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文化傳播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對外文化傳播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當今時代，全球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變化，改變了傳統商品生產和服務的條件。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新的產業和生產組織形式。在當今信息社會，經濟的競爭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生產要素的范圍，而越來越倚重于知識、無形價值和創新能力。經濟日益全球化，技術進步和創新已經占據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比較優勢，越來越體現為其學習、創新和知識生產的能力。在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中，文化變得越來越重要。

一、國際對外文化交流與文化貿易概況

當今世界已經全面邁人了全球化時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間的文化交往日益廣泛，文化交流與文化產業發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出版了《世界文化報告：文化、創造性與市場》和《文化與可持續發展：行動框架》，這兩份文件都特別強調了文化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國的傳播政策中，雖然沒有聲明要重建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但作為美國政府的目標卻是非常明確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國內的文化產業政策基本上是越來越放松管制，其理論基礎是市場理論和多樣化原則。美國大眾文化的全球性擴張，在大多數情況下屬于非政府部門的文化企業為巨額利潤所驅動而進行的經營性活動，但在實際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對外宣傳方面已與美國外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英國政府為扶植文化產業發展，采取了許多具體措施。英國政府認識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市場對文化產品及服務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機遇，擴展國內外市場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當務之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日本經濟長期低速徘徊的情況下，日本政府開始把文化和經濟結合起來，大力發展文化產業。1995年，日本確立了文化立國方略；2001年，日本開始全力打造知識產權立國戰略，明確提出10年內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識產權國；2003年，又制定了觀光立國戰略，計劃到2010年讓到日本旅游的外國客人達到1000萬人，比2001年提高1倍。為把文化立國戰略落到實處，日本政府還通過設立戰略會議、懇談會、幕僚會議、審議會等形式，研究商討具體對策，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亞洲金融風暴后，韓國制定了“文化立國”的方針，將文化產業作為21世紀發展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最終目標是把韓國建設成為21世紀的文化大國和知識經濟強國。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國加強了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如：歷時兩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國圓滿閉幕，在美國舉辦的“中國文化節”、在意大利舉辦的“中國天津周”和在荷蘭舉辦的“中國文化藝術節”等大型對外文化活動，擴大了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樹立了中國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響巨大，盛況空前，全面提升了兩國的政經關系，把中法以至中國與歐盟的伙伴關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對周邊國家產生了示范作用，俄羅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國、希臘等國已相繼提出要與中國舉辦文化年。中國在對外開展各種文化活動的同時，“十一五”規劃還明確指出要大力發展對外文化產業貿易，復興民族文化，使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貿易方面，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料，過去20年間，全球文化貿易總額一直在持續增長。從1980年到1998年間，印刷品、文學作品、音樂、視覺藝術、攝影、廣播、電視、游戲和體育用品等文化貿易的年貿易額從953億美元猛增到了3879億美元。但是，這些貿易絕大部分在少數發達國家之間進行。1990年，日本、美國、德國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貿易出口國，占全球當年文化貿易出口額的55.4%，而化貿易的進口額也高度集中在美國、德國、英國和法國，占全球當年文化貿易進口額的47%。跨人21世紀以后，文化貿易的進出口大國排序有所更替，然而總體格局并沒有變化。這些國家占據了90%的市場份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產品進口國，2002年其進口額高達153億美元；英國是第二大文化產品進口國，其進口額大約是美國的一半，為78億美元；德國是世界第三大文化產品進口國，其進口額為41億美元。

二、對外貿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體作用

對外貿易中的文化交流，媒體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世界的關注，這為媒體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發揮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中國加人WTO后，在對外貿易中中國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國信息，雙向選擇劇烈增加。這種需求不僅體現在經濟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目前中國有報紙2000多種，雜志8000多種，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約有2000個頻道，有近10億的電視觀眾，同時有超過1億的互聯網使用者。媒體、媒介成為中國對世界宣揚中華文化，加大中國對外文化貿易的重要手段。但與國際同行相比，中國傳媒在資本、經營網絡、經營理念、管理體制和人才素質方面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文化貿易方面，我國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數字來顯現的，中國書刊版權貿易上的逆差更高達10一15倍。因此中國媒體仍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專家預計，中國媒體要成為世界主流媒體，還需要很長時間，甚至10一20年。媒體在發展自身的同時還肩負著促進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漢語文化，發揚宣傳中華文化的艱巨任務。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場經濟體系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擔負著提供文化服務的職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角色，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放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這一背景下考慮。十六屆五中全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進對外開放的關鍵。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間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我們以前涉及政府職能經常從經濟角度考慮，許多地方政府把GDP作為衡量工作業績的唯一標準，中國現在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把重點放在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而科學發展觀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經濟與文化的協調發展問題。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是解決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戰略的職能。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的沖擊，總的來說有三個層面：第一個是文化產品的沖擊。因為外國文化產品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產品在國際文化貿易市場上具有比較大的優勢，我國加人WTO承諾文化市場的開放，首先面臨占有國際優勢地位的文化產品對中國文化產品的沖擊。第二個是文化資本的沖擊。當外國文化產品在文化市場上占據一定的份額時，他們一定會謀求對中國本土文化資源的整合。國際文化資本進人中國參與整個中國的文化企業的生產，采取某種本地化的生產方式，就地整合資源，就地生產、產品就地出售，這是一種跨國文化企業的比較合理的商業模式。近年來，外國文化資本進人中國文化資本市場勢頭一直比較猛烈。第三個是文化價值觀的沖擊。隨著外國文化產品的普及，它負載的是外國文化價值的內容，它一定會對我國文化消費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認同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三方面構成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總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需要制定本國文化發展戰略，宣揚中華文化，促進世界文化交流，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對此，日本的經驗可以借鑒。學術界認為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其發展的歷程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致是從明治維新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這段時間，被人稱之為“軍事立國”階段。從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80年代，被稱之為“經濟立國”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日本確立了“文化立國”階段。之所以有這么一個發展戰略的轉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的經濟飛速發展，成為世界上與美國、歐盟并駕齊驅的一個經濟大國。但是，日本單純追求經濟發展，也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包括環境的問題、國家形象的問題等等。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日本適時提出了文化立國的目標，這個目標包括這么一些內容：首先，要確立一個國家形象，這個形象就是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和創新精神的一個國度，而不僅僅是能夠制造物質產品的國家。其次，要盡可能地滿足公眾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文化環境，以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文化戰略是許多發達國家為促進本國可持續發展所采取的一個重要的發展戰略。我國目前也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要發展文化產業，實際上制定文化戰略也是政府應對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的挑戰。

3.對外貿易自身作用

對外貿易自身作用體現在通過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加大對外文化貿易來促進本國文化走向海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近期來看，新興文化產業發展已經在中國形成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勢頭，如何通過整合我國的文化資源，開發我們的文化產品，提升我們的產業結構，增加我們產業附加值，無論是高技術附加值，還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為一個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新的戰略重點，這就造成了一個大的發展態勢。即把文化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融為一體，把文化產業和傳統產業融為一體，把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中國作為世界的制造業的中心這兩件事也結合在一起。我們不僅要作為世界制造業中心，所謂“中國制造”，而且我們要變成“中國創造”，我們要成為一個世界的創新中心。

三、中國對外文化交流與貿易的現狀與問題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但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日漸衰弱，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呈現了嚴重的逆差。改革開放，特別是國家“十五”規劃實施以來，中國加大了對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從組織中法文化年、中國俄羅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國的中國文化節，到在海外多個國家設立100多所孔子學院等，都具有一定聲勢和影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同中國經濟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的主要產品，無論是文藝演出、影視作品、圖書期刊、動漫產業還是語言文化等，存在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人超”，處于絕對輸人國地位，存在著嚴重的“文化赤字”。這對于一個擁有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來講，對于一個正快速發展追求民族復興的國家來講，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產品

我們輸出的文化產品質量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反映當代中國發展面貌、當今中國人核心價值觀和精神風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內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創作品太少，能展示中華文化的內在魅力、代表國家形象的高端文化產品更是鳳毛麟角。在各種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紙、泥人、刺繡、大紅燈籠之類的民俗作品和兵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為主的階段，在國外較有影響的戲劇歌舞和影視作品也僅僅有屈指可數的幾部，動漫產業與美國和日韓相比我們才剛剛起步。我國現在還沒有能夠吸引人的、占領國際市場的文化產品，尤其是被人們廣為接受的品牌性產品。而美國的品牌文化產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樂、麥當勞以及各種美國大片等。

2.觀念滯后，缺乏創意

在傳統觀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國人很少想到去賣文化，這種思維方式與世界上很多國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產品能否贏得市場，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其所內含的文化價值、生活方式、思想觀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產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親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賦予文化產品這幾種力量，才會得到國內外消費者的認可，讓他們心甘情愿地購買你的產品。作為國際貿易主體的企業在制定貿易策略時應注意與當地文化融合，創造為當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個經營設計過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環境要求進行創新，既要創造出適合銷售國文化的產品，又要使定價的方式和程度為之接受，還要找到適合當地的渠道，采取購買對象樂意接受的宣傳方式。美國人在中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店里將玉米羹、湯和可樂同售；海爾在美國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開端。

3。缺乏國家戰略與支持

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缺乏國家戰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動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資源整合，缺乏國際化的運作和推介。國家應制定對外文化交流發展戰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著眼長遠、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循序漸進，搭建各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平臺，策劃組織一系列高端的中國文化產品，提高對外文化交流的整體水平。

四、擴大對外貿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中國的現狀是文化實力與經濟大國地位嚴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觀上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眾，強化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力，甚至影響了國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了開拓國際文化市場、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標，中國文化要繁榮振興，要加大對外交流已經刻不容緩。

