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統理論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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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統理論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被提出，這一理論的提出無疑對整個翻譯界有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掀起了對這一理論的研究熱潮，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幫助。

一、多元系統理論概述

相互交錯的多種系統（包括社會的各種現象以及人們的生活標記）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網，這就是多元系統。其中多種交叉的關系網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響巨大，有的則微弱，但無論影響大小，它們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的，不是獨立存在的，所以，當一個關系網發生變化時，要結合整體對其進行觀察。

二、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作用

文化語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會或者團體定的規范和習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會的行為規范、道德底線、“三觀”認識等，都屬于這個范疇。所以，文化語境并不屬于語音語境。而我們將多元系統與文化語境聯系起來，其實就是想說明文化語境對翻譯的影響。

首先，文化語境與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是翻譯的主體，譯者根據自身所掌握的知識進行相關的創造，所以文化語境因素影響著譯者自身，同樣也制約著譯者的翻譯實踐。翻譯時，譯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達的主題，這無疑要經歷原語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碰撞，對譯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創造力都有著較高要求，譯者不能脫離原文的意思，同時還要根據自己的文化語境進行合理的創造，這種創造性體現了語言層面和文化交際層面的二重效應。

其次，文化語境與讀者。譯者的譯文是不變的，但是讀者是變化的，多元系統理論有著對動態因素的考察，讀者有著不同的審美標準和不同的文化經歷，這都是可變因素，所以為了適應這種可變因素，在多元系統理論的結合下促使譯者對譯文不斷更新，為的就是適應讀者不同的文化語境，滿足讀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語境與文本“復譯”。多元系統理論對因素變化的考慮，使得翻譯實踐要根據特定的文化語境進行[1]。就如之前所說，讀者的文化語境在進行更新的同時，對譯文的要求也會隨之改變。文化語境的更新給復譯的譯文帶來新鮮的血液，讓復譯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有著多樣的變化。

三、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文學翻譯的文化語境順應

在社會發展的今天，翻譯學的發展可以說十分繁榮，翻譯研究有兩個趨勢：一是翻譯理論深深地打上了交際理論的烙印；二是從重視語言的轉換轉為更重視文化的轉換。[2]這樣做也是讓翻譯成為科學的轉換和文化的交際。

現階段文化的發展是繁榮的，在多種文化共同發展的今天，文化語境的順應顯得尤為重要，譯者不僅要考慮作者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文化語境，也要結合現在的文化語境更準確地翻譯出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與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滲透，譯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根據自己的文化語境來翻譯，使得最后的g文都歸化了?，F在更多的譯者嘗試用異化的方式來翻譯，用這樣的方法也是基于他們對外來文化的了解與掌握，但是異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慮到讀者的文化語境順應，必要時也要采取歸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結合。

首先，應盡量傳達原作的異域文化特色。翻譯是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的轉換，但是說其是轉換也不夠恰當，因為翻譯的過程還要設計相應的文化內容，這不是在語言的范疇內。語言是傳播文化的載體，異國文學作品中當然也體現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內容，所以譯者在翻譯時要盡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內容，好讓讀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異國文化的影響。

現在有些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歸化過于嚴重，使得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實在感受不到異國文化的影響，甚至認為是在讀本國的文學作品。因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盡量避免使用過多的本國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實性。

其次，翻譯研究離不開對各學科的深度認識，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與眾多因素相互結合促進，使得翻譯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文化的多樣性使得文學翻譯必須跟上其文化語境的更新與發展，特別是現階段各國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們的思想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一變化促使文化語境也發生改變，所以對翻譯的要求就是不斷順應文化語境。

參考文獻：

[1]陳言.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中的“復譯”、“轉譯”之爭[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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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朝末年這一時間點，對于中國翻譯史而言有著特殊意義。雖然國門大開有著被迫的意味，但是不可否認這一時期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時期。大量的西方書籍被翻譯，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到各種文學應有盡有，特殊的歷史時期導致了翻譯文學的空前繁榮。大量翻譯作品的出現，加上動蕩的時局，為翻譯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語料庫資源。本文旨在運用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分析清末偵探小說的翻譯策略，說明該理論的局限性。

一、多元系統理論之追根溯源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Evan-Zohar）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統一詞是佐哈爾將自己的一系列論文集結成集――《歷史詩學論文集》出版后提出。埃文?佐哈爾將社會中的各種現象視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動態系統，系統中包括：語言、文學、歷史、政治、文化、經濟等，它們每一個都是一個單一的系統，單一但并不獨立而是錯綜復雜、相互依存且部分重疊的多元大系統，該系統作為整體有組織的運作。雖然整個多元系統是一個巨大的整體，但是該系統中各個子系統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系統處于中心當然就有其他系統處于邊緣地位，而且該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系統之間會進行無休止的斗爭從而使整個大系統一直處于動態：邊緣系統可能占據中心，中心系統被擠到邊緣。雖然該理論著眼于多元文化并未過多提到翻譯，但是翻譯理論家們最早將其運用到翻譯理論研究中。

根據多元系統理論，翻譯作品在整個文學系統中的位置對于翻譯活動中所采取的翻譯策略有很大影響，如果其處于中心位置，那么譯者就不僅僅在本國的文學形式中尋找現有文學樣式，而是借鑒源語言文本模式進行創新，翻譯方法大多采用異化，此時譯文能最大程度的保存原文的意境；若翻譯文本處于系統邊緣，譯者會在目的語文化中尋找現有的文學樣式，采用歸化手段，譯文更易使目的語讀者接受，但對原文保留程度不夠充分。

二、從偵探小說的翻譯策略選擇看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

想要研究清末的翻譯文學，自然無法脫離此時特定的歷史背景。清朝末年，隨著的失敗，古老中國緊閉百年的國門被迫打開，面臨民族危機，很多志士把目光轉向西方，開始關注西方的科技。然而的失敗給當時的知識分子們以極大的打擊，梁啟超說“喚起吾國四千年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人們將向西方學習的重點轉向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方面。

小說翻譯是此次文學翻譯熱潮的主要載體，即使清末的翻譯小說并沒有在今天廣泛流傳，但其出現時間最早、作品數量繁多，且小說類型、情節和題材的多樣無一不對現代小說產生影響。偵探小說的翻譯也是在此時產生的，而且偵探類小說的作品數量和翻譯范圍都遠遠超過其他類型的翻譯小說。在清末偵探類小說的翻譯之所以如此風行，自然與小說的文學價值與故事可讀性分不開，故事中充滿懸念，情節曲折離奇但最終仍會懲惡揚善，而且偵探小說中的邏輯推理、新鮮事物和西方先進的現代科學知識都令國人十分仰慕，所以偵探小說的翻譯無論是就作品本身，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都十分相得益彰。

就當時的時代背景而言，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攻勢之下，清朝末年的中國文化已經是強弩之末。中國文化面對如此“危機”，在整個世界文化的大系統中應該處于邊緣或是弱勢，按照多元系統理論，此時的翻譯文學應該占據中國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各種翻譯文學應該按照原文的語言習慣和表達方式創作，譯者大都采用異化的手法進行翻譯，偵探小說這一類似新生的文學形式更應該如此。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盡管清末社會動蕩，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客觀上我們屬于佐哈爾理論中，多元系統的邊緣。但是國內的文人心理上仍然有絕對的文化優越感，將西方視為“蠻夷之邦”，認為西方的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在翻譯西方的文學作品時，仍然堅持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這樣的觀點也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體現了出來。在清末的偵探小說翻譯作品中，譯者大都采用歸化的翻譯原則，不僅用文言文描述故事情節，而且在結構和內容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變，比如：將西方的章節小說結構，改為國內的章回體小說，在每章節添加自己的評判；在翻譯中改變敘事模式，將主人公的第一人稱換為明清小說中慣用的第三視角；將原文中的心理分析、景物描寫刪去不譯，只保留與故事情節發展相關的細節等等。

三、結語

綜上所述，多元系統理論在解釋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有局限性，因為該理論只考慮了影響翻譯策略的客觀因素、文化大環境，而忽略了整個翻譯活動中最有主觀能動性的部分――人。文化的優劣本就是相比較而言的，這種認識針對人而言更是一種主觀的看法，最終的選擇權在譯者本人手中，譯者的主觀能動性最終決定源語和目的語的強弱。多元系統理論雖然在翻譯理論中突破了固有研究視角做出創新，也極大地推動了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當然這些優點值得我們借鑒。但基于多元系統理論并沒有絕對普適性，所以它無法充分解釋清末偵探小說翻譯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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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系統理論簡述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學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紀70 年代提出來的一種文學理論。該理論認為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社會、經濟、意識形態等，形成一個開放的、動態的大系統，即一個網絡系統。文學本身是一個多元系統，可以劃分為經典文學、非經典文學；、兒童文學；原創文學、翻譯文學等一系列互相對立的系統。這些系統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們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處于中心，有的處于邊緣，而且這些系統處于相互對立和不斷的斗爭中。在不斷的斗爭中，中心和邊緣的位置可以轉化。在一定的條件下，處于中心地位的系統會向邊緣移動，而處于邊緣地位的系統則有可能占據大系統中的中心地位。

