顯示，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參加多險種的比例較高，中參與地區次之，低參與地區則較低。分地區來看，低參與地區參加2種以下社會保險的比例明顯高于中參與地區和高參與地區。較中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而言，高參與地區參加3種及以上社會保險的比例顯著上升。特別是參加3~4種的比例，高參與地區較中參與和低參與地區分別高出13.0和19.3個百分點。從平均參加種類來看，在參加了至少一種社會保險的流動人口中，高參與地區平均參加種類為3.24種，中參與地區為2.68種，低參與地區為2.01種。交叉表卡方檢驗結果表明，三種地區社會保險的參加種類存在顯著差異（P<0.001）。分險種來看，三種類別地區參加各種社會保險的比例既具有相似之處、也存在一定差異。相似之處為三種類別地區均為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養老保險的參加比例為最高，不同之處為三種類別地區參加各種社會保險的比例相差較大。如圖1所示，以六種社會保險參與比例為節點連接而成的六邊形，高參與地區處于外層，中參與地區處于中層，而低參與地區處于內層。這表明高參與地區的各種社會保險參與比例最高，其次為中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從各種社會保險的輻射長度來看，三種地區的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養老保險參加比例較高。需要指出的是，高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的醫療保險參加比例為最高，但中參與地區的工傷保險參加比例為最高。

三種地區流動人口基本特征的差異比較

1.人口社會特征在性別方面，低參與地區和中參與地區男性居多，男性高于女性近9個百分點；高參與地區女性略高于男性。在年齡和婚姻狀況方面，低參與地區年齡較大，40歲及以上年齡組較高于中參與和高參與地區，且平均年齡也高于中參與和高參與地區。表2三種地區流動人口基本特征（%）年齡較大，使得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婚和曾婚（離婚或喪偶）的比例較高，達79.5%；相對而言，中參與地區和高參與地區年齡較小，29歲及以下年齡組高于低參與地區，且平均年齡小于低參與地區。年齡較小，則使得中參與和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未婚比例較高。對于受教育程度和戶口性質，均表現為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較高，且非農戶口比例也較高，低參與地區次之，中參與地區較低。具體而言，高參與地區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為35.4%，非農戶口比例為15.9%；低參與地區兩者的比例分別為25.7%和12.5%；而中參與地區分別為21.3%和10.3%。進一步分析可知，對于非農戶口的流動人口，高參與地區受教育程度最高，中參與地區次之，低參與地區最低。三者受教育程度為中專及以上者的比例分別為52.1%、41.9%和34.1%；而對于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高參與地區受教育程度最高，低參與地區次之，中參與地區最低。三者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上者的比例分別為28.2%、21.0%和16.7%。也就是說，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中參與地區，與其低參與地區為農業戶口者受教育程度較高有關（見表2）。綜上所述，高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女性略多，年齡較小，且未婚比例較高；不管是農業戶口性質者，還是非農戶口性質者，其受教育程度均較高。中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以男性居多，年齡處于中間水平，但未婚比例為最高；非農戶口性質者受教育程度較高，而農業戶口性質者受教育程度最低。低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也以男性居多，年齡較大，在婚和曾婚比例較高；相較而言，農業戶口性質者受教育程度較高，但非農戶口性質者受教育程度偏低。

2.流動與家庭情況就流動范圍而言，中參與地區和高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跨省流動者居多，其次為省內跨市者；低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省內跨市者較多，其次為跨省和市內跨縣者。結合戶籍地和流入地來看，高參與地區主要是戶籍地為中部省份者向東、西部省份進行省際間流動，而戶籍地為東部和西部者在東部省份和西部省份間進行省際或省內流動；對于中參與地區，戶籍地為中部、西部和東部者大多數在三種區域省份內進行省際間流動，少部分在省內流動；對于低參與地區，戶籍地為東部者向中西部進行跨省流動，而戶籍地為中西部省份者在中部和西部省份內以省內跨市流動為主，兼有部分在省際間流動。對于在流入地的停留時間和家庭規模與收入，高參與地區在流入地的停留時間最長，低參與地區次之，中參與地區最短。三者停留10年及以上的比例分別為15.8%、15.6%和13.3%，平均停留時間分別為4.81年、4.79年和4.38年；同住家庭成員人數低參與地區最多，高參與地區次之，中參與地區最少。三者4人及以上的比例分別為23.3%、15.2%和15.0%，同住家庭成員平均人數分別為2.6人、2.35人和2.3人；在流入地的家庭每月總收入方面，高參與地區最高，其次為中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三者4000元及以上的比例分別占53.0%、45.2%和34.7%，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為5074.6元、4157.1元和3863.8元（見表3）。總之，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流動距離最遠，停留時間最短，同住家庭成員人數最少，家庭每月總收入介于高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之間。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流動距離較遠，停留時間最長，同住家庭成員人數較少，而家庭每月總收入最高。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流動距離較近，停留時間較長，同住家庭成員最多，但家庭每月總收入最低。

