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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局部海域生態系統遭到一定程度破壞河流上游水資源的過度開發,造成干旱年份河流入海徑流量的減少,對河口地區的生態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局部圍填海等海岸工程開發建設,使海洋生態環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紅樹林生態系統、灘涂和河口濕地生態系統等重要生態功能區水域面積逐漸減小,一些關鍵的生態通道受到破壞,局部海域生態功能明顯下降。
1.3海洋災害頻繁發生由于海域污染和富營養化等原因,福建沿海是我國赤潮的多發海區之一,赤潮發生頻率高、持續時間長,有毒赤潮生物發生的比例高,對漁業和養殖業生產的破壞性大,嚴重影響福建省海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安定。福建閩東沿岸、閩江口近岸和廈門近岸海域3個海域赤潮的發生次數占福建省赤潮的77.8%。閩東沿岸、閩江口、平潭沿岸和廈門近岸海域4個赤潮監控區成為福建省赤潮多發區。當前福建沿海赤潮災害歷年不斷,發生面積逐年擴大。福建省淺海灘涂廣闊,海洋生物多樣性豐富,研究發現互花米草和沙篩貝等外來物種已經成功入侵福建省海域,其中互花米草遍布福建省大多數海灣灘涂,沙篩貝在許多封閉型圍墾區均有發現,部分海域仍有人為種植互花米草和養殖沙篩貝的現象。福建省對外貿易發達,大型港口遍布沿海各地,海上航運繁忙,船舶壓艙水攜帶的浮游動植物及海洋生物幼體進入福建省海域;海水養殖歷史長、面積大、品種多,部分引進品種可能具有入侵性,省內養殖苗種交流頻繁,外來養殖品種及可能攜帶的病原體擴散到全省大多數海水養殖區。
1.4溢油、危險品泄漏污染事故嚴峻近年來,福建省臨港工業特別是石化工業快速發展,海上物流規模日益加大,各類海洋經濟活動顯著增加,海上溢油、危險化學品泄漏等污染事故多發,對海洋生態環境、海洋資源和海上活動等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隱患,溢油、危險化學品泄漏等突發事件應急響應能力建設亟待加強。
1.5人口增長和城鎮化建設對環境壓力加重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福建省沿海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福建海岸帶涉海市、縣、區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增長速度高于全省人口增長速度。隨著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發展,勞動力需求以及城鎮人口的快速增長,沿海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將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隨著海峽西岸城市群的建設和發展,沿海人口將繼續集聚,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而人口增長和城市規模的擴大,環境污染負荷總量將呈增大趨勢,沿海地區海洋環境保護壓力也將明顯加重。
1.6臨港工業發展對環境壓力加大福建省著力培育發展三都澳、羅源灣、興化灣、湄洲灣、廈門灣和東山灣六大臨港工業基地,形成以湄洲灣、東山灣為重點的石化產業基地,依托大型深水港口的沿海能源產業基地,以三沙灣為重點的冶金產業基地,以湄洲灣為核心區域的大型林漿紙一體化產業基地。港口及臨港工業項目建設將刺激新一輪的圍填海造地,占用濕地資源,進一步威脅紅樹林生態系統、灘涂和河口濕地生態系統,影響海域生態功能。產業發展及城市建設導致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處置不當必將加重近岸海域水污染態勢,加大海洋生態環境壓力[10]。
2近岸海域環境質量演變趨勢
2007年福建省近海海域環境狀況良好,水質總體符合一類海水水質標準。其中,二類水質標準、三類水質標準、四類水質標準和劣四類水質標準海域面積分別為2850km2、1640km2、240km2和550km2。嚴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羅源灣、泉州灣和廈門近岸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為無機氮、活性磷酸鹽和石油類;無機氮和活性磷酸鹽污染主要分布于沙埕港、三沙灣、羅源灣、閩江口、興化灣和泉州灣以及廈門近岸海域;石油類則分布于沙埕港、興化灣和泉州灣。2007年福建省海域沉積物質量總體良好,主要海灣部分站點沉積物存在重金屬、石油類和多氯聯苯超標的現象,其中三沙灣部分海域鉛和多氯聯苯超標,泉州灣部分海域石油類超標。本文選取3個代表性的時間段,即1983—1986年開展的“福建省海岸帶與海涂資源綜合調查”、1998年的“福建省海洋污染基線調查(第二次)”,以及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環境質量報告各時間跨度均為10年;通過搜集3次調查中福建省近岸海域所有站位各評價指標的測值范圍和算術平均值,對比分析福建近岸海域水質、沉積物質量的變化趨勢。3次調查各主要水質要素測值比較結果見表1和圖1。與1983-1986年的水質監測結果對比可知,1998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質惡化趨勢較為嚴重,主要表現在營養鹽含量大幅度上升。1998年海域的活性磷酸鹽和無機氮平均含量為1983-1986年的2.4倍,已成為福建省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因子。此外,石油類、重金屬含量與1983-1986年相比也有不同幅度的上升,油類、汞、鉛和鎘的平均含量為1983-1986年的1.5倍、6.6倍、1.9倍和2.5倍?;瘜W需氧量有所降低,減少了約21%。
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體中的主要超標指標依然是無機氮和活性磷酸鹽,與1998年相比濃度有所下降,但超標率在增加。化學需氧量濃度有所升高,溶解氧有所下降;石油類、鉛和鎘的平均含量均持續上升,其平均含量分別增長了42%、90%和130%;汞的含量有所降低,減少了約43%。3次調查各主要沉積物要素測值比較結果見圖2和表2。對比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近岸海域沉積物質量變化趨勢如下:①硫化物、鎘的含量呈現先上升后降低的趨勢。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幾年間,硫化物和鎘含量增加了90%、70%,最近10年硫化物和鎘含量分別降低24.18%、5.26%。②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趨勢,平均含量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0.14mg/kg下降至0.056mg/kg,降低60%,而近10年來降幅變化,僅降低了10.71%。③鉛、石油類、滴滴涕呈現先降低后上升的趨勢。從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幾年間,鉛、石油類、滴滴涕的含量分別降低39.63%、21.76%、81.82%;最近10年,滴滴涕和鉛的含量分別增長了13%和102%,石油類的增長速度更快,增加了約3.5倍。綜上所述,3個調查時期,沉積物中硫化物、鎘的含量呈現先上升后降低的趨勢;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趨勢;鉛、石油類、滴滴涕呈現先降低后上升的趨勢,其中石油類的劇增可能與臨海工業、港口、船舶排污有關。
生態環境擁有較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擾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而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環境的基礎之上,良好、健康的經濟可以提升技術與科技,幫助抵御惡劣環境,減輕自然災害影響,但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過快或不健康發展會損壞生態環境平衡,破壞生態環境自愈或供給能力,造成環境惡化、資源供給降低等問題,引起政府干預,生態環境系統便通過環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饋制約經濟的發展.生態系統主要是以自然資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給能源的形式參與經濟系統活動,而經濟系統活動主要以“三廢”回流生態系統??梢钥闯觯洕c生態環境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但又通過積極和消極的作用聯系在一起,經濟活動是以生態環境為基礎,而生態環境又受到經濟活動的副產品影響.只有當兩個系統互相以積極的效應抵消掉消極效應,形成協調、健康發展才能實現良性循環與兩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1.2數據來源及處理
山東省作為國內的經濟大省、農業大省、人口大省,處于南北經濟連接處,研究其環境-經濟系統,有其良好的借鑒與推廣價值.總體來說,近年來山東省GDP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十一五”年均增長12.3%.2011年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GDP達到了45429.2億元,比上年增長10.9%.2012年GDP實現50013.2億元,比上年增長9.8%.年均增長率在10%左右,總量居全國第三位.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省.根據經濟-生態環境系統的劃分及特點,本文主要按照科學性、代表性、實用性等原則,借鑒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體系研究成果[13-14].構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發展的指標體系,選取了山東省1996—201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來自1997—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山東統計年鑒》、《山東省環境狀況公報》及山東省統計局的官方網站,個別年份數據的缺失采用相鄰年份值插值法補齊.
