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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On Molecular Imaging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CHEN Duofa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d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1)
Abstract Molecular imaging i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iques of modern life sciences, medical imaging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molecular imaging features, combined with research in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molecular imaging as well as the basis for cooperation with our university hospital, a study i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l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the life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clinical cross, build molecular imaging teaching system,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raining medical complex polytechnic molecular imaging professionals.
Key words molecular imaging; teaching system; complex talent
0 引言
分子影像學(molecular imaging)是運用影像技術顯示組織、細胞和亞細胞水平的特定分子,反映活體狀態下分子水平變化,對其生物學行為在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科學。①分子影像學是將分子生物學技術和現代醫學影像學相結合的產物,最早由美國哈佛大學Weissleder等學者于1999年提出,經過10余年的飛速發展,取得一系列成就,已經成為現代生命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技術手段之一,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①②隨著分子影像學技術研究工作在我國的迅速開展,具有分子影像技術背景的人才更顯缺乏。醫藥企業、醫療設備企業、生命科學研究機構等單位對分子影像專業人才需求日趨增加,尚沒有專門學科進行分子影像學人才培養。我校生命科學技術學院依托生物醫學工程與生物技術專業,定位為研究型學院,分子影像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經過幾年的發展,學院在分子影像研究領域取得一定進展。學院教工由來自不同專業背景,包括生物、信息、計算機和醫學等學科的人員構成,但由于當前研究成員各自的專業背景單一,成員之間尚未有機融合和深度交叉,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分子影像領域取得重大突破。而目前國內,分子影像學教材較少,分子影像學課程主要面向研究生開設,極少高校面向本科生開設分子影像學課程。③④⑤本文探討如何借助我校信息學科與計算機學科的優勢,結合我校在分子影像學的研究成果以及與醫院的合作基礎,將生命科學與信息學科和臨床醫學交叉,開展針對本科生的分子影像學教學工作,建立分子影像學教學體系,為培養理工醫復合型分子影像學人才奠定基礎。
1 分子影像學教學體系構建
分子影像學起源于現代醫學影像學,在現代醫學影像學基礎上融入分子生物學,其教學體系不同于傳統的工學學科和生物學學科體系。我們將從分子影像學教學內容,分子影像學教學模式和分子影像學考評方式進行分子影像學教學體系構建,目的在于建立包括基礎理論―驗證實驗―應用實踐三個層次的多學科深度交叉、理工醫有機融合的綜合型分子影像學教學體系,為培養基礎理論扎實、實驗技能過硬、應用實踐廣泛的理工醫復合型分子影像學人才打下堅實基礎。
1.1 分子影像學教學內容
分子影像學屬于前沿科學,知識更新日新月異,相關資料主要來自世界各國研究小組的公開文獻,缺乏全面、系統的參考教材;而且分子影像學屬于典型的多學科交叉,涉及信息、生物、醫學等多個學科,需要掌握各種影像原理與理論,熟悉核酸、蛋白質等大分子的形態、結構與操作,并應用影像技術進行分子生物學相關研究,課程內容繁雜,信息量龐大。分子影像學是分子生物學與先進醫學影像技術結合的產物,屬于典型的多學科交叉,涉及信息、生物、醫學等多個學科。分子影像學內容覆蓋面廣、跨度大,教學內容包括:分子生物學中核酸等大分子的功能、形態結構特征并在分子水平上闡明細胞活動的規律;超聲成像、CT成像、MRI成像、核素成像等臨床中成熟的醫學影像技術,以及光學分子斷層成像、光聲斷層成像等新興的醫學影像技術;分子影像技術在腫瘤、神經系統、心腦血管研究以及新藥研發等領域的應用。學生不僅需要掌握基本理論知識,了解最新研究進展,更要學會利用影像技術進行基礎研究以及臨床應用。考慮到分子影像學信息量大,教學內容以生命學院優勢研究方向即光學分子影像及其在腫瘤細胞學中的應用為主線,其余內容為輔助展開。教學過程中,力爭做到重點突出、內容全面和有的放矢。
1.2 分子影像學教學模式
分子影像學涉及多個學科,涵蓋現代影像成像理論,分子生物學與細胞生物學以及分子影像技術在基礎和臨床實驗研究中的應用。為了系統地學習掌握分子影像學知識,成為合格的分子影像專業人才,學生不僅需要了解分子生物學相關知識,而且需要知道靶向分子在臨床中的應用前景;不僅需要了解分子結構修飾、分子標記等專業知識,而且也需要知道生物信息、醫學影像等相關知識。傳統的單一學科的教學模式難以滿足上述需求,需要探討新的有效的教學模式。對于多學科交叉產生的分子影像學,采用傳統的單一學科教學模式難以滿足要求。我院分子影像學教師來自不同專業背景,采用不同的教學模式進行協同合作教學。借助我校生命科學技術學院在分子影像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以及與醫院的合作基礎,可以將生命科學與信息學科和臨床醫學進行深度交叉,開展目標明確和特色鮮明的分子影像學教學工作。對于分子生物學部分,由生命學院生物技術專業教師任教,主要采取課堂講授以及實驗演示教學方式,指導學生掌握生物基本操作技能,包括:核酸凝膠電泳、PCR、DNA測序、RNA提取與純化、基因敲除、基因克隆等技術。對于醫學影像部分,由生命學院信息專業教師任教,主要采取課堂講授、理論推導和計算機模擬仿真等教學手段,使學生掌握醫學影像的基本物理原理以及數學理論。對于應用部分,由外聘的第四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教師承擔,引導學生使用分子影像技術進行腫瘤早期診斷、心腦血管疾病診斷以及新藥研發等應用研究。上述教職人員由生命科學技術學院自然基金委重大項目參與人員構成,經過前期合作研究,已進行一定程度的多學科交叉,可進行協同教學工作。
1.3 分子影像學考評方式
傳統教學考評中,多注重考核學生掌握知識的多少,而不是學習知識能力的大小;注重考核學生技能掌握的多少,而不是學習技能能力的高低。這種考核體系只能反映一定時間內的學習結果,不能反映學生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本領,難以適應分子影像快速發展的需要,這不僅使教師的教學方法陷于陳舊古板,而且使一些再學習能力、發展潛力大、動手能力強的學生長期得不到有效鍛煉和培養。因此,如何將傳統的考核知識與技能與考核學生掌握新知識、新技能的本領相結合,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分子影像學涵蓋學科領域廣,知識更新速度快,學生學習任務重,我們需要站在發展的角度,從學校培養學生的近期和遠期效果建立合理的考評方式。對于學生學習考核,我們采用知識與能力兼顧的評價標準。該評價標準主要包括四大模塊:基本理論知識、實驗操作技能、進展跟蹤和科研創新能力。對于基本理論知識考核,采用試卷筆答形式;對于實驗操作技能,考核學生對刻度吸量管、分光光度計、離心機、電泳儀等常規儀器的操作,此外還考核學生對microCT、光學分子斷層成像等學院研制的醫療影像設備的操作,以實驗報告形式答題;對于進展跟蹤考核,則要求學生根據教師給定的主題詞,進行文獻查閱及總結,以文獻綜述形式答題;對于科研創新,則根據教師課題或學生自主選題進行相關科研活動,以小論文或專利形式答題。總之,將采用形式多樣的考評方式,對學生的綜合能力進行測評。
2 總結
分子影像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已經成為現代生命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技術手段之一,代表了未來醫學影像發展的方向。我校生命科學技術學院為國內最早進行分子影像學研究的單位之一,學院教師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包括信息、生物和數學等專業,在多學科交叉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基于學院在分子影像領域的研究基礎,結合我校信息學科優勢,融合生命科學相關專業,本文提出建立包括基礎理論――驗證實驗――應用實踐三個層次的多學科深度交叉、理工醫有機融合的創新型分子影像學教學體系。通過建立該體系,我們將使不同學科背景教師協同工作,講授成熟的基礎成像理論、分子生物學基礎知識;實時跟蹤分子影像學研究動向,向學生傳遞最新進展;指導學生進行驗證實驗,引導學生得出結論,從實驗中引申理論知識;此外,基于理論知識以及實驗操作訓練,鍛煉學生使用分子影像設備進行生命科學領域相關研究的科研能力。通過分子影像學綜合體系的構建與實施,最終培養基礎理論扎實、實驗技能過硬、應用實踐廣泛的理工醫復合型分子影像學人才。
基金項目名稱:1.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新實驗開發項目(項目編號:SY1359)
2.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本科教育質量提升計劃教改項目
注釋
① 申寶忠.分子影像學(第二版)[M].人民衛生出版社,2010.