3.就業狀況對于就業狀態，絕大多數流動人口處于就業狀態，其中，中參與地區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高參與地區和低參與地區。此外，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未就業狀態為操持家務的比例最高，達12.0%，其次為高參與地區和中參與地區，分別為8.6%和7.4%。處于就業狀態者，高參與地區和中參與地區從事制造業者較多，其次為批發零售者。而低參與地區從事批發零售者、住宿餐飲者和社會服務者較多；從就業單位性質來看，高參與地區和中參與地區主要為私營企業和個體戶，低參與地區則主要為個體戶和私營企業。此外，高參與地區在外企就業的比例遠高于中參與和低參與地區；在就業身份方面，高參與和中參與地區大多數為雇員，也有小部分為自營勞動者。而低參與地區則是自營勞動者和雇員較多。就雇員的合同簽訂情況而言，高參與地區未簽訂合同的比例為最低，僅為23.8%，而簽訂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為最高，為58.1%。低參與地區未簽訂合同的比例為最高，達46.9%，且簽訂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為最低，僅26.1%。而中參與地區未簽訂合同的比例也較高，為41.8%，但其簽訂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遠高于低參與地區（見表4）。綜合而言，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較低，而操持家務者較多。對于就業者來說，主要以自營勞動者和雇員身份、在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從事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社會服務和建筑等行業。此外，雇員未簽訂合同的比例較高，且雇員簽訂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較低；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較高。對于就業者來說，主要以雇員和自營勞動者身份、在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從事制造和批發零售等行業。對于雇員，未簽訂合同的比例也較高，但雇員簽訂有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也較高；高參與地區處于就業狀況的比例略低于中參與地區。對于就業者來說，主要以雇員和自營勞動者身份、在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外企從事制造和批發零售等行業。對于雇員，未簽訂合同的比例則較低，且雇員簽訂有固表4三種地區流動人口就業狀況（%）定期限合同的比例為最高。

4.戶籍地社會保險參與情況在戶籍地社會保險參與情況方面，我們將比較三種地區分戶口性質的流動人口在戶籍地參加城鎮養老保險、城鎮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農村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指工傷、失業、生育和住房公積金）狀況。對于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在戶籍地參加新農合和農村養老保險的比例較高。參加新農合的比例以低參與地區為最高（75.5%）、中參與地區次之（57.1%）、高參與地區為最低（44.2%）；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比例則以高參與地區為最高（13.5%），其次為低參與地區（11.8%）和中參與地區（7.6%）。對于非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在戶籍地參加城鎮醫保、城鎮養老保險和新農合的比例較高。其中，參加城鎮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比例均以低參與地區為最高（34.1%和16.1%）、中參與地區次之（24.8%和14.7%）、高參與地區為最低（21.9%和7.5%）；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比例則以低參與地區為最高（22.0%），其次為高參與地區（19.2%）和中參與地區（17.9%）。將兩種戶口性質流動人口在戶籍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情況相結合來看，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參加醫療保險（農業戶口流動人口參加新農合、非農流動人口參加城鎮醫保和新農合）和城鎮養老保險處于較高水平、但參加農村養老保險處于中間水平；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參加醫療保險處于中間水平、但參加養老保險（包括農村和城鎮）處于較低水平；而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參加醫療保險處于較低水平、但參加農村和城鎮養老保險處于較高和中間水平。

討論與建議

1.從覆蓋區域來看，低參與地區涵蓋了大部分西部和中部省份，中參與地區涵蓋了一半的東部省份和1/3的中部省份，而高參與地區涵蓋了另一半較為發達的東部省份和2個條件較好的西部省份。無論是從整體的流動人口參加至少一項社會保險的比例來看、還是從分險種的流動人口參加比例和種類來看，均以高參與地區為最高、中參與地區為其次，低參與地區為最低。這種地區差異分布提示我們，東部地區的社會保險參與狀況較好，其次為中部，而西部較差。

2.從個體相關特征來看，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男性偏多、年齡較大、且在婚和曾婚比例較高；主要在省內進行短距離流動，且近1/4的人是市內跨縣；這或許使得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時間較長、且同住家庭成員人數較多；受到中西部區域經濟的影響，低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總收入較低。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男性較多、年齡較小、且未婚比例較高；以及主要在省際間進行遠距離流動；此種情形造就了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來到流入地的時間較短、且同住家庭成員人數較少；受到東部和中部區域經濟的作用，中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總收入處于中等水平。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女性略多、年齡更小、且未婚比例也較高；大多數人在省際間進行遠距離流動，且還有近1/4的人以省內跨市進行中距離流動；這種特點形成了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停留時間最短、且同住家庭成員人數也較少；由于停留在國內較為發達的幾個東部省份，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每月家庭總收入最高。

3.從受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況來看，低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戶口性質為非農的比例較高，但受教育程度為最低，而農業戶口者受教育程度較高；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相對較低，而操持家務的比例較高；對于就業者，主要在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以自營勞動者和雇員的身份、從事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社會服務和建筑工作；作為雇員，他們未簽訂合同的比例較高，即使簽訂了合同，但簽訂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較低。中參與地區的流動人口，戶口性質為農業的比例較高，且其受教育程度為最低，而非農業戶口者受教育程度較高；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為最高；對于就業者，主要在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以雇員和自營勞動者的身份、從事制造和批發零售工作；作為雇員，他們未簽訂合同的比例也較高，且在簽訂了合同者中，簽訂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較高。高參與地區流動人口，戶口性質為非農的比例最高，且無論是非農、還是農業，受教育程度均為最高。處于就業狀態的比例較高；對于就業者，主要在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外企、以雇員和自營勞動者的身份、從事制造和批發零售工作；作為雇員，他們未簽訂合同的比例則較低，且在簽訂了合同者中，簽訂了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為最高。

篇（7）

圍產期保健雖只是生殖健康保健中的一個短暫階段，但對母嬰健康是一個關鍵階段，直接影響到母嬰一生的健康。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流動人口特別是青壯年不斷涌入城市，育齡婦女占流動人口的35.56％，流動孕產婦死亡率和圍產兒死亡率較高［1］。通過早期建立孕婦圍保建卡，可以系統地詢問病史和產前檢查。可早期發現高危因素，并積極治療妊娠合并癥或適時終止妊娠，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及圍產兒死亡率。為了能夠充分了解流動人口孕婦圍保建卡情況，我們進行調查匯報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對2009年1月至2010年10月圍保科對在本院進行分娩的流動人口中產婦1432例為調查對象；對1432例流動人口中產婦進行調查，調查內容依據是否建立孕婦圍保建卡，分為建卡組，未建卡組；對兩組進行年齡，文化程度，產次，分娩方式，產科并發癥，胎兒情況進行調查。分娩方式分為自然產和非自然產（剖宮產、產鉗、臀助產）；產科并發癥（胎膜早破、羊水異常、臍帶異常、妊娠高血壓）；胎兒異常（早產兒、低出生體重兒、新生兒窒息、宮內窘迫、胎兒死亡）。

