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系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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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是根據系統工程理論，綜合采用工程技術方法，設計、開發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從而創造性地解決各種金融問題。在具體運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風險，并為客戶設計、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產品。金融工程為資本資源的優化配置、防范金融風險和加強金融監管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但同時對全球金融體系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一、金融工程對金融體系的正面影響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宏觀調控的效率。金融工程開發設計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機構傳統的專業分工，使其業務種類經營范圍擴大。從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機構的服務質量，同時使金融機構更加注重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資產負債管理和風險管理，增強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技術水平，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日趨融合，決策效益增強。金融工程所創造的新的金融產品以高度流動性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資便利的程度，極大地豐富了金融市場的交易，壯大了市場規模，從而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效率。而中央銀行利用金融工程綜合運用多種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實現宏觀調控和風險管理。

2.金融工程強化了現代金融管理。金融業的現代化推動了數理方法的應用研究，反過來，金融管理特別是金融風險的防范，也越來越需要量化決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發展，提高了人們對金融運行規律的認識，從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場的發展動向而進行科學決策。運用金融工程各種先進的理論知識與技術手段，對客戶所面臨的利益與風險狀況進行評估、分解、取舍和重組，形成客戶所能接受的風險收益，進行風險控制。金融工程還可以利用電腦技術與通訊技術及時發現金融市場的不均衡性，從而客觀上增強了市場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處理各種證券金融數據，可以比較全面地分析各種因素的影響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風險。金融工程是一種系統性的分析方法。其具體運作過程包括五個步驟：診斷、分析、開發、定價和定制。即識別客戶遇到的金融問題的本質與根源，分析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依此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并確定金融產品的開發成本和邊際利潤，從而為每個客戶定制能滿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見，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產品開發過程中有效地實現經營風險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對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負面影響

1.使金融機構的穩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產物，其發展在促進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時，也降低了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種金融機構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金融業務的多元化和金融機構的同質化，使金融機構可以涉及諸多領域，金融機構體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受到沖擊。2.使金融體系面臨著新的風險。隨著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各種信用形式得到充分運用，金融市場價格呈現高度易變性，金融業面臨的風險相應增加。金融機構推出的規避風險的創新工具，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轉移和分散風險的作用，但同時也使金融業在傳統風險的基礎上面臨新的風險。

3.增強了金融交易的投機性。金融市場出現的與基本的經濟因素無關的不正常波動，往往是因為有投機力量的操縱，并有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從眾心理從旁助陣。金融工程為投機活動創造了大批撼動市場的先進手段，增強了市場的有機性。

4.削弱了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種金融機構間傳統的業務界限，金融機構為了增強競爭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業務，這就使得同一種經濟功能可以通過不同的金融機構或金融工具來實現，從而使金融監管出現了真空地帶。

三、推動金融工程發展，完善金融體系的思考

1.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目前，我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仍顯薄弱，特別是金融信息網絡建設的覆蓋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強。為此，必須進一步加大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同時完善國內的清算交易系統，加快電子化進程，減少金融交易的時滯，增強市場效率和流動性，確保信息基礎設施不會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瓶頸”，為金融工程的運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條件。

2.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充分利用現代電子信息手段，加強對各類金融機構資金流的動態監測，及時發現問題、處理問題，研究針對金融工程運用及其產品的有效監管手段。具體可采用政府監管、行業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級共同監督管理體制。監管部門對金融工程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應有所準備，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動態的跟蹤管理體系，對市場的發展進行預測把握，引導金融工程的順利發展和金融體系的基本穩定。與此同時，也要加強監管隊伍建設，提高監管人員素質。

3.創造金融工程實施的有效主體，促進金融效率的提高。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加快企業尤其是國企的改革步伐，積極培育風險管理的市場需求主體，促進企業管理方式和股權結構轉變，推動投融資體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場，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推進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步伐，引進國際金融市場上較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產品，改善金融服務水平和金融效率，促進金融行業的競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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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衷心感謝一直以來給予我無私幫助和關愛的老師們，特別是我的導師杜玲老師，班主任杜德斌老師、仲艷維老師，專業課聶華老師、汪雯老師、曾蕾老師，學院黃國華老師，黨政辦汪海洋老師。謝謝你們這四年以來對我的關心和照顧，從你們身上，我學會了如何學習，如何工作，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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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畢業設計(論文)課題來源、類型

課題來源：經過老師推薦，自己慎重選擇后確定的方向與題目

課題類型：本課題屬于宏觀角度下的研究，通過對中國股市成長性的認識和對投資機會的定性研究，來分析和總結其兩者之間的關系。

二、選題的目的及意義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秩序發展，中國資本市場也日益完善，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執法力度的強化，使得股票市場公開、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則得以充分體現，中國股市經歷了2007年至2012年底長達5年的大熊市。股票價格已大幅度的下跌，相當一部分藍籌股具有投資價值，股票市場投資機會凸顯沒產業升級時新興產業在經濟中比重日益提升，政策扶持的行業未來增長的潛力相當大，對這些增長型行業在股票市場進行長期投資必將獲取豐厚的回報。但是中國股市仍然是一個相對不承受的新興市場，投資風險相對較高，因而研究中國股市的成長性與投資機會對引導投資者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本課題的研究狀況及發展趨勢

首先由于我們現在研究的是中國股市的成長性與投資機會，中國股市已經走過二十幾年，我們還是可以從他的成長性和其對應的投資機會來分析他們之間的關系。在我們之前也有很多人研究過同樣的課題我們可以從中取得一些十分有意義的借鑒。

《中國股市成長與宏觀經濟》作者周垂日；2000年出版，本文分析了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近十年來，股市規模與國民生產總值及居民儲蓄的關系，并與處于迅速發展階段的美國、韓國股市的同類數據比較，中國股市發展速度較快，論述發展股市對中國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意義。由于其主要研究的是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的聯系，所以對投資者的價值并不是很大，而且它的出版時間較早。對現在的意義也不是很大。

《代價最小的股市路徑之爭——中國股市十八年的回憶與思考》作者劉紀鵬；劉妍；2007年出版，本文主要說的是從1990年深交所試運行和上交所正式運行起步至今，中國股市歷經十八個年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十八年來，中國股市的成長史到底是一部不規范的成長史，還是一部國情和西方規范成功結合的發展史？到底是一個充滿了投機、泡沫和賭徒的賭場，還是和平崛起的中國不可或缺的主戰場？在中國二十九年的改革中，沒有一個領域像股市這樣，爭論如此之多、如此之激烈。"強調國情為主的實事求是派"和"強調海外規范為主的照搬照抄派"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息。以股權分置改革為例，"市價減持"變"對價改革"導致天壤之別。因此，敢于正視這十八年發展史，客觀科學地總結我們在股市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至關重要。本文試圖從中國股市發展中爭論過的幾個焦點問題入手，對過往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以尋求中國資本市場未來發展的最優路徑。他給我們講述了中國股市的成長歷史，但沒有對未來的中國股市走勢進行展開分析。

《見證成長》作者周宏波；2011年刊登于《股市動態分析》<正>2010年，中國證券市場20歲生日，《股市動態分析》作為中國最刊創刊的專業性證券類期刊也見證了中國股市的成長歷程。而中國機構投資者初具規模也就是三五年內的事，每年的"最佳機構投資者"春節特刊也正在見證中國投資人成長的步伐。自2008年首次推出"最佳機構投資者"特刊以來，每年上榜機構風云變幻，新機構名字層出不窮，今年也不例外。這一方面表明中國投資者隊伍的不成熟。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欣喜地發現，開始有些機構連續兩年上榜，比如公募基金界的華商基金、華夏基金，私募機構的尚雅投資。《中國股市成長質量及其對策研究》作者牟長利；龍子泉；2003年出版。本文主要給我們講述了我國的滬深股市自九十年代初成立以來，經過短短十余年的發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以及對現在中國上市公司的總體質量分析。并給投資者以建議。

《中國股市暴漲暴跌背后的制度建設缺失》作者：王一靜，文獻來源：[J].現代商業，2008股市18年的成長，也是中國股市制度完善的過程。中國股市經過了兩年的股改，終于解決了積壓已久非流通股問題。本文就中國股市最近出現的一漲暴跌的行情，分析了中國股市制度存在的缺陷。說明我們國家的股市發展存在著制度的缺陷，需要更近一步的改進。

《從A股市盈率變化看股市投資機會》作者：金開安，文獻來源：[J].投資北京，2011<正>股市的低估，對于長期投資的價值投資者來說，是一個買入持有的好時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股票市場經歷了2009年觸底反彈，2010年到2011年長期盤整、交易低迷的弱勢階段。本文主要說了我們怎么利用市盈率來把握投資機會。

《危機下的中國投資機會》作者：馬晨文獻來源：[J].中國金融家，2009文獻主要講了大中華區是如何從一個地理概念轉變為一個充滿投資機會而且經濟結構互通的地域？中國的股市表現領先全球，哪些行業將出現最佳的投資機會？A股市場的短期和中長期走勢如何？流動性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中國老齡社會養老產業的投資機會研究》作者：劉紅，唐繼碧，文獻來源：[J].會計師，2012，摘要：我國已進入老齡社會，"四二一"為主的家庭結構模式導致了養老方式從以家庭養老為主轉變為以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并重的養老模式過渡，同時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老年人口不斷增加，老年人收入也不斷增加，政府對養老產業大力支持，但是與此相對應的卻是養老產業的落后和養老產品、服務的嚴重缺失，因此，我國養老產業將迎來發展的春天，帶來巨大的投資機會。

