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關系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貿易關系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國際標準合同的產生的基礎

19世紀初,保險業和鐵路運輸業等公用事業開始發展,對于這些公用性組織而言,由于相對人的不特定多數性及交易的重復性,為了交易的便捷便開始制定能重復使用的合同約款,標準合同遂開始出現。所以,標準合同是應現代商事交易由雙向轉向多向、從一次易向連續易的變化而產生。但是談到合同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契約自由和杜摩蘭(1500—1566)的意思自治說。如果我們把雙方當事人的協商一致認為是賦予契約以生命,并將平等、自由與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則當成是契約的健康標準的話,那標準合同的出現似乎是扮演了一個“契約殺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時標準合同天生是與傳統合同自由、平等的背離,這種背離并不是人為主觀所造成的，而是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現狀造成的,是客觀的,而且這種背離是對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與發展,它為我們開始通向實質上的合同的自由、正義開啟了一扇大門。所以標準合同的出現并非是將全部抹殺現實契約原有的本質,而只是把人們從理想中帶回現實中來；相反其還大大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就如英國的迪普洛面勛爵所指的：“這些合同中的定式條款都是經過了多年的實踐后而固定下來，它們由那些能夠代表某一行業的經常從事此類交易的人制作，經驗證明，它們能夠促進貿易的發展。”

縱觀標準合同的歷史,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這點。標準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則得到極大發展的同時開始出現的。對于那些一方當事人固定,另一方為不特定多數人雙方而言,為避免交易的麻煩,制定內容確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復多次使用,這無疑是最簡便的方法。同時標準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僅僅是近代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產物。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商業交易日益繁盛,特別是公用事業的大量出現，如保險、鐵路運輸等，使得標準合同得以興起并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目前普通人訂立的合同總數中,標準合同的數量大約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學者甚至認為標準合同占現代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數量的99%,稱“我們生活在標準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標準合同已經在公用事業中立穩了腳跟,得到廣泛的運用。傳統的契約理論漸漸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同時人們的思維模式也發生了變化。正如有學者認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當作契約主體,不考慮主體間現實經濟能力與締約能力的差別,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學的平等,至于具體的當事人在現實中處于何種經濟環境、相互實力有何懸殊,則非所問⋯⋯”。②對合同自由的追求喚起了人們標準對合同的重新認識,開始了對合同的實質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國際標準合同的概念及范圍

對于標準合同的概念和范圍,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對其理解各不相同。但歸納起來不難發現標準合同具有這樣的顯著特征:即標準合同總是采用書面的形式,其條款總是事先準備好的,該合同的格式由締約方的當事人交給另一方的當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況外人們不能提出一個一般的定義因為在商業實踐中“標準合同”這個術語在使用上有兩種不同的含義: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國際貿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強調的這兩種合同的含義決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師和商人起草合同時參考，并可對它進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實際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塊可供雕琢的木頭,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礎上可以精雕細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締約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的具有確定內容的合同格式，除無關緊要的具體細節外，一般不得加以改變。有的稱其為“訂不訂由你”；在英國又被稱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國際貿易關系中對標準合同中的弱方當事人予以保護的問題時，對這兩種標準合同之間的區別就尤為重要。有關比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師起草合同時參考,并可對他們運用可使之符合實際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締約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的具有確定內容的合同格式,除無關緊要的細節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應該的,加入或完成補充條款或附件，否則合同也沒有意義。而定型化合同原則上不可以,其是一方當事人強加給另一方當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強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強制性。所以由單獨的企業或企業集團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對于剝削弱方當事人的危險性顯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過，國際貿易中使用這些定型化合同的場合要少于國內貿易，因為這種合同以壟斷或支配性的經濟地位作為先決條件，而在對外貿易的國際競爭環境中，這樣的條件并不存在。③這樣的條件僅在個別行業的貿易中存在,如石油輸出國組織處于壟斷地位,從而把價格強加給各石油加工與批發公司。所以，筆者認為標準合同并不等同于國際標準合同。國際標準合同將更多地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國際貿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兩種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經濟結果。其中一種在經濟上是無害的，例如，在國內法上已實施的國際公約，公約中的規定免責條款不得依當事人之間的協議而取消。如，《海牙公約》、《華沙國際航空運輸公約》等。這些公約設法在利益相關的當事人之間建立一種公平的平衡關系。另一種則必須予以慎重的考慮。例如，多國公司訂立的強加給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國際貿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國家行政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學術團體、國際組織的可以反復使用、不具有國家強制執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們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經常遇見和使用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買賣合同示范文本》、建設部的《工程建設合同示范文本》、國際咨詢工程師協會制訂的FIDIC合同條款。在此特別是行業協會擬定并推行的國際標準合同，與由個別企業擬定并推行的國際標準合同一樣，也是一種示范性合同。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從嚴格法律意義上講，行業協會并不具有國際法上的地位，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國際組織。正如梁西教授認為：嚴格法律意義上的國際組織應是“若干國家為特定目的以條約建立的一種常設機構。”④可見，這里的國際組織指的是政府間的國際組織。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業協會組織，也只能是一般意義上的國際組織，而且只是一個民間組織或民間機構。

三、國際標準合同的優勢

國際示范合同可供律師和商人起草合同時參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實際需要。筆者認為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國際標準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貿易雙方當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貿易當事人。否則就有悖于“契約自由”的原則；其次在實踐中也往往無可能實現，每個交易都是統一的標的，統一的價格。因此，筆者認為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推行國際標準合同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取代各種具體的貿易合同，而是為了幫助完善和規范各種具體的貿易合同，即為交易當事人訂立具體交易合同提供一個范本，而具體的內容和交易條件的變動是由貿易雙方當事人協商解決的，這樣才符合實際需要。同時筆者認為不需將國際標準合同的效力過度的神話，而非要強求國際組織制定并推行的國際標準合同具有國際條約的效力。對現有的國際慣例和有關國際條約中的某些條款，筆者認為其實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標準合同的條件演變發展而來的。