2實證分析
根據、計算得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f(E)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都呈曲折緩慢上升態勢.其中,生態環境系統指數在2008年出現了一個峰值,這與2008年青島市作為奧運會分賽場,政府加大環境治理投入有關.經濟系統指數經歷了“九五”(1996—2000年)期間的緩慢增長后,從“十五”初期(2001—2003年)開始,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開始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在時空上的特點,根據表2繪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演化圖(圖2).可以看出:1996與1997年山東省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耦合度處于區域Ⅰ,經濟和生態環境相互影響極低,處在低級協調階段.1998年開始一直處于區域Ⅱ,經濟和生態環境處于協調發展階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說明系統處于協調發展階段,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共同發展.2002—2012年,45°<α≤90°時,1<tgα,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態資源系統的演化速度,生態環境為了滿足經濟發展,表現為資源消耗的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生態環境開始制約經濟發展.兩系統協調耦合度于2011年緩慢到達最大值,隨后出現緩慢下降趨勢.
3結論及政策建議
3.1結論
1)山東省的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之間沒有呈現完整“倒U型”曲線關系,而出現“倒U型”的前半段,但該省近幾年加大了對環境治理的重視力度和投資,2011年耦合度數到達了頂點,2012年出現了下降趨勢,也就是拐點已經出現,表明環境與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更加適宜,開始從生態環境制約經濟的發展(45°<α≤90°)向環境經濟共同發展的方向轉變.
2)山東省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往往處于“不進則退”的相持階段,現階段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其重點在于控制環境排放和加強環境治理上.經濟排放不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污染排放的沖擊對經濟增長產生負效應,說明山東省在發展經濟時,不應該采用粗放式發展模式,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
3)經濟增長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治理卻同樣產生負效應,這與許多研究提出環境治理會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不一致,產生這個結論的原因是:第一,山東省現階段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對治理環境的設備、資金投入,環境治理依然是被動地受限于經濟系統,環境治理投入短期內表現為消耗經濟發展的成果.第二,環境治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具有一定的門檻效應.耦合分析認為,山東省在研究期內主要處在資源消耗速度大于經濟發展速度的階段,長期以高速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環境治理水平相對較低.這就造成了環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實際上沒有和經濟增長的演化速度相適宜,從脈沖分析的結果看,達不到許多研究者得出的環境治理促進經濟增長的響應效應.
3.2政策建議
1)處于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中國,容易形成經濟系統演化速度高于生態環境系統演化速度,如果不對經濟與生態環境進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兩個系統崩潰的結果.雖然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長期處于協調發展的狀態之下,兩系統間的內在作用情況也是十分復雜并沒有固定規律,所以,為了使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制定其宏觀政策與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水庫庫岸生態環境現狀
思林水庫庫岸本就山高坡陡,土地破碎,水土流失嚴重,特別是2014年7•17洪災,造成了庫岸多處塌陷、滑坡,公共基礎設施損毀,生態環境大有惡化之勢。
2.1庫周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造成的環境破壞
為實現庫區移民搬遷安置需要,在電站建設期間,庫周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思南縣有文家店、三道水和瓦窯3個集鎮整體搬遷,新建3個集鎮,僅場平工程占地就達近千畝,庫周交通、水利、電力等設施建設,新開挖量大,對庫岸生態環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電站建成蓄水后,庫區各縣為加快庫區發展,又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大量的村組公路建設,多地現狀破壞,許多原生植被遭到毀滅,對庫岸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
2.2人為墾荒導致水土流失嚴重
思林水庫移民搬遷安置主要是后靠安置,庫區4縣都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原本烏江沿岸村民人均耕地不多,勞動技能和生產方式單一,水庫蓄水后,沿岸大量耕地被淹。搬遷后,為了生存,移民不得不進行墾荒,并進行復種,造成表土疏松,穩固性差,水土流失嚴重。
2.3自然災害造成的地質破壞
水庫自2009年下閘蓄水來的這幾年,庫區自然災害頻繁。每年雨季,建設單位都要進行庫岸巡查,從巡查的情況看,庫岸多處地質不穩,塌陷、滑坡地方多,尤以2014年7•17洪災為重,損毀之大,地質破壞程度,前所未有。
2.4消落區的環境現狀堪憂
思林水庫正常蓄水位是440m,死水位431m,為了滿足發電和防洪需要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水位都在434~436m之間,在庫周形成了4~6m的消落區。消落區是屬已征用區域,農民不能耕種,而電站業主單位也沒采取治理措施,一年四季都是處于荒蕪狀態,基本沒有一絲綠色。
3水庫庫岸生態治理的對策
3.1搞好庫區生態保護總體規劃
庫區各縣人民政府應主動加強協調配合,在省、市相關部門的統一指導下,與電站建設業主單位,做好庫區生態保護總體規劃。規劃要有前瞻性、長遠性和全局性,要能夠指導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水庫庫岸生態治理工作;規劃要有科學性和合理性,要結合當地地理、氣候和社會經濟情況,選擇合適的治理方案,做到因地制宜,能夠指導實施。
3.2加大庫區的植被恢復力度
在規劃的指導下,庫區各縣應整合各方資源,特別是林業、環保、生態、國土、水利、移民等部門資源,加大對庫區投入,進行植被恢復,應按照國家有關退耕還林政策,強制對庫區25°以上坡耕地實施退耕還林,有效保護庫岸環境。特別是移民部門,要按照《移民安置規劃》中擬定的《環保及水土保持》方案,實施環境保護和水土保持項目建設,大力提升庫區生態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
3.3加大庫區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實現勞動力的轉業與轉產
庫區各縣應加大庫區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特別是勞動力技能培訓,讓庫區勞動力都能熟練掌握一門實用技術,順利實現勞動力的轉業與轉產,使他們不再依賴土地生存,減小庫區土地的破壞,從而有效保持水土。
3.4制定嚴格的保護制度與措施
依照國家森林保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制定嚴格的庫區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與措施,組建相應的執法隊伍。
3.5加強督促和檢查,確保各項生態保護政策和措施落到實處
加強督促和檢查,建立相應的獎懲制度,對相關責任單位、部門和個人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確保各項生態保護政策和措施落到實處,各類治理項目順利實施,實現庫區的生態環境根本好轉。
一、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意義
“金融生態環境”這一全新概念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產生廣泛影響的。將“自然生態”的概念引入金融領域,是對金融理論的一次創新,是對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生存和發展環境的高度概括。什么是金融生態環境呢?概括地說,金融生態環境是指金融業生存發展的外部環境。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在一定意義上就意味著和諧、統一的社會經濟生活。打造和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將有助于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降低金融風險,推進社會經濟全面健康持續發展。
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對區域經濟的發展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金融生態環境直接影響到區域經濟的競爭力。經驗表明,一個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會給當地經濟帶來巨大的商機和融資便利;在全國統一政策指導和調控下,不同地區經濟增長水平和經濟運行質量之所以存在明顯差異,除了自然稟賦因素外,與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差異也有很大關系。而造成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差異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個地區政策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信用環境和金融服務水平。
2、金融生態環境是影響資金流向的重要因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間資金流動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決于地區信用環境和金融環境,即金融生態。如果一個地區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環境,社會信用狀況良好,當地企業有良好的信用等級和信用記錄,銀企關系融洽,中介機構健全,金融債權能得到切實保護,那么,這個地區就能很好地引來資金,經濟金融就會步入良性互動快速發展的軌道。
