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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文地理學的含義[1]
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的分布、變化和發展的一門學科。人地關系是該學科的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它與自然地理學被并列為地理學的兩大支柱。人文地理學包括的分支學科有經濟、城市、人口、部落、旅游、社會、文化、政治、軍事、民族、行為、感應地理學等等。
2.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程
人文地理學發端于19世紀的德國地理學家李特爾和拉采爾,當時稱為人類地理學。由于他們過分強調"地對人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環境決定論的泥坑。20世紀20年代,法國地理學家韋達 白蘭士及其學生白呂納提出"人地相關論"稱其學說為人文地理學。他們的觀點成為人文地理中"或然論"的理論基礎。本世紀20年代始,地理學注意的重點逐步轉向社會科學,離開了單純的地球科學,探討地理學新起點的各種學說競相爭鳴。各種學說的共同點都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都拋棄了以往那種"自然為因,人生為果"的命題,從人本主義出發,探討人地關系。
3.當代人文地理學研究
3.1 研究的主要內容[2]
人文現象的分布、擴散和變化雖然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但是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學可以說是地理學中的一門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空間"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兩個核心論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文地理學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理論主要涉及空間、全球化、城市化、人口、遷移、文化、景觀、發展和地緣政治等,其內容主要包括:(1)社會經濟發展的全球化特征與地區差異之間的關系;(2)人類與其周圍生活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3)不同空間尺度,包括世界、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政治、經濟演化特征與趨勢;(4)與民族、種族、性別、年齡、階級等因素相連的社會特征及其對空間發展的影響。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盡管當代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仍存在一些問題和薄弱環節,但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人類的作用和科學技術的作用日趨明顯,使得地理學人文化的趨勢加強。人文地理學地位的提高,將可能使地理學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3.2 研究的主要方法[3]
幾個世紀以來,哲學家們已經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意識形態觀念學。尋求知識的社會或政治的支持理由或目的。(2)認識論。知識是如何獲得的?有關我們如何認識世界的假設(我們認識了些什么?我們是如何認識的?)(3)本體論。支持理論或觀念體系的一系列特定的假設(什么可以被認識)。(4)方法論。一套可以應用于進行調查研究某種現象的計劃和程序。人文地理學是研究社會、空間、地方和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論。
4.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趨勢:
4.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表現為以人地協調發展為目標,以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實現資源、人口、環境、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這克服了以往拼盤式或形式綜合的缺點,體現了當今地理學走向統一的趨勢。
4.2 加強了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
加強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并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如商業地理學、旅游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行為地理學。其中旅游地理學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迄今為止,已在旅游資源分類與評價、旅游客源市場與游客行為、游客空間結構、旅游開發與規劃、旅游地形象設計與營銷、生態旅游與持續發展、旅游影響等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少數研究成果同國際水平相比已無明顯差異,如旅游地綜合個案研究、旅游資源分類和評價、旅游環境容量、國內旅游者行為規律、主題公園的研究等。
4.3 密切關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4]
如對農村工業化的研究。中國鄉鎮企業高速增長以及對農業發展的帶動,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種獨特現象。相關研究包括鄉鎮企業影響因素及環境,農村工業化差異,產業聯系與農村工業發展,外向型農村工業的省際差異分析等。其它新興領域還包括企業發展的地理學研究,農村鄉、村級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的研究、城市感應空間的研究等。
4.4 理論研究逐漸加強
中國地理學的理論建樹不多,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相比,理論研究又較為薄弱。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價值判斷、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具有滋生新理論的土壤,但我們的理論建設卻滯后了,這與重實踐輕理論的大氣候有關,也與人文地理學一開始就表現出與國土規劃相結合的特點有關。可喜的是,相當一部分學者在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4.5 服務于決策和管理的應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學發展的支柱
地理學中人文地理學屬應用性較強的學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學的決策支持系統在我國主要集中在農業發展、工業資源的開發、重大項目的選址等領域,隨著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思想的興起,區域可持續發展調控與決策,區域產業結構和布局,區域經濟戰略和區域政策,城市和農村發展等成為人文地理學應研究的熱點。
4.6 研究技術的多樣化
地理學包括人文地理學都經歷了從個別地理知識的記載到地理現象歸納解釋,從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過程,從最初的多元統計與線性規劃的應用,到后來系統科學、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關系,社會發展因子相關分析等方面的應用,到今天GIS技術在城市規劃、區域發展、資源開發方面的大量應用,人文地理學研究技術手段的豐富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認為當代人文地理學也正在從經驗科學走向實驗科學,從宏觀進人微觀。
5. 結束語
中國現代的人文地理學理論與方法論是在后通過傳教士、外國學者和歸國留學生傳入中國的。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受前蘇聯自然科學體系的影響,人文地理學逐漸被經濟地理學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復興中國人文地理學。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間最廣闊的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社會經濟也日新月異。與此同時,原有的社會制度、歷史遺存文化、社會結構形態等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國家的發展。中國需要發展人文地理學,而且中國也具備了人文地理學發展的肥沃土壤。
參考文獻
[1] 王興中,劉永剛.人文地理學研究方法論的進展與"文化轉向"以來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Abstract: the city is a kind of human activity effect is strong landscape, its internal material flow, energy flow and information flow, population flow, very a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serious disorder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urban landscape inflation and the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contradictions of shrinking broken increasingly fierce, the urban morpholog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come urban geography and urban planning research hot spo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ndscape ecology view of urban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ecology connotation, the urban landscape overall planning and urban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incipl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reference, and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ecology research planning design method and way.
Keywords: landscape ecology; urban landscape; research
中圖分類號: P9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引言:當今世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生態學隨之迅猛發展,成為時代背景。在這樣的生態浪潮激蕩下,城市景觀結構研究成為了城市地理學和城市規劃研究的核心內容,傳統的城市空間結構著眼于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和規劃學的脈絡而展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景觀生態學在城市景觀領域的研究逐漸興起,它引起了對描述、解釋和規劃景觀結構的傳統方法的重新思考,也為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的傳統研究和科學交叉提供了新的視角,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景觀規劃理論原則上的指導,甚至為景觀規劃的研究與實踐提供方法論。
