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的局限性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宏觀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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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GDP是描述經濟規模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是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重要標志之一。當然,經濟規模與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并不是對等的。在同樣的經濟規模下,因為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以及經濟增長的潛力不同,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存在較大差距。但是,沒有一定的經濟規模,就談不上有經濟實力,也很難在國際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三,人均GDP是描述人均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人均經濟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有的國家經濟規模較大,但人口眾多,人均經濟發展水平很低,仍然被認為是窮國;有的國家經濟規模不大,但人均經濟發展水平很高,被認為是富裕國家,例如瑞士、瑞典、丹麥等國。

第四,GDP是描述經濟結構的重要指標。經濟結構始終是經濟發展中的關鍵環節。許多重要的經濟結構,如產業結構、消費需求、地區經濟結構等等,都是通過GDP來描述的。目前,我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和地區經濟結構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比重偏低,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重偏低,地區經濟結構中中西部地區比重偏低,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通過GDP反映出來的,它們是制定經濟結構調整戰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據。

第五,GDP是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重要指標。國際上通行的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CPI,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另一個是GDP縮減指數,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外,還包括用于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動和進出口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CPI很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縮減指數也很重要,因為它反映的價格變化更全面。

GDP是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工具和重要依據。首先,GDP是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目標的重要工具。例如,“十一五”規劃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經濟指標有22個,其中和GDP有關的指標有6個,包括兩個經濟增長指標,兩個經濟結構指標,兩個人口資源環境指標。兩個經濟增長指標,一個是GDP年均增長7.5%;另一個是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年均增長6.6%。兩個經濟結構指標,一個是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40.3%提高到2010年的43.3%;另一個是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1.3%增加到2%。兩個人口資源環境指標,一個是單位GDP能源消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另一個是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2010年比2005年降低30%。上述目標是“十一五”規劃確定的目標,特別是單位GDP能耗,是約束性指標。

其次,GDP是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增長和價格總水平變動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例如,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率和CPI漲幅迅速回落,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2003年至2007年,我國經濟又一次連續保持5年兩位數高速增長,經濟運行再次出現過熱的現象,2005年至2006年國家實施了穩健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2007年實施了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適度從緊;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外需急劇收縮,經濟增長率迅速回落,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見,GDP描述的經濟增長率是宏觀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

GDP是檢驗宏觀經濟政策科學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GDP不僅是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而且是檢驗宏觀經濟政策科學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國家往往采取刺激性經濟政策,這些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衰退,促進了經濟的復蘇;在經濟過熱的時候,國家往往采取緊縮性的經濟政策,有關緊縮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經濟過熱,拉動經濟回歸到正常水平;在經濟結構不合理的時候,國家往往采取調整經濟結構的政策,有關經濟結構調整政策,是否發揮了預期的作用。所有這些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都要通過GDP來檢驗。

GDP是對外交往的重要指標。一個國家承擔國際義務的輕重,享受優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的大小,往往和這個國家的GDP有密切的聯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聯合國確定其成員國承擔聯合國費用、維和費用的重要依據之一,也是世界銀行確定其成員國享受優惠待遇的重要指標。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確定其成員國發言權時也要重點考察這一指標。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深入發展,僅憑GDP這一指標來評價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確的結論。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經濟發展。首先,GDP沒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務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門提供的行政服務、公共安全服務、教育服務、醫療衛生服務、環境保護服務等公共服務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GDP核算以市場活動為主體,它衡量經濟活動的標準尺度是市場價格,由于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不存在市場價格,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利用政府部門提供這些公共服務投入的成本來衡量其價值,而這些投入成本遠不能反映這些公共服務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GDP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差異。不同國家的產品質量、擁有的品牌數量差異很大,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顯著差異;不同國家的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資源產出率差異很大;不同國家的排放強度也具有很大的差異。GDP沒有反映出這些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

第三,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它所擁有的財富存量,而不僅僅是當期新增加的財富;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的人民所擁有的財富存量,而不僅僅是當期新增加的財富。經濟增長質量不高會導致財富的巨大損失和浪費,導致財富存量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存量不能與經濟增長率保持同步增長,從而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

第四,GDP沒有反映非市場性家務勞動。家務勞動對于人民生活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家務勞動的市場化程度截然不同。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家務勞動市場化程度比較高,而發展中國家家務勞動市場化程度比較低。不管家務勞動市場化程度高低,這些勞動本身都是存在的,但由于GDP只計算市場化的家務勞動,從而導致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其GDP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會進步。一是GDP沒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務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由于GDP利用政府部門提供這些公共服務投入的成本來衡量其價值,它沒有充分反映這些公共服務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GDP不能反映就業狀況。GDP反映的是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但是它并不涉及多少人參與了這種生產成果的創造活動,更不涉及還有多少人希望參與到生產活動中去,因此,它不能反映一個國家的就業狀況。三是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GDP是一個生產指標,不是一個收入分配指標,它只是利用這幾種收入形式反映生產活動成果,不能完整地反映收入初次分配,更不能反映收入再分配,從而不能反映一個國家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四是GDP不能反映社會福利改善情況。例如,GDP不能反映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障、醫療保障、住房保障的改善情況。

GDP不能反映資源環境的變化。GDP是反映經濟發展情況的指標,但是經濟發展勢必消耗自然資源,也往往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例如消耗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礦產資源;例如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地污染等,GDP沒有反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資源消耗成本和環境損失代價。GDP也不能全面地反映人類的自覺行動對自然環境的改善。因此,國際上有人提出綠色GDP的概念,這是一個科學的理念,但實際操作起來很困難。目前,國際上還沒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計算綠色GDP,還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統計部門正式綠色GDP數據。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一是GDP沒有充分地反映行政服務、教育服務、醫療衛生服務等公共服務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作用,從而它不能全面地反映這些公共服務的改善對人民生活水平的影響;二是由于GDP不能反映就業狀況、收入分配狀況和社會福利狀況,從而它不能反映這些方面的社會進步所帶來的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三是由于GDP不能反映自然環境的變化,從而它不能反映環境損失和環境改善對人民生活質量的影響。

篇（2）

文章編號：1003－4625(2009)10－0070－03 中圖分類號：F830.45 文獻標識碼：A

資金流量分析方法雖然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創立，但它的發展卻始終極為緩慢，甚至停滯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資金流量分析方法本身具有巨大的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極大地限制著其在經濟分析中的廣泛應用。資金流量分析能很好地結合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對經濟問題進行分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因為如此，我國在1993年采用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時，首次使用了資金流量表核算資金流量。本文將深入分析資金流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并提出一些解決辦法。

一、資金流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一)理論內核缺失

資金流量方法歷經數十年的發展，甚至中外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側身其中，卻也未能使之成為一種主流的宏觀分析方法。其最大的問題在于資金流量方法的理論內核本身具有巨大的局限性。Bain(1973)提出資金流量分析方法的應用理論為投入產出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但二者均屬于局部均衡分析，這是無法與長期均衡分析相媲美的。此后的研究在資金流量方法上并沒有實現理論上的重大突破，理論內核的缺失也就成了該方法先天性的不足。這種不足讓很多研究者不得不放棄以此種方法來對宏觀經濟進行分析。

(二)數據的不可得性和可替代性

首先，資金流量表中的數據不僅涉及范圍廣泛，而且具有權威性。數據涉及范圍廣泛體現在數據囊括了整個宏觀經濟運行。資金流量表的數據一般包括金融交易和實物交易部分，橫向包括5大機構部門，縱向包括儲蓄投資、收入分配和金融工具等方面，囊括了宏觀經濟運行。數據的權威性體現在來源于政府和金融機構的統計報告，就中國而言，金融交易部分由中國人民銀行編制并公布，實物交易部分由國家統計局編制并公布。引用資金流量表中的數據及其他來源的數據共同構成了實證分析的出發點，在此基礎上進行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儲蓄與投資的關系甚至貨幣供給等經濟分析。

但在絕大多數研究中，資金流量表數據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種分析工具，若要進一步分析所要研究的問題，則需要引入其他數據或者進行進一步的調查。也就是說，資金流量表的指標設計不足以較為完整的分析某個經濟問題，如果研究者要利用其作為研究方法，會面臨部分數據的不可得問題。不可得性是指聯系宏觀和微觀經濟的數據和動態的流量數據無法從資金流量表中得到。資金流量分析本身就是一種介于宏觀和微觀之間的分析方法，主要分析的也是各部門之間資金的流動及均衡，這種動態過程的數據無法獲得，也就體現不出此方法分析宏觀經濟的優越性了。

其次，資金流量表中的數據有時看起來并不是最優選擇，其數據往往具有很強的可替代性。所謂可替代性是指表中的指標數據有其他更好的來源渠道，更便于研究，因此研究者可能不會選擇資金流量表數據作為統計源。例如在分析貨幣政策時需要引入貨幣供應量這個經濟變量以分析政策效應，盡管該變量在資金流量表中確實可查，但是由中央銀行提供的貨幣供應量表中的數據似乎更完備，它不僅涵蓋了M0，M1，M2等不同口徑的貨幣供應量，而且還及時地反映了每個月的準確數量。擁有了不同口徑的貨幣供應量，政策效應分析將更加具體，更加深入，從而有關貨幣政策的指標例如M1／M2等都可以得到體現。