2 結果

對1432例流動人口中產婦進行調查，建立孕婦圍保建卡僅為164例，建卡率11.45%；依據是否建立孕婦圍保建卡，分為建卡組164例，未建卡組1268例；進行建卡因素年齡，文化程度，產次，分娩方式，產科并發癥，胎兒情況進行調查，具體見表1。

表1

建卡因素（n,%）

項目建卡組（n=164）未建卡組(n=1268)P值

年齡

>30歲44（26.82） 700（55.20）

文化程度

初中46（28.04）928（73.18）

高中以上 118（71.95）340（26.81）

產次

初產 114（69.51） 489（38.56）

經產50（30.48） 779（61.43）

分娩方式

自然產 121(73.78)602（47.47）

非自然產43（26.21） 666（52.52）

產科并發癥

有 35(21.34)698（55.04）

無129（78.65）570（44.95）

胎兒情況

胎兒正常 149（90.85）852（67.19）

胎兒異常15（9.14） 416（32.80）

3 討論

流動人口作為一個特殊群體，由于其流動的特殊性，社區及初級保健機構很難在其妊娠時對其進行管理及孕期保健的宣教，孕產婦得不到最基本的孕期保健及優生優育知識，缺乏自我保健意識，使一些原本可以避免或者創造條件可以避免的不良事件變成不可避免［2］。

影響流動人口孕婦圍保建卡建立因素很多，大量農民工

作者單位：450004河南省鄭州市管城回族區婦幼保健所

家庭收入微薄，以及流動人口在懷孕期間絕大部分停止工作，家庭收入相對較低，而圍產保健服務收費較高等原因，造成了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對圍產期保健服務的利用率不高［3］。根本去不起正規醫院產檢及分娩，只能去收費低廉的黑診所或在家中自己接生。文化程度也是影響流動人口孕婦圍保建卡建立因素，文化程度低是影響流動人口孕產婦孕產期服務利用的主要因素［4］，流動人口孕產婦主要的文化程度僅為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她們保健意識差，缺乏自動性，影響了他們對孕產期保健服務的利用。

為了能夠提高流動人口孕婦圍保建卡，應普及保健知識，提高育齡婦女的保健意識，進行生殖健康教育，從孕前保健開始，廣泛宣傳孕產期保健知識，使其了解孕產期保健的意義，讓確診妊娠的孕婦及時建卡享受保健［5］。在流動人口中大力開展健康教育心，廣泛傳播和普及衛生知識，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通過孕婦學校、電話咨詢熱線，發放宣傳單、小冊子，義務咨詢，設立熱線電話，利用宣傳欄、專題講座、電臺、電視臺，用簡單、通俗、易懂的文字，以孕婦容易接受的方式，大力宣傳孕產期健康保健知識。

政府加大了對公共衛生的投入［6］，根據社區居委會以及戶口所在地提供的孕婦經濟情況，對于貧困孕產婦，憑有效的貧困戶證件，政府應從幫困基金中撥出專項資金，以解決費用問題，接診醫院可采取減少檢查項目，適當減免孕婦檢查費用，尤其孕婦在社區醫院孕6個月內的保健檢查，費用部分由政府承擔，解除流動人口孕婦由于經濟問題造成的不建立圍保建卡，不正常進行孕期保健。

通過對本組入選孕婦進行調查，建卡組與未建卡組在年齡，文化程度，產次，分娩方式，產科并發癥，胎兒情況上有顯著差異性，未建卡組在分娩，產科并發癥，胎兒異常上明顯高于建卡組，充分說明建卡后進行系統的圍生期保健能夠有效的防止孕產婦和胎兒發生異常情況。總之，加強對流動人口孕婦圍關注，加大宣傳孕產期保健宣傳，增加對流動人口孕婦經濟投入，提高流動人口孕婦圍保建卡建立，保證流動人口孕婦和胎兒的健康。

參考文獻

［1］ 秦美嬌.上海市社區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對醫療服務的影響.中國衛生資源，2005,8:256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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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孫平輝，社會經濟水平及婦幼衛生系統管理對孕產婦死亡率的影響.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0,3:179 181.

篇（8）

【中圖分類號】R1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783(2012)02-0034-01

流動人口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由于該群體自我保健意識以及能力的欠缺，受教育程度較低。對社會歧視的害怕、自身的漠視、知識的缺乏,使得她們面臨生殖健康隱患,及不安全、人工流產以及性傳播疾病的威脅[1]。以下是筆者分析了我國城市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影響因素以及現狀，探討該人群的生殖健康需要,并提出建議。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年齡在19-50歲的男女流動人口(凡到戶籍所在地以外、人戶分離的場所從事各種工作的人群統稱流動人口)。自愿接受體檢或如實填寫生殖健康的調查問卷。本次調查男性共325名,女性共741名。

1.2方法：按常規方法對流動人口進行生殖健康專科檢，檢查內容包括:婦科檢查，男科檢查,女性陰道分泌物的滴蟲、清潔度、線索細胞、念珠菌以及pH值檢測,男性衣原體、人型支原體以及解脲脲原體檢測。未參加體檢的如實填寫生殖健康調查問卷表。

