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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西方經濟學而言,資源的配置問題是其主要聚焦點的所在,從本質上看,西方經濟學屬于一種生產力經濟學;而在經濟學中,勞動解放是其主要的聚焦點,它的本質是指生產關系的存在。由于雙方在聚焦點上存在著這樣的差異,使得雙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質。
貫穿西方經濟學的軸心與主線是資源配置的稀缺性與最大化問題的研究。盡管在近些年來西方經濟學的學派紛紛建立,各大學派中對西方經濟學中各自觀點與見解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各個學派在西方經濟學方面卻都存在著相同的觀點。曾有英國經濟學家指出:“經濟學是一種將人類行為當做目的和擁有不相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存在的一種關系研究科學。”為此,有人將西方經濟學定義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一種科學。
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問題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宗旨所在,這就決定了西方經濟學擁有一定價值中的特性,在這方面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認為:“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利用稀缺手段去實現既定目的的一種行為。為此,對于各種所要實現的目的而言,經濟學所處的地位都是中立的;如果要實現某一種目的,那么稀缺手段的應用是必不可少的,這也是經濟學家所關注的一種重要的現象。要知道,經濟學更加注重的稀缺手段的應用,并不考慮目的的本身,但是它的理念也有很多人認可。
將二者比較起來看,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存在著相反的理念。在經濟學當中,研究的重點問題是探索勞動解放的根本途徑的研究。實現勞動解放是經濟中最為根本性目的。為此,在現代社會中,資本與勞動之間存在的關系是其社會體系所要圍繞的重要的旋轉中心。也正是由于這一點的存在,勞動關系成為經濟學中所要重點關注的一種關系。這個問題之所以得到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重視,其原因在于:首先,資源配置工作僅僅是一種手段,勞動解放即對人的解放以及人的發展才是最終所要實現的目的所在;其次,要消滅階級剝削、更好的去實現勞動解放,才能夠將生產力發展中的束縛因素真正的消除,從而真正的實現資源配置。如果生產力中的一些束縛無法被真正的消除,那么必然無法達到資源配置的既定目標,社會發展必定會受到一定的阻力。
事實上,在我國經濟學不僅關注目的的實現情況,還重視手段的應用情況。如果沒有手,目的必將不會完美的實現,在實現的過程中必將會有重重的困難,也正是由于這一點,才給予了資本主義所存留的歷史作用一定的肯定。如:在談到只有資本家作為人格化資本的時候,肯定其具備一定的歷史價值。
二、從理論上看,西方經濟學與經濟學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難題
伴隨冷戰的結束以及兩大陣營的終結等等,意識形態的交鋒情況得到了一定緩解,為此,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融合已經成為發展的必要性所在。但是,兩者都面臨著一定的理論難題。
怎樣去更加科學的論證公有制的經濟效率等方面的問題是經濟學所面臨的理論難題。盡管經濟學能夠暫時的拋開傳統理論以及一些傳統的觀念,堅持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的經濟發展效率,但是依舊無法克服經驗事實中存在的矛盾與張力;雖然在價值方面按勞分配原則比較完美,并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但是,問題也接踵而來,如:理論原則要怎樣轉化為客觀經驗事實等?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盈余管理一直是財務會計實證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問題,取得的豐碩研究成果對于完善會計準則的制訂和執行、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和優化資源配置均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會計信息越重要,由于會計信息具有經濟后果性,其就越有可能被盈余管理所利用。在盈余管理實證研究中,盈余管理測度方法的確立是影響實證研究質量的一個關鍵因素。對此,國內外學術界研究并提出了許多方法和模型,但各種方法的合理性仍存在爭議,并不存在一個通用的完美的盈余管理測度方法。本文欲對當前盈余管理實證研究中常用的測度方法做一歸納和比較,以便在以后的實證研究中更好的選擇和完善,從而提高實證研究的質量和研究結果的準確性。
一、常用的盈余管理測度方法
盈余管理的測度方法和盈余管理的類型以及實施手段密切相關。目前學術界對于盈余管理的含義尚未取得一致的結論,但大都認為盈余管理主要包括兩種類型,即應計項目盈余管理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針對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研究人員現已提出的盈余管理測度方法主要有四種類型,即總體應計利潤模型、特定應計利潤模型、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計量模型和盈余頻率分布法。
(一)總體應計利潤模型
總體應計利潤模型是盈余管理實證研究中最常用的測度和檢驗方法,并且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和發展。常用的總體應計利潤模型主要包括:
