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素質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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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民俗/影視/整合/復制式/點綴式/點化式

民俗是一種在人類生存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并與人類相始終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質與精神、現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實用與審美于一體，擴布于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很強的滲透性。而影視是高科技的產物，它通過現代科學技術(聲、光、電、化、自動控制等)手段將大眾生活與藝術審美融為一體，具有很強的兼容性。因而，民俗與影視的結合實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潤了現代影視藝術。我國古人發明的“走馬燈”和“皮影戲”，被某些電影史學家認為是電影發明的先導。自從電影產生之后，民俗便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電影在發展過程中，一直自覺不自覺地從民俗中吸收養份，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黃土地》、《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黃河謠》、《雙旗鎮刀客》等為代表的“新民俗電影”。這些影片以中華民族特有的民俗、風情向全球展示了東方藝術風范，為中國電影贏得了國際聲譽。電影的民俗化已成為全球化語境中民族電影拓展生存空間的文化戰略。另一方面，影視也在對民俗進行藝術整合，滿足了當代人的審美欲求，同時也使自身的審美特性發生了變化。本文就影視整合民俗的幾種形式及審美價值，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誠然，影視與民俗的結合，歸根結底是影視對民俗的整合。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幾層含義：第一層意思，就是主體對某一現象進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條理化；第二層意思，在整理、加工的過程中必然包含著主體的創新和改造，會融入主體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觀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對象扭曲、變形，發生質的變化；第三層意思，整合的最終目的是一種現象與另一現象相一致，二者有機地結合成為一種全新的現象。據此，如果對眾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視作品進行整體的考察，不難發現所謂民俗的影視整合大致可分三種類型：即復制式、點綴式和點化式。

所謂復制式，即影視通過其特有的聲像系統(視聽語言)對民俗事象進行機械復制。影視憑借電子高科技賦予的記錄優勢與傳播優勢，為當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從80年代初開始，一些記錄片制作者常常遠離人群，遠離我們熟悉的現實生活，深入荒涼的、人跡罕至的地區，到邊遠極地去探幽訪古，到邊緣文化圈中去攬勝獵奇，對我們民族的古老民俗進行重新確認，大型記錄片如《絲綢之路》、《話說長江》、《話說運河》、《萬里長城》等則是他們的碩果，向觀眾展示了豐富而又翔實的民俗事象。這些民俗事象內涵豐富，形式多姿多彩，與傳統文化融為一體，成為古代文明的結晶，散射出久遠的光輝，而其自身則形成一個完整的民俗的認知體系。顯然，影視整合煥發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所說：“復制技術把被復制的對象從傳統的統治下解脫出來，它制造出了許許多多的復制品，用眾多的摹本代替了獨一無二的存在。它使復制品得以在觀眾或聽眾自己的特殊環境里被觀賞，使被復制對象恢復了活力。”[1](P243)

由于復制式整合主要體現在紀錄片中，無可挑剔的真實性、真人實物的現場感，使其具有了文獻價值。而就文藝民俗來說，無論是民間文學還是民間舞樂，都是民眾喜聞樂見的傳統藝術形式，通過影視的聲像系統得以發揚光大。盡管如此，從藝術創造和審美的角度看，復制式屬于民俗整合的初級層次，更高的層次應該是點綴式和點化式。

點綴式，指民俗事象成為影視藝術作品中的一種點綴、一種不可或缺的陪襯物。形象地講，如果說影視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紅花，那么民俗就像綠葉。通過點綴式整合，民俗與影視藝術作品有機地融為一體，并擔負起多種敘事功能。民俗是人類綿延至今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紀錄，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歷史的、心理的等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傳承性和擴布性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可創性的生活材料，這就成為影視藝術的表現對象。影片《良家婦女》以“小女婿大媳婦”這一傳統習俗為題材，對舊時代婦女的生存狀態進行了沉思。《湘女蕭蕭》似乎是《良家婦女》的異地重演。《寡婦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帶“不落夫家”(或稱“長住娘家”)的原始遺風。當然，影視對民俗物態化文化層面的反映絕不是簡單的照抄，而是一種審美描繪與把握，嵌入了創作主體的理性評價和情感觀照。這類影片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審美要素：其一是用現代的眼光審視過去，《良家婦女》、《湘女蕭蕭》講述的是舊時代的故事。其二是從內地的文化視角觀照邊遠文化，《益西卓瑪》表現的是的風俗民情。正是整合對象的“異時”性和“異地”性，給觀眾帶來的是藝術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發了觀眾的審美感悟。

民俗熔物質與精神、現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實用與審美于一爐的多重文化品性，為影視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種特具民俗氛圍的生存環境。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具有濃厚的民俗韻味，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將原作中的韻味直觀地展現出來。影片中的魯鎮，保留著的許多古老的傳統習俗，人們恪守男尊女卑、長尊幼卑的封建

關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魯四老爺的客廳懸掛著陳腐的條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喜劇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異風情與民歌作為電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幾組空鏡頭：鱗次櫛比的竹樓，高大粗礪的仙人掌叢，神秘而死寂的緬寺，掛著紅布條的大青樹。幾個畫面就把觀眾帶到遼闊、神奇、安謐的南國傣鄉。然后，虛實相間，引出人物，展開故事。在敘事的過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對歌”、“趕擺”、“獵少”、“殺牛祭谷”、“葬禮”等風土習俗。《過年》是從過年開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銀裝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辭舊迎新的喜慶氣氛之中。請門神，貼窗花，摔錢罐，到處是震耳欲聾的爆竹聲。整個影片場景集中、矛盾集中、時間集中，故事發生在過年的24小時之內。盡管在點綴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視敘述的重心所在，卻已為作品提供了耐人尋味的細節，仍給觀眾留下了不可泯滅的印記。《白毛女》中楊白勞給喜兒扯紅頭繩，《祝福》中的“閻羅大王分尸”、“捐門檻”，《牧馬人》中許靈均夫婦孝敬父親的“茶葉蛋”，《人生》中劉巧珍的婚禮，《良家婦女》中的“石人”，《湘女蕭蕭》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紅的棺材”和鐫刻著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諸如此類的細節不勝枚舉。當然，點綴在影視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絕不僅僅是點綴而已，更重要的是傳達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楊金山葬禮上的擋棺儀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質。《鼓樓情話》中“滾泥塘”的人生禮儀連續三次出現，其深層含義則是對侗族人頑強生命力的謳歌。作為民俗事象的場景、細節、器物等，既有歷史的積淀，又有現實的根基，選擇蘊含豐富的細枝末節與故事相鏈接，能產生驚人的藝術效果。如《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妻妾爭寵與大紅燈籠、《霸王別姬》中的主人公命運與京戲、《活著》中福貴一生的坎坷與皮影戲、《桃花滿天紅》中桃花和滿天紅的私情與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這些民俗元素為影片帶來了電影自身的奇觀。影片敘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圍卻是西方所陌生的，這“熟悉的陌生”正是藝術創造的秘密。當然，從民俗入手展開對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為當代影視人的關注點。從某種角度講，人是民俗的人。人類在創造民俗的同時也在創造自身，人類生存機制的核心是民俗，這就為影視通過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論依據。《劉三姐》根據“劉三姐”傳說改編。據鐘敬文先生考證，此傳說遍及我國南部廣西、廣東、云南、貴州等省，始為口頭傳承，后記錄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歷史。“劉三姐乃歌圩風俗之‘女兒’”[2](P316)影片《劉三姐》中劉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過“歌圩風俗”來實現的。死亡是人生的終結，葬禮就有“蓋棺定論”的成分在里面，影視創作者常常在葬禮上大作文章。美國電影《甘地傳》鋪陳的葬禮為甘地形象加上了燦爛的一筆，而葬禮本身的大場面和大氣勢則為影視制作樹立了榜樣。我國影片《焦裕錄》、《》、《垂簾聽政》、《我的父親母親》等都在葬禮上極盡鋪陳之能事，電視劇《努爾哈赤》、《紅樓夢》、《三國演義》、《大宅門》等作品中的葬禮就不僅僅是為了渲染氣氛、吸引觀眾，更在于對人物進行刻畫。所以，《我的父親母親》中對待父親的遺體，兒子準備用車拉，母親卻堅持人抬，她的固執正是導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畫的過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態也是常見的技法。電影《人生》中，劉巧珍的結婚場面可謂熱烈，但紅蓋頭并不能遮掩她內心深處的憂傷和哀怨。根據沈從文先生小說改編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農村的一種舊習，婦女結婚后為生計被迫離開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緩的筆調，細膩地表現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愛。

點化式，指民俗事象經過藝術點化，晶化為一種飽含創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諸多主觀成分的審美意象，并且不再處于陪置，而上升為影視表現的主體。首先，點化意味著創作者對民俗事象的扭曲變形。藝術的神奇之處就在于能“點鐵成金”、“脫胎換骨”，改變表現對象原有的性質，直至創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視創作者在點化過程中往往充分運用自己的想象、聯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礎上“幻化”出具有審美價值的民俗虛象，或稱幻象。這種幻象已與原來的民俗事象自然脫離關系，同時達到一種高度的自我完滿，并且包含了比現實某種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蘊。正如蘇珊·朗格所說：“電影‘像夢’，則在于它的表現方式：它創造了虛幻的現在，一種直接的幻象出現的秩序。這是夢的方式。”[3](P480)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大紅燈籠”以及“點燈”、“滅燈”、“封燈”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虛象。這些民俗虛象不是可以證實的民俗，而是一種浪漫的虛構，不是一種真實，而是一種敘事策略。本來，虛構與創新是一切藝術的本性。“電影作品就是一個夢境的外現，一個統一的、連續發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顯現。”[3](P481)如此看來，影視對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態民俗事象發生質變，同時也并未排除其認識功能。

點化的過程也是創作者注入情感的過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為一種審美意象。如果說點綴式偏重于再現，那么點化式則側重于表現。若將影片《人生》和《黃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較，《人生》中的“土地”僅僅承擔敘事功能，而《黃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現的，又是表現的；既被一定的歷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創造著新的歷史文化。在這里，“土地”不再僅僅是一種自然物象，而人與自然的關系被賦予一種高于社會、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歷史內涵和更鮮明的民族性。再將《人生》中劉巧珍的結婚場面與《黃土地》中的結婚場面比較，會得到同樣的感受。英國著名視覺藝術家克萊夫·貝爾曾說“藝術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種特性，“離開它，藝術品就不能作為藝術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會一點價值也沒有。”基于對視覺藝術的考察，貝爾對“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說明：“在各個不同的作品中，線條、色彩以某種特殊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形式之間的關系，激起我們的審美情感。這種線、色的關系和組合，這些審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4](P4)電影《黃土地》中的紅色以樂景寫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諷效果。《紅高粱》中的紅色基調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場景相結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紅燈籠高高掛》紅色的熱烈與妻妾爭寵相輝映，更