2結果

741名流動人口參加生殖健康專科檢，另325名參加問卷調查。年齡(19-50歲)，平均年齡34.0歲，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2%，高中以下78%。本次調查中男性325人，女性741人。其中生殖系總患病率達762%,女性細菌性陰道炎、念珠菌性陰道炎、子宮頸炎、男性前列腺炎、尿道炎較為常見,患病率分別達45.8%、18.7%、13.9%、5.2%、10.1%。調查顯示自費定期到計生以及醫療部門進行婦科體檢低于15%，有了不適癥狀后才去就診的在80%以上,患者平時并沒有在醫生指導下用藥，而自行購藥治療者達高達65%以上。

3生殖健康需求服務缺口

調查結果表明有90%以上以上的人希望能夠到更多的生殖健康知識，希望可以在業余時間婦幼保健部門或是計生服務中心可以提供面對面咨詢服務或是生殖健康知識講座，80%以上人認為患生殖道感染和丈夫有關，所以她們認為男性也應該積極參加生殖健康教育。這一方面反映了過去婦幼保健部門以及計生服務中心在生殖健康宣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育齡婦女的認可，而另一個方面也是對這些部門在生殖健康宣傳工作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在面向大家宣傳的基礎上提供針對性以及個性化的宣傳教育[2]。

流動人口經濟條件差,醫療計生保健部門經費不足, 且醫保與服務經費并沒有列入地方財政預算，導致很多部門在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方面不聞不問, 隨之任之,根本認識不到流動人口生殖健康與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密切相關的。調查顯示, 90%的流動人口期待政府推行免費生殖健康體檢，性病防治對民辦醫院、個體診所的可信底較低，對公立醫院、計生部門的可信度比較高。婦幼保健部門以及計生服務中心應努力提高流動人口生殖健康保障工作, 不斷推出各項免費政策。

4討論與建議

隨著身處異鄉的孤獨感，加上性觀念的改變，正處于性活躍期的育齡流動人群容易發生婚外以及婚前，而且大量存在多性伴以及商業的現象。這些現象的存在不僅容易導致她們感染與傳播艾滋病，還會增加意外妊娠、性傳播疾病與生殖道感染的危險[3]。本次調查的對象為城市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以及對避孕知識掌握不多，生殖健康知識的缺乏，直接影響了育齡流動人群的生殖健康狀況。因此我們有必要加強與重視生殖健康的服務和管理。

4.1加強生殖健康咨詢服務和宣傳：據調查流動人口管理機構反映，由于未婚者無相關證明可查驗，管理起來更困難，對她們生殖健康情況不了解，無法針對他們的需求提供服務。對流入地而言，各部門協作配合，對“兩證”人員分類歸檔管理，要關心其生殖健康，改變以前忽視未婚者，以已婚育齡婦女為重點的現狀，要認識到未婚者和已婚者的的生殖健康同樣重要，了解與關心未婚者的生殖健康，有針對性地提供相應的服務與咨詢，不定期或是定期的舉辦生殖健康知識培訓，調查對象普遍認為很有必要，表示有時間都會積極參加。從而掃除她們的“性”盲，使得她們主動地關心自己的生殖健康狀況。

4.2切實保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調查顯示，很多打工者常常由于休息時間被侵占或是工作繁重，在月經期，尤其是在流產手術后，得不到相應的衛生保健與充分的休息，因此她們的生殖健康會出現嚴重的問題。所以有關部門要貫徹以及監督執行《勞動法》，保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而且雇主或是用工單位或對不管是未婚者還是已婚者，只要她們作了流產手術，都必須給予相應的衛生保健以及充分的時間來休息，不可以以此為解雇的理由。

4.3建立流動人口醫療保障制：在流動人口重點轄區內建立流動人口信息共享平臺，從而實現信息共享，讓流動人口享受和常住人口同樣的醫療保險待遇，為其建立醫保個人帳戶。在開展生殖健康檢查免費服務的同時,努力向人口防疾防病、優生優育、生殖保健等領域拓展,積極加強流動人口普查、避孕節育、生殖健康等服務。

總之,流動人口為城市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問題應該引起社會關注，加強流動人口生殖健康防治工作，提高流動人口生殖健康整體水平，對預防各種傳播性性病以及提高全社會人類健康水平都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篇（9）

關鍵詞:

瘧疾;監測;流動人口

柳城縣位于廣西中部偏北,是一個低丘谷地巖溶低山交錯的半丘陵地區,地處低緯度,屬亞熱帶季風區,夏熱冬寒,四季明顯,光照能量和水量豐富[1]。年日照總時數1789h,年平均氣溫20.7℃,年平均降水量1095mm。全縣總面積2109km2,轄大埔、龍頭、太平、沙埔、東泉、鳳山、六塘、沖脈、寨隆9個鎮和社沖、馬山、古砦3個鄉,121個村民委、12個街道居委,976個自然屯,2008年底總人口409113人。全縣以甘蔗、水稻、蜜桔為主要農作物。曾是間日瘧、惡性瘧、三日瘧的混合流行區,以間日瘧為主,發現的按蚊有中華按蚊、微小按蚊等[2]。柳城縣的滅瘧工作分別于1989年和1995年通過區衛生廳的組織考核驗收,達到衛生部頒布的《基本消滅瘧疾標準》和《消滅瘧疾標準》[3]。但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農村剩余勞動力也不斷增多,繼而外出務工人員增多,造成人口流動頻繁,很可能把輸入性瘧疾病例帶入該縣,對該縣瘧疾防治成果的鞏固構成極大威脅。為了解和掌握柳城縣消滅瘧疾達標后瘧疾發病特點,現將該縣1996-2009年流動人口瘧疾監測結果進行分析。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收集查閱1996-2009年柳城縣瘧疾疫情資料、監測工作報表及防治工作年報。