1.Healy模型和DeAngelo模型。Healy作為盈余管理實證研究的開拓者,他主要是通過比較不同樣本的平均總應計利潤來測度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Healy模型首先假設企業的盈余管理是任意會計期間都會發生的系統;同時假設企業的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產生是均衡的,若干期的操控性應計利潤遵循隨機游走的特點,但從長期來看,操控性應計利潤之和應為零。在這兩個假設條件下,將過去幾年總體應計利潤取平均值并作為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估計值,然后用被檢驗年度的總體應計利潤減去該估計值,即得到本年度的操控性應計利潤。Healy模型就是用操控性應計利潤作為衡量企業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標。DeAngelo模型從本質上可以被看做是Healy模型的特例。與Healy模型不同的是,它假設被檢驗年度的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和上一年的總體應計利潤相關,因此,它是用上一年的總體應計利潤作為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估計值,然后用本年的總體應計利潤減去該估計值的差額來測度企業被檢驗年度的盈余管理存在性和水平。
2.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Jones首次考慮企業經營環境的變化對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影響,他經過分析提出營業收入變動額和長期資產是影響應計利潤的兩個重要因素,即非操控性應計利潤是營業收入變動額和長期資產的函數。Jones模型通過控制企業的收入變化、長期資產來反映經濟變動和企業特征對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影響,以更準確地分離操控與非操控性應計利潤金額來測度企業盈余管理的存在性和程度。
修正的Jones模型,從狹義上講,是Dechow等人提出的,他們認為Jones模型忽視了企業管理當局可能利用應收賬款來對主營業務收入進行操縱,從而達到操縱報告盈余的目的。因此,修正的Jones模型指出在估計非操控性應計利潤時,應該從主營業務收入中剔除應收賬款的影響。從廣義上講,是所有對傳統Jones模型改進的模型。比如,由 DeFond 和 Jiambalvo提出的截面Jones模型,由Dechow、Sloan 和 Sweeney提出的分行業Jones模型等。
(二)特定應計利潤模型
和總體應計利潤模型相比,特定應計利潤模型不是利用總體應計項目,而是通過一個特定的應計項目或者一組特定的應計項目來建立計量模型,以此來測度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這些特定應計項目在企業總應計中所占比重很大,預期管理人員的操縱會反映在這些特定的應計項目上。研究人員會憑借專業的會計知識和對行業特殊性的把握,較為全面準確地識別出特定應計項目的影響因素,以更為精確地分離操控和非操控性應計,達到測度盈余管理行為的目的。
(三)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計量模型
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是盈余管理研究領域近年來新興起的一個研究方向,它目前常用的測度方法類似于應計項目操控計量模型。企業經營活動變化所帶來的收益,一部分來自于正常的經營決策,另一部分可能來自盈余管理目的的人為構建。當前模型構建的思路是先利用以前年度數據對當年正常經營活動狀況進行估計再與實際值比較,原估計的經營活動正常損益水平與實際數據間的差額就是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數額。比較典型的是Roychowdhury借用Dechow等人提出的應計模型推導出經營現金流量、酌量性費用和制造成本的正常預期水平,用實際偏離正常預期的異常經營現金流量、異常酌量性費用和異常制造成本去計量真實盈余管理水平。
(四)盈余頻率分布法
盈余頻率分布法最早是由Burgstahler和Dichev提出的,他們是通過研究管理后盈余的分布函數來測度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不需要區分充滿噪音的操控和非操控性應計項目,它主要采用直方圖和統計檢驗兩種手段。管理當局為了達到特定盈余目標,在該盈余數字的狹小區間內盈利的分布會產生跳躍,低于該數字的觀測數少于預期,而高于這個數字的觀測數超過預期。這種方法首先假定未經管理的盈余大致呈正態分布或者密度函數是光滑的,如果管理后的盈余明顯不符合這一形式,就說明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為。
二、盈余管理測度方法的比較和分析
(一)前提假設
總體應計利潤模型和特定應計利潤模型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基礎之上,公司會計利潤中的經營現金流量未被管理,而只有應計項目是被管理過的。原因是,由于會計核算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因此企業的會計利潤就由經營現金流量和應計利潤兩部分構成,理論上盈余管理可以通過操控經營現金流量和應計利潤兩個途徑來實現,但盈余管理研究者最初普遍認為現金流量的操縱成本過高,而會計準則賦予管理當局的選擇判斷空間使應計利潤成為相對便利的操縱手段。但是,應計利潤并非全部是盈余管理所致,兩種應計利潤模型就是要分離出企業管理當局操控的應計利潤,以可操控應計利潤來衡量盈余管理的水平。
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計量模型是建立在近年來研究人員針對實際管理人員問卷調查時的發現,他們更傾向于采用較為隱蔽的真實活動操控來實現盈余管理目標。原因是,隨著會計準則的不斷完善以及應計項目具有回轉特性,利用應計項目操控利潤將會制約企業管理者進行持續盈余管理的能力,因此應計項目操控不再是盈余管理的首選方式,管理者更愿意通過操控企業的真實活動來管理盈余。