3、金融生態環境是影響商業銀行內部評級的重要因素,進而也直接關系到商業銀行對該地區授權授信的程度。隨著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入,目前各商業銀行開始建立自己的內部評級體系,各地方行政干預程度、不良資產比率、信用環境、在處置不良資產時能否在保證處置效率的同時保護債權人利益,地方在司法、執法方面的力度以及對債權人的實際保護情況,各地區處理企業和金融機構共同破產過程中的具體做法,對再貸款償還進度表等成為商業銀行內部評級所考慮的主要因素。商業銀行根據評級給出信用等級,并按等級確定對一個地區投放授信大小,最終形成信貸資源在全國地區間的分布??梢姡訌娊鹑谏鷳B環境建設,提高區域性信用等級,是爭取更多信貸資源的有效途徑。
二、東北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主要問題
東北地區擁有豐富的資源、遼闊的土地,還有豐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氣、森林儲量;此外,東北地區重工業有相當的基礎,還擁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近年來,東北地區的經濟實現了持續、平穩、健康的發展。但是,同時我們也看到,東北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也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1、現行的法制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東北地區的法律制度環境一般,體現為保證或促進當地金融業穩健運行的具體辦法少,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當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發生利益沖突時,司法機關不能客觀公正地做出判決或者存在著一些模糊認識。現有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促進金融業穩健運行的具體措施辦法較少。
2、政府信用環境欠佳影響金融債權落實。近年來,東北地區的信用環境雖有所改善,但存在的一些問題不容忽視。金融債務落實情況一般、金融債權落實不好,而且,金融債權落實與政府有一定的關聯度,金融業要想更好的履行為經濟保駕護航的使命,以上的問題亟待解決。
3、經濟發展對銀行信貸的依賴程度較高。近兩年來東北地區的財政收入狀況有了根本好轉,城鎮居民收入有了較快增長,招商引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圍繞生態經濟建設的發展潛力較好,但由于相當一部分金融機構不良貸款比例較高,加之商業銀行經營機制調整、信貸授權授信上收,削弱了銀行的放貸能力,不利于對經濟的信貸投入,加劇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資金供求矛盾。
4、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由于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東北地區的企業能做到政企分開、產權明晰,但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不是很完善,企業財務管理不夠規范,企業以破產、改制名義逃廢銀行債務的現象較多,與當地金融機構存在一定的金融糾紛。
5、金融服務水平不能滿足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雖然目前一些部門金融服務水平較好,但當地的擔保、服務水平不能很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的、競爭性的銀行金融服務體系更好地滿足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優化東北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有效途徑
首先,從政府角度講,地方政府要關心金融業的發展,要為金融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包括金融機構依法自主經營權,保證金融業發展的法制環境以及社會信用環境等等;還包括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化解和處置等內容。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在營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環境方面應采取更多的具體措施和辦法。首先應在立法方面保護金融機構的合法權益,適當修正完善現行法律法規中不利于保護金融機構合法權益的條款,進一步建立健全保護金融機構合法權益的各項法律法規,使金融機構和借款人處于平等地位;其次在執法方面,執法部門應從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大局出發,強化司法公正,加大對失信行為的打擊力度,特別是要千方百計提高案件的執結率,以增強法律法規的震懾作用。
其次,從金融系統的角度看,需要做好幾件工作:
一是對金融機構要加強監管和自律。監管機構應轉變監管方式,提高監管效率,建立健全更多適用的法律、法規來保證當地金融業良好穩健地運行。商業性金融機構也應加強行業自律,以確保金融業穩定運行。
二是央行的職能和作用要得到有效發揮。新時期央行職能重在貨幣政策的制定和貫徹實施,當前應充分利用政策工具發揮宏觀調控職能,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加強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調研和評估,對房地產、鋼鐵、電解鋁等重點行業建立預警監測機制,加強與政府相關部門的溝通,積極反映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與相關部門形成維護區域金融穩定的合力,保證國民經濟平穩發展,防止經濟大起大落。
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區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獨特的“山泉共處、沙水共生”沙漠奇觀著稱于世。自改革開放以來,當地旅游發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區營業總收入達到6346萬元,接待人數增加到58萬人次。景區周圍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戶,共820多人,居民參與旅游業可分為幾個階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參與階段。其間由于旅游業剛開始發展,接待的主要是國際游客,游客人數少,全村僅有10多戶參與到旅游業中,主要是從事牽駱駝服務和經營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參與階段。其間全村有30多戶自愿參與到旅游業中,由于游客人數增加,旅游服務價格上升,再加上景區管理委員會限制村民加入,參與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觀。③1993—2001年深入參與階段。其間約有120戶居民從事旅游工作,但農業仍是他們的經濟基礎,參與旅游業的居民還要從事農業。④2002年—至今全面參與階段。由于敦煌水資源危機,出現了天然綠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劇、風沙災害頻繁、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環境問題。為了保護好生態環境,月牙泉村的農用水井被迫關閉,農業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再加上當地政府實施了月牙泉滲水工程,建設生態保護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農田,當地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農業基礎。為了解決當地人生存問題,政府決定給全村每戶平均分配兩個“駱駝號”,讓他們全部從事旅游服務。整個村的絕大部分收入都來自旅游業,當地村民從此從農業轉入到旅游服務業中。政府加強旅游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發展旅游業解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調查
問卷分為三個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會學統計特征、對旅游影響的態度和總體對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其中,個人對旅游業的依賴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區工作的人數衡量,社區歸屬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當地居住的時間衡量,與旅游者接觸的次數用旅游旺季每周與旅游者接觸的平均次數衡量。為了保證旅游影響的態度指標具有代表性,結合相關文獻資料,對文中出現的旅游影響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和排序,選取出現頻率大于30%的26個指標,然后再根據調查地的實際情況,對選取的各個指標進行調整,使指標的語言表達方式更容易被當地人所接受。對旅游影響的態度測量參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響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態度量表模型,公式為:A0=Σni=1biai。式中,A0為對一個事物和現象的態度,bi為感覺,ai為評價。采用這種乘積函數方式評估當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是積極還是消極,感覺和評價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慮到當地人口數量狀況,本研究選取整個月牙泉村為研究范圍,以每戶為調查對象進行面對面調查。調查時間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調查的時間充裕。調查時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相結合,主要針對家中男、女主人進行。共發放問卷177份,由被調查人面對面交流完成問卷,有效問卷達100%。收集的數據采用Excel軟件進行編碼處理,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二研究結果
1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
在被調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齡在25—44歲的為48.60%,45—64歲的為390%,15—24歲的為140%,65歲以上的為5.10%。在教育程度構成方面,40.70%的居民擁有初中文化,小學學歷的為24.30%,未受過教育的為15.80%,高中的為15.30%,中專及以上的為4.00%。職業是農民的占71.80%,當地經營業主的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學生(40%)、教師(30%)、其他(30%)、離退休人員(1.70%)、行政事業單位工作人員(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為37.30%,25000元以上的為27.70%,15000—20000元的為20.30%,10000—15000元的為10.20%,5000—10000元的為40%,5000元以下的為1.10%。家里有1人在景區從事工作的為74.60%,有2人的為18.10%,無人從事景區工作的為5.60%,有3人的為1.10%,3人以上的為0.60%。
2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總體上
