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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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1-00000-01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重要性

在新時期，推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進程是促進中國特色經濟穩步、健康發展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導計劃經濟，并進行宏觀調控，而市場經濟中以消費者為指導。如果國家經濟運行中缺少政府的宏觀調控，則會出現經濟疲軟的局面，市場經濟發展迷失方向，最終導致經濟的滯后和隨意，美國經濟危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缺少消費者的指導，完全由政府負責，權利過于集中，也會出現市場疲軟、企業發展過程中動力不足，進而阻礙了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應加強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

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的探析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目標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系中，徹底改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雜亂無章的局面，進而實現計劃經濟的穩步發展是其主要經濟目標。然而大量實踐活動表明，傳統計劃經濟沒有考慮到市場經濟的競爭性和靈活性，為此，我國在改革開放時期，制定了新的經濟發展目標，即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變革市場和市場經濟方式，這不僅充分調動了群眾的經濟主動性，還獲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市場經濟體制中借鑒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相關理論，導致在具體的市場經濟運行中一些問題凸顯。十會議后，我國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的基礎上，通過市場經濟提高經濟積極性，進而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需求。

（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科學性

國際經濟強調經濟的整體性，而國內經濟注重經濟的和諧性與合理性。單純的市場經濟中缺少對經濟從整體層面上的掌控，十分容易出現整體經濟崩潰的湖面。而單純的計劃經濟中市場主觀能動性不足，制約了經濟的穩步發展。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系的構建和不斷完善，大量的實踐活動表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具有一定的科學性，這不僅能夠讓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發展，還能促進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內涵

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運行體系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在具體的運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單純的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存在較多的負面性，有時甚至會引發經濟危機。結合現階段我國經濟建設的具體需求，我國應進一步控制經濟的負面影響，借助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的優點，增強我國經濟抵抗風險的能力。旨在通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實現優勢互補，有效彌補這兩者的缺陷，創新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模式，進而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扎實的基礎。

（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亮點

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可知，這兩者經濟運行體制均存在一定的問題，其中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經濟體系內部。為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需求，我們應進一步優化和完善經濟體系。充分利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中的優點，并將此二者有機結合，進而更好地滿足新時期經濟發展需求。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具有宏觀調控能力，可有效消除市場經濟運行中的隱患或者降低危害，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

（五）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社會意義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結合我國經濟的獨特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求，我國實施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可知，這兩者有著各自的優缺點。為構建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應合理應用這兩種經濟體制，取長補短，在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的基礎上，以市場經濟的調控能力為核心，不斷優化我國經濟結構，并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注意事項

為更好地滿足中國特色社會經濟建設需求，加快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然而在該運行體制的發展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問題：

1.更新經濟決策部門的思想觀念，加強對相關理論知識的學習；

2.在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核心，緊密結合新時期國際經濟發展態勢，以此來明確我國經濟發展目標；

3.增加計劃經濟的科學性，不斷規范、優化經濟管理條例，推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進程，真正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四、結語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為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需求，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選擇性地應用了計劃經濟，為促進這兩者的有機結合，應更新經濟決策部門的思想觀念，加強對相關理論知識的學習，依據新時期國際經濟發展走向來明確我國經濟發展目標，合理應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充分利用其激勵作用，進而促進我國中國特色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桂芬.淺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3（3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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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與發展中，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及優勢確保了經濟發展的穩定性。世界經濟危機雖然對我國國內經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國經濟的發展仍維持穩定發展趨勢。這一現狀表明了我國經濟體制的健全性及抗風險能力，充分肯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策略與戰略的科學性。但是，全面小康社會構建中，市場經濟文化也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了保障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保障全面小康社會構建需求，新時期經濟發展中必須加強經濟文化的建設與引導。以國家政策、戰略的有效實施促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健康發展，促進我國經濟體系的完善。

1 市場經濟文化的重要作用分析

現代經濟領域的研究表明，經濟發展與經濟領域有著重要的影響、與經濟文化有著重要關系。經濟體制、發展模式需要以文化及價值取向進行引導，以文化為動因實現經濟的健康發展。市場經濟是通過自由競爭使市場資源配置充分發揮自身作用，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經濟文化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如何實現科學的市場經濟文化建設、加快經濟現代化發展是我國目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利用文化支撐作用為基礎，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構建。

市場經濟文化內容的探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嶄新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是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的重要階段。由于這一經濟發展模式缺乏借鑒性，因此經濟發展活動中存在著諸多不足與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市場經濟文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通過經濟文化核心價值觀，指導市場經濟文化的發展、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發展。根據市場經濟文化發展需求，市場經濟文化的主要內容集中在合理的個人利益與價值觀、價值評價與社會導向、商業氛圍及經營理念等幾個方面。針對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確定文化內容、針對社會主義特性完善文化內容，以此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與發展，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

2 市場經濟文化與經濟現代化分析

2.1 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完善，促進市場經濟文化與經濟現代化發展

在世界經濟環境影響下，我國經濟環境不可避免收到了沖擊與應用。為了滿足我國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必須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徹底轉變傳統計劃經濟體質，以市場經濟現代化為目標開展經濟體制的完善工作。依靠市場經濟特征實現國家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應用，實現健康的市場競爭、市場整合與市場分配，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資源利用的最大化，滿足我國新時期和諧社會構建戰略目標要求。

2.2 以政策引導及國家宣傳為基礎，促進市場經濟文化的建設

針對市場經濟文化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我國相關部門應加快政策的分析與探討。以政策引導為基礎、以宣傳工作為中心，提高經濟體系內各組成部分對經濟文化的關注。通過國家政策傾斜、引導工作的開展，保障市場經濟文化發展方向。同時，對行業發展、行業法規等進行規范，促進各行各業行業協會的建設，以行業協會為基礎，滿足新時期市場經濟發展需求，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文化的建設。

2.3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市場經濟文化需求的分析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戰略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點。針對和諧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我國政治、社會會、文化、經濟的并列發展對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有著重要影響。各因素的協調、促進關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核心問題，是我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及政策制定的關鍵。針對經濟發展對市場經濟文化的需求，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應對市場經濟因素、價值觀念等進行分析，以市場經濟為背景借助市場本身的調節功能，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和諧發展。以文化為依托實現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引導市場經濟規律發展。通過協調文化與市場經濟發展方向、內容，滿足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發展需求，滿足我國經濟體系轉變與改革的需求。

2.4 以市場經濟文化為引導，促進經濟現代化發展

在我國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經濟現代化發展需要以文化為引導，以此為基礎實現高度綜合的社會發展。通過國民經濟工業化、知識化以及勞動生產力、國民收入的持續性增長，實現經濟的改善，實現國內經濟公平環境的建設。根據市場經濟文化對經濟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中應明確經濟文化的重要意義。通過市場經濟文化構建、引導及科學發展，促進經濟現代化目標實現，促進我國和諧社會構建目標的實現。

3 以誠信經濟文化為重點，促進經濟現代化發展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與發展缺乏經驗借鑒，因此需要在不斷的發展、完善過程中不斷推進，以此實現科學的經濟發展模式。針對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需求，我國應規范企業的經營。以企業對市場經濟規律的遵循、誠信態度及法律法規的遵守，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以誠信和規則為基石，以規則文化為重點，建立有法必依、堅決執行的市場經濟環境。以文化強化、經濟強國為中心，針對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運用文化引導、政策規范等實現經濟文化與經濟現代化的健康發展。

4 結論

綜上所述，在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市場經濟文化對經濟現代化發展有著重要的引導與規范作用。為了滿足我國全面小康社會構建的需求、滿足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國必須加快市場經濟文化的構建。通過政策、法規、宣傳、輿論等方式，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的發展方向，為促進我國經濟現代化發展奠定基礎，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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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地區在發展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煩當中，經濟增長乏力，人口大量外流，整個社會仿佛在喪失活力。曾經作為“共和國長子”、走在工業化發展前列的東北何以至此？這里除了改革開放后國家調整政策的原因，循著韋伯式的思路，想必也應該有文化層面的原因。

人是文化動物，生活在人類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中，人的經濟行為是帶有自我附加的涵義的。東北地區特有的文化是如何作用于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表現的呢？ 東北文化的特點