第一，國家應制定和推行戰略性文化貿易政策。在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過程中推動文化的發

展，是國家在制定文化貿易戰略時必須考慮的問題。政府進行合理的干預，適當運用關稅、補貼，以進口保護作為出口促進的手段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會刺激和提升我國的文化產品乃至文化產業的競爭力。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不同時期也都采取過這樣的政策。

第二，國家應加強完善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的體制機制。互聯網的無界性，使文化傳播可以突破時空界限，對全球文化的發展、創新和傳播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發展潛力巨大，是我們促進對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的陣地和窗口。建議國家專門建立一個部門，招募聚集一大批優秀外語人才和網絡技術人才，負責互聯網的對外文化傳播與管理。

第三，加強對海外受眾的接受心理、接受習慣和思維特性的研究，以增強針對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藝術形式，例如歌劇、舞蹈、交響樂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2）

自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軟權力”(Soft Power，又譯“軟實力”)概念以來，文化軟權力化問題引發了國際傳播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也日益引起許多國家政府的重視。當前，中國已經把提高國家文化軟權力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中。

一、文化軟權力化是文化傳播力的實現

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權力是一個關系范疇，它表示的不是某種實體，而是一種關系，一種非對等、不均衡的壓迫性關系。而文化，按文化學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價值系統，帶有某種實體色彩，屬于實體范疇。由此可見，文化與權力分屬于不同的范疇，二者絕不能等同。基于權力只存在于人(國家)與人(國家)之間的關系中，那么，文化只有進入到個人(一國)與他者(他國)關系中，才可能附帶有權力的屬性。

實際上，約瑟夫，奈是從權力資源即“無形的力量資源”的角度來界定文化(包括觀念、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主要指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它是一種軟權力資源(Soft power resource)，以區別于軟權力(soft power)本身。他指出：“一個國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為主宰國際行為規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準則與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來源。”顯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軟權力一誘導、吸引、勸服和同化他國的“吸納力”，它并不能自動地“讓他人(他國)想做你想要對方去做的事情”。對一個國家來說，要實現在國際舞臺上控制他國、影響國際事件的外交目標，首要的是讓他國民眾和國際社會認可、追隨并分享到該國的文化價值觀，即被對方民眾所認同，并把對方同化，進而對對象國的對外決策施加影響，使對方按照該國的目標、意愿、意圖或意志采取該國所預期的行動。對美國而言，就是“把他人轉化為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的人”。可見，控制權(包括對思想、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和控制)是在這種文化“認同”和“同化”中得以實現的。一國的對外控制力一旦增強了，作為一種權力資源的該國文化也就轉化為真正的權力。由此可見，對一國來說，只有當自己的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在國際社會廣為傳布并為目標國民眾所普遍接受和認同，其文化才變為真正的軟權力，從而被軟權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轉化為軟權力，或者說，能夠軟權力化，首先是由文化這種軟權力資源本身的特性決定的。不同于硬權力資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擴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軟權力資源的基本特性。硬權力資源如軍事實力或更準確地說軍備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給目標國施加一定的壓力，因為軍力優勢的自然顯露就可以給對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壓力，從而產生政治影響力即所謂的“國際威望”。而文化軟權力資源是非壟斷的，自然地傾向于對外擴散；而且，越是對外擴散和推廣，其輻射力越強，其被認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潛在的軟權力也就越強。借用培根對知識的論述，文化如同知識，“其力量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價值大小，更取決于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相反，“如果封閉或壟斷一種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構成‘軟權力’的基本支柱。”不難看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擴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國際關系本來就直接表現為交流、傳播關系。正如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艾克拉，愛里亞(Akira Iriye)從文化關系的角度解讀國際關系時所言，國際關系就是“意識的共享與傳遞……記憶、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學術與藝術以及其他形式符號的交流。”正因如此，國際范圍內的文化傳播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日益凸顯出來。

不過，文化的擴散性和共享性只是為文化軟權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轉化為軟權力，所必需的是文化傳播力的推動。所謂文化傳播力，就是推動一國文化向外傳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適用或普適化)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軟權力化就是文化對外傳播力的實現。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大眾媒介自然地成為文化傳播力的象征。通常，對外文化傳播通過兩種途徑來展開，一是人際傳播(表現為各種跨國人際交往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一是大眾傳播(是指運用大眾傳媒對外傳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無論就傳播的深度還是廣度，大眾傳播都要優于人際傳播，因為大眾傳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傳輸能使各種文化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實踐也證明，大眾傳播媒介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載體，是推動對外文化傳播最強大的動力。

基于大眾傳播媒介在文化軟權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約瑟夫· 奈把大眾媒介視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指出，“特別是文化、教育、大眾媒介等方面，軟權力的性質是無法用傳統的地緣政治學來解釋和評估。”在此，他把大眾媒介當成了像文化一樣的軟權力資源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文化軟權力化的過程最終歸結為該國大眾媒介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

二、文化軟權力化是國家對外傳播的戰略目標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發言中指出了中國文化的嚴重“人超”狀況。他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中國的文化對外傳播力不強。而文化只有傳播，才有影響力，國家的強大才有持續的力量。確實，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盡管我國擁有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具備豐厚的文化軟權力資源，但是文化的對外傳播力和影響力卻不大，文化的軟權力化程度還很低。之所以出現這種困局，除了在客觀上信息傳播技術手段還相對落后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主觀層面上我們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軟權力化的戰略規劃，以及相應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

要想盡快改變這種文化軟權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僅僅在于實現對外傳播物質技術手段上的飛躍，也不限于構建政府宣傳控制與媒介專業約束之間良性互動、行之有效的對外傳播機制，更為根本的是要確立起一種最能符合國家利益而一以貫之的對外傳播戰略目標。

文化的軟權力化是在國家主導和控制下實現的，它具體落實到政府直接或間接從事的對外文化傳播活動上，尤其體現在政府指導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或目標國傳播本國文化的行為中。在此，政府對大眾媒介的指導根本性地集中在對外傳播戰略目標的確立上。

依國際關系學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的理解，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國際“權威”或威望并不取決于——起碼不完全取決于——它的軍事、經濟實力等客觀物質性因素，而是取決于國際間的社會性觀念，即它同對象國或者說目標國之間所達成和構成的共有觀念或所謂的“共識”(共有知識)，它是由主觀的文化觀念(結構或模式)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具體來說，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積極的合作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會把對方當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中性的競爭性觀念乃至消極的敵對性(沖突性或對抗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把對方當競爭對手乃至敵人看待。由此可見，在國際社會中，每一個國家的身份都歸屬于集體中的身份，是集體認同(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的產物。

進一步說，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利益(包括最高意義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國家身份”依賴于自我身份認同。一國是在確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應地界定和選擇自身利益，確定其利益的范圍、程度和數量。可見，就像國家身份，國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發現，而是通過社會互動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是從與他國共同締結的國際社會中學習的結果。最終，國家行為又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國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應地采取與之相符的行動。總而言之，無論是國家身份、國家利益還是國家行為都是由文化觀念所建構的，都是在“集體預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成員，每一個國家都是從共有的文化觀念中首先獲知自己是誰，進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從上可以看出，對一個國家來說，對外文化傳播的戰略目標應當是：制造和供給“共有觀念(文化)”，從而引導和規范相關國家確立其國家身份，定義其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支配其國家行為，最終達到在文化觀念上影響和控制目標國的目的。

從上述意義上說，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首要關注的是，運用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提供“共有觀念(文化)”。為此，一國的大眾媒介要積極地通過對外傳播力促本民族文化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同，從而提升和轉化為相關國家共享的、作為共有觀念的國際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篇（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近幾年較為關注國際傳播研究，通過對相關的研究課題經費支持，為國際傳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資源保證。

第一，從國家級社科基金的參與者來看，主要來自三大主體：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國際傳播機構自身的科研部門，三是黨政機關的相關科研部門。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聞與傳播院系，作為知識生產和理論創新的主力軍，是許多國家級重大招標課題的承擔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學關世杰教授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我國對外傳播文化軟實力建設”，華中科技大學的張昆教授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跨文化傳播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建構研究”，復旦大學孟建教授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國家形象建構與跨文化傳播戰略研究”，中國傳媒大學胡正榮教授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國際傳播發展新趨勢與加快構建現代傳播體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來，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外文局等對外媒體，結合實際工作，面對現實問題，也成為了除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外，國家級研究課題的積極參與者。如新華社以唐潤華為核心的研究團隊，承擔了2009年國家級重大招標課題“中國媒體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戰略研究”；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為核心的研究團隊，承擔了2010年國家級重大招標課題“新形勢下提升國際傳播能力的戰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聞部門，面對現實中對外傳播出現的問題，也開始積極探索本地區、本民族對外傳播的對策和規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對外宣傳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課題。

第二，從國家社科基金新聞學與傳播學科下涉及“國際傳播”主題的中標項目數量看（見圖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關主題的中標項目的數量，整體上保持了穩定的增長，“國際傳播”研究已成為學界和官方日益關注的重點課題。

第三，從研究方向來看，國際傳播的研究趨勢呈現出從單純的對外宣傳研究到廣義國際傳播研究的轉換。此前，學界、業界基本上將國際傳播界定為對外宣傳。如今，國際傳播的內涵和外延得到了相應的豐富和拓展。從傳播主體看，傳統媒體、網絡媒體、移動媒體，涉及國際交往的個人、組織機構都成為了國際傳播的承擔者。從對外傳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經貿活動，也成為除媒體傳播活動之外的主要國際傳播形式。傳播主體和傳播形式的變化，也帶來了傳播內容的轉變。這使得國際傳播的研究方向呈現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國家形象研究、國際涉華輿情研究、中國媒體的國際化戰略研究、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研究、軟實力與國際傳播研究等等。從國家社科基金中標項目的相關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國內的國際傳播研究較為偏重應用性研究，各個具體項目的研究都強調戰略性、對策性，而有關國際傳播的基礎理論的研究略顯薄弱。

