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信息技術創新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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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具有經營機制靈活、決策迅速、反應靈敏,適應能力強的特點,在技術創新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是技術創新的生力軍和重要源泉。同時,技術創新是中小企業健康快速成長的重要動力。而目前國內中小企業技術創新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融資能力差,科技投入不足,無法突破資本稀缺的瓶頸。在以金融為核心的現代經濟中,技術創新和金融資本高度融合,沒有有效的金融支持,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就不可能獲得持續的發展。因此,研究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體系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小企業創新理論綜述

1912年,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首次提出“創新理論”這個概念。早期對創新問題的研究(包括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在內)重點集中在技術創新領域,經過不斷的豐富和發展,創新理論目前已經形成兩大主要分支:一是創新與技術經濟的結合,形成以索洛、阿羅為代表的技術創新經濟學;二是創新與產權制度的結合,形成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制度創新經濟學。此后理論界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理論的研究,是上述兩大理論流派從宏觀向微觀、從大企業向中小企業的延伸,是對中小企業進行逐步深入研究的展開。

事實上,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過程中面臨諸多困難,資金不足就是其一,而金融支持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方法。

目前國外對于中小企業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貸政策和風險投資研究兩個方面。對于信貸資金,雖然中小企業也向大企業一樣以銀行信貸為主,但是與大企業相比,很難獲得信貸資金,從而影響技術創新。對于風險投資,一些學者認為鼓勵風險投資是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鼓勵和支持創新的一項重要金融政策。另外,比較金融理論也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進行了研究。該理論從市場主導型和銀行主導型兩種融資模式的比較角度,分析了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的國別金融制度差異。

近年,中國學者也對中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及金融支持問題作過一些有益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國外理論和成功經驗的介紹和比較研究。

二、中小企業技術創新金融支持體系現狀

我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目前主要是通過國有商業銀行、中小金融機構、城市商業銀行及城鄉信用社等三大主要途徑而獲得。

1、風險投資

1985年9月,國務院批準成立了我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中創),開始在中國進行風險投資的實踐探索。1999年,國務院了《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表明了政府要大力發展風險投資,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決心。此后,各種風險投資機構爭先建立,風險投資金額不斷增加。2007年風險投資金額達到398.04億元人民幣,比2006年增加177.2%,創歷史新高。但是,我國風險投資仍處于初級階段,在風險資本總量、來源渠道、產權自由交易制度、中介服務機構建設和風險資本退出渠道等方面都存在著先天不足。

2、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

1999年5月,國務院決定成立不以贏利為目的的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通過無償資助、貼息、資本金投入等方式,鼓勵并優先支持產學研聯合創新,優先支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有高技術、高附加值和能大量吸納就業的科技創新型產業項目,用于扶持和促進各種所有制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基金首期額度為10億元,于該年6月份啟動。但是,創新基金存在支持覆蓋面低,支持對象多元化程度低的問題,而且,基金大多投向了資助項目(企業)的擴張期和成長期,種子期融資水平不足。

3、商業銀行、信用社、民營銀行

目前,我國的城鄉信用社、商業銀行和民營銀行都把中小企業作為主要支持對象,尤其是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更是鄉鎮中小企業信貸資金的主要來源渠道。此外,在人民銀行的指導下,各個國有商業銀行內部均建立了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信貸部門――中小企業信貸部,配備必要的人員,完善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功能,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投入。但是,銀行信貸支持嚴重不足,尤其是作為發放貸款的主體――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對中小科技創新的支持還很有限。

4、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

我國政府運用互保、聯保、貸款保險和多渠道籌資建立貸款擔保基金等多種形式,初步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解決中小企業貸款中抵押、擔保難的問題。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初步建立,為促進中小企業商業銀行貸款融資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不僅總體上實力過小,且在結構、經營和功能上存在較為突出的缺陷,比如缺乏有效的資金補償機制等,嚴重制約了其應有功能的發揮。

2009年上半年,中國新增貸款余額達到7.37萬億元,但對中小企業貸款僅占8.5%。據統計,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在全國貸款余額中的比重,已經從1996年11月的7.5%下降至2008年11月的3.8%;目前,有80%的中小企業主要依靠自行融資進行開辦和擴張。可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體系比較低效。

三、中小企業技術創新金融支持體系創新的路徑

1、風險投資創新

完善風險投資基金,要將政府原來的各類科技基金作為政府引導早期投資基金,開辟多樣化資金來源渠道,擴大風險資本規模,并由國際化、市場化、專業化人士投資、管理,通過杠桿效應放大資金量。

一是開辟多樣化的資金來源渠道。要強化政府風險基金的導向作用,實行寬松的準入政策,吸引大型企業集團、保險機構、金融機構等進入風險投資業。繼而允許一般企業法人和個人參與基金發起甚至基金管理,逐步發展到以銀行、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和其他類型投資基金等成熟的機構投資者出資為主階段。另外,也可引進國際資本開展風險業務,對于符合條件的風險投資機構,享受國內風險投資企業同等稅收待遇。

二是實行風險投資稅收優惠政策,擴大風險資本規模。1969年,美國政府將資本收益稅率從29%增加到49.5%,此后風險投資規模由1.71億美元降到1975年的1000萬美元。當美國政府在1978年將資本收益稅率從49.5%降至28%時,其風險投資規模迅速增至5.7億美元。可見,資本收益稅率與風險投資規模呈反方向變動關系。因此,要通過落實國家相關政策,進一步優化風險投資環境,對風險投資企業實行投資收益稅收減免等稅收優惠政策,擴大風險資本規模。

2、金融機構創新

以四大國有銀行和股市為核心的金融體系對中小企業存在“規模歧視”“所有制歧視”,使得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融資十分困難。因此,組建服務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專門金融機構,是保證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以日本為例,日本政府為了發揮中小企業的活力,綜合實施了各種相應措施,其中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國民金融公庫和工商公會中央金庫利用財政資金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具體而言,專門化的中小企業金融機構的金融實力可與中小企業相當,或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專門從事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活動,此種銀行的資產管理方式相對便捷、效率更高,對貸款質量的跟蹤監控力度也明顯強于大型商業銀行。另外,也可通過股份制中小商業銀行的整合,加快對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的改造,使其成為主要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

3、擔保體系創新

首先,盡快推出信用擔保業相關法律法規。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已初步建立中小企業的融資信用擔保體系,但由于在執行過程中涉及到的利益較多,所以不排除某些部門利用職權或職務、制度上的漏洞,也影響到了專業擔保人的合法權益。為促進我國擔保行業的健康發展,要盡快推出信用擔保業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擔保行業發展,切實保障專業擔保人的合法權益。

其次,在我國信用擔保體系試點的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總體思路是:以由政府出面成立的永久性的信用擔保公司為主體,以商業擔保和民間互助擔保為輔助,構建中央一級,省(市、區)一級,地級市一級的三級擔保體系。

另外,建立金融機構與擔保機構的互動機制。目前,國內商業銀行較多具有短視性而不愿為潛在成長性好但經營風險較大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支持,金融機構與信用擔保機構合作的實質就是控制和分散信用風險,要有效實施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商業性金融支持,建立銀行與信用擔保機構的互動機制是很有必要的。

4、資本市場創新

只有完善和成熟的金融市場,才能為科技進步提供現實有效的資金融通。2004年5月24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啟動了中小企業板塊;2009年10月30日創業板正式上市。可見,我國在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方面已經邁出了實質性步伐。但是目前中小板市場和創業板市場規模較小,市場影響力和吸引力還不夠,在資本市場上直接面向社會籌措的技術創新資金對于整個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來講只是杯水車薪。國家應盡快完善中小板市場和創業板市場的相關法律,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促進“二板市場”健康發展。此外,我國還應積極鼓勵中小企業到香港、美國NASDAQ股票市場等境外創業板上市,在獲得資金的同時,擴大企業的影響。

5、政府優惠政策創新

一是中央銀行在再貸款方面向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予以傾斜,增強它們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資金能力。二是國家以補貼的方式促使金融機構適當降低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項目的貸款利率,使中小企業可以適當低于市場利率的利率向金融機構貸款。三是改進現有的利率制度和貸款制度,建立風險與利益相對稱的信貸機制,制定適合中小企業特點的貸款條件和審批程序。四是提高國有的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份額。目前小型企業信貸部的貸款份額應占到各銀行貸款總額的1/3以上,確保中小企業有充分的融資來源。五是允許符合條件的實行股份制的中小企業以股票、債券等非信貸方式融資。

【參考文獻】

[1] 畢克新、郭文剛:中小企業技術創新金融支持體系中外比較[J].商業研究,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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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背景

國外一些國家在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方面開始的實踐比較早，這些國家不僅在政策方面給予極大的支持，而且在金融支持體系方面也在不斷創新與強化。由于各國歷史條件以及發展狀況的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術創新金融結構支持體系。而且，在特定的時期呈現出一些明顯的特征，這些特征正是促使本國經濟技術、金融結構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金融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以美國為例

美國在20世紀工業化發展末期階段著重向高技術產業發展，正是在信息高技術產業的推動下，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煥發出新的經濟增長點——高新技術產業。由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特性，因此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本。此時，美國的金融資本結構難以滿足發展的需求，由此催生出了“金融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風險投資融資模式。此外，美國政府在推進技術創新發展的進程中也展現出關鍵性的作用。二戰后美國政府通過建立寬松的法律法規環境、擴寬風險資本的渠道、多種優惠稅收政策、日趨完善的金融資本市場等來適應技術創新發展的要求，從而加快促進美國企業技術創新產業的進步。（詳見表1）

三、“銀行中介”主導型金融體系——以日本為例

日本在二戰結束后，國內的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經濟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為此日本政府要大力提升經濟實力。在發展過程中，日本企業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企業資金的內部積累嚴重匱乏，同時證券市場不發達，企業只能依賴于向銀行申請融資。因此，日本就形成了獨特的以“銀行中介”為主導的金融支持體系。該方式通過間接融資把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有機的組織起來。同時，為了解決間接融資與企業技術創新的不匹配關系，日本除了建立商業銀行體系、發展民間的金融融資機構解決企業“資金難”問題以外，還在政策、法律、信用擔保、資本市場等方面為企業技術創新的發展提供必要支持。（詳見表2）

四、結語

雖然各個國家的金融發展模式不同，但是每一個國家都能夠根據本國技術創新的要求來不斷完善金融結構的支持功能，在充分展示自身金融支持體系長處的同時，又能通過有關的政策措施來彌補自身存在的一些劣勢，為技術創新提供系統性的支持。因此，對于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要注意如下幾點：首先，要建立完備的法律法規來對企業的技術創新給予支持和保障。其次，要充分重視政府政策性金融對于企業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的影響。再次，要建立企業信用方面的擔保制度來有效地降低企業資本融資的風險。最后，要不斷拓寬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來為企業的資本融資進行服務。

參考文獻：

[1]林德發.我國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的現狀分析[J].生產力研究,2009（21）.

[2]王朝暉,孫伍琴.不同金融體系下技術創新的跨國比較[J].工業技術經濟,2009,28(4).

[3]程貴.技術創新與金融結構關系的研究進展[J].財金研究,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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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過程是一個漫長而又充滿風險的過程,中間需要經過多次驚險的飛躍,必須有妥善的金融安排和支持,使技術創新獲取發展所需要的充裕資金。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是整個經濟快速發展的推動器。現代金融體系通過提供風險管理、信息處理、資源配置、清算和支付等功能來促進技術創新活動。從世界各國科技與經濟發展的演進過程看,政策重點逐漸由促進科技的發展轉向促進自主創新,各國政府為刺激經濟發展,趨向于更積極地推動和指導技術創新,并努力將科技政策和產業政策、金融政策整合為一體而構建金融支持政策。

就中國而言,2006年1月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提出我國科技工作的指導方針是:“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這一方針,既是對以往科技方針的繼承和發展,又體現了新時期新階段對科技發展的新要求。這16字指導方針的核心是“自主創新”。而“自主創新”離不開金融的大力支持。

一、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的基本渠道

從中國的當前現實情況看,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主要有三種基本渠道:一是政府財政資金支持;二是金融機構信貸資金支持;三是創業資本和股票融資等直接金融支持。

1.技術創新的政府財政資金支持。一般說來,社會產品有三種基本類型: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準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可通過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組織生產,用市場交換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的消費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由市場提供時會出現效率損失,因而一般由政府直接提供;準公共物品的特性介于前兩者之間,一般由政府和市場混合提供。技術創新活動的主要成果——技術知識和信息在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利用它獲取收益具有非競爭性。因此,技術創新的社會產品具有一定的準公共物品屬性,需要由政府財政資金介入。同時,技術創新的準公共產品屬性會隨著新產品和新工藝誕生所經歷的不同階段而發生變化。一般來說,當技術創新過程到達應用階段時,受專利保護創新成果可視為私人產品,成為基本上由市場激勵的范疇。基于上述理由,政府財政資金支持的技術創新領域主要應該是外溢性大的基礎性領域。政府財政資金支持主要指國家通過各種財政撥款或有關信貸優惠政策對技術創新活動進行資金支持。國外大量的實踐表明,一般來說,政府在技術創新活動中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是公共性較強的技術創新活動領域,主要有:(1)大部分創新得以產生的基礎研究。(2)技術創新活動依賴的基礎設施建設。(3)社會收益往往遠大于私人收益的戰略導向性產業的技術創新。(4)有利于增強國防競爭能力的特種技術創新。(5)有益于全社會的創新擴散活動。我國的財政資金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技術創新產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但是,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財政已由投資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化,這種方式比重有所減少。

2.技術創新的金融機構信貸支持。信貸資金是銀行等金融機構以信貸方式積聚和分配的貨幣資金。對需要大量資金的技術創新活動來說,信貸資金具有重要作用。技術創新的金融機構信貸支持可通過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來實現。商業性金融機構根據自身利益要求和收益性、安全性與流動性的原則對競爭性行業的技術創新項目進行評估篩選,將資金投放到預期收益較高而風險適當的技術創新項目上,并根據資金價格進行資金的配置,促使資金從相對低效的部門或企業轉移到高效的部門或企業,從而使那些預期收益好、發展潛力較大的技術創新行業或企業直接獲得相應的資金支持。而政策性金融機構將金融手段與財政手段有效結合起來,綜合兩者的優勢,通過政府資金來吸引民間資本投入科技創新,從而能更好地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我國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對技術創新的支持主要以政策性貸款支持和商業性貸款支持為主。其中,政策性貸款支持表現為科技貸款、科技風險開發投資基金等,而商業性貸款支持即金融機構貸款是科技經費的重要資金來源。

3.創業資本和股票融資等直接金融支持。創業投資有時也稱為風險投資,按照1996年OECD研究報告《創業投資與創新》中的定義,創業投資是一種投資于未上市的新興創業企業并參與管理的投資行為。創業投資的實質是通過投資于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群,將其中成功的項目出售或上市,以實現所有者權益的變現,從而不僅彌補失敗項目的損失,還可以使投資者獲得高額回報。創業投資的出現彌補了傳統金融體系的不足,在傳統融資方式之外,為科技企業的技術創新資金供給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它通過向風險較大的高科技產業投資,并借助技術和金融專家直接持股、參與管理和創業投資整體變現的方式獲取較高的投資收益。大量的事實表明,創業投資能夠將各投資主體融為一個有機整體,使投資的風險與收益在各主體之間合理配置,保證企業技術創新獲得足夠的資金,進而持續有力地推動技術創新的發展。而依靠股票融資的技術創新企業受到的利潤壓力很大,一旦預期的利潤沒有達到,企業股票的價格就會下跌,企業進一步融資的困難就會加大。因而股票融資方式對新技術的適用性有一種事后篩選和淘汰的機制,只有那些迅速得到市場承認的技術才能生存下來,這也是保證創新能夠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重要機制。我國創業投資和股票融資盡管已經有很長時間的歷史,但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種種的困難,使其潛在的效能未能得到應有的發揮。