一、景觀與景觀生態學的概念分析
景觀生態學中景觀(Landscape)概念的引入將地理學家采用的表示空間的“水平”分析方法和生態學家使用的表示功能的“垂直”方法結合起來。弗曼(1995)對景觀的解釋是由相互作用的重復出現的生態系統或土地利用類型的空間鑲嵌組成的異質區域。它具有空間異質性,是實在的地理實體,即包括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系統整體。
景觀生態學是1939年由德國地理學家C.特洛爾提出的,對其最簡單的表述就是研究在一個相當大的區域內,由許多不同生態系統所組成的整體(即景觀)的空間結構相互作用、協調功能及動態變化的一門生態學新分支。它給生態學帶來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由此應運而生的“生態景觀”強調重視景觀的生態效益、利用綠色景觀改善城市生態系統等。
城市景觀整體規劃特征
從景觀生態學的角度看,城市是典型的以人類干擾為主的景觀,是一種連續的景觀,城市主體的研究以城市地域社會為對象,探討人類活動與城市的互動關系。
總結國內外相關的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城市景觀綠化是對城市公園系統、綠地系統和城郊風景區的規劃與管理,城市是其對象與主體。城市景觀格局亦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城市景觀組分類型中以高密度的人類活動為主體,強調以人為本,突出人性化原則;其次,城市景觀組分的空間分布主要受人類有目的的規劃、建設、活動的決定性影響;第三,城市景觀組分的內涵性重組和外延性擴張行為非常頻繁;第四,城市景觀組分的鑲嵌性分布特征十分突出,相互之間的功能聯系一般通過發達交通系統中的能流、物流和人流來實現;最后,城市景觀具有生態脆弱性和破碎性,城市景觀主要靠人為輸入或輸出不同性質的能量和物質來協調和維持,變化極快且對人類調控存在高度依賴性,城市功能的連續性和完整性都很脆弱,一旦人類活動失調,就很容易導致城市生態衰退。另外,城市交通系統網絡將城市切割成許多大小不等的斑塊,城市景觀要素斑塊之間及其與城市外部之間的,與人類活動相關的能量和物質流同速率很高,而城市景觀中的“自然”生態過程受阻,提高城市景觀生態連通性,就成為維持城市景觀生態過程和環境功能的基礎。
三、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的內容與設計原則
李團勝(1998)認為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的內容應該包括環境敏感區的保護規劃、綠色空間體系規劃以及城市外貌與建筑景觀規劃。由此總結生態規劃主要包括如下內容:收集和調查城市景觀生態的基礎資料:對城市進行景觀生態分析與評價,即從景觀生態學角度分析城市景觀的要素、結構、功能,這是做好景觀生態規劃的基礎性工作;擬定城市景觀生態規劃;最后,提出合理城市規劃的原則,對城市空間及景觀布局進行合理規劃。
城市景觀是一系列生態組成的具有一定結構與功能的整體,在規劃中應把景觀作為一個整體單位來思考和管理,實現優化利用。此外,在城市景觀規劃中應遵循合理安排城市空間結構,相對集中開敞空間,組織和諧的土地利用,保持和恢復景觀生態過程與格局的連續性,維護自然斑塊之間的聯系,以綠色生態空間體系建設為中心的保護環境敏感區等規劃原則。
城市景觀生態規劃與設計
從方法論的角度上看,城市景觀生態規劃是就對景觀中一系列的生態進行整合規劃,此種整合是在整體和生態設計觀念基礎上的創造。與柯布西耶“光明城市”的偉大理想不同,整合思想的核心是對現成結構的把握及改良,此種思想與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理想不謀而合。
在整合理念的基礎上進行城市景觀生態規劃,總目標是改善城市景觀結構與功能、提高城市環境質量、促進城市景觀的持續發展。具體有如下目標:①生態穩定性。即維持城市景觀的生態平衡,景觀的結構功能保持一致性和連貫性。②通達性。有效地確保城市生活的方便,各斑塊間有廊道共同,交通易于到達。③舒適性。從自然生態和社會心理兩個方面去創造一種能融合技術與自然于一體的理想環境。④美觀性。通過景觀規劃使景觀結構適量有序又富于變化,符合大眾的審美要求并富含文化特征。
五、總結
現代城市景觀是文化和自然的載體,它在百年間的歷史演進中,承載著民族藝術追求、實用性理念與時尚精神。在突飛猛進的城市設計浪潮,沖擊著現代城市的景觀設計的迅速發展,它將對未來全球化的城市景觀設計的形成和趨勢產生重大影響。本文結合景觀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進行城市景觀的規劃與設計,構建現代城市景觀結構生態優化模式,對于指導城市空間結構的改造和重建過程,以及維護社會經濟和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李秀珍 肖篤寧著:《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 1995年 第2期 維普資訊網。
[中圖分類號]C9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32-0094-03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城市研究方興未艾,城市管理學儼然已成為一門“顯學”。城鎮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心,近20多年來,有關城鎮問題的研究在我國得到長足的發展,研究城鎮的大量專著和論文得到出版和發表。目前學界對城鎮體系下的市鎮研究頗為關注,論著層出不窮,多集中于研究市鎮的經濟功能和市場框架。有些學者從經濟史、社會史的角度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對市鎮的研究日益深入,在宏觀和微觀方面都取得很大的進步。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試圖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出發,吸收城市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的方法,以探求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市鎮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1市鎮發展與城鎮體系的完善
市與鎮在宋代以前是不同的,市是指商業貿易之所,鎮則指軍事重鎮。自宋代以后,鎮開始演化成工商業中心,其軍事上的意義已經降到了次要地位。明清時期,市與鎮已經同列。市鎮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們是隨著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出現和興起的。市鎮的發展是農村市場發展的產物,它們主要是作為農村市場中心地而存在的,并發揮著城鄉市場媒介的作用。[1]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狀況的探測器,既屬于鄉村研究的范圍,也可視作是城鎮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水平取決于商品化程度、交通條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
任放給市鎮定義為:“明清時期介于縣城和村落之間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業實體。”[2]在樊樹志看來,市和鎮作為地理概念和地理實體,是社會經濟發展到某種特定階段的產物。市是由農村交換剩余產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變而來的,鎮是比市高一級的經濟中心地。[3]胡如雷強調市鎮的建立必須以一定數量的工商業戶的定居經營為前提,它與市集的“朝實暮虛”有明顯的差別。[4]劉景純認為,市鎮是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的以經濟活動為主要功能的小城鎮。[5]在筆者看來,市鎮是構成城鎮體系的基礎環節,是溝通城鄉的重要橋梁。同時,作為一地理實體,市鎮有著獨特的空間分布特征和經濟職能,是歷史城市地理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環節。歷史城市地理學不僅要研究歷史時期的都城,而且要研究歷史時期一級行政中心城市、二級行政中心城市甚至集鎮及其相互關系,把區域內的各級城鎮群體作為研究對象。因此,作為城鎮體系層級中的市鎮體系也是歷史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隨著國土開發范圍的擴大,地域經濟的繁榮,也導致了邊防軍事重鎮和大城市草市的興起,成為我國小城鎮發展的伊始。據記載,我國軍鎮設置始于北魏,沿長城一線設置六大防御北方民族的軍鎮。到唐代,這類軍鎮除仍在北方設置外,范圍進一步擴大到西北、西南、東北地區。作為我國小城鎮前身的草市,興起于南北朝時期。中唐以后,由于經濟繁榮集中表現在手工業、商業的興盛上,隨著水陸交通的發展,草市的設置也因地方經濟的需要而迅速發展起來。在廣大農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漸興起了大批集市,從而發展成為農村的商品交換中心。不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職能,從而向專業市鎮發展。這樣就形成了由都城——道級駐所城市——府州級駐所城市——縣城——鎮及草市組成的比較完整的城鎮系統。
五代、宋元時期,草市逐漸演化為商業性集鎮。鎮市是比草市更高層次的經濟中心地,宋代鎮的性質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鎮市成為縣市與草市之間的市場建置,并在鎮市設置監鎮官,“諸鎮監官,掌警邏盜及煙火之禁,兼征稅榷酤。”鎮這一地理層級,各地稱呼差異不大。至于市這一地理層級,各地稱呼各有不同,諸如:市、店、步、埠、墟、集、場、行之類。市的用法最普遍,因而市鎮并稱,使市鎮成為一個專門名詞。市也稱為店,以北方為多。它們大多處于交通要道或交通發達之所,政府常在此設置場務征收商稅。市也稱作步。宋代揚州附近的瓜步鎮在唐代稱為瓜步,是“舟艫津輳而遙系江南”的一個草市,瓜步鎮就是在瓜步草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6]。市也稱為集,蓋取市集之意,市鎮因而也可稱作集鎮。北方的地方志中多有市集、鎮集或集市鎮店的條目。市也稱為亥市和場,多見于四川等地,當地俗稱“場集”。市也稱作行,蘇松一帶較常見。市也稱作墟,嶺南尤為多見,《廣東新語》有對其的詳細描述[7],李龍潛先生認為:“明清時期廣東的墟市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是沒有固定字號商鋪的定期市場,稱為“墟”;二是設有固定字號商鋪,“常日為市”的常開市場,稱為“市”;三是“市與墟兼之”的市場,可稱為“墟市”。”[8]加藤繁先生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認為清代廣東的農村墟市比中國其他地區發達[9]。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可能是廣東清代以后一口通商成為對外貿易中心,商品流通發展的結果[10]。市的名稱存在地域性差異表明,市的興起和發展是一個普遍現象。它的名稱雖因地而異,但結構功能卻大致相同,體現了歷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在宋代,隨著地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鎮體系等級系列逐步完善,已有明顯的等級規模關系,市鎮體系初步形成。明清時期是市鎮迅猛發展的時期。由于商品經濟的崛起,帶來了城鎮數量的增加、地域分布的擴展和城鎮間經濟聯系的加強。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①市鎮間人口規模等級形成。②農村集鎮大量興起。③小城鎮人口增長迅速。明清時期城鎮地域空間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江南市鎮蓬勃發展。由于商品性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對外貿易量增加,從而促進了沿海地方港口市鎮的發展,城鎮體系的等級規模結構形成。
