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西方經濟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許多教材在講替代關系時常以茶葉和咖啡為例，這在我國大部分地區沒錯，但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生活習性差異較大，有些地方，如廣東，喝茶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咖啡根本無法代替，尤其是那些喜喝功夫茶的人更是如此。類似的例子還有大炮和黃油。該案例雖能反映稀缺資源配置的原理，但黃油離中國學生似乎有點遠，而且對于普通消費者，二者既非替代也不互補。這就說明，經濟學案例的選擇，應該盡量從生活實際出發。

2.案例要與理論緊密結合。

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通過教學活動使學生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理，并能運用這些基本理論和原理分析、解決實際經濟問題。說到底，案例教學是理論教學基礎上的一種輔助教學方法，是為理論教學服務的。因此，選編的案例必須反映經濟學原理的典型特征和一般規律，要能揭示案例的內在聯系和經濟學原理的有關特征。

3.經濟學案例來源要多樣化。

經濟學案例來源首先應該是豐富多彩的經濟現實生活，尤其是熱點經問題。因為這類案例能引導學生走出象牙塔，關注現實生活，極大地培養學生對經濟學的興趣，大家都知道，興趣才是最好的老師。當我們用鮮活的經濟生活成功地吸引了學生，使他們關注經濟生活，甚至讓他們養成了定時收看新聞聯播、經濟半小時、經濟觀察，并且關心國家的經濟生活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我們的經濟學教學任務已經完成了一半了！

二、經濟學案例教學的課堂組織

1.正確處理師生關系。

現代教育理論認為，教學中教師居于主導地位，學生才是教學的主體。案例教學就是要在老師的主導下，利用鮮活的案例，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讓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案例教學中，教師或在課堂當堂呈現案例，或布置學生課前閱讀相關材料。然后引導學生思考、討論，得出自己的觀點。討論案例是案例教學的中心環節，教師要創造機會讓學生走向前臺，展示自己的觀點。教師則由前臺轉向幕后，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在討論過程中教師應當組織和引導學生運用已有知識和經驗進行討論、交流，發現問題和分歧，盡量讓學生自己解決，如果學生自己不能解決，則應選擇適當時機給予解答。教師在學生討論過程中，除了應該把握討論節奏，控制教學進度外，還應當關注每個學生的表現，不斷啟發、誘導學生開動腦筋，尤其應鼓勵學生勇于獨立思考，形成獨特見解。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的能力在案例分析的過程中得以鍛煉和提高。

2.正確處理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關系。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其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課堂教學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學生展示這些理論，案例教學則是要通過生動可感的實例來圖解，或補充說明這些理論。很明顯，理論教學和案例教學是主次關系，案例教學應服務于理論教學。這是因為，一方面，經濟學具有獨特的科學性與嚴謹性，理論教學中嚴格的理論推導過程是訓練學生經濟學邏輯思維能力的重要手段。學生就是在這一系列看似枯燥的訓練過程中，學會了對經濟現象的數學描述和嚴格的邏輯推演，掌握了一系列經濟范式并試圖用這些范式去認識紛繁復雜的經濟世界，形成了對現實經濟世界獨特的分析、判斷、歸納和預測的能力；另一方面，課堂教學中學習的概念、公式、定理、公理，是案例分析的基礎。顯而易見，沒有概念和理論的講解，僅僅從案例中得到結論，難以讓學生建立起全面的理論結構，學生獲得的必將是零散的不系統的知識點。因此，充分地講解基本理論是學生學好經濟學的基礎。經濟學不能像MBA教學那樣可以以案例為主。相反，在經濟學教學中，案例教學只能是理論教學的輔助，是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抽象、枯燥的理論知識的。

篇（2）

目的是讓學生了解每一種經濟學理論出現的背后都有其相關的背景。能夠對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脈絡有更為清晰的把握。例如在向學生講授微觀經濟學的效用理論時，經濟學家是如何從基數效用論發展到序數效用論的背景介紹。給學生舉例對某人來說，一個蘋果的效用是5，一個香蕉的效用是6。這種邏輯的背后是效用是可衡量的。然后就會有學生提出質疑，效用的界定是人的主觀感受和評價，為什么是可以衡量的呢？然后順著學生的質疑，指出經濟學家就提出了序數效用論。盡管效用沒有辦法準備的衡量，但是偏好是可以比較的。對于喜好的東西可以進行排序。有了這樣的背景介紹，學生對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會有更清晰的把握。又如學生在學習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理論時，就必須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在講授時給學生進行介紹。否則，學生很難理解“凱恩斯革命”的意義。因此，在講授這類知識點的時候，需要對相關理論的背景知識進行相應的案例設計與介紹。

1.2理論闡釋型案例教學

目的是通過案例讓學生加深對該原理或理論的理解。在講授邊際成本概念的時候發現學生對邊際的概念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難。舉個小的案例，提問學生“為什么當今社會的社會財富增長速度要比以前快得多？為什么比爾蓋茨會那么有錢？為什么以前沒有出現過‘比爾蓋茨’？”然后就會引起學生們的激烈討論。這樣的現象就可以用邊際成本的概念來解釋。由于軟件類的產品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只要規模不斷擴大，利潤的增長就相比傳統產業要快出很多倍。所以，財富的積累速度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又如在宏觀經濟學中GDP核算的概念講解時，學生不太容易理解進入核算的項目。合適的小案例討論能夠讓學生更加清楚GDP的核算范圍。“為什么從公司債券得到的利息應計入GDP？而人們從政府得到的公債利息不計入GDP？”“為什么人們在金融市場的投資如購買股票和債權在經濟學領域不能成為投資？”學生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使得對GDP和投資概念的理解更為深刻準確。經濟學上所講的投資是增加或替換資本資產的指出，即購買新廠房、設備和存貨的行為，而金融證券交易活動不是實際的生產經營活動，并不產生真正的價值，只是一種產權轉移活動，因此不屬于經濟學意義上的投資行為，不能計入GDP。

1.3理論應用型案例教學

目的是提升學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培養對理論知識的運用能力，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培養其創新能力。該種案例教學對學生的專業基礎知識綜合性要求較高，比較適用于課程大部分內容已經掌握階段。例如在講授完宏觀經濟學的AD-AS模型和IS-LM模型后，讓學生結合當前的國內經濟形勢來討論目前我國采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依據和可能產生的效果。學生根據自己的掌握和理解進行積極的討論，更加深了對經濟學理論的認識。不同的教學內容可以輔助以不同的案例教學類型，那么究竟該構建怎樣的案例教學模式才適合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實際呢？

2案例教學模式的基本構成

2.1理論基礎

（1）遷移理論。

萊文（Levin）的遷移假設理論認為，當一個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會提出和檢驗一系列的假設，形成一套解決問題的思考順序和假設范圍。

（2）格式塔學習理論。

韋特默認為，學校學習的目的，把掌握到的知識對比到社會情景中。通過機械記憶習得的內容，只能被用于非常具體的情境中去，即應用于類似于最初學習時的情境中去；只有通過頓悟理解的內容才能成為學生知識技能的一部分，隨時可用于任何情境中的類似的問題上去。

（3）情景認知理論。

該理論認為只有當學習發生有意義的情境中時，學習才是有效的。情景為學習提供組織框架，而內容則決定學習的真實性。知識及其對情境的索引是鑲嵌在環境中的。

2.2案例教學目標

通過對真實事件的剖析和對具體情境的推斷，鍛煉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次是通過具體案例分析道抽象理論歸納，并從抽象理論知識演繹到真實情景，鍛煉學習者的邏輯分析的思維能力。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根本在于對經濟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掌握，如果不具備基本的經濟分析能力和對經濟現象本質的洞察能力，便不能進入經濟學大門，也很難說其余非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有什么本質的差別。案例教學中，教師根據教學目的和內容，設計與運用典型案例，將學生帶入特定事件的“現場”，通過對具體的典型案例分析和解剖還原一個理論本來的事實依據，從而使得理論變得鮮活，便于學生理解與記憶。

2.3操作程序

2.3.1案例設計

案例設計是案例教學成敗的關鍵。教師應根據教學內容和教學重點，設計與選擇合適的案例，并按照學習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方式，在課堂授課過程中提高學生參與案例學習討論的積極主動性。案例選擇方面需要遵循四個標準：一是針對性。所謂針對性是指案例的選擇與所學知識點的高度吻合。二是典型性。案例的選擇必須具有示范作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現象，不能是過于特殊的個案。三是啟發性。好的案例要啟發的思考。因此，設計好的案例問題是學生思維的起點。四是親近性。案例的選擇最好是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事件，并且盡可能與學生已有的知識儲備靠近，符合當代大學生的情感特征和認知特點，才更容易引發學生的共鳴，激發學生思考，促進參與案例學習的熱情與積極性。

2.3.2組織實施過程設計

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教學準備階段：此階段由教師完成案例的設計選擇與任務設計工作。第二階段案例分析階段：可以采取授課過程的穿插案例思考和即時討論與課前準備分小組討論兩種方式。對學生知識綜合能力要求較低的背景知識型案例和理論闡釋型案例，比較適合采用授課過程穿插的方式來進行案例討論。而對于綜合運用能力要求較高的理論應用型案例更適合采取教師提前布置案例背景、學生課后討論并準備、課中進行討論結果展示的方式來進行。第三階段學結。學生對自身案例學習的效果進行總結，對所學知識點進行反思，加深理解，在理論應用型案例討論結束后撰寫案例分析報告。

2.4效果評價

教學效果的評價可分為相對評價和絕對評價、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過程評價和結果評價。由于案例教學更多地是啟發學生的思考和培養創新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很難完全進行量化或單一地進行評估。因此，案例教學效果的評價可以采取以定性評價為主，定量評價為輔，以評語和客觀題目測評相結合的方式來進行。

篇（3）

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是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兩大主題，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理性的區位選擇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優勢區位的聚集和擴散，在中觀和宏觀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演進始終沿著區位論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其間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

稍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于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于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于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于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系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面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

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戰后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于整個國民經濟，著眼于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一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

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動性的假設下，提出區域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增長最終可以趨同的假說。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空間均衡論，即市場價格機制能夠使區域間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發達國家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把大量資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的兩極分化。

這種差距拉大和兩極分化表明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已經很難解決所有的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增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收斂，即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情況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區域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