反襯出人性的被壓抑。《桃花滿天紅》片尾的紅色與姚老爺的陰謀，把大喜突變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徹地表現了出來。

如果說點綴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體，為敘述故事、渲染環境、塑造人物服務，那么點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如果說點綴式僅僅表明民俗意識尚處于萌生階段，那么點化式則是民俗意識的高度自覺。《黃土地》的攝影張藝謀面對黃土地興奮地說：“就拍這塊土!”因為“陜北的黃土地雖然貧瘠，卻養育了我們中華民族。它既是貧瘠的，又透著母親般的溫暖，給人以力量和希望。”[5]所以，《黃土地》的敘述主體不是顧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轎、鑼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審美意象。同樣，《紅高粱》給觀眾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爺爺”的情事和抗日的壯舉，而是送親儀式、顛轎、紅高粱、高粱酒等。《大紅燈籠高高掛》令觀眾難忘的是點燈、滅燈、封燈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給影視藝術帶來了新的藝術因子，并引起了影視藝術審美特性的變化。影視對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發掘、整理而發揚光大，給觀眾以更為深刻、鮮明、直觀的審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為一種觀念的載體，其現實性亦在逐漸削弱乃至消亡。

二

實際上，任何一種整合，都是一種改造、一種重構，而且對整合雙方而言又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一方面影視藝術在對民俗進行改造、重構，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視藝術的審美機制悄然發生變化。從點綴式到點化式的演進，民俗的影視整合的美學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改變了影視的敘事機制，突出了影視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視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審美娛樂性。

影視藝術的敘述特性，決定了影視在本質上是偏重于再現的時間藝術。影視藝術的魅力就在于運用影視特有的聲畫系統敘述一個生動、直觀、曲折、動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羅門說：“只有按電影的特殊表現方式來塑造一個敘事觀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創作沖動。”[6](P2)伊芙特·皮涪也強調：“影片永遠是一個故事。”[7](P11)可見，敘述性一直被認為是影視的主要特性。點綴式民俗事象豐富了影視作品的敘述對象，并與人物、故事情節構合為有機統一而和諧完滿的敘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影視作品承襲了中國最為傳統的敘事精神，結構完整清晰，發展脈絡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點綴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體，因而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作品的敘事機制，也并沒有削弱這些作品的敘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藝術時空都是既定的，各種藝術因素所占的時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總體特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點綴式意味著民俗因素所占的時空比例明顯處于劣勢。與點綴式不同，點化式中民俗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同時也就意味著民俗與非民俗因素在藝術時空上形成爭奪態勢，結果至少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民俗因素壓倒非民俗因素。《黃土地》中的迎親儀式、婚禮、土地、黃河、鑼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敘事時間上處于優勢，又由于這些民俗因素大都屬于非情節因素，也就決定了整部作品敘事性削弱，敘事節奏遲緩，而其在空間上的優勢則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給觀眾強烈的視覺沖擊。另一種情況是民俗因素與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大致屬于這種情況。民俗在時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時間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間上的拓展性。事實上，張藝謀正是這樣處理民俗的，他所謂的“好看”也就是情節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結合。其中“顛轎”、“紅高粱”、“高粱酒”、“紅燈籠”等民俗所拓展的藝術空間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影像性，給影視帶來了空前的藝術景觀。

民俗本身具有娛樂功能，像節日、游戲、體育等民俗是人類生活的調節劑。影視藝術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觀眾獲得娛樂。魯迅先生曾說：“美術誠諦，固在發揚——真美，以娛人情，比其見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執持。”[8](P47)這樣，娛樂就成為民俗與影視的契合點，也成為二者的終極關懷。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娛樂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娛樂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娛樂性又是和人類的理性始終處于矛盾狀態，藝術的發展變化就是此消彼長的過程。就民俗的影視整合而言，點綴式帶有更多的理性成分，點化式則更具有娛樂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帶給觀眾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對《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幾乎取代了人們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過分地渲染了某些儀式。儀式，通常被界定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傳統所規定的一整套行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動，這類活動經常被功能性地解釋為在特定群體或文化中溝通(人與神之間、人與人之間)、過渡(社會類別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強化秩序及整合社會的方式。人類的生存需要儀式，沒有儀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無生氣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一方面，儀式為人類提供了情感釋放的契機，如婚禮上的“鬧洞房”，葬禮中的哭喪等。另一方面，某些儀式(如婚喪嫁娶)對于非當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審美活動，其非功利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黃土地》、《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好看”(張藝謀語)，就在于通過某種儀式強化其作品的審美機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這里的奇異民俗總是交織著民間狂歡節氣氛(如《黃土地》里的婚嫁喜慶和祈雨儀式，《紅高粱》里的送親儀式、顛轎，野合、酒誓等)，所以對于厭倦了第三代虛幻大敘事而尋求個體解放的當代觀眾(主要是知識分子)，能產生瞬間性的狂歡享受。”[9](P258)對于影視創作而言，理性和娛樂似乎構成了審美價值的兩端，任何一種顧此失彼都是藝術的大忌。審美離不開娛樂性，但僅有娛樂性是遠遠不夠的；審美也離不開理性，只有理性同樣也是行不通的。藝術創作樂趣，是在不斷地追尋新的平衡中獲得游戲的快慰。

總的說來，影視藝術從其發生形態和發展走向來看，是以民俗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終則成為一種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樣，民俗的生成和發展，也要以藝術為契機和指向，當代的影視無疑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風采的藝術空間。

【參考文獻

】

[1]陸梅林.西方美學文選[M].南寧：漓江出版社，1988.

[2]鐘敬文.鐘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3][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4][英]克萊夫·貝爾.藝術[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

[5]張藝謀.我拍《黃土地》[J].當代電影，1987，(1).

[6][美]斯坦利·梭羅門.電影的觀念[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

篇（2）

【關鍵詞】民俗/影視/整合/復制式/點綴式/點化式

民俗是一種在人類生存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并與人類相始終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質與精神、現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實用與審美于一體，擴布于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很強的滲透性。而影視是高科技的產物，它通過現代科學技術(聲、光、電、化、自動控制等)手段將大眾生活與藝術審美融為一體，具有很強的兼容性。因而，民俗與影視的結合實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潤了現代影視藝術。我國古人發明的“走馬燈”和“皮影戲”，被某些電影史學家認為是電影發明的先導。自從電影產生之后，民俗便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電影在發展過程中，一直自覺不自覺地從民俗中吸收養份，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黃土地》、《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黃河謠》、《雙旗鎮刀客》等為代表的“新民俗電影”。這些影片以中華民族特有的民俗、風情向全球展示了東方藝術風范，為中國電影贏得了國際聲譽。電影的民俗化已成為全球化語境中民族電影拓展生存空間的文化戰略。另一方面，影視也在對民俗進行藝術整合，滿足了當代人的審美欲求，同時也使自身的審美特性發生了變化。本文就影視整合民俗的幾種形式及審美價值，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誠然，影視與民俗的結合，歸根結底是影視對民俗的整合。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幾層含義：第一層意思，就是主體對某一現象進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條理化；第二層意思，在整理、加工的過程中必然包含著主體的創新和改造，會融入主體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觀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對象扭曲、變形，發生質的變化；第三層意思，整合的最終目的是一種現象與另一現象相一致，二者有機地結合成為一種全新的現象。據此，如果對眾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視作品進行整體的考察，不難發現所謂民俗的影視整合大致可分三種類型：即復制式、點綴式和點化式。

所謂復制式，即影視通過其特有的聲像系統(視聽語言)對民俗事象進行機械復制。影視憑借電子高科技賦予的記錄優勢與傳播優勢，為當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從80年代初開始，一些記錄片制作者常常遠離人群，遠離我們熟悉的現實生活，深入荒涼的、人跡罕至的地區，到邊遠極地去探幽訪古，到邊緣文化圈中去攬勝獵奇，對我們民族的古老民俗進行重新確認，大型記錄片如《絲綢之路》、《話說長江》、《話說運河》、《萬里長城》等則是他們的碩果，向觀眾展示了豐富而又翔實的民俗事象。這些民俗事象內涵豐富，形式多姿多彩，與傳統文化融為一體，成為古代文明的結晶，散射出久遠的光輝，而其自身則形成一個完整的民俗的認知體系。顯然，影視整合煥發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所說：“復制技術把被復制的對象從傳統的統治下解脫出來，它制造出了許許多多的復制品，用眾多的摹本代替了獨一無二的存在。它使復制品得以在觀眾或聽眾自己的特殊環境里被觀賞，使被復制對象恢復了活力。”[1](P243)

由于復制式整合主要體現在紀錄片中，無可挑剔的真實性、真人實物的現場感，使其具有了文獻價值。而就文藝民俗來說，無論是民間文學還是民間舞樂，都是民眾喜聞樂見的傳統藝術形式，通過影視的聲像系統得以發揚光大。盡管如此，從藝術創造和審美的角度看，復制式屬于民俗整合的初級層次，更高的層次應該是點綴式和點化式。

點綴式，指民俗事象成為影視藝術作品中的一種點綴、一種不可或缺的陪襯物。形象地講，如果說影視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紅花，那么民俗就像綠葉。通過點綴式整合，民俗與影視藝術作品有機地融為一體，并擔負起多種敘事功能。民俗是人類綿延至今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紀錄，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歷史的、心理的等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傳承性和擴布性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可創性的生活材料，這就成為影視藝術的表現對象。影片《良家婦女》以“小女婿大媳婦”這一傳統習俗為題材，對舊時代婦女的生存狀態進行了沉思。《湘女蕭蕭》似乎是《良家婦女》的異地重演。《寡婦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帶“不落夫家”(或稱“長住娘家”)的原始遺風。當然，影視對民俗物態化文化層面的反映絕不是簡單的照抄，而是一種審美描繪與把握，嵌入了創作主體的理性評價和情感觀照。這類影片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審美要素：其一是用現代的眼光審視過去，《良家婦女》、《湘女蕭蕭》講述的是舊時代的故事。其二是從內地的文化視角觀照邊遠文化，《益西卓瑪》表現的是的風俗民情。正是整合對象的“異時”性和“異地”性，給觀眾帶來的是藝術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發了觀眾的審美感悟。