② 申寶忠,王維.分子影像學2011年度進展報告[J].中國繼續醫學教育,2011(8):132-157.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12-7778-02
目前我國的人口在逐漸老齡化,所以老年癡呆的患者也呈上升趨勢。老年癡呆中出現最多的為阿爾茨海默病(AD),臨床上因老年癡呆病情的復雜性而無法檢查其特異性,且診斷的準確性不高[1]。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是老年性癡呆中最常見的一種進展性腦變性疾病,隨著醫學診斷學的技術不斷提高,尤其是影像學的發展,為癡呆的正確分型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診斷方法。本文分析了MR功能成像及分子影像學對ALzheimer病的臨床診斷價值。以下是我的報道:
1 資料與方法
1.1 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為我院收治的160例Alzheimer病患者,選擇時間段為2007年5月至2013年6月。其中男性患者64例,女性患者96例,患者的年齡為50-82歲,平均年齡為65.3±2.3。160例Alzheimer病患者為實驗組,對照組為160例臨床排除老年癡呆診斷的病例,其中男性患者80例,女性患者80例,患者的年齡為51-83歲,平均年齡為64.4±3.2。所有患者進行MR檢查。比較兩組患者的性別和年齡等資料,差異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進行顱腦MR掃描,使用的是Philips1.5T磁共振機[2]。掃描的部位為垂直于海馬的斜冠狀位T1FLAIR、T2WI及DWI,矢狀位T1WI、冠狀位T2WI、橫斷面T1WI和T2WI。對兩組患者的掃面圖像及結果進行分析和比較。MR成像的結果有4名經驗豐富的放射科醫生進行共同評價,最后統一意見做出診斷。
1.3 統計學方法 對所有的數據都采用SPSS15.0軟件進行統計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X2檢驗。差異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P
2 結 果
實驗組患者160例(100.0%)均有不同程度或多處的腦萎縮出現,而對照組患者有118例(73.8%)出現腦萎縮。兩組患者的海馬結構、海馬旁結構及胼胝體的萎縮情況相比,實驗組明顯高于對照組,P
3 討 論
老年癡呆疾病為一種腦退行性疾病,60%-70%為阿爾茨海默病(AD)[3],其主要特征為進行性癡呆。分子影像學指的是活體狀態在細胞和分子水平應用影像學方法對生物過程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分子影像學的成像技術主要有3種:核醫學、磁共振(MR)、光學成像。MR分子影像學的優勢在于它的高分辨率,同時可獲得解剖及生理信息分子水平的MR成像是建立在上述傳統成像技術基礎上,以特殊分子作為成像依據,其根本宗旨是將非特異性物理成像轉為特異性分子成像,因而其評價疾病的指標更完善,更具特異性。MR分子影像學成像,可在活體完整的微循環下研究病理機制,在基因治療后表型改變前,評價基因治療的早期效能,并可提供三維信息,較傳統的組織學檢查更立體、快速[4]。
ALzheimer病的影像學診斷依據是海馬結構、海馬旁結構及胼胝體的萎縮。通過MR檢查對海馬面積和海馬內側面積進行測定,發現海馬結構明顯萎縮,能夠顯示相關性的記憶損害,進行定量MRI測定還能區分是否為ALzheimer病,海馬體積的測量可以發現海馬萎縮的存在,診斷出ALzheimer病。通過海馬旁體積的測量,可以發現海馬旁體積和顳葉內側體積明顯縮小,從而提高ALzheimer病的診斷率。胼胝體的局部萎縮與Alzheimer病的認知功能損害密切相關,以嘴部和壓部最為明顯,血管性癡呆則以膝部的萎縮較為明顯。
參考文獻
[1] 陳浙麗,蘭光華,關鐵峰.預測阿爾茨海默病進展因素的2年隨訪研究[J].中國社區醫師(醫學專業),2011,05:56-57.
【關鍵詞】 分子影像學 腫瘤 膠質瘤
Abstract: Molecular imaging is a combination of medical imaging technique and molecular biology. It is a noninvasive and real?鄄time imaging on molecule level of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 inside the human body by using advanced imaging technique, such as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 The application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glioma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that molecular imaging concerned. In this article, the principle and the technique of molecular imaging, the applications of molecular imaging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gliomas are reviewed.
Key words: molecular imaging; neoplasms; glioma
Lenin在20世紀早期曾斷言[1]:人們只有打破雞蛋才能做煎蛋卷,同樣,人類醫學史上,以前人們也認為只有打開人體取出組織才能探測到人體內部的微觀變化,然而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近幾十年來,醫學影像技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隨著影像設備的不斷改進,一些顯示系統已經達到了微觀水平,這些技術上的進步,就使以前的分子離體顯示形成現在的分子在體顯像,即分子影像學。分子影像學是醫學影像技術和分子生物學相結合的新學科,分子影像技術是利用現有的一些醫學影像技術,主要是核醫學(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和光學成像方法(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對人體內部生理或病理過程在分子水平上進行無損傷的、實時的成像。這一技術不同于經典的影像學,它是應用探針探測分子的異常,而不是獲取分子改變的結局。正因為它是探測分子事件的過程,而不是結果,所以分子影像有助于了解人體目前分子生物學技術正在研究的疾病發生的啟動階段、前期發病過程中的各階段的及疾病形成的分子表達,同時也可以在分子水平了解各種治療的反應,進而有助于認識疾病機制,提高診治水平。
分子影像技術有三個關鍵因素,第一是高特異性的分子探針,第二是合適的信號放大技術,第三就是能靈敏地獲得高分辨力圖像的探測系統。
1 分子影像技術的探測方法
分子影像技術主要的探測方法有三種:核探測方法,核磁共振方法和光學方法。這些方法在探測靈敏度、空間分辨率、時間分辨率等性能方面各有優缺點,應視需要解決的問題來選擇。
1.1 核醫學成像技術
核醫學成像技術是目前分子成像中最為活躍的部分,主要包括PET、SPECT(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lannar成像。其中PET目前應用最廣,基本原理是在體內引入一種直接或間接參與體內生化過程的放射性示蹤劑,并用PET等儀器在體外加以顯像,PET常用的放射性示蹤劑有11C、13N、15O和18F等。該種成像技術廣泛應用于腫瘤學、神經病學、精神病學、心臟病學和基因學的臨床基礎研究。在腫瘤的診斷和治療過程中,需要標記的生化分子必然是某種腫瘤具有特異性顯像能力的物質分子,這種分子或者和基因組中的某個功能團或者與基因片段的配體具有特殊的親和力。通過放射性核素標記過的生化物質在人體內的分布,用模型的方法對這種分布進行解釋,用統計學的方法進行進一步分析,有可能得到對腫瘤診斷和治療有用的信息和規律。
1.2 MRI分子成像技術
用MRI對基因表達和成像的主要優點是其空間分辨率高于PET,且能同時獲取生理與解剖信息,而有望在基因表達及分子成像中發揮重要作用,現有的磁共振分子影像技術主要包括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RI,fMRI)和核磁共振波譜(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其中fMRI包括灌注成像、擴散成像、局部血容積、局部腦血流和血氧水平依賴性對比度成像(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d functional imaging,BOLD)等[2]。
1.3 光學成像技術
體內基因表達的光學成像方法,包括熒光、光吸引、反射或利用生物發光作為對比劑,成像系統可基于彌散的光學圖,以表面為主的光學成像、相控矩陣光檢測、同焦點成像、多光子成像、活體內顯微鏡下顯微成像等。
分子影像技術在疾病早期診斷和治療以及研究疾病發生和發展的生物學特性方面有重要作用。惡性腫瘤是臨床醫學研究中的熱點,腫瘤影像學是現代腫瘤研究中的核心技術之一,同時被認為是現代六個重大科學機遇之一[3]。在腫瘤影像學的研究中,充分地展示了多學科交叉的優勢,核藥學、核生物學、影像物理學、放射光學、光電子學等。目前分子影像技術在腦膠質瘤的診斷和治療中研究較多。
2 分子影像技術在膠質瘤診斷中的應用
分子診斷學是建立在分子探針和體內靶(如酶、受體、mRNA 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分子代謝物等)物質的特異性結合的基礎上,使用靈敏度很高的測量系統,從而可以在探針分子的濃度比較低的情況下實現對疾病的檢測,并在不改變檢測過程的情況下得出被檢測人員是否有病或者是否具有某種癌前病變的前期征兆[4]。目前能夠用于分子成像的技術是正電子發射斷層成像(PET)為代表的核素成像、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核磁共振波譜成像(MRS)和某些光學成像(optical imaging,OI),這些成像手段可以對人體組織的生物或病理過程在分子水平上,進行無創的靜態的或實時初態的成像。
目前,分子、功能和基因配體成像在腫瘤診斷中的應用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第一個層次是基于某些腫瘤的形成機制和遺傳有關的事實,通過分析基因序列和腫瘤標志蛋白質,找出易感人群,開展針對易感人群的預防腫瘤醫學。第二個層次是根據分子和基因配體成像可以檢測腫瘤早期疾病的癌前分子改變、基因變化、腫瘤細胞標志物、生長動力學等參數,檢測那些剛剛形成實體的腫瘤,為及時治療提供依據。第三個層次是用分子和基因配體成像技術,解決當前臨床診療中的問題。例如改進目前在臨床上大量存在診斷信息單一,不能確定良惡性、分期和預后不準確等問題,進一步提高診斷的準確率。這三個層次形成了腫瘤影像診斷學當前需要解決的基礎和應用研究方面的問題。
