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導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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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有關民俗學的發展前景，是今年我國民俗學界頗為關注的熱門話題，為此對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歷程做出評價、把握是重要的。仲富蘭在《中國民俗文化導論》一書中指出中國民俗學存在著“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缺陷：第一，理論準備不足。我國民俗學的孕育是在本世紀初，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因此就使得先驅者缺乏長期完善的理論準備。第二，肇始于文學卻又未能跨出文學的視野，民間文藝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學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學長期備受冷落，同時又受到前蘇聯民俗學體系的深刻影響，長期徘徊不前。第四，從世界范圍民俗學理論產生的背景來考察，中國傳統的民俗學，無論是研究主體和客體諸層次，都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1]任騁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學研究要有“從‘民俗’到‘民識’”思想轉變。他提到中國民俗學界一直停留在“民間古俗”的學術取向上而沒有真正意義的“民眾知識”的學術取向上來，所以倡導民俗文化研究者應當正確認識民俗文化內涵的理解，加深對“民間的知識”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視傳媒與民俗文化的現狀與問題

(一)“民俗學影視”與影視民俗

最早對“民俗電影”(folklore film)作為民俗研究題目的應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國電影研究所在《民俗》學刊上所發的征稿啟示，其定義是“有關民俗的非商業電影”。在美國，最早的民俗紀錄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電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學界的認可。謝爾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電影”這一概念，在其《記錄我們自己：電影、錄像與文化》(1988)一書中進一步論述了“民俗學電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瓊斯1988)一詞。

在中國民間文藝協會研究部副主任黃鳳蘭女士的第一本專著《中國民俗影視》一書中，提出了影視民俗學的概念[3]。她認為，影視民俗學是指以影視為手段，對民俗事項進行客

觀記錄的一門科學。在張舉文博士的《邁向民俗學的影視與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為民俗學影視與影視民俗正名的觀點。他認為“民俗電影”應理解為“民俗學電影”的簡化，提出影視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視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創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湯擁華在《民俗影視何以為學?——評黃鳳蘭著》一文中對“影視民俗學”這一理論概念的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從一大堆以民俗為主題的影視片中，我們只能歸納出民俗學的問題和影視學的問題，怎樣用影視的手段表現民俗文化的問題[5]。透過這些論著，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民俗事象與影視結合已成為必然。藝術地表現民俗事象已經成為民族與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現象，同時，公眾的接受與實踐又體現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娛樂功能。

(二)表現方式

用鏡頭來記錄民俗文化，這決不是簡單的機械復制，而是影視工作者通過動態的富有表現力的影像，再現民俗的原態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義。

在黃鳳蘭女士的《從民俗影視片的特點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文中，著重強調了民俗影視片對于民俗文化的表現力——真實地記錄與再現[6]客觀自然的影像紀實，能真實地體現民眾作為文化主體，對自身民俗文化的闡釋和解讀。

此外，在羅未瑋的《影視作品中的民俗“在場”》文章中，依據民俗的兩種存在形態——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討了民俗在影視作品中“在場”的兩種形態，即民俗作為文化符號在場與民俗作為記憶因子在場[7]。

(三)存在問題

第一，本體論危機。這一問題。有相當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質的形式存在，屬于無形的思想、觀念等內容，比如說“龍牌會”這種屬于民間信仰之類的民俗活動，由于技術手段的限制，和對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難通過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為一種“機械復制”。第二，缺乏語境關注和“兩張皮”現象。黃鳳蘭女士在《新時期中國影視民俗學的現狀與問題》中著重對當今的民俗影視制作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探析。第三，闡釋的理論導向。張文舉在《邁向民俗學的影視與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論和方法時，要思考認識論和反思人文本質。

二、民俗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在國際合作日益加強、范圍日益擴大、節奏日益頻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及不同領域的多種力量交流、互動、協商或妥協的結果。

1.民俗學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學科基礎。安德明博士根據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89年和2003年通過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兩份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并最終確立取代了“民俗”的定義[8]。

2.經過近幾年國際、國內多方面的努力，從政府到民間在搶救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目前的保護工作依然存在著明顯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學者的文章討論非遺保護理論，但非物質文化遺產整理保護理論，還應該是能給政府和民間提供操作細則的實踐方案，它的實踐性決定它的生命力，這則是它區別于以往民俗學研究之處[9]。在取得諸多成績、呈現出一派熱鬧景象的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也表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使得這項工作成了一個充滿爭議和張力關系的復雜的動態過程。

三、民俗文化與大眾傳播

民俗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民間傳承，而民間傳承恰恰是前大眾傳播的文化傳遞形式，周福巖博士在他的《民間傳承與大眾傳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間傳承主要體現為一種人際傳播方式的立場，并試圖通過對兩種傳播方式或系統從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較分析達成對民間傳承和大眾傳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認識。

(一)區別的意義

在民間傳承中，需要傳遞的信號在編碼一經結束，就通過人的發音器官或非語言形式的肌肉動作面對面地訴諸于譯碼者的聽覺和視覺。而大眾傳播則在編碼完成之后，經過了一系列對信息進行的技術轉化，最后通過媒介完成這一過程的。因而媒介傳達的信息(大眾傳媒)與我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通過人際聯系得到的信息(民間傳承)的區別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異[10]。

(二)大眾傳媒在民俗傳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離不開傳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眾傳媒在民俗傳播中的積極功能包括：第一，大眾傳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進了優秀民俗的傳承。第二，大眾傳媒通過報道民俗活動，引起了社會公眾和政府職能部門對優秀民俗傳統的關注和重視。大眾傳媒在民俗文化傳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當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質的形式存在，由于技術手段的限制，很難通過大眾傳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眾傳媒會由于政策、資金、技術、傳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報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為了追求畫面的效果或敘事的完整，大眾傳媒有時會導演民俗。

(三)大眾傳播對民俗文化傳承的影響

現代傳媒對于民俗傳承的積極影響：一、現代傳媒為民俗傳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術手段。二、現代傳媒推動了民俗文化的發展、融合和演化。三、現代傳媒早就新的民俗。現代傳媒民俗傳承的沖擊與負面影響：一、現代傳媒對于民俗的保留大于傳承。二、現代傳媒以虛幻的民俗替代了現實民俗行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藝術。三、媒介霸權加速弱勢民俗消亡。四、現代傳媒的商業化加速民俗的商業化。

(四)展望與對策

在即將邁入數字化的社會的今天，想擺脫現代傳媒的影響，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態民俗已經是一種奢望，我們目前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發揮現代傳媒在民俗文化傳承中的積極作用，盡可能地減少其消極負面影響[12]。首先，從傳播者的角度來看，傳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識，加強自身的民俗理論修養，合理運用傳播技術，盡可能地減小商業化對民俗傳承的負面影響。其次，作為“民俗人”要主動學習傳播知識，掌握了解現代傳播的規律，熟練運用各種現代傳播技術手段，為民俗傳承做貢獻。第三，在理論上要加強民俗學與傳播學、新聞學等學科的融合，在高校開設民俗傳播學、影視民俗學等，加強民俗傳播規律的研究與人才的培養。最后，呼吁國家有關部門在覆蓋面廣泛的媒體上建立公共頻道或民俗頻道，以生動活潑、雅俗共賞的節目內容和形式在全社會普及民俗知識。

四、結 語

在現代社會里，離開了大眾傳媒，民俗文化的傳承和保護很難開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傳承和擴布、保護和開發，離不開大眾傳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眾傳媒要達到“傳通”，實現自己的價值，需要對內容、角度方式進行選擇，需要充分考慮并努力適合受眾的心里思維習慣，大眾傳播和民俗文化關系密切。因此，我們要強調文化遺產的全面保護，留住民族文化的靈魂，充分調動并利用大眾傳媒的力量，從民俗文化環境中去開展大眾傳播活動，從大眾傳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護、傳承和推廣。

參考文獻：

[1] 仲富蘭.中國民俗文化導論[M].江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騁.從“民俗”到“民識”──略論民俗研究學術取向的轉換[J].民俗研究，1999(1).

[3] 黃鳳蘭.新時期中國影視民俗學的現狀與問題[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張舉文.邁向民俗學的影視與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湯擁華.民俗影視何以為學?——評黃鳳蘭著《中國民俗影視》[J].中文自學指導，2005(2).

[6] 黃鳳蘭.從民俗影視片的特點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J].江西社會科學，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民俗學的兩難選擇[J].河南社會科學，2008(1).

[8] 烏丙安.民俗文化空間：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中之重[J].民間文化論壇，2007(2).

篇（2）

關于大眾文化的定義,在學界可謂眾說紛紜。有人說大眾文化是一種媒介文化,也有人說大眾文化是一種消費文化。然而,對于“大眾文化是以大眾傳媒為主要傳播手段的文化形態”這一說法,大家是普遍贊同的。而在大眾傳媒傳播大眾文化的過程中,無孔不入的廣告則不斷地刺激著受眾的視覺和大腦。那么廣告對大眾文化的傳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筆者將就此問題做簡單地分析。

一、大眾文化與廣告

約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中對“大眾文化”這一概念進行了梳理,提出了六種不同的定義。第一種認為大眾文化是“廣受歡迎,或者眾人喜好的文化”;第二種認為大眾文化是“泛指達不到高雅文化標準的文化作品與文化實踐”;第三種認為大眾文化是“為了滿足大量消費者而大批量生產的文化,其觀眾是沒有鑒別力的消費者”;第四種把大眾文化看作是 “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文化”;第五種把大眾文化看作是社會中從屬群體的抵抗力量與統治群體的整合力量之間相互斗爭的談判場所;第六種則認為大眾文化是那種消融了“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藝術與商業之間界限的文化類型。

在《大眾文化教程》一書中,作者給大眾文化下了一個策略性的定義,“指隨著現代大眾社會的興起而形成的、與當代大工業生產密切相關,以大眾傳媒為主要傳播手段、進行大批量文化生產的當代文化形態”①。而陳力丹給大眾文化下的定義則是: “指以文化工業為特征,以市民大眾為主要消費者,以大眾傳播為主要傳播手段的文化傳播形態”。我們可以發現,學者們在給“大眾文化”下定義的時候,都會提到其傳播媒介,這是大眾文化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即對大眾傳媒的依賴性。

大眾傳媒傳播的大眾文化中有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廣告。“廣告是付費的大眾傳播活動,其目的是傳遞信息、勸說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具有強烈的商業功利性,表現為一種經濟活動,同時它在商品社會中已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廣告文化已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②琳瑯滿目、無孔不入的廣告,不僅影響了大眾的生活,還影響著大眾文化的傳播。

二、廣告傳播對大眾文化的影響

大眾文化的大眾化和通俗化對普及社會公眾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全民族文化素養有重要作用。但同時,大眾文化的娛樂性和消費性也使得快餐式的流行文化大行其道,麻醉了受眾的思想意識。廣告也是一樣,它在大眾文化傳播過程中扮演著雙重角色,對大眾文化的傳播有著積極和消極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1、廣告的投放為大眾文化的傳播提供物質及技術支持

投放廣告是目前我國大眾傳媒盈利的主要渠道,大眾媒介把廣告時段或版面出售給廣告主,再把商品信息傳遞給受眾。廣告商的利潤就來自受眾對商品信息的注意及之后的購買行為。試想一下,假如大眾媒體沒有了大量的廣告收入,那么受原材料、勞動成本的上升及通貨膨脹的影響,印刷媒體的價格將必然上漲,收看電視,收聽廣播很可能將不再免費。媒體的運行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技術的支出,沒有廣告收入的支撐,媒體就不能正常運行,大眾文化的傳播也將失去傳播媒介。從這個角度來講,廣告為傳媒的正常運行或者說為大眾文化的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持。

廣告收入還能夠促進優質節目的制作和播出即有利于傳播更優質的大眾文化。目前各媒體之間爭奪受眾的競爭異常激烈,各媒體都不斷地創新內容和形式,而這些改革和創新都要以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后盾。湖南電視臺廣告部主任樊旭文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2009年湖南衛視單頻道廣告收入將突破20億元。”如此巨大的廣告收入與其高收視率是分不開的,2009年8月,湖南衛視全天CSM22收視率(央視索福瑞22城市的收視數據)首次單月突破央視,排名首位,這是從2005年央視提供收視數據以來,地方衛視單月收視首次突破央視天花板。而高收視率來自于其優質新穎的節目,國內首創的選秀節目,每年多部自制的影視劇及不斷創新的節目形式。湖南衛視的運行已經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的過程,“好的節目―豐厚的廣告收入―更好的節目”,而廣告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2、廣告作為一種文化豐富了大眾文化的內容