(三)固定技術系數的不穩定性

基于投入產出式資金流量表的分析，其前提假設為資金的來源和支出之間存在一個穩定的系數，因此需要對此系數的穩定性作實證檢驗。但系數的大小依賴于經濟環境，如果經濟具有較大的波動，例如經濟結構調整甚至技術革命等，則會改變投入或產出中的某些經濟變量的數值，從而使系數變得不穩定。因此，對于金融體系復雜或者變動劇烈的國家而言，例如英國，此方法并不適合。就中國而言，金融體系的發展始于20世紀90年代，并在加入WTO之后與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金融體系結構變化幅度巨大，因此利用固定技術系數分析方法來研究宏觀經濟非常不合適。固定技術系數分析法曾一度是資金流量分析方法的主流，但現在開放而緊密聯系的全球經濟已經加深了各國金融的復雜程度，使得此方法逐漸沒落。

(四)部門分析和流動性分析缺乏現實性

部門平衡表的分析主要是分析分部門的盈余與赤字，進而通過描述已發生的經濟行為預測未來。例如多年以來，英格蘭銀行在《季度公報》的金融分析就一直是基于部門盈余和赤字的變化的。此方法更適合開放體經濟，Wallich(1969)就指出即使是國內部門盈余微小的變化也可以反映出國外部門的變化。當然，此方法對中國失去有效性，因為中國經濟并不能歸類為完全開放型。

資金的流動性分析是在明晰部門盈余與赤字規模的基礎上，研究各部門盈余或赤字如何融資，側重于流動性而非數量。這種分析深入到了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原因，它研究的是部門支出的決策，這與一國的政策目標不符。我們可能并不需要對各個部門作出支出決策的分析以滿足政策需要。

(五)金融計量建模的困難性

資金流量模型分析是通過對資金流量表中的數據運用和描述，進而建立模型，探尋數據之間隱藏的關系。它假設資金流量矩陣中的每一項都是一個可以被資產需求函數解釋的變量。建模分析方法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盛行，Dawson(1958)最早探討了資金流量模型，初步地在數據間建立起粗糙的模型，但卻缺乏經濟理論的嚴密論證。進一步地，Tobin(1963)、Brained(1964)闡述了現代意義的“資金流量模型”，并且隨后發表了作出局部均衡調整的“陷阱”模型。在那之后，Friedman(1977)又發展了“最優邊際調整模型”。

若要建立資金流量模型，則面臨諸多內在要求。Dawson(1996)就對這些模型提出批評：第一，模型都被套上了極端簡單化的教條，如流動性偏好理論。第二，并非經濟體中的所有部分都能成功的建模，某些部分就是規律的循環和再現。資金流量模型遵循的均衡關系是一種局部均衡，即理論內核本身已經限制模型的使用。盡管“陷阱”模型提出了“一般非均衡模型”，但只是對局部均衡的簡單調整或修飾。這種簡單地填充理論缺陷的方法并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

二、資金流量表局限性的可能解決辦法

資金流量分析方法是國民核算體系的延伸和補充，其對宏觀經濟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據上文分析，該方法要在經濟研究中被廣泛利用，成為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結合的典型方法，必須要克服以上的局限性。筆者根據對資金流量表局限性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如下一些解決辦法。

(一)通過理論創新完善理論內核

資金流量分析方法立足于一般均衡理論，無法進行長期動態均衡的分析。這是資金流量分析的一個硬傷，這個問題不解決，其就永遠不可能成為主流的宏觀分析方法。而國內外的學者也對此做了努力和探索，實際上Tobin提出的“陷阱”模型就是對一般均衡理論發展的歷史性突破，開拓了資金流量分析方法在一般非均衡理論方面的摸索。但這還遠遠不夠，要完善資金流量分析的理論內核，還需要后繼研究者持續不斷的理論創新。

(二)改進和完善資金流量表的編制

1　完善編制方法

中國1993年采用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時，首次使用了資金流量表核算資金流量，2002年中國進一步修訂1993年的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完善了資金流量核算方法，強調了資金流量表在我國宏觀經濟分析和制定宏觀經濟政策中的重要意義。與英美等發達國家相比，目前中國的資金流量表還是比較粗糙的。機構部門的劃分和金融工具的區分還是比較籠統而不精密的。因此，需要更細致地劃分機構部門等大量工作，夯實其微觀基礎。當然，這并不是要求我們編制微觀單位的資金流量表，而只是盡量地將重心偏向微觀成分，避免過于宏觀過于籠統造成的分析方法效用低下。金融工具的劃分則有賴于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應隨著金融市場發展劃分的更完善。

2　提高數據統計的時效性

就分析貨幣政策而言，分析貨幣供應量等指標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事后總結――實證分析，更重要的意義在于事前預測――指導政策制定。因此，資金流量表中的數據需要與政策施行保持時間上的步調一致，才能夠更好地實現其預測功能。但是，中國現在的資金流量表的數據明顯滯后，在2008年的統計年鑒中只能夠查詢到2005年的資金流量表及相關分析說明。數據的嚴重時滯導致不利于及時掌握資金流動的具體情況，進而導致預測功能失效，尤其是在經濟波動劇烈的時期例如金融危機時表現得尤為顯著。

從數據時滯性的角度看來，中國資金流量表的統計工作應作出改進。首先，應將編制單位中的年度盡量具體到季度、月份，更有利于根據時點追蹤政策效應，這樣細化之后極大提高了實用性；其次，編制中的數據來源應盡快從不同的渠道獲得，及時得出最終數據，縮短時滯，發揮經濟預測功能；再次，數據最好能有詳盡的說明，最好能說明其統計口徑，以便能與其他來源的數據比較聯系。

(三)結合中國實際改進資金流量分析方法

Green等(2002)指出資金流量分析在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可能超過工業化國家。資金流量表提供的數據能夠更好地為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首先，傳統的資金流量分析方法改進后依然適用于中國。資金流量分析方法作為“價格”分析的替代品，一定程度上對于轉型經濟的分析是比較方便的。特別是在金融結構分析方面，資金流量分析方法具有相當的優勢，這對于分析和解決我國目前比較嚴峻的結構性問題是非常有幫助的。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層面上，通過資金流量分析可以解讀各部門資金流動的規模和方向，從而為政府部門制定經濟政策提供參考。就防范金融危機而言，資金對外流動模式的異常可成為重要的預警，這對于我國的金融穩定是非常重要的信號。

篇（3）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3）22001701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運行狀態以及其經濟活動的總體活動簡稱為宏觀經濟，簡單來說也就是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總體活動。然而，由于一個國家內外經濟狀況的不斷變化，并為了能夠實現國民經濟活動與發展的穩定增長的態勢，就需要采取宏觀經濟政策，也就是以政府為主體，采取相關的政策措施，對整個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調節，從而實現宏觀經濟的國民產出水平、穩定物價、低失業率等目標。

宏觀經濟政策是針對當前的宏觀經濟發展形勢而采取的相應的對應措施，因此，下面筆者就根據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進行相關分析。

1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下的經濟形勢進行探討

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相對健康，主要在于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一直處于長期平穩且快速發展的狀況，這種經濟發展狀況也正好符合了經濟健康發展的標準。具體來看，我國的GDP、財政收支、投資于對外貿易等實現了長期的快速發展，且從增長數據判斷來看，其增長的速度也較為合理，也形成了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國家。

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后革命時代”。所謂“后革命時代”，指的是未來的經濟革命時期。“后革命時代”首先表現為以“和平、和諧、共同發展”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主題，強調經濟發展為時展的主旋律。其次，“后革命時代”著力于生產關系的轉變，提高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適應性，從而實現經濟發展的創新與優化。因此，從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已經做好準備，逐漸走向經濟發展的“后革命時代”。

當前的“后危機時代”即將過去，從當前的國際經濟發展形勢來看，全球的經濟復蘇的勢頭仍在持續，基本上已經實現了金融危機的渡過，雖然目前也存在著一些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風險，但從整體的發展形勢來看，從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后危機時代”也即將過去，逐漸開始走向新的宏觀經濟發展道路。

步入了經濟發展的“雙重并存”階段。一般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要渡過三個階段：首先是建設階段，其次是發展階段，最后是消費階段。然而，當前的“雙重并存”階段指的是我國的東部地區已經發展到了“發展與消費并存”階段，而我國的中西部地區仍處于發展的“建設與發展并存”階段。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存有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沒有實現各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平衡，并伴有其他的經濟問題。

2簡要分析我國目前經濟狀況存在的問題

雖然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總體發展來看，我國經濟處于平穩持續快速發展時期，并逐漸走上“后革命發展”時期，但在這些良好的經濟信號下，仍存在著一些經濟問題。

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實現優化。從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來看，主要依賴于我國的外貿出口與投資，也就是說，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實現根本性的轉變。經濟增長依賴于外貿出口則體現了我國國內的消費不足，尤其其個人消費，而較大數量的投資就會造成本國的貨幣供應量增加，從此以往，就會造成外匯積累較大，國際收支與國際貿易出現雙順差，從而增大了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因此，這兩種經濟增長方式存有不利于我國經濟長期性發展的弊端，需要通過調控手段，逐漸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健康化。