《中國股市投資組合規模的進一步研究》作者：方少含，文獻來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1摘要：采用"滬深300"成分股中的280只股票，通過隨機抽樣的方法建立等權投資組合模型，實證分析了中國股市投資組合規模的非系統風險分散效應，計算了滬深A股系統風險總量，并從馬可維茨投資組合理論出發探討了合適的規避風險的投資組合。

《股市投資機會在哪里？》作者：劉浩，文獻來源：[J].卓越理財，2008，摘要：<正>2008年上半年，根據各種理論推算出的"鐵底"——5000、4800、4000、3500……，都沒能阻止股市大盤的下跌、再下跌，股指在所謂"鐵底"中一路暢行。大跌之后，下半年股市能否絕地反擊？《中國股市投資策略探討》作者：劉光彥文獻來源：[J].商業研究，2005，摘要：14年來中國股市大幅波動，暴漲暴跌的次數不計其數，許多參與群體損失慘重。然而，中國股市在讓投資者面臨巨大風險的同時，也給投資者帶來巨大的機會，認真研究中國股市的運行情況及漲跌機理，探討其投資策略是很有必要的。

《爭奪資源：故事遠未結束》作者：彭波，文獻來源：[J].證券導刊，2006，摘要：一年來，一邊是股改轟轟烈烈地進行，一邊是牛市如火如荼地展開，中國股市隨著最大的制度障礙的消除，被壓抑的上升動能開始逐步釋放，除了制度的原因，資源與能源、人民幣升值、消費升級被視為這輪牛市的開始。

《中國股市投資價值分析：基于行業角度》作者：錢競，文獻來源：[J].金融理論與教學，2012，摘要：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又經歷了歐債危機，中國股市持續低迷，大盤指數不斷跌破低點，中國股市仿佛在一夜之間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眾多股民被套，財富大幅縮水，基金公司普遍虧損。中國股市到底具不具被長線投資機會還有待考驗。

《中國股市投資風險結構性失衡分析》作者：李瑋，陳衛平，文獻來源：[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摘要：從介紹股市投資風險特征著手，通過對中外股市風險結構的實證分析比較，指出了當前中國股市系統性風險比例過高，系統性風險與非系統性風險結構性失衡，并圍繞這一失衡現象對其成因、危害進行了分析。

《運用投資機會集方法研究公司成長性》作者：潘立生，任國宏，趙惠芳，文獻來源：[J].財會月刊，2010，摘要：本文使用投資機會集方法并選用我國滬深兩市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來度量公司的成長性，并對投資機會集方法和傳統的托賓Q值方法和市凈率方法進行有效性檢驗，結果表明：投資機會集方法比托賓Q值方法。

《時變性投資機會條件下的戰略資產配置決策：理論與中國實證》作者：范利民，陳浩武，文獻來源：[J].管理工程學報，2010，摘要：本文分析了投資機會的時變性特征對長期投資者戰略資產配置決策的影響并實證，表明時變性特征降低風險資產長期收益率條件方差的增長速度，降低其在長期投資視角的風險。

從上我們得到：中國股市成長性與其他的一些因素之間的關系，或者是投資機會與其他的因素之間的關系。可以借鑒他們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有利于我們選擇正確的研究方向。

四、本課題主要研究內容

論文在廣泛閱讀相關資料和研究成果、理論，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對我國股市的成長性與投資機會進行研究。論文通過對中國股市的成長性，投資機會各自分析和實證研究后得出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分析，最后綜合理論與實證研究得出結論并提出相關建議。以下為提綱：

第一章，緒論部分主要是說明本文的研究意義和背景、概述本文的研究內容。

第二章，詳細說明中國股市的成長性，對中國的成長性展開分析

第三章，詳細說明中國股市的投資機會，并研究不同時期的投資機會是怎樣變化的

第四章，通過選取樣本和萃取數據對中國股市的成長性與投資機會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

第五章，對本出總結，同時通過本文的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五、完成論文的條件和擬采用的研究手段(途徑)

首先，通過研讀國內學者對于這一問題的各類研究成果，并以此為思路來尋找出我所需要進行的宏觀方面的研究。

其次，借鑒國內學者的理論成果及實證檢驗成果找出我的研究所需要的數據與實證方法，并找出各類實證檢驗結果的相同于不同之處，提出我所要研究的問題的理論依據及實證分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根據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找到能夠驗證我問題的方法。

再次，對我所研究的問題進行分析，此部分相對于前面較理論化，但是會更加具體到細節。

六、本課題進度安排、各階段預期達到的目標：

1.2.28-3.6：確定論文題目，明確論文目的、內容及進度安排，開始查閱資料。

2.3.7-3.20：收集資料，撰寫任務書和文獻綜述。

3.3.21-3.27：收集資料，完成開題報告。

4.3.28-4.3：整理資料，擬定論文大綱。

篇（4）

一加入世貿之后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銀行市場的基本趨勢

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的有關協議，中國銀行業開放時間表的主要內容包括：（1）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連；在加入WTO一年內，取消在廣州、青島、南京、武漢的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內，取消在濟南、福州、成都、重慶的限制；加入WTO三年內，取消在北京、珠海、廈門、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內，取消在西安、沈陽、寧波、汕頭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內，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客戶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即人民幣的批發業務放開；在加入WTO五年內業務，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居民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即人民幣的零售業務放開。顯然，這是一個漸進式的對外開放協議。

在這個協議的框架下，基于對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不同判斷，不同的機構對于外資銀行的進入速度表現出不同的預期。總體上看，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相當謹慎的預測。這一點以找重開拓高端市場的花旗銀行為代表。花旗銀行的專家在分析其進入中國市場的份額預期時強調，如果花旗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太高了，華爾街的分析師會提醒投資人：“花旗正在成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這會降低銀行在市場上的價值，這不是股東們所愿意看到的，因此這些聚焦高端客戶的部分外資銀行只會努力做好在中國的、其市場定位范圍內的部分業務，但不會追求市場的份額。換言之，在花旗銀行的專家看來，如果不能為花旗銀行帶來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場的盈利水平，花旗銀行是不會盲目擴大在中國市場的份額的。這一點在近期花旗銀行浦東分行對于理財客戶最低存款限額的規定上就可見一斑。

（2）謹慎的預測。這一點以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為代表。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預期，在中國加入世貿十年后，外資銀行在中國貸款市場的占有率會由現時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據該報告的預測，假如開放銀行市場能讓銀行業總借貸額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間每年增長13%，外資銀行貸款增長每年將達到四成的復式增長，在二零一零年時外資銀行貸款額將有百分之八的市場占有率。目前，外資銀行在中國內地的貸款市場占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時，外資銀行的放貸額只及中國內地銀行業的百分之一點七。

（3）較為廣泛接受的預測。目前經濟界被較為廣泛接受的預測，是預計10年之內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平均會達到10％，這一預測稍高于渣打銀行的預測速度。

（4）樂觀的預測。這以亞洲開發銀行的專家的預測為代表。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莫利預測說，中國的銀行將在入世后喪失相當大的市場分額，其利潤份額也將大大縮小。他說，目前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所占的份額過低，中國加入WTO后10到15年，將可能占據中國金融市場約30％的份額。

那么，如果外資銀行按照上述較為樂觀的預測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是否會引發中國的銀行危機呢？實際上，對于銀行體系來說，只要不發生支付危機，只要流動性保持較好狀態，即使出現較大比例的壞賬或數額較大虧損，也能在相當的時期內維持正常的運營局面，這是為各國的銀行體系所證明的。因此，即使外資銀行以上述速度進入中國銀行市場，在某種臨界狀態下，中國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即使失去一大批存貸款客戶，也未必發生支付危機，而且，在這種限定的前提下，我們所能收到的必然是銀行類金融服務得以改善的效果。這里所說的臨界狀態，是國有銀行體系通過拓展業務帶來的相對穩定的增量負債來支持包含一定比率的不良資產的流動性資產及總資產。根據現有的實際數據和經驗比例，這是不難測算出來的，而且國有銀行也是不難滿足和達到這一臨界指標的。因在此前提下，所謂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引發金融危機基本上可以說是聳人聽聞的說法，中國的分步驟市場開放策略更是分散了外資銀行迅速進入可能對國內銀行業帶來的沖擊和風險。

當然，在保證不斷拓展業務、并且不發生支付危機的臨界狀態以下，中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只有提高營運效益才能不斷補足核心資本，提高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外資銀行的進入當然會導致部分優良客戶的流失，但是我們的分析和預測不能靜態地看待中資銀行的經營行為，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資銀行既有坐以待斃的可能，更有能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在外資銀行壓力下加快內部市場化改革、并維持和爭奪業務份額的可能。

二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的競爭力對比分析

實際上，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速度，取決于不同銀行的市場定位及其相對的競爭優勢。

一般來說，外資銀行在經營機制方面的優勢目前來看是明顯的。由于外資金融機構在國際聲譽、薪酬待遇、激勵制度等方面比中資銀行有較大的優勢，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國內銀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資銀行的市場定位和以盈利為導向的經營目標，外資銀行通常會注重高端市場的開拓，注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業務，這一部分業務在整個市場份額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時，外資銀行為外資企業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所促進的優質企業的成長，業能夠帶動總體的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與此相對應的是，由于市場定位和中國金融監管當局對于外資銀行設立網點的約束，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銀行對吸收居民儲蓄存款的興趣有限，對于企業存款的競爭會相對激烈。