廣告是大眾文化最通俗的表現,在內容上以最直接的方式關注著你的生活品質,迎合中國消費者重人情的社會心理。在創意上注重對中華傳統文化和習俗的植入,越來越多的國際型產品為了擠進中國市場,非常重視以中國傳統佳節為主題的廣告策劃。讓人們感受到這不僅是在宣傳一種商品,更重要的是試圖通過豐富的背景材料間接產生的文化效應形成一種新的消費文化和消費需求。同時,廣告的創意、訴求及其表現形式在很多情況下都引領著時尚的潮流,傳播一種最具有時代性、最流行的文化。這種文化具有著大眾文化最典型的特性,豐富了大眾文化的內容和形式。所以說,廣告在潛移默化地引導著一種消費觀念的同時,還是社會大眾文化的縮影。

3、廣告能夠弘揚積極健康的社會道德和文化

廣告依托媒體進行傳播的特性決定了廣告信息的傳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大眾的思想觀念和道德水準。商業廣告若能在廣告的創意、制作和傳播過程中有意識地融入積極正面的信息,則能夠引導人們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觀念。公益廣告中所體現出來的尊老愛幼、見義勇為、愛護環境、節約用水等主題思想,再配以優美的畫面及巧妙的制作,更可以給人帶來視覺和心靈的雙重享受,并潛移默化地接受這些思想。

(二)消極影響

1、廣告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大眾文化的傳播內容

經濟史學家戴維?M?波特曾說:“論社會影響,廣告可以同由來已久的機構(如學校、教堂)相比,它統治了媒介,對大眾標準的形式有巨大影響,它是很有限幾個起社會控制作用的機構中貨真價實的一個。”③廣告“統治了媒介”似乎有些言重,但在現實社會中媒介對廣告商的經濟依賴決定了廣告商在大眾傳播活動中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廣告商為了在媒介平臺上推銷自己的產品、服務和形象,不惜投入巨資傳播廣告來實現對媒介的控制。而媒體為了爭取到廣告的投放,就會在節目的制作或內容的編排上去迎合廣告商的喜好和需求,從而使廣告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大眾文化的傳播內容。

大眾文化的膚淺和低俗使之帶有消遣和娛樂的色彩。這是因為大眾文化產品受市場規律制約,其生產與制作以市場需求為依據,以適應大多數消費者的口味生產格調低下的產品。這是媒介和廣告商追求利潤的結果,而廣告商及廣告在這個過程中的牽制作用顯而易見。

2、廣告擠占了大眾文化傳播的時間和空間

受眾對廣告的接觸是在兩個層次上進行的,一方面是作為文化的廣告接觸。受眾花費一定的時間在其中獲得時尚信息、促使物質主義觀念上升、形成消費的單一化――流行、獲得娛樂與生活話題;另一方面是作為經濟生活消費的一環,通過接觸廣告導致消費行為的產生。而后者則是廣告活動的全部目的和意義所在。極少有人打開電視機或報刊雜志是為了要找尋廣告信息接觸廣告文化,也就是說,受眾在接近大眾媒體時,通常是把廣告與媒體里的其他內容加以區別對待的,他們總是會把廣告放在一個相對較次要的地位上。從這個角度來講,大量的、長時間的廣告播出擠占了其他內容的傳播空間和時間。

3、廣告強占了受眾的時間,使大眾文化的傳播過程受阻

受眾在接受媒體信息時,對廣告信息的主動接受行為總是出于某種目的,即受眾與廣告信息要有相關性。如求職廣告之于求職者,培訓廣告之于求知者、房屋廣告之于購房者等等。對于不相關的廣告信息,盡管如電視、廣播等廣告對受眾有強迫性,其結果只是在挑戰受眾對于廣告的忍耐度,甚至招來反感。經常看電視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驗:當你觀看娛樂節目正在興頭時,影視劇劇情正在時,或者節目中各種謎團和懸念即將揭曉時,廣告總是會如期而至。受眾能夠做的只能是無奈地等待,或者干脆換臺,而等再想接著觀看的時候可能再沒有之前的心情或者已經錯過了精彩的時間。廣告在這種情況下所扮演的角色就只是大眾文化傳播過程中的障礙物。

4、廣告助長了大眾文化的麻醉作用

我們不能低估廣告文化給我們生活帶來的巨大影響力。廣告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商品的促銷,廣告宣傳不僅是為了傳達企業文化和營銷理念,其最終目的是帶動市場,刺激消費。為了抬高商品的價值、鼓動消費的欲望,廣告將意義物化,為物質、消費、享樂披上精神和文化的外衣,使“物”散發出一種“迷人的”和“人性的”光芒。在廣告的長期的影響下,受眾極易對其話語系統產生價值認同,并混淆廣告構筑的虛擬世界和真實世界,最終成為消費意識形態的俘虜。由此,人們的獨立個性遭到扭曲,自主思維受到抑制,對世界的認知和把握逐漸趨同。

大眾文化本身的娛樂性和消費性容易將人們引向虛幻的美好世界中去,進而麻醉受眾的思想,而廣告無疑是這種文化的突出代表,它以娛樂的和物質的享受來滿足受眾的虛假需求,推動和助長了大眾文化的麻醉作用。

結 語

廣告的文化性和商業性使其在大眾文化傳播過程中扮演著多重角色。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廣告在影響人們的審美理想、道德情操等方面的深刻意義,突出廣告在文化層面的作用并使其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而作為媒體在追求廣告收益的同時要正確引導大眾文化的趨向,要在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的基礎上,進一步站在服務文化發展的高度上,積極地了解和研究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弊病,不斷改革和創新以求生產出更多積極健康的媒介大眾文化產品,構建大眾文化發展的新格局,引領大眾文化新風。■

參考文獻

①陶東風:《大眾文化教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7―18

篇（3）

“娛樂”一詞,早在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藺相如廉頗列傳》中就出現了:“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1]

“娛樂”是一個同義復指的詞語,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娛”字的解釋是:“娛,樂也,從女吳聲。”[2]

東漢的張衡在其《南都賦》中說:“游觀之好,耳目之娛。”在這里把娛樂視為一種欣賞。

陸機所著《文選》中晉代阮籍的《詠懷》詩之八中,也有“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的句子。

在古人那里,“娛樂”的概念,已經與今天使用的“娛樂”概念很相似了,也即“娛懷取樂”[3]“歡娛行樂”[4]之意。

1987年出版的《文化論》一書認為:“游戲、游藝、運動和藝術的消遣,把人從常軌故轍中解放出來,消除文化生活的緊張與拘束。”[5]

1990年出版的《中國廣播電視學》一書認為:“娛樂就是獲得一種感情上和思想上的,也是一種美的觀點、美的感受得到滿足的。娛樂能豐富人們的生活,消除疲勞,有益于身心健康,還可幫助人們提高審美能力和藝術修養。”[6]

1995年出版的《傳播學導論》一書認為:“人類對娛樂的需要如同對于衣食住行與傳宗接代一樣自然。”[7]

2002年出版的《廣播電視學導論》一書認為:“娛樂就是獲得一種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包括模仿的,情感共鳴和宣泄的以及思辨和理解的,總的說來就是一種美的觀點、美的感受得到滿足的。”[8]

2005年出版的《傳媒效果概論》一書認為:“娛樂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有效的和可接受的解除不滿和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壓力的手段。”[9]

2005年出版的《觀念與范示――類型電影研究》一書認為:“在最基本的層面上,能夠刺激、鼓勵或者激發快樂消遣的東西我們都可稱為娛樂。一切能給人類帶來快樂、消遣、釋放的東西,都能定義為娛樂。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娛樂理解為單純的官能刺激和插科打諢。” [10]

2007年出版的《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研究》一書認為:“這種歡樂之意,既可以是生理上的放松、愉快,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滿足、興奮或宣泄,甚至是緊張、刺激、懸疑的感受。”[11]

總之,娛樂是人的天性,也是一種生活態度、生活方式與精神需求。人們需要娛樂,以形成對工作勞動的調劑與補償,并在兩者的良好協調中完成生存的整體需求,娛樂也因此成為社會和諧發展的劑。一般來說,人們在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狀況下,對娛樂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強烈。桑嘩的《娛樂新世紀》一文中的一段話頗能說明娛樂的時代特征:

“種種跡象表明,在未來100年人類生活形態即發生的諸多變化中,娛樂無疑會成為人類的第一需要,繼和平、發展之后的第三大主題。娛樂一直被看成生活中一種必要和有效的調節手段。人們通過發明五花八門的娛樂方式,并不斷縮短工作日等方法,來滿足自己的娛樂需求。但是,娛樂如果不能成為我們生活的最終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的話,那么,我們從中獲得的快樂終究是有限的。而事實上,作為一種哲學范疇的娛樂,其游戲本質恰恰蘊含了人類追求自由解放的全部含義。娛樂是為了更好地工作,這是20世紀的理念,而21世紀的常識則是:我們更勤奮地工作,就是為了更好地娛樂,或者干脆說,工作本身就是娛樂。”[12]

對娛樂的需求源自有人之初,但最初的娛樂是以人自身為傳媒,群體直接參與,娛樂的方式與范圍都很小。報刊、廣播等大眾傳媒出現后,娛樂的內涵與外延都得以擴張,但首先滿足的是受眾的信息需求,在組織大眾娛樂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所起的作用是間接的、分散的,娛樂的社會化程度比較低。電視成為當今世界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大眾傳媒后,在滿足人們對信息的更為快捷、生動、準確、全面的需求的同時,也為滿足人們的娛樂需求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載體。

英國現代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兼考古學家羅賓?喬治?科林伍德曾指出:“如果一件制造品的設計意在激起一種情感,并且不想使這種情感釋放在日常生活的事務之中,而是要作為本身有價值的一些東西加以享受,那么,這種制造品的功能就在于娛樂或消遣。”[13]從這個意義上說,電視這個曾被戲稱為“獨眼怪”“夢想的匣子”的制造品,本身就是“一種遠距離傳送的有聲有形的娛樂工具”。[14]電視作為一種現代大眾傳媒,本身具有鮮明的通俗性、消費性等大眾文化傳播特征。觀眾期望通過收看自己喜歡的節目獲取信息,舒展身心,可以說是觀眾對電視明顯的消費需求。關于電視與娛樂的關系,一些歐美學者提出了很多富有啟迪的類似觀點,譬如:

“電視是21世紀一種獨特的娛樂形式。”[15]

“電視主要是一種娛樂載體,在電視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娛樂性。”[16]

“不管是什么內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視角,電視上的一切都是為了給我們提供娛樂”“娛樂是電視上所有話語的超意識形態。”[17]

“電視不僅滿足觀眾的娛樂需求,還制造娛樂需求,引導娛樂需求,并逐步實現娛樂傳媒一體化,使世界真正進入一個娛樂的時代。”[18]

上述觀點雖不無偏頗之處,但僅從電視傳媒本身而言,其所傳播的內容,也即電視節目本身確有明顯的兩重性: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觀眾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觀眾的娛樂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對娛樂一直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誤讀,甚至將娛樂看成庸俗淺薄、喪志的代名詞。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這一問題上形成一套僵硬的邏輯:娛樂只能是感官上的輕松、快樂,而與理性、心靈、精神、痛苦是對立的。

其實,娛樂也是有內涵、意義、品位之分的。李澤厚先生曾經分析了美感產生的階段與層次:首先是悅耳悅目,身心愉悅;其次是悅心悅意,它包含無意識的本能滿足,包括性本能、、行為、心境、理念的被壓抑,通過審美獲得解放與宣泄,達到心意的滿足與愉悅;最高層次是悅志悅神,它是道德基礎上達到某種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是整個生命與存在的全部投入。同樣,對于娛樂的理解也應該分層,即有淺表層面的感官娛樂,也有內核層面的精神娛樂。

就電視娛樂節目形態而言,感官娛樂與精神娛樂之間、審美與思想價值之間,并非對立的相互否定的關系,而是共生的辯證統一的關系。觀眾在收看電視娛樂節目的過程中,娛樂實際上來自于身心兩個方面的同時滿足,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會造成某種遺憾,都會影響娛樂效果的充分獲得。

