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碳排放的主要途徑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減少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前言

開展污水和污泥處理系統低碳技術研究, 目的是在我國污水處理工作向中小城鎮快速推進時, 在排水規劃、工藝技術選擇方面, 不僅僅關注工程造價, 也不僅僅采取包含運行費用后的全壽命方案比較, 而應在更高層次上關注低碳技術的研發。近期應特別關注污水系統碳排放指標研究, 在方案選擇中注重污水輸送、污水處理和污泥處理的全過程整體性考慮; 注重分析污水輸送的方式, 工藝技術的原位排放和異位排放, 污泥處理過程的能源資源回收;注重分析低碳運行指標; 采用碳尺進行方案比較, 推動我國低碳污水系統的建立和發展, 使城鎮污水系統的建設運行實現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目標。

一、污水輸送過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分析

在污水輸送過程中, 溫室氣體的直接排放主要途徑是排水管道厭氧環境產生 CH4, 間接排放則包括污水提升所用電耗等。有研究表明, 污水在壓力管道中停留的時間越長, 產生的 CH4 量越大, 管道的管徑越大, 產生的 CH4量越大,壓力管道中的 CH4濃度接近甚至超過標準狀態下CH4的飽和濃度 22mg/ L, 這些溶解于污水中的 CH4, 通過放氣閥、有壓流轉換為重力流或者進入污水處理廠后, 釋放到空氣中。

二、污水、污泥處理過程中溫室氣體排放研究

1、溫室氣體排放途徑。污水處理是溫室氣體的主要分散排放源之一。就污染物去除過程而言, 主要產生 CO2、CH 4 和 N2 O, 對能量供給過程來說, 發電、燃料生產會排放 CO2。按照溫室氣體產生位置劃分, 污水處理的溫室氣體可分為原位排放和異位排放兩種類型。原位排放是指污水和污泥處理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 異位排放主要是指污水處理廠現場消耗的電能、燃料和化學物質在生產和運輸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 除此以外, 還包括尾水排放至自然水體中污染物降解產生的溫室氣體, 以及污泥運輸和處置過程排放的溫室氣體。但因缺乏 N2O 排放的準確數據, 現有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研究主要集中在 CO2和 CH4排放方面。

2、污水處理過程溫室氣體的排放。污水處理過程涉及到的溫室氣體產生環節較多,需要限定的邊界條件也很多。對好氧工藝而言, 其碳排放量與工藝泥齡和進水 BODu濃度均呈正相關。比較好氧和厭氧工藝, 在進水 BODu濃度小于 300 mg/ L 時,由于厭氧工藝可回收利用的 CH4對碳排放的削減不足以抵消其處理出水中溶解的 CH4 量, 此時, 三種好氧工藝的碳排放量均低于厭氧工藝。當進水BODu 濃度超過 300 mg / L , 厭氧工藝通過回收沼氣, 一方面可減少 CH4排放, 另一方面降低化石燃料消耗, 使處理過程的碳排放少于好氧工藝, 此時,進水 BODu越高, 厭氧工藝的優勢越明顯。

3、污泥處理過程溫室氣體的排放。污水中的有機碳有相當部分轉移到污泥中, 計算和評估污泥處理處置過程中溫室氣體排放量已成為美國、英國等國家的污水處理廠削減碳排放和評價項目長期可持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重力濃縮、氣浮濃縮和離心濃縮 3 種濃縮工藝中, 離心濃縮的碳排放量最大, 氣浮濃縮次之, 重力濃縮最少; 通過回收厭氧消化過程產生的沼氣, 厭氧消化反而降低了碳排放量; 在板框壓濾、離心脫水和帶式壓濾等 3 種機械脫水技術中, 碳排放總量從高到低次序依次為: 帶式壓濾板、離心脫水和板框壓濾; 對焚燒/ 熔融技術來說, 沸騰爐的碳排放量最高, 流化爐次之, 熔融最低。由此可見, 污泥厭氧消化過程的沼氣回收對減少污泥處理處置過程的碳排放量貢獻較大。

三、溫室氣體減排途徑分析研究

1、樹立低碳規劃理念。污水系統規劃最為關鍵的問題是科學選擇排水體制和處理模式, 實際規劃中應在綜合考慮城市規模和布局、受納水置、環境容量等因素的基礎上, 評估不同方案并統籌考慮污水再生利用和污泥資源利用的方向和規模。顯然, 就污水收集系統而言, 采用分散處理的方案, 既有利于污水的再生回用, 又可降低污水長距離輸送過程中的能耗和 CH4排放。

2、選擇低碳水處理技術。（1）選擇生物處理降低藥劑用量。在污水生物處理中, 藥劑消耗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超過污水處理廠排放總量的 50% , 是生物處理原位排放量的 2倍, 是電力消耗排放量的 4 倍。而化學處理往往需要消耗比生物處理更多的藥劑, 藥劑制備和運輸過程產生的溫室氣體更多, 因此, 生物處理比化學處理更低碳。（2）選擇節碳工藝減少外加碳源。選擇節碳工藝, 避免外加碳源, 是減少生物處理過程碳排放的關鍵。短程硝化反硝化和反硝化脫氮除磷技術是兩種廣受關注的節碳工藝。短程硝化反硝化是通過創造亞硝酸菌優勢生長條件, 將氨氮氧化穩定控制在亞硝化階段, 使亞硝酸鹽氮成為硝化的終產物和反硝化的電子受體, 短程硝化反硝化技術可節約 25%左右的需氧量和 40%左右的碳源, 減少 50%左右的污泥量; 反硝化脫氮除磷是利用反硝化聚磷菌在缺氧狀態下以硝酸鹽為電子受體, 同時完成過量吸磷和反硝化脫氮過程, 可節省 30%左右的需氧量和 50%左右的碳源, 減少 50%左右的污泥產量。（3）高濃度污水可選擇厭氧工藝。污水厭氧反應產生 CH4的量隨著進水有機物濃度的增大而增大, 污水濃度越高, 采用厭氧處理所回收的沼氣越多, 經過收集利用后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越大,當減碳量足以抵消厭氧處理出水中溶解的 CH4量時, 厭氧處理技術較好氧技術更低碳。

3、關注污泥處理處置能源回收。（1）選擇厭氧消化回收能源。在污泥處理方面, 厭氧消化是一種較為低碳的污泥處理技術, 在生物降解有機物質的同時回收沼氣, 實現污泥能源回收。沼氣可以用于發電和加熱, 沼氣發電可補充污水處理廠 20%～ 30% 的電耗, 發電過程還可從內燃機熱回收系統回收 40%～ 50% 的能量。（2）避免污泥填埋降低碳排放量。污泥填埋不僅占用大面積土地, 且填埋過程會產生大量無法有效收集的 CH4, 在污泥處置中屬于高碳排放工藝。因此, 在工藝選擇時應避免采用填埋。

篇（2）

一、現狀概述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劃分，主要有如下六種溫室氣體排放（Green Hose Gas, GHG）導致了大氣溫度的異常變化，即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在此基礎上，各國政府擬定了各種國內溫室氣體管控機制[]，他們獨自或與其它第三方組織、跨國企業建立溫室氣體計量的相關準則，或者在企業可持續性指標中加入溫室氣體評價項目，透過供應鏈的力量，要求企業上游供應鏈提供溫室氣體排放量相關信息，并尋求第三公證單位進行檢驗與查證。

這些溫室氣體計量方法或準則?！渡唐泛头丈芷跍厥覛怏w排放評估規范》（PAS2050）是基于生命周期評價的產品碳排放計量方法。生命周期評價方法是一種“從搖籃到墳墓”的評價方法，正越來越多地被用來評價人類活動所產生的環境問題。它要求詳細研究其生命周期內各單元過程的能源需求、原材料利用和活動可能造成的污染排放，包括原材料資源化、開采、運輸、制造/加工、分配、利用/再利用/維護以及廢棄物處理。因此，生命周期評價能夠更加全面的體現企業在原料選取、生產過程、成品運輸及控制產品能耗等方面的減排潛能，可以促進企業采取落實循環經濟，使用再生原材料，合理處置副產品及廢料，技術改造控制產品能耗等措施降低排放量，更好地實現節能減排的目的。

在本文用生命周期評價方法分析了國內某復合木地板生產工廠連續2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并嘗試通過數據對比探討生產型企業的碳減排途徑。

二、方法簡述

（一）方法學及參數的確定

LCA碳盤查在方法學上主要采用PAS2050：2008中生命周期評價方法學；產品的排放因子主要來自英國政府DEFRA碳排放數據庫以及GHG protocol排放因子數據庫，同時參考了《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0》、《中國區域電網基準線排放因子》等相關資料。

（二）分析階段的劃分

在LCA評價中，產品的生產過程分為原材料生產階段、產品生產階段、運輸分銷階段、安裝使用階段、以及處置或再生階段。其中，原材料生產階段主要指原、輔材料的生產和有關的過程；產品生產階段指所有生產過程和與生產有關的運輸/儲存活動、包裝、與場地相關的排放，以及產生的所有材料如產品、廢物、共生產品和直接排放，排放源包括廠內叉車、空調、冰箱、檢測設備制冷、滅火器、乙炔、柴油、化糞池及電力等的使用；運輸階段主要包括卡車、輪船、火車等；安裝使用階段是指安裝過程中使用的材料及能源，包括防潮膜及極少量電力，使用階段消費者基本無能源消耗；處置階段指產品廢棄后的處理處置排放。

三、盤查結果及分析

（一）主輔料排放

第二年與第一年相比總產量減少了102321平方米，主料排放量減少710tCO2e，輔料排放量增加310 tCO2e，總體上原材料部分排放量減少400 tCO2e，但減排量相對產生量極小。

（二）生產階段排放

生產環節的排放量增加了1662tCO2e，經對比可以看出，除原材料運輸外，生產階段排放主要來自用電、叉車運輸和自有車輛使用三個部分。

進一步分析得知，第二年生產環節電、油等消耗有所增加導致排放量增加，具體見下表

可以看出，該廠在產量大幅下降的同時生產電耗、油耗和自有車輛使用量的相對增加造成了生產階段的排放量增加。

（三）運輸階段排放量

運輸階段排放量增加了577tCO2e，其中海運和鐵路運輸的比例有所增加，由于海運和鐵運的排放因子小于汽運的排放因子，因此增加海運和鐵運的比例有助于降低運輸階段排放量。但由于業務范圍日趨擴大，產品的銷售網絡也日益完善，隨即增加了運往各地的里程數，因此運輸總里程增加較多，運輸階段排放量仍有較明顯的增加。

（四）安裝使用階段排放

由于盤查的前設條件為安裝階段僅消耗極少電力并使用一定量的防潮膜，消費者在使用過程中僅消耗少量水進行清潔，電力和水的消耗量極小，可忽略不計，因此安裝和消費者使用階段的主要排放來自防潮膜的上游排放。該部分排放量約占總排放量的5%左右，但因防潮膜的使用量不在企業可控范圍內，對于企業主動減排討論意義不大，因此不做贅述。

（五）廢棄階段

該廠生產的廢棄物主要為木糠和地板產品最終廢棄后的處置，其中木糠處理分為廠內做燃料燃燒和外運做其他產品原料；因此廠內處理的排放為木糠燃燒的排放量，而廠外處理的排放僅為運輸階段的排放，廠外處置部分排放計入下游產品排放，不在盤查范圍內；廢棄地板處置方式假設為全部燃燒。

可以看出廢棄階段主要排放來自廢棄地板處理，占廢棄階段總排放的90%以上。

四、評價結果及減排途徑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階段的GHG排放特點各有不同，其中有匯率、價格變動等客觀原因導致的排放量變化，也有生產率變化、生產能耗變化等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原因導致的排放量變化。

原材料階段排放主要來自原輔材料的上游排放，包括材料從自然界開采、加工、包裝等過程的排放，因此這一階段的減排應主要依靠：①提高工藝技術水平，提高成品率，減少原輔材料的使用量；②盡量采購上游排放較少的原輔材料，如經過碳中和認證的材料、或生產過程中碳排放較少的產品，以及其他生產的副產品等。

生產階段的主要排放來自用電、叉車使用和自有車輛使用。這一階段的減排主要依靠：①企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減少不必要的出行，或提高自有車輛的使用效率；②因叉車主要用于物料的搬運，電力使用也是生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生產息息相關，企業應自查原因，在產量較大幅度減少的前提下，生產能耗和叉車使用量大大增加，提高管理水平，優化電力和叉車的使用效率，降低排放。