對于國際標準合同文本,不論是學術理論、社會輿論，還是交易的當事人,貶多褒少,大家主要是從國內的格式合同的角度來看，認為標準合同的提供者違背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使得合同對方當事人的意思難以真實表達和實行,侵害了合同雙方的利益。而筆者認為,市場競爭類似博弈過程。正如亞當.斯密所認為的，博弈是市場參與者從各自的動機出發相互作用的一種狀態。所以法學研究者、企業、消費者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得出對國際標準合同文本不同的評價也是正常現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對經濟行為的法律化描述。但筆者始終堅持國際標準合同是對合同自由的一種追求。但是有的學者卻持相反的意見：標準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當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對方當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絕,沒有談判、修改的余地。有學者說國際標準合同的興起與盛行,無疑是對意思自治原則的一個挑戰,美國學者格蘭特·吉爾莫甚至認為格式合同是導致契約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筆者引用史際春先生的一句話:我們認為,惟有更多地從積極一面看問題,把因為社會和經濟的社會化而給契約自由帶來的限制,以及合同內容更直接體現社會意志,視為社會經濟發展之必然,是一種進步,方能在科學的基礎上構造契約自由和不自由的辯證法。因此筆者認為,國際標準合同的出現并不是對合同平等與自由的背離,而是一種修正,是民法從抽象概括和假設的分析法向以客觀的經濟現實為基礎的分析法的過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剝離以及向開始關注和追求實質合同自由的轉折。

但是，客觀地講,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國際標準合同的優點也說明標準合同提高了效率,從某種程度上維護了契約正義。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強勢地位的一方,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對合同上的義務負擔和風險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嚴重失衡。

四、重視保護弱勢的發展中國家

筆者認為國際標準合同天生是陽光的,盡管由于制定者的趨利避害性和經營的壟斷性,使得它的出現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利益的傾倒性,但它通過公開大膽地承載著社會對其的評價和監督,刺激著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視和條款的改善,“采用仔細而專門擬訂的國際標準合同或一般條款,在締約時明確規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還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訟”⑥。

在國際貿易中，我們要保護的弱方當事人與國內市場有很大的區別。在國際貿易中，弱方當事人是發展中國家當地的地方企業。所以保護國際貿易中弱方當事人的需要是結束對他們的物質資源的剝削的必然結果，這也是工業高度發達國家的義務。目前，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以下幾個方法來保護國際貿易中的弱方當事人。

第一，弱方當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參與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過程中能夠發表他們的觀點。例如，中國國家委員會中國際商業慣例委員會的代表參加了國際商會慣例委員會的歷次會議,并參與了該“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過程。我國選派的專家在廣泛聽取國內機構和業內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分別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兩次遞交書面報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評論和修改意見,國際商會認真研究了中國代表的兩份報告,并在最終形成的《國際銷售示范合同》中采納了我國代表的大部分意見,從而為我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贏得了利益,且在國際社會贏得了聲譽⑦。

第二，國際標準合同與合同條款的未來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制訂統一法和統一規則，而不是制訂傳統意義上的公約。統一的規則比嚴格的公約更加靈活、適用。如果其對于每一位當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們將會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的適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單個企業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許的范圍。

總之,對國際標準合同的控制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必須把涉及到的每一個角落都考慮周全,才能使國際標準合同這種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發揮,其弊得以控制。[論-文-網]

注釋：

①陳很麗．從標準合同看國際銷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經貿．2005(9)．

②尹繼良．標準合同與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師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④梁西．國際組織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論及其適用．北方工業大學學報．2000(6)．

篇（2）

我國出口貿易與環境之間的沖突

篇（3）

文化是人類在改造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的歷史過程中，賦予物質和精神產品的全部總和。文化體現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人類所生產的物質產品上；人類與其他個體或群體的關系上，包括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經濟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為方式等；文化還體現在意識形態上，通過宗教，哲學，道德，藝術等來表現，體現出不同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是文化的兩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產生與發展，都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經濟條件和社會結構。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生成并發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異文化。②文化的時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時代的精神，時代的內容，時代的審美要求和審美情趣，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創造的文化差異為文化和國際貿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2 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比較優勢 

 

自從國與國開展貿易以來，通過深入的研究，經濟學家們提出了許多貿易理論。其中，比較優勢論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建立在亞當斯密“絕對利益”學說的基礎上，大衛•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利益”學說。自從誕生之日起，“比較優勢”始終是理論發展的線索。究其原因，“比較優勢”，這四個字本身就蘊涵了深刻的理論內核，它包含兩個內容：一是“比較”，比較就是差異性，是獨特性，是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客體在某一層面進行的對比。有了差異性或獨特性，客體之間才有可比之處。二是“優勢”，其核心在于“優”字。它說明比較客體在該對比層面上的強勢地位。正是因為國與國之間（比較主體）在可比內容（比較客體）上存在的我有你無，你有我優的差異，才使得交換成為必然，對外貿易得以產生。 

 

3 文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從國際貿易理論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推導出的文化差異性恰好在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間。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文化較為普遍地存在于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和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

（1）在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領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貿易的主要內容之一。眾所周知，早在西漢時期，大量的絲綢，瓷器和茶葉從中國被運往地中海沿岸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產業的興起和蓬勃發展，文化產品更是鋪天蓋地。在追逐降低產品成本的競賽已經窮途末路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獲取新的超值。

