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雙減政策的原因和影響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也正因此,教育不斷內卷,學生的壓力漸漸增大,如果得不到緩解的話,對學生的身心健康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教育部下發雙減政策,學生開懷,家長擔心
好在教育部及時下發雙減政策,禁止補課機構在學生的雙休時間和寒暑假進行學科類課程教學,這樣一來,學生就可以從忙碌的補課班中解放出來,這對于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來說無疑是個喜訊。
不過家長卻不像學生那樣樂觀,雙減下發,補課班進入寒冬期,如果不補課的話,孩子的學習成績跟不上怎么辦?畢竟今后兩場大考,中考和高考中文化課成績還是占據主要比重的。
有家長就提出,自己的孩子已經適合了補課的方式,平時在學校上課,放了學的時間就去參加補課班,這樣才能保持成績在班級前幾名,雖然知道孩子的壓力很大,學習很累,但是現在不累的話,今后會更累。
分析
很多家長在面對雙減的時候,一聽說禁止學生學科類課程補課的消息,就產生了排斥的心理,歸根究底也是為了孩子好,擔心孩子的成績下滑,這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家長也要清楚一點,雙減政策的初衷不是讓學生不學習,而是讓學習自律學習,給學生獨處學習的機會,讓學生學會多多思考,這是一種不減努力、不減勤奮的學習。
所以家長對此也不要過于焦慮,而且,教育部也傳來好消息一則,相信家長聽后會很開心。
教育部傳來“好消息”,滿足3點要求,老師就可以為學生補課了
近幾年,我國在教育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各項政策的下發,也讓我們看到了教育部對全體學生的關心。
雙減政策在前,部分家長只能在背后偷偷的為孩子找老師補課,家長的目的就是為了孩子能夠多學一些知識,保障孩子在今后獲得更好的發展。
教育部也適當的作出了一些調整,表示只要老師能夠滿足3點要求,就可以為學生補課了。
其一:人數有限制
這樣做的原因,一來是由于疫情的因素,避免人流集聚;二來也是因為要保障老師補課的質量,以小規模的課程開展的話,能夠保證參加補課的所有學生都能受到老師的關注。
這樣老師所講的內容,學生才能夠更好的獲得吸收,從側面也能證明老師補課目的的純粹性。
其二:教師要無償補課
教育部要求,老師給學生補課的話,是不能收取任何費用的,這樣就是保證教育不摻雜任何雜質,如果老師給學生補課,也是處于真正意義上幫助學生提高基礎知識目的。
教育如果凌駕于金錢之上,那么也就失去了意義,也會讓教育內卷不斷加重。
其三:開課前到教育相關部門備案
最后一點就是,老師如果想給學生補課的話,在開課前就要到當地的教育相關部門備案,補課申請通過之后,才可以進行補課行為,如果私自開班的話,一經發現,就要受到嚴肅處理。
家長聽到此消息后欣喜不已,這無疑是個好消息,孩子又可以參加補課了,不過一些老師卻認為這樣的條件過于苛刻了,尤其是無償補課和限制人數這兩點,對老師來說很難進行下去。
畢竟老師也是普通人,如果下班后無償給學生補課的話,必定要犧牲自己的時間。
網友也站出來為老師鳴不平,表示如果這樣的話,恐怕沒有老師會愿意開班補課。
結語:
往前看,內生增長動力疲弱意味著寬松政策態勢將持續,“松貨幣、寬財政”配合人民幣有序貶值預計是未來的政策組合。財政政策是金融周期下半場穩增長的主力軍,貨幣政策方面,年內再次降息的概率較小,內生動力疲弱,加上基數原因,明年初經濟增速可能再次大幅下降,仍有必要進一步降準降息刺激需求。預計人民幣匯率年內基本保持穩定,明年全年可能有序貶值5%左右。
金融周期下半場增長壓力有增無減
出口需求也將長期被壓制。外需方面,全球地產投資短期內難言見底;制造業投資受到需求不振和產能過剩的抑制,基建金融周期2013年底進入金融周期下半場,房地產整體處于下行周期(意味著主要抵押品價值下降),商業銀行惜貸,兩者相互負反饋,經濟自主增長動能持續減弱。去杠桿過程中,投資的快速下滑是經濟下行的主導力量,9月份單月投資同比增速在10%附近波動后再下臺階,大幅降至6.8%。房地產單月投資同比增速由8月的-1.1%進一步下滑至-3.1%,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速由上月的7.3%降至4.6%,基建投資同比增速由19.7%降至14%。
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中國的PPI 同比增速已連續43 個月為負。需求低迷也抑制了食品價格的漲幅,9 月食品價格環比下降0.1%,季節性調整幅度超市場預期,導致CPI 低于市場預期。
從總體物價水平來看,三季度GDP平減指數由二季度的0.1%進一步下滑至-0.7%,通縮狀況加劇。實際融資成本面臨上升壓力,將進一步壓制投資。
雙降符合“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的政策思路
實際上,受財政支出預算紀律限制,四季度財政支出增速預計回落至個位數。1-9月份財政累計支出12.07萬億,已完成預算支出的70.4%,比去年同期提高2.7個百分點。按照往年財政支出決算基本等于財政支出預算的規律來看,預計四季度財政支出5.08萬億,高于前三季度季均4.02萬億的水平,但是由于去年四季度基數較大,因此在財政預算紀律的約束下,四季度財政支出增速將回落至5.86%。
因此,正式預算的財政政策并不是寬財政的主要體現形式,穩增長財政政策更多體現為準財政。近期政府加速推出穩增長項目。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為這些新增項目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從財政歷史數據來看,赤字率不超過3%似乎是不成文的“鐵律”。由于今年的預算赤字率已經達到2.3%,因此除非突破3%的歷史“鐵律”,否則通過公共財政支出為穩增長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的空間并不大。在商業銀行“緊信用”的背景下,這些項目的落地則主要通過國開行等政策性銀行的“準財政”行為實現。
準財政行為需要寬松貨幣政策配合。國開行等政策性銀行是實施準財政的主要平臺,其貸款主要投向中長期開發項目,是穩增長的“主戰場”之一。2015年前三季度,國開行發放本外幣貸款1.95萬億元,其中僅發放棚改貸款一項就增長了一倍,達到5770億元。國開行主要依靠債券融資,截至2014年末,國開行債券余額人民幣63,536億元,同比增長8.8%,占總負債的66%。另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今年國家批準國開行、農發行向郵儲銀行定向發行1萬億專項建設債券,中央財政按照專項建設債券利率的90%給予貼息,國開行、農發行利用專項建設債券籌集資金,建立專項建設基金,主要采用股權方式投入,用于項目資本金投入、股權投資和參與地方投融資公司基金。這意味著通過國開行等政策性銀行推行準財政將會對市場產生較大融資需求。因此通過準財政促進穩增長,客觀上需要放松貨幣政策為準財政的穩增長項目提供融資便利。9月貸款增速上升或體現了準財政的效果。
政策寬松態勢將持續
如前所述,金融周期下半場經濟下行壓力依舊,而準財政的穩增長效果或難以在短期內體現。項目從核準發放“路條”,到實際開工落地形成經濟增長本身存在一定的時滯,最短也要4個月,長則2年多。信貸政策對GDP的影響也存在時滯。從歷史數據看,新增信貸對經濟增長比較充分的影響體現在3-4個季度以后。
作為一個初三學生的媽媽和一個初二學生的姨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校外培訓機構和一對一輔導都無法實現了。
外甥女在我們這個新一線城市的核心培訓圈,被家長們稱為“妖學圈”的一家大型培訓機構進行數學和物理的學習。因為“雙減”政策不允許在周末和節假日、寒暑假進行培訓,機構將時間調整到了周一到周五晚上,有線上線下兩種模式,因為上課時間與學校放學時間沖突,另外外甥女喜歡的任課老師都被裁員,最后放棄了培訓,申請了退費。所幸沒多久退款就到帳了,據說全國各地好多家長屯了課,結果無法拿到退款,損失慘重。
我閨女初三了,中考即將到來,課程多作業多,百分之五十的普高錄取率讓家長焦慮,學校是很負責的,安排了免費的晚自習和周末輔導,原本打算周末請人查漏補缺輔導一下的,也因為沒有時間只好放棄。
這些變化對我們家長的心態確實有影響,連我這么淡定的都有點迷茫了,可是,無意中在省圖書館看到的這本書讓我釋然了。
圖片
作者是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美國天普大學心理學博士,有二十年多年的中小學教育經驗。她用平實的語言記錄了她的經歷和收獲,我深感認同,摘錄如下。
我們有沒有教孩子更重要的生活教訓,如挫折承受力,如何處理焦慮,如何感恩?
我們有沒有討論過,每個人都各有恩賜,拿爬樹的能力去評價一條魚是合邏輯的?
我們有沒有讓孩子看到,如何面對生活中的不完美,如何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如何謙虛地待人接物,比代數方程式和經濟理論還重要?
我們有沒有幫孩子學以致用,提高對學習的興趣,為一生旺盛的求知欲打下基礎?
我們成長的過程誰沒有一路坎坷?誰是出生到現在學業一帆,事業、家庭、健康全都是一路綠燈一路凱歌?