在中國,政府財政資金支持和金融機構信貸支持渠道中的政府資金在科技經費投入中還發揮著主導作用。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力度還不夠,特別是民間資本通過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的支持還遠遠不夠。目前,中國已形成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同業拆借市場等在內的金融市場格局,但專門服務于技術創新的金融市場很不健全,金融業對科技投入在融資方式及總體規模上仍十分有限。而同期債券融資、創業投資、投資基金、信用擔保以及政府引導下的銀企合作等新的科技投資方式僅處起步階段,這些遠遠不能滿足企業部門技術創新日益增加的資金需求。中國技術創新金融支持模式的改革方向是將一部分有資金實力的、非政府的投資主體引入技術創新領域,同時吸引、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使技術創新的主體多元化、融資渠道多樣化。

二、民間資本參與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的國際經驗

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是在經濟運行中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某些技術創新的資金需求特征并取得成功績效的金融支持渠道和金融支持方式組合。由于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的三種渠道中,金融機構信貸資金支持、創業資本和股票融資等金融支持涉及民間資本運作,其中前者屬于間接融資支持,后者屬于直接融資支持。因此,在民間資本參與的情況下,技術創新金融支持問題就轉化為選擇以間接融資支持為主的模式,還是以直接融資支持為主的模式,或者是兩者并重的模式。從國外實踐經驗看,民間資本參與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實質上是技術創新模式和金融體系模式共同作用的結果。

1.技術創新與金融體系的基本模式。從國際經驗來看,技術創新有兩種基本模式,分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技術領先者發展模式和以日本為代表的技術追趕者發展模式。技術領先者依靠自己在基礎研究中的優勢,沿著“研究—開發—工程管理”的軌跡前進,不斷發明創造出新的產品和工藝方法,從而控制技術的發展方向,占據技術發展的制高點。一般來說,創造技術帶來的超額利潤大,其優勢的維持時間也比較長。技術追趕者主要進行以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和改進為主的模仿式技術創新,沿著與技術領先者相反的運動軌跡前進,即“工程管理—開發—研究”的路徑。模仿技術創新根據市場需求引進技術,可以享受“技術搭車”的優勢,較快實現追趕。但模仿型技術創新缺乏創新,在技術發展上受到制約。

世界國家的金融體系大致可分為兩類: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市場主導的“基于法律的體系”和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銀行主導的“基于關系的體系”。市場主導的“基于法律的體系”中,企業融資方式是多元化的直接融資,對商業銀行信用的依賴性不強,投資者與被投資者之間有著長期的合作關系,并靠隱性的自我強制合同與信用來維持,這種長期關系能夠減少信息不對稱和降低管理成本;銀行主導的“基于關系的體系”中,企業融資方式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資本通過債權和股權結合的方式滲透到產業資本中。必要時,銀行資本能夠對企業治理結構產生直接的影響,甚至掌握企業的控制權。

2.技術創新模式與金融體系模式的相互作用。在技術創新過程中,技術領先者承擔的創新失敗風險很大,因而追求穩定收益的傳統銀行機構對其發放貸款十分謹慎。同時,信貸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會導致較高的交易成本,并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這使得技術領先者多傾向于以直接融資為主的“基于法律的體系”的金融支持。與“基于關系的體系”相比,“基于法律的體系”通常需要透明與大量的信息披露,因而監管成本相對較高;“基于法律的體系”中股權變動頻繁、投資周期較短,具有較強的資金優化配置功能。近30年來,信息技術革命肇始和發展于美國也并非偶然,以NASDAQ為代表的新興股市和蓬勃發展的風險投資等金融革命直接帶動了民間資本參與信息領域的技術創新,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推動作用。風險投資機制不僅是對傳統銀行制度的超越,也是對傳統證券市場制度的超越,它為美國技術創新引入全新“引擎”,從而使美國引領信息技術創新的世界潮流。

技術追趕者則以間接的信貸資金支持為主要融資渠道和方式。從日本和德國的歷史實踐看,原因在于這些國家資本市場不夠發達,直接融資需要嚴格的條件,賴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基于關系的體系”也就成為技術創新融資的必然選擇。明顯的例子是日本的主銀行系統和德國的全能銀行系統。這種體系的監督功能完全由銀行來完成,是一種以銀行為中心、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二戰后,日、德兩國在艱難的資金匱乏的經濟復興的核心原因就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模式和技術創新模式的匹配。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民間資本采取這種金融體系進行技術創新融資是一種很好的選擇。

大量的實踐證明,在不同的法律和市場條件下,市場主導的“基于法律的體系”與銀行主導的“基于關系的體系”都是有效率的。從全球的發展趨勢來看,市場主導的“基于法律的體系”與銀行主導的“基于關系的體系”有相互融合的趨勢。在美國和英國,一些保險公司、養老基金開始直接介入公司的監督運行并向其提供后續融資。而日本和德國也大大加速了證券市場的發展,銀行和企業的關系開始向更為松散的融資形式發展。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使競爭在世界范圍內展開,兩種金融體系將在更深的層次上相互借鑒并相互融合。

三、民間資本參與中國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方略

1.民間資本參與中國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的模式選擇。當前我國相關金融市場存在制度性缺陷,市場結構、金融工具等單一、僵硬,不能夠滿足民間資本參與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要求。其中的主要弊端表現為:(1)金融業務上的不匹配。目前我國以追求資產安全保值為主要目標的傳統金融業務對于具有高風險的技術創新的推動作用是相當有限的。(2)金融組織結構上的不匹配。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是以大銀行為主,缺少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中小型金融機構。(3)資本市場結構上的不匹配。目前,我國證券市場層次單一,不同風險偏好的企業都集中在一個較高標準的主板市場上市、缺乏其他可供創新型中小型企業選擇的直接融資渠道。這種單一的資本市場結構不僅不能滿足各個層次的融資者和民間投資者的需求,而且導致資本市場金融資源的錯位配置。

在民間資本大量參與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技術創新金融支持模式的選擇要從歷史的背景和“路徑依賴”的角度對技術創新模式和金融體系模式及其相互作用進行通盤考慮。民間資本參與中國技術創新

的金融支持目標模式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融合兩種模式于一體的模式,而不是對某種具體模式的照搬。不論是英、美的市場主導的“基于法律的體系”,還是日、德的銀行主導的“基于關系的體系”本身都在發生變化,都不應是中國金融體系的目標模式的選擇。受法律體系的不健全,證券市場起步較晚、發展緩慢等現實條件的制約,科技企業較多地實行股權融資方式短期內還不太可能。與此同時,由于大量不良債權的負擔,銀行經營有較大風險,繼續太多地依賴銀行融資也不現實,必須大力發展傳統的股權融資、債權融資和創業投資。在中國13億元左右金融資產總量的大部分仍然在銀行體系中的現實下,我們應該進行兩元發展,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并舉,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并重,不可偏廢一端。核心在于運用市場化機制,推進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兩種金融支持模式的協調發展。

2.民間資本參與中國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策略。

為了促進技術創新的順利發展,必須采取綜合措施,建立完善能夠民間資本參與技術創新對金融支持豐富多樣的要求。就目前而言,促進民間資本參與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策略應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建立健全關于促進民間資本參與技術創新金融支持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現有的《公司法》、《證券法》、《商業銀行法》等多種法律、法規、條例,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對金融機構業務、金融工具運用等存在諸多方面的限制性規定,嚴重制約了民間資本參與技術創新的金融支持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有關部門應該及時修改這些法律法規,為民間資本通過金融支持加強技術創新創造有力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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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發展與技術創新之間關系的研究源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經濟學一般認為金融發展終將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兩個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Levine，1997）。Hicks（1969）認為英格蘭的金融體系在為巨大工程籌集資本進而引發工業革命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作用，Schumpeter（1912）主張功能良好的銀行通過甄別并向最有機會在創新產品和生產過程中成功的企業家提供融資而促進技術創新。20世紀80年代，隨著內生經濟理論的發展，有關金融發展通過技術創新渠道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也隨之不斷深入。在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的增長模型中，金融體系功能通過改變技術創新率最終影響穩態增長，這些文獻將研究重點都集中在新生產過程和商品的創新上。此外，持有可分散風險且具有創新意義的項目所發行的股票，不但可以減少風險，而且還能促進全社會對創新活動的投資（King和Levine，1993）。因此，金融系統的風險管理功能有利于促進技術創新（Saint和Paul，1992）。在實證研究方面，大多數文獻均以生產率作為技術創新的指標，通過討論金融發展和生產率之間的關聯性來判斷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技術創新機制。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的研究基礎上，利用77個國家1960-1989期間的面板數據，實證驗證了金融發展水平對于長期生產率增長的預測能力。Levine、Loayza和Beck（2000）的實證研究表明：金融對長期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不在于提高資本存量。

國外關于金融發展促進技術創新的研究成果對我國自主創新戰略具有積極的啟示，也得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孫伍琴（2004）、李建偉（2005）、王永中（2006）和彭文平（2007）等從理論角度分析了金融發展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在實證研究方面，張軍和金煜（2005）使用中國的省份面板數據，檢驗并發現1987-2001年中國改革以來金融深化對生產率具有顯著的正的影響。沈能和趙建強（2005）、劉鳳朝和沈能（2007）對我國金融發展與技術進步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相近的結論：我國金融規模與技術進步正相關且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但金融效率與技術進步負相關且不存在任何因果關聯。

國內研究多從金融中介角度實證研究金融發展與技術創新之間關系，本文擬從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兩個方面進行實證研究。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我國技術創新率進行估計；第三部分介紹了計量模型中解釋變量及其度量方法；第四部分建立計量模型進行相關性估計并分析；第五部分得出結論。

二、我國技術創新的測度

在檢驗“技術創新”渠道的實證研究中，早期研究將索洛余值定義為全要素生產率（TFP）以反映生產者的技術水平。根據索洛模型，產出的增長扣除投入增長之外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索洛增長核算假定所有生產者在技術上都充分有效，顯然不完全符合經濟現實，隨著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深入分析和分解，前沿技術分析逐步被發展起來并得到廣泛應用。該方法允許生產者存在技術無效率，將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前沿技術和技術效率，前者刻畫某一時期所有生產者最優生產技術，技術進步表明了生產可能性邊界隨時間變化的軌跡，后者描述個別生產者實際生產技術與最優技術的差距，一個企業在等量要素投入條件下，產出與最大產出的距離。而隨機前沿分析（SFA）和數據包絡分析（DEA）是分解前沿技術和技術效率的兩種最主要的方法。

傅曉霞和吳利學（2007）利用1978-2004年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數據分別應用SFA和DEA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和分解，結果表明：由于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諸多隨機擾動和不可觀測因素，特別是位于生產率前沿的東部發達地區受體制轉軌和國際市場環境等不完全可控因素的影響更為突出，SFA可能比DEA更為適用，其結論也更為可靠。因此，本文運用SFA方法來測算我國技術創新率。

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中，采用形式靈活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主要有3個優點：一是允許要素間替代彈性可變；二是允許存在非中性的技術進步，將技術進步分解為一個共同項和一個隨不同地區和時間而變化的特質項；三是可以方便地將 TFP增長率分解為技術進步項、生產效率變化項，以及規模效率變化項。

假定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資本和勞動，采用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形式為：

1nyt=?茁0+?茁11nkt+?茁21nLt+?茁31n2kt+?茁41n2Lt+?茁51nkt?鄢1nLt+?茁6t+

其中1nyt是第t年的對數產出，1nkt是第t年的對數資本投入，本文用固定資產投資來衡量，數據來自《中國經濟統計快報》；1nLt是第t年的對數勞動投入，本文以城鎮單位就業人數衡量；t是時間趨勢，表示技術變化。由于我們的目的是測算技術創新，即前沿面技術，故對技術效率、生產無效率項沒有進行進一步分析。

其中?茁6+2?茁7t表示純粹的技術變化，是所有地區面臨的共同的技術進步率，這是因為技術外溢使每個地區都面臨相似的前沿技術水平；?茁8t1nkt+?茁91nLt表示非中性的技術進步，隨不同的時期而變，因為有些技術是通過“干中學”獲得的，這種學習能力因各種原因而有所差異，而且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并用極大似然估計方法對上面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進行回歸，計算出技術進步率。從圖1的變化趨勢看，我國技術進步增長率整體趨勢都是在不斷提高，1995年和1999年增長較快，隨后都比較平穩，增速趨緩，近兩年略有下降。

三、解釋變量的選取及其度量

要研究我國金融發展與技術創新的關系，首先要對金融中介、金融市場和技術創新分別建立衡量指標，以進一步分別考慮它們兩者之間的關系。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針對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場提出反映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實證所需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局網站、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1、金融深度指標

Goldsmith提出金融相關率作為金融發展程度的衡量指標，是指一定時期內社會金融活動總量與經濟活動總量的比值。貨幣化程度越高，金融深化特征越明顯，金融發展越快。衡量金融中介的總體規模，使用學術界廣為認同的貨幣化指標，等于全部金融中介體的流動負債與季度GDP的比率。全部金融中介體的流動負債實際上就是M3，但由于我國缺乏M3的統計數據，故用M2替代。

2、金融效率指標

即存款銀行貸款對名義GDP的比率，更能直接反映金融中介發展水平的指標，在反映金融效率方面，銀行向私人部門貸款與信貸總額的比值指標則更加適合（King和Levine，1993）。但由于缺乏宏觀金融指標的官方統計數據，當前可供選擇的指標只有全部信貸與GDP的比值。

3、資本化率

用來反映股票市場的規模，等于流通股市價總值與GDP的比率。由于大部分國家股和法人股并沒有上市流通，不具備股票市場信息收集、風險分散等功能，只有社會公眾股才能真正代表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規模和水平，股票市場規模越大，募集資金和分散風險能力越強，所以本文選擇流通市值而不是市價總值。此外，流通股市價總值是某一時點值，而可獲得的是上交所和深交所月末股票流通市值，我們先加總上交所和深交所流通股票每個月的月末值，得到各月的流通股市價總值，再對每個季度三個月的月末流通股市價總值求算術平均即得各季的平均流通股市價總值。

4、周轉率

等于該季度的股票總成交金額除以該季度的股票流通市值，反映了股票市場的流動性，金融系統能夠為技術創新提供風險分散和提高流動性的機制，而股票市場的風險分散和提高流動似乎有更大的優勢，因此我們把股票市場的流動性指標放入模型中進行考察，以檢驗股票市場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同時高換手率意味著相對低的交易費用，能夠反映了金融市場發展。