2.1 基因配體和分子成像
這是在第一層次也是在最高層次上實現對腫瘤早期預防預測工作。因為人體的病變首先開始于基因調控的生物大分子紊亂,長期的紊亂會造成生理參數的變化,生物參數的變化引起臟器的器質性變化。所以基因配體和分子水平的病變是所有疾病的源頭。
p53基因是人體內在腫瘤的發生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抑癌基因,在正常情況下,p53基因是保護正常細胞不受外來侵襲的,但是突變后的p53基因不僅喪失了抑癌的作用,反而成了致癌的因素。在許多病人的很多種腫瘤中已經被證實[5], p53基本突變是腫瘤最為常見的遺傳變異。然而對p53基因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搞清楚。只有在動物實驗的基礎上,用無創傷的人體成像方法對這些問題進行非常系統的深入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把其中的規律搞清楚。
Parletich等[6]用X?鄄ray衍射方法測量得到p53基因和DNA連接的結構圖,他們發現突變可能發生在p53基因和DNA相互作用時的6個活性物質處,也可以以結構斷裂的方式發生突變。這種結構表明p53和DNA之間的特殊序列的結合方式是p53基因能夠起到抑癌作用的核心問題。
從預防的角度看,很多種類的癌癥具有遺傳因素,因此通過對基因的分析可以幫助確定腫瘤的易感人群。對這類人群,一旦通過蛋白質生物芯片技術,結合細胞水平高倍顯微鏡下觀測癌癥易感人群獲得足夠的知識,進行早期檢查是完全可能的。這些易感病人可以因為生活狀況,環境的改善,原來的早期病變消失,所以對這些易感人群進行預防輔導,包括心理輔導、飲食習慣和生活習慣的輔導,采取經常進行體檢的技術措施以及根據家族史對重點部位進行及時體檢,可以使這部分人群不發生癌癥或者發生癌癥之后及時得到處理。
2.2 膠質瘤的早期診斷
腫瘤的亞臨床病灶是指人體內存在的癌細胞團容量小于目前醫學影像設備在臨床上能夠達到的空間分辨率,因而不能在臨床上檢測出來。國際上公認的看法是:實體部分直徑小于4mm的腫瘤被認為還沒有“生根”,也就是說其血管還沒有完全生長,和人體的正常組織的聯系還比較弱,是容易治療的癌癥,被稱為腫瘤亞臨床病灶。我們目前所說的早期診斷是指那些癌組織的實體在10mm以下水平的臨床病灶[7]。
解決膠質瘤的早期診斷問題,主要的成像工具是PET,因為PET的本征空間分辨率已經達到2mm~3mm的水平,而且PET使用的放射性核素包括11C、13N、15O及18F,由這些放射性核素標記的化合物非常多,從而為分子和基因配體成像提供了機會。在所有示蹤劑中,2'?鄄脫氧?鄄18F?鄄葡萄糖(18F?鄄FDG)臨床上使用最廣泛。對頭部腫瘤進行研究的生物學根據是腫瘤對18F?鄄FDG攝取率的增加[2]。葡萄糖攝取率對正在癌變的細胞相當敏感,這類癌細胞的葡萄糖攝取率增加的幅度相當大[8],但在實際操作上,企圖直接從18F?鄄脫氧葡萄糖PET圖像中檢測到病灶是不可能的。因為葡萄糖代謝是每個人都有的代謝,而且葡萄糖代謝的分布具有個體差異。因此采集大量的體檢人員的PET圖像,進行有針對性的處理和分析是必要的。除了蛋白質生物芯片檢測技術以外,建立不同年齡段正常人群葡萄糖代謝的標準圖譜也是一種必要的方法。
另一種方法是用藥載動力學來分析經過放射性核素標記的藥物在人體內分布,通過藥載動力學參數的研究,可以把正常的代謝和異常的代謝區分開來,也可以實現對膠質瘤內部組織細胞活性的度量,并和統計學方法結合實現病理水平上的腫瘤組織分割,得到膠質瘤組織的不同邊界,用這種方法確定膠質瘤的亞臨床病灶的問題。
光學成像方法可以探測到體內基因表達。對組織蛋白酶B和H蛋白激酶的成像能發現直徑1mm以下的腫瘤。
轉貼于
2.3 分子影像技術在當前膠質瘤臨床診斷中的應用
在PET成像中,示蹤劑18F?鄄FDG在臨床上使用最廣泛,被證明是探測腦神經膠質瘤、對膠質瘤分級、預測預后、評價治療效果及鑒別復發與壞死的有效工具。它可以進行參數成像,對人體內的生化過程或者腫瘤病理進行定量或半定量的分析[9,10],還可以根據大腦對葡萄糖的生物攝取清楚顯示大腦的解剖結構[2,11]。11C標記的氨基酸在探測腫瘤殘余組織方面比18F?鄄FDG優越[2]。11C標記的甲硫氨酸(MET)在高級別和低級別的神經膠質瘤中均能濃聚,其在劃定腫瘤范圍時具有比18F?鄄FDG更好的效果,特別是在鑒別低級別的膠質瘤時,腫瘤與周圍正常組織的對比度比較高。MET的這一特點可用于放療計劃中劃定治療的外部邊界。把18F?鄄FDG和MET結合起來預測膠質瘤的級別及預后是一種更好的方法。Bruno Kashten[12]等提出了一種對切除前的膠質瘤進行評價的定量計算方法:用T/MCU值的大小來衡量膠質瘤的級別,其中T代表腫瘤對示蹤劑的攝取值,MCU表示大腦皮質對示蹤劑的攝取值。當T/MCU?鄄F?鄄FDG≤0.8且T/MCU?鄄MET
fMRI可深入細胞、分子水平來評價膠質瘤功能性改變,包括擴散成像、灌注成像和局部血容積、局部腦血流和血氧水平依賴性(BOLD)對比度成像等。
擴散成像之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是利用組織中水分子彌散的各向異性探測組織微觀結構成像方法。有研究發現DTI可清楚顯示膠質瘤與白質纖維的關系,確定皮質脊髓束與腫瘤間的距離,可用于指導手術[13]。在腦膠質瘤的鑒別診斷上,Krabbe等[14]指出腦轉移瘤增強部位的ADC值高于高級別的膠質瘤的瘤周水腫。
MR灌注成像定量、半定量分析毛細血管的血流灌注情況,反映生理與病理情況下組織的血液動力學改變,評估局部組織活力及功能,對腫瘤灌注值的分析可以幫助腫瘤的診斷與鑒別診斷。
MRS可以測定生物體內局部的特定分子的信號,具有很高的化學特異性,與18F?鄄FDG?鄄PET探測能量代謝率不同,MRS探測的是代謝產物,它是在分子代謝產物的水平上提供癌細胞活性的信息,許多1H譜技術表示腦膠質瘤腫瘤區與正常組織明顯不同[15],表現為NAA(N?鄄acetyl aspartate)下降,Cho(choline?鄄containing compounds)上升,Cr(creamate)下降,NAA/Cho與Cho/Cr比值非常有助于鑒別高低級別的膠質瘤,NAA/Cho比值越低,表示腫瘤惡性程度越高,相反Cho/Cr比值與腫瘤的惡性程度呈正相關性。Law等[16]通過對腫瘤周圍區的波譜研究發現,高級別膠質瘤腫瘤周圍區的Cho/Cr值明顯高于轉移瘤周圍區的相應值。
3 分子影像技術在膠質瘤治療中的應用
3.1 基因治療
基因治療是將外源性正常的治療性目的性基因用基因轉移技術導入到靶細胞中,通過基因表達過程,使其表達產物起到對疾病的治療作用。在基因治療中需要及時監測目的基因的轉染及表達情況。如果將目的基因和標記基因拼接起來,可以通過監測標記基因來判斷目的基因的存在情況,在此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了影像標記基因技術。
有學者[17]對某種特殊的癌癥進行臨床初步試驗的結果表明,利用有缺陷的E1B?鄄55KD型腺病毒和有缺陷的p53基因結合在腫瘤細胞中復制,有可能激活p53基因使得癌細胞自殺,從而達到治療腫瘤的目的。單純皰疹病毒Ⅰ型胸苷激酶(HSV?鄄TK)作為許多抗腫瘤基因治療中的前體藥物轉化酶,HSV?鄄TK可以將低毒的藥物轉化成毒性化學物,導致腫瘤細胞的死亡[18~20]。通過核技術的基因表達成像說明了HSV?鄄TK的可行性。雖然至今許多實驗尚未能進入臨床應用,但設計在某類腫瘤異性表達的分子靶作為分子影像的靶點,是可以借鑒該類思路的。
3.2 化 療
高分辨率的microPET的出現,為新藥的研究和開發提供了一個新的技術平臺,它能在同一活體動物上全程監測放射核素標記的新藥在體內的變化,也可在任意時間間隔無創傷地重復研究。此舉可大大提高新藥研究的有效性和準確性,縮短新藥研究的周期,減少新藥研究的投入資金,故已引起了全球醫藥界的極大關注。
臨床上腫瘤化療的失敗主要是由先天性和獲得性腫瘤多藥耐藥(multidrug resistance,MDR)引起的。MDR現象的發生是因為動物和人類基因組中本身就存在著MDR基因,那些對化療不敏感或療效較差的腫瘤中往往有MDR基因的過度表達。MicroPET是研究體內功能性轉運的有效技術,因此,在腫瘤細胞多藥耐藥的基礎研究和多藥耐藥逆轉成分的研究中,可發揮獨到的作用。MDR顯像在臨床上有很大的用途:(1)診斷和定位MDR相關基因過度表達的腫瘤;(2)預測化療的療效;(3) 篩選MDR調節劑,確定MDR調節劑的用藥劑量和抑制MDR作用的時間。目前用得最多的MDR顯像劑是99mTC標記的脂溶性+1價陽離子,如99mTC?鄄MIBI、99mTC?鄄tetrofosmin。
3.3 放 療
11C標記的甲硫氨酸在劃定膠質瘤范圍時具有很好的效果,它在腫瘤中的累積相對較高,而在正常腦實質中的累積相對較低,MET的這一特點可用于放療計劃中劃定治療的外部邊界。另外用fMRI方法一次采集腫瘤及其周圍組織盡可能多的參數,例如局部血容積、局部腦血流、BOLD等參數成像,并用氧灌注成像的方法進行氧增強的灌注成像,把這些結果和PET/SPECT的成像結果進行比較,對圖像信息進行整合和系統分析,并把研究結果用一個生物學模型歸納到膠質瘤放療的生物學模型,從而有效指導放療計劃。而對于腦膠質瘤外科手術切除后的殘余腫瘤實行放療中最大的問題是易復發,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膠質瘤中存在有大量的乏氧細胞,這些乏氧細胞對射線不敏感。已有多個學者發現,對膠質瘤術后病人給予吸入高壓氧后立即進行放療能顯著改善病人預后,延長存活時間[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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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結合模式識別、計算機視覺、神經網絡理論、小波變換和分形理論等探索影像編碼的新途徑,同時人的視覺生理心理特性的研究成果也開拓了人們的視野[2]。
分形影像壓縮方法是一種新的圖像編碼方法,它是一種基于圖像內容間存在的自相似性關系的編碼方法。隨著圖像處理方法的發展,分形壓縮技術正從一致的編碼方法發展到自適應的編碼方法[3,4]。本研究介紹醫學影像的自適應分形壓縮技術,特別是圖像區域劃分和編碼方法的自適應性。
1 分形和分形影像壓縮
分形是美國科學家B. Mandelbrot給不規則的支離破碎的復雜圖形的命名。分形一般是指一個粗糙或零碎的幾何形狀,可以分成數個部分,且每一部分都(至少會大略)是整體縮小尺寸的形狀[5],此性質稱為自相似性。
分形壓縮是一種有損的圖像壓縮方法,它利用分形幾何原理對影像進行高水平的壓縮。
由于醫學影像中存在某種形式的分形自相似性,因此可以利用影像整體與局部的自相似性,應用迭代函數系統(IFS)理論實現分形影像壓縮編碼。分形編碼過程包括圖像的分割、搜索最佳匹配和編碼相關參數三個步驟。首先利用圖像處理技術將圖像劃分成若干不重疊的值域塊Rj和可以重疊的定義域塊Dj,然后對每個Rj尋找某個Dj,使Dj在規定的最小誤差內經過某個變換Wj映射到Rj,記錄下子塊Rj和Dj及變換Wj的參數,得到一個迭代函數系統,最后對這些參數進行編碼。分形解碼過程利用編碼傳來的參數確定迭代函數系統,經過有限次迭代,圖像趨近于迭代函數系統的吸引子,即為解碼圖像。