生活中,多少父母總有錯覺,以為讓孩子永遠成功,才會走向更高的成就?他們過度保護孩子,不讓孩子經歷任何失敗,卻忘記了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勝敗乃兵家常事,錯失了通過失敗和挫折來鍛煉孩子的良機,以至于孩子將來被撲面而來的失敗打個措手不及,有機會經歷失敗,才能增強對挫折的免疫力,學習過“輸”,將來才能“輸得起”。只有這樣,不論孩子選擇去哪里的高中、大學,學什么專業、將來做什么工作,和誰生活在一起,我們做父母的都盡可放心,不論生活如何風云變幻,孩子都會從容應對。事實證明,走得最遠的不是那些最聰明的、一學就會的學生,而是那些智力中上但遇到困難不放棄、最有恒心的學生。
智力,歸根結底是綜合自己所有去解決問題的能力。成功的因素大多數是智力測試顯示不出來的。每位孩子的天分需要最了解自己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幫他們去發掘,千萬別把責任寄托在任何考試上。孩子像雪花、樹葉,各不相同,不必去羨慕別人有而自己沒有的,拿別人孩子的長處比自己孩子的短處,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亮點。沒有我們的愛和接納,孩子很難去接納并尊重自己,那安全感一一健康自我的基石,也就很難建起了。
青少年在了解自己、了解周圍世界的過程中充滿著幻想、嘗試和錯誤,很多在家人和朋友的幫助下,逐步發現如果不照顧好自己的精神健康,“成功”就根本不存在。意識到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后,他們摸索著如何去平衡,如減低表現的壓力、避免課業和活動過重、找到自己的興趣、保留放松時間和全家相處時間等。
國際收支是一國居民在一定時期內與非居民之間的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往來所產生的全部經濟交易的貨幣記錄。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主要由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決定,而經常賬戶的盈虧取決于一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金融賬戶則主要決定于金融市場的利率、風險、投資報酬率與其他非經濟因素的變動。從動態上講,國際收支活動描述了一種經濟現象,反映了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全部對外往來的貨幣收付活動。就靜態而言,國際收支描述了一國與其他國家之間貨幣收支的對比結果,把這種結果加以系統地記錄,就形成了國際收支平衡表。
我國國際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紀90年代,除個別年份外,呈現出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特別是21世紀以來,雙順差規模出現迅速擴大的趨勢。正是由于這種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導致了我國目前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對沖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性。近兩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
一、近幾年我國國際收支的現狀
2005年,國家繼續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金融體系改革取得進展,整體穩健性增強。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放寬匯價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原因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國的持續大額順差。
(一)儲蓄率過高
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儲蓄率過高。國內總儲蓄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盡管投資率在此期間也有所增長,但儲蓄快于投資的增長,擴大了經常帳戶順差。當前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無論與本國歷史平均相比還是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于高位。一般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主要是因為個人儲蓄欲望強烈,但更主要的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高,企業高儲蓄率帶來的投資增長效益較低并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此外,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渠道不暢,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導致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有儲蓄。
(二)加工貿易仍占主導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和領域,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方式與貿易出口數量的增加呈明顯正相關的關系。深入分析我國貿易結構可以發現,一般貿易及其他貿易實際上處于逆差狀態,持續攀升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一般銷往國外,在我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因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對稱性的國際收支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多年的“獎出限出”的傳統思想和對外資不加選擇的“超國民待遇”等經濟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資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導致資本項目凈流入大于凈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資的大量涌入不僅拉動了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而且加大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中不斷增長的比重。
三、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對策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進行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核心競爭力
經常項目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產業結構失衡,出口集中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在國際上以低價量大為特點,企業利潤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傾銷訴訟。進口缺乏中國真正急需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達國家產業調整僅僅把我國作為制造業基地,真正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研發都在發達國家國內。因此,我國現在必須調整進出口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出口;并把環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納入企業的出口成本;開發產品核心技術創造力,提高企業自主競爭力,實現在平穩出口量的基礎上利潤最大化。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積極探索多元化、多層次的外匯運用方式,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對外投資。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律和政策,給予其適當的優惠政策和信貸支持,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健全對境外投資的服務體系,為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唐麗麗,趙雪梅.淺論中國國際收支失衡調節[J].當代經濟,2007(7).