因此，在當前對于中國加入世貿之后外資銀行進入市場后的影響的討論中，一些金融機構實際上有意無疑地夸大了外資銀行對于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力，這一夸大可能會形成政策上的影響力而對促進金融機構推進改革發揮積極的影響，但是也可能誤導金融界對于外資銀行的政策舉措。即使不考慮當前外資銀行相當有限的市場份額，對于外資銀行競爭力的夸張實際上也低估了中資銀行本身具有的競爭力和相對優勢。近10年來，中資銀行業的管理人員日益年輕化、專業化、技術裝備具有國際水平，分支機構網點更是遍及全國，而且在五年的準備期里，中資銀行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國市場上拓展業務的外資銀行同樣面臨許多經營風險，相比之下還缺乏國內銀行所具有的各種優勢。中國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放開外資銀行在華展開業務的機會，但真正的市場開放，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與一連串金融改革齊頭并進的。外資銀行在華經營既有跨國投資的一般風險特點，也有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的中國特色的風險。首先是道德風險。由于中國市場還缺乏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和良好的信譽環境，導致一些企業經營者濫用和挪用貸款，這會直接或間接增加外資銀行的風險，這是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都共同面對的。其次是市場風險。由于中國的非經常項目還沒有對外開放，一定程度上也對外資銀行深化業務形成了約束。再次是信用風險。由于中國企業的資信程度還較低，企業財務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連帶影響貸款的償還能力，這是西方銀行系統不常見的現象。從資金來源方面，實際上人民幣資金來源問題始終困擾著外資銀行，加上沒有一個公開、有效的最終貸款者制度，致使外資銀行承擔著較高的流動性風險。還要指出的是，外資銀行在信息技術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資銀行高出許多。中資商業銀行經過20多年的磨練，在信息技術支持等方面雖然與國際著名銀行尚有差距，但距離并不大，而且外資銀行無論投入多少資金和物力，在網點規模上仍無法與中資銀行分庭抗禮，在人文環境上，外資銀行更無法與中資銀行相抗衡。

因此，更為務實的看法，可能是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在競爭中合作，共同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共同把中國金融市場的蛋糕做大，則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都能夠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三從香港市場的銀行競爭格局看中國內地銀行市場的演變趨勢

市場的開放會引發金融市場的動蕩嗎？不僅國內家電等行業的開放不能證明這個結論，以金融市場高度開放的中國香港為例，外資銀行的靈活進出和高度競爭，實際上推動了相當銀行體系的完善和發展，而且到目前為止，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歷史地看，20世紀80年代可以說是香港銀行業的黃金時代。香港是世界上除紐約、倫敦之外，外國銀行最多的第三大銀行中心，全世界資產排名表前50名的銀行中有44家在香港開有分支機構。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來，香港取消限制，向外資銀行打開大門，金融政策逐步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資銀行蜂擁而至。香港金融業因此發展迅速，直追紐約、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而成為世界上金融機構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

目前，香港銀行市場主要由三大銀行集團主導，即中銀集團、匯豐-恒生集團及渣打銀行香港分行。三大銀行集團占香港整個銀行貸款市場50%以上，處于第二層次的東亞銀行占4.5%，道亨銀行占3.5%，其他中小型銀行份額不高，平均市場占有率僅1%-2%。

歷史地看，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銀行市場開放前可以說是英資獨霸市場，現在歷經風雨后的的香港銀行業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資銀行，它在香港銀行體系中一度居于壟斷地位，主要有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其二則是中銀集團系的中資銀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歷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間的事情。其三則是其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家外資銀行，它們大多是實力雄厚的國際性大銀行，在世界500家大銀行中排在前100位。主要有美資銀行、日英銀行、加拿大銀行和歐洲、亞洲、澳大利亞各國的銀行，其中以美、日資銀行為最強大。剩下的一股力量就是當地銀行也稱華資銀行，居于香港銀行業的第四梯隊，它的黃金時代是1946年至1964年，華資銀行規模小、分支數量多，在香港華人特別是中下階層和中小企業中獨具競爭力。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或被外資大銀行及其它機構參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管，真正獨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不同的銀行有不同的市場定位和自身的盈利空間，共同促進香港金融體系的發展。目前，香港的銀行業的資本充足比率高達18.8%，遠高于巴塞爾協議要求的8%，而且香港銀行的平均盈利水平為亞太區內最高，股本回報率達15%，開放和競爭給香港銀行業帶來的共贏，這一點對于當前中國內地把握外資銀行開放進程及其影響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四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之間的競爭性合作會推動中國金融體系運作效率的提高

如前所述，由于外資銀行與其中資銀行的市場定位不同，所具有的相對比較優勢也存在差異，因而盡管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對中資銀行的經營形成相當的壓力，但是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同樣存在廣泛的合作空間；由于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速度是漸次推進的，因而外資銀行的進入并不容易引發銀行危機或者金融危機。在這個金融開放的進程中，真正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是中資銀行在外資銀行的經營壓力下，不能及時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經營效率，有效控制經營風險。

可以預計，外資銀行的進入會促進中國銀行業的市場重組進程，中國加入世貿之后開放銀行市場將增加銀行的收購與合并活動，而且并不限于大陸銀行之間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資銀行。特別是考慮到部份外資銀行有興趣與內地銀行合作，從而受惠于內地銀行現有的網絡及市場聲譽，這種購并活動會趨于活躍，并且使得中國內地的銀行業的競爭更為激烈，從而促使銀行體系運作效率的總體提高。

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的競爭性合作，能夠共同把中國金融市場的蛋糕作大。實際上，外資銀行能夠選擇進入中國市場，也是與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分不開。在這個不斷擴張的市場中，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因為經營優勢的差異，選擇服務的市場區間自然會有差異。例如，從目前有限的幾家外資銀行看，由于這些外資銀行的運營成本高，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客戶上，例如，花旗銀行要求理財的客戶每個星期存款帳戶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戶每月日平均總存款額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則將收服務費人民幣50元或美金6元。匯豐銀行則要求客戶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額為2000美元，活期存款雖然不設起存點，但如果客戶每半年的賬戶平均金額低于2000美元，則要收取每6個月20美元的服務費。與此形成對照的而是，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導的中資銀行則更多地是利用廣泛的網絡布局服務于更多的普通客戶。在這個競爭性合作的過程中，中外銀行之間是競爭對手，也是策略伙伴。而銀行市場的競爭將使得企業和居民等金融服務的最終消費者獲得益處，他們將切實獲得更好的金融服務和更多的金融服務選擇空間。

五中國加入世貿也為中國金融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了空間和機會

篇（5）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至關重要的問題，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本質上是要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進農村建設，其中一個重點和難點就是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穩步提高。而作為農村經濟的核心——農村金融能否為此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則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個關鍵，因此，研究農村金融體系改革，對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農村地區的持續穩定和農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基本概況

(一)農村金融組織體系

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初步建立較為齊全的以政策性、商業性和合作性金融為主體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中國農業銀行恢復前，我聞農村金融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的農村信貸和農村信用社業務組成。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恢復后，由中國農業銀行統一管理支農資金，集中辦理農村信貸，領導農村信用社，從而確立了中同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體制。1994年從中同農業銀行分離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農村金融增加了政策性金融部門。1996年農村信用社與農業銀行“脫鉤”，標志著農村金融體制又進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以合作金融為基礎，商業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立。1986年開始設立的郵政儲蓄機構被界定為其他金融機構，但因得益于政策優惠，近些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也成為農村金融組織體系重要組成部分。

(二)農村金融市場體系

農村金融市場的主要供給方為農發行，農行和農村信用社，而需求方則主要包括了農村經濟活動的主體農戶和農村企業。金融產品受制于供給水平、能力及意愿等因素，目前品種較為單一，對于各種類型的農戶和農村企業千差萬別的金融需求則顯得供不應求。還有，客觀上由于我國的農村金融市場存在較為明顯的短缺和抑制，供給方在市場體系中基本處于壟斷者的地位，加之資金的價格未能市場化，由此導致金融交易行為扭曲現象普遍存在。

(三)農村金融監管體系

對農村金融體系的監管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對農村金融的監管主要是按金融機構的類型來劃分的，既包含銀行監管部門也包括合作金融監管部門，其中銀行監管部門主要監管政策性銀行、商業性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包括農發行、農行以及郵政儲蓄等。而合作金融監管部門主要監管數量眾多的農村信用社，在監管的同時還負責對農村信用社進行行業管理。另外，銀監會等其他金融組織對農村金融體系的監管也發揮重要作用。

二、我國當前農村金融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不足之處

目前雖然建立了以政策性、商業銀行和信用社為主體的金融機構組織體系，但由于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和制約，我國完全意義上的金融機構組織體系尚未發育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作為政策性銀行的農業發展銀行資金來源不穩定，籌資成本較高，與優惠貸款形成較大反差；業務范圍狹窄，功能單一，僅是在農產品收購方面發揮著政策性金融組織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來說，只是扮演著“糧食銀行”的作用。

2．作為商業銀行的中國農業銀行，市場定位和經營策略發生了重大變化，信貸業務重點向城市傾斜，農業銀行信貸資金已基本從農村市場退出。

3．農村信用社“支農”力不從心，其管理體制、經營機制還不夠健全完善，“三會”制度形同虛設，歷史包袱沉重，不良貸款率較高。

4．農業保險不適應“三農”發展需要。目前補償性質的災害救濟，一是受到國家財力限制補償不足；二是不適應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對農業保險的要求；三是不利于培育農戶參與保險的秘極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業保險事業的發展

5．民間金融依然活躍，且缺乏必要的規范。農村的民間金融組織和融資活動，其運行極不規范，存在著諸多急需解決的問題：(1)存貸款利率普遍較高，影響了農村經濟主體的發展后勁；(2)存在著較大的金融風險。

(二)農村金融市場體系的不足之處

1，資金供求的市場價格形成機制未確立，影響資金的優化配置。國家對農村金融市場實行十分嚴格的金融管制，資本的基本價格——利率形成機制還未完全市場化，在民問借貸市場活躍的情況下，資金市場存在兩個價格，即利率的“雙軌制”，導致資金供求基本信號被扭曲，影響了稀缺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本身也是導致農村資金抽往城市和地下金融禁而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