2 自適應區域劃分方法
一致的分形編碼方法由于沒有考慮圖像特征的高度非線性和不一致性,統一的圖像分區不能產生令人滿意的率失真性能。因此,研究人員提出了自適應的區域劃分。例如,四叉樹分解,水平垂直塊分解,多角形分解,三角形 (矩形)的分裂合并方法,基于圖像分割(邊緣粗尺度,紋理細尺度)的劃分方法等等[6,7]。這些方法利用了圖像的空間不一致性,能夠適應圖像的不同變化。
其中,圖像的分類和不同塊的分裂合并遵從一些不同的原則。例如,不同區域子塊的局部整體變分,方差,分數維(分形維數是一個表征分形復雜或粗糙程度的量)和定義的某種差別量等[4]。
利用合理的劃分準則和策略,可以將圖像劃分為適合圖像特征的不同性質的圖像子塊,以便于有效的分形編碼和優越的編碼性能。當然,還有圖像不同子塊的自適應匹配方法。
3 自適應編碼方法
一幅圖像中存在對于臨床醫生具有不同意義的內容,為了有效地節省存儲空間,研究人員提出了基于感興趣區的影像編碼方法:對于圖像的不同區域采用不同類型的編碼方法,這就是編碼方法的自適應性[3]。
醫療數字影像傳輸協定DICOM (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是一組對于醫學影像的處理、儲存、打印和傳輸的通用的標準協定,包含了檔案格式的定義及網絡通信協定。DICOM可以整合不同廠商的醫療影像儀器、服務器、工作站、打印機和網絡設備于PACS系統中。DICOM標準的使得自適應壓縮編碼得到更大的發展。
研究者將圖像分為感興趣區和非感興趣區。對于感興趣區,為了更好地保持圖像的病理特征,盡量使用無損壓縮方法。例如,預測法,變換法,平均信息法(熵編碼),方塊編碼法,游程編碼法及輪廓編碼法等。對于非感興趣區,為了更好地保持節省存儲空間,使用有損壓縮方法。例如,JPEG,JPEG 2000以及壓縮比非常高的分形壓縮技術。
4 醫學分形影像壓縮的進一步發展
人們提出了許多自適應改進方案。這些方案一般圍繞著提高壓縮比和編碼效果,提高編碼和解碼速度,分形與其他工具相結合的影像壓縮新方法等方面進行。自適應分形影像壓縮技術是一個有潛力、有發展前途的壓縮方法。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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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循證醫學與醫學影像技術的飛速發展,影像學檢查在臨床疾病診斷中所占比重日漸增長,然而臨床醫生在本科教育階段對醫學影像學重視程度不足,教學模式老舊,教學知識不能及時更新,導致臨床診斷需要和醫生知識儲備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傳統的醫學影像學教學以器官系統為基礎,對各器官、系統的常見病、多發病影像學表現進行“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實踐課程多為理論課的復習和掛片讀片模式對理論知識進行實踐,教與學差距較大,教學與臨床應用斷層明顯[1]。可見推行醫學影像學教學模式改革是彌補目前傳統教育模式不足的可行途徑。為推動課堂教學革命,開展以學生發展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推廣智慧化教室建設,提高課堂教學水平,提高教學質量,激發學生求知欲,引導學生自主管理、自主學習,提升學生學習效率,打破傳統醫學影像學教育死板、教條的灌輸式教育模式,為醫學領域輸送更多高素質高質量人才,本研究組提出借助網絡化、多媒體教學模式,將影像解剖學、臨床病理學與醫學影像學進行學科整合,開展基于學科整合的數字信息化教學模式。
1醫學影像學常規教學模式
醫學影像學教學模式多采用集中學習理論課+分組實踐教學的模式,其中理論授課旨在使學生了解各檢查設備的成像原理及各系統正常影像學特征,并掌握多發病、常見病的影像學表現及診斷和鑒別診斷要點[2]。實踐教學則通過觀看影像資料,了解X線、CT、MRI、超聲以及核醫學等影像技術的應用范圍以及識別常見病多發病的影像學特點[3]。
1.1集中學習理論課
集中進行理論教學,雖然能夠以系統為基礎對常見病、多發病的影像學表現和鑒別診斷進行系統講授,但授課方式單調,以灌輸式教學為主,學生主要通過背誦疾病的診斷和鑒別診斷要點來應付考試,沒有真正的領會應用。該模式雖強調對影像理論知識掌握的重要性,但對學生自主應用影像學檢查和閱片能力的培養不足,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差,學習內容與臨床實際需要不匹配,教與學脫節,缺乏積極互動[4-6]。故而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將多媒體應用于教學中是很有必要的,不僅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參與感,提升學生學習主動性,激發對醫學影像學的學習興趣,還可以促進學生對知識的深化理解,更好的發展教育學。此外,傳統理論教學多以醫學影像學教材為參考教材進行理論授課,教材中影像解剖學和病理學整合的知識量不足,導致授課時學生對影像學基礎掌握不牢、理解不深入,因而在臨床實踐中無法將理論知識進行轉化,為臨床的診治服務。
1.2傳統分組實踐教學
傳統實踐教學將學生分為人數較少的學習小組,授課形式以閱片、掛圖相結合進行臨床診斷報告內容的講授。實踐課中由于學生對影像學診斷要點的理解仍較模糊,常先復習書本知識,再進行閱片觀摩,課堂中對圖像的描述和講解也比較簡單,學生真正通過獨立思考去閱片學習的時間較短。上課人數眾多時,學生注意力渙散,對膠片的觀察不夠深入,學生學習就成了機械記憶,導致實踐課授課效果不佳。若分組過多,教學時間安排就相對不充足,會導致教學任務加重[4-6]。為更好的理解書本上教授的影像學知識,學生只能大量將影像資料和與書本上的圖例進行對比,才能掌握一些初級的診斷方法。這種方法不僅耗費時間,而且對于提升學生的閱片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學生僅能了解常見病的典型表現,不能對疾病的影像學表現融會貫通。為改善傳統教學模式的弊端和不足,將影像解剖學、臨床病理學與醫學影像學進行課程整合,并結合圖像歸檔和通信系統(picturearchivingandcommunicationsystem,PACS)、HIS系統等多媒體教學模式[7],將醫學影像學打造成為一門適應計算機時代的工具與橋梁課程。
2新型教學模式
2.1以多媒體課件為基礎的理論教學
隨著數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理論課融入了多媒體教學課件,使得醫學影像學教學圖文并茂,生動形象,課堂中教師與學生有更多機會互動,不僅使學生增加學習興趣,也使學生閱片更為方便。盡管以多媒體課件為主的教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授課的不足,但其教學模式依舊是單向灌輸式,并且學生學習方式也沒有變被動為主動[8]。隨著循證醫學和醫學影像技術的不斷發展,教學任務愈發繁重,教學內容急劇增多,見習教學僅能觀摩包含典型病變的幾幅圖像,對于影像學檢查中橫斷面、矢狀位、冠狀位圖像的學習仍不夠深入,學生在未來臨床中對影像檢查圖像的理解仍就困難,很難達到預期教學目標。多媒體教學只是一種單一的模式,不能給教學帶來巨大的增幅,因此單純融入多媒體課件的教學尚不能將影像學檢查方法和圖像直觀而形象的展示給學生,不利于學生的理解和掌握,也無法實現預期教學效果[9]。
2.2以PBL為教學模式的醫學影像學實踐教學
在醫學影像PBL教學實踐中,教師根據教材設置章節的內容查閱相關資料,設定病例為主體的模擬情景,編寫典型的臨床病例,設置并提出與病例相關的問題,提前一周將問題分發給學生,學生圍繞病例和問題預習教材以及查找相關資料、制作課件[10-11]。上課時,教師引導學生對病例進行分析并對病例中的問題進行分組討論,積極解決問題,最后由教師歸納總結本章節重點內容,并對學生完成情況進行點評。盡管PBL教學存在諸多優勢:學生能夠在輕松、濃郁的氛圍下自主學習;面對教師提出的問題,學生能夠獨立收集資料,展開小組討論,發現問題從而解決問題,以達到培養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目的;能夠提升學生文獻資料的檢索搜尋能力,使學生學會對知識進行歸納總結、深入理解,模擬臨床情景進行邏輯推理、鍛煉學生表達能力,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等,這些都將對其今后參與臨床工作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PBL教學也存在諸多不足:課時不足,由于醫學影像學涵蓋的知識量十分之大,PBL教學難以用較少的課時數完成較多的教學任務;PBL教師及教室的數量嚴重不足,難于大面積推廣PBL的教學模式;個別學生可能不配合,有些學生很懶惰,課前不認真準備學習資料、不參與學習課件的制作,上課時不參加討論、不回答老師提出的問題,或不獨立思考人云亦云、濫竽充數,從而影響了PBL教學目的實現。總之,PBL教學模式是優、缺點兼備的,需根據醫學院實際情況進行實踐,并不適合所有的本科教育[12-13]。
2.3影像學課程與解剖學病理學課程的整合
解剖學是影像學的基礎,只有了解正常解剖特點才能更好的鑒別病變。多項國外醫學教學改革項目提出,將影像學課程與解剖學或臨床解剖學課程整合,不僅利于解剖學課程的重新學習與理解,也能夠提高影像學課程的學習效率[14-15]。此外,影像學上的密度或信號、質地、內部征象和伴隨征象等特點在病理學上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病理過程,因此病理學在疾病的診斷和鑒別診斷上同樣具有重要意義[16]。兩者相輔相成,在教學過程中兩者相互互補幫助學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疾病特點。然而,國內的醫學教學模式常常是先在學校進行基礎理論教學,再下系到教學醫院進行臨床教學,這使得在進行臨床教學時,學生對于基礎醫學知識已經有所遺忘,因此為讓學生更加深刻牢固的掌握知識融會貫通,進行影像診斷學、臨床病理學與醫學影像學課程進行整合是可行和勢在必行的。結合目前的傳統教學模式和新型教學模式存在的優勢和弊端,本研究組提出整合了影像解剖學、臨床病理學與醫學影像學課程,并結合了PACS、HIS系統等多媒體教學方法的新型教學模式,促使醫學影像學教學接軌臨床應用,成為臨床醫生診斷疾病的有力工具,為循證醫學提供有力證據。
3基于學科整合的數字信息化醫學影像學教學模式
3.1學科整合教材的匯編
醫學影像學、影像解剖學和臨床病理學教材圖片眾多且多更新速度快,為順應時展趨勢,本研究組采取編寫電子教材的形式,以現有的人民衛生出版社《醫學影像學》(第八版)、《人體斷面與影像解剖學》(第三版)和《病理學》(第九版)為基礎,結合PACS系統和電子病理中的病理學圖片,整合成具有專業特色的《醫學影像學》教材。
3.2整合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