第四，由于國家基金的支持，來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推出的系列叢書，及其他研究團隊發表的論文、論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總的來看，成果質量與立項課題數量不成比例，項目結項評級基本為“合格”，還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相關成果雖然有助于國際傳播實踐問題的解決，但是，在基礎理論適用、研究方法選擇、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學術規范方面還有提升的空間。

二、與國際傳播研究相關的學術會議呈現出明顯的學科交叉性和現實關懷性

1、以國際傳播為主題的研究會議概況

近年來，官方科研機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紛紛舉辦各種形式的論壇、會議，對國際傳播的新問題、新現象進行深入探討。會議的主辦者既包括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外文局、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等官方機構，也包括復旦大學等高校的新聞傳播學院。會議的參與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學者、政府官員、傳媒業界精英等。涉及的議題包括：文化傳播力的問題、公共危機與跨文化傳播、國際傳播體系構建等。議題涵蓋面廣，應用性強，呈現出明顯的學科交叉性和現實關懷性。（見表3）

2、其他以“國際傳播”為子議題的相關會議

除了“國際傳播”的專門性會議，許多國際性的和全國性的學術會議都開設了與國際傳播相關的分議題，形成了數量豐富，研究角度多樣的相關研究成果。相關研討會議包括：（1）國際性會議，比如“亞洲媒介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屆年會”暨2005“中國傳播論壇”，“2007中國傳播學論壇——和諧社會、公民社會與大眾媒介”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第六屆亞洲傳媒論壇，第六屆（2008）亞太地區媒體與科技和社會發展研討會，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 （2011）等；（2）全國性會議，如2006中國傳播學論壇，中國傳播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九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中國傳媒大學第四屆、第五屆全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博士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屆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等。

篇（4）

該書最大的特色，莫過于其具有國際視野的研究模式。在當今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網絡傳播學術領域內，不管理論還是實踐都很需要國際化的借鑒和交流。而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在當前也倍顯意義重大。張詠華教授對國外傳播學領域富有啟示性的理論及研究案例進行介紹和分析，不僅為我們帶來了國際上傳播學領域學術成果的展示，也提出了很多有創見的想法。

文章的第一個主題“傳播學研究的理論視野”，就體現了作者對國外傳播學理論的深入研究，以及對傳播學問題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她對媒介分析領域系統、深入的研究更是給讀者提供了研究媒介分析的理論、系統的思考途徑。《媒介分析領域的重要理論成果――貝尼格的“控制革命”論評析》《新形勢下對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再認識》《一種獨辟蹊徑的大眾傳播效果理論――媒介系統依賴論評述》等文章，系統地介紹了國外對于媒介分析領域的理論成果。為其后來以媒介為主體進行的研究，打下了理論基礎。具有國際視野的媒介研究在新媒體紛紛崛起挑戰傳統媒體及傳統傳播學理論的今天，有巨大的啟迪意義。只有站在國際視野的研究高度，才能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在傳播學方面的學術探討。單純的放眼國內研究問題，尤其在網絡傳播時代，是閉門造車的行為。

網絡在拓展海外華文媒體傳播中華文化的過程中潛力巨大。而面對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網上的強勢地位，加強傳播中國文化，加強中文信息的網絡化建設顯得非常迫切。《試論跨文化傳播的合理化維度》一文在描述了當今時代跨文化傳播的特征和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軌跡之后，圍繞跨文化傳播的合理化維度進行了討論。指出學術界不僅應該在描述性的層面上對跨國文化傳播中的不平衡現象的歷史和現狀作更多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學術界還應在前瞻性的層面上創造不同文化之間和平相處、平等互動的世界文化作出貢獻。

研究方法多樣，深入實踐調查以小見大

該書的另一個重大特點就是不光有很多理論、思辨性的文章，更有很多采用調查法、內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等對有關觀點、現象進行理性、客觀分析調查的實證性文章。有理有據的論述讓人信服。

“國際化背景下中國傳媒業提高競爭力的策略”主題文章就調查了境外媒體進入上海的情況，并選取案例對上海報業媒體如何提高國際競爭力的策略進行了探討。真正做到了理論來源于實踐，并且指導了實踐。而“傳媒內容與國際傳播研究內容考察”主題文章則從各個案例出發，采用多種實證性方法，對國際傳播中的中外媒體、新聞傳播學刊中的國際傳播篇章等進行深入剖析。在實踐層面上揭示了國內外傳播的一些報道框架問題，對于加強和改進我國的對外傳播，改善中國發展的國際輿論環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在理論層面上，通過整理分析國際傳播研究界關注的議題，梳理國際傳播方面學術論文，總結了以往的概況和成就，為后來學者進一步完善國際傳播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用張詠華文中的話說：“從研究方法上來比較，國外學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想結合的方法，對定量分析的重視度較高。”“國外學者重視以數據說話的做法，對我國學術界具有參考價值。”這也是學術界跨文化交流的一個基礎。

網絡時代的國際傳播與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問題在當今的國際社會極為重要。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與外部世界進行溝通。我國同外國尤其是西方國家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方面迥然不同。這就需要我國在國際傳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隨著互聯網的崛起和各種信息傳播高新技術及其應用的飛速發展，當前可利用的國際傳播渠道途徑手段比以往更豐富、更先進；并且呈現出傳統和新興傳媒渠道并存，政府渠道和民間渠道并存的局面。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我國對外傳播與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樣化的渠道，它們各有其自身的特點，如何有效地、整合協調各類渠道，全方位地展開對外傳播，改進國外對中國的認知，不只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傳播學研究課題，也是重要的外交課題。為完成網絡時代國際傳播的大任，我認為可以在政府的引導下從媒體渠道和公共外交傳播兩方面進行努力。傳媒渠道：構建完備的對外傳播體系

傳媒方面，由于因特網的崛起，社會傳媒環境產生了急劇變化。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國的傳媒機構應該緊跟世界的大趨勢，上網拓展其內容服務。用張詠華教授在一文中的話說：“中華大地的網站，責無旁貸地負有對外傳播中華文化的重任。中華大地的媒體，近年來大量上網拓展發展新天地。網絡使這些上網的媒體的內容，有可能傳向世界各地的用戶，因而，即使它們中許多在上網前僅是地方性媒體，上網后也就具有了為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作出貢獻的巨大潛力。”在傳媒上網方面，我國媒體嘗試得很早，許多媒體也都想到了，一旦上網就成為面對全球的媒體，紛紛開辦了英文等外文版本。如人民網，依托中央級傳統媒體《人民日報》，以向世界傳播中國的聲音為己任，目前已推出6個外文版本；《經濟日報》下屬的中國經濟網、上海的東方網和廣東省的南方網等很多著名新聞網站都辦有英文版。從媒體數量來說，中國目前已形成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共同發展的、頗具規模的對外傳媒體系。我國的一些對外媒體，尤其是人民網、新華網，已在國外具有相當的知名度或產生較大影響。

我國這些對外媒體擁有政府的官方渠道，對政策和重大事件信息的掌握具有權威性，無論在國際政治中的重大時刻，還是在介紹本國概況、發展動態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但由于我國同外國尤其是西方國家在文化背景、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方面迥然不同。官方信息源不符合國外受眾接受習慣。對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受眾來說，凡是對貼上“官方”標簽的媒體，總是要持懷疑態度。而且一部分網絡媒體的新聞報道確實政治色彩較濃。我的建議是媒體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可以嘗試以接近西方風格的模式進行傳播。比如突出信息性、資料性。以權威的信息、數據資料向世界展示中國作為開放、合作、負責的大國的形象。在具體報道中盡量中立、平衡、多角度的進行報道，避免眾口一詞和過度的宣傳和“官方”色彩。

公共渠道：增強公共外交意識

篇（5）

1．漢語文化傳播的契機

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為漢語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最佳的機會。北京奧運會的魅力不在于開閉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鳥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題、多視角，立體鮮活地展現了傳統中國的文化、當代中國的風貌與開放中國的胸襟。對于中國而言，經濟騰飛固然重要，文化復興更加意義深遠，后奧運時代我們應更好地落實“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

據

統計，全世界有3000萬人正在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來學習。全球不斷升溫的“漢語熱”，一方面表明漢語作為一種世界語言和商業語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對漢語文化價值的認識也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目前，大多數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層次，雖然每年到中國的留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選手的語言能力越來越強，但是對中國五千年的文化積淀能夠認知的人并不占多數，大部分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膚淺了解來自有限的影視作品或其他大眾傳媒。漢語作為文化的有力載體，應當利用全球“漢語熱”的契機扭轉這一局面。世界范圍內，懂漢語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語了解漢語文化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梁，承載中華文明的典籍的翻譯影響日益深遠。

2．典籍承載的漢語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種文明千百年來形成的價值觀念及其獨特表達方式。古希臘羅馬的文明傳統與古猶太教一基督教傳統，經現代轉型合力打造出了強大無比的現代西方文明。中國文明傳統由于近代救亡情勢的危急而被攔腰斬斷，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被擱置乃至誤導，沒有文化支撐的文明力量不僅捉襟見肘、后勁乏力且難以持久。

中國文化傳統與當代文化潮流的結合點，在于中國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剛的人格獨立精神與擔當社會責任、天下道義的道德負責精神，這種精神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與全球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社會潮流非但不抵觸，而是非常合拍。同樣，中國道家思想中追求個體自由、生態和諧的精神智慧，佛教眾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與當代環境保護主義、生態神學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樣是參與全球文化對話與交流的文化基點。中國文化向全世界貢獻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莊子、司馬遷等偉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這些偉大人物不僅與同一歷史時期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印度教與猶太教的先知們并駕齊驅，且過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態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譯的現狀

