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上世紀70年代的手表、縫紉機、自行車，80年代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進入到一個以教育、購房、買車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大件”消費時期，這種變化是否讓人們感到更幸福？2005年年底，中國社科院的經濟藍皮書《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的分報告《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稱，在對生活幸福感的調查中，七成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同樣，也有七成城鄉居民對未來生活持樂觀預期的態度，認為未來生活會“變得很好”或“變得比較好”。

2006年年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也了一份與幸福有關的調查，他們的數據表明，一個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與居民對其城市的幸福度沒有顯著的關系。與收入水平和賺錢機會相比，城市的生活節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環境等軟性因素對城市幸福度的影響更大。

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當GDP和民眾的幸福感之間不再有聯系的話，政府的政策還要僅僅致力于讓GDP處于上升軌跡嗎？2003年，當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時，學界有這樣的聲音，稱我國面臨兩類轉變：一方面是當人均GDP處于1000美元～3000美元時，我國正處在從一般溫飽社會向全面小康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公共需求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而另一方面，我國還面臨著政府職能轉變，逐漸從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務型政府轉變。

兩類轉變的交叉點是政府怎樣通過轉變職能滿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級，專家的另一個說法是，要讓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或許在劉玉文看來，就業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礎，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間做的民心工程。其實“十五”期間，我國在就業、社會保障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值得圈點的數字，官方的數據是2005年年末，全國城鄉就業人員達到7．6億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萬人。

積極的就業政策實施幾年來，在促進就業特別是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方面發揮了作用。“十五”期間，有1800萬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

篇（2）

在當今中國，幸福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幸福，才是一切行為的終極價值和目標。從去年各地召開的地方兩會開始，多個地區紛紛提出將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為工作的重要目標。

總體而言，中國人會感覺生活幸福嗎？“2011-2012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顯示，過半受訪者（50.9％）感覺“比較幸福”，9.7％的受訪者感覺“非常幸福”；23.5％的受訪者表示“說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福；僅有15.9％的受訪者明確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訪者感覺自己“幸福”，相較于去年高出了0.4個百分點。與此相關聯的是，只有13.3％的受訪者認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圍內衡量，中國人的幸福指數算得上高嗎？今年上半年，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有17個國家超過半數的民眾覺得幸福，其中丹麥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眾覺得幸福；還有26個國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眾覺得幸福；認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國人占比18％，僅在亞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聯酋、阿曼、韓國、泰國、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等國。

年齡越大，幸福感越高

學歷越高，幸福指數越低

調查顯示，幸福感高低與年齡大小密切相關，年齡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齡在18-35歲的年輕人幸福感指數在60以下，56-65歲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數為68.6，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數則高達70.7。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健全，對城鄉老年人在醫療、養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斷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頤養天年，對其他方面要求較低，因此容易產生較高的幸福感。而隨著物價，特別是房價的上漲，“80后”們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壓力非常大，加之當今社會物欲橫流，年輕人相互攀比心理強，這樣更容易產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響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數與文化程度也密切相關，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數則越高。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數最高，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數最低，為60.6。

婚姻對于“幸福”的影響上升至第三

“2011-2012中國幸福小康指數”除了對千余名公眾進行問卷調查外，還對近百名不同行業、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次的勞動者、學生進行了深度訪問，談到對自己幸福感影響最大的因素時，大多數受訪者提到了4個關鍵詞，“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關系”，而這4項，恰好也在今年“影響公眾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的幸福感。”天津市東麗中學教師魏憲萍的感覺是，收入雖然不是影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卻對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響，所以“很重要”。

因為去年母親的一場重病，易城陽光健身會所操課部經理鄭雷雷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練，對于生活在充滿競爭與壓力的現代化社會中而又不注重身體鍛煉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擔憂，“尤其是年輕人，亞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經非常高了。”在她看來，健康才是影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住房、社會保障、職業、環境、個人能力和社交，也會對公眾幸福感產生較大影響。

與去年的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相比，今年婚姻對于公眾幸福感的影響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與社會保障對于公眾幸福感的影響力則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公眾幸福感影響最大的兩個因素“收入”與“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則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個百分點。

雖然只有53.0％的受訪者把健康視為影響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卻有63.4％的受訪者表示“會為自己的健康感到擔憂”。

雖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副教授張西超告訴記者，“收入并不是影響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況下，只要人類處在溫飽水平，錢的多少對于幸福感的影響并不大，國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個百萬富翁的幸福指數可能會比一個窮光蛋稍微高出一點點，但是不會太高，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國有句老話叫“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長者的觀點，調查顯示，在影響“80后”、“70后”、“60后”三個年齡層次受訪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訪者中，選擇“收入”比選擇“健康”的高出了14.4個百分點之多；而在“50后”受訪者中，則是選擇“健康”的最多。

民眾幸福首盼“提高工資”

調查顯示，居民對社會治安狀況、交通條件等方面滿意度總體評價值越高的地區，幸福感指數往往越高，反之亦然，這說明幸福指數與民生工程緊密相關。

10月17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表示，四季度將會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醞釀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終于有眉目了，而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當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顯示，部分行業工資上漲過快，除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外，企業內部近5年來高管工資增幅明顯超過普通職工工資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縮小而是明顯放大，造成社會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國總工會在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兩成職工5年間從未漲過工資。

因此，公眾對于提高工資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幸福感的提升。

調查顯示，近年來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和諧社會的架構及機制逐步建立，民眾對此比較滿意。但是，城鄉居民對當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滿意度卻僅為55.5，次于食品藥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滿意度。這也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居民的幸福指數。

篇（3）

一座城市人民的幸福，跟環境、財富、個人價值等緊緊聯系在一起。是什么讓北京人覺得生活是幸福的呢？

2016年12月1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的《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6）》會在京舉行。報告稱，現階段北京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處于相對較高水平。

在這份報告中，具體指數并未對外公布。報告從社會感受與生活目標、社會公平與社會信任、流動性與城市認同以及網民社會心態四大部分入手，依據數字調查報告，全面分析了社會幸福指數的差異。

幸福指數，很簡單的四個字，然而，在社會學上，它涉及的問題太廣泛，涉及的領域也很復雜。

幸福感節節攀升

2012年9月12日，北京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與中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聯合《中國20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報告稱，在調查的全國20個城市中，大連、沈陽等遼寧居民幸福感最高，其次是天津及山東的城市，而北京居民的幸福指數則低于全國平均指數，北京也因此成為此次調查中的“幸福低谷”。

在這里，問題來了。僅僅4年之后，北京居民就變得感受到幸福了？幸福感真的是會節節攀升的嗎？

在詞條搜索中，關于幸福指數的定義很繁雜。其中有幾點提醒我們：幸福指數并不是快樂指數，財富多少對幸福指數的影響不是主要的，對城市的滿意度跟幸福指數高低沒有最直接的關系……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日本。在一項針對世界34個國家幸福指數的調查中，權威報告顯示，雖然日本人在可支配收入、工作狀r、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等方面的得分均超過平均數，但日本民眾普遍自我感覺“不幸福”，僅40%的民眾對生活滿意。調查發現，日本失業率極低，在15?64歲民眾中，70%的人都有穩定收入來源，而34個國家的平均數只有65%。日本人經常抱怨工作時間太長，他們平均一年工作1714個小時，但34國的平均數卻達1739個小時。日本人平均預期壽命為82.7歲，為34個國家中最高。單從單項指標來看，多數日本人應該感到幸福，然而事實卻是相反的。