相比其他地區，東北的特別之處在于其文化的同質性高。東北地區包括3個省份，但來自這里的人通常會把自己的身份認同定位為“東北人”，相應地，不會有人說“我是西北人”或者“我是華南人”。這種獨特的文化認同大概與東北的地理有關，廣袤的大平原上少有山川阻隔，除了語調和個別詞語的用法有所不同，整個東北地區共享同一種方言，也共享同一種文化，南方山區那種翻過一座山頭就難以交流的現象在東北是不存在的。

這種特點使粗略地概括東北文化得以可能。記者本人生在東北長在東北，根據相關研究和自己的生活經歷，這里嘗試著歸納東北文化的3個特點。

第一， 既有闖勁兒，又有安土重遷的保守傾向。

東北是清王朝的龍興之地，順治皇帝入主北京后，東北百萬人“從龍入關”，東北幾乎變得荒無人煙。為了保護龍興之地的風水，清朝還一度封禁東北，使東北成了發配罪犯的苦寒之地。清廷古裝劇里經常出現這樣一句臺詞，“發配寧古塔（編者注：今黑龍江寧安），永世不得入關”。

后，沙俄不斷蠶食北方領土，清朝才被迫解禁，移民充實東北。到了清末民初，關內連年戰亂，民不聊生，大量流民“闖關東”，到東北尋找出路。

“闖關東”的精髓在“闖”字，一路乞討，一路荊棘，沒有一點冒險精神和勇武的性情是不行的。這闖勁兒便成了東北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不久前，總理在東北調研還提起了“闖關東”精神。

但這股闖勁兒向保守的滑動也是容易的。“闖關東”只為糊命，目標簡單直接;東北地廣人稀，自然資源豐富，只要安頓下來，解決生存問題要比在關內容易。而一旦生計有了著落，也就沒有更多的目標想要實現了，“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除此沒有更多追求。東北人缺乏不斷積累財富的動力。

第二， 爽直而勇武。孟德斯鳩是第一個把氣候和族群的品格聯系起來分析的人，他認為寒冷的天氣易于讓人勇敢、自信，直爽且少猜忌。他的分析嚴格地說并沒有什么依據，但恰巧與東北的情況較為吻合。“闖關東”面對的是一條生死未卜的路途，缺乏一點彪悍氣息的人是難以踏出那一步的，這種由移民帶來的氣質和東北地區原有的少數民族的氣質相融合，形成了東北人的“山林氣概”。

東北移民大都來自山東、河北、河南，所以東北文化可以說是中原文化的一個變種。移民無疑為社會底層，故而他們帶到東北的文化也是平民的，這種粗糙感在東北的飲食上就可見一斑。底層人民雖不尚文，卻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另一些優秀品質，比如忠與勇。清末，當國家被外敵蹂躪，“肉食者”望風逃竄的時候，是山東、河北等地的底層百姓站出來，組成，挽救了中國被瓜分的命運。1931年“”后，東北抗聯即開始與日本侵略者斗爭，全民族抗戰歷時8年，東北的抗戰則堅持了14年。

這種彪悍的氣息至今猶存，在和平時代沒有正經的用場，就會反映在社會治安上，成了一個負面的因素。全國人民大多聽說過東北人的“你瞅啥”，這句話往往就會導致一場斗毆的發生。 電影《鋼的琴》是以上世紀90年代初，東北某重工業城市為背景，主人翁是鋼廠的下崗工人。

第三，閑散，規則意識淡漠。閑散也與氣候因素有關，東北適合農業耕作的時間短，素有“三個月種田，三個月過年，三個月干閑”的說法，在漫長的“貓冬”期無所事事，時間就用來交游，這培育了東北民間文化的幽默感。東北資源豐富，“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生活一旦安定，生存競爭就不至于過度激烈。資源的相對豐富和東北人骨子里固有的好面子、江湖義氣、不分彼此的脾性結合起來，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界限的模糊，規則就顯得沒那么重要。在需要產權明晰和規則意識作為支撐的市場經濟時代，東北人會感到明顯的不適應。 市場經濟中的東北

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討論是在發生學的意義上進行的。他提出并解答了為什么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都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精神唯獨出現在信奉新教的地區的問題。但資本主義精神只能在新教地區產生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不能在其他地區存在，但其發展得如何會受到本地文化的影響。

當市場經濟體制發育成型，對任何生活于其中的個人而言，它就成了一個人人必須遵守的既定秩序，無論是企業主還是工人。如果一個人不遵守這些規則，就要受到懲罰，被從經濟舞臺上趕下去。也就是說，是否信仰新教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遵循資本無限積累的法則，是否按照富蘭克林總結的“教條”生活和工作。

中國當然也可以嫁接這樣的經濟制度。但在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后，中國各不同地區在經濟發展的表現上各不相同，這可以從地域文化與市場經濟體制契合度的高低上加以分析。通過這個視角來看，東北地區的迷失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東北文化缺乏市場經濟精神的影子，甚至可以說，東北文化中只有找到其反面。

東北長期處于自然經濟狀態，建國后是計劃經濟搞得最徹底的，走在全國的前列。自然經濟與計劃經濟當然迥異，但有一點是相通的，即都不是為了資本的剩余價值而生產。在這種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人，不容易適應市場經濟把掙錢當成目的本身的經濟倫理。東北出產的企業家不多，在沿海地區工廠的流水線上打工的東北人比例也不高，這與文化的因素不無關系。

自然條件的優越到了市場經濟時代反而可能成為劣勢，因為這樣的條件不容易孕育帶有資本主義精神的商業文化。相反，南方人口密集，人均資源占有量低，“人均一畝三分田”，靠擠在土地上生存不易，故而自古就有濃厚的商業氛圍。在計劃經濟時代遭受打壓的“投機倒把分子”，改革開放后搖身一變成為敢為天下先的時代英雄，這是需要靠歷史積累下來的文化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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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種生產方式的討論

物質產品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人類要生存就必須進行生產，而要進行生產就必須把各種生產要素結合起來。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大體可以分為兩種：直接結合和間接結合。實行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體現于原始社會經濟、個體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在現實經濟討論中主要專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實行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從原始社會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人類在生產中逐漸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又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現代社會化太生產中，分工已相當細化，分工的細化就要求社會生產必須在全社會范圍內共同來進行。生產要素的兩種不同結合方式就是人們在全社會范圍內組織社會生產而采取的兩種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觀點，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消除了通過占有生產資料而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使勞動成果全部歸于勞動者，從而極大地激發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國家還可以在全社會范圍內統一安排生產，從而避免了經濟危機的發生。所以說，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要優于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但是，實踐證明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

在現實世界中，相對于人類需求，各種生產要素總是稀缺的。人類從事社會生產就必須把相對稀缺的各種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以生產出能使人類需求得到最大滿足的產品，這就是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完成的。但是，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并不完美，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如壟斷、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價格機制對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價格形成不完全，使價格產生滯后性和自發性，從而使市場對經濟的調節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經濟波動為代價。正是出于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缺點的認識，提出了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來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就好比是一個城市的交通問題。對市場經濟體制來說，市場上的各種生產要素就相當于一個城市中不停流動的人，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選擇自己的最優路線。在這種情況下，個別街路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人流擁擠的現象，交通可能產生堵塞，嚴重時還可能會使整個城市的交通陷于癱瘓。計劃經濟體制的原理就好比計劃當局為每個在城市中流動的人都設計出各自的通行路線，這樣就可以使整個城市的交通系統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會出現交通堵塞。但是，很明顯，計劃經濟體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個人的個人偏好是不同的，計劃當局設計出的路線對每個人來說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線；其次，要為每個人設計出通行路線，計劃者需要收集和處理大量的信息；最后，為了使計劃得以實施，還需要對每個流動的人進行監督。所以，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即使花費巨大的成本，計劃當局的工作也是很難圓滿完成的。

由此可見，雖然市場經濟體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現有的條件下，發揮它在配置生產要素上的基礎性作用，同時用經濟計劃來克服其缺陷，把兩種生產方式的優勢有效結合起來應該是發展經濟的最佳方式。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

產品生產的方式決定了產品分配的方式，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是通過價格來實現的。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的就是要讓價格形成經濟主體的收入，使追求價格收入成為經濟主體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同時讓價格反映市場的供求狀況，從而使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得到合理配置，促進國民經濟高效協調發展。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通過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認為，各種生產要素在產品生產中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根據它們的貢獻大小進行產品分配應該是既簡單又順理成章的。但是，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具體如何計量呢?邊際主義認為，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決定了它們各自的價格，也決定了它們在生產中的貢獻，從而價格就形成了各種生產要素的收入。其實，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發揮作用，每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體到每種要素做出的貢獻大小是根本無法測量的。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并不具有決定基礎。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有機構成時指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生產過程中各種投入的物質比例關系，商品的社會需求最終會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進而影響到要素的價格和供給。

