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學相關性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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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年來，血管病的發病率呈逐年升高的態勢，成為對人類威脅最大的幾大疾病之一。經過大量臨床試驗和流行病學調查，我們認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Homocysteinemia，HCY）很有可能是導致腦血管病的致病因子之一，HCY讓內皮細胞受到傷害，血管平滑細胞大量繁殖，脂肪質過度被氧化以及增強血液凝固性，這些都可以導致心腦血管發病。本文主要討論血清中HCY含量與腦血管發病之間的聯系，力爭找到一條新的預防腦血管疾病的方法。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在我院住院，并由CT確診過的腦血管病患者共計108人，其中腦出血患者有38人，患有腦梗死的患者有70人，患者年齡均在40-76歲。我院嚴格按照中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制定的標準進行診斷[1]，全部病例都經過CT或者MRT檢查證實。病例中患有皮層動脈腦梗死的患者40人，患有腔隙腦梗死的30人，所有病例在本次發病以前均未患過腦血管疾病以及其他疾病導致的神經功能性喪失。所有患者在半年內都未有過血管疾病，在30天內未使用過可以影響血清中HCY含量數值的藥物。對照組由經體檢確認健康人員50人組成，其中男性30人，女性20人，年齡在38-72歲，查體不存在異常。
1.2 方法
1.2.1 標本采集 所有受測人員在早晨空腹進行靜脈血液采集。
1.2.2 儀器和藥劑 HCY采用酶循環法，其余所需檢測數值包括總膽固醇（TC）、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全部使用Toshiba-120全自動分析儀進行檢測，藥劑由儀器自帶。
1.3 統計學處理 所有測得數據均采用平均值±標準偏差的形式來表示，統計分析應用的是SPSS10.0專業軟件。
2 結果
2.1 腦血管患者血清中HCY含量和血脂含量變化規律 腦血管病患者血清中HCY與健康對照組數值相比較，數據存在統計學上意義（P
2.2 血清中HCY含量和血脂含量變化與腦梗死面積存在的聯系 試驗結果表明，HCY和血脂中各項參數與腦梗死面積之間并無明確聯系（P>0.05）。具體結果，見表2。
3 討論
我們知道，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是一種甲硫氨酸在人體內新陳代謝的產物，是帶有硫基的氨基酸。只有在輔因子葉酸、維生素B6和B12的配合下，才能順利完成在體內的代謝過程。如果個人體內由于遺傳或者某些原因造成上述蛋白質酶缺失，或者活性不足，很容易使得體內血清中HCY聚集，導致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的發生。十幾年來，分子生物學有了日新月異的進步，HCY含量與缺血性腦血管疾病發病聯系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很多人認為它是新發現的卒中危險原因之一[2]。由HCY誘發的腦梗塞的發病原因主要有：①使血管內皮細胞受損，凝血因子功能喪失，趨向于形成血栓，造成小動脈血管栓塞[3]。②使血小板更加富集，同時與載蛋白結合成為密集的復合物，導致脂肪大量沉積在血管壁上。③HCY可以和低密度脂肪蛋白相互反應，如果被吞噬細胞吞下，會導致細胞破裂并在血管壁上堆積，再經過一些復雜的反應后，放出氧化物，不僅使血管壁受到傷害，平滑細胞進行分裂還會形成“疤痕”。④影響谷胱甘肽的形成過程，對人體帶來傷害。
我們對共計108例腦血管病患者血清中HCY含量和引起腦卒的常見誘因進行了數據對比和分析。結果表明，患有腦出血或者腦梗死的病例血清中HCY水平顯著高于正常健康組的水平，也就表明HCY水平偏高與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緊密相關，HCY水平升高是導致腦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我們還討論了HCY和血脂中各參數是否與腦梗死面積存在聯系，研究表明，患者和健康人群的HCY、TC、TG、HDL-C、LDL-C并無太大差異，它們之間并無明顯關系存在，也就不能嚴格表述腦梗死病變的程度。
總之，HCY是導致腦血管疾病發生的獨立因素，因而測量血清中HCY含量值對心腦血管疾病的預防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那些血脂正常，膽固醇不高的人群；有家族遺傳史的人群；曾經有過冠心病或者腦血管疾病癥狀的人群，更應該經常檢查血清中的HCY含量。檢測血清中HCY水平對于判斷和預防心腦血管疾病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篇（2）
【摘要】 目的 研究同型半胱氨酸hcy與急性腦血管病的關聯性。方法 選擇住院的急性腦血管病患者100例，同期門診體檢對照組100例。比較2組hcy的比例；出血組（ch)與梗塞組（ci）組中高hcy血癥比例及血漿hcy平均水平；急性腦血管病病情程度與hcy增高程度的關系。結果 資料顯示急性腦血管病組hcy血癥比例（48%）明顯高于對照組（4%）（p<0.01）；急性腦血管病組血漿hcy平均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p<0.01），但ch（18/28）與ci(30/72)組之間高hcy血癥比例及hcy平均水平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急性腦血管病病情程度與hcy增高程度呈正相關。結論 hcy是急性腦血管病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可作為病情輕重，判斷預后的指標之一。
【關鍵詞】 同型半胱氨酸；腦血管障礙；相關性研究
同型半胱氨酸（hcy）是含硫氨基酸，正常空腹血漿hcy總量為5～15 μmol/l，高于此范圍為高hcy血癥。近年臨床研究和流行病學調查證實hcy是導致動脈粥樣硬化性血管病的一個新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研究通過臨床病例總結，探討hcy與急性腦血管病之間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6年6月至2009年3月在我科住院的經顱腦ct、mri證實的急性腦血管病患者100例，其中男56例，女44例；年齡36～75歲，平均年齡（60±5）歲;腦出血28例，腦梗死72例。100例健康對照組來自同時期門診參加體檢者，其中男58例，女42例；年齡52～76歲，平均年齡（65±6）歲。2組一般資料有均衡性。入選組均無明確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腦梗死等急性腦血管病的易發因素，無其他代謝疾病及肝腎疾病，半年來未服用葉酸、維生素b12。
1.2 診斷 入選急性腦血管病患者全部符合第四屆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議制定的診斷標準，并經顱腦ct或核磁共振證實。應用中國卒中量表在入院時對每個卒中患者進行臨床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分值范圍0～45分，其中輕型0～15分；中型16～30分；重型31～45分。分值越大，卒中程度越重。
1.3 hcy的檢測方法 抽取受檢者入院后3 d內清晨空腹靜脈血2 ml，儀器美國雅培（axsym）全自動發光免疫檢測分析儀，原裝試劑。正常范圍5～15 μmol/l，輕度增高15～30 μmol/l，中度30.1～100 μmol/l，重度>100 μmol/l。
1.4 統計學分析 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急性腦血管病組高hcy比例48%（48/100），對照組4%，2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急性腦血管病組血漿hcy平均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p<0.01）,但出血組與梗死組血漿平均hcy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2資料顯示血漿hcy增高程度與急性腦血管病病情程度變化一致。
表1 2組血漿hcy水平比較
組別正常增高平均值
（μmol/l,±s）
急性腦血管病
（n=100）出血組（n=28）101819.47±8.35
梗死組（n=72）423018.72±9.47
對照組96410.95±1.83
（n=100)
表2 48例高hcy患者血漿hcy增高程度與腦血管病病情程度對比
組別
神經功能評分例數程度例數
血漿hcy增高
程度及例數輕中重
hcy增高程度與
病情程度對比（%）輕中重
出血組18輕86206/82/80
中73403/74/70
重302102/31/3
梗塞組30輕18126012/186/180
中104604/106/100
重201101/21/2
注：神經功能評分輕0～15分；中型16～30分；重型31～45分；
血漿hcy水平（μmol/l）輕度15～30；中度30～100；重度>100
3 討論
傳統的腦卒中危險因素是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肥胖、大量吸煙、飲酒家族史等。控制這些危險因素，對防止腦血管病的發生，阻止病情發展，收到了明顯效果。但很多卒中患者并無上述傳統的危險因素。因此尋找新的卒中危險因素，可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腦卒中的發病機制，制定新的防治策略。隨著檢測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高hcy是腦卒中的一個新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研究結果與資料報道一致［1］，出血組與梗死組的血漿hcy平均水平相差不多，無顯著差異，且血漿hcy增高程度與急性腦血管病病情程度呈正相關。hcy是一種含硫氨基酸，是蛋氨酸循環的主要中間產物。其主要來源是蛋氨酸甲基后的產物，hcy在蛋氨酸合成酶作用下，以維生素b12為輔助因子，以甲基四氫葉酸作為甲基供體，又重新形成蛋氨酸。引起高hcy血癥的原因主要有遺傳、營養、代謝及某些藥物等：（1）遺傳因素是n5，n10甲基四氫葉酸酶還原酶與胱硫醚-合成酶的減少與活性降低；（2）營養因素主要是維生素b12和葉酸的缺乏，二者是誘發血漿hcy升高的一個主要因素。（3）一些藥物如利尿劑、抗癲癇藥等也引起血漿hcy升高。（4）激素水平改變、慢性腎衰竭、風濕性關節炎等可能使hcy升高。高hcy誘發急性腦血管病機制可能有以下原因：過多的hcy在血液中積蓄，會產生興奮性毒性和神經毒性直接損傷神經元，同時通過氧自由基介導的氧化應激反映損傷血管內皮，造成結構和功能的異常，促進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2］，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的產生；許多體內外試驗證明，過高的hcy可以通過改變內皮細胞抗血栓特征，改變血液成分如血小板、凝血因子、抗凝血成分而導致血栓前狀態［3］。研究還發現，hcy及其衍生物能增加血小板產生血栓素，從而影響血小板聚集和凝血因子的活性，促進凝血和抑制抗凝；導致患者動脈粥樣硬化；hcy還可作為一種血栓形成劑，影響血栓素的表達和蛋白c的活性。這些因素分別或以不同形式組合共同促進了動脈粥硬化的發生從而導致腦血管疾病的發生［4，5］。