民俗熔物質與精神、現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實用與審美于一爐的多重文化品性，為影視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種特具民俗氛圍的生存環境。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具有濃厚的民俗韻味，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將原作中的韻味直觀地展現出來。影片中的魯鎮，保留著的許多古老的傳統習俗，人們恪守男尊女卑、長尊幼卑的封建

關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魯四老爺的客廳懸掛著陳腐的條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喜劇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異風情與民歌作為電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幾組空鏡頭：鱗次櫛比的竹樓，高大粗礪的仙人掌叢，神秘而死寂的緬寺，掛著紅布條的大青樹。幾個畫面就把觀眾帶到遼闊、神奇、安謐的南國傣鄉。然后，虛實相間，引出人物，展開故事。在敘事的過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對歌”、“趕擺”、“獵少”、“殺牛祭谷”、“葬禮”等風土習俗。《過年》是從過年開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銀裝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辭舊迎新的喜慶氣氛之中。請門神，貼窗花，摔錢罐，到處是震耳欲聾的爆竹聲。整個影片場景集中、矛盾集中、時間集中，故事發生在過年的24小時之內。盡管在點綴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視敘述的重心所在，卻已為作品提供了耐人尋味的細節，仍給觀眾留下了不可泯滅的印記。《白毛女》中楊白勞給喜兒扯紅頭繩，《祝福》中的“閻羅大王分尸”、“捐門檻”，《牧馬人》中許靈均夫婦孝敬父親的“茶葉蛋”，《人生》中劉巧珍的婚禮，《良家婦女》中的“石人”，《湘女蕭蕭》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紅的棺材”和鐫刻著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諸如此類的細節不勝枚舉。當然，點綴在影視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絕不僅僅是點綴而已，更重要的是傳達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楊金山葬禮上的擋棺儀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質。《鼓樓情話》中“滾泥塘”的人生禮儀連續三次出現，其深層含義則是對侗族人頑強生命力的謳歌。作為民俗事象的場景、細節、器物等，既有歷史的積淀，又有現實的根基，選擇蘊含豐富的細枝末節與故事相鏈接，能產生驚人的藝術效果。如《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妻妾爭寵與大紅燈籠、《霸王別姬》中的主人公命運與京戲、《活著》中福貴一生的坎坷與皮影戲、《桃花滿天紅》中桃花和滿天紅的私情與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這些民俗元素為影片帶來了電影自身的奇觀。影片敘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圍卻是西方所陌生的，這“熟悉的陌生”正是藝術創造的秘密。當然，從民俗入手展開對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為當代影視人的關注點。從某種角度講，人是民俗的人。人類在創造民俗的同時也在創造自身，人類生存機制的核心是民俗，這就為影視通過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論依據。《劉三姐》根據“劉三姐”傳說改編。據鐘敬文先生考證，此傳說遍及我國南部廣西、廣東、云南、貴州等省，始為口頭傳承，后記錄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歷史。“劉三姐乃歌圩風俗之‘女兒’”[2](P316)影片《劉三姐》中劉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過“歌圩風俗”來實現的。死亡是人生的終結，葬禮就有“蓋棺定論”的成分在里面，影視創作者常常在葬禮上大作文章。美國電影《甘地傳》鋪陳的葬禮為甘地形象加上了燦爛的一筆，而葬禮本身的大場面和大氣勢則為影視制作樹立了榜樣。我國影片《焦裕錄》、《》、《垂簾聽政》、《我的父親母親》等都在葬禮上極盡鋪陳之能事，電視劇《努爾哈赤》、《紅樓夢》、《三國演義》、《大宅門》等作品中的葬禮就不僅僅是為了渲染氣氛、吸引觀眾，更在于對人物進行刻畫。所以，《我的父親母親》中對待父親的遺體，兒子準備用車拉，母親卻堅持人抬，她的固執正是導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畫的過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態也是常見的技法。電影《人生》中，劉巧珍的結婚場面可謂熱烈，但紅蓋頭并不能遮掩她內心深處的憂傷和哀怨。根據沈從文先生小說改編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農村的一種舊習，婦女結婚后為生計被迫離開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緩的筆調，細膩地表現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愛。

點化式，指民俗事象經過藝術點化，晶化為一種飽含創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諸多主觀成分的審美意象，并且不再處于陪置，而上升為影視表現的主體。首先，點化意味著創作者對民俗事象的扭曲變形。藝術的神奇之處就在于能“點鐵成金”、“脫胎換骨”，改變表現對象原有的性質，直至創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視創作者在點化過程中往往充分運用自己的想象、聯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礎上“幻化”出具有審美價值的民俗虛象，或稱幻象。這種幻象已與原來的民俗事象自然脫離關系，同時達到一種高度的自我完滿，并且包含了比現實某種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蘊。正如蘇珊·朗格所說：“電影‘像夢’，則在于它的表現方式：它創造了虛幻的現在，一種直接的幻象出現的秩序。這是夢的方式。”[3](P480)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大紅燈籠”以及“點燈”、“滅燈”、“封燈”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虛象。這些民俗虛象不是可以證實的民俗，而是一種浪漫的虛構，不是一種真實，而是一種敘事策略。本來，虛構與創新是一切藝術的本性。“電影作品就是一個夢境的外現，一個統一的、連續發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顯現。”[3](P481)如此看來，影視對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態民俗事象發生質變，同時也并未排除其認識功能。

點化的過程也是創作者注入情感的過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為一種審美意象。如果說點綴式偏重于再現，那么點化式則側重于表現。若將影片《人生》和《黃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較，《人生》中的“土地”僅僅承擔敘事功能，而《黃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現的，又是表現的；既被一定的歷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創造著新的歷史文化。在這里，“土地”不再僅僅是一種自然物象，而人與自然的關系被賦予一種高于社會、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歷史內涵和更鮮明的民族性。再將《人生》中劉巧珍的結婚場面與《黃土地》中的結婚場面比較，會得到同樣的感受。英國著名視覺藝術家克萊夫·貝爾曾說“藝術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種特性，“離開它，藝術品就不能作為藝術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會一點價值也沒有。”基于對視覺藝術的考察，貝爾對“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說明：“在各個不同的作品中，線條、色彩以某種特殊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形式之間的關系，激起我們的審美情感。這種線、色的關系和組合，這些審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4](P4)電影《黃土地》中的紅色以樂景寫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諷效果。《紅高粱》中的紅色基調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場景相結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紅燈籠高高掛》紅色的熱烈與妻妾爭寵相輝映，更

反襯出人性的被壓抑。《桃花滿天紅》片尾的紅色與姚老爺的陰謀，把大喜突變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徹地表現了出來。

如果說點綴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體，為敘述故事、渲染環境、塑造人物服務，那么點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如果說點綴式僅僅表明民俗意識尚處于萌生階段，那么點化式則是民俗意識的高度自覺。《黃土地》的攝影張藝謀面對黃土地興奮地說：“就拍這塊土!”因為“陜北的黃土地雖然貧瘠，卻養育了我們中華民族。它既是貧瘠的，又透著母親般的溫暖，給人以力量和希望。”[5]所以，《黃土地》的敘述主體不是顧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轎、鑼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審美意象。同樣，《紅高粱》給觀眾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爺爺”的情事和抗日的壯舉，而是送親儀式、顛轎、紅高粱、高粱酒等。《大紅燈籠高高掛》令觀眾難忘的是點燈、滅燈、封燈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給影視藝術帶來了新的藝術因子，并引起了影視藝術審美特性的變化。影視對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發掘、整理而發揚光大，給觀眾以更為深刻、鮮明、直觀的審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為一種觀念的載體，其現實性亦在逐漸削弱乃至消亡。

二

實際上，任何一種整合，都是一種改造、一種重構，而且對整合雙方而言又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一方面影視藝術在對民俗進行改造、重構，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視藝術的審美機制悄然發生變化。從點綴式到點化式的演進，民俗的影視整合的美學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改變了影視的敘事機制，突出了影視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視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審美娛樂性。

影視藝術的敘述特性，決定了影視在本質上是偏重于再現的時間藝術。影視藝術的魅力就在于運用影視特有的聲畫系統敘述一個生動、直觀、曲折、動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羅門說：“只有按電影的特殊表現方式來塑造一個敘事觀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創作沖動。”[6](P2)伊芙特·皮涪也強調：“影片永遠是一個故事。”[7](P11)可見，敘述性一直被認為是影視的主要特性。點綴式民俗事象豐富了影視作品的敘述對象，并與人物、故事情節構合為有機統一而和諧完滿的敘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影視作品承襲了中國最為傳統的敘事精神，結構完整清晰，發展脈絡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點綴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體，因而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作品的敘事機制，也并沒有削弱這些作品的敘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藝術時空都是既定的，各種藝術因素所占的時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總體特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點綴式意味著民俗因素所占的時空比例明顯處于劣勢。與點綴式不同，點化式中民俗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同時也就意味著民俗與非民俗因素在藝術時空上形成爭奪態勢，結果至少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民俗因素壓倒非民俗因素。《黃土地》中的迎親儀式、婚禮、土地、黃河、鑼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敘事時間上處于優勢，又由于這些民俗因素大都屬于非情節因素，也就決定了整部作品敘事性削弱，敘事節奏遲緩，而其在空間上的優勢則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給觀眾強烈的視覺沖擊。另一種情況是民俗因素與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大致屬于這種情況。民俗在時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時間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間上的拓展性。事實上，張藝謀正是這樣處理民俗的，他所謂的“好看”也就是情節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結合。其中“顛轎”、“紅高粱”、“高粱酒”、“紅燈籠”等民俗所拓展的藝術空間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影像性，給影視帶來了空前的藝術景觀。

民俗本身具有娛樂功能，像節日、游戲、體育等民俗是人類生活的調節劑。影視藝術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觀眾獲得娛樂。魯迅先生曾說：“美術誠諦，固在發揚——真美，以娛人情，比其見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執持。”[8](P47)這樣，娛樂就成為民俗與影視的契合點，也成為二者的終極關懷。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娛樂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娛樂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娛樂性又是和人類的理性始終處于矛盾狀態，藝術的發展變化就是此消彼長的過程。就民俗的影視整合而言，點綴式帶有更多的理性成分，點化式則更具有娛樂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帶給觀眾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對《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幾乎取代了人們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過分地渲染了某些儀式。儀式，通常被界定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傳統所規定的一整套行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動，這類活動經常被功能性地解釋為在特定群體或文化中溝通(人與神之間、人與人之間)、過渡(社會類別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強化秩序及整合社會的方式。人類的生存需要儀式，沒有儀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無生氣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一方面，儀式為人類提供了情感釋放的契機，如婚禮上的“鬧洞房”，葬禮中的哭喪等。另一方面，某些儀式(如婚喪嫁娶)對于非當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審美活動，其非功利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黃土地》、《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好看”(張藝謀語)，就在于通過某種儀式強化其作品的審美機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這里的奇異民俗總是交織著民間狂歡節氣氛(如《黃土地》里的婚嫁喜慶和祈雨儀式，《紅高粱》里的送親儀式、顛轎，野合、酒誓等)，所以對于厭倦了第三代虛幻大敘事而尋求個體解放的當代觀眾(主要是知識分子)，能產生瞬間性的狂歡享受。”[9](P258)對于影視創作而言，理性和娛樂似乎構成了審美價值的兩端，任何一種顧此失彼都是藝術的大忌。審美離不開娛樂性，但僅有娛樂性是遠遠不夠的；審美也離不開理性，只有理性同樣也是行不通的。藝術創作樂趣，是在不斷地追尋新的平衡中獲得游戲的快慰。

總的說來，影視藝術從其發生形態和發展走向來看，是以民俗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終則成為一種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樣，民俗的生成和發展，也要以藝術為契機和指向，當代的影視無疑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風采的藝術空間。

【參考文獻】

[1]陸梅林.西方美學文選[M].南寧：漓江出版社，1988.