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于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制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

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干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里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

與此同時，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對區域貿易的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二、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

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自由的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

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克魯格曼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把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

1991年，他在總結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把一個經濟分為生產同質產品的農業和生產不同的可以替代產品的制造業，農民不能流動而工人可以流動，農業沒有運輸成本，制造業的運輸成本與薩繆爾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建立了。

一個兩區域兩部門模型。他認為，收益遞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種產品只有在一個地方生產才有利可圖，其結果是不同地方就生產不同的產品，生產差別產品。當一個地區有勞動力流入時，它不是生產更多的現有產品組合，而是生產新產品。

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聚集，“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克魯格曼還建立了一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來解釋當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的力量確實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聚集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構成部分呈環狀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集中。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爾茲(Waltz，1996)則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和創新產品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

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區際貿易方面，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此外，沃納斯伯爾還把運輸成本納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區際貿易模型，發現貿易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賴于運輸成本，后者與國家或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關。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的貿易活動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和運輸密集度。

巴德溫和弗斯開爾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則提出了區域與貿易分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區域分析方法應主要用于區域經濟增長內部。因為在各種區域模型分析中，循環過程不僅涉及到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且涉及到生產要素的積累，市場規模大的區域，投資額越大，又會進一步增大市場規模。

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來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與區際貿易問題。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面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于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

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系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后，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實際上，內生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產生的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金融外部性則是與市場擴大相聯系的外部經濟)使要素邊際收益遞增，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地域空間聚集和擴散，這樣，規模經濟就不再是一個外生的經濟變量，而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

規模經濟內生化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認為，雖然國家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長期增長的潛能，遞增收益阻礙著各國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各國經濟增長最終趨向發散。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以新經濟地理學為理論基礎，埃斯爾(Ethier，1998)總結其特征如下：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政策；區域協定往往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區際貿易自由化是適度的；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于發達國家。

三、評析

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增長，把要素流動看成是瞬間的、無成本的，認為市場力量會使經濟趨于均衡，當經濟運行偏離了原有的均衡狀態，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種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其理論中不包含空間因素。

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向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經濟活動聚集在某一區位會產生外部性，多個廠商相互作用的結果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外部性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后者是由那些在生產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聯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產業按一定比例與規模集中布局在擁有特定優勢的區位所產生的增加收益。

他們認為，單個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外部性可以匯總為總量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的作用使經濟活動和產業趨向于集中在市場潛力大的區位，而市場潛力大的區位往往又是經濟活動和產業集中的地方，區位決策是內生的，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生產要素不斷向優勢區位和區域聚集，引致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從地域空間來看，權衡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后，廠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架構，為相互交錯的六邊形市場區提品。

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假設某個區位或區域的要素供給具有高彈性，都意識到高彈性的要素供給對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微觀的區位決策，還是宏觀的區域總體空間均衡及區域經濟發展，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都起著關鍵作用。

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當代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更強調金融外部性對規模經濟形成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單個廠商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聚集現象的出現。但他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下提出的挑戰，卻因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理論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假設與內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矛盾的，為解決這一新古典假設帶來的難題，傳統區域經濟理論在堅持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把規模報酬遞增當作外生經濟變量，這樣就可以在個體最優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區位選擇。

然而，這種假設處理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生產活動地域空間聚集與擴散的循環累積性，使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階段，使其難以融入主流經濟學。而且受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限制，區域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無法把他們的思想用形式化的嚴謹的模型表達出來。

他們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大多采用一種非數學的風格，沒有意識到對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經濟學朝著建立明確模型的方向發展。

此外，他們的研究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即他們在描述的假想經濟中的競爭狀況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規模經濟是欠發達區域工業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未對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劉易斯的過剩勞動理論比較容易被模型化外，許多其他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很難被模型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建立為傳統區域經濟理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相容的模型，把區域經濟活動聚集和擴散的內在機制用嚴密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努力把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篇（4）

一、引言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擴張了傳統經濟學的解釋力，已成為一種能更準確和全面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學工具。盛洪（1993）用兩個詞概括了其理論核心，一個是“產權”，即受制度保護的利益，產權制度既涉及對產權的界定，有涉及對產權的保護；另一個是“交易費用”，即指達成契約和保證契約執行費用。

眾所周知，房屋拆遷工作對于我國現代化建設、城市面貌更新及國有土地使用的合理布局等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拆遷工作又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對于被拆遷者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拆遷補償標準的確定機制不完善，進而降低了拆遷工作效率，嚴重增加了拆遷工作的交易成本，甚至引發了大量拆遷雙方的矛盾糾紛，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合實際的建議措施，以圖為建立健全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處理好加快城市改造、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質量與保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關系提供借鑒。

二、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性分析

對于問題交互性質的認識將有利于人們更理性地判斷某一行為的潛在收益和損失。科斯（1960）在分析涉及對他人產生有害影響的工商行為時深刻指明損害問題具有交互性質，即外部侵害不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避免對受損害方的損害將會使實施損害的一方遭受損失，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因此，在分析拆遷行為給房屋所有權人帶來損失的同時，更應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給社會凈收益帶來的損失，唯有權衡兩者輕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實施拆遷行為增加社會總價值的戰略意義。

實施拆遷行為給被拆遷者帶來的損失方面，暫不考察拆遷者（損害方）對于被拆遷者（受損害方）是否補償及補償是否合理，需考慮的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房屋往往是一個家庭的命脈，承載著太多的東西，當拆遷方實施拆遷行為時，大多數被拆遷者將只能選擇放棄原來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設施和交通條件，到城市邊遠地區購買一套住房，這使得居民蒙受了原有物業和物業區域內土地使用權喪失，以及因搬遷而造成的生活、工作、學習成本增加等損失。

此外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損失，亦即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收益。由于拆遷制度的實施，我國許多城市實現了住房資金的良性循環，加快解決了住房困難，大部分危房、棚戶、簡屋得到了改造，居民的居住環境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因此，拆遷行為是我國進行舊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另外，拆遷制度也使中國城市住房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城鎮住房以公有制逐漸轉化為非國有為主，為房屋的市場交易奠定了基礎。因此，比較實施與不實施拆遷行為的各自損失，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目前拆遷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詬病，但是放棄拆遷制度而將城市更新重新放歸私法領域也是不現實的。

為了更好地分析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意義，在此引入科斯（1960）提出的“合法的妨害”這一概念，即有些行為即使對別人造成了損害，只要該行為的當事人采用了適宜的技術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認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即他們只能忍受。這是法律根據對整個社會的成本與收益的考慮，作出的對私有產權適當削弱的調整。于是，從提高社會凈收益的角度出發，受侵害一方應當允許并接受“合法的妨害”，即人民群眾應當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報以支持和配合的態度。另外，由于相對于實力較弱的、分散的居民，拆遷方及地方人民政府顯然具有談判優勢，這使得擁有“合法的妨害”權利的當事人，會降低技術的適宜水平，從而使侵害的程度提高。對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予以承認及不明晰界定導致被拆遷者損失加重的現象，便是拆遷方提高侵害程度行為的具體表現。

三、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

土地使用權是憲法確定的私有產權，在涉及對這種私人產權的征收、征用、拆遷時，就應當考慮補償。然而近年來，在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拆遷往往只是對房屋進行補償，不對土地進行補償，有關土地使用權的補償糾紛時有發生，從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遷補償標準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據的情況下根據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滿足，后人會以此為依據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也致使拆遷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財政負擔。

1、城市房屋拆遷的本質及其所涉及的土地問題

為了考察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必須理解什么是產權。阿曼·阿爾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會里，資源的個人使用權（即產權）都能得到解釋，產權意味著對于其他人在資源使用方面做出的違背我意愿的選擇的一種保護”。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產權安排確定了每個人相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他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或承擔不遵守這些關系的成本。”

土地使用權雖然是不完全物權，但仍然是獨立的財產權利，具有對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權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數人發生法律關系，也都可以獨立地行使物權請求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也可以自主決定將該權利轉讓、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權利上設定其他性質的物權。土地使用權人實施上述法律行為時，不受土地所有權人即國家及社會任何其它個體或組織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權是其使用權人的一項獨立產權。

盡管城市的土地按照憲法規定屬于國家所有，但這些國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種不同所有權的房屋，這些房屋是因為擁有國有土地使用權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遷的直接目的在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被拆遷人的財產價值構成不僅涵蓋房產，更應當體現出土地的價值。從表面上看，拆遷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質卻是在公權力干預下的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產權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其流轉交易應依法實行有償轉讓，房地產開發及拆遷行為應當按照法律規定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城鎮拆遷費等相關費用，以平等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上取得土地使用權。

然而無論是相關法律理論，還是拆遷補償實踐，大多有意無意地偏離了拆遷的本質。長期以來，一些部門和單位宣稱拆遷方產權人購買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權，利用地方規章和政策無視、模糊以至于抹殺公民合法擁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不能給予被拆遷方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對于受損失方不合理的拆遷補償標準，進而引發拆遷交易成本急劇上升、致使矛盾糾紛頻繁涌現，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

2、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綱（1992）對交易成本的具體成本支出內容進行了劃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則主要涉及其中的議價成本，即為確定買者和賣者的真實要價而進行的討價還價過程，此外還應包括因無法達成合同而產生的訴訟賠償等方面的成本支出。交易與交換，無論是物品的交換還是勞務的交換，說到底都是一種權利即“產權”的交換，也就是放棄對某一物品的產權換得對另一物品的產權。產權不明確，事實上從兩個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對象之間發生議價博弈，雙方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產權會阻礙交換行為的發生，導致交易規模的縮小，使人無法通過交易行為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由產權不確定造成的效率損失，也被稱為“無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兩個方面，對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進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遷方對其所致損失（包括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負完全責任，被拆遷方就沒有任何理由修改他們的安排，因為對被損害權益的賠償總是能夠替代他們損失的市場價值。但是，如果拆遷方抹殺公民的土地所有權即不用負完全賠償責任，他們就會堅持這一安排，這樣輪到被拆遷方設法減少損失，采取與拆遷方進行議價博弈的形式。進而，在議價過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資本，由于一旦對某個地塊進行拆遷，這個拆遷的程序是不可逆轉的，政府和開發商無論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須將這個工作完成，此時，居民就不會擔心因為自己要價過高而使得開發商知難而退。因此，在后一種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遷補償標準名存實亡，被拆遷方不合理地提高補償要求，使拆遷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預算范圍的有形交易成本。

