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看法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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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人口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兩個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

二、老齡化產生的根源與主要解決辦法

產生老齡化的原因有二個：壽命延長、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決老齡化的措施，依據產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區別：

1、由于人們的“壽命延長”而產生老齡化。這是人們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是民富國強的標志。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防止老齡化，而是如何應對由此造成老齡化后所帶來的養老金不足和養老服務不足的問題。

由于“壽命延長”而產生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齡化后所帶來的養老金不足和養老服務不足的問題，只能通過“延遲退休和加強養老服務”來解決。

2、由于人們“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產生的老齡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產生的老齡化，只能通過“均衡生育”來解決，其中實現“代際均衡政策”是最為可行也最為公平的選擇；在發達國家實現代際均衡的生育率為2.17胎，在發展中國家實現代際均衡的生育率為2.3胎，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無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18110，其中“城市”為0.88210，“鎮”為1.15340，“鄉村”為1.43755。要將中國的生育率調控到2.3胎，實行“鼓勵二胎、充許一胎、征稅多胎和無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選擇（俄羅斯已經對無胎征稅），這有利于實現人口調控的“費改稅”，并從根本上減少中國政府的非稅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時，還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產三胎、少數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結構，有利于增加中產階層的比重，盡快使中國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

由于進入到嚴重少子化社會之后（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為超少子化；15%～18%，為嚴重少子化；18%～20%，為少子化；20%～23%，為正常；23%～30%，為多子化；30%～40%，為嚴重多子化；40%以上，為超多子化。）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災難，并且難以恢復到人口的代際均衡的水平；中國在2000年前后就進入了超少子化社會（14.03%），就算現在放開生育，也已經難于恢復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勵生育勢在必行，否則，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已達6億，有60多個國家的老年人口達到或超過人口總數的10%，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行列。我國許多城市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

三、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

我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人口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而生.呈漸進步伐，當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NP一般在l萬美元以上。而我國成為老齡化國家時.人均GNP僅為800美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用于老年人口的養老支出，與收入水平的變動、老年人口規模及比重有密切關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和大規模高速度的老齡化發展對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而言是一次挑戰，經濟壓力不言而喻。

（二）我國老年人口在區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達238萬，占總人口的l8.5%.到2025年將達到最高峰468.8萬，占總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6%，到2025年將會猛增到416萬，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過現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整體而論.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明顯低于東部。

（三）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益突出

我國城鄉差別與人口流動使農村人口老齡化更加突出。就靜態而言.由于農村嬰兒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齡化程度城市高于農村；就動態而言，由于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攜帶子女流入城鎮，城鄉老齡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負荷沉重

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歷史、文化、社會等原因.老年婦女容易受到性別和年齡的雙重歧視，老年婦女比低齡婦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臨更多的困難，并往往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養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會養老保障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人口老齡化對其的影響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首先，養老保險居于社會養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環.以資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話，人口老齡化使養老金和老年人的醫療費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齡化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會養老保障向更高層次邁進。我國人口壽命的延長，使高齡老人不斷增多，家庭內的代際數將相應增加；伴隨父母年齡的提高，子女的年齡也在相應提高，導致低齡老人供養高齡老人的局面產生，家庭供養能力會有所下降。而隨著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發展，帶病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齡化發展只解決經濟供養是不夠的，還要解決好社會照料和醫療護理問題。因此，大力培育社會化服務功能，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事業，以彌補家庭養老功能的缺失，滿足日益增強的社會養老需求，是人口老齡化提出的一個現實要求。

五、積極應對老齡化問題應采取的措施

社會養老的發展同樣面臨較多的制約因素，如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低、缺乏系統的老年服務體系、養老設施嚴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體系

我國原來實行的現收現付的以公共養老金為基礎的老年保障體系已不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國家獨立支撐的養老保險體系轉化為由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共同承擔已成為政府必然的選擇。因此，我國應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在國家基本保險之外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和個人自愿參加的其他補充保險，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資金籌集、管理運作以及養老金發放方面，應該逐步分離，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別實施。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基本養老金的比重應該逐步縮小，更多地發揮補充養老保險的作用。

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險，仍處于探索階段，覆蓋面很小，保障水平較低。從我國人口變動的趨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以及農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來的我國養老問題，難點在農村，重點也在農村。由于農村老人數量極大，農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權，因此從主體來說，農村養老應以家庭為主，社會為輔，提倡老人自養，樹立自我養老意識。對于農村“三無”老人繼續實行“五保”制度；對于遵守國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獨子（女）戶、雙女戶，繼續推行計劃生育養老保險。還可以因地制宜推廣綠色養老保險，在鄉村利用資源優勢，開辟養老田、養老山、養老林、養老塘的形式，為農村老齡化人口自我養老提供一個平臺。在經濟發達地區，也可以自愿實行農民退休金制度，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老年農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領取一定數額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強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設

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據法律來經營管理全國養老保險業務、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經營單位，它利用社會成員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依法進行投資經營活動，以保證養老保險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只能投資于政府公債、存人國家銀行獲取利息，受到通貨膨脹等的威脅。特別是這幾年，國家為了擴大國內需求，政府公債、銀行存款利率在不斷下調，養老保險基金實際收益率并不高。建立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能夠將養老金的投資收益狀況直接與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聯系，調動公司管理人員管理養老金的積極性。商業養老保險必將在養老保險體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養老金繳納的時間長，有定期性，儲蓄的時間也很長，比較適合作長期投資，而長期投資的收益則是很高的。

（三）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引導監督多支柱體系

篇（2）

目前國內對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大多數研究是以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年齡、結構、階層的轉變導致的經濟效果為分析視角，研究人口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這些研究可以為現今的研究打好了理論基礎，做好進一步的鋪墊；并從宏觀層面上，指導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如何利用人口因素促進經濟增長，亦或理性看待現有階段存在的種種矛盾和問題。

首先，從理論意義上看，雖然學界關于人口與經濟增長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但是并未針對每一區域有具體研究，人口作為國家之根本，我們將人與經濟直接掛鉤，以人為數據，再將研究成果造福于人，指導人們合理安排生活，順應社會形勢。其次，從實踐意義上看，當前中國各界對人口因素對經濟影響的爭論很大，特別是十三五下發后，關于人口結構轉變、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消失對未來經濟增長一些流行的觀點，構成了對經濟持續增長的潛在問題。此外，我國之前為了經濟快速追趕歐美等發達國家采用了粗放型的經濟模式，然而現今面臨產業結構轉型等現實問題，恰逢人口問題也較為凸顯，研究人口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就更為重要了。

二、現有研究有待完善之處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因素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既有經濟對人口發展的“經濟效應”，也有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人口效應”，二者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種動態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影響的模式和強度都在改變既有危害論、促進論、單獨無作用論，還有悲觀論、樂觀論、中立論。不同學者所處的時代不同，人口發展過程所處的階段不同，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不同即使是同一時期，由于各國人口發展所處的階段不同，人口變量的初始值不同，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也不同。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一些國家有促進作用，可能在另一些國家起阻礙作用。但歸納總結這些前人最基礎的理論研究還少有人完成，也少有人可以從中獲得規律或結論。

從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看，生育率受多方面的影響，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城市化的進程，教育水平的提高，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這些都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人口轉變時期，由于生育率下降導致的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假設政策合理的話，對經濟增長有較強的積極作用。較低的生育率或較低的死亡率，以及較大的人口密度、較大的人口規模，也會導致高速的經濟增長率。較高的出生率稀釋了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資，會阻礙經濟增長，但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同樣可以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現有研究多從數據模型入手，對于合理性政策這些規范研究仍有可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根據生命周期理論，青少年時期是花費父母的費用，是父母對孩子的投資，從個人儲蓄周期看，青少年確實是提取儲蓄，成年后成為儲蓄者，老年后再度成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費越多。按照理性預期理論，中青年看到社會養老保險不可靠會增加儲蓄。因此，老齡化程度越高儲蓄率越高。如果經濟增長靠需求推動，沒有需求就沒有增長，今后人口老齡化將不利于經濟的增長。現今更多研究偏向于將勞動力與人口老齡化相結合，忽略了從其他方面全面看待問題。中國的人口轉變模式、時間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經驗模式，因而不能用發達國家的經驗模式來規范中國的人口轉變歷程。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這種特殊性，對社經濟會的可持續發展會產生一系列的影響，是積極的、消極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未來研究發展方向

（一）人口教育與產業結構調整

人口素質與個體可以從事工種有密切的關系，當前我國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經濟發展速度也逐步放緩，提高人口素質乃國家當務之急。然而隨著十三五規劃的下發，產業結構也將產生巨大改變。國家需要實施何種政策鼓勵國民參與到教育隊伍中，地方政府如何結合自身行業優勢培育特色人才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此外，我國現在面臨的就業難的問題，是否也可以從人口教育的角度重新出發，理性看待。首先我們應理性認識失業率的問題，特別處于現今產業結構調整的狀況下，然而基于目前狀況，我國培養了過多學術型的高等教育人才，高級技工等技術人才卻依舊緊缺。國家和各級政府應基于數據分析采取何種應對政策，改變人們對職業價值的看法，也是值得學者關注的。

（二）人口差別與其他差別

此方向首先針對人口差別與城鄉差別。學者可以以城鄉差別入手，分析城市和鄉村對個體的生活習慣、思維模式、生活觀念的影響，進而如何影響到個體未來的發展。現今大多人口經濟學的研究都是從宏觀層面入手，試圖以國家政策或地方因素來論證人口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關于個體的因素對個體自身經濟的分析還少有研究。基于對個體的研究，學者最后可以再回到宏觀層面，分析國家從何入手提高整個國民素質，減少人口差別。

其次針對人口差別與體制差別。自國有體制改革開始，體制內外的差別日益明顯，現恰逢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各方變動都較為明顯，如何平衡體制內外的差異開始越發重要。學者可以對體制內外工作人員進行各方面比較，探求各方經濟優勢與缺陷，提出可行建議確保國家社會和諧。