[2]鐘敬文.鐘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3][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4][英]克萊夫·貝爾.藝術[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

[5]張藝謀.我拍《黃土地》[J].當代電影，1987，(1).

[6][美]斯坦利·梭羅門.電影的觀念[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

篇（3）

【關鍵詞】民俗/影視/整合/復制式/點綴式/點化式

民俗是一種在人類生存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并與人類相始終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質與精神、現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實用與審美于一體，擴布于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很強的滲透性。而影視是高科技的產物，它通過現代科學技術(聲、光、電、化、自動控制等)手段將大眾生活與藝術審美融為一體，具有很強的兼容性。因而，民俗與影視的結合實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潤了現代影視藝術。我國古人發明的“走馬燈”和“皮影戲”，被某些電影史學家認為是電影發明的先導。自從電影產生之后，民俗便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電影在發展過程中，一直自覺不自覺地從民俗中吸收養份，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黃土地》、《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黃河謠》、《雙旗鎮刀客》等為代表的“新民俗電影”。這些影片以中華民族特有的民俗、風情向全球展示了東方藝術風范，為中國電影贏得了國際聲譽。電影的民俗化已成為全球化語境中民族電影拓展生存空間的文化戰略。另一方面，影視也在對民俗進行藝術整合，滿足了當代人的審美欲求，同時也使自身的審美特性發生了變化。本文就影視整合民俗的幾種形式及審美價值，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誠然，影視與民俗的結合，歸根結底是影視對民俗的整合。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幾層含義：第一層意思，就是主體對某一現象進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條理化；第二層意思，在整理、加工的過程中必然包含著主體的創新和改造，會融入主體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觀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對象扭曲、變形，發生質的變化；第三層意思，整合的最終目的是一種現象與另一現象相一致，二者有機地結合成為一種全新的現象。據此，如果對眾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視作品進行整體的考察，不難發現所謂民俗的影視整合大致可分三種類型：即復制式、點綴式和點化式。

所謂復制式，即影視通過其特有的聲像系統(視聽語言)對民俗事象進行機械復制。影視憑借電子高科技賦予的記錄優勢與傳播優勢，為當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從80年代初開始，一些記錄片制作者常常遠離人群，遠離我們熟悉的現實生活，深入荒涼的、人跡罕至的地區，到邊遠極地去探幽訪古，到邊緣文化圈中去攬勝獵奇，對我們民族的古老民俗進行重新確認，大型記錄片如《絲綢之路》、《話說長江》、《話說運河》、《萬里長城》等則是他們的碩果，向觀眾展示了豐富而又翔實的民俗事象。這些民俗事象內涵豐富，形式多姿多彩，與傳統文化融為一體，成為古代文明的結晶，散射出久遠的光輝，而其自身則形成一個完整的民俗的認知體系。顯然，影視整合煥發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所說：“復制技術把被復制的對象從傳統的統治下解脫出來，它制造出了許許多多的復制品，用眾多的摹本代替了獨一無二的存在。它使復制品得以在觀眾或聽眾自己的特殊環境里被觀賞，使被復制對象恢復了活力。”

由于復制式整合主要體現在紀錄片中，無可挑剔的真實性、真人實物的現場感，使其具有了文獻價值。而就文藝民俗來說，無論是民間文學還是民間舞樂，都是民眾喜聞樂見的傳統藝術形式，通過影視的聲像系統得以發揚光大。盡管如此，從藝術創造和審美的角度看，復制式屬于民俗整合的初級層次，更高的層次應該是點綴式和點化式。

點綴式，指民俗事象成為影視藝術作品中的一種點綴、一種不可或缺的陪襯物。形象地講，如果說影視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紅花，那么民俗就像綠葉。通過點綴式整合，民俗與影視藝術作品有機地融為一體，并擔負起多種敘事功能。民俗是人類綿延至今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紀錄，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歷史的、心理的等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傳承性和擴布性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可創性的生活材料，這就成為影視藝術的表現對象。影片《良家婦女》以“小女婿大媳婦”這一傳統習俗為題材，對舊時代婦女的生存狀態進行了沉思。《湘女蕭蕭》似乎是《良家婦女》的異地重演。《寡婦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帶“不落夫家”(或稱“長住娘家”)的原始遺風。當然，影視對民俗物態化文化層面的反映絕不是簡單的照抄，而是一種審美描繪與把握，嵌入了創作主體的理性評價和情感觀照。這類影片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審美要素：其一是用現代的眼光審視過去，《良家婦女》、《湘女蕭蕭》講述的是舊時代的故事。其二是從內地的文化視角觀照邊遠文化，《益西卓瑪》表現的是的風俗民情。正是整合對象的“異時”性和“異地”性，給觀眾帶來的是藝術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發了觀眾的審美感悟。

民俗熔物質與精神、現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實用與審美于一爐的多重文化品性，為影視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種特具民俗氛圍的生存環境。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具有濃厚的民俗韻味，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將原作中的韻味直觀地展現出來。影片中的魯鎮，保留著的許多古老的傳統習俗，人們恪守男尊女卑、長尊幼卑的封建關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魯四老爺的客廳懸掛著陳腐的條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喜劇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異風情與民歌作為電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幾組空鏡頭：鱗次櫛比的竹樓，高大粗礪的仙人掌叢，神秘而死寂的緬寺，掛著紅布條的大青樹。幾個畫面就把觀眾帶到遼闊、神奇、安謐的南國傣鄉。然后，虛實相間，引出人物，展開故事。在敘事的過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對歌”、“趕擺”、“獵少”、“殺牛祭谷”、“葬禮”等風土習俗。《過年》是從過年開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銀裝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辭舊迎新的喜慶氣氛之中。請門神，貼窗花，摔錢罐，到處是震耳欲聾的爆竹聲。整個影片場景集中、矛盾集中、時間集中，故事發生在過年的24小時之內。盡管在點綴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視敘述的重心所在，卻已為作品提供了耐人尋味的細節，仍給觀眾留下了不可泯滅的印記。《白毛女》中楊白勞給喜兒扯紅頭繩，《祝福》中的“閻羅大王分尸”、“捐門檻”，《牧馬人》中許靈均夫婦孝敬父親的“茶葉蛋”，《人生》中劉巧珍的婚禮，《良家婦女》中的“石人”，《湘女蕭蕭》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紅的棺材”和鐫刻著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諸如此類的細節不勝枚舉。當然，點綴在影視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絕不僅僅是點綴而已，更重要的是傳達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楊金山葬禮上的擋棺儀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質。《鼓樓情話》中“滾泥塘”的人生禮儀連續三次出現，其深層含義則是對侗族人頑強生命力的謳歌。作為民俗事象的場景、細節、器物等，既有歷史的積淀，又有現實的根基，選擇蘊含豐富的細枝末節與故事相鏈接，能產生驚人的藝術效果。如《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妻妾爭寵與大紅燈籠、《霸王別姬》中的主人公命運與京戲、《活著》中福貴一生的坎坷與皮影戲、《桃花滿天紅》中桃花和滿天紅的私情與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這些民俗元素為影片帶來了電影自身的奇觀。影片敘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圍卻是西方所陌生的，這“熟悉的陌生”正是藝術創造的秘密。當然，從民俗入手展開對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為當代影視人的關注點。從某種角度講，人是民俗的人。人類在創造民俗的同時也在創造自身，人類生存機制的核心是民俗，這就為影視通過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論依據。《劉三姐》根據“劉三姐”傳說改編。據鐘敬文先生考證，此傳說遍及我國南部廣西、廣東、云南、貴州等省，始為口頭傳承，后記錄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歷史。“劉三姐乃歌圩風俗之‘女兒’”影片《劉三姐》中劉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過“歌圩風俗”來實現的。死亡是人生的終結，葬禮就有“蓋棺定論”的成分在里面，影視創作者常常在葬禮上大作文章。美國電影《甘地傳》鋪陳的葬禮為甘地形象加上了燦爛的一筆，而葬禮本身的大場面和大氣勢則為影視制作樹立了榜樣。我國影片《焦裕錄》、《》、《垂簾聽政》、《我的父親母親》等都在葬禮上極盡鋪陳之能事，電視劇《努爾哈赤》、《紅樓夢》、《三國演義》、《大宅門》等作品中的葬禮就不僅僅是為了渲染氣氛、吸引觀眾，更在于對人物進行刻畫。所以，《我的父親母親》中對待父親的遺體，兒子準備用車拉，母親卻堅持人抬，她的固執正是導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畫的過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態也是常見的技法。電影《人生》中，劉巧珍的結婚場面可謂熱烈，但紅蓋頭并不能遮掩她內心深處的憂傷和哀怨。根據沈從文先生小說改編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農村的一種舊習，婦女結婚后為生計被迫離開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緩的筆調，細膩地表現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愛。