那么，幸福指數到底是什么，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又是從何而來？

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于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而幸福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幸福指數”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國王提出并付諸實踐的。20多年來，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南亞小國不丹，國民總體生活得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幸福指數”涉及的11個因素為：收入、就業、住房、教育、環境、衛生、健康、社區生活、機構管理、安全、工作與家庭關系以及對生活條件的整體滿意度。

從上面的名詞解釋可以看出，幸福指數是一個綜合性指數。即便11個因素中10個因素滿意度都很高，如果其中一個因素的滿意度過低，也會造成社會整體的幸福指數偏低。

這也正是北京居民幸福指數偏高的原因。

從環境來看，北京的交通擁堵問題，大氣中霧霾的問題雖然嚴重，但并沒有達到人們不能忍受的程度。另外，因為政府一直積極面對這兩項問題，不斷出臺各種政策進行治理，也讓北京居民在對交通、環境的未來發展上有著良好的期待。有數據表明，北京居民對于霧霾的治理75%以上的人認為，政府治理力度令人滿意，并對治理的結果持有好的預期。由于各個發達城市都曾經面臨過相同的環境問題，北京人普遍認為，霧霾的治理前途光明。

從收入、就業角度看，北京整體收入偏高，尤其是2012年之后，各個行業的就業很穩定，雖然物價漲幅很大，但相對于收入來說，北京人平均收入尚能滿足生活的需要。

而教育、衛生、健康、社區生活這幾項，可以說，北京人是相當自豪的。北京有全國最好的教育機構，有最好的醫院，這讓北京人的幸福指數大大提升。身在北京，你最不缺的就是文化環境，各種文化娛樂大幅度地滿足了北京人精神層面的追求。

對于北京人來說，不論是老北京人，還是北漂一族，北京總是以包容的態度，從容的氣度海納百川。這個城市的融合度很高，個人發揮的空間很大，幸福指數在全國排名偏高，很容易理解。

對于2012年的調查，多數北京人認為，近些年來，北京的規劃與城市建設腳步發展很快，北京人的幸福指數確實可以用節節攀高來形容。

北京人：我的根在這里，

我的幸福在這里

隨著城市腳步的發展，城市范圍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北京人從老城區遷往了郊區。最開始，很多北京人不能接受。小風的爺爺奶奶就是其中的兩位。他對筆者說：“世世代代生活在城里，我的爺爺奶奶對于遷往郊區生活是最不能接受的。當初搬遷的時候，爺爺和奶奶大有就要背井離鄉的架勢。然而，隨著發展，爺爺奶奶慢慢開始喜歡上了新的居住環境。首先，告別了大雜院，生活便利了很多，上廁所、洗澡都不再是問題。這幾年，四環以外的小區建設是有目共睹的。商場、餐館、便民設施、網絡越來越完備。現在，誰還會為了買東西進城啊？網絡的發展更是快，坐在家里什么東西都能收到，想吃什么手機下單一切搞定。爺爺奶奶雖然歲數大了，可是都知道讓我們年輕人用手機下單，生活方便度，有哪里能媲美北京？小區里的綠地多，沒事誰還會去公園？爺爺奶奶天天和周圍的同齡人在小區空場聊天、下棋，那日子過得別提多滋潤了。”

對于北京的老年人來說，幸福指數在全國居于第二。日前，“中國老年人政策進步指數”在北京。該指數主要針對我國各省市老年人社會服務、福利待遇、健康等多項指標評估。“中國老年人政策進步指數”由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與智睿養老產業研究院聯合，首次對全國31個省份（除港澳臺）的老年人政策環境進行評價，并對老年人政策和服務發展趨勢作出判斷。據該指數顯示，中國老年人政策進步指數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浙江、北京、上海、山東、江蘇、貴州、福建、陜西、甘肅、山西。其中，北京在政策環境、老年人社會服務、社會福利和老年健康與教育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包括持續向60?79歲重度殘疾人、80歲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發放100元養老（助殘）券；較早出臺了《養老設施專項規劃》。

對于大多數年輕的北京人來說，生活的方便舒適是他們幸福感的來源。而從“根”的角度來說，北京人也有著幸福的感覺。郎先生是一位30多歲的老北京人，生于斯長于斯的他，對北京的熱愛是眾多土生土長北京人的一個縮影。他說：“對于北京人來說，提及幸福感，首先就要說一說歸屬感所帶來的幸福，用咱北京話講叫‘踏實’。無論您走在繁華鬧市還是胡同深處，您都有種在家的感覺，這種幸福來自地域優勢，更來自根植于這里的城市情結。以我為例，北京不但給予了我生命，更為我帶來了無盡的創作源泉，這些創作也為我的事業打下了越來越深厚的發展基礎。坐在自己家里，寫自己家發生的故事――這點對于一位創作者來說，是一種難得的幸福。此外，生活在北京，幸福感同時來自國家優質資源。北京作為國家的特殊地位，治安保障、民生建設、文化發展等領域均處在全國發展的第一梯隊中，身處這樣一座城市的人們，無疑成為了受益者之一。正因為如此，有越來越多企業與機構樂于在北京或是建立根據地，或是打造夢想之舟。這不但為北京人帶來了便捷、豐富、優質的服務體驗，更提供了多樣的發展機遇。可以說，只要您對自己有一個準確的定位，并樂于付出，肯于努力，在這座城市里都會得到收獲。”

北漂一族：文化與寬容是我的幸福來源

中國是一個人情的社會，這種現象在小城市更是如此。王陽陽來自江蘇某縣城，在女兒5歲以前她在縣城的銀行工作，有一份在別人看來不錯的工作。女兒5歲這年，她和做服裝生意的丈夫因為“小三”的原因離了婚。盡管從婚姻角度看她是受害者，然而，在眾人的眼中她卻并非如此。在她的家鄉，大家普遍認為，丈夫出軌并不是什么大事，做妻子的人應該更多的是寬容對待。更何況，她還是生的女兒，而“小三”卻給丈夫生了個兒子。在離婚前，周圍的親戚很多人竟然勸她：“你只給他生了個女兒，你老公都沒跟你離婚，你干嗎要離婚？”親戚的不認同，周圍同事也是多以看笑話的心態對她，讓從小要強的王陽陽毅然決然地帶著女兒離開了家鄉。多數江蘇人都喜歡去上海發展，但是王陽陽離開的時候，恨不得離家鄉越遠越好，于是，她選擇了北京，成為了北漂一族。

在北京，她經過同學介紹在一家小公司做出納，由于她肯吃苦，工作努力，慢慢從出納做到了會計，5年之后又跳到了一家大公司出任財務主管。生活慢慢好起來，從開始居住的地下室，搬到了四環以外的居民樓里。女兒也從上打工子弟小學，轉學到了一家民辦小W。說起幸福感，她說：“在別人看來，也許我發展得沒什么特別之處，只不過是個公司職員。然而，對我而言，我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我有很強烈的歸屬感，尤其是在思想意識上。生活在北京，周圍的人不會問你私生活到底怎么回事，為什么從家鄉出來，在思想意識上也沒有家鄉那種女人就應該為男人活著的壓抑感。這個城市太大了，也許有人會說這里不是家鄉，會寂寞，我卻不覺得。我覺得個人的生活不應該成為別人議論的對象，北京這個城市在思想上自由、開放。我在這里有一種新生的感覺。盡管壓力很大，可是我覺得未來只會越來越好。我的女兒也很喜歡北京，在這里，她如魚得水，跟周圍的孩子非常融洽，更重要的是沒有人問她關于爸爸和媽媽離婚的問題，她活得很自在。”