2，存在明顯的供給短缺，局部形成寡頭壟斷的局面。由于農村金融的供給方僅為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且資金供給長期難以滿足農民和農村經濟的需要，資金的賣方市場長期存在。

3，金融產品供給不足，水平較低，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農戶和農村企業由于經濟活動內容和規模不同，其金融需求也表現出多層次性的特征。而以農信社為主力軍的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產品仍然停留在存款、貸款等傳統業務上，且資金規模有限、金融產品創新少、結算手段落后，難以適應不斷發展的農村經濟和農民的需求。

(三)金融監管體系的問題

1．對建立完善的農村金融體系缺乏長遠規劃。主要表現在：對農村政策性金融的發展缺乏明確方向，政策性金融業務散布在多個金融機構。

2．農村金融監管力量有限，難以適應點多面廣、情況復雜的監管要求。由于存在監管體制設置上的問題，監管結構呈現“倒三角”形態。在基層地市、縣人行的金融監管力量最少，而監管任務卻最重，情況最復雜，監管人員往往疲于奔波，忙于應付，監管的有效性受到很大影響。

三、改革和完善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戰略措施

(一)統籌考慮，進一步創新農村金融組織體系

1．完善農業發展銀行職能，使其真正發揮農業政策性銀行的職能作用。要改變目前農業發展銀行只負責國家糧棉油收購貸款的格局，擴大其業務外延。一是把目前由農業銀行經營的農業開發貸款、扶貧貼息貸款等政策性金融業務劃為農業發展銀行；二是將國家開發銀行農業信貸業務、國際金融機構農貸的轉貸業務劃為農業發展銀行管理；三是改變目前農業政策性金融資金來源渠道過于狹窄、資金來源不穩定的現狀，通過發行農業金融債券，建立農業發展基金面向農民籌資、境外籌資等多種渠道籌集資金，還可將郵政儲蓄存款、社會保障基金等劃為農業發展銀行。

2．整合和發展國有商業銀行，尤其是中國農業銀行，使其更好的為農村、農民、農業服務。一方面通過農業產業化的優秀項目去吸引商業銀行的投入；另一方面，國家可規定商業銀行向農業投放貸款的最低限額或比例，或要求商業銀行將存款增長的一定比例用于購買農業政策性金融債券。另外，隨著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的實施，其國有銀行業務逐漸從農村市場淡出是必然的趨勢，可以考慮將其分支機構統一整合基礎上，吸收民問資金參股，改組成地方性質的中小型商業銀行，增強對縣域經濟的支持。

3．深化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積極發揮其農村金融主力軍作用。農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主要內容首先是要進一步明確信用社改革的總體目標。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總體方向應是合作制，按照合作社原則進行改革，農村基層信用合作社應真正辦成農民的合作金融組織。其次，應明確信用社的財產的歸屬，即所有制性質。改革中應尊重農民社員的股權和集體所有財產的所有權，任何人不可平調，也不可隨意改變其性質。第三，應進一步完善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結構，轉換經營機制。

4．要盡快組建以地方政府為依托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鑒于商業性農業保險尚缺乏市場基礎，建議在政府推動下爭取成立地方性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該公司可以采取“財政補貼推動，商業化運作”的模式經營，并享受相應的稅收和財政優惠。在經營中，公司要以現代企業制度為基礎，走“大農險”之路，在完善農村風險保障體系，開發培育農村保險市場的過程中穩步發展。

5．正確引導和充分利用民間金融，實現民間金融適度發展。對民間金融，要從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嚴格市場準入條件、提高準備金率和資金充足率及實行風險責任自負的情況下，引導和鼓勵民間私人借貸機構等有規范組織形式的農村民間金融健康發展，以增加農村金融的服務供給，滿足“三農”多層次的融資需求。同時，對投機性民間金融組織和以民間金融為幌子進行非法金融活動的要予以嚴厲打擊。

(二)創新農村金融市場體系

推動以農村資金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化為中心的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逐步建立起更加廣泛的金融市場，包括農村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并實現正式的農村信貸市場與非正式農村金融市場間的有機聯系。推動農村資金拆借市場的發育，為農村信用社融通資金提供便利。鼓勵金融創新，產品創新，為農村客戶提供包括存貸款、證券融資、證券交易、財產擔保、租賃、人壽和再保險和支付結算等中間業務在內的多樣化金融工具，以適應多樣化的農村金融需求。

(三)創新農村金融監管體系，盡早實現對農村信用社金融監管和行業管理的分設

篇（6）

從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看出，RGDP、RL、FIR和LDR都接受的原假設，是非平穩序列。分別對RGDP、RI、FIR、LDR做一階差分，對一階差分做平穩性檢驗，從上表可知，RGDP、RI、FIR和LDR在10%的水平上表現平穩。結果表明，文中所選數據是一階平穩的，可以做進一步的經濟分析。

在VAR模型中，在做協整檢驗之前，需要確定滯后階數，確定滯后階數的目的是要消除誤差項中的自相關性，本文采用AIC和SC兩種檢驗標準，確定出合理的滯后階數是二階。

1.協整檢驗

本文基于回歸系數，采用Johansen檢驗方法對各變量做協整檢驗。在做檢驗前，對RGDP、RI、FIR和LDR分別取對數，取滯后階數2。通過Johansen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至多存在著2個協整關系。根據檢驗得出的協整系數：

β=(1.000000，1.286866，0.284633，0.122563)

RGDP=1.286866RI+0.284633FIR+0.122563LDR+1.665646

標準差：(0.01227)(0.02087)(0.01323)(0.2364)

從協整方程可以看出，實際農村GDP、實際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金融相關率和信貸比之間達到了長期均衡狀態。其中，金融發展規模每變動一個單位值，RGDP就變動0.284633個點，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最大，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每變動一個單位值，RGDP就會變動1.286866個點，而金融發展效率每提高一個單位值，農村經濟就會增長12.25%的比例。

2.格蘭杰因果檢驗

格蘭杰因果檢驗是用來考察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實質上是檢驗一個變量是否受到其他變量的滯后影響,就是考察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之間是否是因為受到滯后變量影響而存在相互因果關系，而不是由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

在格蘭杰因果檢驗10%的顯著水平下，FIR是農村GDP的格蘭杰原因，但農村經濟的增長卻不能提高農村金融相關率。檢驗結果顯示LDR和RGDP增長之間不能相互解釋，農村經濟增長不是金融發展效率的原因，金融發展效率也不能解釋農村經濟增長；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可以解釋農村經濟的增長，而農村經濟的增長卻不是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格蘭杰原因。

3.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

（1）脈沖響應：VAR模型中的內生變量之間雖然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但由于在短期內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使得內生變量不在均衡的水平上，而是在均衡水平上下波動。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衡量其他變量對內生變量的貢獻值，這一貢獻值用方差來表示，方差越大，一個變量對內生變量的貢獻度就越大，反之，則越小。

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結果表明，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和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做出了較大的貢獻，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貢獻值較低，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有限。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陜西金融發展效率低下，不僅不會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

二、結論與建議

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包括固定資產投資、金融相關率及存貸比,通過相關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及方差分析等實證檢驗，分析各個影響因素與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和金融相關率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農村存貸比農村金融發展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不能互相解釋，由此可以看出陜西農村金融市場存在金融抑制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短期內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在農村經濟發展發展中的作用突出，但長期作用衰退。各向量回歸結果表明，陜西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方差分解中，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值達到38.5%，但脈沖響應分析中，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響應在第4期后就歸于0，可以看出，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不能解釋經濟的長期發展。

篇（7）

一、理論及實證研究綜述

（一）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我國1996年正式將M1的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以M0、M2作為觀測目標。目前在贊成以貨幣供應量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學者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1.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王松奇（2000）認為，從我國目前情況說，從貨幣政策到社會總支出的變動控制，其中可供選擇的中間指標只有兩個：一是貨幣供給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選作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關鍵還要看它與社會總支出關系的密切程度。從實證數據看，投資的利率彈性過低，而利率對消費支出也不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它與社會總支出中間關系不夠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在目前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貨幣供給量都是我國貨幣政策最合適的中間指標。

蔣瑛琨等人（2005）運用協整檢驗、向量自回歸、脈沖響應函數等方法，圍繞國內外學者爭議較多的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對中國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軌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間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90年代以后，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顯著性來看，貸款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M2，M1的影響最不顯著，這表明，90年代以來信貸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穩定性來看，M1比較持久和穩定，其次是M2，最后是貸款。由于對最終目標影響穩定的中介變量更易于調控，因此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而言，M1優于M2，M2優于貸款。現階段以及未來一定時期內，中國仍應當以M1為中介目標，將M2作為觀測目標。M1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而取消貸款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合理的。

2.當前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是適合的，但需調整與完善

范從來（2004）認為，現階段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這種局限性的克服不應該是簡單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而應該根據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的程度調整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內涵，通過匯率制度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創造一種有利于貨幣供應量發揮中間目標功能的貨幣控制機制，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劉明志（2006）通過實證分析表明，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是中央銀行對物價變化所做的政策反應，但尚無實證分析結果支持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或銀行間市場利率變動可明顯地影響物價變化或經濟景氣變化的結論。因此。在利率市場化尚未徹底完成、利率形成機制尚不靈活、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直接互動關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棄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而改采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但考慮到銀行間市場利率對于市場信號變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觀測性，利率市場化徹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機制將進一步完善，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互動增強，利率在調節經濟景氣變化方面的作用將更加明顯，可以考慮使用銀行間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封思賢（2006）通過運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經濟計量方法,對我國現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得出結論: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不斷降低,實際利率作為中介目標的實施效果好于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難以控制、貨幣乘數不穩定、貨幣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完善等因素是產生上述實證結論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現行的經濟金融條件下,針對中介目標選擇的一個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貨幣供應量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的基礎上,繼續使用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必須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再由貨幣供應量轉為利率。