（2）在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傳統文化之上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以及收藏和展覽等，其貿易的主要內容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精神文化和行為文化。還有旅游服務，作為一項集觀光、餐飲、住宿以及游樂為一體的綜合項目，其獨具特色的文化內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國際消費者的重要條件。

4 國際貿易中文化差異的思考及啟示

篇（4）

選取新疆進口額和出口額作為衡量對外貿易的變量，分別記為IN，OUT;選擇實際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變量。數據為1984年至2009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自《新疆統計年鑒》和《新疆五十年》。GDP以1978年的價格為基期100，根據各期GDP指數計算得的實際GDP，換算公式為:該年度實際GDP=1978年GDP×該年度基于1978年的GDP指數，其中1978年的GDP為39．07億元人民幣。換算后實際GDP(簡記為GDP)、進口額(IN)、出口額(OUT)。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樣本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分別記為LnGDP、LnIN、LnOUT。

新疆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篇（5）

1FDI與國際貿易關系的國際經濟學觀點

1.1替代論：貿易替代

俄林（Ohlin，B.G）等認為，在開放經濟中，區際間因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引起的生產要素價格差異，將通過生產要素和商品的國際流動兩條途徑來縮小，直至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前者稱為直接均等，后者稱為間接均等。自由貿易代替要素流動，間接促進國際間生產要素價格趨于一致。當國際自由貿易出現阻礙時，國際貿易量就會減少，從而擴大了生產要素價格在國際間的差別，進而會促使要素的國際流動。這時資本流動將會替代商品流動，由此達到要素價格的直接均等。

蒙代爾（R.Mundell）認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兩國的生產要素的絕對和相對量完全一致，資源實現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動的原因。如果滿足要素均等化及兩國有相同生產函數的條件，貿易與資本的流動有完全替代的關系。且資本流動越自由，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大。資本跨國流動較之商品流動更能自由，更合理地利用世界資本資源，并直接起著使各國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以蒙代爾等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

1.2互補論：貿易創造

迪克西特（Dixit）、克魯格曼（Krug?鄄man）等人認為，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資本交易和對外貿易都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因而存在不完全的替代。不論是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還是國際間商品，都不能消除各國間要素和商品相對稀少的狀態。

鄧寧的OIL理論認為，企業可以根據所擁有的優勢（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在商品出口、技術許可和對外直接投資三種方式中進行相應選擇。因而根據這一理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并存的。

小島清（KiyoshiKoiiman）認為，生產要素移動雖然減少了商品的稀缺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但另外一方面，生產場所的開辟與建立，會創造新的貿易園地。他提出，國際貿易是按照比較優勢進行的，而國際直接投資也應按比較優勢的原則進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兩國間比較成本的差距，創造出一種新的比較成本格局，從而使得投資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在更大規模上進行，擴大了國際貿易的規模總量。

瑪庫森（Markusen，1984）在蒙代爾研究的基礎上，假定企業可以擁有與使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即假定存在不同的生產技術、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證明了生產要素流動會增加貿易。

美國經濟學家帕特瑞（P.Patrie）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異進行研究的結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不同，使貿易和投資的關系也不同。帕特瑞將國際直接投資分成了三大類：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為了繞過東道國嚴厲的貿易壁壘或者是為了占領當地市場的需要，而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適應當地文化、風俗的要求，以實現在當地生產、銷售。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需要，通過在那些擁有一種或多種廉價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與土地這些流動性比較差的生產要素的國家進行的直接投資。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或總公司的出口貿易活動，提供各種服務而進行的直接投資。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只有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容易成為貿易的替代。因此貿易替代的投資只是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部分。高水平的貿易保護壁壘最有可能導致以逃避關稅或占領本地市場為目標的直接投資的涌入。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則會增加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可分兩種，即替代關系和互補關系。現代國際經濟學研究大多認為FDI與國際貿易之間更多是互補的關系。

2FDI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

2.1FDI與中國對外貿易總量變化關系的實證分析

自從1998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大幅度攀升，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我國進出口總值達到11547.4億美元，相比1984年的535.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為15.8%。2004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為606.3億美元，相比1984年的18.02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高達30.2%。

關于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建立貿易乘數模型如下：

T（t）=a+mCFDI(t-1)+sFDI(t)+u(t)

775.031.2361.232

R2=0.9381F=136.3374

X（t）=b+nCFDI(t-1)+qFDI(t)+v(t)

361.0940.634210.85758

R2=0.9517F=177.6354

M（t）=c+pCFDI(t-1)+rFDI(t)+w(t)

413.962250.6016370.374895

R2=0.9168F=99.1570

其中，T（t）、X（t）、M（t）分別代表進出口總額、出口額、進口額；CFDI（t-1）為第t-1年末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FDI（t）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a、b、c、m、n、p、s、q、r為待定參數；u(t)、v(t)、w(t)分別為隨機誤差項。通過回歸分析可知，r2=0.9381、0.9517、0.9168，三條直線的擬合度較高，此模型可以用來很好地解釋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的關系。當FDI每增加1億美元，我國對外貿易總量可增加1.232美元。FDI對我國貿易總量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2.2FDI與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變化關系的分析