1.2病例監測在柳城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設立瘧原蟲鏡檢中心,各鄉鎮衛生院設立鏡檢站,對外出回歸、外來人員臨床診斷為瘧疾、疑似瘧疾和原因不明的“三熱”病人采血涂片作厚薄血膜鏡檢,以血檢瘧原蟲陽性者統計發病率。

1.3調查方法對每個病例建立個案調查表,詳細詢問和記錄外出或外來地點、滯留時間和進入當地時間、務工種類、發病與就診時間、發病年齡和性別。

1.4統計分析采用Excel軟件建立數據庫,對資料進行描述性分析。

2結果

2.1發病情況1996-2009年柳城縣共監測外來人員4009人,外出回歸人員2810人,發現輸入性瘧疾病例9例,其中外出回歸7例,占77.78%;外來人員2例,占22.22%。從海南省輸入5例,占55.56%(5/9);貴州省輸入l例,占11.11%(1/9);其他省市(湖北)輸入1例,占11.11%(1/9);外國輸入2例,占22.22%(2/9)。

2.2外出或外來滯留時間9例輸入病例中在外滯留1個月以上發病8例,占88.89%(8/9);滯留1個月以內發病1例,占11.11%(1/9),滯留最短的15d(見表2)。

2.3職業分布1996-2009年監測發現的9例瘧疾病例中,從事建筑的5例,占55.56%(5/9);種植的1例,占11.11%(1/9);割松油l例,占11.11%(1/9);經商的1例,占11.11%(1/9)其他(船運)1例,占11.11%(1/9)。從事種建筑職業發病明顯高于其他職業(見表3)。

2.4時間分布9例輸入性病例的發病時間分別為1月1例,5月3例,6月3例,8月1例,11月1例。9例瘧疾病例中,發病后3d內就診的4例,占44.45%(4/9);4～7d就診的1例,占11.11%(1/9);8～15d就診的1例,占11.11%(1/9);15d以上就診的3例,占33.33%(3/9)(見表4)。

2.5人群分布18歲以下的0例;18～50歲的8例,占88.89%(8/9);50歲以上的1例,占11.11%(1/9)。年齡最小的為25歲。男性8例,占88.89%(8/9);女性1例,占11.11%(1/9)(見表4)。

3討論

柳城縣1996-2009年14年瘧疾監測共發現9例輸入性病例,從外來或回歸地點看,海南省輸入的病例最多,占55.56%(5/9);東南亞國家輸入次之,占22.22%(2/9);貴州省和其他省市(湖北)輸入分別占11.11%(1/9)、11.11%(1/9)。9例病例都使用蚊帳,只有1例病例曾有露宿吏,說明人們的防病意識也不斷提高,防病條件明顯改善,大大減少了人蚊接觸的機會,對防止瘧疾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海南和東南亞國家兩地回歸人員感染瘧疾較高,原因分析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海南、東南亞國家氣候溫熱、日照時間長、雨水豐富,蚊蟲易于滋生;二是兩地瘧疾流行程度較高,瘧疾是海南省最重要的熱帶病,其發病率占全國首位,發病人數占本省傳染病發病總數的40%～50%[4];三是外出務工人員到海南省主要是從事建筑、種植等野外作業;四是從事野外作業人員所住的工棚簡陋、防蚊設備差,增加了人蚊接觸的機會,而人類對瘧原蟲普遍易感。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尤其與東盟毗鄰國家的商貿往來頻繁,鄰國之間人員來往密切,而該縣種植的蜜桔大部分出口東南亞國家,不可避免的有境外瘧疾病例輸入,僅緬甸回歸的病例就占病例總數的22.22%(2/9)。據報道,北京口岸1990-2004年檢出的10593例傳染病病例中,瘧疾比例高達37.91%[5],表明從境外輸入瘧疾可能性很高。再從外出或外來人員滯留時間與感染瘧疾的結果來看,9例輸入性瘧疾病例中,8例在高瘧區居住時間超過1個月,占總病例數的88.89%(8/9);居住1個月以內的1例,占11.11%(1/9),表明在流行季節進入高瘧區務工,不注意個人防護就有可能感染瘧疾,感染機會與居住時間成正比,即居住時間越長感染瘧疾的機會就越多[6]。

從表4的情況來看,發病后3d內到防疫部門就診并接受治療的有4例,占44.45%(4/9);發病4～7d到防疫部門就診并接受治療的有1例,占11.11%(1/9);發病8～15d到防疫部門就診并接受治療的有1例,占11.11%(1/9);發病15d后才到防疫部門就診并接受治療的有3例,占33.33%(3/9)。表明大多數病例對瘧疾癥狀有一定的了解,患了瘧疾后能及時到縣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防疫站)診治[6]。但部分病例可能是對瘧疾不了解,患了瘧疾后只到當地私人診所進行一般抗感染或退熱治療,同時由于部分臨床醫生對瘧疾認識不足,不能及時抗瘧治療,致使癥狀反復發作后才返回原籍就診治療。對此,要加強瘧疾防治知識宣傳教育,提高外出高瘧區務工人員對瘧疾的知曉率及自我防護意識,教育他們患了類似瘧疾癥狀的疾病要及時到當地或返回原籍防病機構就診,以便得到及時發現和治療。特別是進一步加強對外出到非洲和東南亞國家務工人員外出前的健康教育和返鄉后瘧疾監測是鞏固瘧防成果的關鍵[7]。

