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組織治理支點中的發展路徑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篇體育組織治理支點中的發展路徑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2018年1月)提出要“加強農村社區治理創新”。[2]《報告》也強調:“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1]因而，在國家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的背景下，“社會組織被寄希望于發揮社會規范的自治主體作用，開啟了制度化進入公共治理空間通道并成為治理體系的重要主體”[3]。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發軔于少數民族村落社區，是基層社會組織的重要構成，利用自身獨有“特質”“優勢”組織少數民族體育活動和參與紛繁復雜的村落事務，能夠滿足少數民族村落社區民眾逐步增長的體育需求和其他需要，在少數民族村落社會治理中擔負著重要角色。

1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特征

“體育社會組織多重特征的存在早己是業界不證自明的公理”[4]，用“自治性”“志愿性”“組織性”“公益性”“非營利性”等社會組織的特征來描述體育社會組織的特性逐漸獲到學界的普遍認可并形成了共識。上述描述體育社會組織特征的共識偏離了“體育”的本質功能，不太適宜用來把握少數民族村落體育組織特征。因為少數民族體育組織“除了具有上述社會組織的那些外顯且可觀測的表層特征外，還具有不同于其他社會組織的不可觀測且需要理性思維來把握的深層特征”[4]。基于體育的本質功能，試圖展現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服務性、身體性和自由性等有別于其他組織的深層表征。

1·1服務性

“服務”廣泛存在于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是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以服務于少數民族社會大眾的某些基本體育需要而生成和發展。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不僅是政府面向少數民族社會供給體育公共服務的“代言人”，還是解決少數民族社會體育公共服務問題的“親歷者”，更是健全體育公共服務體育體系的“參與者”，同時也是少數民族社會大眾向政府表達體育訴求的“傳遞者”。一言蔽之，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服務性是與生俱來的，是為服務少數民族社會而生成，為服務少數民族民眾而發展，并成為社會服務網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對于“國家”“社會”“人民”的服務性是自然天成的。這種自然天成實質厚實且無所不在，它不但已經深深嵌入少數民族社會大眾日常生活和生存需要之中，而且深切融入在民族體育文化和民族體育傳統之中。因而，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所具有的服務性特質是不能割裂的，如若缺失服務性，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公信力將會逐漸丟失，生存根基也將岌岌可危，久而久之也就成為了一個沒有生命活力的組織，終將被社會所遺棄。

1·2身體性

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具有的服務性特征來自對人身體的關懷，從這個層面上說，身體是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生存的本原。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從生成開始就重視對“身體”關注和珍愛。因而，所有體育活動或者是與體育相關的其他活動都以關注“身體”為邏輯起點，也一定要服務于身體的本能需求。體育因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而特別五彩斑斕，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因體育而萬紫千紅。換句話說，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不能離開“身體”而獨善其身，因為“體育的本質屬性決定了體育社會組織活動的指向身體性”[4]。實際上，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相關活動皆是“身體哲學”的外在表現形式，少數民族社會民眾借助體育活動和身體進行對話。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是少數民族民眾創造并服務于他們的非正式組織，所有活動一定是基于“身體”而開展，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因為身體而得以存在，身體通過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而得到升華。簡而言之，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主體是人，而人的本質就是身體，那么身體自然而然是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主體。[4]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服務的“身體”包括“自然身體”（基于生存發展而增進身體健康的生物性身體）和“文化身體”（體育技藝或組織活動的身體性延伸）。[4]