四、金融發展與技術創新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及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季度數據以增加樣本數量，但會導致時間序列隨季節呈現有規律的波動。為消除季節的影響，采用移動平均比率法對DEPTH、DEBT、CAP和TURN進行調整，使得不同季度之間的數據具有可比性。此外，將時間序列轉換成相應的對數系列LTECH、LDEPTH、LDEBT、LCAP和LTURN，以克服數據的異方差性。為了判斷金融發展與技術創新之間可能存在的協整關系，需要先判斷各序列的單整階數，為此采用單位根檢驗。表1給出了單位根檢驗的ADF統計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ADF統計量均無法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進一步對各序列的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在1%的顯著水平下，檢驗發現它們的差分序列已是平穩過程。因此，可以判定各序列都是1階單整過程。因而在此基礎上可以繼續檢驗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

（注：檢驗類型中的c和t表示帶有常數項和趨勢項，k表示所采用的滯后階數。）

表2給出了技術創新率與金融深度、金融效率的協整關系的Johansen檢驗結果。無論是跡檢驗還是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TECH 與LDEPTH、LDEBT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我們取標準化協整向量，其協整關系的估計方程為：

LTECHt-0.117LDEBTt-0.817LDEPTHt+4.690=u1t

其中u1t為平穩序列，它表示協整關系當中的動態偏差，常數項表示技術創新率與金融深度、金融效率的尺度差異。經濟時間序列的協整組合一般具有明顯的經濟含義，它表示這些經濟變量的趨勢成分之間具有穩定的影響關系，這種長期影響關系經常表示經濟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因此，技術創新率LTECHt和金融深度LDEBTt、金融效率LDEPTHt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且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而且金融深化對技術創新的貢獻更大。

表3給出了技術創新率與股票市場的資本化率與周轉率金融深度、金融效率的協整關系的Johansen檢驗結果：無論是跡檢驗還是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TECH與LTURN、LCA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我們取標準化協整向量，其協整關系的估計方程為：

LTECHt-0.042LTURNt-0.232LCAPt+3.191=u2t

協整檢驗表明，技術創新與股票市場的資本化率、周轉率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且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技術創新”角度出發，以技術進步率作為技術創新的變量，討論了金融發展和技術創新的關聯性，并得到如下結論：第一，通過對我國的TFP進行估計，并分解門出技術進步率。結果顯示：我國技術進步增長率整體趨勢都是在不斷提高，1995年和1999年增長較快，隨后都比較平穩，增速趨緩，近兩年略有下降。第二，金融中介的發展與技術創新有著長期的正相關關系，金融深化、銀行信貸規模的擴大都對技術創新產生拉動作用。第三，股票市場的發展與技術創新之間存在著長期的正相關性，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便利股票的交易對技術創新的推動作用大于擴大股市規模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的結論可以用來支持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技術創新”途徑。

（注：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基金編號：06BTJ009。）

【參考文獻】

[1] 張軍、金煜：中國金融深化和生產率關系的再檢驗：1987-2001[J].經濟研究，2005（11）.

[2] Aghion，P.、P：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M].Econometrica，1992.

[3] F?re， R. ：Fundamentals of Production Theory[J].Lecture Notes in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al Systems，1998.

[4] King，R. G. and R：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

[5] Levine，R.：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M].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Elsevier Science，2005.

篇（5）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4-0014-08

一、引言

我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核心在于以構建創新型國家為戰略目標，走“創新驅動、內生增長”之路。考慮到技術創新的重要作用，我國政府開始實施一系列鼓勵技術創新的政策，包括國家“863”計劃、“973”計劃和“火炬”計劃，大大增強了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同時，國務院于2006年印發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指出為了“營造激勵自主創新的環境，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科技投入、稅收支持、金融支持、政府采購、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創造和保護知識產權、人才隊伍、科技創新基地與平臺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予以配合。由此可見，金融發展對于技術創新至關重要，對兩者關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前，我國正著力改革銀行體制，推動資本市場創新，擴大保險市場規模。但值得指出的是，銀行體系、資本市場以及保險市場對技術創新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①，厘清這三個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提升中國技術創新能力的不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考慮到我國省級地區經濟發展的空間相關特性，本文采用空間面板計量分析方法，在綜合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個方面的基礎上，結合研發投入、外商直接投資及人力資本等因素，全面深入地剖析中國金融支持技術創新的現狀，以期為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特別是為提高金融支持技術創新的效率，提供有效的對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其實現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制度環境、研發投入、人力資本、國際貿易等。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以及金融發展理論的觀點，金融體系主要通過動員儲蓄、配置資源、提供清算支付、風險管理、提供信息以及監督激勵等功能來推動技術創新。熊彼特（Schumpeter，1934）強調了金融發展對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指出銀行通過甄別把資金提供給最具新產品研發能力的企業，從而推動技術創新。希克斯（Hicks，1969）指出，金融體系通過把流動性金融證券轉化為長期投資，為經濟增長提供大量長期資本，進而使技術創新成為可能。庫利和史密斯（Cooley和Smith，1991）認為，金融市場通過建立各種建議制度，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從而促進企業的專業化、技術創新和在干中學習，他們關于金融市場促進技術創新的觀點得到了格羅斯曼和埃爾普曼（Grossman和Helpman，1991）、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和Howitt，1992）、格林伍德和史密斯（Greenwood和Smith，1997）的支持。圣保羅（Saint-Paul，1992）認為，金融市場所提供的風險分散和對沖服務，消減了風險厭惡型的行為人對低投資靈活性的顧慮，進而促使他們選擇具有高生產率的新技術進行生產。格林伍德和約萬諾維奇（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指出，金融體系可以篩選出最具潛力的企業經理，從而有效引導資本配置。進一步地，金和萊文（King和Levine，1993）從監督公司管理者并形成公司治理這一金融功能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上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他們指出金融機構對企業家所進行的風險性創新活動進行評估并提供資金，因此，金融機構對于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具有重要作用。富恩特和馬丁（Fuente和Martin，1996）的研究并沒有側重于對企業家技術創新能力進行事前評估從而避免逆向選擇，而是側重于對企業家技術創新能力進行事中或事后監督從而防止道德風險的產生。拉揚和津加萊斯（Rajan和Zinganles，1998）認為，運行良好的金融體系能夠減少企業獲得外源融資的障礙，更加依賴外部融資的企業在金融發展中尤其受益，經濟因新興產業的大力發展而提高了增長率。此外，伊頓和科圖姆（Eaton和Kortum，1996）指出，國際技術外溢是促進技術創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國際技術外溢程度取決于東道國本身的技術吸收能力，而金融發展又是影響技術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赫米斯和蘭辛克（Hermes和Lensink，2003）、阿爾法羅（Alfaro，2004）等都認為東道國的金融市場效率是影響其技術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韓廷春（2001）指出，與金融發展相比，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才是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但是他并沒有對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孫伍琴（2004）從金融功能的角度出發，研究了不同金融結構對技術創新的作用。劉鳳朝和沈能（2007）采用Geweke分解檢驗及協整分析方法，實證檢驗了中國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因果關系與動態演進，研究結果表明，在長期中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之間存在均衡關系，不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金融規模和技術進步之間存在正向關系，同時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葉耀明和王勝（2007）以長三角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金融中介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得出了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中介對技術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的結論。王莉（2008）基于信息、風險以及公司治理三個維度比較了兩種金融結構促進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的創新活動的差異，同時指出銀行和市場在支持創新方面并沒有絕對的優勢差異，一國的創新和經濟增長需要更加多元化的金融結構和更高的金融總體發展水平。姚耀軍（2010）基于新熊彼特增長模型，采用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金融中介發展與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發展可以推動技術進步從而促進經濟長期增長。錢水土和周永濤（2010）采用2000―2008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運用分位數回歸方法，對金融發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發展與人力資本對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均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并且在跨過某一分界點之后，金融發展和人力資本的系數值迅速提高；然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作用并不顯著；同時，研發投入對技術進步的系數變化曲線呈現斜向上的“W”型，但從整體來看，研發投入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將會越來越好。

綜上所述，關于金融發展和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國內外許多文獻均從全國和地區兩個層面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但是，迄今為止，鮮有文獻采用空間面板計量分析方法，對中國金融發展促進技術創新的空間效應進行研究。考慮到中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地區差異性以及經濟增長中可能存在的空間依賴性，本文利用空間面板計量分析方法，綜合銀行、證券和保險這三個主要渠道，兼顧研發投入、外商直接投資、人力資本，以中國省級數據作為樣本，對金融發展和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以期得到符合實際的結論，從而為中國未來經濟協同發展提供經驗和政策思路。

三、空間計量方法與實證模型

在經濟增長中，勞動力轉移、技術擴散以及資金流動等問題可能會導致變量間的空間相互作用。但是，傳統的面板計量模型卻沒有考慮到經濟增長中包含的空間自相關性。因此，如果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直接運用傳統的面板計量模型，把不同的經濟體當作互相獨立的個體，而忽略了它們在空間上的相互依賴性，則會產生建模失誤以及有偏估計等問題（吳玉鳴，2006；安瑟蘭，2009）。鑒于此，本文根據空間統計學和空間計量經濟學原理，嘗試采用空間面板計量模型來進行研究。空間計量經濟分析的一般思路是：利用空間統計分析Moran I指數法檢驗各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空間依賴性；如果存在空間依賴性，則建立空間計量經濟模型，進行空間計量估計和檢驗；如果不存在空間依賴性，則建立傳統的面板計量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

（一）空間相關性檢驗

目前，我們一般采用莫蘭（Moran，1950）提出的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 I來判斷各地區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Moran I的定義是：

[Moran I=i=1nj=1nWij（Yij-Y）S2i=1nj=1nWij] （1）

式中，[S2=1ni=1n（Yi-Y）]；[Y=1ni=1nYi]；[Yij]表示第[i]個地區的第[j]次觀測值；[n]表示地區總數；[Wij]表示二進制的鄰接空間權值矩陣，意味著其中任意元素使用鄰接標準或距離標準，旨在定義空間對象相互鄰接關系。本文根據相鄰距離設定權值即：

[Wij=1，區域i和區域j相鄰0，區域i和區域j不相鄰 i，j=1，2，???，N，i≠j] （2）

根據數據的分布，計算狀態分布Moran I的期望值為：

[En（I）=-1n-1]

[VaRn（I）=n2w1+nw2+3w20w20（n2-1）-E2n（I）] （3）

式中，[w0=i=1nj=1nwij]；[w1=12i=1nj=1n（wij+wji）2]；

[w2=i=1n（wi.+w.j）2]，[wi.]與[w.j]分別為空間權值矩陣的[i]行與[j]列之和。

根據公式（4）可以檢驗出[n]個地區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關系：

[Z（d）=Moran I-E（I）VaR（I）] （4）

如果Moran I正態統計量[Z（d）]值都大于正態分布函數95%（99%）置信水平的臨界值1.65（1.96），那么意味著該指標的統計觀測值在空間分布上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關系（即空間依賴性）。更進一步地，在二維平面上，繪制空間相關系數Moran I指數的散點圖，可以把各個區域的這個指標分為四個象限的集群模式，用來清晰地識別出一個區域與其鄰近區域之間的關系。其中，第一象限是“高―高”組合，意味著該指標高統計值的區域被同是高統計值的區域包圍；第二象限是“低―高”組合，意味著該指標低統計值的區域被高統計值的區域包圍；第三象限是“低―低”組合，意味著該指標低統計值的區域被同是低統計值的區域包圍；第四象限是“高―低”組合，意味著該指標低統計值的區域被同是低統計值的區域包圍。

（二）空間計量模型

本文采用了考慮空間效應的空間常系數回歸模型，包括空間滯后模型（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EM）。SLM與SEM的主要區別在于：SLM研究因變量在各個子區域的空間相關性，考察變量在一個區域是否存在溢出效應；SEM則研究存在于誤差擾動項中的空間依賴性，考察鄰近區域對因變量的誤差影響對于本區域觀測值的影響程度。

SLM把因變量引入空間加權矩陣修正經典回歸模型，其形式為：

[y=ρWy+Xβ+ε] （5）

式中，[y]表示因變量；[ρ]表示空間自回歸系數；[W]表示[n×n]的空間權重矩陣；[X]表示[n×k]的外生解釋變量矩陣；[Wy]表示空間滯后因變量；[ε]表示隨機誤差項。

SEM在誤差修正項中引入空間加權矩陣來修正模型，其形式為：

[y=Xβ+εε=λW+μ] （6）

式中，[β]為參數，表示自變量[X]對因變量[y]的影響；[λ]表示[n×1]的截面因變量的空間誤差系數，用來衡量樣本觀測值的空間依賴性，即相鄰區域的觀測值[y]對本區域觀測值[y]的影響方向與程度；[ε]表示隨機誤差項；[μ]表示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向量。

（三）實證模型建立

本文所構建的實證模型如下：

[lnINVit=a0+α1lnSTPit+α2STEit+α3FDit+α4FDIit+α5HCit+εit] （7）

式中，[i]表示地區；[t]表示年份；[INVit]表示技術創新水平，用專利申請量來衡量；[STPit]表示科技活動人員數；[STEit]表示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支出；[FDit]表示金融發展水平②；[FDIit]表示外商直接投資；[HCit]表示人力資本水平；[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本文根據SLM和SEM空間估計方法，分別建立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同時與傳統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比較。

1. 空間滯后模型為：

[lnINVit=ρWlnINVit-1+a0+α1lnSTPit+α2STEit+α3FDit+α4FDIit+α5HCit+εit]（8）

式中，[W]表示[n×n]的空間加權矩陣，意味著不同地區在地理上的相鄰關系；[ρ]表示反映觀測值空間依賴性的系數；[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2. 空間誤差模型為：

[lnINVit=a0+α1lnSTPit+α2STEit+α3FDit+α4FDIit+α5HCit+εitεit=λWεit+μit （9）]

式（9）采用了與式（8）相同的空間加權矩陣；[λ]表示反映空間依賴對誤差項影響程度的系數；[μ]表示隨機擾動項。此外，鑒于空間相關性的存在，采用傳統的OLS方法估計空間滯后模型，不但是有偏的，而且不一致；同時采用OLS方法估計空間誤差模型雖然是無偏的，但不具備有效性。為了克服這一缺陷，本文使用針對空間面板模型的極大似然估計方法（埃洛斯特，2003），同時使用對數似然函數值（Log-Likelihood）來判斷模型的有效性。

四、實證分析

（一）指標及數據說明

1. 技術創新。技術創新（INV）是因變量。綜觀現有文獻，尚無直接衡量技術創新的指標，專利申請量或授權量是常用的近似指標。鑒于專利局審批專利到授權存在較長的滯后性，專利授權量不能及時反映各區域的技術創新產出，因此本文使用專利申請量作為技術創新的指標。

2. 金融發展。金融發展（FD）是主要的自變量，一般采用三類指標來衡量。（1）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市場。周立（2002）選用金融市場化比率作為衡量金融中介發展水平的指標；張軍等（2005）提出非國有企業的貸款規模與GDP的比值是衡量金融中介發展程度較為合適的指標；林毅夫（2006）則認為由于我國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發展模式，因此應該用中小銀行的市場份額來衡量銀行業機構的優化程度；姚耀軍（2009）指出私營企業與個體貸款之和占總貸款的比重可以合理地衡量我國金融中介發展程度③。本文借鑒張軍（2005）等的做法，采用非國有企業貸款與GDP的比值來衡量我國金融中介發展程度④。（2）以股票和債券為主的直接融資市場。由于債券數據較難獲得，本文選擇股票總市值與GDP之比來衡量。（3）新興的保險市場。考慮到保險市場各個指標之間的相關性以及原始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保費收入與GDP之比來衡量。