世界文化交流本該是雙向的輸人與輸出，交流的雙方是互為主客體，以雙方各自對對方的需要為基礎，以雙方各自對這種需要的意識為前提。然而，過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這樣。統計數字表明，我國大約有3．5萬種古典書籍，但時至今日翻譯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黃中習，2007)。21世紀不僅是東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紀，而且應當是從“以西方文化為主流”轉向“以東方文化為主流”的世紀。馬祖毅、劉重德、楚至大、許淵沖、黃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國、卓振英和黃國文等國內學者的有關著作與譯著豐富了典籍翻譯這一尚未完全開發的領域。然而，典籍翻譯依然是我國文化傳播中最為薄弱的環節，從總體來說，還沒有有計劃地、系統地、全面地通過我國自己的譯者向國外的讀者譯介。

4．典籍翻譯與傳播的途徑

跨文化傳播學可以為典籍翻譯提供許多理論的支持，我們在研究接受美學的時候，會講到“接受視閾”和“前理解”的問題。任何人在接受外來文化的時候，都會基于他們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實踐證明，總是那些與本土文化相近的外來文化和理論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對中國人是如此，對外國人也是如此。

篇（6）

2012年，在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中，原有的“對外漢語教學”專業正式更名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這里的“漢語國際教育”既著眼于國內，也放眼于海外，指稱對來華留學生進行的漢語教學和在海外進行的漢語和文化教學。專業名稱的調整意味著對專業內涵的重新定位，突出了新形勢下對漢語教育人才的新標準和新需求。“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承擔著培養具有扎實的漢語理論基礎與較高的外語水平，具有豐富的中國文化知識與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充分了解中國國情，能從事教育、文化傳播與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工作的本科復合型人才的重任。在這里，文化傳播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被放在了更加顯著的位置。

早在專業名稱變更之前，很多學者就對漢語國際推廣的定位以及國際漢語教師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傳播能力做了深入思考和全面論述。亓華提出“漢語國際推廣絕不是推廣和傳播語言的問題，更重要的應當是以漢語為載體，以教學為媒介，以中華文化為主要內容，把漢語與中華文化一起推向世界”。李凌艷認為，在漢語國際推廣的背景下，國際漢語教師“對中國文化的熱愛、理解和知識擁有，與漢語知識的功底同等重要”。國家漢辦2007年研制的《國際漢語教師標準》，對從事國際漢語教學工作的教師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素質進行了全面的描述，五大模塊中第二模塊即為“文化與交際”，其中包括“中國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較與跨文化交際”兩部分內容，明確提出如下要求：“教師能了解和掌握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方面的基本知識，并將相關知識應用于教學實踐，激發學習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使其在學習漢語的同時，了解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和中國的基本國情”“教師應了解中外文化的主要異同，理解漢學與跨文化交際的主要概念，以及文化、跨文化交際對語言教與學的影響，并能夠將上述理論、知識應用于教學實踐”。

從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畢業生就業情況來看，該專業畢業生基本流向主要有三個方面：在國內或國外從事漢語國際推廣工作；在政府部門、新聞媒體等從事對外交流工作或在企業、公司、銀行等從事翻譯、文秘工作；繼續攻讀與專業相關的碩士、博士學位。不論哪個方向，都要求畢業生具有較強的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另外，根據有關海外漢語教師志愿者工作能力的調查，很多志愿者教師存在心理調適與跨文化適應能力薄弱、跨文化施教能力不足、文化傳播能力欠缺的問題。這些情況的反饋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的培養中，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不可或缺。

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的培養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傳承”，二是“傳播”。“傳承”需要的是知識的積累和學養的積淀，是對中華文化精髓和發展動態的理解與把握；“傳播”需要的是理論的指引和技巧的運用，是對傳播規律的尊重和對傳播效果的追求。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人才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的培養應從文化知識學習、文化技能掌握、文化素養提升、傳播能力構建四個方面著手。

一、文化知識的學習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必須系統掌握中華文化常識、世界文化常識、漢外文化對比等基本知識。

中國文化知識的學習，要在掌握基本脈絡的前提下，突出中華文化特色，包括民俗文化、人文地理、飲食文化、哲學智慧、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知識。文化知識的學習包含著文化認知、文化理解、文化認同三個層次。很多人覺得我們對自身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認同是潛移默化地自然習得的。其實，如果沒有有意識的學習，身處本民族文化中的人依然會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具體表現為知識面狹窄，對于母語文化的認知停留在器物、民俗事象等層面；理解不到位，對民族文化的精神與內涵不能準確把握；文化主體意識薄弱，或盲目堅守文化自大，或在強勢文化面前不自信，缺乏文化情感立場的堅定性。所以，對于一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來說，學習中華文化知識，除了要在知識層面得到提升外，還要實現對中華文化的恰切理解和理性認同。

世界文化知識的學習，目的在于獲得與中華文化進行參照比較的相關知識。在全球化背景下，每個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的世界文化常識，作為漢語國際教育工作者，更要了解教學對象的文化背景，特別是要把握中外文化之間的差異，“知己知彼”，以順利實現中華文化的對外交流與傳播。文化知識這部分課程的學習，著眼點應放在中外文化的對比與對話上，教學內容要做到脈絡清晰、重點突出。

文化知識類課程在設置上要堅持整體性、漸進性的原則。整體性是指各門文化課程（包括必修課和選修課）在內容上既要相互關聯，又要避免重復。教學單位應對本科階段文化類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教材使用進行整體觀照，把握課與課之間的內在聯系，促進任課教師之間的協同合作。比如“中國簡史”與“世界簡史”兩門選修課可以考慮同期開設，讓學生以時間為線索，將中外歷史大事同時納入視野，共同觀照。甚至還可以將兩門課程合二為一，把中國歷史納入世界史的大框架內，便于學生對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歷史與文化進行比較分析。漸進性是指各門文化課程開設的先后順序要遵循從一般到特殊、從古到今、從內到外最后再對比的順序來設置。比如“中外文化比較”課，必須在學生先學習“中國文化通論”與“外國文化通論”兩門課后才能開設，只有先熟悉了進行比較的內容，“比較”才會有效進行。

文化知識的學習還要注意古今平衡。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固然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但越來越多的漢語學習者是因為對中國現實的文化狀況和發展態勢感興趣才選擇學習漢語的。了解當代中國文化形態有助于他們了解真正的中國，有助于他們解決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也有助于他們規劃未來事業的發展方向。在2013年舉辦的“文化走出去：中國文化的價值應用與傳播路徑”論壇上，專家們提出：我們現在需要建構與傳播的是能夠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特征的文化形象。因而，作為未來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使者，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必須加強對中國當代文化內容的了解與把握，包括流行文化、網絡文化、影視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在新時代的表現形式。

二、文化技能的掌握

知識是技能的基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在學習中外文化知識的基礎上，還要掌握過硬的中華文化技能。文化技能的訓練有利于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也有助于提高其跨文化交流與文化傳播能力。

在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的課程設置中，“中華才藝”作為一門必修課承擔著文化技能訓練的重任。中華才藝是區別于世界其他地區的、具有中華民族獨特風貌的才能、技巧與藝術。它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具象表現，它以直觀的形式承載了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中華才藝形式多樣，傳統的中華才藝有書畫、舞蹈、太極拳、武術、戲劇、相聲、中國民間工藝（剪紙、中國結、泥塑）、中國傳統樂器等；現代的中華才藝由傳統才藝發展而來，包括中國歌曲演唱、中國菜烹飪、詩歌朗誦、小品表演等。在海外漢語教學中，中華才藝深受漢語學習者的歡迎和喜愛，幾乎所有的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都把中華才藝作為激發學生漢語學習興趣、展示和傳播中華文化的手段。在漢語國際推廣的新形勢下，精通漢語、熟悉中華文化、擁有中華才藝的國際漢語師資十分緊缺，因而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中華才藝課的設置和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中華才藝”不是簡單的一門課程，而是貫穿本科四年教學的一個課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既有核心課程，又有輔助課程。一般來說，適用于海內外漢語課堂教學的才藝形式，往往具有展示性強、入門快、效率高的特點，在漢語課堂中，書法、剪紙、中國結、太極拳四種才藝形式應用最多，因而可將這四種內容作為才藝教學的核心課程。其他如傳統樂器、舞蹈、戲劇、茶藝、烹飪等內容可根據教學單位的具體情況選擇性開設。“中華才藝”也不是孤立的一門課，它應時刻與其他教學實踐緊密結合、積極互動。比如，中華才藝課與外語教學相結合，讓學生練習如何用外語教剪紙，如何用外語教別人包餃子。中華才藝課與教法類課程也有交集，我們的學生不僅要學會才藝本身，還要學會如何教授這些才藝。