2市鎮與城鎮化
城鎮化是鄉村變成城鎮的一種復雜過程,也被稱作城市化、都市化。對這一過程的理解,不同學科有很大的差別。歸納起來有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和地理學的不同概念。社會學家認為,城鎮化是一個城市性生活方式的發展過程,它意味著人們不斷被吸引到城鎮中,并被納入到城鎮的生活組織中去,而且還意味著隨城鎮發展而出現的城鎮生活方式的不斷強化。人口學家認為城市生活方式的擴大是人口向城鎮集中的結果。城鎮化就是人口向城鎮集中的過程,這種過程可能有兩種方式,一是人口集中場所即城鎮地區數量的增加,二是每個城鎮地區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是一種以非農業生產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把城鎮化看成是由于經濟專業化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人們離開農業經濟向非農業活動轉移并在城鎮集聚的過程[11]。上述對城鎮化的不同理解,不是互相抵觸而是互相補充的關系。城鎮化過程是一種影響極為深廣的社會經濟變化的過程,它既有人口和非農業活動向城鎮的轉型、集中、強化和分并,以及城鎮景觀的地域推進等看得見的實體的變化過程,也包括了城市的經濟、社會、技術變革在城鎮等級體系中的擴散,并進入鄉村地區的過程。甚至包含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向鄉村地域擴散的較為抽象的精神上的變化過程。
在縱剖面上,對城鎮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國外有人把城鎮化過程追溯到幾千年前城鎮出現的年代,分古代的城鎮化和現代的城鎮化。國內也有人把城市在地球上出現之日起到鄉村城市化完成,城鄉融合時止這樣一個長過程作為城鎮化過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城鎮化只是工業革命以來開始的過程。筆者認為,自從城市產生之日起城市化就揭開了序幕。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城鎮化方式,中國的城市化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即:①古代傳統城鎮化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指明清以前的城鎮化過程。②近代時期,主要指明清時期。城鎮化出現了新的因素。③近現代時期,主要指晚清民國時期。④當代城鎮化階段。歷史地理學著重探討前三個階段的城市化進程,其中主要側重于對城鎮化的空間發展過程及對城鎮體系層級的探討。
市鎮網絡體系也應是歷史地理學應研究的內容。所謂市鎮網絡,是指市鎮在空間上的分布,包括平均每州縣市鎮數、市鎮密度、市鎮平均間距等方面,通過市鎮網絡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市鎮發展水平。市鎮密度是指單位面積內的市鎮數,可用區域內的市鎮數除以區域單位面積求得。市鎮密度的計算可以采取不同的標準,據研究范圍而定。有的學者將市鎮密度稱為市鎮率,認為市鎮密度是指每平方千米內的市鎮分布狀態,可以用單位面積內的市鎮總數和該單位的總面積相比,求得一個百分率來表示[12]。與市鎮密度相關的概念還有市鎮貿易范圍和貿易半徑,能反映出市鎮體系的層級關系及市鎮群體的輻射力量。市鎮是最基層的中心地,它總是分屬于一定的行政區劃中,與行政中心地構成相互聯結的網絡。因而,州縣區劃的幾何形狀和治城的位置往往影響市鎮的空間布局。一般而言,縣治在其區劃中的位置有三種,從而導致市鎮空間位置亦不盡相同。一是縣治位于區劃范圍中心。在這一情況下市鎮往往較均勻地分布于縣治輻射而出的交通要道上,形成“眾星拱月”式結構。二是縣治位于區劃中心,市鎮偏離兩翼,這種結構發生在條形區劃中。三是縣治居于一隅,市鎮分布呈扇形。[13]
城市化、城鎮化代表著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歷史證明中國的城市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像西歐的城市是在與領主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中國城市起源早,與王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成為各級政權機構的所在的,是按“王制”規劃而構筑的。但是到了明清時期,中國的城市化出現了新趨勢,即大眾城市發展基本上停滯了,只是逐漸地增添了某些經濟職能的色彩。城市化的道路則更多地表現為許多市鎮的興起,城市化的主流則演化為由經濟職能為主導的市鎮群的形成。市鎮是城市的微型或縮影,是城市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中城市通過市鎮與廣大農村保持著密切聯系,形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完整體系。市鎮是部分地脫離農業生產,以從事手工業、商業或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實體,它占有一定的地域,擁有相當數量的非農業人口的居民集結點,它是一個社會實體和地理實體。
綜上可知,因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巨大差異,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市鎮風格各異。因此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市鎮研究不僅要探求其空間分布的地理差異和其內部空間結構特征,更要注重對其產生如此差異和特征的自然環境的探討。不僅要進行對微觀市鎮社區的研究,而且要進行對區域市鎮的比較研究,力求做到點線面的結合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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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據來源
文章的基本數據源于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1]。受數據限制,對2006~2011年的研究,采用抽樣方法選取2006年、2008年、2011年三個截面數據。
2.研究方法
2.1首位度
首位度概念,原指一國最大城市與第二位城市人口規模的比值[2]。后來又有學者提出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首位城市指數。
本文引用該概念,計算《徐州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以下簡稱“學報”)刊載論文數量最多的來源城市(本研究中各年度均為徐州市)與第二位城市發文數量的比值,以及與所有論文數量的比值,以此反映載文在徐州市的集中化程度。計算公式如下:
2城市指數:S2=P1/P2
首位城市指數:Sn=P1/(P2+P3+P4+……+Pn)
其中,P1,P2,…,P11為載文數量從大到小排序后的城市發文數量。
2.2位序-規模法則
位序—規模法則是從城鎮規模的位序來研究城鎮體系的規模結構。指一個區域內大小不等的城鎮,規模越高,城鎮數量越少,等級越低,城鎮數量越多,城鎮規模分布呈金字塔型。通過對一個區域的城鎮規模等級體系對比分析,可發現城鎮體系規模等級結構的特點和變化趨勢。
2.3改進的赫佛因德指數
鑒于使用羅特卡公式追蹤指數變化趨勢須進行冪函數回歸,受樣本數量和相關系數檢驗的限制,部分年份的數據、變化趨勢難以真實反映學報載文源地的動態分布特點,本文進一步引入集中化指數進行研究。
3.計算結果與分析
3.1載文區域集中程度研究
3.1.1首位度研究
由計算所得的歷年載文源地2城市指數(圖1)發現,載文源地的首位城市始終為學報編輯部所在城市徐州市。1997~2011年期間,2城市指數主要圍繞20上下波動變化,說明徐州市處于載文來源城市中的處于絕對首位的地位,第二位載文來源城市難以干擾徐州市的首位強度。
歷年的首位城市指數的變化趨勢(圖2)總體呈下降趨勢,僅在2000年、2006年前后出現較大波動。表明學報載文源地在15年間不斷擴散,徐州市的首位地位在不斷弱化。
*由于受樣本數量的限制,1997、2000、2004、2001等年的冪函數回歸難以通過R2檢驗。但結合首位度、改進的赫佛因德指數的變化情況,冪函數回歸能夠體現學報載文源地的總體趨勢。
3.1.2位序-規模法則與集中化指數(CI)
以1997~2011年載文來源的所有城市及其發文數量位序數據,對各年的載文源地的羅特卡模型進行曲線回歸模擬(表1)。2006年之前│-q│值均大于1表明學報載文地分布長期處于集中的狀態,甚至在1998~2001年和2005~2006年的兩個時段出現兩次遞增的趨勢,載文源地向編輯部所在地徐州及其周邊的淮安市、連云港市、鹽城市、江蘇省會南京市等城市的集聚。2008年之后,│-q│值開始小于1,表明載文源地由之前的集聚狀態轉變為發散狀態。│-q│值總體變小的變化趨勢表明15年之間學報載文地分布以擴散勢能為主導。
對比歷年羅特卡模型的│-q│值與CI指數的變化,可以發現,兩類數值的變化趨勢總體一致。(受研究方法的限制,CI指數僅在0~1之間表征集散程度,所以羅特卡模型的│-q│值的變化趨勢具有更強的敏感性。但由于羅特卡模型的│-q│值由曲線回歸所得,其準確性遜于CI指數。)
結合學報載文的來源城市數量的變化情況(圖4)發現,前文首位度分析、│-q│值與CI指數在1998年和2006年前后存在的波動恰是學報載文的來源城市數量的兩個波谷區。因此對總體呈擴散趨勢的載文源地造成了較大的干擾,而期刊載文集中刊載同一來源區域的論文受人為作用影響較大。因此,可以認為15年間,學報載文源地雖長期處于集中狀態,但其擴散勢能大于集中的勢能,總體呈擴散趨勢。
從載文的具體區域可以發現,學報載文源地呈現出以下地域特征:由集中于編輯部所在地徐州、集中于蘇北地區、省會南京,轉向向淮海經濟區、鄰省主要城市(如安徽合肥、浙江金華)擴散。進而擴散地由淮海經濟區、長三角經濟區轉向全國主要省份的重點城市,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國內省際聯系,甚至在2011年出現印度、美國等國外學者在學報上發文,顯示出學報初具國際影響力。
從1997年、2001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五個截面時段的載文地分析,學報載文源地空間分布,并對各年分布區域重心的軌跡進行追蹤。1997年,載文源地主要集中于淮海經濟區,分布呈扁平狀,區域重心位于河南省駐馬店市西北側。2001年,載文源地的區域重心發生東移,位置大致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東南側。
4.結論與討論
(1)通過引入城市地理學中的首位度分析和位序規模法則以及區域經濟學中的赫佛因德指數對《江蘇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進行分析,發現近15年間,學報載文源地雖長期處于集中狀態,但其擴散勢能大于集中的勢能,總體呈擴散趨勢。
(2)分析載文源地的空間布局與區域重心發現學報載文源地在多年間處于不斷擴散的進程中,并呈現出由經濟區內橫向擴散轉向全國性縱向延伸,而后又轉向全國性橫向擴散的變化路徑。
(3)江蘇師范大學作為省屬高校,其學報的影響力受到母體高校級別和期刊級別的限制,故載文源地長期集中于編輯部所在城市徐州市及周邊省份、城市,這也反映了江蘇師范大學的區域影響力和學緣關系。
(4)江蘇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須以盡早進入中文核心期刊目錄為近期目標,提高編委、審稿人學術水平,嚴格審稿要求,規范期刊論文格式,強化期刊板塊性和學術風格,進而改善刊載論文質量和學術影響力。(作者單位:1.江蘇師范大學城建與環境學部自然地理學;2.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單集鎮中心中學)
參考文獻:
[1]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DB].北京:CNKI工程集團,2012.