當地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感受深刻,總體變化均值為91,除外來投資外,所有指標變化均值都超過了5,表明當地居民認為旅游發展對當地起了積極作用。偏好的總體均值為91,說明當地居民樂于接受這種變化。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態度較積極,總體均值達到15.39。其中,在基礎設施、環保意識方面的得分分別為17.94和16.41,顯示出居民的較高認同度和滿意度;而在外來投資、娛樂休閑機會、文化活動開展、文物保護力度、傳統文化的變化等指標的均值都低于15,態度平淡。在旅游負面影響,總體變化均值為65,與正面影響感知相比,居民對負面影響的感知較弱,其中感受變化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務價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價格、貧富差距、噪音5個指標,得分均值都超過了80;感覺變化最小的為“犯罪率”,變化均值得分為16。偏好的總體均值為19,說明當地居民對旅游發展所帶來的負面變化并無反對情緒,包容了這些變化。態度的總體均值為11.36,說明當地居民對旅游負面影響態度較溫和,沒有顯現出消極態度。比較而言,居民對日常生活影響和寧靜生活氛圍的態度更寬容,但在意上繳的稅收和犯罪率兩個指標。
3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差異分析
為了分析當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不同態度,了解不同群體對旅游影響的差異性,采用聚類分析法對當地居民進行分類。首先采用分層聚類,運用沃德法,選擇歐氏距離進行聚類分析,得到聚類樹形圖,根據以前研究成果和綜合分析,將旅游地居民分為三種類型;再根據聚類數目運用非階層聚類分析中二階段聚類法分析,并對分類結果進行方差檢驗和判別分析。結果顯示,除了上繳的稅收、娛樂休閑機會、外來投資、貧富差距指標外,所有指標的方差顯著性都為0.00,表明整體分類正確率為97.74%。類型1的居民占850%,為146人;類型2的居民占7.90%,為14人;類型3的居民占9.60%,為17人。對三種類型的居民比較可知,第一類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態度較積極,各指標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類居民低于第三類居民,他們承認旅游給當地帶來了積極效應,感覺較滿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負面影響,沒有顯出強烈的反感態度,在土地和房屋價格、上繳的稅收、犯罪率、貧富差距、日常生活影響、交通擁擠狀況、噪音的態度得分均值最高,顯示出對旅游負面影響的容忍。這類居民可命名為熱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歲的占50.00%,職業主要是農民,所占比例為79.59%;旅游旺季時每周與旅游者直接接觸的平均次數超過5次的為68.50%,當地人占98.60%。第二類居民在旅游正面效應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業機會為10.29%、家庭收入為9.79%、自豪感為121%、文物保護力度為11.93%,他們對旅游正面效應的認同度低,沒有顯示出積極態度。同時,他們在消極影響方面的得分值也較低。其中,生活用品價格、土地房屋價格、上繳的稅收、貧富差距、日常生活影響、交通擁擠狀況、寧靜生活氛圍打擾指標在三類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現出不滿意態度。這類居民可命名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為71.40%,15—24歲的占50%,職業主要是當地經營業主(35.70%),其次是學生和農民(各占28.60%)。這類居民直接與旅游者接觸的次數較少,57.10%的居民每周與旅游者接觸的平均次數都小于1次。與其他兩類居民相比,第三類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態度最積極,主要是在基礎設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話頻率的指標平均分值很高。同時,他們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極態度。這類居民可命名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歲的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為初中,88.2%的每周與旅游者直接接觸的次數都超過了5次,且100%是當地人。
4旅游影響態度維度分析
為了簡化變量,分析居民對旅游影響態度的主要維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對26個指標進行分析,KMO值為0.74,Bartlett''''s球形檢驗值(0.00)表明數據適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因子載荷矩陣,各指標負荷值都在0.8以上,累積方差貢獻率為67.07%。我們對總體量表和各分量表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總體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736,各分量表中除積極環境影響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繳的稅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響、娛樂休閑機會、上繳稅收5個指標在各主因子上的載荷小于0.5,所以被刪去。居民思想觀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話頻率等指標在第一因子上有較大載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會影響方面,可命名為積極社會影響因子;家庭收入、就業機會、生活水平3個指標在第二個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反映的是旅游經濟影響,可命名為積極經濟影響因子;寧靜生活氛圍打擾、交通擁擠狀況、生活垃圾等指標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可命名為消極環境影響因子;生活用品價格、土地和房屋價格、貧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命名為消極經濟影響因子;文化活動開展、文物保護力度、傳統文化的變化在第五個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可命名為積極文化影響因子;基礎設施、環保意識在第六個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可命名為積極環境影響因子。在旅游正面影響方面,居民在積極環境影響上平均分值最高,態度最積極;其次是積極經濟影響和積極社會影響,在積極文化影響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對這方面影響的態度不積極。在旅游負面影響方面,消極經濟影響比消極環境影響平均分值低,顯示當地居民對負面經濟影響的態度更消極。為了解居民的態度與人口統計學特征、社區歸屬感、個人對旅游業依賴等變量之間的聯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進行檢驗,研究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是否在這些變量影響下有顯著的差異。如果存在顯著性影響,進一步運用事后檢驗(POST-HOCtest),分析變量各類別在因子上的均值差異。結果表明,性別和年齡對居民的態度各因子沒有顯著性差異。教育程度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積極文化影響、積極環境影響四個因子上有顯著性差異,對其余兩個因子無顯著性差異。其中,在積極社會影響因子上,大專文化的平均分值顯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與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1);初中文化和中專文化的居民差異顯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間差異不顯著。在積極經濟影響上,中專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顯著低于其他類居民(p<0.05),其他類之間差異不顯著。在積極文化影響因子上,大專文化的居民均值顯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間差距不顯著。在積極環境影響因子上,大專與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顯,均值顯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消極環境影響因子有顯著差異,對其余的因子無顯著性差異。在積極社會影響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與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間有顯著差異,其均值顯著低于其他類。在積極經濟影響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顯著低于其他類(p<0.001)。在消極環境影響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與20000—25000元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5)。職業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積極文化影響、積極環境影響因子上有顯著性差異,對其余的消極影響因子無顯著性差異。在積極社會影響上,除退休人員外,學生和其他職業有顯著差別(p<0.05)。教師與農民、工人、離退休人員之間也有顯著差別(p<0.05),教師的均值明顯高于后三者,當地經營業主與農民之間也存在顯著差距(p<0.001)。在積極經濟影響上,學生平均分值最低,與其他職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5)。在積極文化影響上,教師和農民、學生、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離退休人員之間存在顯著差距(p<0.05),學生和工人、經營業主之間也存在顯著差距。在“積極環境影響”因子上,教師與農民、工人、學生之間有顯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點工作的人數只對積極經濟影響、消極文化影響因子上有顯著性,其他無顯著性。旅游帶來的收入僅在積極經濟影響上有顯著性。居住時間對積極經濟影響因子有顯著性差異,對其他因子無顯著性差異。與旅游者接觸次數僅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消極文化影響因子有顯著性,在其他因子上無顯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變量類別在因子上的均值差異。