總之，hcy是人體最重要的健康指標之一，過高的hcy會增加腦血管病的發生率，增加致殘率。本研究表明高hcy是急性腦血管病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臨床上測定血漿hcy水平可作為病情輕重，預后判斷的指標之一。故hcy血癥的早期發現和早期糾正，可能會成為治療和預防急性腦血管病中的一個重要途徑，所以在對腦血管疾病患者的臨床工作中我們應當像檢測血糖、血脂一樣測定hcy，發現高hcy者給予相應的治療，可以減少腦血管病的發生，減少致殘率，延長人類壽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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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圖分類號] R684.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6）05（a）-0067-04
Relationship between 25-hydroxyvitamin D and pain in knee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SHI Shao-hui1 WU Guo-ping1 WEN Hai-zhao1 GAO Hua-ying2
1.Orthopedic Center，General Aviation Hospital，Beijing 100012，China；2.Clinical Laboratory，General Aviation Hospital，Beijing 1000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25-hydroxyvitamin D and pain in knee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Methods 177 cases of in knee osteoarthritis out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from August 2012 to October 2014 in Aviation General Hospital.135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chief complaint of knee pain，42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with chief complaint of prescription without knee pain.The severity of osteoarthritis was graded with the standard Kellgren and Lawrence throw weight-bearing anteroposterior X-ray.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fasting serum levels of 25-hydroxyvitamin D testing.SPSS 13.0 software was applied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was respectively （14.893±7.570）ng/ml and （19.870±8.460）ng/ml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5.875，P
[Key words] Osteoarthritis；Knee pain；25-Hydroxyvitamin D
膝關節骨性關節炎是一種慢性關節疾病，臨床上以中老年發病最常見。其病理特點為局灶性關節軟骨的退行性變，軟骨下骨質變密（硬化），骨贅形成和關節畸形。機體維生素D狀態與年齡密切相關，在機體老化過程中，維生素D貯存下降。以往研究發現維生素D缺乏不僅能改變骨礦物質代謝，還可能影響軟骨新陳代謝[1-3]。因此，維生素D可通過影響骨和軟骨的代謝，從而改變膝關節骨性關節炎的疾病進展過程。膝關節骨性關節炎的主要臨床表現是關節疼痛和活動不靈活，但患者疼痛的嚴重程度和相應膝關節X線分級無明確相關性[4]。目前除了年齡、性別、高負荷工作等因素外，其他因素與膝關節疼痛關系文獻報道較少。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討膝關節疼痛與維生素D水平之間的關系，為臨床治療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航空總醫院2012年8月～2014年10月因膝關節骨性關節炎門診就診的患者177例，其中，女性112例，男性65例；年齡43～71歲，平均57.1歲。所有患者均符合骨性關節炎臨床診斷標準，間斷口服治療骨性關節炎藥物硫酸氨基葡萄糖膠囊6個月以上，且在入組時行靜脈血檢查前3個月內未口服非甾體類消炎止痛藥物。所有患者在入組時常規行膝關節X線檢查，膝關節X線根據Kellgren和Lawrence分型進行分級。給予患者靜脈血行骨免疫檢查，檢測血清25羥基維生素D水平，并結合患者疼痛情況給予疼痛（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評分。將患者分為兩組，實驗組，該組患者入組時以膝關節炎疼痛為主訴再次就診，共135例，其中女性85例，男性50例；年齡43～70歲，平均59.1歲。對照組，該組患者就診時，疼痛不明顯，為復查定期開骨性關節炎藥物患者，共42例，其中女性27例，男性15例；年齡45～71歲，平均52.7歲。
1.2 Kellgren和Lawrence骨性關節炎分級
門診患者行膝關節負重正位X線，分級采用Kellgren和Lawrence骨性關節炎分級。包括：0級，無骨贅或關節間隙不變窄；1級，可有骨贅或可疑關節間隙變窄；2級，明顯骨贅伴有可疑關節間隙變窄，或中度關節間隙變窄（伴有或不伴有骨贅）50%，常伴有骨囊腫、骨贅等；4級，關節間隙明顯變窄。
1.3 25羥基維生素D的檢測方法
兩組患者均空腹采血，收集靜脈血各3 ml，室溫放置1 h以內，3000 r/min離心10 min，吸取上層血清 -80℃低溫保存。采用酶聯免疫法測定血清中的25羥基維生素D水平，按試劑盒說明書操作。試劑盒購自英國Immunodiagnostic Systems Limited公司。
1.4 統計學方法
數據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相關性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方差分析，以P
2 結果
2.1 兩組25羥基維生素D水平的比較
實驗組25羥基維生素D值為（14.893±7.570）ng/ml顯著低于對照組的（19.870±8.460）ng/ml，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5.875，P
2.2 實驗組不同亞組間25羥基維生素D值水平及疼痛的比較
根據Kellgren 和 Lawrence骨性關節炎分級，雖然1級患者25羥基維生素D值水平低于其他各組，但1～4級不同組間25羥基維生素D值水平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0.886，P=0.321）。1～4級不同組間疼痛評分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0.421，P=0.298）。實驗組25羥基維生素D值水平與疼痛之間呈負相關（r=0.801，P
3 討論
膝關節骨性關節炎病理特征是關節軟骨的缺失以及由此帶來的軟骨下骨的一系列變化，給患者帶來明顯的功能障礙和生活質量下降。其影像學表現為骨質增生、膝關節間隙變窄等表現，而臨床癥狀主要表現為關節疼痛。引起膝關節疼痛機制有過度勞累引起的肌肉勞損、疲勞，軟骨下骨小梁的微骨折，炎性物質的刺激，半月板磨損，髕股關節壓力增高，軟骨下骨的重塑形期的靜脈充血等多種。目前臨床上除確定膝關節疼痛與年齡、性別及高負荷工作等因素有關外，Muraki等[5]通過基因檢測發現維生素D受體基因是關節炎疼痛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人體內維生素水平高低受人種、氣候、年齡等多種因素影響，故尚缺乏維生素D水平界定標準。大多數學者認為，
維生素D缺乏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人體的維生素D主要靠紫外線照射后的代謝轉換以及額外的維生素D補充獲得。以往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體內低維生素D水平將加快骨關節的發展，低膳食維生素D攝入量增加使膝骨關節炎的進展的風險增加[6-9]。Chaganti等[10]在另一組老年婦女8年隨訪研究中發現，低血清25羥基維生素D水平髖關節骨性關節炎發生率升高。維生素D缺乏是如何引起骨關節炎進展的，具體的機制不詳。維生素D受體存在于多種組織中，其中包括軟骨細胞等[11]，體外實驗中維生素D能刺激成熟的關節軟骨蛋白多糖的合成[12]，這表明維生素D可能通過軟骨細胞維生素D受體直接影響到關節軟骨的新陳代謝，從而影響關節軟骨細胞的活性，造成骨的某些機械性能的變化，這些機械性能的變化使得關節炎的易感性增加，導致早期的關節退行性改變。最近研究[13]表明，血清25羥基維生素D水平均與膝關節軟骨減少損失有關，然而在調整年齡、體重指數等相關因素后，膝關節骨性關節炎與維生素D水平之間相關性不再存在。這可能是由于種族不同，維生素D代謝有關的環境因素中的差異，或存在其他的遺傳因素影響維生素D受體的功能，即以維生素D受體基因多形態性來解釋。
膝關節骨性關節炎最早病理改變是軟骨基質內糖蛋白丟失時關節表層的軟骨軟化，在X線平片無特殊改變；以后隨著軟骨退行性改變及軟骨下的骨質出現微小的骨折、壞死，關節面及周圍的骨質增生，在X線上表現為關節間隙變窄、骨質增生、骨贅形成及骨囊性變。然而膝關節骨性關節炎患者疼痛程度與影像學表現之間關系存在爭議。以前的一項流行病學調查[14]發現，10%的男性和20%的婦女膝關節疼痛嚴重患者，其膝關節X線無骨性關節炎改變；老年膝關節骨性關節炎患者中，約50%的男性和40%的婦女，X線表現為嚴重骨性關節炎，但不伴有膝關節疼痛[4]。這表明除了影像學因素外，還存在其他與膝關節疼痛有關的因素。蔣建新等[15]研究發現絕經婦女膝關節骨性關節炎影像學KL分級程度與維生素D呈正相關。在本研究中，25羥基維生素D水平低的患者往往伴有膝關節疼痛，而與膝關節骨性關節炎影像學分級、患者膝關節疼痛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對于骨性關節患者長期口服藥物治療疼痛效果不佳患者，其血清25羥基維生素D水平低，且血清25羥基維生素D與疼痛呈負相關。雖然本文不是大樣本實驗研究，且女性患者相對較多，但從本研究結果提示，膝關節疼痛與膝關節影像學表現嚴重程度無相關性，低25羥基維生素D水平可能是膝關節疼痛一個獨立的危險因素，對于膝關節炎疼痛治療效果不佳患者可適當添加25羥基維生素D，具體實驗結果及治療效果需進一步增大樣本，多中心實驗研究來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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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摘要】 目的：研究腦囊蟲病神經系統影像學表現和腦脊液特異igg4陽性強度的相關性。方法：對42例腦囊蟲病的病人行腦脊液igg4定性檢測和神經影像學檢查。結果：42例病人中，igg4強陽性6例(14.3%)，陽性14例(33.3%)，弱陽性12例(28.5%)，陰性10例(23.8%)。腦囊蟲神經影像學表現的不同時期病人的腦脊液igg4陽性強度檢測顯示活蟲期、變性死亡早期、變性死亡后期和鈣化期等四期相互間的igg4陽性強度有顯著的差異(p<0.01)。結論：腦囊蟲病患者腦脊液特異igg4和神經系統影像學表現存在著相關的聯系。