不明原因發熱病例瘧原蟲檢查是瘧疾監測的主要方法,是控制瘧疾的重要手段。14年來柳城縣9例輸入性瘧疾病例均未發生輸入性繼發病例,但流動人口瘧疾監測的任務仍很艱巨[8-9]。因此,繼續加強流動人口瘧疾監測,重點抓好本地外出高瘧區務工回歸人員、來自高瘧區的外來務工和經商人員瘧疾登記排查,主動監測,以臨床初診為瘧疾、疑似瘧疾和不明原因發熱即“三熱”病人作為重點血檢對象,早發現、早進行有效治療并控制傳染源。厚血膜與薄血膜涂片顯微鏡檢查是我國大部分臨床實驗室常規使用的方法,仍被認為是瘧疾診斷的金標準[10]。目前,瘧疾在該縣已經消滅多年,2003年以來沒有發現輸入性瘧疾病例,很多年輕醫生沒有見過瘧疾病例甚至對瘧疾認識不足,年輕檢驗醫師未見過瘧原蟲血片,提示進一步加強培訓,提高鏡檢員血片制作、染色及鏡檢能力,提高臨床醫師瘧疾正確診斷水平,是今后鞏固瘧防成果的工作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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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善青,蔡賢錚.海南省瘧疾的流行現狀及防治對策[J].醫學動物防制,1996,12(S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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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丹,陳玉風,于鵬.2012年大連市輸人性瘧疾疫情監測結果分析[J].醫學動物防制,2015,31(1):103-105.

篇（10）

關鍵詞 ：人口流動 學齡前 兒童

改革開放以來，嚴格的戶籍制度得到一定的放寬，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著城市的化進程，從而驅使這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由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的流動。中國流動人口的規模在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中持續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長到2010年的2.2億人。對于帶來這種變化的大量勞動力，成為流動人口，改變了我國社會人口分布情況和所在地的人口結構。

其中，兒童伴隨著作為勞動力的父母進行著人口的流動，成為流動兒童。然而由于其父母在流入地區經濟上、社會地位上的缺失間接使得其子女無法獲得充足的學齡前教育、衛生醫療保障、安全和權益的保障。對于社會人口流動導致的學齡前兒童的問題進行充分的認識，對流動兒童生存狀況和發展狀況進項準確把握，并探討其解決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

一、流動學齡前兒童現狀

1.流動學齡前兒童的概念

人口流動是社會學的普遍現象，由于我國國情和社會制度的特性，人口流動的原因復雜多樣，研究流動學齡前兒童的概念界定目前在學術界沒有統一的界定。一個地區的流入人口則可以分為三類:跨省流動人口、省內跨縣流動人口和縣內流動人口。一般理解為戶籍不在本地的兒童就是流動兒童，例如“戶口在本市區其他鄉、鎮、街道的人口”就界定為當地的流動兒童，而流動學齡前兒童即指戶籍不在當地且未達到入學中位數7歲的兒童。

2.基本現狀

流動兒童是城鄉二元化問題導致的產物，是農民工問題的具體化。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制度管理的不完善。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流動兒童的入學、就醫、權益保障等多方面受到限制。“三農”問題、社會保障，教育等多個層次的問題亟需解決。

有關專家估測，農村流動兒童的中位年齡為7歲，據此推算，其中的義務教育學齡兒童大約有80 0多萬人，而學齡前兒童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1%的抽樣數據顯示約有510139萬人，至2005年數據顯示增長到628113萬人，增長率高達23%。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抽樣數據顯示，我國0至5歲的流動兒童有以下主要有三方面特征：第一，流動學齡前兒童數量龐大，并且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第二，流動學齡前兒童的性別比下降，家長偏好男孩的傾向更為明顯；第三，遠距離流動的兒童來自農村的比例更高。由此可見，數量上的不斷增長表明流動學齡前兒童的覆蓋面廣，問題具有普遍性。流動兒童伴隨其父母隨著社會變動進行地區間轉移，因此具有不確定性，為政策的制定和管理帶來了障礙。由于家長的性別偏好，不同性別的流動學齡前兒童獲得重視程度也有所不同，這也帶來了流動學齡前女童的相關社會問題。最后，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流動兒童因為家庭經濟、教育等方面的原因無法得到較好的照顧。

2003至今年我國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做好農民工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若干意見》等相關文件，關注因務工人員帶來的子女教育、衛生保健等問題，加強社會各個部門的重視，強調社區對流動學齡前兒童的服務的作用。可見，我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因人口流動問題所帶來的學齡前兒童相關問題，并給予流動人口中相對弱勢的社會群體，如農民工學齡前兒童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現實服務。

二、人口流動對學齡前兒童產生的影響

1.流動學齡前兒童的政治關注度低

流動人群在城鄉、城市之間流動，具有住址不確定、工作不確定、社會關系不確定的特點，對于16周歲以下的流動兒童我國不辦理暫住證，學齡前兒童“看得見、摸不到”，在政府部門以及基層組織中沒有被納入城市人口登記和管理體系中。

政策的缺失是流動兒童面臨的重要問題。流動學齡前兒童由于參與的社會交往、社會活動幾乎都在家長的監管之下，所獲取的社會資源大多僅僅通過家長，因而由于其家長的流動人口身份，許多的當地政策難以覆蓋，社會福利難以獲得。城市社區服務、學齡前教育更多地針對本地區戶籍兒童，流動學齡前兒童辦理相關手續需要回到戶籍所在地，享受戶籍所在地政策，往往與其身在城市所要獲得的資源有一定的差距。我國未形成流動兒童的醫療保障體系，流動兒童缺乏基本的醫療保障，目前僅有例如深圳、上海等城市首次將外來務工子女納入參保范圍，覆蓋面不夠廣泛。在當地社會發展過程中制定執行相應的法規、政策時往往優先考慮本地區人口的發展和服務，較少有針對流動兒童、特別是流動學齡前兒童的政策制定產生。