（二）以利率為中介目標

以利率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先后經歷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適逢凱恩斯主義盛行，英美等西方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采用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盯住名義利率。第二個時期是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在“泰勒規則”的指導下，以實際利率為中介目標，如美國。“泰勒規則”認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與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下的通貨膨脹率和潛在產出增長率都對應著一個實際均衡的聯邦基金利率。若貨幣當局以實際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作為中介目標，便可以獲得通過改變名義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來穩定或影響產出、價格水平的最優路徑。我國學者在對利率中介目標進行討論的時候，并沒有明確地區分名義利率與實際利率。

李燕等人（2000）認為，由于貨幣總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條件不能得到滿足，央行對基礎貨幣控制能力有限，貨幣乘數也不穩定，因此有必要對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調整：即從貨幣總量控制向利率調節轉變。

周誠君（2002）認為，在內生貨幣分析框架中，貨幣供給是內生的，利率則是外生變量。由此，一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是利息率而不是貨幣供應量。對我國而言,貨幣供給具有較強的內生性，而利率則具有幾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轉向利率調控為主的間接型貨幣調控模式。以正因為此，我國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單純的利率市場化，而應是一個多元的間接利率調控體系。

張強等人（2003）通過考察貨幣運行效果，發現貨幣供應量對經濟的影響有減弱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加深，貨幣供給越來越依賴于經濟的發展，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反映經濟動態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優勢，中央銀行應根據經濟金融發展程度漸進地調整中介目標。過渡期內中央銀行考察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時，逐步將中介目標由數量型過渡到以利率為主的價格型指標，同時將匯率、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輔助指標納入中介目標體系。

（三）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

以通貨膨脹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規則緣起于20世紀90年代。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新西蘭儲備銀行率先進行了通貨膨脹目標的實踐，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蘭、英國等7國宣布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甚至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波蘭、巴西、泰國、秘魯、菲律賓等也開始相繼采用該貨幣政策規則。Svensson（1999）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可以被解釋為一種目標規則，以實現損失函數最小化。目標規則可以被解釋為中介目標規則，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區間的通貨膨脹預測作為中介目標變量。從其表述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既可以被理解為關注最終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也可以是中介目標規則。正因如此，國內主張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

1.貨幣政策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作為監測目標

夏斌等人（2001）通過對我國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實踐進行考察,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開始,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就幾乎沒有實現過。他們從貨幣傳導機制角度分析了近年來貨幣供應量目標無效的深層原因：貨幣供應量本身不好控制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可控性差，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目標效果不佳。因此，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客觀上已經不合時宜，應盡快廢止。盡管我國的銀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經基本市場化，可以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目標，但從短期同業利率到市場利率的生成機制還付諸闕如，利率目前顯然不能作為新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不僅如此，以利率、匯率或貨幣供應量等工具變量作為中介目標都存在一個共同缺陷，即此時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較差。一個可行的選擇是放棄采用任何中介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同時將貨幣供應量、利率、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重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即采取通貨膨脹目標。事實上，這也正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后的共同選擇。當前我國比較適宜的措施是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后，暫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標，在實際操作中模擬通貨膨脹目標，努力使物價恢復并穩定在一個合理范圍內（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價指數上漲率在1-3%內），建立一個通貨膨脹目標下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

奚君羊等人（2002）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起，實際貨幣供應量與目標值之間始終存在很大的離差。由此可知,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在可控性上存在嚴重缺陷。從穩定價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來看,貨幣供應量目標也不能令人滿意。從1998年起，M2與價格出現了明顯的背離趨勢，價格在M2快速增長的情況下繼續呈現持續性負增長，出現通貨膨脹緊縮的跡象，經濟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貨幣供應量目標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量的計量口徑可能失真；二是基礎貨幣投放常因外匯干預或所謂的“倒逼機制”等原因而難以控制，且貨幣乘數不穩定；三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現了急劇下降的現象（鄭超愚、陳景耀，2000）；四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腸梗阻”。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嚴重干擾了我國的輿論判斷和公眾預期。因此，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把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直接釘在通貨膨脹率上，同時將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主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這應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2.將通貨膨脹作為中介目標，以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作為監測指標

李揚（2002）認為，從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三個方面來看，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不太合適，繼續按照現有模式使用它們作中介目標將有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通過統計回歸分析驗證了我國實際存貸款利率對投資和通貨膨脹率的作用，這說明，即便在現今我國對名義存貸款利率實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況下，實際存貸款利率的變動對經濟仍具有顯著的作用。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特別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利率－－信用的價格－－在經濟中的作用就如同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一樣，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論和各國經驗顯示，如果采用利率充當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還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度”，在這種貨幣政策框架中，通貨膨脹是中介目標，而被稱為“貨幣狀況”的一系列指標，如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將成為中央銀行日常監測的指標。

（四）以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為中介目標

曹家和（2004）從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出發，認為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非對稱性，即貨幣供給量在通貨膨脹時期能夠靈敏地反映出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并且能夠有效地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但在緊縮時期則對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缺乏靈敏性，因而并不適合繼續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由于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客觀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領先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對目前國內學者提出的中介目標的利弊進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緊縮時期，央行可以使用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作為執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供大于求的經濟中，當社會總需求增加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呈下降的趨勢，而當社會總需求減少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則出現上升的趨勢。既然治理緊縮的關鍵是增加內需，使社會供求趨于均衡，那么，能夠準確反映內需變動狀況的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因其能夠靈敏地指示貨幣供給量對總需求的實際影響，因而可以作為央行執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首選指標。

（五）同時采用多個金融變量作為中介目標

張俊偉（2003）認為，貨幣量指標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貨膨脹”應當是好的選擇。但“盯住通貨膨脹”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經濟運行預測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乃至產業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為前提。所以，“盯住通貨膨脹”在目前的中國還不具備現實性，它只能是遠期目標和努力方向。當前，可行的選擇應當是在進一步增加貨幣政策透明度、強化央行獨立性（如自主調節利率等）的同時，淡化對貨幣量指標的關注，轉向綜合利用多種金融變量所提供的信息來指導貨幣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宣稱的那樣，考慮用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充當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方齊云等人（2002）認為，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問題,是貨幣當局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理論基礎。在區分貨幣供給內生性與外生性的框架下,從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角度對我國貨幣供給的性質進行了實證分析,論證了現階段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征，為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控制實踐所表現出的無效性提供了一個解釋，并為我國現階段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提供了一種思路：面對我國現階段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征下貨幣供應量指標已無法實現中介目標的功能的現狀,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進行相應的調整,應該在逐步弱化貨幣供應量目標的同時,積極引進利率等監測目標,并提高對價格指數（CPI）的關注程度,直至最終盯住通貨膨脹率目標。

二、一個評論性總結

目前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研究遠沒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見，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是學界研究的熱點。綜觀既有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篇（8）

從2007年3月1日第一家村鎮銀行在四川開業拉開村鎮銀行試點的序幕發展至今，村鎮銀行體系已初具規模。我國村鎮銀行是在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背景下，借鑒國外農村金融機構發展模式的基礎上，伴隨農村商業銀行，小額農貸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試點而產生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的村鎮銀行是帶著政策的光環誕生的，是政策的產物。

1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現狀及問題

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包含兩個層次，以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各種正規金融組織和民間金融組織。就正規金融體系而言，這樣一個以政策性、商業性、合作性金融組織為主體的框架，基本涵蓋了大部分的農村地區。

1.1農業發展銀行政策支農功能弱化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實行的是總分行制，省以下分支機構的缺位使得它的資產運營目標難以得到至上而下的貫徹，不得不將大量業務委托農業銀行，一方面農業銀行的營利性特征讓它有足夠的動力來挪用這部分資金甚至直接占為己有；另一方面，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過分局限于糧棉收購，對于亟待政策資金扶持的農業開發、農業技術進步以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近乎漠視。

1.2農業銀行的撤離造成農村商業金融安排空位

自1979年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離出來以后，中國農業銀行在我國農村金融體系中一直處于核心地位，主導農村金融。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各類銀行業務的交叉使農業銀行不再固守農村金融這一傳統領域，而逐步將眼光轉向農村金融以外的業務領域。在商業化的思路指引下，農業銀行更明顯的以一個商業銀行的姿態參與同其他商業銀行的競爭，營利性成為其首要目標，并由此開始了大規模的“洗腳上岸”式的戰略調整，大量拆并縣及其以下的分支機構，業務中心開始向大中城市轉移，農業銀行的撤離，必然造成農村金融主體的缺失，直接在原有金融體系中打開缺口，造成商業性金融機構部分產生供給空白。

1.3農村信用社存在諸多問題

1.3.1產權歸屬不清

信用社發展到如今，信用社的產權關系卻變得越來越模糊：一些農村信用社的員工并沒有將信用社當成是農民的，而把他當成是商業銀行看待，為農意識淡薄；一些農民也不把信用社當成是自己的，而是把他當成是國家的或是商業的銀行。

1.3.2不良貸款比重高，資產質量差

農業生產的低效益性和較大的不確定性，使得農信社的農業貸款面臨較大的損失風險。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近些年，農信社的資產質量有所提高，但從絕對比重來看，其比率依然很高。過高的不良資產比率使農信社面臨巨大的經營壓力，而不得不審慎對待農村貸款，限制其農村業務的開展。

2設立村鎮銀行，完善農村金融體系

2.1培育了新的農村金融主體，彌補商業性金融機構“空位”