將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由原來的先理論后實踐轉變為邊理論邊實踐,一堂課分為兩個部分,先講理論,然后進行實踐,保證在課堂中當堂消化講授的理論知識,真正讓學生身臨臨床實況,培養學生臨床運用影像學檢查和獨立閱片能力,體會醫學影像學在臨床中的應用價值,使醫學影像學成為臨床診治的有力工具。3.3PACS等數字信息化工具應用于教學為豐富實踐課堂教學案例,培養學生獨立診治患者的能力,將PACS和HIS系統用于教學中。采取情景模擬教學的模式,模擬現實診治患者的過程,從接診患者開始,逐步給學生提供患者的主訴、現病史、既往史和體征等信息,讓學生作為一名醫生進行獨立思考,運用相應的影像學檢查手段,對患者進行診斷和鑒別診斷,同時將PACS系統中影像學圖像用投影的形式呈現給學生,使其模擬成為一名影像科醫生,自主描述病變的位置、密度或信號、大小、邊界、質地、內部征象和伴隨征象等,身臨其境地體會影像診斷的要點和技巧,使其在未來臨床應用時能夠很快結合本科階段所學的知識迅速進入住院醫師的角色。
3.4整合教學實踐效果的評價
開展新型教學模式時,采用隨堂測驗和問卷等形式實時監測教學效果和教師授課中存在的問題,合理利用問卷星等新型問卷、測試形式,發現和解決學生對于授課過程中存在的困惑和老師授課過程中的不足之處。我們從在影像科輪轉的學生中抽取150名,分為兩組,一組進行傳統的理論+實踐的教學模式,一組進行新型教學模式,進行授課的教師相同,然后對所有學生發放相同的問卷以調查課堂滿意度并進行隨堂測驗。結果顯示,傳統教學組和新型教學組對授課效果滿意度分別為78.7%和90.1%(P<0.05),兩組隨堂測驗分數分別為(80.9±2.9)分和(87.6±1.7)分(P<0.05),說明采取新型教學模式能夠提升課堂滿意度和授課效果。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5)27-015503
引言
衡量一名大學生學習動機正確與否的重要標準是其是否有意識的去進行自主學習。國家高等教育機構也提倡大學生應該由課堂的“教師滿堂灌”的傳統式教學轉變為“教師引導一學生自主學習”的新型學習模式。2000年版的《中國教育白皮書》在高等教育的使命與功能中指出:高等教育要“為學習者提供可以終身接受高等培訓和學習的空間”。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育的若干意見》中也多處提到發展大學生學習能力,尤其是自主學習能力的問題。國內教育界的學者及專家已經對公辦大學學生自主學習問題進行了細致復雜的調查與研究,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是,對于民辦院校的大學生自主學習的研究在國內還處于起步于狀況。這是由于國家缺乏對于民辦教育事業的重視,以及民辦大學學生生源的復雜性致使校方難以對學生進行有效學習管理等方面所造成。作者就所工作的西安思源學院學生自主學習情況做出調查,得到以下結論:52%的學生不認可自主學習的方法,這其中包括大部分學生對于自主學習方法不了解,更談不上使用它。學生中間“學習無用論”說法盛行,致使一部分學生對學習的意義產生懷疑和把學習認為是給父母和老師完成的工作。“學習無意義一對學習不感興趣一不懂得正確的學習方法一知識掌握程度低一學習成績差一工作能力低一工作不好找”這一惡性循環始終籠罩著民辦大學的學生。作者對影響民辦大學學生自主學習的情況調查后做出一些客觀分析,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決民辦大學學生學習困難問題,促進廣大民辦大學教師改進教學方法以及幫助學校相關領導制定切實可行的教學計劃、方案。
1 自主學習相關理論及應用
1.1 齊默曼(Zimmerman)的自主學習模式
齊默曼認為,自主學習與其他形式的學習一樣,也涉及個體的內在因素、行為和環境者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自主學習的第一階段是計劃階段。這一階段包括兩個范疇,一是任務分析;二是自我動機信念。大量研究表明,當學習者為自己設置有明確的近期目標,他們更可能取得學習的成功。任務分析的第二種形式是計劃學習策略。目標設置和策略計劃的前提是學習者的自我動機信念。研究發現,在自我調節的動機信念中,自我效能是影響自主學習的核心要素。它影響學習的時間管理、抵御同伴的負面壓力、自我監察、自我評價和目標設置。
自主學習的第二階段是行為或抑制控制階段。這一階段包括兩種主要的控制類型,一是自我控制;二是自我觀察。自我控制過程包括自我指導、心理表象、集中注意和任務策略,他們有助于學習者關注學習任務并使學習活動最優化。
自主學習的第三階段是自我反思階段。它包括兩種主要的內容,一是自我判斷;二是自我反應。自我判斷涉及到對自己行為表現的自我評價以及對行為結果的歸因。自我評價是將現在行為的檢察信息與預定的標準或目標相比較。歸因對自我反思具有關鍵性作用。如果把失敗歸因于能力有限,則會使學習者產生消極反應,并挫傷其進一步努力的積極性。但如果把失敗歸因學習策略不當,則對維持其學習積極性是很有效的。
1.2 龐衛國的自主學習理論
我國學者龐維國認為應當從學習的維度和過程兩個角度定義自主學習。從學習的維度界定自主學習是指從學習的諸方面綜合地規定自主學習的本質屬性。如果學生本人對學習的各個方面都能自覺地做出選擇和控制,其學習就是充分自主的。具體來說,如果學生的學習動機是自我驅動的,學習內容是自己選擇的,學習策略是自主調節的,學習實踐是自我計劃和管理的,學生能夠主動營造有利于學習的物質和社會性條件,并能夠對學習結果做出自我判斷和評價,那么他的學習就是充分自主的。反之,如果學生在學習的上述方面完全依賴于他人的指導和調節,其學習是被動的、不自主的。如果學生在學習活動之前能夠確定學習目標、制定學習計劃、做好具體的學習準備,在學習活動中能夠對學習進展、學習方法做出自我監控、自我反饋和自我調節,在學習活動后能夠對學習結果進行自我檢查、自我總結、自我批評和自我補救,那么他的學習就是自主的。如果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完全依賴教師或者他人的指導和調控,其學習就是不自主的。
2 以西安思源學院為例學生自主學習狀況的調查
2.1 調查背景
西安思源學院,成立于1998年,是國家教育部批準設立的民辦普通高校。以本科教育為主,高等職業教育為輔,經、管、文理、工等學科齊全的綜合性民辦大學。此次調查的對象是思源學院文商學院2013級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專科)大三的學生、2014級工商企業管理專業(專科)大二學生和商學院2014級人力資源管理專業(本科)大二學生。參加調查的共計128人。
2.2 調查方法
此次調查選用訪談和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法。通過訪談就學生是否具有自主學習意識、影響自主學習的外部環境因素和個人內部因素三方面進行問卷調查。
2.3 調查結果
2013級人力資源管理(專科班)共41人,其中12人認為有必要自主學習,占全班總人數29%。影響自主學習的外部因素影響是:受學習風氣影響3人;學習資源缺少3人;教學環境差2人;教師教育方法不當2人;不上晚自習1人。影響自主學習的內部因素影響是:自己懶惰3人;不想學習1人;缺乏學習壓力1人。
2014級工商企業管理(專科班)共26人,其中11人認為有必要進行自主學習,占全班總人數42%。影響自主學習的外部因素的影響是:受學習風氣影響6人;學習資源缺少5人;圖書館等教學場所離宿舍遠5人。影響自主學習的內部因素影響是:易受別人干擾3人;自己懶惰8人;學習憑個人興趣1人;學習目標不明確3人。
2014級人力資源管理(本科班)共61人,其中40人認為有必要進行自主學習,占全班總人數66%。影響自主學習的外部因素影響是:學校安排早、晚自習,無法自主安排時間學習19人;圖書館關門早沒有地方學習2人;課程安排緊沒有時間自主學習19人;受學校制度制約無法自主選擇想學的課程19人。
影響自主學習的內部因影響是:自己懶惰27人;易受外部環境干擾8人;學習方法不對4人;學習態度不端正19人;學習盲目無學習目標1人。
3 調查結果進行歸因分析
專科班的學生對于影響自主學習的原因歸納為外歸因的分別為11人和16人,影響自主學習的原因歸納為內歸因的分別為5人和15人。而本科班的學生對于影響自主學習原因歸納為外歸因的為59人,影響自主學習原因歸納為內歸因的為59人。我們發現,相比較而言,學生把影響自主學習的原因更傾向于歸納為外歸因。
3.1 外部環境因素分析
專科班的學生外歸因集中在受學風環境因素影響和學校硬件設施不完善缺乏學習空間的問題上,選擇上述兩個選項的同學分別為9人和10人。而本科班的學生沒有人認為自主學習的受影響于學校的學風因素影響。
專科班的學生有1人建議校方上晚自習,而本科班的學生19人建議學校取消晚自習而留出時間進行自主學習。這說明本科班的學生比專科班的學生有較強的學習自律性,校方可以適當放松對于本科學生上晚自習的約束,或者改變上晚自習的形式。
3.2 內部個人因素分析
學生進行內歸因時不約而同的把學習懶惰作為最普遍影響自主學習的因素。2014級工商企業管理專科班選擇此選項的為8人,2013級人力資源管理專科班選擇此項的為3人,2014級人力資源管理本科班選擇此項的為19人。這說明,學生們認識到懶惰會在很大程度的影響學習,特別是影響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另外,專科班的學生有3人,本科班的學生有1人提出了無學習目標會影響他們進行自主學習。
值得注意的是:本科班有4人提出了自己學習方法不對是影響自主學習的原因,專科班沒有學生進行這樣的歸因。本科班有19人提出了自己學習態度不端正是影響自主學習的原因,而專科班沒有學生進行這樣的歸因。這說明,本科班的學生對影響自主學習的原因更傾向于從學生本身的深層次內部進行歸因,所以學生對于進行自主學習的意愿更為強烈。
4 對于改善和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建議
對于影響學生自主學習因素的分析,提出以下改善方案。
針對學生認為學校學習風氣差的問題,校方應在校風建設方面加大力度,堅持德育教育為主,培養教師良好教風,以教師嚴謹的治學態度帶動良好學風的形成。嚴肅校規校紀,以規范端正學風。加強校園文化建設,以環境培養良好的學風。引導學生進行正確的學習認知,使學生了解到學習可以提高個人各方面修養,促使學生形成良好學習習慣,形成良好學風。
1.前言
心理咨詢(counseling)是通過人際關系,運用心理學方法,幫助來訪者自強自立的過程。[1]心理咨詢作為現代化生活的產物,目的是幫助人們更好地生活。雖然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人們卻感受到了更大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等方面的壓力。如果這些壓力得不到及時的釋放,就很容易對個人、家庭甚至社會造成危害。心理咨詢業是一個應運而生的服務業,心理咨詢師通過與來訪者進行交流,為來訪者排除心理上的一些障礙,幫助每一個有心理困惑的人走出困惑,重新擁有健康的心態。[2]近年來人們也開始漸漸接受心理咨詢,零點調查公司[3]2008年公布的一份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共10個大城市3254名常住居民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市居民開始接受心理咨詢。這就客觀上要求建立更加優秀的心理咨詢室。在一些發達國家,心理咨詢業已經得到充分的發展,人們經常在困惑時找心理咨詢師;而在我國,人們對心理咨詢缺少必要的認識,這一行業的規范也尚未形成。對心理咨詢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有助于建立更加優秀的咨詢室和健全的心理咨詢服務,推動心理咨詢業的進步和發展。