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難區分各個要素具體做出的貢獻大小，更不可能根據其貢獻大小來決定它們的價格。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如果某種生產要素供過于求，其價格就下降；供不應求，其價格就上升。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某種生產要素供求平衡時，它的價格又由什么來決定呢?例如，某種生產要素在供求平衡時價格為3，為什么不會是5呢?這是由于各種生產要素在商品生產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這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定為5，社會對這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就會下降，它的價格就會降低；與此同時，其它要素的社會需求量會上升，價格會提高。由此，各種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都會發生變化，相對價格會做出進一步調整，從理論上講，最后的價格將會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在一定時點上，我們假設社會對每種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設社會的物質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則社會對每種生產要素的需求也將是一定的，相對于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不變的生產要素的供給，生產要素就會具有一個不變的價格向量。根據宏觀經濟學的國民經濟統計原理，貨幣需求量乘以貨幣流通速度應該正好等于社會商品的貨幣價值總額。如果貨幣供給量比貨幣需求量大，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就會上升，上例中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可能就會變成5，而不是3。按照比較靜態理論的觀點，貨幣供給量的大小只會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價格和商品價格的數值變化，而不會對市場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相對價格將不會改變。但是，按照動態經濟學的觀點，各種生產要素對價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據價格的變化進行調整所需要的時間千差萬別，貨幣供給量的非正常變化必然會扭曲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從而引起經濟的波動。不過，從長期來看，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還是會趨向于達到一個穩定的向量，這個向量是作為趨勢而存在的，各種生產要素通過這一價格向量進行產品的分配。

三、市場經濟發展與貧富分化

在市場經濟中，產品的分配是通過生產要素的價格來實現的，由于每個人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數量不同，所分得的產品數量必然就會不相等，從而會出現貧富分化，這是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其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同樣會出現貧富分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分配的對象是個人消費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就是根據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參加勞動就不能參與分配。對于每個勞動者，由于個人的自然稟賦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較遠，他們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必然不相同。“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個人分得消費品的數量必然不相等，從而在社會中會出現貧富差距。不過，也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激勵每個勞動者努力從事生產活動。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沒有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國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認為當時的GINI系數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當時并沒有實行真正的按勞分配。在我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準確計量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存在著極大的困難，按勞分配中的“勞”無法得到體現，所以當時執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每個人所分得的消費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會中當然沒有明顯的貧富差距。從另一方面講，即使假設信息技術高度發達，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可以計量，按勞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據是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每個勞動者的自然天賦、個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統一認為是取決于個人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特點決定其本身是很難迅速積累的，并且也很難進行代際之間的遺贈，所以按人力資本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不會太大。與此相反，在市場經濟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特別是資本參與分配，所導致的貧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資本參與收入分配使資本可以進行自我積累；其次，資本可以通過資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壯大；再次，資本可以在代際之間進行遺贈。所以，每個經濟個體之間在資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從而在產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差距還有可能越來越大。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尼茨(Kuznets，1955)對市場經濟中的貧富分化現象進行了數理統計分析，認為貧富差距的趨勢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倒U型。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會逐漸變小。庫茲尼茨認為，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個因素是農村地區分配的平等程度要遠高于城市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會在整體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個因素是社會的積累和儲蓄主要集中在少數高收入者手中。這些儲蓄又成為高收入者獲得收入的手段，導致下一個時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沒有抑制因素，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會越來越大。但是，庫茲尼茨認為，社會中的確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擴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預。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政府產生壓力。政府會通過收取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以及采取多種形式的轉移支付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其次，由于城市中農村移民后代對都市經濟更強的適應能力以及維護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階層政治力量的壯大，城市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漸下降，抑制了整個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再次，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由于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新興產業不斷出現并高速增長，新興產業資產的持有者所獲得收入的增長速度要遠遠高于舊產業資產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使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擴大后緩和呈現出倒U型。

本文認為，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發展之所以會呈現倒U型，一方面可歸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調整，另一方面，我認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各種生產要素相對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商品生產的技術水平較低，勞動力相對于自然資源和資本比較豐富，勞動所取得的收人相對就較少；自然資源，特別是資本相對來說較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較多，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會逐漸擴大。隨著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逐漸變得相對稀缺，在產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額也變得越來越大，成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擴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貧富差距自然會逐漸縮小。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社會中出現貧富分化現象應該說有一定的必然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各種生產要素開始共同參與收入分配，私營經濟迅速崛起，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差距過大對我國社會的潛在危害是巨大的。調節社會分配、杜絕不平等分配、減小收入差距是我們面臨的、必須認真對待和解決的嚴峻課題。應通過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調節收入水平，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保障體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縮小貧富差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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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處分權，是我國公民的一種基本權利，即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條件下，公民有權對自己的民事權利與訴訟權利進行處理，而他人不得干涉。民事權利是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所想要維護實際利益或想請法院給予一定保護的內容。也就是說，當事人為了能夠保障自身利益，有權利通過訴訟等形式來行使自己的民事權利。民事權利與訴訟權利是相依相存的，都具有很強的獨立處分權。當公民形式處分權時，法官不得干涉或錯誤引導，其所起到的作用僅僅是控制訴訟程序。

一、處分權的基本理論概述

在經濟學中，市場經濟的發展理論主要是體現在市場自我調節控制能力上，也就是說，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其發展方向主要是受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操控，在市場供需不平衡的情況下，通過市場調節而實現供需平衡，同時也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市場可以處理的問題若受到國家的過多干預或調控，就會將市場自身的發展秩序打破，從而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活動中，市場才是主體，必須要尊重主體自身的獨立意志，保證主體之間的平等地位。在法律建設上，同樣需要尊重這一原則。這不僅僅只表現在實體法律建設上，還應該體現在程序法的建設中。對于處分權來講，民事權利的處分權就是實體法內容，而訴訟權利的處分權則是實體法的延伸，是程序法的內容。

二、市場經濟的發展與處分權存在的問題

建國初期，我國實施了計劃經濟體制，但經過長期的發展實踐證明，計劃經濟是不適合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為此我國摒棄了這種效率低下的經濟體制，重新改革，制定了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給我國的市場注入了新的活力，為市場主體的發展提供了保證，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民事訴訟制度也需要進行一定的改革，要求國家或法院的職權應該逐漸淡化，而要求當事人的處分權應該不斷得到強化。目前我國的處分權的強化過程中主要有以下幾點問題。

1.受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干預的影響，使得職權在訴訟程序中具有很大的表現力。在政治方面過分強調集權，將法院當做國家職權的主要工具，在訴訟程序中對當事人的處分權進行干預，沒有體現出當事人的主體地位。

2.重實體輕程序，把程序當做是保證實體法附屬法律，而沒有正確意識到程序法的獨立性、公平性與客觀性。在對事實進行探知時表現出絕對化，不經過當事人正常訴訟程序而直接請求法院判決，職權超過了處分權，當事人的權益無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3.過分注重兩面關系說，所謂兩面關系說，就是指民事訴訟中，法院與被告、原告之間分別是兩面關系。但事實上，民事訴訟是具有公法性質與私法性質的三面關系說，這要求法院要起到公正公平的作用，而雙方當事人則分別是平等的關系。

三、完善與實現處分權的強化

為了能夠充分保障我國公民應有的權利，使其在民事訴訟中能夠自由行使自己的處分權，而不會過多的被政府或法院限制干預。就必須要對法院職權進行淡化處理，并加強對處分權的強化，完善民事訴訟法律建設。在此筆者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議，具體如下所示：

1.設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擴大程序選擇范圍。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機制對于當事人來說，意味著更多的選擇方式，可以通過更多的途徑維護自己的民事權利，這同樣體現了處分原則。訴訟外完善和解、調解、仲裁和行政處理。訴訟內則可以設立小額訴訟程序，并明確普通程序、簡易程序與小額訴訟程序的轉化條件。

2.區分處分權受限制的案件類型

對于公益案件、身份型案件和非訟案件，由于其牽涉社會公共利益，一般不允許當事人任意處分。應該區分這些案件及其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關系，設置不同程度的限制，如處分權受限制、可采職權探知主義、裁判對法院的羈束力。