【關鍵詞】 igg4 腦囊蟲病 神經影像學 腦脊液
本實驗將對明確診斷的42例腦囊蟲病病人，根據腦囊蟲的病程發展來評估神經影像學和csf中igg4之間的關系。
臨床資料
2007年2月～2009年6月腦囊蟲病病人42例，男25例，女17例，發病年齡10～66歲，平均28歲。腦實質型33例，腦室型5例，腦池蛛網膜下腔型4例。
影像學資料：神經影像學檢查主要是ct和mri，分為活蟲期、變性死亡早期、變性死亡后期和鈣化期。42例病人入院后均行ct和mri檢查，其中腦實質型33例，腦室型5例，腦池蛛網膜下腔型4例。在腦實質型中表現為輕型者是5例，中型者24例，重型者4例。42例患者中有腦積水者5例，囊蟲性腦炎者7例。
igg4檢測：入院后通過腰椎穿刺收集csf 5ml，置-20℃冰箱保存。42例患者均使用elisa法測定csf中囊蟲特異性igg4。特異性igg4測定依據試紙條是否出現特異的黃色條帶及強、弱程度來分為強陽性、陽性、弱陽性和陰性四個等級。
統計學方法：所得數據應用spss11.5統計學軟件處理。神經影像學的分期和特異性igg4的關系使用卡方檢驗。
結 果
42例中igg4強陽性6例(14.3%)，陽性14例(33.3%)，弱陽性12例(28.5%)，陰性10例(23.8%)。腦囊蟲影像學分期和特異性igg4的關系見表1。經統計學處理,x2=17.484，p=0.035。表明腦腦囊蟲影像學不同時期患者csf特異性igg4陽性強度存在差異(p<0.05)。見表1。表1 腦囊蟲影像學分期與csf特異性igg4的關系
討 論
當前臨床治療上能夠準確反映囊尾蚴在病人腦組織內寄生的數量、生存的狀態和病理改變的方法主要是神經影像學檢查。machado[1]等研究認為腦囊蟲病csf特異性igg抗體主要產生于鞘膜內，當血腦屏障功能障礙后，可以有少量來自于外周血液。當腦囊蟲感染后可引起血清及csf特異性igg4升高[2]，這已得到公認，但是在腦囊蟲的不同發育階段，csf特異性igg4的變化與神經影像學處于何種關系，目前研究甚少。本研究對各期腦囊蟲患者csf特異igg4的變化強度和神經影像學表現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研究，從而反映腦組織內囊蟲的感染狀態。從表中可以看出csf中igg4的陽性強度在活蟲期的陽性強度和陽性率均高于其他各期。多發型患者腦組織內囊尾蚴寄生數量多, csf特異igg4陽性率及陽性者比例均高;本研究中輕型感染者igg4陽性強度低，有的呈陰性反應，這組患者在ct或mri上多表現為單發小囊型，可以刺激機體，產生免疫產物比較少。此類患者可以結合神經影像學的表現來綜合評價其治療效果。目前，igg4升高的最低腦囊蟲負荷數尚無研究。在混雜期，活動性囊尾蚴在患者腦內持續存在，可以刺激機體產生特異igg4，但陽性強度相對較低(因其與腦內存活的囊尾蚴負荷有關);患者腦內囊尾蚴在鈣化期被殺死、鈣化，特異的igg4快速的降低消失，igg4檢出陽性強度低或表現為陰性。從以上研究表明,從活蟲期到鈣化期腦內的囊尾蚴受到體內免疫系統殺傷和抗囊藥物的治療后，經過退化、變性、死亡、吸收或鈣化等的一系列病理變化過程，同樣csf異igg4亦呈現由強陽性到陰性的變化過程。因此，csf特異性igg4測定可對腦囊蟲治療效果做出客觀的判斷[3]。
目前神經影像學檢查(ct和mri)在臨床診斷和治療上被認為是確定腦囊蟲病的金標準[4]。所以說目前腦囊蟲病的診斷及治療亦多采用抗囊治療后行mri檢查來評估療效。但是由于腦囊蟲病復雜的病理過程，并且與其他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疾病鑒別十分困難，而且這種評價費時較長和治療費用較高，從而影響了腦囊蟲病治療后及時而有效的評價。通過檢測csf特異igg4陽性者,絕大多數腦內有存活的囊尾蚴,且陽性強度與囊尾蚴在腦組織內寄生的數量,存活、崩解、死亡、鈣化等病理變化相一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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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圖分類號] R714.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5）14-87-04
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arly intrauterine pregnancy outcome and serum HCG & P levels
ZHOU Aihua LIU Xiho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Guangming New District Center Hospital， Shenzhen 51810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HCG & P levels and early intrauterine pregnancy outcomes. Methods 240 hospitalized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4 in our hospital who needed furth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selected as study objects. 100 patients with normal pregnancy were selected as group A， 80 patients with threatened abortion were selected as group B and 60 patients with inevitable abortion were selected as group C. Maternal venous serum was took and then chemical fluorescenc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serum β-HCG and P levels . Results Group A was compared with group C and group B was compared with group C. β-HCG level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
[Key words] Early intrauterine pregnancy outcome； Human serum chorionic gonadotropin； Progesterone； Correlation
妊娠后，應快速準確的確定妊娠結局，以指導后期的臨床處理。目前，對先兆流產、難免流產等妊娠結局的診斷，主要還是依靠B超和血清學指標[1-2]。有研究表明[3-4]，B超診斷在妊娠35d后才可見到孕囊，停經一個半月后才可見原始心管搏動。所以，B超在診斷早期妊娠結局時有40%～50%的病例出現誤診[5-6]。而與妊娠密切相關的血清學指標在診斷和評價妊娠結局時發揮著非常重要的臨床作用[7]。血絨毛膜促性腺激素（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β-HCG）和孕激素（progesterone，P）是臨床上常用的妊娠相關血清學指標[8]。β-HCG在形成受精卵滋養層時開始微量分泌，受精卵著床后，母血中就能夠測出β-HCG。血清β-HCG水平升高是檢測妊娠的特異性指標[9-11]。孕激素在妊娠早期主要有卵巢的黃體產生，在妊娠的8～10周后，主要有胎盤產生。血清孕激素水平能夠反映滋養細胞的生理功能是否正常[12-13]。臨床上，可以通過查血清β-HCG和P水平預測宮內早期妊娠結局。本研究選取2013年1月～2014年1月入住我院的孕婦240例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宮內早期妊娠結局與血清β-HCG和P水平的相關性。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1月～2014年1月入住我院的需要進一步診治的早期妊娠患者240例為研究對象。年齡為20～30歲，平均（25.0±3.1）歲。其中有既往妊娠史的170例，有流產史的35例。入選標準：（1）無生殖系統疾病；（2）無內外科合并癥；（3）有妊娠意愿。根據妊娠結局，將240例研究對象分為3組，其中100例正常妊娠組（A組），平均年齡（26.0±2.5）歲，有既往妊娠史的71例，有流產史的17例；80例先兆流產組（B組），平均年齡（27.0±3.6）歲，有既往妊娠史的52例，有流產史的11例；60例難免流產組（C組），平均年齡（27.0±3.3）歲，有既往妊娠史的47例，有流產史的7例。所有入選研究對象年齡、既往妊娠史和流產史等一般比較無統計學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遵守赫爾辛基人體醫學研究倫理，所有研究對象均在知情同意下簽署之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儀器與試劑 Elecsys2010電化學熒光分析系統和相關配套的P試劑盒，均購自德國羅氏公司。GC -1200放射分析儀和B-HCG試劑盒，均購自科大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1.2.2 取樣及檢測 所有研究對象取肘靜脈血5mL經過離心后取上層血清，血清P水平的檢測需要采用化學熒光法，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檢測β-HCG水平。48h后對血清β-HCG進行復檢，若其水平上升66%以上則提示上升理想，若不到66%則提示上升不理想。
1.3 宮內妊娠結局的判斷
根據文獻[14]判斷宮內妊娠結局。確立妊娠后7、10、12周時，采用陰道和腹部B超檢查孕囊、胎盤形成、心管搏動和胎動等情況。若B超下宮內依可見孕囊、胎盤形成、心管搏動和胎動則視為妊娠結局良好。B超下能看到宮內孕囊，但沒有心管搏動，或者有孕囊和心管搏動，但是胚胎于妊娠12周前流產或停止發育則視為妊娠結局不良。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統計軟件包建立數據庫及統計分析。所有資料行正態分布檢驗，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ANOVA方差分析（F檢驗），方差分析的組間兩兩比較采用SNK檢驗。兩組率比較用x2檢驗，P
2 結果
2.1 三組孕婦妊娠35d時血清β-HCG水平比較
正常妊娠組和先兆流產組孕婦血清β-HCG的水平無統計學差異（P>0.05）；正常妊娠組與難免流產組比較β-HCG水平有統計學差異（P
表1 三組孕婦妊娠35d時血清β-HCG水平比較（）
組別 n β-HCG（mU/mL） F P
正常妊娠組（A組） 100 2520 ± 167 1299.112