5影響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為了了解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經濟影響態度等因子是否對居民支持旅游業發展有影響,本文采用分層回歸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統計學特征、社區歸屬等變量后,分析各變量對支持水平的影響,第一步選擇控制變量進行回歸,第二步把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經濟影響態度等6個自變量作為第二層引入回歸。第一步引入的控制變量對居民的支持態度有一定的解釋力(R2=0.20)。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居民支持旅游業發展的態度無顯著的影響,但職業和全家年收入有顯著預測力,職業排序從農民、工人、學生、教師、當地經營業主、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離退休人員到其他,可見職業與旅游業的關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業發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從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個等級,收入越低的家庭對旅游業的支持態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業依賴的指標中旅游帶來的年收入對旅游支持態度有顯著負影響,從旅游業中獲得收入越少,越傾向不支持旅游業的發展(Beta=-0.28,p<0.01)。社區歸屬感中的居住時間對支持態度有顯著作用,居住時間越長,越有可能支持旅游業發展(Beta=0.18,p<0.01),而居民與旅游者的接觸程度對支持態度無影響。在分析了人口統計學特征、對旅游業依賴程度、社區歸屬感等變量后,旅游影響態度各維度對預測支持態度做出了新的貢獻,對支持態度方差的解釋顯著增加,對支持態度解釋的變異量增加了36%,并達到顯著水平(p<0.05)。從標準回歸系數可見,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文化影響態度、積極環境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無影響。積極經濟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有較明顯的預測力(Beta=0.21,p<0.05)。消極環境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有明顯的負影響(Beta=-0.17,p<0.05)。消極經濟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有顯著的負影響(Beta=-0.10,p<0.05)。總體表明,隨著居民的積極經濟影響態度增加,消極的環境影響和經濟影響態度減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業的發展。
人類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義上是相互貫通的,因為人本身就是物質性與精神性的有機統一。人的物質需要范圍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發的,人的認識能力的提高和思維方式的不斷轉變使人突破了其動物性自然規定界域,人成為一種新的面向對象、了解對象和把握對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為對象的人的同時,也使對象成為人的對象。人的精神在打開他的總體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時,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現出不斷上升和無限擴展的態勢。可見,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開了難以窮盡的欲望空間,使人不必像動物那樣完全被鎖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內一樣,也正是人的無限欲望對需要的不斷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斷地發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斷發展,才推動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現其自由本質,他就越是具有一種超越現實的內在發展沖動,這樣的發展沖動為人之不安于現狀和想要超越現實的訴求所表達。因此,他在推陳出新著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內在需要的時候,也意味著他在不斷地發展和奔向那個遙遙無期的未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發展”這一概念的產生,是基于人們對于爭奪有限物質利益這一問題的理性思考。人與人之間利益的沖突始于需要對象的有限性和人對滿足欲求的強烈渴望。人的精神與自由使人的需要變得無限,而無限的需要最終會指向無限的發展。人的無限的物質需要的滿足、無限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滿足又加重了對環境的破壞和壓力。歷史上的無限發展論基于無限發展的可能性,發展出這樣兩種認識:一是認為自然資源是無限的;二是認為人類獲取自然資源的手段是無限的。過去,人們總認為自然界作為一個無限廣闊的資源寶庫,我們可以從中獲取各種生產和生活所需要的資料。同時,人們總是相信,個人的知識雖然有限,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卻可以憑借其文化積淀而持續地認識自然和不斷地生成新技術,從而為人類獲取自然資源提供用之不盡的手段和工具?;谝韵吕碛?,無限發展的理論的兩種認識都存在問題:首先,自然資源并不是無限的;其次,人類獲取自然資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無限的。就第一個方面來看,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自然資源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資源,另一類是可再生性自然資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資源作為一個既成歷史的產物,它的總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資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證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壞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資源并不等同于無限的資源。同樣地,人類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會是無限的。雖然人類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斷提高,但這種能力相較于無限的自由仍然難以望其項背。所以,在無限的需求促成無限實踐的條件下,會造成無限的生產與消費,而無限的生產與消費,就必然促成無限的發展,而正是這種超越了生態限度的無限的發展,才導致了當今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在資源枯竭、水土流失、環境污染和人口膨脹等一系列問題的影響之下,人類的生產生活環境江河日下,如果人類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變這種生產生活方式,最后必將走向自我毀滅。有人認為,人類完全可以依靠科學技術來解決無限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對此觀點我們持否定態度。其實,正是人類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各種能力的總體的絕對有限性,才導致了當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也正因為人類無法從總體上把握自然對象存在、變化與發展的規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一定條件下通過已有的知識來把握自然對象,因此“人類對于自然的認知能力的展開過程只不過是一個基于既有知識系統不斷地自我糾錯的過程?!闭缍鞲袼顾f:“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會對我們進行報復?!?/p>
二、像人一樣生活:需要與生態的內恰
人要像人一樣生活,首先就必須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質。雅斯貝爾斯認為,我們應當認識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質。他進而認為,人的真正存在與自由,并不像現代社會中不斷發展的各門關于人的科學那樣,僅僅將人當作一種客體,通過各種層面的知識就能夠被認識。我們認為,對人的認識必須從總體上進行把握。人是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統一,由于人的物質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無限,所以這種總體狀態與人的需要是相互對應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樣生活,就意味著人必須成為一個物質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無限的存在者,換而言之,就是要在滿足人之基本物質需要的條件下著力于其精神世界的開發,促進人的健康全面發展。但是過去的無限發展理論,卻并沒有受導于如此的認識,而是將人的物質需要從自然限度中釋放之后,就讓需求如脫韁的野馬任其狂奔。人們沉醉于對物質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滿足之中,物質需要成為人們耗費精力而永無注滿的無底深潭,使人們沉溺于無止境消費和無意義的生活。如前所述,無限發展帶來的生態問題是嚴重的,而要摒棄無限發展主義,保護好生態環境,就必須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規定之中,即成為一個物質需要有限、精神需要無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讓人類習以為常的無限的物質需求“回歸”到它的一定的應有限度之內,即必須對人的物質需要進行合理調控。那么如何進行調控?這是一個復雜問題,但其中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人類物質需求必須符合自然生態的平衡發展,必須限定在自然能夠提供相應需要的限度之內,人類物質需求應當是一種被調控的生態化的物質需求。要對人類的物質需求進行生態化調控,首當其沖的就是要培養人們物質需求的生態化意識。人們只想到其無限的物質需求應當不斷地被滿足,而很少考慮那些無限的物質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沒有考慮到它們有沒有符合生態要求,是不是具有內在的生態合理性。面對如今嚴峻的環境惡化形勢,我們必須對自己的各種物質需求進行生態化考量,在考察它們是否具有生態合理性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必要的調整。而要進行這種合理考量,就得有這樣的意識準備:一是樹立物質需求的生態有限意識。人類需求內含物質需要與精神需求,是二者構成的總和,我們能夠說人的精神需求可以無限發展,而人的物質需要則不能無限發展,它必須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質需求的生態有度意識。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內在節度,物質需求也是如此。物質需要須符合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個體生態的內在節度,任何超出這些節度的物質需求,都可能對人類帶來危害,都必須得到調整。三是確立物質需求的生態合理意識。物質需求的生態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態有利性、需求對環境的生態維護性以及對實現需求的條件可能性,從這三個方面對人的物質需要給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養人之物質需求的生態化意識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就有許多可借鑒的思想資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對于控制我們過多的欲望,對于我們物質迷狂精神的生態化“整肅”是有積極意義的。