這里的對外貿易商品結構是指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在本國的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可體現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我國外貿進出口中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初級產品。從出口來看，隨著FDI逐步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我國的外貿出口結構實現了由初級產品向勞動密集型輕工產品、勞動密集型機電產品的轉變。我國工業制品在出口中比重已由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3年的91.3%。2002年，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產品、電子技術產品出口545.33億美元和79.17億美元，分別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80.54%和11.69%，分別增長50.5%和2.3%。從進口來看，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流入帶進了大量的機器設備，特別是外資企業中加工貿易的比重較重，進口了大量的原材料，促使我國的進口結構由消費型轉向生產型。自1997年來，機械及運輸設備產品的進口比重逐年攀升，初級產品進口則逐年減少，進口商品結構得到改善(見附表）。

3FDI在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3.1FDI在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經過近20年的發展，2002年，中國已超過美國經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作為外資流入的主要載體的外商投資企業，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優化了外貿商品出口結構。但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增長的制約性因素。主要表現在：

（1）引進外資項目層次低。集中反映在技術層次、產業投資上。FDI雖然帶來了中國市場需要的先進技術，但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轉移到中國的只不過是已進入“成本競爭”階段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相對先進的技術，在國際市場上并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進入成本競爭階段的高新技術產品（如電腦、手機等）在我國大量生產和出口，長遠看有貿易惡化的傾向。近年來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從產業投向上來看，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具有一定出口優勢的食品加工制造、紡織、玩具、自行車等行業，而技術密集型行業投資較小，僅占20%左右。

（2）產業間外商投資分布不均。第二產業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2002年，在累計吸收合同外資金額中，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分別占1.90%、63.31%和34.78%。第一、第三產業吸收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仍不樂觀，三產業的不協調發展勢必延緩我國工業化進程。

（3）外商投資地區分布不平衡。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不僅存在產業布局的不平衡，還存在區域布局的不平衡。東部地區吸引外資總量遠超過中部與西部。2002年東、中、西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分別占到86.7%、9.5%、3.8%，而且東部所占比例越來越大。這無疑會進一步拉開東部與中西部的發展水平，制約社會全面發展。

3.2對策建議

篇（6）

要評價貿易順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必須用支出法核算國內生產總值。貿易順差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論的得出，正是緣于此。支出法是從需求角度將一國由政府、企業和居民等經濟行為主體在一年期間通過不同經濟活動的最終支出額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其公式為：GDP=C+I+G+(X-M)。由“總支出＝總產出”原理出發，外貿對GDP增長的貢獻即為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通常采用凈出口貢獻度和凈出口貢獻率兩個指標來衡量，公式如下：

凈出口貢獻度＝[(X-M)/Y]×100%

凈出口貢獻率＝凈出口貢獻率×[Y/Y]×100%

根據以上公式，可計算出1979～1998年我國外貿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各項指標（表1）。計算結果可以看出，貿易出現逆差的年份，大多經濟增長較快；而貿易順差則大多對應著經濟增長速度趨緩。如1985年和1993年，貿易逆差分別達448.9億元和701.4億元，經濟增長卻高達13.5%，同期凈出口貢獻率分別為-3.4%和-1.5%；1997年貿易順差達3347.0億元，經濟增長僅為8.8%，同期凈出口貢獻率為3.1%，等等。如此看來，上述學者的觀點似乎成立。但是，檢驗“貿易順差悖論”是否存在，我們還必須檢驗支出法的理論依據——凱恩斯主義模型。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各期，其中凈出口貢獻度和凈出口貢獻率依據上述數據計算得出。

二、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凱恩斯主義模型

自1929-1933年大蕭條以來，宏觀經濟學就一直面臨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等問題的困擾。凱恩斯革命使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一直占據戰后幾十年的主流。盡管不時受到其他學派的批判和攻擊。凱恩斯主義自身也在不斷發展，但其理論假設始終未變，即經濟處于“凱恩斯區域”——供給曲線平坦（有彈性）的部分，也就是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閑置資源和過剩的供給能力，而總需求（有效需求）相對不足。因為它始終符合戰后西方國家經濟的實際——經濟處于需求約束型狀態。按照“總支出總產出國民收入”恒等式，國民收入的增加取決于總需求的擴大。宏觀經濟學的任務就是研究如何刺激總需求，擴大總支出，以最終刺激國民收入的增長。

正是為了解決需求約束型經濟下均衡產出（收入）水平決定問題。收入－支出分析法有以下兩條固有的前提：(1)經濟中存在超額生產能力，即經濟運行在供給曲線的平坦部分，這時總支出決定產出水平；(2)在整個分析過程中，價格水平是固定的。

根據國民收入－產出恒等式，用收入－支出法分析外貿與國民收入的關系時，我們首先作如下假定：(1)在上述總需求因素中，凈出口為唯一變量，其它因素均視為常量；(2)不考慮匯率波動；(3)經濟在初期處于貿易平衡的均衡產出狀態。

如圖1(a)所示，DD代表國內需求(Domesticdemand,C+I+G)，ZZ代表對國內商品的需求(Demandfordomesticgoods)。在初期，經濟在A點處于均衡狀態，其產出水平為Y，此時貿易平衡，凈出口NX為0（圖1(b)）。在給定產出水平的情況下，出口的增加即外國對國內商品的需求增加，從而ZZ會上移至ZZ′，總需求的擴大通過對外貿易乘數，最終導致國民收入的增加，由Y增至Y′。所以，凈出口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

以上收入－支出法考察的僅是凈出口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系，在分別引入進、出口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系時，凱恩斯主義模型有如下假定與結論：

1、出口需求是外生變量。在開放經濟的大多數凱恩斯模型都假設出口量與國民收入無關，它主要取決于外國的收入水平、本國商品與外國所生產的商品的相對價格、外國人對本國商品的偏好以及本國匯率高低。