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視當時該文化里其它文學系統的狀態而定。通常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處于邊緣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發生轉化。佐哈爾提出，在以下階段或條件下，翻譯文學可以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1）當文學多元系統還沒有完全確立，即文學還處于發展初期。(2)當文學多元系統在大多元系統中處于邊緣或弱勢時。(3)當文學多元系統出現轉折、危機或真空時。

根據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為外國的文本，找來最佳的現成二級模式，其結果是譯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當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翻譯活動是參與創造移入語文學中的一級模式，這時，譯者的主要任務就不是在本國的文學形式中尋找現成的模式，把原文套進來，而是譯者不顧一切地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在這種情況下，譯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說，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傾向于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而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時，譯者則傾向于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

二、魯迅翻譯策略的多元系統理論闡釋

1.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看魯迅翻譯的時代背景

魯迅的翻譯活動從1903年翻譯雨果的隨筆《哀塵》開始。當時的中國處于晚清時期，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使人們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仍盲目地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實際上從18世紀到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已進入到快速發展階段。這種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和社會方面，而且體現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學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學變得繁榮，涌現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統治下，中國的國力衰敗，加上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經濟和文化也幾乎進入停滯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認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須學習西方。而學習西方當時最可行的辦法便是翻譯西書。起初，他們把西方的強大歸因于其先進的科技。隨著與西方列強的進一步接觸，他們覺得是西方先進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使其繁榮。最后他們意識到文學在西方國家的發展和文明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啟超等人的大力倡導下，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認為文學，尤其是小說有改良社會、喚醒民眾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學作品得到譯介，由此，文學翻譯活動便活躍起來；到了五四時期，人們高舉“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大旗，通過翻譯改造中國的舊文化，使翻譯活動達到了。

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來看，當時的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政治和社會劇變，在文化和文學系統方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文化曾經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統中處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國文化發展非常緩慢甚至已經停滯。另一方面，隨著西方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其經濟得到巨大的發展，文化也繁榮起來。因此，中國文化逐漸落后于西方文化，在這個新的文化多元系統中也處于落后地位。中國的文學多元系統也不能繼續保持其原來的中心地位，而在這個大多元系統中逐步走向邊緣。根據多元系統理論，當文學多元系統在大多元系統中處于邊緣時，翻譯文學會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所以從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國的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

2.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看魯迅的翻譯策略

魯迅的第一部翻譯作品是1903年從日文轉譯的雨果的隨筆《哀塵》，后來他又翻譯了儒勒?凡爾納的兩部科學幻想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侖的《造人術》。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受當時翻譯風氣的影響，魯迅在翻譯這幾本書的過程中采用的基本是歸化的翻譯策略，即“意譯”的方法：對原文任意刪改，用文言文進行翻譯，并借用了中國傳統小說的“章回體”形式。比如他在翻譯《月界旅行》時，就把原來28章的小說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譯后僅剩下12回。后來談到這些翻譯時，連魯迅自己也說“雖說譯，其實乃改作”。

1909年，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出版，代表了魯迅翻譯策略上的一個重大轉變。從這本書的翻譯開始，魯迅就放棄了之前的“意譯”方法，而采用了“直譯”。在《域外小說集?序言》當中，魯迅說：“《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边@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紓。這句話不僅表明了在翻譯《域外小說集》時，魯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譯筆質樸，還表達了魯迅對以林紓為代表的當時的譯意風尚的不滿。所以在翻譯時，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譯，而不是改用中國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傳，并把小說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資料，以及“未譯原文”，都錄在書末的“雜識”中。這樣忠于原著的譯法，與當時流行的“意譯”法有很大的區別，代表了魯迅“直譯”的主張。在此后的翻譯實踐中，魯迅堅持用直譯的方法。1924年，在為譯作《苦悶的象征》寫的《引言》中，魯迅說：“文句大概是直譯的，也極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痹?925年為所譯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寫的《后記》中他又強調：“文句仍然是直譯，和我歷來所取的方法一樣：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顛倒?！痹诶碚摲矫?，他也多次對他的翻譯方法進行論述和爭辯。1929年，魯迅在《〈托爾斯泰之死與少年歐羅巴〉譯后附記》中寫道：“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去了原來了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的‘沒有出路’――了。”1935年在《“題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確地提出：“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如果還是翻譯……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個方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風姿?！笨梢姡浴队蛲庑≌f集》之后，不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魯迅都堅持“異化”的翻譯策略。

之前提到，當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時，譯者的主要任務不是在本國的文學形式中尋找現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因此他們往往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在魯迅從事翻譯的時期，中國的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統理論，譯者應該采取“異化”策略，但是魯迅在翻譯初期仍是采用的“歸化”策略，這是不是說多元系統理論解釋不了魯迅翻譯這一“特殊現象”呢？事實上，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從邊緣到中心都是一個逐步的過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譯者對一個國家文化地位的認識也需要一個過程。當魯迅意識到中國文學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棄之前的“歸化”策略，轉而采用“異化”的策略，這正論證了多元系統理論關于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內的文化地位制約譯者翻譯策略的正確性。

三、結語

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基本確定了翻譯文學跟譯入語文化文學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關系，并認為翻譯活動實際上是由譯入語文化里的各個系統所決定的，從而為翻譯學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審視魯迅的翻譯策略，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魯迅翻譯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為什么他會從意譯轉向直譯，并堅持主張異化的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1］陳?？?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2］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3］郭著章.翻譯名家研究［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4］魯迅.“題未定”草［A］.翻譯研究論文集［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

［5］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A］.魯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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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多元系統論”是早期翻譯研究派符合邏輯的發展和超越[1]。描寫翻譯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統論”的創始人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佐哈爾將翻譯文學置于譯入語文學、社會和文化這個多元系統中進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統論”和翻譯準則等重要概念。張南峰認為,從清末以來到五四時期,“隨著中國文化多元系統從強勢變為弱勢、從地區大系統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統的邊緣,翻譯系統從中國文化多元系統的邊緣走到了中心;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本文從多元系統論角度闡釋晚清的小說翻譯,并特別分析林紓和嚴復翻譯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統理論概述

多元系統理論是佐哈爾在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構主義的基礎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爾首次介紹了“多元系統”這個術語,它是指在某個社會中相互關聯的文學、半文學和文學以外的整個系統,包括“高雅的”、“經典的”文學形式和“通俗的”、“非經典的”文學形式。在創建自己的文學理論的過程中,佐哈爾不僅創造了“多元系統”這個術語,而且把它發展成“多元系統論”,試圖用它解釋所有書寫的功能,從中心的、經典的文本到邊緣、非經典的文本。多元系統理論的核心內容,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即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視作一個系統。

翻譯在文學多元系統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體要根據該文化里當時其它文學的狀態而定。占主要位置時,翻譯在塑造多元系統的中心部分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具體出現可以分以下三種情況:一是當一個多元系統尚未定型、文學的發展還處于正在建立的狀態;二是該文學在一組相關的文學體系中處于邊緣或弱勢階段;三是該文學出現轉折點、危機或真空階段。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原來的文學不單要借助翻譯文學來輸入新的思想和內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譯來提供。所以,這時翻譯活動就會占據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創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來的文學系統處于強勢地位,已經發展完備時,翻譯便會處于次要地位,翻譯文學在文化系統中就會處于邊緣地帶。

3.晚清文學翻譯

3.1在中國翻譯史的地位。

晚清時期的翻譯,尤其是在小說、戲劇和詩歌各方面齊頭并進。首先,晚清的小說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學翻譯活動,這是任何比較文學史、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思想史都不能忽視的研究領域。其次,雖然嚴復的《天演論》在中國思想界打響了轟天炮,但就翻譯而言,僅以他的“信、達、雅”翻譯原則來囊括整個晚清生機勃勃的小說翻譯活動,則有失偏頗。晚清的小說翻譯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理應引起翻譯研究者的興趣和熱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譯”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說翻譯所呈現出的工具主義和濃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鑒學習西方仍不失帝國尊嚴和文化優勢的科技翻譯,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對中國文化各層面進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種努力。

3.2從多元系統論看林紓、嚴復翻譯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統論的倡導者認為,接受方的文化決定了翻譯家的美學觀念,進而影響其翻譯過程中的策略。我們知道,在晚清時期,林紓、嚴復的譯作對原作的大量增刪極大地影響了譯文的充分性,對此,我們應該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審視其原因。結合多元系統論,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簡要地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為晚清翻譯的興起是受當時內憂外困的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功利主義的目的,翻譯者大都抱著實用主義的心態。當時沒有嚴格的翻譯規范,對翻譯的本質并沒有達到我們現在的認識程度。他們翻譯的目的主要是譯介傳播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而輕視或忽略原作的藝術價值。翻譯方法也以意譯為主。