3.訴訟程序的啟動

權是當事人的裁判請求權，妨礙當事人啟動權表現為對于要件的實質審核。原告必需與本案有利害關系，這限制了當事人的范圍。但是民事糾紛有很多種，必須要采用排除法來確定案件的受理范圍而不能使用列舉法，以免使很多本該受理的案件不能被受理。

4.訴訟程序的終止

撤訴包括申請撤訴和按撤訴處理，現行法對于撤訴的規定是需要經過批準。這也是對于處分權的不當限制，法院應該退出撤訴批復者的角色。需要考慮的是撤訴中被告的利益，在言辭辯論前應當允許原告自由撤訴。而言辭辯論后則需經被告同意。對于按撤訴處理的—概需被告同意。對于撤訴須經被告同意理由如下：賦予被告對等的訴訟權利；督促原告慎重行使權；防止被告單純利用達到目的；即使不賦予，被告也可另行提起消極確認之訴。

四、結語

總之，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中，人們都希望自己是這個社會的主人，而不是被管理的對象。因此在行使自己的權利時，不希望受到過多的職權干預，很注重維護自己的權益。但同時在經濟交易活動中又需要按規則辦事，使得人們常常會受這種契約意識的影響而忽視了自身權利的行使。只有當事人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契約意識的完全覺醒才能夠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當事人的處分權也才能夠真正構成對于審判權的限制，反映到了民事訴訟領域則表現為處分權的強化。

篇（6）

企業在長期的管理活動以及生產經營活動中漸漸形成的一種經營理念稱為企業文化，其是企業的所有職工認定的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念。其具體的表現為企業的宗旨、價值觀、形象、行為準則、人際關系以及標識等。職工體育文化的核心是形成該企業職工的價值觀，其目的是培養職工良好的職業道德素質、開展有利于提高企業員工集體主義精神、強化競爭意識、提高企業文化品位和層次的體育文化活動。體育文化不但是歷史現象，還是一種動態系統、一種社會現象。體育文化是人們進行體育活動的制度、物質以及精神文化的總稱。企業體育的目的不是單純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其還可以為職工提供健康條件、凝聚職工精神和擴展企業與客戶、政府、媒體之間的互相交流，具備著多元化的功能。所以，企業職工體育是塑造企業文化的重要途徑。

二、企業職工體育文化的現狀

1、企業職工體育的管理理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開展職工體育可以豐富企業員工的文化生活、提升企業競爭力以及樹立健康觀念的多元化功能，職工體育必須跳出計劃經濟模式的束縛，重新構建一個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全新模式，可以充分發揮體育培養企業精神、促進企業生產經營以及提升企業素質的功能。在企業轉型期間，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為企業體育的開展提供了發展方向，在此基礎上，企業職工體育工作得到了穩步的發展。

2、企業職工體育管理的現狀。現在企業職工體育的管理道路逐漸走向人本管理，把企業職工放在主要位置，強調人的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職工的體育管理逐漸的從計劃經濟時期的集中管理模式轉變為多形式、多層次的管理模式，這種形式的體育管理在發揮體育的健康身體以及育人的功效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3、企業投入的體育經費。在近些年來，很多企業在職工體育的經費投入都有了一定的增長，但是，企業在不斷地發展，企業員工素質要求不斷的提高，對體育經費的投入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企業加大了對體育活動經費的投入但是仍然小于企業員工對體育日漸增長的需求，其實際上是投入的一種削弱，企業規模越大，對企業員工體育管理和投入的難度就越大，其實大型企業職工體育發展的阻礙。當然，隨著企業體育改革的進一步實行，投入經費的渠道也會相對地拓寬，例如一些社會贊助、行政撥款以及工會經費的投入等，企業員工體育的投入表現出了一種良好的發展趨勢。但是企業體育活動獲得額外的投入以及贊助費并不是無緣之本，其大部分都用在了一些大型的體育活動以及高水準的比賽上；特別是臺球、保齡球以及室內網球的提早出現，誤導了員工的消費觀念。雖然企業的高層領導認識到了體育運動對企業形象的樹立以及企業宣傳的廣告效應，但是這種消費通常會削弱企業員工的群眾健身基礎，導致了企業失去了體育文化的基礎和內涵。

三、企業員工體育活動的特點

1、企業員工的體育觀念不斷地更新。其表現為：（1）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工作節奏的不斷加快，企業職工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健康投資的隊伍中去。（2）職工對體育的需求不斷的加強而且向多元化發展。（3）公平競爭和平等不斷被企業職工所接受。企業職工在體育競技比賽中，逐漸形成了公平、競爭的意識，與此同時，群體精神、習慣、道德和規范等也被職工認同，對職工群體的行為和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2、企業職工體育活動的多樣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職工參與體育活動以及自我投資的意識不斷地增強，體育活動的方式也表現出個性化和多樣化。員工的體育活動圍繞著健身、調整心態以及有益群體多方向展開，并且和其他的文化相互結合，表現出各種舞蹈、健身操、武術以及趣味游戲等多種類別的局面。四、增加市場經濟下企業職工體育文化的建議1、在市場經濟的引導下，企業職工的體育文化對企業文化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企業體育改革這個特定期間，要正確的認識到體育文化的作用和地位，要建立一種適用于市場經濟體制的職工管理體系，要對企業職工的行為、價值取向以及定勢有積極向上的影響。

篇（7）

目前的問題是，農村資金的短缺使之成為極度稀缺要素，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主要問題不是農戶資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農業資金投入，而是市場化取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必然要求其退出農業。

農戶的資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額化、周期長、風險高、不易監督的特點(文秘站:)，銀行如對其貸款，利潤就比較低。而任何銀行它所追求的利潤只能來源于相對有規模效益的貸款。因此，這就導致了資金的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不對稱。不對稱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銀行沒有辦法了解農戶的貸款需求，農戶也不可能拿出詳盡的貸款報告給銀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銀行申請貸款。此外，農戶沒有資產抵押條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銀行也難以收回這種隱含農民社會保障的抵押品。實際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連高利貸者也難以收回農戶借款時的抵押品。

從近幾年對農戶的整體調查情況來看，農戶的存款增長幅度大于其貸款增長幅度，因此有大量資金從農村流出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表面形式就是農業銀行以及農村信用社吸納農村的資金有所增加，銀行給農戶的貸款卻是減少的。農民的信用需求能夠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滿足的只占到24，連四分之一都不到，這就證明了我們剛才的假設：市場化導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是其退出農村信用領域，銀行的資金供給與農戶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額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監督不易的資金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體制不對稱，其嚴重結果是導致農村資金要素匱乏。

作為龍頭要素和最具組織作用的要素——資金，它如果退出農業，就會導致任何力圖加大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實，增加農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這就會引出一個問題：在整個國家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的同時，農業經濟無法實現市場經濟。這怎么來解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它調控的是什么？它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作用之下調控那些遞減的要素，使那些邊際收益可能遞增的要素替代那些邊際收益遞減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呢？很明顯，是勞動力要素，而資金要素是過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現象：在農村搞高利貸是最賺錢的。資金要素的邊際效益是上漲的，但由于銀行資金供給與農戶資金需求之間的矛盾，資金沒法通過國家金融部門進入農村，因此農村成為資金要素過度稀缺的一個領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轉比例低。因此，盡管勞動力要素的邊際效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它也當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們說，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控資源，在農業生產領域很難發揮作用，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控農業結構更有可能會出問題。當我們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思路上的時候，農業、農村經濟所遇到的困難與這種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間似乎就出現了不相一致。

中國的農村經濟問題不能靠外資來解決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資不斷增加來維持的。

那么，農業經濟的發展能不能靠外資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為，外資是不會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規模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農業經濟的。因此可以說，既不能按照城市經濟發展的思路來解決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也不能靠外部市場來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問題。

簡單地強調用市場化的路子來調整農業結構可能走不通，因為單純開展“農業”的結構調整已經走到頭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導致農業主產品的成本在“天花板”價格(國際價格)之上，此后小農經濟條件下惟一能夠維持農業簡單再生產的內在機制，是農民在家庭經營內部自己把勞動力的收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在這種情況下，對農業的一切政策設計，包括政府對農民直接進行補貼，其效果都不可能明顯。

