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教育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農民教育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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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西電大農民工遠程教育培訓的實踐

2.1廣西農民工遠程教育培訓項目實施情況

廣西遠程教育早已涉足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建設，廣西電大于2004年列入國家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首批試點，主要采用多媒體技術手段培養農村基層政權人才和農村實用人才，部分受益學員考取國家公務員以及參與非農就業創業。以后，廣西農廣校和廣西遠程辦也開展農村人才培養。2008年，廣西電大與中國人大、北航、中南等重點大學網絡教育學院面向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實施人才培養遠程合作項目，項目啟動北海出口加工區的駐園遠程學習中心，送教上門為企業員工進修學習提供服務，許多外來務工青年參與并受益。借鑒廣東“圓夢北大100計劃”經驗，廣西團區委于2011年春天在南寧高新區試點“農民工圓夢大學行動”，35名青年職工受助參加廣西電大學歷進修，接著，又于2012年春啟動“萬名青年農民工圓夢大學行動”項目（簡稱“圓夢行動”），廣西電大作為首個合作高校將項目進行系統運作，至今已在南寧、北海等七個市資助了1500多位農民工報讀高等教育本專科學業，“圓夢行動”人才培養涉及廣西八個工業（產業）園區，受訓學員平均年齡30.2歲；廣西籍占90.7%，外省籍占9.3%；壯、苗、瑤、回、滿、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學員占34.5%；生產經營一線員工占65.2%，后勤服務崗位員工22.4%，管理崗位員工占12.4%；專科學員占64.2%，本科學員占35.8%。首屆試點班學員從南寧高新區學成畢業，按時畢業率為60.0%，能完成學業的占86.0%，輟學率為14.0%；以后屆次學員各科平均及格率約為85.2%、補考率約為10.0%、輟學率約為4.8%；農民工學員學有所成可以期待。黨的十廣西農民工代表黃文宣（南丹縣礦工）今年已獲中南大學網絡教育學院大專文憑。廣西電大在“圓夢行動”受訓學員中進行了多個專項調查，詳細了解了他們的學習需求、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和學習工具等，相關信息已反饋到教學和管理中。

2.2廣西電大“圓夢行動”的特點

“圓夢行動”作為我區遠程教育專門機構針對農民工群體的遠程繼續教育項目，具有學歷層次高、系統大規模運作、網絡技術全面支持，又面向產業園區實用人才培養的鮮明特色。

2.2.1政、校、企合作協調推動項目

廣西電大面向農民工的遠程教育培訓源發于2008年的“廣西北部灣經濟區人才培養遠程合作項目”，由北海市政府和教育廳主導啟動，北海出口加工區管委迎合園區企業人才需求而協調項目落戶，并解決場地設備困難，北海電大尋找契機主動服務企業，又得到企業和員工的廣泛響應，形成政、校、企三方合力促進園區人才培養，推動園區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升級，至今仍是電大系統的標桿。廣西電大“圓夢行動”由廣西共青團組織發起，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危朝安親自啟動，電大各市分校找準項目落腳點，結合區域資金項目集聚的產業園區發展建設開發人力資源，得到園區管理層的支持響應并組織協調，發動企業以產業優化升級為目標進行人才培養，企業幫助學校建設駐園專業教學實訓基地，政、校、企同心合力形成氛圍、機制和措施推進，保證了項目的政府導向正確、符合企業需求、教學實用高效，項目持續推進。廣西電大課題組對全區115個產業園區2438家共5.78萬員工進行了調查摸底，對項目落戶的工業園區現狀和前景進行分析預測，結合各類企業人才培養方向的異同作出規劃論證，按企業各類崗位要求修訂教學計劃，還建立了企業推薦、政府資助、電大系統服務的有效機制，加上學校人財物的投入，使項目意義升華：政府作為經濟升級優化的動力、建設和諧社會的舉措和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行動去協調推進項目；企業作為凝聚人心的文化、招工引資的品牌和創新發展的嘗試去維護項目的運行；學校也贏得服務社會的聲譽和人心向學的呼應。為此，自治區政府專設項目資金，各級團委也籌資支持學員學習，南寧經開區連續五屆資助學員學費達50多萬元，占總學費近一半的資助成為項目持續進展的重要條件。

2.2.2產、學、研融合服務人才培養

電大看準廣西產業園區產業結構調整趨勢，結合解決人力資源供求失衡、門檻過低、建設開發粗放的問題，以區域發展目標為重點設置學歷層次、專業分布以及教學改革，例如：北海出口加工區的裝配特點、南寧高新區的前沿技術特點、南寧經開區和來賓華僑投資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特點、南寧東盟經開區的輕工食品產業特點等，都納入前期調研論證內容，各地電大因地因材實施項目，專業推介注意服務園區發展優勢，聽取企業的意見反饋，教學適應產業一線員工特點，著力解決各類學員的學習困難，完善適于園區生產生活的教學支持服務，還借力國開大《新型產業工人培養和發展助力計劃》核心理念和關鍵措施，大膽改革教學實訓模式，著力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和職業教育的轉型融合，以現代遠程教育個性化、碎片化學習的創新發展解決學員的工學矛盾，提高學員實用技能水平和適崗能力。各地電大還積極整合資源開拓業務，將“圓夢行動”學歷教育與企業員工的短期培養相結合，開辦了涉及企業精神、團隊合作、社交禮儀和營銷策略等專題講座。課題組對二年級以上學員的調查統計反映了項目實施的科學有效和明顯進展。

2.2.3思、教、行互動提高員工素質

盡管“圓夢行動”屬于成人業余教育范疇，廣西電大依然堅持立德樹人的教育方向，素質教育覆蓋教學實訓環節：設有班主任全程管理服務，選拔學員班干隊伍構建自治機制，網絡平臺和交流介面常換常新，表現健康向上的思想情感及感情宣泄，線上線下的班組活動形成制度；教師更是表現了教學一絲不茍和師生的平等互敬，各類講座、公益活動和交友組織連通師生之間、學員與社會之間、校企之間對教學的監管互動以及合力參與，使遠程教育培訓達到傳授技能、又兼顧學員素質提高的發展目的，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正確的職業發展方向，收到良好效果。

2.2.4上、中、下配合形成育人環境

電大系統上中下配合是“圓夢行動”廣泛延伸的關鍵因素之一，線上線下（O2O）配合又是項目順利運作的關鍵因素之二。35年的辦學歷程，電大從中央至省到市、縣“五個統一”的教學規范實現了資源共享、快捷時效、受眾面廣的優勢，項目經試點到推廣，共得到7個市級電大的響應配合，省校決策方案經市校協調組織直達園區學習中心，在培養目標、培養對象、資助政策等方面達成共識，上中下動作一致的系統運作受到政府的好評，項目受益面廣，得到學員歡迎，層次分明的扁平化管理又增強了基層學習中心的靈活應對。同時，電大以網絡技術支撐教學管理特色在項目實施中受益，專業廣泛、資源豐富、網上學習個性化收方便快捷等特點較好解決了學員水平差異、工學矛盾突出和個人需求繁雜等問題，信息技術作為聽課、自學、交流的工具適合農民工的時代特點和個性化碎片化的學習需求。課題組總結歸納“圓夢行動”的實踐創新，就電大農民工教育培訓的調研作了總結分析，證明現代遠程網絡教育培訓適合大規模農民工業余進修、職業技能學習和市民素質培訓。但是，“圓夢行動”也有專業分布不合理、重文輕理；課程內容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銜接不夠緊密；企業一線藍領人才培養不足；學員職業規劃和人才交流還有待加強；農民工群體學習訴求不普遍，學員還不適應數字化教學等等不足；需要認真總結，加以改進提高。

3廣西電大“圓夢行動”的啟迪

和總理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工作都有重要指示（批示），國務院近期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又提出“實施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開展新市民培訓”等。各級政府的科學部署和各地的創新實踐推動了這項工作的有效前行。從廣西電大農民工專項遠程教育培訓的“圓夢行動”階段性總結中，給出了經驗的啟迪。

3.1重新認識農民工教育培訓工作的意義和任務

對農民工教育培訓工作的認識僅限于提高人口紅利、增加農民收入、或者提高生存技能和實用技能水平都是不夠的。首先，農民工群體規模龐大（達2.6億人），而且正在城鄉社會中形成新的階層，甚至上了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12月的封面，關注并扶持他們事關社會公平、縮小差距、和諧發展的時代主題，以教育培訓為重點的幫扶措施能夠改變命運、促進公平、構建和諧，運用互聯網也突顯民主公平屬性。其次，國家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建設進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企業優化升級、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以及“一帶一路”和“雙核驅動戰略”實施都需要大批人才支撐作為基礎。新常態下經濟發展不可能再拼資源和廉價勞動力，人口紅利要轉向人口素質普遍提高上來，農民工教育培訓應成為發展戰略重點。再次，農民工教育培訓要堅持以人為本，在注重其職業技能水平提高的同時兼顧其基本素質提升和持續進步發展。教學內容應傾斜于技能知識又要兼顧理論基礎，避免“以技能、以收入為標準”的人才培養觀，促進農民工群體融入社會、融入時代。還有，適應信息社會的發展特點，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優勢，擴大農民工的受教育幅射面，以科技創新應用整合資源、搭建平臺、疏通渠道、提供服務，以現代遠程網絡教育形式提高農民工教育培訓工作的實效和水平。對因政府職能出現條塊分割造成農村新增勞動力（廣西約70萬人）享受中職免費教育與大量農民工（廣西約1100萬人）為生存打拼得不到培訓的不平衡局面要認真對待。要在統一認識、明確目標的基礎上構建政府主導、財政資助、企業支持、學校參與、社會響應的協調合作機制，以提高受教育水平造福廣大農民工。

3.2樹立正確的辦學理念

首先是服務理念，中國教育具有平民化的歷史淵源和人文傳統，孔子“有教無類”思想延續至今并發揚光大，北京大學在1918年就創辦了“校役夜班”，2006年北大校長又為學校保安甘相偉的專著《站著上北大》作序。為大眾階層服務、以教育改變他們的命運是大學的精神和傳承，關注解決農民工群體的受教育問題，能增強學校服務社會的自覺、提高學校服務于社會發展的功效，“圓夢行動”是遠程教育機構辦學理念的一次升華，這是高校辦學理念轉變促進為社會服務自信自為的案例。其次是教學理念，在社會各類形態數字化的互聯網時代，各界都需要強化互聯網思維，電大遠程教育自謚為網絡先驅，在“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理念驅動下，加上網絡技術，帶來了“教與學顛倒”、“翻轉課堂”、“自主學習”等教學模式改革，這還遠遠不夠。用戶至上（以學生為中心）、體驗為王（完善支持服務）、免費模式（類似“慕課”）加上顛覆創新（模式改革），這些“互聯網思維”都在改革完善現代遠程教育的教學及管理。當然，互聯網以最低成本滿足最大化需求的市場機制正影響教育培訓，還需要政府和企業合作，促進技術應用、搭建共享平臺。2014年廣西電商的政府統籌推動就是先例。再有是技術理念，隨著物聯網、云計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的發展應用，加快了信息技術向各個領域的擴張滲透，并帶來革命性的影響，電大教育也不能固步自封、自甘落后。電大要加快微博、微信、二維碼、QQ等信息工具的普及，充分利用微課程的教學資源，嘗試云計算、大數據、移動學習在教學管理上的應用，重點是教師的信息技術的掌握和素質提高，促進學員適應信息化教學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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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流動人口超過1.2億；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則有近2000萬。他們當中；失學率高達9.3%；近100萬名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有的是由于父母工作經常變動，導致農民工子女的學業有所耽誤，不能及時上學，加上家長沒文化，對于孩子要求不高，抱有希望孩子盡早獨立的思想，因而出現了沒完成學業就出去工作的情況。即使有的孩子上了學，由于不同地區的教育有差別，導致學業跟不上，出現厭學、逃學的現象，最后導致失學。有學者認為；這100萬游蕩在城市街頭的失學農民工子女；他們耽誤的不僅是自己的前途；還會成為未來社會的“定時炸彈”。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亟待引起各方重視和盡快解決。