其次,對小說的地位和藝術價值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清末各譯家雖然態度有所改觀,大量譯介西方小說,但也主要以譯介情節見長,而將小說中優美動人的自然景色描寫和人物心理刻畫大量刪減,在選材上也顯得良莠不分,這說明他們并沒有認清西方小說的真正價值所在。即使是林紓,他雖然有敏銳的審美感受和極高的鑒賞能力,但也仍不能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他評論名家小說,常常將西方名作拿來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對比,這都說明他對西方小說藝術價值的理解還是較為膚淺的,他按照自己的認識增刪原作也就不足為怪了。

再次,翻譯者采用的譯法對譯作的忠實程度也有很大的影響。林紓是一位不懂外語的翻譯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謂的“西譯中述”的方法,口譯者的理解和表達在林紓的翻譯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同時代的譯者相比,嚴復稱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譯作同樣的有大量的增刪現象。他雖然提出了“信、達、雅”,但在實踐中,“達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達旨”的譯法,首先考慮的是西學論著用漢文表達之難,當然最重要的,是為了便于他“隨取發揮”,即結合西哲的論述表達自己的主張,這也是嚴復的用心。

最后,翻譯者的文化立場在翻譯過程中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譯者進行語言轉換的背后,實際上是對另一種文化和另一個世界的翻譯。在翻譯中,譯者的文化立場和美學觀念也滲透到他的文學翻譯、文化譯介和思維方式轉換的過程中。如果譯者以自身文化傳統為正統,不能正確理解和對待另一種文學(文化),那么他在翻譯中增刪誤解原作的情況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譯者們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視西方蠻夷文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翻譯文學在當時的文化系統中屬于弱勢,處在邊緣地位。

4.結語

從多元系統論的角度看,在翻譯過程中,大到源語和目的語,小到譯者的語言功底、翻譯方法、文化立場等,都會對文本的轉換結果產生影響,而運用這個理論,我們可以發現翻譯背后隱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譯文。

參考文獻: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105-123.

[2]Even-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1990[A].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0.192-197.

[3]Bassnett &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 Culture[M].London &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1990.

[4]張南峰.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多元系統論的角度看中國翻譯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外國語,2001,(4).

[5]王繼權.略論近代的翻譯小說.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43-55.

[6]朱光潛.談翻譯.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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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廣告翻譯的研究起步較晚，大約是上世界80年代中期，有關廣告的語言研究在個別期刊零星可見。直到上世紀90年代，國內對廣告翻譯的研究才見雛形。就研究內容而言，早期論文主要為具體廣告用語譯法的探討以及漢語應以中所存在的問題。此后研究的內容就開始設計廣告翻譯的原則和方法。

廣告屬于以呼喚功能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號召讀者去行動，去思考，去感受”。廖先生將廣告翻譯的原則歸納為三種：一是“效果優先”原則，二是符合譯語文化原則，三是符合譯語廣告規范及特色?，F在廣告的翻譯應該從一個更加多元化的角度去審視、雕琢才能完成其應有的使命。佐哈爾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雖然是用于文學翻譯的領域，它強調在翻譯的過程中，不僅僅關注文本本身，而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各個元素綜合起來形成一個混合體。本文就文化，社會風俗、社會形態三個方面對廣告翻譯的影響進行探討。

二、文化差異對廣告翻譯的影響

原語與目標語之間的文化差異會使廣告的接受效果產生很大的不同。例如：中國的“金絲小棗”譯成英文“Golden Silk Small Dates”就會給外商留下該棗“長著蠶絲，形體小”的印象，這就徹底改變的中文中“金絲小棗”的特質，而變成一種怪異的食品形象。若把其譯為“Honey-Sweet Dates”就會給顧客留下美好的印象，讓顧客感受到這種棗是想彌一樣甜的食品，而且Honey在英語國家中可以用來形容喜歡的人或物，更增加了這個產品的可接受度。在文化這一層面上講，翻譯的障礙就是在兩種語言的接受者中要產生相同的文化意象才能達到宣傳的效果。而對中國人而言，更喜歡有詩意的押韻的句子或是四字有韻味的翻譯。

1.Good to the last drop.滴滴香濃，意猶未盡。（麥斯威爾咖啡）

2.Intelligence everywhere.智慧演繹，無處不在。（摩托羅拉手機）

3.M&Ms melt in your mouth，not in your hand.（M&Ms）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M巧克力）

從上面的廣告詞翻譯，可以看出這些產品的廣告在原語中的文化意象跟譯入語的文化意象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雖然在表面的結構不對等，但是它們把產品所包含的信息已經深刻地，準備地傳達給中國的消費者，他們也領略到原語文化中人們對這個產品廣告的相同的感受。

三、社會習俗對廣告翻譯的影響

一個民族的習俗總會影響人們觀察事物的角度，概括事物的方式。英漢民族文化的不同，對產品命名的審美觀雖不相同，但是人們希望得到好運，驅邪避禍的心理去時息息相通。以此在翻譯時必須要尊重不同民族的習俗，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宣傳效果，否則非但不能得到接受還會讓人產生抵觸心理。例如：

金雞鞋油，顏色有黑、棕、白、紅、黃等。

Golden Rooster shot polish comes in black，brown，white，red and yellow。

國內的產品很多都習慣用“金”字，因為“金“在漢語里有多層意思，含義豐富?！靶垭u”在漢人眼里代表著一種雄赳赳氣昂昂的姿態，表達了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但是要是把這樣一個積極意義的意象翻譯成“Golden Cock”就犯了大忌，因為在英語里cock不僅指公雞也是男性的生殖器的委婉語。這樣的一種積極向上，準備蓄勢待發的企業形象就因為這樣的翻譯就完全失去了自己本來的信息價值，而轉變成一種低俗，不健康的廣告傳播。因此不注重社會習俗的研究就有可能會觸及民族的禁忌，從而造成信息轉播的斷裂。

四、社會形態因素對廣告翻譯的影響

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人們形成的價值觀，和對事物的認知態度都會大相徑庭。在我國，我們大多強調集體主義，求同心理根深蒂固。每個人都認為別人都這么做，我也要這么做。這樣的觀念和態度在廣告中也會有所體現。例如拉芳的廣告語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美國人則非常崇尚個性，他們更注重自立，自信，追求個人價值跟個人夢想。因此廣告語就把消費者都當成一個特別的個人，申明這個產品或服務是專門為消費者個人設計制作的。例如Gellette 公司為其Oral-B牙刷所作的廣告中，便特別提出：“Ask your dentist which Oral-B brush is right for you”從上面這組廣告可以看出，廣告的設計者就是根據不同社會形態下人們的價值觀來設計廣告詞，這樣的廣告詞就很容易被大眾接受。

五、結論

現在廣告的翻譯已經不僅僅限于語言結構上的對等，而是要綜合目標語國家的文化、社會習俗、社會形態以及歷史等多種因素才能準確地傳達商品信息，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讓廣告的作用真正發揮出來。傳統的功能對等在語言上對廣告翻譯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在商業高度發展的今天，廣告的翻譯更要放在一個大的系統中來審視，考量，讓廣告翻譯不僅達到商業目的，也能成為各個不同國家或民族之間交流的一種方式。（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

參考文獻：

[1]李馬彩梅.國內廣告翻譯研究一覽[J].中國科技翻譯，第18卷 1期.

[2]李克興.論廣告翻譯的策略[J].中國翻譯，第25卷 第6期 2004年11月.

篇（6）

描寫性翻譯的研究范式及應用一直在翻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其在文學翻譯批評系統中具有很強的發展潛力，本文通過對描寫性翻譯研究及其如何應用于文學翻譯批評的概述，通過著重分析其在《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的描寫性研究》一文中的應用，指出描寫性翻譯研究自身的特點，并探討如何將該研究范式更好地應用于文學翻譯批評之中。

1.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定義

1972年，James S.Holmes在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會議上發表的論文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正式提出描述翻譯研究的概念，并將其納入自己構想的翻譯學框架中的純翻譯學分支之下。描寫學派的代表人物Gideon Toury以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特別是其中關于翻譯文學的行為的假說）為基礎，發展出了一套面向目標系統的理論和方法框架，將之用于以“翻譯規范”（translation norms）概念為核心的描寫性翻譯研究，即從目的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譯，并用一系列的“規范”來盡可能客觀地描述所有制約翻譯現象的因素。

綜上，描寫性翻譯研究就是：“在研究翻譯的過程、產物，以及功能的時候，把翻譯放在時代之中去研究。廣而言之，是把翻譯放到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之中去研究?！保═ymoczko，2004：25）通過客觀中立的觀察和描寫，試圖探討翻譯的起因，以及翻譯在社會上所發揮的作用。

2.描寫性翻譯研究的特點

同傳統的規定性翻譯研究相比，描寫性翻譯研究在研究的對象、角度、方法和目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具體如下。