先兆流產組（B組） 80 2499 ± 196
難免流產組（C組） 60 1220 ± 133
表2 三組孕婦血清β-HCG水平方差分析的組間比較
組間對比 標準誤 q P
A組/B組 18.02 1.165 >0.05
A組/C組 19.62 66.273
B組/C組 20.51 62.345
2.2 三組孕婦血清P水平比較
正常妊娠組孕婦血清P水平顯著高于先兆流產組和難免流產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3 三組孕婦血清P水平比較（）
組別 n β-HCG（mU/mL） F P
正常妊娠組（A組） 100 22.10±0.51 13403.525
先兆流產組（B組） 80 14.30±0.49
難免流產組（C組） 60 9.10±0.51
表4 三組孕婦血清P水平方差分析的組間比較
組間對比 標準誤 q P
A組/B組 0.05 146.079
A組/C組 0.06 223.636
B組/C組 0.06 85.535
2.3 三組孕婦血清β-HCG水平上升情況比較
血清β-HCG水平上升理想和上升不理想的孕婦，宮內早期妊娠結局比較，上升理想的孕婦早期妊娠結局良好的比例顯著高于上升不理想的孕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5 三組孕婦β-HCG水平上升情況[n（%）]
β-HCG水平 n 正常妊娠組 先兆流產組 難免流產組
上升理想 157 82（52.20） 65（41.40） 10（6.40）
上升不理想 43 8（18.60） 7（16.30） 28（65.10）
x2 15.420 9.246 75.695
P
2.4 孕婦血清P水平與早期妊娠結局的相關性
血清不同P水平孕婦的早期妊娠結局比較，P水平>20ng/mL的孕婦，宮內早期妊娠結局良好的比例顯著高于其他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6 血清P水平與妊娠結局的相關性[n（%）]
血清P水平
（ng/mL） n 正常妊娠組 先兆流產組 難免流產組
> 20 64 56（87.50） 8（12.50） 0
15～20 49 24（48.90） 16（32.70） 9（18.40）
10～14 51 3（5.90） 38（74.50） 10（19.60）
x2 142.453 58.718 116.585
P
3 討論
3.1 血清β-HCG水平與早期妊娠結局的相關性
血清β-HCG水平升高是檢測妊娠的特異性指標。有研究顯示[15-17]，早期妊娠，宮外孕者血清β-HCG水平明顯低于宮內孕者。因此，檢測妊娠早期孕婦血清β-HCG水平對宮內早期妊娠結局的診斷預測具有十分重要的臨床意義。本研究發現，正常妊娠組和先兆流產組孕婦血清β-HCG的水平無顯著性差異（P>0.05）；正常妊娠組與難免流產組比較β-HCG水平有顯著性差異（P
3.2 血清P水平與早期妊娠結局的相關性
孕激素在妊娠早期主要由黃體產生。異位妊娠時卵巢黃體功能低下導致血清的孕激素水平很低。正常宮內孕卵巢黃體能夠大量分泌孕激素[18]。正常妊娠孕婦血清孕激素水平相對較高，血清孕激素水平>25ng/mL時，可以基本排除異位妊娠的可能[19-20]。本研究顯示，血清孕激素水平>20ng/mL時，無難免流產發生。相反的當血清孕激素水平20ng/mL的孕婦，宮內早期妊娠結局良好的比例顯著高于其他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總之，孕婦血清β-HCG和P水平與宮內早期妊娠結局密切相關。妊娠早期，血清β-HCG和P水平聯合檢測對宮內早期妊娠結局的診斷預測具有十分重要的臨床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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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原發性高血壓；冠心病；同型半胱氨酸；血壓變異；心率變異
DOI：10.14163/ki.11-5547/r.2017.02.001
Study on correlation of blood homocysteine，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LIU Xiang-yang， TANG Liang-qiu， FAN Wen-mao， et al.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Guangdong Province Shaoguan City Yuebei People’s Hospital， Shaoguan 51202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orrelation of blood homocysteine （Hcy），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BPV）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There were 59 patients without hypertension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group A）， 11 patients with primary hypertension （group B） and 65 patients with primary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group C）. Their Hcy levels were detected and blood pressure was dynamically monitored， with 24 h averag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tandard deviation （24 h SSD） as analysis index of BPV.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and all the sinus beat RR interphase （short for NN interphase） standard deviation （SDNN） represent HRV， to analyze correlation of Hcy and HRV in pure primary hypertension patients and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Results Group A had lower Hcy as （9.37±1.03） μmol/L than （11.61±4.27） μmol/L
in group B and （13.23±5.02） μmol/L in group C. Their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1 mm Hg=0.133 kPa） than （13.83±3.46） mm Hg in group B and （13.82±3.58） mm Hg in group C. Their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RV in three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obvious correlation in Hcy， BPV and HRV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HRV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Hcy （r=0.325， P=0.020
【Key words】 Primary hypertensi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omocysteine；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Heart rate variability
近年來許多研究發現血槳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 Hcy）與高血壓存在相關性， 是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等[1]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 但Wang等[2]認為在中國人群Hcy水平與冠心病發病并無聯系；同時目前認為高血壓患者血壓變異性（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BPV）越高， 其靶器官損害越大[3]；并且近年來研究證明心率變異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可廣泛用于評價冠心病患者惡性心律失常發生率及住院期間病死率等[4]， 國外學者報道了高血壓患者Hcy水平與BPV相關[5]， 國內學者觀察了Hcy水平與HRV的相關性[6]， 但未見高血壓合并冠心病患者Hcy水平與BPV及HRV相關性的報道；本研究擬明確高血壓合并冠心病患者血Hcy、BPV是否高于單純高血壓患者， HRV是否低于單純高血壓患者；觀察高血壓患者及合并冠心病患者Hcy與BPV及HRV的相關性；判斷Hcy水平是否通過BPV及HRV的變化來影響高血壓合并冠心病患者的預后。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2015年4月～2016年6月本院心內科住院患者；高血壓：收縮壓≥140 mm Hg和（或）舒張壓≥90 mm Hg的患者， 均符合2013年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診斷標準；冠心病：經冠狀動脈（冠脈）造影或冠脈CT血管造影檢查明確冠脈直較琳≥50%。排除標準：繼發性高血壓、正在服用葉酸和（或）B族維生素類藥物、 心功能Ⅳ級、肝腎功能明顯異常者。A組：59例同期住院患者， 排除高血壓病、冠心病；B組：119例原發性高血壓患者；C組：65例原發性高血壓合并冠心病患者。
1. 2 方法
1. 2. 1 生化指標及血Hcy測定 入院后第2天采空腹血， 采用OLYMPUS AU 20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患者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紅蛋白（HbA1c）， 超敏C-反應蛋白（hs-CRP）、血漿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用EDTA抗凝管， 清晨空腹取肘靜脈血4 ml， 收集血漿， 按同Hcy檢測試劑盒（武漢生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操作程序測定。
1. 2. 2 BPV的測量 動態血壓監測（ABPM）采用迪姆軟件（北京）DMS-ABP型動態血壓記錄儀分別對三組患者進行24 h ABPM， 測量間隔為日間（06：00～22：00） 每隔30 min監測 1 次； 夜間（22：00～次日06：00） 每隔60 min 監測1次， 測量有效率>85%。選取24 h SSD為BPV分析指標。
1. 2. 3 HRV的測量 動態心電圖監測采用三通道固態式DCG監測系統（美國美林公司）， 進行時域分析， 選取時域分析指標中的SDNN為HRV的衡量指標。