無形交易成本方面，當拆遷雙方就補償標準進行議價談判陷入僵局而無法達成拆遷協議契約，甚至引起雙方法律糾紛時，就產生了無窮大的無形交易成本。即當我們以“機會成本”的觀點來看該問題時，產權界定不清楚，事實上阻礙交易的實現，使任何交易成為不可能，事實上使潛在無形的交易成本無限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明確界定產權，不僅是減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減少了“無形的交易成本”。對于我們分析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帶來的借鑒意義便是：承認并明晰界定被拆遷方應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并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產權制度以保護公民的私人獨立產權，將會大大降低拆遷過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四、土地使用權明晰界定為被拆遷居民獨立產權的意義

明確的產權界定，提供了人們進行一切交易活動的基礎，它能有效減少和節約交易成本。進而，不同的產權界定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換句話說，一種界定可能比另一種更有效率或更無效率，并且存在著最佳產權界定。盛洪（1992）認為，“誰的行動給他人的既定經濟利益帶來損失，誰就要負賠償責任，這便是達到最佳產權界定的簡化了的經濟學規則”。

對于房屋拆遷問題而言，要達到最佳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應當要從遭受利益損失的使用者的產權角度去考察，由于拆遷方的行為改變了既定的利益格局，為了使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不受影響，必須負完全賠償責任。即政府及有關部門應脫離房屋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分離的思路，土地所有權公有化，并不意味著土地使用權產權的公有化，應當按照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完全市場價格，將其基本或完全界定為居民的獨立產權。唯有如此，才能以最有利于社會資源配置為目的的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方式，有效減少拆遷過程中因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所造成的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使拆遷交易活動更容易、更順利、更高效率地進行。

同時，不能執行的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不能有效地加以貫徹和保護的產權，只是“口頭”的產權。因此，為使界定產權不流于形式，還必須有效地保護產權，即能對破壞產權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裁。既然產權的概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概念，是在人與人之間才能劃定的社會關系，那么也就需要以國家機器為物質基礎的社會契約方式加以界定和保護，而產權制度便是這樣一種社會法律契約形式。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指出：“產權制度是一系列用來確定每個人相對于稀缺資源使用時的地位和社會關系”。產權制度的價值，就是它所能避免的為爭奪產權而付出的代價和因產權未定帶來的資源配置的機會損失。因此，產權制度較之沒有產權制度是優越的，有關拆遷立法和監督執行部門要在行政法規、地方規章和具體行動中真正明晰界定以及保護居民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加快建立起將土地房屋共同界為私人獨立產權的公民產權制度，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更好地為城市建設服務。

五、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的對策性措施思考

1、以明晰界定被拆遷者土地使用權產權為基礎對拆遷法規進行修訂

國家應當盡快出臺《房屋拆遷管理法》，確保城市政府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時，能夠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而不是依據現行的行政法規。修訂法規的核心任務是明確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屬民事范疇，應遵循“有償”、“公平”、“平等”的原則，充分保護被拆遷人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改變對依附于房屋所有權的土地使用權被無償征收的不合理狀況。

2、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權補償制度

應當在《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增加對土地使用權剩余年限補償以及區位變動補償的具體規定，這既是尊重和保護私人財產的體現，也是市場經濟中土地資源市場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通過設定較為科學完善的價格評估程序，合理確定被拆遷房屋及依附土地的貨幣補償金額，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由于作價補償時，必須考慮土地的價值因素，置換地段區位，應以合理的土地評估價，給予被拆遷人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場化評估，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市場化評估要符合國家房地產評估規范的要求，緊跟動態的房地產市場。對于被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和安置房屋所依附土地的評估，要參照同區位的房地產市場交易價格，采用同一的市場化評估方法，充分體現公平、公正原則。最后，具體費用的計算標準和方法應該通過制定新的《行政征收法》以及相應的實施細則來加以規定和明確。

3、政府應合理定位并履行好自身職責

在土地管理過程中，政府扮演著雙重角色，即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實踐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沒有理順這兩種角色的關系，若要有效推進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土地使用權產權有償轉讓制度，政府必須正確行使土地所有權和行政管理權職責。拆遷是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拆遷補償應由雙方當事人依法平等協商確定。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拆遷外，政府應保持中立。當然，由于土地的國有性，國家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存在管理服從的行政關系。但是如果政府能夠嚴格區分其作為土地管理者與土地所有者的角色，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才不至于在實踐中出現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的情況。具體到拆遷補償問題上，政府應謹守其財產所有人的中立角色，尊重土地使用權人的私人獨立產權，做到“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讓拆遷人與被拆遷人自主談判，無法達成協議的依法裁決；同時作為管理者，政府要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努力做好協調關系、制定優惠政策、提供信息等服務工作，做到不從拆遷中牟利，不充當市場競爭的主體，不與投資主體之間存在經濟利益或親緣關系，不搞暗箱操作，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因此，政府唯有成為超脫的居中管理者并努力踐行上述職責，才能使其重新樹立群眾公信力，更好地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

4、推行被拆遷人參與機制：對擬建項目的社會評價制度

城市發展項目是引致城市拆遷的動因所在，因此，必須要做好項目評價工作，把好城市項目審批關。然而現有的城市建設拆遷制度似乎在引導公眾參與、協商、促進信息公開、減少負面社會影響等方面有所欠缺，在城市開發項目的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缺乏對擬建項目進行必要的社會評價，難以識別開發中存在的社會問題。通過對擬定項目進行社會評價可以在拆遷戶與拆遷人之間建立一種協商機制，賦予拆遷戶協商權、發言權，把拆遷戶的意見體現在拆遷協議中，確保他們的利益不受侵犯，達到城市發展以城市居民為本的目的。

【參考文獻】

[1]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上下卷）[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R.H.Coase.“TheProblemofSocialCost”[J]．Law&Economics，1960．

[3]ArmenAlchian.“SomeEconomicsofPropertyRights”[J]．Politico，1965（30）．

[4]樊綱：有關交易成本的幾個理論問題[J]．經濟學動態，1992（5）.

[5]楊衛國、程承坪：所有權、財產權及產權新辯——兼論馬克思所有制理論與現代產權理論的異同[J]．經濟財政，2007（1）.

篇（5）

關鍵詞：區域經濟差異理論研究

一、主要的區域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1．賴賓斯坦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主張發展中國家應努力使經濟達到一定水平，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以取得長期的持續增長。不發達經濟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經濟發展的努力達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臨界規模，那就不能克服發展障礙，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為使一國經濟取得長期持續增長，就必須在一定時期受到大于臨界最小規模的增長刺激。

2．納爾森的低水平陷阱論：以馬爾薩斯理論為基礎，說明發展中國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復輪回的現象。不發達經濟的痼疾表現為人均實際收入處于僅夠糊口或接近于維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狀態；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儲蓄和投資受到極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國民收入來提高儲蓄和投資，又通常導致人口增長，從而又將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狀態中，這是不發達經濟難以逾越的一個陷阱。在外界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須使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

3．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在投資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規模持續作用于各產業，從而沖破其發展的瓶頸。此論在發展中國家較有市場，原因在于它的三個“不可分性”的理論基礎即社會分攤資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儲蓄供給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經濟效果具有更能說服人的證據。

4．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資本缺乏是阻礙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因素，是由投資誘力不足和儲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這兩個問題的產生又是由于資本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存在惡性循環：但貧困惡性循環并非一成不變，平衡增長可以擺脫惡性循環，是擴大市場容量和造成投資誘力的一種必須的方法。

上述理論應用在區域經濟中就形成了區域均衡發展理論，它不僅強調部門或產業間的平衡發展、同步發展，而且強調區域間或區域內部的平衡（同步）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認為隨著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平衡），因此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

均衡發展理論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對于一般區域特別是不發達區域來說，不可能具備推動所有產業和區域均衡發展的資本和其他資源，在經濟發展初期很難做到均衡發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因素，似乎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供求關系就能決定勞動和資本的流動，就能決定工資報酬率和資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實上，市場力量的作用通常趨向增加而不是減少區域差異。發達區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服務和更大的市場，必然對資本和勞動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從而產生極化效應，形成規模經濟，雖然也有發達區域向周圍區域的擴展效應，但在完全市場中，極化效應往往超過擴展效應，使區際差異加大。另外，技術條件不同也會使資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時的資本要素流動會造成不發達區域資本要素更加稀缺，經濟發展更加困難。

區域均衡發展理論顯然是從理性觀念出發，采用靜態分析方法，把問題過分簡單化了，與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現實距離太大，無法解釋現實的經濟增長過程，無法為區域發展問題找到出路。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非均衡發展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合理性和現實指導意義。

二、主要的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按發展階段的適用性，非均衡發展理論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無時間變量的，主要包括循環累積因果論、不平衡增長論與產業關聯論、增長極理論，中心—論、梯度推移理論等；另一類是有時間變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論為代表。

1．岡納·纓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該理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區域由于初始優勢而比其他區域超前發展，則由于既得優勢，這些區域就通過累積因果過程，不斷積累有利因素繼續超前發展，從而進一步強化和加劇區域間的不平衡，導致增長區域和滯后區域之間發生空間相互作用，由此產生兩種相反的效應：一是回流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不發達區域向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二是擴散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發達區域向不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發展差異得到縮小。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回流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即發達區域更發達，落后區域更落后。基于此，繆爾達爾提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應當優先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以尋求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也要防止累積循環因果造成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政府必須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來刺激落后地區的發展，以縮小經濟差異。

2．艾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論。該理論認為經濟進步并不同時出現在每一處，經濟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將使經濟增長圍繞最初的出發點集中，增長極的出現必然意味著增長在區域間的不平等是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他提出了與回流效應和擴散效應相對應的“極化效應”和“涓滴效應”。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極化效應占主導地位，因此區域差異會逐漸擴大；但從長期看，涓滴效應將縮小區域差異。