當前我國的經濟調控政策存有局限性。宏觀調控主要是在市場經濟中，通過政府采取經濟、行政以及法律手段來對經濟的運行進行有關調節，該手段主要是為了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從而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然而，從我國具體的經濟形勢來看，我國的經濟調控政策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某些領域難以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其次，宏觀調控表現為對市場經濟的干預，且具有一定的不穩定性。最后，宏觀調控需要較為專業的知識作為基礎，一旦調節出現錯誤，就使經濟出現更為嚴峻的問題。就業率低與通貨膨脹形勢嚴重就業率低、通貨膨脹形勢嚴重是目前我國人民能夠切身感受的經濟問題。就業率低主要表現在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據調查顯示，2009屆大學生的就業率僅僅只有百分之二十三。而目前我國出現通貨膨脹與經濟過熱的經濟狀況主要原因在于“流動性過剩”，也就是“錢多資少”，人民幣的投放速度過快。這種情況不僅對造成勞動成本上升，物價上漲，還會使人民財產流失，從而造成更大的經濟問題。

區域經濟發展發展不平穩問題凸顯。正如前文提及，我國目前處于“雙重并存”的經濟發展階段，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快于中西部。另外，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問題也十分嚴重。總的來說，在這種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宏觀經濟形勢下，我國的經濟發展依舊面臨著許多挑戰欲風險，且伴隨著諸多不確定的、不穩定的國內、國外因素。

3就我國經濟形勢的宏觀走向進行相關探究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是推進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我國經濟結構優化，改善目前經濟形勢的重要措施，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防線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因此，以下筆者就我國經濟形勢的宏觀走向進行有關探究。

以積極態度逐漸走向“后革命時代”經濟發展道路。“后革命時代”是以和平發展、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是逐漸完善市場經濟發展與提高生產力的時代。所以，為了走向“后革命時代”就需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抓住當前的和平時代，努力將中國經濟推向未來，推向現代化。其次，注重經濟發展途徑的創新型，轉變滯后的、不合理的經濟發展結構，不斷加強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與改進，并實現市場經濟主體的生產要素的創新，從而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未來經濟的健康、穩定增長。最后，合理利用投資、消費、出口三個經濟拉動力，通過調整投資、消費、出口的比例從而利用者“三駕馬車”拉動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步上“后革命時代”健康發展的路子。

合理利用宏觀調控政策，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宏觀調控主要依賴于三種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手段。為了使我國走上健康、穩定發展之路，就需要合理利用這三種手段，借助于價值規律與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對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區域予以調解。首先，要推進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一方面不斷將城市的有力資源注入鄉鎮發展，另一方面鄉鎮應該不斷優化農業的生產要素，實現產業的規模化經營，從而在加強城鄉聯系的基礎上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另外，對于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也應該遵循資源優化配置的原則，將東部的技術、資金資源引入中西部，帶動中西部的經濟發展，從而使我國經濟發展實現協調、平衡。

堅持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的經濟體系，其主要是指在這種體系下的生產、銷售等市場經濟活動完全主導于市場的價格機制，并通過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作用力來實現資源配置的效果。因此，在我國政府調節經濟走向的同時，還應該利用市場經濟這雙無形的“手”，將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整形結合起來，從而在這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共同的作用力下，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完善與改革，推進我國經濟走向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未來經濟發展之路。

總的來講，目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存有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并在不斷完善與調整的過程中，仍面臨著國內、國外的不確定性的影響因素。所以，為了能夠推進我國經濟長期穩定與健康發展，就需要立足于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不斷探究目前存有的經濟問題，以實現我國宏觀經濟走向的準確判斷，從而在政府為主導的前提下，借助有行與無形之手，推進我國經濟發展走向新的健康、創新發展路程。

參考文獻

篇（4）

中圖分類號：TP391.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9599 (2011) 14-0000-02

User Interest Mode Study of Securities Information Push System

Xiao Guorong,Lin Shusheng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510521,China)

Abstract:Push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user's interest to search,filter information,the user information of interest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move onto the user,to help users efficiently explore the valuable information.This paper studies the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the smart push user interest model,proposed by analyzing the needs of users with similar behavior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the user customize the recommended mechanism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user interest,to explore the user's interest information for provide personalized service strategy and services.

Keywords:Securities;Information push;User interest model

一、概論

證券市場中，影響股票股價波動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國家經濟情況、宏觀經濟政策、上市公司基本面情況、股票的技術形態和技術指標等因素。其中，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收入政策等等，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利率的高低、存款準備金率高低這些因素都將影響整個股市的運行情況。而上市公司基本面情況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經營財務狀況、行業情況、公司經營管理水平和人才構成等信息。其中，公司的行業地位和贏利前景以及基本面是否有提升將影響公司股價的走勢。這些信息能否獲取以及獲取的快速程度，對于股票的交易決策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二、信息推送系統的功能

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互聯網上擁有海量實時更新的有價值的信息，目前，用戶可以通過搜索引擎查找自己感興趣信息。不過搜索引擎獲取信息的方式是被動的，它們無法主動發掘用戶感興趣的信息，因此不會主動推送這些用戶感興趣的內容給用戶，用戶必須告訴搜索引擎希望搜索什么內容。也就是說，包括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信息以及企業基本面信息等資料，這些都要用戶自己手動去搜索。

隨著信息化的發展，用戶有希望主動獲取信息的需求，比如用戶希望主動獲取新收到的郵件，用戶期望了解最新的某只股票的價格，用戶希望了解能影響某只股票波動的所有最新信息等等。因此，從海量網絡信息中實時、定向、有選擇地抓取信息到本地，然后把采集到的信息進行組織分類、加工處理，使其成為規范的、有序的信息資源，根據用戶定制的關鍵詞進行實時推送。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定制信息關鍵詞，達到“信息找人”的目的。這些是當前智能推送系統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證券信息推送用戶興趣模型分析

推送技術作為一種主要的信息獲取技術，它可以主動將用戶感興趣的信息推送到用戶面前，幫助用戶高效率地發掘有價值的信息。在具體的證券信息推送服務應用中，用戶可以主動定制自己的信息需求，比如定制“加息”，“存款準備金”，“經濟數據”等宏觀政策相關的關鍵詞。當系統采集檢索到跟用戶定制的關鍵詞相關的信息時，系統可以主動推送給定制用戶。

不過這種依靠主動定制的信息，有時候會存在信息準確性較差的問題，而且僅僅通過關鍵詞無法準確地把握用戶的真正的信息需求，以致推送的信息和用戶的需求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用戶持有了“浪潮信息”這個股票，那么用戶感興趣的內容首先包括上市公司的所有公告及新聞信息內容，那么用戶會訂閱“浪潮信息”這樣的關鍵詞，然后由于“浪潮信息”屬于軟件行業個股，因此大部分用戶都會很自然想到定制“軟件”這個關鍵詞信息，這樣，用戶就可以同時得到關于“浪潮信息”的公司動態和軟件行業發展動態方面的信息內容。然而目前市場可能賦予了“浪潮信息”這個股票云計算方面的概念題材，這個方面的題材是影響目前階段股價波動的關鍵詞，所有云計算的相關新聞和政策都可能會影響“浪潮信息”這個股票的走勢，那么其實用戶也需要定制“云計算”方面的信息，只不過由于認識的局限性，他可能自己未能主動考慮到這點。這就是主動定制推送系統的局限性，用戶容易忽略某些影響上市公司股價的關鍵信息。因此，為了更準確地表達用戶的信息需求，這就需要建立一個用戶興趣模型，通過發掘用戶的自身行為以及分析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戶的相關定制行為來給用戶進行主動推薦。

四、啟發式用戶興趣模型的構建

用戶興趣模型就是系統根據其獲得的一切跟用戶有關的信息所構造的用于表示用戶信息需求的模型，用戶的興趣模型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1）主動定制信息：基于用戶的定制的關鍵詞數據，如“加息”、“準備金”、“經濟政策”等等。（2）推薦定制信息：根據其他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戶的行為由系統主動推薦用戶定制，用戶具有定制與否的選擇權，這個主要是彌補用戶認識的局限性，把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戶行為反饋給其他用戶，提供個性化的服務策略和服務內容。

主動定制的模式比較簡單，這個模式根據用戶的信息（用戶定制的關鍵詞），形成對用戶興趣的描述，把用戶信息存入用戶興趣數據庫中。

推薦定制的模式相對比較復雜，這個模式需要分析其他用戶的定制行為，找出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戶進行分類，接著對具有相似需求的用戶進行啟發推薦。這里，我們是基于這樣一個啟發推薦原理：和你定制的關鍵詞相同越多的用戶喜歡的關鍵詞，你也很有可能喜歡；大家都定制的關鍵詞，你也就很有可能需要定制。

篇（5）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5次通貨膨脹和1次通貨緊縮,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間,物價水平出現大幅度上漲;但是從1997年開始,物價持續走低,出現負增長,進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而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物價開始上漲,到了2004年,物價上漲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理論界開始討論中國是否進入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在此背景下本文論述以消除經濟不景氣時期的通貨緊縮、經濟過熱時期的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為主題,重點論述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協調機制和模式,通過回顧總結近年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實踐,剖析總結了98年以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對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穩定政策依然是我國財政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通過IS-LM模型分析了財政政策會在什么情況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發揮作用必須與貨幣政策相結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規范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政府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手段,兩者之間既有相互聯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無論在經濟擴張還是在經濟緊縮時間,兩大政策都能對經濟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產生影響。因此,要使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能夠獲得預期的效果,就存在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佳配合問題。本文分六個部分論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進對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協調機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總結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改進對策,第六部分評述性結論。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內在關聯性