篇（4）

在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研究和探討幸福指數具有重要意義。幸福指數是衡量一個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指標。一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最根本的標準是這個社會是否能夠很好地滿足人們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夠為人們提供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是否堅持社會發展目標上的以人為本。[1]

一、幸福指數的含義

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內容:其一,它是人們對生活總體以及主要生活領域的滿意感;其二,它是人們所體驗到的快樂感;其三,它是人們由于潛能實現而獲得的價值感。幸福感是滿意感、快樂感和價值感的有機統一。從形式上講,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表現為客觀主體自覺或不自覺地自我反省,而獲得的某種切實的、比較穩定的心理感受;從內容來講,幸福感是人們所體驗到的一種積極的存在與發展狀態。

二、當前影響人們幸福指數提高的主要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財富的積累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無論是人們的收入、就業、社會保障,生活水平、健康狀況、人際關系、個人事業成就感,生活的安全感和對工作的滿意度等等都比過去有了很大的提升,人們比過去擁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更高的幸福指數[2]。我們認為影響民眾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大因素。

生存質量狀況。主要有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城鄉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社會基本保險覆蓋率、接受社會救濟比例、人身財產保護滿意率、社會參與率、居民消費價格(CPI)滿意率等。

身心健康狀況。主要有人均壽命、病死率、精神病發病率、食品衛生達標率、醫療狀況滿意率等。

婚姻家庭狀況。 主要有婚姻和家庭滿意度、離婚率、子女孝敬滿意度、居住方式滿意度、家庭成員數量滿意度、兒女就業滿意度等。

職業發展狀況。主要有職業滿意度、工作現狀和工作環境滿意度、平均工資水平、失業率、跳槽頻率等。

人際社會狀況。主要有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人際交往滿意度、對社會治安的滿意率、自身價值體現滿意度;群眾辦結率、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滿意度等。

環境條件狀況。主要包括反映生態建設情況的森林覆蓋率、退耕還林情況反映環境污染和保護情況的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單位能耗指標、環境治理達標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3]。

三、提高人民幸福指數,建設幸福之都的途徑和措施

(一)切實解決影響幸福感的最突出問題――貧富差距問題

提高全民幸福指數必須正確處理好全體民眾的利益關系。要適度調節收入分配和利益享受機制,要“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中”――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控高”――調控過高收入,“打非”――打擊并取締非法收入,通過對壟斷行業收入、福利待遇過高,個別行業暴利經營、非法經營等影響社會公平的客觀因素進行合法調節,縮小收入差距,緩解社會矛盾壓力。同時,要把就業、社會保障、扶貧、教育、醫療、環保和安全等群眾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作為民生之本、和諧之基提到重要議事日程。

(二)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增強廣大市民的主人翁地位感和成就感

加強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政務公開等民利保障體系的建設,同時加強機關的作風建設、效能建設、廉政建設,積極推進政務創優工程,民主參與工程,切實做到體察民情,尊重民意、集中民智、匯聚民力、發揚民主,最大限度地調動好、發揮好、保護好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切實提高人民群眾的成就感。要進一步強化公共管理職能,完善公共服務職能,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高公務人員的整體素質。

(三)建設經濟強城,不斷提高廣大市民生活質量的滿意度

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沒有物質財富的積累和民眾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談不上民眾的幸福感。大力發展經濟,不斷積累社會財富,是實現現代化的基礎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必要條件。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用發展的眼光、發展的思路、發展的辦法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瞄準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先進水平,加快構建南部沿海經濟走廊,整合鋼鐵資源打造七大主導產業鏈,建好科學發展示范區,在富民強市中著力提高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

(四)大力發展公益事業、強化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個體與社會的和諧融合度

致力于“幸福學”研究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奚愷元在接受《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人們幸福與否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很多和財富無關的因素”。這說明,經濟越發展,非物質因素對幸福的影響就越來越大。國際經驗也明,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后,人民對公共服務包括公共醫療衛生、公共教育、社會保障、環境、安全等方面需求會越來越迫切,反應也會越來越敏感。在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穩定有序,廣大群眾擁有社會安全感的前提下,以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為載體,以解決住房、看病難、上學難、工作難等“四難問題”為突破口,完善社會保障、救助、幫扶三大體系,大力推進安居工程、擴大就業工程、社保擴面工程、教育輔助工程、全民健康工程、誠信平安創建工程,努力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健康服務水平,和諧人際關系,提升人民群眾對家庭、對工作、對生活質量的滿意度。

(五)形成幸福指數調查評價長效機制,持續推進幸福之都建設工作

要從長遠和戰略上關注和提升幸福指數,注重從體制機制上保障幸福長效。要建立制度,采用幸福指數對城鄉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不同地區或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目的在于對以往的發展思路與政策選擇進行評估,為現行政策的調整和未來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據。要將幸福指數寫入城市發展綱要,在制定發展規劃時,不僅要確定國民生產總值的預期目標,同時也要確定國民幸福指數的預期目標。要在探索中密切關注市民的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幸福指數”的指標體系。

參考文獻:(下轉第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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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八成

一項調查顯示，八成人交不到知心朋友。在參與調查的3874人中，55.2%的人只有1―2個知心朋友，22.4%的人幾乎沒有真朋友，五成人表示知心朋友多為同學，59.8%的人認為沒有真朋友的原因是利益關系所致。

51%

“婚后能有異性朋友嗎”的快速調查顯示：51%的網民認為可以有異性朋友，25%的網民認為不可以有異性朋友，還有24%的網民對此抱無所謂的態度。

32.8%

面對壓力，32.8%的人會找要好的朋友傾訴；21.8％的人會到外面走走散散心；16.4%的人會自己生悶氣；選擇唱K、泡吧、游戲等娛樂手段的人占8.1%；4.2%的人會找理由把氣發泄到別人頭上。

53%

在“你有沒有職場朋友？”的調查中，選擇“當然有，很多”的占8%；“有，但不多”的比例占絕大多數，有53%；“沒有職場朋友”的占28%；“說不清”和“沒想過”的分別是8%和3%。調查顯示，人們追求職場朋友注重質量而不是數量，少而精是職場上的交友原則。

20.5%

在一項關于城鄉居民幸福感調查中顯示，對于“有很多朋友”這一項，城市居民的提及率達到20.5%，而農村居民的提及率只有6.8%。城市人說起朋友，更多是知己，患難之交，惺惺相惜，親人般的感覺，說明走出家庭的小圈子，朋友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50%

一項隨機調查顯示，50%的女人有藍顏知己，30%的女人不確定算不算有藍顏知己，40%的女人沒有藍顏知己，但明確表示不想有藍顏知己的只有0.2%。

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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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由央視經濟頻道發起，整合國家統計局的專業調查優勢和郵政的渠道優勢，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閑暇經濟研究中心參與分析工作。調查聚焦了公眾最關注的經濟生活話題，通過數據描繪2011年中國經濟走勢，提煉國民幸福觀。

“調查通過明信片寄回的形式，配合的人比較多，回收率達到80%以上，這在大規模調查里是比較罕見的，回收率高，調查結果更有代表性。”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胡大源認為，不同于社會調查的發放問卷，本次調查是按統計規律來做的抽樣調查，也叫概率調查，結果非常接近全國的實際情況。

除了一直以來備受關注的居民幸福感調查，今年的亮點是新增加了國人休閑時間和休閑活動的調查，調查試圖尋找國人收入增加后，在時間分配上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同幸福感的關系。

早在2008年，國家統計局就在全國十省市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時間利用調查，調查樣本涉及1.8萬戶家庭的4.5萬人，選取一工作日和一休息日跟蹤受訪者，并按時間順序每隔15分鐘記錄其活動，調查很細致，數據量很大。