二、娛樂化

“娛樂化”與“娛樂”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化”――加上名詞或形容詞之后構成動詞,表示轉變成某種性質或狀態。“‘娛樂化’就是指某件事物(一般原先不帶有娛樂性特點,或具有與娛樂性相反的特性)在經歷一些變化后帶上了娛樂性的特點,從而使人變得快樂;或是原本一件嚴肅的事情經過一個變化過程如今成了一件快樂有趣的活動。”[19]

娛樂化正在成為當今一種引人注目的電視文化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是現階段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核心就是以娛樂的精神、娛樂的視角、娛樂的方式來策劃與制作電視節目,實現人們的視覺愉悅與情感訴求。具體而言,不僅電視娛樂節目形態族群諸形態強化了娛樂元素,而且以嚴肅性見長的新聞節目、法制節目、紀錄片等電視新聞節目形態族群諸形態都或多或少注入了娛樂元素。“娛樂元素成為這些節目不可或缺的內容,可視性、互動性、故事性和懸念性,成為它們追求的目標。”[20]

[4]《辭源》,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755頁。

[5][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頁。

[6]閻玉主編,何大中、趙水福、白謙誠副主編:《中國廣播電視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頁。

[7]董天策:《傳播學導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

[8]歐陽宏生主編,朱天、蔡尚偉、彭逸林、趙志剛副主編:《廣播電視學導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

[9][美]詹寧斯?布賴恩特、蘇姍?湯普森:《傳媒效果概論》,陸劍南等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頁。

[10]沈國芳:《觀念與范示――類型電影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

[11]孫寶國:《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研究》,新華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頁。

[12]桑嘩:《娛樂新世紀》,載《新周刊》2000年第3期。

[13][英]羅賓?喬治?科林伍德:《藝術原理》,王至元、陳華中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14]參見張志君:《創新精神?平常心態?平等關懷――世界各國電視娛樂節目整體掃描及對中國同行的啟示》,載《當代電視》2000年第4期。

[15][美]保羅?M?萊斯特:《視覺傳播:形象載動信息》,霍文利、史雪云、王海茹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頁。

[16][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張永喜、鮑貴、陳光明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17][英]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章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頁。

[18][美]米切爾?J?沃爾夫:《娛樂經濟――傳媒力量優化生活》,黃光傳、鄭盛華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頁。

[19]張愛鳳、李鈞:《“電視娛樂化批判”之批判》,載《電視研究》2009年第1期。

[20]胡智鋒:《中國電視50年節目創新的三個發展階段》,載《現代傳播》2008年第4期。

[21]參見孫寶國:《中國電視新聞節目形態研究》,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頁。

[22]孫寶國:《電視新聞節目形態的發展走向》,載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編:《新聞傳播學前沿2007-2008》,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頁。

[23]參見王小嘉:《假日法制節目的娛樂化探索》,載《中國電視》2006年第4期。

[24]李海麗:《紀錄片娛樂化初探》,載《山東視聽》2006年第1期。

[25]呂鵬在《從看電視娛樂節目發展的新方向》(載《電視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中認為:“健康的娛樂是不放棄基本道德要求的娛樂,是能夠產生審美價值和審美愉悅的娛樂,同時更應該是能夠引導社會和諧的娛樂。”對此種表述,筆者深以為然。

[26]馮晨:《在堅持中發展 在運用中創新――紀念同志發表55周年》,載馮晨:《子夜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27]中國電視節目榜組委會編著:《中國電視紅皮書:2001》,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頁。

篇（4）

人類的身體裝飾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了文化認同和社會參與的基本層面，在裝飾方面風格與喜好的變化常常被描述為“時尚”。什么是時尚？按照西美爾的說法：時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但同時又滿足對差異性、變化性、個性化的要求。但其實時尚的發展，不僅僅是一個純美學的概念，它是一連串工業、經濟、文化同時也是美學活動的結果。因而，時尚不能只當作美學現象來對待，還應當作一種經濟文化現象來認知。如今，時尚的發展逐漸以“身體”（尤其是女性身體）為時尚趨勢，女性身體從妝容、服飾甚至身材，都全部納入到時尚規范的領域。正如西美爾所說，“當女性表現自我、追求個性的滿足在別的領域中無法實現時，時尚好像是閥門，為女性找到了實現這種滿足的出口”。

1 消費社會中身體時尚的建構和運行

時尚趨勢和消費時代的相遇無疑是經濟領域的福音，它們對于女性而言最直接的契合點就在于：當女性身體作為時尚活動的消費主體時，它本身也是一種消費品。在消費社會中，文化和經濟等因素對構成身體消費的運行機制產生了重要影響，主要體現在大眾媒體的教育訓導、時尚符號的意義功能和時尚消費的資本運作三個方面。

1.1 大眾媒體的教育和訓導

時尚是大眾媒體的亮點，大眾媒體是時尚的主要載體，二者結合使時尚觀念廣泛傳播。當代社會中，女性的時尚觀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大眾傳媒的誘導。科恩提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癡迷于青春、健康和肉體之美的時代，優雅自然的身體是開啟幸福實質的鑰匙。”在大眾傳媒視覺文化的沖擊下，女性把時尚視為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時尚機制作用下，身體成為大眾傳媒重要的加工原料，媒體通過制造身體偶像傳播身體時尚的定義。時裝模特、演藝明星等人的身體形象被媒體制造為理想造型和訓導“范本”。在這樣的時尚規約下，女性身體審美失去了本真，異化時尚在自覺與不覺中逐漸被建構和運行。

1.2 時尚符號的意義功能

從符號學的意義上講，時尚是一項蘊藏著內涵和價值取向的工程。因為“時尚場域的變化可能會影響言談舉止、穿著打扮的特定風格所具備的符號價值。符號的這種區分作用在身體消費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因為任何社會都不能將身體從其符號體系中排除出去，身體已經與消費、時尚、社交、休閑等融為一體，成為一個意義無窮的能指符號。 消費時代的邏輯中，時尚是“時代精神”的指示器，只有判斷出時尚的轉向，才能使身體更加符合社會的標準。

以現代女性職業符號為例來說，身體消費是現代職場女性重要的自我規劃，是一種尋求認同的方式。“在今天，穿著和社會認同并沒有完全分離，并且穿著仍然是性別、階級地位和職業身份的符號工具。”女性身體消費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為職業認同中的顯著因素，為了與職業變化達成一致，身體形象需要隨時做出調整，不斷變遷以符合時下的風尚與文化價值。

1.3 身體時尚的資本運作

鮑德里亞闡釋了作為消費品的身體特征：“身體是心理所擁有的、操縱的、消費的那些物品中最美麗的一個。”作為整個時尚活動的中心，身體本身存在著悖論：作為消費的主體和作為消費品的主體。

西方有句名言：商品的最后階段是形象。消費社會使身體成為賣點，而時尚反映的是身體的最新層面，審美需要和消費需要合二為一，促成了消費無所不能的神話。以風靡全球的美容整形為例，不僅網絡、電視中全力打造“明星臉”與“模仿秀”的欄目，社會的方方面面幾乎都充斥著美容整形的廣告。在這里用莎士比亞當年的一句預言“上帝給了她們一張臉，她們卻還要自己造一個”來形容當代社會的“美容整形”熱潮最為恰當了。在女性眼中，通過現代化美容醫療技術，可以打破美丑界限。但事實上，這樣所謂的標準卻喪失了美的真實內涵，正如特納所指：20世紀增長的消費文化和時尚產業重視的是身體的表面，對身體的關注也只是對作為“物品”“符號”和“資本”象征的外在表現。

2 日常審美泛化的奇觀和隱憂

消費社會的文化是身體的文化，消費社會的美學是身體的美學”。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中，從人的器官到人的身體，都難逃大眾審美設計的捕捉，而這種過度審美化正是向當代“審美泛化”的質變。文化轉向、美學轉向造成了審美現象的移位，審美活動也逐漸消弭了純藝術的界限滲透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費瑟斯通認為，所謂“日常生活審美化”就是直接將審美的態度引進現實生活，大眾的日常生活被越來越多的藝術品質充滿。在大眾日常生活中，“美”無所不在，無不顯示出審美泛化的力量。隨著文化與經濟的進一步結合， 文化工業和文化產業催生了繁多的文化想像、娛樂形式和生活方式。德國學者瓦爾特?本雅明曾悲觀地預言， 藝術作品的機械復制將使它們失去昔日的“靈韻”。標準化的身體設計和“機械”制作工藝，使身體變成了被不斷復制、拼貼的產物。

沃爾夫岡?韋爾施在《重構美學》中也提到了“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他認為當代社會經歷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審美化過程，但是他同時也提醒到：用這種粗濫的形式表現最膚淺的藝術成分的美，失去了其真實感人的內涵，不過是淺薄的滑稽。

如今，這種過度審美化的實質不過是滿足消費需求和欲望的泛濫復制，導致藝術枯竭和個性喪失，而這種泛化現象說到底這是一種虛假的審美泡沫和幻象，在新鮮感散失后剩下的只有感觀的麻木和審美的疲勞，最終使人們陷入審美迷失的泥潭和精神空洞的羅網。

3 結語

在物欲橫流的今天，日常審美泛化的本質依舊是商業性的世俗文化。在對時尚的追逐中，對身體的執著改造使得身體被分割、被異化。雖然身體時尚離不開大眾文化的娛樂要求，但僅僅有娛樂是不夠的。時尚只有與文化的根本和內涵相結合，才富有真正的價值。因而，以身體為中心的當代時尚的審美化研究，要真正從身體出發，挖掘身體審美化的真正內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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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東風.消費文化中的身體[J].貴州社會科學，2007（11）.

篇（5）

基于此，對于當代審美文化學的理論建構來說，其無論在方法上還是在資源利用方面，顯然都需要堅定地立足當代文化實踐活動，積極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審美文化資源（包括中國古代審美文化思想和當代審美文化經驗），同時充分利用全球化時代文化的多元開放態勢，在中西互動、古今融合的基礎上，通過與“他者”的平等對話，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立足當下中國文化現實的批判意識———著力闡釋當下中國審美文化實踐及其內在矛盾而造成的一系列現實問題，持守一種建設性的文化批判立場，這既是審美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自然也就成為《導論》作者集中論述的思想主旨。

進入消費社會的今天，歷史的豐富與現實的浮躁一一呈現。面臨“文化”被泛用，審美成為符號的現實尷尬，審美文化自身話語的呈現往往更顯窘迫甚或短板。特別是，當“審美文化”本身也成為一種無所不包的事象，其中真正深刻的價值理想便顯得彌足珍貴。如果說，審美文化的發展在不同歷史時空轉折中彰顯了不同的時代癥候，那么，《導論》之于審美文化理論建構所體現出來的那樣一種放眼歷史的整體意識，則成就了它的又一個鮮明特色。該書從歷史演進角度，明確提出了“審美文化是一個歷史性概念”這一審美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題，同時分析、指證了審美文化作為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性體系的基本進程。在這一基本進程中，前現代的審美文化處于未分化狀態，現代審美文化走向了分化，后現代審美文化則顯示了“去分化”的趨勢。按照《導論》的看法，從前現代到現代再到后現代，審美文化的發展經歷了“未分化—分化—去分化”的三段論模式，而當代審美文化則體現了不同以往的價值普適性、寬泛性和彌漫性等特點。由于這些特征恰與后現論所主張的去中心、去邊界、去分化的觀點不謀而合，因而《導論》作者便由此歸結“當代審美文化本質上就是一種后現代的去分化文化”。可以相信，這種建立在正本清源基礎上的理論主張，既是符合審美文化歷史發展邏輯的，又是切合當下審美文化實踐及其現實的一種思想論斷。這種學理創新不僅豐富了當下的審美文化研究，也讓我們對紛繁復雜的當代文化現象有了更深入的理性認知。

既然當代審美文化作為一種后現代的文化，它在后現代語境中已經祛除了此前各個文化領域劃界自治的思維定式，展現了一種新的關系維度，那么認真考察審美文化與政治、宗教、道德、經濟等的相互關系，就是人們考察審美文化歷史進程時不能回避的問題。其如《導論》所揭示的，當代審美文化在穿透、彌平、融通的意義上達到了更高的總體性，達成了審美與其他文化領域的去分化。同時，資本、科技、政治、傳媒等因素也全面滲透進當代審美文化實踐及其具體現象之中，乘著審美文化的快車大行其道。由此，當代審美文化成為今日美學研究的重心，不僅是客觀的，也是必然的。循著《導論》的理論闡述，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后現代精神特質與審美文化的歷史性遇合，將為當今美學研究的發展開墾出更肥沃的領地。