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看，農村商業性金融機構必不可少。所謂“交易成本”是指利用經濟制度的成本。即交易成本=簽約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成本。

交易方式或交易機構的選擇取決于實現交易成本的最低。在交易層次比較低的時候，民間金融和合作金融的優勢比較明顯，而當交易層次提高以后，伴隨資金交易的擴大，商業金融的規模效應就會體現出來。隨著交易規模的擴大，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就暴露出來，相應的彌補資金風險的信息成本會增加，這些通過大額資金借貸的高利率體現出來。但對于商業性金融機構來說，現有的安全評估成本會因為資金規模的增加而降低其單位水平，同時單位簽約成本也會因此而降低，如圖1所示。

圖1

所以為實現交易成本最小化，不同的金融機構應有自己不同的市場定位，民間金融和合作機構應著力于分散性、小額性的資金需求，而對于集中性、大額性和共性化的市場需求，則安排商業性的金融機構能使交易成本最低。我國現有金融體系中本來包含有商業金融的安排，但是，農業銀行的“洗腳上岸”已經在事實上打破了原有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直接形成商業金融的缺位，導致整個農村金融體系交易成本的非最優化。我國村鎮銀行是按照公司制新組建起來的企業法人，或是其他商業銀行在農村的分支機構。從性質上來說，它屬于商業銀行，按照商業性的原則在農村開展金融業務，它的設立彌補了農行撤離所留下的農村商業金融空位，也緩和了這種空位下的交易成本問題，從而保持了原有體系的完整。

2.2創造競爭環境，推動農信社產權制度改革

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重建不應該只單純依靠設立幾家新的金融機構，對原有金融機構組織的改革同樣重要，對于農信社來說，改革的核心在于重塑合作制。

另一個關鍵在于競爭機制的培養。村鎮銀行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入住農村，從業務來看，它和農信社存在很大的交叉領域；從水平上來看，農信社屬土生的金融，管理技術和水平遠不如下鄉的這些村鎮銀行。

篇（9）

金融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對我國金融乃至世界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與此同時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并沒有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而同步發展這就使國際金融的不穩定性日顯突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繁爆發使人們認識到全球金融一體化使金融監管面臨著一系列的新挑戰。

一、金融全球化的內涵

金融全球化主要是指金融活動超越國界，從局部地區性的傳統業務活動發展為全球性的創新性的業務活動。其具體內容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業務、金融資產和收益，以及金融政策與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方面。但對金融全球化的定義，國內外學術界不統一。其定義主要是從核心論、趨勢論、過程論、一體化論等幾種理論來表述。其實質反映了金融全球化是一種趨勢和過程、是世界各國或地區金融活動趨于一體化。它具有廣泛的內涵，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具體來說，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金融業跨國境發展而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是全球金融活動和風險發生機制日益緊密關聯的一個客觀歷史過程。

二、金融全球化的主要特點

金融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對我國金融乃至世界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主要特點如下：

1.發達國家及跨國金融機構是金融全球化的規則制定者和主要獲益者

發達國家及其跨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居于主導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規則制定者和主要獲益者。這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金融資本雄厚，金融體系成熟；調控手段完備，基礎服務設施完善；以發達國家為基地的跨國金融機構規模龐大，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與之對應，全球金融規則也主要來自發達國家，這些規則總體上有利于其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利益最大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則經常處于被動的、受制約的地位，面臨著“邊緣化”的威脅，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

2.跨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擴展和全能化運作

從影響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國生產、貿易、投資和科技進步等實體經濟因素對金融全球化的推動外，跨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擴展和全能化運作也為金融全球化構造了微觀組織基礎，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競爭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續的技術支持和發展動力。

3.金融資本規模不斷擴大，短期游資與長期資本并存

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參與全球化的金融主體越來越多，全球金融資本不斷擴大。在這其中，既有長期投資的資本，也有短期投機的資本。長期資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短期游資的逐利和投機，則易引發一國的金融動蕩。

4.電子商務的發展，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交易平臺

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為全球性金融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隨著電子商務、電子貨幣的普及，網絡銀行和網上交易已在全球范圍得到應用，全球金融市場將被連接成為一個整體，從而提高金融市場的同質性。

三、金融全球化對中國金融的影響分析

金融全球化是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活力，也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產生巨大的影響。金融全球化在對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時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1.金融全球化對中國金融的正面效應

(1)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中國吸引外資，加快工業化進程

中國為實現工業化，需要投入巨額資本和先進的工業技術。外資的引入為中國緩解資金短缺的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帶動了技術的擴散和人力資源的交流。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當多的資金流向了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資金缺口，并帶動了技術的擴散和人力資源的交流。

(2)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先進的金融運作經驗引入中國，提高金融效率

由于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和金融體系較為完善，金融風險控制機制嚴密。這為中國提供了很好的學習和借鑒。同時，金融全球化還提高了國內外金融業間的競爭程度，迫使中國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創新減少交易成本，提高資本運作效率，增強核心競爭力。

2.金融全球化對中國金融的負面效應

(1)金融全球化使中國金融業面臨挑戰

雖然中國參與金融全球化，能給自身帶來長遠利益。但由于中國市場經濟建立較晚，金融體系不夠完善，金融業贏利能力和金融風險控制機制不強。如果外國金融機構大規模進入，勢必造成巨大的生存壓力，金融體系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巨大沖擊。

(2)金融全球化為國際游資制造金融風險創造了環境

國際游資形成的基本條件就是要有充分的金融自由度和開放度。金融的全球化，一方面掃除和減少了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障礙，使資本可以迅速而自由地從一個國家流向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市場流向另一個市場；另一方面，利率、匯率管制放開為各類金融產品價格大幅波動開辟了道路。加之目前國際上尚未對投機資本提供必要的約束機制，若有風吹草動，國際游資就會從所在國大量撤走，從而引發嚴重的金融動蕩。

(3)金融全球化加劇了銀行的脆弱性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家對信貸機構管理不嚴，銀行內部控制也相對薄弱，缺乏嚴謹的收益衡量和風險評估制度，致使信貸資金分配不當，流入高風險的部門，從而增加了銀行的不良資產。利率變動的不確定容易導致銀行利息支出的增加高于利息收入的增加，存款利率的上升使銀行存貸之間的利差縮小，從而使銀行收入下降。

(4)金融全球化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

金融全球化意味著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與獲利。出于獲利的需要，國際上許多金融資源被無序、過度開發，金融投機性凸顯。加之現代金融交易工具發展迅速，在極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巨額資金的交易與轉移，其去向不確定性很大。這就給中國的金融監管與調控帶來嚴峻的挑戰，也削弱了其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

四、中國金融的對策與措施

1.建立真正的市場主體和競爭機制，提高中國金融的競爭能力

提高中國金融的競爭能力，國有銀行必須建立國家控股的多元化產權制度，進行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

首先，我國國企改革和政府行為是與國有銀行產權制度改造密切相關的外部條件，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所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國有銀行競爭力低下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兩者產權同構，導致銀行資產質量不斷惡化。為此，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國企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在聯系，做到產權清晰、權責明確，建立好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必須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培育市場競爭機制和競爭能力、維持金融秩序、鼓勵金融創新、加大監管力度，使市場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

其次，對國有銀行內部進行治理，建立國家控股的商業銀行，不僅有助于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增加資本金，提高防范風險的能力；而且對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建立經營權、所有權和監督權分立的制度框架，可以形成科學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擺脫政府的行政干預，使銀行的市場化經營獲得制度上的保證。

2.加快國有金融機構產權制度的改革創新步伐

(1)轉變政府金融管理職能，實現金融創新

轉變政府金融管理職能，將政府的金融管理職能轉向創造公平競爭的體制環境和提高宏觀調控有效性。消除歧視性政策，放寬市場進入標準，按照統一的市場監管原則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展開充分競爭，通過金融創新提高競爭力。

(2)大力開展金融信息化建設，打造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

我國金融機構之所以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金融機構本身產權不明晰、缺乏激勵和約束機制是重要內因。為此，必須加快國有金融機構產權制度的創新步伐，通過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打造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目前，金融機構的創新突破口應主要圍繞金融工具、金融業務和金融電子信息化展開。針對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股票市場的先發優勢，適時發展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工具；針對負債類業務多于資產類業務，積極發展票據和國債回購市場，推進金融資產的證券化進程。針對金融效率對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賴性，著力進行金融電子信息化建設，使金融運作基于電子化的平臺而獲得質的飛躍。

3.改革和完善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

(1)完善金融監管的法規體系，加強風險防范

首先要轉變金融監管政策的基礎和方式。金融監管手段必須以法律為基礎采取間接手段進行，通過嚴密的法規約束當局的金融監管行為，在日常監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監管辦法。

當前中國金融監管存在重合規性、輕風險性的問題。合規性監管偏重于事后化解，這種方式較為被動，糾正成本也很高。風險監管則是根據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以及內部管理的評價，提高監管要求，注重于事前防范，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各種風險帶來的損失。為了保護社會公眾的利益，保障金融市場的穩健運營，監管重點要更多地關注銀行機構及其資本所將承擔的最大風險，要加強對銀行的資產質量、管理水平、盈虧等經營狀況的風險性檢查，建立風險預警和危機處理機制。有效的金融風險預警是確保金融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在中國，實行金融風險預警，關鍵在于建立一套規范有效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危機處理機制是化解危機、減小損失的最后防線。金融活動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此，誘發金融風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需要全社會各個方面的參與，全社會廣泛參與的聯合監管防范體系是建立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的有力保障。