3．佩魯的增長極理論。法國經濟學家佩魯首次提出的增長極概念的出發點是抽象的經濟空間，是以部門分工所決定的產業聯系為主要內容，所關心的是各種經濟單元之間的聯系。他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各部門，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部門，然后通過不同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終極影響。顯然，他主要強調規模大、創新能力高、增長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進其他部門發展的推進型單元即主導產業部門，著重強調產業間的關聯推動效應。布代維爾從理論上將增長極概念的經濟空間推廣到地理空間，認為經濟空間不僅包含了經濟變量之間的結構關系，也包括了經濟現象的區位關系或地域結構關系。因此，增長極概念有兩種含義：一是在經濟意義上特指推進型主導產業部門；二是地理意義上特指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應指出的是，點—軸開發理論可看作是增長極和生長軸理論的延伸，它不僅強調“點”（城市或優區位地區）的開發，而且強調“軸”（點與點之間的交通干線）的開發，以點帶軸，點軸貫通，形成點軸系統。

4．弗里德曼的中心—論。在考慮區際不平衡較長期的演變趨勢基礎上，將經濟系統空間結構劃分為中心和兩部分，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中心區發展條件較優越，經濟效益較高，處于支配地位，而區發展條件較差，經濟效益較低，處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各生產要素從區向中心區的凈轉移。在經濟發展初始階段，二元結構十分明顯，最初表現為一種單核結構，隨著經濟進入起飛階段，單核結構逐漸為多核結構替代，當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隨著政府政策干預，中心和界限會逐漸消失，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一體化，各區域優勢充分發揮，經濟獲得全面發展。該理論對制定區域發展政策具有指導意義，但其關于二元區域結構隨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而消失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5．區域經濟梯度推移理論。基礎是美國的跨國企業問題專家弗農等的工業生產生命循環階段論。認為工業各部門甚至各種工業產品都處在不同的生命循環階段上，在發展中必須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老四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將由興旺部門轉為停滯部門，最后成為衰退部門。區域經濟學者把生命循環論引用到區域經濟學中，創造了區域經濟梯度轉移理論。根據該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現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都會隨時間推稅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傳遞，威爾伯等人形象地稱之為“工業區位向下滲透”現象。

無時間變量的區域非均衡學派雖然正確指出了不同區域間經濟增長率的差異，但不能因此而斷定區際差異必然會不可逆轉地不斷擴大。因為各種非均衡增長模型片面地強調了累積性優勢的作用，忽視了空間距離、社會行為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意義。繆爾達爾和赫希曼的理論動搖了市場機制能自動縮小區域經濟差異的傳統觀念，并引起一場關于經濟發展趨同或趨異的大論戰。但是在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提出之前，論戰缺乏實證基礎。他的研究使討論向實證化方向邁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論也成為有時間變量的非均衡發展理論的代表。

6．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威廉姆遜把庫茲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了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無論是截面分析還是時間序列分析，結果都表明，發展階段與區域差異之間存在著倒“U”型關系（如圖1所示）。這一理論將時序問題引入了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由此可見，倒“U”型理論的特征在于均衡與增長之間的替代關系依時間的推移而呈非線性變化。

篇（6）

作者：張頌心

從全球競爭趨勢來看，越來越多的企業將低碳技術的擁有作為其未來產業發展的制勝點和殺手锏，其核心技術的引進和購買，已經成為臺州企業遙不可及的奢望。因此，要實現低碳經濟，臺州市科技的綜合能力表現將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在低碳道路上的進程。而2010年臺州市在科技表現（表略）上卻實在差強人意。其綜合排名僅居全省第6，且與排名第一的杭州相差非常之大。其科技/GDP之比為88.53%，更是遠遠低于排名第一的杭州市。從而證明，其科技發展水平與GDP發展情況并不協調，也即意味著臺州市在依靠科技發展提升產業效益仍留有空間。產業創新的綜合環境現狀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會增加企業創新的主動性，提高創新的成功率。產業創新環境主要包括國家財政對企業創新的支持力度、政府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及創新融資環境。近年來，盡管臺州市政府對企業的科技撥款逐年增加，但是與發達地區相比，總量仍然不足。此外，原本有限的科技經費管理較為分散，并且在立項過程中存在大量的非重點項目或“關系項目”，低水平重復現象嚴重，直接降低了總體投入效果，影響了全省重大項目的投資力度，忽視了基礎研究的低碳技術儲備和共性低碳技術的開發推廣，導致創新的基礎和后勁日趨匱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市產業創新能力的充分發揮。政府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是構成創新環境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臺州市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這些企業往往選擇簡單的仿造，來節約開發成本，大量的侵權案件在仿造過程中產生。據統計，2010年，臺州市專利執法，共出動執法人員900余人次，檢查超市、專業市場170余家次，查處侵權商品近萬件；另一方面，擁有知識產權的企業卻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極為薄弱，在科技成果研究出來后，往往不會第一時間去申請專利、尋求保護，而往往被其他仿造者捷足先得。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不到位，也直接影響著企業對產業創新投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而融資難一直是困擾臺州市中小企業創新的一個難疾。中小企業作為一個存在較高風險的借貸群體，沒有穩定的收益和確定的償還能力，一直以來是銀行趨利避害而舍棄的首要人選。而產業創新投入，尤其是低碳技術的研發，作為“高風險、長周期”的一種項目，往往短期內效益不明顯且回報率不確定，這一特性，更加決定了企業難以從銀行貸款的途徑獲取資金支持。尤其在今年以來，中央一再提高銀行準備金率，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更為艱難。產業創新的管理創新現狀管理創新作為產業創新的重要因子是將產業創新成果轉化為市場需求的關鍵因素，也是將創新投入轉化為創新成果的重要橋梁。企業只有通過有效的科學管理，才可能把科學技術知識物化為新的產品和設備，才可能形成或創造出新的生產工藝和方法，從而掌握行業領先的核心低碳技術。它是企業把握市場能力和對創新產品營銷能力的綜合體現，是企業將低碳創新成果轉化為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然后，臺州市大部分企業管理還停留在“家族式”、“家長式”的管理模式，大部分管理者缺乏科學的管理理念。在創新管理上，則體現在缺乏一個科學且獨立的科技投入、科技計劃及項目評估的管理機制，未能全面采用科學的事前評審、事中監控、事后考評的有效和規范的管理制度。很多時候，企業的創新投入在沒有得到充分調研就盲目啟動，或是事中監督力度不夠或不到位，更缺乏事后的科學評價，因此難以保證產業創新投入的績效。

數據來源及處理本文的數據采集均來自于1999-2009年度的臺州統計年鑒，本文用單位能耗強度代表低碳經濟發展現狀(Y)；用科技產出代表產業創新的科技綜合能力(tech)，用政府對科技的撥款(gov)、知識產權的申請數(knw)和中小企業融資比例(fina)代表產業創新的綜合環境；用成本費用利潤率(mag)代表產業創新中的管理創新程度。基本分析框架及模型這么我們用代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利用上述的變量，對低碳經濟的函數表達關系可表示為：Y=f(tech，gov，knw，fina，mag)利用EVIEWS軟件分析得到方程式（1）Y^=2.3-0.052tech-0.526gov+0.024knw-0.005fina-0.329magR2=0.72D.W=2.25從回歸結果可看到，R2=0.712，說明模型的總體擬合水平顯著，但是解釋變量中代表產業創新環境的金融環境和知識產權這兩個因素沒有通過檢，并且知識產權保護符號代表的含義與假設相違背，因此我們剔除以上沒有通過檢驗兩個因素再重新對剩余的四個變量做回歸分析。得到如下模型：Y^=2.26-0.516tech-0.532gov-0.362magR2=0.712D.W＝2.15結果分析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臺州市的低碳經濟是受許多因素影響，其中科技綜合實力、創新環境中的政府支持度、管理創新與我市能耗強度之間的關系較顯著，并且都于之呈負相關關系，符合現實意義。且模型擬合度達到了70%以上，這足以說明產業創新在降低我市能耗方面確實存在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上述模型可知科技綜合實力對于能耗降低的作用低于管理創新和政府支持度，這是因為臺州市技術創新和推廣應用技術的能力不足，導致了我國的技術創新成果并未能實現產品和市場的進一步創新，從而并沒有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而實現對我省產業結構的優化和提升，從而未能起到降低能耗強度的作用。從結果中，我們也發現了政府對創新的支持度對臺州市的能耗降低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這是因為在我國的國情下，宏觀調控在各個領域仍然發揮著重要影響作用，可以說，在我國，任何一項產業的發展和強盛都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并且在以中小企業為經濟主力的臺州市，更鮮有企業可以自主承擔起自主創新的人力、物力、才力的投入。正因為如此，我市的產業創新對于政府支持的依存度也就愈加高。

篇（7）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國民收入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復

時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時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時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時期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綜合要素生產粗放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率的增長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復

時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8）

2.應用型本科專業基礎課程的定位。專業基礎課程是指某一專業的學生學習該專業的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課程。其作用是為學生掌握后續的專業知識和專業及技術打下堅實的基礎。應用型本科的特點是以應用能力為主，因此其專業基礎課程也應該是基礎理論與實踐應用相互融合，以用能力為主。因此專業基礎課程應該由由專業學科基礎理論和專業技術理論課程兩類構成。而現有的財務管理專業專業基礎課程將經濟學分成理論性很強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來進行開設和講解。以及僅將就涉及管理學的基本理論與原理的管理學作為專業基礎課程進行開設。我院的財務管理專業自2009年設立以來也一直是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管理學作為專業基礎課程。而對應用型本科的學生而言，僅掌握其管理學的一些基本理論是不夠的，更需要去了解企業運行的一些管理知識。

3.從應用型本科的學生角度而言。應用型本科學生的特點由于應用型本科的學生大多數是三本院校分數錄取的學生，其文化素養本身低于一本，二本分數線錄取的學生。并且財務管理專業學生一般是錄取的是文科出生的學生，其數學基本功底比較薄弱，綜合抽象能力也不如一本、二本等院校的學生。但是現有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課程的教材，一般多是復雜和模型的推理和深奧的理論分析，并且在理論的分析和闡述中，大多是將理論邏輯分析與數學推理相結合，即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研究。同時還有抽象的概念和形象的圖標，[賈縣民，應用型本科院校《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初探，民辦教育研究，2009年第1期]甚至有些還涉及到復雜的概率統計等數學方面的知識。而管理學但是該課程市面上已經出版的教材里面，大多是抽象的語言闡述和一些形象的圖表進行論述。