據胡大源教授介紹，今年央視關于閑暇的調查結果同2008年很接近，調查發現，閑暇的利用方式能影響受訪者的幸福感。

“不排除有些人會很熱愛他的工作，工作時間就是最幸福的時候，但絕大部分人的幸福感并非在工作時產生。換句話說，在很多人看來，工作時間延長，幸福感是不增加的。”

幸福真正產生是在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這就是產生幸福感的時間——閑暇時間。

閑暇之于幸福

閑暇時間，是指除生存必需時間、社會義務時間、家庭義務時間之外的所有個人可支配時間。閑暇時間可被分為三種類型：必要型閑暇時間、受教育時間和享受型閑暇時間（包括休閑時間、旅游時間、文化娛樂時間）。

社會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顯示，休閑時間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閑時間少，過于忙碌，會降低幸福感。此次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說法：在感覺“很不幸福”的受訪者中，有接近20%的人沒有休閑時間；而在感覺“比較幸福”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約為5%。有休閑時間不一定覺得很幸福，但缺乏休閑時間，幸福感一定會大打折扣。

調查同時反映了現階段我國人均休閑時間較少的現狀。其中，8%的受訪者沒有休閑時間，超過65%每天休閑時間在3個小時之內，休閑時間在3小時以上的受訪者只占調查人數的26%，其中大于5小時的更是不到7%。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閑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翔介紹，從國際水平來看，雖然每年“有閑”的標準會有浮動，但整體趨勢是歐洲人每天有5小時休閑時間，美國稍低于歐洲，每天約有3.5-4.5小時。比較看來，國內的工作時間比歐洲要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國人的休閑時間同國際水平還有距離。

在地域上，閑暇地區的分布和經濟發展程度也有一定關系。根據調查，休閑時間比較少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從遼東半島到長三角，包括天津和北京，這些區域收入水平比較高；而休閑時間比較多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收入水平較低的西南地區。將這兩種分布比較時可以看到，收入和閑暇，似乎處于兩者不可兼得的狀態。

但進一步研究調查報告，可以發現年休閑時間的多少同收入也有一定關系。年收入2萬元以下的人群中，12%沒有休閑時間，在這個收入水平的受訪者中，擁有1-2小時休閑時間比較普遍；而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只有不到6%的人沒有休閑時間，2-3個小時是占最大比例的休閑時間段，閑暇在3小時以上的超過30%。

調查中，70%的受訪者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由此可見，我國大部分人還沒有達到“閑錢兼得”的境界，對他們來說，休閑是種比較昂貴的商品，需要靠收入來購買。這多少說明一個道理：在收入沒有達到“門檻”之前，人們很難實現“有錢有閑”的狀態。

如果說，閑暇是幸福感的基礎，那么收入水平則可影響這種幸福感的層次。但根據這次調查，國民休閑活動比較單一，大部分人都熱衷于上網和看電視，而且多數會選擇娛樂類節目，選擇出門看電影、戲劇，參加培訓的人并不多。這種休閑方式多少有些被動，不利于激發創新意識。

但這也是很多人無奈之下的選擇，筆者一個在外企工作的同學就曾感嘆，高收入者能選擇的休閑活動很多，我們卻不得不用些“經濟”的方式，有時候，不是我們不想休閑，而是沒有資本休閑。

“這種情況下，需要配合社保和收入提升。”據魏翔在美國的研究，習慣于被動休閑還有文化方面的問題。“中國人網聊的時候美國人喜歡閱讀。還有，我們崇尚靜態休閑，很多人對體育鍛煉潛意識里就不積極。”

魏翔還談到了一些在美國的見聞，比如中國人鍛煉時間很少，收入高的人也是如此，而且從整體上看，鍛煉的比例在下降，這和美國的數據形成鮮明的對比。美國人收入越高，健身的人越多，他們崇尚積極生活的態度，追求勻稱、健康的身體。

“因此，休閑教育是重要議題，需要在中國推行。同時，國家有責任將更多稅收用于公共休閑設施的建設，提供更均衡的分配機制。如果分配失衡，富人不光在收入上占有絕對優勢，在生活享受方面也是這樣。”

另外，收入確實會影響休閑質量，但本質上關系并不大。生活觀、性格、社會保障體系、民主化進程等因素，才是影響休閑質量的主要因素。“在個人層面，要轉變觀念，學會用生活引領經濟，了解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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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都是國家的權威機構，政府的智囊，卻得出完全不同的排名。這樣的幸福指數和排名受到了社會的關注和熱議，人們不知道這樣的排名是怎樣得出的，為何兩份排名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沖突。事實上，這僅是關注點的表面。從其深層次考量，幸福是什么,幸福可以量化嗎，可以測量嗎？“幸福不是一連串生硬的數字，而應該是讓人們親身感受并且認同的事實”。回到社會層面，幸福與社會公平、福利保障、個人實現等等因素都息息相關。如何把抽象的“幸福”分解量化成各種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指標成為越來越多政府議題的關注焦點。

對于這樣一份貌似科學，實際忽悠成分很大的測算和排名，還是有很多所謂的專家、學者為之背書的。根據報告，有學者認為，北京等大城市主觀滿意度靠后，可能與生活節奏很快，生活成本高等有關系，像銀川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靠前，可能與城市小，生活節奏舒緩有關。“（銀川）騎著自行車10分鐘可能就能兜一圈。”就滿意度（主觀）指標而言，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并沒有顯著高于西部地區。這可能與西部城市居民生活更加便利，生活、環境改善幅度較大等有關系。目前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與期望值存在差距，居民主觀滿意度偏低與通脹率高、高房價、社保水平低、生活節奏快有關。“這也說明快速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的提高。”

為了顯示這次藍皮書測評的科學性，重點長卷的調查中涉及的指標則包括家庭和睦狀況、人際關系狀況、未來生活和社會發展信心、災害防范狀況、居住狀況、社會治安狀況、教育狀況、環境衛生狀況、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業狀況、社會醫療保健條件、社會道德風氣、經濟收入狀況、交通狀況。有關幸福感排名采用的是問卷調查的方法。幸福感的指標包括未來生活和社會發展的信心、居住狀況、環境衛生狀況、交通狀況、社會醫療保健條件、就業狀況。我們知道，幸福是一種體驗，是一個整體，這樣切割出來的幸福，還是幸福嗎？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提出了一個幸福的公式：總幸福指數等于先天的遺傳素質加后天的環境，再加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達是：H＝S＋C＋V。他把先天的遺傳素質排在很重要的位置，這可以作為心理學的測評內容，通過總幸福指數來測評這個人的心理健康狀況。但如何把先天的遺傳素質（S）、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V）作為社會學的測評內容，作為測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幸福指數的內容，不僅錯上加錯，走入死胡同，而且會將其帶入莫衷一是的爭論中。因此，將先天的遺傳素質帶入幸福指數的測評內容，是難以測評的，也背離了倡導幸福指數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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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陸續進入城市，目前占到農民工總數的60%，數量超過一億人。他們對職業的期望值更高，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享受物質與精神雙重文明。然而在“渴望”和“現實”之間的距離讓他們感到迷惘、彷徨、焦慮和不安。深入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現狀，分析影響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對構建和諧社會來說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現狀與特征

全國總工會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他們追求個人進步、職業發展，渴望融入城市，而現實中，他們承擔著繁重的勞動，領著不足以支撐他們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微薄工資，生活在困惑、迷茫甚至對抗的情緒中。