中華才藝課的教學具有連續性和實踐性的特點。作為一個貫穿本科四年的課程體系，中華才藝課的教學不能只集中在一兩個學期，也不能只局限于課時之內。一門才藝的學習，需要不間斷的訓練，在有限的課時內能夠學到的只是那些最基本的理論和技巧，只有在課外進行大量的實踐，才能避免“學得快、忘得快”情況的發生。在課程設置上，我們必須考慮到才藝課自身的特點，有意識地拉大教學間距，遵循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藝課與其他課程相結合、課內與課外相結合的原則，合理安排課時和師資，保證課程格局的科學性和實效性。在考核方式上，要杜絕簡單隨意、上交一份作業即可過關的傳統方式，采取“平時作業+‘滯后’考核”的新模式，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延長學生自主學習時間、鍛煉學生實踐能力的目的。才藝課程的作業或作品是學生平時學習成果的反饋，有了這些反饋，一門才藝學習結束之后就沒有必要馬上進行考試，而是應給予學生更多練習和實踐的時間，到中華才藝課程全部結束后，再依開課順序集中考查以前掌握的才藝，這樣才能確保課程的連續性，有效督促學生常學常練。在實踐模式上，要充分發掘校內的實踐機會，同時努力搭建面向社會的實踐平臺。例如發揮學生社團組織的作用，成立才藝興趣小組，老生帶新生，專業帶業余，提高學生的興趣和水平；鼓勵學生開展才藝展示活動，將活動的策劃與實施納入該項課程的考核之中；利用留學生教育資源，積極為中外學生搭建互學互助橋梁；建立中國文化體驗室，為中華才藝類課程提供專門的場地，等等。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扎扎實實掌握幾項基本的文化技能，為將來從事漢語教學、進行文化交流與傳播奠定牢固基礎。

三、文化素養的提升

文化素養不同于文化知識，它是體現在個體身上的氣質和精神。文化素養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自我學習、自我陶冶、自我領悟的過程，是以文化知識的積累為基礎，經過吸收、內化和融通，最后轉化形成的個人素質和修養。文化素養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長期的濡染和熏陶。

培養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文化素養，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首先，鼓勵學生發現中華文化之美，激發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由衷熱愛。在專業課的學習中，教師要引導學生發現其中蘊含的文化因素，體會漢語的音韻之美、文字之美、篇章之美。只有讓學生成為中國文化的愛好者和研究者，讓他們熱愛、熟悉中國文化，系統地掌握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 他們才能在今后的漢語國際推廣過程中自覺地傳播中國文化。一位國際漢語教師，對漢語豐富的文化內涵充滿摯愛，介紹起來如數家珍，這首先就會贏得外國學生的尊重和敬意。同時，教師還要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文化價值取向，增強文化判斷力，積極應對不同文化的碰撞，成為中華優秀文化的堅定傳播者。

其次，以文學為突破口，通過經典閱讀，提高學生的文學修養，加深其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文學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具有文化深度和國別特色的藝術手段，也是一種寓教于樂的教育方式。文學作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社會、歷史、政治、經濟等信息的載體，文學教學具有強大的社會認知功能。針對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的文學教育目的有：1.激發學生的文化興趣，啟迪審美感悟，提高文化品位；2.幫助學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中國社會。文學課程的主要教學內容包括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其中以中國文學為主，以外國文學為參照。中國從古至今優秀的文學作品浩如煙海，即使只取一瓢飲，也要付出很大的時間和精力。這就需要教師首先對中國文學發展歷史做一個概括性梳理，讓學生有整體的把握，然后再根據學生興趣和教學需要對某些文學作品進行賞析。必修課課時有限，可以考慮增設選修課，如“文學名篇選講”“中國典籍選講”等，以鑒賞為主，課上多討論，鼓勵學生發表不同文化觀點，同時加強課外輔導，為有興趣的學生進行專項研究提供指導。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開設了“文化的差異――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跨文化解讀”課程，通過對文學作品的跨文化解讀，培養學生的跨文化傳播能力，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嘗試。

第三，積極拓展課內外文化體驗活動，讓學生在實踐中走進文化，感悟文化，提升素養。文化知識的學習以記憶為主，文化素養的提升以體驗為主，經典閱讀讓學生感受到了文學之美，然而跳出書本則需要學生在廣闊的現實世界中獲得切實的文化體驗。無論在課內還是在課外，我們都要努力為學生提供多種途徑和多種方式的文化體驗活動，使他們在耳濡目染、身體力行中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素養。經過精心設計和組織，課堂也能變成身邊的文化展示和體驗基地。例如定期組織文化講座，把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請過來，與同學們進行精神層面的交流；根據學生不同的鄉土文化背景，讓學生準備小型的文化講座，介紹自己家鄉的民俗文化；布置文化選題，讓學生分組進行調查、分析和研究，最后在課上將研究成果展示給大家，等等。文化體驗還要走出課堂，結合各培養單位所在地的情況，充分利用當地文化資源，進行多元化的探索。地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中國文化的普遍特點，也具有獨特的個性。地域文化是進行中華文化傳播的切入點，在漢語國際推廣的新形勢下，它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關注。地域文化在漢語國際教育中起著重要的文化浸潤作用，以往我們更多地著眼于大中華文化的教學，對地方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重視不足。文化考察不一定局限于名山大川，文化體驗也不一定只是參觀名勝古跡，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質，有代表性的工廠和企業，有自己的博物館、紀念館、老街區，帶領學生去這些地方參觀考察、學習體驗，了解當地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特的飲食、民居、服飾、民間藝術、生活習慣等，使學生在體驗性文化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文化信息，形成文化理解，進行文化思考，最終轉化為個人的文化素養。

四、傳播能力的構建

這里所說的“傳播能力”涵蓋了跨文化交際和傳播兩方面的能力。“傳播”和“交際”來源于同一個英語單詞“communication”，二者含義大致相同，但在使用時各有側重。“傳播”是信息的傳遞，是人們通過符號和媒介進行信息交流的一種活動，社會傳播主要包括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三種類型。“交際”是人與人之間通過語言、行為等表達方式進行意見、情感、信息交流的過程，它與“人際傳播”的含義比較接近，因而，人們往往傾向于用“交際”指人際傳播，用“傳播”指面向群體的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國際漢語教師在海外傳播漢語及中國文化，不僅要實現有效的人際傳播，還要借鑒組織傳播及大眾傳播的模式和方法，積極開拓多種傳播渠道，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在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的課程設置中，“文化傳播與交際”是一門十分重要的專業必修課。但是，傳播能力的培養僅僅依靠一兩門課程的學習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整合各類課程的中外文化要素，發揮課內課外的共同作用，才能讓學生在具體的跨文化交際與傳播的情境中獲得相應能力。傳播能力的構建首先要解決觀念問題，要培養學生跨文化傳播的自覺意識。“跨文化意識”是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簡單地說，就是理解、接受和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跨文化意識要求人們不僅要認識到自己具有的文化屬性，也要認識到他人的文化屬性，并去認真探究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只有這樣，才能在跨文化交際中有效地理解交際對象的行為。培養跨文化意識，重點在態度和情感層面，必須提高個人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這種敏感性除了熟知跨文化交際與傳播理論之外，更多地來自跨文化交際活動中的體驗和感悟。

第二，要加強理論學習，掌握跨文化交際與傳播的相關理論知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不同于新聞傳播專業，學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學習傳播學原理，但是有關交際與傳播的基本知識和具體策略必須掌握。要引導學生意識到作為國際漢語教師，自己即是傳播主體，應該根據當地的環境和受眾心理與需求，選擇適宜的傳播媒介，尊重傳播規律，排除“噪音”干擾，提高傳播效果。只有傳播主體素質高、能力強，傳播媒介使用恰當，受眾才能全面了解傳播信息，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這部分內容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對大多數學生來說比較陌生，需要專業教師有針對性地進行教學。

第三，借助案例分析法，幫助學生實現理論與實際的對接。案例分析可以使抽象的理論形象化、具體化，促使學生學以致用。教師依據教學目的和要求，以真實案例為素材，將學生引入特定的情境中，通過師生、生生之間雙向和多向的互動，提高文化差異敏感性和對待異文化的調適能力，從而達到培養跨文化交際與傳播能力的目的。案例分析不能淺嘗輒止，應該有量的積累和質的保障。教師通過認真篩選，不僅要選出適合學生水平、與所涉及理論相關的典型案例，還要與時俱進，時刻關注社會熱點，不失時機地將發生在身邊的真實事例經過整理引用到課堂中。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際沖突發生的原因，獲得文化傳播的寶貴經驗；案例分析也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批判反思意識和團隊合作精神。

第四，創造實習實訓機會，增加學生跨文化傳播的實戰經驗。學生在了解既有交際規約和掌握一定傳播策略后，還需要親歷跨文化情境，才能對文化現象做出自己的解釋和判斷，建構自己的跨文化交際與傳播能力。一般來說，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實習單位的確定有兩個途徑，一是學校統一安排，二是學生自主解決。各教學單位要積極開發多種實習形式，如建立與國外高校聯合辦學模式或與其他高校國際交流學院、海外教育學院合作協議，與對外漢語教學培訓機構或與外資企業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等，盡量讓學生走出去，接觸異文化，并適時給予實習指導，完善實習評價體系，避免實習流于形式。由學生自主解決的話，應注意實習內容與所學專業是否對口的問題。另外，文化傳播項目的策劃與實施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實戰訓練。作為一名國際漢語教師，參與或負責策劃多種文化傳播活動，是日常工作的重要內容。我們要引導學生根據不同國別、不同教學對象設計相應的語言文化傳播方案，注重傳播的個性化、針對性和實效性，積極探索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學對象的傳播模式及策略。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學生只有具備了扎實的文化知識、過硬的文化技能、深厚的文化素養，自覺的文化傳播意識和出色的文化傳播能力，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國際漢語教師，為中華文化傳播和漢語國際推廣做出應有的貢獻。

（本文為遼寧省教育廳創新團隊項目“東北亞地區比較文化創新團隊”[批準號：WT2013009]、大連外國語大學2014年度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項目“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人才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培養模式構建”[項目編號：2014-RCY-1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亓華.漢語國際推廣與文化觀念的轉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4）.

[2]李凌艷.漢語國際推廣背景下海外漢語教學師資問題的分析與思考[J].語言文字應用，2006，（6）.