2.經濟上的差距帶來的流動學齡前兒童問題

人口流動帶來了家庭收入的不穩定導致流動學齡前兒童所獲得的照顧與本地區學齡前兒童有所差距。根據2005年數據,縣市內流動兒童中，農業人口比例為43.139%；省內流動人口中，農業人口比例為76.115%，而跨省流動兒童中，農業戶口的比例達到了84.124%。流動學齡前兒童的貧血、佝僂病、營養不等疾病發生率遠高于所在地戶籍的學齡前兒童。生活質量方面，貧困是流動學齡前兒童面臨的另一個困難，家庭收入的有限使得流動學齡前兒童無法獲得較好的生活保障，在住房條件、飲食、生活環境、交通出行方面都需要改進。

3.家庭教育的缺位和學齡前兒童心理狀況的發展受到影響人口流動帶給學齡前兒童的影響也包括家庭流動帶給學齡前兒童在成長照管和身心發展等方面的影響。就家庭文化程度而言，流動人口家庭的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家長在育兒方面的知識不足，加之離開原戶籍所在地，身邊無人照管，學齡前兒童從家庭所獲得的照管、教育十分有限，較容易發生因為疏忽引起的安全事故。

另一方面，流動兒童在0-7歲期間正處于成長中的關鍵時期，流動兒童伴隨父母在城鄉、城市之間轉移，對于心理歸屬感、安全感的建立十分不利。精神分析學派埃里克森按照兒童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社會因素等綜合標準對兒童心理發展各個階段進劃分，其中學齡前兒童主要處于信任與懷疑（1．5歲前），自主與羞怯（0．5～3歲），主動與內疚（3～5歲），勤奮與自卑（6歲到青春期）時期，流動兒童家庭往往忽視流動學齡前兒童的心理需求，容易造成兒童自卑、膽怯、多疑等問題。社會學家格蘭諾維曾將社會關系大致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兩類，而“強關系”主要是指親屬或關系親密的朋友,而所謂的“弱關系”則指一般的熟人。對于流動學齡前兒童而言強關系主要指其家庭特別是照顧者，弱關系則泛指所居住的社區內接觸到的人群，相對而言，流動學齡前兒童能夠接觸到的兩種關系都比本地兒童更弱，關注度更低，強關系者“沒有精力”，而弱關系者對流動學齡前兒童的感知度低，提供的服務和幫助少。

三、減少人口流動對學齡前兒童的不良影響

1.社會宏觀層面的改善

我國特殊的國情、戶籍制度、法律法規是影響流動學齡前兒童生活環境的重要方面，政府應該加強對戶籍制度的調整，完善流動兒童社會保障，使得其能夠享受與本地兒童相同水平的社會資源。政府部門要堅持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提高自身服務意識，改善流動人口的社會環境和生活水平。在流動學齡前兒童入園入托方面，改善辦學條件，減少地區間隔閡，取消不合理的贊助費用，使他們能夠公平地擁有相同的入學機會，減輕家庭照顧負擔。同時，消除社會歧視和不公平，在醫療衛生、營養水平等方面的措施適當地向有困難的流動學齡前兒童傾斜，盡快減小與當地兒童之間的差距。

2.建立社會支持網絡

加快建立社區、社會團體、學前教育機構、家庭之間的流動學齡前兒童的社會支持網絡體系，需要協調社會各方面的部門，協調社區、公益團體、幼兒園、家庭各方面有利資源。合理評估流動學齡前兒童及其家長的需求，支持社會公益性團體、社區等部門發掘自身優勢設計具有針對性的兒童服務項目，例如兒童全人發展、心理健康關注、科學育兒理念的推廣等方面。完善基層流動兒童管理體系，從流動學齡前兒童的人口登記、日常管理、入園入托管理、疫苗預防針等衛生管理，探索規范化、可行性高的流動學齡前兒童管理模式。這對于保護流動學齡前兒童的切身利益，加強社會關注和社會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也間接地促進人口在個地區之間的流動，對于勞動力地區間合理分配，減輕家庭負擔，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快城鄉一體化具有有效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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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中圖分類號 C92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05-0323-02

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口流動日趨頻繁。人口流動對經濟發展、社會結構和社會穩定帶來多重影響。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與該地區人口流動變化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人口流入流出規模大小、時間長短決定常住人口的數量，比較客觀地反映出一個地方的人口發展水平，對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起到關鍵作用。因此，研究人口流動情況可以成為考察縣域經濟社會發展歷史和趨勢的獨特窗口[1-4]。以2010年潛山縣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依據，力求對該縣流動人口變化特點和成因進行分析探討，以期為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合理調控人口規模、推動縣域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等提供一些有益參考。

1 潛山縣流動人口現狀和特點

潛山縣是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山區縣，也是區域經濟區位熵較小的經濟欠發達縣。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潛山縣普查登記的戶籍人口為582 634人，常住人口為500 292人。10年來，該縣流動人口呈現出一些獨有的特征。

1.1 戶籍人口增加，常住人口減少

戶籍人口同第五次人口普查569 746人相比，10年共增加12 888人，增長2.26%；常住人口同第五次人口普查516 267人相比，10年共減少15 975人，下降3.09%。

1.2 外出流動人口比重上升，縣內人口流動空間很大

全縣戶籍人口中外出流動人口124 619人、所占比重21.39%，較第五次人口普查外出流動人口70 598人、所占比重12.39%，增加54 021人，提高9.00個百分點。其中縣內流動人口38 226人，省內縣外、省外流動86 393人，分別占全縣流動人口的30.67%和69.33%。

1.3 經濟發展較快的鄉鎮，外出流動人口比重偏少

縣開發區、梅城鎮、源潭鎮、黃鋪鎮出現外出人口相對較少、比重明顯偏小現象，外出人口比重分別為11.45%、15.73%、16.24%和16.53%，較全縣比重分別低9.94、5.66、5.15和4.86個百分點（表1）。