1·3自由性

自由是人類無時無刻都在追求的終極目標，達成人生命自由目標是體育本質的呈現。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所有體育活動的終極目標是為了方便人的自由體驗。在這個層面上說，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具有自由性特征。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自由性體現表現為本質上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結社自由”。“結社自由”是一種滿足人們群居生活自然秉性的公共生活方式，可以延展少數民族村落社會生活的文化空間。如今，結社自由已經慢慢蛻變成為少數民族社會民眾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力。誠如托克維爾所言：“結社權是基本人權”。[5]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自由性還體現在：在地民眾可以自由參與少數民族體育組織開展的相關活動，可以自主捐助財物和自己的勞動力。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自由性還體現在：在遵循國家政策制度框架下，利用內生于少數民族社會的非正式制度實施自我管理、自我決策、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等。因而，可以說自主性是少數民族體育組織重要的特征之一，沒有自主性特質的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也會缺乏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2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功能

組織功能的梳理一向是審視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基本圖景的重要觀測內容。在探討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時，應當將其功能看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方能更好地了解少數民族體育組織，進而提出適切的參與治理路徑。少數民族村落體育組織的功能主要體現在開展體育活動，動員村落資源，傳承體育文化，推動全民健身，推進村落治理等方面。

2·1開展體育活動

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內生于少數民族村落社會，基于共同價值取向而集聚“結社”并同心協力完成組織相關事務。它們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組織開展體育活動，借以外化組織成員的共同價值取向和為組織成員提供表達訴求的平臺。在少數民族村落，大多數村落體育活動由少數民族體育體育組織牽頭組織開展，只有極少數自娛自樂的體育行為由村民個人呈現。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往往借助“宗族權威”“民間信仰”“傳統節慶”“習俗輿論”等少數民族村落傳統文化要素組織少數民族體育活動[6]。借助“宗族權威”“頭人魅力”聚集組織成員和村落民眾，利用共同“民間信仰”強化組織凝聚力和號召力，通過“傳統節慶”提供最適合的體育活動時間，依靠“習俗輿論”約束組織成員和村落民眾的主動參與。譬如，GC縣SK村的搶花炮活動，就是由當地瑤族頭人和骨干構成的搶花炮組織協同開展搶花炮活動。該活動發軔于當地瑤族“取悅”“盤王崇拜”的信仰活動并形成了每年正月十四如期舉行“搶花炮”節慶習俗，它依靠村落“習俗輿論”等非正式制度規訓、約束、監督著組織成員和村落民眾的體育行為。

2·2動員村落資源

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資源是保持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生命力的必備資源，足以證明資源對少數民族村落體育組織的重要性。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若想維系有效正常運作，必須要得到上述多種村落資源的鼎持。動員和整合村落資源應當是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基本功能，所以社會組織無一例外都具有此種功能。人力資源動員：少數民族體育組織都有一群依據組織事務而集聚起來保障運轉的參與者，在組織內部由熱心村落公共事務的組織頭人、體育骨干等推動，在組織外部由普通村民、鄉土精英、官員和商人等人員參與，上述人員都擁有并發揮自己能力或資源優勢共同助力。物力資源動員：場地、服裝、器物等物力資源是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物質文化保障，需要組織和參與者有效整合和統籌使用，通過購買、租用和借用等方式實現。財力資源動員：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者通過尋求政府資助、商人贊助、村民樂捐、商業表演等方式，進行精心籌措和征集調配來達成財力動員的目標。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動員，聚合成一個‘結構一體化、功能全面化’的有機整體，保證了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生存和發展。[7]故而，從村落資源動員中獲益的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也務必把回饋和服務村落作為自己的基本義務。

2·3傳承體育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民族體育文化在“弘揚傳承民族文化”“增強文化認同”“鑄92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方面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推進民族體育文化保護傳承中需要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參與和擔當。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誕育并成長于少數民族社會，因得到村民的廣泛認同而擁有自然的親和力，是民族村落社會體育文化的重要傳承者。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內容成員一般都掌握深厚的體育文化知識和精湛的體育技藝，是深諳體育文化傳承“門道”的“行家里手”。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主要采取“培訓體育技藝”和“組織體育活動”等兩種途徑推動體育文化傳承：一是培訓體育技藝，培養傳承群體，實現文化傳承目標。譬如，ND縣LH村瑤族打陀螺組織的組織頭人和體育骨干在空閑時間時常對村民進行打陀螺技藝培訓，促成在地傳承；同時，他們還進入當地中小學傳授學生打陀螺技藝，形成學校傳承。二是開展體育活動，浸潤村落民眾，達到傳承體育文化目的。例如，RS縣RG村苗族拉鼓文化組織、LS縣PD村侗族舞草龍組織、TE縣ND村壯族螞拐舞組織，往往借助開展體育活動的機會，增加體育文化的傳播受眾，傳承少數民族體育文化。