2、進口則是國民收入的增函數，隨收入的增減而同向變化，同時它也受國內對外國商品的偏好、相對價格、本國匯率等因素影響。

3、出口、進口與國民收入關系的不同會影響凈出口對收入的作用。這是因為，假定出口不變，隨著收入的增加進口也會增加，二者的關系可用邊際進口傾向來衡量，邊際進口傾向同時也表明從經濟增長額中溢出來變成進口的“漏損”使貿易收支惡化的程度。這種變為進口的漏出量會縮小乘數值和減弱增加的支出對國民收入最終變動的影響。

4、因此，如果外部需求沒有變化，那么凈出口反過來也會成為國民收入的減函數：隨著產量的提高，進口會增加而出口不受影響，導致更低的凈出口。綜合起來，凈出口與國民收入之間就會出現NX—Y—M—NX—Y的情況，所以擴大外需確保出口不下降，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

三、供給約束型經濟條件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通過對外貿與經濟增長的收入－支出分析，我們從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出了貿易順差與經濟增長的正相關性。那么，實踐中為什么會出現相反結論呢？問題就在于支出法。收入－支出法運用的假定前提決定了該分析方法僅在需求約束型經濟下適用，不能涵蓋我國20多年來宏觀經濟運行的全過程。

我國直到1997年才逐漸進入供大于求的需求約束型經濟，在此之間則一直是資源短缺、市場上商品供不應求的供給約束型經濟。在該經濟中，相對于較低的供給能力而言，總需求處于較高水平并且有充分彈性，所以在無資源閑置和供給過剩的情況下，總需求的變動不會引起收入的變動，而只會引起價格水平的大幅波動。因而，國民收入的提高取決于供給能力的改善，國民收入是供給的函數。如圖2所示，若增加需求，AD向右上移至AD′，收入不變而價格水平上升；若將供給曲線向右移至AS′，則國民收入由Y增至Y′，價格略有下降。

因此，在由供給來決定收入的供給約束型經濟下，凈出口需求難以客觀地反映外貿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二者的關系必須結合進、出口對供給的影響角度來分析：

首先，進口依然是國民收入的增函數。但在供給約束型經濟下，進口不再是“漏出量”。進口國內短缺的投資品和消費品可平抑國內上漲的物價；同時，進口資本品會產生類似于支出乘數的乘數效應，擴大本國供給，引起國民收入倍增。

其次，出口具有內生性。在短缺經濟下，一國出口并不是因為本國供給能力過剩所以尋求國外需求，而在于出口創匯以增強進口能力，支撐和擴大進口。因為一國不可能在貿易收支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擴大進口。因而出口內生于進口而又受到本國國民收入水平的制約，出口的擴大有賴于國民收入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出口也是國民收入的增函數。影響出口的因素則有出口商品在國內市場供求狀況、外國國民收入、相對價格、匯率及偏好等。

因此，進口增加國內供給，出口減少國內供給（增加國外供給）貿易逆差就是本國供給的凈增加，貿易順差即是本國供給的凈減少；前者會引起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后者則會導致國民收入水平的降低。反過來，國民收入變動也會引起貿易收支的改變。因為出口與進口均是國民收入的函數，貿易狀況就取決于邊際出口傾向與邊際進口傾向的對比；若前者大于后者，貿易收支狀況呈順差，反之則呈逆差。

四、結論

1、從1979年到1996年，由于我國總體上處于供給約束型經濟，在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拉動上，進口發揮的作用大于出口。貿易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呈“負相關”恰好從供給角度證明了這一點。具體表現在：

第一，從1979年至199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平均速度大于國內經濟平均增長速度，而進口貿易速度又大于出口貿易速度。1979～1988年我國GDP增長率平均為13.7%，進出口總額平均增長23.7%，其中進口為23.8%，出口為23.6%；1991～1996年以上四項指標分別為21.8%、22.3%、22.6%和21.9%（由于1989、1990年國內國際環境因素變化，我國外貿與經濟增長波動較大，與其余各年水平相差顯著，故本文將1979～1996年分為1979～1988和1991～1996年兩階段，舍去這兩年并不影響總體水平）。這一事實反映了在該階段，由于我國國內市場需求巨大而工業供給能力不足，加之價格關系尚未理順，我國經濟在總體上面臨著商品短缺、通貨膨脹的壓力。在該階段可供出口的大都是內外市場都需要的資源型產品或初級產品（，1999）。在此情況下，更高的進口速度在平抑物價和緩解國內生產瓶頸及增強出口能力方面提供了支持。

第二，18年來，在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的同時，進口依存度平均水平始終大于出口依存度平均水平。外貿依存度由1979年的11.2%提高至1996年的34.8%，其中1979～1988年進口依存度平均水平為9.9%，出口依存度平均水平為8.6%；1991～1996年兩項指標分別為17.8%、18.8%，但1979～1996年分別為13.0%和12.6%。這說明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進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大于出口，即在我國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程度不斷加深的進程中，進口比出口起著更重要的作用。

篇（7）

1.進口

借助于進口產品來開拓國內市場,引發該產業在國內的發展。當該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規模經濟得到充分利用,生產成本顯著下降時,再利用本國某些生產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出口該產品,并通過國際市場的開拓,進一步促進該產業的發展。

2.出口

即使本國的工業生產面向世界市場,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過去的初級產品出口,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擴大出口帶動整個工業結構調整。具體做法為:首先在國內開發新產品,形成國內市場,以此促進該產業的發展。當國內市場趨于飽和時,便開拓國外市場,擴大出口。隨著國外市場的形成,進一步出口有關技術和輸出資本。當國外生產能力形成之后,再把這種產品以更低價格打回本國市場,以此促進國內這一產業的收縮,乃至轉向其他新產品的開發。通過這樣一個周而復始的過程,該國的產業結構便不斷發生變動,從而獲得動態比較利益。