盈余頻率分布法假設未經管理的盈余大致呈正態分布或者至少密度函數是光滑的,如果管理后的盈余明顯不符合這一形式,就說明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為。原因是由于諸多噪音的存在,很難找到合適的方法準確地從總體應計利潤中分離出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因此該模型是通過觀察盈余分布在閾值點左右的連續性,來直觀判斷盈余管理行為的存在性。
(二)模型功效
總體應計利潤模型在盈余管理研究中得到了最廣泛的運用,并且不斷發展出新的修正或擴展模型。它通過不斷改進計量方式來更好地分離出受管理當局操控和其他客觀因素影響的應計利潤,提出用可操控性應計利潤來測度盈余管理,為盈余管理能夠得到實證檢驗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但是,該模型的局限性也非常明顯。一方面,該模型并沒有嚴格的經濟學和財務學理論基礎,其設定效果和檢驗能力始終備受學者的懷疑;另一方面,由于受宏觀經濟變動和內部經營環境變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可操控性應計利潤的分離和準確度量始終是個難題。
特定應計利潤模型首先有助于識別出對企業利潤具有重大影響的特定應計項目,較為準確地識別出盈余管理的常用手段,從而為準則制定者提供直接的證據;其次在應計利潤分離方面,有助于建立擬合度更優的模型,減少模型的設定缺陷,從而提高檢驗能力。但是該模型的運用需要研究者具備較高的行業制度背景知識和對會計準則的熟練把握。
當前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計量模型主要是受到應計項目盈余管理計量的影響,它對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實證檢驗提供了一種思路。其缺點也類似于上述兩種模型,如何區分基于效率考慮的決策行為和機會主義動機的決策行為,即如何分離真實活動操控部分的利潤金額是該方法的難點。
盈余頻率分布法不需要設定應計模型,其研究結果可以用圖表直觀的呈現來估計盈余管理的頻率,這樣就可以避免應計模型在模型設定上的一些缺陷;同時對部分真實活動操控引起的盈余管理也能識別。但該方法也有很多局限性,一方面該模型運用需要設定閾值點,但閾值點的設置和盈余間隔大小的劃分存在很大的主觀性,函數的不連續性也不能完全歸因于盈余管理;另一方面該模型只能檢測出公司是否進行盈余管理,但是無法檢驗出盈余管理的具體手段及程度。
(三)適用范圍
通過對各種模型的建立前提以及運用功效的比較和分析,不難看出每種模型都有其優點和缺點,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使用才能取得較好的檢驗結果。總體應計利潤模型研究的是所有應計項目,它以總體操控性應計利潤來測度企業盈余管理的存在性和程度。如果要研究某個或某些特定行業的某個或某些應計項目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則需要采用特定應計利潤模型。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計量模型主要是用來檢驗企業是否存在通過真實活動操控來影響企業的經濟業績以及影響程度的大小。如果只需檢驗盈余管理的存在性而不需要估計盈余管理的程度,則采用盈余頻率分布法更為直觀和簡單。
三、啟示與展望
(一)完善控制變量,減少噪音影響,提高現有模型的檢驗能力
從以上比較分析不難看出,各種計量模型的共同點是難以消除的噪音影響,這也是實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總體應計利潤模型和特定應計利潤模型中操控性應計利潤部分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而難以準確的分離,盈余頻率分布法的盈余分布函數也很難剔除其他因素所導致的盈余分布函數的不連續。今后的研究要不斷改進控制變量的選擇以減少噪音的影響,同時要對原有模型方程進行不斷的修正減少計量的誤差,從而提高測度計量模型的設定效果和檢驗能力。
(二)多方法并用,提高盈余管理測度的準確性和論證的說服力
截至目前,對如何測度盈余管理還存在很大爭議,單一完美的盈余管理測度方法并未形成。但是,已有的各種測度方法均有其各自的優點,比如盈余頻率分布法雖然不能識別盈余管理的程度,但是在測算盈余管理存在性方面就比較直觀和簡單,并且可以回避可操控性應計利潤的分離問題。因此,在測度檢驗中,可以根據具體的研究對象及其應計利潤特征,多模型并用,發揮各自的優點,以提高盈余管理測度的準確性和論證的說服力。另外,除了計量模型之外,還可以考慮采用實地考察、問卷調查、報表分析等其他方法對盈余管理進行研究,這樣可以對更具體的企業和業務進行盈余管理情況的檢驗。
(三)創新測度計量模型,實現盈余管理研究理論和實際相一致
應計項目盈余管理的研究一直是國內外盈余管理研究的主流和熱點,因此也推動了應計項目盈余管理測度計量方法的發展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近年來的一系列理論和實際證據表明,傳統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難以滿足管理當局操控盈余的需要,已不再是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首選方式,更為隱蔽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作為一種新的盈余管理方式逐漸受到管理者的青睞。因此,盈余管理的實證檢驗和企業實際出現了偏差,傳統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測度檢驗通常假定經營活動現金流量不會縱,完全忽略了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影響,其研究結論的合理性就值得商榷。今后的盈余管理測度研究中,要重視應計項目盈余管理與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內在聯系,創新測度檢驗模型,實現盈余管理研究理論和實際的真正一致。