篇（6）

【中圖分類號】G206.2【文獻標識碼】A

引言

改革開放初期開始對傳媒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是中國傳媒改革進程中的巨大變革,對中國傳媒事業進步的意義自不待言。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其局限性日益顯露:在傳媒的改革實踐中,一方面,“事業”的身份要求作為一種傳媒體制,規定傳媒作為社會事業必須忠實地履行社會服務的職能,在這一過程中既準確傳達政府的聲音又如實反映公眾的需要;另一方面,“企業化管理”的機制也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伸了進來,在引導媒體獲得可觀的經濟收益的同時,又牽制著媒體新聞傳播的走向,或多或少消解著傳媒事業的社會服務職能。“企業化”的負面影響是:市民化媒體以市場為指向,在宣傳與市場兩個價值體系之間打“球”,盲目追求市場影響力,而并不怎么考慮傳媒的社會責任;黨報、黨臺面對市民化媒體的市場擴展,或者在堅守原有的價值體系時一步一步收縮著自己既有的影響空間,或者也開始模仿市民化媒體的報道方式,衍生出一種既關注公共服務又關注市場利益的矛盾的新聞價值觀,逐漸失去其對原有受眾的強大影響力,也沒有獲得新的市場影響力。與此同時,傳媒聽任或刻意追求新聞黃色化、娛樂化(當然,在這兩類媒體中表現出的程度不一),使得新聞傳播活動的品質每況愈下。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學界出現了新聞專業主義缺失的呼聲。不僅如此,有學者還認為:“專業主義的議題在中國新聞改革中的出現絕不是研究者們在象牙塔內的遐思,而是改革進一步深入的表現。”他們“由新聞從業者成名的想象切入,考察專業主義在中國的話語實踐中正在如何被建構。”經過研究,他們認為:“這種建構通過三類微觀機制展開,即正式與非正式成名場域的區分和相互滲透,以強制和‘相互收編’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式而發生的權力行使,以及組織、行業、體制內外的互動。這一建構是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改革的重要向面,而不是與改革相剝離的過程。”[1]

這種“正在建構”的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話語,當然會不同于典型的西方新聞專業主義話語,也不同于以前的黨報新聞話語。盡管對話語實踐的考察給我們理解當下中國傳媒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聞專業主義打開了一扇神秘的窗戶,但是,我們依然不能做到管中窺豹。我們還有很多問題要問: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貌?跳出話語實踐的層面從社會結構宏觀地考察,它又是怎樣被建構的?它有怎樣的內在結構?中國是否需要新聞專業主義?中國需要怎樣的新聞專業主義?它在中國未來的走向將如何?

為了回答這些相關的問題,本文把大眾傳媒放入社會結構中(事實上大眾傳媒本來就處于社會結構中)去考察,從結構功能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的視角透視社會傳播結構中隱含的某些內在規律,并從社會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角度切入,考察傳媒及其從業者的身份認同的建構和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本文認為:“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使傳媒時刻處在意識形態主體與市場主體雙重身份的矛盾之中。厘清社會結構中的傳媒、政府、公眾之間的復雜關系,確立新聞專業主義的合適樣貌,對于思考如何深化傳媒的體制改革的議題、促進傳媒的進一步改革十分重要。

一

美國哲學家、社會學家約翰•杜威這樣評說傳播:“社會不僅通過傳播而存在,而且我們可以正當地說社會存在于傳播之中。”杜威認為,“‘公共’、‘社區’和‘傳播’這幾個詞之間不僅只是存在字面上的聯系而已。人們憑借它們共享的東西在社區中生活;傳播是他們得以擁有共同的東西的方式。他們必須共享的事物……有目標、信仰、抱負、知識,即一種共同的認識……共識需要傳播。”[2]

不但如此。傳播同樣離不開社會。難以想象沒有社會怎會有社會傳播。因此,一個時期以來,傳媒與社會之間的結構性關系已經成為眾多社會學者和傳播學者關注的熱點。[3]

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大眾傳媒,其自身是一個宏大的社會結構,但它又存在于更大的社會結構之中。按照帕森斯的社會體系論的觀點,“社會指的是一種相對自足的集體,其成員可以完全居住在社會架構下,并提供足以夠滿足他們個人的和集體需要的東西。”[4]他以各種功能(AGIL)[5]區分出社會的四種結構或次系統,如下圖。其中,“社會共有性”可用另一個詞“社會共同體”來表示。而受托系統“系指將文化(如規范、價值觀)轉移至行動者身上并確保行動者將之內化的方式,來執行模式維持和潛在功能。”[6]其中,模式維持指的是創造并維持個人動機的文化模式必須得到供給、維持并更新;潛在功能指的是系統必須能供給、維持并更新個人動機。[7]大眾傳媒就是一種典型的受托系統。大眾傳媒既“將文化(如規范、價值觀)轉移至行動者身上并確保行動者將之內化”(這里的行動者是社會大眾),也影響大眾傳媒內部的行動者(從業人員)。

帕森斯的社會體系,還不是最大的行動系統。他還開發出了“一般行動體系的結構”(如右圖):

其中,行為有機體(behavior organism)是以適應并改變外在世界的方式來處理系統適應功能的一種行動系統。人格體系(personality system)以定義系統目標并策動資源維持目標的方式來執行目標達成的功能。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以控制體系組成元素的方式來執行整合功能。文化體系(cultural system)提供能鞭策行動者行動的規范和價值觀來執行潛在功能。所以,我們可以說,一般行動體系是一種宏觀系統,社會體系是一種中觀系統。社會體系中的受托系統是一種微觀系統。但是如果把大眾傳媒看成一種微觀系統,社會體系中的受托系統則成為一種中觀的系統,社會體系成為了一種宏觀系統,一般行動體系則是一種巨大的宏觀系統。

傳媒系統是傳遞新聞和娛樂等社會信息、文化信息的受托系統。表面上看,它由大眾傳播者(大眾傳媒機構及其從業人員)采集和制作信息(訊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傳遞給受眾(大眾或公眾)。于是,循著帕森斯的思路,我們可以用AGIL來架構大眾傳媒系統:

這一行動結構指向的系統功能是:傳播效果。當然,這也不失為一種理解大眾傳播內在規律的社會學視域的解釋框架,但這是一種典型的行為主義的解釋框架,僅僅能粗略描述大眾傳播現象,對于存在于或隱含于傳媒系統中的其它真實關系未能做深入的把握。

哈貝馬斯在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政治領域和私人領域分離的過程的時候,把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分為如下三個部分:私人領域(市場經濟)、公共領域(市民社會)和公共權力領域(政治國家)。美國學者柯亨和阿拉托在哈貝馬斯早期關于“公共領域”的研究和后來“交往行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家一經濟一社會”三分法,并認為:市民社會主要是由生活世界的機構或制度組成的。具體來說,它是“介于經濟和國家之間的社會相互作用的一個領域,由私人的領域(特別是家庭)、團結的領域(特別是自愿性的團體)、社會運動及大眾溝通形式組成”。[8]作為大眾溝通的最重要的形式,大眾傳媒既屬于公共領域(市民社會),又與私人領域(市場經濟)、公共權力領域(政治國家)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經濟權力、政治權力時刻在影響著大眾傳媒這一“社會行動者”。

就我國的傳媒而言,雖然情況略有不同,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依然在起著深層的作用。

一方面,我國的大眾傳媒作為“事業”,既不是純粹的政府機構(即不是政治權力的化身),也不是純粹的民間機構(即不是公眾權力的代表)。它是連接政府和民間的橋梁。它既要為社會服務,作為公共服務的機構,又要作為整合社會行為的工具。或者說,它既服務于民間,也服務于政府。于是,我們可以說:我國的大眾傳媒是在處理與政府、公眾的關系中行使社會服務職能。籠統而言,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是代表公眾利益的。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公眾并不是鐵板一塊的,盡管道義上說他們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但他們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經濟地位。他們還分化出更多的社會階層,有權力精英,有中間階層,還有巨大的弱勢群體。在社會急劇轉型的時候,他們之間存在著諸多政治的、經濟的利益沖突。為了確保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政府必須協調各方利益。當然,政府得代表廣大公眾的利益。同樣也可以說,政府與公眾之間極有可能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大眾傳媒作為溝通者,遇到利益沖突時,不可能沒有傾向性。于是,政治權力的作用在傳媒到底是更多地為政府服務還是為公眾服務時被顯現出來了。另外,傳媒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我國傳媒實行批準制,在現有政治框架下運行,是維護現存制度的工具,是向社會灌輸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渠道。政治權力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我國的大眾傳媒作為“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又要承擔經濟組織的任務。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主要從市場獲得經濟資源。其中,市民化媒體主要從市場取得資本;黨報、黨臺一邊從市場取得資本,一邊從政府獲得資助(盡管這種資助越來越少)。由于傳媒產業的特殊性,除了直接從受眾獲得報款、收視(聽)費以外,按照二次售賣理論,廣告的銷售實際上也是售賣受眾的注意力。所以我國作為“企業化管理”的“事業”的大眾傳媒也是在處理與政府、公眾的關系。而政府對傳媒產業的相關規制也是傳媒在經濟活動中要處理與政府關系的明證。在這里,經濟權力又被顯現出來。

因此,傳媒的運行,是在政治、經濟權力體系之中的運行。這種運行結構是一種深層的隱含著的傳播結構。我們可以將其架構如下:

傳媒系統的這種運行結構(傳播結構)可以稱為大眾傳播的社會權力結構。在這一結構中,我們發現:傳媒系統的四種功能――A(adaptation,適應)、G(goal attainment,目標達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潛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維持),呈現出更加復雜的局面。傳媒、政府、公眾博弈三方力量的消長,會深刻影響傳媒系統的功能,并使作為受托系統的傳媒系統對社會產生十分復雜的作用方式,或者說,傳媒系統作為社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對社會的影響呈現復雜的局面。因為本文并不以這一面向為考察對象,這里不再多敘。本文要考察的是一種向內的面向:這種運行結構,是怎樣影響傳媒內部從業人員的身份認同和傳媒的身份認同的建構,并進而影響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的呢?

二

社會結構具有體系性。而且,社會結構并不是靜態的。社會結構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動之中:一方面,這一種社會結構(即社會體系)總是存在于更大的社會結構(社會體系)之中,更大的社會結構(社會體系)之中的各種次結構之間總是處在不斷的互動(能量交換)或運行中,并執行AGIL功能;另一方面,這一種社會結構內部也有自己的次結構,并執行AGIL功能。只有各次結構之間形成互動(能量交換),才能形成更大的社會結構。“互動產生社會結構。”這是一個被社會學者公認的準則。

社會結構即社會關系。互動產生關系,關系在互動中運行。于是,互動的關系各方(各結構要素)還會形成一種新的狀態:各結構要素相互建構并進而建構出新的更大的社會結構。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社會不是被結構的,或者說處在靜態的結構之中,而是被建構的。我們認為,結構本身其實也就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結構功能論的社會結構其實與社會建構主義并不矛盾:社會系統是被建構而后出現于結構之中的。

按照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某些領域的知識是我們的社會實踐和社會制度的產物,或者相關的社會群體互動和協商的結果。”“溫和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堅持社會要素形成了世界的解釋。激進的社會建構主義則認為,世界或它的某些重要部分,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論、實踐和制度的建構。”[9]

在傳媒系統的運行結構(傳播結構)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傳媒之間、公眾―傳媒之間總是在進行著互動。兩兩之間其實是在相互地進行“社會地建構”。一方面,政府對傳媒的建構力量強大,因為傳媒要在政府規制下生存,而傳媒只能對政府進言或充當下情上達的通道;并且,公眾對傳媒的建構力量同樣強大,因為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狀態下,傳媒需要通過公眾獲得自己生存的經濟資源,所以,才會有市場化的媒體極端迎合受眾的需求的現象――“媚俗”的出現,也才會有一些黨報在不進行迎合時出現受眾丟失的現象。另一方面,傳媒也能通過反映民意,即所謂形成“媒體輿論場”來或多或少影響政府的決策,但這種影響相對政府對傳媒的影響而言微乎其微;傳媒也能通過傳遞政府聲音――也是用所謂“媒體輿論場”來影響公眾,即進行輿論引導,達到社會整合,但我們要清楚的是,在中國國情中,引導的力量看似來自于傳媒,但實際來自于傳媒與政府的合作。前后兩次提及的“媒體輿論場”的不同內涵,顯現出政府與公眾在傳媒中的博弈。