1.2農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的低下

農民工子弟學校與公立學校有著較大的差距，由于辦學經費沒有教育部門的支持，所以農民工子弟學校辦學經費主要來源于學生，而農民工家庭經濟并不是非常的寬裕，這就導致學校的弊端很多，諸如:辦學條件的缺乏、教師的素質較差、學校開設的課程不完整、消防設施的不完備等等。這就導致教學質量無法與公立學校相比，進而影響學生的成績。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質量也是一個問題，好多教師并沒有教師資格證，有的也不是教師專業出身，自身的教育水平不足，導致教師對于如何較好學生沒有較大的把握，從事教師這行職業就是為了一個穩定的工作，所以，知識儲備不足的教師必然不能教好學生，這也就說明么有些農民工子弟轉入公立學校后，出現成績跟不上的情況。

1.3農民工的家庭的貧困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農業的收入特別是農民的收入并不高，加上有的地區政府征地或者土地并不肥沃，導致農民的收入很少，為了生存，很多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求“再就業”的機會，這也就導致農民工成為弱勢群體，據研究2008年我國有農村絕對貧困人數為2820萬，低收入的為5825萬。并且，在農村，一半以上的人是小學或這以下，大中專以上的人數只占0.05%，因為文化水平低下，這就使得他們所從事的職業選擇性不高，待遇低下，沒有醫療等保障，生活的不容易使得很少有家庭能夠花較多的錢在孩子的教育上，因而，很多農民工子女因為家庭的貧困導致放棄學業，很早就進入社會工作。

2對策

2.1多渠道安排農民工子女就學

公辦學校要承擔起接受農民工子女入學的重要任務。在公辦學校就學是承認農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合法地位的重要標志；擁有平等的入學機會體現了社會公平；是其公民權利的積極體現。流入地政府應采取多種形式接受農民工子女在當地的全日制公辦中小學入學；在入學條件等方面應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不得對其進行亂收費；對特困學生應酌情減免費用。

有關政府部門要樹立責任意識，將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作為一項長期和任務來執行，充分認識到共民工子女與城市長遠的發展的問題。要建立適齡兒童義務教育登記制度，特別要做好流動性農民工子女適齡兒童的登記，防止因為農民工的流動，造成其子女無法接受義務教育。登記卡可以作為農民工子女上學的保障，當農民工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時，就可以憑借登記卡在學校、公安部門進行登記，不僅可以減少因戶籍制度帶來的繁瑣，還可以對農民工子女進行有效的監管。

2.2明確政府責任

完善農民工子女教育管理體制明確政府在農民工子女教育中的責任，首先要加強流入地、流出地教育部門之間的溝通，明確各自在流動兒童少年教育管理中的職責，將其就學管理落到實處；其次，要明確政府各職能部門的職責，并且密切聯系、通力合作。公安部門做好本地區流進、流出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的調查摸底工作，并及時向教育部門提供有關情況，人事、勞動部門應禁止經商辦廠或從事其他勞動的組織或個人使用童工，物價管理部門監督檢查學校收費情況等；最后在教育經費中專門分類設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經費專項撥款，用于資助農民工子弟學校或招收農民工子女的學校，改善其辦學條件與質量，經費來源依靠財政撥款。

2.3充分利用公辦學校資源

近年來隨著出生人口的降低，學生人數也開始下降，這就導致公辦學校出現教育資源的閑置，因而，可以將圖書、設備等閑置不用的無償捐給民辦子弟學校。還有的學校因為學生人數的減少，而出現停辦、撤銷等情況，可以將其改造為民辦公助學校，政府部門可以進行采取一系列措施，是民辦學校的教師有條件的轉為公立學校的教師，從而保障教師有比較穩定的生活來源。此外，還可以鼓勵公辦學校專門設立農民工子女班級，大量吸引農民工子女就近上學，還可以對與農民工子女進行有效的管理，因為農民工子女無論在學習上、生活上、認識上都與城市學生有一定的差距，如果將他們混在一起，雖然有時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比如：互相促進，互相幫助等。但是，更多的實踐表明，農民工子女由于家庭的原因與城市學生有不小的隔閡，很容易產生自卑的心理，所以為了有效的進行教學、管理，將農民工子女安排在一個班級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最后，還要大力發展農村學校，農村學校與城市學校雖然都是公辦的，但是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很多方面趕不上城市的學校。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就是看重的是城市學校的教學質量比農村要好，所以，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必須加大對農村學校的投入、管理，不僅在辦學經費上加大投入，使農村學校沒有后顧之憂，還要加大對于人才的引入，高級人才是提升學校辦學質量的基礎，有了人才的優勢，農村學校才有可能與城市學校進行對比，這樣可以吸引許多農民工子女就地上學，而不用進入城市去求學，不僅減少了城市學校的辦學壓力，還可以減輕農民工的家庭負擔，可謂實現雙贏。

2.4加強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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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礎上，首先分析了農民工流動子女這一特殊群體的生活狀態和就學狀態；其次，農村的經濟基礎、教育體制、戶籍制度、農民工自身的經濟收入、觀念和文化素質、農民工流入地學校的接受能力和學生自身的適應能力等各個方面分析了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成因；最后，從觀念、體制、社會態度和政策舉措等方面上提出了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相應的措施和建議。

農民工流動子女的教育問題，是全社會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因此，黨和國家及各級政府應從戰略高度、從整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角度，鼓勵和支持流動人口和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并為他們創造一切可能的條件。在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下，在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在各有關部門各項政策不斷完善的情況下，這個問題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的。

關鍵詞農民工；流動兒童；教育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圍繞解決“三農”問題和增加農民收入，全國各地大力發展勞務產業，廣大農民紛紛進城務工就業。隨之而來的人口遷移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日趨突出。在我國城鄉之間，每天流動著上億農民工。在這些農民工的身后，有數千萬未成年的子女。他們是父母的希望也是祖國的未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耽誤的不僅僅是孩子們的青春和前途。隨著城市發展進程的加速，農民工的素質將會出現下降的征兆，將來很可能出現結構性失業，更嚴重的是長此以往，在未來的一定時期內中國的人力資源儲備受到嚴峻挑戰。因此，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亟待引起各方重視。

一、農民工流動子女的教育現狀

(一)關于農民工子女稱謂的界定

對流動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及其子女，人們給了不同的稱謂。目前，關于城市農民的稱謂多達十多余種：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流入人口、外來流動人口、暫住人口、外來務工經商人口、盲流、自發遷移人口、流遷人口、暫時遷移人口、農民工、民工等等。上述一些稱謂存在著明顯的社會歧視和偏見。而對于他們的子女，稱謂也比較模糊，這種稱謂和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亂，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真空和困難，同時也不利于這一特殊群體的權益保護。2003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教育部等六部門《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中，則統一稱為“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

流動兒童少年是指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地暫時居住半年以上的兒童少年。而通常所說的“農民工子女”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未取得城市戶口的農民的子女，他們也屬于流動兒童。

(二)農民工子女的規模和結構

關于目前我國農民工子女的數量和結構，主要是基于微觀調查和宏觀估算，缺乏精確的統計。從宏觀來看，我國流動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10％，且絕大多數流動人口正值生育高峰，家庭流動也占有相當比例，這使流動兒童群體日益龐大，有調查顯示，在一些大中城市里流動兒童已占兒童總數的30％～40％。2003年11月，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和全國婦聯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推算：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已超過1億人，其中18周歲以下的流動兒童有1982萬人，占全部流動人口的19.37%。0到14歲的兒童已經超過1410萬，占全部流動人口的13.78%以上。但是，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僅僅是他們在城市的兒童或者在城市入學的兒童，而非其“全部”子女。除了這些已經進城的“暫居兒童”之外，事實上還有數量更多“留守兒童”仍然滯留在家鄉。據推算，全國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至少有7000萬以上，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的教育問題是值得全社會關注的問題。

(三)農民工子女的兩種生活狀況

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家庭，孩子的生活狀態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負擔不起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只能將孩子們留在家鄉，或由祖父母監管，或寄宿其他親戚家，我們稱之為“留守兒童”或“空巢兒童”，從對“留守兒童”的專門調查來看，父母不在身邊對“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行為方式及學習成績有較明顯的影響。尤其是不少舉家外出打工的農民，其子女大多是交給爺爺奶奶或請他人照料。而爺爺奶奶一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輔導小孩的學習，加之爺爺奶奶對孫子、孫女的溺愛，他們更加放任小孩；即便是管教，也存在交流、溝通上的“代溝”問題。正如一些老師所反映的那樣，這些留守孩子不好管，回到家里又沒人管，放學后往往在外面玩，在外放任自流，沒有約束力，拉幫結伙，思想方面不單純。除了留守孩子的心理缺陷、行為偏差以外，缺乏管教的子女也時常發生安全問題。事實上，農民工最大的愿望不僅是能賺更多的錢，也希望子女進城上學，受更好的教育，“更有出息”。將子女留在家鄉上學也“是不得已的辦法”。

另一種是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讓孩子跟在父母身邊在城市里不停地輾轉流動，我們稱之為“流動兒童”。這兩種模式下的兒童都面臨著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的社會弱勢群體，而本文主要討論后者的教育問題。

(四)流動兒童的就學狀況

1.農民工流動子女，即流動兒童輟學現象嚴重，相當一部分流動兒童得不到相應的教育機會，被迫或主動放棄了受教育的權利。3到6周歲流動兒童入托率低于城市戶籍兒童；6周歲兒童中有46．9％沒有接受入學教育；超齡現象也比較嚴重，有近20％的9周歲的孩子還只上小學一、二年級，13周歲和14周歲還在小學就讀的占相應年齡流動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學兒童的“童工”問題也比較突出，在失學的12到14周歲的流動兒童中，有60％的人已經開始工作。