1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資金運動、政策目標、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關聯性 在社會資金運動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緊密的聯系。由于財政資金、信貸資金與企業資金等一道構成社會總資金的整體,每一方的資金運動都會在另一方引起某些連鎖反應;在政策目標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節的目標是一致的,最終都是要實現充分就業、高增長和物價穩定運行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在政策手段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存在互補性。一般來說,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稅率和財政支出水平等,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公開市場業務、準備金制度和貼現率等;在政策實施主體上,既有區別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貨幣政策實施的主體是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財政政策實施的主體是財政部。兩者分成兩個不同的實施主體,但都是政府的組成部分,調控的主體都統一于國家。

2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性 首先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財政的收支活動將引起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而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將對貨幣供給量有著重要的影響,財政收支過程中發生的結構變化或差異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供給結構;二是財政收支平衡、財政收支結余和財政收支赤字這三種不同的收支狀況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財政資金的運行方向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財政支出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一方面取決于財政支出的構成,另一方面取決于積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財政赤字的融資方式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取決于財政赤字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彌補。因一國彌補預算赤字主要分為國內融資和國外融資兩大類,而不同的融資方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也很不相同。但總的來說,財政赤字的各種融資方式會增加貨幣供給。其次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與銀行的信貸收入來源、信貸支出方向、信貸資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對財政收支的影響有關。總之,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二者相互依賴性很強,這表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運作特點和作用機制決定了二者必須協調配合,才能發揮對經濟應有的調控作用。世界各國的長期實踐也已經證明,無論將哪一種政策作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沒有另一種政策的協調配合,都難以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機協調配合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1、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方面來看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財政政策來看,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支出,減輕稅負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動經濟回升;在經濟膨脹時期,則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支出,增加稅收,以避免經濟過渡膨脹。但在現實中,財政政策的運作常因財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二就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貨幣供應量。從而相應地影響市場利率水平,實現宏觀調控目標,但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現實中難以取得預期效果。此外,貨幣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所抵消。

篇（6）

從宏觀的經濟理論中鐵中可以得知，在經濟呈下降趨勢時，應使用擴貨幣的政策。在經濟發展過熱時，應采取緊縮性政策。在企業受到負向沖擊時，收益縮水，凈資產價值開始逐漸減少，資產的負債表和融資條件逐漸惡化，外部融資的支出成本較高，是很多企業在進行融資時受到很大的阻礙。這就嚴重影響和了企業投資的經濟決策，會造成宏觀經濟波動。在負向流動性沖擊的情況下，將會使企業投資萎縮的幅度較大，從而造成產出量下降。要有效地解決宏觀經濟的不確定定性，利用不同途徑作用于企業的投資行為，就要獲取企業資金實際需求的具體用途數據，進行更為準確的研究。

一、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公司投資中外部需求的影響

（一）營銷收入方面資本存量調整

資本邊際商品地營銷收入和自本人存量的比例函數。在對企業的營銷加速器的理論預測中，營銷所獲得的收入，或產生的波動，將會影響到企業資本的支出。但是很多情況下也會產生滯后的現象，企業的投資取決于將來的營銷收入，而在將來的營銷獲取的收入，取決于現今和以往的營銷收入。調整成本和滯后的階段的而存在致使很多企業不滿意，從而不能完全和迅速地按照營銷的狀況，進行資本存量的調整。

（二）對企業外部需求的影響

較高的不確定性，將會降低企業投資對外部一些需求沖擊的應對能力。不確定性會提升實際期權的價值，這就使得企業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更為謹慎。在不確定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對于一些生產制造業，企業不做任何決策時最有價值的。所以，這時即使增加外部需求資金，企業依舊降低了資金成本的支出，減少了新項目的經營。同時，較高的不確定性之下，外部需求相應地減少，對企業的影響力也相對減少，但是外部需求這種不確定性的逐漸增大，會降低企業的資本勞動比，從而有效地制約了企業的投資活動。

二、不確定性對公司投資中流動資金需求的影響

（一）企業流動資金

企業的外部流動資金的需求，包含了滿足流動性需求中的長期貸款、短期貸款、短期的債權和配股資金等剛面。通常企業的外部流動性的資金數量，影響著企業的投資規模。企業將來流動性的不確定性越高，則會增加了企業將來的融資的風險，從而大大延長了企業獲得資金使用權的時間，不利于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所以，企業將來流動性較為短缺的風險，減少了企業在等候時期的期權價值，從而加快了企業執行期權。關于流動性較低的企業，在等待方面的風險較大，對于流動性較高的企業，較高的流動性不但能降低企業當下投資的局限性，同時還降低了企業等待投資所面臨的風險。

（二）企業流動性和企業投資的關系

企業流動性和企業投資的關系相對而言是非單調的，如果企業在較短時間內獲得較高的流動性，并且流動性能在長期進行分攤，這樣企業在將來的在融資方面就能夠順利地進行，有效地減少了融資時所耗費的時間。這樣就較高的流動性，能減少制約企業投資的因素，是企業在進行投資時，能對更多的項目進行投資，有效地促進了企業的長遠發展。如果企業流動性持有數量角度，那么企業隨著流動性頭寸的增多，反而會使企業的投資的機率大大增加。

（三）流動性與宏觀經濟風險

在企業利用融資渠道獲得更多的投資的資金過程中，融資的決策會受到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同時，流動性也會受到宏觀經濟風險方面的影響，這樣就促進了企業，利用調整流動資金泳衣最小化流動性來管理預期資金成本。同樣，宏觀經濟穩定的情況下。能為企業的經營者正確地估算將來流動性需求。也就是說，如果企業的經營者對于預期流動性需求的鑒別，要依靠宏觀經濟中的不確定性，那么宏觀經濟不確定性的變化將會影響企業的流動性資產份額的變化。宏觀經濟中不確定性越高，對管理者而言，企業的項目經營風險就越大，這就需要企業的經營者，要子投資時更加地謹慎。利用短期貸款或者企業融資的方式，來補充流動性，從而提高財務賬目上的穩定性，以此來維持投資資金支出的穩定性。

三、不確定性對公司投資中長期資金需求的影響

企業的長期資金需求，包含了長期的貸款，長期的債券、和配股等。在對投資機遇的人事方面，企業和內在的投資人員之間的信息，存在著不對稱的現象，這就致使外部的融資市場中，出現成本過高的現象，這樣會使企業的偷走的機遇成本加大[3]。較高債務能促進促進企業進行預期正現值的投資項目，這同時還能促進公司進行較高風險的投資項目。因此，企業長期的資金需求量越多，投資的故意莫就有可能加大，對于新增加的債務企業，較長一段時間的資金需求，償還責任會較少企業的經營的資金支配的權利，這就有效地制約了企業過度的投資行為。

在對于宏觀經濟中不確定性對企業投資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宏觀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對企業投資的影響較大，而且通過對企業投資過程中對外部需求、流動性資金需求、長期資金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不去定程的較高或較低的情況下，對企業投資有促進和制約的作用。本文對宏觀經濟中不確定性，對企業的經營過程中的投資項目，進行的分析和探討，望能促進我國經濟和企業的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篇（7）

用綠色GDP的概念統計綠色產出部分時的指標體系，應該分為三個部分：人居環境改善產出的度量、維系生態系統產出的度量和修復生態系統產出的度量。人居環境改善的產出原則上等于污染治理投入的有效部分，即通過治理使大氣、水體和固體廢物處理等相應指標有提高的投入部分，應根據環境標準建立指標體系，予以定量衡量；維系生態系統的產出原則上等于有效地實現能源、水、原材料等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的投入，應建立指標體系，根據以后每個五年規劃的預期性指標建立指標體系定量衡量；修復生態系統產出的度量，原則上等于進行生態系統恢復的生態建設有效投入，主要依據地下水位的恢復、森林覆蓋率的提高、草原牲畜承載力的恢復和礦山復墾等建立指標體系定量衡量。

一、局限性

1　綠色GDP只是可持續發展的指標之一。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系統的協調發展，經濟、環境和社會，任何一個系統出現問題都會導致其他系統的變化。綠色GDP只是考慮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的代價，在GDP基礎上做一些環境損失和資源消耗成本的調整。它反映了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部分影響，但是沒有反映經濟與社會、環境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它僅僅是反映可持續發展的指標之一。在充分認識到它的重要性的同時，不能過分地夸大它在反映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作用，千萬不要認為綠色GDP概念提出之后就可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2　綠色GDP核算方法還不成熟。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許多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代價的估價都處于探索過程之中。因此，盡管專家學者們開發出若干估價方法，但很多方法都還不成熟。如何對環境的損失加以計算；如何解決進行綠色GDP核算在發展觀與政績觀上的難點；如何填補我國與綠色GDP核算相關的法規制度方面的空，是當前綠色GDP所面臨的主要困難。

3　在建立起綠色GDP核算之后，并不是要取消GDP。即使建立起綠色GDP核算，也不應取消GDP，這是因為，首先，GDP是非常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它在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檢驗宏觀經濟政策的合理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GDP是綠色GDP的基礎，沒有GDP，就不可能有綠色GDP；其三，只有將綠色GDP與GDP進行比較時，才能清楚地看出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的代價。