運輸階段的排放量上升與企業業務發展水平有關，同時也與企業運輸外包商的運輸策略有關。在相同的運輸距離和載重前提下，不同運輸途徑的排放因子為海運＜鐵運＜汽運，因此運輸外包商應盡可能多的使用海運和鐵運，減少汽運。若企業依靠自身的市場地位影響運輸外包商的運輸策略，將有可能對企業的GHG減排帶來較為可觀的效益；此外，企業在經銷商的設置上也可以考慮布局方式和位置，以便減少運輸距離，減少運輸階段排放量。

廢棄階段排放主要來自殘品的處置排放。這一階段的減排策略包括：①提高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提高產品優良率，減少殘品數量；②盡量與其他廠商簽訂回收協議，使廢棄的地板進入下游產業鏈，成為其他產品的原輔料，降低下游排放。

篇（3）

生物炭通常指樹木、農作物廢棄物、植物組織或動物骨骼等生物質在無氧或部分缺氧及相對低溫（

生物炭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積、發達的多孔結構，表面有大量的官能團，對有機物和重金屬離子具有強烈的吸附能力，因此生物炭常被用在污染物吸附、重金屬污染治理、土壤改良等方面。近年來，生物炭在土壤中的固碳減排效應成為各研究機構和學者關注的重點，被認為是緩解溫氣候變暖的有效途徑。生物質炭化成本低，原料充足，制得的生物炭具有高度穩定性，在土壤中具有明顯固碳減排的作用，目前對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封存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兩個方面，弱化了生物炭替代氮肥生產及使用過程所產生的減排效應，沒有嚴格的從“固碳”、“減碳”和“零碳”三個方面細分進行研究，生物炭在替代化肥生產使用量方面所起的“零碳”效應潛力巨大，也是固碳減排的重要方面。本文綜合論述了生物炭的“固碳”、“減碳”和“零碳”效益，以及生物炭在低碳農業中的應用，為今后生物炭的研究和應用提供參考。

1.生物炭在固碳減排領域的效應

1.1 生物炭在土壤中的儲碳、固碳效應

CO2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中所占比重最大，全球每年CO2排放量達250多億t[3]。土壤是引起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的溫室氣體重要的排放源，土壤和植物根系的呼吸作用釋放的CO2占全部CO2排放的20%[4]。同時，農田土壤也是重要的碳匯，是《京都議定書》認可的固碳減排方法之一，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穩定大氣CO2濃度中具有重要地位。自然條件下，植物經過光合作用吸收的CO2，50%進過植物呼吸作用返回到大氣，另50%經過礦化作用轉化為CO2（碳中性），沒有任何凈固碳作用。而如果將植物殘體炭化，植物殘體中剩余的25% 的C 被轉化為生物炭施加到土壤中，由于生物炭非常穩定，可能僅有大約 5% C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礦化分解成 CO2返回到大氣中，整個大氣中碳會因此減少20%（碳負性）[5]。生物炭具有高度的芳香化結構，具有很強的抗腐蝕性，同時能與土壤中礦物質形成團聚體，減弱微生物對生物炭的作用，能夠長時間的保留在土壤中，起到碳儲存的作用。Kuzyakov 等[6]研究表明，生物炭在土壤中的平均停留時間大約為 2000 年，半衰期約為 1400 年。另外，生物炭能夠擴充土壤有機碳庫，增加土壤的碳封存能力和肥力。生物炭的碳封存途徑，一是通過炭化直接使易礦化的植物 C 轉變為穩定的生物炭；二是通過增加植物生物量，提高了植物對大氣 CO2的捕獲能力，增大植物體轉變成土壤中的有機碳[7]；還能夠通過改變土壤中有機質（SOM） 腐質化、穩定性和呼吸速率等，抑制土壤有機碳（SOC）的分解，起到碳封存的作用[8]。將生物炭作為儲碳形式，埋在土壤或者山谷中，能夠實現大規模的碳封存效果，對于減緩氣候變化具有重大意義。

1.2 生物炭的“零碳”效應

生物炭的零碳效應主要體現在增加作物產量，代替或減少化肥使用量，從而在化肥全過程中不排放或者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实纳a及運輸過程中消耗大量的能源，West等[9]研究認為，在整個氮肥生產和運輸過程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為0.857gCO2-CgN-1。程琨等[10]對農作物生產碳足跡的分析表明，農業化肥投入引起的碳排放約占農作物生產總碳排放的60%，其中氮肥占95%`。土壤N2O排放量與施肥量存在線性相關關系，王效科等[11]研究發現，當化肥施用量減少到0和50%時，土壤N20減排量分別占當前排放的41%和22%。并且氮肥使用量減少30%不會造成糧食的減產[12]，因此減少氮肥使用量是農業減排的重要途徑。生物炭施加到土壤中，能夠明顯改善土壤營養狀況，起到緩釋肥作用，減少或替代化肥的使用，從而減少化肥生產過程中及施用過程中溫室氣體的產生。據估算，10t的生物炭能夠替代1t氮肥，從而可以減少1.8t碳當量的溫室氣體產生[13]。生物質炭化過程電耗低，電耗產生的CO2排放遠低于生產氮肥的CO2排放量。生物炭就地炭化可以直接還田，也可以與肥料混合制成炭基肥，替代或減少氮肥的施用量，從而減少生產及運輸氮肥過程的能耗，減少溫室氣體的產生，因此生物炭具有顯著的“零碳”效應。

1.3 生物炭的“減碳”效應

CH4在100a尺度的全球變暖潛能值（GWP）是CO2的21倍，大氣中CH4的濃度是N2O的6倍，高達1800ppb。N2O的GWP是CO2的298倍，可穩定存在長達150年[14]，農業活動產生的CH4約占大氣CH4的 50%，主要來源是水稻種植、動物養殖?；实拇罅渴褂檬荖2O最主要的人為排放源。生物炭施加到土壤中，能夠顯著的降低CO2、CH4及N2O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具有明顯的“減碳”效應。生物炭在土壤中通過表面吸附溶解性有機碳（DOC），并促進包裹有機質的土壤顆粒的形成，降低土壤有機碳的礦化作用，減少CO2排放[15]，Steiner 等[16]研究發現自然狀況或者添加雞糞、堆肥、樹葉等有機質的土壤中，添加生物炭后，土壤中C的損失率從25%以上降低為4%～8%。王欣欣等[17]研究發現，水稻土中添加不同用量的竹炭，CH4和N2O季節累計排放量比對照組降低了58.2%～91.7%和25.8%～83.8%，相對于常規肥處理而言，分別降低了64.3%～92.9%和72.3%～93.9%。與秸稈直接還田會增加土壤總N2O的排放量相比，具有明顯減排效益[18]。

目前對于生物炭改變土壤的非生物環境（如土壤pH、容重和持水量等），影響微生物作用，從而減少N2O的產生量的研究較多。而對于生物炭對硝化細菌和脫氮菌等微生物直接作用來減少N2O的排放的研究相對較少。生物質在低溫炭化過程中，會產生PAHs和酚類物質（PHCs），土壤中的PAHs和PHCs能夠降低生物活性，具有殺菌的性能。研究發現，經緩慢裂解所制得的生物炭中PAHs的含量低于經快速裂解和氣化所制得的，其PAHs的含量從78.44 ng?g-1到2125 ng?g-1[19]，且一般在350-550℃溫度下制得的生物炭中PAHs含量最高，Wang等[20]研究發現，300-400℃制得的生物炭中PAHs對于減少N2O的排放起主要作用，在200℃制得的生物炭中含有少量的PAHs但含有大量的PHCs，加大了對微生物的毒性，影響硝化和反硝化作用，因此N2O排放量很低。按照施炭量計算，施加生物炭帶入的PAHs量低于環境安全值，不會污染環境。

一般認為，生物炭施入土壤后能降低CH4的排放量，Liu 等[21]研究表明，水稻土壤中添加竹炭生物炭和水稻秸稈生物炭后，CH4的排放量分別減少了51.1%和91.2%。Feng等[22]研究認為，新制得的生物炭施加到土壤后，增加土壤的空隙度，增強了甲烷氧化菌對CH4的氧化作用，但同時也能刺激產甲烷細菌的活性，但是甲烷氧化菌對CH4的利用度超過甲烷的產生量，因此生物炭能夠減少土壤中CH4 的排放量。

1.4 生物固碳減排經濟效益

“固碳”方面，1t生物炭，按照60%含c量計算，其中2%生物炭在土壤中以CO2形式逸出，剩下58%以穩定C形式存在，相當于2.15t CO2被封存。“零碳”及“減碳”方面，1t生物炭能夠替代氮肥0.58t，減少溫室氣體1.04t，在土壤中還能抑制溫室氣體的產生，粗略計算，1t生物炭埋入土壤，固碳減排CO2約3.2t，按照目前歐盟CO2交易價格4.11美元/噸計算，1t生物炭可獲得收益13.15美元。

2. 生物炭在低碳農業中的應用

農業活動是溫室氣體的第二大排放源，約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4%，據估計，全球每年由農業擾動，由土壤釋放到大氣中的碳量約為 0.8×1012kg～4.6×1012kg[23]，氮肥大量使用、秸稈等生物質焚燒、墾荒種地等農業活動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農業是節能減排的重點領域。同時，農業也是一個巨大的碳匯系統，一方面可以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改善種植模式，增大農作物的碳吸收量。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擴大土壤有機碳庫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擴大土壤有機碳庫是農業固碳增匯的關鍵，中國有 18 億畝耕地資源，若土壤有機質含量提高 1%，土壤可從空氣中凈吸收 306 億tCO2[24]。據Lal估計[25]，全球農業土壤碳庫擴充潛力為1.2～3.1 PgC/a，耕層土壤有機碳含量提高1tC?a/hm2，發展中國家糧食產量年增加2400～3200萬t，農業的固碳增匯潛力巨大。

生物炭具有良好物理性質和土壤調理功能，對土壤水溶液中的K、P、硝態N及銨態N[26]等營養元素具有較強的吸附能力，可以增加土壤有效P、K、Mg和Ca含量[27]。研究發現，炭基肥與常規復混化肥處理水稻田比較，施氮量減少19.04%，水稻的經濟產量提高6.70%以上，可以明顯提高氮肥的利用率[28]。Chan 等[29]研究表明，在低緯度地區，每公頃農田施用 20t以上的生物炭可減少 10%的肥料施用量。相比于秸稈等生物質直接還田，生物炭還田或者制成炭基肥入田便于運輸管理，能夠防止土傳病害，可以減少化肥的施用量，提高氮肥利用率。

低碳農業就是充分利用農業碳匯功能，盡可能減低其碳排放功能，實現食品生產全過程的低碳排放，其核心是在生產經營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30]。據 Woolf 等[31]估計，生物炭埋入土壤可抵消高達16%的全球化石燃料碳排放。生物炭在低碳農業中應用的四個著力點：第一，保肥增產作用，減少化肥使用量；第二，廢棄生物質炭化還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第三，改善土壤條件，減耕免耕[32]，降低土壤因擾動而釋放CO2等溫室氣體；第四，擴容土壤有機碳庫，增強土壤的碳匯功能。積極倡導通過生物質能源與碳封存耦合模式、能量自給碳封存模式、農林復合模式、工農復合模式等開展生物炭的低碳農業[33]。

3.結論與展望

生物炭本身的結構和性質使其在改善土壤條件、增產治污及固碳減排方面的應用具有廣闊的應用，成為各國研究機構和學者研究的重點，今后的研究中應嚴格區分生物炭的“固碳”、“零碳”和“減碳”功能，從各環節發揮生物炭固碳減排的作用。由于生物質炭化成本低，原料充足，制得的生物炭具有高度穩定性，其作為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劑和碳封存劑的重要作用為溫室氣體減排工作開辟新的思路，有望成為減緩溫室效應最經濟的最有效的途徑。

參考文獻：

[1]Lehmann J， Gaunt J， Rondon M. Biochar sequestration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 review [J]. Mitig Adapt Strat Global Change， 2006（11）：403- 427.

[2]Glaser B， Lehmann J， Zech W. Ameliorat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highly weathered soils in the tropics with charcoal- a review[J]. Bio Fertil Soil， 2002，35：219-230.

[3]羅金玲，高冉，黃文輝，等.中國二氧化碳減排及利用技術發展趨勢[J].資源與產業，2011，13（1）： 132.

[4]IPCC，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5]Lehmann J. A handful of carbon[J]. Nature， 2007， 443： 143-144.

[6]Kuzyakov Y，Subbotina I，Chen H Q，Bogomolova I，Xu X L.Black carbon decomposition and incorporation into soil microbial biomass estimated by 14C labeling [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2009，41： 210-219.

[7]Smith P.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croplands： the potential in Europe and the global context[J]. European journal of agronomy， 2004， 20（3）： 229-236.