農村政策研究應該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從以往的經驗看，一方面我們認識到，市場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被借鑒的，那時候的城市仍然在維持計劃經濟；并且由于政府對農村采取休養生息的讓步政策，放開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因此，農村的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被設計好、被推行下去的，實際上是在農民作為利益主體的條件下，自發地與農村傳統制度結合，才發揮了市場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來農村發展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則與城市改革從原來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部門壟斷體制以及在國家大規模對外開放進程中部門壟斷與國際資本結合有關。這顯然已經導致農村經濟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改變。以往的教訓表明，再單純地強調農業的市場化改革解決不了農村經濟的復雜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農業，必須從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放開某些壟斷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參與進來。

農村經濟發展對策的深入討論第一，中國農村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

首先要看到，我國的小農經濟中，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其投入產出比下降為負值其實是個必然的過程。要想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東亞小農經濟社會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東亞模式——是更值得我們借鑒的。東亞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對農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開農業外部規模經營。因為純粹的農業生產沒有規模效益，政府對農民進行補貼又由于交易費用太高而不可能補到每個單一的農民頭上，因此，只能靠農業外

部規模來補充農業內部收益下降的損失，政府只能是放開與農業相關的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進入。與農業相關的這些領域包括：農村信用、保險、生產資料購銷、農產品的加工，以及農副產品的批發等。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外部經營領域都能形成規模、產生利潤，而惟獨種植業產生不了利潤。外部合作經營所產生的收益必須通過合作社內部收益分配補貼到種植業上去，否則東亞小農經濟從事的農業就很難持續下去。

其次是政府對農業的投入要針對那些有組織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給農戶。這還是由于政府與單個農戶的交易成本過高。近年來提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稅費改革等政策都是以為政府可以與九億農民進行直接交易，其實五十年的經驗教訓證明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對農村的投入和補貼不是用于部門或者部門下設的企業，而是直接用于農村基層合作經濟組織。比如，政府對合作社的農產品加工項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計股(政府股權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證政府投入的資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權收益只能通過合作社內部分配用于農業生產補貼和農村公益事業開支。

不過，即使我們采納了東亞的合作經濟模式，也僅僅意味著我們其實將小農經濟條件下必然不斷推高的農業生產成本消化在其他涉農行業領域返還的利潤之中，而這并沒有解決農業規模不足的根本問題(美國勞動力人均土地面積為八百多畝，中國僅為四畝多，相差二百倍)，中國的農業依然無法與國際上的規模農業去抗爭。

第三，現在必須盡快啟動城市化，否則就很難解決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也難以帶動國民經濟整個一盤棋的發展。

篇（8）

摘要：導致環境惡化的“三亂”之風的根源在于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活動。它使各部門自身的利益與職責處于對立的狀態。要解決這一，必須使現有的對的行政保護為制度保護。市場經濟的真正建立必然以政府職能部門“創收”活動的減少乃至消亡為前提。

關鍵詞：創收　經濟環境　政府部門　三亂

大約從1990年代開始，由于國有企業效益整體滑坡，國家財政收入大幅縮水，對行政事業單位的財政支出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財政大大減少了給行政事業單位撥款的數額，不足部分由各單位自行解決。從此，“創收”活動便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從這些年的實效看，雖然它有效地減輕了財政負擔、增加了行政事業部門員工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穩定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負作用卻遠遠超過了其正效應。一、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活動導致經濟環境惡化可以說，個人的貪污、腐敗，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是侵蝕社會肌體的兩顆毒瘤。打著執行公務的幌子利用職權為本部門謀取利益，叫“創收”；利用手中的職權為自已聚斂錢財就是貪污、腐敗。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與貪污、腐敗相比，“創收”活動對市場經濟環境危害更大。因為它的“尋租”行為披著合法的外衣，使政府職能部門的不正當行為有了一個正當的理由，明目張膽地進行“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許多人利用為部門“創收”的機會，大肆為自己斂取錢財。使個人的貪污、腐敗行為與單位的“創收”活動混淆在一起，難以辨別。對此，我們現在還沒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加以制約。現在有一個流行詼諧語叫“集體腐敗”，“創收”實際上就是集體腐敗。它的出現破壞了社會活動的秩序，瓦解了道德標準，腐蝕了人們的心靈，威脅著長遠的社會穩定，阻礙了市場經濟的完善和……。，各種形式的“創收”活動早已深入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上至國家各部委，下到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組織鄉政府、村委會，從工商、稅務到學校、，各種“創收”活動名目繁多，層出不窮。使我國的"市場經濟"活動的范圍比發達國家還要寬廣，幾乎覆蓋了整個社會，其中既有職能部門的“三亂”，也有部門的高價生、培訓班，還有新聞單位的“有償新聞”，以及醫院給患者開出的昂貴的藥品……其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則以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活動危害最大。因為它直接破壞了市場經濟環境，大大增加了經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抑制了民間投資，從而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形式大致有兩類：其一就是各部門利用本身所擁有的權利，巧立名目，收取費用。還有一種就是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內創辦經營實體，然后利用本部門的職權提供各種方便。兩相比較，第一種情形產生的危害更大，屢禁不止的“三亂”就是其主要的表現形式。據新華社報道：湖北省赤壁市的亂收費現象十分嚴重，涉及企業的行政收費標準達2528項，很多企業都不堪重負。赤壁市境內的省屬國有企業蒲紡集團公司集團下屬的三陸公司由原紡織廠改制成立，企業營業執照年審中，土地部門要求辦理土地過戶，光過戶費就要幾十萬元。因企業無錢交納，至今營業執照仍被工商部門扣留。蒲紡公司原是三線軍工企業，職工集資建房，人防部門硬要收取幾十萬元的人防費。另外，環保部門也瞄上職工集資蓋房的機會，先要求使用他們的無動力生化處理裝置，后得知企業已有污水處理設施，又要求收取超標排污費，開口就是好幾萬元。據不完全統計，僅2001年，赤壁市有關部門向企業亂收費、亂罰款達26項，金額200多萬元。許多企業都因承受不起這些高昂的“額外成本”，經營萎縮，難以為繼。國有企業如此，個體私營經濟境況更為糟糕。因為這些小企業一則難以明了國家的相關政策，更不敢得罪的有關部門，遇到這種情況，只有忍氣吞聲。否則，一個“小鞋”就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據邢臺市物價局對向個體私營單位亂收費情況的調查表明，目前共有38個部門參與收費。據對兩個市場、5條商業街道的門店調查，收費部門達18個，共涉及收費51項。其中，符合政策規定的24項，不符合政策的25項。在合理收費的24項中擅自擴大收費范圍、提高收費標準的問題也普遍存在。一個門店月均稅費負擔在600元至2500元之間，各種收費占稅費總額的55％—65％。至于的狀況就更為嚴重。在安徽省當涂縣湖陽鄉，針對農民的各種亂收費可謂五花八門，從1995年以來，湖陽鄉就嚴重違反國家土地承包政策，強行將4個村農民手中僅有的人均2畝田收回其中1畝，用每畝三四百元的高價向農民發包，農民想種田，必須花錢買才行。稅改之后，湖陽鄉村干部們在繼續大肆收取“發包費”的前提下，還趁機繼續按每畝37至60元不等向農民收取農業稅，并美其名曰“按國家規定”。在強勁的“三亂”歪風中，外資企業也難以幸免。縣不少地方對外商投資企業的亂收費問題有進一步蔓延的趨勢，引起越來越多的外商投資企業的不滿，開始成為投資環境惡化的突出問題。2003年四月，國家經貿委、國務院糾風辦還聯合發出了《關于制止向外商投資企業亂收費的通知》。以上例舉的事例并不是個別現象，已經遍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扼制，經濟環境的惡化就會嚴重阻礙經濟發展。二、政府職能部門“創收”活動的根源在于體制實際上，對于“三亂”的治理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但總是治理期間有所收斂，風頭一過，又是“外甥打燈籠”――照舊。根子就在于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需要。由于行政事業機構若僅靠財政度日一定會陷入"半饑半飽"狀態，這些機構普遍展開了有組織地或個人單獨的“創收”活動，這既是不得已之舉，也是利益驅使之必然。如果某個部門、單位不搞“創收”，僅憑財政下撥的那點死工資生活，職工就會怨聲載道，領導的日子恐怕很難過。像長工資，上面只給政策，不給錢，行政部門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來獲得資金。有些單位的獎金、補貼、福利甚至一部分人的工資都得從這上頭來。“創收”的多少直接關系到該單位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是衡量一個領導的“水平”高低，群眾是否擁戴的重要標準。而且，對于部門領導來說，在給本部門員工“謀福利”的同時，他本人得到的要多得多。許多領導的超標準住房及座駕都是從這里來的。以前政府部門進人首先要有指標，這樣新來人員的工資才有著落，由于這一限制，機構膨脹有限。自從政府各部門自己搞創收后，新增人員的所有開銷都由各部門自己負擔。導致機關人員急遽增多，機構日益臃腫。而這又進一步加劇了“三亂”之風。許多部門內部每年都下達有罰沒指標和創收指標。這些指標到每個人的頭上，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經濟處罰。這樣，就形成一種悖論：如設立政法部門的目的是減少和杜絕違法亂紀的行為。但如果真得做到人人遵紀守法，這些部門的“創收”便沒有了著落，唯一的出路只有搞“三亂”，危害社會經濟秩序。也就是說各部門的自身利益與職責處于對立狀態。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政府職能部門“創收”活動的危害所在。這也說明政府職能部門本身是無法解決這一問題的。三、體制性變革是杜絕這類現象的根本行政部門的“創收”活動雖然使國家財政拋掉了一個大包袱，但這包袱并未消失，它化成了無數個小包袱散落在千千萬萬個實體身上。且由于各行政事業部門在內在利益的驅動下，千方百計搞“創收”，使一個個小包袱越變越大，壓得喘不過氣來。其實，將“創收”一詞加在政府職能部門身上并不準確。因為利用職權進行“創收”活動，本身并不創造財富。僅僅是財富的“轉移”。 政府職能部門在市場經濟活動中設置重重關卡來為本部門謀利，實際上是利用手中的權利將別人的財富轉移到自己手中。而且“創收”成果的大小與該單位所擁有權力的含金量是成正比的。那些沒有什么職權的“清水衙門”一般只有靠像出租臨街房屋賺取一點租金這樣的方式來“創收”。與此相比，擁有行政審批大權部門的“創收”活動就非常輕松愉快，公章一起一落，對方就陪著笑臉奉上大把的鈔票。例如，按照國家規定，頒發進口汽車許可證是不收取任何費用的，同時禁止買賣。而現在，許可證儼然形成一個數十億元的產業。因為許可證是稀缺的資源，擁有很高的含金量，它所具有的這種“價值”是政府運用權利賦予給它的。沒有了權力的“支撐”，它就是廢紙一張。我國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既不同于西歐的古典市場經濟，也與東亞地區新興化國家的市場體制相異的“雙軌制”，即發育中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性干預并存。這種“雙軌制”在相當長時期內都可能存在，因為一方面它具有市場機制的一部分功能，產生了激勵機制，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計劃經濟消失后經濟活動的活躍；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認和保留原有的權力結構，而且為原有的權力結構注入了新的經濟利益――“創收”，從而鞏固了這個權力結構的基礎，并且使它對市場經濟產生一種天然的“敵對情緒”，成為勢不兩立的“仇人”。因為，市場經濟的真正建立必然以政府職能部門“創收”活動的減少乃至消亡為前提。眼下，“創收”活動真可以用泛濫成災一詞來形容，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之差，遠遠超出一般善良人士所能夠想象的程度，且還沒有什么真正切實有效的措施來加以制約。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重點企業采取掛牌的方式予以保護，確屬無奈之舉，而且這種作法本身就是一種歧視行為。市場經濟的第一要義就是公平。保護了少數重點企業，那么大多數非重點企業怎么辦？難道任人宰割？更重要的是，這實際上是對由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活動而導致的“三亂”等違法活動的妥協。它無情地擊碎了廣大的經營者對政府抱有的唯一一點幻想，其消極遠遠大于其現實作用。要解決這一，僅靠有關部門的三令五申及不定期的檢查是做不到的。要真正杜絕這類現象，必須變行政保護為制度保護。政府部門經費的來源方式必須重新調整，如由中央或各地財政統一撥款。在保證各行政單位經費的情況下，嚴禁政府部門從事“創收”活動。當然，這也僅僅是治表之法，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只有徹底轉變政府職能，使各部門放棄阻礙市場經濟的各種權力，才能夠使“創收”這類活動真正得以消聲匿跡。