點化式，指民俗事象經過藝術點化，晶化為一種飽含創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諸多主觀成分的審美意象，并且不再處于陪置，而上升為影視表現的主體。首先，點化意味著創作者對民俗事象的扭曲變形。藝術的神奇之處就在于能“點鐵成金”、“脫胎換骨”，改變表現對象原有的性質，直至創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視創作者在點化過程中往往充分運用自己的想象、聯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礎上“幻化”出具有審美價值的民俗虛象，或稱幻象。這種幻象已與原來的民俗事象自然脫離關系，同時達到一種高度的自我完滿，并且包含了比現實某種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蘊。正如蘇珊·朗格所說：“電影‘像夢’，則在于它的表現方式：它創造了虛幻的現在，一種直接的幻象出現的秩序。這是夢的方式。”[3](P480)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大紅燈籠”以及“點燈”、“滅燈”、“封燈”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虛象。這些民俗虛象不是可以證實的民俗，而是一種浪漫的虛構，不是一種真實，而是一種敘事策略。本來，虛構與創新是一切藝術的本性。“電影作品就是一個夢境的外現，一個統一的、連續發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顯現。”影視對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態民俗事象發生質變，同時也并未排除其認識功能。

點化的過程也是創作者注入情感的過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為一種審美意象。如果說點綴式偏重于再現，那么點化式則側重于表現。若將影片《人生》和《黃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較，《人生》中的“土地”僅僅承擔敘事功能，而《黃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現的，又是表現的；既被一定的歷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創造著新的歷史文化。在這里，“土地”不再僅僅是一種自然物象，而人與自然的關系被賦予一種高于社會、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歷史內涵和更鮮明的民族性。再將《人生》中劉巧珍的結婚場面與《黃土地》中的結婚場面比較，會得到同樣的感受。英國著名視覺藝術家克萊夫·貝爾曾說“藝術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種特性，“離開它，藝術品就不能作為藝術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會一點價值也沒有。”基于對視覺藝術的考察，貝爾對“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說明：“在各個不同的作品中，線條、色彩以某種特殊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形式之間的關系，激起我們的審美情感。這種線、色的關系和組合，這些審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電影《黃土地》中的紅色以樂景寫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諷效果。《紅高粱》中的紅色基調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場景相結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紅燈籠高高掛》紅色的熱烈與妻妾爭寵相輝映，更反襯出人性的被壓抑。《桃花滿天紅》片尾的紅色與姚老爺的陰謀，把大喜突變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徹地表現了出來。

如果說點綴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體，為敘述故事、渲染環境、塑造人物服務，那么點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如果說點綴式僅僅表明民俗意識尚處于萌生階段，那么點化式則是民俗意識的高度自覺。《黃土地》的攝影張藝謀面對黃土地興奮地說：“就拍這塊土!”因為“陜北的黃土地雖然貧瘠，卻養育了我們中華民族。它既是貧瘠的，又透著母親般的溫暖，給人以力量和希望。”所以，《黃土地》的敘述主體不是顧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轎、鑼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審美意象。同樣，《紅高粱》給觀眾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爺爺”的情事和抗日的壯舉，而是送親儀式、顛轎、紅高粱、高粱酒等。《大紅燈籠高高掛》令觀眾難忘的是點燈、滅燈、封燈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給影視藝術帶來了新的藝術因子，并引起了影視藝術審美特性的變化。影視對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發掘、整理而發揚光大，給觀眾以更為深刻、鮮明、直觀的審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為一種觀念的載體，其現實性亦在逐漸削弱乃至消亡。

二

實際上，任何一種整合，都是一種改造、一種重構，而且對整合雙方而言又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一方面影視藝術在對民俗進行改造、重構，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視藝術的審美機制悄然發生變化。從點綴式到點化式的演進，民俗的影視整合的美學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改變了影視的敘事機制，突出了影視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視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審美娛樂性。

篇（4）

在《語文課程標準》中提到：語文教學期間，應重點培養學生們良好的道德素養及審美情趣，讓正處于成長關鍵階段的初中學生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作為教師，應將審美培養融入教學方法中，給予學生潛移默化的熏陶及影響。以下簡要針對初中語文審美教學的相關內容進行探討，供參考。

一、初中語文教學中學生審美素質培養中存在的不足

審美教育又被稱為美育，指的是教學工作者遵照特定年代的審美意識，深入挖掘審美條件，刺激學生們的審美經驗，從而陶冶學生們的情操，培養學生們的審美素質，幫助學生們成長為感性的人。審美教育具備以下四種功能：其一，通過美來陶冶情，從而升華為審美情趣；其二，通過美來開啟真，從而啟迪智慧；其三，通過美來存儲善，培養并感知道德素養；其四，通過美來強健體，領悟生命的價值。語文教學是進行美育的重要課程，但是因為受到傳統教學觀念及教學方法的影響，初中語文審美教育效果較差。其存在的不足大致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在教學方法方面，因為缺少客觀的參考，一些語文老師在理解審美教育及課程改革內容是存在偏差，課程教學傾向形式主義，例如：部分課程過于頻繁應用多媒體技術，甚至到達濫用的地步，從而對教學主題形成干擾，很容易讓學生們混淆教學目標；在教學形式方面，沒有全面發揮學生們的主觀能動性，審美教育經常變成教師一人的表演，教師自身的講解替代了學生們的實踐；在教師本身方面，教職人員自身的審美能力也對教育質量有著密切的影響。一些教師自身的審美素質相對較低，從而無法為學生樹立榜樣，給予學生正確指導。

二、如何提高初中語文中學生審美素質

（一）從教材中發現美

在初中語文課本中，包含的美育材料很多，包含藝術美、社會美、自然美等。作為初中語文老師，應善于引導學生們發現其中的美，并認真體會。例如：教師在講解《濟南的冬天》課程時，應引導學生感受課文中的自然美，在講解《我的母親》課程時，引導學生體會母愛之美。教師可以將學生們劃分成若干小組，讓學生們分組討論，探討課文中的美。此種方法能夠將教學真正交還給學生，調動學生們的學習積極性。通過感受教材中的美，不但能夠幫助學生深入把握文章的中心，同時也能夠提高學生們的審美素質，為學生以后的學習及成長奠定扎實基礎。需要注意的是，教師應多采用鼓勵、表演的措施幫助學生樹立學習自信，幫助學生完善自身發展。

（二）從游戲中展現美

常言道：興趣是孩子們最好的老師。對于處在初中階段的學生來講，他們普遍喜愛玩耍，那么語文老師就可以針對學生們這一特點，通過游戲的方法對學生進行審美教育，從而促使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活動，讓學生們在潛移默化中體會美。另外，游戲教學還能夠培養學生們的合作、認知能力。例如：教師在講解《丑小鴨》課程時，可以為學生們設定一個表演的游戲，讓學生們在掌握課文內容的基礎上，為學生們創建教學情境，讓學生們表演丑小鴨、白天鵝、其他小動物等進行表演，從而幫助學生更加深入的掌握課文內容，激發學生們的學習熱情，使課堂教學氛圍更加活躍，培養學生們的審美素質。再例如：教師在講解《黃河頌》課文時，就可以讓學生演唱關于黃河的歌曲，然后教師利用多媒體技術為學生們播放一些黃河的圖片，從而幫助學生體會黃河的氣勢，提高教學質量。游戲教學的方法可以調動學生們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們發現語文教學的快樂與美，促使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活動。

（三）從朗讀中體現美

想要在語文教學活動中融入審美教育，初中語文老師可以通過指導學生們進行朗讀來賞析文章的美，使學生們在朗讀期間形成感知、感悟，從而陶冶情操。那么，語文老師就應提高學生們的朗讀水平，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其一，保證學生們的朗讀質量，讓學生們在朗讀期間不缺字、不重復、不讀錯、不加字、不唱讀；其二，保證學生們的朗讀速度。應讓學生們流暢、通順的進行朗讀，保證語速恰當；其三，保證學生們朗讀帶有情感。這就需要學生們對課文內容有所感悟與理解，唯有真正掌握課文的中心與內涵，才可以形成感情，讓學生們在朗讀期間獲取美的熏陶。想要確保朗讀帶有感情，首要任務就是朗讀出不同的語調，將各個年齡人的語氣朗讀出來，同時融入不同的性格與感情，例如：歡快、悲傷、痛苦、希望等，借助語氣及語調，都能夠形象的反映出來。還需要將作者自身對描寫人物的態度朗讀出來，例如：批判、同情、贊許、嘲諷等。同時，應朗讀出語句間的停頓，借助切當的停頓，來表現出標點符號。同時可以將多種情緒表現出來。另外，還可以采用重音的方法，強調一些課文中的重點語句。例如：在朗讀《最后一課》課文時，結尾“法蘭西萬歲！”這句話就需要重音進行朗讀，從而表現人物的愛國情懷。通過繪聲繪色的朗讀，可以激發學生們對美好情景的感悟與向往，培養學生們的審美素質，從而為學生們以后的發展奠定扎實基礎。

總結：

總而言之，隨著新課程改革速率的加快，教職人員應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技能及綜合素養，從而給與學生正確的引導。在初中語文教學中融入審美教育，能夠提高學生們的審美能力，教師應擅長引導學生們去找尋、發覺課文中的美，游戲中的美及朗讀中的美，從而凈化學生們的內心，陶冶學生們的情操，為學生們以后成長夯實基礎。因此，對初中語文審美教育的相關內容進行探討是值得教職人員深入思考的事情。

參考文獻：

[1] 王吉兵，淺析在初中語文教學中實施素質教育[J].時代教育（教育教學），2010（09）.