孟子曰:“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薄梆B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薄兜赖陆洝穭t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可見,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認為寡欲可以養生、養性,而這種養生、養性原則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內恰于生態要求。荀子則認為相對于總體上談欲之多寡,不如談欲本身的性質規定。他說:“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闹芍欣?,則欲雖多,奚傷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于亂!故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彼J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擾亂社會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長則無傷于社會秩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實主要是談寡物質之欲,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關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們則認為不但不能減少,反而更應當增多。這是因為我們對精神對象的分享不僅有利于人們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會造成其自身的減少,就更不會因此帶來生態問題。那么如何開發人的精神領地、如何發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為一個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們認為至少得注意兩方面:
1.2治療方法采用常規的固定矯正器矯正錯頜畸形,療程時間半年至兩年。分別在矯正前與矯正后1個月、2個月、4個月、6個月對口腔菌斑進行采集及培養,觀察并比較矯正前后口腔微生態環境的變化情況。
1.3細菌培養方法采集的標本選擇兩側中切牙位置,使用無菌紙條進行采集,將采集的菌斑稀釋10倍后以2500r/min低溫離心20min,取上清液接入培養基,在37℃下培養1周,觀察細菌菌落形態,統計牙齦卟啉單胞菌、伴放線桿菌、核酸桿菌、產黑色素類桿菌及衣氏放線菌的檢出率。
1.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
2結果
矯正治療后1個月口腔牙齦卟啉單胞菌、伴放線桿菌、產黑色素類桿菌的檢出率較矯正前升高(χ2=3.99、4.74、4.32,P均<0.05),而口腔核酸桿菌、衣氏放線菌的檢出率與矯正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4、1.22,P均>0.05)。矯正后2個月、4個月、6個月口腔牙齦卟啉單胞菌、伴放線桿菌、核酸桿菌、產黑色素類桿菌及衣氏放線菌的檢出率均高于矯正前(χ2=6.04、4.74、4.32、5.30、3.99,6.04、5.72、6.33、4.32、3.99,10.67、7.83、5.30、5.30、7.14,P<0.05或P<0.01)。
2人為因素對草原生態環境造成影響的原因
2.1草畜雙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態環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開始在全國率先推行了“草場共有、承包經營、牧畜作價、戶有戶養”的草畜雙承包責任制.在人口與草場比例失衡的狀態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場上完成日復一日的放牧活動既不科學又不合理.草場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輪流放牧的可能,這種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價歸戶的“雙包制”使得經營畜牧業和經營草原緊密聯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復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動,牲畜晝夜啃食同一個牧場,在居民點、臥盤、水井附近出現許多直徑60米至95米的同心圓,平均每個居民點退化105畝至310畝左右的草原“.草畜雙包制”導致草原的不科學使用,牲畜以牧戶為中心每天從定居點至飲水點不斷踐踏和啃食一片草地從而導致了蹄災.同時,這種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來的制度不僅使草原載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最終造成牧民之間的惡性競爭.
2.2新巴爾虎右旗旅游業對草原生態環境的影響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長9.1%,其中接待國內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長8.9%;接待國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長13.1%.②通過對一個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學進行電話采訪了解到,游客進去之前和出來之后的地面狀況完全不同,塑料袋、礦泉水瓶、飲料瓶等滿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態系統本身的脆弱性也會對草原植被、動物、土壤產生影響.土壤遭到破壞之后導致其結構的變化,并引發土壤上層植物的大量生長,終將造成動物的遷徙或減少.旅游者丟棄的廢棄物嚴重污染環境,超過了草原生態的承受能力,導致水質和土壤質量變差,環境和旅游之間是既有沖突也能共存的關系,環境保護依托于游客們的環保意識和環保素質.
2.3過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發展
全旗總面積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積3444.2萬畝,可利用草場面積2716.7萬畝.牧業戶3909戶,牧業人口1.5萬人,2006年全旗牲畜總頭數突破205.3萬頭只.隨著人口的增長草原的載畜量已經超過其載蓄能力,新巴爾虎右旗屬于干旱草原,生態系統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熱,2010年退化草原已達1208萬畝,占可利用草場的44.5%.過度放牧的大多是外來人口,他們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場,大量引進牲畜,短時間內過度使用牧場,破壞了草原生態環境.近年,新巴爾虎右旗牲畜數量愈發增多,對現有的草場容量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如果不防止過度放牧草原生態系統會遭到破壞,因為牲畜數量的增加,造成草場壓力變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復,致使草場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來人口過度開采導致草原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礦業和新鑫礦業為利益所驅使,在新巴爾虎右旗草原上進行非法開采并向周圍排放三廢(廢水、廢氣、廢渣),這些對地表水、土壤、空氣和人的身體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從開發到完成,牧民始終是弱勢群體,不但沒有利益而且還要遭受開采過程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每年來新巴爾虎右旗挖藥材的流動人口約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帳篷過夜,連續幾天不停的采挖,嚴重破壞了牧民的居住環境.2013年7月,公安機關在藥材密集地抓獲數名違法作案人員,沒收作案工具數把,去年新巴爾虎右旗查獲違法采藥人員143人,沒收非法采集的藥材將近1027公斤,過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3關于新巴爾虎右旗人為因素對草原生態環境影響的對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資源
對草原進行科學地開發利用和建設是保護草原生態系統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為了眼前利益去破壞草原,如開礦,濫挖,濫櫵,過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長白愛軍接受采訪時說過:“牛羊還是太多,還要往下減!”.草原受到破壞就等于廣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損害,但光靠他們的力量無法制止這些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相關部門應及時并強力打擊破壞草原的多種行為,促進經濟與生態保護的和諧發展.
1、制定具體的草原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嚴格執行相關法律,同時應根據破壞活動的程度進行批評或處罰,發現問題應及時整改.
2、堅持保護是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護原則.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任何人開發之后都要進行付費,獲取利益之后都要進行補償,開發之前應制定相關的保護措施,堅持保護和開發并行,不能盲目的開發要遵循客觀規律和經濟規律.
3、嚴格檢查流動人口,禁止其破壞草原.新巴爾虎右旗有眾多流動人口,由于他們對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驅使就很可能會造成環境的破壞.2012年全旗投入約300萬元組建了“草原110”,設立多個流動報警點以及固定警務室.必須“治沙止漠,刻不容緩,綠色屏障,勢在必得”.③
3.2從經濟上幫助牧民,減輕對草原生態的壓力
有效地限制過牧行為實屬不易,在政府的強力管理下過牧活動依然存在.牧民的過牧行為會受到草原監管部門的制止,然而,這會影響到牧民的生計,如果超載被發現監管部門會對牧民進行罰款,雖然有相關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相關部門往往只對過牧行為進行罰款了事而對超載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應當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保護和建設,例如從2002年以來惠及牧民的退牧還草補償金約1500萬元,約716萬畝牧場得到休養生息,同時政府投入約1460萬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萬畝草場的持續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動篷車近400輛,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來人口持續增長
外來人口的增長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牧區的平衡發展,新巴爾虎右旗在1990年總人口近2.5萬,1997年總人口3萬,現在全旗人口近4萬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來人口的持續增長會給新巴爾虎右旗以后的發展帶來阻礙和困境.新巴爾虎右旗現在的常住人口為26420人,總人口近4萬,外來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長及不可持續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造成了牧民賴以生存環境的惡化和資源的浪費.應把控制外來人口持續增長的工作重視起來.