[8]Woolf D， Amonette J E， Street-Perrott F A， et al. Sustainablebiochar to mitigate global climate change [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0， 1（ 5） ： 1-9.

[9]West T O， Marland G. A synthesi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carbon emissions， and net carbon flux in agriculture： comparing tillage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2， 91（1）： 217-232.

[10]程琨，潘根興，張斌，等.測土配方施肥項目固碳減排計量方法學探討[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1， 30（9）：1803-1810.

[11]王效科，李長生，歐陽志云.溫室氣體排放與中國糧食生產[J].生態環境， 2003，12（4）：379一383.

[12] UK-China Project on“Improved Nutrient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e ：A Key Contribution to the Low Carbon Economy”[EB/OL]. Beijing， SAIN project， 2010. http：// sainonline. org/SAIN-website（English）/pages/Projects/lowcarbon. Html.

[13]Sohi S， Lopez-Capel E， Krull E， et al. Biochar， climate change and soil： A review to guide future research [J]. CSIRO Land and Water Science Report， 2009， 5（09）： 17-31.

[14]IPCC，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NY， USA.

[15]Liang B， Lehmann J， Sohi S P， et al. Black carbon affects the cycling of non-black carbon in soil[J]. Organic Geochemistry， 2010， 41（2）： 206-213.

[16]Steiner C，Teixeira W， Lehmann J， et al. Long term effects of manure， charcoal and mineral fertilization on crop production and fertility on a highly weathered Central Amazonian upland soil[J]. Plant and Soil， 2007， 291（ 1-2） ： 275-290.

[17]王欣欣，鄒平，符建榮，等.不同竹炭施用量對水稻田甲烷和氧化亞氮排放的影響[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4， 33（1）：198-204.

[18]劉慧穎，華利民，張 鑫.不同施氮方式對玉米產量及N2O排放的影響[J].農業環境與發展，2013，30（5）： 76-80.

[19]Hale S E， Lehmann J， Rutherford D， et al. Quantifying the total and bioavailable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and dioxins in biochar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2， 46（5）： 2830-2838.

[20]WANG Zhen-yu， ZHENG Hao， LUO Ye， et al. Characterization and influence of biochars on nitrous oxide emission from agricultural soil[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3， 174： 289-296.

[21]LIU Yu-xue， YANG Min， WU Yi-min， et al. Reducing CH4 and CO2 emissions from waterlogged paddy soil with biochar[J].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 2011， 11（6）： 930-939.

[22]FENG You-zhi， XU Yan-ping， YU Yong-chang， et al. Mechanisms of biochar decreasing methane emission from Chinese paddy soil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2， 46： 80-88.

[23]馬友華，王桂苓，石潤圭，等.低碳經濟與農業可持續發展[J].生態經濟，2009（6）：116- 118.

[24]蔣高明.發展生態循環農業，培育土壤碳庫[J].綠葉，2009 （012）： 93-99.

[25]Lal R. Sequestering carbon in soils of agro-ecosystems[J]. Food Policy， 2011（36）：S33-S39.

[26]Kimetu J M， Lehmann J. Stability and stabilisation of biochar and green manure in soil with different organic carbon contents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il Research， 2010，48（47）：577-585.

[27]Lehmann J， Peteira da Silva Jr J， Steiner C， et al. Natrtent awatl ability and leaching in an archaeological Anthrosol and a Ferralso of the Central Amazon basin： Fertilizer.， manure and charcoal amendments [J]. Plant and Soi， 2003，249（2）：343-357.

[28]陳琳， 喬志剛，李戀卿，等. 施用生物質炭基肥對水稻產量及氮素利用的影響[J]. 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2013， 29（5）： 671-675.

[29]Chan K Y， Xu Z. Biochar： nutrient properties and their enhancement[J]. Biochar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67-84.

[30]王松良，Ealdwelle D，祝文烽.低碳農業：來源、原理和策略[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0，31（5）：604-607.

[31]Woolf D. Sustainable biochar to mitigate global climate change[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0，1（5）：1-9.

[32]Lal， R. Residue management， conservation tillage and soil restoration for mitigating greenhouse effect by CO2-enrichment [J]. Soil and Tillage Research，1997， 43（1）， 81-107.

[33]羅煜，陳敏，孟海波，等.生物質炭之低碳農業[J].中國農學通報，2013， 29（26）： 93-99.

作者簡介：

篇（4）

在現代工業生產過程中絕大多數產品的原料都有多種來源，同時也對應著多種不同的匹配性工藝過程。不同的原料和工藝過程對應不同的CO2排放，針對具體的應用對象開發和選擇適宜的原料和工藝，能夠從源頭上避免產生不必要的CO2排放。這是目前CO2減排最有效的途徑，主要通過國家政策和稅收、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以及合理的能源定價機制和能源產品價格來引導實現。以燃煤發電為例，選擇低灰精煤和合理的過?？諝庀禂稻湍苡行Ы档蜔煔饬?，減少無效熱量外排，從而提高煤的利用率、減少CO2的排放。同樣采用循環流化床燃燒發電、RGCC和多聯產發電、超臨界發電等均能達到上述目的。以合成甲烷工藝為例，選擇褐煤和長焰煤采用燃氣型的魯奇爐氣化和循環流化床分級熱解氣化要比合成型的氣流床氣化生產的合成氣甲烷含量高（約10％左右）、氧耗低；合成甲烷時產生較難利用的低溫熱源減少10％以上。從整個合成甲烷工藝核算，前者煤的利用率高、能耗和氧耗低，同樣規模的合成甲烷，自然就減少了CO2的排放。對于循環流化床分級熱解氣化，固態排渣相對換熱容易，水封用水量較低，加之循環流化床分級熱解氣化相對魯奇爐氣化合成氣不含煤焦油，不會產生含酚廢水，因此循環流化床分級熱解氣化合成甲烷的工藝過程能耗更低，更有利于避免高碳排放。另外煤化工發展含氧化合物燃料和多聯產工藝、民用燃料采用天然氣、大力發展核能、水電、風能和生物能、化工行業大力實施循環經濟、發展純電動汽車等均能實現從源頭避免高碳排放。

2過程減少碳排放

在經濟活動過程中，開采、生產、使用和終端產品消費等各個階段都需要能耗，都存在能源使用效率。我國目前萬元GDP能耗水平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物理能耗水平約比國際先進水平高20％～30％左右。例如2007年，我國每千瓦時供電耗煤比國際先進水平高44g標煤，每噸鋼能耗水平比國際先進水平高58kg標煤，每噸水泥綜合能耗水平比國際先進水平高31kg標煤，分別高出14％、10％和24％。另外生產的產品利用率偏低，又變相地增加了能耗。通過優化設計，使用高效節能的工藝設備、高效適宜的催化劑和合理使用優質產品均能實現節約能耗，減少終端產品的使用量。減少終端產品的使用量就是相應減少了產品生產量，避免生產這部分產品產生的能耗。節能降耗自然就減少了CO2的排放，這是目前CO2減排最容易實現、成本最低并且具有較大收益的途徑，在國家政策強制下均能通過企業自身調整和改造來實現。對于現代煤化工的龍頭———大型煤氣化來說，空分是投資和能耗均占氣化工藝50％左右的必不可少的過程，其產品主要是液氧，副產的液氮只需使用部分產量，其余的均被低效利用或排放。如果采用深冷分離為主的梯級分離工藝，大部分氮氣組成在低壓端就作為產品氣外送，無需經過空氣壓縮機高能耗加壓，最終產品主要是液氧和部分液氮，工藝所需的高壓氧氣通過泵液體低能耗加壓即可滿足。這樣大大降低了空氣壓縮機的處理量和能耗，從而達到降低氣化工藝投資和能耗的目的。利用化石能源花費巨大的能耗和成本生產的氮肥，由于我國化肥產品落后、使用工藝不當和不合理施肥，利用率僅有30％左右，不到發達國家的一半，不僅造成了浪費，而且造成了嚴重的面源污染。如將現有的化肥改造為緩控增效肥料，并采用相應的耕作模式，就可提高作物產量和品質以及化肥使用效率，從而減少了肥料的消費量和生產這部分肥料的所產生CO2排放?；ば袠I合理選擇高效催化劑以及分離、反應、換熱和泵送高效節能設備，采用調頻技術等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蒸餾是化學加工工業中首選的均相體系分離技術，也是目前總能耗最大的化工分離過程。如將梯形垂直長條帽罩與規整填料有機結合的NS傾斜長條立體復合并流塔板用于改造F1浮閥塔板，閥孔動能因子高達34，開孔率高達40％以上（國內外目前塔板最大開孔率僅為20％左右），提高處理能力2倍以上（目前國內外最高提高70％）、降液管通過能力3倍以上，降低板壓降30％以上，同時提高板效率30％以上，操作彈性為4倍，解決了塔器大型化塔內件結構和安裝難題，這在國內外尚屬首例。各行各業節能降耗技術和產品枚不勝舉，這是目前我國實現CO2減排的最有效途徑，僅需要相關部門和協會優化集成，加大推廣力度。

3終端的固定與儲存

經濟活動只要消耗資源和能源，必然會產生碳排放，沒有絕對的零碳排放過程。由于化石能源使用量劇增，自然界碳循環每年出現約257億tCO2的過剩，逐年累計引發了日益變化無常的全球氣候問題。目前國內外相關企業和學者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普遍關注、研發和實施CO2的捕集與封存，這是迫不得已和最終解決CO2減排的方法，也是實施起來成本過高，并且技術不成熟，存在諸多的風險和次生災害。

實際上，解決人為排放的CO2過剩，除了被動地減少CO2產生量，更為積極的措施是加快碳利用，增加CO2消耗量，主動減少CO2的過剩，從而在碳循環中實現碳平衡。這是突破碳減排對經濟發展影響，實現工農業同時快速發展的積極有效途徑。這既是個技術問題，也需要建立國內碳市場，通過合理的碳交易，對企業間、行業間和地區間CO2排放的不平衡，找到一個較好的解決辦法。目前盡管中國GDP已超過日本成為第二，但人均很低，仍處于發展中，經濟還不完善，生活還不富裕，然而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國，并逐年遞增。發展經濟與減排成為我國兩難的選擇，加之存在國家能源安全、糧食安全、耕地與城鎮化和工業化、以工哺農、三農問題和環境保護等戰略性難題，被動采取減少CO2產生量的捕集與封存措施，將會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上述諸多難題的解決帶來限制和障礙。

針對我國的國情和發展的現狀，結合國際碳減排的機制，不同CO2濃度的工業排放可采用不同的減排與固碳措施?，F階段，對于工礦企業主要排放源的低濃度CO2，可以采取低成本的異地生物固碳減排措施，加快碳循環和碳固定。這樣不僅可以實現CO2實際排放量的減排，同時可以改良土壤增加有效耕地面積，大量增加糧食和生物質能，從而在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低成本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同時兼顧解決國家能源安全、糧食安全、耕地與城鎮化、以工哺農、三農問題、淡水資源不足和環境保護等戰略性難題，滿足我國今后較長時間的減排要求，提高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實際能力和國際地位。

對于如煤化工和石灰等行業排放的高濃度CO2（90％以上），采用捕集技術回收，通過制造干冰、用作合成尿素、水楊酸、環碳酸酯和聚碳酸酯等的原料以及CO2驅采油、農業大棚CO2氣肥等，都是成本和能耗較低、減排和經濟效益較好的方法。對于數量多、分布廣的如發電和中小鍋爐等排放的低濃度CO2（小于16％），工礦企業現階段無需采用集中固碳處理，可以利用國內碳交易實現異地化低成本固碳。根據我國目前的土地分布、土壤組成、農業現狀和生物能源地發展，以及工農業發展不平衡和剪刀差等具體情況，對于低濃度CO2煙氣，工礦企業可按照CO2排放量，將用于集中固碳處理的投資和操作費用，拿出來反哺農林業。政府或相關機構把這部分資金集中起來，用于改造中低產田，提高糧食單產、品質和生物質產量；改良非耕地、鹽堿灘涂、沙漠化和重金屬污染等退化土壤，利用現代農業技術種植適宜的速生能源植物和農作物，發展碳匯林和牧草或改造退化草原，充分利用太陽能，加快碳循環，增加CO2消耗量，主動減少CO2的過剩，從而實現循環平衡。同時又大幅度提高有效耕地面積和生物質能源產量，熱解生產生物原油，增加了農民的收入，降低了企業CO2減排的成本，從而實現工業、農業、政府和社會的多贏。這個方法可以簡單概括為一條工藝路線：企業出資形成碳匯基金———投資農林業———改良土壤、增強碳匯能力———增加糧食和生物質產量———通過工業熱解生產生物質原油———多方受益。將生物質轉化為能源燃料時，無需考慮生物質作為食品時所需顧及的轉基因和有毒有害微量物質問題，轉基因物種在產量提高、種植地域和污染土壤修復中均能產生巨大的經濟、環保和社會效益。生物質快速熱解液化技術是最好的碳利用出路和產品，從而加快了碳循環，實現了碳循環平衡。

另外，利用生物質不到7d的快速腐化生產腐植酸，作為有機肥提高土壤的腐殖質，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和保肥保水性，進而提高農作物產量。將我國絕大多數土壤腐殖質含量不足1％提到2％左右，這也將是一個千億噸級的土壤安全儲碳方式。

4結語

（1）針對具體的應用對象和原料提出了開發和選擇適宜的原料和工藝，從源頭上避免產生CO2排放的措施，是目前CO2減排最有效的途徑。

篇（5）

關鍵詞：農村碳排放；負外部性；社區管理模型；社區共管

中圖分類號：F327；F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409（2013）10-0121-05

Research on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of Rural Carbon Emissions Problem

WEI Huilan， ZHAO Songsong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the rural carbon emissions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l and its extension model's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proves the theoretic model proposition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on rural carbon emissions community management.