1.4 外來人口數量增長較快，來源地流向比較穩定

外來人口增長較快、女性人口也在增加，性別比例隨之下降，人口結構趨向合理。資料顯示：第六次人口普查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外來人口增加3 102人，增長2.07倍；人口性別比下降，由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6.40%減少到104.46%。省外來的人口增長更快，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1 352人，是第五次人口普查的3.12倍（表2）。從來源地看，與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期外來人口主要省份變化不大，與該縣所處地理位置相關，主要是周邊省份人口流入。外省來的人口1 989人中，來自浙江239人、江蘇207人、湖北218人、江西180人、河南179人、福建144人、四川133人等7個省份，累計1 300人，占省外來人口的65.36%。從居留地看，外省來的人口中主要分布在梅城鎮（679人）、開發區（274人）、源潭鎮（166人）、水吼鎮（177人）、官莊鎮（165人）、余井鎮（102人）等6個鄉鎮，累計1 563人，占省外來人口的78.58%。水吼鎮、官莊鎮外來人口增長較快，主要原因是2010年，外省人員在水吼鎮境內六潛高速施工，福建省投資商在官莊鎮內投資石材加工，并招聘福建、江西2個省的工人在石材廠就業等。

1.5 縣內鄉鎮之間流動人口快增

10年來，全縣鄉鎮之間人口流動由2000年的13 206人增加到38 226人，增加25 020人，累計增長189.46%，年平均增長6.60%。從鄉鎮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開發區、梅城、源潭、天柱山、黃鋪、槎水等6個鄉鎮，累計35 865人，占縣內之間流動人口的93.82%，其他鄉鎮縣內之間流動人口相對較少，只占6.18%（表3）。

2 存在的問題

從流動人口結構看，外來常住人口以中青年和勞動年齡段人口為主，老年人口較少；我國義務制教育在各地得到推廣與普及；部分大學生加入到流動人口行列，在流動中尋找更適合自己的工作。從縣域經濟看，與城區經濟相比，城鄉統籌與農村民生事業的發展明顯滯后；發掘縣域經濟對全省經濟的貢獻潛力，還存在諸多不容忽視的困難和挑戰。

2.1 農業人口比重偏大，文化程度不高

就業需求比較單一，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競爭力的提高。全縣常住農業戶口446 486人，占總人口比重90.03%，農業人口在合適的勞動年齡除了在家務農或升學外，大部分在外務工經商，并形成比較穩定的地域分布。在15～49歲年齡段，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有216 196人，占總人口的43.59%，這部分人務工經商屬勞務型就業。外出6個月以上從事務工經商的人口為54 965人，占外出總人口的77.86%，主要集中在蘇、浙、廣等地。外來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雖高于全省常住人口平均水平，但8成以上還是從事體力勞動，從事于腦力勞動的人員所占比重不高，如專業技術人員所占比重為8.8%。

2.2 流動人口就業行業分布不均，用工結構性矛盾制約縣域經濟發展

外來就業人口中，4個行業占總就業人口的77.8%，制造業占31.5%，批發和零售業占19.2%，農林牧漁業占14.2%，建筑業占12.9%。此外，住宿和餐館業占5.2%，其他行業就業人口均在4%以下。

2.3 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給縣域發展帶來新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在戶籍人口增加前提下，出現常住人口減少、青壯年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人口紅利減弱等問題。中部縣域經濟發展為勞動力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還有很大的空間亟待提升。

2.4 區域經濟發展，工業經濟園區建設力度加大

工業企業紛紛落戶投產，旅游經濟和服務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使就業崗位增加，就業機會增多，吸引更多的當地勞動力就業。

2.5 縣域人口流動與就學、就業、住房密切相關

與全縣高中階段教學布局、就業需求和住房居住條件緊密度較高，從而產生縣內人口內在需求的理性流動。

3 建議

縣域是城鄉的結合體，也是城鄉統籌發展的重點。縣域經濟處于保障民生、安民富民的第一線，保障和改善流動人口安居樂業和不斷富裕，是縣域經濟發展的題中之義，因此應做好以下 幾個方面。

3.1 準確把握解決流動人口問題與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在更高起點上統籌縣域經濟與民生事業發展，用統籌的辦法解決民生問題，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一方面要留住縣內高技能人才，避免外流；另一方面要引進省內縣外、省外高學歷、高技能、高素質的專業人才，為推進縣域經濟發展、建設美好鄉村儲備更多的人才資源。著力解決企業用工的結構性矛盾，幫助企業獲得所需人才。

3.2 打破城鄉二元管理模式，構建新型社會保障體系

黨的十提出“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首先，創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模式，積極創造條件，讓“新潛山人”和當地人共享普惠待遇；其次，探索社會服務與管理的一體化建設，扎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構建人人共享的“幸福潛山”；再次，將潛山縣打造成旅游城市，建設風情小鎮、美好鄉村、幸福家園。鼓勵農民創業，有效降低城鄉差別感，增強城市歸屬感和民生滿足感，實現幸福指數與經濟指標同步提高。

3.3 大力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

加快小城鎮建設，樹立經營城鎮理念，繼續抓好縣城和重點鎮的規劃、建設和管理。推進新農村建設，鼓勵民間資本和外資以獨資、合資、合作、聯營、項目融資、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鎮、中心村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不僅有利于拓展農村勞動力就業空間，解決農村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啟動民間投資，帶動最終消費，為縣域經濟“五位一體”持續發展提供增長動力。

3.4 大力發展縣域工業，壯大縣域經濟

堅持實施工業強縣、旅游興縣、生態立縣和城鎮化四大主戰略，加強潛山縣省級工業園區建設，擴模增效轉方式，形成工業產業集聚效應，把加快發展小城鎮、推進農村城鎮化作為引導人口流動、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一項戰略措施來抓。

4 參考文獻

[1] 鄭炎成，魯德銀.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對地區差距的解釋力分析[J].財經研究，2004（7）：12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