1、充分認識人口增長給有限資源帶來的困境.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對周圍環境和資源的需求量就會不斷加大,這不利于草原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應當從長計議使有限資源科學搭配人口數量,鼓勵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資源.
2、禁止外來人口進行養殖活動.現今外來人口對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們從牧民手里購買牲畜之后讓牧民代放,間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戶籍制度改革小組,通過合理的戶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來人口的持續增加,加快建立外來人口動態監測長期工作機制.
3.4保護草原旅游資源環境
選擇科學的開發利用模式,明確旅游資源與市場需求相互平衡原則,要顧及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現在的旅游業和消費文化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沖擊力很大,必須采取適當措施保護草原旅游環境.
1﹑發揮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環境和資源管理上進行戰略性調控,使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并肩而行,確保旅游資源的長效利用.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數據來源及標準化處理數據來源于哈爾濱市統計年鑒(1999年—2008年)、環境狀況公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99年—2008年),并且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不同量綱的影響。本文將指標分為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
2.2指標體系建立本文構建了兩個子系統城市化子系統和生態環境子系統、一級指標7項、二級指標21項。指標選取主要遵循真實、可靠、資料獲取性和可比性等原則。采用層次分析法和專家評分相結合確定權重
2.3評價模型與標準,評價模型。本文的評價模型采用楊士弘提出的協調發展度模型,用于定量評價哈爾濱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協調程度(D),并且找出其制約因素。
3哈爾濱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結果分析
3.1協調發展度結果分析根據式,研究表明:1999年—2008年間哈爾濱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整體上處于協調發展階段。協調發展度從1999年的0.594上升到2008年的0.709,說明二者的協調發展水平日趨良好,但未達到優質協調階段。根據協調等級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99年之前協調發展度0.594,處于勉強協調等級;2000年—2007年從0.613上升到0.691,處于中度協調等級;2008年協調發展度0.709,處于良好協調等級。
3.2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發展水平指數結果分析依據式,研究表明:哈爾濱市的城市化評價指數由0.319上升到0.457,生態環境評價指數由0.408上升到0.578,均呈上升趨勢,其中生態環境評價指數在2000年—2002年3年間有緩慢下降,主要是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城市化水平f(x)均小于生態環境水平f(y),說明哈爾濱市在1999年—2008年間屬于城市化滯后型。
4結論與建議
《中小學環境教育實施指南》中指出:“從學習內容上看,環境教育兼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內涵,環境教育幫助學生從各種角度全面理解環境系統掌握社會環境與生態環境及其內部各種組成要素之間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環境教育可以跨學科的方式融入各課教學之中。”如科學活動“水”“聲音”等內容,讓孩子懂得干凈的水和安靜的環境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意義,教育幼兒不浪費水、不喝臟水、不在公共場所里大聲喧嘩;藝術活動中《愛護小樹苗》、《小烏鴉愛媽媽》,讓幼兒從小愛護樹木,敬愛媽媽;在第26個“愛鳥周”來臨之際,我們組織幼兒觀看“鳥叔叔”精彩的口技表演。婉轉動聽,惟妙惟肖的鳥叫聲,更加深了孩子們對鳥的喜愛,家長和幼兒共同收集鳥類圖片1000多份,師生共同布置“愛鳥園地”16個,幼兒動手創鳥圖畫800余幅,我們還帶孩子設計鳥巢,掛鳥巢。為了讓孩子懂得“愛”與“被愛”的雙重情感體驗,我們開展生態體驗教育活動:“做蛋寶寶的爸爸媽媽”,電視臺、廣播電臺都做了報道?;顒訛槲鍌€小活動,滲透五大領域,科學活動:認識蛋寶寶;美工活動:打扮蛋寶寶;社會活動:給蛋寶寶看??;語言活動:做蛋寶寶的好父母;健康活動:照顧蛋寶寶;最后我們進行談話活動,讓孩子進行反思性表達活動。
親近自然
我國著名學者、自然之友主席梁從誡先生曾在《與孩子共享自然》中說:“沒有孩子生來不愛樹林、池塘、草地,不愛護野花和小鳥,如果他們漠然,那么現代都市生活對童心的歪曲,孩子們親近自然,在大地盡情游戲,體驗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自然本身應有的和諧與平衡,這不僅是為了環境教育,而且是對稚嫩心靈的撫愛與陶冶。”工作中,我們解放幼兒的時間、空間,讓孩子用激情擁抱自然。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發現、認識自然,用心靈體驗、感悟自然。自然中,小草有生根的土地,花兒有開放花蕾的空間,鳥兒有歌唱的平臺,孩子也有了放飛心靈的時刻,他們撲進自然的懷抱,和各種生命打成一片,認真地觀察昆蟲,用泥土為蚯蚓蓋房屋,拯救小溝溝里的蝌蚪,傾聽花兒的言語及樹葉的吟唱,感受著自然萬物中一切鮮活的生命形象。我們遵循生態教育理論,認真挖掘自然中的教育因子,著力培養孩子強健的身體和完善孩子的人格。每年的登山活動、春游、秋游,我們不斷擴大教育的內涵,靈活運用多種活動形式、增加活動難度,讓孩子得到豐富的體驗,以培養多種能力。登山時,孩子們你拉我、我推你;過小河溝時,男孩拉女孩,大的牽小的。他們那么認真、那么負責,人性中的善良熠熠生輝。
節日主題活動
我們除了在教學中不斷滲透環保教育內容外,特別在國際國內一些主要的,與環保有關的紀念日里,更積極地開展環保專題教育活動。一年中,有很多環境節日,如何深層次挖掘教育資源,讓每個節日都閃光,取得應有的教育效果,也是教育者應該深思的問題。在3月12日植樹節活動中,我園組織了“小手牽大手,共同植樹護樹”活動。孩子們把自制帶有文字和圖案的卡片掛在小樹上,如“請珍惜一片綠”、“我要發芽,別動我!”等,通過勞動實踐讓孩子明白人與萬物息息相關、共生共榮的關系,以及環境人類生存的意義,從而使孩子對自然產生崇敬心理、仰慕之情。在6月5日世界環境日里,我們舉行了“爭當綠色小衛士”系列活動。孩子們手拿“保護環境,從我做起”的小旗,遠足到公園。通過活動,家長也深深地認識到了“環境保護要從我做起,從身邊小事做起”。整個活動真正起到了以一個孩子帶動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帶動整個社區的作用。我們還帶領孩子們將關在籠中的小鳥重新放回到自然的懷抱中,激發了幼兒愛護小鳥的情感,并讓幼兒們知道小鳥是我們的朋友。