2.“流動兒童”的入學呈現倒“U”型結構。據不完全統計，在石家莊市務工經商的流動人員達30萬，其中流動兒童近6萬人。從對省會石家莊市的調查中顯示出，小學階段入學率很高，可達到98.5%，同本地兒童相應階段的99.1%相比，幾乎沒什么差別；隨著年齡的增長，流動兒童入學率明顯降低，最低可至88%.這表明，隨著年齡的增大，流動兒童中失學者的比例逐漸提高，農民工子女的入學率呈現倒“U”型結構。

3.在公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的心理問題日益嚴重。進城務工農民大多工作不穩定、流動性大，有的臨時租房居住，沒有固定場所；有的居住地離學校較遠，學生上學不便，學校與家庭聯系不便，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不能很好地結合，學生脫離父母監護的問題非常突出，課余時間及往返學校途中學生的人身安全沒有充分保障。此外，農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強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內向，不容易與同學和老師溝通。由于農民工子女介于城市和農村這兩個群體之間，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適應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農村，孩子因為父母的流動性大多頻繁轉學，使一些農民工子女錯過了最佳受教育的時期。所以，他們最后形成的價值觀念即人格核心，往往會出現一些問題。

4.民辦學校境況堪憂。目前一些適應普通農民工子女上學要求、費用低的簡易民辦學校發展很快，但是由于資金的匱乏，其辦學條件相當惡劣，學生安全和辦學質量都沒有保障。這類學校的辦學者多為初、高中畢業生，其目的多以營利為主，授課教師多數是從勞動力市場招募的人員。此類學校有許多根本沒有注冊登記，校舍多由民居、倉庫改建，教室昏暗、狹小、通風差，消防隱患十分嚴重。除此之外，很多農民工子弟學校缺少合法的辦學手續，處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狀態，在倒閉邊緣苦苦掙扎。

5.雖然教育部門三令五申要求各公辦學校要一視同仁，但實際上高收費這道無形的門檻依然存在。目前教育部雖然已經出臺政策取消“借讀費”、“贊助費”等費用，但各地政府依然通過各種渠道向農民工子女收取1000到3000元不等的高額入學費用。有些地方雖已取消了各項額外收費，但每個學期幾百元的書費和學雜費對于收入并不高的農民工家庭來說依然是個不小的數目。

二、農民工流動子女教育問題的原因分析

農民工流動子女教育問題的出現，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不合情是因為青少年應當上學；不合理是我們國家的起步是在農村，而現在最落后的反而是農村；不合法是剝奪農民工子女上學，與《義務教育法》不符。經過分析，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根本原因在于農村經濟滯后，薄弱的經濟基礎決定了當前的教育現狀

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和國家政策上的傾斜，導致城市和農村的發展極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說，我國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村和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即使是在今天，我國城市的快速發展也是以一部分農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鎮化進程為代價換來的。如2002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1年的2.81∶1擴大為3.11∶1，整體收入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6，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城鄉收入的極大差距引起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量涌入，也引起了農民工子女入學難問題的發生。試想如果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與城市居民持平，那么農民工子女問題肯定不會陷入目前這種尷尬的境地。如果城市居民能夠對此給予理解和支持，將有助于消除兩者之間的隔閡。城市居民在享受現代科技帶來的物質文明的時候，也注重農村的發展，將農民工的權益和要求也納入考慮范圍。這樣，對于解決農民工流動子女的教育問題會有很大的積極作用。

(二)政府的原因

教育屬于公共產品，理應由政府出面提供。因此當農民工子女教育出現問題時，政府要負主要責任。目前政府在很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限制了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權利，剝奪了其受教育的機會。

第一、義務教育體制不完善。自1985年以來，我國義務教育體制經過三次改革：即“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在國務院領導下，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在國務院領導下，地方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三次改革，都始終堅持著“地方負責，分級管理”，正因為如此，導致了“城鄉分割”的局面。目前我國城市少兒的義務教育費用基本上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的義務教育費用則由鄉鎮政府以教育統籌的形式向農民征收，相當于農民自己掏錢解決義務教育問題。這樣，農民工離開農村后，流入地的城市財政在義務教育經費中沒有包括這筆經費，從而使我國義務教育體制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實際受害的只能是農民工子女。

第二、現行戶籍制度與人口流動需求不相適應、不夠協調。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上學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現行的不合理的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造成的。中國的“二元”結構戶籍制度承載了太多的附加功能，戶口簿不僅是一種身份的體現，更是一種資源享有權的確認。進城務工農民雖然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但他們難以獲得所在城市戶口，不僅他們本人，包括他們的子女也難以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農業戶口和城鎮戶口享有不平等的權利，從而造成人民在事實上的不平等。這導致了農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讀費和贊助費，使本來經濟拮據的農民工家庭承擔著沉重的教育成本，使得一部分農民工子女不能平等地享受教育資源，有的甚至被迫輟學。

第三、教育資源浪費現象嚴重，在供給方面存在地區性差異。目前許多農民工通過“朋友介紹”或“媒體報刊獲悉”為其子女在城里聯系學校，而通過教育部門入學的很少，由學校主動聯系的就更少之又少了。這就是說，在教育資源的利用上，農民工很少利用政府為其提供的資源和渠道，而相應的教育部門也沒有主動發揮好自身的作用，沒有主動擔負起自身的社會責任。這表明農民工流入地還沒有充分利用社會資本為農民工子女教育服務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這無形中增大了農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過程中的社會交易成本，給社會帶來很大的損失。另外，教育資源的地區性差異現象十分明顯，在有些城市學校已處于飽和狀態，入學機會很少；而在有些地方情況卻恰恰相反。這些城市都存在供需上的不平衡，但由于地域的限制，使得有些地方教育資源不能很好利用，而有些地方卻存在教育資源短缺的現象。

第四、農民工流入地政府的一些做法有待改善。首先是認識上的問題。由于加入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流入地政府既要考慮增加財政支出，也擔心會降低本地的教育水平，所以，為了不影響地方政府的政績，在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時，把農民工的貢獻排除在外。另外，接受農民工子女就學會導致農民工家庭的集體進入。這意味著城市政府還要考慮解決由此帶來的住房、社會保障、就業等問題，乃至會增加城市公共設施的壓力。其次是深層次的體制矛盾。農民工子女就學關系到我國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體制。大批外地民工進城勞動，不僅為當地創造了財富，也提供了稅收，并推動了整個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有權享受當地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城市的義務教育資源不僅屬于城市居民，也屬于那些未能獲得居民身份的所有農民工，不能將他們排除在外。正如長春市一位市長所言，“農民工在所在城市納稅，有權享受國民待遇。在農民工所繳稅款中，已包含教育行政事業性收費，因此不應讓農民工再額外承擔不合理的教育支出。”

(三)農民工自身的原因

其主觀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經濟貧困。農民進城后，有的工作和收入比較穩定，有的工作和收入不穩定，且收入普遍偏低。長期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往往家庭計劃生育狀況較差，幾乎都是兩個以上孩子。收入低，人口多，馬馬虎虎度日都相當困難，更沒有節余支付孩子的學習費用。二是觀念落后。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孩子通過讀書的方式改變父輩貧困、落后的狀況，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認為讀書沒有什么用，他們認為時下城里的工人紛紛下崗，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孩子即使讀了書，今后未必能在城里找到合適的單位，與其這樣浪費錢財，還不如讓孩子早點學做生意，多賺些錢，為結婚成家做好準備。三是文化素質低下。城市里的大部分農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質較低，也不懂得教育孩子的藝術，家里也沒有營造適合孩子讀書的基本環境。孩子學習成功與否，與家長的素質有著緊密的關系，如果家長對教育不重視，或家長不具備教育孩子的條件（包括文化素質、心理素質、道德素質等），孩子的學習狀況幾乎都不理想。這樣，就導致了由于學習受到極大困難而不得不中途退學的結局。

(四)農民工流入地學校的接受能力

學校的對農民工子女的接受能力涉及基礎設施、師資力量以及財政能力三個方面。從城市學校來看，近些年來，雖然有些學校具有接受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條件，但是，由于城市公辦學校通常分散在各個城區，而打工人員卻聚集在城市邊緣的城鄉交界帶，區域內的公辦學校資源相對緊張，造成公辦學校無法接收全部打工人員子女借讀。

接收農民工子女的城市學校的師資力量在整體上是好的。不過，部分簡易民工子弟學校中的師資情況則令人擔憂。以情況較好的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為例，該校的教師主要是招聘剛畢業的大專、中專、高中畢業生，其中80%左右是從外地招聘來的，在教師中經過專門練的只有25%左右。招聘的方式主要有：通過熟人介紹、自己慕名而來、由學生家長散發廣告、直接到各省招聘。由于教師中師范學校畢業介紹的很少，因此大部分教師缺乏教學、教法等方面的專業訓練，不了解學生的心理特點。此外，這些教師尤其在音樂、體育、美術等方面缺乏訓練，這些課的開設存在很大困難。

學校資源緊張更為嚴重的是財力緊張。一方面是學生人數急劇增長，另一方面是借讀費急劇下降，給本已捉襟見肘的學校經濟狀況帶來巨大的缺口。在財政壓力下，尤其是在政府實行“一費制”及限制高收費的條件上，城市學校通常少收甚至拒收農民工子女，也衍生出形形的濫收費行為，近而迫使農民工不得不放棄子女的上學選擇。

(五)學生適應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社會環境的能力

學生的適應能力不僅包括農民工子女是否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是否在心理上適應城市的社會環境。目前城鄉之間存在較大的差別，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在經濟上、生活上及觀念上存在不少差別，加之社會環境對農民工子女或明或暗的歧視，給農民工子女帶來了較大的心理壓力。正是因為對城里生活及社會歧視的“不適應”，一些農民工子女放棄進城上學的選擇。

然而，對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將子女留在鄉村上學也是一個極其艱難甚至痛苦的選擇。雖然不少農民工也認為，將子女留在家鄉不利于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尤其是難以直接輔導子女的學習、管教子女的行為，也不放心其安全。但是，在不少進城務工的農民看來，他們進城打工就是“為了家庭過上更好的生活”，“子女有更好的未來”。由于經濟能力及多方面的限制，他們目前無力支持子女在城市的學習，只能將他們留在鄉村上學。“為了子女的將來”，也只好忍受暫時的別離和困難。事實上，對于這些農民工來說，“最讓人放心不下的是在家的孩子”。

三、解決農民工流動子女教育問題的建議及措施

(一)正確認識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

首先，教育是“全民教育”，農民工子女享有受教育權利，而且是平等的教育權利。其次，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正成千上萬地遞增，搞好農民工子女教育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這不僅是教育問題，也是推動城市建設和發展、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公平的客觀需要。再次，農民工子女有良好的自強自立意識，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傾向和與社會對立的不良情緒，他們需要得到健康、積極、向上的教育。總之，農民工子女也是公民，他們的父母也是國家的建設者，政府義不容辭地有為他們提供教育的責任。