現在教育政策開始越來越嚴格,所以學生不僅要認真學習,課后也還需要花時間補習,造成現在市場上出現了如此多的課外補習班。
課外補習班看到了家長對孩子升學的渴望,很多課外補習班也通過騙學生上課,騙取家長的學費,把錢花在了課外補習班上。然而,學生們的學業成績并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對于這樣的行為,相關的政府部門也對這些補習班進行了嚴格的把控,了以下三項公告。
1.課外補習教師必須具備開課資格
許多課外補習班沒有相關資格,所以現在有很多部門單位對于現在社會上泛濫的補習班,進行了非常嚴格的控制,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相關的補習班資質的機構,將會被禁止停業處理。
2.機構老師必須具備相應的資格
為了省錢,很多課外補習班會聘請一些沒有資格證書的教師來教學生,甚至會聘請沒有資格證書的教師來吸引更多的學生報名。還騙了家長高昂的學費。最重要的是,這樣的做法不僅不能讓學生的成績有所提高,甚至還會影響學生的成績,所以現在相關部門也已經明確規定了,如果培訓機構存在這種現象,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3.課外學費
而有關的政策也表明,培訓機構在向學生收費的時候,不能提前交納,更不存在需要提前交納學費,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過多久,就出現了這種新穎的“課外補習班”,并且一些家長對這種補習類型也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家長擔心新的“輔導模式”會影響學生
在相關部門嚴格管控課外補習班后,有很多不合格的補習班也已經關閉了,但是隨之也有新的一種補習方式出現,除此之外,政府也還出臺了禁止開設暑期補習課程的政策。
所以這種新的補習方式也受到了許多父母的追捧,而這種方式說白了也就是換種方式補習,
只不過這種形式的補習,對于一些條件比較好的家庭來說,相對沒這么大的壓力,但是對于一些普通家庭,這明顯就是增加了
經濟負擔,讓本已貧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對于這種方式的補習班,不少的父母也開始擔憂,因為之前的課外補習班模式都差不多,因為大家都是從零開始的,但是出現了新的補習方式,可能大家的起點就不一樣了,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條件邀請導師為學生提供個性化的建議。
而這種補習的形式也是鉆了政策的空子,此外,這種補習班更是為父母和老師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補習費用極其昂貴,增加了家長的負擔,也為課外補習班找到了賺錢的新途徑。
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補習班教學水平也不能得到保證,而老師的教學質量也是在未知的情況下,最終會導致家長花費大量的補習學費,但學者的學習成績依然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對此,希望家長們在為學生選擇導師時要慎重,否則可能白白浪費金錢和時間。
國際收支是一國居民在一定時期內與非居民之間的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往來所產生的全部經濟交易的貨幣記錄。持續順差是指在一定的單位時間里(通常按年度計算),貿易的雙方互相買賣各種貨物,互相進口與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額持續大過乙方的出口金額,或甲方的進口金額持續少于乙方的進口金額,其中的差額,對甲方來說,就叫作貿易順差,反之,對乙方來說,就叫作貿易逆差。我們看到,我國國際收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除了1993年以外,經常項目始終保持順差并呈逐漸上升趨勢。而資本和金融賬戶除1998年因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而出現小額逆差外,其他年份也一直保持順差。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于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2006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大,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達到8536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國;同年10月,我國外匯儲備一舉跨過萬億美元大關。2007年我國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外匯儲備1.5898億美元。
那么,我國近幾年國際收支方面總體擴大化的持續順差現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對我國經濟有哪些影響,我們應該對此做出什么反應,采取怎樣的對策,本文將對這些問題做一個總結性的梳理和簡要性的回答,以便給讀者們一些啟示。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
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存在,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從國際上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全球過剩的流動性不斷地輸入我國。2001年以來,美聯儲開始實施了長打兩年多的低利率政策,與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步,我國資本項目順差開始持續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國際壓力也日益高漲。
從國內來看,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國際收支順差進一步擴大的重要基礎。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取得明顯效果,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初見成效,各項改革不斷深化,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這些因素有利于增強企業出口競爭力,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有利于增強國內外對人民幣匯率穩定的信心。2、結構性失衡。而造成這種結構性失衡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近年來國內儲蓄總量高于國內投資與消費而導致的內部失衡。這就意味著當前國內經濟存在著流動性過剩和資本投入不足共存的現象。過剩的生產就大量出口到國外,導致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3、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鼓勵政策。借鑒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的原因,中國一直堅持著出口導向型的工業政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4、國內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不足。由于資本市場不發達,儲蓄也不能通過其他渠道轉化為國內投資。而鼓勵外資進入的各種優惠政策使得企業可以通過合資方式引入外部資金。外商將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簡單地賣給中國人民銀行,然后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產生了“雙順差”的格局。
三、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基于以上對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宏觀調控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可以說,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是宏觀調控的必然產物,它在客觀上對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和穩定物價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具體表現在:1、國際收支持續順差有利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實現;2、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3、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并不必然導致通貨膨脹;4、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直接導致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持續順差對一國經濟而言是一把雙刃劍。長期的持續順差情況下,我們更要去注意它的負面影響:首先,持續順差會破壞國內總需求于總供給的均衡,使總需求迅速大于總供給,沖擊經濟的正常增長。這是因為持續順差在貿易上表現為大量商品出口,而大量的出口商品會直接減少國內社會產品供給,是國內需求相對增大;持續順差產生的儲備結余,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兌換壓力,各個持有者的兌換要求,會迫使本國金融當局增加本國貨幣投放,從而又創造出新的需求,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其次,持續順差在外匯市場上表現為有大量的外匯供應,這就增加了外匯對本國貨幣需求,導致外匯匯率下降,本幣匯率上升,從而提高了以外幣表示的出口產品的價格,降低了一本幣表示的進口產品的價格。這樣,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其國內商品和勞務市場將會被占領。第三,長期雙順差將加劇我國與相關貿易伙伴國尤其是歐美的貿易摩擦。短期內,持續的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導致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摩擦愈演愈烈,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攻擊的重點目標,使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發展受到更大制約,貿易談判中需付出更多代價。第四,持續順差也將直接沖擊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外匯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由中央銀行對沖掉。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一段時間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中國貨幣政策,對中央銀行來說,造成了被動投放貨幣的的重要任務。“這樣巨大壓力,并通過貨幣乘數效應放大了市場貨幣供應量。長此以往,必將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并且,隨著整個金融體系統中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和貨幣市場利率持續走低,貨幣調控的難度越來越大,使得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直接沖擊。”