在政府對傳媒的建構中,按照有的學者的觀點,傳媒甘心被政府“收編”。[10]從我國的情況來看,難以用“收編”來簡單概括政府與傳媒的關系。中國的傳媒,要么是黨的媒體,像《人民日報》等黨報;要么是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媒體,像《工人日報》等。即便是市民化的媒體,也都承擔著新聞宣傳的任務。中國不存在體制外的媒體。所以,中國傳媒與其說被“收編”,不如說是政府的幫手,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政府不僅僅向傳媒支付政治資源,有時還附帶有經濟回報(如對黨報、黨臺的撥款,以及免稅、減稅政策)。

然而,隨著“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進程的推進,在公眾對傳媒的建構中,因為公眾力量強大,有些傳媒甘心被公眾“買獲”,公眾――受眾是作為“市場”(通過付費和閱聽廣告)而進行“買獲”的。

于是,中國便出現了“作為喉舌的媒體”與 “作為市場的媒體”的身份的分裂。“作為喉舌的媒體”為政治經濟利益以政府的口吻向公眾發言;“作為市場的媒體”為經濟利益以公眾的趣味向公眾獻媚。媒體便不再成為自為的媒體。媒體的悖論由此顯現出來!因為,現代媒體從誕生開始便體現了言論自由的追求,言論自由是媒體存在的根基,或者說,媒體的獨立是媒體生存的法寶。而無論是“作為喉舌的媒體”還是 “作為市場的媒體”,其獨立性如何自不待言。

政府對傳媒的建構和公眾對傳媒的建構,這兩種建構的方式,不僅影響了傳媒的運行,也同樣都影響到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或者說在同時建構著他們的身份認同。

社會建構主義以建構性對社會建構者和人的社會建構物之間的關系進行描述。“所謂建構性,就是指從發生機制的角度研究社會建構者與社會建構物之間的相互創造關系,認為人與人的生活世界之間的關系是建構性的:人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社會建構者,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社會建構物,人的生活世界也建構著人自身。一句話,社會建構者和社會建構物之間是一個社會建構的循環。”社會建構主義還從社會性的角度理解人、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與生活世界之間的相互關系:第一,建構的主體是社會性的,而非個人性的,即建構者是主體間性的或群體性的;第二,建構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心理過程,更是一個社會過程,其中包括合作、溝通、協商、爭論、妥協、折中、共識等;第三,被建構物不僅僅是一個具有邏輯貫通性的真理體系,而且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包括不同建構者不同角度的觀察、不同利益的折射、不同目的的追求。“人社會地建構了建構物”,“建構物也在社會地建構人本身,使人具有建構物的本性。”[11]

用社會建構主義的理論來分析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的建構,我們要明確的是:首先,政府的權力、公眾的權力分別是政府人(組織人個人的集合)、公眾(個人的集合)建構的;同時政府人(組織人個人的集合)、公眾(個人的集合)也被相應權力建構著。其次,建構出來的權力建構著傳媒并進而建構著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人員的身份認同。第三,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人員的身份認同又反過來對相應權力進行建構。看起來是一種循環,其實是一種在對權力屈服基礎上的“共謀”。第四,政府人(組織人個人的集合)對政府權力的建構出自一種政治想象,被建構成一種政治需要,進而形成權力;公眾(個人的集合)對市場權力的建構則出自自己對媒介信息的一種需要的想象,進而建構成一種傳媒使用的需要,再進而形成權力。這正印證了托馬斯(W.I.Thomas)的情景定義(definitionofthesituation)說,即“如果人們將某些情景定義為真,那么這些定義在定義造成的結局中就會變成真。”[12]

陶家俊認為:第一,個體與特定文化的認同,就是個體身份認同。從文化角度講,在個體認同過程中,文化機構的權力運作促使個體積極或消極地參與文化實踐活動,以實現其身份認同。第二,集體身份認同,是指文化主體在兩個不同文化群體或亞群體之間進行抉擇。因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這個文化主體須將一種文化視為集體文化自我,而將另一種文化視為他者。第三,自我身份認同(self-identity),強調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體體驗,以自我為核心,是啟蒙哲學、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關注的對象。第四,社會身份認同(social identity),強調人的社會屬性,是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研究的對象。個體身份認同和集體身份認同都可歸入社會身份認同,但個體身份認同和集體身份認同也不排斥自我身份認同的心理和身體體驗。[13]不管如何對身份認同進行分類,身份認同其實是被“社會地建構”的,都具有社會性。廣義地來說,身份認同就是社會身份認同。

由上可知:社會結構中的大眾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也是一個社會身份認同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建構身份認同的過程,還是一個在社會結構中建構的過程。這種認同,是對權力運行的默許與對權力的申請并行的過程。

三

我們知道,大眾傳媒是在反抗封建壓迫中成長的。傳媒獨立的訴求因此成為了現代大眾傳媒的一種天性。為了確保新聞自由,不給人以攻擊新聞自由的口實,不濫用新聞自由,經過一代代新聞人的努力,新聞專業主義在上個世紀前期逐漸成熟起來。“專業主義逐步發展成詮釋、衡量和評判新聞工作的主導話語,它整合了三個領域的理念,即新聞傳媒的社會功能,新聞從業者的使命和社會責任,以及新聞從業者的行為準則”[14]。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理念可以表述為:“第一,報刊的主要功能是傳播新聞,同時還要干預和推動社會;第二,在性質上,報刊是一個獨立的專業,因此,它必須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賴任何派別,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謂的新聞自由,實際上就是政府不能干涉報紙);第三,報紙的目的是為公眾服務,并反映民意;第四,報紙的運轉是靠自己的有效經營,尤其是廣告收入;第五,報紙的約束機制是法律和職業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 [15]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誕生,“有著特定的語境和歷史條件,其中包括市場經濟的環境,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liberal democracy),服務行業的專業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獨立、自主的傳媒。”[16]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西方某些先進文化因素也被引進中國。西方新聞專業領域一些有價值的理念隨著文化交流的頻繁和中國新聞改革的需要而被介紹進來,并逐漸內化成中國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行為。但是,“專業主義沒有也不可能從西方簡單移植到中國,因為中國的歷史條件不同。”那么,基于新聞改革而出現的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貌?學者的相關研究顯示:“專業主義意識形態在新聞改革過程中既成為‘顯題’,又呈碎片和局域狀態。”“所謂碎片呈現,就是說在不同語境被共同強調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現手段上的專業水準以及實踐中的專業倫理,但專業主義的其它成份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媒體的社會功能和角色,新聞從業者的社會角色和責任,新聞生產中的社會控制的成份。所謂局域呈現,可由兩個方面來說。首先,專業主義話語被局限在新聞業務領域,而不被允許作為整合專業社區的意識形態和確立獨立專業人格的社會控制模式而發生作用。……其次,專業主義的普適性內涵被賦予了‘中國特色’,因為它在新聞從業者的實踐中,被滲入了中國知識分子入世、啟迪民智的傳統和新聞改革的現實矛盾。”由于“黨的新聞事業的原則、市場運作的規律和新聞從業者的專業理念這三者之間有矛盾和張力”,陸曄、潘忠黨認為:“有志的新聞從業者可以、越來越敢于、并且可能在市場上實踐自己的專業理念。”“新聞專業主義的模式與市場力量的結盟,具有深層變革的意義。這是改革走向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市場的誘惑進一步威脅新聞從業者尚未厘清的專業主義理念。”這將是“進一步改革的最大挑戰”。[17]

這樣的研究結論很具有前瞻性。但是我們要問的是,在傳媒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和“事業”類媒體、“企業”類媒體并存的今天,傳媒就真的不可以發展新聞專業主義嗎?

按照第二部分的分析,社會結構中的大眾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是對權力運行的默許與對權力的申請并行的過程。這樣,被“社會地建構”的傳媒無法直接顯現出一種專業精神。但是,“社會地建構”從來都是雙向的。傳媒也可以對政治權力、經濟權力進行反向的建構。陸曄、潘忠黨有“反向收編”之說,指的是“新聞實踐者們也力圖將宣傳體制的要素吸納到他們的實踐過程和話語中,以增強他們的專業話語在現實中的正當性(legitimacy)和說服力。”[18]反向的建構,會影響到政府、公眾的權力的強度。正是在這種“建構”與“反向建構”的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話語誕生了。用系統結構來表示,如下:

簡單來說,就是:在宣傳體制和市場體制并行的中國新聞傳播領域,同樣可以發展新聞專業主義。這種新聞專業主義,是在傳媒――政府――公眾的權力博弈中出現的。

“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使我國的媒體具有兩種身份。它使得傳媒從單一的面對政府、向政府負責衍變為同時要處理政府、公眾(市場)兩方面的關系,進而時刻處在意識形態主體與市場主體雙層身份的矛盾之中。以報紙為例,它還分化出以宣傳為目標的黨報和以贏利為目標的市民報(大眾化報紙)。黨報在政治話語權上依然占據優勢,但并無市場優勢;大眾化報紙已成為市場主流。進一步來看,在我國,盡管大眾化報紙成為市場主流,但市場指向的急功近利使得它并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專業主義。如果說,新聞專業主義話語已經在我國出現的話,也僅僅是一種話語而已。目前存在于我國新聞業界的“新聞專業主義”,是精英主義、專業主義的復合體,精英主義依然是其主流意識形態。因為,這兩類媒體的政府指向和公眾(市場)指向,使其在建構自己的新聞專業主義的過程中分別呈現為政治精英主義和市場精英主義意識。所以,才出現了近年來黨報和市民報竟相爭奪“主流報紙”身份的笑話!傳媒的社會責任或被丟棄不顧,或被不當地表述。當前,只有新聞專業主義得以充分地發展起來,傳媒才能真實地履行社會責任。

而專業主義的建構,必須依靠對媒體與政府、媒體與公眾的關系進行協調。但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課題。因為媒體、政府、公眾時刻在進行著博弈:(1)公眾和國家都對媒體申述著自己的要求;媒體需要同時滿足公眾和政府的要求。(2)公眾和政府在利益上相互制約;當公眾和政府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媒體將無所適從。從媒體的角度,我們還可以分析到:(1)由于現代的媒體需要靠市場來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而公眾就是受眾市場,因此,媒體――尤其是市民化的媒體往往會更多地考慮公眾的需要,而不會更多地顧及到政府的利益;(2)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媒體,則會更多地考慮宣傳目標的需要,不管公眾是如何需要新聞信息,它總會照樣傳播觀念信息。從這兩個角度來說,傳媒的新聞專業主義難以充分地發展,社會責任也很難確保履行到位。

但是,當政府、公眾、媒體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寬容的關系的時候,傳媒或許可以尋找到建構新聞專業主義的契機,并進而忠實地履行其社會責任。這就需要:(1)政府放松對媒體的管制,但媒體自覺服從政府利益,并從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這種利益從根本上說是公眾利益,因為傳媒是一種公共空間,需要政府把從資本獲得的利潤那里征得的稅收轉化一部分用于給媒體的投資以使這一種公眾利益獲得確保,而這于政府實現有效的民意溝通和實現有效的社會管理也是居功莫大的;(2)公眾不再是作為主要市場而對媒體形成經濟壓力,媒體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能,并能從公眾取得一定的利益回報;(3)有一種機制保證公眾和政府對媒體的監管。

在此基礎上,在傳媒、政府、公眾的良性互動中,或許能發展出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聞專業主義,它能有助于規范傳媒、政府、公眾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為正在尋求進一步改革的中國傳媒確定歷史方位。果真如此,新聞學建構新聞專業主義也就具有了現實意義。

盡管我們已經給出“怎樣建構新聞專業主義”的模型,并做出了基本分析,但是,對于“中國應當建構怎樣的新聞專業主義?”這樣的問題,筆者感到難以給出明確的答案。答案需要傳媒在實踐中獲得,還得假以時日。中國的傳媒實踐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啟示:南方日報的“高度決定影響力”,顯現的就是黨報如何在現有傳播體制內平衡政府和公眾的利益,專業地提供新聞,并干預社會;一些市民報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和從事輿論監督的傳播行為也顯現了獨特的新聞價值判斷。如果要試著給出回答,對比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五條基本理念(見本部分第一段),最不同的會是第二條,對此,我們的回答是:“在性質上,報刊是一個獨立的專業,因此,它必須是自主的,不屈服于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從大局上服從于國家與公眾的根本利益。”

但是,對于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完整表述,還需要進行艱巨的理論總結。

結語

回到本文“引言”提出的問題。通過分析,我們的結論如下。

1.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貌?回答: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話語被呈現。它借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在新聞傳播實踐中“呈碎片和局域狀態”。還沒有形成符合中國傳播實踐的成熟形態。

2.跳出話語實踐的層面從社會結構宏觀地考察,它又是怎樣被建構的?回答:在傳媒――政府――公眾的傳播結構作用下,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建構了傳媒的身份認同和傳媒從業者的身份認同。在改革進程中的傳媒因為傳播事業發展的需要,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引進中,向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實行了反向的建構,進而建構出當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

3.中國是否需要新聞專業主義?回答:中國當然需要新聞專業主義。新聞專業主義是人類新聞傳播活動創造的共同財富。在新聞改革進程中的中國傳媒,需要新聞專業主義為其引領出路。

4.中國需要怎樣的新聞專業主義?它在中國未來的走向將如何?回答:在現階段,中國并不需要完全西方化的新聞專業主義,需要的是緊密結合中國傳媒實踐的新聞專業主義。它是在宣傳體制和市場體制并存的傳播體制內的新聞專業主義。迅速超越既有的傳播體制,只會使得新聞專業主義成為空中樓閣。也許在未來,當傳播體制衍變為真正的新聞傳播體制的時候,它會建構為一種不同的樣式。

注釋:

[1]陸曄、潘忠黨. 成名的想象: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J].新聞學研究(臺灣政治大學),2002年第4期.