篇（9）

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進程與電子商務發展

（一）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進程1978年，我國開始了市場化進程，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經歷了近40年的錘煉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進程主要經歷了三大階段：初始階段（1978-1984年）。該階段未改變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總格局，計劃經濟仍占據主導地位，市場發育剛剛起步，市場機制的引入基本上都于“體制外”展開，因此有學者將其稱為“體制外市場化階段”。展開階段（1984-1992年）。該階段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為基本特征，市場體系的框架慢慢浮現，市場力量開始與計劃力量相抗衡，出現了“雙軌制”并存的體制模式。雖然這一模式為我國經濟改革發揮了巨大作用，使市場化取得重大進展，但是也導致了“尋租”與腐敗等現象的出現，阻礙了市場化進程，使改革進入不進則退的關鍵時刻。深化階段（1992年至今）。此階段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1992年，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改革目標，市場化進程便轉向“快車道”行使。要素市場開始同時發展資本與勞動力，成立了股票交易所，實現了勞動力的全國性流動；企業化市場由“放權讓利”轉向“制度創新”，不斷推進股份制改革，加快資產重組、資本運營、結構調整的步伐，將民營經濟推上了經濟舞臺；政府逐漸與市場相適應，由原始型的直接調控轉變為間接調控；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增大了與國內外市場接軌的壓力。在深化階段，市場化實現了廣度與深度上的突破，市場機制在經濟體制中的絕對優勢愈發明顯。（二）電子商務發展與前景電子商務的出現與發展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新經濟”時代，其將傳統的商務活動形式予以改進，從全球化層面將市場造就得更廣闊、更靈活、更迅捷，深刻地影響著各國經濟社會發展。19世紀40年代，人們通過電報對貿易信息進行傳輸，之后電話與傳真逐漸發展起來。EDI（ElectronicDateInterchange）的出現大大地提高了電子商務效率，大幅度降低成本。現代意義上的電子商務以互聯網為基礎，開展各項電子化商業活動。互聯網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貿易形態發生了變化，通過自身載體與媒介作用進行信息傳遞與商業貿易開展，成為電子商務發展的重要依托。我國電子商務起步比較晚，20世紀90年代的數據交換為其起步的標志。1993年以來，我國政府對電子商務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支持與推動作用，“三金工程”、“金貿工程”、國務院國家信息化小組等的成立，不斷地指導著國家電子商務的工作進程。2009年，以B2B為主體的電子商務進入了可持續發展時期。在此之后，電子商務不斷進行創新，通過提供新服務、開辟新市場、成立新的組織方式推動我國傳統經濟的升級與轉型，未來的電子商務必定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產生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

經濟發展市場化與電子商務的關系

本文選取各地區電子商務人均增長率反映電子商務的發展情況，市場化指數衡量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程度，技術進步率以及上網人數增長率作為衡量電子商務發展的輔助指標。樣本空間為2005-2014年，數據部分來源于我國統計年鑒與我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的統計報告，部分來源于文獻查閱。（一）平穩性檢驗由于序列一般都有著程度不同的相關性，因此本文通過單位根（ADF）檢驗，對上文提到的變量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此處將各地區電子商務人均增長率用ECG來表示，MI、IP以及GOP分別表示市場化指數、技術進步率以及上網人數增長率，D表示對原變量進行了一階差分，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通過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均不平穩，但是由于各序列一階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值均比顯著性水平為1%的臨界值要小，故可以認為各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因此能夠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以及協整檢驗來對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長期均衡關系進行驗證。（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的可信度受到檢驗結果對滯后階數敏感性的影響，當敏感性比較低時，其可信度會比較高，故而為了對檢驗結果的敏感性進行考察，需要檢驗不同的滯后階數。本文所選擇的是滯后1期與2期的階數，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表2的檢驗結果表明，經濟發展市場化的變動與電子商務的發展變動互為因果關系，技術進步率與上網人數增長率是經濟發展市場化變動的原因。（三）協整關系檢驗本文的分析屬于多變量協整問題，故采用Johansen-Juselius的極大似然進行協整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3的檢驗結果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與電子商務增長率、技術進步率以及上網人數增長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對電子商務發展的影響顯著性分析