二、專業基礎課程整合的方法以及整合的內容

1.專業基礎課程整合的方法。專業基礎課程體系設置的首要原則,筆者認為所設置的專業基礎課程就是結合專業設置的原則,構成對專業的知識基礎內容體系。因此所設置的專業基礎課程必須符合幾個基本要求:一是所設置的某一通識課程必須能夠給予學生最必備的某一方面專業基礎知識或專業基本訓練:二是所設置的某一通識課程必須是內容覆蓋面較廣的,能夠大致體現某個專業知識體系的課程;三是所設置的所有通識課程必須能夠構該專業學生最基本的,同時又相對完整的專業基礎知識體系框架。而對于專業基礎課程的每一門課程的課程內容的確定對于應用型的本科學生而言，作為其專業基礎課程，學生只需要掌握經濟學當中的一些基本結論，懂得如何去應用這些基本結論就行即可，知道如何應用這些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去分析現實中的經濟問題，從而形成一個區思考問題的方式和方法。同時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對那些對經濟學感興趣的同學提供一個基礎。因此需要將較為抽象的基礎理論和理解較具體的形象的專業理論知識,按照應用型本科的“以應用能力”為核心的要求來進行.要針對課程整合的功能、結構和內容綜合程度、課程整合方案的效果進行全方位的慮將多門學科整合成一門專業基礎課。既要考慮學生對專業技能課學習的特殊性又要能體現促進學生發展.與應用型本科教育銜接，從而滲透到各個相關財務管理專業基礎課程。

2.專業基礎課程的改革。根據上述基本要求,我院在2014級級的財務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中對專業基礎課程按照上述原則進行了修訂，取消了市場營銷學、:國際貿易；將線性代數與概率論與數理統計作為放回學校統一經管類開設的公共課程；將原來作為專業課程的財務管理概論和基礎會計學作為專業基礎課課程開設，取消原來的統計學，改成經濟統計學，增加34課時的EXCEL在財會中的應用，保留原來的經濟法課程，課時由原來的68課時變為51課時。將管理學改為企業管理學，將國家稅收作為專業課程開設。對于各門專業基礎課程課程內容的確定中,根據上述的原則和要求，我院重點對經濟學和管理學做了很大的調整。以下就這兩門課程進行闡我院對2014級財務管理專業的專業基礎課程的課程內容的改革。

篇（9）

山西省的經濟發展自改革開放開始,經濟增長潛力呈逐漸加快的趨向。總結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規律,對正確認識未來的經濟運行變化,使經濟盡快進入新一輪的平穩發展周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本文僅分析1986—2008年資料較齊全的10項經濟指標,找出了一些統計特征,并進行2009—2010年的預測。

一、原始數據及其新型直觀展示圖

事物的發展都是相互影響,相互聯系的,通過有效的方法可以計算出事物的特征并預測它的發展趨勢。經濟事物是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相結合的結果,它的發展基于時間順序序列數據,而時間序列數據的發展往往是基于多項綜合屬性相互影響的,是可以預測的。根據《山西省統計年鑒(2008)》、山西省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經濟信息網,將原始數據整理成表1,這實際上是時間序列多元數據。

由表1可看出山西省的經濟指標、數量都比較多,現使用近年新創的一種表格型數據直觀圖展示信息。相對于表1,可以把每個數據在每個格子內換成橢圓,數據大小即橢圓大小,見圖1。

由圖1可以看出,10項指標中,除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不規則波動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呈漏斗形向下減小外,其余指標全部呈寶塔形串珠排列,表示逐年的遞增。

從每個串珠的上下變化速度看,各項指標還是比較協調的,但各個指標(或各項事業)的發展速度有所差異。貨物周轉量早期增大速度最快,表明貨物的流通走在各項事業的前列。接下來遞增較快的是旅客周轉量,它表明了國民經濟的人氣,山西省第一產業雖然起步較早,90年代末期略有回調,總的發展較快,但受耕地面積限制今后發展速度受到制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消費品銷售總額和人均GDP四項指標經歷了相似的漸增發展歷程,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呈現較協調和平穩的發展。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波動較大1988、1994兩年達到最高峰,和政策有著直接的關系。

由于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國民進入了育齡,1986—1994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11‰～15‰的高位。1995后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比較穩定的下降,2008降到5.31%,效果明顯,山西省計劃生育政策落實較好。

二、發展階段劃分

過去人們主要靠經驗和專業知識,作定性分類分析,而這種分析往往是帶有主觀性和任意性,不能揭示客觀事物的內在區別和聯系,現在人們廣泛采用聚類分析來研究事物的親疏程度,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是科學有效的。本文采用Q型聚類分析來研究山西省各年間的經濟發展相似程度,23年的發展,走過了不平常的道路。我們通過Q型聚類試探一下各年份間經濟特征的相似性,23年的譜系圖見圖2,相似性的度量指標采用夾角余弦。從直觀圖示(圖1)上也可以看出,大部分指標都呈現漸增趨勢,不存在周期性變化。

經濟信息是時間和經濟規律的函數,其資料或數據都按一定的時間順序排列(一般是由老到新)。為了探索事物發展的周期性或回旋性,并合理地劃分階段,就需要進行最優分割。分割的原理是用數學方法,使組內離差平方和最小、組間離差平方和最大,保證一組內有相似的特征,不同的組之間特征差異較大。本文進行最優5分割(計算過程從略),找出了4條界線,分別為I、II、III和IV。由于聚類譜系圖中年份的順序基本沒有打亂,故就把界線標注在圖2上,從系譜圖上看,分界線I、II、III在聚類分析的主要分界線上,界線IV不在聚類分析主要界線上故舍去。根據Q型聚類分析和最優分割的結果,可以把1986年以來山西省的經濟發展分為兩個時期。1986—1994年為第一時期,1995年至今為第二時期。

第一時期對應于系譜圖(圖2)上的第一類,根據系譜圖可以將第一類分成兩個小類,分別對應于圖上的第一階段(1986—1992)、第二階段(1993—1994)。第二時期也可分成兩個小類,分別對應于圖上的第三階段(1995—2003)、第四階段(2004—2008)。

根據Q型聚類分析和最優分割的結果,結合直觀圖及1986年以來山西的經濟發展情況,可以發現一些特點。

第一、第二階段的特點:一是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相對比較快。這主要是由農村經濟改革所推動,我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但由于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不活、管理水平不高等問題,第二、第三產業總體水平低,發展慢。二是固定資產投資值額較少,增幅也很小。三是旅客周轉量起步較早,但發展速度并不大。四是人口增長率居高不下。這是由于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們進入了育齡。

第三、第四階段的特點:一是大多數指標增長較快,總量也較大。二是第一產業增加值的增幅明顯減小,一些年份甚至出現回調,1999年達最低點。農村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日漸明顯,2004年后農業增收趨于穩定,第二、三產業的增幅明顯加快。三是人口自然增長率有明顯的回落。人們的生育觀念有很大的轉變。

2002年中國加入WTO,隨著競爭的不斷加大,山西加緊了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大固定資產投入,堅持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主要經濟指標都有了比較明顯的增長。

三、未來兩年人均GDP預測

時間序列數據是隨各項影響因素變化的,是多個影響因子(自變量)的函數,因此人們采用回歸分析法。相關變量之間的關系可以是線性的,也可以是非線性的。這里只采用線性回歸分析。事物的發展都是有聯系的,它必須是在一定的基礎之上發生的,所以它一定有端倪可查。某年的經濟各項指標值,反映了這一年為下一年各項事業打下的基礎,是下一年經濟指標的自變量。這種新的回歸分析思想是近幾年提出和開展應用的,采用這種思想的回歸分析稱為前移回歸分析。

對表1的數據進行前移回歸分析,來年人均GDP作為因變量y,其余指標按順序作為自變量x1、x2、…、x9。根據樣本和變量數以及預計要選入回歸方程的變量數選取引入變量和剔除變量的F值。經F檢驗只有一產增加值、二產增加值、消費品零食總額3個指標效果顯著,其余指標效果不顯著。獲得回歸系數如表2。

由此得到回歸方程:下年人GDP=254.0381+9.4351*上年一產增加值+8.1057*上年二產增加值-5.2732消費品零售總額。

將表1數據帶入方程即可得1986年至2008年的人均GDP,列于表3。由表3數據可以發現預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基本都在20%以下,有12年的相對誤差是小于5%的,其中1994年的相對誤差只有0.76%。從總體上看這種新型預測方法的平均誤差只有6.5%,統計效果很好。

現在是2009第二度,全年各項指標無法得到。但是根據方程預測的人均GDP為25257元,這有待于2010年初統計結果的檢驗。如果考慮6.5%的平均誤差,2009年人均GDP應當在25015元至25362元之間。

本文統計的自變量和因變量共10項指標,事物的發展是多項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實際上可以將其中任何一項作為因變量,其余作為自變量,預測出這項指標2009年的取值。若全部都輪流做一遍,則可以求得全部指標的預測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人口自然增長率每年變化不大,暫不預測。其余10項主要經濟指標的預測結果見表4。有了2009年的預測值,又可預測2010年的指標。不過,2010年的預測效果預計比2009年差,這需要2011年初結果出爐后證實。預測2010年的指標,最好有2009年的實際值參與建模。

以上數據是通過山西省23年經驗總結出的,但是今年問題存在很多,如金融危機、豬流感等,都影響著2009年的預測值,偏差應該會較大,預測值會大于實際值。

四、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從山西省經濟發展10項指標的直觀圖可以看出,除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波動較大、人口自然增長率呈漏斗形狀外,其余各項指標全部逐年遞增,其發展也是比較協調的。1994年底為一個重要界線,把山西省經濟發展劃分為兩個時期。從直觀圖上看可以發現第一產業是山西最主要產業,但自從1995年以來,其增長的速度卻顯得有些緩慢,這是由于耕地面積所限,使得農業難以保持增長。前移回歸分析新方法在對山西省經濟的實際應用中,現有資料處理效果令人滿意。而對山西省2009和2010兩年人均GDP和其他9項指標的預測,有待于今后兩年的證實。人均GDP預測的回歸方程給予人們若干啟示。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山西應該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要全面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業現代化程度;要以工業為主導,適當加大基礎建設投資;要擴大內需,引導居民積極消費;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又好又快地發展山西經濟。

【參考文獻】

[1]山西省統計局:山西統計年鑒(2008)[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2]山西省統計局:山西省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economic/txt/2009-03/01/content_17353288.htm.