篇（5）

審美素質是指審美主體觀察美、認識美、創造美的綜合能力。審美素質的優劣取決于審美主體的審美文化素質和藝術修養的高低。動漫設計是“朝陽”產業，動漫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動畫和漫畫。

一、通過美術鑒賞，提高動漫專業動漫專業的學生的審美能力

在動漫專業教學中，我們可以通過開設《美術鑒賞》課來提高動漫專業學生的審美和審美再創造的能力。

審美文化素質的培養包括動漫專業的學生的審美感知，審美情趣和審美能力的提高，審美感知有與生俱來的一部分也有后天培養出來的一部分，同一物象，為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審美結果，是因為他們的審美感知的差異。例如秀才和賣燒餅的農夫他們同時看到月亮，秀才會被月亮的審美特征所吸引，處境生情地吟詩感傷，而賣燒餅則會聯想到他要賣的燒餅怎么還沒賣完。這就說明不同文化素質的人的審美感知是千差萬別的。動漫設計的審美包括內容美和形式美。

首先，我們應通過提高同學的文化素質，幫助他們理解動漫設計的內容美的真正內涵，內容美的內涵很寬泛，有社會美、精神美等，主要是弘揚真善美，摒棄假惡丑。內容美不僅僅指你表現的人或物是美的就可以了，關鍵是你表現的主題是否是向上向善的。畢加索的一幅油畫表現了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婦，仍然很美很震撼，這是一種凄美，又凝聚了強烈的人文關懷，比很媚俗的性感的女體可能更觸動人的心靈。因此，動漫設計要注重內容美的表現，創意上要弘揚社會向善向上的主旋律，中國的許多動畫片都是表達懲惡揚善主題的，比如，上海電影制片廠的《九色鹿》弘揚的就是善良和正義終究會戰勝陰險和邪惡，九色鹿出于善心救了溺水人，而溺水人后來在利欲的驅使下，恩將仇報出賣九色鹿，九色鹿據理力爭，說服了國王，贏得了正義。這樣的動畫片是以一種視覺語言訴說正義和善良之美。因此，動漫設計的教學要注重創作內容美的表現，選擇內容和主題健康的作品讓同學來欣賞，使動漫專業的學生形成健康向上的創意理念。現在有些動漫專業的學生喜歡在動畫作品中表現血腥和暴力，這是應該堅決制止的。弘揚動漫創作的內容美決定了我國動漫設計的品位和精神境界，所以，高校教師應倡導動漫專業學生在動漫設計中凸顯內容美。

其次，美學是以認識美和評價美為核心的科學。美學是有關認識美和創造美的科學，能提高人文素質。為了提高高校學生的審美素質，許多學校開設了美育課，以提高學生的審美素質，對于高校動漫專業學生而言，審美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了動漫產品的審美品位的高低。因此，美術鑒賞是動漫設計專業學生提高審美能力的直接有效的方法。美術鑒賞是人類特有的精神活動，審美客體美術作品可以把欣賞者帶到一個特定的藝術境界，審美主體可以根據自己的審美經驗、知識及藝術修養拓展藝術形象的內涵，使藝術形象更飽滿，更具內涵。美術鑒賞是一種審美再創造，是培養學生審美再創造能力的重要途徑。美、美感和藝術是美學的重要問題，美術鑒賞是提高學生美感體驗的重要方法，美術作品欣賞得越多，審美能力提高得就越快，“操千曲而后曉聲”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美術鑒賞是將抽象的審美理念通俗化的重要途徑，因為直觀的美術作品可以將抽象的審美理念變得通俗易懂、生動形象，有利于提高動漫專業學生的審美素質。

美學的理論是抽象的，其中有關優美和崇高的解釋是學生難以理解的問題，通過作品比較提高欣賞能力最有效果。比如，將有關維納斯的作品在一起比較鑒賞，以便充分理解優美和崇高的含義。“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這種審美典范是古今中外、男女老少共同的審美理想，《米羅斯島的維納斯》的震懾力來源于雕塑的優美和崇高，她的形體的曲線是有韻律感的，螺旋上升中又尋求著力的均衡，表象既有西方女性的活力四射，又有東方女性的內斂和矜持。上身的和下身衣裙形成和含蓄的對比，人們看到這一雕塑，已經忘卻它是冰冷的大理石，而感到它的溫度感和生命力。相比之下，《克尼多斯的阿芙羅底德》雖然自然優美，但缺少活力與生氣；《昔蘭尼的阿芙羅底德》雖然竭盡全力地表現女性的人體美，豐滿的肌體婀娜多姿，但嫵媚有余，端莊不足；《巴特列的阿芙羅底德》嫵媚迷人、朦朧含蓄，內在的靈性與睿智卻微乎其微。它們只能給人以興趣的玩味、純粹的感性的形式美，這也是它們與《米羅斯島的維納斯》的天壤之別。通過作品比較，學生懂得內容美與形式美的區別，明確真正的藝術美是內容美與形式美的高度統一，從而進一步理解藝術的真正內涵，理解美學中的抽象理論，并將美學理論與藝術實踐――美術鑒賞緊密相連，使美學不再是玄學，而是指導人們藝術實踐的重要學科，美學理論也成為對各藝術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基礎，提高動漫專業學生的審美能力。

通過作品比較進行教學，動漫專業學生清楚地認識到：“有比較才有鑒別。”馬克思曾說：“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藝術的大眾。”這就是說：按照美的原則創造出來的藝術品，反過來又會對人起著美的教育作用，從而提高人們欣賞藝術的能力。這種欣賞藝術的能力的積累，就是人的藝術素養和審美能力。而這種審美能力的培養，主要是通過藝術鑒賞的實踐。欣賞藝術作品愈多的人，就愈能鑒別和欣賞藝術。“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器而后識器。”就是講的這個道理。因此，多鑒賞一些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美術作品是提高藝術素養和審美能力的重要途徑，正是本著這樣一種精神，我們在高校美術鑒賞教學中，應該多運用作品比較分析，使美學中的深奧理論形象化，使動漫專業學生在藝術實踐中認識掌握美學的相關理論知識，因為美術鑒賞本身就是一種審美再創造，人們在欣賞的過程中，可以進入一種特殊的審美境界，并根據自己的審美經驗、知識及藝術修養，從藝術作品中獲得不斷更新的審美經驗和審美享受。這無疑是提高審美能力的最佳途徑，也是學好美學的重要方法，更是使美學理論成為指導藝術實踐的關鍵。美學教學還應該注意精心選擇作品，適時進行啟發、引導，講究科學性、典型性和藝術性，這樣才具有強烈的美感和審美再創造的可能性。因此，運用作品比較的方法，有利于動漫專業學生理解美學中所講的三大核心問題：美、美感和藝術。因為美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美術鑒賞的過程本身就體現了人對現實即美術作品的一種審美關系，而對于這一關系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利于動漫專業學生審美能力的提高。當然，普通高校的審美教學，進行作品比較的范圍很大，只要我們去探索、去實踐，就能更好地發揮這一學科在當前審美教育中的優勢，在素質教育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二、引導動漫專業的同學表現動漫設計的構型美

動漫設計專業學生應深刻理解和靈活運用構型美。美術作品的構型包括以線構形和以面構形兩種形式，對于動漫設計專業學生來講，這兩種形式都應理解它們的審美特征并加以靈活運用，這樣才可以得心應手地創作動漫角色。

理解以線構形和以面構形兩種構型形式的不同審美特征。

第一，以線構型具有濃厚的東方情結和中國元素，因為中國畫的基本特征就是以線造型，線條在中國繪畫中是有意味的形式：畫家通過線條的長短、曲直、疏密、起伏來表現畫家的心境和對生命的體驗，甚至可以表現他們對社會的評價。比如：坡的《枯木竹石圖》就是利用粗獷的曲直對比強烈的線條來表現怪石和枯樹，從而抒發他磊落不平的心境和疾惡如仇的人生范式。我國初唐“畫圣”吳道子的線條更是隨心流轉，在他的作品《送子天王圖》中通過線條來表現人物的情態，天王的威風凜凜，皇后的端莊秀麗，侍女們的婀娜多姿，甚至可以表現火光的流動。線條在中國繪畫中具有無窮的生命活力，創造了意味深長的意境。動漫設計專業學生應發揚中國繪畫線條的表現魅力，創作具有濃厚中國情結和彰顯中國元素的動漫設計作品，例如，用方直的線條來表現剛毅堅強的性格，用柔和的曲線來表現溫順善良的性格。

第二，從事水墨動畫設計的學生應掌握運用中國線條的獨特韻味。通過線的流轉，墨色的濃淡表現不同的意境。中國早期的水墨動畫《小蝌蚪找媽媽》就是成功運用中國畫線條來構型的成功例證。

三、啟發動漫專業的同學展示動漫設計的色彩美

動漫設計專業學生應巧妙運用色彩美。色彩在動漫設計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人們對動畫片中色彩繽紛的《九色鹿》記憶猶新，對色彩鮮艷的《挪扎鬧海》難以忘懷，都是色彩留給觀眾的余味無窮的藝術表現。中國動漫創作非常注重色彩的裝飾美，在裝飾色彩的表現中，可以打破常規色彩的約束，隨意創作，比如土地可以不是土黃而是藍色，天空可以不是藍色而是黃色，根據場景意境表現和角色塑造的需要主觀地表現色彩。中國動畫片中色彩的運用和中國傳統的藝術理念息息相關，譬如，在中國的京劇藝術中白色象征陰險狡詐，黑色代表忠誠正直，紅色代表剛烈勇敢，中國動畫片中角色的色彩設計也運用了這樣的色彩象征意義，動畫片《驕傲的將軍》就是成功的例證。動漫設計專業學生要理解色彩的情感表現特征，在具體的場景和角色塑造上要根據不同的場景需要，選擇恰當的色彩表現，比如表現陰森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場景需要用藍、綠等冷色來表現，表現欣喜熱鬧的場景應用紅、黃等暖色來表現。

綜上所述，無論是通過美術鑒賞還是表現動漫設計的構形美和色彩美，目的都是讓動漫設計專業學生在欣賞美和創作美的同時，提高審美情趣和審美能力，從而提高動漫專業學生的審美素質，提高我國動漫設計的審美品位，豐富動漫設計的藝術表現技法，促進我國動漫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立雙.動漫產品的價值延伸策略研究[J].中國市場，2011，（1）.