Key words： rural carbon emissions； negative externalities； community management；community comanagement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碳排放對農村社區的作用力也隨之增加。目前農村碳排放態勢一是農民碳排放行為負外部性較強；二是農民低碳行為自主治理的集體行動能力相對較差。這是農村碳排放管理面臨的兩個基本困境。因此，運用外部性理論來解釋農村低碳路徑就顯得更為合理。從實踐來看，解決居民行為負外部性的途徑往往是政府治理，但政府治理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以致于國家通過強制手段來管制人們的資源使用行為時，其能力是有限的。另外，由于農村社區碳排放量的產權較為復雜且難以徹底私有化，因而也難以依靠市場機制來解決。

社區管理途徑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可行思路[1]。本文通過農村碳排放社區管理模型及其擴展模型的構建和分析，試圖證明，碳排放社區管理不僅能促使私人利益與社區利益的統一，還可以借助于政府、市場等途徑構建社區共管模式，實現社區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最終提高社區碳排放負外部性內部化的效率。

二、碳排放社區管理理論分析

社區管理是指在政府指導下，社區職能部門、社區單位和社區居民對社區各項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進行的基于本土知識特定治理結構的自我管理[2，3]。將社區管理含義的邊界擴展，其基本含義是與以社區為主體的保護，并擁有社區資源的自我管理權；同時又可向另外兩個主體延伸：向上可進入政府的保護活動中，向下又可進入實施碳排放產權私有化的范圍。

碳排放社區管理是建立在降低社區居民碳排放負外部性之上的雙贏管理模式，其本質特征在于降低碳排放負外部性。然而，農村碳排放負外部性的含義告訴我們，由于碳排放負外部性的存在，即農村社區居民不必彌補外部成本而獲得碳排放收益，使得農村碳排放快速增加。實際上，農村碳排放的負外部性理論比上述要復雜得多，表現在社區農民的行為集合使所有相關方的成本-收益函數被動地發生了改變[4]。不同內容的負外部性，其影響程度和范圍是不同的，根據碳排放負外部性的程度和社區管理交易費用可將其分為社區內、社區外以及整體性影響三類[5]，如表1所示。社區內負外部性即社區居民對另一居民產生了影響，使其收益降低。非本社區負外部性表面社區居民對非本社區居民也產生了影響，使其收益降低。而其他負外部性產品是指過度的碳排放會導致其他“壞公共物品”的產生，如秸稈燃燒、砍伐樹木等消耗碳匯而增加碳排放的行為，會導致氣候變暖等“壞公共物品”。

合理管理模式的選擇， 取決于負外部性程度和交易費用的高低[6]。而兼顧降低碳排放負外部性和交易成本優勢的碳排放社區管理，不僅會促使社區居民碳排放的私人利益、社區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共贏，還會通過以下幾方面降低農村碳排放的負外部性。

表1農村碳排放負外部性的分類

負外部性種類負外部性程度社區管理

交易費用社區內的

負外部性社區居民間的負外部性強度大、范圍小小社區居民對農村農業系統的負外部性強度小、一定范圍小農村碳匯服務能力的下降強度大、范圍小小非本社區的負外部性社區居民對非社區居民的負外部性強度小、一定范圍大農村對城市的負外部性強度小、范圍小大其他負外部性產品壞公共物品的產生強度大、范圍大大（一）農村社區管理中的合作

社區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社區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其所代表的文化機制。這一核心觀點可分解為社區文化價值與社區社會機制。社區文化價值方面，碳排放上漲會導致降低碳排放的物質價值和精神價值增加，兩種價值共同引導人們的合作傾向。社區社會機制方面，包括社會關系紐帶和社會聲望體系，也會促進合作。社區管理實際上會使社區居民產生一體化傾向，因而在碳排放社區管理的模式中，搭便車問題會得到緩解[7]。

（二）農村社區管理中的激勵機制

除合作條件之外，還需要另一個條件：社區如何使用自身的碳排放選擇。社區管理的激勵機制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碳排放增加會給社區帶來長期影響，且碳排放選擇收益為農村社區居民擁有[8]。正是特定地理空間的聚集效應，從而塑造了低碳問題上的利益共同體——社區，使低碳選擇在社區層次上具有“產權私有且可收益性”的性質，碳排放社區管理的激勵機制便產生了，進而使居民產生低碳選擇，最終降低了碳排放負外部性。

（三）農村社區管理中的本土經驗

與現代科技為基礎的經營管理相比，社區成員在長期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中發展出來的傳統知識，頗符合現代生態學原理，為某些人類生態學者認可，稱之為生態智能[9]。社區居民對社區資源的使用已成為一種社區生存機制，并以口頭知識、傳統、宗教等形式表現出來，形成了人與自然較為和諧的互動關系。這些關系會降低社區居民碳排放負外部性的產生以及強度。

（四）農村碳排放社區管理的雙向擴展性

至于碳排放社區管理的含義，可將其邊界向政府保護活動和市場私有化擴展，成為社區共管模式。政府方向上，社區共管包括政府制度化的參與、協作管理、公共物品管理轉移和以環境管理等。私有方向上，則可以利用市場機制進一步影響社區居民的碳排放選擇。

三、社區管理與農村碳排放量模型假設

通過以上分析發現，社區居民碳排放行為使居民間產生了負外部性特征，而碳排放社區管理的提出，為社區居民碳排放的共贏模式提供了一個可行途徑。由此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1：社區管理可以通過降低農村碳排放負外部性，進而降低碳排放量。

假設2：社區對于降低碳排放具有長期的管理者地位。

假設3：社區居民可以從低碳選擇中獲得收入。

假設4：社區居民與非社區居民生產、消費的各種產品和碳排放產品均存在于完全競爭市場。

社區管理在改善農村碳排放問題上具備有效性，但也有不足的地方。我們來分析一個簡單的模型[10，11]。假定在農村碳排放市場中只有3個參與者：產生碳排放的社區居民1、負外部性接受者的社區居民2和非社區的居民3。

（一）社區管理的有效性——社區自我管理

首先分析社區內負外部性，假定在農村碳排放市場中只有2個參與者，產生碳排放的社區居民1和作為負外部性接受者的社區居民2，社區居民1產生QCO2的碳排放。令社區居民1的成本函數為C1（Q1，QCO2），其中Q1是社區居民1生產消費的所有產品，QCO2是社區居民1生產消費Q1產生的碳排放，這里把碳排放量看作一種產品。則社區居民2的成本函數是C2（Q2，QCO2），其中Q2是社區居民2生產消費的所有產品，QCO2是社區居民2接受社區居民1產生的碳排放數量。社區居民2生產消費Q2取決于社區居民1產生的碳排放量。假設碳排放增加了社區居民2生產消費的成本，碳排放降低了社區居民1生產消費的成本。同時假定他們的成本-收益函數是已知且相同的，最后假定，碳排放的產生是一個單向負外部性模型[12]。

社區居民1的最大化問題為：

maxP1Q1-C1（Q1，QCO2） （1）

社區居民2的最大化問題為：

maxP2Q2-C2（Q2，QCO2） （2）

社區居民2只能接受社區居民1產生的碳排放量， 社區居民1可以選擇任意的碳排放量。

關于3種產品分別求導可得，社區居民1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

P1=C1（Q1，QCO2）Q1 （3）

0=C1（Q1，QCO2）QCO2 （4）

社區居民2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

P2=C2（Q2，QCO2）Q2 （5）

上述3個條件表明：在個人利潤最大化點上，社區居民生產消費每種產品的價格應等于其邊際成本。對于碳排放QCO2來說，假設它的價格為0，進而得出：社區居民1產生的碳排放會引起社區居民2生產消費的成本隨碳排放的增加而增加，這是社區居民1生產消費導致的部分社區外部性成本?？梢灶A期，社區居民1會產生更多的碳排放QCO2。

通過簡單的模型分析社區管理模式下的碳排放成本-收益狀況。假設社區居民1和社區居民2的生產消費活動在社區管理的指導下，進行Q1、Q2、QCO2的生產消費活動，這樣社區負外部性就內部化了，原因在于如果碳排放交由社區管理，那么它在選擇社區利益最大化計劃時，會綜合考慮社區居民1和社區居民2之間的相互影響。

社區管理后的社區利益最大化問題為：

maxP1Q1+P2Q2-C1（Q1，QCO2）-C2（Q2，QCO2） （6）

社區管理后的社區利益最大化一階條件為：

P1=C1（Q1，QCO2）Q1 （7）

P2=C2（Q2，QCO2）Q2 （8）

0=P1=C1（Q1，QCO2）QCO2+C2（Q2，QCO2）QCO2 （9）

式（9）表明，社區管理后，整個社區會同時考慮碳排放對社區居民1邊際成本的影響和對社區居民2邊際成本的影響。也就是說，社區居民1考慮到了自身經濟活動產生的負外部性。

社區管理之前，碳排放的最優數量由式（4）決定，對式（4）進一步推導可得：

MC1（Q*1，QCO2*）=0 （10）

社區管理之后，碳排放的最有數量由式（9）決定，對式（9）進一步推導可得：

-MC1（Q*1，QCO2*）=MC1（Q*2，QCO2*）>0 （11）

式（11）中，MC1（Q*2，QCO2*）>0，這是因為碳排放增加會使社區居民2的成本增加。社區管理后的社區居民1會在-MC1（Q*1，QCO2*）>0的地方進行生產，也就是說，與社區管理之前相比，社區居民1產生的碳排放降低了。

結論一：社區管理下的碳排放最優條件為兩個社區居民關于碳排放的邊際成本之和等于0，如圖1所示，-MC1=MC2，在這種假設條件下，社區管理之前產生的碳排放水平由Q2降低到Q1。

（二）社區管理的不足和擴展——社區共管

社區管理在降低社區內負外部性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對于農村碳排放產生范圍較廣的負外部性問題，社區管理的成本-收益優勢就喪失了。換個角度來講，社區管理在降低農村碳排放負外部性的作用還可以擴展，除了社區完整擁有降低碳排放的權利之外，向上可以與政府治理接壤，向下則與產權私有契合。將非社區居民3考慮進來，對第一個模型進行擴展，假設與擴展前的假設相同。

假設社區居民1、社區居民2和非社區居民3共同組成了社會成本-收益，社區居民1和社區居民2組成了社區成本-收益，自變量均為碳排放減少量，令非社區居民3的成本函數C3（Q3，QCO2），可構建社區共管的社會最優效果為：

TB=P1Q1+P2Q2+P3Q3-C1（Q1，QCO2）-C2（Q2，QCO2）-C3（Q3，Q1CO2） （12）

從式（12）可以看出，雖然社區居民1的生產消費活動引起了非社區居民3成本函數的變化，即非社區居民3在做經濟決策時需要考慮Q1CO2。對式（12）求導并等于0，并進一步推導可得：

TB′=（MSB-MSC）-（MCB-MCC）=0 （13）

其中MPC代表居民為生產、消費碳排放所支付的成本，MSC是農村系統中生產、消費產品的全部成本，MPB為農村系統中個人降低碳排放所帶來的收益，MSB為農村系統所獲得的總收益，MEB是碳排放減少所帶來的正外部性收益。式（13）可轉化為：