[3]DingYuechao、ZENGSuyan:ANewWayforDataGraph.ADVANCEDCOMPUTERTECHNOLOGY,NEWEDUCATION,PROCEEDINGS,2007.

[4]塞伯:Linearregressionanalysis[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7.

篇（10）

一、住房保障制度概述

（一）住房保障制度的內涵

住房保障制度是國家通過立法對國民收入進行分配和再分配，對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生活有特殊困難的家庭的基本住房權力給予保障的制度。它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住房政策的組成部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居民收入的兩極分野及住房政策的改變而產生的，其實質是政府利用國家和社會的力量，采取多種保障方式，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

（二）住房保障制度的特點

1、全民性

全民性一方面是指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住房保障問題，不僅現代社會有，古代社會也有；不僅資本主義國家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另一方面是指住房保障涉及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是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問題。

2、互濟性

互濟性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互相接濟，包括自發的及非正式的相互幫助與直接參與者的利益合作。如住房公積金，既為他人提供幫助，又享受他人為自己提供的幫助。

3、福利性

福利性是指住房保障必然給被保障對象帶來一定的生活補償，物質文化待遇以及其他派生收入。這是住房保障的一個重要特征。

4、安全性

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社會安全制度，是通過對人們基于生活的保障，向社會成員提供一個安全保護。

二、我國住房保障的發展及現狀分析

（一）我國住房保障的產生及發展

經過20多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住宅建設迅猛發展，城鎮居民的居住條件得以改善，人均住房面積大幅度提高，住宅質量顯著提高，居住環境不斷優化美化。但隨著房改的深入，與此同時，與社會領域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相對應，城鎮居民的住房差距越來越大。面對住房制度改革出現的這些情況，在1994年的《房改決定》中，全面規定了住房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第一次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明確了我國的住房保障體系建設要求。1998年在《房改通知》中也明確了“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并明確“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房”。建設部《建設事業“十五”計劃綱要》更加明確地提出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較為完善的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收家庭支付能力的住房保障制度，形成商品房、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合理比例的供應體系。”所有這些為建立我國住房保障體制指明了發展方向，奠定了政策基礎。

（二）我國住房保障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住房保障體系雖然已基本建立起來了，然而在實際的運行中，在具體的實施方式、住房金融及法制保證方面都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

1、經濟適用住房存在的問題

第一，定位不清晰。《房改通知》中明確了經濟適用住房的地位，在國發[2003年]18號文《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中除強調經濟適用住房外，又增加了一條“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應”。在2005年[2005]26號《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中對于改善住房供應結構中又強調了“住房建設要以中低價位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為主”。這就與《房改通知》中確立的我國經濟適用住房供應為主的供應體系相互矛盾。這也給許多地方不建或少建經濟適用住房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第二，供應數量遠遠不足。近幾年來，在需求和成本的推動下，全國商品住房價格不斷上升，開發商在高額利潤驅使下，大量開發建設中高檔、大戶型的商品房，中低價位的商品住宅供應明顯不足，許多城市中低價位商品住宅只占供應總量的10%左右。從我國經濟適用房的開發來看，從2000年開始，經濟適用住房的投資增長幅度、占商品住宅比重以及新開工面積、銷售面積等比重等各項指標均呈大幅度下降趨勢，部分城市甚至停建了經濟適用住房。

第三，經濟適用住房分配環節不規范。經濟適用住房的分配也是近幾年來爭議較大的一個方面。許多地方經濟適用的分配管理不到位，甚至是由開發商負責審查購房資格，分配的程序不透明，分配的標準不公開，分配的秩序不規范，使得“走后門”之風盛行，而那些真正的中低收入者恰恰由于門路不多，往往無法取得購房資格。[論+文+網LunWenNet\Com]

2、廉租房存在的問題

第一，廉租房發展不平衡，總體覆蓋面過低。由于廉租房是針對城鎮最低收入戶的住房保障制度，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導致了保障的標準和覆蓋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從保障標準看，各個地方在在補貼對象的標準與補貼水平上存在較大差異。經濟實力較強，保障力度較大的城市已提出把補貼對象調整到12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難戶，而大部分城市只能先行解決6平方米以下、甚至是4平方米以下的雙困家庭住房問題。特別是租金補貼標準差異更大，有些城市只補到10平方米，有些城市已補到近30平方米。從保障對象看，有些城市已把保障范圍上調到低收入家庭（核定收入線標準），保障比例達到居民家庭總數的10%左右；同時，也有一些城市對雙困家庭都難以做到應保盡保，保障面不到1%。

第二，廉租房的資金來源存在問題。當前影響廉租住房工作向前推進的最主要障礙就是資金瓶頸問題。除少數城市建立了制度性的財政資金供應計劃外，大多數的城市都是依靠住房公積金的增值收益和公房售房款的余額部分作為廉租住房資金來源的主渠道，由于這部分資金靈活性較大，后續資金沒有保證，致使這些城市不敢推行租金補貼的保障方式。因此，大部分的城市只能是籌集一批資金，建設或購買一批廉租住房，解決多少算多少，使國家的廉租住房保障政策難以真正得到落實，導致廉租住房保障面過小。

3、住房金融發展不夠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這種單一的政策住房金融模式越來越難以滿足新形式下的住房保障要求。

第一，公積金的目的與實際實施存在矛盾。目前大量下崗職工，效益不太好、規模較小的企業職工及大量的私營企業雇員等中低收入群體，普遍未建立公積金制度，或者雖然已建立公積金制度，也不繳存住房公積金，因而失去了申請公積金貸款的基本條件。這就使得實際上最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支持的群體反而處于政府住房保障的覆蓋面之外，使這一部分人無法享受政府的金融政策優惠，這顯然與建立公積金的初衷相違備了。

第二，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不完善。我國目前除公積金外，尚未有第二種直接面向中低收家庭發放的低息或無息的政策性住房貸款，也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專業性的住房金融機構。住房金融體系發展的滯后，制約了中低收入者購房的能力。

4、住房保障法制不健全

從綜合性法律來看，在我國的《憲法》和《民法通則》中都沒有公民住房權利的任何相關規定。從專門性的法律來看，我國至今還沒有出臺一部相關的專門性住房保障法律，大多數存在的都是以政府的紅頭文件、政策、規定、辦法以及行政命令等形式，缺乏建立住房保障體制的強有力的法律依據，使住房保障工作缺乏規范性和穩定性，也缺乏應有的權威性，使政府許多住房保障的具體措施不能得以很好的落實。

三、完善我國住房保障體制的對策

構建住房保障制度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建立和完善城鎮住房保障制，需要有方方面面的協調和配合，才能使住房保障政策有效的運行。

（一）確立政府管理體制

政府作為一國經濟的宏觀調控者，擔負著社會全面發展的責任，理應成為構建住房保障體系的主體。因此，建立住房保障體系，保障千家萬戶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權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1、明確和建立各級政府的住房保障決策委員會

住房問題是各級政府必須解決的長期存在的問題，是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加上住房問題涉及面廣，協調部門多，要想切實解決好住房問題，落實國家的各項住房保障政策，必須要成立一個常設的政府直屬的住房保障委員會。具體來說，這個委員會要由政府的計劃部門、財政部門、建設部門、規劃部門、土地部門、房管部門、稅務部門、法制部門、人民銀行等組成，住房保障委員會，主要職能是依據相關的住房保障法律法規，制訂本地區的住房發展計劃，制訂本地區的住房保障性法律、法規、規定、政策等，依法協調各部門的住房保障職能和責任，監督和保證本地區的住房發展計劃和住房保障政策的實施。

2、建立明確的住房保障實施執行機構

各地區的住房保障委員會作為一級政府的常設決策機構，不應該也不必要直接參與住房保障的微觀管理。因此，必須在該委員會下設置住房保障執行機構，具體實施政府相關住房保障政策。避免目前住房保障實施部門雜亂無序的局面，確保住房保障實施的連貫性和統一性。如許多地方，廉租房的實物配租由房管處負責，廉租房的房租補貼由財政局會同民政局發放，住房貨幣化的購房補貼由房改辦實施，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實施又由建設局下屬國有開發企業負責。因此，我國目前必須盡快建立專門的住房保障執行管理機構，其主要職能應包括：具體實施本地區住房保障委員會的住房發展計劃；負責本地區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等公共性住房的建設、分配、管理；負責住房補貼資金的分配、管理；負責各項住房保障優惠政策如稅費優惠、低息貼息、政策性抵押擔保等的落實和協調。

3、建立專門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

住房金融機構在國家解決住房問題上起著重要的作用。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主要是為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而設立的。我國目前除公積金具備初步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雛形外，還沒有建立類似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對于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貸款困難問題非常不利，應該盡快成立，也可以將公積金中心進行完善和改進。

（二）規范政府干預住房市場的方式

我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對住房資源起著基礎性的配置作用。就我國目前而言，政府關鍵要從住房發展計劃、加強財政稅收優惠等方面進行干預。

1、制訂住房發展計劃

通過目標明確的住房發展計劃來實現其住房發展目標，最終達到住房保障的要求。目前，我國各級政府亟需制訂住房發展計劃。避免住房建設發展的盲目性和隨意性，確保住房發展的系統性。同時，定期向社會公布政府住房發展計劃，使社會居民及時了解政府的住房目標、發展狀況和趨勢，從而穩定社會對住房市場的預期，避免住房市場的大起大落，確保房地產業健康、穩定、協調地發展。

2、加強財政、稅收、金融優惠政策的實施

當前我國政府應該盡快出臺系列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為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提供良好的財政支持。

（1）出臺政策鼓勵社會資金投資興建廉租房并按指定的價格出租，大量增加廉租房的供給量，減輕政府直接建設廉租房的財政壓力。可給予開發商提供優惠利率的貸款，并對其租金收入實施相應的稅收抵扣優惠等。