從另一角度看,微區位研究涉及共性和個性研究兩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城市空間、環境結構、區域場勢等背景基礎研究,后者則結合區位主體的自身性質,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城市商業微區位關聯效應研究探討不同主體的區位選擇特征。本文以商業區位研究碩士論文為切入點,探討區位關聯問題;其中既包括區位關聯本質、形成機理等共性的探討,也對商業區位中的關聯類型及其特征、不同關聯類型間的相互聯系等個性問題進行分析。
首先,從邏輯實證主義角度入手,應用地理信息系統手段,利用MapInfo制圖功能,對商業研究樣本進行空間定位,直觀反映出不同商業行業的空間分布特征;并結合Excel、SPSS10.0等通用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整理,從中觀層面對各商業行業研究樣本進行系統、高效的研究分析。
其次,以結構主義方法論為指導,從城市空間結構、商業網絡結構的背景入手,通過對微區位共性研究的背景影響因素探討,研究分析在城市空間,這一差異場勢平臺下,商業區位的空間分布特征。并引入經濟學中的外部經濟理論,對區位關聯的本質及形成機理進行理論分析。
再次,在共性研究的基礎上,同樣注重個性研究。不同區位主體,其區位選擇特征也不同,不存在超脫于主體的共同區位理論。盡管本文僅以商業為研究對象,但不同商業行業間,在經營門檻限制、店鋪規模、行業自身空間結構等內容上依然存在較大差異。研究注重案例收集,在對微區位關聯類型進行劃分時,通過對同類案例的分析,歸納總結不同關聯類型的特征表現,探討各關聯類型間的發展聯系。避免與實踐脫節、實用性差等研究缺陷,進一步加強本研究的實際指導意義。
最后,關注現代居民消費行為特征,從人本主義角度,研究不同亞文化人群消費行為差異所引起的商業微區位關聯現象。一方面,對亞文化人群密集區域周邊的不同商業區位關聯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對已具備一定規模的商業中心(街),因主體消費群的社會文化類型不同,所引起商業中心(街)購物消費文化差異,而最終導致新入駐商家文化定位的關聯效應也進行了探討。
商業區位研究,相對于其他區位主體研究,較為成熟。但以往商業區位相關研究多為對傳統區位理論的驗證與補充,或利用商業經營理論,對商鋪區位選址過程進行探討。其中較注重碩士論文商業集聚效應對區位選擇的影響分析,對于城市微觀環境下各商業經營單位由于經營內容、行業性質、銷售特征等引起的相互聯系及其空間區位效應尚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以人本主義方法論為指導,從消費者購物行為偏好入手,借鑒近年來城市地理學及區位論研究中科學、有效的研究方法,結合不同商業行業區位選擇特征,試圖較為深入、全面地探討商業區位關聯效應這一論題。
朱翔。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湖南師范大學副校級督導,湖南師范大學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府長株潭智力辦公室副主任,湖南省政府參事,湖南省政府經濟規劃專家組成員,湖南省政府土地利用規劃修編委員會主任委員,湖南省政府院士專家咨詢組成員,湖南旅游學會首席專家團專家,教育部課程改革核心組成員,國家地球科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2001年度全國模范教師。
簡歷。1978―1982年,湖南師范大學學習;1985―1988年,華東師范大學學習。1993―2000年擔任湖南師范大學國土學院院長,2000年至今擔任湖南師范大學區域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底起擔任湖南省政府長株潭智力辦公室副主任。
主要著作。《區域綜合開發理論與實踐》,主編,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城市地理學》,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進湖南城市化進程研究》,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國家初中地理教材》(第1―4冊),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2003年;《國家高中地理教材》(必修3冊,選修7冊),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2004年;《中學地理地圖冊》(初中4冊,高中8冊),主編,星球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2004年;《三峽工程與洞庭湖關系研究》,合著,湖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生態文明――人類發展的必由之路》,合著,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環洞庭湖經濟圈建設研究》,主編,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長株潭城市群發展模式研究》,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中國地理大謀略》,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土地資源學》,主編,氣象出版社,1995年;《城市與開發區規劃》,主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洞庭湖治理與開發》,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構筑中部發展軸心》,主編,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中國省會城市地圖集》,合著,湖南地圖出版社,1999年;《國土與房地產辭典》,合著,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湖南――名人的星空》,合著,外文出版社,2006年;《長江開發開放與湖南經濟發展研究》,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沙漠之謎》,主編,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另外,在《自然災害學報》、《地理學報》、《地理研究》、《經濟地理》、《城市規劃》、《城市規劃研究》、《生態學報》、《應用生態學報》等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40多篇。
主持課題。先后主持課題50多項,主要有:《洞庭湖水災減災的經濟學研究》(國家基金課題,2001年);《長江中游地區平垸行洪與退田還湖研究》(國家軟科學課題,2004―2005年);《推進城市建設生態化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2007―2009年);《長株潭城市群發展模式研究》(湖南省政府課題,2009年);《長株潭區域一體化建設研究》(湖南省發改委重點課題,2006年);《長株潭3+5城市群城鎮發展研究》(湖南省建設廳重大課題,2005年);《長沙市芙蓉區CBD建設規劃》(長沙市規劃局重大課題,2007年);《長沙市橘子洲旅游開發概念性規劃》(長沙市課題,2003年);《湖南省城市化推進研究》(湖南省建設廳重點課題,2005年);《湖南省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研究》(湖南省科委重點課題,2002年);《湖南省可持續發展研究》(湖南省科委重點課題,2004年);《湖南省十五期間和到2015年城市建設研究》(湖南省發改委重點課題,2002年);《株洲市協調區“兩型社會”建設規劃》(株洲市重點課題,2008年);《南洞庭湖濕地生態旅游整體規劃》(沅江市課題,2004年);《環洞庭湖經濟圈建設研究》(湖南省社科重點課題,2002年);《長株潭經濟一體化控制研究》(湖南省發改委課題,2001年);《湖南省“十二五”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規劃研究》(湖南省發改委課題,2009年);《環洞庭湖經濟圈“十二五”發展規劃研究》(湖南省發改委課題,2009年);《岳陽市產業發展規劃》(岳陽市課題,2008年);《沅江市產業發展規劃》(沅江市課題,2007年);《株洲市土地利用優化研究》(株洲市課題,2007年);《湖南省山河庫湖綜合開發研究》(湖南省科委重點課題,2003年);《長株潭城市群一體化建設研究》(長沙市規劃局重點課題,2004―2005年);《國家初中地理教材開發研究》(教育部、湖南出版集團重點課題,2003年);《國家高中地理教材開發研究》(教育部、湖南出版集團重點課題,2006年)。
鄉村研究很多學科都能夠找到切入點,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其研究較早。鄉村社會學研究側重鄉村社會變遷, 鄉村地理學則側重于從地域分布、空間的觀點分析鄉村的各種問題[1]。隨著鄉村的演進及學科的發展, 二學科研究內容交叉重疊的現象比較明顯。鄉村社會地理即是針對鄉村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 從地理學視角進行分析: 時間上以鄉村社會變遷為主線, 空間上探討社會現象對鄉村各主體空間分布及分異規律的影響。
1 研究進程
1.1 鄉村社會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時序分析
鄉村地理學發展較早, 二戰前, 其研究內容主要是農村聚落的歷史分析( 包括農村聚落的起源、結構與類型) 、土地利用問題, 同時有一些對于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 如德國學者如魏伯、奧特倫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態、鄉村道路網、農舍、村落等農業活動所引起和制約的文化景觀或鄉村景觀, 但總體上研究較少[2]。
二戰后到1970 年, 各國( 不僅是歐洲國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經濟發展引發的城市化浪潮, 畢業論文推動了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高漲, 而忽視了鄉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這一階段由于把對鄉村區域的研究簡化為對農業問題的研究, 世界各國普通存在農業地理興盛而鄉村地理極度薄弱的現象[3], 這一階段是鄉村地理學的衰退期[1], 而鄉村社會地理因而沒有發展起來, 但社會學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較多, 地理學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間, 環境壓力及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導致對鄉村可持續發展研究, 鄉村地理學出現“再生( rebirth)”現象[1], 這一期間對鄉村社會的研究一直成為國外鄉村地理學的一個熱點, 推動了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 但不同國家研究內容存在一定差異[2]。表現在研究者的重視, 組織了許多學術活動, 并提出了一些發展理論。如美國經濟史學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鄉村增長中心發展理論;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鄉村社區發展理論等[4]。隨著研究的深入, 相關研究范圍逐步擴大到包括鄉村發展的許多方面, 主要有鄉村社區、鄉村人口結構、遷移和就業, 居住問題、鄉村城市化、城鄉相互作用以及鄉村規劃等。一些研究中尋求地理學者和社會學者共同研究的關鍵主題。1980 年代許多學者還進行了鄉村地區發展政策效果評價的研究。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具體如下: Ambrose 認為鄉村仍然是明顯的等級社會, 包含至少五個明顯區別的階層; Newby( 1979) 認為鄉村居民被多種因素所束縛( 如貧困) , 因而形成社區以尋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這一過程中鄉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鄉村區域人口和雇用問題; Roger 對于鄉村住房問題有一定研究; Lewis 運用新的方法對鄉村社區進行了研究; Tanner對鄉村區域娛樂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Robins 總結了鄉村規劃和環境保護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對象分析