MAXS=[（MSB-MSC）-（MPB-MPC）]=[（MSB-MPB）-（MSC-MPC）]（14）

則社區管理解決農村碳排放外部性的最優結果為：

MAXS=（MEB-MEC） （15）

由圖2可知，式（15）可理解為MEB和MEC兩個線的交點。其中MEC為 碳排放造成健康和財產損失的成本，包括碳排放所引起經濟影響、生態環境問題、健康、人們的幸福水平等。MEB為碳排放減少所帶來的正外部性。如圖2所示，Q為社區居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碳排放減少量，Q2是碳排放為0的點。對于Q2這一點，MEC值很大，則負外部性較強，即碳排放減少量不能降低太多。在Q1點，MEB=MEC，即降低農村碳排放的邊界負外部性成本等于其邊界負外部性收益，可使農村社區與社會實現降低碳排放的帕累托改進，Q1為最優農村碳排放點。接下來面對的問題，則是碳排放邊際外部成本如何由邊際外部收益來支付。 對MEB進一步分析可得：

MEC=MSC-MPC （16）

MNPB=MPB-MPC （17）

根據式（15）、式（16）和式（17）可得：

MEB=MEC=MNPB （18）

式（17）表示社區居民的個人凈收益等于邊際個人收益減去邊際個人成本。如圖3所示，社區外部面對Q2數量的碳排放負外部性。根據帕累托改進的原理，當碳排放減少Q2時，此時碳排放減少最多，但MNPBMPB，表明存在帕累托改進。在Q1>Q>Q2時，MNPB0）從成本減收益來看，這個負外部性是最優的，此時邊際外部性成本等于邊際個人凈收益。

結論二： 式（18）表明對于社區外的負外部性影響，需要通過社區管理的擴展，即社區共管模式來降低碳排放[20]。具體策略是降低碳排放獲得的個人凈收益，由享用降低碳排放的邊際外部收益來支付，即可以達到降低碳排放負外部性的目的。

四、夏官營村：半干旱農村社區案例

（一）研究區概況

蘭州市榆中縣夏官營村地處榆中縣中部，黃土層深厚，年平均氣溫657℃，四季分明，屬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年均降雨350毫米，共有農村戶口16133人。2004年底農民人均純收入達2080元。夏官營村距蘭州中心城區大約46公里，與榆中縣城距離大約為13公里。距離市中心較遠，這是西部大多數農村的特點基于百度百科夏官營鎮基本情況的敘述與筆者調查所得。 。當地植被覆蓋率低，植被和農田防護林數量在逐年減少。

（二）農村社區碳排放與社區管理

夏官營鎮溫室氣體賬戶應該考慮三個關鍵排放源。農村碳排放的碳源種類主要有3個方面：分別是村鎮生態子系統、農業生態子系統、自然生態子系統。村鎮生態子系統主要包括：①人口：這里主要指常住人口。②能源：本地區的生活消費能源主要為煤，汽油在交通運輸中敘述，同時汽油使用量較小，秸稈在農業系統中敘述，在本地區使用量較大。③交通運輸：主要能源為汽油。農業生態子系統：首先農業變化很難預測，這主要是因為農業系統本身的不確定性，即便沒有全球變暖、蟲害要素稟賦差異，氣候同樣也很敏感，而這些因素無法準確預測，只能盡力試圖預測農業的碳排放，包括：①化肥生產和使用過程中所導致的碳排放，主要是生產過程、運輸過程和使用過程中耗費的化石燃料所導致的碳排放，同時化肥的過量使用改變了土壤結構、形成了環境污染，也會產生碳排放。②農藥生產和使用過程中所引起的碳排放。③由于農業機械運用而直接或間接耗費的化石燃料所產生的碳排放。④灌溉過程中耗費的化石燃料產生的碳排放。⑤農作物秸稈資源作為農戶生活燃料或露天焚燒造成的秸稈碳排放[10]。自然生態子系統主要包括草地植被等自然系統形成的生態過程。在調查過程和分析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化肥、農村土地結構所引起的N2O的增溫潛能是CO2的200倍左右，氮引起的溫室效應問題在未來幾十年會更加嚴重。

針對夏官營村的三個關鍵碳排放子系統及其碳排放負外部性基本狀況，本文對其進行了基本的社區管理分析：合作、激勵機制較適用于社區內負外部性和非本社區的負外部性，社區共管下的雙向擴展功能適用于其他負外部性產品；對于農業生態子系統來講，合作、激勵機制較適用于社區內負外部性和非本社區的負外部性，雙向擴展功能適用于其他負外部性產品；而對于自然生態子系統來說，合作、本土經驗較適用于社區內負外部性和非本社區的負外部性，雙向擴展功能適用于其他負外部性產品（如表2）。表2夏官營村的碳排放負外部性及其社區管理

子系統

負外部性村鎮生態子系統人口、

能源、交通運輸農業生態子系統化肥、農藥、

農業機械、農藥灌溉、秸稈 自然生態子系統

草地植被社區內負外部性強度大、范圍小強度小、一定范圍強度小、范圍小非本社區的負外部性強度小、一定范圍強度小、一定范圍強度小、一定范圍其他負外部性產品強度小、范圍大強度小、范圍大強度小、范圍大社區管理功能合作、激勵機制、雙向擴展合作、激勵機制、雙向擴展激勵機制、本土經驗、雙向擴展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對農村碳排放負外部性的社區管理模型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社區管理主要通過社區自我管理和社區共管兩種降低農村碳排放負外部性機制，進而對降低農村碳排放產生影響。

根據結論一可知，社區自我管理可以實現農村碳排放的降低，實現了帕累托有效的碳排放量。但這種管理模式在實際管理中的運用會遇到一定障礙，比如基于碳匯交易的碳排放市場仍未完全建立起來，以及社區居民生產消費各種產品的市場和碳排放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假設的影響，因此社區管理模式的實行是建立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之上的。

根據結論二可知，社區居民降低碳排放的邊際外部性成本，可由降低農村碳排放的邊際個人凈收益來支付。這一研究為構建降低農村碳排放的社區共管模式提供了有效思路。

此模式目前面臨的狀況是農村居民降低農村碳排放的收益嚴重不足、降低碳排放的邊際外部收益不清晰和難以統籌管理，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政府劃定個人凈收益范圍等政策來為社區創造降低碳排放的收益機制，這樣降低農村碳排放的社區管理模式才是可持續的。在更大程度上，政府應當通過訂立契約、立法、補貼、稅收政策等手段將一部分公共物品與服務的生產管理讓渡給社區組織承擔或者支持社區管理模式。

參考文獻：

[1]Elinor Ostrom.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黎熙元.現代社區概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3]汪波.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創新探索——行政、統籌、自治之三元復合體制[J].新視野，2010（2）：40-43.

[4]安德魯·馬斯克萊爾·邁克爾·D.溫斯頓.杰里·R·格林，劉文忻，李紹榮主譯.高級微觀經濟學[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489-524.

[5]蔡防.論農業經營形式的選擇—著重于社區合作組織的經濟學分析[J].經濟研究，1993（1）：26-32.

[6]何靈巧.外部性的分類及外部性理論的演化[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1）：152-158.

[7]陶傳進.環境治理：以社區為基礎[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8-146.

[8]Jeffrey A， McNeely. A Foreword by Tropical Deforestation： The Human Dimension[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9]Berkes， Firket.Sacred Ecology：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aylor and Francis[M].1999.

[10]陳萬靈.社區研究的經濟學模型——基于農村社區機制的研究[J].經濟研究，2002（9）：57-66.

[11]盛洪.論社區資產個人化的途徑：“分”與“賣”[J].管理世界，1998（3）：42-48.

篇（6）

2.企業碳排放權的形成途徑根據企業不同的碳排放權交易目的，目前市場上企業取碳排放權主要有以下三種途徑:(1)由政府無償分配。在現行條件下，對于碳排放權的分配主要采用的就是無償分配的形式，企業作為政府補助處理。(2)有償取得。主要涉及以下四種情況:①政府競拍。②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購買。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共同開展CDM項目。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節能減排所需的資金和先進技術，賺取項目所產生的碳排放權；④企業互相交易，通過JT項目購買對方的經核準的碳排放權。(3)由企業自身創造。

二、碳排放交易目的與會計計量屬性的內在聯系

1.碳排放權交易的計量屬性特點分析歷史成本計量屬性主要在購置或形成碳排放權時進行初始計量。由于我國目前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處于探索階段，采用歷史成本進行核算可以避免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會計處理的復雜性和不可靠性。但是，歷史成本忽略了企業的資產負債的價值是會波動的，這樣有可能會低估或高估資產負債表中各項目的價值。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能更加公允的反映財務報表經濟利益的流入流出，較好地反映企業無償取得的碳排放權或是支付對價很少取得的碳排放權的價值。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相兩者處在不同的時態。在一定程度上，公允價值相比歷史成本更能反映可交易的碳排放權的經濟實質。但是，我國目前還處在碳減排量交易的初級階段，未形成一個大規模的交易市場，有時碳排放權的公允價值難以計量，企業很難對其進行有效核算。

2.不同碳排權交易目的的會計計量屬性選擇不同交易目的的碳排放權會計計量屬性選擇如表1所示。由于企業的持有目的可能會因為管理層的意圖或者企業的發展趨勢而發生變化，企業應該應該采用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相結合的多重計量屬性以減少碳排放權交易估值的不確定性。

三、不同碳排放權形成途徑的會計計量方法

1.企業碳排放權的初始計量企業取得政府機構無償分配的碳排放權，應當按照公平市場價格確認無形資產和遞延收益，遞延收益在以后期間平均分攤，費用化計入當期損益；如果碳排放權不存在公允市場價格，先暫時以名義金額(1元)計入當期損益，待以后公允價值能夠可靠估計時再做調整。企業通過對外購買方式獲得的碳排放權初始計入“無形資產”等科目，金額為企業購買時實際支付的價款以及相關稅費，在借方確認為無形資產的同時，貸記“銀行存款”。

2.碳排放權減值的處理碳排放權的價值會受到市場價格波動、科技進步等因素影響，未來流入企業的經濟利益不確定，可收回金額無法準確計量，所以應當在每一個資產負債表日對碳排放權進行減值測試。

篇（7）

毫無疑問，生活垃圾不當處理與溫室效應之間的關系已無需贅言。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我國絕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已陷入了垃圾圍城。據國家環保部門監測發現，我國600多個城市中已超過1/3個陷入了垃圾包圍當中，這其中幾乎全部的大城市日均垃圾處理能力接近飽和，而垃圾的每日新增量卻以幾何級增長。然而，另一方面，我國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方式卻依然陳舊，遠遠滯后于發達國家，垃圾處理方式落后使得大量垃圾未經過處理或簡單處理后便排放至大氣中，造成了持續嚴重的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從生存角度上說這必將威脅到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間和生存質量，而從國際范圍內來看也將影響到我國的國際形象，干擾到我國碳排放政策制定和節能減排標準的劃定。從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在生活垃圾處理方式選擇以及在諸如廣東韶關這類生態環境良好的中型城市試點來看，無害化、減量化和資源化的先進垃圾處理方式不但在節能減排上具有明顯的可行性，而且也符合我國國情。本文就以韶關市花拉寨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生產垃圾處理方式選擇及嘗試為例探討了以上方式的可行性。

1 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的碳排放問題介紹

1.1 垃圾資源收集與運輸中的碳排放問題

垃圾處理從收集、運輸、處理等環節，均存在碳排放問題。生活垃圾在未進入收集系統時就已經產生了不少溫室氣體，例如廚余垃圾，多是蔬菜及瓜果殘渣，一經堆積極易發酵腐爛，從而釋放出大量的 CO2，而遍布各個角落的垃圾桶垃圾也會因為長期淤積而發酵釋放CO2；在運輸過程中，在垃圾收集及運輸過程中需要消耗能源產生CO2，如汽油的消耗，也有運輸車輛尾氣排放大量的CO、CO2和NO2等溫室氣體。

1.2 垃圾填埋過程中的碳排放問題

同樣垃圾在填埋過程中也會出現多種溫室氣體排放問題。除了垃圾直接埋入坑中會直接釋放CH4外，在填埋中常用的滲瀝液在滲瀝液調節庫中也會排放出NO2和CH4。當然，垃圾填埋作業中機械操作過程中因為消耗了化石燃料，從而釋放部分的CO2.