四、國際收支調節的政策建議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切實轉變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模式
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應轉向“以質取勝”,從根本上扭轉貿易的貧困化增長局面。為此,在繼續加強引進、消化和吸收先進技術的同時,政府要采取各種有效措施,鼓勵生產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自主品牌意識,實現由目前的貼牌加工為主向自由品牌生產、營銷為主的轉變;要積極推動一般貿易和其他形式貿易的發展,改變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限電不是偶然的,受極端天氣、能源供應等因素影響,近年來全國不少地方都曾采取限電措施。今年9月份以來,已有江蘇、云南、廣西、浙江等10多個省份陸續啟動限電措施。
具體到本次拉閘限電,東北地區主要受煤炭供應不足的影響,這背后既有火電企業因煤價上漲導致的發電意愿不足,也有因今夏持續發電使得煤炭庫存下降的因素。此外,發電機組停機檢修,風電、光伏等新能源發電出力不夠等,也影響了一部分電力供應。
與東北地區不同,南方地區限電的主要原因更多是出于實現“能耗雙控”年度目標的主動選擇。今年上半年,在我國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的背景下,部分省份能耗雙控指標未能完成,甚至在能耗強度等關鍵指標上還出現了不降反升。國家發展改革委的《2021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表》顯示,江蘇、廣西、廣東、福建等9個省份被列為一級預警,這應是上述地區出臺限電措施的原因所在。
在世界上,恐怕沒有第二個政府能夠做到這點。中國政府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在成功地度過“最困難一年”后,2010年中國經濟前景如何?中國將會面臨何種挑戰?中國應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新年伊始,我們必須認真考慮這些問題。經濟學家不是算命先生,但全面系統地分析各種可能性,給出相應預案和對策,是經濟學家不可推諉的責任。
2009年中國經濟處于有效需要不足狀態。由于需求不足(而非供給不足)是經濟增長的制約方,分析有效需求中各個主要構成部分的此消彼長及變化趨勢,是從宏觀經濟層面分析2009年中國經濟歷程、外推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各種可能性的出發點。
由于統計資料不完全,不同機構對于總需求各構成部分貢獻估算有相當的差異。根據我同事的估算,2009年最終消費、固定資產投資、凈出口(出口減進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分別為4.2個百分點、7.5個百分點和-3.7個百分點(其中出口貢獻為-3.3個百分點,進口貢獻為-0.4個百分點)。
2008年底我們就堅信,2009年中國“保八”目標一定能夠實現。這種信心主要是建立在中國財政狀況良好的認識基礎上。但我們低估了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出口、從而對中國經濟增長沖擊的嚴重程度。據我同事估算,如把出口增速下降對投資需求的影響考慮進去,2009年中國出口增長速度下降對GDP增長的綜合貢獻高達-6.5個百分點。既然低估了出口增速下降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自然就會低估固定投資增長速度急劇上升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2009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超出了多數經濟學家預料。凈出口增速的逆轉程度被低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相對于出口,進口增速下降程度被高估。因為加工貿易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國進口增長速度同出口增長速度具有很高的同步性。
一旦出口增長速度下降,中國的進口增長速度也會相應下降。但2009年進口下降速度明顯低于出口下降速度,從而導致凈出口下降速度高于預期。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急劇增加導致一般貿易品進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間產品進口的減少。
全球經濟陷入危機,中國逆勢而上,實現了8.7%的增長難能可貴。但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實現“保八”的目標應該是意想之中的事情。理由非常簡單:中國有著良好的財政狀況,2008年中國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僅僅為18%。經過沖銷不良債權、注資等大手術,中國銀行體系處于從未有過的健康狀態。
不難想象,中國政府能夠采取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內需,用內需增加彌補外需減少,使經濟增長保持在8%的水平上。
但是,2010年中國經濟確實可能是“最復雜的一年”,原因有三。首先,在保增長的同時,中國還必須完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相應的經濟結構調整。其次,中國仍將面對一個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最后,中國政府需要有效管理通貨膨脹預期、抑制資產泡沫。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有兩個重要特征:投資驅動和出口導向。多年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超過GDP增速。中國投資率自2001年持續上升,投資同其他總需求的構成部分(消費、投資)不同,其他需求構成部分(如消費需求)僅僅代表本期需求。
但是投資具有雙重作用:在當前代表需求,在接續期代表供給。從均衡狀態出發,投資需求增速的提高和投資率的上升,在當期會造成經濟過熱,經過一定時期后就會造成產能過剩。中國政府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致力于防止投資增長速度過快導致經濟過熱。
其實,抑制投資增速過快造成的經濟過熱就是為了防止出現過剩產能。而直到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之前,中國之所以未出現嚴重產能過剩,是因為強勁出口需求吸收了中國過剩產能。具體表現是,出口與投資同步高速增長,在一段時間內,出口增速甚至超過投資增速。結果是,在潛在過剩產能迅速積累的同時,中國經濟過熱現象日益嚴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爆發,則突然暴露了中國嚴重產能過剩問題。
財政刺激計劃遏制經濟增長的下滑,但卻導致中國投資率進一步上升。2009年,中國的投資率可能接近或超過50%。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主要用于基礎建設投資――鐵路、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產能過剩,但卻又產生了投資周期長、投資效率低下、銀行不良債券增加和財政狀況惡化的可能性。產能過剩必將增加企業出口的壓力,而中國早已因大量貿易順差而受到巨大國際壓力。
由于長期執行出口導向戰略,中國貿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別高于60% 和30%,超過所謂“貿易立國”的日本和其他主要發達國家。2009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受到嚴重沖擊,最直接原因可歸之于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過高。
中國出口導向戰略的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雙順差”。自2005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問題則變得越來越突出。中國長期維持的雙順差,反映了中國資源配置的極大不合理性。
這種不合理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的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的最大提供資本(保持經常項目順差,并把由此獲得的外匯用于購買美國國庫券)提供國,而未能把表現為經常項目順差這部分來自于本國儲蓄的資金用于改善本國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內投資。