（三）人口結構變化與新經濟增長點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我國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會慢慢凸顯，然而人口老齡化從另一角度看，是否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學者可以從人口老齡化開始凸顯的年份進行分析，同時分析與老年人消費密切相關的行業，觀察二者是否有相關性。國家政策是否有導向型的培養與之相關的新興產業的應用人才？新的經濟增長點能否拉動我國經濟增長，預期可以帶來多少增長點，能否抵減人口老齡化產生的負面影響？

同樣需要關注的還有二胎政策的全面放開會對我國未來經濟產生何種影響。目前各位研究人員大都持樂觀態度，但由于我國此項政策剛開始實施，其他各方面相關政策還沒有跟上，國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事實是否吻合，是否真的可以調整人口年齡結構都是有待商榷的問題。除此，學者還需關注新生兒父母所處的階層，分析當新生兒成為主要勞動力的時候，是否符合我國已經調整合理的產業結構；換句話說，即新生兒未來主要將成為廉價勞動力還是高級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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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統計，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達到1.78億，近年來，老年人口比重將從13.26%逐漸增長至16.00%，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將會正式進入老齡社會，對于老年人群首要解決的問題為呼吁社會對養老機構的幫助和照顧。因此本文中針對老齡社會中養老問題的幾個方面進行思考，并做了相關綜述，具體如下文。

一、老齡人群面臨的主要問題

老齡化社會的體系：人口老齡化社會屬于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而我國近年來仍屬于發展中階段，因此對于科學全面的認識老齡化社會問題相當重要。我國老齡化人口的比重主要受兩方面影響，一方面為我國經濟社會綜合飛速發展，一方面為生育政策的改變。就現狀來看，我國對老齡化相關知識仍較為局限，且部分人群將老齡人群視為社會負擔，忽略了老齡化屬于社會一種正常狀態，因此應加強社會、家庭、個人對老齡化社會的看法。我國在面對老齡人員社會保障水平、養老服務體系、社會物質財富積累等現象時，還未做到完善，因此現如今老齡政策體現仍處于碎片化。

老齡化社會進展的不平衡：現有研究統計，我國城市空巢老人家庭已超過50%，大城市達到70%，相比之下，農村空巢老人比例明顯高于城市空巢老人比例，主要是由于近年來，勞動人口大量涌進城鎮，導致城鄉人口的變動，且也造成農村空巢老人比例上升。研究統計，東中西部地區老齡人群比例差異仍明顯，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地區為東部地區，總而言之，應加強農村老年人群的經濟效益管理。

養老服務人力資源缺乏：經相關研究統計，我國養老機構共有4.2萬個，床位有381萬張，同時我國功能患者約為3300萬人，養老機構看護人員為1000萬人，相比之下，老年人和看護比例為1：3，比例明顯失調，使部分老年人無法得到相應完善的護理。同時本次研究，對老年護理人員綜合素質進行探查，發現護理人員綜合素質均較低，經3萬人持有養老護理資格證書，大部分看護僅為專職養老護理人員，因此使老年人無法得到相應的有效護理，相應的老年病醫生更是缺乏。

二、老齡化社會的演進

2008年老齡化概念已提出，但隨著時代不斷的進步，從最初的提出發展至進行，逐漸應用于廣大人群。近年來聯合國提出，年齡≥60歲老年人占總人群的7%，則可判定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人口老齡化標準，其主要用意在于改進人口經濟、環境、資源等。與人口老齡化相比，健康老齡化強調的不僅僅是一個自然改變過程，更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貿易水平以及綜合素質。

早期聯合國針對“健康老齡化”便提出了照料、參與、獨立、自我實現等原則，以保障、健康、參與作為三大支柱，不僅強調老年人群不會帶給社會負擔，其更是社會和家庭的財富，從而激發老年人技術、智力、體能等方面潛能，在實現老年人健康基礎上，做到老有所為，盡可能為社會提供自身一份微薄之力。

隨著對老齡化社會知識的研究深入，有學者不斷提出新概念，更有學者認為老齡化的提出忽略了人口平均壽命時間，過于強調人身心的衰老，因此近年來形成了“人口長壽化”概念，且通過結合我國國情，有專家提出和諧老齡化、保障老齡化的概念。

三、對于社會管理的國際經驗

重視養老專科護理人員的培訓：在德國，政府將老年人專科護理人員分為老年護理助理和老年護理人員，其中護理人員資格證主要是指通過專業培訓，且不斷提供職業水平人員。中專職業培訓主要針對失業者、家庭婦女、應屆高中畢業生等10年基礎教育人群，通過1.5年專業知識學習基礎，加上重點培訓職業能力，從而考取老年護士助理資格證，同時通過臨床3年考試和學習，可獲得老年護理人員資格證。同時德國大學還設有專門的老年護理專業，且部分人群已完成碩士、學士的進修。

在澳大利亞，其將養老護理人員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養老注冊護士、養老登記護士、養老護理助手。其中養老注冊護理人員需完成大學三年的進修學習，且獲得相關學士學位證書，并能夠在澳洲護士局注冊，能夠獨立完成老年人的護理工作；養老登記護理人員主要是指在技校完成的18個月非全職學習，可完成醫院患者或養老院的日常護理工作；養老護理助手主要是指在養老院或職業技術學院完成6～8周以護理為主的相關培訓，待考核成績通過后，才可進入養老機構。

四、結語

通過結合個人、家庭、社會，建立養老保障系統：對于國家養老保障體系可從不同層面分析，其主要和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領域相關，屬于國家長治久安和國計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因此在養老保障體系規劃的實施過程中，應根據我國農村、城市、中西部地區差異，再結合我國儒家傳統思想、人口流動、家庭結構變遷、宏觀經濟發展等因素影響，針對特殊老年人群，比如低生活保障老人、空巢老人、殘疾老人給予相應特別的關注。將家庭、社會、國家等因素全部納入養老保障系統中，從而解決老齡化到老的相關問題，重點強調部門合作，同時加強養老護理人員的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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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問題是這兩年世界所關注的話題，它不僅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更是影響到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世界銀行估計我國人口老齡化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高峰。養老保險和人口變化規律密切相關，由此我們看到我國養老保險任務之艱巨，同時也看到世界各國都不容忽視的養老問題。養老保險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錢。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到來，對與養老保險基金的需求量將會大量增加。在保證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礎上，必需加強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這也是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齡化的含義

人口老齡化兩個方面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人口總體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過18%，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達13.5%，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達到嚴重階段。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齡結構由年輕型向成年型、老年型過渡，全球性的老齡化已以發生著。

二、老齡化問題對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挑戰

中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整個21世紀，這兩方面壓力將始終交織在一起，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給養老金事業帶來沉重的壓力。它對各國社會和政府而言都是一個挑戰可見，在社會已經呈現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加強對社保基金的有效監管，有著其深刻的社會動因，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及其和諧發展的內在要求。如何防止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問題，則是來自于老齡化的首要挑戰。

三、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及存在的問題

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是指有關部門依法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和運營實施的監督和管理。主要應從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組織體系及法制建設兩個方面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運行監管現狀做出評價。

1．監管組織體系

現行的基本養老保險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層制養老保險組織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實質是由政府行政部門將基金的管理運營權交由各級全民事業單位（如養老保險經辦中心等），進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資運營。這就存在著“政資不分”、“執監不分”等問題。另外，政府職能部門的強制使得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公眾沒有選擇機制和退出機制，基金管理不公開，不透明，削弱了公眾行使監督的激勵。

所以，改革現有的養老基金管理模式，對人實施有效的監督，以保證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為我們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設

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涉及各方利益，為了保障基金監管有章可循，國家高度重視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基本建立了涵蓋各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主要有《保險法》、《信托法》、《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社會保險基金監督舉報工作管理辦法》、《社會保險基金行政監督辦法》、《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信息產業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國家稅務總局、國家郵政局關于加強社會保障基金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財政部和勞動保障部公布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全國社保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的原則、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標志著我國養老金投資管理體制進入市場化運作的軌道，同時也給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和管理從法律上提供了保障。問題在于，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社會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仍然沒有一部關于社會保障的統一的法典，或者是針對某一問題較為全面的法律規章。

四、加強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改革建議

針對于我國目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狀況。我們有必要加強改革。保護好老百姓的保命錢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

1．建立分權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獨立、高效、統一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和管理委員會。監管委員會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以及企事業單位代表共同組成，實行委員會制。監管委員會按城市設立地方監管辦事處（類似于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的管理體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專業性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由省級社保部門成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行政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養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證，應建立獨立于政府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運營社會統籌賬戶基金。第三，個人賬戶基金交給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承擔，會遴選合適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據與各省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會簽訂的契約對個人賬戶基金進行多元化投資，以實現養老社會保險基金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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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問題是這兩年世界所關注的話題，它不僅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更是影響到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世界銀行估計我國人口老齡化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高峰。養老保險和人口變化規律密切相關，由此我們看到我國養老保險任務之艱巨，同時也看到世界各國都不容忽視的養老問題。養老保險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錢。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到來，對與養老保險基金的需求量將會大量增加。在保證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礎上，必需加強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這也是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齡化的含義

人口老齡化兩個方面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人口總體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過 18%，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達13.5%，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達到嚴重階段。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齡結構由年輕型向成年型、老年型過渡，全球性的老齡化已以發生著。

二、老齡化問題對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挑戰

中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整個21世紀，這兩方面壓力將始終交織在一起，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給養老金事業帶來沉重的壓力。它對各國社會和政府而言都是一個挑戰可見，在社會已經呈現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加強對社保基金的有效監管，有著其深刻的社會動因，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及其和諧發展的內在要求。如何防止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問題，則是來自于老齡化的首要挑戰。

三、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及存在的問題

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是指有關部門依法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和運營實施的監督和管理。主要應從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組織體系及法制建設兩個方面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運行監管現狀做出評價。

1．監管組織體系

現行的基本養老保險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層制養老保險組織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實質是由政府行政部門將基金的管理運營權交由各級全民事業單位（如養老保險經辦中心等），進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資運營。這就存在著“政資不分”、“執監不分”等問題。另外，政府職能部門的強制使得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公眾沒有選擇機制和退出機制，基金管理不公開，不透明，削弱了公眾行使監督的激勵。