4　綠色GDP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指標的代表。正像GDP與國民可支配收入、國民儲蓄、國民財富等宏觀經濟指標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一樣，綠色GDP也包括相應的構成指標，也與相應的綠色宏觀經濟指標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因此，綠色GDP不是一個孤立的指標。事實上，綠色GDP只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指標的代表，當人們說綠色GDP核算的時候，實際上指的是與綠色GDP有關的一系列綠色指標的核算，這些指標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經濟發展及其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

二、對策

1　要正確看待GDP與綠色GDP的關系。核算綠色GDP不是要取代目前使用的GDP，但綠色GDP作為現行GDP的一項重要的補充性指標，對現行GDP的修正和完善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雖然這種修正和完善需要借助于更多的綜合、虛擬估算等技術，在操作上還有許多困難。但我們應該采取一系列步驟(即使它們是不完善的)來改進現有的工作，而不是把精力僅僅限于對不完善性的漫無止境的攻擊上。目前，要解決好現行G D P核算中存在的問題，為綠色GDP核算打好堅實的基礎。

2　進行綠色GDP核算不能急于求成。在認清開展綠色GDP核算的緊迫性的同時。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建立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綠色GDP體系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綠色GDP的建立需要經過資源環境估價、污染損失貨幣化等項目試點，產權交易及技術市場的建設，綜合權衡和總體方案試點，全國推廣等幾個階段。這就注定綠色GDP核算的成熟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因此，要求我們在進行核算時，不能急于求成，要積極穩妥地推進。

3　關于綠色GDP萬能論。目前學術界存在著神化和夸大綠色GDP核算的非理性傾向，不是科學的態度。把目前經濟建設中產生的問題，完全歸結為GDP的核算體系的欠缺，認為只要盡快推出綠色GDP核算，進而以此來解決中國可持續發展問題既是一種不現實、也是有失公允的想法。一個國家和地區環境保護得好與壞，不在于是否核算了綠色GDP問題，關鍵是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和經濟發展觀問題，是如何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試圖用一個指標來解決所有問題是不現實的，因為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是一個巨型的復雜系統，不可能把方方面面的情況歸結到一個綜合性的指標中。任何指標都不是萬能的，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綠色GDP也不例外。

4　關于政績考核體系問題。綠色GDP標準對于某些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也許適用，但中國國情有些特殊，在中國，不僅是GDP中，任何政績標準都可能導致政府及官員追求政績的非理性思想。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政績不要和經濟增長掛鉤，要用一套綜合社會指標來考察干部：不僅要考核經濟指標，還要考核環境指標、資源指標、健康指標等；不僅要考核經濟的增長數量，還要考核經濟的增長質量。

三、結論

篇（8）

基金項目：本文受“2008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創新人才支持計劃”資助。

作者簡介：董浩平(1963-)，男，湖南華容人，管理學博士，河南工程學院副院長、教授，主要從事風險投資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5―0082-04

收稿日期：2008―05―10

本文在一般技術轉讓體系研究的基礎上，選擇“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以下簡稱體系)為研究對象，進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組成、發育的經濟政策與政策工具、外部條件。本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為體系設計提供科學、系統、全面的理論依據(特色、原則、方法)；實踐意義在于為體系培育提供先進、實用、富有中國特色的構想(手段、工具、條件等)，它們對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的融合與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述述評

(一)就體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體系主要提供咨詢、交易、成果轉化、金融與科技成果確認等服務(傅文園、王勉青，2006)。其咨詢服務無法描述與推介高新技術；交易無法解決產權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雙方融合組成風險企業后的委托一問題)；成果轉化服務無法解決高新技術的高風險試驗開發資金問題；金融服務不能滿足風險投資的要求；其成果確認無法判定高新技術的價值。總之，本體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討。

(二)就體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 et a1，(2002)和Bray and Lee(2000)雖分別站在高技術擴散、高技術尋求工業合作伙伴和風險投資的角度研究了單個中介(不是體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統。

(三)就體系組成而言

張信等人(2005)提供了豐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據其他大量文獻進一步歸納出12種提供創新服務的中介，但它們目前還不具備針對高新技術、風險投資提供融合服務的特點與特征，不是我們期望的體系組成要素。

(四)就促進體系發育的經濟政策而言

大量文獻分別研究了高新技術產業化政策、風險投資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 et a1，(2004)，但兩類政策共同促進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融合并促進相應中介、體系發育的功能需要進一步研究。祝曉蓮(2006)研究了三種制度安排促進體系發育的問題，但沒有進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實現手段――經濟政策刺激體系發育的層面。

(五)就促進體系發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這方面研究亟待加強。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雙方的功能外，還能促進體系的發育，可看作是促進體系發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獻雖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馬欣(2005)，但它們只是著重高新技術的孵化功能，較少涉及風險投資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載體作為工具促進體系發育的問題更是沒有涉及。

(六)就促進體系發育的外部條件而言

馬丁?黑米格(2005)指出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涉及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務等，但沒有說明中介及其體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條件發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務。徐小欽、石磊(2005)只研究了產業集群的空間布局對體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視野較窄，且沒有涉及這一外部平臺條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內容

對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轉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進行文獻綜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內涵、方式、技術轉讓體系的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內容；再對比研究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體系，尤其是美國的，以利于判斷我國技術創新服務體系發展的階段，并為利用發達國家相應階段的經驗打下基礎；進一步對比研究中國、美國的立法和行政、市場力量推動，研究美國的政策土壤和我國的技術轉讓體系發育的環境、經驗與教訓，找尋體系建設的立法、行政、市場推動和其他路徑；據此設計中國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在體系要素與結構清晰的條件下，進一步研究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宏觀發展政策對技術轉讓機構的影響，研究技術轉讓機構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需求，研究技術轉讓機構與宏觀經濟政策的互動，從而再進一步研究推動技術轉讓體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組合)的設計、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信任危機的機理、機制、組織形式也需要進行研究，但不在本文進行敘述。

(二)基本思路

如圖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課題采用歷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體系發育狀況、歷史經驗和教訓；引入多視角對比研究方法，通過體系要素、體系功能、體系發育階段及其推動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對比以尋求借鑒；利用個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國體系的特殊環境、階段與特征以論證借鑒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經濟政策、政策工具對體系發育的影響與作用。

三、研究重點與難點

(一)中國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設計

劃分基本融合服務類型；設計體系――勾勒體系要素與構成(重中之重，見圖2)，分析體系要素的相互聯結與影響(難點)，匹配要素功能；此外，還研究體系運行的外部平臺。

美國的技術轉讓體系結構與要素聯接見圖2。

體系運行的外部平臺是產業集群、信息融合等平臺，其功能與作用見圖3。

圖中通道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它分別代表支持產業集群、機構融合、信息融合平臺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吸引作用，政策支持吸引雙方到這三個平臺上，這三個平臺本身或多或少具有促成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雙方融合的功能。不過，信息融合平臺、產業集群平臺如不能完成雙方融合的使命，則流轉到技術轉讓機構融合平臺上，這種流轉形成了層間通道。層間通道的使命是由技術轉讓機構開發的政策工具(工具組合)來完成的。

綜合體系要素與結構的應有形態，結合我國體系發育的現狀，我國體系的基本形態如圖4所示。

(二)中國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發育路徑設計

分析推動體系發育的外部力量(立法、行政、市場機制、信任約束)；分析推動體系發育的內部力量(政府機構、公共機構、商業機構)；探討外部力量與內部力量推動體系發育的途徑(難點)；設計體系發育路徑(重中之重，見圖5。無形之

手――市場機制未予圖示)。

(三)經濟政策刺激、政策工具推動體系發育作用研究

進一步細分不同的產品與服務領域需要的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融合服務；進一步分析不同的中介機構特點及作用并匹配相應的服務功能；定性研究經濟政策與政策工具的相應著力點(機構和功能)，定量研究經濟政策與政策工具的相應作用(難點)；設計經濟政策與政策工具(重中之重，見圖6)。

設計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信息渠道、政府項目、產業集群工具(高新技術開發區與孵化器)、公共機構政策工具(合同研究、合作研究、技術轉讓許可、研究資助直接參與融合雙方的活動、工作小組、技術咨詢、人員交流、設備利用、實驗室參觀、信息交流與擴散)。

四、主要創新之處

(一)世界各國體系比較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表明，美國體系已發育成熟，體系完整，最具有借鑒意義。美國體系中商業機構發達，功能強――提供專利銷售、專利與產品開發、許可證貿易、風險投資服務、風險開發與管理、技術孵化、信息服務；中國體系中商業機構少，功能弱――僅僅提供信息服務和有限制的技術孵化服務；美國體系中的各要素(政府機構、公共機構、商業機構)相互之間聯系緊密，而我國則關系松散，缺乏凝聚力。總之，我國體系處于發育過程中的初期階段。美國體系也是由初級階段經歷了立法、行政推動、市場機制相互作用，最終市場機制主導的發展歷程而成熟的。中國雖處于起步階段，但具有后發優勢，可在體系要素、功能、組成、推動形成力量等多方面借鑒美國的經驗。

與已有文獻相比，本研究在設計原則、設計方法、設計內容上有所創新。即提出了借鑒與創新相結合、宏觀與微觀功能考察相結合、過程與結果相統一、整體與局部相統一的體系設計原則；采取了融合功能劃分、要素――功能匹配、體系功能統籌的設計方法；設計體系的同時，將體系運行外部平臺納入研究視野。