第二,大量引入外資,卻未能利用引入的外資購買外國設備和技術(這并不排除作為個體的企業把引入外資而獲得的資金用于進口機器設備、技術和管理和原材料),而將這些資金用來購買美國國庫券(這部分外匯儲備實際上是用從外國借來的錢購買的)。
第三,由于金融危機、美國內外債急劇增加、美元貶值趨勢和未來美國通貨膨脹風險,中國的2.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特別是我們所持美國國債、政府機構債面臨資本損失的危險。
在中國目前對外投資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雙順差的增加意味著外匯儲備的增加。增加貿易順差固然有助于增加就業。但是中國通過消耗真實資源所換回的僅僅是“借據”,而這些“借據”的價值正在逐漸消失。
2009年由于外部沖擊,中國的貿易順差明顯減少,但是,中國依賴外需、通過出口吸收過剩產能的狀況并未發生根本變化。2010年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既要保持8%至9%的經濟增長速度為數百萬新增勞動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又要減少對外依存度和貿易順差。
從理論上,我們必須刺激國內消費需求,但在實踐上,要實現這種轉變必須付出痛苦的代價。如果別無選擇,寧可選擇繼續增加國內投資。
全球經濟在2010年將全面復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0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9%,發達國家經濟增長3.9%,其中美國增速為2.1%,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6%(其中中國增速達10%)。許多企業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全球經濟回暖所導致的外需增長上面。
但我們不能排除幾種可能性。首先,由于存在某種潛藏的問題突然暴露,美國剛剛恢復的金融穩定再次遭到破壞。其次,由于“退出戰略”實施過早,美國經濟“二次探底”。再次,美元貶值加速。最后,貿易保護主義加劇。
美國經濟的復蘇是超常規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結果。2009年美國財政赤字達1.42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10%,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高紀錄。目前美國國債占其GDP比重已達84%。為了保證經濟增加和降低失業率,美國政府在2010年可能會繼續采取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有一個較好的出口環境。
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已經引起公眾嚴重不安。美國還一直保持經常項目逆差,而財政赤字的增加將導致經常項目逆差的進一步惡化,并將使美元貶值的壓力進一步增加。2010年美國政府面臨兩難選擇:繼續執行超常規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則美國的財政狀況和國際收支狀況將會進一步嚴重惡化。
實行“退出戰略”,美國經濟可能再次探底,失業率再次回升。如果美國政府既不希望經濟二次探底、失業率回升,又不希望財政赤字增加過快、國際收支平衡進一步惡化,惟一可用的經濟政策工具就是貿易政策。增加出口、減少進口(減少經常項目逆差)將成為美國2010年經濟政策的一大著力點。
增加凈出口可以同時實現保增長、保就業和減財政赤字、減經常項目逆差,從而穩定美元的雙重目標。除非出現革命性的新技術、新產品,美國政府只能依靠有限的政策手段增加出口、減少進口。美國政府可能繼續對美元貶值采取“善意忽視”的政策。由于中期選舉將在年內進行,2010年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肯定會大大增強。
總之,2010年中國外部環境可能出現變數,我們不能、亦不應把2010年及以后的增長寄希望于出口的持續增長。
一、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的內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開始加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不斷創下匯改 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來源除不斷受到美歐日等經濟體聯合施壓的政治因素外,更 主要在于內外 經濟因素的推動。第一,我國持續的國際收支雙順差造成儲備資產過快增長,直接使外界產 生人 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第二,我國國內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間接引發了外部經濟的不均衡 。據 世界銀行統計,2006年世界平均消費率為62%,發展中國家平均為58%,我國不到50%。 [1]根 據宏觀經濟雙缺口模型:儲蓄缺口(S-I)=外匯缺口(X-M),當國內儲蓄>投資,即S-I>0 時,過剩的產能和積壓的產品只能轉向海外市場加以消化,會加大貿易順差,形成升值壓力 。第三,我國長期奉行“出口至上”戰略,政府出于政績,企業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計地擴大 出口 與招商引資,形成外向型經濟粗放增長的巨大慣性。第四,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如 果一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由貿易品部門生產率增長所驅動,其結果要么是國內通貨膨脹,要 么是本幣名義匯率升值。[2]唐旭,錢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結果 均支持該效應在我國的顯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因次貸危 機等原因 持續動蕩,經濟增速放緩,巨額貿易赤字有增無減。為防止經濟陷入衰退,美國施行寬松 的 貨幣政策,利率下行加劇了美元貶值。美元資產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資本開始撤離美國,重 新尋找新的避風港。第六,我國于2001年加入WTO后,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加之國內勞 動力資源 豐富且成本低廉,基礎設施和法律環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為國際制造業轉移和國際資本 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充分就業 、經濟增長,還要實現外部均衡,即國際收支平衡。為實現內外均衡的目標,在市場經濟條 件下,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外,還有匯率政策。20世紀50年代,英 國經濟學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沖突”,認為單獨使用一種政策工具要同時達到內外均 衡目 標,其結果必然是使決策者面臨兩難的處境。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打破這種看法,指出只 要恰當 地搭配使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就可以同時實現內外均衡。他提出并經弗萊明修正形成了 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為我們分析在不同的匯率制度和不同的資本流動條件下的政策 搭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經典M-F模型多用在對發達國家的分析上 ,至于對發展中國家是否適用,其創始者蒙代爾先生也認為要謹慎。但筆者認為,隨著我國 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和資本項目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的經濟環境將越來越符合模型的假 設條件,分析結果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簡稱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廣而來,它由三條曲線及其對 應的三個方程構成,分別是:
1.IS曲線:SP(Y)+T+M(Y)=I(r)+X+G,表示經濟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 , 反映商品市場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國國民收入,r代表本國利率;SP為私人部門儲蓄,M 表示進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數;I為投資, 是利率的減函數;稅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視為外生變量。
2.LM曲線:Ms=Md=L(r,Y),Ms與Md分別代表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L是貨幣需求函 數,貨幣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數,投機需求是r的減函數。該曲線反映貨幣市場的均衡。
3.BP曲線:CA+K=X-M(Y)+K(r)=0,反映國際收支均衡。蒙代爾認為,外部均衡是經常項目、 資本與金融項目總差額的平衡。M-F模型作為一種理論研究視角,所探討的是在純粹固定匯率制度或完全浮動匯率制下的政 策組合,但現實中各國采用的匯率制度大多是介于這兩種極端模式之間。我國從匯改以來實 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事實上還是在努力維持匯率的穩定,匯率水平波動幅度有 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動區間擴大為0.5%)。為此,在分析問題時筆 者選用固定匯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國際 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性較低,彈性較小。可以認為BP線比LM線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據當前經濟運行情況,決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對這三條線進行移動,使之重新交于一點。該點對應充 分 就業下的國民收入,意味著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力市場、國際收支重新達到均衡狀態 。