一、盈余管理的內涵界定
一個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以及財務狀況的變動主要是通過財務報表來傳達給外部信息使用者。在這個信息傳遞的過程中,會計準則允許管理層運用他們的的知識和職業判斷來編制報表。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審計的不完善性,管理層在利用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表的同時,也給盈余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活動空間。目前,理論界對于盈余管理的定義尚無統一認識,國內外學術界廣為引用的有以下代表性的觀點。
(一)Schipper對盈余管理的定義 Schipper將盈余管理定義為:有目的地干預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Schipper 1989)。Schipper在定義盈余管理時,雖然沒有明確地對盈余管理的類型進行劃分,但指出盈余管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發生在外部披露過程的任何地方,并進一步指出,如果將盈余管理的定義稍加擴展,盈余管理還應該包括真實盈余管理,即指那些利用投資或者融資決策的時間安排來改變報告盈余或其某些組成部分的行為。由此可見,Schipper實際上根據實施手段的不同,把盈余管理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會計系統提供的機會,如管理層在公認會計原則范圍內通過選擇會計處理方法而進行的應計盈余管理;另一類是通過安排研發支出水平,或者廣告支出,增加或者減少生產線等真實交易而進行的真實盈余管理。由于很難區分真實盈余管理是用來最大化股東利益,還是盈余管理,因而與應計盈余管理相比,真實盈余管理更難被信息使用者所察覺。Schipper對盈余管理的定義,突出了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獲得個人私利,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以管理層的動機或目的對盈余管理進行定義的方式欠妥,因為人的動機和意圖是內心且無法觀察到的東西,因此,信息的不對稱使得人們永遠無法為這種定義下的“盈余管理”進行變量的界定和直接測量(寧亞平,2004)。
(二)Scott對盈余管理的定義 Scott認為,盈余管理是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William.K.Scott 1997)。與Schipper對盈余管理的定義相比,Scott明確界定了盈余管理是在公認會計原則允許的范圍內,根據會計準則賦予的對會計政策的選擇權達到自利或者使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指出了盈余管理的“合法性”,這樣就把盈余管理與盈余欺詐或者說盈余舞弊區分開來。此外,Scott對盈余管理的定義更為中性,即盈余管理可能會因為管理層的自利行為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但盈余管理的應用也有可能具有增加信息含量的作用,如應計會計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現金流量的波動,從而達到提高企業市場價值的目的。但Scott對盈余管理的定義過窄,因為一個企業的盈余,不但可以通過會計選擇進行調整,還可以通過提前或者拖后實際經營決策來調整盈余,如在會計期末通過增加價格折扣或者優惠的信貸條件來加速存貨的銷售,使當期的賬面盈余得以增加。
(三)Healy和Wahlen對盈余管理的定義 Healy和Wahlen從會計準則制訂者的角度出發,認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當局運用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告和通過規劃交易以變更財務報告,旨在誤導那些以公司經營業績為基礎的利益關系人的決策或影響那些以會計報告數字為基礎的契約后果(Healy and Wahlen,1999)。在這個定義中,Healy和Wahlen明確指出了盈余管理有兩種方式,即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縱型盈余管理。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主要利用公認會計原則所給予企業在不同會計方法以及估計之間的選擇來進行盈余管理,而交易操縱型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真實的交易,通過對交易的性質、時間和內容進行刻意籌劃而進行的盈余管理行為。Healy和Wahlen對盈余管理的定義可以說是目前最全面。它對Schipper和Scott的定義進行了綜合,既包含了Schipper定義中對盈余管理類型的說明,又兼容了Scott定義中的中立性,指出了盈余管理有其成本和收益,因而Healy和Wahlen對盈余管理的定義目前是理論界研究應用最廣的。
二、盈余管理不同測量方式的比較分析
根據近二十年來國外的相關研究文獻的分析,對盈余管理采用的研究設計方法主要有即頻率分布方法、總體應計模型和特定應計模型。其中頻率分布法主要用于發現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總體應計模型主要用于發現是否存在應計盈余管理行為,而特定應計模型既可以用于發現是否存在應計盈余管理行為,還可以用于發現是否存在真實盈余管理行為。