習慣的養成
天中本土音樂文化具有地方性,全市九縣兩區都有屬于自己的本土音樂文化,并且各具特色,高校發揮自身的優勢,建設本土音樂文化生態環境要注重地方性,把能反映地方特征的風俗語言等文化符號考慮進去,不能輕易改變地方特征。把九縣二區的本土音樂制成聲像資料,找當地的老藝人給高校本土音樂文化建設環境把關,保證地方性的音樂本土文化特征不變。地方的唯一性即是世界性,為未來天中本土音樂文化走向世界奠定基礎。
(二)真實性原則
真實性也即原生態,指沒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間原始的、散發著鄉土氣息的表演形態,它包含著原生態唱法、原生態舞蹈、原生態歌手等。從原生地移動到高校環境,盡可能保持本土音樂文化的真實性、原生性,特別是本土音樂文化展覽館的建設更需要真實性。本土音樂文化的樂器要老藝人使用過的,樂譜也要沒有經過更改的原樂譜。要經常請老藝人到學校表演原生態歌舞,為大學生提供最為真實的原生態音樂標本,以供學生學習本土的草根音樂文化。
(三)綜合性原則
本土音樂文化既有物質的也有非物質的,建設物質的好做,而建設非物質的相對困難,如何把握需要綜合考慮,即做好物質的也要做好非物質的建設工作;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如何取舍,也需要綜合考慮。同時需要做好原生態和次生態的本土音樂文化建設,既要考慮經濟的因素也要考慮社會的因素問題,總之,需要綜合把握建設環境因素。
(四)保護性原則
在做好本土音樂文化傳承創新工作的同時,需要保護好本土音樂文化,當保護與發展發生矛盾的時候,要以保護為主,不能因為創新發展而已破壞性為代價。特別是建設高校本土音樂文化生態環境過程中,一定要以保護本土音樂文化為前提,寧可不發展也不能破壞本土音樂文化。這是建設生態環境的重要原則。
(五)教育性原則
高校在建設本土音樂文化生態環境時,要考慮建設后的教育性,從本土音樂課程設置、教材選擇、師資力量、教學方式等考慮對大學生的本土音樂文化教育效果。包括網絡建設對大學生的環境影響,從而構成立體化的本土音樂文化教育空間環境。
二、建設高校本土音樂生態環境的途徑與方法
(一)建設方法
1.學校自建。
高校有責任有義務建設本土音樂文化生態環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該積極主動地搞好本土音樂文化生態環境建設。建設的方式一般是以展覽館的形式為主的物質性的本土音樂文化環境,同時構建非物質的本土音樂文化環境。建設資金可以分期分批投入,也可利用本土音樂文化帶來的經濟效益實行再投入再發展。建設的先期要合理規劃,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建建停停,既要有長遠規劃也應有近期任務,注重建設工作的可持續性和工作的可操作性。
2.合作共建。
高校雖有責任建設本土音樂文化環境,但由于學校的資金緊張,往往會受到資金的限制而達不到預期的目標任務,因此合作建設是可以選擇的方向。合作的方式多種多樣:一是可以和當地政府合作,充分利用政府的平臺及資源,比如和文化部門合作,有傳統文化節日活動時,把政府組織的活動放到高校開展,可以說是“借雞生蛋”,不花一分錢還能辦大事;二是可以和音樂協會合作,發動群眾組織的力量,利用協會成員的采風活動,收集整理本土音樂文化的珍貴資料,實行本土音樂文化資源共享;三是可以和各地的本土音樂文化傳承人合作,把原生態的資料拿來共享;四是可以和社會市場合作,將已有的研究成果轉化成經濟效益,實行本土音樂文化產品和本土音樂文化環境建設相對接,實現校企合作,達到合作共贏或多贏。
(二)建設途徑
1.本土音樂自然環境建設。
高校的本土音樂文化自然環境建設主要包括:本土音樂文化研究所、展覽館、微環境建設等。特別是本土音樂文化展覽館,它是自然環境建設的主要陣地,把各種本土音樂演奏的新舊樂器、服裝、樂譜等收集起來,在展覽館展出;本土音樂文化微環境建設,就是把相關的本土音樂文化資料,包括圖片、音像資料等在相對集中的場地進行布置,比如本土音樂文化墻建設等。通過自然環境的建設,為教師、學生提供試聽環境,引發對本土音樂文化的感悟,為研究當地的本土音樂文化提供參考。
2.本土音樂生活環境建設。
將本土音樂文化融入生活環境之中,為校園文化建設提供豐富的內涵資料,比如在校園內建設道路和景點時以當地的本土音樂文化中著名的傳說故事、人物等命名,如將開天傳說為學?;▓@命名為“開天園”;用梁山伯與祝英臺的音樂故事將學校其中的道路命名為山伯路和英臺路等;在學校的廣播站定時播放當地的民歌與戲曲節目;定期舉辦當地的民俗文化節;將本土音樂與現代傳媒技術結合,進行本土音樂文化的產品開發與銷售,將本土音樂的文化與經濟相結合,走文化經濟的發展道路。
3.本土音樂網絡環境建設。
利用網絡技術建設本土音樂文化網站,網絡環境建設具有很多優勢,一是容納量大,大量的視聽資料都可以在網絡存放,而且能夠時時更新;二是傳播速度快,便于學生學習,學生在收集和網絡環境建設過程中提高了對學習本土音樂文化的興趣。網絡環境建設需要整體設計,在前期的框架設計好后逐步添加內容,可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下的本土音樂文化放置于網絡環境之中,在教師指導下全部由學生動手完成。
4.本土音樂教育環境建設。
本土音樂文化在高校中的教育環境下得以生存與發展,教育環境建設極為重要,一是將本土音樂文化課程化,在大學生中進行本土音樂文化的課堂教學,讓學生在教師和本土音樂文化傳承人的教育下,形成全面的本土音樂文化系統的知識結構與能力,為本土音樂文化的發展培養傳承人;二是把本土音樂文化形成教材,進行學校與社會的傳播。三是校園內定期舉辦本土音樂文化節、本土音樂文化原創作品大賽等;四是以本土音樂文化研究所為依托,開展本土音樂文化研究,將研究成果轉化成社會產品,為保護傳承本土音樂文化提供理論支持。
三、建設高校本土音樂生態環境的困境與對策
(一)資金不足問題
地方高校在建設本土音樂生態環境方面,最大的困難就是資金問題,特別是像黃淮學院地處經濟欠發達地區,建一個本土音樂文化展覽館需要購買的樂器就占很大資金,只靠學校的資金是不行的。我們的做法是:學校建設場地、環境等,由建立的合作聯盟單位出一部分資金進行實物建設,并且是分期分批建設;另外,靠社會的其他渠道捐助,比如本土音樂文化傳承人對樂器的捐贈、黃淮學院往屆優秀畢業生的捐贈等;通過以上幾項措施,基本解決了高校本土音樂文化環境建設中展覽館建設的難題。
(二)持續發展問題
本土音樂文化生態環境的建設有物質和非物質屬性,既要注意物質的環境建設,同時也要注重非物質的本土音樂文化環境建設,建設過程中需要注意本土音樂文化的原生性。在建設過程中需要注意發展的可持續性。正確處理發展與保護的關系,發展中保護,保護中發展,避免發展中對原生態本土音樂文化的破壞。高校的本土音樂文化環境建設是次生的本土音樂文化建設環境,利用高校中的人才和資源優勢搞好本土音樂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傳承要求音樂文化的原生態的持續性,創新要求音樂文化的變化性。要樹立傳承中的創新理念,對本土音樂文化的創新即是傳承,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過程中傳承本土音樂文化。比如進行高校中的本土音樂文化原創作品大賽,要求大學生利用高校中的本土音樂文化資源創作新的本土音樂文化作品,以此推動本土音樂文化的持續發展。也可利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創新傳承模式,走出一條經濟與文化相結合的路子,但不能以經濟為主,更多的需要注意社會效益,尋求本土音樂的社會、經濟、文化效益的同步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