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對電子商務發展的影響是否仍然十分顯著，市場化程度的擴大是否有利于電子商務發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采用Leamer的極值邊界分析模型進行分析。（一）模型設置Leamer、Levine以及Renelt提出了如下的極值邊界分析模型，用來評價不同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關系的“強顯著”性：Y=α+βiI+βmM+βzZ+μ在該式中，Y通常指某國或某一地區人均GDP增長率，本文將其用來表示電子商務增長率。I為核心變量信息集，通常用其來表示與經濟增長產生直接關系的解釋變量，此處將其用來表示與電子商務直接相關的解釋變量。M為將要研究或者感興趣的目標變量，多用于代表經濟政策性或制度性等變量，本文用其表示市場化指數。Z為一組條件變量集，多將其設為與經濟增長有關的潛在重要解釋變量，當然，本文將其設置為與電子商務潛在相關的解釋變量。條件集Z的目的為從最大限度對目標變量M系數βm的范圍予以確認。I與Z中解釋變量的選擇依據為文獻資料以及相關實證研究結果。μ代表隨機誤差項。通過Levine以及Renelt的研究可知，當I與Z發生變化之時，模型分析結果不受影響。（二）模型估計與檢驗模型估計。在對EBA模型進行估計之時需要分兩步進行：首先，通過核心變量集I以及目標變量M對Y進行基本回歸：Y=α+βiI+βmM+μ此時對βm進行觀察，若其統計顯著，便可直接進入下一步；而若不顯著，便無需進入下一步，因為這可能存在模型設置有誤、各變量并無“強顯著”關系等問題。其次，對模型Y=α+βiI+βmM+βzZ+μ進行多次遍歷式估計，并盡可能對Z變量的線性組合進行回歸分析，并發現最大與最小βm，將其分別記為βm-max與βm-min。模型檢驗。在對EBA模型進行估計時同樣需要分兩步進行：首先，計算極限邊界的上下邊界，有：β_=βm-max+2δmaxβ_=βm-min-2δmin其中，δmax與δmin代表的分別是系數βm-max與βm-min的標準差，2為95%置信區間的近似概率值。其次，假設Y與目標變量的關系是“不顯著”的，本文即假設電子商務增長率與市場化指數是不顯著的，以下三個條件必須同時予以滿足才能夠拒絕此原假設：第一，βm∈[β_，β-]；第二，，即最大邊界與最小邊界必須同為正或者同為負，符號必須相同；第三，βm、βm-max與βm-min在回歸模型中必須都統計顯著。若這三個條件中的任意一個條件沒有滿足，那便需要接受原假設。相反，若這三個條件全部得到滿足，原假設便會遭到拒絕，這時便會接受備擇假設，即Y與目標變量的關系是“強顯著”的，亦即電子商務增長率與市場化指數是“強顯著”的。（三）數據說明以EBA模型的設置要求為依據，定義Y為2005-2014年我國各地區人均電子商務平均增長率，目標變量M為2005-2014年我國各地區市場化指數，核心變量信息集I包含：2014年各地區人均電子商務產業增加值（EC2014）、技術進步率以及上網人數增長率。考慮到影響電子商務發展的潛在變量很多，綜合考慮各變量的意義，并計算其與電子商務發展的相關系數，本文決定選擇以下變量作為潛在的重要解釋變量集（條件集Z）：政府干預度、網絡安全程度、通訊發展水平以及組織規模，將其依次記為GOV、NS、TL以及OC。（四）EBA核模型估計通過I與M對Y進行基本回歸，可以得到如下的EBA核估計模型：Y=0.29821-0.5153EC2014+0.2574TP（2.067）（－3.113）（2.265）+0.05727GOP+0.4312M+ε（3）（1.815）（3.473）R2=0.748DW=1.84F=12.24其中，括號內的數值表示t檢驗量的值，從該核估計模型可以看出，目標變量市場化指數的回歸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于市場化指數M的t值顯著，便可以進行βm的“強顯著”性檢驗。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若市場化指數M的t值不顯著，βm的“強顯著”性檢驗便沒有進行的必要。（五）目標變量系數βm的“強顯著”性檢驗如表4所示，β滿足了EBA模型的三個檢驗，因此可以說明目標變量M對電子商務變量的影響是“強顯著”的，即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對電子商務發展的影響是顯著的、抗干擾的，這也可以充分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電子商務的發展。

基于經濟發展市場化的電子商務發展對策

（一）加快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政府需對電子商務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支撐，加大信息基礎設施支出，并合理引導資金投入，通過對高速傳輸骨干網絡以及寬帶互聯網的工程建設，提高上網速度與效率，降低上網成本。引入與開發電子信息化的軟硬件，縮短我國與互聯網發達國家之間的距離。對于一些投資比較困難的重要發展項目，政府可以進行直接投資，或者通過政府主導對電子商務建設給予支持。總而言之，政府與企業需要借助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強信息化建設投入，整合企業內部信息與資源，以推動電子商務的發展。（二）保障網絡安全并建設社會信用體系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安全問題尤以網絡安全為主日益引發關注，為了使電子商務發展得到有力保障，各級部門及相關企業需組建起專業性隊伍，研發包括防火墻技術、密碼技術、認證技術等在內的網絡安全技術，營造出安全的網絡運行環境，以使網民網上交易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真實性與不可抵賴性得到有力保障。電子商務企業需提高自身整體防范能力，對網站進行嚴格的安全管理與配置，切實做好重要信息的保密工作。為了使電子商務健康發展，需要建設電子商務信用認證中心、電子商務信用等級數據庫等社會信用體系，通過信用評價及數字等級證書發放等措施，解決電子商務交易中的商業信用問題，使之適應經濟自由化的發展。（三）完善電子支付結算體系由于我國各大商業銀行擁有不統一的網絡通信平臺，因此應該將標準統一，加強銀行、企業以及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合作，鼓勵其運用銀行卡、電子支票、電子現金等進行支付與結算。各大銀行應不斷完善自身網銀業務，通過健全電子支付與結算系統，推動我國電子支付水平的提高。（四）建設電子商務物流配送體系為了向電子商務提供良好的支持與服務，各類物流企業需優化自身物流流程，建立健全物流配送體系，加強信息化管理，在物流成本得到降低的同時提高配送效率。通過第三方物流體系的建設，提高專業化程度。此外，各物流企業還要積極引進外部先進的設備與技術，通過企業間資源的整合與國內外物流企業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系，通過在國內建立起現代物流配送體系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五）制定各項法律法規外部環境會對電子商務的發展產生影響，我國政府應制定并出臺更多行之有效的電子商務法律法規，例如電子商務貿易、稅收、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通過法律法規的建設，保護信息安全、網絡管理等內容，使電子商務法律法規在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符的同時實現與國際的接軌，以保障電子商務健康有序的發展。（六）宣傳電子商務并培養高素質人才電子商務宣傳能夠提高全民電子商務意識，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通過宣傳，人們會更加具有網上交易積極性，消費環境也會得到優化。對于政府來說，不僅需要建設外部環境，還要培養與引進電子商務專業型人才。通過在高校開設電子商務專業講授相關課程或者采取遠程教育與在職培訓等方式，提高電子商務人才理論知識與實踐操作能力素養。綜上，我國經濟發展市場化水平與電子商務之間具有“強顯著”關系。經濟發展市場化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未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任重道遠。在這一背景下，對電子商務發展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現階段，我國電子商務理論體系還不夠成熟，還沒有完成對電子商務發展的理論創新，因而需要更加科學、客觀、深刻地理論與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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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入世的必然性

“經濟全球化，即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①經濟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機經濟整體，是國與國之間進行經濟貿易與資本流動，促進各國間技術與文化的交流，最終達到各國間相互依存，互幫互助的目的。也可以說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世界發展潮流。經濟全球化，不僅使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得到合理配置，而且也促進了資本和產品在全球性流動；不僅使科學技術在全球大幅擴張，而且促進了不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這不僅是人類發展進步的表現，而且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可以說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仭劍，既是機遇，也是一種挑戰。這些問題對于科技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表現尤為突出，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經濟秩序迫在眉睫，以保證競爭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深入發展，從根源上帶動了生產力和國際分工的高度發展，也給世界貿易帶來了重大的推動力。