（2）出臺中低收入居民貸款購房的稅收抵扣政策，如可以向政府申請優惠利率貸款，由財政進行貼息，并可用每月的貸款還款額進行所得稅的抵扣等。

（3）進一步降低房屋出租稅費，鼓勵居民出租多余的房屋，以增加出租房屋的總供給量。

（4）加強政府財政資金的補貼量，擴大最低收入居民享受租金補貼的覆蓋面。

（三）建立健全住房分類供應體系

近幾年來，我國政府也意識到住房分類供應體系存在的問題，多次下發文件強調落實住房分類供應的主體和比例。當然，要真正解決好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還必須進一步完善和改革現有的住房分類供應體系。

1、改革和完善現行的經濟適用住房制度

從目前我國的經濟、社會現狀來看，作為經濟還比較落后的發展中人口大國，經濟適用住房在我國的住房保障體系中至關重要，對解決占我國大多數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對于穩定社會、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居住水平，建設和諧社會有著巨大的作用。而現行的經濟適用住房制度存在的各種弊端已嚴重阻礙了其進一步發展，亟需改革和完善。

（1）重新定位經濟適用住房的性質

由于各地經濟適用住房建設量的日益減少，致使我國的“以經濟適用住房供應為主”的住房分類供應體系始終無法建立起來，中央政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又無法很好地解決現行政策下的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問題，于是，在2003年以后的各個規定中，又提出了建設普通商品房、中低價位商品房為主的供應要求，造成了我國住房政策體系的混亂。因此，當前關鍵是要統一對經濟適用住房的認識，國家應將經濟適用住房與普通商品房、中低價商品房等政策性商品房合并總稱為經濟適用住房。

（2）大力發展重新定位的經濟適用住房

在政策上定性準確、定位清晰后，就應該大力增加和完善經濟適用住房的供給：

第一，轉變供給方式。目前，我國許多地方的經濟適用住房都是由政府所有的國有開企業開發建設經濟適用住房，負責建設、分配、管理一攬子工作，這種做法并不妥當。作為一個經濟主體，這些開發企業在本質上同樣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再加上分配、流通、管理等工作的合并，事實上營造了暗箱操作、滋生腐敗的土壤。因此，在重新定性經濟適用住房后，大量的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就應該在全社會范圍內實行限定銷售房價的土地及項目拍賣模式，讓社會上的所有開發商一起參與競爭，誰的管理水平高，誰的競爭能力強，誰就能取得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獲取合理的利潤。從而改變政府部門或下屬國有企業獨占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的壟斷局面，有利于經濟適用住房質量的提高和環境的改善。

第二，大力增加供給數量。我國當前應大力增加經濟適用住房的供給量，力爭使針對中低收家庭的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量所占社會開發總量的比重與中低收入家庭占社會家庭比重基本相符,這個比重應該達到50%以上。應該說，在明晰經濟適用住房的定性，推行社會化的限價土地拍賣方式后，我國各地政府完全可以使經濟適用住房的供應比例達到住房總供給量的50%—70%以上。可以預見，這對于穩定房價，抑制房地產投資過旺，引導住房合理消費，保持房地產業健康持續發展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第三，改變供給結構。在原有的經濟適用住房供應模式下，供給結構還是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許多地方不顧自己的實際情況，片面追求大戶型，許多地方雖然規定了要建中小戶型，但在實際管理中，又未加以嚴格控制，從而在事實上造成了經濟適用住房面積過大的狀況。這顯然與建設經濟適用住房針對中低收入階層的本意相違備了因此，我國在現階段的住房建設更應該以中小戶型為主，尤其是針對中低收入的經濟適用住房而言，更應如此。必須嚴格控制戶型，改變現存的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面積過大、結構失衡的狀況。

2、改革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

廉租住房供應體系作為城鎮住房新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我國住房保障的最底線部分，受到城鎮最低收入居民的關注。因此，當前，從全面建設小康的目標出發，要想更好地發揮出廉租住房體系的效用，必須盡快完善現行的廉租住房制度。

（1）改革和完善廉租住房的供給方式

廉租住房的供給決定了廉租住房的覆蓋面，體現了政府解決最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難的程度。

第一，堅持發放貨幣補貼的原則，取消實物配租。當前關鍵是要求各級政府盡快做好本地區廉租對象的調查、建檔工作，確立符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的廉租補貼發放范圍和標準，盡快全面實施廉租住房貨幣補貼發放政策，停止政府投資建設廉租房。

第二，轉變原有的政府一元化供給為社會多元化供給。當前，我國應盡快出臺相關的政策支持文件，鼓勵社會資金投資建設廉租住房，明確可以享受的優惠條件，如低價或劃撥土地、低息或財政貼息貸款、稅收減免和抵扣等，從而吸收廣大的社會資金投資廉租住房，有效增加廉租住房供給量，減輕政府的壓力。

（2）落實廉租資金來源

當前要建立完善的廉租房保障體系，就必須解決好這個問題，明確要求各級政府根據本地區的廉租對象的范圍和補貼標準，詳細測算每年所需的廉租補貼資金，并在當年的財政預算中單項列支，建立以財政預算為主的住房保障專項基金，使廉租住房資金來源穩定可靠，切實保障城鎮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3）大力發展住房租賃業

我國近年來，各地房價飛漲，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可供租賃的房屋太少，居民對于住房的選擇空間太小，導致了對于住房的需求基本上集中在了購房需求上。由于我國今后將對廉租住房全面采用貨幣補貼的方式，而要較好實現這種方式的前提就是住房租賃市場必須規范、發達，必須有大量的住房特別是中低檔的住房可供出租。因此，可以說，要想使我國的廉租住房制度得到很好地執行，必須充分發展我國的房屋租賃業：

第一，政府出臺相關政策規定，鼓勵房屋業主拿出多余的住房進行租賃，政府進行稅費優惠。

第二，鼓勵社會開發商投資建設低標準的低收入住房，政府提供相關的優惠政策；

第三，鼓勵房屋租賃中介行業的發展，促進房屋租賃業的規范、發達。

第四，加強租賃登記備案的管理。可以實行政府貨幣補貼直接撥付給房主的方式，避免貨幣補貼資金被挪用，這就要求房產管理部門做好租賃登記備案工作。

3、改革和發展住房金融體系

一個完備的房地產市場，離不開房地產金融的支持，一個完善的住房保障體系，更是離不開政策性住房金融的保證。當前，我國在住房保障中主要推行了公積金制度，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但總體來看，作為一個完備的住房保障體系的重要部分，現行的住房金融仍需大力改革和完善。

（1）強化公積金制度

第一，強化公積金的強制儲蓄力度。2002年修訂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中規定“職工和單位住房公積金的繳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職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資的5%”，從現在來看，這個比例太低了，應該適當提高繳存比例。雖然現在不少地方的比例已提到8%的水平，但仍然偏低。按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看，應該將繳存比例提高到25%左右比較合適。

第二，提高公積金的互。當前應盡快加強公積金的互，放寬對中低收入居民的貸款條件，不僅能給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購房提供支持，也有利于提高公積金的資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公積金的保值增值，為政府解決住房問題提供更多的資金來源。

（2）建立政府住房金融機構

作為商業性的住房金融機構，其行為受市場機制的制約，其目的是趨利避害，不愿經營低利潤、高風險的貸款服務。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商業住房貸款，中低收入居民的貸款正表現為這種特征。因此，必須建立非營利性的政府住房金融機構作為商業住房金融金構的補充。專門的政府住房金融機構其主要職能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為投資建設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等的開發商提供政策性的優惠利率貸款，從資金上鼓勵支持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的興建，降低其投資資金成本，以有效增加公共性住房的社會供給總量。

第二，為中低收入階層購房貸款提供政府擔保，可以建立專門的風險基金，解決中低收入家庭購房貸款難的問題，增強中低收入家庭的購房能力。

第三，為其他專門性的住房金融機構提供財政貼息或低息貸款。

（四）健全住房保障法制建設

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的住房福利化，現代意義上的住房保障是最近幾年才產生的，法制明顯滯后，目前已經制約了我國整個住房產業的健康發展，應盡快加強住房保障法律的體系建設。

（1）在憲法和民法中強調公民居住權的規定。我國現行的《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四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完全可以在此基礎上增加“國家保障公民的居住權，國家致力于改善公民的居住條件，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條件。”等有關公民居住權的條文，從而提高國家和社會對于公民居住權的重視和責任，也為專門性法律的制訂提供最基本的依據。

（2）制訂專門性的住房保障法律。當前，我國亟需建立此類的《住房法》從根本上明確我國的住房保障發展目標、計劃，住房保障實現的方法、機制，政府的責任等原則性的法律規定，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住房保障真正進入有法可依的發展軌道，確保整個住宅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結束語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一個重要內容。住房保障制度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應將作為現階段的政策目標，并在實踐中努力尋求自身的完善與發展，不斷提高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

參考文獻

[1]鄭功成：《社會保障學——理念、制度、實踐與思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2]林嘉：《社會保障法的理念、實踐與創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時殷弘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4]褚超孚：《城鎮住房保障模式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5]遲景明、孫波：《社會保障權的基本概念辨析》，載《大連海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6]李樂平：《社會保障權的界定和歷史考察》，載《玉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6年第27卷。

[7]李樂平：《論社會保障權》，載《實事求是》，2004年第3期。

[8]唐政秋：《社會保障權探微》，載《行政與法》，2005年第4期。

[9]賈智蓮：《社會保障政府責任的探討與現實選擇》，載《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

[10]劉家強、唐代盛、蔣華：《中國新貧困人口及其社會保障體系構建的思考》，載《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社會保障制度》，2006年第l期。

篇（11）

這一消息不啻于一顆深水炸彈，對于經濟適用房開發商和客戶都有重大影響，加上不久前有關經濟適用房被叫停的不實傳聞，經濟適用房又成為大家的關注目標。日前，本報記者采訪了有關人士，就一些頗受關注的話題進行了探討。

“調研”折射經濟適用房四大痼疾

自打有了經濟適用房，很多難以承受商品房價格的工薪家庭實現了買房的愿望，經濟適用房對北京人居工程的推進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但是在經濟適用房的開發銷售過程中，也暴露了一些問題，這次三部委聯合調研主要針對的就是以下四個問題。