從研究對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研究客體主要為物質實體,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學化所加強, 這反映了環境決定論持續的影響; 伴隨人口的減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鄉村研究中出現對人口學特征的研究, 如列舉人口數量、分布和密度; 對社會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學要與社會公正相連接; 對家庭和社區的研究, 許多地理學者在研究中尋求與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關聯, 認為這類研究至少也是社會地理學的一個方面[7]。
1.2 新的研究進展
1990 年代以來, 國外社會地理學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圍繞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來確定研究出發點; 從社會問題的空間表述、空間因素、空間過程和區域特征來確定研究角度; 針對社會問題中受害一方來確定側重面; 重視城市社會在西方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來確定重點區域[8]。此時的鄉村地理學出現兩個明顯轉向, 其一是社會文化轉向。與二十世紀人文地理學第三次轉型趨于一致[9], 鄉村地理學研究也開始由側重空間分析向社會文化轉型, 特別是近年來特別明顯, 使得社會文化成為地理學“社會論”的核心理念, 并構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內容[10]。許多學者將社會和文化研究的理論用于鄉村社會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鄉村和文化地理學融合的形勢; Seymour 在鄉村地理學理論發展討論會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鄉村地理學的明確的邊界; Halfacree 把鄉村作為“非物質的感知構建”來研究。這些研究顯示鄉村社會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學的界限。其二是鄉村地理研究的后現代轉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學者開始認為對鄉村的研究已經、或將要、或必須向后現代轉型。人們開始著眼于從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鄉村的優勢、局限和問題, 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①陸續有一系列的對鄉村“被忽視方面”的研究; ②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性別關系角色進行了重新認識。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對鄉村的現代主義進行了分類: 作為時間概念的現代主義; 抽象理論的現代主義; 結構分類的現代主義( 特別指鄉村和城市間的劃分) ( 表1) [7]。此時許多鄉村地理學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開始了明顯充滿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認為關注不公正、開發以及鄉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動了此種研究, 并認為此時的鄉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結構和意義; Phillip 認為此時在鄉村社會地理研究中, 已將政治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因素聯系在一起[7](
具體來說, 除繼續關注早期鄉村現象外, 鄉村社會地理順應上述趨勢, 其研究也出現了許多新的主題。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對鄉村地理學研究進行總結后, 指出現在缺少對鄉村可持續性的研究, 并針對廣泛的爭論, 對后生產主義者的鄉村空間進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對鄉村地理學2002 年出版的期刊總覽, 認為許多傳統的研究沒有減少, 只是近年有些轉變, 研究并指出三個共生的鄉村發展模式: 農業—工業化、后生產主義和鄉村可持續發展[12]; 基于人們對鄉村過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對于鄉村剝奪( exploitation)進行過相關論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來人們開始關注網絡與信息對鄉村的社會影響。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會中鄉村地區的發展前景, 他認為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縮減了鄉村與市場的距離, 并提高了鄉村地區的對外學習的能力與機會, 但遠距離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為鄉村地區最美好的前景, 將來也只會給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遠的鄉村, 帶來絕對的發展優勢[14], 此外他還對信息技術對鄉村發展的利弊及鄉村網絡社會的增加狀況進行了探討[15]。
1.3 發展的路徑
縱觀鄉村社會研究的整個歷程, 不難看出鄉村社會地理發展而來的兩條路徑。首先, 鄉村地理學研究向社會轉向。地理類的文獻中, 關于鄉村社會的探討和研究十分豐富, 并且包含鄉村社區、鄉村景觀、城鄉關系、鄉村旅游、各種鄉村沖突和問題及政策制度等諸多方面[5,13]。其次, 社會學者開始關注涉及鄉村空間的問題。早期鄉村社會學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學的內容, 近年來出于研究及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 逐漸將空間現象納入研究范圍, 相關學術論文明顯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鄉村社會學科中忽視空間的分析, 地理空間在組織階級關系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對于鄉村研究雖然從鄉村的社會學表象寫起, 但對農業和田園風光的問題分析, 卻有著強烈的地理氣息[17]。
2 當前主要研究內容
國外對城市空間格局的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城市形態研究、實證主義分析和以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多元研究范式,基本走向是轉向對深層制度性因素的關注。
早期的城市形態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出現了歐文的“新協和村”,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等假說。20世紀20-40年代,形成了芝加哥學派有關城市形態的三種經典的城市發展模式,即同心圓、扇形和多核心。20世紀50年代以后,實證主義分析興起,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引入了大量的計量手段,試圖通過對統計數據的歸納和抽象再現城市結構。這一方法在今天伴隨著“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現和GIS(地理信息系統)手段的繁榮仍然得以延續。特別是克魯格曼等一些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延續了阿隆索、克里斯塔勒等學者演繹分析的傳統,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將城市空間視為自組織的系統,通過數學模型論證了城市發展的多中心模式。代表性的理論如克魯格曼(1996)的多中心城市結構空間自組織模型。麥克唐納(1987)對次中心的識別方法進行了評述,海基拉等(1989)提出了多中心都市區人口密度分布的三種理論模型。此外,一些學者通過對洛杉磯等城市的實證分析,支持了城市空間布局正在向多中心發展的趨勢(比如,朱利亞諾、肯尼思,1991)。
與城市經濟學不同,在城市地理學、城市社會學和城市規劃學的范疇內,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由于對經濟停滯、貧富不均等現實問題的內在機制缺乏解釋,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的主流開始轉向行為主義、人文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多元范式。特別是結構主義方法影響最為深遠,代表作有哈維(1973)的《社會公正與城市》等,這一流派主張決定城市空間結構的是隱藏在表面世界背后的深層社會經濟結構。他們將“社會-空間”視為辯證統一的整體,對于城市空間格局與社會公正的關系給予了莫大關注,從這一學說出發,優化城市空間格局與改善社會公平是一體的,給予城市貧民同等的公共服務是優化城市空間格局的核心問題。21世紀初,后現代主義等思潮興起,形成了所謂的洛杉磯學派和紐約學派。他們以各自城市為模板,對于傳統的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三種城市發展的經典模式發起了挑戰。洛杉磯學派認為在全球化和后工業化的背景下,城市發展具有低密度和隨機性,特別是迪爾(2002)的《城市與社區》一書提出了相應的主張;紐約學派(代表人物哈勒,2003)則主張城市空間的集中性,將緊湊集中的紐約城市發展模式視為最理想的城市空間格局。總之,國外對于城市空間格局的探討仍處于爭鳴狀態,并沒有一個公認的理想的現代城市空間格局。但是,關注社會公平公正、經濟發展及生態環境建設是各流派對于城市空間格局探討的基本出發點。
二、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對于城市空間格局的研究同樣給予了高度重視。在中國知網以“城市空間格局”為篇名搜索到文獻286條,以城市空間結構為篇名達到1242條。這些研究從生態、經濟、社會、文化、全球化、區域協調發展等角度對城市空間格局進行了較全面的分析。
生態視角主要有俞孔堅(2009)、汪勁柏(2006)等,他們認為需要從空間上協調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實現精明增長與精明保護的雙贏。俞孔堅等應用景觀安全格局理論和方法,提出保障北京生態長遠安全的土地利用格局與實施戰略,主張進行生態環境保護并不在于必須犧牲很多或更多的建設用地,可以通過科學合理的空間格局設計,用盡可能少的土地來獲得盡量好的生態效益。
經濟視角的研究最多,譚遂、楊開忠等(2002、2003)基于自組織假設探討了城市空間結構的數學模型。王錚等(2001)以上海為案例,嘗試進行了城市空間結構的復雜性研究,指出不僅存在人們認識到的多中心,還有可能存在產業帶動的多重結構(比如多個伯吉斯環相間出現),呈現混沌特征。張蕓、梁進社等(2009)認為在專業化和外來投資雙重推動的產業功能郊區化進程中,北京呈現出具有多個亞中心的網絡化空間結構。馮健、周一星(2003)利用五普數據研究1982-2000年北京都市區人口增長與分布規律,發現1990年北京都市區雙中心結構剛剛發育,2000年多中心結構比較明顯但并不成熟。吳文玨、馬西亞(2006)用多中心模型研究上海都市區,結論是上海人口空間結構已經由1990年的單中心結構演變為2000年的多中心結構。隨著GIS技術的成熟,很多學者應用這一手段研究城市產業的布局,比如,張景秋等(2010)通過對北京城市寫字樓2009年調研數據的空間統計,研究北京市辦公業的空間格局演變及其模式。張曉平、孫磊(2012)指出北京市的制造業在中心城區的集聚度明顯減弱,呈顯著的郊區化集聚,總體空間格局呈現出大都市區尺度上的擴散及產業園區尺度的再集聚特征。
社會視角的學者主要關注了城市內部的不均衡發展,特別是北京南北城發展不協調的問題。顧朝林、克斯特洛德(1997)描繪了在流動人口涌入之后,北京社會極化和空間分異現象。于濤方、吳泓(2009)認為在全球化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具有全球控制和命令職能的城市功能,如金融保險業、商務服務業、科研等方面在各種積極要素(如國際航空樞紐、大事件、戰略空間)推動下不斷集聚在北城區,從而直接導致了北城區的經濟運行本質上領先于南城地區的事實。