所以，改革現有的養老基金管理模式，對人實施有效的監督，以保證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為我們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設

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涉及各方利益，為了保障基金監管有章可循，國家高度重視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基本建立了涵蓋各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主要有《保險法》、《信托法》、《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社會保險基金監督舉報工作管理辦法》、《社會保險基金行政監督辦法》、《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信息產業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國家稅務總局、國家郵政局關于加強社會保障基金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財政部和勞動保障部公布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全國社保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的原則、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標志著我國養老金投資管理體制進入市場化運作的軌道，同時也給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和管理從法律上提供了保障。 問題在于，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社會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仍然沒有一部關于社會保障的統一的法典，或者是針對某一問題較為全面的法律規章。

四、加強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改革建議

針對于我國目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狀況。我們有必要加強改革。保護好老百姓的保命錢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

1．建立分權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獨立、高效、統一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和管理委員會。監管委員會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以及企事業單位代表共同組成，實行委員會制。監管委員會按城市設立地方監管辦事處（類似于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的管理體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專業性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由省級社保部門成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行政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養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證，應建立獨立于政府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運營社會統籌賬戶基金。第三，個人賬戶基金交給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承擔，會遴選合適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據與各省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會簽訂的契約對個人賬戶基金進行多元化投資，以實現養老社會保險基金收益最大化。

篇（6）

老齡化問題是這兩年世界所關注的話題，它不僅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更是影響到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世界銀行估計我國人口老齡化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高峰。養老保險和人口變化規律密切相關，由此我們看到我國養老保險任務之艱巨，同時也看到世界各國都不容忽視的養老問題。養老保險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錢。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到來，對與養老保險基金的需求量將會大量增加。在保證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礎上，必需加強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這也是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齡化的含義

人口老齡化兩個方面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人口總體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過18%，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達13.5%，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達到嚴重階段。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

二、老齡化問題對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挑戰

中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整個21世紀，這兩方面壓力將始終交織在一起，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給養老金事業帶來沉重的壓力。它對各國社會和政府而言都是一個挑戰可見，在社會已經呈現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加強對社保基金的有效監管，有著其深刻的社會動因，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及其和諧發展的內在要求。如何防止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問題，則是來自于老齡化的首要挑戰。

三、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及存在的問題

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是指有關部門依法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和運營實施的監督和管理。主要應從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組織體系及法制建設兩個方面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運行監管現狀做出評價。

1．監管組織體系

現行的基本養老保險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層制養老保險組織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實質是由政府行政部門將基金的管理運營權交由各級全民事業單位（如養老保險經辦中心等），進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資運營。這就存在著“政資不分”、“執監不分”等問題。另外，政府職能部門的強制使得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公眾沒有選擇機制和退出機制，基金管理不公開，不透明，削弱了公眾行使監督的激勵。

所以，改革現有的養老基金管理模式，對人實施有效的監督，以保證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為我們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設

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涉及各方利益，為了保障基金監管有章可循，國家高度重視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基本建立了涵蓋各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主要有《保險法》、《信托法》、《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社會保險基金監督舉報工作管理辦法》、《社會保險基金行政監督辦法》、《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信息產業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國家稅務總局、國家郵政局關于加強社會保障基金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財政部和勞動保障部公布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全國社保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的原則、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標志著我國養老金投資管理體制進入市場化運作的軌道，同時也給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和管理從法律上提供了保障。問題在于，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社會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仍然沒有一部關于社會保障的統一的法典，或者是針對某一問題較為全面的法律規章。

四、加強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改革建議

針對于我國目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狀況。我們有必要加強改革。保護好老百姓的保命錢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

1．建立分權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獨立、高效、統一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和管理委員會。監管委員會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以及企事業單位代表共同組成，實行委員會制。監管委員會按城市設立地方監管辦事處（類似于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的管理體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專業性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由省級社保部門成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行政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養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證，應建立獨立于政府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運營社會統籌賬戶基金。第三，個人賬戶基金交給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承擔，會遴選合適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據與各省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會簽訂的契約對個人賬戶基金進行多元化投資，以實現養老社會保險基金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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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未富先老 老齡化 廣場舞

進入新千年以后，中國的各大城市先后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日益浮出水面。老年人的醫療保健費用成為大額的國家財政及家庭支出大項，老年人日常的生活起居以及情感照顧也對人力資本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在整體上未富先老的前提下，老齡化的應對需要社會各方的努力配合，當然也包括老人自己。老人們老當自強，通過自發性的群體鍛煉贏得身心健康，為未富先老的老齡化社區養老模式帶來了新的思路。

一、中國養老面臨巨大醫療保健負擔

關于人口老齡化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根據這一標準，中國從2000年就已經步入老齡社會，近些年老齡人口增幅顯著。根據我國2010年的普查結果，60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個百分點。北京上海兩大城市65歲以上人口比率分別為8.7%、10.1%，遠超7%的標準。預計2020年后，我國將進入重度老齡化的社會。

二、跳廣場舞有益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

根據中國群眾體育調查報告顯示，雖然居民的收入顯著提高，但大多數人更愿意參加不花錢或少花錢的低支出體育項目。廣場舞就屬于典型的低消費或無消費的體育項目。這一特點正好適合大眾體育消費的特點和口味。那么廣場舞究竟是如何促進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呢？

首先，廣場舞與所有的體育運動一樣，有顯著的健身減肥效果。經常練習廣場舞可以有效改善人體心血管系統和呼吸系統機能；時而緩和時而輕快的音樂節奏有利于人們放松心情，消除大腦疲勞，緩解神經緊張。通常情況下，廣場舞參與者在持續鍛煉一周以后，身體多項技能就會出現明顯的改善，從頭到腳的酸疼減少了，睡眠變好了，甚至皮膚也會有所改善。

第二，廣場舞有健腦功能。相比于動作單一的健步走、慢跑等，廣場舞的動作要求鍛煉者在學習鍛煉過程中不僅要運用形象記憶、概念記憶，而且還要運用情感記憶和行為記憶，通過對復雜動作的反復記憶，不斷強化練習，從而刺激大腦神經，減緩了人體記憶的生理性減退。

第三，廣場舞能夠滿足老年群體的社交需求。人的老化由身體功能衰退和社會關系萎縮兩個方面構成。因為進入老年期，人們的社會網絡將收縮。有的是出于與子女同住的需要而搬遷進入新的環境，有的是因為退休后與先前的同事、朋友淡了往來。而補償社會網絡萎縮的辦法就是參加活動，通過參加共同的規律性活動，老年人能夠認識更多的人并最容易發展成友誼。

三、廣場舞有益于減輕社區的養老負擔

一項對天津市區內20個小區中1368位老人的調查研究的多源回歸分析得出了一個出乎大家意料的結論。在控制了性別、經濟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人口統計學變量和自我效能、朋友支持、自尊等心理變量的情況下，老年人是否有規律地進行體育鍛煉，與其生活滿意度水平無統計學意義上的相關。但是參加集體鍛煉的老年人卻能有效的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朋友支持感，而自我效能和朋友支持感與生活滿意度密切相關。

四、小結

廣場舞的主要參與群體是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女性群體。她們大多來自中低收入的家庭，他們的孩子大多在為房子奔波，并沒有能力供父母參加高檔的健身會所，而我國尚未發達的醫療保障體系也沒有能力為所有人提供免費醫療。對于大多數普通的廣場舞愛好者來說，經濟實惠又參與度廣的廣場舞成了他們最好也可能唯一的選擇。她們通過廣場舞鍛煉鍛煉身體、結交朋友、釋放壓力、緩解消極情緒，也在無形之中為國家社會減輕了養老負擔。

社會需要對廣場舞群體再多一份理解，以社會主人翁的意識通過協商談判解決廣場舞鍛煉引發的參與者與居民之間的矛盾。政府一方面要積極支持廣場舞，以社區街道為單位，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為鍛煉者提供相應的物質支持，如音響、室內練習場地等；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針對城鎮化和老齡化的進程及時高效地制定修該管理規范，引導居民文明健身。只有社會政府的共同支持，廣場舞運動才能更好地助力解決中國老齡化問題。

參考文獻：

[1] 郭文婧.“廣場舞公約”與一代人的“社會鄉愁”[Z].2014.01.26.

[2] 楊奕.淺析廣場舞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與價值[J].科技視界.2014.01：255，305.

篇（8）

一、養老金空賬運行引發的養老危機

我國養老金空賬運行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養老金賬戶的轉軌成本

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采用的是DC型積累制和DB型現收現付制的混合制度施行，即“統賬結合”制度。養老金賬戶一部是單位以職工工資總額的20%繳納，另一部分是職工以個人工資的8%繳納。前者“現收現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后者實行的是長期封閉積累、產權個人所有的“完全積累”制，原則上不能調劑借用。

然而，在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確立之前，我國采用的是BD型現收現付制，不存在個人賬戶。因此，這些在新制度執行前參保的企業員工在退休后只能從養老保險基金中領取養老金，完全依靠統籌賬戶。由于沒有累積，統籌賬戶根本不足以應對當期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需求，在實際的管理中，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并沒有分開管理，加之各地財政實力不同，多數地區不得不在實際上采用了“現收現付制”的方法，即挪用個人賬戶的資金、用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合計繳納的28%的月工資來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個人賬戶僅僅記賬，上述2.5萬億的記賬額由此形成。而從近兩年數據看，空賬擴大的速度正在變快：從2008年到2010年，“空賬”由1.4萬億升至1.7萬億，增加3000億，而2011年一年就增加了5000億。

（二）老齡化成本不斷增加

所謂老齡化成本，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是指老齡化趨勢帶來的三個潛在風險，即經濟增長減緩、財政收入減少和公共支出增加；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是指老齡化帶來的主要財務成本，他們包括公共養老金支出、醫療費用支出、長期照護支出、教育支出和失業支出。[3] 在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形勢下，前三項支出會不斷攀升，但是后兩項會相應減少。雖然，五項支出相互抵消，但是總體還是呈上升趨勢。2011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支出12765億元，比2010年增長20.9%；全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總支出4431億元，比2010年增長25.2%。