(二)進一步完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

自1985年以來，我國義務教育體制經過三次改革始終堅持著“地方負責，分級管理”，正因為如此，導致了“城鄉分割”的局面。城市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費用基本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教育經費由縣級政府為主的各級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安排。可是，在現實中，農民工子女離開農村時，并沒有相應的教育經費隨之流轉，其流入地也沒有相應的教育經費預算。這樣，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就沒有了保障，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變“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為“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破除城鄉分割，保證教育投入，維護教育公平，促進教育和諧健康發展。

從目前的現實情況來看，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讀，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讀費，這給孩子們上學帶來了很大的阻礙。從總體上說，農民工本身是一批經濟收入比較低下的社會群體。過高的借讀費及教育支出使農民工難以承受，更重要的是這種面向農民工所收取的“借讀費”本身就是一種歧視性的規定，違背了公平教育的原則。因此，必須堅決取消面向農民工子女收取的“借讀費”及其他一切歧視性的收費。

在禁止不合理的收費的同時，要降低學校學雜費的標準，減輕農民子女上學的經濟壓力。通過設立助學金、減免費用、免費提供教科書等方式，幫助家庭經濟困難的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就學。不僅要讓進城務工的農民子女“有學上”，而且要讓他們“上得起”。

(三)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創新，取消不合理的戶籍制度，取消對進城農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國現行義務教育體制改革，實現城鄉公平、地區公平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當前有大量農民工子女隨行進城上學，本身是我國改革和現代化發展的巨大成就：它表明，不僅農民已經“進城了”，而且已經“留下來”；不僅農民工留下來，他們的子女也“帶進來了”。如果說農民工大都是為了經濟目的而進城打工，是“經濟移民”的話，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則是基于教育的目的而進城學習，是一種“教育移民”。這種“教育移民”不僅可以提高進城“農民”的文化素質，可以使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同時比經濟移民更具可控制、有序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是一種理想的移民或“非農化”的途徑。正因如此，黨和國家及各級政府對此應有“大政策”，應從戰略的高度、從整個社會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的角度，鼓勵和支持流動人口及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并為他們創造一切可能的條件。

(四)強化農民工依法送子女上學的觀念

當前，由于農民工子女入學較難，部分農民工產生“畏難”情緒，送子女入學不積極。對此，在努力改善農民工子女入學環境的同時，要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引導廣大農民工千方百計增加收入，依法送子女入學，切實維護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權利。

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是我國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全局性的特點，必須認真對待，主動出擊，積極而為，按照“一個都不能少”的要求，給每個農民工子女提供應有的平等教育，使他們得以健康茁壯地成長。

(五)興辦公立學校，扶持私立學校

《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已經明確規定，進城務工就業農民流入地政府負責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地方各級政府特別是教育行政部門和全日制公辦中小學要建立完善保障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機制，使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受教育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程度達到當地水平。由此確立了“流入地政府為主”和“公辦學校為主”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的“兩為主方針”。同時，加大民辦學校投資力度，適當放寬條件，保證農民工子女入學的廣度。當前應根據實際情況，降低民辦學校的辦學門檻，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創辦更多的學校以接納更多的農民工子女上學。大力支持社會力量興辦各種教育機構，鼓勵和支持公辦民助、民辦公助、國有民辦、公辦學校轉制、中外合作辦學等等多元辦學形式，動員和吸引社會資本參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投入。加快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建設也是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難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農民工子弟學校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產物，它符合農民工家庭求“平等”的心態和“流動”的特點，在一定時期內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根據當前情況應當明確農民工子弟學校審批標準，給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的優惠措施，同時因勢利導，加強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監督管理，鼓勵有條件的公辦學校與其聯手辦學。從而打破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間的壁壘，為早日實現城市教育一體化奠定基礎。

(六)教學公平，消除歧視

在教學實踐中，應該做到教學公平。教師在對待學生的態度和期望上應該是一視同仁，體現平等。應該熱愛和關心每一個學生，對每一個學生都充滿信心和希望，而不應該厚此薄彼。努力消除流動兒童進入公立學校的心理門檻，克服這一群體因為戶籍原因而產生的自卑、認命心理，培養自立、自信、自強的心理形象，提高弱勢群體子女的適應能力。

1．用愛的雨露滋潤他們的心田

構建平等、民主、信任、合作的師生關系，形成融洽的教學氛圍，加強師生間的溝通和理解，不歧視民工子女，一視同仁。有一位教育家說過這樣一段話：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評中，他便學會譴責；如果生活在敵視中，他便學會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勵中，使他學會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誼中，他便覺得生活在美好的世界。只要我們用一顆真誠的心去親近他們，他們就會向我們敞開心扉，從而親近我們，接受我們的教育。這正是所謂“親其師，信其道”啊！

2．組織活動減輕壓力

為了減輕進城務工農民子女的心理壓力，學校應組織活動，師生互動。經常與學生談心，培養他們自信、樂觀的性格，能做到尊重和理解他們，以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同時，也采用榜樣示范法、講座輔導法等，幫助他們克服心理障礙，給更多學生接觸的機會。在這些活動中，教師要正確引導，教給他們一些交往技巧和方法，讓他們在同齡間的人際互動中，掌握禮貌待人的原則，增強自信心和自我表達能力，體會同伴間美好、真摯的情誼，使彼此的心靈有機地相融，從而促使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完善。

3．家長配合正確引導

學校成立家長協會，讓家長們相互切磋，相互學習彼此的教育經驗。當然學校要請專家和本校的資深人士對家長進行指導。由于城鄉差距的現實存在，農村的孩子來到城市，經濟收入的懸殊，文化背景的差別，讓他們在心理上必然產生“不公平”的想法，家長正確引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種心理給孩子造成的不良影響。家長要有一種積極向上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工作，勉勵子女努力學習，讓他們知道知識的重要性。

家長還要經常與學校老師溝通，了解學生的心理、學習情況，同時也要經常與子女溝通，然后與老師共同“對癥下藥”。

4．樹立自信，積極向上

“解鈴還需系鈴人”，為了幫助農民工子女克服不良的情緒，尋找措施解決心理問題，我們常常把他們集中起來進行心理輔導，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給他們控制自我，調節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方法。如針對“自卑”的心理問題，我們選擇了一些積極的、富有激勵性的語言，教會他們用充滿希望和熱情的眼睛去看待周圍的人和事。

四、結束語

篇（4）

2農民家庭收入對農村教育投資的影響程度分析

家庭經濟發展不僅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是維持家庭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它對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家庭經濟發展水平是至關重要的，它從一定程度決定著農村教育的完善和發展。我們把農民家庭的年均純收入作為家庭經濟發展的指標，用以來衡量農村教育投資水平的能力。通過對農民家庭年均純收入和農村受教育程度進行Pearson檢驗，發現卡方值Sig=0，說明農村家庭年均純收入對于農村教育投資的發展有依存關系，并且關系十分不同，以至于能深深的影響農村教育今后發展的走向以及下一代孩子的教育水平。2012年中國依據物價指數把國民收入水平分為三個等級即“上中下”三個收入階層。其中規定“下”收入階層是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在10萬元以上，“下下”收入階層是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在2萬元以下；“下中”收入階層是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在2萬至5萬元，“下上”收入階層是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在5萬至10萬元。為了便于分析烏魯木齊縣的家庭年平均純收入，我們把“上中下”收入階層重新定位，認為1萬元以下是“下”家庭年平均純收入階層，1萬至3萬元是“中下”收入階層，3萬至6萬元是“中”收入階層，6萬至9萬元是“中上”收入階層，9萬以上是“上”收入階層。根據表1，我們可以發現烏魯木齊縣的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基本都在“上”以下收入階層（9萬元以下），并且受教育程度基本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占比達到了60%以上。在“下”收入階層（1萬元以下），受教育程度主要在初中和高中文化層次，分別占家庭年平均純收入的38.5%和30.8%，中專和技校的文化層次約是初中或者是高中文化層次，均占15.4%，這反映出烏魯木齊縣大部分被調查者的學歷文化水平層次較低，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但是為了生活有一技之長，中專和技校也是被調查者所選擇的一個提升自己文化層次水平的途徑。在“中下”收入階層（1萬至3萬元），有28位被調查者是高中學歷，占35.9%；有25位被調查者是初中文化程度占32.1%，還有12位被調查者選擇中專層次學校，占15.4%，可見隨著收入的增加，被調查者對于文化水平越來越受到重視，他們認為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能夠給他們創造更優質更好的生活。在“中”收入階層（3萬至6萬元），初中、高中和技校是這一收入階層比較重視的學歷層次，所占比例分別為37%、29.6%和14.8%，這也反映出被調查者注重文化知識的學習。在“中上”收入階層（6萬至9萬元），被調查者更加注重受教育程度，這主要還是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分別占48%和32%。在“上”收入階層（9萬元以上），這一收入階層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教育為主，呈一個倒“U”特征。通過以上數據的分析可以看出，隨著家庭年平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被調查者對農村教育的投資也逐漸發生變化，最主要還是在正規學校的變化，主要以初中和高中為主，并且技校和中專院校也有所偏向，但是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較小，是今后發展的方向。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新疆實行了義務教育，小學、初中和高中都進行免費義務教育，中等學校教育也給予補貼政策，導致其所占比重較大。另一方面是烏魯木齊縣農村家庭收入普遍不高，難以支付高昂的高等教育學費。

篇（5）

2013年初，教育部聯合五部門下發了關于“加強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關愛和教育工作的意見”等指導性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對對政策的落實都有強制性的要求，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僅在原籍還是流入地都應該一視同仁，不因環境的差距造成教育機會的不公平。國務院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兩免一補政策的出臺等。加大教育經費的投入和豐富資源配置不僅是化解由此而來的矛盾的一種手段，更是表明了我國政府對待這一問題的政治責任感。

據有關數據表明，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393.87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035.54萬人，在初中就讀358.33萬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271.07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517.88萬人，在初中就讀753.19萬人[1]。

而且隨著我國對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鎮的聚合力加強，將有更多的隨遷農民工子女進入到城市教育資源的份額中來。本就稀缺或參差不齊的現狀將面臨重大的考驗。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是這方面必須解決的重點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才是務工人員入城后市民化的先決條件。

在我國的大中城市普遍實行的是劃片就近入學的方式，這一方式的好處是賦予了地方教育部門合理的規劃了戶籍所在地學生就近入學的實施辦法，這在我國的《義務教育法》中有了明確的規定，但是據20世紀80年代中期制定以來已經經過了20余年的時間，隨著我國經濟中心向東部及沿海地區遷移，人口的流動變大，更多的流動人口轉移到了城市，隨遷子女的數量也在變大，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這樣而來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學校和寄宿制學校的建立，也就是說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沒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樣的教育水平，影響了“依戶籍所在地入學”。