篇（6）

素質教育中審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語文教育中融合審美教育非常重要，因為這對指導學生正確地客觀地欣賞評價自然美、文字美和藝術美，培養學生正確的審美觀念和高尚健康的審美情趣，不斷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對學生們的審美有無法取代的作用。在應試教育的約束下，語文教學變得程式化、功利化和抽象化，好多學生對于語文學習變得厭煩，這樣的學習不僅不能提高學生語文學習的水平，而且還導致學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如何讓語文這一實踐性很強的科目走出枯燥而又程式化的教學模式，來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呢？我認為，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必須加強語文教學中的審美教育。

審美教育其實是一種情感教育，它能豐富并純化人的情感，使人的身心得到自由、和諧的發展。德育、體育主要與意志相關，智育主要增長知識與智力，而美育則直接與情感相聯系。美育的這種獨特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是德育、智育、體育所難以取代的。中學語文教育從某種意義上講，在很大程度上也屬于情感教育，因此，與審美教育有著語文論文天然的聯系。比如，散文、詩歌以其所具有的節奏、音韻與深刻的形象與意境打動著人們，如何挖掘出這些作品中的音樂美形象美和意境美，是教學中的最大困難。以詩詞為例：古代詩詞的鑒賞與評價，是初中語文學習的難點。因為此時學生學習掌握的歷史知識不多，對于詩詞的理解，不能很好地將時代背景及作者的思想感情結合起來。所以教師在教授古詩詞的時候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字詞意思的理解上，要在詩歌的導入環節上，即在開講時以飽滿的感情，用準確而又有啟發性的語氣引導學生；在反復朗讀的基礎上，把握詩的感情線索，了解詩人的情感和所處的時代背景，使之受到感染熏陶來喚起他們的形象思維活動，帶學生進入詩的意境氛圍中。如學習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這首膾炙人口的詞留給人們的印象是詞中表達了作者對人間的美好祝愿，這種感覺是愉悅的、歡樂的，但是詞中卻表現出悵惘的、無奈的情緒。如何讓學生去理解作者的這種情感呢？這時教師可以讓學生了解蘇軾在這一時期的經歷：他因朝庭內部的紛爭被貶在密州任太守，此年中秋，他對月感傷，自己落得如此結局，又不能見到自己的親人，想想朝庭的氣氛令人不寒而栗，與月宮的寒冷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他不想再回到那個傷心之地。對兄弟的思念，既然不能成為現實，何不將這美 好祝愿遍灑人間呢？

通過教師的引導，進行有感情的朗讀，并熟讀成誦，甚至可以舉行一場讀詩會，看看誰讀得最好。通過這些方法，一定能夠將學生引入這個意境。然而，由于不少教師知識單一，缺乏文化、精神和審美素養，盡管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卻仍停留在淺層次的“文本教書”上，無法對學生的心靈豐滿和精神充實起到一種自覺而自然的引領。所以，語文教育在要求教師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的同時，也向教師發出了具有審美素養的“雜才”和“通才”的強烈呼喚。

篇（7）

畢業論文 摘 要:音樂教育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高思想品德素質、審美素質的重要因素。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數的百分之710。而小學音樂是音樂教育的基礎，那么如何上好農村小學音樂課對培養人才就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就農村小學音樂教育的課堂教學內容、教學形式、教學環境和設備幾方面的創新和改革進行探索，從而提高農村小學音樂課堂教學的質量。

關鍵詞：農村 音樂 課堂教育 改革 創新

Summary : Mus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improve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moral quality , aesthetic quality. Our country is the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 account for 70% of national numbers of people. And the primary school music is the foundation of music education, how first-class music lesson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is significant in training talents then. This text explore on classroom content of courses , teaching form ,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several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 primary school of music education, thus raise the quality of music teaching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Keyword: Countryside Music classroom Education Reform Innovation

篇（8）

目前，我國正處在知識不斷更新，科技不斷進步，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要想在這一時代中實現把我國建成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關鍵在于人才，為此，我國提出了素質教育政策，想以此來培養更多的適應社會發展的各類人才。素質教育的提出引起了教育界的普遍重視，但由于中小學的升學壓力大，導致了應試教育仍然占有著重要的地位。在學生升入大學后，素質教育才真正以主題要求、學生自覺的形式表現出來。發展素質教育，就意味著要高度重視學生的特長和不斷挖掘學生的內在潛質。素質教育為藝術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藝術教育在素質教育中可以得到更好的開展，加強素質教育，不斷提高對藝術教育的認識和更好地實施藝術教育是搞好素質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環。

1藝術教育和素質教育的內涵

1.1 藝術教育的內涵

藝術教育的根本是審美教育。審美教育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從狹義上說，審美教育的內容主要包括藝術欣賞、藝術知識以及藝術創作的教育;而從廣義上講，審美教育還是一種注重培養人的審美觀點、審美情趣，提高人對美的鑒賞力和創造力的教育。總之，審美教育能夠增長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對美的鑒賞力，通過審美教育可以使人變得聰明、熱情、高尚。這種人能夠以樂觀的心態去面對現實，能夠在不斷追求美的過程中將自己培養成具有崇高理想的、對社會有用的人。因此我們可以說，審美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需要，對培養全面型的發展人才具有重要意義。

1.2 素質教育的內涵

素質教育主要包括身心素質、文化素質、思想道德素質、藝術教育以及培養學生的專業研究能力和創造能力等。身心素質就是使學生具有充沛的體力及強健的體魄，使其在遇到困難和挫折時能夠迎難而上，樂觀豁達。文化素質就是使學生擁有淵博的知識和良好的人文修養，使學生的知識能夠結構化合理化，能夠應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對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思想道德素質的宗旨是使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道德觀和價值觀。藝術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的審美觀察能力、鑒賞能力、創造能力及適應能力等。

2高校藝術教育和素質教育的關系

2.1 高校藝術教育與身體素質的關系

藝術教育能夠提高高校學生的身體素質。心理學家對完全沉浸于音樂的人的研究發現，音樂對人的生理、心理、思想感情等都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優美平穩的音樂能使人心情平靜而愉快，能夠起到調節人的中樞神經的良好作用;歡快的音樂能夠使人心情舒暢，能夠促進人體胃液的分泌，從而起到幫助消化和增進食欲的目的。

2.2 高校藝術教育與科學文化素質的關系

(1)藝術教育有利于全面開發大腦的潛能

人的大腦具有左右兩個半球，右腦被稱為“形象腦”，具有非邏輯機能;左腦被稱為“語言腦”，具有邏輯機能。傳統的教育注重傳授給學生基本的知識和技能，注重對學生智力的開發，因此就存在重智育、輕美育的弊端，這就導致了學生的許多潛能得不到應有的開發，如果加強對學生的藝術教育，那么就會使學生的多方面潛能得到開發，由此可見，藝術教育對全面開發大腦的潛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藝術教育有利于提高人的記憶力。在傳統的教學中，許多學生都是死記硬背，這樣的做法從表面上看是學生記住了許多，但實際上這種記憶存在時間短，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將其忘掉。而如果重視對學生的藝術教育，比如在高校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播放影片、音樂等形式為學生講解相關的內容，就容易使學生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更深層次地理解所學內容的意義，學生通過這種方式記住的知識會長時間不會忘記，所以我們說藝術教育有利于提高人的記憶力，從而最終提高自身的科學文化素質。

2.3 高校藝術教育與道德素質的關系

藝術教育能夠使大學生的道德素質在無形中得到提升。我國古代的教育家孔子將音樂看成是教化的工具，他認為“移風易俗，莫善于樂”。音樂作為藝術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凈化學生的靈魂，優美動聽的音樂對學生的精神起到了潛移默化促進的作用，能夠激發學生追求美好事物的欲望。另外，高校教師如果經常給學生放一些具有教育意義的感人電影，學生也會被影片中的人物事跡所感動，從而自覺地想這些人物學習，這樣學生就不自覺地受到了教育，提升了自己的道德素質。

2.4 高校藝術教育與審美素質的關系

社會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群體，在這一群體中，正義與邪惡、美與丑、高尚與庸俗是并存的，高校學生作為未來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他們的素質對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所以，一定要通過藝術教育來提高大學生的審美素質。審美素質高的人高尚、優雅，而審美素質低的人庸俗、低級。一個畫家與一個從來都不作畫的人相比更能感受到線條及色彩的審美韻味;一個音樂家與一個完全不懂得音樂的人相比更能感受到和弦及音響的巨大魅力。

2.5 高校藝術教育與人文素養的關系

藝術教育是人文學科的組成部分，人文學科又比較集中地提煉和概括了社會中存在的人文因素，這些人文因素是人文教育課程中非常重要的內容。藝術在人文學科中是直接作用于學生的情感的，能夠凈化學生的心靈和陶冶學生的情操，從而使學生的人格更加健全和完美。人文教育使學生在自己的學習和生活中能夠更主動、更自覺、更高雅，使其逐漸成為具有高素質的合格人才。未來的社會充滿了更多的競爭和挑戰，為了培養適應社會的優秀人才，以后的高校教育將會更加注重藝術教育，更加注重對知識創新、人格健全人才的培養。高校的藝術教育是培養大學生人文素養的重要途徑。

2.6 高校藝術教育與創新學習能力培養的關系

我國高校藝術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創新，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是高校藝術教育的重要目標。研究證明，藝術教育中的音樂教育具有開發人的潛能和啟迪人的創造力的作用，所以在進行藝術教育的改革中要將新的思想和方法等引入到音樂教育中，比如要將教師對學生的被動灌輸改為學生主動的探索，將學生的被動接受改為學生的主動參與等。

綜上所述，高校藝術教育是一項系統的工程，這項工程需要高校師生的共同努力，只有這樣才能使每個人都真心地接受藝術教育，才能使學生的知識、思想、審美等各方面的素質得到真正的提高，才能使其成為適應社會的應用型人才。

參考文獻

[1]楊恩寰.藝術教育與素質教育[J].錦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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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是促進人的身心發展，使人的身心變得更加健康，而不僅僅是掌握生活的技能。教育應當引導人去感受生活中的真、善、美，并能給予人生活的熱情與智慧。語文教育承載基礎教育的美育任務，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研究發現，語文工作者大多只關心個別的、具體的、孤立的審美活動的研究，而不愿意把諸多的審美活動綜合起來，從審美整體性上去把握美育；或受陳舊觀念的影響，美育活動從內容到形式都無法凸顯人的主體地位，違背時代潮流；或把美育僅僅當做手段，忽視了美育對人的發展的終極關懷。

縱觀以上語文教學研究的實際狀況，教學形式的研究和教學內容的研究并未能很好地結合。在教學形式方面，要把建構審美心理結構當做其核心任務使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的聯系有一種必要的審美心理結構作支持。如果語文美育不是以建構審美心理為基本目的，而僅僅追求對片段美的事物的認知和某些審美觀點、技法的獲得，那就把美育引入死胡同。審美人生教育乃是以感悟生命、熱愛生命為核心內容，融人生教育于審美活動之中的教育，其目標在于滋養性靈，省悟人生，提升生命品味，而這也正是文學藝術的終極關懷所在。文學教學應以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審美能力為起點，最終落實到審美人生教育上去。因此，語文教學中的審美素質的養成也離不開審美人生教育。

一、審美心理的建構

審美是主體對客體審美特性的感受、體驗、判斷、評價和能動創造，體現了主客體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審美心理結構的建構、發展是使人由自然的人變為審美的人的基本前提。我們要通過豐富多彩的語文美育實踐來積淀審美心理結構的內容和形式，從而實現建構審美心理的目標。審美心理結構是多維度、立體式的網絡系統，所以，審美心理的建構是整體建構，而不是局部的心理形式和內容的建構。語文審美教育特別要注意從整體入手，切忌片面、單一，使學生審美心理殘缺不全。

在語文美育過程中，學生主體被客體美所打動，客體所蘊藏的審美情感內化為學生主體的內在情感，將客體的審美理想、審美人格內化自己的審美理想和審美人格。審美心理內容包括：