以往關于心理咨詢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大多是關于咨詢技術且屬質化的研究,如姚月紅[4]的“咨訪代溝”的研究、魏榮[5]的“西方心理咨詢理論的本土化研究”等。而對心理咨詢行為的影響因素作調查分析的研究還很少見,究竟有哪些因素對咨詢行為有著顯著性影響的研究則幾乎沒有。筆者通過編制問卷,對40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建立相關模型,著重分析主要因素對咨詢行為產生影響的原因。趙小軍[6]認為,量化研究本身有不足,當然,質化研究也有許多不足。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應該更多采用多種方法的交叉研究,以有利于結果的相互印證。筆者通過專家法收集若干變量,再根據變量編制問卷進行調查,最后通過SPSS對統計結果進行回歸分析與路徑分析,并且進行訪談法等質化研究,旨在找出心理咨詢行為的影響因素及主要影響因素對大學生心理咨詢行為的影響程度。
2.方法
2.1被試
隨機抽取安慶師范學院大學生40人,男女各半,年齡17-23歲。
2.2工具
自編的心理咨詢行為問卷(共50道選擇題+5道開放性問答題,共6個因子分別為來訪者因素、咨詢師因素、硬件與費用、咨詢益處、咨詢損失和咨詢行為)、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共10道題目)。
2.3程序
通過專家咨詢法(通過短信、E-mail)及網絡法(通過相關論壇、新聞組、群)收集對心理咨詢行為的可能影響因素,普遍認為目標受眾對心理咨詢的認識和態度及收費標準是影響本行業的最重要條件,其他的如地理位置、收費標準、咨詢員資格、競爭對象、當地咨詢氣氛等也有影響。對收集來的變量進行分析總結,分六個維度考察咨詢行為,問卷有40個選擇題和3個問答題,選擇題采用里克特五級評分制:“極不贊成”、“不贊成”、“不能確定”、“贊成”、“非常贊成”,賦值分別為1、2、3、4、5,編好后對初步編制的題目進行專家評估,經篩選補充,最終確定50道選擇題和5道問答題。主試由心理學專業大三年級的學生擔任,事先對主試進行培訓。從安慶師范學院公選課里隨機選擇一班,將40份問卷和量表分成兩份,一份只發男生,一份只發女生,隨機發放,測試時間規定為半小時,共回收問卷37份,有效問卷33份。
3.研究一:量化研究
回歸分析見表1。回歸方程為咨詢行為=0.552×咨詢益處+0.373×費用與硬件。在檢驗顯著的預測變量中,咨詢益處對回歸模型的貢獻最大,是最重要的預測變量。
*P
回歸模型對咨詢行為的預測效果比較好,但部分變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線性,進一步探究課進行咨詢益處、咨詢損失和個人效能感對咨詢行為的路徑分析。從路徑系數可以看出:在對“咨詢行為”影響的路徑中,有兩條顯著路徑:一是“費用與硬件”“咨詢行為”;二是“咨詢益處”“咨詢行為”。“費用與硬件”和“咨詢益處”直接顯著影響到“咨詢行為”。“費用與硬件”越合適,“咨詢行為”頻率越高(Beta=0.459)。而咨詢越受益,則人們去咨詢的次數就越多。
4.研究二:質化研究
筆者主要在問卷第Ⅲ部分設計開放式問題,在課外進行非結構化訪談,[10]對部分大學生進行質化研究。其目的是收集大學生對心理咨詢的看法。通過部分學生的訪談,發現大學生群體對心理咨詢還是普遍接受的,只是有的學生擔心咨詢效果問題;有的學生則存在對心理咨詢的理解問題,認為只有心理障礙的人才去咨詢;大部分學生只要了解到咨詢能幫助自己就會產生咨詢行為,而不論是否仍存在對咨詢的誤解。由此看來,心理咨詢的宣傳很重要。
當問及對心理咨詢的感覺時,33人中有10人作出了正面的評價(如舒心、爽快、輕松等),6人作出了負面評價(如羞怯、沒意思、可有可無、敬而遠之等),高達13人沒作任何評價或作“不知道”評價,另外有4人作“神秘”評價。在問及籍貫時,18人未作回答或回答不夠全面。當問及對心理咨詢師的感覺時,18人作出正面評價(如和藹、情切、微笑、知識面廣等),沒人作出負面評價,3人作出“神秘”評價,13人沒作任何評價或作“不知道”評價。在問及對來訪者的感覺時,14人認為是有發展中問題的人,7人認為是有心理障礙的人,12人沒作任何評價或作“不知道”評價。在問及自己什么情況下會求助心理咨詢,2人說自己認為自己有心理疾病時,5人說自己解決,13人說遇到發展中問題時,13人沒作任何評價或“不知道”評價。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人對心理咨詢很不了解,即使是在文化層次較高的大學生群體中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心理咨詢為何物。甚至對咨詢有很深的誤解,很多人也確實是沒有作過咨詢,在遇到問題時根本就不知道還有這樣的求助途徑。怎樣推廣心理咨詢,讓人們認識心理咨詢仍任重而道遠。
5.討論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班圖拉把個人效能感看做是對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操作行為的預期。他認為預期是認知與行為的中介變量,是行為的決定因素[11],在個人效能感通過咨詢益處影響到心理咨詢求助行為,個人效能感越高,順利進行咨詢的預期越高,咨詢益處態度越強烈,心理咨詢求助行為就越多。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學生會對自己的心理狀態加以分析,明確哪些是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哪些是自己難以解決的問題,對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會增強救助益處的想法。而對自尊心極強的大學生群體而言,他們很少在需要心理援助的時候求助于身邊的老師和同學,而且即使求助身邊的老師或同學,也不一定能得到專業的指導,這就增加了他們心理咨詢行為的概率。費用與硬件直接影響心理咨詢行為,費用是來訪者按時付給心理咨詢師的報酬,這就存在一個問題:是不是越低的費用就會產生越高的咨詢行為?國外的一些報道顯示:不收費或過少收費反而會使咨詢效果不佳,這就像人們買東西時的心態一樣,認為“便宜沒好貨”,收費過低反而讓人產生懷疑,從而使咨詢效果不佳。究竟該如何收費,這方面有待進一步的社會調查和市場分析。硬件是來訪者對心理咨詢室中專業器材(如催眠專用躺椅等)和裝潢格調的整體印象,專業器材與裝潢風格直接影響到來訪者對心理咨詢的認可度,因為在進行心理咨詢時輔以器材的作用,會減少咨詢師主觀的影響,裝潢風格能否讓人舒服、放松等都直接影響到咨詢行為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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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合理的費用、合適的硬件會增加心理咨詢行為的頻率。進一步的質化研究發現費用對咨詢行為的影響程度大于硬件,可見現階段人們對這種消費還是不習慣。研究者認為這種不習慣還將長期存在,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在回歸分析中知“咨詢益處”對回歸模型的貢獻是壓倒性的,其回歸方程檢驗結果非常顯著,且Beta=0.552,說明人們是否產生咨詢行為或咨詢行為的頻率大小主要受他自己認為心理咨詢能否帶來益處決定的,而不是考慮“咨詢損失”。也就是說,人們大多數時間考慮的是“心理咨詢有沒有效果?”而不是“我去做心理咨詢,別人會怎么看我?”所以說明人們對心理咨詢看法比以前還是有所進步的。這與個人深度訪談結果相一致,其實,這與上醫院看病一樣,雖然看病讓人們獲得了一些損失(如打針,吃藥,手術等),但只要能治好病(獲得益處),人們還是會接受的。所以心理咨詢從業人員要想有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另外,質化研究告訴我們,人們對心理咨詢的誤解還是存在的,很多人還是不了解,所以心理咨詢需要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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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為一個自行車王國,我國自行車擁有量達4.7億輛,而學生又占自行車使用者的很大部分。由于目前自行車市場需求量大,加上安全管理不到位,一些不法分子便將其作為主要盜竊對象。現如今,自行車被盜問題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利益,嚴重影響廣大群眾正常的生產、生活和工作秩序,嚴重影響城市形象和社會風氣,并容易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大學生是如今自行車的主要使用者。由于很多學校校區較大,自行車憑借物美價廉,如今已經成為大學生的理想代步工具。但是,由于高校多為開放式管理,閑雜人員可以自由進出,自行車的安全難以保障;再加上大學生防盜意識相對薄弱,失竊現象時有發生。
二、文獻綜述
如今自行車早已走進千家萬戶,但由此產生的盜竊行為卻屢禁不止;尤其是在高校中,自行車被盜現象層出不窮。針對這種情況,學術界在原因和對策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周逸民等人(2011)總結了常用車鎖的特點和優缺點,同時設想建立一個自行車防盜系統。他們認為要減少高校自行車被盜情況,需要一個系統的措施,即需要建立一個學號與車對應的檔案,而不是單靠地鏈或者門衛。
胡家勇(1996)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自行車失竊的原因進行了思考。他認為居民沒有足夠的經濟力量和經濟地位來保護自己的財產,因此政府就應當義不容辭地采取保護措施,但政府的工作收效甚微。他把原因歸結為警力有限和財力有限。同時,他號召政府更好更快地轉變職能,來服務人民。
李文威(2012)運用倉庫管理的知識,對校園自行車安全管理進行探討。他設想將把校園自行車停放區域看成是一個“倉庫”,要儲存的物品就是自行車。這里主要涉及倉庫數量決策、倉庫選址、倉庫貨區布局和編碼、倉庫入庫過程管理、物品出庫管理、安全管理和廢舊物品管理。先對停放自行車的區域進行劃分和編碼,然后對自行車存放進行安排,也即“入庫”制度安排,最后對自行車牽取做出設計,也即"出庫"制度安排。