（1）研究對象的寬容性。

Toury指出：“翻譯就是在目的系統之中，表現為翻譯或者被認為是翻譯的任何一段目的語文本，不管所依據的理由是什么。”（林克難，2001：43）因此，各種各樣現實翻譯活動中存在的翻譯現象及各種另類的翻譯手段都能成為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對象――描寫性翻譯研究解構了傳統的翻譯理論，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范圍。

（2）研究角度的宏觀性。

描寫性翻譯研究將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目的語的社會文化環境，將翻譯活動置于社會、歷史、文化的大環境之下，對其進行全面歷時性描述，“給予各種各樣的翻譯以正確的定位”（林克難，2001：44），避免了拘泥于微觀的文本分析造成的直譯與意譯等爭論。

（3）研究方法的實證性。

Toury認為，我們應該將譯文視作“‘目的語’文化中的既成事實”（Toury，2001：23），采取“還原語境”的方法，通過大量的實證材料去研究與這一翻譯行為有關的多項因素，進而對多種翻譯現象作出客觀的描述和解釋，并且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研究結果應該相互驗證。這種方法促進了翻譯研究的學科化，對于確立翻譯研究的學科地位極有幫助。

（4）研究目的的客觀性。

描寫性翻譯研究經常自問自答的問題是：“是什么因素促使譯者選中了這篇著作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譯文在入語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林克難，2001：44）描寫性翻譯研究不對譯本作出是非得失的價值判斷，而是滿足于尋找譯者的決策和選擇偏離常規的原因。它試圖建立一套以目的語為中心的翻譯理論，通過對目的語文化系統中翻譯文本的系統描寫，從而揭示制約翻譯活動的各種因素，建立解釋和預測相關現象的原則和參數體系（申連云，2004）。

因此，描寫性翻譯研究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推動了其發展。

3.描寫性翻譯研究與文學翻譯批評

描寫性翻譯研究發端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才得到一定的響應，其研究陣營形成壯大于七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描述翻譯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作出了所謂的“文化轉向”；與此同時，在早期描述翻譯研究的基礎上產生的女權主義及后殖民主義翻譯研究有取代主流描述翻譯的趨勢（具體的發展過程可見（林克難，2001：44；韓子滿、劉芳，2005：111―112），此處不再贅述）。

二十一世紀初，描寫性翻譯研究在大陸開始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并且被運用到文學翻譯批評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篇是2003年1月發表在《外語與翻譯》上的《靜態與動態在翻譯中的表現――柳宗元的〈江雪〉英譯文分析》和2003年9月發表在《中國翻譯》上的《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兩者分別體現了將描寫性翻譯研究應用于文學翻譯批評的兩種途徑：前者是將功能語言學理論與描寫性翻譯研究方法相結合，而后者從多元系統理論的新視角將描寫性翻譯研究方法引入翻譯批評，提出了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下文將以《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一文為例，分析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實際運用。

該文共分為三個部分，在引語部分介紹了多元系統理論及相應的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論，著重點出為何要采用此方法來研究《紅樓夢》英譯事業――描寫性翻譯研究的特點在于全面歷時，非?！斑m用于對多年以前產生的翻譯文學或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同一文學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研究”（陳宏薇、江帆，2003：46）。

在第二部分，即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具體運用的部分，作者采用了總―分―總的結構：首先綜述，將所有譯本置于“時代”之中，說明不同譯本的產生主要源于譯者的不同理解，以及特定的歷史因素的不同影響。然后，為了客觀清楚地分析大量材料，作者將《紅樓夢》的整個英譯事業分為三個階段，并配以兩幅表格。在作歷史性描述時，作者的重點在于分析譯本產生時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環境，并據此總結出譯本的翻譯目的、采用相應發表形式的原因及譯本的社會功能。其中，作者對第三階段的兩個譯本所作的分析和比較最為詳細，包括譯本（產物）的形式、譯者的決策、翻譯的過程及譯本的社會功能。另外，作者不僅對譯本作了宏觀研究，而且對一些譯本中作了微觀比較，例如王良志、王際真譯本中對人物姓名的獨特英譯比較等。通過實證性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英譯《紅樓夢》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地位。最后，作者再次通過事實證明，英譯《紅樓夢》在英語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變化。

在結論部分，作者對全文作了總結，并照應引言部分，重述全文所要闡明的三個要點。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在作此類譯本分析時的明顯優勢。但同時，要做好一項描寫性翻譯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其過程是比較艱難的。

4.結語

描寫性翻譯研究將社會、歷史、文化等宏觀因素引入到翻譯研究當中，注重對翻譯過程和翻譯作品中的不同現象進行歷時與宏觀層次的客觀描寫，不僅可以對既往的翻譯現象作出相應的解釋，而且能夠形成一些對未來的翻譯現象產生預測的理論原則。其作為純理論研究對翻譯實踐的指導性雖然沒有應用理論研究那樣強，但是，在應用理論方面，尤其是作翻譯批評時，研究者若能將規范性研究和描寫性研究相結合，增強描寫性，減弱規范性，相信會使自己的觀點更具有客觀性和說服力。

參考文獻：

［1］陳宏薇，江帆.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的描寫性研究［J］.中國翻譯，2003，（5）：46-52.

［2］黃國文.靜態與動態在翻譯中的表現――柳宗元的《江雪》英譯文分析［J］.外語與翻譯，2003，（1）：1-6.

［3］韓子滿，劉芳.描述翻譯研究的成就與不足［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111-116.

［4］林克難.翻譯研究：從規范走向描寫［J］.中國翻譯，2001，（6）：43-45.

［5］申連云.翻譯研究中的規定和描寫［J］.外語教學，2004，（5）：75-78.

篇（7）

2000年盧思源教授就曾提出，“當前高等院校的翻譯教學和口、筆譯翻譯人才的培養都是跟不上我國社會發展和需求的……國家對翻譯人才的需求早已不限于文藝領域，涉及當代社會經濟、科技等實用領域的翻譯已上升為翻譯實踐的主體”。Ci7然而，時至今日，大多數高等院校的翻譯課程設置仍以語言文學為主，大多數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在工作以后，在從事商務往來、產品宣傳、新聞、法律、金融、廣告等實用性文體翻譯時感到捉襟見肘，難以勝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翻譯教學大多仍以教師為中心、以教材為主導，教學素材局限于有限的翻譯教材和雙語資料，教學內容主要著重于翻譯技巧的傳授和講解。然而，作為語言教學的一部分，翻譯教學的主要任務不僅是幫助學生了解、掌握各種翻譯技巧，實現詞與詞或句與句的簡單對等，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雙語轉換能力和各種語言信息工具的綜合使用能力。

因此，筆者認為在超文本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研究如何在超文本網絡技術的支持下發揮網絡資源優勢，更新翻譯教學資源，培養學生翻譯能力，拓展翻譯理論教學，對于翻譯教學和翻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內涵

超文本(hypertext)一詞誕生于1965年。當時，為了讓計算機能夠響應人的思維，方便地提供人們需要的信息，美國專家泰得·納爾遜(TedNelson)提出了一種利用計算機技術把相關文本組織在一起的方法，他將這種方法命名為“超文本(hypertext)"從此，“超文本”一詞得到世界的公認，成為表示非線性信息管理技術的專用詞匯。

超文本技術是一種將信息以非線性的網狀結構進行存儲、組織、管理和瀏覽的計算機技術。它包含結點(Node),鏈(Link)和網絡(Network)三個基本要素，并以結點為單位組織信息，在結點與結點之間通過表示它們之間關系的鏈加以連接，構成表達特定內容的信息網絡。超文本技術使用超鏈接的方法，將自然語言文本和計算機交互式地轉移和動態顯示線性文本的能力結合在一起，在文檔內部和文檔之間建立起非線性的網狀結構，使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從當前閱讀位置直接切換到超文本鏈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機制提供的聯想式查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和有關信息。

在現實操作中，英特網就是一種超文本信息系統。英特網的一個主要概念就是超文本鏈接。它使文本不再像一本書那樣是固定的和線性的，而是可以自由地從一個位置跳到另一個位置。超文本可以鏈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計算機，在網上可以激活任何一點進人另一個點，一個信息單位可以連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3j超文本網絡技術的發展突破了傳統文本的線性閱讀方式，不僅極大地推動了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也為翻譯教學提供了嶄新的研究視角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超文本網絡技術在翻譯教學中的應用

楊柳在其《信息化翻譯教學的圖景》中曾提到“就翻譯教學而論，信息素養就包括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檢索、分析、選擇、存儲、利用、創造和傳遞翻譯信息，提高翻譯能力，解決翻譯的實際問題，從而提高個人素養的能力。這是以信息素養為目標的翻譯教學模式和傳統的翻譯教學模式的顯要區別”。[4j翻譯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不僅要求學生熟練掌握英漢兩種語言，還要求學生對東西方文化背景、特定翻譯課題的專業知識都要有深人切實的了解，同時還要具有利用網絡獲取、存儲、提取信息，并進行檢索和咨詢的能力。