(一)頻率分布方法 頻率分布方法的特點是通過研究管理后盈余的分布密度來檢測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這種方法首先假定未管理的盈余大致呈正態分布, 然后通過檢驗報告盈余在臨界點附近的不連續分布來檢驗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如果管理后的盈余明顯不符合這一分布形式, 就說明公司存在盈余管理。Burgstahler 和 Dichev最早應用頻率分布法估計盈余管理水平的學者,他們認為,在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況下,盈余分布函數在統計意義上是光滑的,當闕值處存在盈余管理時,闕值左邊相鄰間隔內的觀察值頻率異常低,右邊相鄰間隔內的觀察值頻率異常高,從而造成在闕值處密度分布函數不光滑或者不連續,因此,可以通過檢驗闕值左右兩側單位區間內的觀測實際數與預期數是否顯著異于零,而判斷盈余管理程度(Burgstahler and Dichev 1997)。在Burgstahler和Dichev研究的基礎上,Degeorge等(1999)提出了利用分布函數來檢驗盈余管理行為,這幾位學者構建了一個模型,通過對報告盈余分布密度的T檢驗來驗證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頻率分布法是從宏觀層面提供了樣本整體盈余管理幅度和頻率的相對比例,因而頻率分布法的突出優點就是,僅僅通過檢查盈余的分布就可以鑒別出哪些公司有盈余管理的行為。但運用這種方法來計量盈余管理無法獲得關于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或者程度的信息,因而研究結果無法進一步用于盈余管理的動機、手段、程度、經濟后果、市場識別、限制因素等各方面的研究,應用領域較為狹窄。
(二)總體應計模型 總體應計模型試圖根據總體應計利潤和其解釋性因素之間的關系來界定哪些應計利潤是操縱型的,即用一定的模型將總的應計利潤分離為不可操控性應計利潤和可操控性應計利潤,并用可操控性應計利潤來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這方面的研究最早起源于Healy(1985)以及DeAngelo (1986),他們分別用總應計利潤和總應計利潤的變化來衡量管理層對盈余的操縱程度。繼Healy和DeAngelo之后,Jones(1991)引入回歸分析方法,通過控制影響總應計利潤中的非操縱型因素,在總應計利潤和銷售收入變化以及固定資產的變化之間建立了一種線性關系。表(1)匯總了總體應計模型的幾個代表人物及其模型。總體應計模型的特點是將會計盈余分為經營現金流量和總體應計利潤兩部分,同時又將總體應計利潤按照操縱程度的難易劃分為操控性應計利潤和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兩部分,操控性應計利潤即代表盈余操縱的程度。但由于操控性應計利潤是不可觀測的,因此,通常是先設計一個模型來計算非操控性應計利潤,然后比較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和總應計利潤的大小,如果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小于總應計利潤,就證明存在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量就是二者之差。總體應計模型是從微觀層面提供了樣本個體盈余管理計量的絕對值,它的主要優點在于可以綜合反映企業的各種應計操縱行為,如會計估計和會計方法的變化,從總體上把握一個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計量相對簡單,對研究企業沒有特殊要求,計算出來的結果更具有普遍性。Bartov,Gul和Tsui(2001)利用操縱性應計利潤和收到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對這幾種計量模型進行了檢驗和評價,檢驗結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能夠更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但由于影響應計利潤水平的因素太多,而現有的截面Johns模型和修正的截面Johns模型僅僅考慮了資產規模、收入增長等因素,沒有考慮負債、盈余預期增長速度等其他經濟因素對應計利潤的影響,因而加大了計量偏差。孟越等(2011)進一步指出導致操縱性應計利潤估計誤差的原因主要包括:企業的營運資本政策;企業的產品生命周期;企業重組;謹慎性會計原則的影響;銷售策略與客戶關系。McNichols曾經指出Johns模型僅僅控制了當年銷售收入的增長,但是沒有考慮到擁有不同長期盈余增長能力的企業其營運資本投資決策可能會有不同(McNichols,2000)。此外,根據前面對盈余管理定義的梳理,可以發現盈余管理主要包括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縱型盈余管理兩種實施手段。21世紀初,為了應對接連曝光的重大公司財務報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會危機,監管者有意識地收緊了會計準則的彈性空間,在這種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會更傾向于通過交易操縱來進行盈余管理。Cohen等(2008)研究發現,在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頒布之后,美國上市公司的會計操縱行為有所遏制,但交易操縱活動顯著增加(Cohen, Dey et al. 2008)。而目前的總體應計模型主要側重于對由于會計處理方法的選擇而帶來的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水平進行計量,對交易操縱型盈余管理明顯估計不足,這可能會影響到計量的準確性。