[2]Dewey, John(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 5-6.轉引自:張詠華.傳播基礎結構、社區歸屬感與和諧社會構建:論美國南加州大學大型研究項目《傳媒轉型》及其對我們的啟示[J].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11-16.

[3]例如:美國社會學家兼傳播學者鮑爾―洛基奇從其深厚的社會學學科背景出發,在其學術研究生涯中始終秉承社會學重視社區和社會結構研究以及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研究的傳統。1976年,他和社會學家兼傳播學者梅爾文•德福勒在論文《大眾傳媒效果的依賴模式》(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中首次提出“媒介系統依賴論”(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試圖從媒介-受眾-社會的關系中去尋找對于大眾傳播社會影響力的解釋。近年來,她又針對網絡化時代的傳媒現實和社會現實而圍繞傳播系統和社區歸屬(感)的關系展開了大型實證研究。參見張詠華.傳播基礎結構、社區歸屬感與和諧社會構建:論美國南加州大學大型研究項目《傳媒轉型》及其對我們的啟示[J].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11-16.

[4][美]喬治•瑞澤爾.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73.

[5]帕森斯認為:所有系統都有四種功能:A(adaptation,適應)、G(goal attainment,目標達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潛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維持)。參見[美]喬治•瑞澤爾.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67-69.

[6][美]喬治•瑞澤爾.同注4,P74.

[7][美]喬治•瑞澤爾.同注4,P69.

[8]高峰.社會結構分化與當代社會學取向[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P37-42.

[9]Robert Audi(edited)(1999).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55. 轉引自劉保.作為一種范式的建構主義[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P49.

[10]“所謂‘收編’,是這樣一個過程,即權力中心將‘異類’話語和實踐納入主導意識形態和權力體系,使之正當化(legitimate)和常規化(routinized),并以此將之馴化為現存體制之一部分。”“雖然‘收編’是社會控制的手段,但畢竟與‘強制’不同。收編’本身不具有強制性,它訴諸誘惑與常規。”參見陸曄、潘忠黨. 同注1.

[11]劉保.作為一種范式的建構主義[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P51-54.

[12][美]喬治•瑞澤爾.同注4,P50.

[13]陶家俊.身份認同導論. 外國文學[J]. 2004年第2期,P37-44.

[14]陸曄、潘忠黨. 同注1.

[15]黃旦.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32.

篇（7）

指導老師：楊錚

前言

大眾傳播媒介的介入，特別是電子媒介（如電視）和互動媒介（如互聯網）的出現，使我們生存的世界越來越多地打上“娛樂”的烙印。娛樂已經不是人們在工作之余的閑暇，它已經滲透到大眾傳媒時代的每一個角落。電視新聞娛樂化，是指在電視新聞節目中娛樂性內容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其不僅表現在新聞節目受到擠壓，而且新聞節目本身的娛樂性元素越來越多，連嚴肅新聞也竭力用娛樂性來包裝。

1 電視新聞娛樂化的表現形式

1.1 內容上的娛樂化——硬新聞軟化或是偏重軟新聞

美國學者賴特在《大眾傳播：功能的探討》中，圍繞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問題提出了“四功能說”，其中之一就是“提供娛樂”。大眾傳播中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并沒有要求傳播的內容都是務實的，有些內容并不真實，但可以滿足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例如文學的、藝術的、消遣性、游戲性的內容等等。提供娛樂是大眾傳播的重要功能之一，尤其在電視媒體中，娛樂性內容占其傳播的信息總量的一半以上。電視新聞娛樂化、節目主持人明星化等現象表明娛樂已成為時下電視媒體中的一種時尚。在全民狂歡的大眾傳媒時代，電視作為主流媒體，在民生新聞節目或部分硬新聞等的傳播形式上挖掘一些“娛樂”元素，使新聞更加吸引觀眾的注意本無可厚非。然而，在政治新聞或重大事件中，把名人趣事、花邊新聞等作為不可或缺的主要題材，甚至把災害事件的不幸進行娛樂化的處理，這種新聞傳播內容的選擇傾向實不可取。

1.2 表達方式上的娛樂化

1.2.1   新聞采寫的故事性

電視新聞娛樂化的表現之一就是在電視新聞節目中，將新聞盡可能故事化。一批“基于事實”加上許多“合理想象”的雜志性新聞節目紛紛出籠。像山東電視臺的《新聊齋》、《新聞女生組》、《新故事客棧》、《快書故事》等等，主持人用一些真實新聞加上道聽途說編成故事來吸引觀眾。這些新聞節目使得新聞、實錄類節目和娛樂性節目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

1.2.2   傳媒技術的多樣化

電視的視聽雙通道極富感染力的優勢，多樣化的電視符號和表現理念的更新，為電視新聞能最大限度地展示原生態的生活，表現出生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和可行性。目前比較常用的有現場同期聲、真實電影、特技和真實再現等。它們突破了電視表現力的局限，克服了它很難表現過去時態和抽象內容的缺點，將視覺感染力發揮到極致，為觀眾省去了把抽象語言轉化成具體形象的過程。但是，傳媒技術的過度使用卻使廣大受眾迷失在新聞的“本真真實”與“再現真實”之間。

1.2.3   主持風格的平民化

在電視新聞節目的內容選擇上，主持人大多以大眾的需要為基礎，以平民的視角去選擇節目內容，用一種普通平民的視角去聊老百姓關心的話題，盡可能用樸實化的語言去報道平新聞。比如：山東電視臺的《民生直通車》就是使用平民化的視角關注老百姓自己的事情，這種表現方式不僅得到了觀眾的認可，也獲得專業新聞工作者的采納。

2 電視新聞娛樂化對新聞真實性的影響

《華爾街日報》發行人彼得·凱恩指出：那些過于注重娛樂性的新聞幾乎注定會導致歪曲事實和產生誤導。那些冒充新聞的娛樂產品更為陰毒，因為它們玷污了真正的新聞。對于電視新聞來說，新聞真實性是生命，也是不可突破的防線，新聞和娛樂的融合雖給觀眾帶來了很多樂趣，也對創新新聞報道理念產生了積極影響。但是，我們在享受娛樂化帶來的快樂時，也應認識到它的弊病。新聞再現的故事化敘述模式，模糊了“事實性真實”的界限，通過技術的多樣化使“再現真實”與新聞“本真真實”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電視新聞工作者們越來越多地選擇軟新聞或是將硬新聞軟化。有些電視節目為了追求高收視率，不問新聞的真實性，只求震撼力，或者只是為了迎合大眾的獵奇心理，挖掘別人的隱私，這都違背了新聞的本質與價值。

不管“娛樂致死”的預言會不會成為現實，電視新聞媒介都應該控制媒介的娛樂化傾向，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個度，如果超出了，就會走向反面。只要在合理的度的范圍之內，電視新聞節目對文化內容與形式的轉換、傳輸、處理、存儲、檢索、提取和推廣的功能，不但使文化遺傳得以延續，而且還可以使文化得以增值。

3 電視新聞娛樂化與新聞真實性的平衡之道

3.1 廣播電視主管部門加大監管力度

面對電視新聞娛樂化浪潮，在電視新聞媒介受利益驅動，行業自律還未達到一定水準的時候，廣播電視主管部門應該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加大監管力度，制定相應的政策，防范和抑制電視新聞娛樂化現象的產生和發展，確保電視新聞工作者從黨和政府工作的大局出發，從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在電視新聞娛樂化與新聞真實性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度。

3.2 電視新聞從業者提高自身素質

     對于電視新聞日益被娛樂化，電視新聞從業者要提高自己素質，牢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堅守媒體道德底線，不僅要“他律”而且要“自律”，雙管齊下把新聞娛樂化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保持新聞的真實性。

3.3 電視新聞觀眾進行有效的監督

     電視新聞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是人們決策、參考的重大依據，新聞內容的真實性會直接或是間接的影響到受眾的利益。所以，電視新聞觀眾具有監督新聞媒體及其內部成員行為的權利，實現電視媒體的良性發展。

    新聞再現的故事化敘述模式，模糊了“事實性真實”的界限，通過技術的多樣化使“再現真實”與新聞“本真真實”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電視新聞工作者們越來越多地選擇軟新聞或是將硬新聞軟化。在電視新聞節目中，新聞娛樂化正在漸漸蠶食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泯滅掉新聞工作者的自律與良知。在未來一段時間，新聞娛樂化與新聞真實性之間的博弈還將繼續上演，盡管新聞娛樂化有著根深蒂固的歷史原因和現實的發展需要，但對于電視新聞來說，新聞真實性是生命，也是不可突破的防線。

參考文獻

[1] 波茲曼. 娛樂至死.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3)：99-121.

[2] 林暉. 市場經濟與新聞娛樂化. 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2).

篇（8）

一、引言

網絡信息建設就是讓信息資源與網絡最優化地結合，使信息資源從分散化向網絡化轉變，達到信息服務的整體功能，實現資源共享，獲得規模效益。網絡資源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相關的因素很多：財力、物力、人力；設備與技術信息的輸入與輸出；資源的歸類與篩選等等。但大體可歸類為網絡建設和信息資源建設，兩者相互依托，本文主要探討其信息資源建設問題。具體操作上，網絡信息資源建設大體上可劃分為兩級，第一級是網站建設，第二級為組成網站的各網頁或數據的制作。

網絡受眾作為網絡資源的直接承受者，其群體特征及發生的變化直接影響到網絡資源的建設，它是網絡資源建設的目標群體，是資源建設存在和發展的土壤。因傳播方式不同，決定了其整體的特征不同于傳統媒體受眾的特征。因此，網絡資源建設有其自己的模式和特征。

二、網絡傳播特征：從受眾到網眾

1948年，傳播學者拉斯維爾于《傳播的社會職能和結構》中提出著名的5W模式，即：誰（傳播者）―說什么（信息）―通過什么（渠道）―給誰（接受者）―效果如何（效果）。這一模式揭示了傳播的基本過程和一般規律，多年來一直被奉為傳播學理論的經典。

然而，網絡作為新傳播方式的出現，沖擊了傳統傳播理論和實踐。網絡與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媒體最大的區別在于它的全時性、海量性和互動性。即網絡信息不受時間限制，以數據庫方式儲存的內容容量很大，而網絡信息的受眾不再是單純的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網絡信息建設。網絡這些傳播特性否定了傳統傳播“你輸我灌”的模式。使受眾，即信息的接受者成為整個信息傳播的中心。