1.3 垃圾焚燒中的碳排放問題

在對生活垃圾進行焚燒處理的過程中碳排放問題主要包括一是焚燒過程中會添加化石燃料以起到助燃的作用，如輔助燃油、點火用油等，在燃燒中會產生CO2；二是垃圾本身燃燒自身所產生的CO2、NO2等氣體；三是焚燒廠貯坑中垃圾產生滲瀝液在厭氧發酵過程中產生CH4。韶關市花拉寨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正在論證垃圾焚燒，如何在焚燒處理嘗試新技術。

2 生活垃圾處理中的減排策略

韶關市位于廣東省北部，自然環境良好，但生態環境較脆弱，近幾年致力于打造國家“優秀旅游城市”。隨著韶關近十年來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加快，城市人口急劇增加，造成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也隨之攀升。作為立足于打造“優秀旅游城市”的韶關，面臨著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對此韶關在探索城市生活垃圾處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績，其中韶關市花拉寨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作為韶關市唯一大型生活垃圾處理廠，近幾年在嘗試垃圾處理方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實踐，形成了垃圾從收集、運輸、衛生填埋的全過程碳減排的垃圾處理新思路。

2.1 源頭上的垃圾資源回收

從資源角度說，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據此認識，加大垃圾資源回收利用力度和水平是從根本上減少垃圾碳排放量的最具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措施。因此，通過對垃圾中的廢品進行回收再利用，可以減少產品的原材料消耗，從而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電力消耗。主要減排途徑在于提高各種廢品的回收率。韶關市花拉寨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在垃圾分類處理上做了大量前期工作，目的就是促進垃圾變資源，方便回收再利用。

2.2 垃圾收集和運輸

前面提到過，垃圾在收運過程也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因此從收集運輸角度進行減排可從以下幾個角度著手：一是優化垃圾收運處理系統，減少垃圾運輸距離。如建設垃圾中轉站，實現大型垃圾轉運車替代小型垃圾收運車，減少垃圾收運的總里程。韶關在市區垃圾量大的地區設置了垃圾中轉站，專門配置大型垃圾運輸車來取代數量眾多的小型垃圾運轉車，未來韶關還將考慮將運輸車燃料天然氣化，以較少化石燃料排放；二是采用節能指標高的垃圾車或采用清潔燃料（如生物質燃料、氫燃料等），在同等運輸距離條件下也可以減少燃料燃燒產生的碳排放。

2.3 垃圾衛生填埋的減排處理

生活垃圾衛生填埋是垃圾終端處理方法。在我國衛生填埋占有處理方式的70%以上，屬于應用最普遍的處理方法。

在衛生填埋過程中，有機物在厭氧微生物的作用下生化分解產生含有大量CH4和CO2的垃圾填埋氣。同時含有少量氨、氧化碳、氮氧、硫化氫、氮等成分。

垃圾填埋過程中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垃圾本身降解釋放CH4以及滲瀝液排放的CH4和N20。因此減排途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加強垃圾填埋氣體收集與處理系統，防止無序排放。包括火炬燃燒、發電、供熱、制作替代燃料等；二是加強填埋場調節池的密封和氣體收集處理；三是加強填埋場節水、節電、節能管理，減少能源消耗。

2.4 垃圾焚燒的減排處理

目前許多城市選擇對垃圾進行直接焚燒來處理垃圾，實際上這種方式也是最為有效的垃圾處理方式之一，但焚燒方式不當往往也造成了大量溫室氣體的排放，對此從焚燒設施利用和焚燒資源再利用角度來說，減排的途徑可以是一通過垃圾焚燒發電產生綠色電力，發展循環經濟；二是加強提高焚燒廠熱能利用水平和熱能效率，即提高垃圾燃燒率；三是在焚燒爐渣中回收金屬。據ISWA 2009估計，垃圾焚燒的碳減排潛力為0.2～0.7噸CO2當量/噸垃圾，可見數量相當可觀。

2.4 制定和實施垃圾處理技術的新路徑

前面提到過，垃圾處理無害化、減排化和資源化是垃圾處理的未來發展方向，也是實施垃圾處理技術革新的新路徑。如針對比重最大的垃圾焚燒技術，在垃圾焚燒中應用干餾技術可以達到無污染、無排放的效果。干餾技術主要分為高溫干餾技術、低溫干餾技術和垃圾干餾-煤氣化技術，從國外實踐來說是能夠解決生活垃圾處理碳排放問題的技術。高溫干餾是在無氧狀態下將垃圾干餾，分解成為可燃氣體后再進行燃燒，加熱方式為外加熱，可以實現無氧干餾，但是有可能會產生廢氣排放；低溫干餾技術是將生活垃圾置于無排放無焚燒，無污染的低溫干餾碳化爐中進行處理，杜絕了廢氣排放和其他污染。技術革新是釋放垃圾處理減排潛力最佳捷徑。

參考文獻：

篇（8）

中圖分類號：F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4）19-475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4.19.065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in Yanshan-Taihang Mountain Area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Model

REN Hui-bin， LI Jian-min

（Business College，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071000， Hebei， China）

Abstract： Taking calculated 8 counties in Baoding city as an example.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 this area from 1997 to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was analyzed by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was increasing. The rate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growth was slowed dow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 and agricult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presented an “U”-shaped curve. The trend wa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Advices were proposed to reduce application rate of fertilizers， pesticides and plastic film， to use new advance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e and to develope new agricultural econom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 Yanshan-taihang mountain area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燕山-太行山片區保定區域（下文簡稱保定西部地區）位于保定市西部，地處京津等發達城市周邊，面積為130萬hm2，2012年末總人口為323.2萬人，鄉村人口為283.5萬人；區域共包含8縣，分別為淶水、阜平、淶源、望都、易縣、唐縣、曲陽、順平。該區域屬于重要生態功能區，擔負著京津冀等地區重要城市的綠色生態安全屏障、水源涵養和供給、土壤保持等多項生態任務。該地區環境質量要求高、生態任務重。隨著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該區域農村經濟迅猛發展，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97年的1 779.78元增長到2012年的4 068.62元，年均增長速度達到5.67%，成為推動保定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然而在該區域農村經濟飛速增長的同時，農業生產過程中化肥、農藥、塑膜等污染性農用物資的大量使用給環境帶來的壓力日益明顯，其中，1997～2012年，該區域化肥、塑膜使用量增幅分別達到27.05%和24.75%，影響到區域重要生態功能的持續發揮及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面對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生態保護的雙重壓力，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是該地區的當務之急。由于碳排放可以衡量大多數農用物資對環境的壓力，因此本研究從農業碳排放的角度出發，對保定西部地區1997～2012年農業生產資料的碳排放進行測算，并對該區域農業碳排放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模擬驗證，以求找出兩者的內在聯系，這對保定西部地區協調農村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關系、制定相關環保政策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1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簡介

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各國學者研究的熱點。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學者在對66個國家的14種環境污染物在12年間的變化規律進行深入研究后，發現環境質量狀況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著倒“U”型曲線關系[1]，即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該國或地區的生產技術水平比較落后，導致環境污染程度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地升高，但是當該國或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伴隨著科學技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該國或地區的環境污染程度會逐漸降低[2]，這和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1955年提出的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非常相似，因此形象的稱之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EKC模型提出后，國內學者紛紛運用此方法對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的關系進行驗證。張暉等[3]、牟新利等[4]、王義加[5]從農村面源污染角度進行分析，結果表明農村面源污染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林伯強等[6]采用EKC模擬和二氧化碳實際預測法兩種方式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拐點進行研究，并對拐點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李國志等[7]、許廣月等[8]對中國東、中、西部地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變化進行分析，發現東部、中部地區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呈倒“U”型曲線關系。

2 燕山-太行山片區（保定區域）農業碳排放現狀分析

2.1 碳排放計算方法

碳排量計算所用數據來源于《河北農村統計年鑒（1998-2012）》，包括保定區域8縣的化肥折純量、農藥使用量、塑料薄膜使用量、機耕面積、有效灌溉面積和農業機械總動力6項，其中2012年數據系根據《保定經濟統計年鑒（2013）》統計數據補充而來。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1，9，10]，農業生產要素的碳排量可使用以下公式進行計算：

Et=Em+Ef+Ep+Ec+Ei （1）

式（1）中，Et表示農業生產總碳排放量，Em、Ef、Ep、Ec、Ei分別表示農用機械、化肥、農藥、塑料薄膜以及農業灌溉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其中，農業機械的碳排放計算公式為：

Em=（Am×B）+（Wm×C） （2）

式（2）中，Am為機械耕地面積，Wm為農業機械總動力，B、C為轉化系數，分別為16.47 kg/hm2、0.18 kg/kW[1]。其余農業生產要素碳排放計算公式分別為：

Ef=Tv×δf；Ep=Tp×δp；Ec=Tc×δc；Ei=Ti×δi

上式中，Tf、Tp、Tc、Ti分別為化肥折純使用量、農藥使用量、塑料薄膜使用量、有效灌溉面積，δf、δp、δc、δi分別為各農業生產要素碳排放轉化系數，取值分別為0.896 kg/kg、4.934 kg/kg、5.180 kg/kg、266.480 kg/hm2[9，11]。

2.2 總體區域農業碳排放現狀分析

2.2.1 區域碳排放總量及人均排放量趨勢分析 依據上述方法和《河北農村統計年鑒》相關數據，對燕山太行片區保定區域1997～2012年農業生產中的碳排放量進行測算。從農業碳排放總量變化趨勢（圖1）可以看出，該地區農業生產要素碳排放整體呈現上升趨勢，從1997～2012年該區域農業碳排放總量從96 228.06 t增長到118 570.20 t，增加了22 342.14 t，增長幅度為23.22%，平均增長速度為1.42%。從變化趨勢上還可以看出，該地區農業碳排量自1997～2000年增長速度較慢且比較穩定。2001～2003年碳排放量出現大幅波動，原因為小麥、玉米等高化肥需求作物的最低收購價格漲幅較小，農民受其影響改種其他作物，小麥、玉米種植面積波動較大，導致化肥、農藥等使用量出現較大波動。2004～2007年保定西部地區農業碳排放量快速上升，主要是因為2003年底和2004年初小麥、玉米等收購價格大幅上漲，種植面積擴大，化肥、農藥等使用量增多所致，其中2007年化肥使用量（折純量）比2005年增加了7 862 t，增長幅度達到8.54%。2008～2012年該地區農業碳排放總體為增長態勢，但速度有所放緩，原因是隨著該地區農村生活水平提高，農民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同時該區域農業生產技術也在提高，化肥、農藥的使用效率有所提升。但是，由于該區域農業生產對化肥等物資依賴程度較高，且利用率較低，該地區農業碳排放總量仍有可能出現快速增長的趨勢。從人均碳排放量的變化趨勢（圖1）可以看出，該區域人均碳排放量從1997年的36.342 6 kg上升到2012年的41.826 0 kg，增長幅度為15.09%，人均碳排放量的變化趨勢與碳排放總量的變化情況基本一致，自1997～2000年增長速度較慢且比較穩定，2001～2003年人均碳排放量出現一定波動，2004～2007年人均碳排放量快速增長，2008～2012年人均碳排放量總體仍呈上升趨勢，但增長速度開始放緩。

2.2.2 各途徑碳排量特征分析 從各排放途徑碳排放量計算結果（表1）可知，1997～2012年化肥使用產生的碳排放量所占比例平均為80.98%，排名第一，化肥的過量使用是該區域碳排放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農藥使用產生的碳排放量所占比例平均為14.24%，是該區域農業所占比例碳排放的第二大途徑；農用塑料薄膜產生的碳排放量所占比例平均為2.39%，排名第三；農業機械的碳排放量所占比例平均為2.37%，排名第四；農田灌溉碳排放量所占比例最小，平均僅為0.02%。

從各個途徑的碳排放量變化趨勢（表1）上看，1997～2012年保定西部地區農業生產過程中，化肥、農業機械使用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均呈現穩定、快速的增長趨勢；塑料薄膜使用產生的碳排放量呈現一定程度的波動，但總體呈現增長趨勢，原因是塑膜使用量的外界影響因素較多；農藥使用和農田灌溉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未出現明顯增長，但因每年病蟲害程度和降雨量不同，使用量不穩定，碳排放量呈波動式變化。從1997～2012年，耕作機械碳排量的增長幅度為32.22%，平均增長速度最快，為1.88%；化肥的碳排量增長幅度為27.05%，平均增長速度排名第二，為1.61%；塑料薄膜碳排量增長幅度為24.75%，平均增長速度排名第三，為1.49%；農藥產生的碳排放量每年在15 000 t左右波動；農田灌溉碳排放量則在25 t左右波動。