(三)特定應計模型 特定應計模型的特點是通過一個特定的應計項目或者一組特定的應計項目來建立計量模型, 以此來檢測是否存在盈余管理。這種方法通常用于研究某個或某些特定的行業,如銀行業中的貸款損失準備、保險公司的索賠準備等。最早應用特定應計模型來研究盈余管理的是McNichols and Wilson,他們集中對壞賬準備這一特定的具體項目進行了研究,提出如果管理者沒有進行盈余管理,也能夠對資產減值損失做出無偏估計,那么壞賬準備的當期提取額應取決于管理者根據現有信息對未來沖銷所作的合理預期,這樣根據“壞賬準備”賬戶的期初余額,當期沖銷額,下期沖銷額之間的關系可以建立回歸方程如下:Provt=α0+α1Bgbdt+α2Writeofft+α3Writeofft+1+resprovt。這個回歸方程式中的回歸殘差resprov作為壞賬計提的操控性應計,用來檢驗一個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McNichols和Wilson是將特定應計模型應用到檢測會計操縱性盈余管理,而Roychowdhury則開始將特定應計模型應用到交易操縱型盈余管理的檢測中。21世紀初,為了應對接連曝光的重大公司財務報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會危機,監管者有意識地收緊了會計準則的彈性空間,在這種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會更傾向于通過交易操縱來進行盈余管理。Roychowdhury采用異常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異常生產成本、異常可操控性費用分別作為加速銷售、過量生產和削減可操縱開支等操縱行為的替代指標來檢驗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Roychowdhury, 2006)。Cohen and Zarowin (2010)則利用 Roychowdhury (2006)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測量模型,構建了一個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總額的測量公式,認為一個企業總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程度應該是異常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與異常可操控性費用之和,或者是異常生產成本與異常可操控性費用之和。相對于總體應計模型來講,使用特定應計模型方法的一個優點是這種方法研究解釋變量與單一應計利潤項目的關系,如果解釋變量與各個應計利潤項目的關系不同,如有的正相關,有的負相關,利用總體應計利潤方法會因此產生誤差,但具體應計利潤項目可以克服這一不足。研究者可以根據對公認會計原則的理解,獲得對影響應計利潤的關鍵因素的理解,從而針對特定盈余管理手段所產生的單項操控性應計進行檢驗,降低了總體應計模型的噪音,因而在度量可操控性應計上的精確性優于總體應計模型;另一個優點是這種方法可以應用于那些更隱蔽的交易操縱型盈余管理的計量。但這種方法的缺點是運用這種方法需要研究者對制度背景有深刻的認識,如果不清楚哪些應計利潤項目縱,該方法的可行性就會大打折扣。此外,與總體應計利潤項目相比,具體應計利潤項目的操縱量更小,如果所選擇的具體應計項目不夠敏感,則會使某些實際存在的盈余管理行為無法被檢測出來。
三、結論
在盈余管理的研究方面,如何準確地測量盈余管理程度一直是個難點。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行為的測量方面。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頒布之后,會計準則的彈性空間被收緊,公司高管通過會計操縱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受到遏制,同時為了規避責任,公司高管也越來越多地采用隱蔽性更高的交易操縱型盈余管理行為達到誤導報表使用者的目的。在這種形勢下,要求理論界開發出更合理、更準確地模型來更好地衡量兩種不同的盈余管理行為。目前在盈余管理測量方面主要存在三種測量方式,盈余分布法主要適用于發現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總體應計模型主要適應于發現會計操縱性盈余管理,而特定應計模型既可以應用于發現會計操縱型盈余管理,也可以應用于發現交易操縱型盈余管理行為。但采用特定應計模型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不同手段,然后再根據不同的特定項目單獨進行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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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ones, J. J.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
(一)人力資本的特性
人力資本亦稱“非物質資本”,這種知識技能可以為其所有者帶來工資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種特定的資本――人力資本。依據人力資本的屬性,可將其劃分為顯性人力資本和隱性人力資本兩種類別。所謂顯性人力資本是指不具有知識產權的、能以極低的成本獲得的人力資本。隱性人力資本是指存在于員工頭腦或組織關系中的知識、工作訣竅、經驗、創造力、價值體系等。而對人力資本的激勵的目的就是要使隱性人力資本轉化為顯性人力資本,即使人力資本愿意將隱性的人力資本轉化為企業可以分享的顯性的人力資本,使人力資本結構化并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二)報酬激勵的內涵
是指包括內在報酬和外在報酬在內的廣義的激勵策略,內在報酬包括職權和機會等方面,外在報酬包括工資、獎金、福利、股權等。員工持股計劃等歸屬與外在報酬范圍。據知識管理專家瑪漢?坦姆仆經過大量實證研究后認為:激勵知識型員工的前四個因素為個體成長、工作自主、業務成就和金錢財富,還有國內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彭劍鋒教授[1]《中國企業知識型員工激勵機制實證分析》中指出,在知識經濟時代下,對員工的激勵點在報酬激勵、文化激勵、組織激勵、工作激勵上效果最佳。
(三)人力資本與經營業績關系