三、基于M-F模型的現行政策搭配探討
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逐漸走出通貨緊縮陰影,開始了新一輪的高速增長。宏觀經濟也 呈現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現在:(1)GDP增長跨入9%區間且呈逐漸攀升之勢;(2)社會部 分行業投資過旺,消費增長緩慢使銀行存貸差逐年擴大。大量閑置資金滯留于金融機構內部 ,有效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國際收支順差通過影響本國儲備資產量,形成外匯占款 ,貨幣供給量快速增長。根據2008年6月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 8088億美元(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也就6萬多億美元),占央行總資產的70%。過剩的流動性 , 集中在商品市場,引發通貨膨脹;集中在資產市場,會推高房地產、股市等資源類產品的價 格,最終催生泡沫損害實體經濟。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8%,比上年 提高5.3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動力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逐月攀升,分別上漲9 . 8%和6.9%;種子、仔豬、化肥、農藥和柴油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農產品生產價 格 同比上漲25.5%;此外,國際大宗商品繼續提價進一步加大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 1]高企的通貨膨脹和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積累已成為宏觀經濟面臨的兩大難題。
從M-F模型出發,筆者認為,為重新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適宜在維持匯率漸進、有序、 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緊縮的貨幣政策與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長期擔負 的經濟增長“發動機”功能向“穩定調節器”和“結構優化機”的功能適度轉變。
如果政策當局采用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如圖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稅收減少),IS 曲線右移到IS1,與LM曲線交于點A。屆時,國民收入(Y)增加使進口增加,經常項目惡化 ;而資本項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設我國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度低,資本項 目 的改善不足以補足經常項目的惡化,最終造成國際收支逆差(A點在BP線下方),本幣有貶 值壓力。而搭配緊縮貨幣政策的執行需要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拋出外匯買本幣,相當于收 縮貨幣供應量,LM曲線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適,IS、LM、BP三線會重新交于 一點E。在新的均衡點,國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長保證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速 度,整體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經濟過熱。這里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財政政策的擴張程度 必須溫和,否則(例如移到IS2)會同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 率上升在調控經濟過熱的同時也可能會加大人民幣升值預期。但是,在我國仍然維持資本項 目相當管制的情況下,利率僅是引起匯率變動的因素之一。除投機資本外,外資流入更多是 因為看好我國低廉的資源價格、穩定的政治經濟局勢、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優惠的稅收政策。 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國內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過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緩解和 彌補。我們應當抓住當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幣升值壓力下政策搭配的側重點與實施途徑
社會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利弊一直爭執不下。不可否認,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國既是嚴峻的 挑戰更是難得的機遇。對于不善于從內部主動 進行轉變的中國來說,借助于升值的外力與硬約束環境,變壓力為動力,我們可以加快進行 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調整與升級,轉換外貿增長方式,化解因順差過大引發升值的惡性循 環,并著力推行以擴大內需為基點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是從源頭上緩解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突 出問題的治本之道,也是運用政策工具搭配進行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一) 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側重于總量調節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魯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論”思想,指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不能 同時實現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三個目標,只能三者取二。[2 ]我國現在的發展趨勢是逐步由固定匯率制走向浮動匯率制、由資本管制向資 本自由流 動的方向平穩過渡,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匯率起伏和國際游資的頻繁沖擊 。在現行結售匯體制下,基礎貨幣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銀行主動控制,貨幣政策獨立 性受到削弱;而發達國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卻因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傳導媒介缺乏市 場基礎而效率低下。因此,貨幣政策取向的當務之急是改進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調控實力, 從總量上抑制經濟過熱。具體建議有: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強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 業務、再貼現工具的有機結合;靈活使用外匯掉期、貨幣互換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貨幣市 場――特別是同業拆借和票據貼現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進程; 改變現行的強制結匯制度;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等。
(二) 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應側重發揮結構引導與資源配置的優勢
2003年到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累計約17萬億元,比上一個五年計劃增加10萬億元,年均 增長22.1%。2007年財政盈余占GDP的0.7%.在貨幣政策日益陷入被動的困境下,財政政策 大 有用武之地。我們應抓住財政增收的有利契機,靈活用好三大財政政策工具――稅收工具、 支出工具和國債工具,從根本上解決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體制和結構問題。
1. 稅收工具
財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減稅機制,降低經濟主體的稅收負擔以提高其利潤水平和生產積極 性。因此,應有效實施企業所得稅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稅轉型的推廣。第一,“兩稅合并 ”將使國內企業總體所得稅水平由33%下降到25%,這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盈利空間,減輕因 升值造成的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等生產要素提價和緊縮環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資成本 。同時,“兩稅合并”對外資企業整體而言是增稅,這有利于從稅收、土地和融資方面減少 對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變“招商引資”為“選商擇資”,多引進資本和技術密集型 的外資企業,對屬于粗淺加工貿易和能耗高、資源占用多的外資盡量少引進甚至不引進,有 助 于擴大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實現我國從加工到制造再到創造的產業結構優化。[5] 第二, 與生產型增值稅不同,消費型增值稅征收時對所有房屋、基礎設施和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進 項稅全額抵扣,既能消除重復征稅,體現稅收公平、中性原則,又能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升級 ,參與到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和高層次的國際分工中去。