越來越嚴峻的養老金空賬運行和老齡化成本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以推遲退休年齡的方法來緩解壓力。英國政府在2006年5月正式公布一份關于養老系統改革的白皮書，計劃將英國民眾的退休年齡從現行的男65歲、女60歲，逐步提高至2044年男女都68歲。即使民眾罷工抗議，法國仍然在2010年通過了政府退休體制改革方案，規定須滿41年工齡才能拿到全額退休金。對大多數法國人來說，可能要到66歲至68歲才能退休。

二、我國對延長退休年齡的爭議綜述

對于延遲退休年齡，有96.98%的網友直言“不樂意”，只有3.02%的網友支持。學術界對于是否應該延長退休年齡也在爭論不休。

（一）反對延長退休年齡

1.延長退休年齡不利于社會公平

不同人群而言延長退休年齡具有不同的效應。首先，延長退休年齡對體力勞動則的負面效應更大，低收入人群、體力勞動者和普通的企業職工對于延長退休年齡持反對意見。工作對身體條件要求較高，推遲退休之后身體承受能力下降，并且由于工業績效的下降收入水平隨之下降，因此，他們更愿意早退。其次，公務員、教師、科研工作者等腦力勞動者認為延長退休年齡是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些勞動者需要長期積累工作經驗，推遲退休年齡甚至有利于工作績效的提高， 很多時候到了老年才能發揮自己的實力，并且，推遲退休之后收入曲線可能繼續上升。由此可見，延遲退休不利于普通體勞動者、不利于低收入人群，延長退休年齡對他們意味著繳費增加，領取養老金的總數量減少。

2.延長退休年齡會加劇年輕人的就業壓力

目前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超過1.1億人，每年大約有300萬左右的人退休，占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3%。但每年新增就業機會只有1000萬左右，如果提高退休年齡，就占去機會的30%。除此之外，“返聘”現象比較普遍，特別是企業職工，企業更愿意聘用有經驗的老職工而非沒有任何經驗的年輕人。對于社會待業、失業和隱性失業的巨大人群來說，需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與延遲退休相比，孰輕孰重，不言而明。

3.延長退休年齡無法解決“空賬”

對于延遲退休年齡的主要理由是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空賬運行，從表面上看，延長退休年齡一方面可以減少養老金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延長繳費時間，增加繳費總量。但是這種做法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養老金“空賬”問題。國家應該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解決空賬問題，將就業和國家財富發展起來，才是從根本上解決空賬問題的有效辦法，而非單一地延長退休年齡。

（二）支持延長退休年齡

1.延長退休年齡符合人類發展趨勢，維護代際公平的必然選擇

隨著人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預期壽命的提高，現行的退休制度已經嚴重損害代際之間的公平。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就業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例不斷上升，隨著人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起始年齡逐步增加。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升到2005年的7.83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起始年齡從16歲上升到18歲。此外，目前繳納養老保險的就業人口學歷大部分為本科畢業，和初高中畢業的就業人員相比，少繳費4—7年，第二，學歷越高的勞動者工作時間越短而享受的退休待遇卻相對較高，導致權利義務不一致。第三，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詳細匯總資料計算，201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4.83歲，是建國初的35歲兩倍。[5] 依照目前的退休年齡，大部分職工在五十多歲退休，在生理年齡上還處于中年人，按照我國的老齡化和人均壽命，達到65歲才算進入老年階段。隨著人均壽命的提高職工的繳費年限不斷增加，加劇了代際直接的矛盾。第四，現行退休年齡男女不一，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10年，然而，女性的預期壽命更長，造成性別不平等，也影響女性的養老金水平。因此，不僅要延遲退休年齡，還要體現男女平等

2.延長退休年齡和年輕人就業沒有必然聯系

從短期看，延遲退休會對我國的就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取決于延長的方式，若按月份延遲對就業幾乎沒有影響；從長期看全國的就業容量更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因為老人退休和年輕人就業不存在絕對的替代關系，一方面老年人空出的崗位年輕人未必能夠填補，目前的失業者，自愿性失業過半，達到65%，失業者中30歲以下占87%，45歲以上的只占13%；在30歲以下的失業者中，因不滿工作環境而自愿失業者占90%。這些數據表明，失業的原因不僅僅是就業機會供給不足，也有失業者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國還存在“退而不休”的現象，資料顯示，實際上我國相當大比重的退休人員還在工作。再就業的老年人以65歲以下的低齡老人居多，約占再就業老年人口的80%。老年人口再就業無疑暴露了現行的退休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3.延長退休年齡能減緩基金缺口

如何解決養老金2.2萬億的缺口？一般而言有三種方式：延長繳費時間、提高繳費標準和降低給付標準。我國的養老保險企業繳費20%，個人繳費8%，合計28%，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的4.6倍，已經沒有上調空間了。與高繳費相對應的卻是低替代率，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2010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7147元，月均3096元。而據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證實，2010年全國企業養老金月平均水平為1300元。據此計算出的2010年全國企業養老金平均替代率僅為42%。 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目前規定，養老金的最低替代率為55%。我國的養老金替代率遠遠低于此標準，所以無法通過降低替代率而減緩基金缺口。

三、延長退休年齡是我國發展的必然趨勢

正如前文所分析，延長退休年齡能夠有效緩解了老齡化和人均壽命的提高所帶來的代際矛盾，老年人的退休和年輕人的就業之間沒有直接必然聯系，年輕人的就業問題需要國家宏觀地發展經濟，增加社會職位來解決，最后，在養老金的繳費率和替代率都達到極限的前提下，我國只能通過延長退休年齡來緩解養老基金缺口。

1.彈性退休制度

我國可以針對于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區域實行彈性退休。首先，延長一些特殊行業和智力密集型行業，例如技術工人、教師、公務員等。此類人員的工作經驗是工作質量的決定性因素，中老年才是他們事業的黃金期，是將研究轉化為成果的重要階段，如若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硬性責令退休，無疑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其次，調整特殊高危行業和特殊工種的范圍。隨著經濟發展，原先屬于人工操作的高危勞動例如鍋爐工，現已基本上是機房操作，對于此類人員應將退休年齡適當延長。第三，實行先女后男，小步漸進的退休制度。男女退休年齡不一，是我國退休制度的一大弊病，不符合國際慣例。從人均壽命來看，女性的壽命普遍高于男性，但是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年—10年。在制定制度時考慮到建國初女性受教育機會少，并且要照顧家庭，在此歷史條件下制定女性早退休是為了保護女性利益。然而，在如今男女地位趨于平等，享受同樣受教育的權利，在高學歷中女性甚至高于男性。女性退休年齡早直接導致女性的繳費時間少，最終所獲得的退休待遇也相對較低。因此，我國可以先延長女性的退休年齡，使之逐漸和男性一致，再將男女退休年齡一起調整。

2.建立一個繳費和退休待遇密切相關的激勵機制

大部分網友反對延長退休年齡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現行的退休制度中的個人繳費與待遇之間沒有建立一個明顯的激勵機制，大鍋飯因素扭曲了社會保險的本質。因此，我國在設計退休制度時應注意幾點：一是要注重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繳費年限和享受待遇相對等。受教育程度和服務社會時間呈反比，為了確保公平，在制定統一退休年齡的基礎上，設定一個具體的繳費年限，只需達到繳費年限即可，不一定嚴格按照退休年齡執行。二是應該格外強調個人繳費的補償和返還性質，即強調私有化的“費性”，繳費的數量和待遇掛鉤，避免給全社會以“稅”的誤解。三是鼓勵職工延遲退休。在法定退休年齡的基礎上延遲退休提高待遇標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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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期，有關人口紅利(Population bonus)的議論很多，這種學術關注熱度本身就值得重視。這是一個熱問題，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的結構性變化所導致的積極經濟后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內已有學者看到了人口低負擔比時期所包含的發展機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利用人口年齡結構促進現代化建設》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這一說法，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減少，勞動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經濟發展。其時，筆者感覺到人口低負擔比所提供的機遇恐怕只是一種可能而非必然，20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隨后，在與鄔滄萍教授合著的《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對策》一書中，用專門的章節來討論理論負擔比與實際負擔比的差異問題。

眾所周知，人口過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控制人口數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穩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國重大的戰略選擇。那么，人口控制帶來了什么變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減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長量，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收縮，“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同時出現。毫無疑問，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步伐，而人口紅利理論的提出就是試圖解釋我國人口快速轉變所帶來的積極的經濟社會效應。

回顧過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經濟社會變革的雙重影響，中國走過了一條有本國特色的人口轉變道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與人口轉變有關。人口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在不考慮流動、遷移的“封閉人口”假定下，影響人口數量變化有三個變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人口轉變就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演進過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響，中國比發達國家更快地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雖然社會現代化的整體水平還不高，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就到了一個標志著現代人口轉變初步實現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時期。目前，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分別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現代人口轉變的實現意味著什么?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人口紅利理論突破了三率組合類型變化的角度，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角度來解釋人口轉變的意義，從而豐富了人口學說史上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

二、“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

1997年以來，國際上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等報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的說法，但此說法在理論上并不成熟。“人口機會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論認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負擔系數降低的同時勞動力資源供給卻十分充裕。所謂中間大，是指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所謂兩頭小，是指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

人口負擔輕對經濟社會發展意味著什么?在理論上，它可能會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創富效應，即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投資效應，即人口年齡結構還不太老，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就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積累效應，即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到來之前，社會保障支出少，財富積累速度快。總之，“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財富創造。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人口負擔較輕的機遇優勢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人口轉變才可能產生紅利。國內人口紅利理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員認為，人口紅利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增加所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并且得出了一個定量的結論，即1983年至2000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即筆者所稱的“總負擔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為26.8％。但這里有三點需要澄清：一是經濟活動人口不等于勞動適齡人口，人口學角度提出的人口負擔比(即0－14歲和65歲及以上負擔人口之和與15－64歲勞動力人口的比率)事實上是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實際負擔比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負擔比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并不意味著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口機會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間達到26.8％貢獻率的說法不能籠統地理解為中國的人口紅利。精確的計算不一定是正確的計算。關鍵是我們首先要在理論和認識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紅利，它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外的人口紅利理論并不成熟，還處在初創階段。當然，任何學術探索都是值得鼓勵的。