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一種比物質資本更能推動經濟增長的資本,對企業收益的貢獻大大高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理論被美國經濟學家瑪麗?鮑曼稱為“經濟史上的革命”,認為它開創了經濟學的新紀元,揭示了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奧秘。1980年的調查結果表明實行員工持股計劃的企業的利潤比一般公司高出50%,倒閉率低9%,提供的就業機會也比一般公司多2-3倍。
(四)人力資本產權理論
人力資本的理論認為,在現代公司中所有者和經營者一般是分離的,兩者是委托人與人的關系,與公司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這種情況下,只有委托人構造一種激勵機制,以促進人按照委托人意愿行事,從而達到降低公司成本,實現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目的。人力資源理論中產權理論的研究表明,當所有者利益與經營者利益分離時,二者并不會自然趨于一致,這種利益沖突的結果總是有利于經營者一方。解決這一矛盾的有效措施是采取一定形式的重新劃分產權的方式或方法,讓經營者擁有公司股份,使之成為所有者之一,從而達到所有者與經營者相一致的目的。
從以上理論分析,得出企業如何從一般性的競爭力轉向持續性的核心競爭力,進而取得經營業績上的最大勝利,關鍵是對決定企業發展的關鍵資源要素―人力資本如何進行有效的報酬激勵。因此,通過評估、度量和計算人力資本,設計一個可操作的、更加有效與合理的促進企業增長與發展的報酬激勵機制,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最大研究課題。
二、目前基于人力資本報酬激勵的制度比較
(一)基于人力資本報酬激勵制度的類型介紹
1、企業利潤分享制
是指企業所有者和企業職工共同分享企業利潤的一種純收入分配模式。實行利潤分享制的企業,定期按照一定的比例將企業利潤分配給職工。這種純收入分配模式的特點是,企業職工只參加企業利潤的分享,不承擔企業虧損和經營風險,企業根據贏利狀況決定是否進行利潤分享、利潤分享的比例和分配方法。企業利潤分享制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僅僅在一部分企業和高級經理階層試行,70年代以后擴展到普通職工,70―80年代在美國和法國得到快速發展。
2、企業價值分享制
是指企業股票的市場價值的總值。它是一種以公司股票價值增值為基礎的企業純收益分配方式。它的特點是公司將股票分配給職工,職工和公司的其他股東一起分享公司市場價值增加(股票上漲)帶來的收入和股息,同時也承擔股票價格下降帶來的風險。它一般適應于公司股票已經上市的企業。目前在高新技術企業,股票期權已經成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長期激勵計劃的一部分),股票期權收入已經成為管理人員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3、企業所有權分享制
是指企業職工通過持有企業一定的份額或者全部的股份,同時以職工身份參加企業一般收入分配和以股東身份參加企業純收入分配的一種企業收入分配模式。其特點是職工具有員工和所有者的雙重身份,企業職工既是企業的員工,也是企業的所有者或者股東,與其他股東一起承擔經營風險,分享經營收益。
4、企業管理權分享制
是指企業職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的一種企業管理模式,實際上就是企業所有者與職工分享管理權。它與經理革命是不同的,因為職業經理的管理權來自董事會的授權,即所有權的授權,而不是職業經理與企業所有者共同分享企業管理權。而企業管理權分享制中,職工根據法律或者有關規定參與企業管理,代表全體職工利益,職工的管理權來自法規、習慣或者慣例,而不是企業所有權或者所有權的授權。目前實行這種模式以德國最為典型。
5、專業人員貢獻報酬制
指利用知識解決企業問題的職工,他們的報酬與其貢獻大小直接相關。這一分配方式主要在高新技術企業普遍運用。有關調查顯示,76%高新技術企業采取各種形式的獎勵關鍵性員工。
通過上述不同的要素分配方式之間方案介紹,得出:①企業一般利潤分配模型常常是適宜或者對應著一般生產要素參與收入的分配方式。②企業純利潤分配模型的最新配置方案,也就是國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普遍實行的期權分配方式,如通過股票期權分配方式參與企業純利潤的一般性分配。③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末期出現的股份合作制分配模式。它是人力資本參與企業純利潤分配比例最大的一種新的分配模式,是企業純利潤全部進入人力資本分配范圍的一種徹底的收益分享模式。它一般對應于創造性的高新技術企業,比較適應于風險投資基金。
(二)基于人力資本激勵的分配方式分析
人力資本分配激勵是按要素貢獻分配方案的具體化與實現形式。根據按貢獻分配方案的基本思路,不同的要素貢獻應該配置不同的要素分配方案。在要素貢獻與要素分配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的一對應的關系。正是通過這種對應的分配關系,在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要素度量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通過分配制度上的安排,提供一種要素貢獻分配的激勵方式。根據發達國家目前流行的三種主要的報酬激勵方式:股份期權激勵、員工持股計劃(ESOP)、有限合伙制。
1、股份期權激勵方式
對于股份期權激勵制度,目前國內外探討較多,并在許多企業進行了實踐。在實踐中運用,主要是作為一種經營者激勵方式與激勵制度進行制度安排的,目前這種期權激勵已經起到并發揮了較好的作用。我們認為,期權激勵能否具有效應,主要是看它所適用的條件。在一般企業激勵制度安排過程中,之所以對經營者實行股權激勵主要是因為經營者是傳統企業稀缺的智力資源或者人力資本,經營者在一般企業的價值增值過程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與作用。同時由于經營者實際上對企業經營具有的內部人控制特點,為了避免增大成本,一種最好的激勵制度安排是通過對經營者的期權激勵制度安排,使經營者目標盡量地與委托人的目標保持一致,也需要對經營者進行效用最大化的股份期權激勵制度安排。