3. 其他指標。外商直接投資（FDI）用各區域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額與名義GDP的比值來衡量；人力資本（HC）用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來衡量⑤；科技活動人員數（STP）和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支出總額（STE）⑥的含義如前文所述。相關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通過對模型（7）的進一步研究可以發現，科技活動人員數（STP）與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支出（STE）之間存在較高的相關性；數據的相關性分析顯示，科技活動人員數與專利申請量之間的相關性比較弱，故將其去掉。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如表2所示。

（二）技術創新的空間相關性檢驗

圖1是2007年我國31個省級地區專利申請數（取對數）在地理空間上的分位圖，地圖上的顏色由淺到深表示估計值由小到大。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大量的創新活動發生在沿海省域，尤其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以廣東為核心的珠三角地區、以北京為核心的環渤海地區及以四川為核心的中西部地區。這表明圍繞我國若干大都市的空間集群已經形成，當然還有一些中等程度的空間集群，如中部的湖北、河北和河南等地區。

依據式（1）計算可得1998―2007年各指標的Moran I值，同時根據式（4）判斷變量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由表3可見，技術創新指標的Moran I值由1998年的0.3048增加到2007年的0.3367，其正態統計量Z（d）值均大于正態分布函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這說明技術創新空間隨機分布的假設被拒絕，技術創新在整個樣本期間具有顯著的空間集群趨勢。圖2是2007年我國31個省級地區技術創新的Moran I指數散點圖，該圖顯示了技術創新指標空間滯后INV作為橫軸和W_INV作為縱軸的分布情況，其中，W_INV表示鄰近值的加權平均值。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天津、山東、福建、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重慶等12個省市位于第一象限，屬于“高―高”的正空間自相關關系的集群；安徽、江西、貴州、廣西、吉林、山西等6個省區位于第二象限，屬于“低―高”的負空間自相關關系集群；甘肅、內蒙古、云南、青海、寧夏、新疆、等7個省區位于第三象限，屬于“低―低”的正空間自相關關系的集群；遼寧、四川、黑龍江等3個省份位于第四象限，屬于“高―低”的負空間自相關關系集群；廣東同時位于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海南和陜西同時位于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其中，61.29%的省域存在正向關聯，29.03%的省域偏離了全域空間自相關。技術創新指標的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這種局域集群的“高―高”和“低―低”分化，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中國省域技術創新在地理空間分布上具有依賴性和異質性。

（三）估計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Matlab7.0軟件，對面板SEM模型和面板SLM模型進行估計，同時，為了便于比較，我們還對傳統面板數據進行估計。由表4可見，空間固定的面板SEM模型估計結果的Log似然值優于傳統面板模型以及其他各種空間面板模型的log似然值，與此同時，空間固定面板SEM模型的調整后的R2值也很大。因此，本文將選擇空間固定的面板SEM模型對我國金融發展促進技術創新的影響程度進行實證分析。

根據表4空間固定面板SEM模型的估計結果可見，銀行信貸的系數顯著并且為正（0.697），這說明以非國有部門貸款與GDP之比來衡量的間接融資市場發展水平對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股票市場的系數為正（0.019）但是不顯著，說明股票市場對技術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并沒有完全顯現出來。值得肯定的是，保險市場的系數顯著并且為正（6.654），同時其數值比較大，這說明保險市場對技術創新具有較大的推動作用。

首先，大量學者研究發現，盡管非國有企業在擴大就業、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國內銀行仍然將大量的信貸資源優先分配給國有企業（林毅夫，2006）。實證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響之后，各個地區非國有部門增加銀行信貸的支持將有利于提高該地區的技術創新，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這一支持力度明顯小于人們的預期。其次，傳統理論指出股票市場拓寬了公司的融資渠道，從而會促進公司的技術創新。但是，實證研究表明，在中國省域經濟發展中，股票總市值占比與技術創新水平呈現不顯著的變動關系，這與中國股票市場的走勢與經濟發展水平出現背離、信息披露不充分和市場投機氣氛較濃等密切相關。最后，保險市場的參數估計要明顯大于銀行信貸與股票市場，這與中國保險市場的興起與高速發展密不可分。加入WTO之后，外資保險機構的引入促使國內保險業在精算技術、風險控制、產品開發以及核保核賠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同時作為風險分散的手段之一，保險產品對科技企業及研發機構在研發、生產、銷售等環節合理安排風險轉移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人力資本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空間固定面板SEM模型的估計結果表明，人力資本水平與我國的技術創新均呈正相關關系，與我們的預期相符，這說明近年來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對技術創新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我國應該進一步增加教育、培訓和醫療等投入，努力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我國雖然實行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并且連續多年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技術創新的影響整體上顯著為負，遠遠沒有成為推動我國技術創新的外在動力。從理論上來看，外商直接投資不但有助于發展中國家資本的形成，而且有助于技術水平的提高，同時具有產業升級、就業創造等效應；但是，實際上外商直接投資對不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大相徑庭。研究結果顯示，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技術創新的影響顯著為負，導致該結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設立了技術壁壘，限制核心技術的出口；二是我國在金融發展水平、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仍然比較薄弱，因此導致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能力比較弱。科研經費投入的系數顯著為正，符合我們的預期。

五、結論

本文基于銀行信貸、股票市場和保險市場三個角度，采用空間面板計量模型，對1998―2007年間我國金融支持技術創新的空間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所得結論如下：（1）技術創新展示出顯著的局域集群“高―高”和“低―低”分化，具體表現為局域高值的沿海集群地區是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區域，而局域低值的西部集群地區是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區域。（2）由于變量間存在空間依賴性和空間自相關性，傳統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是有偏且不一致的，使用空間面板計量分析方法可以獲得更加穩健的結論。（3）空間固定面板SEM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以非國有部門貸款與GDP之比來衡量的間接融資市場發展水平對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股票市場前面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保險市場前面的系數顯著為正且數值較大；科研經費投入、人力資本水平也是推動我國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FDI對我國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

基于以上結論，我們認為，為了構建與中國技術創新相適應的金融體系，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進一步加快金融市場開放，深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目前間接融資（從國有商業銀行獲得貸款）仍然是企業技術創新外源融資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我國金融市場必須通過對外和對內開放，引入競爭機制，提高效率，才能真正發揮其對技術創新的作用；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必須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在把握銀行追求利潤及穩健經營的基礎上，辯證地看待技術創新的高風險，對具有發展潛力的創新技術給予資金支持，促使高風險轉化為高收益。（2）中小企業對技術創新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當前我國的金融供給仍然不能滿足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需求，所以必須積極發揮政府的作用，大力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例如，鼓勵金融機構改善并加強對高新技術企業的金融服務；加大對中小企業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完善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融資的政策法律體系；構建多種形式的科技金融合作平臺，引導各類金融機構及民間資本參與科技研發等等，從而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3）建立企業技術創新的多層次金融支持體系。科研的投入是技術創新的真正源泉，應該大力推進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與完善，建立多層次的兼容支持體系，逐步形成一個推動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涵蓋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證券市場、保險、創業投資以及技術產權交易機構的金融支持體系，進而提高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

注：

① 艾倫（Allen，1993）、莫克和中村（Morck和Nakamura，1999）、布特和撒克（Boot和Thakor，1997）等認為，市場導向的資本市場相比銀行中介導向的金融體系來說更適合高創新、高風險的投資項目，而銀行導向的金融體系更適合傳統型的低風險投資項目。

②金融發展指標（FD）由三大類指標衡量：銀行信貸（BAN）、股票市場（SEC）、保險市場（INS），詳見下文。

③國內的實證研究大多采用金融機構存貸款之和/GDP、或金融機構貸款/GDP，但由于中國銀行部門存在政策導向的貸款和大量的不良資產（張軍、金煜，2005），且實際中我國政府把銀行信貸作為一種降低省際經濟發展差距的工具，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省份會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的支持（姚耀軍，2010），用該指標進行實證的結果大多為負，造成的假象是我國金融中介好像根本沒有促進經濟增長，所以該指標并不能真實地衡量我國金融中介發展水平。

④這里我們假定全部信貸只分配給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部門，并進一步假定各省分配到國有企業的貸款與該省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成正比，則非國有部門貸款為總貸款余額× （1-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⑤即設文盲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平均年數分別為0、6、9、12和16年，然后再計算加權平均值。

⑥其中STE歷年數據都以1998年為不變價格進行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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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本文將根據高新技術產業生命周期理論，細化高新技術產業的種子期、創建期、成長期和成熟期不同階段的資金需求和創業風險，同時通過綜合分析上海地區金融支持體系的構成以及對高新技術產業各個階段的具體投入和退出機制等，針對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的金融支持體系存在著天使投資部分缺失、風險投資不足的現狀，在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的市場失靈、系統失靈、制度失靈、人才失靈的狀況下，政府的引導作用顯得十分重要，對比分析美國高科技產業的金融支撐體系后，給出相關建議。

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的融資特征分析

（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的經濟特性分析

1、生命周期性：一般來講將產業發展過程分為種子期、創建期、成長期和成熟期等四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著各自的經濟特性。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多階段性更加的明顯，具有更加突出的S型曲線。一方面是由于高新技術本身是一個技術創新的過程，所需投入的設備、資金和人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術的產品是一種全新的產品或者服務，技術和產品的市場前景非常巨大，增長迅速而且能有機會獲取長期高額的利潤。

2、成本驟變性：在成本的經濟范疇內有固定成本和邊際成本兩個部分。由于高新技術的研發是多學科交差創新，直接導致科研投入金額激增，固定成本較傳統工業經濟要高出許多。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術研發完成后，一般其復制或者重復再生產的成本非常低，而且能基本保持不變。

3、規模經濟性：在代工專業化的大背景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規模經濟性具有全球化的經濟特性，信息的流動成本越來越低，一個信息幾乎可以再同一時間在全球散播，各種壁壘正在逐步消除，全球商品化的實現成本較低。

4、速度經濟性：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的經濟特性就是速度經濟性，在當今社會，新技術本身的先發優勢很容易被其他企業所掌握，陷入低利潤的尷尬境地。此外，新的替代技術發展也是日新月異，新技術的產業化競爭非常激烈。

綜合上述經濟特性，可知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周期的多階段性和成本驟變性，將直接導致其投融資需求的多樣性，而規模經濟性、速度經濟性決定了金融支持的連續性和系統性。

（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融資特征分析

在上述的分析基礎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是一個的具有多階段性的動態過程，是個連續完整的技術經濟行為。不同階段的特征分析如下：

1、種子期的融資特征

種子期具有與市場失靈相對應的“內部融資”融資需求特征。種子期企業基本處于產品技術研發的中后期，一般已經取得實驗室成果，還沒有對技術成功實現產品化，也還沒有建立完善的銷售渠道，無法從市場取得產品收入。資金需求量較小，但投資風險很大。

2、創建期的融資特征

創建期的高新技術產業具有與風險資本（VC）的“風險性”的融資特征。此階段高新技術企業將步入“死亡谷”階段，雖然技術風險已經能夠有效的控制，但是市場風險急劇增加，資金的需求急速放大。由于還是存在巨大的風險，只有專業的風險資本從戰略投資布局的角度會投資部分企業或者項目，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發揮融資功能。

3、成長期的融資特征

成長期具有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的“互動性”融資特征。在此階段企業已經有自身的經營特征，如果能夠有效的整合風險資金、商業銀行資源、政府減稅項目等各類資源，朝著資本市場的目標經營，將可以取得巨大的經濟效益，但是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制約或者促進作用，政府的資本市場制度性的設計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4、成熟期的融資特征

成熟階段高科技企業具有與資本市場相對應的“市場化”融資特征。因此，成熟的資本市場體系將對高科技企業的后續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整體來看，資本和技術以及信息的市場化機制已經發揮作用，但是后續的資本市場監管將會顯得更加重要。

二、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的金融支持體系現狀分析

（一）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體系現狀分析

1、數額巨大的上海地方政府財政投入

2010年，圍繞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上海財政在全市科技領域公共資源配置、加強基礎科研建設、推動自主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成果應用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全市財政共安排科學技術支出202.03億元，是2004年的5.14倍，占比地方財政總支出也由2.8%增長到6.1%，政府的支持力度大幅增加。

2、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占據市場的主導地位

目前我國的金融機構類型有政策性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外資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郵政儲匯局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但夠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占據絕對的壟斷地位，國有商業銀行更是這個市場的引領者。

3、功能不完善的多層次資本市場

我國資本市場主要由主板（包括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和場外交易等市場組成。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市場的上市門檻還相對較高，新三板市場主要是北京中關村的非上市高科技股份公司服務的報價交易系統，各場外市場主要由各個政府部門主辦，交易市場的定位不明確，分布不合理。整個資本市場結構層次單一，還有待進一步發展。

4、體系不完整的上海創業投資市場

上海市創投機構數量逐年增加，2010年共有各類創投機構313家，管理資本總量以及單個機構平均管理資本量已增長至866.96億元和2.77億元，創投投資總額為58.41億元，但是據對93家樣本創投機構調研，2010年共投資158個項目，成長期和成熟期的投資占比為75.21%，種子期的投資嚴重缺失。

（二）上海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支持體系的運行特征

1、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關系型融資體制與自主創新戰略間的矛盾

高新技術產業除了具有傳統產業的經濟特征外，還具有高風險、高收益、高投入等獨特的特征。這種高風險的特性，是無法與目前已經完成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策略和監管政策所契合的。

2. 信用缺失和退出渠道不完善造成資金供需渠道不通暢

中國的資本市場建設卻一直落后于世界主要的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的的主板和中小企業板塊，面對的都是已經擁有巨額凈利潤的成熟企業，創業板的上市標準也出于種種因素，進入門檻相對較高。2010年創業板共有117家企業IPO成功，企業的最低門檻也遠高于證監會所規定的條件，整體來看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板退出市場渠道，直接擠壓了資本市場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熱情。

3、政府投入方式單一、邊際效率急速下降

上海的科技政策和財政投入，都面臨著法律層面和績效評估的約束，這種過分追求投入回報的政府投入，導致70%以上的財政投入都投入到了高新技術企業的中后期。不少中后期的企業都已經有利潤，這種政府投入無形中變成了補貼企業的凈利潤，使用的效率很低，而使用效率非常高效的早期中小型高科技企業卻無法獲得足夠的政府支持。

三、美國硅谷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撐體系分析

在第三次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工業革命中保持了經濟的長期穩定的增長,加利福尼亞的“硅谷”是其中最成功的地區，綜合多數專家學者對美國硅谷的研究，與硅谷的金融支持體系，特別是風險投資體制和納斯達克資本市場，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發達的區域性金融服務機制

按照美國政府的監管規定，通常以資產規模的大小來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分類，將資產規模小于10億美元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歸為社區銀行。如果照此標準來分析，根據2006年美國公布的監管數據，全美國約有6995家商業銀行可稱作社區銀行，占所有參保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中商業銀行總家數的93.5％，社區銀行在美國的金融體系中占據著數量上的最大份額。社區銀行的主要客戶是農場主、小企業以及個人，主要業務形式是小企業貸款、農場貸款以及個人存款。可以說，社區銀行作為一種區域性的金融中介機構，在銀行體系中發揮著與大型商業銀行不完全相同的功能，為中小企業提供良好的金融中介服務。