2.3 區域內各縣農業碳排放現狀分析

從表2中可知，各縣2012年農業碳排放總量排序結果前4名為易縣、唐縣、順平、望都。這些地區都是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大縣，由于農業生產規?；潭容^低，再加上種植戶自身條件的限制，“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農業發展模式在這些地區普遍存在。其中，易縣由于現代農業起步晚，生態保護、耕地保護等多方面存在不足，化肥、農藥等物資利用效率相對較低，碳排放量較高。就各排放途徑碳排量比較而言，化肥使用產生的碳排放量排名前四的縣為唐縣、易縣、望都、順平；農用機械使用產生的碳排放量排名前四的縣為曲陽、易縣、唐縣、望都；塑料薄膜使用產生的碳排放量排名前四的縣為順平、淶水、易縣、望都；農田灌溉產生的碳排放量排名前四的縣為易縣、望都、曲陽、順平；農藥使用產生的碳排放量排名前四的為易縣、曲陽、順平、唐縣；人均碳排放量較高的四縣為望都、順平、易縣、唐縣。

3 研究區域農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的EKC驗證

3.1 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模型（EKC）對保定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業碳排放的內在聯系進行驗證。通常EKC模型所用數據有時序、截面、平行3類，在實證過程中采用時序數據進行驗證。選取該區域農村人均碳排放量作為被解釋變量，由于農民碳排放偏好主要由農民個體收入決定，且選取該區域農村人均純收入指標作為解釋變量比選取農村總收入更能反映農村經濟發展狀況，因此本研究選取農村人均純收入作為解釋變量。1997～2012年該區域農村人均碳排放量、農村人均純收入指標具體數據見表3，其中人均純收入來源于《保定經濟統計年鑒》1998～2013年數據，人均碳排放量系運用上文數據計算所得。

3.2 EKC模型的選取

本研究選取國際常用的簡約式二次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模型對保定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業碳排放之間的關系進行驗證，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Y=β0+β1X+β2X2+ε （3）

選取該區域農村人均碳排放量Y作為農業碳排放水平指標，并將其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該區域人均純收入X作為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指標，將其作為解釋變量；β0，β1，β2分別為EKC模型的待定系數，ε為模型的隨機干擾項。模型待定系數β0，β1，β2取值不同，農業碳排放量指標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間的關系也不同：

1）當β20時，農業碳排放量指標Y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指標X形成的二次曲線開口向下，表現為倒“U”型，即二者為環境庫茲涅茨（EKC）曲線關系。

2）當β2>0且β1

3）當β2=0，β1≠0時，農業碳排放量指標Y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指標X表現為線性關系。

4）當β2≠0時，根據二次曲線的性質，可知曲線拐點為■。

3.3 計量模型運算結果

運用Eviews5.0軟件，使用表3中的數據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模型的待定系數進行估計，運算結果如表4所示。

通過表4中的估計結果，可知決定系數R2=0.894 516，自變量X對因變量Y具有較高的解釋意義，F值=64.600 87（Prob=0.000）方程整體回歸顯著，DW統計量為1.373 593，通過檢驗，擬合方程為：

Y=22.841 8+0.009 669X+（-1.23×10-6）X2 （4）

回歸方程的二次項的系數為-1.23×10-6，一次項系數0.009 669大于0，這表明農村人均碳排放量和農村人均純收入之間存在著倒“U”型的EKC曲線關系。根據二次函數的性質，可知該曲線方程的拐點為3 930.49，其含義為：當保定西部農村人均純收入達到3 930.49元時，農村人均碳排放量將會隨著人均純收入的增加而逐漸降低。

從圖2可看出，保定西部地區2012年農村人均純收入為4 068.62元，已超過3 930.49元。該地區整體農業碳排放即將進入下降階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隨著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農民對化肥、農藥、塑料薄膜等農業生產資料的利用效率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是由于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生活環境質量的要求也逐漸提高。但是，EKC曲線僅僅是對農業碳排放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兩者以前經驗數據的描述，很多不確定性因素的變動都可能會對該趨勢產生影響，如農業政策、自然因素等，較長時期內該地區仍面臨著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和生態治理的雙重壓力。此外，從區域內部各縣2012年實際農村人均收入情況來看，阜平（3 262元）、唐縣（3 698元）、淶源（3 079元）、曲陽（3 308元）、順平（3 283元）這5個縣的農村人均純收入還低于拐點值3 930.49元，這些縣的人均碳排放量還將會升高。

4 燕山-太行山片區（保定區域）農業減排策略

研究結果表明，1997～2012年保定西部地區農業碳排放量為上漲趨勢，但近些年增長速度開始降低，且EKC模型驗證結果顯示農村人均純收入與人均碳排放量兩者呈倒“U”型曲線關系，2012年該區域農村人均純收入為4 068.62元，已超過EKC模型拐點數值3 930.49元，農業碳排放量即將進入下降階段。然而，多種不確定性因素都會對該趨勢產生較強影響，很長時期內該地區仍面臨著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雙重壓力，對此提出以下對策。

4.1 科學降低化肥、農藥、塑膜使用量

從各碳排放途徑的排放量看，2012年該地區化肥、農藥、塑料薄膜的碳排量之和為115 568.83 t，所占比例高達97.46%，遠遠超過其他途徑產生的碳排放。其中化肥碳排放量最高，所占比例為82.35%；農藥碳排放量位居第二，所占比例為12.89%，必須采取措施降低這些物資的使用強度。但是，降低這些農用物資的使用量，并不是不使用這些物資，而是科學地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合理、高效地利用這些物資。保定西部地區應大力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化肥深施技術，提高化肥使用效率，提倡農民使用有機肥、生物肥、農家肥等代替傳統化肥，如秸稈還田、使用沼渣沼液代替傳統化肥等方式；通過農業技術講座、科普宣傳的方式讓農民科學掌握農藥使用劑量，提高農藥的使用效率，引導農民使用生物農藥或其他低毒農藥，并向農民推廣生態防治法，如：利用害蟲天敵、殺蟲性植物、微生物等方式進行農作物除蟲，減少農藥用量；推廣新型揭膜技術，降低塑膜的殘留率，采取措施鼓勵農民使用生物降解、光降解等新型農膜代替傳統農膜，不僅節約農民揭膜成本，還能降低環境污染，減少碳排放。同時，對于化肥、農藥、農膜用量較高的縣域，如易縣、順平、唐縣等地，應加強管理，并結合具體情況采取恰當方式，減少碳排放。

4.2 采用先進農業技術，降低機械碳排放

保定西部地區農業機械的碳排放量從1997年的2 250.13 t增長到2012年的2 975.48 t，增長幅度為32.22%，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88%，是所有碳排放途徑中增長速度最快的。為減少該地區農用機械的碳排放，應在耕作、播種、灌溉等生產環節采用先進的技術，如：保護性耕作技術、精量化播種技術、節水灌溉技術等，降低能耗，減少碳排放。其中，應用保護性耕作方式比普通的農業耕作方式節省15%～20%的機械動力，還可減少20%～35%的石化燃料使用量[12]。其次，淘汰落后的高污染、高能耗農業機械設備，鼓勵農機生產企業與科研院所合作，根據當地自然條件，研發適合當地農業生產的設備。

4.3 發展新型農業經濟，降低農業碳排放

通過實證分析，表明保定西部農業碳排放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倒“U”型EKC曲線關系。說明經濟發展會對農業生產中的碳排放產生顯著影響，管理部門應當依托當地優勢資源，提高農民的收入，增強其減排熱情。充分利用該地區緊鄰京津冀地區發達城市的區位優勢，依托京津冀市場對高端有機農產品的巨大需求，大力發展有機農業。同時，還應注意制定相關的農業減排法規，防止農戶在生產中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

參考文獻

[1] 陳 勇，李首成，稅 偉，等.基于EKC模型的西南地區農業生態系統碳足跡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13（2）：120-128.

[2] 張錦文.寧夏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的環境庫茲涅茨關系驗證及成因分析[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7，21（10）：39-42.

[3] 張 暉，胡 浩.農業面源污染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驗證[J].中國農村經濟，2009（4）：48-53.

[4] 牟新利，祁俊生，黃 宇，等.重慶農業面源污染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評價[J].貴州農業科學，2011，39（1）：228-230.

[5] 王義加.基于EKC假設的浙江省農業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分析[J].中國農村水電水利，2011（6）：36-43.

[6] 林伯強，蔣竺均.中國二氧化碳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預測及影響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9（4）：27-36.

[7] 李國志，李宗植.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關系的EKC檢驗――對我國中、東、西部地區的一項比較[J].產經評論，2011（6）：139-151.

[8] 許廣月，宋德勇.中國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5）：37-47.

[9] 趙培華.基于灰色關聯分析的河南省低碳農業影響因素研究[J].河南農業科學，2013，42（8）：167-170.

篇（9）

我國處于工業化的階段，想要減少碳的排放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其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且我國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間較大。我國主要是建筑物以及交通運輸和工業這三者碳的排放量較大，尤其是工業所排放的碳量。我國屬于發展中的國家，擁有較為先進技術的同時也擁有落后的技術。在建筑方面需要效仿歐洲國家，建筑零排放的建筑物，從而減少碳的排放量。同時不斷提升工業的能源，將落后的產能迅速的淘汰，同時，將排放量降到最低。在交通方面可以通過修建高速鐵路，盡量減少飛機的班次，可以在提供便捷服務的同時減少碳的排放量。

1.2調整我國產業結構

發展低碳經濟的有效途徑就是調整產業結構，并發展低碳的產業，將其高碳像低碳轉變，使其成為升級我國產業結構的主要方向。應該將重點放在知識密集以及技術密集的產業，例如信息以及現代服務的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我們必須要減少制造環節所產生的能耗和物耗以及污染。優化產業的結構，提高高碳產業市場準入的標準，并積極的發展低碳產業，這對于我國未來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3大力推廣低碳技術

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將低碳技術作為其發展的支撐，從而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低碳經濟。目前，我國還需要進行不斷的自主創新并且積極的研究開發以及推廣并應用捕獲以及封存碳的技術，以及能源的再生利用技術，恢復生態以及替代資源化技術等，使其先進技術中節能的優勢充分的發揮出來，并且促進清潔的生產與循環利用，進一步使能源的附加值以及使用效率提高，在保障其能源供應處于安全的同時對溫室氣體的排放進行控制。特別是，對于太陽能以及風能和生物能源等已經成熟了的低碳技術要大力的推行，并倡導將其應用到節能型建筑物以及環保型的農業這些領域中去。

1.4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場

溫室氣體排放權的交易體系可以簡稱為碳交易，碳交易運行的機制有兩種，分別是配額以及項目的交易。也就是通過項目合作的這種形式，買方需要向賣方提供資金或者是技術方面的支持，從而使溫室氣體的減排額度減少。碳交易市場的建立屬于系統工程，我國應該盡快建立一套發展全國統一的與其碳市場相關的法律規范體系，使其目前的排放交易所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提高省市對于碳交易的管理以及認知的能力，并且還需要積極的構建以及供給碳交易信息的平臺。

1.5加強國際間交流與合作

想要發展低碳經濟必須要加強國家和國家的合作。在發展低碳經濟以及自然生態保護大氣環境等較多領域開展國際性的環保合作項目。同時建立新的環境保護合作機制，為大力推進國際組織以及政府機構參與到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合作提供法律依據。積極建設環保產業，并且在產業的規劃上面將新型的能源以及環保材料與設備技術的研發作為發展的重點，吸引各個國家環保企業的注入，從而為環保產業的發展提供資金以及技術和人才方面的支持。

2保護大氣環境的措施

大氣環境的破環，是導致全球變暖以及酸雨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發展低碳經濟的同時要注意大氣環境方面的保護。

2.1首先在工業布局方面要合理

大氣狀況對于人們特別重要，因此應該均勻的分布工業生產，不能將工業生產集中到局部或者是少數的大城市中。這樣，單位面積所排放的污染物較少，有利于自然的凈化。特別是，在選擇廠址方面也應該選擇符合其性質的地方，例如，應該將產生有害氣體的廠址選在居民區下風向。

2.2改進燃料結構及方式

能源結構不合理，使其能源利用率較差，從而導致我國大氣污染更加嚴重。因此，必須要改善我國能源的結構，并且加大石油以及天然氣的比重，不斷發展新的能源，并且還可以采取一些具體的措施，例如區域供熱，使煤氣化得以實現。

2.3提升人們環境保護的意識

采取植樹造林的方法，綠化我們生活的環境，由于綠色的植物可以將大氣中氧氣更新，從而使空氣的成分得到調節，達到凈化大氣的目的。因此，大面積的進行植樹造林可以對溫室效應進行調節，增加生物鏈中的含碳量，使其大量的碳無法進行轉換，進而不能進入大氣中去。（好像是不太通）同時還需要根據氣候變化培育出適合該氣候的新農作物，從而減少溫室氣體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篇（10）