以動態信息為例，表現為三個方面：

首先，受眾不再被動地接受而是主動控制大眾傳媒傳遞的信息。在傳統的大眾傳播過程中，你寫什么，他們就只能讀什么；你講什么，他們就只能聽什么；你播什么，他們就只能看什么。受眾只能在媒介每天為他們“設置”的有限“議程”或“菜單”中，進行有限的挑選，只能成年累月地傾聽大眾傳媒“一言堂”，然而智能化的電腦可以在收視過程中“學會”每位觀眾的收視習慣、興趣和愛好，可以代替觀眾搜尋、匯集觀眾感興趣的節目，還可以跳過觀眾望而生厭的廣告節目，并將挑選出來的節目編排、整理，按照觀眾的收視重點、收視習慣、收視時間，形成觀眾每天的獨特收視頻道、收視節目單。受眾從被動地接受信息變為主動地獲取信息。

其次，受眾將與信息者一樣容易獲得第一手材料，方便地信息互聯網絡、多媒體等新技術使得受眾可以通過網絡像信息工作者一樣容易地、直接地獲得新聞事件的第一手材料，即通過網絡或是直接獲得目擊者對新聞事件的現場錄像、錄音、攝影等原始紀錄材料，或是獲得對新聞事件當事人有關意見、態度的直接采訪。對新聞事件第一手材料的獲得、占有和解釋將不再是信息工作者的獨家專利，而成為受眾與信息工作者共享的資源。這也意味著任何一個公眾都可以依據全社會共享的第一手材料對新聞事件做出自己的報道、解釋與評論。

三、絡資源建設的原則：以受眾為中心

網上信息資源的建設除應遵循傳統條件下的實用性原則、系統性原則、特色化原則外，還必須遵循共享性原則、發展性原則和層次性原則。即如何挖掘信息資源及以何種方式組合，都得從受眾的角度出發，受眾是網絡信息資源建設的“指揮棒”。

首先，網絡受眾群體結構及其需求分析成為構建網絡資源時必須率先考慮的問題。一份統計報告顯示網絡時代網絡受眾群體的總特征是：信息需求量大，年齡小，教育程度高，收入多，以男性和白領為主，這只是初步的概括。目前，媒體對受眾的分析只是在一個相對單一的空間展開，把受眾看成是一個大的統一整體，以社會規范和社會公德為劃分，取人生需求作為公眾的興趣來限定傳播的內容，存在諸多的不足。

這種情況下，哪個網站能抓準受眾群體及其需求的基礎上，挖掘、組合信息資源，就能在網絡媒體市場上開拓出一片天地，yahoo搜索網站成功即為典范。

其次，網絡資源建設要多層次開拓信息資源，拓寬資源的渠道，并有所創新。即從信息資源的范圍上要充分發掘有效資源，開拓信息渠道，建立信息網絡數據庫，加速信息流動，從信息資源的內涵上要不斷重組和加工信息本身，開發創新型的信息。一方面，利用其他媒體提供的信息是必經之路，包括使用圖書、雜志、報紙、音像制品、廣播、電影、電視節目、圖書、檔案、博物館和文物機構的文檔等，還包括提供網絡服務和中介的信息；另一方面，網絡應集中本地區的信息資源乃至與整個網絡上的信息資源連接起來幫助用戶搜尋和利用整個網絡信息資源，形成一個以用戶需求為目的，以整個社會信息環境為背景，搜尋、選擇、連接、利用合適的信息資源和服務的虛擬信息系統。

再次，網絡需要擁有海量信息的特點，滿足受眾深層次的信息需求。以動態信息為例，在信息高度發達的21世紀，人們對信息的要求和接受是全面的、立體的、完整的，不滿足于破碎的、片面的信息，更不滿足于“一邊倒”的、武斷的信息。網絡在這方面可發揮“媒體之媒體”功能，因在當前情況下，除了依托傳統媒體而建的，一般不承認網站有采訪權，但網站可以充分利用其能容納海量信息的優勢，利用多家媒體提供的信息，通過對信息的整合，比如制作相關鏈接、新聞組等，將各媒體報道事態及觀點傳播給受眾。而且手中還可以通過網上論壇的方式，及時了解社會對新聞事件的反饋，達到真正了解事態動向的目的。

四、注重網絡編排和營銷：吸引受眾眼球

據統計，因特網每天一千億件以上的新信息，全網站點超過2.5億個。信息資源的數量發展迅速，更新周期短。因此吸引受眾的注意力是網站生命線。這方面則要靠對網絡的精心編排及恰當的營銷策略。

首先，設計視覺沖擊力強大的首頁。受眾對信息的接觸是通過，結構合理、層次分明、內容全面的首頁將帶給受眾良好的第一印象。因而，為吸引受眾的注意力，首頁在文字字體、圖片圖形和顏色設計上應力求醒目，并運用造型要素及形式要素，把構思和計劃以視覺形式表達出來。

其次，在網上建立與受眾之間互動的紐帶。對于信息工作者而言，網絡不應該僅僅成為其信息和廣告的渠道，更主要的是通過該渠道服務于受眾，獲取受眾對信息和服務的反饋，并通過這些溝通建立受眾和網絡之間緊密的聯系紐帶。這方面主要可以利用電子BBS、新聞組和電子郵件提供在線服務。通過這種方式，可以重視雙方交互的內容，并以此因勢利導。

參考文獻：

篇（9）

當前，中國的國民經濟有著突出的二元結構特點，城市和農村發展不平衡。從傳播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媒介市場的這種“二元”結構更典型。由于城市經濟發達，市民收入高，文化傳播機構也主要分布在城市，所以，城市理所當然地就成了媒介關注的焦點和傳播的主要市場；而對于占全國人口比例56%的農村，媒介無論是在覆蓋率和傳播內容上，其成了“弱勢”群體。

我們在思考農村經濟發展滯后、教育水平不高、媒體入戶率低等諸因素的同時，也應當檢視“二元”媒介市場結構下媒體在利益因素下的不作為，還有廣大農民受眾對自身“被放逐”身份的不自覺。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加以研究，以尋求解決的路徑。

一、農村信息傳播現狀

以2000－2005年《當代傳播》《新聞界》《新聞大學》以及《新聞記者》這四家新聞學術刊物為參照，它們關于傳媒三農報道的研究內容、深度以及力度等方面，一定程度可以反觀新聞傳播學界對農村信息傳播問題的關注。

下表中所列數據為這些年所發表文章總數（不包括不署名文章，比如預告、簡訊、傳媒鏈接等）與涉及農村信息傳播的研究文章之比[1]：

顯然，無論是《當代傳播》《新聞界》《新聞記者》這樣的新聞業界的刊物，還是《新聞大學》這樣的學院派刊物，對這方面的研究始終處在零星而分散的狀態。這與傳媒運作的現實狀況也是相吻合的。

根據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張海濤副局長2005年4月3日在全國廣播電視服務“三農”高層論壇上講話時公布的數據，全國城市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已達100%，有線電視基本普及（用戶數1.15億），城市居民能看到30套左右的電視節目；而廣大農村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分別只有92.4%和94.3%，70%以上的農村人口只能通過無線方式接收廣播電視節目，節目套數很少，通常只有2-3套。

廣播的歷史較悠久，本應可在農村大行其道，但現實情況亦不容樂觀。到2003年底，我國共開辦廣播節目1800多套，電視節目2200多套，但開辦專業對農頻道的電視臺只有吉林、山東兩家，廣播也只有陜西、山東兩家。在省級電視臺中，只有大約十五六家開辦了農村專欄，與368家注冊的各種電視媒介相比，開辦率僅有4%[2]。廣播內容的“去農村化”現象也越來越嚴重，音樂、購物、醫藥、體育等離農村現實生活較遠的節目占據了廣播節目的大部分時間。調查顯示，“幾乎每天聽”和“每周有幾次聽”廣播的受眾均僅為5.6％，在農村受眾接觸媒體頻率中，排在了電視、書籍、報紙、雜志之后的第五位[3]。

報紙，在發行成本、讀者興趣、廣告市場等多方因素的作用下，原來以農村發行量為主的報紙多數也在逐步退出農村市場，迅速向城市集中，更使得農民幾乎“無報可讀”。在一項調查中，“幾乎每天”都讀報紙的受眾僅10.4％，平均每天僅9.5分鐘[4]。農村有的地區讀報活動，已經排在了看電視、串門聊天、走親訪友、體育鍛煉、讀書等閑暇時活動之后[5]。

至于寬帶Internet網絡，絕大部分農村還是空白，與城市還不具備可比性[6]。據CNNIC的第十七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鄉村網民數量只是城市網民數量的1/5，普及率僅是城市網民普及率的1/6[7]。

如果說在覆蓋和接收上的城鄉失衡還只是中國媒介產業市場“二元”化的一個側面，那么從頻道和節目內容的構成上來看，這個問題就顯得更為嚴重。例如2005年全國的電視劇題材規劃：第一批批準立項的304部8136集現實題材的電視劇中，農村題材只有23部392集，分別占7.5%和4.8%；第二批到第四批比例也不高[8]。

二、農村信息傳播缺失原因探析

目前，中國農村的大眾傳播事業尚不發達，存在諸多原因，具體如下：

1、經濟制約

2002年，全國農村人均收入低于630元以下的絕對貧困人口有2927萬，人均收入低于872元的農村人口有6102萬。兩者合計，農村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有9029萬，其中西部12省區就有5535萬，占61.3％[9]。

此外，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村公共物品提供不足，尤其是文化消費類公共物品。統計顯示，2004年，國家對文化產業的財政投入中，對城市的投入占73.5%，高出對農村的投入47個百分點；而人口占全國人口70%強的廣大農村地區，僅獲得投入的26.5%[10]。

由于貧困和投入不足，使得農村居民普遍信息消費能力較低。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文化消費支出為235.68元/人，僅占總消費的12.13%，其中大部分還是教育等剛性消費支出，而文化娛樂類支出不到100元，用于信息類的消費支出就更是微乎其微[11]。

2、媒體忽視農民

按照傳媒吸聚受眾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大眾化傳媒和主流傳媒。主流傳媒就是“以吸聚最具社會影響力的受眾（主要指那些具有較高的決策話語權、知識話語權和消費話語權的社會成員）作為自己市場訴求的傳媒”，也就是以質取勝的傳媒[12]。而主流媒體一個重要的參照就是主流受眾。所謂主流受眾是指：掌握消費的話語權（他們的消費能力較強）；掌握管理的話語權（也就是說他們握有一定的經濟政治權力）；掌握知識話語權（他們屬于文化精英類，至少接近這個社會階層）；掌握時尚話語權的媒體受眾[13]。在這樣的標準下，主流媒體的主要受眾不是農民。

農民受眾在大眾媒體中地位如何？《北京青年報》曾以《讀你》為標題亮出了自己的“標準讀者像”：他（她）是一位36歲左右較為成熟的年輕人，擁有高中或大專以上的學歷，供職于政府機關、科教文衛單位或企事業單位的公務員、專業人士或“白領人士”，他（她）是擁有較高經濟收入和消費投資決策能力的、對于流行時尚敏感的、享有最多的高檔和豪華生活用品的城市人[14]。上海的新生代報紙，也紛紛爭奪收入較高的“白領”和有預期消費能力的學生群體[15]。可見，農民受眾也被排除在了大眾媒介之外。

3、利益的誘惑

媒體組織的經濟收益決定著媒體的價值取向。市場理論指導下的媒體要經過兩次售賣，而版面、頻道、頻率等資源的售賣又是維持和發展媒體的決定性因素，也是媒介擁有者首要考慮的因素。媒體要生存，要發展，必須有廣告市場的支撐。廣告主在投放廣告時，除了考慮發行量、視聽率之外，媒體的受眾構成和商品的目標消費者之間的關系是重點考慮的[16]。媒體要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必須把眼睛緊盯在廣告商身上，盡量報道能引起具有消費能力的群體注意的新聞，農村地區商品經濟相對落后，因此，大眾傳播媒介忽視農村。

再加之農村地域廣大，居民分散，交通不便，通訊不暢，大眾傳播媒介要到農村采集信息，制成節目，需要比城市更高的經濟成本，也促使大眾傳播媒介忽視農村。

4、被“放逐”后的不自覺

被主流媒體和大眾媒體“歧視”的農民受眾自身并沒有引起重視，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農民群體有意無意的被置放在社會注意力的邊緣地帶，由于獲取信息量不均等而產生知識鴻溝。農民的精神意識形態和文明素質的發育明顯滯后于城市居民。

其次，農村消息閉塞，大多數人安于現狀。即使他們有接觸外界的機會，也會由于缺乏相應的意識而放棄。

三、農村信息傳播落后的對策

1、政府的引導和扶持

（1）發揮引導作用

目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已經由執政黨意志轉變成國家發展戰略。

政府可以通過組織化的傳播將一些重要信息直接傳遞給農民；政府還可以通過制定相關政策，引導媒體傳播和人際傳播向著積極的方面發展。如果政府設置農村傳播獎勵制度，或者給予優秀選題資助，予以專業媒體政策優惠等辦法，也可以不同程度地推動農村傳播事業的發展。

（2）發揮扶持作用

鑒于農村相對落后的客觀條件，政府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從政策上推動傳媒進軍農村的步伐。“農村傳媒設施的建設是個投入高、周期長、回報低的工程，光靠媒體自身很難完成，政府要從宏觀角度認識改善農村傳播狀況、提高農村傳播效果對于發展‘三農’的重要性，對開拓農村市場的媒體給予政策傾斜。”[17]

2、媒體發揮建設作用

在新農村建設的語境下，媒介理所當然在營造輿論氛圍和提供精神動力方面承擔著重大的社會責任。媒體不能僅從事一般的溝通消息，而是要為改變農村落后的觀念意識提供理性力量。

3、農民受眾積極參與

農民只有在提高媒介素養的前提下，才能很好的參與傳播過程。現在的農民對于傳播媒體及其傳播信息的認知、解讀、評判、批評和利用的整體素質及實際能力較低，也就是媒介素養不夠。當農民擁有對自身的身份處境高度自覺時，他們才會有改變的愿望，最終才會有行動的意向。■

注釋

[1]陳力丹 陳俊妮. 論傳媒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J].當代傳播 ,2006，（3）.