筆者認為，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積累加上人力資源開發。能否收獲以及收獲多少人口紅利取決于我們擁有什么樣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以及我們如何去開發和利用它們。問題的關鍵是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分配。人口紅利的焦點在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身上。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紅利。對此，我們需要堅持兩點論，也就是說，不僅要充分利用黃金人口年齡結構所創造的人口低負擔機遇，而且要充分開發豐裕的人力資源，兩者的結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轉變紅利”。顯然，將“人口機會”、“人口機遇”直接認同為“人口紅利”是失之偏頗的。“人口機會窗口”只是提供了發展的機遇，本身并不是紅利。

三、為什么說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

在理論上，中國存在著長達四十年的人口機遇期。從數據來看，20世紀后50年和21世紀前50年，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U”型趨勢。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打開，到2030年關閉，前后持續時間大約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員指出，中國人口紅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現，當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紅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過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紅利仍然可觀，只不過這個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進的，之后是遞減的。同時，他提出中國正在由勞動力 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這個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屆時中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這里，人口低負擔比被理解為人口紅利。類似的看法并不少見，如最近有學者提出了“人口轉變在導致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也構造出了一個黃金年齡結構，或者說‘人口紅利’”等觀點。

觀點不同是因為角度不同。一個是從人口負擔比高低的角度說，另一個是從勞動力資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實這兩個觀點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兩者都沒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紅利什么時候結束這個問題。因為在筆者看來，人口紅利存在一個時期，所以有一個時間表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廣義的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口創造財富的過程，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區，人口紅利與其說是有無問題，不如說是大小問題。

事實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處于東亞社會的日本和韓國提供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人口機會窗口期”與“經濟高速增長期”是錯位的，這一現象至少說明人口低負擔比并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日本“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出現在1955－1973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9.22％。1973－2000年，日本進入了經濟低增長期，年均GDP增長率為2.81％。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了近二十年(1955－1973)，與三個人口因素有關：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齡化相對緩慢，人口負擔系數從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時期；二是戰后“嬰兒熱”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成為勞動力人口，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卻是過多)，而當時日本的經濟類型屬于勞動密集型經濟，所以人口與經濟處在和諧的狀態；三是日本高度重視國民素質的提高，使日本積累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儲備(中國卻是太少)。僅僅有人口負擔輕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潛在優勢。

日本的例子證明了人口低負擔比與經濟發展的弱相關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低、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三個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我們不妨稱之為“條件匹配性”。條件不匹配，我們就只能望“人口機會窗口”而嘆，而不能用“人口機會窗口”之實。“人口機會窗口”很漂亮、很誘人，但窗口里面的機會可能并不多。無獨有偶，韓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韓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出現在1962－1991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8.48％，1991－2000年則為7.18％。

低人口負擔系數有助于經濟的發展，這在一般意義上是通用的假設，但中國的情況卻遠為復雜和嚴峻。我國人口轉變的確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挑戰大于機遇，一個是勞動力人口數量的就業壓力，另一個是龐大人口人力資本的投資壓力。未來的機會能不能把握住取決于今天的行動。如果不及早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口控制的減法效應就很難轉化為人口紅利的事實。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在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譬如，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員每年仍將保持在2 400萬人以上。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得出，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 100萬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這意味著在人口負擔比中作為分母出現的一部分人口實際上并沒有創造社會財富。

主流看法認為，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將阻撓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我國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60％－70％。其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為1.5億至2億人。1978－2005年，我國耕地減少近兩億畝，農業勞力凈增近兩億人。2005年底，我國農村一產勞力仍為3.06億人，比1978年多2 000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為什么人口機遇時期就業壓力很大呢?眾所周知，中國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為了減輕就業壓力。目前，中國適齡就業的人口規模可達到8－9億，是很多國家人口的總和。中國的人口壓力集中體現在就業壓力上。現在的勞動適齡人口是過去幾十年人口增長積累的結果。人口學講究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過去的人口出生高峰變成現在的人口就業高峰和未來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5月13日的報告稱，我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勞動力價格會上揚。這是一個驚人的判斷。那么，什么叫農村剩余勞動力?1989年，筆者提出農村勞動力剩余的本質是勞動時間剩余的觀點。不爭的事實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相對性和隱蔽性。一個農村青年的臉上并沒有“我是剩余勞動力”的標簽。事實上，一個農村勞動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勞動時間的剩余和勞動能力的閑置狀況。同樣一個靠土地為生的青年農民，農忙時是絕對必要的勞動力，農閑時又是相對剩余的勞動力。推而廣之，中國所有的農村勞動力都具有雙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勞動力，也可能是剩余勞動力，關鍵在具有勞動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勞動時間的剩余度和累積性。即便是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也具有雙重的身份，他們是亦城亦鄉、亦工亦農或亦商亦農的兩棲人口，其雙面性并不會因為他們融入了現代產業體系而改變，農民工并不會因為進了城市就徹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為失業的風險也是存在的，而“失業”正是“剩余”的另一寫照。由此可見，我們不應該將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標簽化和絕對化。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規模巨大，所以很難讓人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將迎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的“劉易斯轉折點”。筆者認為，近年出現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權利保障的缺失。勞動力價格過低導致農民工就業積極性嚴重受挫，反映的是惡劣的勞資關系而不是供求關系。民工荒是一種現象，但原因不是勞動力的供給性短缺。民工荒是區域性、階段性的現象，不能作為人口紅利消失的依據。

實際上，“人口機會窗口”基本上只膨脹是理論的推測。人口轉變所帶來的戰略機遇期只是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有利的人口代際關系條件，要將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必須輔之以及時而有效的發展戰略調整。其中，適宜的政策和體制至關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鋼等經濟學家指出的，中國需要實行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應把擴大就業、緩解失業作為政府最優先的發展目標。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積極促進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從鄉村向城市遷移，從低勞動生產率部門向高勞動生產率部門流動。

我們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負擔系數的有利變化可能帶來的潛在的積極影響，而應該同時說明在人口轉變紅利之外，一定還有其他類型人口紅利的存在。

四、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

俗話說，觀念一新，黃金萬兩。我們要收獲人口的“大紅利”，就要重新認識人口紅利的概念框架。從廣義來說，筆者認為目前存在著四種人口紅利，分別是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和人口轉型紅利。以下介紹筆者對后三種人口紅利的新認識：

首先，人口投資紅利是在生命歷程(Life course)中投資于人口，通過教育、培訓和流動等人口投資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潛在勞動力和一般勞動力轉變為合格勞動力、優質勞動力，從而收獲紅利。

在微觀的層面上，孩子的成長期實際上也是孩子的投資期，當孩子長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來了孩子的回報期和產出期，開始收獲“人口紅利”。放大到宏觀的層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業年齡是25歲，那么25歲之前的人口是一個被負擔、被投資、被養成的人口，25歲之后的人口則是一個開始產出、能有回報、收獲紅利的人口。人口紅利的大小取決于生命歷程早期人口投資的績效。

中國的情況是一般性人力資源過剩，優質人力資源短缺，總體人力資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里，豐裕的人力資源能不能開發出來取決于人力資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們的素質或者說人力資本儲量。中國要收獲未來的人口紅利，人口投資是極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徑。

建筑在簡單勞動力利用基礎之上的“人口紅利”不能長久，因為只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可持續的人口紅利是對初級勞動力基礎教育投資和中高級勞動力職業技能投資的歷史回報，發達國家走過的內涵式經濟發展道路展示的就是這個規律。在知識經濟時代，今天的教育培訓就是明天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要長久，就要在人力開發之前確保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開發效率，促進勞動生產率和工作創造性。人力資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創造的最寶貴資源，放大和延長“人口紅利”的戰略舉措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來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確立人力資本投資的政府、社會、企業、家庭、機構和個人的共同責任制，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的環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國需要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確立以知識人口為依托、以人力資本為動力的新經濟增長機制，迎接民族復興的壯麗時代，就要未雨綢繆地轉變經濟發展路徑，充分開掘人口轉變和人口轉型帶來的人口“大紅利”。

其次，人口轉移紅利是指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轉移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我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逐年上升，目前總量過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提供的數據，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近1.2億，比2003年增加433萬。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從事非農業，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新亮點，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199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約有20％來自工資性收入，到1999年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東部地區近50％，已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總隊的調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80％。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有10％強。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業層次的提高。勞動力是過剩還是短缺，不完全是數量與供給問題，而且有素質和供求問題。要享受人口紅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轉變所創造的負擔比較輕的人口機遇，形成的資本優勢要優先投資于人，將豐富的人力資源開發出來，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一些地方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當作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開展職業培訓、實行勞務市場職業介紹、加強勞動合同管理、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拓寬輸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從而促進了勞力輸出人數不斷增加。此外，國家應高度重視農民工中出現的貧富差異、階層分化現象，盡早著手調節。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訓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增加政府無償或微利的培訓機構數量，確保農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學費的技術培訓，擴大農民工接受培訓的范圍，從而幫助他們在城市更好就業。同時，加強有組織的勞務輸出，通過勞務輸出地勞動保障部門與輸入地勞動保障部門的信息互通，有序輸出勞力，避免無序流動帶來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和無保障，維護他們的打工權益。

再次，人口轉型紅利是指老年人口通過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從賦閑的離退休人員轉變為有所作為的工作者，通過再就業和續就業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價值，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在國外，老年人口被稱為第三年齡人口。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積極老齡化的希望所在。根據筆者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屬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歲年齡段，大學文化程度老年人口總量有110萬。如果這些老年人口健康狀況良好的話，那么應該說這110萬老年人口屬于比較寶貴的人才資源，有較大的開發價值。但隨著新一代人口進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資源的含金量會逐步提高。