(2)建立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效率

隨著金融機構之間交叉業務的增多，需要監管主體之間加強合作。中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監管模式，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各自擁有各自的監管范圍。盡管監管機構高層之間有定期會晤制度，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磋商。但是，在監管的實施當中仍能存在著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還需三個監管主體進一步加強合作，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機制及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監管成本，提高金融監管效率。此外還要及時解決分業監管中的政策協調問題，協調銀行、證券、保險對外開放及監管政策以及交流有關監管信息等，最終實現協同監管制度化。

4.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提高中國的金融監管水平

與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其內容主要包括：參加金融監管的國際性組織，進行金融監管的雙邊或多邊合作，對跨國銀行進行聯合監督以及推廣應用金融監管國際規范等。要加強與跨國金融機構的母國監管當局及時進行信息溝通，對不符合監管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要堅決予以阻止。對流進與流出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資本，建立相關的動態跟蹤數據，與相關國家實現數據互換，使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的流動置于國際監視之下，為政府間多邊監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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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黃燕茹:金融全球化趨勢下的中國金融風險防范[J].河南社會科學,2002,(06)

篇（10）

建立我國的住房政策體系，必須考慮三個基本國情：

第一個基本國情是人口基數大，中低收入家庭多，人地矛盾尖銳。目前，我國城鎮居民約有5.6億人，約1.9億戶家庭。其中，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約占70％，約4億人人口，通過政府供給來主導解決這么多人的住房問題，肯定不切實際。即使最低收入家庭（約占10％）也有近6000萬人口，其中住房困難戶（人均住房面積低于10平方米）就有約1000萬戶、3000萬人，超過了很多國家的人口總數，僅保障這部分人的基本住房需求就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人口多的另一個突出問題就是人地矛盾。我國雖然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但適合城市化發展的平地面積只占12%。我國人均平地面積不到900平方米，與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的日本相當。平地資源的高度稀缺，意味著占有土地的邊際機會成本很高。

第二個基本國情是社會差距巨大。2006年，我國最低收入戶的房價收入比（指居民購房總價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是22，而最高收入戶的房價收入比只有2.44，二者的差距達到了19.56，大大高于國際同等水平的差距。而且，這種差距呈逐年擴大的趨勢：2000年最低收入戶房價收入比是最高收入戶的5倍，2001年擴大到5.4倍，2003年擴大到8.5倍，2004年又擴大到8.9倍，2005年進一步擴大到9.3倍，2006年名義差距有所縮小，但仍有9倍。如果以房價增速與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增速大體同步為合理標準來看，我國近兩年房價增速明顯偏高，直接導致了中、低收入家庭購房支付能力下降。但由于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速一直較低，即使房價增速保持在一個合理水平，這些家庭的房價收入比也依然會較高，與中、高收入家庭的差距也會繼續擴大。因此，我國住房問題的核心是購買能力的社會差距過大，根源是收入差距過大。

第三個基本國情是住房征信體系不完善，公民與政府間還不能實施有效監督。目前，與居民住房、購房相關的信息還分散在房屋、城建、民政、公安、金融等部門，不僅各個部門內部的征信體系不完善，部門之間也無法互聯互通，政府主管部門也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公共信息披露制度，整個住房征信體系很不完善。政府不能準確掌握居民的收入、住房情況，居民也不能對政府及政府官員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

當然，我國還有其它基本國情，但上述三個基本國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在住房問題上的具體表現，是決定我國住房政策體系的最主要因素。

二、我國住房政策體系的總體框架

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和收入差距客觀存在的現實，決定了政府對不同收入群體，應該有不同的住房政策：對低收入家庭，主要通過廉租房等政策保障其基本的居住需求；對高收入家庭，主要通過市場來滿足其合理的居住和投資需求，但政府要通過間接調控來維護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對于中等收入家庭，則需要政府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從國際經驗來看，這種邊界的劃分是非常必要的，否則不是政策走樣就是擾亂市場，違背政策的初衷。

我國中低收入家庭眾多、人地矛盾尖銳、收入差距過大、征信體系不完善等現實國情，決定了我國政府直接供給住房只能限制在小范圍，即最低收入家庭。對于眾多的中等（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家庭，政府首先應調控市場來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同時通過金融支持來提高這些家庭的支付能力。對于高等收入者，應由市場來供給住房，政府主要通過貨幣政策來調節房地產市場的波動。因此，我國住房政策體系應包括四個基本部分：累進制的房地產稅收制度，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廉租房制度，以及以貨幣工具為主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

經濟適用房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說明這一制度并不適合我國國情。主要是因為我國的人口規模太大，扣除廉租房保障對象，其余中低收入人口也有近3.5億人，想要讓經濟適用房、“雙限房”政策來解決這么多人的住房問題，是難以想象的。在需求遠遠大于供給和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尋租和腐敗現象必然會發生，政策無效也是必然結果。因此，經濟適用房、“雙限房”作為過渡性、應急性的措施是必要的，但其長期效果不容樂觀，不宜作為我國住房政策體系的最終組成部分。今后有必要控制經濟適用房、“雙限房”的適度發展，并在廉租房制度基本成熟后，推動它們有序轉型，以新的住房政策體系取而代之。

三、實施與單戶面積和容積率掛鉤的房地產稅收制度

土地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占有土地，就等于占用了其他人和后代人使用土地的權利，應該征稅。理論上，稅率應該等于土地占用的邊際機會成本。占用土地越多，機會成本越大，征收的稅額也應越多。而且，高收入群體通常占有了地段好、各種服務設施齊全的住房，享受了更多更好的社會公共服務。從這兩個意義上來說，將城鎮居民個人房產納入征稅范圍有助于增強社會公平。

目前，我國不動產稅制改革已基本達成共識，基本思路是：按照“保有重、流轉輕”的原則，在不動產的取得（開發）環節，取消目前存在的土地增值稅和耕地占用稅；在不動產的保有環節，將目前的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三個稅種合并為一個統一的房地產稅；在不動產的流轉（交易）環節，只保留契稅。不動產稅制的主體稅種為房地產稅，其納稅人為房地產所有者和法定使用人，包括內外資企業單位、經濟組織和個人；征稅對象為納稅人擁有的全部房地產價值，對自用和出租不再做區分；房地產稅稅率的合理范圍在0.3%－0.8%之間。為保證人們基本住房的需要，房地產稅可規定有限的減免稅條款，減免稅的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鑒于我國人地矛盾越來越突出的國情，統一的房地產稅稅率應該采用累進制，而且還應與單戶面積和容積率（指項目規劃建設用地范圍內全部建筑面積與規劃建設用地面積之比）掛鉤：首先根據單戶面積確定基準稅率，然后在此基礎上乘以一個容積率調整系數（即：實際稅率＝基準稅率×容積率調整系數）。住房面積越大，稅率越高，多套住房面積累計計算；容積率越低，系數越高。由于稅額最終會轉嫁給消費者，這種稅率制度設計主要是通過對需求的調節來引導供給，使同等土地多供給住房面積，同等面積多供給住房套數。

這一政策的關鍵是稅率和容積率調整系數的確定，其確定原則包括兩個：一是能有效調整供給結構；二是能將房價收入比社會差距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在具體的政策設計上，可按以下步驟操作：

首先，明確基本居住面積的合理標準。根據我國目前的土地資源、人口結構、現有居住水平、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等因素，人均基本住房建筑面積可以定為30平方米，戶均建筑面積約90平方米。各地可在此標準以下酌情調整。

第二，確定基準稅率。對建筑面積小于90平方米的住宅，按最低稅率征稅。超過90平方米，按全額累進方法征稅，超過越多，稅率越高。基準稅率可分5檔：小于90平方米，稅率為0.3％；90－120平方米，稅率為0.8％；120－150平方米，稅率為1.5％；150－200平方米，稅率為3.0％；大于200平方米，稅率為5.0％。

第三，確定基本容積率的合理標準。目前，我國普通住宅小區的容積率平均在2.0－5.0之間，容積率小于1.0的基本都是高檔住宅區。為了提高土地的集約利用程度，我國基本容積率的合理標準可以確定為2.0。各地可在此標準以上酌情調整。最后，確定容積率調整系數。容積率調整系數可分為三檔：容積率大于2.0的，系數為1；容積率在1.0－2.0之間的，系數為1.5；容積率小于1.0的，系數為2。

據此計算，一套建筑面積小于90平方米、容積率大于2.0的住宅的實際房地產稅稅率為0.3％，而一套建筑面積超過200平方米、容積率小于1.0的住宅的實際房地產稅稅率將達到10％（5.0％×2＝10％），二者實際稅率的差距將達到33倍。這么大的稅負差距將會有效增加中小戶型普通住宅的供給，逐步改善住房供給結構，縮小房價收入比的社會差距。同時，較高的房地產保有稅率將避免業主控制或低效率使用財產，刺激交易活動，減少開發商的囤積行為，抑制投機性購房，促進二手房市場的發展。

四、加快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

住房是資金密集型的產品，單位價值很高，一般都在幾十萬元到幾百萬元之間，遠遠超過一般家庭的年收入水平。因此，住房消費總是與社會信用、尤其是消費信貸緊密結合的。這樣，政府就可以對個人購房提供金融支持，來提高他們的支付能力。支持手段除了降低首付比例以外，更應提供長期優惠利率。可根據長期國債的利率趨勢，確定一個相對固定的政策性住房貸款利率，利率水平相當于市場利率的二分之一左右，還貸期限可延長到30年，對一些特殊困難人群到期無法還款還可在原貸款期限的基礎上再延長10年。為此，必須建立規范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

首先，積極推進住房公積金向政策性住房金融轉變。住房公積金兼具融資和補貼功能，是一種典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但它現在歸建設主管部門管理，各地市場分割，遠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功能。可將各省級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機構）由行政管理部門逐步改造成住房金融銀行，并將住房金融銀行及其業務納入銀監會的統一監管體系，允許不同住房金融銀行異地開展業務，允許企業或個人自由選擇交納機構，增強住房金融市場的競爭性。