(二)體系發育應遵循行政一公共一市場力量逐步推進的原則

體系發育階段的各種力量強弱、終極目標決定了這一原則的采用。體系發育初期，行政力量強，其他力量弱，只有靠政府組建有關機構提供融合服務并培育公共機構；發育中期，公共機構力量較強，除承接部分政府職能、直接服務商業機構外，更重要的是架設政府――商業機構橋梁以放大政府引導作用；發育后期，商業機構有了一定實力，新的商業機構接受公共機構的輔導，老的開展競爭，政府不再干預，最終實現市場之手調節整個體系結構、規模和競爭水平的目標。

相比于已有文獻，創新了體系發育路徑(見圖5)和行政推動機制研究。立法、行政、市場、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雙方的信任約束等外力作用于三大主體(政府、公共、商業機構)，形成了豐富多彩、功能側重、相互協同的體系發育路徑。就其中的行政推動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行政權力制定經濟政策并開發相應的政策工具，推動政府與公共機構履行職責與使命，扶持商業機構開展融合業務；另一方面又要逐步淡出行政權力，引入市場機制并最終以此來催熟、駕馭整個體系。這就是一對矛盾。解決的辦法就是逐步引入和利用法律法規約束機制、協會自律機制、20／80優勝劣汰原則、價值鏈創造與分享原則。這是現有文獻沒有涉及的最大難點，因而也是本研究最大的創新點。

(三)經濟政策、政策工具分別刺激、推動體系形成

經濟政策刺激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運行外部平臺(信息、產業集群等承載體)的形成，并為平臺融合雙方、體系發育提供條件，同時刺激技術轉讓體系內的機構放大政策功能。即政府機構、公共機構分別與財政、稅收、貸款支持政策結合在一起實施政策，放大政策力量，并輸出政策工具(前面已述)；商業機構則利用政策使其自身繁榮、壯大。而政策工具一方面靠政策支持發育自身并促進體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完成支持經濟政策并彌補其功能不足的使命。

現有文獻只是零散、個別、定性地研究政策工具對技術轉讓體系的部分正向作用，而本課題首次界定了經濟政策、政策工具，并定量研究了它們的作用，因而具有創新性。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結果

篇（9）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是從羅伯特?A?蒙代爾和理查德?庫珀等的研究發展起來的。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馬庫斯?弗萊明發表了一系列研究開放經濟下貨幣、財政政策的論文，闡述內外均衡政策搭配問題。蒙代爾提出了“政策指派”與有效市場分類原則。所謂政策指派與有效市場分類原則是指每一個目標應當指派給對這個目標應有最大影響力、在影響政策目標上有相對優勢的工具。根據這一原則，蒙代爾區分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在影響內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貨幣政策實現外部均衡目標、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均衡目標的指派方案。蒙代爾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實現特定目標的觀點，豐富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政策調控理論。

20世紀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庫珀開始研究國際經濟關聯和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合作問題，研究重點是國家間相互依存經濟的政策設計、政策調整的動態性等。庫珀分析了蒙代爾的有效市場分類法則的理論缺陷，指出在各國經濟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況下，針對某項目標的經濟政策，通過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這種效應反過來又會影響本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本國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過建立一個簡單模型，描述了兩個具有固定匯率與不變價格的對稱依賴的經濟。他認為政策協調的收益以及這些收益會隨經濟依賴程度與政策協調程度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庫珀的基本結論是，廣泛開展國際經濟政策協作是十分必要的。

繼庫珀之后，濱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與圖諾夫斯基、帕特里克、約翰森等學者不斷引進新的分析方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濱田是最先從國際經濟政策構成策略或稱博弈論的理論基礎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應(即波及效應)的。濱田引入博弈論檢驗那些選擇合作或不合作的國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況，將問題轉化成一種由國家參加的、已經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個國家都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縱各自的政策工具數值。濱田認為，本國政策在國內的作用及其在國外的波及效應，部分地取決于外國究竟選擇什么樣的政策。濱田還利用圖形(Hamada diagram)直觀地說明各國之間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協調政策，能夠改善各國福利經濟效果的情形。但濱田模型忽視了公眾部門和參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相對國的理性預期因素，也忽略了時間不一致性和貨幣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論局限性。

新開放經濟時代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開放宏觀經濟學逐步放棄以往的短期或長期購買力平價的假設，開始從不完全競爭、價格差異的角度研究相對價格變動問題。1995年，莫瑞斯?奧伯斯法爾德和肯尼斯?羅戈夫發表的著名論文“再論匯率動態變化”，將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跨時分析方法與MFD傳統結合起來，為建立一個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國際宏觀經濟學進入了“新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時代。

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觀經濟基礎來重新審視經濟學中關于國際貨幣政策的相互依賴問題，強調國際貨幣政策的相互依賴性與合作博弈。羅戈夫、奧伯斯法爾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國際間如何進行政策協調的問題，將開放經濟的政策協調理論推向新的高度。

羅戈夫、奧伯斯法爾德等在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理論上取得了共識。第一，在對稱的沖擊(或全球沖擊，比如石油價格沖擊)和完全的非對稱沖擊條件下，協調財政、貨幣政策有潛在的獲利。這個獲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損失函數進行度量，即協調政策的福利函數與非協調政策(每一個國家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數之差。第二，根據經驗和定量的估計結果，政策協調的獲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約有0.5％的獲利。第三，經濟運行過程中國家之間聯合程度相對低，獲利可能相對較小。當產品和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時，國家間的溢出可能會增加，導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獲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獲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為國際貨幣合作制定目標規則呢，“中央銀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動機制定規則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過一個稱為“中央銀行”的獨立人設定一個新的目標函數來解決，就是通過損失函數(Loss Func-tion)及相關約束條件(commitment)能解釋“一般的目標規則”或者稱一般規則實施目標。

他們認為，兩國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匯率和物價的有效率路徑取決于對經濟的擾動。在合作中，扭曲和擾動的交互作用會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現得無效率。如果缺乏協調，則可通過對每個政策制定者施加簡單的目標規則加以彌補，這樣就可達到最優的合作產出。當資本市場不完全以及消費者價格對匯率不再那么敏感時，經濟的變動情況也可用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相互依賴性來解釋。

實際上，國際范圍內的政策協調比簡單的理論模型復雜得多。因為可供選擇的政策和可能產生的結果更多，也更難以確定。這些復雜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簽訂協調性協議，也對自己的競爭對手是否會遵守協議更不放心。

金融危機下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

理論研究表明，在世界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況下，國家、地區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就財政、貨幣、匯率、貿易等宏觀經濟政策廣泛開展磋商、協調，將有益于參與協調國家的整體利益趨于最大化。因此，國際經濟協調實踐也日益向著廣度、深度發展。戰后不僅有聯合國這一協調國際事務的常設機構，而且有布雷頓森林協議、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在經濟協調領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國集團首腦會議、七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等，也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發揮了十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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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3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5-0061-02

中國目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對于未來經濟的發展，融資約束問題會是制約經濟轉型和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障礙。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在80個國家之中，中國除非金融類上市企業外，有75%的企業認為阻礙其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融資約束，所占比例最高。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近期的《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調查跟蹤調查報告》可以得知，大部分的中國企業都認為阻礙自身發展的主要因素是融資約束。近幾年，企業融資約束問題愈發嚴重，企業未來將會面臨更多的挑戰和機遇，在發展的過程中離不開資金的周轉，融資需求至關重要。學者對于這方面的研究也逐漸深入，對于企業受融資約束的成因、影響以及如何擺脫融資約束都有一定的關注。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建立，金融市場的逐步完善，大量的資本涌入，企業若想抓住機會就必須克服融資約束這一不良因素。早期的研究主要探索融資約束對中國企業經濟活動有怎樣的影響。李科和徐龍炳（2011）認為融資約束影響公司業績的提升；孫靈燕和李榮林（2012）研究發現融資約束拉低了民營企業的出口量。部分學者研究影響企業融資約束因素，于蔚等（2012）發現具有政治關聯的企業融資約束程度相比沒有政治關聯的要小。近期，學者提出一些解決方法，曾海艦和林靈（2013）發現中國非金融類企業可以通過控制商業銀行來擺脫融資約束；等等。現在部分學者發現宏觀環境對企業的融資約束也會產生一定影響。本文就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進行分析，簡單介紹融資約束的成因、度量以及應對措施。

一、融資約束的成因

企業融資可以分為內源和外源融資，而外源融資主要包括銀行信貸、股權融資和債券融Y。企業在進行外部融資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有：

（一）信息不對稱問題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并不發達，資本市場起步較歐美國家要晚，體制仍不完善，從而導致在進行外部融資時大部分企業選擇銀行信貸。此外我國的銀行大多是國有性質，而相關評估制度的缺失導致借貸困難。我國企業的財務報表所披露信息的實用性和信息質量都有待提高。會計的計量方法例如公允價值的應用仍在探索中。諸多問題使得持有資本的一方無法及時獲得企業準確信息并且無法估量風險，從而放棄投資，導致企業無法及時獲得外部融資。

（二）融資資本成本

在企業進行對外融資時，管理層根據資本成本的高低來選擇融資途徑，由于存在成本問題，對外部資金提供者的補償所承擔的成本而付出的額外價值是不相同的，股東和債權人分別為自身利益而導致外部融資的成本增大。此外，當公司股東與管理層意見相左時，企業就會被迫放棄一些有價值的投融資機會，從而使得公司價值受損，進一步導致融資約束的形成。