3.貿易二元化

一國既需要由出口產業,也需要有不出口的產業,這樣國內產業結構才能均衡發展。同時,一國的出口產業會對不出口的產業產生影響。

綜上,國際貿易能有效調整產業間各種耦合方式,提高產業協調性,強化結構聚合效應。

(二)產業結構影響國際貿易的形式

1.在自由貿易中,產業結構的差異決定了各國貿易機會成本的差異

產業結構的差異,不管是階段性差異還是部門結構差異,都會體現為邊際轉換率的不同。產業結構層次較低的國家,由于其技術層次較低,那么為了換取它所需要的工業品,就不得不動用更多的資源,所喪失的機會成本就會很大。對于產業結構層次較高的國家,由于技術層次高,轉換率高,因而用較少的資源生產工業品就能換取較多資源生產的初級產品,這就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資源的一種變相掠奪,即使貿易條件均衡的情況下,這種掠奪也是存在的。

2.產業結構的階段性差異與國際貿易條件

產業結構的階段性差異是由生產技術體系的差異決定的,是技術層次差異的表現。技術的不斷進步,意味著邊際轉換率的不斷提高,從而改變某些資源的相對稀缺性。邊際轉換率的提高,對于既定的貿易條件,就意味著貿易條件的相對改善,而對于技術停滯或進步緩慢的國家來說,就意昧著它對于技術進步國的貿易條件相對惡化了。

3.產業結構的部門性差異與國際貿易中適應經濟波動的能力

產業結構較完全的國家,其適應經濟波動的能力強于產業結構單一的國家,并且可以通過向它國輸出這種波動來穩定自己的經濟。而產業結構單一的國家由于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性使它在適應經濟波動上顯得極其脆弱。

二、我國產業結構與國際貿易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產業結構總體現狀

我國的產業結構經過長期的調整得到了較大改進,但與世界各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產值結構突出地表現為總體水平低下,結構嚴重失衡:第一產業嚴重滯后,第二產業過度超前,第三產業發展不足。而且第二產業的超前發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資源為代價的。

(二)我國國際貿易的現狀

我國國際貿易實踐中的以進養出當屬于這一類型。以進養出是指利用國外原材料和技術加工生產成品再出口。在國內生產有潛力,國外銷路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條件下開展以進養出業務,可以充分發揮勞動力豐富的優勢,挖掘設備、技術潛力,擴大出口商品生產,形成勞動密集型要素組合方式。

(三)應注意的問題

1.結構開放的負效應

國際貿易有可能在沒有改善國內產業結構甚至導致國內產業結構惡化的情況下也會帶來短期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是以國內資源的大量低效使用為代價的,最終仍會阻礙經濟增長。

2.注意深度開放結構下的國際產業分布與產業轉移。在各國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基礎上的國際分工分業格局,必然是發達國家主要發展尖端產業,中等發達國家主要發展現代產業,而發展中國家主要發展傳統產業。作為發展中國家,一方面,這一產業分布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一種完整的產業關聯,然而從每一國家來說,其產業結構則是“殘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國民經濟由于國內產業結構“空心化”,造成國民經濟內部機制失控;另一方面,還應注意借助于某種力量(如政府扶植等)發揮潛在要素稟賦優勢的產業潛能。

3.我們應根據世界貿易結構的變化趨勢,以科學技術為先導,以動態比較利益為著眼點,堅持可持續性、資源效益性和競爭性原則,在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和競爭力的同時,擴大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保持傳統產品競爭優勢的同時,創造新的優勢,促進結構升級。

4.優化資源配置就要發揮資源比較優勢,建立主導產業群,實現經濟規模化。必須運用財政金融的“整合力”,促進企業廣泛開展分工與協作,使企業從“各自為陣”、“封閉全能型”向“市場牽動型”、“產業拉動型”、“群體聯動型”轉化,推動產業優化組合。

5.應以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跨越式成長。在國際貿易中,逐漸強化第三產業的開放,發揮我國勞動力和旅游資源豐富的優勢,加強國際間長短期資本的輸出入管理,鼓勵跨國公司的國際經營,大力發展國際服務貿易。

6.把技術化作為發揮后發優勢的戰略目標,促進和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按傳統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術含量的經濟成長方式,會因能源和物資等的匱乏,非但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反而擴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滲透性和增值性,提高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生產能力和經濟效益,才能加速產業結構的成長。

篇（8）

一、引言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爆發，國際貿易和金融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明顯，并且這種相互之間的關系共同作用于開放式經濟的發展。本文首先詳述了金融和國際貿易發展的之間的關系，進而分別國際貿易與金融的相互影響機制，從中探索關于國際貿易與金融發展的對策和建議，這些為未來我國在開放式經濟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意義。

二、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三者的關系

金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金融的發展可以調節社會的資金配置，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實現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其次，國際貿易則通過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調整稀缺資源，從而產生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對本國經濟乃至福利狀況產生影響。此外，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也是息息相關的，甚至共同作用與一國經濟的發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別從企業和行業方面對外源融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金融的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則從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出發進行了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斷深化。蘇建平(2013)以福建省為例，研究金融發展對地區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影響，得出結論：金融發展與進出口貿易之間有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貿易的發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對進口貿易的推動效應更明顯。沈能(2006)認為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在長期中存在均衡關系，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上看，我國金融規模與國際貿易正相關，且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通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正向因果關系，共同作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的機制