文化視角的城市空間格局研究最少,包書月、張寶秀(2011)闡述了北京城中軸線發展歷程及其對城市空間結構的影響,提出依托這一傳統文化軸線,打破現有的單中心發展空間形態,發展多中心,進而也使交通打破多層次環狀結構,發展網絡新格局。周尚意、趙繼敏等(2006)通過對西城區地上不可移動文物價值的評價,指出文物保護對于城市文化空間格局具有重要影響。此外,高宏存(2010)指出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重塑著城市空間結構,趙繼敏(2010)對藝術區的分析,部分印證了這一說法。
全球化視角,伴隨著北京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國內很多學者關注了城市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響,致使空間格局產生的發展變化。比如,顧朝林(2012)針對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提出了北京城市功能區調整的建議。龐晶、葉裕民(2012)認為全球化和產業鏈垂直分離將推動城市的擴張和多中心城市形態的形成。
區域協調發展視角,由于北京的城市發展與周邊地域是不可分割的,一些學者探討了北京城市空間結構與京津冀協調發展問題。比如,趙堅(2008)指出北京應當形成從中心大團出發以軌道交通為主軸向東向南發展的城市形態,這不僅為北京的長期發展打開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而且有利于形成產業集群,推動京津冀區域的協調共同發展。
除了以上幾方面外,還有大量的研究對北京為代表的城市空間的演變進行綜合分析,它們或基于歷史資料,或運用GIS、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對北京的城市空間格局演變進行預測,比如,柴彥威、塔娜(2009)分析了北京市64年來在人口、居住、產業、社會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相應空間格局的演變;龍瀛、毛其智等(2010)開發了基于元胞自動機(CA)的北京城市空間發展分析模型(BUDEM),用于對北京的城市空間發展進行綜合分析及預測。王靜文、毛其智、黨安榮(2008)利用1982、1993、2003年北京城市地圖,通過句法分析建立了解釋北京城市空間演變的模型。
由于城市空間格局內在成因的復雜性,對于如何優化北京城市空間格局,學界有多種建議。比如,俞孔堅等(2009)基于生態安全視角的滿意城市空間格局;趙弘(2009)基于經濟全球化視角提出的北京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間落差過大,需要學習東京等城市的經驗,建設三個副中心;于濤方、吳泓(2009)基于全球化背景和區域公平發展的目標,提出對北京南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和重要節事安排等。這些建議具有重要價值,但這些往往基于以上提到的生態、經濟、社會、文化等某些角度,而綜合考慮各種視角,并提出明確優化方案的研究較少。
與西方城市空間研究相比較,國內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對于空間結構的內在機制探討較少(殷潔、張京祥等,2005),僅有的一些研究,比如胡軍、孫莉(2005)、石崧(2004)等,指出推動中國城市空間的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呈現多種力量博弈的態勢。因而,我國城市空間格局的優化也應當綜合考慮政府、企業和居民三方面的作用。由于政府、企業和居民對于生態、經濟、社會等方面利益關注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比如企業更關注經濟利益,居民更關注生態環境),城市空間格局的優化綜合考慮各種視角尤為必要。
三、當前城市空間研究的啟示
由于自然、社會、經濟條件不同,紐約、洛杉磯、東京等世界城市形成了不盡相同的空間結構。因而,我國大城市空間布局不能簡單模仿,需要從城市發展的基本原則進行推導。
城市社會經濟與空間結構是辯證統一的整體。無論國內外,城市空間格局有著共同的推動主體(政府、企業和居民)和相似的目標導向(追求經濟發展、社會公正、生態安全和文化繁榮等)。因而,城市空間格局的優化需要分析各利益主體的訴求,從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等多維視角綜合考慮,在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確立城市空間格局優化的原則和標準,在統計資料的支持下,測算適宜城市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發展的空間區域,提出城市空間格局的優化方案,并對其進行綜合集成,得到最終結果。
四、北京城市空間格局研究的基本思路
在我國城市中,北京城市空間布局出現的問題非常復雜,城市交通更是被冠以“首堵”之稱。如前文所述,城市空間格局的研究應從自身特色出發,分析城市空間布局的核心問題。比如,《2004-2020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確立了北京“兩軸兩帶多中心”的城市空間格局。北京規劃委網站曾指出這一規劃是科學的。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北京的人口規模等指標已經超過了預期,PM2.5等生態環境問題凸顯。針對這一現實問題,在綜合國內外對城市空間格局的各研究流派觀點的基礎上,通過綜合集成的方法和實地調研的手段,面向2020年,對優化北京城市空間格局的探索性研究,筆者認為其思路應該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通過訪談、問卷等手段深入調研北京典型的產業集聚區、大型社區、文化功能區和生態保護區,綜合考慮政府、企業、居民(包括非政府組織)等利益主體對城市空間的訴求。從生態、經濟、社會和文化幾個方面分別提問,匯總調查結果,發現各方最關注的核心問題。確立生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在整體空間格局優化中的地位和價值。
2.運用GIS和空間分析技術,判別出維護生態安全、經濟發展、社會公正、文化繁榮的關鍵性空間格局,進而綜合、疊加各單一過程的格局,構建具有實際應用價值的空間格局優化方案。
3.綜合集成多目標導向下的空間格局優化方案。在步驟1調研結果的指導下,綜合步驟2的各種優化方案,得到多目標下的空間格局優化方案。
4.在不調整空間政策和調整空間政策兩種前提下,預測2020年北京城市空間格局。這里,空間格局變化的預測可以利用相關分析和知識模型與空間分析相結合來實現(知識模型是用數學方法和知識表示方法相結合共同完成的對系統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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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治、歷史、地理傳統地被認為是文科學科,文科學科一直被強調需要用心去記憶,所以很多老師在教學中一味灌輸“死記硬背”的傳統觀念,造成許多同學反映文科也不是那么好學。那么現階段的地理教學中存在哪些問題呢?學生在地理學習的過程中碰到的困難有哪些呢?為了有效提高廣大同學學習地理學科的積極性,應采取何種有效措施呢?
二、存在的問題
地理學科在高中階段被劃入文科,但是在大學學習階段,地理的學習一般被歸類在理科學部。由此可見,地理學科的學習需要的不僅僅是文科思維,而且需要同學們有一定的理科思維,甚至在高階段的學習中,理科思維顯得更為重要。據筆者觀察,現階段地理學科的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大部分老師忽視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為了應付高考,高中課程設置偏重于語、數、外等學科,像政治、歷史、地理等學科的課程被壓縮。如何在僅有的、短暫的時間內,將高考大綱所要求的知識全部傳授給學生,這對廣大高中地理任課老師來說是一個挑戰。由于時間有限,大部分任課老師抓住一切時間將自身所掌握的知識“灌輸”給學生,而不管學生實際掌握多少、吸收多少,能否有效應對考題的變化等等。這種灌輸式的教學方法不利于培養學生自我學習的能力,使他們缺乏靈活應對考試的能力。當然,這也是不利于學生個人綜合素質提高的。
2.過分強調背誦在地理學科學習中的重要性。地理學科的學習不同于生物、化學、物理,同時地理學科的學習與同為文科門類的政治、歷史學科的學習也大不一樣。地理學科與數學有緊密的關系,地理學科的學習不僅僅需要學生能夠背誦記憶相關地理概念和名詞等,同時也要求學生能夠利用數學工具進行推導。
3.沒有有效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當今社會,科技發展速度加快,教學手段隨之豐富起來。在地理學科教學的課程中,如何利用現代化的手段指導學生的學習,對學生接受知識的程度具有很重要的影響。地理學科的學習需要同學們具備一定的抽象思維能力,然而并不是所有同學都具備這種能力。那么如何培養這種能力呢?老師不能一味地強調抽象思維能力、空間想象能力很重要,而應該采取有效的手段。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存在的這些問題,直接的結果就是使學生對地理學科的學習不重視、缺乏興趣,更進一步地講,這不利于學生個人能力和綜合素質的提高,這對學生的成長成才是很不利的。
三、解決措施
每一門學科的學習都有一定的方法,地理學科當然也不例外,掌握科學的方法,當然會事半功倍。那么針對地理學習中存在的難題,有哪些方法呢?
1.老師在教授過程中應該避免照本宣科,應該學會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不僅要按照教案的內容對學生進行系統的教育,還應該在已有內容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去自主探索學習,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將生活中發生的時事與地理基礎知識結合起來,引導學生自己去搜尋資料并進行分析。
2.老師應采取多種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并且興趣是可以培養的。地理學科是一門很有趣的學問,通過地理學科的學習,學生們對祖國山川、五湖四海、四季交替以及晝夜變遷都能夠有很好的理解,這對于提升學生的素養是很重要的。那么老師在教授這門學科的過程中,應該靈活運用多種先進的教學手段,讓學生體驗學習地理學科帶來的歡樂,這樣才能激發學生們學習的興趣。
3.學習地理應該掌握好的方法。俗語有言,磨刀不誤砍柴工。好的方法能夠加快我們對知識的吸收和掌握。地理學科的學習同樣也有一些方法。地理學科同其他文科學科一樣,也需要記憶,但是不能死記硬背,而應該在理解的基礎上有效地記憶,這樣才能記得牢、記得久。同時地理學科的學習還應調動全身各種器官參與其中。
4.提綱挈領,融會貫通。任何一門學科的學習都要經過將書先讀厚、再讀薄的過程。對于地理學科的學習,首先要明白地理學科大概總體涉及那幾大板塊,同時要分清輕重和難易,在學習的過程中就應該合理分配時間,最后應該對所學的所有內容融會貫通,學會跨章節解決考試或者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只有先讓自己對所有知識有所了解,然后進行有效整合和吸收,這樣才能算是掌握了一門學科。
如同任何學科的學習都沒有捷徑可走一樣,地理學科也需要扎扎實實地去學習、領悟、理解,若能夠在上述有效方法的基礎上展開對地理學科的學習,那么地理學科的學習將不再是難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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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5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9-0105-02
前言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對于地理學、城市經濟學和區位理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是在理想狀態下進行的分析,是在人口和需求均等的基礎上形成的。并且中心地的空間分布形態,受市場因素、交通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制約,形成三種類型的中心地結構。在這三種體系當中各個級別之間都是全息的,也就是說各個級別局部放大與整體是一致的。在中國目前有關中心地的研究中,沒有去考慮各個級別之間中心地和同級別中心地之間的連接性,只是考慮空間結構上與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論的相似性而已。實際上,所有的中心地及其腹地構成一個體系,而將各部分連接起來的是交通線。中心地城市與周圍環境的連外交通線是影響城市運輸和城市交流的最主要的途徑。若從中心地連外交通線的角度分析,中國華東地區的中心地結構是否也如克里斯塔勒所言呢?