1、收入水平低，勞動強度大。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沒有任何社會資源，只能憑有限的文化和技能在制造、加工、服務等技術要求不高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打工。這類企業往往通過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勞動工時等手段來獲取利潤，基本工資水平定得很低，農民工“要想多掙錢，就得多加班”。據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89.8%的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法定時間。深圳市總工會在對深圳這一新生代農民工主要聚集地深入調查后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僅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占36.7%。嚴重用工超時和薪酬過低對農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2、職業培訓的需求逐漸增多。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接受過正規學校教育，對“知識改變命運”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們逐漸意識到知識與技能帶來的勞動力價值遠遠比體力價值更高。在市場競爭愈發激烈、新生代渴望改變低收入、高強度工作現狀的雙重壓力下，參加職業培訓，掌握一門甚至更多職業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觀已從老一代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轉變為現在的“學技術、重發展”，從而有資本選擇一份勞動強度適中，工作環境好且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工作。

3、融入社會的愿望愈加強烈。據調查顯示，盡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務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超過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愿在城市留下來，27.4%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和分享城市發展成果。他們渴望得到城市的認可，渴望“市民”身份及社會融合。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長子中所說，“盡管城市社會對于農民工經濟接納、社會拒入，但新生代農民工并沒有因制度性障礙和城市社會的拒入而放棄市民化意愿，相反，他們積極地表現出自身的主觀訴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城市社會的一員”。

4、權利意識不斷提升。隨著報紙、網絡等信息傳遞工具的全面普及，新生代農民工獲取信息的能力更強了。快速傳播的信息、多元化的社會思潮使他們的權利意識、自我意識不斷提升。他們愈發渴望獲得尊嚴和社會地位，希望能在企業經營、社會發展、公共政策等關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務中享有話語權。據一份在深圳東莞塘廈鎮的調查顯示，73.62%的人認為政府應該保護他們的基本權益不受損害，41.72%的人有加入工會的愿望。顯然，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讓企業、媒體、政府機構和人民大眾聽見自己的聲音。一旦他們的聲音不被重視，“用腳投票”就成為他們主張自己權利最為便捷的手段，沿海地區的“民工荒”正是新生代農民工權利意識不斷提升的寫照。

二、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國家統計局推出“幸福感”這一軟性指標用來考察人們生活質量的高低和社會發展程度。幸福感度量要素主要包括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身心健康、經濟社會發展、對未來的預期等方面的內容。新生代農民工渴望有質量的生活，而現實中卻是工作強度大、勞動報酬低；他們渴望接受技能培訓從而獲得職業發展，而現實中他們能接受再教育的機會微乎其微；他們渴望融入城市，而現實中城市對他們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視；他們渴望維護和主張自己的權利，而現實僅僅只給了他們謀生的機會，政治權利無從談起，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

1、農民工追求提高收入與企業追求壓低人力成本的矛盾。生活與職業狀況是影響人們幸福感的一項重要因素。當收入不能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時，幸福感就會降低。處于轉型期焦慮中的中國，許多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能贏得世界市場的訂單、獲得高額利潤要歸功于勞動力成本的低廉。這些企業使用大量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的農民工往往被看成流水線上的“工具”。如今，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然到了非轉型不可的階段，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已經逐漸喪失，企業本應通過產業升級、切入價值鏈的中高增值環節來擴大利潤空間。而現實中，企業的眼光卻還是瞄準于盡可能地壓低勞務成本。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嚴重降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

2、渴望接受技能培訓與再教育機會缺乏的矛盾。心理學家Katja調查發現，對于青年人而言，從工作學習中獲得的滿意情緒，與幸福感呈現出正相關關系。據中國勞動力市場網的信息，2009年城市勞動力市場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中專、職高和技校水平的勞動力，這部分占總需求的56.6%，目前只有二成左右新生代農民工滿足這一要求。新生代農民工渴望通過專業技能培訓來提升自己的“擇業資本”，獲得有發展前景的、穩定的、能讓自己從中獲得滿意情緒的工作。而現實中，社會培訓機構少，培訓費用高，企業內部培訓機會稀缺，由政府或第三方組織主導的公立培訓體系尚未建立起來，讓新生代農民工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感到無助、彷徨。

3、市民化愿景與社會認可度偏低的矛盾。新生代農民工希望以在城市打工為平臺徹底改變自己與生俱來的“農民”命運，有融入城市的強烈意愿。但由于歷史、制度、政策、社會文化的影響，“進城打工”并沒有明顯改善他們的境遇。“他們一般沒有原來生活的經驗，對于生活滿意程度的參照主要是遷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輩那種對生活的滿足感。相反，當他們較多地體會到與遷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時，便會在心理上產生更多的被歧視感和被剝奪感”。加之80后、90后目前本身就處于敏感、躁動、安全感低、自我意識強的青春期，強烈的被排斥感加劇了他們的焦慮心理，渴望融入現代城市文明卻遭到城市的種種歧視和不公正待遇，使他們變得更加自卑和敏感。

4、追求公民權利與保障制度缺失的矛盾。與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和兩級分化。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和顯而易見的社會排斥迫使他們追求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然而，戶籍制度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養老、醫療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設施和享受社會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平等的權益和保障；在與企業的勞資關系方面，他們仍處于極其弱勢的地位，民主參與程度低，工會的保護作用并未完全發揮出來，企業內部也缺少暢通溝通的渠道。“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從行為特征來看，已經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點，即要求與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權利。如果這個需求得不到回應的話，可能產生更多的對抗行為”。 轉貼于

三、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報酬、職業發展、社會認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需求與現實存在嚴重矛盾，因而，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關鍵在于解決上述四大矛盾。他們的工作環境、工作時長和薪酬體系是否受法律的保護，他們有無職業發展的空間，他們的人格是否得到城市的尊重、他們的權利是否得到制度保障，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1、產業現代化——加快產業升級，提升人力資本價值。歷史經驗表明，國際上產業轉移的過程都伴隨著勞動力價格的變化。要改變新生代農民工低收入、高強度的工作現狀，需要徹底改變現有的以廉價勞動力為盈利基礎的產業模式，擺脫對低成本勞動力的簡單依賴，加快自主創新，提升盈利能力，最終實現由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轉變的產業升級，繼而使勞動力價格得以躍升。企業應注重勞動力與先進技術的有機結合，開發新型制造業、服務業等經濟產業；同時在要素投入上，注重依靠充分開發和培育人力資源來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實現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本價值的協同成長。

2、員工知識化——建立培育機制，營造人文關懷。新生代農民工更加關注自我發展，這需要較高的技術技能水平做支撐。各級政府、企業、工會、社會組織可以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有針對性地為新生代農民工開展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重點將職業教育、技能培訓與工作崗位的具體需求聯系起來，增強培訓的可預期性和有效性，從而真正實現“學有所用”、“學有所成”，滿足他們的成就動機。同時，企業可以與社區、新聞媒體和文化機構合作，根據農民工工作實際情況，以開設網絡學習室、成立技術輔導小組、周末培訓班、組建農民工觀摩團、開展交流會等靈活多樣的培育方式，提高農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質。

3、社會開放化——降低市民化門檻，提高社會包容性。魯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會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汪向東(1988)、解亞林(1993)的研究也發現，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顯著相關。富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城市是提高農民工社會滿意度的重要支撐。全社會應努力形成一種接納氛圍，徹底消除對農民和農民工的歧視，為他們提供自我展示和自我發展的平臺；政府應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化步伐，摒棄制度性歧視，給予他們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同時增強社會成員間的信任感和認同感，提高全社會的整合程度，促進城市經濟資源、教育資源、文化資源的合理分配，保障新生代農民工擁有平等的發展機會。