作為農民來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來在有土地的基礎上，可以穩定自己的生活。進入到城市之后住房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和隨遷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難點。從時間上來看，從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工開始進城到家屬子女開始遷居城市謀求新的發展，希望通過自己的雙手發家致富的愿望。這期間也經歷了一個認識的過程，在大多數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鮮，新事物多，雖然面臨支出巨大、舉目無親等問題存在，但考慮到以后留給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間廣闊，還將有眾多的外來人口懷揣夢想進入城市中來。進入到城市之中與城里孩子共處一室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溝通交流的問題。一邊是見慣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樓房之中，首先溝通上就缺乏共性，難免造成農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況發生。張躍進（2011年）認為，“農民工二代”隨同父母遷居城里，但是仍長期處于城市社會體系之外，難以融入。對城市社會的的主流價值觀念和體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還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抵觸情緒。在這種背景下相同經歷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適的管理和引導，就容易產生社會問題[2]。在這里，我們的教育機構往往是缺乏實際的經驗和成果來對外來人員子女進行輔導和咨詢，使他們能夠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橋梁的。

早先，因為戶籍政策的限制，我國原則上是按照就近入學、戶籍所在地入學來制定規章制度的。而現在看來，這種原則的界限在逐漸的被松動，而且不符合我國現在人口流動的規律。在實施城鎮化教育工作的推進時我們對于實際教育狀況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關鍵一點就是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鎮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沒有預留外來人口激增打來教育資源緊缺的相關應對措施的。一些民辦或以民工子弟名義成立的學校出現就可見一斑。而這些學校因為缺少屬地政府財政的支持，在軟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學校形成競爭，孩子們的教育質量也打了折扣，成了類似“托兒所”的怪胎。總結來看，主要問題集中在。

一是農民工收入普遍較低，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生活成本較高也制約了他們將來家庭規劃的步驟和合理性，子弟學校成了一種廉價的教育消費。從受教育的程度上來看，農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樣，都要接受9年制的義務教育。由于中小學校教育制度的最終出口是通過中考和高考提供均衡的義務教育，所以解決出口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農民工子女（新城鎮子女）的在教育問題是否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樣的待遇，既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等。在經濟社會成果顯著的今天，有必要將這一政策的落實作為衡量地方政府政績的考核指標。尤其是督促各地落實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方案。

二有城鎮居民教育普遍屬于按照行政區劃就近入學入托，對于外來人口因為戶籍的限制不能夠享受到這一教育福利帶來的實惠，沒有對教育資源的選擇權。

三有外來人口為主的學校軟硬件和師資的配備缺乏統籌和經費補貼，在較近的地區里顯現出了教育的不公平因素。例如，徐麗敏博士（2009）[3]認為，在社會資本融入的問題上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的社會交往較少，在心理融入上存在著對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歧視觀念，由此造成了農民工子女在心理上對城市教育的融入不足。

筆者閱讀相關資料發現，現在我國城市、城鎮中存在這樣一種現狀。既城鎮居民子女和農村外來人口子女教育質量有出入的問題是相當普遍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普遍因為地方環境限制，普遍就讀于農民工為主的子弟學校身份，而城鎮居民子女則享受公立、民辦學校教育。因為固化了“圈子”和“階層”讓很多人產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對就學兒童的心理而言是足以能夠影響她們今后成長的。熊易寒博士認為（2010年），對于學生而言，前者的師資、硬件等辦學條件差，且教學質量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島”，學生鮮有機會接觸本地青少年，后者則或多或少的有接觸[4]。原因針對外來人口相關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不僅關系我國今后一段時間社會經濟穩定，而且也是城鎮化扎實推薦的合理布局。筆者通過分析外來人口尤其是外來農民工子女的就學狀況后發現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1．入學資源的合理性沒有充分顧及到這一部分群體的實際情況，缺乏整合資源的政策。

2．戶籍政策的限制，當地方教育資源稀缺或緊張時更容易導致外來農民工的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的保障。公共財政的支出不能夠保障服務于這一群體工作人員（例如村辦、民辦教師）的薪資和各項社會保障。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就學費用的減免、師資的配備、培訓教育專項資金的投入、硬件設施的建設。

3．將教育貢獻與投入納入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的指標；受教育的支出成為一種負擔，而如何能夠通過收入的提高給予這部分低收入群體的人以財力支持還有待加強，尤其是不應該將這一部分的支出變成地方政府因財力負擔加大而拒絕執行的理由。

4．區劃問題使得學校陷入三不管的境地，推諉對相關學校扶持的責任。

5．就學人員的固化造成了階級的再產生，影響社會的穩定。

對于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財政補助問題，筆者建議可以參考我國于2001年開始試行的“兩免一補”政策，該項資助政策的初衷是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學生就學實施的一項資助政策。實行內容主要是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免除雜費、書本費、直到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的政策，相關費用的劃分主要由中央財政負責提供免費的教科書，地方財政負責免除雜費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等。而且取得了較為良好的效果。延伸研究可以從此政策的推出上建立一套緊貼實際的外來人口子女就學補助相關的公共政策。出臺這樣的政策也是促進農村義務教育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鑒于務工人員和農村受教育人口的一致性問題，應該在外來人口子女隨遷數量多，且具備功效的地區或城市實施相應的財政政策對這一部分弱勢群體進行補貼，資金也可以實行效仿“兩免一補”實行專戶管理和集中支付的模式。而且有必要將此類地方支出的合理性和成效計入地方官員的政策考核加以監管。逐級的財政撥付在最終環節應該確認受助學生-學校-縣一級的財政教育部門備案等。

篇（6）

(二)城市融入城市融入的概念很寬泛，從移民社會融入的角度出發，所謂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即農民在城市確立經濟地位、適應城市社會互動規范，并獲取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最終實現在城市舒適生活的融入過程。［6］有學者在綜合相關研究后認為，農民工城市融入系指農民工從原來所在地流入城市，通過身份、職業、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認知等方面的調整與適應，逐漸被城市社會和城市人所接納和認同，同時建立起自己對自身市民化身份的認可，最終能夠享受平等、公平的市民化待遇現實結果的動態過程，它是一個動態性的、結果性的、多維度的概念。［7］本研究中的城市融入就采用此定義。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基于天津市濱海新區的三個社區教育示范點來開展實證研究，探索建立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社區教育新模式。

(一)研究內容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第一，對天津濱海新區的三個社區進行實證調研，了解三個社區的農民工分布情況、周邊設施和產業分布情況，并進一步了解農民工的融入需求。第二，調查三個社區的社區結構的特點，分析這三個社區在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社區教育的組織形式和實踐內容，并運用增權理論對其社區教育培訓實踐進行分析與解讀。第三，結合實證調研情況，尋求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性的培訓路徑和策略，探討新型的社區教育培訓模式構建。

(二)研究樣本選取天津市濱海新區(以下簡稱新區)位于天津市東部，是我國京津城市和環渤海城市帶的交匯點，目前常住人口248萬，其中外來人口為124．45萬，農民工群體占了絕大部分，是全市農民工數量最多的城區之一。為了讓農民工盡快融入當地社區，2009年，天津市濱海新區開展了“青年農民工融入社區”試點項目，濱海新區向陽街道社區為項目的承辦方。自2009年開始實施，為期3年。項目實施以來，向陽街道積極創新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工作思路和舉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3年，濱海新區積極創新社區教育手段，探索和建立“創新社區教育手段，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設立了中新天津生態城數字化學習中心、濱海社區學院、新港街道社區服務中心、寨上街鐵坨里社區服務中心、開發區翠亨村社區、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等6個項目示范點。這六個項目示范點將通過不同形式的組織和實踐經驗，促進農民工素質的自我提升和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本研究從上述樣本中選取了向陽街道、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大港太平示范鎮對這3個示范點社區的實踐模式進行研究分析。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取問卷調查、個別訪談與文獻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問卷調查主要是對天津市濱海新區的向陽街道、中新天津生態城、大港太平示范鎮等三個社區內的農民工，本研究采取了隨機抽樣的方法分發問卷，共發放問卷800份，回收問卷750份，回收率為93.7%，其中有效問卷722份，有效率為90.3%。為彌補問卷調查的不足，本研究還對部分農民工和社區管理人員進行了半結構訪談，包括對他們所在社區的參與和認識、社區的管理機制和制度、工作特點、社區教育給予他們的變化如日常生活、居民的互動和交往、對社區的歸屬和認同、對未來的規劃等若干面，力圖深刻認識社區教育中的各種參與力量以及農民工融入效果等。文獻研究法主要是梳理有關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從大量的文獻中搜索和梳理出有價值的資料進行總結和思考，建立分析框架。

三、數據統計和實踐分析

(一)調研對象的基本情況第一，農民工主要來自鄰近省市，外來務工人員遷移時，比較看重地域的鄰近性。接受調查的農民工有32．5%來自河南省，21．3%來自內蒙古，14．1%來自山西省，其余為山東、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農民工進城打工時間，如圖1所示，進城時間是1～3年的44．5%，3～5年的為32．7%，5～10年的為20．5%，10年以上的為2．3%。所調查的農民工中，男性比例為61．6%，而女性比例為38．4%。男性比例相對較高，這一方面與天津濱海新區建筑業、制造業比重較重相關。第二，農民工來源以25～40歲的青壯年為主。所占比例達到55．6%。圖2顯示，18～25歲的占28．6%，26～35歲的占25．7%，35～40歲的占18．5%，40歲以上的占15．9%。從婚姻關系來看，未婚的占32．4%，已婚的占67．6%。可見，城市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他們精力充沛，家庭負擔輕，便于外出務工。第三，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有所提升。在接受教育方面，圖3如示，初中及初中以下學歷的農民工比例為37．7%，高中及中專、中技畢業的勞動力比重為42．5%，具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勞動力比重為20．8%。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能力、探索能力也會更強，亦更容易適應并融入快節奏城市生活。