2·4推動全民健身

植根于少數民族社會的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在不斷發展壯大，他們不但可以為少數民族村落民眾供給多元的體育服務，還能夠在推進全民健身計劃中起著聯結政府和民眾的“紐帶”作用。因而，實施和推進全民健身計劃(2021-2025年)，為少數民族村落社會供給多元的體育服務，進而完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殷切需要并且繞不開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積極倡導和主動參與。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是少數民族村落民眾身邊的體育組織，它主要通過宣傳、組織體育活動等形式服務或者滿足少數民族民眾體育方面的訴求為宗旨，促進少數民族社會大眾積極主動地參與到體育活動中去，形成良好的體育鍛煉習慣，進而提升他們身心健康發展水平。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屬于公益性組織，可以代表少數民族村落社會民眾來表達體育利益訴求，提出全民健身的政策需求，真正起到聯通政府和民眾的橋梁作用。

2·5推進村落治理

推進少數民族村落社會治理不能缺少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主動參與和主體作用的發揮。少數民族村落社會治理的目的要旨是利用參與治理主體相互之間多元“參與”“合作”“互動”，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化治理格局。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主要從四個方面推進少數民族村落社會治理：一是少數民族體育利用風俗習慣、傳統慣習、道德權威等非正式制度，規范約束少數民族民眾的體育行為，進而有效維護少數民族村落社會秩序；二是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成員憑借個人魅力通過調停、勸解、勸說等方式，消解少數民族民眾形成的矛盾沖突，避免不良惡果的產生；三是少數民族體育組織通過舉辦集體體育活動的方式，為民眾提供舒緩心理煩悶、釋放心理壓力的平臺，造就沒有心理壓力的和諧氛圍；四是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發揮“上下聯通”的紐帶作用，向村民宣傳政府政策法規和向政府反饋少數民族民眾訴求，構建政府與民眾上傳下達的“對話機制”。

3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發展路徑

3·1尋求合法身份，獲取治理資源

少數民族體育組誕生并成長于少數民族村落社會，其取得了源自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成員和在地民眾認同的“合法身份”，但未曾取得來自國家政府層面認同的“合法身份”，這成為了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間接制約。為了充分發揮推進社會治理的功能，少數民族體育組織需要向政府尋求源自政府意志認同的法律層面的“合法身份”，以便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為組織贏得廣闊的發展空間，釋放更大活力。作為社會組織的政府民政等部門，應當關照少數民族村落社會的具體情況，充分論證并制定適切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準入標準，優化登記程序，促使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在國家正式制度的規約下進行“體育社團”注冊，借以取得源自政府賦予的“合法身份”。同時，政府應當在合法合規且能力所及的范圍內，在政策、資金、人員、器物等方面對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予以積極扶持，進一步動員和整合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參與治理資源。

3·2強化能力建設，提升治理水平

強化能力建設首先關注人力資本的角色能力，并確立“尊重”“激勵”和“強化”這種角色能力的流程和制度，以鼓勵每個人強化角色能力進而朝著強化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能力的方向努力。用發展的眼光看，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主要以“自身服務公眾的能力和互惠性的社會機制”來促進成長，而不能僅依托村落社會募捐和依靠政府部門經費及政策支持。[8]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能力是其保持正常運作和發揮治理功能角色的關鍵因子，強化它的能力需要網聚熱心公共事務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等領域鄉土精英參與到組織中，利用鄉土精英掌握的“社會資本”強化組織自身能力，并帶動其他組織成員積累生存發展的“社會資本”。同時，充分利用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借助村落非正式制度加強組織“成員行為的規范性，做到服務、活動有章可循”，利用科學有效的管理方式來提高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發展能力。通過承擔、組織各種體育活動和各項公益活動來提升服務能力，在活動中鍛煉組織成員的工作能力，提升組織的運作水平。[9]