[3]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國際漢語教師標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4]丁芳芳.文化差異的解讀――國際漢語教師跨文化傳播能力培養的案例分析[A].第十一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論文選[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篇（7）

在這兩次盛會中，有很多的美術和設計工作都是由中外合作完成的，通過跨文化交際活動來展現中國文化，這對中國的美術和設計工作者來說也是一種考驗。美術院校作為中國教育體系中專業院校的一類，培養的都是美術和設計類專業的人才，如繪畫、設計、服裝表演等等。他們走入社會之后都是從事與這些專業相關的工作，其工作和作品恰好能夠更加輕松更加直觀的表現一個國家的文化及其發展水平，同時，在跨文化交際中，他們也成為向外傳播中國文化的先鋒群體之一，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導入中國文化，對提高他們在跨文化交際中對中國文化的輸出能力是相當有幫助的。在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的理論支撐下，近些年來，我們在關于中國文化介入大學英語教學的研究上，主要都集中于英語專業，如上海外國語大學張君發表的論文“關于專業學生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能力的調查”，用調查數據證明了中國文化的輸出能力著實令人擔憂；首都師范大學夏伊發表的論文“中國英語專業學生議論文寫作中的文化思維因素及其啟示”，從寫作的角度探討了文化介入；武漢理工大學黎慧發表的論文“中國傳統文化在英語專業學生中的丟失與保護”，已經開始著手研究應對之策。這些論文和研究雖然豐富，但是只是從英語專業和英語專業學生的角度來分析和研究中國文化介入大學英語教學顯然是不夠全面的。所以，還出現了一些針對大學英語（公共英語）和非英語專業學生的研究，如清華大學張為民和朱紅梅發表的論文“大學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探討了在非英語專業的大學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現狀；浙江大學的張麗紅發表的論文“大學英語教材中的中國文化教學研究”，從教材的角度進行了研究分析；華中科技大學吳方發表的論文“中國非英語專業大學生跨文化能力關鍵性因素研究”等等。

篇（8）

文學

一、孔子學院誕生的背景 文學

世界文化是豐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借鑒是促進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載體，成為各國人民之間增進了解和友誼的紐帶，對加強各國之間的學習和借鑒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日益廣泛和深入，漢語的文化價值和使用價值也在提升，漢語學習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民眾的重視。為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2003年作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的計劃。中國國家漢辦將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條件的若干國家建設以開展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民族文化為主要活動內容的“孔子學院”，并在北京設立了“孔子學院總部”。

可以說，在海外建設孔子學院是中國國家積極推動的項目，也是21世紀初中國外交的一個戰略。“孔子學院“的英文名稱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其學說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于中國人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首要記憶；對世界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標志性符號。因此，該名稱體現了中國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語言文化底蘊，也體現了新世紀中國文化將逐步融入世界的發展趨勢。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開辦以來，從尼羅河畔到乞力馬扎羅山，從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邊，從五大湖區到西伯利亞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個國家和地區，已設立了249所孔子學院和56所孔子課堂。短短4年，孔子學院花開全球，其發展速度非常驚人。孔子學院的迅猛發展，得益于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國的需要。“孔子學院”是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漢語和了解中國文化的園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臺，是加強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友誼合作的橋梁。毫無疑問，孔子學院的誕生、建設和發展勢頭對中國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國家形象和構建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中國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臺。

二、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權國家以維護本國文化利益及實現國家對外戰略目標為目的，在一定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內一切和平手段所開展的外交活動。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優化一國的國際形象。

建構主義認為，通過文化信息和價值觀念的對外放射，國家將產生文化影響力，從而建構其廣泛受到國際認同的一國的國際形象。對中國而言，建立起負責任大國形象是國家形象設計的戰略目標。這就要求中國以國家自身的和諧發展為基礎，積極推動世界的和諧化進程，積極發揮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國家形象中的作用，從而逐漸塑造起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孔子學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屬性，其目標就是要推廣漢語和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讓外國人民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的價值觀念，做到“潤物細無聲”，在提升中國國際形象的同時，增進友誼，共創和諧世界。傳播文化最好的載體是語言，孔子學院在傳播漢語的同時推廣中國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為。陳至立在第二屆孔子學院大會上演講時說，孔子學院要成為“海外漢語推廣的基地，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

2.鑄就強勢文化，提升一國的文化競爭力及綜合國力。

一國的文化交流狀況基本與國家綜合國力成正比，經濟水平高、綜合國力強的國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對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實現對外戰略目標。

正如漢斯•摩根索所言，“較之軍事、經濟等因素，文化如果運用得當，將能征服人們的頭腦，產生持久、穩定的戰略效果”。在文化多樣化發展的當今世界，能否占據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強勢文化，將對一國的發展起重要作用。從傳播學角度看，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對強勢文化的擁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經濟上對受眾在吸引力方面處于相對優勢地位。

當今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強勢文化正深刻地影響著其它國家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在國際上依然缺乏應有的影響力和認同度，中國外交在國際機制和國際事務中的實際參與度和話語權依然有待加強。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各國對漢語與中華文化的學習熱情空前高漲，而孔子學院正是以傳播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孔子學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國熱”的升溫，為中國的文化外交帶來不少福音。

三、孔子學院對中國文化外交的重要意義

1.加快中國文化的傳播，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語言和文化之間有著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關系，語言的推廣對文化傳播有巨大的推進作用。“孔子學院”以漢語教學為渠道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各國人民更直接地接觸中華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華文化。有了漢語作載體，中國的書刊、雜志、影視、網絡信息等流傳于國門之外將不再舉步維艱。

漢語是維系中華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紐帶，在漢語的國際推廣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中國文化的傳播，加快京劇、影視劇、文學作品等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滿足國外對中國文化的向往，使中國文化成為吸引亞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時這也將增強海外華人、華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進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本國語言的國際化是國家之間軟實力競爭的重要內容和象征。近代以來，中國人走出去傳播漢語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但長期僅限于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領域。2002年，中國開始醞釀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孔子學院是海外漢語教學推廣基地，同時也是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是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也為中國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從傳播學視角看，“孔子學院”的文化國際傳播應該是搭建雙向的橋梁：一方向是中國輸出其語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國的國際形象；另一方向是從與國外進行交流活動過程中吸取其優秀成分，以服務于中國文化及與國際先進的發展水平接軌的事業。正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理查德?鮑姆所說，“中國政府通過孔子學院提升國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張柔和的孔子的臉”。〔〕〔8〕孔子學院正是中國文化外交的一項創新舉措，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3. 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

目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國為首的全球信息傳播體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國“，使中國國際形象極大受損。美前日本防衛所言舊俗史部長星島九夫發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國’的論調甚囂塵上，我長期以來一直作為美國戰略、美國國防和戰略安全保障問題的專門研究人員，對中國進行觀察，得不出這種結論。成為威脅的該是別國，而不是中國。”韓國學者李映周也系統批駁了“中國”，他指出“ 認為中國在21世紀強大起來必然構成對外擴張 ,威脅別國的觀點是荒謬的” 。但是 ,化解“中國” ,關鍵靠我們自己去澄清。“ 孔子學院 ” 的發展正是向世界大聲發出自己的聲音 ,向世界說明中國 ,辯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國成功舉辦了第29屆奧運會。在開幕式上“四海之內皆兄弟”、“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等《論語》中的名句，通過一幅幅緩緩展開的巨大畫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塊漢字展示給全球幾十億人面前，我們看到的是受儒家影響的大國風范和禮儀；奧運會開幕式正是頌揚了中國的儒學價值觀。中國用活字印刷版不斷變換的“和”字，通過奧運會這個平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的情懷，和要與世界人們共同締造和諧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學院正趕上了這個好時機，做到了讓世界人民對中國、對“和文化”價值觀的尊敬、理解和贊同。孔子學院通過平和、 吸引、 寓教于樂的方式營造理解 ,釋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閡、誤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對中國國情以及中華文明的了解，從而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有助于展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無窮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國文化外交的獨特魅力。

四、結語

21世紀是各國軟實力較量的時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為中心的時代。中國作為一個對世界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尤其是在經濟崛起、國力大增之時，更應該注重挖掘文化的潛力，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外交當中一項創新的舉措，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最鮮亮品牌。孔子學院的事業才剛剛開始，雖然它在興建中存在一些潛在問題，有待解決和完善，但從長遠來看，孔子學院對中國的文化外交的促進和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實現了“讓中國走進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文化外交戰略目標，搭建了文化國際傳播的雙向橋梁，在這種雙向文化傳播中，通過自身的發展、與外來文化的不斷碰撞中不斷走向成長和成熟。

參考文獻：

〔1〕 漢辦：第二屆孔子學院大會特刊〔J〕, 北京,2008.29.

〔2〕 彭新良：《文化外交與中國的軟實力——一種全球化的視角》〔M〕.北京：外研社，2010.475-476.

〔3〕 李智：《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9.

〔4〕 王寧寧：關于海外“孔子學院”的全面認識，科教文匯〔J〕,2009（6）：134.

〔5〕 【美】肯尼迪?沃爾茲著：《國際政治理論》〔M〕.胡少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1992.152.

〔6〕 劉乃京：文化外交—國家意志的柔性傳播，新視野〔J〕，2002（3）：66-68.

〔7〕 宗煥平：孔子學院的獨特影響力.瞭望〔J〕，2007（11）：96-97.