將超文本網絡技術引人翻譯教學，將大大拓展翻譯教學的發展空間，其特有的網狀鏈接方式和強大的搜索引擎功能，不僅能為教師和學生提供超出課堂和書本的廣闊資源，還能有效地培養學生利用網絡工具輔助翻譯的能力。

(一)有利于翻譯能力培養

正如Kiraly所言，翻譯能力在當今社會指一種“復雜、高度個體化、社會化的進程，有文化、認知以及直覺相互作用形成”，Csl,培養翻譯能力應著眼于提高譯者對翻譯中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學會運用適于自身的輔助工具。在超文本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譯者的翻譯能力不僅取決于他的語言水平，還取決于他使用翻譯工具的能力，而目前最有效最強大的翻譯工具無疑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一種檢索、報道和存儲網絡信息資源的檢索工具，通常由檢索軟件、數據庫、索引和過濾器組成。Cs7強大的搜索引擎為翻譯學習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使學生們可以迅速高效地檢索和獲取網上的專業信息。目前常用的搜索引擎主要有谷歌(),AltaVista()、百度(),Wisnut().Excite(www,)等。這些搜索引擎不僅能夠幫助學生順利查找到與翻譯相關的背景資料，對于翻譯專有名詞和專業術語、檢驗譯法的準確性、判斷譯文的規范性均能起到很好的輔助作用。

筆者曾經在課堂上選用美國《紐約時報》上的一則關于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上市的相關報道給學生作為翻譯練習，該報道中涉及大量金融機構名稱、金融專業術語以及地道的英文表達方式，給學生翻譯造成了一定的困難?，F以該文最后一段為例:

Andnow,majorfinancialservicescompanieslikeAmericanExpress,GeneralElectric,DeutscheBankandAllianzarejumpingonthebandwagon.Now,analystssay,comestherealtest."ThewholestrategybehindtheIPOsisnotthatthesebanksareperfectlyreformed,butthatthey''''regoodenoughtobelisted,"saidStephenGreen,senioreconomistatStandardCharteredBank.

這段話的語言表達并不難，也幾乎沒有任何生詞，可是學生在剛開始翻譯時卻覺得無從下手，雖然手頭有各種詞典，卻難以找到相關信息，后來筆者指導學生學習利用超文本網絡技術，使用搜索引擎來輔助翻譯。通過檢索和查詢，學生很快了解到上述金融機構的正確譯名，并在不同的語境中體會了短語“jumponthebandwagon''''，的真實含義，從而很快地完成翻譯任務，順利給出了譯文:

現在，美國運通、通用電氣、德意志銀行、德國安聯等主要金融服務公司紛紛順應潮流，進軍中國金融市場。分析家們認為，現在才是真正考驗的時候。渣打銀行資深經濟學家王志浩(StephenGreen)指出，“首次公開發行背后的總策略并不在于這些銀行漂亮地實現了改革，而在于這些銀行業績良好足以掛牌上市?！?/p>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翻譯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犯了一個錯誤，即把“StephenGreen''''，直接音譯為“史蒂芬·格林”或“斯蒂芬·葛霖”，而沒有想到對該譯名進行進一步的查詢和核實。但是，通過搜索引擎的檢索，我們知道渣打銀行的“StephenGreen"是一位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因為在中國工作的關系，他專門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王志浩”，國內的相關報道都一致采用該中文名字，而非他的英文名的音譯。更為重要的是，在英國的金融界還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匯豐銀行的全球總裁也叫“StephenGreen"，他的中文名字一般翻譯為“斯蒂芬·葛霖”。兩個Green先生英文名字完全相同，兩人的學習背景、工作經歷和從事行業也極其相似，但其姓名的中文翻譯卻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借助搜索引擎，恐怕一般的學生甚至較為資深的譯者都難以正確地翻譯出本文中的“Green”先生的名字。

除了搜索引擎，基于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在線翻譯詞典、雙語語料庫等眾多網絡翻譯工具都為翻譯學習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在進人信息化時代的今天，翻譯教師在課堂上除了傳授基本的翻譯知識外，還要指導學生學習使用上述工具，才能夠真正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提高翻譯效率和翻譯質量。

(二)有利于教學資源更新

翻譯課的教學資源一直是困擾翻譯教師的一大難題。鑒于翻譯課的特殊性質，傳統的翻譯教材所呈現出的線性文本模式使學生們打開課本就直接看到原文和譯文，極大地制約了學生在翻譯中的創造性和自主能動性，因此，幾乎所有的翻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都不得不拋開教材，另外搜集資料。而傳統的資料搜集方式通常是由教師翻閱大量書籍，查找合適的雙語對照語篇，再根據課程進度加以編排，應用于課堂教學。由于紙質文本的局限性，教師在教學資源搜集過程中，往往耗費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卻難以找到幾篇題材新穎、內容恰當、難度相當的教學素材。超文本網絡技術所具有的資源豐富新穎、內容更新及時的特點則可以有效地克服這一弊端，改變傳統翻譯教學資源落后、教材陳舊的缺點。

在浩如煙海的超文本網絡資源中蘊含著豐富的雙語文獻資源，運用搜索引擎和雙語語料庫，教師能輕而易舉地檢索到大量的雙語信息，特別是其中一些時效性強、內容新穎的雙語資料，不僅可以有效地用于翻譯訓練，還能極大地激發學生的翻譯興趣，將這些信息用于輔助翻譯教學，既更新了教學資源，又拓展教學思路、增強教學效果。

2008年11月4日，奧巴馬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當晚發表了著名的獲勝感言“ChangehascometoAmerica"，該演講語言優美、難度相當，且蘊含了豐富的文化背景知識，是作為翻譯訓練的極好素材。我在第一時問搜集到相關的中英文語料，將其加以修改并配以奧巴馬演講時的視頻，制作了多媒體課件，應用于翻譯課堂教學，受到了學生的熱烈歡迎，而這樣的資料即使在一年后恐怕也難以在紙質的翻譯教材中找到。

時隔一年，奧巴馬卜任后首次訪華.于2009年11月16日在上海科技館與中國青年對話，并發表了名為"ZseeChina''''sfutureinyou”的演講，引起了中國學生的廣泛關注。我同樣將該演講中的精彩部分作為教學資源，制作成多媒體課件，指導學生進行翻譯，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這些演講詞的翻譯訓練使學生接觸到了鮮活的翻譯資料，體驗了真實的翻譯場景，不僅有效地訓練了學生的翻譯能力、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還使翻譯教學真正做到了資源更新與時俱進，授課內容與社會發展同步。而這一切，無不歸功于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強大力量。

(三)有利于理論教學拓展

目前，隨著翻譯研究的逐漸深人和翻譯學科地位的不斷提高，翻譯理論開始被引人翻譯教學。先進的翻譯理論不僅可以指導學生進行翻譯實踐、理解翻澤現象、開展翻譯批評，還可以為英語專業的學生撰寫翻譯類畢業論文提供理論基礎。因此，越來越多的翻譯教材中開始引人翻譯理論介紹，根據叢滋杭的分析和整理，我國翻譯學者一直在努力嘗試將先進的翻譯學理論引人翻譯教材。如陳宏薇的《漢英翻譯教程》中“結合對比語言學、語用學、篇章分析學、文體學、文化學、美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知識，講述漢譯英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方夢之的《翻譯新論與實踐》把語言學、社會符號學、心理學和思維學放人教材;王宏印的《英漢翻譯綜合教程》吸收了現代語言學、心理學、文藝學、傳播學和翻譯學的最新成果;呂俊、侯向群《英漢翻譯教程》以傳播學的框架結構將各種內容歸于其中;葉子南的《高級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著重培養譯者的翻譯觀，通過對中西方譯論的介紹，激發讀者對翻譯的深刻思考，并增加了對西方學者的翻譯思想介紹。

上述翻譯理論的引人，對于翻譯教學無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但僅僅依靠某一本教材或介紹某一種理論已經無法滿足新時期學生理論學習的要求，而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引人則迅速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

篇（8）

一、引言

詩歌翻譯是文學翻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外文學翻譯理論探討最多的對象，之所以備受關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過于翻譯詩歌的困難，“詩歌不可譯”（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的討論古今不絕于耳。其中，詩歌翻譯的難點之一是形式與內容，即詩意與詩體的矛盾，如何兼顧是爭論的焦點。其實幾乎所有文學翻譯都會涉及兼顧形式（form）與內容（content）的問題，而文學翻譯的難點也部分存在于形式（或體裁genre）的翻譯中，但是唯獨詩歌翻譯由于獨特的、區別于其他文學樣式的文體特點而造成了翻譯的困難。詩歌的形式包括形態即書寫樣式，但最主要的是格律，廣義上講，格律包括節奏、音韻及其他樂感手段。格律問題始終是詩歌翻譯的一道難題。眾多詩歌翻譯的研究都涉及形式或內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英國翻譯理論文化研究派代表人物蘇珊?巴斯內特的“種子移植理論”。

二、詩歌翻譯的“種子移植”理論

關于詩歌翻譯，西方研究史上有一段著名的話，就是雪萊在《詩辯》中指出的：要想把詩人的創作從一種語言輸入到另一種語言，就像把一朵紫羅蘭投入坩堝，去找出它的顏色和香味的構成要素一樣是不明智的。

It were as wise to cast a violet into a crucible that you might discover the formal principle of its color and odour，as to seek to transfuse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he creation of a poet.The plant must spring again from its seed，or it will bear no flower―and this is the burthen of the curse of Babel.