趙桁(2009)認為,高校自行車失竊率居高不下原因如下:①高校是開放型校園,自行車資源豐富。②各高校對自行車的管理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③由于消費水平和心理原因,許多同學傾向于在二手車市場“淘”一輛廉價的自行車用于代步。然后他給出如下建議:①加強學生安全防范意識的教育。②加強校園內自行車管理措施。③對校園內自行車施行注冊登記制、購車實名制和牌照管理制度。④加大打擊力度。
龐躍民和徐和飛(2003)總結了偷車賊慣用的手法和選用的時機與場合。他提出,為減少自行車失竊,以預防為主,管理為輔;同時不忽視現場打擊,并加大管理資金的投入。
李昭娜(2008)分析了自行車舊車市場的特點,并探討了贓車給社會帶來的巨大治安成本,以及舊車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她認為贓車現象的制度根源是不規范的舊車中介銷贓行為。她建議建立規范的舊車出售登記制度和舊車質量鑒定制度,并在此基礎提出了一系列相關的制度建議。
以上研究中,自行車的車主常被至于客觀的地位進行分析。但在實際中,人作為一個復雜的主題,不應被過度簡化。因此,本文以自行車車主作為研究主題,依據人的行為理論進行探究。
三、模型的建立
在研究中,我們將通過TAM理論分析來研究問題,經過參考相關文獻后,通過設置“感知易用性”(PEOU)、“感知有用性”(PU)、“ 感知社會因素”(society)等三個變量來體現大學生對防盜措施的態度,進而反映他們所采取的防盜措施。在衡量自行車安全情況時,我們設置虛擬變量safety。當safety取值為1,表示自行車未被盜,即安全。當safety取值為0,表示自行車被盜,說明自行車不安全。由此建立logit模型(1):
顯然這個模型只考慮了個人的態度,因此本文加入“個體基本特征”作為補充變量,分別用虛擬變量性別(gender)和年級(grade)來衡量。變量gender為二值變量,取0表示男生,取1表示女生。同時,引入對peou、society、pu的交互項。變量grade涵蓋大一到研究生各年級。由于大一大二的學生來大學不久,對周圍環境不是很熟悉。因此可以看成一組。其余學生看成另一組。因此grade為二值虛擬變量,0表示大一大二學生,1表示大三、大四、研究生。由此建立logit模型(2):
作為管理機構,學校有責任采取措施保證自行車的安全。因此,引入“學校管理措施”(school)這一變量。同時,結合實際,我們發現被盜的自行車存在一定的共性。由此引入自行車情況(bike)這一變量。建立如下的logit模型(3):
1 數字化X 線攝影CR
計算機X 線攝影(computed radiography :CR)它攝影的使用劑量比傳統的X 線攝影劑量小, 它能提供多層次的影像信息來滿足診斷的要求。影像密度的動態范圍大, 在曝光不足或過量時經過后處理功能處理后能在一定程度上較好的顯示圖像, 避免因參數選擇不當而導致重拍, 從而減少被檢者再次接受X 線劑量的照射。
CR 的工作原理是X 線照射到人體后不直接作用于膠片, 而是射到影像板上, 形成潛影, 再把照過的影像板放入激光掃描機內掃描, 獲得X 線衰減數值的數字矩陣, 經過計算機的處理后重新成像。其數字圖像可利用計算機進一步處理、顯示、存儲和傳輸, 分辨率比普通的X 線膠片高, 診斷信息豐富, 并能有效地利用信息, 提高X 線攝影檢查的診斷價值 。
2 數字化影像的直接攝影DR
數字化影像的直接攝影方法(digital radiography:DR). 它將信息載體X 線經過影像增強器轉換成可見光, 由電荷耦合器或攝像管將可見光轉換為視頻信號, 再經過圖像進行模/數轉換成數字矩陣圖像。
DR 的工作流程為: X 線發生器- 影像增強器- 電荷耦合器( 或攝像管) - 電視- 模/數轉換數字系統。現在DR 的采樣矩陣可達4096×4096 像素, 灰度分辨率可達12bit,采樣速度達64 幀/秒。大大提高了DR的空間分辨率, 信號比和偽影都明顯得到改善。
3 CR 和DR 的優勢和不足
CR 和DR 在許多醫院已經普及, 相對普通的屏/片組合成像得到很大的改善, 密度分辨率大大的提高, 且有較大的曝光寬容度, 有很大的后處理功能。
CR 可以在多臺X 線機上使用, 具有動態范圍大, 線性好。特別是在床邊照片的應用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減少了重拍率, 降低了X 線劑量。CR 的不足是時間分辨率較低, 不能滿足動態器官和結構的顯示。CR 與普通攝影的勞動強度不變, 患者等候的時間不變。由于熒光漫射也使空間分辨率有所下降。
DR 的最大優點是它的實時性和對患者醫生的低劑量, 它在攝影方面可即時確認、即時采集, 連續性大大超過快速換片機, 操作簡單, 曝光參數自動設定, 不必擔心因參數錯誤重拍, 提高了檢查成功率,縮短了檢查時間, 設備的利用率得到提高。DR 的圖像信息十分豐富, 使高低密度的組織能很好的在同一影像上顯示, 提高了顯示能力。DR 可以動態的觀察器官和結構, 并可進行多種后處理而改變圖像質量 。
DR 系統主要不足是不能多臺X 線機應用, 噪聲較明顯, 信噪比較低, 價格貴。
二、Crothers與尼龍66
深受女士喜愛的尼龍襪無疑是引出縮聚反應的最佳例子。尼龍襪在全美首次發售時,每人限購一雙,500萬雙當天告罄,沒有買到尼龍襪的人在裸腿上畫紋路冒充絲襪。那么引起如此轟動的商品是如何制造出來的?這個問題吊起了學生的胃口,他們對相應的知識特別用心。1928年,杜邦公司成立了基礎化學研究所,Crothers受聘擔任該所的負責人,并決心利用二元醇和二元酸的縮聚來支持當時剛剛提出的高分子學說。在實驗中,同事偶然發現熔融的聚酯可以抽絲,Crothers意識到這是紡絲原料的特性,并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克服各種困難后,最終得到了尼龍66纖維。尼龍66的出現不僅有力的支持了高分子學說,也深入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尼龍的發現離不開Crothers。同樣讓人稱道的還有杜邦公司,能夠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拿出一筆巨款支持沒有明確應用目的的基礎研究,需要敏銳的眼光和巨大的勇氣。注重基礎研究,在今天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塑料之父———Baekeland
作為第一種人造聚合物———酚醛樹脂的發明者,Baekeland是一個傳奇人物。他21歲就獲得了博士學位,專利意識非常強。發明Velox相紙后,故意在專利中省略一兩步。結果柯達公司不得不兩次出資購買。在發明酚醛樹脂后,Baekeland及時申請了專利(僅比同行早一天),也得到了塑料之父之稱。Baekeland的幸運和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讓人感嘆不已。酚醛樹脂的發明也是一個成功的科研案例。Baekeland敏銳地意識到絕緣材料在剛剛興起的電力工業中的巨大市場,將研究目標確定為尋找天然絕緣材料的替代品。他沒有立即進行實驗,先是充分進行了文獻調研。發現早在1872年德國化學家Vaeyer曾把苯酚和甲醛混合產生一種樹脂狀物質,指出在實驗中應防止它的產生。Baekeland反其道而行之,加熱加壓來加快反應,得到琥珀樣的樣品,并最終掌握了酚醛樹脂的制備方法。他于1907年申請了專利,這年也被視為塑料元年。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科學研究的選題和文獻調研的重要性,在閱讀文獻時要注意批判性閱讀,不迷信已有的解釋。
四、配位聚合和Ziegler-Natta
1953年Ziegler在用乙基鋁使乙烯加成的一次偶然失敗中發現,鎳會抑制反應進行,其他過渡金屬也有類似作用。他給博士生Breil的論文題目是“系統地實驗整個周期表的元素”來對這一作用進行研究!有趣的是,最終研究得到了一種能使乙烯迅速聚合成為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催化劑。事實恰好與預料的相反,這充分說明,和預期不同的結果不見得是壞結果!Natta的成功無疑是跟蹤世界研究前沿的結果。他在Ziegler催化劑研究之初就派人過去接受指導。在用改進后的催化劑進行了丙烯聚合后,Natta發現它含有高結晶部分,敏銳地“把新的結晶聚合物的結構歸之于主鏈或至少相當長部分的主鏈上的不對稱碳原子都采取了相同的構型”。Natta文章因未披露催化劑的本質這一關鍵問題,初審被拒稿。而作為編輯的Flory則意識到了文章不尋常的意義,更改了裁決才使得文章得以發表。與Ziegler-Natta的成功相對的是,1943年Fischer希望能找到使乙烯聚合成油的方法,發現“當三氯化鋁與四氯化鈦并用作催化劑時,液態產物減少而有利于生成固態物”,因此似乎是失望多于希望。另外,Ziegler的學生Wesslan制備聚丙烯后,發現物質的熔點高于聚乙烯,他肯定自己錯了,他不相信支化會提高石蠟烴的熔點。他沒有認識到熔點升高的意義。這兩個故事也從反面再次印證了如何看待實驗中的意外。高分子史上還有更多的歷史故事,如“的確良”(滌綸),田中耕一發現質譜離子化新方法,聚四氟乙烯和高壓聚乙烯的發現等。在高分子化學教學中適當穿插相應的歷史故事,不僅可以增加課堂的趣味性,還有助于學生了解科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學習他們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培養學生思考研究的能力。
中圖分類號:B23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7-0030-02
一直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被認為是清醒、儒雅、傲世、感性的。他們以一種獨特的精神風貌展現于世人,他們是矛盾與思辨的結合體,究其原因必然與一個時代的社會基礎和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的一個特殊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特別是魏晉玄學。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品性都可以在魏晉玄學中找歸宿。本文從魏晉玄學入手來分析這一時期的哲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
一、魏晉玄學影響了他們的思維方式,養成了他們慎思辨、好玄理的習慣
魏晉玄學是繼先秦哲學、兩漢經學之后又一次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大思潮。它憑其重思辨、好玄遠的特點開拓了中國哲學的又一個時代。它以其縝密思辨的邏輯思維彌補了以前中國哲學不重思辨的缺陷,使中國哲學從感性、非思辨向著理性、抽象的方向發展,正是這一理論轉向培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抽象和思辨的思維能力。