馬克思說過，時間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資源就在于他們擁有閑暇時間。2002年，馬德里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提出的積極老齡化的戰略對于我們收獲老齡化時代的人口紅利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我們需要提倡新的五個“老有”，即“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樂”。

從老年人口學角度看，中國在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從人口地理學角度看，中國在197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上海已經成為老齡化城市。但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卻不是老齡問題最嚴重的城市。這說明老齡問題的本質也是發展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相對性和變異性。歸結起來，老齡問題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義問題，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是發展問題，即人口轉變與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長遠和廣泛的經濟社會影響。有兩個命題對我們認識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機遇可以提供幫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戰大，必須做大蛋糕；二是“邊富邊老”，需要關注老年人群對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權利。

我們需要三個未雨綢繆：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豐裕社會；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張老年人共享社會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張多元共生、和諧共進。這些都是和諧老齡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和諧老齡化配合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可以保障老齡化的中國收獲新的持續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高齡化的時代，老年可能成為人生四季最長的一段歲月，它可能日漸腐朽也可能充滿生機，其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年人的生活態度。“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才是積極老齡化的心理圖景。從國內外老年學研究的成果來看，無論是老年人個體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區和老年人生活的社會，都要大張旗鼓地推動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筆者最近提出的“和諧老齡化”，最后實現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齡化。老年人不僅是豐裕社會的共享者，也是和諧社會的共建者，還是多元社會的共生者。政府要確保有條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繼續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活動，保護和展示他們的尊嚴、能力和智慧，不致淪為社會發展 的犧牲品。

綜上，從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出發，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收獲過人口紅利，只不過比重和性質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轉變，國家間接地收獲了人口轉變紅利。重視教育的國家比較多地收獲了人口投資紅利；城市化大力推進的國家收獲了人口轉移紅利；重視老年人作用的國家則收獲了人口轉型紅利。誰主誰次的結論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們的確需要在看到人口紅利的同時，也看到人口負債問題、人口風險問題，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人口紅利的凈值。

五、結語：人的發展是最重要的發展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的實質是人的發展問題。歷史經驗表明，人的發展是最重要、最關鍵、最核心的發展。如果說發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根本上講取決于人力資源的投資、開發和利用。如果說青少年人口是潛在人力資源，那么勞動適齡人口是現實人力資源，老年人口是可再開發人力資源。鼓勵以“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為內核的積極老齡化，是否造成代際沖突?筆者的結論是：競爭不可怕，可怕的是競爭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在一個以知識、能力和權利為本位的社會里，要消除兩大歧視：一是性別歧視，二是年齡歧視。在就業市場中，老年人和年輕人各有優勢，一個是經驗多，一個是知識新，所以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相互補充、并無沖突的。要說矛盾，那是時時處處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競爭是化解矛盾的好辦法。只有在競爭無法化解矛盾的時候，才凸顯出“調和”的價值。

篇（10）

中圖分類號：C91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6）01-0132-006

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2014年7月全國老齡辦、民政部、教育部和等部委在《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老齡宣傳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強調，要加強有關的宣傳教育，進一步提升全民人口老齡化意識，全面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積極老齡化1999年提出，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在聯合國第二屆老齡大會上提交了《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報告，大會通過老齡化《馬德里政治宣言》和《馬德里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兩個重要文件，將“積極老齡化”正式確立為全球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基本策略。2004年國際勞工大會的《人力資源開發：教育、培訓和終身學習》和歐盟《2012積極老齡化指數》報告等使積極老齡化的推進路徑更加具體和清晰。

關于積極老齡化的內涵，人們有其不同的理解，《1999年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老齡問題澳門行動計劃》強調，為迎接一個逐步老齡化的社會，應認真努力摒棄對老年人的消極看法，要大力發揮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積極貢獻。各級政府應將這些貢獻，視其為一種國家資源。我國香港地區在積極老齡化的政策框架中，促進老人的參與已被作為基本政策內容，包含有退休后再就業、學習及志愿服務等形式。[1]實現老人經濟社會參與是一項系統復雜的社會工程，會遇到許多的現實困境，需要整個社會、家庭支持，尤其需要政府承擔相應的責任。[2]而在此過程中老年人自身參與能力也十分重要，這種參與能力的培育與提升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老年人有關能力貧困的治理，而且這種貧困治理需要超出傳統的單純的收入貧困治理模式，探索出一種新型的貧困治理路徑。那么，積極老齡化應對老年貧困治理提出怎樣的政策要求、如何將積極老齡化戰略理念與貧困治理創新緊密結合并取得積極實踐效果、具體政策制度如何設計，這些推進積極老齡化中的基礎性問題目前尚未引起學者的足夠重視，本文試圖就以上這些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一、應對老年能力貧困：

推進積極老齡化的內在要求

積極老齡化是世界衛生組織對以往“健康老齡化”、“成功老齡化”政策觀念的進一步提升與發展，主要包括健康、保障和參與三個基本維度，大體又可概括為兩個基本方面，一是要求政府與社會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和行動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生存質量保障;二是強調重視老年人社會價值，促進其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務中，為國家、社區、家庭及其本人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由上可見，如何保障和實現老人全面社會參與是推進積極老齡化戰略的關鍵內容之一。老人全面社會參與直接依賴于老人的參與能力。所以，國際積極老齡化的政策文件通常將老人參與能力作為重要的衡量指標和政策內容，在《歐盟2012積極老齡化指數》的指標構成中，老人參與能力具有突出地位，在就業、社會參與、獨立健康、安全生活以及積極老齡化能力和環境等多個指標中，許多都與老人能力有關，并明確將積極老齡化能力納入其中。[3]

關于人的能力貧困及其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其中印度著名學者阿瑪蒂亞?森研究引起了不少學者和國際組織的關注。他明確提出并系統論述了人的可行能力貧困及其治理問題，阿瑪蒂亞?森認為，“窮人從表面上看似缺乏稀缺性和競爭性的資產以改變生活的處境，而實質上缺少的是對這些資產的控制權和談判能力，窮人的組織能力和干預資產的能力才是至關重要的”[4]，“貧困最終并不是收入問題，而是一個無法獲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問題。”[5]他將這種能力稱為可行能力即實質自由，一個人可選擇的功能性活動。如果存在一些因素影響這種功能活動的實現，又不能通過實際的措施免于這些因素的影響，即可視為可行能力的貧困，“貧困可視為達到某種最低可接受的目標水平的能力的缺失，與這種分析相關的最低可接受的目標水平包括基本的物質需求和更復雜的社會性需求。”[7]以老人社會參與能力作為分析基點，結合老人生存和需求特點的積極老齡化的內在要求，本文認為，老人能力貧困是致使老人難以實現社會參與的貧困因素的集合體，主要包括：（1）作為參與能力物質基礎的收入貧困。適當的收入是實現老年人社會積極參與重要保證。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滿足基本的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時才能從事其他社會活動，“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上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8]所以缺乏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是老年人參與各種社會活動能力貧困的物質表現。（2）作為參與能力精神基礎的觀念貧困。積極老齡化要求老人具有積極參與觀念，由被動的福利的被動接受者變為主動參與者和福利的創造者，但傳統上老人年齡、體力及精神等因素很容易作為被救助和照顧者的對象，容易使老人缺乏積極參與觀念，形成觀念貧困，進而導致參與能力貧困。（3）作為參與能力實現條件的機會貧困。通常來看，隨著年齡增加，人們對社會參與機會會相應的減少，甚至存在對老人的歧視，從而使老人出現機會貧困狀態，也直接制約著老人參與能力的發展。（4）作為參與能力及提升條件的知識貧困。因為老人作為社會參與的主體，需要掌握一定的參與知識和技能。如果缺乏相關的參與知識，就容易形成知識貧困，進而導致參與能力的貧困。（5）作為參與能力身體條件的健康貧困。因為老人不斷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等活動應當具有一定的身體條件，“老人的心理和社會功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身體健康狀況。”[9]如果缺乏基本的健康，就是健康貧困狀態，也是老人社會參與能力貧困的重要原因和外在表現。

要推進實施積極老齡化戰略，就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消除以上形成老人參與能力貧困的五種基本因素。換言之，只有以上貧困得到切實的緩解或消除，老年人的參與能力貧困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積極老齡化才能得以有效的實現。國際積極老齡化政策觀念充分體現了上述政策思路，如2002年的積極老齡化《馬德里政治宣言》指出，要通過新的老年教育計劃增強老年人的參與能力和機會，使老人繼續有機會參與教育和培訓方案，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馬德里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也強調，通過終生學習的機會，為老年人整個一生和晚年的個人發展、自我實現和幸福提供各種機會，并專門闡述了老年人在獲取知識、教育和培訓機會的必要性與政策建議，其基本目的就是提升老人的參與能力。

二、我國老年貧困治理的缺失：

積極老齡化視野的反思

截至2014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2.12億，占總人口的15.5%，據預測，本世紀中葉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峰值，超過4億。[10]針對我國快速老齡化和同時存在相當一部分老年人的貧困問題，中國政府已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在扶貧開發和社會救助中解決了大量的貧困老人問題。此外針對單獨的老人進行幫扶，并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但從推進積極老齡化戰略所要求老人貧困治理的角度和目標看，還存在以下缺失：

第一，治理理念及目標的缺失。長期以來，我國老人貧困治理基本局限于對收入貧困的治理，未能形成體現積極老齡化理念和需要、符合老人自身特點的老人能力貧困治理理念及目標體系。事實上，我國目前不少貧困老人尤其是農村老人不僅存在著收入貧困，還存在其他非物質性貧困。例如，甘肅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村老人經濟貧困率為54.5%，健康貧困率為42.1%，心理貧困率為12.9%。[11]這些都直接影響老人的社會參與能力。此外，農村老人普遍存在知識水平不高與知識缺失問題，阿瑪蒂亞?森（1996）分析提出，缺乏知識是人們收入、能力、權利及健康等多種貧困的根源，消除知識貧困對治理其他貧困具有根本性意義。但如何通過老人知識貧困治理來提升貧困老人的可行能力，我國尚缺乏相應的政策及目標。在國外已有將老年教育與有效消除老年知識貧困有機結合進而消除老人參與能力貧困的實踐，例如，日本文部省官員岡本薰（2004）提出，經過較長的時間，目前的日本終身學習已引入了有助于發展人的態度和知識技能、改進生活質量和促進自我完善的理念，而非單純的娛樂活動。[12]目前我國老人教育仍然以娛樂活動為基本理念與目標，大多未能與老年人能力貧困的治理有機結合。