1、經濟適用房成了投資者的香餑餑

經濟適用房屬于一種特殊的政策性住房，其購買對象針對的是無住房的中低收入者。但國家有關經濟適用房的政策一出臺，即被一些頗具“投資眼光”的人咬住不放，不惜打破頭，也要蹭進“窮人”行列，和真正的中低收入者同步競爭，爭分經濟適用房這杯“羹”。這種情況在北京很多經濟適用房項目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在本市兩個最大的經濟適用房項目回龍觀居住區和天通苑的社區內，有車一族占相當的數量，不少經濟實力雄厚的購房者都通過各種關系拿到了這兩個項目的房號。

而經濟適用房的二級市場準人的門檻較低更是讓一些地段、交通比較優越的經濟適用房的投資價值彰顯，因為只需繳納3％的土地出讓金即可將經濟適用房轉讓出去。即使不轉手，收取房租也可以獲得相當不錯的投資回報率。

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開發商說，在其銷售的一個本市大型經濟適用房項目中，有1／3的客戶是有相當經濟實力的，一些客戶都是開著自己的私家車前來交納房款、簽約。

2、面積過大，個別經濟適用房項目定位遭受爭議

此次調查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飽受爭議的經濟適用房面積過大問題，例如一套160多平方米的房子總價在50萬元左右，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工薪家庭的支付能力。瑞海新城銷售經理李薇告訴記者，經濟適用房的總價應該控制在30萬以內是比較合理的。因為除去房款，還要繳納和商品房一樣的契稅、維修基金，入住之后還要進行裝修等等，這部分費用對工薪家庭而言也不是小數目。

從另一個角度說，這種大戶型已經根本背離了經濟適用房開發的初衷。根據負責公積金貸款管理的北京市住房資金管理中心提供的資料，一個三口之家的平均居住面積在80平方米左右，鑒于此，在2002年北京市住房資金管理中心還降低了公積金的最高貸款額度，由39萬降到了29萬。

顯然，諸如復式這樣的超大戶型使經濟適用房并不“經濟”。

3、監控不力，放號引發投機

經濟適用房另一個屢禁不止的現象就是絕對的賣方市場導致的炒賣房號。

由于“物美價廉”，北京市經濟適用房一直處于一種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狀態，而經濟適用房的放號認購使得房號變得值錢起來，由此引發的炒房號也成了北京樓市的一大怪現象。

回龍觀、天通苑以及翠城都有這種現象發生，一個房號炒到了1000元不止，有些投機者甚至花錢雇人去排隊拿號，然后再倒賣出去。此類事件讓有關部門一直頭痛不已。

4、排隊領號，買套經濟適用房不容易

3月中旬，西二環經濟適用房樂城放號認購，很多人從清晨便冒雨開始排隊；而去年翠城三期放號時有人排隊三天三夜也頗令人感慨，買套經濟適用房真的是不容易。

由于經濟適用房采用統一售價，不論戶型的朝向與樓層都賣一個價錢，那么能夠先拿號去選房當然要合算得多。為了平衡這種矛盾，經濟適用房集中放號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即將在回龍觀北側開發一個10多萬平方米經濟適用房項目的北京宏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韓林峰說，政府開發建設經濟適用房的目的主要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困難問題；二是平抑北京居高不下的房價。

他認為，經濟適用房的出現對房地產市場的競爭規則有一定的影響，從居住角度來說，經濟適用房產權上的不完全并不重要，在未來上市交易時也沒有苛刻的限制，這都會對商品房市場產生沖擊。

開發辦一位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政府在經濟適用房的開發建設中也有很多難處，一直在積極地解決過程中，特別是針對現在經濟適用房開發中議論比較多的一些問題，相關的解決措施正在醞釀中，不久將會出臺，但目前還不能透露，希望各方理解。

北京東部——經濟適用房新熱點

盡管有關經濟適用房的局勢開始變得撲朔迷離，但并沒有攔住經濟適用房開發的腳步。作為經濟適用房開發的熱點區域，今年京東地區將出現600萬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新老項目將達到八個之多。

其中，大成房地產在推出青年路小區二期20萬平方米后，又將拿下通州次渠鎮的100萬平方米（還有城西長安新城二期30萬平方米）；金隅嘉業在推出京通路雙惠小區三期50萬平方米后，又將建設東壩地區170萬的朝陽新城；城建集團將在定福莊黃渠推出140萬平方米；百環房地產在雙井橋北人廠將推出80萬平方米；住總集團在京沈高速垡頭推出翠城二期20萬平方米；城開集團在四惠推出通惠家園三期20萬平方米。這樣，京東經濟適用房的總體規模達到了600萬平方米，這個數字絕對不容忽視，因為這意味著經濟適用房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開花的時代。

雖然從表面上看，這些經濟適用房各不相同，但是仔細分析一下，它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首先，價格經濟。不可否認，開發商3％的利潤和政府限價、限面積原則的出臺，都讓經濟適用房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經濟。其次，規模巨大。這些盤子不乏百萬以上的大盤，中小型的新盤也在50萬平方米以上。第三，位置較好。除了翠城位置稍偏之外，其他項目都占領了雙井、東壩、朝陽路、東四環、通州這樣的熱點地區。

最后，開發商實力雄厚。這六大開發集團無一不是業界呼風喚雨的大腕兒。正因為如此，政府才將民心工程給他們做，以盡量避免糾紛的產生。

經濟適用房帶動市場價格向下

隨著這些經濟適用房項目逐步入市，相關區域現有的普通商品房的價格將受到很大沖擊，相當一部分購買力將在這些經濟適用房上得到釋放。不可避免的是，同區域的商品房特別是在產品上沒有一定優勢的商品房將在競爭中顯露疲態。商品房新盤的上市將更加謹慎，其入市價格和平均價格都會受這些價格低、規模大的經濟適用房的影響。

經濟適用房拉低了周邊區域普通商品房的價格后，必然造成與中低端商品房的直接短兵相接。很多商品房通過提高自身產品的品質同時降低價格來與經濟適用房一爭高低，有的商品房甚至直接打出了“挑戰經濟適用房”的口號。比如，通州的世外桃源，多層板樓精裝修均價僅售2980元，這就使得此項目難言優勢。也就是說，在地產業激烈競爭的今天，經濟適用房面對的競爭面越來越大，普通商品房不但在產品上精益求精，在價格上同樣不占多大劣勢，經濟適用房先天的價格優勢正在縮校在人們的印象中，經濟適用房就一定“經濟”的觀點也隨著今日家園、長安新城、松園小區等高價位大面積經濟適用房的出現而產生了動遙在瑞海新城的2280元超低價把人們的胃口再一次提高到一個底限的時候，一旦新的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與人們的期待形成了一定落差，必將影響到購房者對經濟適用房的信任度和好感，轉而投向低價位的商品房。

近來雙井一帶就正在成為北京東部樓市的焦點，珠江、富力以及今典集團的蘋果社區已經在此地刺刀見紅，但還有一個對于這幾個項目共同的威脅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流傳，就是在雙井與勁松之間，將建設一個規模在80萬平方米左右的大型經濟適用房社區，由北京經濟適用房百環家園的開發商投資開發，目前價格還沒有最后確定，但根據北京關于經濟適用房最高限價的有關規定，價格應該在4000元／平方米左右。

記者日前在富力城新落成的售樓處就這一問題采訪了富力城的總經理謝強，謝強表示，經濟適用房在產品的檔次、服務以及客戶群方面與富力城都不是一個層面，兩者之間不會有激烈的競爭。

但是據一位業內人士說，經濟適用房雖然與中高檔商品房的客戶群有差別，但畢竟也有重合，特別是不少投資客戶買套經濟適用房投資在北京并不是稀罕事。勁松的這個大型經濟適用房不僅對富力，對蘋果社區、珠江等項目都將有影響，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北京宣興房地產開發公司王煜霖對記者說，樂城經濟適用房的土地本來是由宣興公司開發，前期已經基本做完，但后來政府又要求宣興公司將士地轉讓給中房集團開發經濟適用房。他還透露，在樂城項目開發后，有幾家原打算開發商品房的開發商都打起了退堂鼓。

這種商品房對經濟適用房敬而遠之的現象在北京并不少見，特別是一些規模比較大的經濟適用房對中檔商品房有很大的殺傷力。以至于現在北京流傳著“經濟適用房殺傷力達周邊兩公里”的說法。

透過這種現象，反映出政府在經濟適用房開發的宏觀調控上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富力城的例子就最為典型。一方面政府以不菲的價格招標出讓一塊土地，另一方面卻將附近的一塊土地轉而開發經濟適用房，對商品房而言似乎有失公平。北京宏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韓林峰認為，開發經濟適用房的思路總體沒有錯，只是房地產的不規范使得經濟適用房在開發過程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政府雖然對經濟適用房開發面積有一個宏觀的計劃，但在經濟適用房具體的地段選擇上卻沒有一個相對完善、周密的開發計劃等等。

但韓林峰也指出，經濟適用房開發有固定的手續，都是由開發商申報經濟適用房項目然后由政府批準，其他開發商有能力獲知這種信息，如果忽視這種信息，勢必會給后來的開發銷售帶來難度。

經濟適用房不再為富人服務

針對目前經濟適用房出現的諸多問題，政府今后將加大監控的力度，力求實現經濟適用房對位銷售，避免出現經濟適用房不“經濟”、炒號投機等不良現象。

一位經濟適用房項目開發商告訴記者，他們得到的消息是今后有關部門對經濟適用房購買者的資質審查將越來越嚴格，不過具體措施尚在制定過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有錢人買經濟適用房不會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為了解決炒號等投機現象，一些經濟適用房也采取了自己的措施。

頂秀欣園在一期的銷售中，把有購買二期要求的客戶進行了登記，并提前準備二期的有關資料，在二期開盤之前，將樓書、模型、戶型等基本資料提前明示給這些客戶并再次登記確認，同時按照不同的要求和登記時間進行排列。在二期開盤前電話通知這些登記的客戶，開始認購，每次通知100余戶，10天之內必須認購，否則作廢，其中登記確認一律采取實名制。

該項目銷售經理李越表示，這種操作雖然比較煩瑣，但不僅避免了排隊拿號的過程，同時實名制的登記方式也有效地遏止了炒號現象。

但頂秀欣園的規模不大，很難想象一個百萬平方米的項目采用這種做法的工作量有多大，瑞海新城一期放了一萬多個號，銷售經理李薇對此表示目前還沒有更好的辦法能夠替代這種集中放號的銷售辦法，特別是一些大規模開發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