[2]張振華.對農廣播電視建言[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4，（5）.

[3]賴浩鋒.農村傳媒生態失衡研究[J].當代傳播 ,2005，（1）.

[4]王玲寧 張國良.我國農村受眾媒介接觸行為調查分析[J].新聞記者,2003，（11）.

[5]姚君喜.西部貧困地區電視文化發展調查――以甘肅為研究個案[J].新聞界,2005，（1）.

[6]徐景華.由疏離到和諧---媒體與農民關系之現狀及解決.中國新聞研究中心網（省略）2004.4.10.

[7]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十七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06年1月17日.

[8]陸地. 2006：中國電視產業大解碼――2006年：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9] 任福耀 王洪瑞.中國反貧困理論與實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P1-5.

[10]李建軍.2004年中國文化發展概述[C].2006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P147-160.

[11]胡書東. 我國文化產業的需求面分析[C].2006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P345-355.

[12]喻國明《一個主流媒體的范本――讀后.傳媒學術網http:\\省略.

[13]陳力丹.關于傳媒發展和經營的一些宏觀認識問題[J].新聞界，2003，（1）.

[14]周鴻鐸.區域傳播學導論[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5年版，P125.

[15]謝詠才 李紅艷.中國鄉村傳播學[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P78.

[16]尹敬媛 焦德武.信息狂歡時代的落寞――農村信息傳播缺位思考[J].新聞知識，2005.

[17]劉仁圣, 賴浩峰. 農村傳媒生態失衡現狀與對策――“江西省農民致富與傳播狀況”調查后的思考[J]. 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5,(2).

參考文獻

[1]陳力丹.《關于傳媒發展和經營的一些宏觀認識問題》《談談媒體在西部大開發中的報道選題》

[2]陳先元《大眾傳媒素養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篇（10）

高了，在廣大網民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才能吸引更多的網民參與這家媒體的信息選擇與傳播。可是要想讓廣大網民認可你，提升網民對自身的認知度，就需要媒體的自律，即傳播者的自我把關來提高自身的公信力。

如何提高網絡新聞把關人的自我把關意識

要提高網絡媒體自律意識，就要從提高把關人的自我把關意識開始。網絡信息把關人應從以下幾方面提高自我把關意識：

培養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對一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是媒體工作人員做好工作的先決前提。網民在保證信息準確、堅持個人原則的基礎上，還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擔起自己應負的社會責任，不傳播的同時也監督別人不傳播錯誤的信息和對社會或其他人造成惡劣影響的言論。

努力學習提高自己。面對飛速發展的社會環境，媒體從業人員要跟上時展的步伐，就必須努力學習，豐富完善自己的知識體系，開闊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只有在工作中不斷地充實自己，才能緊跟新聞信息傳播的發展。

披露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媒體工作人員站在時展的前沿，是社會發展的瞭望者與觀察者。媒體工作者有責任和義務將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矛盾披露出來，并呼吁大家對矛盾的解決提供建議。隨著社會的發展，廣大受眾參與社會言論的程度日益提高，受眾通過網絡來參與重大事件的討論更加廣泛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網絡信息的傳播者其實也是社會的觀察者、監督者，在傳統媒體新聞記者沒有觸及的地方，發生的大小事件，都可能被網絡受眾上傳到網上，與廣大網絡受眾分享討論。

轉貼于

維護網絡信息的真實性。新聞工作重要的原則是真實性原則，媒體不僅進行輿論監督，還要向廣大受眾傳遞信息，如果媒體傳播的都是不真實的信息，那么這個社會到處充斥著虛假的信息，將會對社會的發展造成惡劣的影響。在大眾傳媒業發展至今，新聞的真實性更加重要。網絡信息把關人在創造、整理和編寫新聞性信息材料時，真實性仍然是第一標準，只有客觀公正地傳播真實的事件，才能維護網絡環境的良好秩序。

總之，要提高網絡新聞把關人的自我把關意識，除了網絡信息傳播者自身的自律外，還需要有他律與之相互配合，例如，加強相關網絡法律法規建設、提高網絡技術水平等。

注釋：

①屠忠俊、吳廷俊：《網絡新聞傳播導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篇（11）

一、新聞在職教育系統

俄羅斯高校新聞在職教育主要依托新聞夜校進行。

根據俄聯邦教育部和俄聯邦電視廣播出版部于1994年3月聯合頒布的法令，俄羅斯高等新聞教育有全日制教育、在職教育兩種形式。其中，后者主要是依靠夜校教育來實現的。在俄羅斯高校中，新聞系（或新聞專業）同時設置雙軌教育模式。一種是上述的全日制教育，另一種是夜校教育。夜校在行政上一般隸屬于新聞系（或新聞專業）統一管理。

在職教育學年為36周，本科學歷5年，碩士學歷3年，博士學歷4年―5年。每年9月1日開學，在職學生可帶薪學習，年齡大小不一。學生完成所有課程考試后，可以和全日制學生一樣申請學位論文答辯。學位論文一旦通過答辯，獲得相同等級的學位證書。

據俄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俄羅斯新聞夜校在讀學生包括非新聞專業的媒體從業人員、媒體兼職人員、媒體失業人員、新聞愛好者、在讀全日制學生、待業青年等。

新聞夜校一部分課程被安排在晚上，一部分被安排于周末，也有的被調整到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每周平均授課時間在20小時左右。

夜校教育一般為自費教育，但是學費往往比較低廉。對于那些失業者和待業者來說，要想免費接受夜校教育，可以向夜校開辦者遞交申請。只要理由充分、證明合理，都能得到允許。

二、提高學生綜合能力

俄羅斯著名新聞理論家戈拉別里尼格夫博士認為，“與全日制新聞專業的畢業生相比，在職學生更容易干出成果。這是因為在職學生已經有豐富的媒體從業經驗，他們來接受繼續教育的目的，無非是想系統地學習和補充新聞理論知識。”

俄新聞教育學家巴庫列夫教授在其專著《新聞人為何接受再教育》一書導論中指出，“實踐經驗說明，一位稱職的記者不僅僅需要掌握新聞知識，還需要有寬廣的知識面。如何去獲得各種專業知識呢？唯一的途徑就是博覽群書，廣泛學習。”巴庫列夫教授認為，一名記者不一定是新聞專業畢業的學生。在當記者之前，他學的可能是醫學、工學，或者是經濟學，或者是文學，或者是其他什么學科。不管他學的是什么專業，如果他不掌握新聞學理論，不懂得新聞采訪與寫作技巧，他是不可能成為一名稱職的記者的。對于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來說，需要通過再教育全面掌握采、編、發、播技術，提高稿件制作、節目制作、報刊出版的能力。

為了實現這一教學目標，俄羅斯高校新聞夜校從實用立場出發，有選擇地設置專業課程。

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新聞系主任Барабаш博士認為，新聞界把新聞學與傳播學作為兩個獨立的學科予以設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高校把兩個專業所開設的課程完全獨立設置是不應該的。因為傳播等同于新聞的運動，新聞等同于傳播的材料。傳播的核心是新聞，如果傳播脫離了新聞，傳播將無法進行。所以兩者必須達到有機的統一，才能產生社會效果。如果在高教階段就把專業界限明確區分設置，會造成學生的專業知識面過窄，降低就業競爭力。

俄羅斯高校新聞夜校所開設的專業與全日制教育所設置的專業大致相當，一般有新聞學、報刊、廣電、廣告、新聞攝影等專業。但是，夜校專業所開設的課程卻更加實用。其中新聞學、報刊、廣電等專業所開設的本科9門核心課程是一樣的。在核心課程之外才單獨開設了4門―6門專業課程。其他為所屬專業的選修課，4年內大約有15門左右的選修課。

夜校本科第一年的專業課程主要圍繞報刊來設置。其中開設新聞理論、新聞采訪與寫作、報刊編輯等核心課程。第二年的專業課程主要圍繞廣播電視來設置。其中開設廣電采訪、編輯、配音、播發技術，設備使用及維護等課程。第三年的專業課程主要圍繞攝影和廣告設計來設置。其中開設攝影、制片、廣告策劃、廣告設計、媒體管理等課程。第四年的專業課程主要是圍繞綜合使用上述各學科理論和技術來設置。第五年一般是學生實習和撰寫畢業論文，準備畢業考試的時間。

為了擴展夜校學生的知識面，新聞夜校鼓勵學生跨專業、跨學科進行課程選修。這些課程完全由學生根據自己的工作需要、愛好和發展方向去進行選擇。每個專業對自選課程沒有硬性規定。

如果說夜校本科生教育強調的是培養動手能力，那么，夜校在培養碩士研究生方面側重于培養其理論研究能力。新聞理論、大眾傳播、報刊語言等專業的碩士教育所開設的核心專業課程7門-9門。另外，還有2門-4門專業必修課和其它大約16門選修課。

三、課程考試強調學以致用

俄新聞夜校一堂課時間為90分鐘。在課堂上，教師強調學生動手為主。為此，他們通常把90分鐘的時間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教師授課時間，一部分是師生討論時間，一部分是學生講課或者回答問題時間。為了實現這種時間分配，教師在上課時往往要布置課下作業。在下次的課堂上，教師首先要求學生們講解作業，隨后大家對所關心的課程內容展開討論，教師在大討論中完成新課講授。下課之前，教師再布置課下作業，一個學期就這樣日復一日地循環下去。

這種師生互動的程序之所以能開展起來，與小課堂是分不開的。新聞夜校的小課教室一般只有15平方米―18平方米，各班人數在10名左右，全班同學每堂課都有發言機會。

目前，俄新聞夜校各專業考試制度采用全日制教育考試制度。各科考試及格成績分為3級：5分是優秀、4分是良好、3分是及格。3分以下為不及格。

不管是夜校的本科生、碩士生還是博士生，他們的考試步驟基本上是一樣的。即分為3個方面：一方面為平時的出勤分、一方面為書面考試分、另一方面是當面口試分。

凡是平時不好好去上課的學生，主考教師有權拒絕他參加考試。相反，對那些平時積極上課、課堂回答問題活躍的學生，在期末考試時，主考教師有權不經考試，就給他自動打5分。

書面考試一般是在課程結束前，教師讓學生把該學期所學的知識用總結和摘要的形式寫出來，一般篇幅在A4紙15頁左右。根據摘要的質量打分。

口試相對比較繁瑣。課程結束時，任課教師往往根據所講授的內容，編出一個考試題單，考題一般都有30個以上。提前1個―2個星期就交給學生課下準備。考試時，教師把這些問題打亂順序，按每個題簽3個問題寫好，正面朝下，擺在主考教師的面前，由應考學生抽取。考生抽到哪個題簽，就回答上面的問題。主考教師根據學生回答內容，可以隨時補充問題。學生與教師談得越融洽，得的分數就越高。相反，那些冷場的學生往往會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