1.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機制

金融主要通過比較優勢、投資組合、匯率和金融生態的等各種傳播途徑來影響國際貿易的方向、規模、結構乃至貿易程度(見圖1)。

首先，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大量資金會流向國際上要素豐裕的國家，這些外源融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其產品的生產，進而此國就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具有這種規模經濟的行業在國際市場就因為物美價廉而獲得了比較優勢，進而隨著本國出口量的增加，國際貿易順差就產生。隨著貿易伙伴國不斷的增加，其貿易規模、貿易方向乃至貿易結構都會隨著這種比較優勢發生改變。

其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經濟體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日趨明顯，即一國價格、利率或匯率的變動會波及其貿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國。這使得各國貿易部門獲得的收入呈現不斷波動的趨勢，分散風險成為各國貿易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金融通過對這些貿易部門所獲得收入進行投資組合，使得其非系統性風險降到最低，實現貿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國際貿易正常運行。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水平對國際貿易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即如果一國金融結構相對完善，風險規避機制相對成熟，就會使得本國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結構日趨合理，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態作為影響金融機構運行的外部環境，其對社會資金的配置狀況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資金的配置會影響我國銀行界的存貸款利率，進而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資金的運行狀況直接影響到金融發展水平和企業的經營效益，所以對于產品進出口會起到間接的影響作用。此外，政府相關的金融政策，比如對利率的調整或者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及準備金調整等宏觀貨幣政策來影響資金流向，站在國家的角度上對貿易結構和貿易規模實施宏觀調控，使得國際貿易順利發展。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國際貿易對金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貿易自由度和貿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貿易結構的變化上。

首先，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量資本會涌入國內或外逃到國外，這些資本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利率的波動。利率的不穩定會影響銀行、證券和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穩定乃至是股市的動蕩，涉及到全國人民的整體福利。這時國家會通過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來調整我國金融的發展。所以貿易規模會對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穩定與否形成傳導機制。

其次，近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波及全球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自由貿易受到限制。貿易的自由度嚴重影響貿易規模，而貿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上，經常項目上的變動又會影響我國居民的消費儲蓄以及投資結構。此外，貿易保護主義還會引起各國匯率變動，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主動貶值以減少我國出口企業對其出口，從而保護本國產業。這些都會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

此外，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增加，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也隨之增加。杜凱、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別通過實證研究指出貿易壁壘對國外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這些貿易摩擦刺激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利用己廠效應、水平效應和前后向關聯效應等作用機制，將信貸資金投入到企業生產中，解決企業的投融資問題，提高儲蓄的資金利用率和轉化率;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對金融產生負面影響，即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進一步也會引起信貸約束，影響金融效率。

最后，貿易保護主義還會使得全球資源配置發生扭曲，而且這些貿易壁壘阻礙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就會促使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并促進產業升級，這時就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剩余產業或傳統產業轉移到國外，而對外直接投資又會對對我國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產生進一步的影響。

篇（9）

加工貿易增值系數=加工貿易出口額/加工貿易進口額

現對中山市2000年～2007年數據進行整理，得出其加工貿易增值系數，見表1：

從表1知道，從2000年開始，除了2003、2004兩年有所回落外，中山市加工貿易增值系數逐年提高。這表明，中山市的加工貿易的質量是逐年擴張，逐年轉好。

三、中山市加工貿易拉動度分析

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可以通過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簡單凱恩斯模型測算，該模型建立在國民收入恒等式基礎上，其基本形式為：

其中，Y,C,I,G,X和M分別表示國內生產總值、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購買支出、出口和進口，NE=X-M表示凈出口，表示增加值。當凈出口增加時，對外貿易正向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當凈出口減少時，對外貿易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產生負拉動作用。由于凈出口由加工貿易形成的凈出口、一般貿易和其他貿易方式形成的凈出口構成，上式又可以表示為:

根據上式，可以獲得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量化公式，即:

=加工貿易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度*GDP增長的百分點

根據以上公式，我們可以計算出中山市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2001年～2007年中山市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中的計算結果表明：

第一，各年加工貿易凈出口增加，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拉動度都為正值，加工貿易正向拉動經濟增長，因此，加工貿易凈出口與中山市GDP總體呈正相關的關系；

第二，2001年～2007年加工貿易對中山市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度為50.83%，年均拉動度為8.4%。加工貿易對中山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拉動度明顯高于廣東省的水平。由此可見，加工貿易對中山市經濟增長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董翠玲:廣東順德加工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J].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2）

[2]明娟王子成:加工貿易對廣東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J].商業經濟文薈，2006，（5）

[3]文妮佳:廣東加工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J].企業經濟，2007，（2）

篇（10）

主動利益相關者: 企業實現轉型的內部保證

篇（11）

一、伊斯蘭經濟倫理的特點

伊斯蘭經濟學是根據伊斯蘭法及其宗旨和總則，對個人如何處理生產、消費及二者間的矛盾而展開研究的學問。伊斯蘭經濟倫理主要指《古蘭經》與圣訓中所包含的經濟倫理，以及在此基礎上演繹的經濟理論。《古蘭經》與圣訓中有大量關于財產權、商業活動、商業道德、商業規范、社會福利、消費觀念等方面的要求，成為伊斯蘭教法及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

（一）伊斯蘭經濟倫理強調以誠實守信、公平公正為商業活動的準則

伊斯蘭教歷來重視商業、崇尚商人，伊斯蘭教認為商業活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但在商業活動中尤其強調必須以誠實守信、公平公正為準則。嚴禁以次充好、以假亂真、見利忘義的不法行為。伊斯蘭教提倡在經濟活動中合法經營、互惠互利，反對謀取暴利；禁止從事一切非法性質的行業。