其次，還可以通過招標方式允許相關商業銀行開展政策性住房金融業務。具體可借鑒德國的經驗，實行先存后貸、存貸掛鉤的政策。同時，建立政策性住房貸款風險擔保機制，為中低收入者提供擔保。貼息資金和擔保資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支付。可探索將經濟適用房向普通商品房轉型，將對土地出讓的暗補轉向對貸款利息的明補。

在個人收入和住房征信系統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對政策性住房貸款必須有嚴格的限制：一是只對首次購買提供；二是只對標準面積以下的住房提供。任何人購買超過標準面積的住房，都不提供政策性貸款。用政策性住房貸款購買住房的，其房產證上必須注明，同時在貸款合同上約定一個市場利率水平，購買者如果將住房出售，必須按約定的市場利率水平補交利息，否則不得過戶；如果再購買其它住房，也必須按約定補交利息。五、加強和規范廉租房制度建設

廉租房是以“租”的方式來解決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問題，它不具備保值增值的功能，能有效解決資格審查的難題，并減少權力尋租現象，更適合我國國情。黨的十七大報告將“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列入“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重要內容。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強和規范廉租房制度建設，主要應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是要增加供給。應將廉租房建設作為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要責任，列入政績考核范圍，并加強督察，增強地方政府落實中央政策的執行力。地方政府應在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廉租房年度建設指標，將建設任務具體化、法定化。通過這些措施徹底改變廉租房嚴重缺乏的局面。廉租房的保障對象應限定在低收入家庭，并以民政部門的低保戶等為重點，與其它政策性住房形成合理分工。

其次是要完善相關制度。各地政府應結合小康社會指標和本地實際，落實“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等政策的要求，確定本地廉租房的建設標準、建設規模、套型結構、人均居住面積等指標，既不能將廉租房建成貧民窟，也不能和商品房攀比，以確保廉租房的流動性能。同時，充分吸取經濟適用房使用管理中的教訓，因地制宜地確定租金標準、租用期限及各項管理辦法和社會聽證、公示制度；對廉租房對象須跟蹤服務，對家庭收入超過規定范圍的廉租對象須及時清退。廉租房應免征房地產稅。

第三是要完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政府提供廉租房，并不等于政府要直接建設廉租房，應鼓勵政府通過市場化購買、租賃等方式獲取房源，既減少尋租空間，也活躍房地產二級市場。在出租方式上，要逐步建立租金補貼與實物配租相互聯動的模式，最低收入戶以實物配租為主，其它保障對象以貨幣補貼為主。應建立專門的非營利性組織，統籌規劃、開發建設和管理廉租房。廉租房的受理、審核等工作，應以街道辦事處為主，并建立居住地和媒體兩級公示制度，增加出租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第四是要保障資金供應。各地政府應根據年度建設目標，明確規定每年用于廉租房建設和租金補貼的財政預算資金、土地收益比例、公積金增值收益，從制度上保障每年用于廉租房建設的資金。由于廉租房的租金收益具有較強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可以探索用資產證券化（發行證券到期后再支付投資者券款）的方式，解決廉租房收益回收的時滯性問題。

六、完善以貨幣工具為主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

篇（11）

第一，監管部門過于頻繁進行重復監管，可能造成監督矛盾日益激烈的同時還降低了監管工作的實質效用。與此同時，過度的監管調控還可能致使監管加大沖突頻率。全國的金融機構、銀行和非銀行金融組織、證券部門以及各保險公司都已實行了監管，所承擔的相應職責分別是通過銀監會、證監會以及保監會承擔。此類監管的模式都因金融控股企業的產生受到了巨大沖擊。在各監督機構目的、標準體系，以及操作方法截然不同的情況下，容易造成各個監督管理部門活動存在很大偏差，倘若金融控股企業只受單一機構監管，單一監管機構的監管者自愿接受其它監管者所負責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小。各個監管機構的監管目的各不相同，也可能致使監管沖突發生。

第二，各監管部門之間因監督目的各不相同，則難以在彼此之間進行協調，調節性能與效率不高。關于金融監督的問題，銀監會、證監會以及保監會及其派出機構都是同一個水平。假使一家金融組織同時經營各項金融業務，比方說既從事銀行業務，同時又開展保險業務或者證券業務，如果某項金融業務產生了風險，如何確定由哪家監管機構帶頭，選擇哪家監管機構最終進行決策等實際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

第三，中國金融控股企業已經產生同時不斷持續的發展，其運營方式可劃分以下兩種：第一種為經營性的控股公司，比如銀行控股公司（即控股企業為商業銀行）全資或控制部份股權，包括附屬部門或子公司在銀行、證券、保險、金融類型的服務性質公司以及非金融性實體。這樣的金融控股企業特點表現在母公司本身，設立了銀行經濟業務。所管理與控制的為擁有獨立法人資格的附屬部門或者子公司，各附屬部門或獨立的子公司自主對外進行與業務相關的活動，同時承擔與之相關的民事賠償責任風險。集團高管有決策權對子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進行任免及其它附屬權利，并對重大事項決策產生影響。現階段，與之形式相似的銀行控股企業有：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工商銀行等。第二種是金融控股公司為純粹性質，集團的控股企業不是銀行的金融組織。全資擁有或控制大部份股份，其中包括集中在銀行、證券、保險、金融服務公司和非金融服務公司的分支機構以及子公司。此類金融控股企業的特色是總部（母公司）本身并沒有從事金融相關活動，但其關聯公司或子公司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控制進行獨立的涉外金融服務，同時還要承擔相應的民事法律責任。集團公司（母公司）對子公司甚至是孫公司通過管控股權進行監管，集團公司（母公司）董事會對子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任免擁有決定權，同時對子公司重大決策產生深遠影響。當前，國內這類型的金融控股集團主要有中信企業、光大企業、平安企業等。我國目前實行以金融業內不同的機構主體及其業務劃分而分別進行監管，很難開展對金融控股企業以及相關金融業務的監督管理。其次，金融控股企業下層設置的組織機構互相參股現象，導致法人結構難于分析，企業規模龐大以及跨國經營致使內部管理機構層次多樣化，企業金融業務牽涉不同金融業務，又導致運營復雜化。從一個角度來說，致使信息的不對稱性加大，給金融控股企業的外部監管也帶來了許多阻礙，可能致使監管真空；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由于牽涉不同行業的監管機構，各個監管機構的監管目標、方案和核心截然不同，金融控股企業通過在不同專業的金融監管體系中發覺出差異，有可能采取手段，回避監管行動，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阻礙建立組織形式，進而增大各專業金融監管機構在對相關金融部門進行監管過程中的困難。其次，監管主體對監管對象的管控雖然能夠有效的避開風險，但由于各個監管主體之中信息溝通與交流不順暢，可能致使信息傳遞受阻。使得金融控股企業整體的風險不易于掌控，極易造成監管真空現象。

第四，很難對金融行業的創新采取行之有效的監管，開始于二十世紀中葉的金融革新，促使金融行業發生了質的飛躍。但是，金融創新卻開始與金融監管放松同時發生；風險管控與風險監督無法跟上飛速發展的金融創新，導致風險管控與監督滯后。例如發達國家的一些次貸危機，就是金融創新速度與風險監管速度發展不一致而造成。分析金融工具創新之所以難于被監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金融工具創新是從零開始的過程，現創段開發出對創新金融工具的監管規定和體制難以從一開始就做出科學合理的預測，警惕并加以防范；

(2)新的金融工具投入使用，通常需要豐富的經驗，通過很行時間運作方能顯現其優勢與劣勢，致使金融監管只能針對事后，對事前無法判斷與執行。

(3)因金融機構自身責任所致，監管當局未將金融工具創新的風險管控納入直接監管范圍，綜合以上各種原因，金融工具創新作為金融機構進一步調整金融杠桿率的有效手法同時，也是金融監管過程中需攻克的困難。

二、我國金融行業監管體系面臨問題的解決對策

想要解決上述問題，就要從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轉變。此轉變過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要依照金融行業實際發展狀態進行持續改進。最理想的選擇是設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監管委員會，但是這項選擇的落實需要通過長時間的過渡才能生效。中國目前執行“一行三會”（即中央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分業管理制度，大致上與當下金融市場發展需求相吻合。但還沒有明確分工責任，存在監管重復、監管漏洞、監管套利、監管成本過高而監管效用過低等問題，金融控股企業的監管責任不明確以及監管力度不夠等問題尤其顯著。各個監管部門之間缺少信息交流與溝通、資源共享、團隊配合。在維持金融監管體制基本不變的態勢下，創新與改進十分必要。

第一，對各監管組織的權利與責任要準確落實，加強溝通與合作以及組織之間信息交流，強化監管協調作用，各個監管機構彼此配合，協同合作。不斷改革與完善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監管聯合會議體制”。遇到重點難點監管問題集體協商，以實現各監管部門最終統一建議，進行科學、有效的決策。

第二，將現階段對金融機構監管的重點調整為功能監管，實現聯合監管計劃成為一個統一整體。

第三，合規性監管及風險性監管方法兩者結合，視風險性監督為全局引導并帶動合規性檢查的發展。對銀行與金融機進行合規性與風險性等級評價，設立信用等級制度，使銀行與金融機構對其運營與風險程度判斷以及管控邁向更高層次發展。

第四，明確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是監管工作主體，制定與發展相關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法規，組織金融監管對金融控股企業的母公司（總公司）根據企業的功能直接監管，對母公司下設的金融企業一并開展業務監管。還可通過金融控股公司總公司，實現對集團下屬公司的內部管理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