2. 支出工具
首先,穩中趨松的財政政策意味著政府支出的適度擴張,但增加的支出――通過政府消費、 轉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資等方式實現――不應進入競爭性投資領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針對農 村地區、經濟落后地區及城市弱勢群體等的公共服務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費疲軟、內需不 足是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深層次原因之一。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 在社會保障、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預期消費支出(包括住房、養老、 失業、醫療、保險、教育等項開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縮小城鄉、地區、行業和階層 間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費 潛力,需要財政支出充分發揮引導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應與稅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稅等)一道,共同推進貿易增長方式的轉 變。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甚至征收出口關稅的做法,減少能源、原材料和 高能耗的一般工業品出口,并適當運用降低關稅、調節增值稅等激勵措施,進口一些可用于 改善國內教育、醫療設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節能、安全生產、排污環保事業亟須的各種 設備與技術,以及國內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資源產品。這樣不僅能直接減少貿易順差,而且為 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增強了風險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財政專項資金用于支持 企業研制新產品、新技術和進行技術改造,支持重點企業和重要行業科技投入,打造國際品 牌,重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提高國際競爭力。
3. 國債工具
國債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屬財政政策,又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考慮充分發 揮它在兩大政策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在拓寬財政收入渠道的同時改善貨幣政策的執行效力 。第一,財政可發行專項國債,募集資金以購買中央銀行富余的外匯儲備。這樣不僅可以直 接減 少外匯占款引起的基礎貨幣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動性,而且可以豐富央行持有的國債資 產余額,改善其資產結構比例,提升沖銷操作空間。2007年8月財政部開始分批次發行15500 億元特別國債以購買外匯為中國投資公司注資,就是一次很好的嘗試。第二,設立專門的投 資公司,財政參與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與管理,并結合使用財政支出工具,改善國際收支, 分散投資風險。第三,大力發展短期國債市場。短期融資工具是央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重 要載體,而現有債券的種類、期限和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要。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可以加大 短期國債的發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據日益捉襟見肘的尷尬處境,又能為財政省下一大筆 利息支出,這對于貨幣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進一步發展債券市場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人民銀行2007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2]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
一、儲蓄、投資與經常賬戶:理論綜述
從理論上對于儲蓄、投資與經常賬戶之間關系的研究,可以通過國民收入恒等式來分析。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恒等式為:
GDP= C + I + G + X -M (1)
其中GDP,C,I,G,X-M分別代表國內生產總值、社會總消費、社會總投資、一國政府支出和該國凈出口(出口減進口)。這里的GDP中包含了外國投資者的凈財產收入Ya 和國民生產總值GNP,因此可得:
GDP=GNP+Ya =C+I+G+X-M (2)
從收入者的角度來看,國民生產總值GNP有消費、儲蓄和納稅三個用途,公式表示為:
GNP= C+S+T (3)
這里的S 代表個人儲蓄(包括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T代表政府稅收。
由(2)(3)兩公式可得:
C+I+G+X-M=C+S+T+Ya (4)
調整順序可得:
I-[S+(T-G)]=M-X+Ya (5)
等式右側的M-X+Ya 為國際收支中的經常收支順差CA,代入公式(5)可得:
CA=[S+(T-G)]-I(6)
其中T-G為政府儲蓄,S+(T-G)為社會總儲蓄NS(居民、企業、政府儲蓄之和),即:
CA= NS -I(7)
公式(7)表明,經常收支順逆差取決于儲蓄—投資缺口(社會總儲蓄與社會總投資相減所得的差額)。若儲蓄—投資缺口為零,國內儲蓄等于國內投資則經常收支平衡;若儲蓄—投資缺口為正,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則經常收支順差;若儲蓄—投資缺口為負,國內儲蓄小于國內投資則經常收支逆差。 我國經常處于經常賬戶收支順差的狀態,這必定會對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甚至是造成問題。經常賬戶盈余從公式中可以看出主要由兩方面原因導致,一個是一個國家將國內的儲蓄投向國外,另一個是正在積累位于國外的資產和財富。一個國家經常賬戶過度盈余,可能引起的問題與那些由過度赤字賬戶所造成的問題不同。可是為什么一國對他國資產要求權的增加會成為問題呢?具體有三個方面造成的:第一,一國經常賬戶持續過度順差會導致國際貿易摩擦增加。一國經常賬戶順差意味著貿易對方國有逆差,為了保護本國的產業,就會采取限制進口等措施。
第二,一國經常賬戶過度順差會導致國內居民儲蓄提高,從而造成社會閑置資金增多,從而導致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因而,我國會出現經濟增長和失業增加并存的現象。
第三,一國經常賬戶過度順差會導致該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從而提高了外匯儲備的成本,同時還會導致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使該國出口結構難以調整,從而影響該國市場化進程。
二、我國儲蓄、投資與近期經常賬戶順差的現實分析
從1989年至2012年的數據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來,我國幾乎每年都處于經常項目收支順差的狀態,但1993年是個例外。1982—1989年,我國經常賬戶差額有時是順差,有時是逆差。可見,儲蓄—投資缺口是改革開放以后順應當時經濟形勢出現的情況,但近年來卻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經濟形勢不同了,儲蓄—投資缺口也應該順應形勢的變化而發生改變。
從數據中可以看出,國內儲蓄率在最近10年平均保持在40%水平,國內投資率比國內儲蓄率低2%左右,國內儲蓄率大于國內投資率從而使經常收支逆差為負,即經常收支賬戶處于持續的順差。
對于一個經濟處于成長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持續性的長期順差表示一個國家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勝利或對外經濟聯系開放度的擴大及該國國際經濟地位的提高。這是我們愿意看到的一面,但是,導致我國經常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需要做具體分析。當持續的長期順差是由對外貿易帶來的并且不是人民幣匯率貶值的結果,它的確能因此帶動一國經濟走向成熟的市場經濟。但是,如果順差是來源于外國資本流入,那就不同了。一種是借債導致的順差,國際上靠外債興國成功的例子幾乎沒有;一種是直接投資的順差。后者對一國經濟發展及走向國際市場都有好處,但如果國外凈投資導致的長期順差沒有帶來以后持久的貿易順差,那就是有問題的。我國自1985年以來,投資率始終在保持在35%以上,近年來更是有越來越高的趨勢,2001—2005年的投資率分別為38.0%、39.2%、42.4%、43.2%和43.4%。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就在我國投資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我國的儲蓄—投資缺口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有大幅度提高的情況,問題就顯現出來了。比如會導致國際貿易中政府間的不斷談判,以及本幣升值,并因此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等。