(二)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分析1．城市融入的意愿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其自身融入的主觀愿望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為此，我們首先設置了“你是否愿意增加與當地城市居民交往”這一問題，被調查者的回答如下:(1)愿意(占70.61%);(2)不愿意(占10.51%);(3)不知道(占18.88%);而對于“您是否希望能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分子”這一問題的回答是:(1)希望(占67.31%);(2)不希望(占20.10%);(3)無所謂(占12.59%)。由此可見，大多數進城農民工對于融入城市有著強烈的愿望。2．城市融入的需求分析總體上，城市融入這一過程大體上包含了三個層面:經濟融入、文化融入和社區融入。理論上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的衡量涉及經濟能力、住房、社會保障、社會參與、生活方式及心理認同等多個方面。基于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及實證調查所得數據，本研究將農民工進入城市后的需求分為信息技術與電腦知識、就業和職業培訓、權益保障、城市生活、人際交往、衛生健康等幾個維度。我們在選取的這六個項目示范點進行抽樣調查，抽樣時兼顧了不同行業的城市農民工，包括從事建筑業、批發和銷售經營、電子加工業、家政服務、餐飲服務業的人員。問卷以“外來人口城市融入需求調查”的名義進行。在抽樣調查的基礎上，我們還進行了深度訪談，進一步了解農民工在城市融入過程中的需求，作為問調查的補充。從調查數據的分析中(見表2)，我們可以看到外來農民工需求最大的是人際關系交往方面、衛生健康、權益保障以及信息知識與電腦知識。說明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本研究結合調查數據和深入訪談，就外來農民工關于信息化技術與電腦知識、人際交往、權益保障、衛生健康等五大方面的相關情況進行分析。(1)信息知識、信息技術的需求互聯網信息量大、實時性強、交互及時，使得農民工獲取信息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而獲得信息的基本前提是掌握、運用電腦。數據顯示，79.5%農民工認同電腦和互聯網的運用能跟上社會發展步伐，提高個人的綜合能力。因而，這種需求具有普及性，也成為農民工比較突出的一個需要。(2)人際交往的需求調查數據顯示，被訪農民工的交往對象呈現高度同質的特點。圖4表明，58．8%的農民工交往對象是與自己同質的城市務工人員，大多為老鄉和同事;34%的農民工與本地居民交往較多。可以初步判斷，農民工對與城里居民人際交往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在深度訪談中，被訪的農民工表示，自己與天津本地人不一樣，他們很少有機會融入天津本地人的生活中，對于城市生活經驗更多來源老鄉的經驗交流。他們非常希望能通過活動促進與城里人的互動，增進了解，擴大自己的交往圈子。(3)不良情緒調節的需求數據顯示農民工對于如何調節自己的不良情緒的需求也較高(82．5%)。城市快節奏的工作生活，必然給農民工身心帶來極大的壓力，因而，對自我情緒控制和心理調適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現實需求，也是一項不可缺少的能力，它可為外來者在完成經濟方面融入之后，在人際關系、心理適應等方面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4)權益保障的需求調查數據表明，農民工群體渴求獲得尊重、平等、合理的權益，具備基本的維權意識，學習和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識和維權途徑。數據顯示，45%的農民工學習過《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21%的農民工會主動了解基本醫療保險有關政策。深度訪談中也發現，農民工權益維護的意識相對較強，權益保障的需求增大。值得關注的是，女性農民工對于在其懷孕、生產和哺乳期間的權益非常關注，需求也非常強烈。(5)健康及醫療衛生需要從某種程度來說，健康身體是農民工城市生活的前提。數據顯示，84．5%的農民工認為自身健康非常重要，認可健康預防知識的重要性，即生病之前的預防。然而，深度訪談中，我們發現城市所提供給農民工的生存環境及所處的職業環境有很多健康及安全隱患，如傳染病、生成事故及職業危害。大多數農民工對此并沒有相應的了解和預防知識。51．4%的被調查農民工對血吸蟲病、瘧疾、結核等寄生蟲病和傳染病的預防知識不清楚;34．5%的農民工對本企業的職業危害一無所知。同時，由于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障制度設計還未將外來人口納入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訪談中農民工自身醫療保健意識比較弱，遇到生病時經常會有拖延病情情況，69．7%的被調查農民工希望一般的小病能夠在社區內直接解決，并希望社區能夠提供預防措施或是預防信息和方法。(6)城市生活雖然農民工居住、工作在城市，但是他們還是保留著農村的生活方式，文娛活動單一，并沒有融入到現代的城市生活中來。數據表明，農民工最普遍的生活方式是看電視，約占28．6%，其次，和老鄉聊天、打牌及逛街，約占15%。深度訪談發現，農民工缺乏與城市居民持續互動的交往，基本生活在內群體中，他們也較少能分享到日趨豐富的城市公共生活，或者沒時間、沒能力去享受城市公共生活。他們迫切希望能享受到城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

(三)社區教育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實踐分析1．樣本1:向陽街道社區(1)向陽街道社區基本情況向陽街道屬于成熟型社區，據不完全統計，其外來農民工數量在濱海新區是較多的社區之一。(2)向陽街街道社區教育的探索及組織形式根據調研，向陽街道社區有45%的農民工居住打工的時間超過3年，其中25～35歲的農民工占45%，青年農民工對城市生活有強烈的認同與訴求，關注青年農民工的現實訴求，以城市社區為依托，通過各種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實現其在城市社會生活的全面融入成為了向陽街道社區面臨的新課題。值得一提的是，向陽街道依托“青年農民工融入社區”項目，探索和創新其社區教育:首先，提升青年農民工綜合素質，增加融入城市的人力資本。基于青年農民工的實際需求，向陽街道社區重點圍繞“以培訓促心理融入”這條主線，對培訓內容和計劃精心設計，引導、幫助青年農民工，參加職業資格教育和后取學歷，探索培訓的新方法、新模式，2009～2012年，先后組織各類專題培訓20余場次，參加培訓人員3000余人次。其次，建設農民工活動場所，擴展融入城市的社會資本。農民工社區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是衡量其城市融入的重要標準。向陽街道社區建立活動場所，如社區工作站、青年農民工之家、流動黨員之家等場所，為其提供文化知識教育、計劃生育、權益保障等。同時，進一步拓展教育形式，通過聯誼會、志愿幫扶、鄰里結對等系列活動，引導農民工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促進農民工與社區、社區居民的良性互動;此外，社區還開展專題藝術節，展示青年農民工特色鄉土文化，增進農民工與市民的交融。2．樣本2: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1)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基本情況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就是濱海新區為外來農民工打造的專屬社區，藍領公寓內配套設施齊全，配有公共浴室、洗衣房、洗衣機等，離廠區不遠，周邊設施環境較好，有專門的商業區，包括餐飲、超市、銀行、旅館、美容美發店、服裝店等，使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不斷地成為一個有利于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良好場所。(2)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社區教育的探索首先，探索了開展社區數字化學習的實踐模式。數字化學習中心免費為農民工開放，提供各類紙質圖書閱讀和網上學習休閑服務，讓農民工體驗數字化學習。為滿足青年農民工的學歷教育需求，中新天津生態城工會與天津廣播電視大學合作，通過數字化學習中心開展以網絡為主要形式的學歷專科與本科教育體驗活動，為農民工提供學歷教育通道。其次，采用多種形式的教育手段，促使社區教育功能輻射面擴大。如通過流動課堂和流動影院，定期為藍領公寓的農民工開展法律、攝影、文明禮儀、心理健康和衛生防護等知識講座，同時還適時開展“宿舍文化節”活動、球類比賽、趣味運動會等多種文化活動，讓農民工真切感受到“城市生活”與“城市生存”，使農民工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3．樣本3: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1)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基本情況調研發現，太平鎮是大批青年農民工的輸出地，同時也是大量外來勞動人口的聚居地，農民工流動頻繁。同時，大港太平示范鎮作為天津農村城鎮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典型單位，其社區管理特色為住區—社區—鄰里三級社區管理模式，形成了“住區能開放，社區有特色，鄰里強管理”的面向新時期新區域發展的現代農民社區格局。(2)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教育的探索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在調研農民工流入流出的“雙流動”行為及其教育需求后，通過大港太平示范鎮鎮政府與企業聯手，啟動“鳳還巢工程”專項工程，根據企業用工需求，提供有關技能培訓要點，如電子培訓，鞋業培訓。提升農民工素質和就業能力，幫助他們取得相應的職業資格等級證書。4．小結如前所述，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是綜合的、多元的。根據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本研究中的社區教育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向陽街道采用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搭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信息化平臺，提升農民工的自身素質及城市融入意識;中新天津生態城設立為農民工服務的數字化學習中心，建立學歷教育通道，促使農民工信息化及整體素質提升;大港太平示范鎮鎮政府與企業聯手開展的專項工程，提升農民工素質和就業能力。本研究對所調查的一部分農民工進行了深度訪談，以期檢驗社區教育培訓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入的效果以及農民工對社區教育的評價。結合訪談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社區教育提高了農民工工作和生活能力。所訪談的農民工普遍認為學習網絡知識后，工作生活能力提高了。工作方面包括:對網絡、電腦有進一步了解，提高計算機知識;“計算機知識得到了強化，通過學計算機，也結交了很多的朋友，和別人溝通也多了。這很大一部分源于在數字化學習中心學習的學習。”工作效率、工作質量有了提高;“現在會主動到網上找資料，辦事情腦子也活了，而且工作水平也提高了。”生活方面包括:學會使用電腦，如打游戲、上網、看電影和儲存編輯圖片等，增加了生活的樂趣;健康、衛生意識提高，開始注意到常洗澡、講衛生習慣;有意識的尋求去幫助。如“原來經常買書籍，現在可通過網絡獲取資源和信息”“現在也通過視頻教學來學習一些東西”。人際關系得到改善。“原來自己脾氣不好，也自卑，覺得自己啥也不行，現在交往人多了，遇到問題也會想想，性格沒那么急躁了，同事也愿意和我聊天了。”“社區里的活動，讓我也能與城里人接觸了，性格變的更加開朗。”“通過培訓對計算機更熟悉了，也學會用網絡和朋友保持聯系”。生活領域擴大，與人交往范圍擴大，增強了與城市社會的融合度。“感覺對社區服務機構很有親切感，也增加了我對政府與城市的信任感，沒那么陌生了，我感覺在天津還是很溫暖的”。第二，社區教育幫助農民工提升自信心。自信心的提升主要體現在:農民工感覺自己融入了社會發展的潮流之中，敢于接觸以前沒有接觸過的事物。敢進大商場了;樂于接納自己(包括性別、長相、出身等);不逃避，能主動、大方地跟人交往;在遇到困難、挫折時，樂觀向上;向別人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敢于給自己設定目標，并堅信通過努力可以實現目標;“我現在也給自己設定了目標，以前沒來天津之前沒有想過。那就是過3年，工資比現在提高一倍，積累資本;3～5年后，開始自己搞承包，之后找合適機會自己開店，這一過程得需要大約6年吧。實現這一過程，很艱難，但是我相信能夠實現”。盡管自信心是存在于個體內心的積極向上的心理狀態，難于測量，但是通過訪談，仍然感受到通過社區教育，農民工自信心的變化和提高。在訪談中，三個示范點社區的農民工對本社區教育培訓(如生活技能、自信心、與人交往等方面)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如“數字化學習給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我的感覺電腦培訓很好，幫助我打字，還有很多很多，我不怎么會寫，反正很好，讓我學會了很多東西。”“謝謝政府、社區讓我們在他鄉有個良好的免費的學習環境。不僅給我們知識，還給了我們友誼，謝謝。”“通過網絡學習，還可以靠自己努力拿到電大文憑，成為大學生，這讓我體會到了什么叫終身學習的含義。”“社區組織的維權講座、法律知識講座等，讓我對自己權益更加了解，收獲很多。”“通過社區組織的活動，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不感覺那么孤單了。”

四、社區教育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探究

社區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演變的轉換區域，是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社會化組織載體，是農民工適應城市社會的有效方式和最終目標。農民工的社區參與和融入是其社會融合的微觀基礎(王桂新、羅恩立，2007)［6］。本研究表明，社區教育是農民工與城市生活相互融合的一個良好途徑，能有效地促進農民工的城市融入。