一、確定研究區域和資料來源
本文之所以選取華東地區作為研究區域,因為華東地區位于中國大江大河的下游,使其擁有廣闊的內陸腹地。華東地區北、西、南三面分別于華北區和中南區接壤,長江橫貫全區腹地。這種向四個扇面輻射江海相交的位置狀況,使得它有可能憑借天然的海上和內河運輸,溝通與其他大區和國際的聯系和交流,承擔部分西南區和中南區的過境運輸任務。華東地區近代運輸方式出現較早,經濟發達,天然內河航道條件得天獨厚。海上交通相當發達,港口較多,聯系范圍廣泛;內河水運發展水平高,航道覆蓋面廣,已形成一定體系;鐵路網密集,擁有一系列基本骨架主要運輸線路;公路網四通八道,將華東區與華北區以及全國有效相互連接溝通起來;交通網結點多,交通密度之大位于全國各大區之首;區內交通網分布面廣,通達性高。同時擁有鐵路、公路、河道等運輸方式,對于連外交通線的研究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
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論中的中心地概念是:中心地具有供給商品和服務的功能,并且可以為外部提供一定的服務范圍和能力。同時城市為外部居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越多,等級越高,那么該中心地的中心地位也就越高 [1]。本文研究的中心地連外交通線是指在陸地上,以某個中心地為出發點與相鄰行政中心之間的交通線。本文研究的行政中心是指省會城市、地級城市和縣級市(縣)。這里的交通線既指單一的交通線(包括公路、鐵路、高速公路、國道、省道),也指多種交通線交織在一起的交通線。
二、華東六省中心地連外交通線的省區差異
(一)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論交通線的分布情況
從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論體系圖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市場原則,交通原則還是行政原則下,每個中心地體系都是聯接完整的,同時放大后局部和整體結構模式都是一樣的。每個中心地之間用交通線連接起來同時也形成一套完整的交通系統。這些交通線的分布規律也是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模式中,同一等級的中心地,有6條連外交通線與相鄰同一等級的中心地連接;高等級的中心地,有6條連外交通線與相鄰次一級的中心地 [2]。
(二)華東六省中心地連外交通線的統計
華東六省各個省的面積、地理條件以及行政中心的數量不同,因此對于中心地連外交通線的研究,只對各個中心地連外交通線的平均值進行分析,通過數據下表可以看出,無論是省會城市、地級城市,還是縣級市(縣)的連外交通線都是具有一定分布規律的:也就是同等級的不同中心地之間,高級別的中心地與低級別的中心地之間的交通線都是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能夠反映出一些實質性的問題。
1.同等級中心地的連外交通線。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中,每個中心地交通體系中,同一個等級的某個中心地與周圍相鄰行政中心的連接交通線是6條。華東六省在省會城市這一等級上,一個中心地與相鄰同等級的行政中心的連外交通線分布不平衡,表現為由于安徽省、江西省省會城市中心地與相鄰同等級中心地的連外交通線滿足6條,而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這四個省會城市中心地的連外交通線與相鄰同等級中心地的連外交通線小于6條。華東六省在地級市這一等級上,一個中心地與相鄰同等級行政中心的連外交通線發展情況較平衡,華東六省地級城市中心地與相鄰同等級地級市市之間的連外交通線均小于6條。而在縣級市(縣)這一個等級上,一個中心地與相鄰同等級行政中心的連外交通線分布平衡,華東六省縣級市(縣)中心地與相鄰同等級行政中心地的連外均小于6條。
在同等級中心地連外交通線平均值中可以看出,由于江西省、安徽省屬于內陸省份,而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均是沿海省份,因此江西省、安徽省這兩省的省會城市中心地與相鄰同等級省會城市的連外交通線比其他四個省份較多。
2.高等級與相鄰次一級中心地的連外交通線。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中,在每個中心地交通體系中,高等級的中心地與相鄰次一級相鄰行政中心的交通線為6條。華東六省在省會城市中心地這一等級上,一個中心地與相鄰次一級的行政中心地的連外交通線分布不均,其中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這三個省份的省會城市中心地與相鄰地級市中心的連外交通線大于6條,而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三個省份的省會城市中心地與相鄰地級市的連外交通線小于6條;華東六省在地級市這一個等級上,一個中心地與相鄰低等級的行政中心的外交通線均大于6條,說明華東六省地級城市與相鄰縣級市(縣)之間的交通線數量較多,發展較平衡。而在縣級(市)縣這一個等級上,一個中心地與相鄰低一等級行政中心之間的交通線都不足6條,集中于3條左右,由此可以看出華東六省縣級市(縣)與相鄰鄉鎮的之間的交通線分布較平衡,但是不同省份之間略有差距。在高低等級中心地連外交通線平均值中,由于福建省省會福州市沿海,因此省會城市與地級市縣的連外交通線較少。
通過對華東六省中心地連外交通線平均值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1)在華東地區中心地與同一等級行政中心的連外交通線中,省會城市中心地與相鄰省會城市的連外交通線分布不平衡,安徽省、江西省憑借內陸省份的優勢,其省會城市中心地與相鄰省會城市的連外交通線均為6條,而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都是沿海省份,因此這四個省份的省會城市中心地與相鄰省會城市的連外交通線均小于6條。華東六省地級城市中心地與相鄰地級的連外交通線均小于6條,華東六省縣級市(縣)與相鄰縣級市(縣)的連外交通線均小于6條。(2)華東地區中心地與次一級相鄰行政中心的連外交通線分布,發展不均衡。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的省會中心地與次等級行政中心連外交通線發展較好,高于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論中的6條,而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的省會中心地與次等級行政中心的連外交通線發展較落后,低于6條。地級市中心地連外交通線的發展情況普遍較好,各個省的地級市中心地與相鄰縣級市(縣)的連外交通線普遍都在6條以上。而縣級市(縣)中心地與相鄰鄉鎮的連外交通線均不滿足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論中的6條。
結論
隨著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出現經濟條件較好,發展迅速,集中眾多優勢條件的經濟中心,也就是所謂的“極”,這個極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個區域內的中心地。同時區域經濟發展存在著不平衡性,區域差異其實就是中心城市發展極差異。那么要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就必須依靠造極,將條件較好的中心地重點建設,然后通過擴散,輻射效應,帶動其周圍腹地的發展,同時促進整個區域的經濟全面向前發展。而連接“極”,與周圍腹地最直接的工具就是“軸”,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中心地的連外交通線。對于中心地理論的研究人們都是注重于形態和結構上的相似性,本文通過同時將華東六省中心地的連外交通線進行統計分析,結合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對華東六省同等級連外交通線,不同等級連外交通線進行分別統計分析,看出華東六省中心地連外交通線的目前發展狀況,整體發展情況較好,但是存在著一定的不平衡性。表現為經濟狀況發展較好的地區,中心地連外交通線發展情況也比較發達,因此在今后中心地建設需要對中心地連外交通線建設提高重視。在區域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通過造極來提高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切實可行的,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而連外交通線使得中心地連外交通線的發展水平必須緊跟上中心地城市的發展水平,加強腹地與中心地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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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G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3)12C-0031-03
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加強大學生創新實踐能力的培養,對國家、地方、高校以及大學生個人都極其重要。國外許多高校通過組織學生全面參與科研等方式進行研究型創新實踐學習,培養創造性人才。我國許多高校也正在大力推動本科生加強科研活動,開展實驗調查等,以促進大學生創新實踐能力培養。然而,目前我國地方高校數量占全國高校總體的大部分,它們與重點研究型高校相比,在為學生提供的科研項目、資金及科研平臺及實驗設施等方面還存在明顯差距。這必然要求地方高校在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方面,必須努力尋找與本地區、本校情況相適應的因地制宜的創新途徑。而探索有效的創新實踐教學途徑則是地方高校彌補不足的最重要方式。創新能力就是推陳出新的能力,具體是指人們運用知識和理論,在科學、藝術、技術和各種實踐活動領域中不斷提供具有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的新思想、新理論和新方法的能力。本文以貴州省凱里學院為例,探索如何構建實踐教學體系,培養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
一、地理科學專業加強創新實踐能力培養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創新教育是以培養人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為基本價值取向的教育,其核心是研究和解決人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問題。吳傳鈞院士認為,地理科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的交互關系與作用的科學。地理科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專業,已經在社會經濟多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其人才培養目標已經不僅是為中學基礎教育培養合格的地理學科教師。地理科學研究對象的綜合性還決定了實踐教學是地理創新實踐能力培養的重要途徑。因此,加強地理專業學生創新實踐能力的培養,不僅可促使學生深刻理解地理環境事物發展與演變規律、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結構等知識,還對培養地理科學專業學生成為創新型人才,為國家構建戰略創新體系提供支持具有重要基礎意義。
二、地方院校創新實踐能力培養面臨的困境
凱里學院作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因其建設時間較短,在學科建設方面與國內許多高校相比,還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在建立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的機制方面還面臨許多困難。