3·3明確功能角色，致力角色實踐

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是少數民族社會紛繁冗雜系統中的“有機分子”，作為社會大系統的一員，社會期待是真實的客觀存在。對于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扮演的功能角色，必須將“對角色的社會期待內化為對組織的主觀要求，哪些應該做，哪些必須做，哪些不能做”，必須要有清晰的認知，唯有如此才能扮演好組織的角色，才能進一步落實組織的角色責任。具體到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它扮演開展體育活動、動員村落資源、傳承體育文化、推動全民健身、推進村落治理等功能角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功能角色的實現，必須借助具體的功能角色實踐進行驗證，方能彰顯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存在價值。上述開展體育活動、動員村落資源等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功能角色身份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在不同時空內‘游走’，運用自己的知覺，體驗和互動與外部世界進行‘協商’，來確定自己的身份”[10]。在致力角色實踐中，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不但需要尋求源自政府的承認，還必須獲取來自少數民族社會的認同，進一步強化和提升功能角色能力，發揮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應有作用。

3·4健全溝通機制，保障溝通效果

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是由一群人集聚起來的群體，遵循少數民族社會特定秩序而生存發展。這些特定秩序以共同價值取向為邏輯依據，憑借成熟完善的溝通機制來達成。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若想更好地實現參與社會治理的目標，就需要健全有效的溝通機制。溝通機制的本質歸根到底就是各參與利益相關方的“信息傳遞機制”。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溝通“相關方”，“通過相互博弈、相互調適、共同參與和合作等互動關系”[11]，形成良好溝通機制提供和諧交流平臺，充分發揮少數民族體育組織功能，保障溝通效果，進而更好地參與社會治理。需要健全的溝通機制主要包括“少數民族體育組織成員之間的溝通機制”“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機制”“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與少數民族民眾之間的溝通機制”“少數民族體育組織與其他組織之間的溝通機制”[12]等。少數民族體育組織主要運用“平等對話”“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共同協同”溝通方式[7]，遵從規范的溝通標準和步驟，保障并強化溝通效果，繼而維系和保障少數民族體育組織的生存發展，并在不斷變化的組織環境中“協商”秩序保持問題。[7]

參考文獻：

[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EB/OL]·(2018-02-04)[2022-04-08]·

[3]黃曉勇,等·民間組織藍皮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4]戴紅磊·中國體育社會組織治理研究[D]·大連:大連理工大學,2018:55·

[5]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16-218·

[6]周家金,孫慶彬,朱波涌,等·少數民族村落傳統體育組織的結構及功能研究——基于壯、侗、苗、瑤等民族村落的田野調查[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18(1):138-144·

[7]周家金·少數民族村落傳統體育組織的功能與發展路徑——以廣西為例[J]·體育文化導刊,2018(10):51-56·

[8]夏建中,特里·N·克拉克,等·社區社會組織發展模式研究:中國與全球經驗分析[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43-44．

[9]向德平,申可君·社區民間組織的本土化及其發展模式[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5):83-87·

[11]汪澤波,王鴻雁·多中心治理理論視角下京津冀區域環境協同治理探析[J]·生態經濟,2016(6):157-163·

[12]王曉晨,喬媛媛,等·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歐文化內生秩序邏輯及其參與社會治理路徑———基于對桂西的田野調查[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19(3):132-137,144·

作者:周家金 陳輝 王曉晨 單位:玉林師范學院體育健康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