1. 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相關關系采用Pearson偏相關分析及多元逐步回歸分析。P
2 結果
2. 1 三組研究對象住院期間臨床資料 三組研究對象在年齡、體質量指數（BMI）、血脂水平、HbA1c、24 h SSD方面比較，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 2 三組研究對象Hcy、BPV及HRV的比較 A組Hcy低于B組及C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 3 相關性分析 三組BPV、HRV、Hcy與其他因素間的關系采用Pearson偏相關分析， 在控制年齡、FBG、HbA1c、hs-CRP、血脂、BMI的影響后， A、B組Hcy、BPV、HRV無明顯相關性；C組中BPV與HRV呈負相關（r=-0.287， P=0.041
20.060X3+81.401X4+57.317X5其中Y代表BPV， X1代表hsCRP， X2代表Hcy， X3代表TC， X4代表HDL-C， X5代表LDL-C。
3 討論
Hcy是蛋氨酸代謝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含硫氨基酸， 有非常廣泛的生物學效應。高Hcy血癥通過多種途徑促進高血壓的發生發展。BPV即血壓波動性， 常隨著行為、周圍環境、心血管的反應性、晝夜節律及心理變化而變化。Mancia[7]
等發現血壓正常者、不同分級的高血壓患者血壓變異呈進行性升高， 認為可能是高血壓患者機體調節血壓的機制異常等多種因素致使血管順應性明顯降低， 動脈發生硬化， 反過來加劇血壓的增高及血管重塑， 改變壓力感受器的敏感性， 進而增大BPV；HRV是竇房結水平自主神經功能的調節狀況及心臟自主神經功能的變化的指標， 反映了交感-副交感神經張力及其平衡， 是預測心臟患者死亡的獨立危險因子， 我們可以通過HRV了解心肌缺血情況及冠脈病變的嚴重程度[8]。
本研究提示年齡越大， 患者高血壓病、冠心病、血糖異常幾率越大， 因此單純高血壓患者及高血壓合并冠心病患者年齡高于A組， 并且年齡越大的高血壓患者越容易患冠心病；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 BMI越高；高血壓合并冠心患者TC反而低于單純高血壓及A組（P
綜上所述， 本研究探討了高血壓合并冠心病患者Hcy、BPV、HRV的變化情況， 證明Hcy水平與HRV呈負相關， 而與BPV無明顯相關， 提示Hcy水平對高血壓合并冠心病患者的預后影響與BPV無明顯相關， 而與HRV的變化有明顯相關， 可以通過Hcy水平及HRV的變化初步評估此類患者的預后。但由于本研究在高血壓合并冠心病患者并未對冠脈病變嚴重程度進行分組， 因此需進一步進行大樣本的細化分組來明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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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 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 其病死率也已躍居第一位。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簡稱冠心病， 嚴重危害人類健康[1]。Hcy水平越高， 動脈硬化病變越重。血管功能的下降要比血管結構的改變早一些， 脈搏波傳導速度（PWV）和ABI是能準確反映動脈功能異常的早期指標。本文對Hcy、ABI及baPWV進行檢測， 探討分析這三個因素與冠心病之間的相關性。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1月～2015年6月在濟南市第一人民醫院查體中心及心內科門診患者225例。入選標準：按照2007年制定的美國心臟病學院（ACC）/美國心臟學會（AHA）的診斷標準， 經過心電圖、心肌酶學、冠狀動脈造影以及患者臨床表現確診為冠心病的150例患者。依據血Hcy水平分為：高同型半胱氨酸（HH）組（Hcy≥10 μmol/L）和高同型半胱氨酸合并冠心病組。HH組患者80例， 其中男38例， 女42例， 平均年齡（62.4±9.5）歲；HH合并冠心病組患者70例， 其中男36例， 女34例， 平均年齡（61.9±9.2）歲。再選取75例同期進行健康體檢的受試者作為正常對照組。三組研究對象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血Hcy水平的測定 所有受試者均于就診次日空腹采集靜脈血3 ml， EDTA抗凝混勻， 4℃離心分離血漿， 全自動化分析儀（日本OLYMPUS公司， 型號AU2700）檢測血清Hcy水平。
1. 2. 2 ABI、baPWV的測定 首先采用日本Colin公司全自動脈硬化測定儀（VP-1000）進行檢查。在進行檢查時， 受試者取仰臥位， 靜息15 min， 分別輸入性別、出生年月、身高、體重， 使用高精度的雙層袖帶， 同時測量四肢血壓， 單側ABI的計算為該側踝動脈收縮壓與同側肱動脈收縮壓的最高之比， 最后取左、右兩側ABI的低值作為該患者的ABI值， ABI的正常范圍0.9～1.4；通過自動波形分析儀記錄雙側肱踝baPWV。
1. 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 χ2檢驗。P
2 結果
三組研究對象Hcy水平及ABI、baPWV比較：HH合并冠心病組70例， Hcy為（23.2±12.0） μmol/L， ABI（0.736±0.087）， baPWV（1591.63±165.32）cm/s；HH組80例， Hcy為（15.6±15.0） μmol/L， ABI（0.825±0.124）， baPWV（1472.35±171.12）cm/s；正常對照組75例， Hcy為（8.3±12.0） μmol/L， ABI（1.119±0.136）， baPWV（1320.56±156.34）cm/s。HH合并冠心病組Hcy高于HH組和正常對照組， HH組Hcy高于正常對照組（P
3 討論
心血管病的發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上升， 已成為我國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有研究表明血清中Hcy濃度與冠心病的發生密切相關， Hcy可以作為冠心病的獨立危險因子， 可以用來判斷冠心病的嚴重程度， 也可以用來推測冠心病介入治療以及急性冠脈綜合征等的預后。ABI是早期診斷周圍動脈疾病最準確可靠的無創檢查指標， 是心腦血管事件和死亡率強有力的預測因子， 是預測卒中和缺血性心臟病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2]。研究表明血Hcy水平越高， ABI越低。baPWV是指從心臟泵出的血壓通過血管到達手和足的速度， 測量簡單、無創、可靠、重復性好， 是目前評估動脈血管彈的經典指標。一般來說， baPWV越快， 動脈可擴張性越差， 硬度越高；反之， baPWV越慢， 動脈可擴張性越好， 動脈僵硬度越低[3]。本文中研究結果顯示， ABI值比較：HH組明顯低于正常對照組， 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 Hcy水平、ABI及baPWV與冠心病密切相關， 可用于預測、評估冠心病危險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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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摘要]目的探討兒童超重肥胖與血脂、血糖異常之間的相關性。方法測量320例兒童身高、體質量、血壓，采集空腹靜脈血測定血糖（Glu）、血清總膽固醇（TC）。根據BMI指數水平，將320例兒童分為正常對照組和超重肥胖組，比較各組兒童血壓、血脂、血糖的差異。結果本次研究對象男生165例，女生155例，超重肥胖兒童共56例，超重肥胖率為17.50%的超重肥胖率為17.50%。超重肥胖兒童在性別分布方面，與正常對照組無顯著性差異（P>0.05)。超重肥胖組兒童在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方面的發生率分別為25.0%、19.6%、25.0%，均與正常對照組有非常顯著的差異（P<0.001）。結論對心腦血管等慢性疾病進行早期預防時,應從兒童抓起，將肥胖超重兒童這一群體作為重點干預對象，并加強健康教育。
[
關鍵詞 ]兒童；肥胖；血壓；血糖；血脂
[中圖分類號]R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654（2014）06（b）-0003-02
Overweightandobesityinchildrenandtheresearchofabnormalbloodpressure,dyslipidemiasandbloodglucose
CHENWeiliFENGJieLuRuopian
DapengPreventiveHealthCareStation,DapengnewDistrict,Shenzhen51812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overweightobesityinchildrenandthecorrelationbetweenbloodlipids,bloodglucoseabnormalities.MethodsMeasuring320casesofchildren´sheight,bodymass,bloodpressure,fastingvenousbloodcollecteddeterminationofGlu、TC.AccordingtoBMIlevel,320casesofchildrencanbedividedintonormalcontrolgroupandtheoverweightobesitygroup,comparingthedifferencebetweenthegroupsofchildren´sbloodpressure,dyslipidemias,bloodglucose.ResultsTheresearchobject,165casesoftheboys,girls155cases,beingoverweightobesitychildrenatotalof56cases,beingoverweightobesityratewas17.50%ofoverweightobesityratewas17.50%.Obesechildrenintermsofgenderdistribution,overweightandnormalcontrolgroup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Overweightobesitygroupofchildrenintheincidenceofhypertension,hyperglycemia,hyperlipidemiawere25.0%,19.6%,25.0%,andthenormalcontrolgroupwithsignificantdifference(P<0.001).ConclusionToearlypreventionofchronicdiseasessuchascardiovascularandcerebrovascular,shouldgrab,childrenwillbeoverweightchildreninthisgroupinterventionasthekeyobject,andstrengthenthehealtheducation.