4、制度完善化——加快制度變革，完善保障體系。加快制度變革、完善保障體系是賦予新生代農民工公民權利的必經之路。建立起能夠覆蓋所有農民工的基礎性社會保障體系，尤其要加快養老、醫療和子女基本教育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同時，社會保障部門、勞工部門應該加強對企業的監管，督促企業維持其社會責任，并通過法律規范、引導組織發育等多種途徑確保新生代農民工在企業經營、社區發展和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在企業內部，應推進參與型組織文化，保障內部溝通順暢，授予新生代農民工參與企業事務的權利，增加其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提升滿意度和幸福感。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了留在城市的機會，但并未提供保障這一群體合法權益的制度體系，這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市民化進程和幸福感。如果說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升人力資本價值是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基礎，那么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增加他們在城市活動中的參與度，則是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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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陸續進入城市，目前占到農民工總數的60%，數量超過一億人。他們對職業的期望值更高，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享受物質與精神雙重文明。然而在“渴望”和“現實”之間的距離讓他們感到迷惘、彷徨、焦慮和不安。深入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現狀，分析影響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對構建和諧社會來說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現狀與特征

全國總工會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他們追求個人進步、職業發展，渴望融入城市，而現實中，他們承擔著繁重的勞動，領著不足以支撐他們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微薄工資，生活在困惑、迷茫甚至對抗的情緒中。

1、收入水平低，勞動強度大。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沒有任何社會資源，只能憑有限的文化和技能在制造、加工、服務等技術要求不高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打工。這類企業往往通過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勞動工時等手段來獲取利潤，基本工資水平定得很低，農民工“要想多掙錢，就得多加班”。據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89.8%的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法定時間。深圳市總工會在對深圳這一新生代農民工主要聚集地深入調查后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僅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占36.7%。嚴重用工超時和薪酬過低對農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2、職業培訓的需求逐漸增多。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接受過正規學校教育，對“知識改變命運”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們逐漸意識到知識與技能帶來的勞動力價值遠遠比體力價值更高。在市場競爭愈發激烈、新生代渴望改變低收入、高強度工作現狀的雙重壓力下，參加職業培訓，掌握一門甚至更多職業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觀已從老一代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轉變為現在的“學技術、重發展”，從而有資本選擇一份勞動強度適中，工作環境好且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工作。

3、融入社會的愿望愈加強烈。據調查顯示，盡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務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超過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愿在城市留下來，27.4%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和分享城市發展成果。他們渴望得到城市的認可，渴望“市民”身份及社會融合。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長子中所說，“盡管城市社會對于農民工經濟接納、社會拒入，但新生代農民工并沒有因制度性障礙和城市社會的拒入而放棄市民化意愿，相反，他們積極地表現出自身的主觀訴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城市社會的一員”。

4、權利意識不斷提升。隨著報紙、網絡等信息傳遞工具的全面普及，新生代農民工獲取信息的能力更強了。快速傳播的信息、多元化的社會思潮使他們的權利意識、自我意識不斷提升。他們愈發渴望獲得尊嚴和社會地位，希望能在企業經營、社會發展、公共政策等關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務中享有話語權。據一份在深圳東莞塘廈鎮的調查顯示，73.62%的人認為政府應該保護他們的基本權益不受損害，41.72%的人有加入工會的愿望。顯然，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讓企業、媒體、政府機構和人民大眾聽見自己的聲音。一旦他們的聲音不被重視，“用腳投票”就成為他們主張自己權利最為便捷的手段，沿海地區的“民工荒”正是新生代農民工權利意識不斷提升的寫照。

二、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國家統計局推出“幸福感”這一軟性指標用來考察人們生活質量的高低和社會發展程度。幸福感度量要素主要包括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身心健康、經濟社會發展、對未來的預期等方面的內容。新生代農民工渴望有質量的生活，而現實中卻是工作強度大、勞動報酬低；他們渴望接受技能培訓從而獲得職業發展，而現實中他們能接受再教育的機會微乎其微；他們渴望融入城市，而現實中城市對他們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視；他們渴望維護和主張自己的權利，而現實僅僅只給了他們謀生的機會，政治權利無從談起，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

1、農民工追求提高收入與企業追求壓低人力成本的矛盾。生活與職業狀況是影響人們幸福感的一項重要因素。當收入不能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時，幸福感就會降低。處于轉型期焦慮中的中國，許多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能贏得世界市場的訂單、獲得高額利潤要歸功于勞動力成本的低廉。這些企業使用大量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的農民工往往被看成流水線上的“工具”。如今，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然到了非轉型不可的階段，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已經逐漸喪失，企業本應通過產業升級、切入價值鏈的中高增值環節來擴大利潤空間。而現實中，企業的眼光卻還是瞄準于盡可能地壓低勞務成本。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嚴重降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

2、渴望接受技能培訓與再教育機會缺乏的矛盾。心理學家katja調查發現，對于青年人而言，從工作學習中獲得的滿意情緒，與幸福感呈現出正相關關系。據中國勞動力市場網的信息，2009年城市勞動力市場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中專、職高和技校水平的勞動力，這部分占總需求的56.6%，目前只有二成左右新生代農民工滿足這一要求。新生代農民工渴望通過專業技能培訓來提升自己的“擇業資本”，獲得有發展前景的、穩定的、能讓自己從中獲得滿意情緒的工作。而現實中，社會培訓機構少，培訓費用高，企業內部培訓機會稀缺，由政府或第三方組織主導的公立培訓體系尚未建立起來，讓新生代農民工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感到無助、彷徨。

3、市民化愿景與社會認可度偏低的矛盾。新生代農民工希望以在城市打工為平臺徹底改變自己與生俱來的“農民”命運，有融入城市的強烈意愿。但由于歷史、制度、政策、社會文化的影響，“進城打工”并沒有明顯改善他們的境遇。“他們一般沒有原來生活的經驗，對于生活滿意程度的參照主要是遷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輩那種對生活的滿足感。相反，當他們較多地體會到與遷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時，便會在心理上產生更多的被歧視感和被剝奪感”。加之80后、90后目前本身就處于敏感、躁動、安全感低、自我意識強的青春期，強烈的被排斥感加劇了他們的焦慮心理，渴望融入現代城市文明卻遭到城市的種種歧視和不公正待遇，使他們變得更加自卑和敏感。

4、追求公民權利與保障制度缺失的矛盾。與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和兩級分化。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和顯而易見的社會排斥迫使他們追求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然而，戶籍制度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養老、醫療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設施和享受社會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平等的權益和保障；在與企業的勞資關系方面，他們仍處于極其弱勢的地位，民主參與程度低，工會的保護作用并未完全發揮出來，企業內部也缺少暢通溝通的渠道。“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從行為特征來看，已經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點，即要求與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權利。如果這個需求得不到回應的話，可能產生更多的對抗行為”。

       三、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報酬、職業發展、社會認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需求與現實存在嚴重矛盾，因而，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關鍵在于解決上述四大矛盾。他們的工作環境、工作時長和薪酬體系是否受法律的保護，他們有無職業發展的空間，他們的人格是否得到城市的尊重、他們的權利是否得到制度保障，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1、產業現代化——加快產業升級，提升人力資本價值。歷史經驗表明，國際上產業轉移的過程都伴隨著勞動力價格的變化。要改變新生代農民工低收入、高強度的工作現狀，需要徹底改變現有的以廉價勞動力為盈利基礎的產業模式，擺脫對低成本勞動力的簡單依賴，加快自主創新，提升盈利能力，最終實現由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轉變的產業升級，繼而使勞動力價格得以躍升。企業應注重勞動力與先進技術的有機結合，開發新型制造業、服務業等經濟產業；同時在要素投入上，注重依靠充分開發和培育人力資源來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實現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本價值的協同成長。