第二，治理主體結構缺失。老年人能力貧困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種主體參與，除了政府與社會家庭積極支持外，其中貧困老人自身也應作為重要參與主體，以此發現他們的優勢和挖掘他們的潛力。阿瑪蒂亞?森提出，“發展的目標和手段要求把自由的視角放在舞臺的中心。按這種視角，必須把人們看作是要主動參與――在他們有機會時――他們自身前途的塑造的，而不只是被動接受某些精心設計的發展計劃的成果。國家和社會在加強和保障人們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廣泛重要的作用。這是一種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6]43老人能力貧困治理中需要消除老人消極被動觀念，確立其主體地位，促進老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擺脫基本貧困狀態，這是目前我國老人貧困治理中比較缺失的。具體體現在忽視老人反貧困中自身意義，忽視老年人存在較大差別，將他們置于消極被幫助的地位;整個社會尚未形成有利于消除老人確立主體地位的社會環境，如對老人的社會歧視。相關調查顯示，有67.86%的招聘崗位對年齡進行了明確限制，老人工作途徑仍以企業返聘為主，但這一渠道主要是針對有技能經驗的老年“精英”。[13]這也進而影響了廣大普通老人自身的主體意識的形成。老年社會暫時退出容易在心理和精神上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帶來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帶來自主性的缺失。目前，我國老齡政策立法總體上有將老人置于客體地位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強化了這一觀念。

第三，制度保障體系的缺失。目前我國有關保障和促進老年社會參與的政策立法十分有限，具體的制度體制更為缺乏。以直接有益于老年知識貧困治理的老年教育制度為例，我國關于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國外已有的以老年教育為基本內容的《終身教育法》或專門的老年教育法相比，我國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設還存在不少明顯的缺陷，突出問題是缺乏正式和專門的立法，老年教育的內容分散在不同制度規定中，很多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天津、徐州等地制定地方性老人教育專門制度的做法，值得肯定，但還存在著制度不完整、內容規定簡單、權威性不足、缺乏有效保障措施等問題。

本文認為形成上述情況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理論研究的缺陷。長期以來，我國學者對于老人收入貧困進行了較多研究，但對于老人非物質貧困研究十分少見，對于消除老年能力貧困的研究更為稀缺，未能形成對貧困老人能力貧困治理服務的系統理論支持，近年來學者已開始關注和研究老人知識貧困問題，如周良姣以浙江桐廬縣農村為例認為，農村老年人存在文化基礎、新勞動技能、政策法律等多種知識的缺乏，造成其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難以通過新的技能增加收入、形成精神貧困和難以維護自身權益等多種不利后果。[14]但總體看，目前我國對貧困老人社會參與能力形成機理、基本表現形式、貧困程度的量度及政策基本架構等問題都尚無清晰和系統的認識。第二，現實實踐的困境。在現實實踐中存在著對人的能力貧困及其相關致貧因素難以具體把握等問題，也由此帶來了政策實踐困境，正如英國學者薩比娜?阿爾基爾在《貧困的缺失維度》一書中所分析指出的，貧困的缺失維度是因為缺乏高質量的國際可比的數據而沒有被多維度貧困度量所涵蓋的那些方面。這些維度具有明顯的內在性價值，并且對于促進那些已經被涵蓋的維度具有重要的工具性價值，忽視它們很可能會阻礙或減緩其他方面貧困的消除。其五個維度包括就業、主體性和賦權、人類安全、體面出門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觀幸福感。[15]Ⅲ而這些維度都與積極老齡化社會參與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第三，相關政策制度理念的影響。目前我國有關老人的政策立法比較傾向于為老人，尤其是貧困老人提供現實保護，特別注重經濟支持和幫扶，對發揮老人主體作用及消除能力貧困等方面涉及較少，雖然也提出了“老有所為”，但往往缺乏具體的制度保障，難以得到普遍有效地實踐。

三、治理能力貧困：

推進積極老齡化的老年貧困治理路徑

1.將能力貧困治理作為老年貧困治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標

相對于單純增加貧困者收入的傳統貧困治理模式，將能力貧困治理納入貧困治理目標是貧困治理一種深化和提升，這意味著除了增加貧困者收入以維持其生存外，更要注重人的多種需求和人的發展理念，注重貧困治理方式的綜合性，將滿足貧困者的物質需要和教育、機會、權利、精神、能力提升等非物質需要有機結合，既關注目前效果又注重長遠效應，彰顯貧困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機制。

我國通過綜合性治理措施，提升了貧困者治理能力，如以科技教育扶持提升農民脫貧致富，山東聊城市東昌府區促進農民通過技改將種養、企業生產、傳統藝術相結合提升致富能力。[16]赤峰市松山區大廟鎮結合當地的實際，積極開展適應各類村民要求的科普活動，提升農民科技致富能力。[17]上述措施也包括了農村的貧困老人，但還缺乏專門針對貧困老人的政策措施。在制定老人社會政策過程中，明確引入老人能力貧困治理理念和目標，并以此為基礎制定更具體的政策措施，如制定我國《老人社會服務法》或《終身教育法》，都可將上述理念與目標引入其中。

2.將貧困老人置于貧困治理主體性地位

將貧困老人置于貧困治理主體性地位，意味著讓貧困老人在貧困治理中發揮自覺、自主、能動和積極參與作用，這與積極老齡化觀念是完全一致的。注重發揮貧困者主體作用，在我國最近的反貧困政策中已有了一定體現，《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 》強調，要充分發揮貧困地區、扶貧對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尊重扶貧對象的主體地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和發展能力，立足自身實現脫貧致富。關于貧困老人貧困治理的主體性建設問題，我國學者也進行了相關性探討，如有學者建議，老人教育中引入世界衛生組織“積極老齡化”觀念，通過教育發揮其促進老人參與發展功能，轉變目前老年教育過于注重娛樂休閑的現象。[18]也有學者提出，老年知識教育應包括對老人有益的各種知識教育，除興趣活動知識外，還包括老年生理、心理、智力文化等知識，老年教育的目的在于使老年人在社會和生活實踐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能力。[19]這些建議對于確立貧困老人的貧困治理主體性地位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仍然存在將老人置于被動地位情況。本文更傾向于將老人主體性建設視為一個綜合的賦權過程，即作出有效選擇的能力，然后將這種選擇轉化為合宜的新的和滿意的結果。[15]34這種賦權就需要政府、社會以及老人個人共同承擔起相應責任，其中包含從觀念轉變、策略實施、效果評估到制度保障的整體努力過程，以保證能夠取得滿意的效果。

3.以公平為基本原則，構建老年能力貧困治理制度體系

公平與制度有著密切聯系，因為公平“要在這些制度中掌管權利和義務的分派，決定社會生活中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20]。貧困治理作為一種利益再分配過程，必須有公正的制度保障發揮引導福利供給的行為，規范福利資源的再分配，消除社會排斥三方面作用。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這對于老年能力貧困治理制度的建設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如何將公平原則運用于具體建設中，西方學者進行了較多的探討，如約翰?羅爾斯提出了形式與實質正義的概念，前者指無偏見地實施公開的規則，后者指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原則是“差別原則”或“不平等分配原則”。這種分配是對平等分配的一種補充或矯正，是用不平等的方法調整不平等的社會關系。阿馬蒂亞?森基于對反貧困實踐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對公正的關注和研究應由關注整體福利公正到注重個體福利公正。“我們并不只關注‘總量’，而且也關注幸福的不平等程度。”[6]52-53還必須提出一個與人際差異相適應的理論來解釋平等問題。這種認識對于我國老年能力貧困治理制度構建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本文認為，我國在相關制度建設過程中應體現兩方面的公平原則，一是形式公平原則，使農村老人與城市老人享有同樣的福利資源。農村是貧困老人較為集中的地區，他們也是享受能力貧困治理資源、福利資源相對較少的地區，需要通過體現形式公平原則的老人福利制度改變這種狀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城鄉關系一直處于創新之中，基本目標是消除城鄉福利差別。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把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作為加快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黨的十進一步提出了“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使城市資源有效地運用農村貧困老人教育、就業、健康等社會服務中。二是實質公平，以包容性制度推進老人貧困治理策略。目前以包容性制度治理貧困的策略在印度、孟加拉國、巴西、越南、馬來西亞等國正在進行積極地探索和實踐，但他們主要集中在以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和技術創新以使底層的貧困者受惠，包括技術援助和政府補助、投資窮人受惠的創新活動及政府采購產品與科技服務。[21]我國應強調包容內容的綜合性和內在統一性、制度機制保障性及貧困者的主體性，反映社會主義包容性的制度特質。

4.建立健全老人能力貧困治理的具體制度機制

第一，建立健全專門資金支持制度。在我國城鄉反貧困中，政府財政資金的扶貧投入主要是采取專項資金和專款專用的方式，通常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果。對此方式國外也比較重視，2000年印度就成立了國家創新基金會，為農民、工匠、技師等民間人群創新提供專門的資金服務，我國在支持老人服務方面已進行了專項資金的嘗試，2013年民政部及財政部聯合下發《關于做好2013年度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支持農村幸福院項目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發資金10億元，支持3.33萬個農村幸福院項目建設。有學者建議，“聯合設立以財政資金為引導、廣泛吸收社會資金進入、專業基金管理機構管理、市場化機制運營的老年文化創業扶持基金”[22]。本文同意這種看法，建議老人創業扶持基金設立范圍更廣泛一些，特別是要結合老人本身及當地地方性特色和優勢，從而取得更理想的效果。建議政府與民間組織設立用于老人能力貧困治理有關的專項資金，特別是教育、健康、參與能力培訓等基金。