篇（9）

1資源與市場的優勢

    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人們生活中的長期累積。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經過長期的積淀，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特有的文化和文明底蘊，不但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屹立于當今世界文化之林，而且在今天為文化產業化發展提供了極大的價值資源。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經過長期的積淀，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意向型思維定式，這種開放性的思維定式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空間。眾所周知，在思維方式上，中國人甚至東方人注重的是意向型思維，而西方人注重的是邏輯思維。相對于邏輯思維，中國人的意向型思維方式似乎是一種非理性思維。恰恰這種看似非理性的意向型思維方式，長期以來為中國文化特別是文學作品開拓出超乎尋常的想象空間。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可以不受任何理性思維方式限制地借天說事、借物說理、借神靈平衡現世。這些中國文化的特色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文化創造的獨特資源。

    如果說，資源優勢是中國幾千年文明的累積的話，市場優勢則是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雖然市場經濟的實施在時間上僅僅十幾年，但它對社會的改變卻是非常巨大的。自19鄧年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不間斷地進行了20多年，中國的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大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在9%以上。與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2001〕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達到6 280元。從居民消費來看，1978年，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是184元，到1998年上升到2 972元，增長了近4倍，每年的平均增幅達到7%。引人注目的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05年前3個季度全國城鎮居民家庭收支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中、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類支出增長11,6%，其中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增長52%，在所有消費支出項目中居于首位。

    在這一種狀況下，中國文化產業市場迅速發展。但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文化市場的發掘遠遠不夠，文化市場的潛力非常巨大，許多文化資源并沒有轉化為市場，甚至許多文化資源還處于沒有開發的狀態。根據有關部門初步測算，中國實際消費的文化產品只有近千億元，占消費能力的比例不足1/3。預計到2008年，我國文化產業的潛在消費能力將達7 000億元。如果文化產業的產品能符合消費者的消費偏好，可供消費者選擇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就能不斷激發購買的欲望，實現有效需求，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將是相當大的。正因為如此，世界上許多國家，如韓國、日本、美國的文化部門都把未來的文化發展方向轉向中國市場。這同時也提醒我們，中國的文化產品只要創意新，制作好、營銷得當，在國際市場上大有銷路，也必然能占據國際市場的重要份額。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

2圖書館在文化市場中的作用

2.1圖書館是一個文化消費者

    圖書館是人類文獻最主要的集中地，購買是圖書館收集文獻的主要手段，因此，圖書館也是一個文化消費者，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文化載體的唯一性。文化的載體是多種多樣的、但圖書館消費的文化載體具有唯一性，它只消費用聲音、圖像符號等記錄知識的載體—文獻。

    其次，消費目的的特殊性。圖書館收集文獻的自的不是為了滿足自身的精神需要，而是為了向社會提供，是為了滿足讀者的文獻需要。

    第三，圖書館既是文化的消費者，又是文化的加工者、生產者、提供者。圖書館收集文獻以后，并不是立即原封不動地向讀者提供，而是首先用科學的方法對其進行加工、整理，并“制造”出相應的檢索工具，然后才提供給讀者使用。

    第四，圖書館在提供文化物質載體的同時，還向讀者提供相應的服務。圖書館向讀者提供的服務主要有:向讀者提供檢索及閱讀文獻的良好環境;為了提高讀者鑒別文獻的能力，通過各種活動引導讀者健康閱讀;主動向讀者提供文獻信息，激發讀者潛在的文獻需要。

2.2圖書館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

    圖書館作為人類精神財富的一種組織形式，具有明顯的社會性。各種社會形態都在圖書館有所表現，圖書館文獻是一種綜合性的文化資源。這種文化資源是人類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記錄從古至今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信息知識的載體。通過圖書館，人類的知識不斷地積累起來，傳承下去;通過圖書館，文化信息資源被廣泛地傳播和運用，從而推動社會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現代社會文獻信息數量大、增長快、時效性強、傳播速度快、內容交叉重復、語種在不斷擴大等諸多因素，直接影響著文獻信息能量的釋放。無序形態的文獻信息，只能使人不知所措，而經過整序的文獻信息，就會使人們得到一種支配它的力量。圖書館的整序職能，通常是通過對文獻信息的分類、編目、保管、貯藏等手段來實現的，由此發揮文獻信息潛在的能量。

    圖書館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中介機構，它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漸為人們所重視。當一種文化模式尚處于相對封閉狀態時，文化的發展是緩慢而缺少變化的，一旦不同的文化發生接觸后，作為文化的發明者、享有者、傳遞者的人，扮演了文化的修正者的角色，使文化發生了變遷。圖書館正是人們能夠直接接觸不同文化的重要場所。文化傳播的媒介很多，圖書館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卻是其他任何機構無法替代的。

    資源共享是圖書館發展的必然趨勢。當代圖書館在傳承觀念和服務模式上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科學技術為圖書館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技術和方法，隨著數字圖書館的研究和發展，人們走進了信息高速公路、多媒體技術，利用先進的科技手段傳播文化。科研人員在獲取和利用文獻信息方面，對圖書館和科技信息部門的依賴性日益增大。他們利用圖書館的要求更迫切、專指性更強。科學文化的發展使圖書館自然走上了資源共享之路。

2.3圖書館是文化交流和整合的孟要樞紐

    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文化，應是當今世界最先進、最發達、最豐富多彩的文化。我們具有燦爛的文化遺產和優秀的文化傳統，不等于我們的文化就是最先進、最發達的文化。實事求是地說，比起發達國家，從整體而言，我們的文化還處于落后狀態，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和教育的差距較大。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一樣，必須對外開放，加強文化交流和對話，吸收、借鑒發達國家和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可以說，這是趕上和超越世界先進文化的前提。當然，對外文化開放和對外經濟開放一樣，必須貫徹以“我”為主，有所選擇的原則。

    對外文化開放、文化交流，有許多渠道和形式。國家機關、高等學校、研究機構以及各種文化團體等，都是進行交流的重要部門。這中間，圖書館扮演十分特殊的角色，可以說它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和文化整合的服務器。

    圖書館在文化交流和文化整合中，提供豐富的文化資源，歷來就是文化交流和文化整合的重要樞紐。但在過去，這種作用基本上屬于被動服務，而且屬于人工操作，效率甚低。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也提升了圖書館的地位和使命，改變了其服務的性質和服務的效率。過去傳統圖書館的功能主要是收藏和借還圖書。數字圖書館的出現，引發了圖書館革命性的變革。這是科技革命、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的必然產物。知識經濟的迅速發展，高新技術手段的日益普及，要求對網上信息進行有序組織，進行高效率的加工和迅速的傳播。這是一個迅速發展的大趨勢，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紛紛加大投人，改造和加強圖書館的建設。近年來，我國也開始重視數字圖書館的建設。2000年，我國正式啟動建設“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中國圖書館的發展進人了信息化、數字化的新時代。

    數字圖書館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傳統圖書館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文化資源的收集、整理和傳播、交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使圖書館真正成為沒有時空限制的、超大規模的信息化樞紐，使它能為文化交流、文化整合提供全面、及時的和最前沿的信息資源。由于運用強大的高新技術手段，數字圖書館可以在第一時間收集、積存和傳播現代科技等最新文化資源，也可以迅速擴大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讓中國走向世界，使世界更了解中國。數字圖書館使各國、各民族之間真正能夠進行多邊、有效和迅速的文化交流、對話，實現文化共享，促進共同發展。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可以對外進行文化交流，但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法起到數字圖書館的樞紐作用。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在對外進行文化交流時，如果懂得利用圖書館提供的信息和資源，將能進行更為有效的交流，能夠實現超越時代、超越國界、超越民族的交流與整合。隨著高科技手段的不斷發展和更新，數字圖書館這種文化交流的樞紐作用會越來越大。

2.4圖書館是文化研究與文化創新的皿要甚地

篇（10）

 

文化需要傳播，優秀的文化會讓人爭相傳誦，以致流芳傳世，旅游文化亦如此。作為重要的對外宣傳方式之一，旅游文化的傳播涉及到文化的翻譯。中國旅游翻譯的原則是介紹中國文化，吸引國際游客。旅游文化的翻譯不應該只是語言之間的轉換，更應該是文化層面的詮釋。旅游翻譯應順應跨文化交際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趨勢，從單純語言形式的對比和轉換上升到文化分析和對比的高度，揭示語言形式與文化隱喻和蘊含的深層含義，真正使翻譯活動成為跨文化交流、促進旅游業發展、在國際旅游市場競爭中打響自己的品牌、實施旅游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旅游與旅游文化翻譯的概念。論文參考。

旅游翻譯是為旅游活動、旅游專業和行業所進行的翻譯，屬于專業翻譯，即是一種跨語言、跨社會、跨時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際活動。旅游翻譯屬“呼喚型”文體，主要有傳遞信息、誘導行動的功能。旅游翻譯涉及旅游相關的資料與所有文本，包括廣告、書信、旅游日程安排及旅游條件書、景點介紹、通知、電訊、有關合同、旅游標語等內容，涉及到社會、歷史、文化、地理、宗教、民俗、建筑、藝術，甚至生物學、動植物學、生態學、考古學等多種學科知識，需要譯者除具有扎實的語言功底外，還應具備廣博的多學科知識,最起碼也應對上述學科知識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而旅游文化翻譯是外國旅游者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其翻譯質量對于宣傳中國、樹立中國的對外形象、進行國際文化交流、促進中國國際旅游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我國旅游文化翻譯的現狀。

我國目前的旅游與旅游文化翻譯現狀不容樂觀，國內旅游翻譯良莠不齊，問題頗多，存在拼寫遺漏錯誤、語法錯誤、中式英語、用詞不當、語言累贅、文化誤解等錯誤。此外還存在簡單對應，生硬對譯，信息傳遞不夠準確、不夠完整；望文生義，內涵把握不準確，導致信息傳達錯誤；用詞錯誤、不規范或語句錯誤；過多的拼音音譯替代翻譯法讓人難以理解；粗制濫造，影響旅游地形象。由于上述旅游翻譯問題，使得信息傳遞不準確、不完整、甚至錯誤，破壞游客的興致甚至導致心理反感，游客無法準確了解景區、景點及旅游地的產品內容、產品特色、歷史和現狀,這就可能會導致游客的認知錯誤,從而降低景區、景點及旅游地的品位,損害其形象,降低其對游客的吸引力。為此，旅游文化翻譯要考慮交際意圖和讀者的認知,也要顧及譯文讀者的文化心理和審美情趣,注重語言文化上的差異。