（三）規模效應

國外的部分學者研究發現小規模效應可以用融資約束來解釋，企業會由于規模小而面臨較大的融資約束風險。這種理論在中國資本市場同樣適用，甚至更加明顯。由于民間借貸的不規范，企業更傾向于銀行信貸，銀行的趨利性和貸款風險使得他們更愿意將錢借給規模較大，股票收益更高的企業，大企業更容易獲得融資機會。

（四）產權性質

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使得我國企業主要分為國有與非國有，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融資約束要明顯小于一般非國有企業。由于國有企業都與政府聯系緊密，所以國有企業的融資風險較低，且金融生態環境要明顯優于非國有企業。我國企業外部融資依賴銀行借貸，而我國四大銀行是國有性質的，所以在放貸過程中更青睞國有企業。

（五）地區經濟效應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包括了資本市場發展水平，在企業進行融資時，除了依靠內部資本市場外，地區完善的資本市場可以很好地幫助企業解決資金短缺問題。地區經濟效應可以很好地解決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地區經濟效應對企業尤其非國有性質的企業意義極大，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融資問題。隨著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金融市場制度的完善，信息更加透明公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得以緩解。投資人可以及時獲得有效信息，企業也獲得更多的融資渠道，投資效率隨之提高，企業的內部環境得到進一步的改善，降低了企業的融資約束風險。

（六）外部宏觀經濟政策

有大量的研究證明宏觀經濟政策對中國經濟有一定的影響作用的。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逐漸成熟，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程度越來越明顯。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傳導機制的探索上，尤其重視對于微觀主體行為的影響。對于微觀主體影響研究最多的宏觀政策是貨幣政策，它的影響主要通過信貸和利率兩個渠道。主要研究結果顯示，貨幣政策較為寬松時，整個融資環境也會變得寬松，企業融資約束程度將會下降。貨幣政策緊縮時，恰好相反。除了貨幣政策外，財政政策、行業優惠政策、扶植政策、減稅政策等，都會對微觀主體的融資約束程度產生影響，而宏觀經濟政策是微觀主體不可控制的外部環境因素。

二、融資約束的度量

在我國經濟處于重要轉折期，經濟發展首要就是解決企業融資約束問題。深入研究企業融資約束問題需要首先解決量化的問題，這樣可以深入了解不同微觀主體融資約束的成因和影響，對癥下藥，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制約因素。目前衡量融資約束的方法較多，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單一公司特性指標法

單一指標法認為產生融資約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不同企業因為信息不對稱的程度不同使得融資約束程度不同。此種方法就是采用某一項代表性財務指標來指代融資約束程度，例如留存收益率，公司規模，公司年限，利息保障倍數，等等。該法的優勢在于所選擇的指標與融資約束可能有著密切的因果關系，對于融資約束程度的反映較為準確，實際應用中可操作性極強，適用范圍也較為廣泛。但是該法的缺陷在于選擇的指標有范圍的限定，且并非就是線性關系，故超過一定范圍就不能準確地反映公司的融資約束程度。橫向比較的可行性較低，若是兩個公司的內部結構有所變化，那單一的指標就沒有辦法反映這兩者的差異，投資者無法通過這一單一的指標選擇投資對象。

（二）多指標構造復合指數法

這一方法克服了單一指標的片面性，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公司的融資約束程度。目前認可度較高的有ZTF指數、WW指數、KZ指數和SA指數，同樣也可以采用廣義回歸線性模型和多元判別分析法構建的公司外部融資約束指數。綜合性指標更為全面，但是其不足處在于對于企業融資約束所具有的特性目前仍無定論，所以在構建綜合指標時，可能會存在多余指標，若是指標選擇過少又會無法完全涵蓋公司所有特征。從計量的角度，選擇的解釋變量之間線性相關而導致單個變量的解釋度不高。復合指標法大多是衡量企業外部融資約束，可能無法全面解釋公司的融資約束問題。

（三）多指標綜合法

多指標綜合法是將前面提到的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即先是構造復合指標后，再根據所選的企業的特色選取公司特性指標，二者結合對企業的融資約束水平進行更加全面的評價，目前部分學者在研究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主體企業的影響性衡量，為了更加直觀地展現企業融資約束程度，一般多采用此種方法。多指標綜合法的實用性更高，更能解釋融資約束的成因以及影響，有利于企業提出實用性對策，但是此法的局限性與前一種方法相同，對于如何選擇復合型指標仍沒有一個準確的定論。學者的研究結論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四）現金流敏感性度量法

此種度量方法有投資-現金和現金-現金敏感性度量法。前一種方法在衡量融資約束的前提是成本和信息的不對稱，學者都認為融資約束與投資使用內部資金的程度存在一定的關系，建立了FHP模型，但是在正負相關關系上有很大的分歧。該法的缺點在于計算過程中很難找到滿足我國實際情況的代表性指標，也無法排除其他影響因素。該法有待進一步優化。后一種度量法考慮了前者存在的缺點，從現金-現金流敏感性角度衡量企業融資約束水平，其應用范圍也是較為廣泛的。但是此種方法也存在著前一種方法的缺點，并且其對融資約束程度的衡量的準確度下降，計算過程更加復雜，誤差更大。

對于融資約束程度的衡量方面的研究仍在進行，隨著市場的成熟，計算方法的先進，在逐漸弄清融資約束的成因后，未來學者能從企業角度很好地衡量融資約束。

三、相關建議

本文從總體上分析了融資約束的成因以及融資約束的度量，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融資約束問題打好理論基礎，并且提出一些建議。一是對于前面提到信息不對稱以及成本的問題，企業可以規范自己的會計制度，提高會計穩健度以及會計信息的準確性。二是非國有企業可以嘗試控股銀行或者尋求政治關聯。三是發展盡量將企業設立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或者找到適合本行業發展的地區，提高公司應對融資約束的能力。三是地方要大力發展金融市場，適當地降低金融機構準入門檻，同時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使得信息公開化、透明化，同時引入合理的競爭制度。四是鼓勵民營銀行的設立，規范民間放貸機構，降低企業貸款難度的同時提高融資效率，增加企業融資渠道數量。五是政府要推動相關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更新，做好外部監督管理的職責，做好宏觀調控，重視宏觀政策的應用。

參考文獻：

[1]李科，徐龍炳.金融關聯能否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J].金融研究，2011（8）.

[2]孫靈燕，李榮林.融資約束現在中國企業出口參與嗎？[J].經濟學（季刊），2012（1）.

[3]于蔚，汪淼軍，金祥榮.政治關聯和融資約束：信息效應與資源效應――來著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12（9）.

[4]鄭軍，林鐘高，彭琳.貨幣政策、內部控制質量與債務融資成本[J].當代財經，2013（9）.

[5]黃忠志，謝軍.宏觀經濟政策、區域金融發展和企業融資約束――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微觀證據[J].會計研究，2013（1）.

篇（11）

收稿日期：2007-07-21

一、問題的提出

利率政策是中央銀行進行宏觀金融調控時經常運用的有效工具之一。根據中國人 民銀行官方網站所提供的定義，利率政策是指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實施的需要，適時的運 用利率工具，對利率水平和利率結構進行調整，進而影響社會資金的供求狀況，實現貨幣政 策的既定目標。利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利率政策的效應實際上也就是貨幣政策的效應或貨幣 政策的有效性。所謂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是指在既定的經濟制度、金融結構和金融制度下，貨 幣當局選擇特定的貨幣政策體系，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實現最終目標的程度和時滯[1]。

實踐證明，實施利率政策的效應與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并不能完全保持一致，即社 會公眾的經濟行為、國民經濟運行所呈現的現實反應與中央銀行實施利率政策的既定目標在 客觀上存在著兩種可能性。利率政策效應作為一種客觀變量，它有可能是好的、積極的與正 面的；但也有可能是壞的、消極的與負面的。因此，利率政策效應一般可以劃分為正效應與負效應。所謂的正效應是指，利率政策是有效 的或者有效性比較高，即實施利率政策能夠對社會公眾經濟行為與國民經濟運行產生實際作 用，進而基本實現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所謂的負效應是指，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比 較低或者是無效的，即利率政策實施并不能改變社會公眾的經濟行為與國民經濟實際運行的 軌跡，進而無法達到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實際結果甚至完全與宏觀調控預期目標 相背離。利率政策效應的這種客觀性質，通過分析我國在1994-2004年期間的利率政策實 施情況能夠得到實證。

從理論與實踐來看，中央銀行對利率水平和利率結構的調整與同期的通貨膨脹率的變動直接 相關。這種相關性可以在圖1中得到直觀的證明。為了進一步說明利率政策效應所具 有的客觀性質，分析圖1中的利率水平調整趨勢，中國人民銀行對存款類銀行機構基準 利率的調整基本上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94-1995年期間。在該階段，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克服經濟增長過熱 與抑制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上調并保持高利率水平的利率政策予以配合。隨 著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抑制與國民經濟運行實現“軟著陸”，我國的利率政策實施呈現出正效 應。

第二階段為1996-2002年期間。在該階段，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拉動內部需求、鼓 勵居民消費與克服通貨緊縮。中國人民銀行采取連續下調并保持低利率水平的利率政策予以 配合。不過，我國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與社會消費增長率并沒有進入合理的變動區間 ，而且同期的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卻接近了9萬億元。事實表明，我國的利率政策實施呈現出 零效應或者負效應。