[Keywords]Children;Obesity;Bloodpressure;Bloodglucose;Dyslipidemias
[作者簡介]陳維力（1962-），男，籍貫:廣東梅州，研究生，副主任醫師，現任深圳市大鵬新區大鵬預防保健所所長，主要從事疾病預防與控制工作。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兒童肥胖癥的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已成為危害兒童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肥胖不僅給兒童學習生活帶來諸多不便，還是引起成年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的高危因素。為探討單純性肥胖與兒童血壓、血脂、血糖水平之間的相關性，本文于2013年9月—2013年12月，對320例6～12周歲小學生進行了調查，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調查對象
以整群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深圳市大鵬新區6～12周歲兒童320例，其中男生165例，女生155例，所有調查對象均排除心、肺、肝、腎等可能嚴重影響血壓、血糖、血脂的疾病。
1.2測量方法
按《全國學生體質調研實施細則》[1]的要求，在受試者休息10min后測坐位的右臂血壓。用電子體重計測量體質量，用標準身高坐高計測量身高，以上兩項分別精確到0.1kg和0.1cm。要求空腹12h以上，然后抽取靜脈血，按規范檢測血清中的血清總膽固醇（TC）、血糖（Glu）含量。
1.3診斷標準
以舒張壓（SBP）和(或)收縮壓（DBP）的測量值在同性別同年齡所在組別的第95百分位以上者，判定為高血壓；以體質量指數（BMI）19.85～24.00kg/m2判定為超重,BMI>24.00kg/m2判定為肥胖，（BMI）<19.85視為正常對照。以空腹Glu≥6.10mmol/L判定為高血糖；以血清總膽固醇濃度作為脂類代謝的指標，以TC>5.2mmol/L判定為高血脂。
1.4統計方法
采用spss11.0統計軟件包，計數資料采用[n(%)]表示，組間率的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本次調查共320例兒童，其中男生165例，女生155例，超重肥胖兒童共56例，超重肥胖率為17.50%。本組超重肥胖兒童在性別分布方面，與正常對照組無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1。超重肥胖組兒童在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方面的發生率分別為25.0%、19.6%、25.0%，均與正常對照組有非常顯著的差異(P<0.001)，見表2。
表1兩組兒童的性別分布比較分析
注:超重肥胖組與正常對照組之間的性別分布χ2=0.846，P>0.05。
表2兩組兒童的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分布比較分析
3討論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深圳市大鵬新區超重和肥胖兒童的檢出率為17.50%，與國內有關調查結果相比偏高，甚至高于美國2009年—2010年的報告的兒童肥胖率16.9%[2]，由此可見，深圳市大鵬新區兒童肥胖狀況應引起高度重視。本組研究表明，男生與女生超重和肥胖發生率無顯著性差異，與有關報導一致[3-5]。兒童超重和肥胖與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單純性肥胖癥是無明顯病因所導致，主要原因是機體攝入熱量相對過多而形成[6]。因深圳地區經濟發達，居民生活水平較高，營養過剩且運動不足是兒童超重和肥胖發生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因此，預防和控制兒童肥胖應加強對學生的健康教育，引導家長調整膳食結構，限制高脂肪、高糖等高熱量食品的攝入量，同時形成愛好運動的習慣，增加戶外活動時間、減少看電視、玩電子游戲的時間，促進兒童形成良好生活習慣。
本組研究結果表明，超重肥胖組在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發生率方面，與對照組有非常顯著的差異（均是P﹤0.001）。在高血壓方面，因肥胖可導致血液總容量增高,心臟的每分鐘相應的輸出量也增加，有研究表明，成年人原發性高血壓的起病可追溯到兒童期，而高血壓是心肌梗塞、腦血栓、冠心病和動脈粥樣硬化的主要風險因素[7-9]，早期預防高血壓，可以降低成年后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在高血糖方面，早期肥胖兒童糖代謝異常僅表現為糖耐量異常，隨著持續時間的延長和年齡的增長，刺激胰島素的分泌增高，隨后將出現糖代謝紊亂[10]。
在兒童及青少年慢性病防治方面，不僅要防治兒童單純性肥胖，還應對超重兒童的潛在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危害性給予足夠重視。本文研究結果顯示，超重肥胖兒童的空腹血糖水平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說明個別重度肥胖兒童已存在胰島素代謝異常的情況，具有糖代謝紊亂的潛在危險。在高血脂方面，本組研究結果表明，肥胖兒童可能伴有高脂血癥，說明導致成人期血脂代謝異常的情況，在兒童階段就可能已經存在[11-12]。
綜上所述，兒童超重肥胖與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發生率密切相關。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兒童因營養過剩且運動不足，導致肥胖的問題已十分突出。超重肥胖兒童不僅可以造成血壓、血糖、血脂異常,而且會增加成年后患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的危險性。因此對心腦血管等慢性疾病進行早期預防時,應從兒童抓起，加強健康教育，特別是將肥胖超重兒童這一群體作為重點干預對象，積極預防和治療血壓、血糖、血脂異常問題，并促進肥胖超重兒童形成健康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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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圖分類號】R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801（2014）02-0039-03
原發性高血壓（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是以動脈血壓持續性升高未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種疾病，是引發多種心腦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險因素。近年來學界研究一般認為，EH是環境因素與遺傳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需要多基因與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1]有學者研究發現[2]，遺傳決定的血壓差異占20%-60%，由此可見，EH的發病及發展，是由基因-基因、基因-環境間相互作用所決定的，故EH為一種多因素疾病（multifactor disease）。
一、研究現狀
1 EH易感基因研究：
現代研究表明，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enin-Angiotensin System， RAS）可以調節水鈉代謝、影響血管容積和心血管重塑來調節血壓。RAS系統主要成分包括血管緊張素原、腎素、血管緊張素轉換酶、血管緊張素II和血管緊張素Ⅱ型受體。RAS系統是當今學界研究EH相關基因的重點，研究主要集中在AGT、ACE及AT1R三個基因表型上。
1.1 AGT與EH發病關系
血管緊張素原（angiotensin，AGT）是活性物質AngⅡ的唯一前體物質，是RAS系統中重要的限速環節。AGT經腎素分解形成血管緊張素Ⅰ（angiotensin，AngⅠ），再經ACE作用形成有生物活性的八肽AngⅡ，可引起血管收縮， 刺激腎臟對鈉重吸收，最終導致血壓升高。[3]AGT基因表達的變異可引起體內AGT水平的變化，從而影響血壓水平。
朱鐵兵的研究[4]認為AGT基因M235T位點EH組的基因型MM、MT和TT和對照組比較雖然有差異，但無統計學意義，EH組等位基因T的頻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周曉紅等[5]進行相似的研究，結論卻有所不同，她認為該位點EH組的基因型MM、MT和TT和對照組相比有明顯的差別，具有統計意義，等位基因T在EH組顯著增高，是高血壓發病的危險因素。葉瓊等[6]亦進行相似研究，其得出的結論與周氏像類似，不過其認為AGT基因M235T位點等位基因T的差別在男性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另有人針對所有該位點的多態性研究進行了Meta分析，總結出十篇無異質性的文獻，其結論為TT與MM+MT比值的OR為1.76，MM與TT+MT比值的OR為0.67，等位基因T的OR為1.54，結果比較有統計學意義，等位基因T伴隨EH危險性的增加而增加，基因型MM可能是EH發病的低危因素[7]。
1.2 ACE與EH發病相關性：
血管緊張素轉換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基因是RAS系統關鍵組成基因之一，其在16號內含子內存在著插入（insertion， I）和缺失（deletion， D）兩種變異，其變異可顯著影響血壓水平。ACE活性升高可使血管緊張素II（angiotensin II，Ang II）含量增加，促進血管收縮，使血壓升高。
云美玲[8]等通過研究海南黎、漢族高血壓患者ACE基因多態性與EH發病的相關性，研究發現海南黎族及漢族人群的ACE基因D位點頻率均比I位點頻率低，黎族高血壓組與正常組之間ACE基因DD、DI、II基因頻率及D、I等位基因頻率均無顯著性差異，而漢族高血壓與正常組之間上述基因位點均有顯著性差異，ACE基因I/D多態性是漢族人群高血壓易感基因，而不是黎族人群的易感基因。路方紅等[9]比較高血壓家系與血壓正常家系的ACE基因I/D突變及醛固酮合成酶（CYP11B2）基因C（-344）T位點單核苷酸多態性的關系，研究發現與正常家系組相比，高血壓家系組第一、二、三代ACE基因DD、D等位基因頻率均升高，且CYP11B2基因與ACE基因存在交互作用。ACE I/D基因及CYP11B2基因是家族性EH的易感基因。王佐廣[10]等對11項ACE基因及ACEI降壓效果的臨床研究進行meta分析，分析發現ACE基因DI、D位點多態性是EH的易感基因，且對ACEI降壓藥物具有更好的反應。戚小華等[11]針對朝鮮族與漢族人群之間高血壓組和非高血壓組ACE基因的多態性關系進行相關研究，研究發現朝鮮族及漢族高血壓和正常人群之間，ACE基因多態性分布頻率不存在統計學上的差異，ACE基因也許不是朝鮮族及漢族高血壓的易感基因。
1.3 AT1R與EH發病相關性：
血管緊張素（angiotensin，Ang）具有極強的內源性升壓作用，其必須通過受體與靶細胞結合才能發揮作用。目前已知的受體有血管緊張素1型受體（Ang Ⅱ Type 1 Receptor， AT1R）及血管緊張素2型受體（Ang Ⅱ Type 2 Receptor， AT2R）。1994年法國學者[12]通過PCR技術分析發現AT1R基因存在T537-C、A1062-G、A1166-C、G1517-T和A1878-G位點，其中A1166-C位點與EH發病存在相關性。AT1R基因為當今研究熱點。
JIANG Zhenni[13]等研究125例漢族EH患者AT1R基因多態性與EH發病先相關性，發現C等位基因與正常對照組相比具有明顯差異，AT1R A1166位點C等位基因可能為漢族人群原發性高血壓的易感基因。李文悌[14]羅潔[15]等研究湖南地區EH患者AT1R 的A1166位點多態性，均發現AT1R基因A1166位點的C等位基因與湖南地區漢族人群EH具有一定的關系AT1R基因A1166位點的C等位基因可能為湖南漢族人群EH的易感基因。向林[16]等研究重慶地區漢族EH患者AT1R基因A1166C位點多態性的相關性，發現EH組AA基因、C基因頻率均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而AA基因頻率顯著低于對照組，AT1R基因A1166C位點與重慶地區EH發病具有相關性，此外該在EH組中還發現罕見的CC純合子基因。徐欣等[17]研究蘇南地區EH患者，雖然發現AT1R的C等位基因頻率EH組較正常組高，但是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故AT1R基因或許不是蘇南地區EH的易感基因。此外，國內有學者針對AT1R基因T573位點進行相關研究，姚曉光[18]李南方[19]等對新疆哈薩克族EH患者該位點多態性進行相關性研究，發現T573基因的TT和TC等位基因為新疆哈薩克族EH患者的易感因素。但張奎星[20]等研究EH伴冠心病患者，AT1R基因T573C位點與其發病無關。