魏晉玄學以清談聞名。而這種清談論辯的方式卻為中國知識分子培養抽象思辨的思維能力提供了機遇。這里要說明的是魏晉時期的清談已經不同于漢末時期以為政治服務為目的的清談,他們擺脫了現實社會和政治目的,以老莊的幽冥玄遠之學為所談內容。雖然魏晉玄學有如“才性之辯”、“圣人有情無情之辨”、“言意之辨”等諸多論題,但卻始終以究天人之際,尋萬物之本體的“本末有無之辨”為主要議題。正如湯用彤先生在《魏晉玄學流別略論》中說的“夫玄學者,乃本體之學,為本末有無之辨”[1]自從何晏、王弼提出“貴無說”認為天地間萬事萬物以“無”為本,“本末有無”問題就成為每個玄學家不能不談的一個重要論題。所謂“本末有無之辨”就是探討天地萬物的根本究竟是“有”還是“無”?圍繞這樣一個問題,針對何晏王弼提出的“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裴■在對“貴無論”思想的質疑與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崇有論”,而郭象則又在“貴無論”與“崇有論”之間另辟蹊徑提出了更具抽象性的哲學論點“萬物獨化于玄冥之境”。這些論題從對以前重人事的形而下的哲學探討轉向了對形而上的抽象宇宙本體的研究。
這一時期的玄學具有一種真正的思辨的、理性的“純”哲學意味。玄學家辨析名理,以懷疑論來否定漢代以來的陰陽災異之說的讖緯迷信,用注重義理分析和抽象思辨拋棄繁雜的章句之學。這些轉變使人們開始思考人究竟為何存在于這個世界?人之所以為人與其他萬物區別在哪里?等等對諸如此類問題的思考使得一股思辨新風注入了傳統哲學的軀體,這也無疑影響了后世知識分子的空間抽象思維能力,與此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理性辨別能力。
二、魏晉玄學啟示了他們在事業沉浮時尋覓一種悠閑灑脫的人生
魏晉玄學作為一種本體哲學,其真實目的在于為人的理想人格建立理論上的依據。實際上是建立一種在不能成圣成德的情況下,保全自身的人生哲學理論。這最終也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二重人性”。一方面,他們內心總有一塊凈土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以便追求精神的超脫與自由。另一方面,他們在面對政治社會的爾虞我詐時可以從復雜的環境中擺脫出來回歸到自我的生活中。
魏晉時期是一個既黑暗又覺醒的時代。從政治社會層面上來說,這一時代社會苦痛、政治混亂。但從文化與思想上來說,這一時代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2]人們面對不斷更替的政權,面對稍縱即逝的生命,如何超脫現實人生,實現自己生命價值就成為人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葛洪《搶樸子?嘉遁》一文對這種情況也加以闡釋過“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志與祿利,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躊躇于路途……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3]正因如此魏晉士人才多選擇“不與時務經懷”的“蕭條高寄”的生活。而玄學的產生,為魏晉士人的這種生活取向的實現也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
玄學的基本要求是強調個體的精神自由,追求莊子所提倡的“無憑無侍”的精神境界。魏晉士人則真正的躬行了這種精神絕對自由的思潮。他們的一重人性表現在,他們對自己的真實感情不加偽裝,真實表達。如《世說新語?傷逝》寫道:“王仲宣好驢鳴,既喪,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再如阮籍,其母去世,他不顧禮法的約束“蒸一肥豚,飲酒二斗”,在悲痛中又表現出自己的真性情。而他們的另一重人性則表現在給自己的人生找一塊心靈的凈土,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動力。例如陶淵明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玄意盎然,超越功利的自足世界里。它的名篇《桃花源記》不僅體現了他自己對這種生活的向往,同時也真切地反映了魏晉士人們自己內心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魏晉玄學對士人的影響不僅僅在人格性情方面,還表現在人生態度、處世原則方面。在魏晉時代社會動蕩不安,政權更迭不斷,如何做到圣人以無成德,而不肖之人持之以遠禍全身,就成為人們不得不關注的問題的重中之重。這也使得人們把哲學的關注焦點從以前的政治轉向人生,從以前的形而上轉到形而下,從而真正實現了對個體人的關注。盡管從表面上看他們在政治與人生、名教與自然之間徘徊,但社會歷史的發展卻最終把他們引向了對人生問題的關注。在一個政局不穩人心惶惶的年代,人們總是把個體的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問題作為自己最為深切的關懷。對于這一時代的玄學家來說,如何為個體的人找一個安身立命的處所,如何守望住自己的精神家園才是他們真正所關注的問題。所以他們寄情于山水之間,迷戀于老莊之學,尋找人的價值所在。
他們的這種處世態度影響了后世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生命面臨危難之時,在人生失意之時他們往往能夠回歸到自己的心靈凈土,反思自己的失與得。把酒言歡,鐘情于山水,這難道不是魏晉玄學對后世知識分子的影響嗎?
三、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處世之方,使他們能夠用把握平衡點,處理人生中遇到的問題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人生價值上都有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一種是遵從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通達仕途,兼善天下,決策廟堂。另一種則是遵從道家“以無為本”的隱退江湖,不問國事,把酒言歡。怎樣才能在儒道兩家被人們一向認為的對立不可調和的理論中找到一個和解的突破口呢?歷史上曾有不計其數的人對此問題以身試法,試圖在兩者之間找一個平衡點,以便人們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做出更多選擇,以使自己能夠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園。
儒家思想強調人的社會和倫理責任,注重人的社會價值,認為人生在世就應該有所建樹,就應該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而道家則強調以無為本,反對社會對人的自然性的干擾和異化,認為人的本質意義在個體人本身價值的實現。所以道家一直反對儒家的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思想,而采取養生,全身之策,使生命不受戕害,不被異化[4]。
從儒道兩家歷來的分歧可以看出它們兩家思想價值的取向是截然相反的,魏晉玄學則試圖對這兩種矛盾進行調和,以便在“出世”和“入世”之間找到另一出路。“出世”與“入世”是中國知識分子處世哲學的一大命題,《易?系辭上》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中國士人在出處選擇上一般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與士人的自我覺醒與價值抉擇有關。魏晉時代戰亂不斷,異己殘殺,陰謀篡權的事層出不窮,這對已經覺醒的知識分子來說,肯定終身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所以他們急需找到一個避身之所,而歸隱山林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但在國家危難之時,如果人人只顧自保而不顧國家,這對受過儒家教育的知識分子來說不管是義理上還是心理上都是無法真正做到的,幾千年來儒家思想總是教育人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長期的耳濡目染使得他們總是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在混亂年代,當國家利益與自身生命安危發生沖突時,一方面他們不得不在儒家修齊治平的思想召喚下為國效力,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關注自身生命。因此,他們總是在現實與理想的邊緣徘徊掙扎。所以在入世與隱逸之間找一個調和之方已經迫在眉睫了。玄學的出現恰好解決了這一問題。眾所周知,玄學是一種以道統儒的哲學體系,它既不否認儒家的經典理論,又以儒家的理論為基礎,發展了道家的自然無為思想。使得知識分子能夠在廟堂與山水之間出入自由,游刃有余,可謂兩全其美的理論。例如東晉的王導與謝安就是兼踩儒道兩家,取長補短,游走于廟堂與山水的最好典范。王導自幼恬淡樂道,永嘉之亂后大批士人南遷,他就是這一時期清談之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為東晉的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陳寅恪曾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中說“王導之籠絡江東士族,統一內部,結合南北兩種人的實力,抵御外敵……文化因得以延續,不謂民族之功臣。”[5]謝安隱居二十年,游走于山水之間,四十出仕建立功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們的宅心玄遠與具體事功兼修的品性對后世知識分子的處世之道有深遠的影響。使得后世知識分子能夠在“出”與“處”之間把握“中”“度”這一平衡點。
總體來說,魏晉玄學是亂世中產生的一朵奇葩,為中國哲學添上了華麗的一筆。它是以道統儒,儒道互補的學說,概括地說,它就是“重個性”。而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個獨立的個體,由于長期受儒家傳統的諸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先天下之憂而憂等以大局為重思想的長期禁錮和影響失去了獨立的個體,正是魏晉玄學的產生調和了儒道兩家學說的矛盾。玄學家對人的精神世界以抽象思辨的思維方式進行的深刻思考和探索自覺不自覺地影響了后世的知識分子。
參考文獻:
[1]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2.
[2]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