（二）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

從風險投資業的發展規律來考察，風險投資業的發展需要結合實體產業的發展，但是要想持續發展高科技產業及風險投資業，必須要有通暢高效的退出渠道。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美國擁有全球最完備的證券市場分層體系，第一個層次是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納斯達克交易所（NASDAQ），第二個層次是公開報價系統，公開報價系統包括信息公告欄市場(OTCBB)和粉單市場(Pink Sheet)，第三個層次是地方性柜臺交易市場，第四個層次是私募股票交易市場。由上述四個層次構成的證券市場體系，為全美3萬家左右的公司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務。

（三）較寬的資金來源渠道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和促進社會其他資本進行風險投資的扶持政策，同時也利用財政資金設立投資公司參與直接投資，引導社會資本進入風險投資行業。自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后，美國風險投資的資金來源也在結構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許多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逐漸成為風險資金主要的投資來源，更加強調決策理論化和程序化，機構化的資金能夠以非常合理的方式來進行風險投資，使得風險投資產業成為了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行業，進入了一個良性互動的局面。

（四）繁榮的風險投資運營機制

美國擁有豐富人才渠道、靈活的公司體質、寬容失敗的文化，形成了一種多方共同參與、互動發展的良好風險投資模式，基本解決了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高投入、高風險中融資難題，使得新技術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新的產品更新換代速度加快，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五）高效的政府扶持模式

美國政府在高科技產業不同的創新研發階段，都制定有不同的科技計劃以及相對應投入模式。美國政府的科技投入對不同的領域由不同的機構進行負責，如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家健康研究院（NIH）、能源部（DOE）等部門主要側重于基礎研究；中小企業管理局（SBA）則是針對應用型的科研資助。

總之，美國政策、法律、經濟等各方面的支持充分體現了政府政策的引導作用，促進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所以，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政策上的支持是風險投資得以發展的前提條件。

四、上海和硅谷地區的對比分析

對上海和硅谷的金融支持體系進行對比分析可知，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的區別：

（一）在種子期，由于企業存在巨大的風險，導致市場失靈，社會資本不愿意進入此階段。對于此種情況，美國硅谷具有高效而全面的政府投入機制，而且美國政府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引導者社會資本對天使投資的支持，而上海高新技術產業的這個階段政府支持的形式較為單一，顯得非常的不足。

（二）資本市場方面。美國擁有非常發達的OTC、納斯達克、紐約交易所構成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而且對上海的高新技術產業而言，缺乏有效的OTC交易系統、新三版市場（只對中關村開飯），創業板和主板的高門檻導致很多高科技企業很難獲得有效融資。

（三）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服務機制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美國硅谷的社區銀行與上海的小額貸款公司在運營、考核機制都存在巨大的差異。

五、關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金融支持體系的改善建議

（一）資本市場方面創新建議——推出更加適合高科技創業風險的區域性產權市場

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由于風險很大，因此有很大比例的企業將部分創業成功或者不成功。鑒于此種特點，建議推出針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根據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特征，瞄準融資功能，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降低企業進入區域性產區交易系統的門檻，規范交易系統的監管，引導企業提高經營水平。此外，通過政府與銀行的合作機制，使得進入區域產權交易系統的企業可以較為便利的獲得銀行的貸款支持。

（二) 政府投入機制方面創新建議——成立專門的天使投資管理機構，引導社會參與天使投資，彌補市場失靈和市場缺位

根據上海市創投業發展現狀，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針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遇到的資金瓶頸問題，基于創投產業鏈的運動軌跡，從政府資金使用效率和融資周期的角度，進一步優化政府支持的環節，建議加大對種子期創業企業的投資力度。

（三）金融市場方面創新建議——建立區域性的科技型金融服務機構，提供符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律的金融服務

面對全國統一監管的商業銀行的關系型融資體系與高新技術產業融資需求之間的矛盾，依靠銀行自身的改革是無法解決的，靠行政的手段可以暫時緩解此種矛盾，但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此問題。因此我們建議參考美國社區銀行的運營經驗和做法，新成立一個面向高科技產業的區域性金融機構，按照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風險、高收益等特征來設定經營目標和措施以及考核目標，專注于服務區域的中小型高科技企業。

（四）服務體系方面創新建議——做好金融市場的政策體系和市場服務工作

金融市場的高效運行，還需要信用擔保、人才培養、交易市場現代化和法律完善等多個方面的跟進，特別是在政府支持方面，創新融合各類金融支持政策，形成優惠政策體系，集中關注金融支持的風險和成本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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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金融創新是近年來金融業發展的一種趨勢。金融創新活動的興起和迅猛發展，給整個世界金融體制、各國金融宏觀調節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隨著以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和國際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的飛速發展，全球銀行業務模式的創新也在發生變化。美國美理迪安公司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公司用于信息技術方面的投資將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長，而金融業用于這方面的戰略性投資將以每年17.7%的高速度增長，金融業在信息技術方面的戰略性投資占全部信息技術總投資的20%。由此可見銀行金融業務的發展與轉變，離不開信息技術的技術支撐。當代信息技術的沖擊不僅促使銀行的服務創新不斷躍上新臺階，還使銀行本身的存在形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相對傳統概念上的銀行而言，如今的銀行正不斷走向電子信息網絡化，不斷走向虛擬，并締造了一個全新的組織體系與經營形態。銀行的金融科技綜合實力，特別是業務需求、業務軟件、系統集成和網絡技術的水平，將越來越決定著銀行金融創新的能力，并成為衡量銀行競爭實力的標志。

一、銀行業務創新

銀行業務創新是商業銀行在其經營過程中所提供的金融產品而進行的創新活動，它是金融產品創新的重要內容之一。菲利普·科特勒把產品定義為“能夠提供給市場，引起人們注意，供人取得使用或消費，并能夠滿足某種欲望和需要的任何東西”。銀行通常被認為是服務行業，這主要是由于其競爭力來源于產品和服務的高度整合。若沒有產品，所謂服務就是空談。但是有了好產品服務卻跟不上，市場份額也難以擴大。在很多的情況下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是密不可分的。一項銀行產品總是包含著一項或數項金融服務，而某一項金融服務可能滲透到幾種銀行產品之中。因此，在許多場合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是難以明確區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將其統稱為銀行業務。

1、銀行業務的特征。銀行業務主要屬于服務性產品的范疇，與制造業的產品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性。

（1）無形性。客戶在消費或投資銀行所提供的產品之前，這種產品既看不見，又摸不著，難以用語言、文字來形容，也無法感覺到它的質量和價值。銀行產品的無形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銀行品牌和信譽的價值。

（2）整體性。一項銀行產品總是包含著一種或數種服務，而某一種服務可能滲透到幾項產品之中。所以說有時銀行所提供的實際物質服務不變，但其可能會因營業網點的不同或客戶購買方式的改變而變化。銀行業務只有在整個產品體系中與其它產品、服務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3）易逝性。銀行業務不涉及制造，貯存和運送的過程。只在提供給顧客時才發生，產品提供后即告消失。

（4）易模仿性。銀行產品大多數為無形產品，無法申請專利，因此銀行新開發的產品容易被其他銀行所仿效，產品創新者無法有效地保護其產品的特權。常用的價格競爭以及其它營銷手段也很容易為其他金融機構所模仿，而且模仿的時間較短。

（5）增值性和高風險性。商業銀行出售產品尤其是貸款和信用，實際上是貨幣和銀行品牌使用權的“出租”。它要求客戶不僅要支付“租金”——利息或手續費，還要求貨幣和信用在約定期限后安全償還。因此，和一般企業實現銷售即獲得營業收入和利潤不同的是，銀行賣出了產品就買入了風險，這是銀行產品區別其它產品的顯著特點。

2、銀行業務創新的內容。根據銀行經營的業務分類，銀行業務創新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負債業務的創新。負債業務的創新主要發生在60年代，其創新動力一方面是為了規避政府的管制，另一方面是為了增加銀行的負債來源。主要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CDs）、可轉讓支付命令賬戶（NOW賬戶）、貨幣市場存款賬戶、協定賬戶、個人退休金賬戶及貨幣市場存單等。

（2）資產業務的創新。主要有消費信用、住宅抵押貸款、分享股權貸款、組合性貸款等。

（3）中間業務的創新。主要有信托業務、租賃業務等。銀行中間業務的創新改變了銀行傳統的業務結構，增強了競爭力。

（4）清算系統的創新。包括信用卡的開發與使用、電子計算機轉賬系統的應用等。

二、金融信息化的發展歷程

所謂金融信息化，是指信息化與金融的融合，是構建在由通信網絡、計算機、信息資源和人力資源四要素組成的國家信息基礎框架之上，具有統一技術標準，通過不同速率傳送數據、語音、圖形圖像、視頻影像的綜合信息網絡，將具備智能交換和增值服務的多種以計算機為主的金融信息系統互聯在一起，創造金融經營、管理、服務新模式的系統工程。

在金融信息化領域，以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和成熟為基礎的數據大集中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并成為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在內的整個金融信息化的發展大趨勢。所謂大集中是一種通俗的說法，雖然集中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但其實質就是數據的集中和系統、應用的集合。它是提高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基石，一方面能夠對金融業務進行即時風險控制，另一方面支持新業務的大規模、低成本擴張。數據大集中使銀行業發展的后臺支撐系統，能為用戶帶來的最直觀感受的就是建立在各種信息技術基礎上的電子化金融業務。

在國外發達國家，銀行業信息化建設隨著信息技術的幾次革命，大體經歷了四個主要階段。

1、第一階段是脫機批處理階段。大約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國外一些銀行就開始利用計算機進行票據集中錄入，實現賬務管理的批處理，以提高銀行賬務處理效率。這一信息技術的應用在客觀上使銀行賬務管理模式由傳統的分散型走向了集中型。

2、第二階段是聯機實時處理階段。隨著網絡技術和計算機分時操作系統的出現，大約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國外銀行開始通過聯機實時交易實現異地的通存通兌，出現了ATM、POS機等新型自助服務渠道，使銀行業務迅速超出傳統的存、貸、匯范疇，金融的服務、產品和渠道創新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

3、第三階段是經營管理信息化階段。隨著數據庫和現代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國外銀行業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客戶信息分析，同時推出了更具個性化的家庭銀行、企業銀行、電話銀行等服務和產品。初步建立了電子銀行體系，基于信息技術的現代銀行產品服務體系趨于完整。

4、第四階段是銀行業務虛擬化階段。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互聯網技術突飛猛進，國外先進同業開始基于互聯網技術探索對銀行服務渠道和產品的不斷創新，出現了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等新型服務渠道以提供虛擬化、個性化服務。對于銀行業務的虛擬化，國外發達國家也處在嘗試和探索階段。

三、信息技術對銀行業務創新的影響

業務創新是金融創新的核心，金融信息化作為一個跨行業的綜合性系統工程，不僅是計算機技術在金融業的推廣應用，還表現為金融業務的管理和發展與電子科技的高度統一與整合。信息技術推動了金融業務創新，從銀行業務創新的歷史可以看到幾乎所有金融創新品種的背后都有技術因素的有力支撐。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銀行金融業務發展的歷史也是銀行高科技不斷發展和應用的歷史，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有著極大的契合性。信息技術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影響金融業務創新。1、信息技術的應用極大地降低了銀行相關業務的經營成本，提高了經營效率。網上銀行的出現是信息技術帶來銀行業創新最直接的成果之一。網上銀行通過使用信息技術、實現了交易無紙化、業務無紙化和辦公無紙化。所有傳統銀行使用的票據和單據全面電子化，全面使用了網絡貨幣，不僅能給銀行節約使用現金的業務成本，而且可以減少資金的滯留和沉淀，銀行利用計算機和數據通信網傳遞信息，利用電子數據交換進行結算，從而簡化了業務流程，提高了銀行的經營效率。

2、信息技術為各金融機構的間接合作提供了一個技術平臺。技術型金融創新可以有效地規避分業經營模式對商業銀行金融創新的限制。利用互聯網的交互性，銀行只需聘請少數專業人員就可以解決客戶購買保險、證券、基金等金融產品的各類疑問，從而順利地實現分銷。從某種意義上說，互聯網模糊了各行業之間的截然分別，實現了它們之間的有機合作，給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在以后的柜臺上可以享受保險、證券、基金的服務。從發達國家己經建立的網上銀行看，它已經成為了“一站購足”的金融超市，各類金融服務和相關信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3、信息技術為銀行向客戶提供個性化服務奠定了基礎。以網絡銀行為例，由于網絡銀行的客戶地域跨度大，傳統的大眾營銷模式已經不適合新的客戶結構。因此如何根據客戶需求提供個性化的服務是網絡銀行競爭成敗的關鍵所在。借助網上完善的交易記錄，銀行可以對客戶的交易行為進行分析和數據處理，從中發現重要的客戶，并細分服務市場，制定特定的營銷策略和服務內容。

4、由信息技術推動的金融創新給傳統商業銀行開辟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銀行借助信息技術可以更快的實現資金的流動。銀行集中各式各樣的經濟和金融信息，并向社會，從而引導社會商品運動和資金的運動，以實現金融資源在社會各經濟部門間的最優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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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2)03?0110?06

一、引言

自1967年日本科學技術和經濟研究協會首次提出“信息化”一詞以來，隨著信息化的迅猛發展，信息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首先引起了人們的關注。Castells[1]認為信息化主要通過產業經濟的擴充來影響社會經濟發展。Biswas[2]提出信息化通過影響生產技術和消費結構兩種形式來影響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的加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不僅深刻影響了國際競爭格局和人類的生存方式，更引發了金融領域的重大變革，如混業經營成為金融行業的主流模式，客戶需求成為金融服務的市場主導，風險管理成為金融管理的重中之重等。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長期以來，金融業一直非常重視信息技術的應用，信息技術不但在金融服務體系建設中發揮著基礎作用，而且對于提高金融行業內部管理水平進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更是具有重要意義。從宏觀視角研究信息化與金融發展的互動關系，分析它們的互動機制，有利于評估我國信息化與金融發展的協調水平，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從而對信息化與金融發展的關系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也給政府相關部門加強宏觀管理提供理論與實證的依據，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金融發展主要包括金融資產、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等總量的提高，以及金融結構的改善和優化，McKinnon[3]、Shaw[4]在各自的著作中獨立地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他們從制度框架和金融效率的角度，強調了金融市場化的積極作用，由此現代意義上的金融發展理論正式形成。關于信息技術、信息化對金融的影響，譚榮華、左志剛[5]論述了信息生產功能是現代金融中介的一項重要功能，信息化作用于金融中介的信息生產，從而成為推動金融中介的一個重要原因，信息化通過使可利用的信息量增加和使信息利用能力提高兩種機制實現。張立洲[6]探討了金融信息化對貨幣形態及智能、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宏觀貨幣政策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趙昱光、張雪梅[7]認為金融領域信息技術的應用，從便利資金供應、加快資金結算和支付、促進銀行體系效率提高、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等多方面促進了金融的發展，同時信息技術也為金融運行和監管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戰。李政、王雷[8]認為金融信息化對金融發展的

收稿日期：2012?03?1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10BJY105)；寧波大學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重點課題(QYJYS1106)

作者簡介：俞立平(1967?)，男，江蘇姜堰人，博士，寧波大學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信息經濟，科學計量.