2 高血壓中醫證候研究：
高血壓在傳統中醫中沒有特定的病名，多屬于“眩暈”、“頭痛”、“風眩”等病證的范疇。現多依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21]將高血壓分為4種證型：肝火亢盛、陰虛陽亢、痰濕壅盛、陰陽兩虛。然而疾病病因病機復雜，臨床分型也不盡相同。
范軍銘[22]等將1760例高血壓病患者的資料，建立9因子35條目高血壓病證候構成模型。分析疾病病位在心、肝、腎，以虛證為主、虛實夾雜。中醫證型為：腎精虧虛，心肝火旺證；心陰虧虛，心神失養證；氣陰兩虛證；肝腎不足，心脈瘀阻證；肝陽上亢證；肝腎陰虛證；肝火亢盛證；痰瘀內阻證；肝火上炎證。黃桂瓊等人[23]在粵港地區EH證候調查中，按頻次高低依次為：陰虛陽亢證（29.6%）、肝陽上亢證（18.6%）、肝腎陰虛證（12.7%）、陰陽兩虛證（12.5%）、痰濕壅盛證（11.4%）。胡明華[24]在原發性高血壓的辨證分型論治中指出，高血壓病的病機可概括為氣血陰陽失調和內生五邪相干，辨證分型為：肝陽上亢型、心陰虧虛型、肝腎陰虛型、心脾兩虛型、陰陽兩虛型、氣虛血瘀型、痰濕中阻型。中華中醫藥學會《高血壓中醫治療指南》[25]認為高血壓病可分為七型：肝火上炎證、痰濕內阻證、瘀血內阻證、陰虛陽亢證、腎精不足證、氣血兩虛證、沖任失調證。
根據上述等研究顯示，高血壓中醫證候中，實證以痰、瘀為主要病機，痰濕壅盛、瘀血阻滯等占有較大比例。虛證則以肝腎虧虛、陰陽失調者多見。
3 原發性高血壓中醫證型與基因的相關性研究
原發性高血壓作為一種多基因遺傳性疾病，在年齡、性別、地區及種族等多方面都存在差異，具有遺傳異質性。而上述多種影響因素也是中醫證候形成過程的重要背景。近年來許多學者對EH中醫證型與AGT、ACE及AT1R基因多態性的相關性進行了研究。
3.1 AGT基因多態性與EH中醫證候關系
廖慧玲等[26]研究四川瀘州地區140例EH患者AGT基因M235T多態性與EH發病相關性，研究發現高血壓組與正常組之間相比較，M235T基因型分布頻率有明顯差異。除了肝火亢盛組之外，正常對照組與陰虛陽亢、痰濕壅盛、陰陽兩虛證型相交均有統計學差異。而肝火亢盛證與痰濕壅盛證、陰虛陽亢證與陰陽兩虛證之間均無明顯差異，其余證型兩兩相較均有差異。AGT基因M235T多態性與EH發病密切相關，且中醫虛證與實證之間基因多態性存在差異。邢齊樹等[27]針對安徽合肥地區120例漢族EH患者進行類似研究，發現EH組MM、MT基因型及M等位基因頻率顯著低于正常對照組，而TT基因型及T等位基因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而肝火亢盛組與正常對照組之間相較，TT基因型及T等位基因顯著升高，但是EH組各證型之間均無明顯差異。AGT M235T基因TT基因型與EH肝火亢盛型有密切關系。萬迎新等[28]對北京地區EH患者進行類似研究，發現AGT基因M235T位點在肝火亢盛型與陰陽兩虛型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以TT型出現頻率較高，EH肝火亢盛型具有內在分子生物學背景。
3.2 ACE基因多態性與EH中醫證候關系
嚴威等[29]在觀察160例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的ACE基因多態性的分布規律中發現，肝火亢盛證的患者ACE基因DD型比率以及D等位基因頻率明顯高于非肝火亢盛證（P
3.3 AT1R基因多態性與EH中醫證候關系
盧全生等[33]在觀察206例漢族原發性高血壓中醫證型的AT1R基因A1166C多態性的分布，發現基因分型與中醫分型：高血壓病各證型中AA基因型與AC加CC基因型分布，差異亦無顯著性。董昌武等[34]研究安徽合肥地區120例EH患者AT1R基因多態性與中醫證候相關性。發現各證型中， 陰陽兩虛型與正常對照組之間AT1R基因A1166位點AC、CC基因型及C等位基因存在顯著差異，其他各證型之間及與正常對照組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EH陰陽兩虛型可能與AT1R基因A1166位點AC、CC基因型及C等位基因存在相關性。萬迎新等[35]通過檢測168例EH患者AT1R基因的mRNA表達，發現各證型間mRNA表達存在較大差異，尤其是肝火亢盛型與陰陽兩虛、陰虛陽亢型存在顯著差異。
二、小結與展望：
原發性高血壓RAS系統三個關鍵基因ACE、AGT及AT1R與EH發病及EH中醫證型之間的關系已有了大量研究，這有助于從分子流行病學角度解釋EH發病機理，以及理解中醫證型的分子流行病學意義。但是原發性高血壓作為多因素疾病，內在因素，如性別、年齡、體重等，及外在環境因素，如飲食、氣候、地域等，對原發性高血壓發病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當前針對原發性高血壓發病基因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基因與基因之間的相關性研究，而針對基因與環境間相互作用的研究相對較少。
中醫證候作為對疾病過程中所處一定階段及當前階段的病位、病因、病性以及病勢等所作的病理性概括，是機體內因和環境外因共同作用于機體反應狀態，并隨著病程的發展而相應發生變化。[36]在今后研究中，可以通過對EH不同證候類型的RAS基因多態性進行關聯分析，結合中間表型相關性研究與相關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的關聯分析，闡明 EH 證候分型與RAS基因多態性分布特點的部分機制。為原發性高血壓早期預防及治療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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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81173196）
篇（10）
[中圖分類號] R542.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7）09-52-05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levels and lipid-lowering effect of simvastatin with different doses
ZHAN Hongjing1 LIN Yueyan2 LI Xuehua1 MA Chao2 TANG Siming1
CHEN Yinhua1 LI Qing3 LI Meifang2
1.Department of Pharmacy， Dongcheng Hospital，Dongguan 523007，China；2.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Internal Medicine，Dongcheng Hospital，Dongguan 523007，China；3.Clinical Laboratory， Dongcheng Hospital，Dongguan 52300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exists of hyperlipemia patients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CRP） level and different doses of simvastatin lipid-lowering effect exist，an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in order to better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1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hyperlipidemia cur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1，2016 to June 30， 2016 iwere selected.According to different levels of serum CRP，they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CRP group（≤5mg/L）with 40 cases， moderate CRP group（5～15mg/L） with 40 cases， high CRP group （CRP>15mg/L） with 40 cases.All the patients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to control fat diet plus exercise，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therapy of three groups，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the three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high dose subgroup and low dose subgroup with 20 cases.Patients in high dose subgroup were given simvastatin tablets 40 mg/day，and patients in low dose subgroup were given simvastatin tablets 20 mg/day，both oral 12 weeks in a row.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blood fat，serum CRP level changes of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At the same time，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indexes. Results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of normal CRP group and moderate CR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Key words] Hyperlipidemia；Simvastatin；C-reactive protein levels；Blood fat
高血脂是臨床上常見的血脂異常代謝性疾病，是誘發動脈粥樣硬化的高危因素，極其容易引發心腦血管疾病，導致發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圍內呈逐年上升趨勢，已經成為嚴重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積極控制血脂代謝異常，可有效防止心腦血管疾病等危險事件的發生。近些年大量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動脈粥樣硬化斑塊中不僅含有脂質，而且有大量炎癥細胞浸潤，炎癥反應在動脈粥樣硬化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據最新的研究表明，炎癥參與了動脈粥樣硬化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其中C反應蛋白（CRP）可以直接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病理發生的各個重要階段[2]。血脂異常會引發心腦血管等相關疾病，國內外的血脂防治指南都明確提出，C反應蛋白（CRP）、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是首要治療目標，而辛伐他汀降血脂是干預CRP、LDL-C的最有效手段，也是當前動脈粥樣硬化防治的基石。近年來研究結果表明，CRP水平是一個重要的心血管標志物，也是獨立的危險因素[3]。目前關于他汀類藥物所具有抗凋亡、降脂、抗氧化以及抗炎等作用已得到證實，然而關于其在臨床疾病治療中使用劑量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CRP水平三組高脂血癥患者與不同劑量辛伐他汀降脂效果交互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所有病例均選取2016年6月1～30日我院確診為高血脂癥的患者120例，其中，男72例，女48例，年齡28～65歲，平均（45.6±8.3）歲。根據血清C反應蛋白（CRP）不同水平分為三組，正常CRP組（≤5mg/L）40例，中度CRP組（5～15mg/L）40例，高度CRP組（CRP>15mg/L）40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對三組患者組內又分為：高劑量辛伐他汀組（20例）和低劑量辛伐他汀組（20例）。所有患者經統一檢查確診為高血脂癥患者，符合中國高脂血癥診斷標準，全部病例近一個月未服用降脂藥物，并排除患有糖尿病、高血壓、惡性腫瘤、肝腎功能異常、免疫系統疾病、以及不能成功分型的病例。診斷均符合《2007年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治指南》，空服時膽固醇>5.18mmoL/L，甘油三脂>1.71mmoL/L，低密度脂蛋白>3.37mmoL/L為高血脂。所有患者在年齡、性別、病史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研究方案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受試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治療方法