中圖分類號：X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1)004-118-02

近年來，由于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全球平均溫度呈逐年升高的趨勢，嚴重影響到了人類的生存發展。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大挑戰，上世紀末，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先后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2009年更是召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可見，碳排放量的控制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并作為經濟建設中的重要指標加以監測、研究。

由于低碳發展模式不僅符合時代要求，而且勢必會對人類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國內外眾多學者、機構紛紛開展碳足跡和碳結構方面的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宏觀方面，碳足跡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的碳排放政策與措施等大的尺度上，但不夠細化；微觀方面，則主要關注于個人和家庭的碳足跡研究，但還沒有對高校碳足跡和碳結構進行研究的。然而，國內高校人數多，規模大，并有數目龐大的實驗室和辦公機構，是碳排放的“大戶”。因此，高校碳足跡和碳結構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首先總結了碳足跡計算的相關方法，為高校碳足跡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途徑。其次，針對高等院校的特點，分析并對比了各高校的碳足跡與碳結構。最后，初步提出了高校碳足跡研究的方案和意義，從而為提倡大學生低碳生活方式和綠色校園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建議和幫助。

1　碳足跡計算的相關方法和常用實例

目前國內外用得較多的碳足跡計算方法有兩種。第一種，利用生命周期評估(LCA)法(這種方法更準確也更具體)：第二種是通過所使用的能源礦物燃料排放量計算(這種方法較一股)。用汽車的碳足跡作為一個例子：第一種方法會估計幾乎所有的碳排放量，涉及汽車的制造(包括制造汽車所有的金屬、塑料、玻璃和其它材料)，使用和最后處理等各個環節。第二種方法則只計算制造、使用和處理汽車時所用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

其實，碳足跡的計算是個相當復雜的過程，根據情況的不同會有所區別。理論上講，碳足跡的計算應包括一切用于電力、建設我們的家園、運輸(包括旅行時乘坐汽車、飛機、鐵路和其它公共交通工具)的能源，以及我們所使用的所有消耗品。

高校碳足跡的計算最終可以歸結于個人碳足跡的計算。為了研究的方便，忽視個體的特殊性，借助已有的碳足跡計算常用實例，對研究個體(每個大學生)采用抽樣調查的方式計算其碳足跡，求出平均值，最后估算出高校總的碳足跡。

通過相關資料的搜集，本文整理出了個人碳足跡計算中的一些常用實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由于高校人員組成的特殊性，其個人碳足跡的計算也有別于其他情況。因此可根據具體情況，采用上述部分常用實例估算出高校中個人的碳足跡。

2　高校里的碳結構分析

大學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環境，它的碳排放結構相對于其他的社會環境有它獨特的特點，但是其大體結構還是相同的。一方面是碳的排放，另一方面則是碳的吸收。

2.1碳的排放

大學里的碳排放最多的就是通過用電和用水，在這里我們考慮主要的因素而忽略一些比較次要的因素。家庭的“碳排放”主要由四部分構成：用電量、用水量、用氣量、耗油量。大學校園里面教師開車比較多，我們將這部分的碳排放歸于家庭的排放，大學校園的主體還是學生，學生主要以自行車和乘校車為主。

2.1.1用電方面

用電量主要、由教學樓用電，辦公用電和寢室生活用電幾部分組成。教學樓用電，一個教室會有很多學生共同使用，將總的碳排放平均到每個學生還是很少的，這點是學校用電的特點。辦公用電，每個辦公室的使用人員比教室的使用人員少得多，這樣平均下來的碳排放相對較高。寢室生活用電的碳排放平均下來屬于這三者的中等水平。

2.1.2用水方面

用水主要來源于寢室生活用水，在學生中提倡節約用水，可以減少碳排放量。

2.1.3用氣方面

由于學生宿舍普遍沒有安裝熱水器等用氣設備，因此這部分碳排放主要來源于教師宿舍和校內食堂、旅社等用氣量大戶。

2.1.4耗油量方面

如今，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高校里的私家車數量日益增多，成為碳排放的又一大來源。雖然有些家庭殷實的學生也擁有私家車，但數量極少，故忽略不計。另外，伴隨著高校的擴招和發展，校車數量不斷增加，其耗油量成為高校碳排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2.1.5用紙方面

紙張的使用在碳排放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高等院校的特殊性，其用紙量特別巨大。主要包括學生、教師所用的教材、打印資料、生活用紙等方面。

2.2碳的吸收

高校里的碳結構主要涉及碳排放，碳吸收方面很少，主要是通過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來吸收二氧化碳。眾所周知，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相互影響可以凈化空氣，使大氣中的O2和CO2含量保持相對穩定。一個大學校園的樹木每天光合作用吸收的CO2除了抵消掉自身的呼吸作用產生的CO2，還可以吸收我們所產生的CO2。

另外，水可以溶解二氧化碳，雖然溶解度較低，但像湖泊、海洋等大型水域則能有效地吸收二氧化碳。比如武漢大學緊鄰東湖，東湖水對校園的碳吸收有一定的貢獻。

3　高校里的碳結構比較

高校中的碳結構分析應包括碳排放和碳吸收兩方面，而各種高校按類別應該分為偏文類大學，理工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因此高校中的碳結構比較應按如下方面進行。

3.1碳排放方面

碳排放主要包含用電引起的碳排放，教師學生以及游客甚至是教職工所養寵物等的呼吸排放，工程建設方面的碳排放，能源結構不同所引發的碳排放不同等。

對于文科類學校(以武漢地區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為例)由于沒有專業需求故碳排放僅僅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排放，并且一些偏文的財經類大學人數相對較少，故而生活用電，師生呼吸排放，能源利用等相對其他類型的大學來說較少，

對于理工類大學(如華中科技大學)除生活用電外，還需大量實驗用電，并且實驗用電會占較大一部分，同時由于理工類大學人數比較多，故生活用電實驗用電以及能源結構不同所造成的碳排放會比財經類大學多出很大一部分，

對于綜合類大學(如武漢大學)其碳排放會更加復雜，其既有正常的生活用電也包含理工學生的實驗用電，而且一般綜合性大學都是各地著名的景點，因此每年特定的時期(武大的櫻花節)會有較多的游客前來參觀游覽，故游客也會引起很多的碳排放，而且武大大多是老建筑因而會有許多建筑需要維修翻新，一些建筑材料會含有碳，故而會對碳排放產生一定的影響，綜合看來，綜合類院校的碳結構會比其他學校復雜。

3.2碳吸收方面

碳吸收主要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引起的，因而各高校的碳吸收就看各高校植物的多少，一般來講綜合類的大學其植物會遠遠多于財經類大學理工類大學，因而綜合類大學的碳吸收作用會多于其他類型學校碳吸收。

因此，高校里的碳結構比較應該從細而論，從各方面分析，這樣才會有更加全面的結果。

4　結論

通過對高校碳結構的分析和比較，減少高校碳足跡的主要途徑有以下兩個方面：減少碳排放量和增加碳吸收量。

篇（11）

一、前言

西部大開發實施以來，西北五省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但是給環境帶來了負面效應，如CO2排放逐年增加。在全球變暖引起整個世界關注前提下，如何控制和消減這種趨勢，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切。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中國CO2排放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很多研究，其中國外代表性研究成果有Wang（2005）等指出能源強度是減少CO2排放的最重要因素 [1]。Zhang（2000）等指出政府通過政策和技術手段大大降低了能源強度[2]。國內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徐國泉（2006）等指出經濟發展拉動了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增長，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具有抑制作用，但是難以抵消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導致中國碳排放量增長[3]。宋德勇（2009）等指出我國4個階段不同經濟增長方式的差異是碳排放波動的重要原因，切實轉變增長方式是減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徑[4]。

目前還沒有對中國西北五省碳排放因素進行定量分解并相互比較的研究。本文基于指數分解法中的對數平均方法，以西北五省2000 —2010年的數據資料為基礎，分析西北五省碳排放量的影響因素，以期探求出減少西北五省碳排放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西北五省碳排放量的測算和基于LMDI模型的碳排放公式分解

本文利用各種化石能源的消費量，粗略地估算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使用所產生的碳排放量。

借助B.W.Ang（2005）的LMDI方法，將西北五省碳排放分解為能源結構、能源強度、碳排放系數、人均產出、人口數量五個因素。

（二）數據來源

本文中的數據都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0—2011年）和《中國統計年鑒》（2000—2011年）。

三、實證分析

（一）西北五省的碳排放量概況

2000—2010年10年間，西北五省的碳排放量總共增加了15025.64萬噸，增長率為206.62%。其中，碳排放量增速最快的是寧夏，其次為陜西，第三位是新疆，第四位是青海，最后一位是甘肅。

（二）各分解因素對西北五省碳排放量影響

2000—2010年，能源結構因素促使西北五省碳排放量增加。具體來說，能源結構因素導致陜西、甘肅、新疆這三個地區碳排放量上升，其貢獻值分別為464.34、61.40、4.85；但卻導致青海、寧夏碳排放量下降，其貢獻值分別為-50.49、-185.59。

能源強度因素是西北五省各地區碳排放下降的主導因素。能源強度因素對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碳排放的貢獻值分別-2729.25、-5551.57、-1510.17、-12684.89、-4267.18，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調整與變化是導致西北五省碳排放量下降的關鍵因素。由于西北五省產業結構不完善，仍然以工業為主，服務業欠發達，因此西北五省的能源強度與全國水平相比要高。調整產業結構也就成為西北五省節能減排的核心政策。

經濟發展因素導致西北五省碳排放量增加，其對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碳排放的貢獻值分別為11539.70、6880.87、2030.08、6516.44、7670.99。因此，如何發展經濟又對環境產生較小影響成為西北五省面臨的重要課題。

人口數量變化因素也導致西北五省碳排量增加，但相對經濟發展因素來說對西北五省產生的影響較小，其對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碳排放的貢獻值分別為324.77、38.48、123.70、423.37、695.01。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

2000年至2010年西北五省各地區的碳排放量總體上呈現上升的趨勢，而且自2002年實施西部大開發計劃以來，碳排放量增速變快。僅在2010年，碳排放量從大到小的順序依次是陜西、新疆、甘肅、寧夏、青海。

按照各因素對碳排放量貢獻程度的不同，這里將陜西、甘肅、新疆歸為一類，將青海和寧夏歸為一類。

對于陜西、甘肅、新疆，各因素的貢獻值中正指標有能源結構、經濟發展、人口數量變化因素，負指標只有能源強度因素，其中經濟發展因素是主要因素。

對于青海和寧夏，各因素的貢獻值中正指標有經濟發展、人口數量變化因素，負指標有能源結構、能源強度因素。

（二）政策建議

1、針對陜西、甘肅、新疆的政策建議

由于經濟發展因素是造成陜西、甘肅、新疆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所以這三個地區應該制定發展低碳經濟政策。政府需要研究出臺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稅收、金融信貸等相關政策和措施，改善有利于低碳產業發展的宏觀環境，通過政策引導，鼓勵各地區加大低碳產業的投入，逐步推進低碳產業發展。

2、針對青海、寧夏的政策建議

能源結構因素是青海、寧夏區別于其他三省碳排放因素分解的主要因素，這主要是由于這些地區的能源消費結構較為單一，主要依靠煤、原油、天然氣等為主。這些一次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過渡依賴一次能源消費必然會造成一次能源的浪費。在沒有高效的開采技術條件下，應該加大對一次能源的保護。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如何開發利用清潔能源的方法，通過清潔能源的開發，提升新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

3、針對西北五省各地區總體的特點，提出以下幾點減少碳排放量的建議

（1）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第三產業

在分解碳排放量的四個因素中，能源強度因素是導致西北五省各地區碳排量減少的因素。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是導致西北五省碳排量基數大、增速高的根源。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培育和發展一批科技含量高、綜合效益好、極有可能成為西北五省新經濟增長點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例如旅游業。旅游業發展可以帶動一系列相關產業發展，例如物流配送服務業等西北五省具有潛在優勢的第三產業中的新興行業，加強產業結構的調整。

（2）加強能源的合理開發，重點開發太陽能、風能

結合西北五省自身的環境特點，如日照充足、高原風力資源充沛，通過招商引資在日照充足的沙漠地區建立太陽能工業區，利用環境優勢來發展工業。西北五省不僅太陽能能源豐富，風力資源也十分豐富。應充分利用自身風力資源儲量豐富的優勢，加大對風力資源的開發與投入，優化能源消費結構。

參考文獻：

[1]Wang C，Chen J N，Zou J. Decomposition of energy related CO2 emission in China：1957—2000 [J]. Energy，2005，30：73—83

[2]Zhang Z X. Decoupling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 from economic growth：A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World Development，2000，28（4）： 739—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