第三階段為2003-2004年期間。在該階段，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 健康發展與防止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采取適時上調利率水平、適當拉開存貸款的利差與 規定利率浮動區間的利率政策予以配合。但是，國民經濟結構性過熱的存在與通貨膨脹壓力 不斷增加的事實表明，我國的利率政策實施呈現出零效應。

在不同的條件下，為什么我國利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會呈現出正效應、零效應與負效 應呢? 眾所周知，利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能否產生預期效果，客觀上取決于眾多制約因素。例如 制定的政策目標是否準確、政策工具的選擇是否合適、采取政策措施的時機是否恰當、各 種宏觀經濟政策是否協調、各經濟主體是否具備應有的金融意識與政策執行過程是否存在偏 差等等。然而，更為關鍵的是因為利率政策本身在客觀上具有局限性。

二、利率政策局限性分析

所謂利率政策的局限性可以這樣定義：在利率政策制定、實施與產生效應的過程中，由于各 種制約因素的影響，客觀上會使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同程度的降低，從而導致實施利率 政策的預期目標與執行利率政策后的實際效果產生一定的偏差。利率政策局限性是客觀存在 的經濟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種利率政策都有局限性，所不同的在于利率政策局限性 的大小而已。制約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基本因素包括政策時滯、政策傳導機制與中央銀行宏 觀調控能力。

(一)政策時滯的長短制約利率政策有效性

政策時滯的內涵是利率政策從制定到實施再到實際產生作用所必需的時間間隔，它一般可以 劃分為內在時滯和外在時滯。內在時滯包括認識時滯和決策時滯，一般是指作為貨幣政策操 作主體的中央銀行從制定政策到采取行動所需要的時間；外在時滯包括操作時滯和市場時滯 ，一般是指中央銀行采取行動到這一政策對經濟過程發生作用所耗費的時間。

政策內在時滯存在的原因是，中央銀行在客觀上需要時間收集信息、分析判斷形勢、決策與 制定政策措施。內在時滯的長短取決于中央銀行的分析判斷能力、采取行動的決心與制定政 策措施的效率。政策外在時滯存在的原因是，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在客觀上需要通過傳導機 制和操作變量來產生效果。外在時滯的長短取決于中央銀行操作力度的強弱以及社會各階層 現實反應的彈性變化。

利率政策有效性受政策時滯的制約是客觀存在的。運用中央銀行反應函數建立模型進行回歸 分析可以得出：我國的利率調整屬于典型的滯后調整，認識時滯和決策時滯大約為6-10個 月[2]。就是在具備全面的監測體系、完善的決策系統、科學的傳 導機制與靈敏 的操作變量的條件下，利率政策實施前后的宏觀經濟形勢也必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客 觀的變化。市場的變化，在客觀上會使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同程度的降低。因此在正常 的條件下，利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必須具備一定的前瞻性。問題是政策時滯的長短不僅難 以測算，而且它的變化極具不穩定性。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政策時滯的變化在合理的范圍內，雖然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會不同程度的 降低，但仍然屬于正效應范疇。如果政策時滯的變化超出了合理的范圍，利率政策的零效應 或者負效應則不可避免。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形勢必然會趨于惡化，而利率政策實施的 實際結果甚至完全與宏觀調控預期目標相背離。同時，由于社會經濟問題的進一步復雜化， 還會造成中央銀行在是否需要采取新的政策措施方面，難以做出果斷與科學的決策。

(二)政策傳導機制的靈敏度制約利率政策有效性

所謂政策傳導機制是指，國民經濟運行中貨幣信用活動參與者之間的有機聯系、相互作用過 程與基本因果關系的總和。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以間接調控為主。因此，政策措施的實施必 須經過各個經濟主體與各種經濟變量的傳導才能產生客觀效果。一般認為，我國目前的利率 政策傳導機制是：中央銀行制定與實施利率政策造成貨幣供應量及其結構變動引起金融 市場供求關系改變導致金融資產價格(利率)變化間接調整社會投資與消費的總量與結 構間接影響國民經濟運行。

政策傳導機制對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制約在于它的靈敏度。如果政策傳導機制相對健全并保持 比較高的靈敏度，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會產生正效應；如果政策傳導機制的靈敏度比較低或 者政策傳導在某個環節上出現問題，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會產生零效應或者負效應。這種制 約，通過分析我國在1994-2004年期間的居民儲蓄和消費的情況(表1)與全社會固定資產 投資情況(表2)可以得到實證。邵國華(2005)認為，我國的信貸傳導機制還存在很多缺 陷，還很難證明利率能夠對消費、投資和國際收支，特別是進出動產生符合政策意圖的 調節作用[3]。

分析表1的數據可以得出，居民的儲蓄和消費對于利率的變動缺乏應有的敏感度，因為制 約或者影響居民儲蓄和消費的因素很多。常見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收入水平、市場利率變動 、社會保障制度變革、民族傳統習慣等。在不同條件下，這些因素對于居民儲蓄和消費的影 響是不同的。如果居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存在不確定性或者選擇預防性儲蓄為主要目的，他 們對于利率的變動就必然缺乏應有的敏感度，從而導致利率政策有效性的下降。

分析表2的數據可以得出，各種所有制形態的企業對于利率的變動都缺乏應有的敏感度 。因為影響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因素還包括國民經濟增長預期、自有資金充足度、直接 融資方式與間接融資方式的均衡情況等。如果在經濟運行“過熱”或者“過冷”、企業融資 渠道不平等、企業趨向于直接融資方式等條件下，銀行貸款對于企業投資的約束力就會大幅 度下降，從而必然導致利率政策有效性的下降。

(三)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的有限性制約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在客觀上要求以間接調控方式為主。因此，中 央銀行能夠直接控制的貨幣信用量是十分有限的，即中央銀行對各層次的貨幣信用量的調控 能力在客觀上是逐級降低的。分析曹龍騏(1993)建立的“中國信用塔”，從我國金融市場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人民銀 行能夠直接控制的貨幣信用量只有基礎貨幣[4]。對于商業銀行信用，中國人民銀 行只能通過影 響貨幣乘數的變化來間接控制。而對于包括商業信用與民間信用在內的其他層次的貨幣信用 量，中國人民銀行僅僅能夠產生間接影響，基本上達不到控制的層面。

在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逐級降低的過程中，對于商業銀行所提供的貨幣信用量的間接控制 是制約利率政策有效性的關鍵。因為，商業銀行提供了全社會絕大部分的貨幣信用量。如果 基準利率的調整與貸款增長率的變動發生背離，利率政策產生正效應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 。這種客觀經濟現象可以在圖2中得到直觀的證明。

三、提高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思路

利率政策局限性是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因此，中央銀行進行宏觀金融調控時，既不能盲目 的擴大利率政策的效用，也不能忽略利率政策的局限性。應該重視利率政策局限性的分析與 研究，否則便不可能實現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必須強調的是，正確分析與認識利 率政策局限性的目的，在于提高利率政策有效性。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既然基本的制約 因素包括政策時滯、政策傳導機制與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那么正確處理好這些制約因素 便是提高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思路。

(一) 努力提高把握政策時滯的能力

雖然變化不穩定的政策時滯的長短難以測算，但人們對此也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我們可以 將內在時滯分解為認識時滯和決策時滯，而將外在時滯分解為操作時滯和市場時滯。對于認 識時滯而言，只要建立了完善的信息處理系統、全面的經濟監測體系與靈敏的金融預警機制 ，中央銀行完全可以大幅度的縮短正確認識市場運行態勢所必需的時間間隔。對于決策時滯 而言，只要建立了科學的決策系統并保持高效率的行政機制，中央銀行縮短制定、審批與發 布政策措施的時間是完全有可能的。

制約外在時滯長短的關鍵因素是市場運行態勢的變化與社會公眾經濟行為的改變。中央銀行 完全可以通過改善利率政策傳導機制、加強各種政策工具的綜合操作力度與迫使相關經濟變 量變動來縮短市場的操作時滯。對于市場時滯而言，中央銀行應該努力的將事前預防、事中 控制與事后調整有機的結合起來。只要有效的壓縮了社會各階層現實反應的彈性空間，市場 時滯的縮短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不斷加快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

發達國家運用利率政策的經驗表明，決定利率政策有效性的關鍵制約因素在于靈敏的政策傳 導機制，而政策傳導機制靈敏度的高低則取決于利率的市場化程度。目前我國仍然處于經濟 轉軌時期，在利率政策充分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尚不能完全具備的條件下，只有大力培育完 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加快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才能提高實施利率政策的有效性。針對居民的儲蓄和消費對利率變動缺乏應有的敏感度，我國應該建立與完善以醫療、養老 和失業為基本內容的并且能夠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與社會救助體系，同時我國還應該 大力發展消費信用。因為只有減少了其他因素對于居民儲蓄和消費的制約作用，才能夠增強 市場利率對于居民儲蓄和消費的彈性制約。

造成企業對于利率的變動缺乏應有敏感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種所有制形態企業的融資渠道 不平等與銀行貸款對于企業投資的約束力下降。因此，我國應該加快建立與完善現代企業制 度、大力改革與完善社會投融資體制、積極采用按照市場供求變化為核心的利率市場定價機 制。因為只有增強了投資利率的彈性作用，基準利率的調整才能提高對于企業投資的約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