三組入選患者給予控制脂肪飲食加運動綜合療法的基礎上，對各組內高劑量組和低劑量組均予以不同劑量的辛伐他汀分散片（西南藥業股份有限公司，H20123419， 20mg/片），高劑量組予以40mg/d，低劑量組予以20mg/d，睡前服用，均連續治療12周。
1.3 測定方法
全部受試者，清晨空腹狀態下，采取外周肘靜脈血5mL，使用肝素抗凝管，30min內送檢驗科。總膽固醇（TC）測定采用膽固醇氧化酶法，甘油三脂（TG）測定采用甘油磷酸氧化酶法。極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VL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測定均采用直接酶法。CRP檢測采用散射濁度法，以本院儀器調試的參考標準，CRP>5mg/L為異常。治療12周后復查。
1.4 觀察指標
以TG、TC、LDL改變比例作為評價辛伐他汀降脂療效的標準，即血脂下降百分比=（治療前血脂水平-治療12周后血脂水平）/治療前血脂水平×100%。
1.5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表示，組內前后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不同時間點數據比較采用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P
2 結果
2.1 三組患者治療前后血脂、CRP水平比較
治療前三組患者組間及各組內血脂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組間C反應蛋白（CRP）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x（P0.05）。治療12周后，正常CRP組和中度CRP組患者組間及各組內血清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及CRP水平均有明顯下降，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水平上升，與治療前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相關性分析
采用多元線回歸分析不同C反應蛋白（CRP）水平高脂血癥患者使用不同劑量辛伐他汀治療前后組間及組內血脂與CRP水平的相關性：正常CRP組和中度CRP組各組內治療前后血脂比較，降脂效果與給藥劑量呈正相關（r=0.368，P=0.007）；高度CRP組各組內治療前后血脂比較，降脂效果與給藥劑量呈無相關。高度CRP組和中度CRP組各組內治療前后CRP水平比較，高度CRP組降低幅度明顯優于中度CRP組，且高劑量組較低劑量組下降更明顯；而正常CRP組各組內治療前后CRP水平比較，下降幅度不明顯，表明抗炎作用與給藥劑量和患者血清CRP水平呈正相關（r=0.582，P=0.006）。三組患者治療后組間及各組內兩兩比較，降脂效果和抗炎作用與給藥劑量及患者體內CRP水平呈交互相關。
2.3 不良反應情況
治療過程中隨訪三組患者均未見明顯胃腸道不良反應。高度CRP高劑量組有3例患者出現頭
3 討論
目前國內有大量關于辛伐他汀降脂，同時降低血清C反應蛋白（CRP）水平的研究報道，認為辛伐他汀有明顯降低高脂血癥患者血脂、降低患者體內炎癥水平的效果。但少見文獻報道血清CRP水平高低是否影了辛伐他汀的降脂效果，CRP合成和分泌過程是否影響到辛伐他汀降脂的生理過程。Sesso等[4]所做的一項前瞻性研究結果發現，大劑量辛伐他汀強化治療心腦血管病的效果顯著，可明顯改善患者的血脂水平及腦血管儲備能力。Magen等[5]報道頑固性高血脂與CRP相關，臨床上高膽固醇血癥與動脈粥樣硬化關系密切，血清總膽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升高是冠心病和缺血性腦卒中的獨立危險因素。有學者通過檢測CRP預測動脈硬化的早期發展階段的各種血脂相關指標，提示血清總膽固醇水平升高與動脈硬化的早期發展階段有關[6]。大量前瞻性臨床研究已經證實，CRP是診斷和預測心血管事件發生、發展的有效指標，它在冠心病、腦卒中、高血脂等疾病診斷和預測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甚至被認為是心血管危險評估的“金標準”[7-9]。CRP水平的小幅升高（3 ～ 10?g/mL）能夠預測正常個體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風險，而他汀類藥物降低未來心血管疾病事件發生的有效性與CRP水平的降低程度也存在關聯[10-11]。
目前，他汀類降脂藥物臨床應用比較普遍，降血脂效果肯定，副作用小，具有低毒以及高效等作用。他汀類藥物抗炎反應和降低血脂的作用機制不同，抑制炎癥反應是通過直接與β2整合素結合，并不依賴于抑制甲基戊二酞酰輔酶A（HMG-COA）還原酶[12]。據調查統計資料顯示，采用他汀類藥物能夠下調炎癥標記物C反應蛋白（CRP），抑制炎癥因子分泌，臨床研究也發現他汀類藥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及其高危患者體內炎癥因子水平，升高炎癥抑制因子水平，改善患者體內炎癥狀態，穩定動脈粥樣斑塊，抑制血小板活化形成血栓[13-15]。根據最新研究表明，CRP水平較高的高血脂患者辛伐他汀降脂后，降脂效果不明顯，但其血清CRP水平下降明顯，并與之相關[16-17]。
本研究三組高血脂癥患者各組內采用低劑量（20mg/d）和高劑量（40mg/d）辛伐他汀治療前后對血清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反應蛋白（CRP）水平指標進行觀察。經12周治療后，正常CRP組和中度CRP組患者組間及各組內血清TC、TG、LDL-c及CRP水平均有明顯下降，HDL水平上升，且正常CRP高劑量組比其他組血脂各項指標變化更顯著（P0.05），但治療后CRP水平明顯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本研究預期獲得C反應蛋白（CRP）水平與不同劑量辛伐他汀降脂效果及抗炎作用的相關性數據，CRP合成和分泌影響辛伐他汀降脂效果，說明CRP參與辛伐他汀的降脂代謝過程，可為降脂的代謝過程找到新的靶點，或者根據CRP水平改變臨床降脂方案，具有比較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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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1 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樣本來自湖南省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流行病學調查研究中的調查資料。調查時間為2005年9月至2005年12月31日,對湖南省長沙、益陽、婁底、郴州、永州、懷化6個地區5~17歲中小學生采用“市區/鄉鎮-學校-班級”三級抽樣方法,列出抽樣名單,分級隨機抽樣。所抽學校按年級分層,每年級隨機抽取1～2 班,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在所抽班級學生中選出調查對象,最后共選取9495人。用二階段流行病學調查方法。第一階段篩查,由調查兒童的父母、教師或撫養者填寫自編兒童精神障礙調查篩查表,表中有1條選擇“是”即為篩查陽性;第二階段為臨床診斷,由具有主治醫師及以上資格的精神科臨床醫師對篩查陽性的兒童的家長、老師及本人進行訪談,采用(K-SADS-PL)[5]半定式診斷檢查(含篩查、補充檢查和兒童總評問卷),根據DSM-IV診斷標準進行臨床診斷,從而選出單純ADHD(僅具有ADHD診斷,無其他合并癥)和伴焦慮障礙ADHD(僅合并焦慮障礙)兒童。從每年級篩查陰性者中隨機抽取總人數20%的兒童進行臨床診斷,臨床診斷陰性者為正常兒童,根據病例組的性別比例隨機抽取正常兒童作為對照組。最后選出3組兒童共544人,其中對照組214人(男161人,女53人)、單純ADHD組219人(男175人,女44人)、伴焦慮障礙ADHD組111人(男78人,女33人),其平均年齡均為(10±3)歲。經比較,3組在年齡、性別上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入組兒童由父母填寫Achenbach兒童行為量表(Achenbach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兒童本人(一、二年級的小學生沒有填寫)填寫兒童自我意識量表(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CSCS)。結果收回CBCL有效問卷544份,CSCS有效問卷453份(對照組182人、單純ADHD組170人、伴焦慮障礙ADHD組101人)。
1.2工具
1.2.1Achenbach兒童行為量表(Achenbach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6]
包括行為問題和社會能力2部分。行為問題共113項,被歸納為9個因子,即退縮、軀體主訴、焦慮抑郁、社交問題、思維問題、注意問題、違紀行為、攻擊行為、性問題,各項得分越高說明兒童行為問題越突出。社會能力包括7項,被歸納為3個因子,即活動情況、社交情況和學校情況,得分高表明兒童社會能力好。
1.2.2 Piers-Harris兒童自我意識量表(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CSCS)[7]
共80項,分為6個分量表:行為、智力、軀體情況、焦慮、合群、幸福。該量表由兒童自己填寫,施測者只對個別不認識的字進行講解,以正性方法記分,即得分愈高,說明該方面自我評價越高,總分越高,表明兒童自我意識越好。
1.3 統計方法
所有資料用FOXPRO6.0建立數據庫,數據經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計量資料。用SPSS11.5軟件進行方差分析,并用LSD作兩兩比較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 果
2.1三組兒童Achenbach兒童行為量表評分比較
單純ADHD組行為問題各因子分及總分均高于對照組,社會能力各因子分及總分均低于對照組;伴焦慮障礙ADHD組行為問題各因子分及總分均高于對照組,社會能力中的社交情況、學校情況和總分均低于對照組;伴焦慮障礙ADHD組行為問題各因子分及總分均高于單純ADHD組(見表1)。
2.2三組兒童Piers-Harris兒童自我意識量表評分比較
單純ADHD組的各分量表得分及總分均低于對照組;伴焦慮障礙ADHD組的行為、智力、焦慮、合群、幸福分及總分均小于對照組;伴焦慮障礙ADHD組的行為、焦慮、合群分及總分均小于單純ADHD組(表2)。
3 討 論
本研究顯示,伴或單純的ADHD兒童均較正常兒童存在諸多的行為問題。趙云靜等[8]對70例ADHD 兒童與63例正常對照組兒童進行比較分析,結果行為問題發生率(48.57%)明顯高于對照組(12.70%),P
兒童自我意識是反映兒童對自己在環境和社會中所處地位的認識,也反映了評價自身的價值觀念。如果兒童的自我意識出現不良,則會對兒童的行為、學習和社會能力造成不良影響。本研究顯示伴或不伴焦慮障礙ADHD兒童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評價都明顯比正常兒童差。患兒對自己的總評價是很低的,負面看法較多,對自己的行為、智力、焦慮、合群、幸福與滿足方面都評價過低,缺乏自信心。王夢龍等[11]對61名ADHD兒童和80名正常兒童進行病例對照研究,結果顯示,除軀體情況外,ADHD兒童其他各項自我意識評分及總分,均小于正常對照組兒童(P
致謝:北京回龍觀醫院費立鵬教授和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張學教授負責的中華醫學基金會(CMB)的技術支持和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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