雪萊的這段話常常被人們引用來說明詩歌的不可譯性，而英國著名比較文學與翻譯學教授，文化翻譯學派的代表人物蘇珊?巴斯內特卻在《種子移植：詩歌及其翻譯》（Transplanting the seed：Poetry and Translation）一文中提出不同的見解，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了雪萊的比喻，提出了詩歌翻譯的種子移植理論。她認為雪萊不可譯的比喻可以從不同于以往的角度理解，雪萊的比喻強調的是變化與新生而不是缺損；詩歌雖然不能夠從一種語言輸入到另外一種語言，但是是可以移植的，種子可以放進新的土壤中并長出新的植物，譯者的任務就是為種子尋找適合的地方并著手移植（Bassnet 58）。

巴斯內特在此文中分析、重新解讀了各理論派別的觀點，她將霍姆斯的關于詩歌翻譯的第三和第四種模式合二為一，即“有機式”，即詩歌翻譯是有機的過程并追根溯源到雪萊關于詩歌翻譯的比喻。她認為詩歌的形式和內容不可分，形式的移植非常重要，并選用英國詩人托馬斯?沃特（Thomas Wyatt）翻譯的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的一首十四行詩來探討格律移植的重要意義。沃特保留了原作的形式將十四行詩引入英國，后來經斯賓塞、莎士比亞等詩人發揚光大，成為英國詩歌的重要體裁。

事實上，巴斯內特對詩歌翻譯的看法基于她在文中回答的一系列關于翻譯的基本問題的基礎上，這些問題包括：什么是翻譯？什么是詩歌翻譯？詩歌是否可譯？形式和格律是否可譯？作者與譯者、原文與譯文的關系？譯者角色？翻譯的標準等。

她贊同本雅明的翻譯觀念，認為翻譯是原文的再生；譯文甚至借助原文得以保存。她認為譯者既是讀者又是改寫者，作者與譯者之間是共生的關系；她贊同巴西詩人、翻譯家坎波斯“詩歌沒有家鄉”的觀點，即詩歌不屬于任何一個單獨的語言或文化，認為譯者是人類精神文化財產的傳播者（Bassnet 58-59）。她的種子移植的理論是基于本雅明的譯文概念，即譯文是原文的再生，譯文不是原文的復制品，再生是形式與內容的結合。

種子移植的理論建立在閱讀的基礎上，巴斯內特贊同龐德的觀點，認為詩人首先是一個讀者，必須能夠很好地閱讀原文，譯詩除了寫作的技能外還有閱讀的技能。譯文是原文的解讀，不同讀者有不同的解讀，因而不同的譯者就有不同的譯文?！霸姼璧姆g是連續不斷的閱讀過程的一部分”。她贊同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認為如果說翻譯是“改寫”的話，那么改寫者（rewriter即譯者）和作者（writer）之間就是生產關系，即提供原料與再生產產品的關系。她援引Bonnefoy關于詩歌翻譯是“能量釋放”的觀點，原文能為譯者所用，創造出自己偉大的作品（Bassnet 74）。

蘇珊?巴斯內特的種子移植理論可謂采眾家之長，既包括文本以內的因素，又包括文本以外的因素，化解了形式與內容的矛盾，更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簡而言之，巴斯內特的觀點就是，詩歌翻譯類似種子的移植，它是有機的過程，移植形式與移植內容同等重要，譯文是原文的再生。

如果我們繼續延用雪萊關于詩歌翻譯的比喻，結合多元系統理論，那么可以說，種子的移植要有適宜的氣候、土壤和高明的園丁。所謂氣候、土壤，就是社會政治背景和文化、文學的需求；所謂高明的園丁，就是指譯者與詩人在氣質、思想、風格上的契合，以及譯者恰當的翻譯技巧、策略。

三、《柔巴依集》在英國和中國

柔巴依Rubaiyat是Rubai的復數形式，Rubai一詞源于古阿拉伯語，意為“四的組合”或“四個的、四行的”，是波斯詩歌的一種體裁，屬于抒情詩體。它的最基本特征是每首四行，獨立成篇；一、二、四行或四行全部押韻；每行有五個音韻；內容多涉及哲理性；意象重復，常見的有佳人、美酒等。關于其淵源，有幾種說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它是盛行于11至12世紀的古波斯的經典詩體，著名詩人包括歐瑪爾?海亞姆，魯達基，哈菲茲等。但如今只要提及被稱為世界文化瑰寶的Rubaiyat，指的總是歸在海亞姆名下的那些短詩。

《柔巴依集》被發現并流行于世要歸功于英國學者翻譯家愛德華?菲茨杰拉德。他的翻譯也成為19世紀，乃至整個英國翻譯史上最優秀的譯作之一。譯作的成功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格律上的“形譯”，內容上的創作，當代讀者在精神上的訴求。

《柔巴依集》在英國的風行有深刻的社會原因。菲茨杰拉德生活的維多利亞時代，近代科學迅速發展，宗教觀念受到嚴峻的挑戰。1859年，《柔巴依集》在英國出版，同年達爾文的劃時代巨著《物種起源》發表。有神論和從根本上被動搖，人們精神無所依托，悲觀厭世的情緒彌漫。資本主義迅速上升時期日益暴露出本身的缺陷，日益強大的工業化宣告了牧歌式田園生活的消失，理想與現實產生尖銳的矛盾。《柔巴依集》中流露出的悲觀、虛無的情緒對當時的讀者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如何面對人生的愁苦，“《魯拜集》（即《柔巴依集》）流行的原因應該是中世紀世人表達出的悲觀哲學迎合了19世紀盛行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世紀末情緒”。他翻譯的《柔巴依集》傳遞了維多利亞時代人希望聽到的聲音，道出了人們的普遍困惑和失落?！度岚鸵兰繁磉_的主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盛行于當時的道德價值觀念的反叛。

菲茨杰拉德奉獻了維多利亞時代最膾炙人口的詩句，影響了一代人，成為英國詩歌的經典。到20世紀初，先后出版過多達120多版的譯本，幾乎成了維多利亞精神風貌的最好寫照。菲茨杰拉德的譯文影響深遠，至今依然流行廣泛，一些篇章甚至已經成為日常用語。《牛津引語辭典》中《歐瑪爾海亞姆之柔巴依集》中半數以上詩句被作為膾炙人口的名句而入選。

英譯者甚眾，但是菲氏譯文獨領，這有其內在的原因。本人精神氣質的相符，與歐瑪爾在哲學、美學上的氣質相投決定了菲氏翻譯作品的選擇和翻譯過程，而翻譯手段符合當時流行的詩體，讀起來像“偉大的原創”。同時保留異國情調，例如東方意象沙漠、夜鶯等，而且用大寫等手段來凸顯效果。

雖然龐德把它作為維多利亞文學的保守和陳詞濫調的象征加以抨擊，但是譯者保留了柔巴依詩體的基本特征，成功地移植了詩體。柔巴依每一行的音節及重音都有嚴格規定，大體相當于英語詩歌的五音步詩。菲氏的譯文采用英語詩歌常見的五步抑揚格，“他的柔巴依格律很嚴，不但每首四行，韻式為aaba或aaaa，且每行含10音節（用陰韻時11音節，都構成5個抑揚格音步），就是說它們的格律形似波斯原作，并從第一首貫徹到第五版最后一首”（黃杲裕2007：57）。

在排版上，第三行縮進兩個字母凸顯其押運格式，“東方色彩的韻式”被菲氏模仿并相得益彰地用來承載他那種帶異域風情的內容，無疑傳達了足夠的異域風情，進一步滿足了當時人們“避開商業帝國主義”“逃向一種理想化的異教”的精神需求。

若使用傳統翻譯研究的一對術語“忠實”與“叛逆”來衡量這些譯文，忠實于形式而對內容叛逆，菲氏的譯文常被稱為“意譯”，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意譯，有些詩是他的創作，甚至是原創。據研究者英國東方學者柔巴依的另一位譯者赫倫?艾倫（Edward Heron Allen）的?？保M氏譯作有49首是歐瑪爾單首原作的忠實譯文；有44首可在歐瑪爾一首以上的原作中找到譯文的根據；有4首則與歐瑪爾的原作關系不大。

英國菲茨杰拉德的著名研究者A.J.Arberry出版于1959年的專著The Romance of the Rubaiyat憑借第一手的材料，對初版本中75首詩全部作了追本溯源的研究。柔巴依在大陸最著名的漢語譯者和研究者黃杲愿據其考證，發現柔巴依集的各版次的差別很大，并以第一版第一首為例詳細說明。在第一版中還保留的原作中的某些特征在第二版中消失了，之后就固定下來。雖然從他曾經寫過注釋看出他似乎曾有猶豫，但是最終還是放棄了與原作的聯系?！斑@種翻譯過程好像先把原作的內容抽象為概念，然后根據這個概念另譯一首詩”。