(一)社區教育需要融合增權實踐依據增權理論，增權實踐可分為個體、人際關系、社會參與等三個層面，本研究中社區教育內容、培訓形式及其培訓方案的設定，融合了增權實踐的三個層面。向陽街社區注重提升青年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意識，中新天津生態城藍領公寓側重提升農民工的數字化學習能力，大港太平示范鎮社區著重提升農民工崗位技能及職業能力，這都有效地滿足了農民工群體期望被城市所接納、所認同的心理需求。社區要積極搭建城鄉居民的互動、溝通及發展平臺，營造城市接納農民工的良好氛圍，改善農民工的社會資本，促進他們與城市社會的融合，這也就實現了本次研究所要達到的目標。本研究的調研也發現，這三個社區對農民工群體的融入學習需求都進行了調研，基于此基礎上，培訓的內容和形式非常靈活，如主題活動、聯誼會、講座、宿舍文化節等等，通過這些方式，對他們需求的反應及時、靈敏，也獲得農民工群體的信賴與支持，促進他們與城市社會迅速、有效地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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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生代農民工的理想其實并不遙遠。隨著我國每年0．6%的城鎮化步伐，他們不久將成為城市的主人。但是，想成為城市的主人必須要有生存的手段，他們的要求，就是為了職業技術培訓和職業技術教育提供的廣闊的舞臺和發展的空間，能讓他們在此有生存發展的能力。現在，社會有些現實是殘酷的，許多大企業對大學生的關注度很低，相反對技能型人才卻很是青睞。為此，職業教育和培訓也就成為新的發展，尤其是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方向和發展前景來說，這無疑更加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

4、充分認識到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背景，使職業教育內容因人而異。新生代農民工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一些，但是仍以初中左右的文化程度為主，職業技能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但是考慮到廣大新生代農民工的接受能力，對于他們的職業教育，應以技術型和操作型為主，而不要過多涉及太復雜的理論知識，教學形式要直觀、淺顯;同時，職業教育培訓者還必須提前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生活以及心理，針對他們的現實需求，輔以操作技術、安全、文化、社會、法律、心理等方面的現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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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民教育培訓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2.1農民缺乏較主動學習的意識

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的主體對象為農民，不僅需要傳授于他們文化、技術知識，而且還需要指導他們將這些文化、技術知識轉化為生產效益與經濟成果；同時，在農民教育培訓工作活動中需要以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水平為教學目標，但有些農民長期受到傳統思想的禁錮，難以接受新事物，以至于給農民教育培訓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

2.2農民教育培訓工作趨于形式化

有些事業單位過分注重教育培訓的形式，而并沒有對教育培訓的內容加以重視，加上培訓教育的計劃缺乏系統性以及其時間安排也不盡不合理，導致沒有獲得較高的實效。

3農民鑒于培訓工作問題的相關措施

為了提高農民職業教育培訓活動的質量以及水平，首先，應建立相應的質量標準以及評價系統，圍繞著農民的滿意度以及接受程度來評定；其次，對當前農民教育培訓的單一形式進行不斷地探索與研究，以拓寬和豐富農民教育培訓形式以及增加培訓教育機構。

3.1建立完善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以及豐富其教育機構

3.1.1不斷地發展農村農民培訓教育為了實現農科教結合的目的，需要不斷地加強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的統籌，并且完善農民職業教育網絡；同時，還需要不斷地提高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的質量以及水平。此外，需要不斷地完善農村職業教育培訓資源以及加大培訓力度，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水平。

3.1.2積極引導農村培訓教育發展首先，當地政府需要充分的發揮其投資主導地位，對農民教育培訓機構所需要投資的地方給予充足的支持，以保障農民培訓教育工作正常開展與實施；其次，當地政府還需要重視引導農民轉移就業的問題，從而為農村農民轉移就業提供有力保障。

3.1.3提高農民參加培訓教育的積極性首先，需要提高當地農民的基礎文化知識水平，以提高他們的新農民意識；其次，通過教育使他們不斷地更新思想觀念，使農民很好的參與到培訓教育活動中；最后，提高受教育培訓農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加強對農民從事生產與多種經營技術的指導與信息科技支持，從而提高農民參加培訓教育活動的積極性。

3.2堅持農民教育培訓形式與其內容相結合，以提高教育實效

堅持農民教育培訓形式與其內容相結合，并且根據農民的需求以及接受能力來安排培訓內容且做好培訓規劃工作；同時，不斷地豐富農民教育培訓機構的授課形式，不僅能夠吸引農民積極參與到培訓教育工作中，而且還能夠有效提高培訓教育的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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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奔富愿望強烈

據統計，中央近些年陸續出臺了二十幾項惠農政策，各地也相應出臺了配套政策，使農民在解決了溫飽的情況下，人均純收入增長較快，因而也堅定了致富奔小康的信心，經濟發展得更快一點，就業渠道更多一點，收入更高一點，生活更富裕一點，已經成為廣大農民的共同心聲。

1.2求知欲望強烈

正在富裕起來的農民對知識重要性的認識在不斷提高，他們自覺地通過看電視、上網、閱報等現代信息手段來掌握市場信息，通過參加各種技術培訓班學習科技知識，提高自身素質。在一些特色產業發展比較快的鄉（鎮），科技致富的示范效應也有效地激發了農民群眾學習科技知識的熱情。據統計，74.7%的農民認為教育與一個人的發展前途有很重要的關系，因此他們更加關注對子女的教育，更愿意讓孩子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

1.3渴望提高生活質量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群眾對居住和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僅生活居住環境要潔凈、優美，而且文體娛樂生活要豐富，這些要求將使人們的生活質量有更大的提高。

1.4更關注自身的權益

時下農民較以往更關注自身的利益問題，這種對利益的關注大到對公益基礎上的建設，小到對一家一戶優惠政策的出臺，尤其是對公益基本建設的招投標、干部公正處事、養老保險、擁軍優撫、私人建房等問題十分關注，并且積極參與，建言獻策。

1.5市場經濟導致利益格局多元化

部分農民的思想受到影響，不能很好地正視一些社會現象，突出表現在：社會公德意識淡化，對集體公益事業態度冷漠，艱苦創業精神不強，不同程度地存在“等”“靠”“要”思想，講權利不講義務，講利己不講利人，講索取不講奉獻；受自身文化素質的制約，雖然科技、法律知識的普及使農民的民主法制意識不斷增強，但對政策的斷章取義和法律知識的一知半解，導致是非標準模糊。

2農民教育培訓工作存在的問題

中國是人口大國，僅農民就占到8億以上，農民教育問題一直是現階段“三農”工作的一個瓶頸，也是農村工作中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

2.1上級部門不夠重視

部分鄉（鎮）黨委、政府對農民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只是片面強調經濟建設，沒有認識到加強對農民教育培訓，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工作。領導思想認識上的不到位致使一些正面的思想得不到弘揚，引發了一些消極情緒和行為。

2.2教育方法不能與時俱進

就像古方看不好現代人的病一樣，只是“開開會，講講課、讀讀報”的教育方法，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下現代農民對教育的需求，很難達到農民想要的效果。受教育的主體和教育工作的任務、內容、渠道都因環境和思維方式而改變，寓教于樂的教育方式是提高農民教育實效性的關鍵。2.3教育內容與現實不符教育內容由于缺乏對農民思想變化系統的研究而顯得形式化，嚴重背離了農村的現實情況和農民的真實思想，很難把握住農村和農民的脈搏，起到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如何把教育內容的理論性和實用性有機結合起來，是目前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3關于加強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的思考

開展農民教育培訓，是推進新農村建設、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有效舉措，是構筑和諧社會的基礎。拓寬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的思路，探索農民教育培訓的方法，創新農民教育培訓的內容形式，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3.1目標明確，定位準確

開展農民教育培訓，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以教育活動為載體，以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民主法制素質為目的，通過教育培訓，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增強農民的科技致富技能。

3.2內容充實，貼近實際

要按照實際、實用、實效的原則，重點開展四項教育：加強思想道德教育、開展四情（國情、市情、鎮情、村情）教育、普及民主法制教育、充實科技實用技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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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優勢理論認為，生產技術的相對差異會引起生產成本的不同，從而致使交易雙方具有各自的比較優勢。由于勞動者生產技能提升而引起的生產成本下降形成企業比較優勢的關鍵，因此對于降低生產成本追求經濟效益的企業來說，它們往往愿意選擇文化素養和職業素養較高的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參加教育培訓是一種生產性投資，通過接受教育培訓，他們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習得一定的專業技能，成為技能型人才，并獲得相應的資格證書。這樣，當外在條件相同時，與未接受過教育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會由于自身素質的提升而具有一種比較優勢，因此在就業中就能擁有相對的優勢。

（二）有利于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

職業流動是指新生代農民工在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流動，是他們不斷變換勞動角色的過程。在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突飛猛進，社會從業人員的利益導向和價值趨向改變的今天，“從一而終”的傳統職業觀念受到挑戰，職業流動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并且呈現速度不斷增加、頻率不斷提高的趨勢。對新生代農民工開展系統的教育培訓，可以使他們“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具備職業流動的必備素質；可以使他們通過自身職業素養的不斷提升由“新手”成為“專家”，由此增強自信力，職業流動意愿也隨之增加；可以使他們掌握新技術和適應崗位新要求，獲得更高水平的教育和資格，從而使職業流動成為可能和持續。這樣，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才能夠不斷得以實現。

（三）有利于增加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收入

2012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中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報告》指出，農村家庭受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呈正相關。戶主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的，家庭年收入15880元；戶主受教育程度為初、高中的，家庭年收入29470元；戶主受教育程度為中專、大專的，家庭年收入55780元；戶主受教育程度為本科及以上的，家庭年收入125213元。教育培訓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內容之一，不但有利于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而且還有利于增加他們的經濟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有研究者對廣東省東莞市電子產業、手袋加工業、鞋材加工業等企業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是否接受教育培訓與他們的收入水平呈正向關系。

（四）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結構的轉型

作為一個由許多系統構成的多層次、多因素的復合體，經濟結構是生產要素流動配置的狀態和結果，它是由各個產業部門的發展狀況決定的。作為主要生產要素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接受一定的教育培訓后，以發展性因素為流動動因，流動的意愿增強，主要由農村流向城市。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大規模的流動既改變了社會勞動力的結構，又改變了社會總需求的空間分布，特別是農產品的中間需求與最終需求。因此，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流動變化的影響下，傳統的農村經濟結構格局逐漸被打破，不斷優化升級，農村各種生產要素被釋放出來。農村的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資源重新進行組合，農村產業的構成及各產業之間的關系也不斷發生變化，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結構的轉型。