（二）伊斯蘭經濟倫理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

伊斯蘭教提倡“兩世吉慶”的精神，認為今生與后世同樣重要，它指引人們要自力更生、艱苦創業，要求勞動者憑借賦予人類的各種能力，以積極樂觀的心態追求兩世的吉慶與幸福。

（三）伊斯蘭經濟倫理強調扶貧、濟困的慈善精神

伊斯蘭教規定：施濟是每一位有能力的穆斯林應盡的義務、必須力行的善功，是使財產得以凈化的主要途徑，是信仰純正的表現之一。《古蘭經》云：“你們絕不能獲得全善，直到你們分舍自己所愛的事物。你們所施舍的，無論是什么，確是真主所知道的。”1（3∶92）先知曾說：“凡穆斯林都應施舍。”（穆斯林輯錄）

伊斯蘭教的施濟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法定性質的施濟；另一類為自愿性質的施舍。

二、當前中阿經貿關系中的中國企業文化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阿經貿合作開始起步，中阿經貿關系中的中國企業文化相繼誕生。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阿雙方以發展經濟作為共同目標，中國企業文化有了進一步發展。縱觀中阿經貿關系中的中國企業文化發展狀況表現如下：

（一）發展速度快。中阿貿易額從2000年的152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1328億美元，增長了774%，即使是遭遇全球金融危機的2009年，貿易額仍然達到1048.89億美元。而同期，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由2000年的4742.9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5632.6億美元，增長了440%。2隨著貿易總額的快速增長，中阿經貿關系中的中國企業文化也迅速發展，現代企業制度中的中國企業文化也有待完善。

（二）中阿雙方文化、貿易互補性強。阿拉伯國家是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22個阿拉伯國家，有近5億人口）。由于資源和經濟結構的單一性，阿拉伯國家的農業經濟不發達，工業相對滯后，這就為我國的傳統商品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市場。目前，阿拉伯國家從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是輕紡產品、服裝、糧油食品、旅行用品及箱包等，其中機電產品占有很大份額。同時，阿拉伯國家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勞務輸出市場。目前，中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勞務以普通勞務為主，涉及建筑、制衣、商場零售、醫療衛生等行業，也有部分的技術勞務如石油鉆井服務等。3

（三）中阿經貿關系中的中國企業文化建設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國企業家已經認識到中國的社會發展取決于經濟，經濟的發展必須靠企業，企業文化是靈魂和核心競爭力，它規范和引導員工的行為，它增強了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我們也必須清晰地認識到仍然存在著很多因素阻礙著中國企業文化發展的步伐。中阿經貿關系中的中國企業文化也存在以下問題：

（一）中阿經貿關系中的中國企業過于注重“人治”，忽視現代企業制度法治建設

在中國企業里，人與人之間產生全面而強烈的信任關系，而一旦超出自己人的圈子與“圈外人”交往時，信任感便會逐漸減弱乃至消失。這種傳統文化體現了強烈的人際等級意識和族類意識，內具親和力和凝聚力，外具排異性和分散性，信任感僅局限于家族范圍或“自己人的圈子”里。

（二）中阿經貿關系中的中國企業文化過于強調中庸思想和平均主義，中國企業面臨嚴峻挑戰。

中國企業處在國內外競爭的環境下，必須打破就舊的管理制度、對產品進行推陳、對技術進行創新，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思想阻礙了改革的進行和技術的創新，現代企業制度也遲遲得不到建立。平均主義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違背，它造成管理部門職責不清，互相扯皮。這使員工工作激情下降，導致創新精神得不到發揚。這不僅不利于中國企業借鑒學習先進管理思想，也不利于中國企業先進的管理理念傳播到世界其他各個國家。

由此可見，中國企業如果想擺脫種種束縛，在中阿經貿關系中獲得長足發展，就必須變革自己的文化，塑造優秀的、具有中國元素中國企業文化。

三、以伊斯蘭經濟倫理視野構建中阿經濟貿易關系中的中國企業文化對策研究

（一）以伊斯蘭經濟倫理強調的誠實守信、公平公正準則構建中阿經濟貿易關系中的中國企業文化。

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的正常有序進行，除了有健全的法制以外，同樣需要強調經濟活動的倫理道德，道德的作用范圍和深度都要大于法律，法律只是作為最后的控制底線存在。

誠信既是伊斯蘭教信仰的基石，也應該是中國企業應奉行的一個重要信條中國企業應該把誠實守信、合法經營的思想滲透到企業生產、銷售、流通和分配的各個環節，融入企業的核心價值觀當，促進企業健康成長。4

（二）以伊斯蘭經濟倫理中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構建中阿經濟貿易關系中的中國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作為企業的神經中樞，必須具備開拓創新、敢擔風險能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及時把握機遇，規避風險。企業家素質和能力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員工的前途、企業的命運和發展前景。“

（三）以伊斯蘭經濟倫理中強調扶貧、濟困的的慈善精神構建中阿經濟貿易關系中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

1.以“兩世吉慶”的精神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古蘭經》中鼓勵人們積極的參與現世的物質生活，享受今世的物質產品；在滿足今世生活的同時，更重視后世的生活，認為“今世的生活是短暫的，后世生活是長久的，今世生活與后世生活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兩世吉慶”的精神，其實就是如何處理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關系的問題。

2.以天課制度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古蘭經》要求“穆斯林教眾自覺拿出自己財產的一部分，賑濟有困難的人，以純潔他們的財產，凈化他們的心靈。”（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

注解

[1]馬堅譯《古蘭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2]《中國統計年鑒：2010》，[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3]梁宏志，齊云鴻，《中阿經貿合作大有可為》[J].《中國經貿》，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