第二，建立健全專門教育支持制度。通過老年教育消除老年人知識貧困，對于老人經濟社會參與能力貧困的治理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60年代，法國成人教育家保爾?朗格朗（P.Lenggrand）提出應通過終身教育提升老年人知識水平，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首肯。1970年他的《終身教育引論》一書集中闡述了其思想理念，此后老年教育研究不斷推進。為有效發揮老年教育在治理老人能力貧困中的作用，建議以科學度量老年能力貧困為起點，把握其教育需求，進行針對性地設計教育模式，建立包括基礎文化、實用技術、健康、政策等知識教育內容的制度保障體系，并通過積極有效地培育和提升他們的知識吸收能力、交流能力及運用能力，進而轉化為實際的社會參與能力。

第三，建立健全專業老年能力貧困治理人才支持制度。城鄉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通常普遍存在老年服務專門人才缺乏的問題，特別專門老年教育人才支持。建議建立健全更為靈活的老年服務人才管理機制，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制機制障礙，使相關人才能夠在老年教育培訓、老年社區教育、新價值觀培育、知識技能掌握、就業信息交流等多種老年能力貧困治理目標中發揮積極作用，特別要注重多種形式的激勵制度，鼓勵相關人才深入農村進行農村老年能力貧困治理的綜合性和持續性的幫扶活動。

第四，建立健全社會資源整合制度。老年能力貧困治理需要多種社會資源的參與，所以應積極探索建立健全老人貧困治理服務資源的整合制度，使更多社會資源發揮獨特的優勢。借鑒國外做法，完善政府購買服務制度，通過購買專業社會工作服務介入老年精神救助。精神救助有利于受助者避免心理問題或心理疾病的發生、發展，恢復心理健康、塑造健全人格，重樹社會支持網絡的一切行動。[23]這對于貧困老人主體意識確立，提升老人社會參與能力具有直接意義。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公布了《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暫行） 》，其中基本公共服務內容中的公共教育、勞動就業、人才服務、社會救助、養老服務都與貧困治理服務具有一定關系，但還需要盡快形成正式立法制度，在我國推進積極老齡化戰略目標下強化和充實與老人能力貧困治理相關的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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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但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印象是虛幻不真的。如果你研究過世界的人口演變趨勢，你就會發現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僅是挽救美國搖搖欲墜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關鍵，而且是發達國家應付即將來臨的養老金危機的惟一解決之道。如果中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受挫，我們肯定不得不大幅提高退休年齡，降低生活水平或出現資產的縮水，也許是某種形式的三者兼有。

人口問題

美國、歐洲和日本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具有如下重要特征。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出生率已下降到可以維持人口數保持不變的水平之下；與此同時，預期壽命卻在不斷上升，而退休年齡則趨于下降。1950年，美國的預期壽命為69歲，只比（平均）退休年齡多2歲。到2000年時，退休年齡已降低到62歲，而預期壽命則提升到76.5歲。

即使退休年齡不會進一步提前，到2030年時，美國供養1名退休人口的在職工人數也將從目前的3.9人降低到2.2人，歐洲將從2.98人下降到1.70人，日本則從目前的2.85人下降到1.46人。與此相對照，50年前美國在職者與退休者的比例為7比1，而日本更高達10比1。

由于此種人口趨勢的影響，美國乃至所有發達國家的公共養老金的資金來源均出現了嚴重短缺。現行社會保障信托體系對受益人的支付將在2017年超過全國的稅收，其資產將在2041年消耗殆盡。在不到40年的時間內，該體系的收入將只能補償其支出73%，而且其缺口在以后還會繼續加大。但該體系的危機將在此之前很久爆發。信托基金的資產將消耗一空；為了給退休金融資，該基金將在2017年以后大量出售其擁有的債券。

關鍵的問題在于金融市場怎樣才能吸收這些價值數千億美元的政府債券？年輕一代的人數太少，而且購買力較弱，買不起這些債券，除非價格有很大的折讓。這些債券的拋售將導致利率的飆升和資產價格的跳水。

但債券問題只是冰山的一角。嬰兒潮出生的一代目前在其各種退休賬戶中持有價值數萬億美元的股票和債券；一旦砸向市場，這些被當做舒適退休生活保證的資產將很難找到買家，因而其出售價格會大大低于其20世紀90年代的購進價。

退休效應

推遲職工的退休時間，這是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簡單辦法。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給出的人口和生產率發展趨勢的預測，我們制作了一個預測未來30年發達國家的退休年齡必須推遲多久的模型。其結論并不令人愉快：盡管在過去幾十年我們的退休年齡已下降到62歲，但到2030年這一年齡將穩步回升到69歲，這樣，我們才能為自己掙出足夠的食品、衣著和醫療費。退休時間的推遲將超過預期壽命的增加，這意味著我們將不得不工作得更久，而享受勞動果實的時間則有所減少；這在我們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還是歷史上的頭一遭。

雖然有些人可能同意延長工作年限是預期壽命增加的自然結果，但很少有人認識到這會帶來怎樣的變化。自從工業革命以來，工作時間的縮短和退休時間增加的趨勢一直在穩步推進，歐洲的某些公共或私人養老金計劃已開始在職工50多歲時就為其支付退休金了。因此，退休年齡的提高會被許多人視為一種損失。而且，即使工人們同意推遲退休，但勞動市場是否會接受這些年齡較大的工人，他們是否能夠像年輕的工人那樣吸收生產率的進步仍然是一個疑問。

與歐洲和日本相比，美國的人口演變趨勢要好得多：隨著移民的增加，美國的人口未來將保持穩定。但這并不能給美國帶來多少安慰。決定未來的是全球退休者對商品的需求，而不是其中某一國家的需求；這就像石油市場的價格決定機制一樣。除非美國停止商品的進口并承受其帶來的生活水平的巨大下降，美國的消費者價格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會受到外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生產率的增長

怎樣才能避免此種悲慘的情景？惟一的答案是大幅度地提高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生產率的增長將提高在職工人相對于退休者消費支出的產出量，從而抵消即將出現的人口不平衡。

于是，我們經常能夠聽到這樣的呼吁，稱這就是為什么美國需要增加儲蓄并借助私人養老金來補充社保體系之不足的緣由。儲蓄將使下一代擁有足夠的財富來購買退休者的資產，并且具有足夠的生產率來產出可以滿足其需要的產品。

但是，按照我們的計算，要想填補退休者的需要和在職工人生產力之間的缺口并使退休年齡保持在62歲，發達國家的年生產率增長必須達到8%；這相當于這些國家歷史平均水平的3倍多。不幸的是，單憑儲蓄的增長并不能使生產率的增長達到這樣的水平。許多經濟學家相信，如果生產率的長期增長能夠從2%提升到2.5%，至多3%就可以說是一個極為非凡的成就了。而且，歷史上的生產率增長大都并非來自資本的貢獻，而是來自技術的發現和發明（或多要素生產率）；它們與儲蓄甚少關聯。即使信息和通訊技術可以使長期的生產率增長提高一個百分點，這種增長仍然遠遠無法抵消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危機。

加進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因素

幸運的是，發展中國家剛開始踏進生產率快速增長的階段，而且其巨大的人口具有與發達國家不同的特征。中國人口的相當一部分已開始步入工作生涯，其時間恰好是富有國家的嬰兒潮一代開始退休之時。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生產率增長相當驚人；盡管經歷了多年高速增長，其人均收入水平仍僅相當于美國的十分之一。這意味著其生產率的高速增長還將維持許多年而不會像日本和西方那樣受制于技術發展的邊界。

中國人的生產率增長將通過怎樣的方式來幫助嬰兒潮一代的退休者？中國人必須為其生產的貨物尋找出口，并運用其貿易順差帶來的美元、歐元和日元來購買資產。

我們必須把世界的未來設想為一個經濟整體，而不是一群各自為其國民生產貨物而不相往來的國家。因此，美國的嬰兒潮一代，以及歐洲和日本可以從世界其余80%的人口那里獲得經濟支持，只要那些國家的經濟能夠繼續保持增長。

但中國并不是惟一可以向發達國家的退休者提供貨物的國家。印度的人口構成甚至比中國更為年輕，而且其人口總數將在2040年超過中國。近年來，印度的生產率增長已開始加速，但仍然落后于中國。而且在這兩國之外，世界上還有30億人口，其構成也比發達國家更為年輕化。實際上，如果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增長保持在6%的平均水平――低于中國目前的水平――發達國家的退休年齡就只會有微小的增加，盡管其退休人口會不斷增長。

6%的增長似乎過于樂觀，但肯定是處于可能性邊界之內的。在1950～1973年間，日本的年生產率增長高達9%；而在1960～1990年的30年間，韓國、臺灣、新加坡和香港的生產率增長均超過6%。認為其余的發展中國家在未來幾十年不能達到6%的增長速度的看法是沒有道理的；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而且即使實現了上述速度的增長，它們在2030年也只能達到美國人均收入水平的31%。

資產流動和需求

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不僅將為退休人口提供貨物，而且還將解決其資產購買問題。隨著其儲蓄的巨額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兼儲蓄者將樂于購買發達國家私人和公共養老金出售的定價合理的資產。

這種貿易模式將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并造成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但這并不值得擔心。如果某一國家的消費支出大于其資產流動性所能保證的程度（即賣資產帶來的收益――譯者），外匯市場將立即以本幣下跌和進口貨價上升的方式給出信號，說明該國的消費必須放緩。

由于世界的大部分產出將由發展中國家實現，因而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大部分資產最終也將由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擁有。中國人、印度人和其他非西方人士將控制大多數全球大公司。這同樣不值得擔心；實際上，在一個真正融為一體的市場上，各國的財富份額是與其經濟規模密切相關的。

美國的任務

一旦我們明了世界經濟發展對美國人福利的重要意義，我們的任務亦隨之明確：促進自由貿易、消除關稅壁壘、鼓勵直接投資和推進世界經濟體系的全球化都是其題中應有之義。我們還應當幫助那些經濟停滯不前的發展中國家；制止艾滋病的擴散；這不僅是一項值得追求的人道主義事業，而且關乎我們自身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