菲茨杰拉德在譯文初版后送了一本給他的朋友學者兼商人柯威爾（Edward Byles Cowell），即教他波斯文的老師：“我猜想你要后悔給我看那本書。”三十多種英譯中，菲譯最著名，雖然內容上離原作最遠，但是并不妨礙《柔巴依集》成為偉大的譯作。

菲氏《柔巴依集》的成功足以證明巴斯內特的理論，即形式移植的重要性和形式在特定文化社會背景下的意義。譯者的解讀能力無疑起了充分的作用。可以說正是詩體的成功移植，使柔巴依集得以在英國文學中重新綻放，譯者詩人為其找到合適的位置（determine and relocate the seed），并完成了移植transplantation。有學者的評論可以作為隱喻，“歐瑪爾原來的波斯玫瑰碎花瓣，經過菲茨杰拉德這位英國術士的符咒，變成朵朵鮮花”（從后殖民理論角度看，此言有貶低波斯文學之嫌而菲氏本人基于文化的優越感確也有貶低之辭，此為當時的文化語境使然，但玫瑰的綻放肯定是移植的結果）。

菲茨杰拉德為世界文學奉獻了《柔巴依集》，除此之外，他的貢獻之一就是，通過模仿原詩格律，為英語創立了一種的新的詩體。著名的“歐瑪爾詩節”，或可稱之為英語絕句，是英語詩歌四行詩節的變體。

菲可以說是翻譯家-詩人（translator-poet），在翻譯的過程中成就了他的詩人美名。巴斯內特論詩歌翻譯的種子移植理論時援引能量釋放理論（energy-releasing），認為原語文本釋放的巨大能量足以使譯者創造出自己的偉大作品（Bassent 69）。《柔巴依集》的成功翻譯成就了菲茨基拉德在英國文學中的地位，同樣，也成就了歐瑪爾?海亞姆的世界聲譽，作者和譯者/改寫者的共生關系一目了然。早在17世紀英國詩人、翻譯家羅斯康門就指出翻譯過程中譯者應與作者建立起共生關系，譯者與作者不再是分離的個體，而是融為神秘、愉悅的一體。因此，譯者必須像選擇朋友一樣去選擇作者，由于和諧的關系，你會產生熟悉、親近和喜好，思想、語言、風格靈魂會保持一致。

這樣，譯者不再是作者的解釋者，而是譯文讀者的原創者。美國詩人兼評論家洛威爾（James Rusell Lowell）有詩稱贊：

波斯灣孕育的這些思想之珠，

顆顆散發出滿月的柔和光輝。

歐瑪爾掰開蚌剖貝把珠子采出，

菲茨杰拉德用英語之線串住。

（黃杲裕2007a：15）

中國《柔巴依集》的最重要譯者之一，大翻譯家、詩人郭沫若評論說，是Rubaiyat的英譯使他（菲茨杰拉德）“永垂不朽”，兩人的名字“相連如雙子星座”（郭沫若，2003：5）。巴斯內特在文末指出，詩歌翻譯需要譯者與原文融為一體“fused with the source”，菲茨杰拉德發現自己在翻譯過程中變成了“Edward FitzOmar”，不正是有力的證明么？

菲譯的成功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翻譯的持久熱潮。據伊朗學者的粗略統計，Rubaiyat有32種英文譯本，12種德文譯本，16種法文譯本，11種烏爾都文譯本，8種阿拉伯文譯本，5種意大利文譯本，4種土耳其文譯本及俄文譯本，另外，丹麥文、瑞典文、亞美尼亞文各有2種譯文（黃杲裕2007b：204）。

《柔巴依集》在的前夕傳入中國，它的譯介和傳播與白話詩的發展同步，體現了中國譯者對詩歌翻譯格律的探索，見證了“英詩漢譯的過程”，而且竟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柔巴依”詩體的回歸“返祖”。

由于初次譯介時的社會文化大環境，當時的文學背景、譯者的特別身份，它的譯介自伊始便注定非同尋常。它不僅“見證了英詩漢譯的全過程”，而且隨著對少數民族語言的譯文的發掘，譯者和學者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柔巴依集》在中國的譯介竟然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柔巴依詩體的回歸“返祖”。又有學者追根溯源，推測它與我國唐代的絕句很可能存在某種淵源關系，無疑為這段中西文學交流的佳話增添了神奇色彩。

在英國，由菲氏翻譯的初版備受冷落、無人問津。菲茨杰拉德最初自費印了250冊，一本也沒有賣出去。先拉斐爾派詩人羅塞蒂（D.G.Rosetti）逛舊書店時發現并稱奇。之后，在唯美派詩人史文朋（A.C.Swinburne）、文藝批評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推舉贊揚下，才漸漸有了影響。與英國初譯版的遭遇不同，《柔巴依集》在中國從譯介之始就受到熱烈的響應，這當然和菲氏譯文已經取得的聲譽直接相關，彼時它是作為英語詩歌的名作，“英詩名篇”、“英詩豐碑”進入中國。另外，這與中國的文化和文學氣候，以及兩位早期譯介者、郭沫若的顯赫地位、身份分不開。根據Lefevere的改寫理論，改寫的動機之一就是本國文學系統的詩學需求。

菲茨杰拉德的《柔巴依集》在我國的詩歌翻譯中擁有特殊的地位。據稱，它是我國翻譯次數和形式最多的英語詩，此后的漢譯此起彼伏。零星的翻譯數不勝數，譯名也千姿百態。

菲氏《柔巴依集》的譯介之初正值中國的五四的前夕。借鑒移植外國詩歌的格律，目的是創建中國的新詩格律。五四期刊所載的外國譯詩，對中國新詩的成形、進化和成熟有重要的貢獻。

它的首位譯者是的領軍人物、白話詩的首倡者，數量不多，但因其時代背景和在詩歌翻譯領域的顯赫地位，由此引發的翻譯的評論和后續譯者的翻譯而意義非凡。1919年2月28日譯了兩首并收入他的《嘗試集》中，并加以注釋。據徐志摩說，之《嘗試集》里有第七十三首的譯文，那是他最得意的一首詩，也是在他詩里最“膾炙人口”的一首，雖然稱其為絕句，但是并沒有用古典詩歌的語言，而是用白話翻譯。

在中，白話新詩承載文學以外更深遠的文化意義，因而語言的選擇就自然超越了文學的思考。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其中蘊涵著一定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定勢；掌握和使用一種語言意味著接受某種文化傳統而排斥另一種文化傳統。在新文化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詩歌語言不僅是革新與保守的分水嶺，而且成為當時詩人自我階級定位的標尺。白話具有深遠的社會含義和政治含義，援引歐洲文藝復興文學為例，論述革命均從語言形式入手。將白話與活的文學聯系起來，“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白話譯詩的目的“顯然在于中國文藝復興的理想。他試圖使傳統的貴族文學向平民化、大眾化轉變，并以此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礎”。

之前，晚清是“徇華文而失西義”的翻譯時代，當時的文學翻譯“大都是著中國裝登場的外國故事”。當時的詩歌翻譯幾乎無一例外全部使用五七言古體。譯者內容的新意境并不重視詩體形式的變革。

在中的最重要貢獻是白話詩歌創作，而白話新詩的創作和西方詩歌的譯介有著不解之緣。的譯詩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哲學思維的文學實踐形式，革新了譯詩的語言，探索了譯詩的表現形式。

第二位譯者郭沫若。1922年11月25日，《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發表郭沫若的《波斯詩人我默伽亞謨》。1924年1月1日，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重譯的單行本。郭沫若的《魯拜集》譯文是國內第一次全譯，同時，此詩集是我國第一部完整譯出的抒情詩集，是第一本以新詩形式譯出的詩集，在詩歌翻譯史上有重要意義。

郭沫若譯著豐富，但他對《魯拜集》的翻譯比較滿意。他曾在《我的作詩經過》中提及：“關于詩的工作比較稱心的，有《卷耳集》的翻譯，《魯拜集》的翻譯，雪萊詩的翻譯?！痹队拷淌谠诠魹槭裁匆g《魯拜集》一文中分析，“五四以后，中國社會的黑暗腐敗，曾使郭沫若陷入歧路的彷徨。回國后的詩作中多數表現出詩人苦悶的心境”，不同于《女神》那種火山噴發式的熱情和亮麗，創作于《魯拜集》六個月之前的《星空》反映了詩人苦悶、空虛和彷徨的心情，“而《魯拜集》不管實在思想情調、主體指向還是在文體風格上，都頗能投合郭沫若此時的審美趣味，滿足其審美需要”。