三、旅游文化特色與翻譯原則。

旅游翻譯作為實用文翻譯的一大類別，其目的是為外國讀者或游客服務的，旅游翻譯是，其目的除了傳播信息外，更要將一國的旅游文化通過翻譯傳遞給另一國讀者或聽眾，吸引游客的注意力，誘發潛在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文化、人文或自然景觀等產生強烈的興趣，激發其購買旅游產品的欲望。在翻譯時如果沒有考慮并妥善處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必然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論文參考。

因此,旅游翻譯不應該只是語言之間的轉換,更應該是文化層面的詮釋。旅游翻譯必須站在跨文化的高度，從跨文化的視角來對待旅游英語翻譯。旅游材料可以看成是一種文化的載體。文化是人們通過創造活動而形成的產物,是社會歷史的沉淀物,具有強烈鮮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它包括語言知識、信仰、人生觀、價值觀、藝術心理、法律、道德、風俗及社會成員間的交往習慣等。自然景觀大部分又含人文景觀,它們往往與歷史事件、名人軼事、典故傳奇等密切相關。這些特點對旅游翻譯提出了特殊要求，即譯者不必追求譯文在語言形式上與原文對等,而應該根據中外民族之間的文化、歷史差異,力求譯文與原文蘊含的意義和功能相應,用符合譯文規范和文化標準的語言形式表達原文的意義，使譯文盡可能取得近似原文的讀者效應。筆者認為，翻譯的本質是傳達意義,譯語應在語言維、文化維、語用維、交際維等與原語保持高度一致。文化作為翻譯意義傳遞的難點，譯者應平衡雙語的文化,以目標語讀者為對象闡釋原語,使讀者在看譯文時能得到和原語讀者相同的感受。為此，譯者不僅要對原文作者負責,還要對譯文讀者負責，盡可能消除文化誤譯，填補文化空缺。

四、旅游文化翻譯的策略。論文參考。

文化是旅游的核心,是旅游業蓬勃發展的源頭和潛能。然而恰恰是旅游翻譯蘊涵的文化因素給旅游文化翻譯帶來很大的困難。旅游翻譯是一種文化解碼,光有語言的對比和轉換是不夠的,還要注意在語音、詞匯、語法和段落等語篇層面上的文化。由于文化差異極可能導致旅游文化交際的障礙。旅游文化翻譯以傳播中國文化,吸引游客,促進中國旅游業發展為宗旨,旅游文化翻譯特有的文體特點和表達方式要求譯者必須準確理解原文意圖,顧及譯文讀者的認知,選用讀者喜聞樂見的語言形式恰當表達原作內容。對于旅游文化翻譯中的文化問題,應根據情況靈活處理,決不可跟著原文亦步亦趨，做到增減有度,進退中繩,嫻熟自如地對譯文靈活處理,以成功實現譯文在譯語文化環境中所要達到的預期效果。

旅游文化翻譯應順應語言使用的語境，根據不同的任務性質，重視讀者與譯文，在透徹消化、理解原文的前提下，考慮中西文化差異，對文化詞匯和信息要有很強的文化敏感性，動態選擇合適的語言表達方式，本著以文化翻譯為取向,以譯文為重點的翻譯原則,弄清楚譯文的目的、意圖與效果。譯者可以發揮譯語優勢,靈活變通,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例如全譯、摘譯、改譯、提要增刪、解釋、增加、類比、刪減、釋義、改寫，也可以是直譯、意譯，或歸化、異化，或是這些翻譯手段的綜合，因事制宜，以增加譯文的可讀性和可接受性,使譯文在傳播文化的同時,使外國讀者和游客得到身心的愉悅和美的享受，以期達到傳達旅游文化信息、宣傳中國文化的翻譯目的：傳遞文化，發展吸引游客，發展經濟，盡可能傳遞旅游“呼喚功能”的意境美、詼諧美、簡約美、形式美等審美效果。

旅游文化翻譯不但要逾越語言的障礙,還要跨越文化的鴻溝。中外文化有著天壤之別,各民族人民的歷史、文化、風情絢麗多彩，在翻譯過程中,讓外國游客在欣賞我國名山大川之余,更能領略到悠久的歷史文化,加深他們對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認知和了解,是每一位翻譯工作者應為之努力的。在傳達原文信息的前提下，注意譯文的可接受性,營造一個和諧的、易于溝通的旅游環境，使旅游翻譯更好地為宣傳中華民族、弘揚中華文化服務。隨著中國與各國的交往的增加，商務旅游、會議旅游、出境旅游等的市場更為廣闊,這種跨文化旅游要求旅游業加速培養熟悉國際慣例、國際規則的復合型人才,不斷地提高綜合素質,提高旅游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以適應國際旅游市場發展的趨勢。

參考文獻：

1、賴余. 健談旅游資料的英譯〔J〕. 中國翻譯， 1986，（1）：23－25。

2、陳普. 也旅游資料的翻譯。中國翻譯，1987，（3）： 36

3、馮慶華. 使用翻譯教程（增訂本）〔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4、陳剛. 跨文化意思－導游詞譯者必備〔J〕. 中國翻譯。2002，（2），38－40

篇（11）

鄭和使團七下西洋，前后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辟了海上貿易之路，與海外廣泛進行了物資交流。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物資交流也是一種物質文化傳播，本文將從傳播學角度對此進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傳播目的

傳播學理論告訴我們，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由于某種共同感興趣的內容聚集在一起時才能構成傳播關系。在鄭和下西洋的物質文化傳播中，傳播者和受傳者雙方感興趣的內容是什么?傳播目的如何?

歷史資料中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有多種說法，在此筆者列舉當時幾種代表性言論。明成祖朱棣說：“今遣鄭和赍敕普諭朕意。爾等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禮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鄭和本人的言論：“若海外諸番，實為遐壤，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幣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明史》說：“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尤未賓服，乃命鄭和赍璽書往諸國。”“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祚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于是(鄭)和、(王)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這些文字說明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寧的國際局面，樹立明王朝的聲威，讓海外遠國能來中國朝貢，“賓服”中國。因此鄭和使團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賞賜大量物資，以示“柔遠人”、納朝貢。

此外，海外一些小國需要尋求明帝國保護以免遭鄰國欺凌，極力歡迎鄭和使團到來。當鄭和使團到達時盛情接待，鄭和賞賜完畢后，國王也回贈貴重禮品；當鄭和使團回國時，一些使者隨使團來華朝貢，以示賓服。

可見，在這種傳播關系中，鄭和使團與海外人們相互交替著傳播者與受傳者的角色，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有明確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時候這種政治目的是通過雙方感興趣的傳播內容之一——物資傳播來實現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傳播介質——物資

這里所說的物資，是指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和海外諸國之間交流的地方特產。從一定意義上講，特色物資既有經濟價值，也有文化價值，物資交流意味著中國和海外諸國把物資作為一種傳播介質來傳播物質文化信息。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滿載絲綢、瓷器、銅、鐵、麝香等幾十種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產品，然后換取海外的特產而歸，貨物名目繁多，據《明會典》、《明史》、《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書統計共11大類191種貨物，這種物質文化傳播的數量之大、范圍之廣、人數之多是史無前例的。在鄭和下西洋時期，物資對于中國與海外諸國來說有著特殊意義，我們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從傳播者角度看，處于明朝的需要對外自我宣揚(傳播)；處于“藩屬”地位的海外諸國需要表示“臣服”。

作為傳播者的鄭和使團，為了實現政治目的，更多時候借助雙方感興趣的物資傳播。因為物資最能代表中國先進的物質文化，也最能顯示出明朝的國威和政治地位，對外傳播的物資越豐富，就越能顯示中國的強大與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鄭和都向當地國王贈送大量禮品。作為傳播者的海外諸國，為了表示對明王朝的臣服，對鄭和使團既回贈本國禮品，也允許本國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國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遠萬里來華“朝貢”的大多是珍禽奇獸、香料珠寶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資，雖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從自然界采摘、獵取的，沒有經過人類再生產，但也蘊涵著海外物質文化；其中的手工藝品，有些是為來華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場上買的，這部分物資更能體現各國當時的物質文化，都能顯示出對明政府的臣服。

(二)從受傳者角度而言，物資最容易滿足人們的物質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說不易拒絕。

從中國政府方面來說，接受海外諸國的貢品，不在乎貢品本身的經濟價值，而是看重由貢品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意義，接受各國進獻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國內附。因此對于各國“朝貢”物資，作為受傳者的中國統治者，從心理上極易接受，既實現了政治目的，又滿足了物質欲望。從中國國內的受傳者來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資是他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極想得到或看到，正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所說，“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因明初實行海禁政策，“中國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貨”只有依賴鄭和使團傳播進入。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歸”，深受人民喜愛。

從海外諸國的受傳者來看，國王們欣然接受鄭和賞賜，即接受明王朝的庇護。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國物資，但只能通過貿易獲得。因此鄭和使團在海外貿易處處呈現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團成員馬歡、費信、鞏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記載。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在祖法兒國，“中國寶船到彼，開讀賞賜畢”，“其王差頭目遍諭國人，皆將乳香、血竭、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來換易綸絲、瓷器等物”。

三、傳播效果

傳播者根據自身傳播目的對傳播內容進行編碼，以信息的形式發送出去，當受傳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會對信息進行解碼，并且產生不同程度的相應反應，這種在思想、感情、態度和行為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某種變化就是傳播效果，它隱含在受傳者的解碼行為中，或者通過反饋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