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金融信息化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運作效率，另一方面金融信息化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產生。溫平川[9]利用協整檢驗、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對江蘇省信息化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信息化的推進對金融規模的擴張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而對金融效率和股票市場的發展影響較小。

此外，關于金融信息化存在的問題，石雙元、張金隆等[10]較系統地分析了信息技術與金融業的關系及其對金融業的影響，著重研究了由于金融信息化帶來的新的金融風險及其產生的原因，探討了信息技術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中的作用。郝向榮、王松等[11]認為中國銀行業已經走過了電算化的初級階段，正朝著金融信息化時展，將面臨著一些新的風險。

從以上研究看，關于信息化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和理論相對比較成熟，但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現有的研究側重從微觀視角進行，缺乏區域層面信息化與金融發展關系的宏觀研究，雖然微觀是宏觀的基礎，但并不是簡單的累加。而且在微觀層面，金融發展對信息化的影響極其有限。

第二，關于信息化對金融發展影響研究較多，缺乏金融發展對信息化影響的研究。

第三，理論研究較多，實證研究比較缺乏，迄今為止僅有數篇文獻，而且主要基于時間序列數據，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研究，缺乏基于面板數據的研究。

本文基于近年來的面板數據，首先分析了信息化與金融發展的互動機制，然后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面板數據、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Panel VAR, PVAR)全面分析信息化與金融發展的互動關系。

二、研究框架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研究信息化與金融之間的互動關系，首先進行兩者互動機制的理論研究，然后再從靜態與動態兩個視角進行實證，靜態研究主要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與面板數據進行，動態研究采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在此基礎上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最后再進行綜合分析。

信息化的影響因素，主要有金融、經濟發展水平、科技水平等；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信息化就會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夠為信息化發展提供物質基礎；信息化離不開科學技術，信息化的發展不僅需要計算機、

圖1 研究框架

網絡、通訊、電子等領域的信息技術，也離不開化工、能源、機械、建筑等相關科學技術。為此，建立如下模型：

(1)

式中：Info表示信息化水平，FIR表示金融水平，GDP為經濟發展水平，ST為科技水平，c為常數項，α、β、γ表示回歸系數。為了減少異方差，同時增強結果的解釋性，所有變量都取對數進行處理。

面板數據有很多優越性，它更能反映個體變化，有更高的效率，能夠較好解決多重共線性問題，對遺失重要變量也不敏感，因此本文采取面板數據進行分析。

三、信息化與金融發展的作用機制

（一） 信息化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關于信息化對金融發展的影響，現有研究相對比較成熟，概括一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信息技術能夠提高金融系統的效率。目前，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實現了電腦化、網絡化、信息化。信息技術的應用，大大提高的工作效率，節省了金融系統的勞動力成本，加快了資金周轉，改善了金融服務方式。

第二，信息技術能夠提高金融創新能力和綜合競爭能力。依靠金融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制度創新來提升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能力和金融創新能力，對于提高金融業的綜合競爭力具有重大的意義，對金融機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三，信息技術對金融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信息技術改變了貨幣的形態與職能，促進金融市場一體化，加速國際資本流動，使得金融機構的籌資渠道大大拓寬，而技術手段的進步又使金融機構臨時融通資金的能力大為增強，各種金融科技產品也在整體上提高了金融機構的資產流動性，減少了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的渠道，使中央銀行控制基礎貨幣的職能主要依靠公開市場業務來進行。

第四，信息技術是防范金融風險和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信息技術是金融風險監管的重要支柱，為了實現對風險監管的精確性、前瞻性、預警性目標，就需要不斷提高監管手段的現代化水平。依靠各類信息系統建立起發現風險、度量風險、應對風險的決策體系對金融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金融發展對信息化的影響機制

關于金融發展對信息化的影響機制，尚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從金融對信息化的影響機理分析，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金融發展加快了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的進程。信息化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龐大的資金，沒有發達的金融體系，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難以籌集必要的資金，必然影響信息化的進程。從我國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的實踐看，無論中國電信、中國移動，還是中國聯通等信息化巨頭，在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時都通過金融體系籌集了大量的資金，保證了信息化進程。

第二，金融體系的建設和發展對信息化產生了巨大需求。新的金融機構的設立、管理體系的完善都離不開信息技術的支撐，每年金融體系的信息化采購都達到數千億，產生了龐大的市場需求，吸引更多信息技術人員就業，促進了信息產業發展。

第三，金融發展促進了信息化的技術進步。金融體系對信息技術的需求，許多需要專用技術，從而對軟件、設備、網絡、計算機安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廣大信息技術廠商不斷研發新的技術，從而帶動信息技術進步。

四、數據

關于信息化發展水平變量，較好的方法是采用指標體系測度，但采用面板數據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很多信息化指標數據僅有數年的，而且不連續，舍棄這些指標必然導致信息化測度的偏差。本文采用郵電業務額作為信息化的替代變量，郵電業務額包括了電話、互聯網、郵件、報刊發行等眾多業務收入，是典型的信息化指標，其中函件郵寄雖然與信息化關系不大，但由于函件面臨各快遞公司激烈的競爭，郵政局函件份額較小，加上函件郵寄收入僅占整個郵電業務額極小的份額，因此并不影響采用郵電業務額作為信息化的替代變量。

關于金融發展水平的度量，實際應用中方法較多。典型的是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指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全部實物資產價值之比，反映的是金融上層結構與經濟基礎結構之間的比例關系。由于中國缺乏金融資產的統計數據，主要金融資產集中在銀行，而銀行的最主要的業務是存款和貸款，因此本文用存貸款余額與GDP的比率作為衡量金融發展的一個指標。

經濟發展水平變量采用地區生產總值，這一般沒有太大的爭議。科技水平變量可選指標也較多，如論文、獎勵、專利等，最好的方法是選取科技產出指標來測度科技產出，但基于和信息化同樣的原因，面板數據難以獲得。本文選取各地區的研發投入(R&D)作為科技水平的替代變量。

2000年分省的郵電業務額指標缺失，因此數據來自于2002～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實際數據為2001～2009年期間的數據。地區由于部分年度數據缺失，因此進行了省略。所有數據的描述統計量如表1所示。

表1 數據描述統計量

郵電業務額 金融比率 地區生產總值 研發投入

均值 461.14 0.13 7 168.00 94.20

極大值 4 149.11 0.71 39 482.56 699.99

極小值 13.21 0.01 298.38 0.80

標準差 523.60 0.11 6 822.05 126.70

N 30×9=270

五、實證結果

（一）信息化與金融發展之間的格蘭杰因果 檢驗

從理論上講，信息化與金融發展之間是雙向因果關系，那么實際數據是否支撐這個結論呢？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是格蘭杰因果檢驗。考慮到兩者發揮作用的滯后期在以1～4年之內，因此滯后期以此為準。

格蘭杰因果檢驗本質上采用的是回歸分析，如果面板數據不平穩會導致偽回歸問題，因此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必須對面板數據做平穩性檢驗。常用的面板數據單位跟檢驗方法有Levin檢驗、ADF檢驗、PP檢驗等，本文采用這3種方法同時進行檢驗，以3種方法結果一致為準。經過1階差分，所有變量都是平穩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平穩性檢驗結果。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信息化在滯后1～4期時，都是金融發展的格蘭杰原因，而金融發展在滯后2～3期時，才是信息化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兩者互動關系比較顯著，但信息化對金融的影響比較持久，而金融對信息化的貢獻相對短暫。

表2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滯后期 檢驗與結論 F檢驗 概率 結論

1年 信息化不是金融的原因 4.260 0.040 拒絕**

1年 金融不是信息化的原因 1.024 0.313 接受

2年 信息化不是金融的原因 9.709 0.000 拒絕***

2年 金融不是信息化的原因 2.329 0.099 拒絕*

3年 信息化不是金融的原因 11.969 0.000 拒絕***

3年 金融不是信息化的原因 4.475 0.005 拒絕***

4年 信息化不是金融的原因 10.731 0.000 拒絕***

4年 金融不是信息化的原因 1.905 0.113 接受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下統計檢驗顯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統計檢驗顯著；***表示在1%的水平下統計檢驗顯著。

（二）面板數據估計

由于金融對信息化的貢獻只在滯后2年和3年時才比較有效，經濟發展對信息化的影響一般至少要滯后1期，研發投入對信息化的影響至少也要滯后2~3期，綜合考慮，本文選取滯后期為2年進行面板數據估計。

首先進行構造一個是采用混合回歸還是面板數據的F檢驗，結果發現應該采用面板數據。接下來進行hauseman檢驗，發現拒絕隨機效應的原假設，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結果見表3，為了進行比較，表3同時給出了混合回歸結果。從固定效應的估計結果看，總體擬合水平較高，達到0.992，金融每增長1%，會導致信息化增加0.783%，經濟發展水平每增長1%，信息化增加0.636%，科技水平每增加1%，會導致信息化增加0.164%，總體上，金融發展對信息化的貢獻最大。對比混合回歸發現，由于多重共線性，科技水平的回歸系數為負數而且沒有通過統計檢驗，金融對信息化的貢獻被低估，而經濟發展水平對信息化的貢獻被高估了。

（三）面板數據向量自回歸模型

由于面板數據是平穩的，因此可以繼續進行協整檢驗，最佳滯后階數根據前文的分析確定為2。協整檢驗方法采用Kao面板協整檢驗，發現存在協整關系。接著建立VAR模型，模型的整體擬合度R2為0.995，

表3 信息化影響因素的面板數據估計

變量 含義 混合回歸 固定效應

C 常數 ?2.299***

(?7.416) ?5.228***

(?11.204)

log(FIR(?2)) 金融相關比率 0.203***

(2.805) 0.783***

(8.597)

log(GDP(?2)) 地區生產總值 0.839***

(15.914) 0.636***

(8.758)

log(ST(?2)) 科技水平 ?0.039

(?1.198) 0.164***

(3.021)

Hauseman — 155.341

p — 0.000

R2 0.923 0.992

n 30×7=210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下統計檢驗顯著。

且VAR模型所有特征根都位于單位圓內，模型結構穩定，擬合效果較好。

VAR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性的模型，它的系數并沒有經濟學意義，在分析VAR模型時，往往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而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行進一步分析，信息化與金融發展的脈沖響應函數如圖2所示。

先看信息化的脈沖響應函數，來自金融發展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在當期對信息化的影響為0，隨后緩慢升高，到第3期后基本平穩，說明金融的沖擊對信息化影響比較平穩，并且有一定的滯后期。來自經濟發展水平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當期對信息化的影響為0，隨后緩慢持續升高，說明經濟發展水平的沖擊對信息化的影響需要一定的滯后，總體也是平穩的。來自科技發展水平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當期為0，隨后為負值，從第3期趨于平穩，但全部是負值，主要原因可能是只有信息技術相關的技術進步才會促進信息化的發展，而一般科技水平的沖擊對信息化沒有什么影響。

再看金融發展的脈沖響應函數，來自信息化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在當期對金融的影響就是負值，隨后繼續下降，到第3期后緩慢升高，總體為負。一般信息化的沖擊，主要由新的信息技術應用引發，而金融是對數據處理要求極高的部門，一般會使用成熟技術，而新技術需要一定時間的考驗期。經濟增長對金融的影響當期為負，然后緩慢下降，可能與我國的金融體系與經濟發展水平協調性不夠有關。科技發展對金融的影響總體較低，因為影響金融的技術因素主要是信息化，科技水平相對低一些。

圖2 脈沖響應函數

方差分解通過求解擾動項對向量自回歸模型預測均方誤差(Mean Square Error, MSE)的貢獻度，了解各類因素的相對作用，和時間序列數據一樣，面板數據預測的誤差方差是其自身擾動及系統擾動共同作用的結果。表4、表5分別為信息化與金融的方差分解。

表4 信息化的方差分解

時期 標準差 INFO FIR GDP ST

1 0.07 100.00 0.00 0.00 0.00

2 0.10 97.83 0.37 0.13 1.66

3 0.11 97.14 0.75 0.29 1.82

4 0.13 96.26 1.05 0.63 2.06

5 0.14 95.40 1.30 1.08 2.22

6 0.15 94.50 1.50 1.63 2.37

7 0.16 93.58 1.67 2.25 2.50

8 0.17 92.63 1.82 2.93 2.62

9 0.17 91.66 1.95 3.66 2.73

10 0.18 90.69 2.07 4.42 2.82

表5 金融的方差分解

時期 標準差 INFO FIR GDP ST

1 0.06 18.81 81.19 0.00 0.00

2 0.10 19.49 80.19 0.11 0.22

3 0.14 18.32 81.21 0.18 0.29

4 0.17 16.72 82.80 0.18 0.31

5 0.19 15.06 84.49 0.15 0.30

6 0.21 13.49 86.11 0.13 0.27

7 0.23 12.08 87.56 0.11 0.24

8 0.25 10.87 88.80 0.11 0.22

9 0.26 9.87 89.80 0.13 0.20

10 0.27 9.10 90.55 0.17 0.19

從信息化的方差分解看，對信息化影響最大的是其自身，在末期占90.69%，金融占2.07%，經濟發展水平占4.42%，科技水平占2.82%。

從金融的方差分解看，與信息化類似，對金融影響最大的是其自身，末期金融自身占90.55%，信息化占9.10%，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對金融幾乎沒有影響。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了信息化對金融的重要作用。

六、結論與討論

（一）信息化與金融互動關系顯著

信息化與金融發展的互動機制鮮明，兩者互為因果關系，金融對信息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促進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進步，帶動信息化的巨大需求方面。信息化對金融的影響相對持久，而金融對信息化的影響相對短暫。從變量的彈性系數看，金融對信息化的貢獻大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對信息化的貢獻。

（二）金融對信息化的影響的核心是信息技術的發展

金融對信息化的影響，離不開信息技術領域中關鍵的技術進步，如果沒有信息技術領域中較大的技術進步，就不會產生信息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如果新的信息技術本身尚處在的驗證階段，對數據和系統要求極高的金融部門也不會產生需求，從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看，信息化與金融互動關系鮮明，信息化對金融的影響大于金融對信息化的影響。

（三）模型的選用對結果影響很大

在分析信息化與金融發展的互動關系中，采用不同的數據、不同的模型對結果的影響是很大的，由于時間序列數據較少，因此用時間序列數據分析比較片面，而采用面板數據進行混合回歸又不能發揮面板數據的特長，難以挖掘數據中潛在的信息，從本文的實踐看，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面板數據、面板向量自回歸綜合進行分析是比較恰當的，而且它們之間能夠互相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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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ormatization and finance based on panel VAR

YU Liping

篇（9）

互聯網金融是依托移動和網絡支付、云計算、大數據、社交網絡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聯網信息技術工具，拓展了傳統金融的支付、資金融通和信用中介等功能的新型金融業態。從這一概念出發，互聯網金融是基于互聯網信息技術創新出來的新型金融業態，根據熊彼特的經濟創新理論，技術創新構成了經濟創新的基礎，是經濟增長中最重要的要素，并最終引發產業變更和形成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波動。因而，自熊彼特以來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更加注重從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變革的角度研究新經濟業態及其內在發展規律。縱觀截至目前的整個金融業創新發展歷程，支付體系作為金融基礎設施，是金融業技術創新的主要載體，支付工具、系統、方法以及組織和市場等方面的變革，會引發金融業在服務、信息處理和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功能創新，同時，由于改變了傳統的金融業信息行為，因此會產生新型金融風險和風險管理模式。本文遵循這一方法和思路，研究了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特征及其風險管理等問題。