那么我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以及我們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措施,就是我們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
三、改善我國近期經常賬戶順差的政策措施
導致我國經常項目持續順差的主要原因是國內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居民預防性儲蓄較高,國民儲蓄難以有效地轉化為投資。下面針對我國儲蓄投資轉化現狀,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以改善儲蓄投資關系,縮小儲蓄負缺口,調整經常收支失衡。
1.首先,政府方面。要強化政府功能,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及其財政功能。
(1)政府要在消費方面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部門購買以及削減稅收,刺激消費以降低社會總儲蓄。
(2)政府要在投資方面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以及增加政府對技術開發方面的支持以增加社會總投資。
(3)政府要在社會方面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比如增加公共支出,像在社會保障體系、醫療體系以及教育體系等方面,提高居民生活安全性,以降低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從而降低居民預防儲蓄。
2.其次,市場方面。要加強市場建設,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和監督作用。
(1)我國的金融還沒有完全開放,要抓住特殊時期大力發展我國金融市場,完善證券市場的建設。我國目前股票和債券市場取得一定成果,但整體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像金融產品比較單一,管理制度缺乏嚴謹性等。我國必須加大金融工具的研究力度,實現金融資產的多樣化,拓寬居民的融資渠道,增加居民可選擇的投資品種,滿足社會不同層次投資者的投資需求。
(2)加強我國進出口市場的建設,實現我國出口產業初級化向高級化轉變。技術引進是實現這一轉變的關鍵。我國在基礎理論方面和人才方面都非常高,但在應用方面和研究方面較差。要真正實現這個轉變,必須要有技術政策的支持。
(3)加強我國市場經濟的建設,通過實現利率完全市場化、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完全開放性等逐步實現我國經濟的真正市場化。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調節和監督我國的經濟。
3. 再次,完善制度和國家政策建設,為儲蓄轉化為投資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1)要有駕馭或管理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能力及充分有效的法律規章和操作制度
(2)完善我國的匯率制度,發展和完善信用制度。我國的高儲蓄是目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要素,要實現儲蓄向投資的高效率轉化,目前還有一定困難,但必須努力做到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根據我國具體情況制定人民幣匯率,杜絕頻繁地波動,同時創造新的信用工具,推進我國信用制度的升級和發展。
(3)實行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對外資企業的利潤外流嚴格檢查。外資企業的產品定價應同國內企業一樣。今后外資進入應著眼于特定領域,以引進高技術、新技術為主。
4.最后,我國國內消費需求不足,要刺激國內消費,增加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動力。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從根本上制約著投資的增長,消費是生產的目的和動力,是投資增長的最終動因。我國的消費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為使儲蓄向投資轉化,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消費總量,和我國的經濟總量相比,我國的消費總量較低,這主要是由于過去人們的消費習慣和歷史遺留因素導致的;二是消費結構,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需求多種多樣,消費的結構也應隨之發生轉變,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以促進我國投資需求的增長。
四、結論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以雙順差為特征的中國國際收支失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由于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資和外需,我們應該思考一下中國到底需要多大規模的外資,是不是外資越多越好;我國的市場化改革滯后,相關經濟要素的市場化程度不匹配;政府在行駛職能的時候,其范圍和頻率不當,對市場干預過多,特別是許多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所謂的政績,盲目地引入外資等原因導致的。原因的復雜性導致制度的缺陷,從而導致資源真實成本“扭曲”,而后者又導致中國國際收支結構的失衡。長期處于這樣的情況下,國內資源無法達到最優配置,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將無法持續健康地發展下去。
由于雙順差導致的經濟結構的失衡已經形成,要想調整這種失衡,需要各種政策措施的配合。從長期來看,可以采用宏觀經濟政策(如通過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內需等),這些政策的效果是長期的。從短期來看,中國必須從政府、市場、制度等各方面做出努力,盡快調整產業政策和產業結構,必須加速經濟各方面因素的市場化進程。長期宏觀經濟政策和短期調整措施相配合,才能夠改善我國的經濟結構失衡狀態。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失衡是必然的,是過去特殊時期的成功所必須付出的成本。但是,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只要我們能夠漸進地實現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就能夠繼續維持穩定、高速的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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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歐元區國家的一些負面消息接踵而至,這些消息大都直接來自“歐豬五國”:希臘的債務危機直接對歐元區和希臘政府的智慧構成了現實挑戰,西班牙的信用評級也遭遇了下調,與此同時希臘、西班牙開始著手大幅削減財政赤字;而步履蹣跚的意大利和葡萄牙,也加入了大幅減赤的行列當中。頓時,地中海北岸失去了往日明媚艷麗的風情,南歐諸國開始由于風景之外的原因而受到廣泛關注。
這其中的關注者就包括北方的近鄰――德、法、荷、盧、比等國。他們正走出上一輪金融危機的陰影,準備著手鞏固復蘇成果。而此時,南歐諸國在復蘇進程中掉隊,讓歐元區國家的陣勢大亂。
首先,其他成員國的金融系統,對“歐豬五國”存在著巨大數量的風險敞口。其中,德國銀行系統在這方面的風險敞口,超過其GDP的20%,而法國則超過了30%;雖然瑞士的情況介于前兩者之間,但其風險敞口中的一半以上是面向希臘這個重癥者。其他成員國也不同程度存在風險,而且這五國之間的風險也有大量的互相交織。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德國出錢解希臘燃眉之急,也是阻斷火熱向自己蔓延的無奈之舉。
其次,由于對“歐豬五國”信用潛在和現實風險的擔憂,以及對關聯實體經濟的悲觀預期,歐元區銀行擔心貸款質量面臨問題,因此惜貸并造成了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緊張。這進一步表現為貨幣市場的資金使用成本有明顯提高。因此,雖然歐洲央行仍然保持現有的利率水平不變,但實際上貨幣市場的利率仍在提高當中。而且,更為糟糕的是,歐元區的金融業信貸緊縮狀況,也并沒有因為歐盟的緊急救援計劃而得到改善。
再次,由于以希臘為代表的“歐豬五國”普遍存在雙赤字――經常項目赤字和財政赤字,而且缺乏貨幣和匯率的政策工具來應對雙赤字,因此,他們開始按照援助計劃的要求大幅削減財政開支。這樣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收緊了這些國家的總需求。這將對其他國家的出口產生重要影響。以德國為例,“歐豬五國”市場占其2009年出口額的八分之一,對五國的出口減少就可以直接解釋德國出口下降的六分之一。受到五國財政緊縮的拖累,德國出口復蘇將被意外推遲。
由于上述原因,歐元區固有矛盾凸顯,市場對歐元區經濟信心大幅受挫,導致歐元走低。如果下列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那么歐元區的前途確實令人擔憂。
首先,歐元區的制度設計存在硬傷。各成員國將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統一上交給歐洲央行,而與此同時,各國又缺乏統一協調的財政政策。這也是多年來歐元區受到諸多詬病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危機之前各國財政盈余、赤字狀況迥異,但對此又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而危機之后,又難以迅速采取有效的救援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