2、員工知識化——建立培育機制，營造人文關懷。新生代農民工更加關注自我發展，這需要較高的技術技能水平做支撐。各級政府、企業、工會、社會組織可以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有針對性地為新生代農民工開展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重點將職業教育、技能培訓與工作崗位的具體需求聯系起來，增強培訓的可預期性和有效性，從而真正實現“學有所用”、“學有所成”，滿足他們的成就動機。同時，企業可以與社區、新聞媒體和文化機構合作，根據農民工工作實際情況，以開設網絡學習室、成立技術輔導小組、周末培訓班、組建農民工觀摩團、開展交流會等靈活多樣的培育方式，提高農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質。

3、社會開放化——降低市民化門檻，提高社會包容性。魯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會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汪向東(1988)、解亞林(1993)的研究也發現，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顯著相關。富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城市是提高農民工社會滿意度的重要支撐。全社會應努力形成一種接納氛圍，徹底消除對農民和農民工的歧視，為他們提供自我展示和自我發展的平臺；政府應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化步伐，摒棄制度性歧視，給予他們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同時增強社會成員間的信任感和認同感，提高全社會的整合程度，促進城市經濟資源、教育資源、文化資源的合理分配，保障新生代農民工擁有平等的發展機會。

4、制度完善化——加快制度變革，完善保障體系。加快制度變革、完善保障體系是賦予新生代農民工公民權利的必經之路。建立起能夠覆蓋所有農民工的基礎性社會保障體系，尤其要加快養老、醫療和子女基本教育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同時，社會保障部門、勞工部門應該加強對企業的監管，督促企業維持其社會責任，并通過法律規范、引導組織發育等多種途徑確保新生代農民工在企業經營、社區發展和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在企業內部，應推進參與型組織文化，保障內部溝通順暢，授予新生代農民工參與企業事務的權利，增加其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提升滿意度和幸福感。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了留在城市的機會，但并未提供保障這一群體合法權益的制度體系，這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市民化進程和幸福感。如果說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升人力資本價值是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基礎，那么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增加他們在城市活動中的參與度，則是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

參考文獻:

[1]項開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筑夢情結[j].今日南風，2008(8)

[2]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n].工人日報，2010年6月21日

[3]李坤晟，王學良.富士康“連環跳”事件憂思錄[j].黃金時代，2010（7）

[4]仇日紅.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1838.6元[n].廣州日報，2010年7月15日。

[5]長子中.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念透視[j].北方經濟(綜合版)，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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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君.幸福涵義與度量要素[j].中國統計，2oo6(9)

[8]楊繼斌.富士康：觸目驚心的“13連跳”[j].新聞天地，2010(6)

[9]梁艷華，謝鋼.企業員工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分析[j].商場現代化，2008(32)

篇（10）

一、引言

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出現了城市空間緊張，道路擁擠，事故頻發等一系列的問題，與此同時，機動車保有量從200多萬輛增加到1.63億輛，增長了近70倍[1]。機動車保有量的迅速增長，使得國內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臨交通擁堵及空氣污染的負面影響，同時引起人們對城市交通狀況的不滿，降低了生活的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

在此背景下，在探究出行行為和主觀幸福感方面研究歐美國家起步早、數據更加全面，因此其研究理念、探測方法，及其研究結果對促進我國交通領域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本文結合英國2014～2015年縱向問卷調查報告，understand society，其問卷內容包含英國居民的特點、居民的滿意度、時間偏好及其交通出行方式等問題[2]，建立回歸模型探測交通出行行為對居民滿意度的影響，分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同時對國內的交通發展研究起重要借鑒之意。

二、文獻綜述

St-Louis運用回歸模型對20851個樣本研究，得出樣本的滿意度由高到低分別是行人，火車，自行車，轎車，地鐵最后是公交車[2]。Ettema，D等以7點滿意度量表，建立多次線性回歸模型，結論表明其慢行交通工具相比汽車和公共交通更易獲得主觀幸福感[3]。Abou-Zeid等歸納選取旅程變量，通勤者自身特征及基于社會比較理論的通勤者社會比較三個層面的變量，構建結構方程模型，試圖找出通勤者交通出行與幸福度的關系[4]。

國內研究交通出行模型主要以時間和費用成本最優為目標，通過不同的模型方法對不同的特征進行探測。潘馳等通過二元Logit模型對大連市主城200名通勤者出行行為進行預測，結果顯示停車費和公共交通服務水平提高，能夠促進駕車者放棄小汽車改乘公共交通[7]。姚麗亞等采用分層Logit模型，對北京市出行者實證研究表明出高收入及其公費出行人傾向于使用私人交通，而以上班上學為出行目的人群更傾向公共交通[8]。陳俊勵等采用巢式Logit模型，定量分析公共交通出行者特征。殷煥煥等基于BinaryLogit模型得出性別和年齡兩個因素對公交出行影響不大，而時間和費用是主要影響居民出行的因素。

從國內外文獻研究來看，不同地區因出行者特點和區域交通系統完備度的差異對于不同交通工具的滿意度各有不同，基于此本研究試圖探究相對于自行車或步行出行，公共交通模式和小汽車模式對不同滿意度指標的影響，以此更好的促進集中資源提升出行者的滿意度。

三、研究方法設計

本研究運用英國家庭普查2014/2015（BHPS）的調查問卷數據，其包含1814個問題[24]。問卷對4617個家庭進行包括社會經濟特征、通勤特征、主觀感受等問題的調研。根據本研究問題，選取了三個滿意度相關問題分別探測個人主觀幸福度。在樣本選擇方面，為了獲得足夠的有效數據，避免無效數據過多引起結果的無意義，最終有效樣本為748個。

對于不同出行者的滿意度，本研究運用統計軟件SPSS 23.0 對交通出行和滿意度數據用crosstabulate進行整合，其結果可得，自行車和步行分別對健康滿意度指標和休閑時間滿意度指標的滿意度占比高于小汽車出行和公共交通出行，同時所有指標的不滿意程度占比較低。綜合兩方面考慮，可得自行車和步行能夠更大程度促進人的主觀幸福感，而小汽車則在收入滿意占比中表現優秀，而公共交通出行則在四方面滿意度評價中占比最低。

四、數據分析與結論

（一）出行模型與滿意度指標相關性分析

我們運用皮爾森卡方測試（Pearson’s chi-square）來探測出行模型與各幸福指標的相關性。如果兩個變量不相關，則表明出行模型和此幸福指標沒有明顯關系，則假設不成立。

通常，相關性檢查關鍵指標為Sig.，如果Sig.值小于0.05，那么系統的無效假設（null hypothesis）將被拒絕。皮爾卡森卡方相關性檢驗結果，可見出行工具選擇變量與各個滿意度變量顯性相關。同時為構建回歸模型的前提。

（二）假設檢驗結果

為了探測不同出行選擇對主觀滿意度的影響程度，本研究把滿意度分為‘滿意’、‘無所謂’、‘不滿意’，三類有層級的分類因變量。而對于有層級的分類因變量，Ordered Logistic 回歸模型能通過構建相關自變量對層級因變量進行預測。

由上述可得，我們考慮各指標均為分類型指標，同時滿意度問題具有層級性，所以選用Ordered 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根據統計學理論，顯著性值Sig.（p