一、金融創新理論與支付創新

（一）金融創新理論中的技術因素

為解釋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等理論問題，1912年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了經濟創新理論，將創新界定為一種經濟行為，并特別強調內生性的技術創新因素對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的影響，從此建立起了以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變革為基礎的經濟創新理論。熊彼特及其追隨者的經濟創新理論主要將研究重點集中在產業經濟和實體經濟領域，雖然較少涉及金融問題，但提供了一種從“非經濟現象”視角研究解決經濟創新（當然包括金融創新）問題的方法理論體系。

對金融創新的專業研究起始于20世紀60年代，各種浮動利率工具和期貨、期權、掉期等新興風險管理工具大量被創新出來，20年內創新的金融工具甚至超過任何歷史時期，20世紀90年代金融創新理論基本形成體系。在對金融創新的成因研究方面，理論界主要有“內因”和“外因”兩種理論。“內因”說認為金融創新是主動型的，是金融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滿足市場的金融需求而在技術和組織（制度）等方面做出的改進，如隨著社會財富的增長，公眾不斷產生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需求，而技術進步為金融企業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創造了條件，因而金融創新是由技術進步引發生產可能性邊界擴張下對市場新需求的滿足。“外因”說認為金融創新是被動型的，是金融企業對技術變更和外部管制等市場環境變化的適應性調整結果。如為適應通貨膨脹、外部匯率和利率變動頻繁而重新組合金融產品要素，為適應競爭而主動應用信息技術，或是為應對金融監管和金融抑制而采取的“自衛”行為等。

可見，無論是主動型“內因”式的金融創新還是被動型“外因”式的金融創新，技術因素都在金融創新中承擔著重要角色，如果按照熊彼特所定義的技術創新，廣泛涵蓋著新產品、新材料、新的生產方法或商業應用，甚至衍生至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市場創新和組織創新，支付創新必然在金融創新過程中起著基礎性的推動作用。

（二）支付創新與金融創新的關系

交易是金融活動最基礎的單元，現代金融交易服務于交易雙方對貨幣、資本使用權和收益權的轉讓或轉讓實現，其中對貨幣的借貸和信用等支付行為是基礎。金融市場依托于支付工具以及整個支付市場和組織體系，實現交易過程中的財產權益轉移和信息交換，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金融業的資源配置功能。可以說，支付體系支撐起了整個金融市場的運轉，并作為基礎設施成為金融業技術創新的主要載體。歷史地看，以支付工具為基礎的整個支付體系發展變革，極大程度上決定著金融活動的屬性和形態，并根本性地改變了金融業的信息處理和資源配置方式。

表1整理了目前為止金融業主要經歷的三次創新發展，及其所對應的支付體系和技術變革情況。從表1中可以看出，每一次以支付工具為核心的支付體系創新發展，必然會催生新型金融新業態，進而引發整個金融市場變革創新。

第一次金融創新，主要起源于實物支付體系的發展變革，支付工具從實物轉化為貨幣，專營貨幣的銀行等金融機構逐步形成和發展。

第二次金融創新，起源于信用支付體系的發展變革，支付工具由貴金屬轉化為以國家信用為支撐的信用貨幣，銀行、證券和保險等多種信用經營機構全面發展，同時伴隨產生了擔保和信用評級公司等專業化信用服務中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逐步形成，中央銀行作為國家信用專營機構出現并在各國普遍建立。

第三次金融創新，起源于信息技術革命引發的支付體系發展變革，支付工具向信息化和網絡化發展，網絡支付、移動支付和電子金融等新型金融工具創新應用，支撐起基于互聯網和利用云計算、大數據和社交網絡、搜索引擎等信息技術配置資源和管理風險的互聯網金融創新發展，并持續催化著金融信息化和金融脫媒。

當前，我國互聯網金融的創新形式主要表現為通道創新、平臺創新和模式創新，主要創新功能點集中在支付方式、信息處理和資源配置創新三個方面。而所有創新功能則完全依托于支付體系在賬戶、終端和交易功能等方面的技術創新，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新型支付組織和市場（見表2）。

二、支付創新與金融信息行為

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解決跨期和跨地域經濟資源配置中的不確定性。傳統金融理論認為，無論是金融市場還是金融組織的主要功能，都是以最小成本獲取信息以最優管理金融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因而金融業主要從事的就是獲取和收集、計量和管理與交易不確定性相關的數據信息。首先將與金融風險相關數據信息從標準化和獲取難易程度區分，其中：支付信息基本已實現標準化，如大部分支付信息以銀行記賬等會計數據的形式存在，能較為輕易地一次性獲取。其次，交易信息包括交易習慣、信用、頻次和金額等與交易行為相關的數據信息，其中只有交易頻次和金額等信息相對容易被標準化處理和一次性獲取，而交易習慣和信用等行為信息的標準化和獲取難度較大。最后，人力資本如市場主體及其商業關系和交易背景等信息，由于分散儲存于社會個體中，更難以被標準化處理和一次性獲取。

根據資產專用性決定了交易治理結構的相關經濟理論，對于標準化程度低、獲取難度高的人力資本及其交易行為信息，由于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獲取、加工和管理運用等問題，需要金融組織與客戶建立長期合作關系，通過提供服務和產品等專用性資產投資的方式收集，并在長期契約關系中逐步維護和提升信息質量。傳統的銀行、證券、保險、個人財富管理和資產管理等金融組織獲取相關專用性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在提品和服務等交易過程中，通過與客戶直接面對面的方式獲取、識別和核實有關信息，然后用以建立金融契約和對交易實施監督。

建立在支付創新基礎上的互聯網金融，由于主要通過網絡向客戶提品和服務，應用信息技術手段加工處理與客戶交易的相關信息，因此更加依賴以非面對面的方式獲取和收集信息，進而根本改變了傳統金融信息行為及其風險管理模式。表3從識別客戶身份、了解客戶及其交易背景、分析交易風險和保存交易記錄四個最基礎的風險管理環節，對比了傳統金融組織與互聯網金融在信息獲取和處理方面的差異。

根據表3，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根本性的差異在于，支付創新改變了其信息行為方式、信息屬性及其結構，由于主要依賴信息技術手段獲取、收集、加工和利用客戶及其交易相關信息，所取得的信息真實性和準確性較差，表3中11項的對比指標，互聯網金融在6種信息獲取方式下難以得到與傳統金融相同有效的信息，僅在第8、9項信息收集和處理方面存在不確定性。

三、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特征和管理經驗

（一）互聯網金融風險的特性

金融業主要通過獲取、收集、處理和加工信息管理風險和配置資源，支付創新改變了互聯網金融的信息行為和信息結構，進而表現出完全區別于傳統金融的風險特征。

1.受信息摩擦的影響更為顯著。由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信息摩擦是現代金融交易的一個重要特征，相對于傳統金融機構主要在辦理業務時以面對面獲取信息的方式，基于支付創新的互聯網金融難以直接獲取較為真實準確的客戶及其交易信息。一是在識別客戶身份及其交易背景時，由于未能留存交易實際控制人的身份信息、筆跡、資金收付憑證等原始記錄，因而無法核實客戶或交易實際控制人的身份及其交易環境等信息。二是在核實客戶及其交易信息時，由于主要依賴信息技術，如密碼、數字證書、手機驗證和身份證明文件電子掃描件等，相對于通過物理介質和人工認證客戶及其交易的措施，信息化認證工具更容易被偽造或盜用。三是在交易過程中，在網絡支持下可在線購買理財產品、進行P2P撮合信貸交易、O2O線上支付和線下交易、以眾籌方式進行直接投融資等，交易各方基本處于不見面的交易狀態，缺乏互相了解進而加大了信息摩擦。

2.信息渠道和處理方式多元化。互聯網金融雖然在直接獲取信息方面缺乏真實性和準確性，但可通過多元化獲取和處理信息持續提升風險管理質量。一是信息來源多元化。隨著包括資本、勞動力及其他自然和社會要素經濟行為及其屬性的離散信息化表達和網絡呈現，原來難以或無法獲取的人力資本信息等，也逐步可被收集和標準化處理。在Twitter、Facebook、騰訊、淘寶等社交和交易網絡上，持續產生和釋放著大量與客戶及其交易相關的信息，如Johart BoUen等已經通過抓取分析Twitter用戶微博中能反映其情緒變化的信息，發現其中某些信息能較為有效地預測道?瓊斯平均指數（DJIA）的未來走勢，但關鍵問題在于如何收集其中有用的信息，同時在標準化處理后用于交易管理。二是網絡信用環境逐漸形成。相比傳統金融組織與客戶單向、反復的信息行為，網絡環境能構建起比市場更為穩固、比企業更為柔性的信息傳遞機制，交易主體間在網絡社會中相互學習并增進了解，所形成的網絡信用可用于治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如阿里巴巴、騰訊和網易等社交和交易網絡積累形成的客戶信用信息，已經成為互聯網企業挑戰傳統金融最主要的優勢。三是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持續提升。隨著社會信息化和信息成本的降低，出現了專業處理信息的組織和技術，如利用谷歌和百度等網絡搜索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可根據風險管理需要收集和甄別有關信息，而大數據和云計算等信息技術則能實現對海量信息的標準化處理，并有利于建立起網絡信息與金融交易相關信息的價值關聯。同時根據梅特卡夫定律和摩爾定律，網絡信息對互聯網金融的有用性和處理能力還將呈量級增長趨勢。

3.信息技術風險更加突出。由于過度依賴支付賬戶、終端和功能等技術創新及互聯網信息資源，對信息制造、傳播和加工利用方式的改變，均會給互聯網金融帶來新型信息技術風險。一是隨著電子信息及其商業價值的提升，對金融消費者個人及其交易和社會行為信息的采集、存儲、處理和利甩過程中，侵犯消費者權益以及相關信息被泄漏、盜用、篡改等風險與日俱增。二是在互聯網信息發生、發送和傳播認證及監管機制未配套、信用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虛假、欺詐和誤導性的信息，加之網絡用戶的信息行為“搭便車”現象，均增加了互聯網金融的系統性風險，支付清算、計算機病毒和電腦黑客攻擊等信息安全問題也更加突出。三是互聯網拓展了金融交易的可能性邊界，形成的“長尾”風險使個體非理性和集體非理性更為突出，金融風險的負外部性更容易通過網絡傳播和蔓延。

（二）基于支付創新的金融風險管理

支付創新不僅決定著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特性，同時也對傳統金融的風險特性及其管理產生影響。巴塞爾委員會2001年就要求銀行業預估技術進步帶來的各種風險，提出要針對辦理特定業務的客戶設計特別風險識別和管理措施。FATF在2013年修訂的反洗錢國際標準中，要求金融機構制定措施管理非面對面業務帶來的風險。此外，歐盟和美國等在規制網絡信息行為方面，也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的立法和管理模式，相關經驗均可運用于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

1.基于風險配套管理措施。歐盟2005年采納了市場觀點，認為完全的客戶盡職調查不適用于所有電子支付，而且可能因此阻礙市場的創新發展，建議根據電子工具的風險程度引入相對簡化的客戶盡職調查措施，以滿足更加靈活、低風險、低成本的支付需求。為此，歐盟監管機構允許其成員對一定限額內的電子貨幣執行簡化客戶盡職調查，如150歐元以下不可充值的電子貨幣，年度總額度不超過2500歐元的可充值電子貨幣。FATF在2011年提出，可按照“客戶盡職調查程序越完備、支付限額越高”的原則處理對電子交易的客戶身份識別，哥倫比亞、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監管法律中已經參照這些建議，簡化了對小額賬戶、小額支付的客戶身份識別要求。

2.充分依托可靠、獨立來源的信息來源。FATF在2011年提出了這一原則，允許各國自行確定客戶身份驗證措施，金融機構可按照風險為本的原則（Risk-Based Approach）確定各種驗證措施的適用性。目前，已經有少部分國家在限制業務種類和賬戶額度的情況下，拓展了客戶身份驗證資料的來源，如墨西哥監管機構將選票、護照、執業許可證、軍隊服役卡、領事館登記證明、老年證、駕駛證、聯邦政府或市政府頒發的憑證、經銀行監管機構認可的其他證明文件均列入了身份證明文件清單，作為官方認可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巴塞爾委員會提出管理電子支付風險的措施，主要包括要求客戶提供額外補充性文件資料，與客戶單獨接觸，利用第三方引薦，以及要求客戶的第一筆支付來自其他已采取相同標準開展客戶盡職調查的賬戶等。

3.立法嚴格管制信息行為。基于信息化社會的發展和互聯網信息技術對信息數據商業價值的不斷挖掘，各國逐步將包括公共機構和市場組織等主題的信息收集、存儲、處理、利用和共享的等一系列信息行為納入規制，并主要確定了幾大原則。一是信息行為目的正當原則。如歐盟《數據保護指令》明確規定，不論個人信息是否由信息主體直接提供或是間接獲得，信息控制者都必須告知數據主體以下信息：信息控制者或者其人的身份、信息處理的目的、信息的接受者、獲取個人信息的權利、對個人信息的修正權等。二是確保個人信息安全、完整的原則。如德國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要求處理個人資料應該采取技術上和組織上的必要措施，并就人口管制、資料庫管制、輸入管制、利用者管制等安全細節問題做出明確規定。歐盟《數據保護指令》要求個人信息控制者要確保個人信息的準確和完整，必要的情況下還應及時更新，并有義務采取合理措施確保對不準確數據信息的修正和消除。三是個人信息自由原則，即信息主體對其個人信息的收集、處理、存儲、傳輸和利用等享有全部利益。這些權益主要分為知情權、獲取權、修改權、異議權和救濟權，歐盟《數據保護指令》明確要求成員國在國內法中將以上權利作為信息主體的基本權利。四是敏感信息妥善處理原則。如歐盟《數據保護指令》規定種族血緣、政治意向、宗教或哲學信仰、商會會員、健康等皆屬于敏感資料，英國《信息自由法》規定任何信息的披露將或者有可能危害個人的肉體和精神健康，或者威脅任何個人的安全，則該信息屬于敏感信息，原則上禁止處理。

4.根據業務實質實施監管。如美國法律規定，所有金錢或價值轉移服務的提供者，在美國提供相關支付服務前必須注冊且得到授權許可，并按照“業務實質”開展監管。如Paypal一直宣稱自己僅是第三方支付機構，但美國紐約州分析其從事的業務和交易后，要求其要么遵照與銀行同樣的監管標準，要么改變業務模式退回真正的“支付機構”。歐盟《電子貨幣指引》和《電子貨幣機構指引》也規定，電子支付權限應限定在傳統信用機構和受監管的新型支付機構，非銀行電子支付服務商必須取得執照并在監管賬戶中預留準備金，才能辦理相關業務。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2015年，互聯網金融連續第二次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在2014年“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基礎上更強調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反映出互聯網金融在被我國社會公眾和政府認可后，風險管理已成為其健康持續發展的核心。本文從支付創新的技術角度研究包括互聯網金融在內的金融創新發展，從支付創新改變了金融信息行為從而構成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特性，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支付在賬戶、終端和功能等方面的技術創新，是互聯網金融創新發展的源泉和基礎，信息技術革命引發支付體系變革發展后，才最終支撐起基于互聯網信息技術配置資源和管理風險等金融新業態的發展和運營。