(一)審美觀念的獲得

審美實踐使人的審美心理結構不斷得到完善，其結果是審美心理形式的建構、發展，審美心理內容的不斷豐富。在審美活動中，主體通過審美感知，調動想象、激感、形成判斷，達到審美理解的高境界，使判斷上升為觀念，豐富了理性的內容，積淀了審美觀念；其形成、發展反過來又影響人的審美。語文教育要通過美育實踐豐富審美心理內容。要注意審美觀念的獲得，在從歷史文化及現實生活的獲得中，避免思維定勢影響審美觀念的形成，及時更新審美觀念。

(二)審美品味的提升

審美品味是一種超現實超功利的人類的心理，不同于一般的生活化的趣味。在語文教學中要引導學生用揚棄的態度對待歷史及當代的審美文化形態，提高審美品位。審美品味的提升要依托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努力：在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加強人文修養，夯實文學底蘊，積淀審美品味。

(三)審美理想的確立

理想指的是人對未來的某種追求，是一種指向未來的精神和心理的狀態。審美理想是人最重要的理想形態之一。從人的終極關懷角度來說，審美理想反映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狀況，是人的本質所在。審美主體在復雜的審美活動中不斷得到教育，不斷地進行自我觀照、反省，喚起自我意識，促使其端正行為，規范道德情感，形成崇高的審美理想。語文教育要做的是，在美育活動中引導學生領略對象的人格魅力，理解對象的審美理想，促其內化為學生自己的理想；在美育活動中，注重喚醒學生的自我意識，使學生確立審美理想。

(四)審美人格的解放

審美人格的解放意味著人的人格結構進入了完美和全面發展的境界，人成為了全面發展的新人。其表現為創造力的旺盛、人格的健全以及個體的自我實現。語文教育要從多方面對學生進行塑造并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塑造學生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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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審美觀的樹立。教師可結合課堂教學、興趣小組活動，或利用講座等形式，向學生介紹審美的基本知識與技能。推薦中外文學名著，使學生認識“美”，增強審美意識。

2.審美感的提高。通過閱讀具體的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

3.創美力的培養。在作文教學中，引導學生按照美的規律，創造美，表現美，培養他們的藝術創造力。第一方面是前提，以知識為主體；第二方面是過渡，以應用為基礎；第三方面是重點，以能力為目標。三者有機結合，既可深化中學生的審美意識與感知，又可強化他們對審美對象的運作能力。

二、科學美的基本原理和應用

1.和諧性原理――統一構建、有機組合是讀寫的關鍵。

在科學發展過程中，思維的創造力表現為從雜亂無章的現象中發現新的規律，從而創作出和諧有序的整體格式。科學家對和諧統一的完整意象的追求，也是一種美的追求，文藝家也不例外。

文藝作品中，構思的精巧，布局的合理，段落層次的過渡照應，句式的整齊，整散的組合，無不體現了和諧性原理。一部敘事性作品，結構完好，必給讀者帶來審美的愉悅，反之，則必然影響到讀者審美的感受。而結構之美，就在于嚴謹、縝密。在情節發展中，常有線索貫串始終，可以是單線或復線（包括明線、暗線和主線、副線）。魯迅先生的《藥》就是一部復線進展的短篇小說，其中華家是主線、明線，夏家是副線、暗線，兩條線交織在一起，明寫愚昧群眾華老栓買人血饅頭，為兒子治病和兒子病死；暗寫革命志士夏瑜因革命被殺而不為人理解，鮮血被吃。最終雙線在“墳地”完全融合在一起，主副線搭配和諧，勻稱分明，形成有機的整體。它充分體現了小說結構安排的科學美，是《藥》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2.簡單性原理――以小見大、提綱挈領是讀寫的根本。

科學家總是用簡單的前提概括出最大量的事實，顯示出科學理論之美。簡單性原理，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在避實就虛、小中見大、以少勝多、以簡代繁等寫作方法和形式構造上。

“言簡意賅，文約意豐”，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詩文創作中，作者總是追求用最經濟的筆墨來創設“意在境外”的意境，給讀者一個思索和回味的余地。杜甫的《登高》，《三國演義》中的“關羽溫酒斬華雄”，都是這樣的典型例子。“關羽溫酒斬華雄”沒有具體描寫關羽如何與華雄決戰的場面，但從“眾皆失驚”的反應，從“其酒尚溫”的細節中，讀者完全可以想象出關公的聲威。

3.守恒性原理――有章可循、不拘一格是讀寫的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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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藝術設計基礎教育課程現狀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設立藝術設計專業的大專院校已經達到1400多所，每年畢業生數量約10多萬人，面對如此龐大的發展數量，中國需要什么樣的設計人才引起了我們的思索。我們一定要根據各院校特點，利用豐富的藝術資源，注重學生藝術素質的培養，注重學生本身的整體素質的培養，突出實驗性與前瞻性。學生真正要適應社會，真正培養的實際上是他的心理要適應社會，而不是技術要適應社會，技術要高于社會。藝術設計專業學生首先接觸到的幾門基礎課——素描、色彩以及色彩構成往往抹煞了藝術與設計的關系和培養有較強的個性表現力、創新能力、有前瞻性及較高的文化藝術素養這層功能。三門課程的教學實驗改革，各校唯一的共同點是都強調造型和技術能力的培養。除去這兩點外，還應教什么，目的何在？我認為這才是真正解決現存問題的關鍵。什么才是高于單一課程，貫穿藝術設計教育的本源問題？毋庸置疑，是藝術審美。藝術審美引領著藝術設計教育中一切要素的走向。所以，深刻意識到素描、色彩以及色彩構成課程除卻造型、技法以及單一的色彩配比以外，還能通過“藝術的思維與表現”給設計專業的學生提供最直接的藝術審美訓練的平臺。而恰恰設計專業的學生的藝術思維與表現能力的高低，對能否實現現時代設計教育的目的與要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上述三門基礎造型課程，在全國各院校藝術設計專業的基礎教學中體現為兩大傾向：一種是強調“設計性”、理性化的教學，其弊病是缺乏對學生藝術審美修養的培養，容易養成學生膚淺的形式主義觀念和漠視設計藝術性的匠人品位，對學生造型創新思維的培養僅停留在空洞的形式層面。二是脫離設計特殊性，強調造型表現的技術性，造成學生思維禁錮，審美僵化，使之較難與后續課程鏈接。兩種傾向都容易導致課程內容偏缺與方法盲目。 “藝術視覺思維的訓練”“藝術表現語言的審美體驗”往往被忽略掉，恰恰這是設計專業學生理解設計與技術的關系、設計與藝術的關系、藝術設計與社會的關系的橋梁。這也理應是這些基礎課課程所要承載的教學內容，而并非要到進入設計專業課程后才要做或才能做到的事。

二、領會藝術的思維與表現

世界上極具前衛地位的加利福尼亞藝術學院的研究生說：“花了這么多錢和時間，我們學到了如何思想。”這反映出美國藝術教育的重點是突出觀念和思維，這也是西方現代藝術教育的重點。如何訓練學生學會思想，成為西方現代藝術教育者研究的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 90年代開中國藝術教育界也因此開展了系列學術爭鳴。中央美術學院由周至禹教授領軍，率先對本部設計基礎課程進行改革，并已成體系。強調設計的學科特點，圍繞培養學生創意思維組織課程的建設。

眾所周知，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現代的藝術教育——尤其是設計教育，是極其強調“思維訓練”的。而設計基礎課同樣強調“思維”訓練，不同的是根據課程特點，偏重于對“藝術的思維”訓練，而且是在“藝術的表現”過程中去領悟，以達到教學目的。整個過程中“藝術的”這個前綴非常重要，因為在整個設計教學體系中，沒有哪門課能如此直接地把學生領入與 “藝術表現語言”對話的語境，并讓學生迅速進入“藝術思維”的狀態。在此過程中，老師對學生審美廣度與深度的引領，很容易讓學生步入一個全新的藝術審美高度，學生對造型以及

技法的理解不再是概念化的，而是個性化的。最終，達到作為藝術設計專業基礎課程教育的全部教學目的。

三、教學的具體內容與方法

1.在“藝術的思維與表現”的體驗過程中，強調藝術審美素養的訓練。審美的覺悟需要通過感官對環境和客體的體驗、思維對視覺的想象，最終由手準確地在載體上表達出來，觀看、想象和構繪三者構成了視覺思維的全過程。根據所授基礎課程的自身特點突破傳統設計基礎教學的單一思路，強調藝術設計基礎教學的藝術與設計雙重性，建立合理的教學目的、課程內容，以及與后續設計課程之間的良好銜接關系。有助于啟發和引導學生創造性理解藝術與設計的關系。在掌握具象和抽象造型規律的基礎之上注重學生的藝術審美素質的培養、藝術視覺思維能力的訓練和藝術語言表現規律的體驗，并通過基礎課學習更深刻的認知和理解造型與色彩之間的高級和諧。最終實現學生藝術視覺洞察力與藝術思維創造力以及藝術語言表現力的和諧進化。

2.從目標式教學轉型為過程性教學，更利于培養學生的藝術理解力、領悟力及藝術個性和創造力。周至禹教授在中央美院設計系實驗教學叢書《過渡——從自然形態到抽象形態》中寫道：“重要的仍然是過渡過程中的思維訓練，用腦畫畫，啟發心智，用創造性的設計思維探索造型要素的各種可能性，其意義甚過了局部作業的完整性。”

傳統基礎課是目標式教學方式，有礙學生感性認知的發生、發展。另外，主觀心理色彩研究是色彩構成教學的重要內容。以往的教學實踐，主要以手繪形式表現“色彩聯想”和“采集重構”作業。其訓練的單一性很難完成學生對色彩的真實感受和更高級透徹的理解。而“藝術的思維與表現”看重教學中的過程，對學生藝術審美素質和表現能力的培養，是通過啟發視覺洞察力、開拓視覺思維想象力、體悟藝術表現語言這些階段過程性課題實現的。異是萌發學生藝術個性和藝術創造力的原動力，過程性教學，更利于培養學生的藝術個性及創造力。

顯然，培養學生的個性表現力、創新能力、及較高的文化藝術素養、社會責任感，是設計專業基礎教學的最終目的。

參考文獻

[1](德)約翰內斯·伊頓《色彩藝術》杜定宇 譯 世界圖書出版司 1999.6

[2](英)弗蘭克·惠特福德《包豪斯》林鶴譯 三聯書店 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