從凱里學院內部因素來看,存在以下幾方面不足:師資隊伍不完備,整體教學與科研隊伍水平不高;實踐、實驗教學設施不完備,考核評價體系不完善,激勵等管理體制不健全;實驗實踐基地數量少,資源整合利用度低,沒有充分發揮實踐實驗設施、基地的效能;實踐教學方法還存在不足,對促進創造性和創新思維發展的方法還較少。
從凱里學院所處區域環境看,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劣勢:區域經濟落后,地方財政資金支持力度小;生源質量不突出,教育資源整體匱乏;地處西部山區,地理區位條件差,對高級人才吸引力弱;當地社會企業數量少、層次低,對高校實踐支持力度弱,能提供校外實習基地數量少,產學研實踐平臺層次與水平低。
目前,凱里學院在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過程中,在人才創新培養的實踐教學體系的優化設計,因地制宜地構建合理的創新實踐教學體系與方案、高效的管理制度、評價考核體系等方面都亟待提高,并且還面臨著資金不足等問題。因此,努力探索、研究適宜本地院校的創新能力培養實踐教學體系,是培養出優秀的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的重要途徑,對于促進地方、國家的經濟發展等也具有重要意義。
三、構建培養創新能力的地理科學專業實踐教學課程體系
目前,不少學者進行了地理科學專業實踐課程體系的構建。例如,朱愛琴對地理科學專業的實踐教學提出了地理過程實驗模塊、地理教育實踐模塊、地理應用實踐模塊、地理技術實踐模塊。
1986年錢學森提出,地理學應當是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科學等并列的大科學體系,故稱“地理科學”。它可分為三個層次,即基礎理論層次(基礎科學)、技術理論層次(技術科學)、技術層次(工程科學)。楊開忠認為科學體系應是客觀存在的科學研究分工和協作發展的系統反映,并總結和概括出地理科學體系包括地理科學哲學、基礎地理科學、應用地理科學和技術地理科學四個層次。構建創新實踐能力培養的地理科學專業實踐教學課程體系也應該是以科學的地理科學體系為基礎。本文以錢學森、楊開忠等人構建的地理學學科體系為基礎,根據凱里學院地理科學專業實踐課程體系的實際情況,進行實踐教學體系的構建,將其分為地理科學基礎實踐課體系、地理科學應用實踐課體系、地理技術實踐課程體系、地理科學綜合創新實踐課程體系。
(一)地理科學基礎實踐課程體系。主要是通過地理科學專業課程的實驗、實踐去深刻認識地球表層,理解人地相互作用關系及過程。包括核心基礎實踐課程與基礎實踐課程。
核心基礎課程有地球概論、地質學基礎、氣象學與氣候學、綜合自然地理學、植物與土壤地理學、水文學與地貌學等。基礎地理科學是核心基礎地理科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合作領域。主要有人文地理學、環境生態學、文化地理學、人口地理學等專業課程。
在基礎實踐課程體系中,通過設置驗證性和探究性等形式,在室內、室外分別進行觀察、測試、分析、考察及綜合自然地理實習等實踐訓練,培養學生對實驗操作、數據采集、分析處理等能力,并通學生自己設計實驗,去分析、研究、探索出結論,促進學生在實踐訓練中對地理現象、地理環境客觀規律、人地關系的深刻認識,培養并激發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
(二)地理科學應用實踐課程。主要是把基礎地理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系統地應用于解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問題。主要包括地質、環境、資源、生態、城市、經濟、社會等領域。主要的應用實踐課程有經濟地理學、巖溶學及應用、區域分析與規劃、旅游地理學、鄉村旅游學、環境學概論、可持續發展理論、區域經濟學、城市地理學、災害地理學、生態旅游學等。
在應用實踐課程體系中,主要讓學生通過室內資料準備與分析,室外實地綜合考察、觀測、調查研究,去獲得地理環境中自然要素、人文、社會、經濟、環境等各方面的數據資料,運用地理科學專業知識去分析與研究地理環境中的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各方面及綜合問題,并提出解決措施與辦法的實踐訓練,培養學生運用地理科學專業思維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地理科學技術實踐課程。技術實踐課程是專門研究和開發地理科學技術手段的科學,是地理科學的技術支持系統,它包括傳統地圖測量技術、數學分析方法、新興信息計算機技術與“3S”技術,是地理學與計算機、信息學、圖像學、遙感、衛星等新興技術的結合。主要技術實踐課程有地圖學與測量學、遙感概論、地理信息系統原理、地理學的數學方法應用、計量地理學等。
在技術實踐課程體系中,主要讓學生在運用計算機技術實踐中,通過對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掌握及相關軟件技術運用,對數字化地圖、遙感影像等資料中提供大量的地理信息數據資料,進行提取、分析運用的實踐訓練,以及運用數學方法對地理事物的空間規律的分析、建模的實踐訓練,建立認識、分析地理空間事物信息系統的新思維、新思路、新技能。
(四)地理科學綜合創新實踐課程。主要是地理教學技能與理念的培訓實踐,以及科技競賽、科研課題、學術(畢業)論文寫作等綜合性創新能力訓練的實踐,它還是運用地理科學專業知識水平及創新實踐能力的綜合體現。包括教育教學實踐訓練、科研課題研究實踐訓練、學術(畢業)論文寫作實踐、科技競賽實踐訓練等。綜合實踐課程有地理教學論、中學地理教學技能與教材精讀、教師教學技能訓練、教學見習、社會綜合實踐調查、學術規范與論文寫作、畢業論文寫作講座等課程。
在綜合創新實踐課程中,主要讓學生參與課程教學技能的訓練與實踐,通過主持或參與課題研究過程的實踐及撰寫學術(包括畢業論文)論文等實踐訓練形式,逐步培養具備良好的中學地理教學技能的能力,培養具有較強的信息處理、數據分析、研究寫作等科學研究能力。
從地理科學專業創新實踐教學課程體系結構可知(參見圖1):基礎實踐課程是地理科學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的基礎,側重于對自然環境特征及其演化規律認識的實踐訓練;應用實踐課程側重于對自然環境整體系統中的社會經濟、環境等問題認識與研究的實踐訓練;技術實踐課程側重于培養學生運用新技術與方法進行地理科學領域進行研究的實踐訓練,它也是當代研究地理科學領域的重要技術手段和工具;綜合創新實踐課程則是綜合運用地理科學專業知識進行教學技能、科學研究能力的實踐訓練。其中基礎實踐課程與應用實踐課程體系在地理科學創新實踐教學體系中,起著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的基礎知識鋪墊作用,技術實踐課程體系起著訓練學生具備運用地理科學系統理論與方法、先進信息技術與數學方法進行綜合實踐創新的技能,綜合創新實踐課程體系則是訓練、培養學生運用地理科學知識、理論與技術進行實踐創新的能力。
圖1 地理科學專業實踐課程體系結構
四、地理科學專業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實踐教學措施
凱里學院盡管在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過程中面臨許多困難,但也在不斷向國內外優秀高校學習,努力尋求適宜的學生創新實踐能力培養的途徑,不斷彌補不足,并根據本學院及地理科學專業的實際情況總結出以下幾方面的實踐教學措施。
(一)重視通識教育課程體系的建設。地理學是對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因此地理科學專業對學生具備良好的科學與人文素質提出很高的要求。通過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建設,可以使科學與人文教育的緊密結合。學生不僅可掌握所學的專業知識外,還可學習其他學科的知識,為綜合創新實踐能力培養打下堅實的基礎。哈佛大學等世界名校對通識教育課程建設非常有特色,要求學生所學知識必須包含文、理兩大領域的基礎知識,通過多學科知識的結合,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和綜合創新能力。因此,加強通識課程體系的建設,對促進地理科學專業學生創新實踐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基礎作用。
(二)打造學生參與科研實踐的教學平臺。地理科學專業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要求學生具備很強的區域野外實地觀察力、運用“3S”技術處理區域地理空間信息的能力、區域經濟綜合分析的能力等。通過打造建設學生參與科研實踐的教學平臺,促進學生在參與科研過程中去創新、設計實驗過程,主動觀察、分析地理科學現象,促進其創新思想與創造力的形成。
(三)重視實驗室和實踐基地的建設與管理。雖然凱里學院資金困難是其實驗室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但只有加強建設才能為學生提供最好的創新實踐平臺。在建設過程中,應該注意厲行節約、務實,集中資金優先購買急需的設備。加強對高水平實驗技術人員的培育與引進,注重引進教學與實驗兼具的“雙師型”人才。對實驗室的管理,從實驗室管理制度與學校實驗室資源整合等方面加強管理,充分發揮全校所有實驗設備、設施的功效。
實踐基地建設是地理科學專業創新實踐教學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選擇典型的、具有區域綜合性強及區域特性突出的實踐教學區,作為穩定野外實踐教學基地,是地理科學專業實踐教學必須達到的要求。凱里學院充分利用黔東南州及周邊區域特色,有效地建立自然、人文景觀為實習實踐基地。如劍河縣八郎國家地質公園、雷公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雷山縣西江千戶苗寨風景區等極具區域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觀作為實習基地。此外,還應積極加強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與管理,改變以前將其作為實踐場所的觀念,尋求與實踐教學基地所在單位深入合作途徑,建立校企互利機制,促進實踐基地建設的穩定和持續發展。
(四)加強教師創新實踐教學素質的建設。高素質創新實踐人才的培養,離不開具有創造能力的教師隊伍。只有教師具備地理科學專業的前沿理論以及對相關交叉學科的最新理論有深入理解,才能在教學中講出新思路、新方法,并引領學生在科研實踐中去創新、探索。當教師具有較強的創新實踐能力時,才能改善自己的教學方式,開展有利于創新實踐培養的教學組織形式,從而培養出具有創新實踐能力的學生。
(五)建立地理科學專業實踐課程的質量考核與評價體系。合理、有效的實踐課程質量考核與評價體系是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的制度保障。地理科學專業實踐教學考核評價體系需要從實驗室實驗、野外實踐基地的調查研究、教學技能訓練與見習等幾方面分別進行建立,從實驗實踐的準備、流程設計,實驗實踐參與過程,實踐作業及教育實習效果等幾個環節進行考核,其中實踐作業按實驗報告、實踐調查報告、學術論文等形式進行評價。從學生與教師的角度分別建立考核體系,并對考核體系建立量化考核指標。
總之,高校肩負著培養學生具備創新實踐能力的歷史重任。雖然地方高校在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方面還存在許多限制性因素,但只要能因地制宜制訂創新實踐人才培養方案,從教師隊伍、實踐課程體系、實驗室建設與管理、實踐基地建設及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等方面做好創新實踐基礎工作,提高大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一定能建設優良的創新實踐人才培養基地,為我國經濟建設與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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