第二，支付創新改變了傳統金融組織主要以直接面對面獲取和核實金融交易信息的方式，更依賴于以非面對面的方式獲取金融交易相關信息，使互聯網金融難于獲得與傳統金融相同真實準確的信息。但隨著社會信息化、信息網絡化、信息處理技術發展和能力提升，多元化信息來源及其與金融交易建立起的價值關聯，給互聯網金融識別和管理風險提供新的資源和技術，但也帶來了更多信息技術風險。

第三，在應對支付創新帶來的金融風險特性和管理方式方面，傳統金融已經形成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和立法經驗，總結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即基于風險配套管理措施，充分依托可靠、獨立來源的信息來源，立法嚴格管制信息行為，以及根據業務實質實施監管。這些經驗在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中同樣適用。

在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和監管方面，2015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該意見主要明確了對不同類型互聯網金融業務的監管責任，并確立了“依法監管、適度監管、分類監管、協同監管、創新監管”的監管原則。2015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在三年內四易其稿后，最終出臺了《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在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方面跨出關鍵性一步。其中，對個人支付賬戶進行分類并與支付功能和身份核實方式相匹配，體現了“基于風險配套管理措施”的原則；強調支付賬戶實名制和多渠道驗證客戶身份信息，體現了“充分依托可靠、獨立來源的信息來源”的原則；同時，還在保證客戶的知情權、選擇權和信息及資金安全方面監理了諸多配套措施。可見，該辦法充分吸納了國際上對支付創新的金融風險管理經驗，為我國互聯網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同時，基于本文研究結果，在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和監管方面，還應著手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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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一項重要的體現就是在互聯網技術當中，融資租賃業務的發展容易受到法律、會計準則、政策法規和稅收的影響。我國金融事業中的融資租賃業務的發展也基本從以上幾個方面著手，而現今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也給融資租賃業務的模式創新帶來了全新的思路。由互聯網打底，催生出來的全新融資租賃業務模式改變了傳統融資租賃業務在市場中的地位，給我國的金融事業發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我們要重視這一發展機遇，力求更好的利用互聯網技術完成對融資租賃業務的促進工作，使融資租賃業務再上高峰。

二、傳統金融業務的互聯網化

從金融業務模式的發展狀況來看，基本可以根據時間的年限將金融業務模式分為兩種不同的板塊。其一是借助傳統的市場交易方式的傳統的金融業務，其中也包括融資租賃業務；其二則是通過已經逐漸發展完善的先進互聯網技術創新出的全新互聯網金融業務，包括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移動支付和大數據收集和挖掘在其中應用較多，現階段也更受到人們的親睞和喜好，成為了現下新興的金融業務產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帶動了多個行業的生產模式，將全新的生活方式帶到了千家萬戶當中。金融業務得益于信息技術的發展，將自身專項了電子金融的領域當中，信息化的處理系統代替了人工的業務處理系統，更加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這一過程中，銀行數據的大集中、全新的網絡支付和結算系統以及多種網絡銀行的出現都說明了在當下已經延伸發展出了多個金融信息電子化的產物，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全新的活力。

傳統金融業務互聯網化是金融機構借助先進的互聯網信息技術內發性變革的產物，利用信息系統高效、便捷的完成儲蓄、支付、結算業務，從本質上來說即借助信息技術完成傳統金融業務。但從業務結構或業務模式上來說并沒有革命性的創新。

三、互聯網催生出全新的金融業務模式

在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互聯網也進入到了更多的人的事業當中。依托于互聯網技術，各個行業也開始了自身業務的發展和創新，金融業務模式抓住了這一發展的潮流，在互聯網技術的影響下將自己傳統的金融業務模式轉化成為了全新的互聯網金融業務模式，顛覆了傳統的商務貿易模式，讓現代化的電子商務站在了時展的前列。

在互聯網模式下，互聯網公司和企業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不斷開創出全新的融資租賃業務，這些創新發展出的金融業務模式都是根據互聯網技術本身對于數據的挖掘和分析造就的。現階段我國最常見的互聯網金融業務模式就是P2P網絡金融和移動支付模式兩種。通過互聯網技術，將市場上的金融信息和個人連接起來，達到了更加高效也更加快捷的金融管理效果，人們在嘗到了這一業務的好處之后也必將更加支持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的發展。

可以說，在互聯網催生出的金融業務模式當中，通過移動支付、大數據、云計算、搜索引擎等先進的信息技術，避免了傳統金融業務模式當中市場信息不夠透明的弊端，讓人們能夠清晰的看到這一市場當中，雙方的交易和融合都是透明可見的，使得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變得更加可靠。并且由于互聯網金融業務模式自身的技術特點，規避了傳統金融業務模式的當中的金融中介，減少了客戶在使用金融業務之中的麻煩，并且由于減少了中介這一環節，相應的也就減少了日常的金融業務管理費用。在資金交互和匹配的過程中，雙方各自承擔一部分風險，十分公平也清晰可見，將資金的交易放在網絡上進行，也降低了在市場中交易的成本。

從互聯網金融業務模式和傳統金融業務模式的區別上看，兩者不僅所采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更是通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方式將數據變得更加透明，在金融業務的協同操作上更具優勢；且由于采用網絡互聯網技術進行交易，本身的中間成本也變得更低，更容易受到民眾的親睞。

四、結論

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作為現下互聯網時代當中一個金融事業發展模式的分支，其本質任務仍舊沒有改變，屬于傳統的金融業務。但由于包裝上了互聯網的外表，在現階段仍屬于新興出現的金融業務，人們的接受程度還相對較低。可以看出，在未來的時間當中，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也必將為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提供更加可靠的技術保障；并且通過建立網絡信用機制，完善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的相關風險控制項目，讓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變得更加具有可信度；最后，也希望相關領導部門和監管機構能夠針對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出臺油套管的監管政策，真正從制度上保證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的合法性。

參考文獻：

[1]郭瑞.互聯網融資租賃業務模式發展研究[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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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區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在信息化條件下社會各界、企業和居民個人對金融科技的服務需求進一步增多，服務要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的增多、金融科技外部環境的復雜多元給基層央行的科技管理帶來眾多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本文在分析基層央行科技管理面臨現狀的基礎上，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應對思路和措施。

一、基層央行科技管理工作的現狀及面臨的問題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在區域金融業的廣泛應用，基層央行科技管理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1、銀行業的快速發展，對基層央行“科技保障業務”能力和保障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近年來，隨著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銀行業金融機構發展較快，基層央行的金融科技保障工作量越來越大。以浙江省義烏市為例，2012年底止，義烏市有銀行業機構23家，機構數比2009年增加17家，增速35.3%。2012年底止，義烏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存貸款分別為1985.51億元人民幣和1514.31億元人民幣，分別比2009年增加58.37%和74.62%。同時信息技術創新的發展進程快，對基層央行金融科技的工作要求越來越高。從發展軌跡看，我國銀行業信息化發展先后歷經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上世紀60年代初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般稱為業務電算化階段，第二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末至“十一五”規劃中期的數據大集中階段，第三階段是“十一五”規劃后期發展到至今的整合優化階段，目前仍處于整合優化過程。信息化過程中，業務電算化階段經歷了30多年時間，數據大集中階段大約經過了10年左右時間，發展階段的時間間隔呈現越來越短的態勢，科技信息系統建設從“以業務為中心”過渡到“以系統為中心”，發展到“以客戶為中心”，使基層央行金融科技的保障、管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2、現代社會生存模式的發展和轉變，使得基層央行科技管理的服務職能履職要求越來越高。現代社會生存模式，正由現實空間向網絡空間擴展，虛擬化、網絡化的生存模式，對金融服務需求異常強烈，金融科技保障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技管理對網絡和系統安全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作為區域金融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維護者，基層央行為保障金融業的安全運行所提供安全、高效的科技信息化服務責任越發重大，降低社會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促進區域經濟金融和社會發展的作用越發顯現。目前，我國已進入了更加注重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新階段，社會發展將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重視弱勢群體的金融可獲得性和基礎金融服務的均等化、普惠性。如何適應新形勢的發展，盡快滿足人民群眾在支付、結算、轉賬、匯兌等方面的金融保障需求，已經成為基礎央行科技管理工作的現實課題。

3、新時期的金融科技發展規劃遠景，對基層央行科技管理工作提出眾多新的挑戰。根據“十二五”時期金融信息化的工作安排，人民銀行將建設更加安全、高效、便捷的第二代支付系統，統籌考慮支付服務現實需求和未來發展。第二代支付系統將構建以大額支付系統為主渠道，小額支付系統、網銀互聯系統、支票影像交換系統為輔助渠道的支付體系，支持銀行通過單一法人賬戶集中辦理跨行資金結算等集約化經營的需要。目前，基層央行科技部門人員配備相對不足，人員素質離業務發展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科技管理的水平也還需提高和改善。因此，基層央行科技管理工作除了要適應金融信息化發展新趨勢外，還要做好央行自身各個業務系統的科技保障工作，任務十分艱巨。

4、科技管理方面存在許多安全隱患。從外部環境看，許多金融機構科技基礎工作較為薄弱，信息安全技術保障措施不夠健全，更增加了基層央行科技管理工作的難度。這幾年，隨著新設立金融機構的不斷增多，再加上金融業務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科技保障業務運行的壓力，使得信息安全和金融運行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科技管理方面存在許多安全隱患。

（1）信息安全與機構設置、業務發展不匹配，不相適應。部分銀行機構存在“重業務發展，輕信息安全”思想。許多機構專職的科技人員配備嚴重不足，有的機構雖然配備了科技人員，但一人多崗，忽視了科技工作專業性，人力資源配備難以保障信息安全的需要。

（2）技術設施不盡完善。一是有的銀行機構機房設計有待完善。如有個別機構將主機房與廚房相連，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二是有的銀行機構供配電系統形同虛設。有的銀行未按規定配置發電機或者是租用了發電機，但無法實現接入機房，使供配電保障系統難以保證業務穩健運行的信息安全要求，一旦發生意外，極易釀發金融風險。三是許多新設立的銀行機構災備系統不盡完善。有的銀行機構未建立同城災備中心，有的銀行機構異地災備中心設計在合理性、規范性上缺陷較多，給信息安全埋下眾多隱患。

（3）制度執行不夠到位。一是制度建立設未能跟上發展的步伐，出現許多真空和盲點。有的銀行機構未建立監測類科技管理內控制度。有的銀行機構未能根據近幾年信息安全出現的新情況和業務“扁平化”發展的現狀及時地對本單位的信息安全制度進行修訂。二是銀行機構業務運行內網和外聯網絡管理比較寬松，漏洞多、隱患多。如有的銀行外聯單位線路未采取任何防護措施就直接接入內部核心網絡，如遇網絡黑客攻擊，極易造成網絡運行出現故障，嚴重的會造成系統運行癱瘓。三是有的銀行機構移動存儲介質方面制度要求不嚴，管理寬松，容易誘發病毒感染，造成信息安全隱患，給信息安全和網絡安全運行帶來一定影響。

二、加強基層央行科技管理的思路和應對措施

1、統籌協調，增強科技管理的綜合力。一是加強調研，根據金融科技發展現狀，制定完善區域金融科技信息化發展規劃，明確基層央行金融科技的工作目標、工作重點和工作任務，并將其納入到業務發展中同部署、同落實。二是在人民銀行的主導下，發揮銀行業金融機構信息安全聯席會議的作用，及時溝通交流區域銀行業金融機構信息化發展情況，探討金融科技發展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研究解決方法，促進金融信息化健康發展。三是適應金融信息化發展新要求，及時更新基層央行科技人員工作理念，適當增加科技人員配備，同時對現有科技人員采取外出學習、專題培訓、課題攻關、自主自學等方式和途徑，切實提高科技人員的政治思想素質和業務工作水平。

2、扎實工作，增強業務系統的建設力。基層央行自身業務系統的有效維護和保障，是做好科技管理，為金融機構提供信息化網絡有效運行的工作基礎，因此，加強基層央行科技管理，加快自身各種系統應用工作的建設，保證高效、穩定運行就顯得尤為必要。一是要做好應用系統的建設、維護工作。根據安排，基層央行科技管理方面要開展業務網電子公文傳輸系統及電子檔案系統、金融業信息交換系統、ACS系統建設的相關工作，同時要做好已經接入運行的國庫信息處理系統（TIPS）等系統的優化、完善工作。二是完善基層央行機房及網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要認真實施轄區內人民銀行縣級支行電視電話會議系統建設工程，根據上級的統一部署，積極開展機房建設，在規范縣級支行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工作的基礎上，做好科技常態化管理和科技工作的完善提高。三是建立和實施計算機客戶端信息安全檢查制度。要指導各業務科室和人員，每月對計算機進行全盤病毒掃描和安全配置檢查，消除安全隱患，為系統安全運行提供保障。

3、積極有為，增強科技管理的創新力。實踐證明，創新是科技管理科學化、現代化的不竭動力。基層央行科技管理要從以下方面開展創新工作：一是激發科技人員的創新意識，開展“勤思考、勇創新”活動，對科技管理提出“新點子”，提升科技管理工作的潛能和效率。二是創新服務方式。要針對縣支行科技人員多為兼職、科技管理水平參差不齊的狀況，編寫縣支行科技管理工作手冊，指導縣支行提高信息化系統運行維護技能，規范金融科技管理。三是創新信息安全防范工具。根據計算機病毒多發、易發的情況，開發病毒防護輔助工具，指導和提醒用戶定期掃描計算機，防止病毒擴散，有效地提升計算機病毒防護工作水平。

4、綜合治理，增強行業管理的執行力。一是建立“金融機構信息安全評價辦法”，從人員組織、網絡、機房、系統建設、災難恢復、安全管理等方面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科技管理，開展信息安全現場與非現場評價，促進銀行業金融機構增強信息安全管理意識、提高信息安全內部管理水平。二是進一步做好外聯機構的網絡接入管理。根據人民銀行總行“統籌規劃、集中組織、電信匯聚、一口接入”的方式，進一步規范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小、微型金融機構的接入服務。三是指導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等級保護工作。根據人民銀行《關于銀行業金融機構信息系統安全等級保護定級的指導意見》等文件要求，指導銀行業金融機構進一步落實系統安全等級定級和備案工作，同時將等保工作納入安全評價范圍，督促其做好三級及以上系統的測評和整改工作，確保系統達到相應等級的技術要求，提高系統安全性。四是深入推進銀行卡與電子支付管理工作。繼續推動金融IC卡遷移，指導地方性法人金融機構，及時總結有關商業銀行的亮點經驗和做法，加快金融IC卡系統的改造步伐。以行業合作模式促進金融IC卡多應用，加強與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的溝通，指導商業銀行積極開展金融IC卡在公共服務領域應用，擴大金融社保卡的發卡地區和發行量，建立并完善社會保障卡加載金融功能的工作協調機制。嚴把準入關，加強銀行卡發卡和電子支付技術審核。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