假設1檢驗，收入滿意度為因變量，出行模型及其個人特征變量為自變量引入模型1。結果表明（表1），根據參數估計結果，相比自行車或步行，每增加1個單位的公共交通出行，其收入滿意度下降0.754（p=0.0120.05）。因此H1得到部分驗證。

假設2模型，我們選取健康滿意度為因變量，出行模型及其個人特征變量為自變量引入模型2。結果表明（表2），相對于自行車和步行，公共交通出行每增加1個單位量，其相應的健康滿意度下降0.789（p=0.0220.05）。因此H2得到部分支持。

假設3檢驗，結果表明（表3），相對于自行車和步行，一個單位的小汽車量出行增加帶來0.666的休閑時間滿意度下降（p= 0.008

五、結論及經驗借鑒

本研究對英國2014～2015個人出行模型選擇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進行了定量的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小汽車出行者對于‘享受日常活動’和‘休閑時間滿意度’的不滿意感表現顯著，其擁堵所引起的休閑時間的占用是這一不滿的主要原因。

第二，公共交通出行對于‘享受日常活動’的負向影響顯著。而相較于自行車或步行，公共交通選擇的增加帶來三方面的主觀幸福感降低，分別是‘健康滿意度’（-0.789）、‘收入滿意度’（-0.754）、‘休閑時間滿意度’（-0.754）。

第三，對國內交通出行模型與幸福感的借鑒。雖然國內的小汽車出行總量占比并未高達72.7%，但其增速極快，隨著日益增長的小汽車出行，交通問題日漸凸顯，環境污染也因此加重，必將帶來人民幸福感的下降。所以出臺相應措施大力鼓勵步行及自行車出行，從出行者角度促進更多的滿足感，帶給出行者更加幸福的生活進而改善小汽車出行帶來的一系列交通問題。

參考文獻

[1]潘馳，&趙勝川.（2012）.基于logit模型的大連市居民通勤出行行為研究.交通信息與安全，30（3），25-28.

篇（11）

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冬至，貝州（今河北省清河縣）士兵在王則的帶領下發動兵變，朝廷派開封知府明鎬征討，久而無功。參知政事（副宰相）文彥博主動請纓，要求前去平亂，仁宗欣然應允，并寄予厚望地說：‘貝’字加上‘文’字就是個‘敗’字，愛卿此行一定會擒住王則的。”果然不到一個月，前線便傳來了捷報。

印章廣告

上世紀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聯大做教授的聞一多先生薪水太低，不足以養家糊口，無奈之時，朋友們幫其出主意：刻印章。不過，聞一多的治印攤只擺了一天，就被人勸了回來。大學教授街上設攤，有失體統。但一家老小的生計仍無著落。校長梅貽琦出面，聯絡朱自清、沈從文等11名教授， 聯名在報紙上為聞先生刊登廣告：“聞一多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讓他在家里設“點”，代人治印。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習慣，加之名教授治印，生意便滾滾而來，日漸興隆。

禁止家族婚姻

禁止表兄妹、堂兄妹結婚的法令，是美國1860年左右開始實施的，那時并沒有遺傳學和優生學，政府的動機是從管理、倫理出發的：倘若婚姻都是在家族內部解決，結局是出現大家庭作為獨立的政治機構，教會和政府很難有機會插手他們的事情。統治者更喜歡一夫一妻帶一群小孩子的社會結構單元，好管。

【數字】

12分鐘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法國安盛集團在對2000人的初次約會體驗進行調查后發現，在第一次約會中，約會者通常都會通過對方的笑容、眼神接觸以及聲音等方面來做出判斷。64%的人首先會注意到笑容，58%的人會先看眼神，先聽聲音做出判斷的占25%。迷人的微笑、適時的眼神交流和清新的口氣都是增加好感的利器。而所有這些細節，對方基本會在12分鐘內有所感受，因此，把握好這段時間，會對兩人的愛情有積極作用。

50%

當今社會，人們的生活質量在一步步提高，但幸福感卻沒有隨之提高。我們偶爾能夠聽到有人抱怨自己不幸福，但其實，幸福與否的秘密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據《印度時報》報道稱，人類的幸福感50%由遺傳基因決定，10%受其所在的外部環境影響，其余40%與人類的自我管理緊密相關。

80%

據官方數字，2013年美國政府向中國人發放的EB-5投資簽證數量為6895人，而2011年還不到2500人。在美國發放的投資簽證總數中，中國大陸移民占80%。這種簽證給予愿意投資100萬美元（在高失業率或農村地區至少投資50萬美元）的個人美國居民身份。

【觀點】

美機構分析稱手機上癮者激增，女性占大多數

近日，手機用量分析機構Flurry了一項關于手機用戶使用手機頻率的調查報告，此次調查收集了全球13億部流動裝置總共50萬種手機應用程序（APP）的數據，計算被調查者使用APP的頻密程度。Flurry發現，過去一年來全球“手機上癮者”增加123%，達1.76億人，當中52%是女性。在女性中，以下這類身份的手機上癮者是普通手機用戶的幾倍甚至十倍，如：教育工作者，在這次的調查中，女性教育工作者中的手機上癮人數是普通手機用戶的7倍，也就是說如果你是一位女性教育工作者，那么你手機上癮的概率就會高一些。此外，女性手機上癮者比普通手機用戶高數倍的族群還有游戲玩家和體育迷等。

樂觀心態不利于減肥

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研究人員齋藤瞳帶領同事對101名年齡在30歲至60歲之間的肥胖患者開展研究，其間研究對象均參與為期6個月的減肥課程。

為探索性格與減肥成效之間的關系，齋藤瞳讓每個人在課程開始前和結束后填寫性格調查問卷。通過對問卷的分析，研究人員把他們的性格分成“FC”（自由兒童）和“A”（成人）兩類，其中FC類性格自信樂觀，A類性格小心謹慎、責任心強。

研究結果顯示，相比而言自我認知強的A類減重較多。而那些在課程開始前就性格樂觀開朗的FC類往往不易減肥成功。報告寫道：“那些在課程開始前擁有更少FC性格而且課程結束后A類性格比例增加的人減重較多。”

【視野】

澳大利亞一餐館用降落傘空投送餐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澳大利亞墨爾本一家餐廳發明一種向客戶送外賣的新奇方式，即把三明治綁在塑料袋制成的降落傘上，然后空投給顧客。

據悉，這家餐廳名為Jafflechutes。送餐人員來到高樓上，給三明治綁上降落傘，然后將其空投給在樓下焦急等待的客戶。通常情況下，客戶可通過PayPal提前預訂，然后在約好的時間和地點等待空投。

目前，空投的地點多位于墨爾本的中央商務區（CBD），但雇員不會透露具體地點，直到空投當天才會告知客戶。Jafflechutes在網上稱：“我們是墨爾本首家漂浮餐館。”當然，如果你的訂餐丟失或被掛在樹上，Jafflechutes會重新空投，以免客戶爬樹受傷。該餐館在網站上稱：“你已經不再是孩子，我們會空投另一份給你。”

西班牙一所大學禁止男生用洗衣機

據美國《紐約每日新聞》報道，西班牙馬德里Duque de Ahumada de la Guardia公共學院近日出臺新禁令，禁止男生自己洗衣服，必須找女人代洗。

這家大學新的學生規則稱，男生被禁止進入洗衣房，使用洗衣機將被驅逐出校園，時間從最少的15天持續到最長3個月。而男生應該將臟衣服交給女性朋友，讓她們幫忙代洗。

許多人呼吁改變這項規則。當地人權人士稱：“在今天的世界中，規定男性居民將臟衣服偷偷交給女性，或前往自助洗衣店自己洗衣，都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