二、經濟學視域下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策略

（一）加強思想教育，引導轉變擇業觀念

思想觀念是行動的先導和動力，正確的擇業觀念是新生代農民工順利實現就業和融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加強思想教育，引導形成新的擇業觀念，是有效開展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第一要務。如前所述，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具有一定的優勢，如學歷層次和文化素養較高，維權意識強，視野開闊，易于融入城市，但是他們的職業期望值較高，擇業觀容易出現偏差，對工作崗位比較挑剔，怕吃苦，一味追求既舒適且收入又高的工作崗位。為此，他們在選擇工作崗位時往往“高不成低不就”，處于兩難境地。鑒于此，對新生代農民工開展教育培訓時，首先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引導他們轉變就業觀念，及時調整心態，通過小組討論、自我評價和他人評價等靈活多樣的方式，使他們正確認識自己，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合理的職業定位，從而最終找到符合自身知識和能力的工作崗位。

（二）注重技能培訓，提升職業素養

注重技能培訓，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素養，對于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率、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收入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同時對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滿足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對勞動力素質提升的需求具有積極的作用。一項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調查表明，需要職業技能方面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比例為25.7％，需要創業技能方面的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比例為17.3％，需要管理技能方面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比例為15.8％。由此不難看出，新生代農民工對教育培訓的需求是以滿足他們職業發展為前提的，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于較高職業崗位的追求。鑒于此，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要把職業技能培訓作為重點，主要做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對不同類型的新生代農民工因材施教，對于已經在城市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開展技能提升培訓，增強他們的就業穩定性；對于還沒有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開展引導性培訓和就業前培訓，提高他們的轉移就業能力和外出適應能力。另一方面，圍繞產業發展需要，以相應的國家職業標準為依據，以培養處于生產、服務一線的操作型、技能型人才為目標，按照不同職業或工種崗位要求，開展新生代農民工的技能培訓，突出操作技能，增強就業能力。此外，加強職業資格證書和專項職業能力證書培訓，使新生代農民工經過培訓獲得一定的職業資格證書和專項職業能力證書，增強在謀職、供職過程中的競爭力。

（三）構建多元化教育培訓融資體系，提供經費保障

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收入水平較低，并且教育培訓支出的首要來源是自費，這是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參與教育培訓積極性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長期以往，不利于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健康有序地發展。為促進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發展，在教育成本分擔理論誰受益誰承擔的原則導向下，要創造有利條件，吸引利益相關者參與新生代教育培訓，建立政府主導、企業資助、社會參與和個人負擔相結合的多元化融資體系。其一，各級政府應切實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民工培訓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在大幅度增加對農民工教育培訓資金投入的基礎上，規范資金管理模式，設立專項資金；加大對積極參與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用工單位和培訓單位的稅費減免力度，擴大減免范圍，增加減免比例；加大對農民工教育培訓的中央供給、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其二，企業要樹立正確的發展理念，勇于承擔社會責任，注重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按照職工工資總額的1.5％足額提取教育培訓經費。如果企業從業人員技術要求高、培訓任務重和經濟效益較好，可按照職工工資總額的2.5％足額提取。其三，制定多種優惠政策，調動社會團體、個人等參與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積極性，加大在農民工教育培訓領域的投入。其四，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教育培訓的最直接獲益者，要增強自我學習、自我發展的意識，積極主動地承擔部分培訓費用。

（四）培訓形式多樣化，適合新生代農民工學習特點

正如美國著名的成人教育學者達肯沃德和梅里安所說：“成人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已經離開了全日制學生的責任（童年和青年的主要社會責任）而承擔了勞動者、配偶、或父母的責任。”新生代農民工承擔著多種責任和義務，扮演著各種各樣的角色，工學矛盾突出，這是影響他們參加教育培訓的一大障礙因素。為進一步提升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效率和質量，實現投入的最小化和產出的最大化的目標，要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學習特點和需求，采取多樣化的教育培訓形式。在授課形式上，既可以把課堂設在學校，進行集中授課，也可以把課堂設在工地、車間等方便新生代農民工學習的場所，進行現場參觀和實地觀摩。在培訓手段上，既可以運用傳統的面授教學手段，也可以運用與多媒體技術相結合的現代化教學手段，如網絡教學視頻、慕課、基于在線實時信息交互的教學等。在培訓時間上，既可以采取長期培訓和短期培訓，也可以采取脫產、半脫產和業余相結合。

篇（11）

1.從教育起點的不公平來看，戶籍制度限制了部分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

教育起點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們在接受教育時所最先接觸到的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教育問題。目前我國的義務教育體制是以戶籍制為基礎，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模式。適齡兒童普及義務教育的工作由戶口所在地負責實施，義務教育經費也由地方政府承擔。農民工子女離開農村后，沒有流入地的常住戶口，往往無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義務教育經費，就無法像流入地兒童那樣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后來由于國家的政策調整及相關法規的陸續出臺，公立學校原則上不排斥農民工子女入學，但必須交納一定的借讀費、贊助費。由此看來，在現行的義務教育體制下，農民工子女與流入地的兒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機會。

2.從教育過程的不公平來看，主要體現在公立學校和農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上的差異

教育起點的不公平是無法消除的，因為人們無法做到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絕對平等。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層面的教育過程的平等，這主要體現在教育質量的差異上。面對“沒有城市戶口”、“收費高”兩大攔路虎，多數農民工子女只能進入專門招收農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學校，但這類學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辦學條件、消防設施不具備、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和衛生隱患、辦學者和教師素質較差、學校開設科目不完整、部分學校除了語文和數學以外，其他科目課程的教學均不能確保，學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辦學條件還是教學質量，此類學校都無法與公立學校相提并論，從而使農民工子女的學習質量沒有保證，素質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從教育結果的不公平來看，缺乏良好的正規教育阻礙了社會階層的流動

無論是教育起點公平也好，還是教育過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終還是要體現在教育結果的公平上。在現代社會中，正規教育程度正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現實條件下，一方面少數社會精英占據著國家和城市最豐富的優質教育資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夠繼續他們的社會精英身份和繼續他們的優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們，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夠盡快擺脫現實的卑微地位，獲得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上升，從而想方設法獲取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點、教育過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為“奢望”，從而陷入又一輪的貧困代際傳遞中，家庭收入低=沒錢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業機會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產生。由此看來，缺乏教育既是貧困的原因，又成為貧困的結果。二、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戶籍管理體制不合理

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本身是現行的戶籍制度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的戶籍制度對人口給予了人為劃分，即把人口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這種制度人為的造成了城鄉分割的局面，同時還直接導致了城鄉居民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勞動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不同。就義務教育領域而言，正是由于城鄉戶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中無法得到與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權利，戶口成為他們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發展的“瓶頸”。這種情況表明，戶籍管理體制的城鄉分割已嚴重落后于社會需要，不能適應在改革中急劇變化的城鄉關系，以及人口城市化進程加快的社會現實。

2.義務教育體制的缺陷

我國現行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義務教育體制規定了適齡兒童應在戶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所需教育經費由當地政府負責籌措。目前我國城市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則由鄉鎮政府以教育統籌的方式向農民征收，相當于農民自己掏錢解決法律要求的義務教育。但現實中，農民工離開農村后，他們流入地的城市財政中在義務教育經費里沒有包括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這項經費，從而使其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在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體制中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一方面，他們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財政補貼；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資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優待。如果增加了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財政的支出，還會拉低已經被人為高估的教育水準，這必然會影響到政府部門的政績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的撥款標準，那么用在農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無疑會變成當地政府財政的巨大開支，僅靠當地政府籌措，壓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學校師資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學和管理人員的素質低是影響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這類學校的師資人員，既無教學經歷，更無教師資格證書，有的自身不過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備任何任職條件。民工中流傳過這樣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長。”意思是殺豬賣肉的，辦起了學校也可搖身變為校長。“半路出家”辦教育，既無資質，又少有人“充電”進行深造，多數人只是將辦學作為自己賺錢的一條“捷徑”。同時，教師隊伍的專業結構也是很成問題的，特別是初中，專業對口的教師很少，絕大部分教師從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學的專業，對教育學、心理學、教學論等更是從未接觸過，之所以從事教育這一行業，只是為了有份穩定的工作。三、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的對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則之一，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教育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以致成為“兩會”的重點問題之一。誠然，就現實條件而言，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實現受到諸多限制，但是我們必須通過以下途徑盡快解決這一問題。

1.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城鄉一體化

戶籍管理體制改革是農民工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盡管近年來戶籍管理體制有所松動，但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戶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導向仍然是：放開小城鎮戶籍，對大中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進行嚴格控制。筆者認為，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的根本之策就在于從我國的現狀出發，徹底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全新戶籍制度，根本改變“同居一城，群體隔離”的局面。

2.改革義務教育經費的分配方式，實行“教育券”制度

發放教育券是20世紀90年代

以來美國公共教育改革實現私有化與市場化過程中流行起來的一種新的教育資助方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人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論。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將用于教育的公共經費以券的形式直接發給學生或家長，而不是發給學校；學生自由選擇學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學費和相關費用；學校則向政府兌取與券值相等的現金流入。這樣學生可憑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認可的學校就讀。同時，學校之間也會因為學生掌握充分的主動權而增加競爭，從而提高學校教育的整體質量。采取這項制度關鍵是保證了農民工子女教育經費的落實。學生自主選擇學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區和戶籍的限制，為農民工子女入學提供了條件。這無疑是保證教育公平的一項十分有借鑒意義的措施。

3.公立學校要承擔起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的重要任務

在公立學校就學是承認農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標志，擁有平等的入學機會體現了社會公平，是其公民權利的積極體現。公立學校要充分挖掘潛力，擴大招生容量，盡可能多地接收農民工子女就學。學校要加強收費管理、降低收費標準、減少收費項目，對特困學生應酌情減免費用，通過設立助學金、免費提供教科書、捐贈學習用品等辦法，幫助家庭困難的學生就學。

4.加強培養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水平

提高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待遇，例如戶口、住房、高薪等現實問題，以便吸收到高學歷、高素質的教學人才。其次可采取結對幫扶的形式，請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來參加公立學校舉辦的公開課及教研活動，或者送教到校，實行校長委任制和骨干教師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學校的校長及多名骨干教師去民工子弟學校進行管理、教學（其工資待遇仍由原校負責）。最后政府還可與師范院校聯手。各大師范院校的應屆畢業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實習時間，政府可以倡議大學生進行義務支教活動，讓部分大學生到民工子弟學校進行實習（時間上錯開），這樣既解決了部分大學生聯系實習單位難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類學校師資力量薄弱的局面。

摘要：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問題日益成為我國教育界面臨的突出問題，以致成為“兩會”的重點問題之一。目前我國約有2000萬左右的農民工子女處于流動之中，這當中有9.3℅的學齡兒童處于失學狀態。如何處理好這一游離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社會邊緣群體的教育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民工子女的健康發展，也關系到和諧社會的構建及國家的長治久安。

關鍵詞：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紀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國日益龐大的進城務工的農民群體。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流動人口總數僅為200萬人左右，迄今為止已超過1.2億，短短20余年間，流動人口總數增幅達60倍左右。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涌人，他們的適齡子女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受教育群體，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問題應運而生。

參考文獻：

全國十二所重點師范大學聯合編.教育學基礎[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