新世紀之初，中國的國際和國內環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知識經濟的發展形成了當前及未來政府管理的時代背景：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成為中國發展的宏大的國際環境，“國內經濟發展的現狀和未來趨勢以及政治環境是政府管理更為直接現實的基礎”。②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起步晚，速度慢，資源短缺，是經濟發展的一大弊端。并且由于世界各國經濟形勢的多樣性，各國之間存在一定制度上、政策上的差異，公平競爭就成為了一個重要議題。中國的入世之舉，正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契機。因此，我們要從全民的利益、中國未來的發展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來考慮中國的入世之舉。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雖作為發展中國家，但是卻已改變其貧窮、落后、保守的狀態，正在向世界發達國家靠近，我們已經有能力參與世界競爭。入世的最大意義是要建立一個有助于發揮中國能源潛力的現代經濟體制，而不是某些具體行業的得失。入世使中國步入富強也不在是理想，而即將成為現實。

二、NGO-新時期社會組織

近年來，在國內外基金的支持下出現了一些以行動支持和理論研究為基礎的民間組織，并且他們都具有自己的特色。NGO就是其產物。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組織，“世界銀行把只要他的目的是扶貧救困，維護窮人利益，保護環境，提供基本社會服務，都稱為非正式組織。”③亦叫做“民間組織”、“非盈利性組織”、“第三部門”。NGO主以扶貧、環保和對弱勢群體的幫助理論研究及為主。參與這些NGO研究的志愿者都是經過嚴格培訓，具有一定的專業背景的熱心于公益事業的人士和研究人員。非政府組織作為與政府組織和營利組織同時并存，在社會管理中作用日益凸顯。公共事務管理主體多元化也成為了NGO在社區發揮作用的必然趨勢。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環境等領域。社會形勢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涉及領域也隨之不斷完善，地域也在不斷擴展。長期以來，政府在社會事務中處于主導地位，但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需求正從依靠單位分配向依靠市場和社區來 提供和解決，亦出現了“單位人”像“社會人”、“社區人”轉變，基層社區成為了人們的主要活動基地，也就逐漸形成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社區也就將承接企業剝奪出來的社會職能以及社會轉移出來的服務職能。但是社區在協助政府做好與居民的相關工作中由于任務繁重，人手不足，已顯現出時間和精力上的匱乏。而那些帶有公益性、自愿性、非營利性的民間組織的介入，也就可以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

中介組織的出現，使政府職能轉變成為可能，社區居民自治也成為可能，同時NGO服務人員走向專業化、職業化的社工隊伍也成為可能。NGO作為政府與百姓的橋梁和紐帶，表達著民眾的利益和愿望，居民可以通過NGO參與社區和政府的交流，對話與對策，參與對社會事務的訴求，為社區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并且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城市社區建設也在逐漸向國際接軌，可見，NGO在社區建設中必將會展現他特有的價值。

三、中國NGO現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自“入世”以后，一些國家也先后承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利益多元化所帶來的社會矛盾變得錯綜復雜。政府為了協調利益，化解矛盾而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社會對社會生活各領域“大包大攬”的治理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已難以繼續下去。以社會力量來處理社會事務也開始受到關注并逐漸成為共識。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并初步實現社會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社會的總體分工是由政府總攬全部事務和支配資源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國家、社會、市場之間的分工而構成的多元化經濟體制轉化。“在政府職能收縮、計劃經濟解體過程中：“首先經濟領域從政府的絕對控制下逐漸獨立出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肯定。”④

中國的NGO主要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大部分是根據計劃經濟時代的規定原則建立起來的。從中國國情看，目前我國的法律和市場仍有待完善，人員素質有待提高，而由政府主導并發展的NGO，是一種不斷完善社會治理機制，正與我國的國情相符。依據現行法規，我國的社團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他們是由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的共同愿望、按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盈利民營組織，主要包括一些自發的協會和學會，助人的基金會和聯誼會，各種團體的商會，研究會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屬性，他們的主要功能是開展公益活動，其社會定位是作為政府與社會間的溝通橋梁與紐帶，并附有一定社會行為規范職能的中介組織。

NGO的基本屬性是緊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來的，但是，我國的NGO與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比較，還存在一定的差異。缺乏人才、資金不足是NGO發展的首要問題；政治社區不分、放而不活是NGO發展的關鍵問題；法律不完備也是阻礙NGO發展的一道屏障。并且NGO自身領域的一些問題，也是較為突出的，有的人打著NGO公益的旗號，濫用減免特權；也有的人進行非法集資，觸犯國家法律，造成財務混亂，內耗嚴重，等現象。

隨著市場經濟的改革，打破了政府與社會法人一元化格局，社會上的一些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逐漸取代了政府在經濟、社會領域的主導地位。社會領域也走上了自治化進程，主要表現在其被賦予的自越來越大，還引進了許多的新主體，并推進其發展壯大。由此可見，政府行使社會管理職能時不可能將全部事務納入管理范圍的，因此政府不再是所有公共事務的承擔者。從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大量社會事務必須由社會自行來管理，某些特定的事務才由政府來管理。于是，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客觀上要求存在多元化主體來承接政府轉移出來的職能。

NGO的興起和發展是一種雄厚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也是一種生產力，社會資本的壯大有助于解決社會運行中的難題。“市場不是萬能的，外部性、壟斷、宏觀經濟失調、分配不均等問題市場本事是無法解決的。”⑤在面對眾多的社會問題時，政府也可能會出現失靈狀態，為保證社會的穩定，非政府組織作為企業和市場、政府和國家的合作伙伴，也就有義務以及責任幫助政府協調整個社會事務。

四、三者之間的關系

受市場機制的影響，NGO部門當前的發展趨勢是屬于混合形態。由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角色轉換在社會中構成的不同身份團體或專業人士，是基于社會的發展因素考慮的，而其最突出的問題卻是轉換中造成貧窮的原因及其理解和對NGO轉型的影響。隨著中國加入WTO，全球化對中國各個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影響較大，而且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也在加深，對中國NGO發展的環境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取得良好效果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世界經濟結構多元化的逐漸形成，在各個領域也隨之出現了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而在這個時期，政府也在進行著角色的轉變使其無暇顧及全局，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卻是極為活躍，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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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代中國非政府公共組織研究叢書》【M】趙立波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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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義。可喜的是，二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使中國農村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偉大實踐和成果，無論其深度、廣度、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可以預見，從中國農村改革實踐中產生并被實踐不斷修正的發展理論，必將為世界發展經濟學說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做出重要貢獻。

1．概括地講，本課題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市場化改革是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隨著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農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不單是一個金融問題，必須把金融同國家發展戰略、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結合起來。否則，金融的作用將十分有限；農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漸近方式，不斷地融入和推動整個農村經濟轉軌和轉型：農村金融改革必須注意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重新構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商業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體系。

2．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雖然有中國特殊的國情，但這種發展畢竟寓于世界經濟發展之中。應該說，我國與其它國家的發展還是有一些共性的東西，這點不能否認。西方若干發展理論對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的市場化改革缺乏指導意義，但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其中，二元經濟理論、農業制度及農業資本理論，特別是舒爾茨的農業發展理論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3．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馬克思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思想影響。改革前，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權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經濟制度與微觀經濟制度。其中，超越國力的發展戰略和強制性的人民公社制度是突出表現；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金融壓制的性質是制度性壓制，金融活動完全是被動和消極的。農村資金運行非市場化的結果是大量農村資金無償流向工業，尤其是無償流向重工業，導致國民經濟偏斜運行，使農村經濟更加落后；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是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當時的這種選擇，一方面使國家迅速奠定了工業化基礎，另一方面使國家為長遠發展付出了沉重代價。

4．農村金融改革不能脫離農村經濟和國家金融整體改革而單獨進行，其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我國經濟改革需要的指導理論在改革前后的實踐對比中得到了確認和創新，即我國任何經濟部門的改革都有賴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支撐；我國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改革的關鍵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場化選擇，在此基礎上才可能考慮管理、技術等方面的變革；農村經濟與農村金融改革必須高度重視農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否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僅在總體上難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時取得了某些成績，其代價也必然是喪失國家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后勁。

5．貨幣化是農村經濟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切入點。應該從農村貨幣化的廣度和深度出發，研究農村產業結構、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民收入等基本問題；市場化條件下的農業資本投入與融通要以經濟效益為核心。物質資本投入要注意數量界限和勞動、技術對資本的吸納能力，同時，要特別重視對人力資本的開發和投入；市場化改革將會引起資金供求的迅速變化，農村資金運行格局將改變傳統體制下“國家、集體”的框架，而演變為“國家、集體、農戶、外資”的新框架，在這種變革中，金融將逐漸成為新框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