“郭沫若與魯拜集在哲理內涵、享樂主義和優美的形式幾個方面都存在共鳴”。因其翻譯的精妙，郭氏譯本在眾多譯本中仍然獨占鰲頭，即使時至今日，仍然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

施蟄存曾論及郭譯本受歡迎的盛況。“當時的創造社，正是文學青年熱烈崇拜的文學社團，只要是創造社的出版物，無不暢銷。他的詩歌詠的是醇酒婦人，正如郭沫若在導言中所說：可以尋出劉伶、李太白的面孔來。這種詩材，這種人生哲學，在二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可以說是不受歡迎的。但因為它是第一部介紹進來的波斯文學，英譯本又是一部著名詩集，再加中譯者是郭沫若，因此，這個郭譯本還是轟動過一個時候的”。

聞一多讀后發表了長文引發了最早的詩歌翻譯評論。無疑，郭氏《魯拜集》的譯文不忠實于菲茨杰拉德的原文。1982年大陸譯者黃杲猿靄媼恕度嵐鴕蘭》，并指出Rubai這種詩體就是我國少數民族傳統詩歌中的柔巴依，且早就有約定俗成的漢語譯名。

外國譯詩對中國新詩的成型、進化和成熟有巨大的貢獻。柔巴依在中國的譯介，更多的是由于漢語白話新詩發展的需要（本國文學系統的內在需求），比起英語詩歌的詩體，其承載的思想內容更為我所需。

漢譯的實踐再次證明詩歌種子移植的理論，驗證了形式移植的重要性。正是詩體的成功移植，原文的形式特征的保留，使得后來的研究者能夠發現原來英語和波斯詩歌中的柔巴依詩體與少數民族柔巴依的聯系，魯拜集之后譯名的混亂得到澄清。當然，首先是為現代漢語詩歌增添了新的詩體，哲理性的詩歌內容豐富了現代漢語的文學寶藏。

根據《柔巴依集》在英國和中國的譯介，這里似乎可以嘗試性地總結出結論：詩歌翻譯借助詩體的“旅行”，往往傳達出更多的文學交流和跨文化交流的意義。

四、插曲：少數民族柔巴依

黃在翻譯、研究《柔巴依集》時發現，“魯拜”就是我國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的傳統抒情詩歌體裁的一種，漢語的譯名“柔巴依”，早已約定俗成。新疆其他少數民族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等民族的詩歌中也有柔巴依。后來的研究者大都采用柔巴依這個術語。這個譯名的選擇有重要的意義，是“向外部世界展示中國本土的文化，我們少數民族的文化”，展示“我們對于和漢文化不同質的少數民族文化的尊重”。這個譯名“讓人看出，存在于英國文學及世界文學中著名的Rubai同我國柔巴依的關系，看出它們的淵源”。

更令人稱奇的發現是，早在英語柔巴依進入中國之前，通過目前尚不確定的渠道，波斯哈亞姆的柔巴依傳入我國西部，被譯成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之一的烏茲別克語，這一發現得益于著名作家王蒙1984年寄給黃果緣母據烏文手抄本翻譯的幾首詩歌。烏文柔巴依、英文柔巴依、維吾爾柔巴依在格律上都繼承了波斯柔巴依的基本特點，顯然都是詩體移植的結果。

這些少數民族文學的發現可以支持詩歌翻譯中詩體移植的重要性。整體看來，柔巴依“從古波斯到西歐到全世界，時間跨度近千年，地域相距逾萬里，但經過輾轉翻譯，居然能保持一些固有的特色，使人一眼就能看出，這證明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另一個證明是，當今世界仍有很多東西方詩人以此形式寫作），卻也清楚地表明，在詩歌翻譯中，保持或反映原作形式的重要性”。

五、詩歌的“世界”故鄉：古希臘和唐朝的影子

探究其流行的原因和菲氏翻譯的過程，人們還發現了古希臘的影子。菲茨杰拉德正是在原波斯文的柔巴依集中發現了《圣經》的聲音。他發現原詩中的意境和《圣經》中的某些章節有相似之處，表達了19世紀一些作家想表達而沒有完全表達出的思想。其實，波斯柔巴依中存在明顯的希臘化的文化烙印。對個人快樂和自由意志的強調，構成柔巴依自身獨特的詩意魅力：“人的最隱晦最沉重的難題在這里遇到了最輕松的哲學家。歡快和熱忱使《柔巴依集》成為我們的良友?！?/p>

在阿拉伯人之前，波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希臘化”時代，希臘的哲學思想、文學理念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亞歷山大東征，在波斯地區建立大批希臘城，大量希臘人在波斯東部安家，直到中亞西部。希臘文化對當地的文化影響巨大，特別是城市生活、生活方式等明顯打上了希臘文化的烙印。對身體之美的崇拜，對塵世光明的追求等，都影響了波斯人的審美觀念。

在柔巴依中可以看到古代希伯來情歌的影子，希伯來情歌――波斯柔巴依――維吾爾柔巴依共同構建了東方詩歌的雅歌譜系。

許多學者認為柔巴依與唐代絕句有深刻的淵源關系，有的認為是唐代絕句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波斯的。在古波斯語中，柔巴依也叫“塔蘭涅”（Taraneh），意思就是“絕句”?！昂椭袊慕^句兩種詩體形式相似，名稱如此相同，兩者之間很可能有某種聯系，從時間和地域方面看，可能是從唐代絕句演變而來”（楊憲益，1984：25）。意大利學者包沙尼也有類似的假設。不論柔巴依起源于何處，它與漢語絕句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這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西方學者認為，柔巴依Rubai在10世紀的盛行與當時在中亞流行的蘇菲教派（sufism）有關。蘇菲教派是在野修行的隱士，不反對耽樂飲酒，人生觀和世界觀很類似，中國唐代不得志的在野文人，吟詩飲酒，以佛教和道教思想寄托自己的理想。歐瑪爾與李白的不少詩篇中的內容相似?？梢?，柔巴依不但在形式上很像唐代的絕句，就是在思想內容上，同某些唐代文人的詩篇也很相似。從歷史時代和地理條件來看，李白的詩歌傳到中亞，影響了當地的詩歌創作，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它們之間屬于中外文學史上的偶合現象，也可以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做出科學的解釋（楊憲益，1984：26）。據歷史記載，古波斯借助西域這個“文化跳板”，與唐朝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雖然唐朝的影響目前還限于猜測，但對于二者之間文化親緣關系的探索會很有意義。

《柔巴依集》在初次譯介時期，、聞一多確實冠之以絕句的名稱。其感官主義的傾向，如對“美酒”的稱頌，在郭沫若的譯序中提到，“李太白的面目”，似曾相識的感覺。譯本之所以流行、深受喜愛，與國人對于它在文化上的親近感不無關系。

哈亞姆的《柔巴依集》像一顆紫羅蘭的種子從古波斯飄落到英國，沉寂數百年后，被獨具慧眼的詩人發現，精心培育，再次綻放絢爛的花朵，芬芳引來世人的熱烈關注，結出種子被播撒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毫無疑問，它已經成為公認的世界文學的經典，不僅屬于波斯文學，還屬于英語文學、漢語文學，此外，古波斯的種子還飄落到其他地方，在其他民族如烏茲別克的語言文化中綻放。東方詩歌的雅歌譜系加上唐人絕句等，都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詩歌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產，“詩歌沒有家鄉”，或者說是有一個更大的故鄉，即人類的故鄉。

六、結語

我們繼續套用種子的比喻，雖然“桔逾淮北而為枳”，但畢竟不會變為蘋果、柿、梨，要緊的是不能繁殖謬種，易言之，譯詩起碼的，但也是首要的要求，是傳達原作的境界，要入神，這也可以說是譯詩的“極致”。換個角度理解，就是要保留詩的基本特征，其最基本的遺傳信息、遺傳基因。無論是英譯者菲茨杰拉德還是漢譯者郭沫若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們的作品中，柔巴依的詩意、詩體保存完好，種子的“遺傳基因”清晰可辨，本身的魅力能夠部分地解釋他們的作品何以廣受贊譽并流傳不衰。

《柔巴依集》在世界流傳的傳奇故事是詩歌翻譯“詩意與詩體旅行”的絕佳例證。詩歌翻譯的“種子理論”無疑因此得到豐富和發展。

總之，蘇珊?巴斯內特的“種子移植理論”化解了詩歌翻譯重形式還是重內容、異化還是歸化的矛盾，而且涵蓋了翻譯過程、譯品本質、譯者角色等方面，更具包容性與開放性，對于詩歌這一獨特的文學作品的翻譯、傳播及文學經典的形成具有很好的解釋力。

參考文獻：

[1]Bassnet Susan.Translation Studies.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Bassnet Susan &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3]咸立強.譯壇異軍：創造社翻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黃杲.菲氏柔巴依是意譯還是“形譯”――談詩體移植及其他.中國翻譯，2004：54-58.

[5]黃果.格律詩翻譯中的“接軌”問題.外國語，1996：4：65-68.

[6]沈偉.柔巴依論.西域研究，2010：1：9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