2、職工持股計劃激勵方式
職工持股計劃應該說是股份期權激勵分配方式在對人力資本激勵的一種延伸與繼續。在這里需要區別的是一般企業與知識企業在員工持股計劃上,具有不同的激勵層次和激勵范圍要求。對于一般企業而言,員工持股計劃具有的激勵效用遠遠不及知識型企業,因為知識企業已經在許多方面具有與一般企業不同的特征。如知識企業知識員工已經替代經營者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核心,因此在一般企業與知識企業的激勵制度安排上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一般企業主要關注的是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而知識企業最為關注的是對知識員工的激勵。而從產權激勵的角度而言,員工持股激勵制度安排無疑是一種當前條件下的最為有效的一種主要激勵方式。
3、有限合伙制激勵方式
有限合伙制激勵是人力資本分配激勵的一種有效方式。有限合伙制激勵在股權結構上的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一種有限責任與無限責任相互結合的激勵制度安排,是一種資合和人合相互結合的體制。有限合伙制在分配激勵上的創新體現為,它是一種將有限責任與無限責任運用到知識型企業激勵機制分配制度上的一種創新,根據責任、風險與收益相對稱的原則,承擔無限風險責任的人力資本參與剩余收益分配。其顯著特點就是將責任與收益按照一定的承擔風險的比例進行剩余分配。正是通過人力資本風險投資的活動以及人力資本與有限風險的資本的結合,促進了高新技術領域的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
三、國外實踐對中國企業探索的啟示
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企業分配激勵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產生了新的要素貢獻分配理論,企業廣泛流行利潤分享、市場價值分享、所有權分享和管理權分享等模式。例如60%以上的法國上市公司實行利潤分享,50%以上的美國上市公司廣泛實行職工股票期權,60%-70%的美國國民持有公司股票,85%的德國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這種新的收入分配激勵模式在高新技術企業尤為普遍,其實質就是人力資本逐步獲得了與股東資本相同的分配地位和權利。
(一)根據目前發達國家企業激勵制度安排的實踐經驗,尤其是美國硅谷知識企業激勵制度安排的經驗,在現行的條件下,股份期權激勵具有激勵效用最大化的功能與傾向,是一種適應于知識員工激勵制度安排的有效激勵方式,應該成為目前條件下知識型企業人力資本激勵的一種主要激勵方式。
(二)對于員工持股計劃,在目前發達國家盛行分析基礎上,除了它能很好激勵知識性員工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對我們的啟示。其中:
1、國家立法和政策支持對推動企業制度創新活動具有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立法和政策導向直接影響到企業的具體制度選擇,立法滯后可能延緩企業改革進程。發達國家的職工持股計劃帶有明顯的政府支持、法制先行或同行的特點,尤其是減稅對勸說許多企業在短期內盡快執行職工持股計劃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2、它往往被視為職工退休計劃的一種,用于增加職工退休收入的來源。
3、在實際中,員工持股計劃(ESOP)又被廣泛用于各種各樣的公司重組活動中。包括代替或輔助對私人公司的購買、資產剝離、挽救瀕于倒閉的公司以及反接管防御。因此,還沒有真正從知識企業知識員工人力資本激勵制度安排角度充分認識這一問題。
我們認為,員工持股計劃可以也應該成為高新技術型知識企業人力資本激勵的一種制度安排,因為美國硅谷的成功實踐已經說明它是一種有效的激勵知識型技術公司與知識員工人力資本創造性的制度安排,硅谷的高科技知識型公司普遍實行員工持股計劃,員工持股計劃不僅包括經營者,還覆蓋了所有的知識員工。通過資本市場的功能與作用,使硅谷的高新技術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同時也產生了一批“科技新貴”,以員工的平均收入為例,一般美國員工的年收人為3萬美元,而硅谷的員工年平均為8萬美元。
目前國內外企業已經逐步認識到員工持股計劃通過對剩余索取權分配取得的對人力資本激勵與公司治理結構上的作用,一些學者也在期權與業績之間得到了正相關的結論。然而由于一般員工在企業價值增值過程中并不具有經營者與知識員工的功能與作用,同時也并不是一種市場稀缺型資源,同時濫用員工持股計劃結果可能還會導致新的平均主義與激勵泛化的傾向,其結果是導致激勵無效或者低效率。因此也正是上述原因導致許多人反對ESOP在國內的實施。然而,我們認為應該重新認識ESOP的作用。主要理由是因為ESOP的作用在國外是得到實踐證明的。更為重要的是,ESOP對于我國企業制度的改造、公司治理結構的創新有著重大意義。特別是對于那些高風險的高科技知識企業而言,ESOP不僅對于吸引、保留人才有著重要作用,而且也成為知識企業快速成長、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從理論淵源的角度分析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這兩大經濟學理論,二者在產生的時間上具有較大的差異,并且馬克思經濟學是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經濟學對馬克思經濟學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鑒意義。經濟學界對于西方經濟學產生的時間并沒有明確的記載和考察,在普遍的經濟學者的觀念里,以亞當?斯密的著作《國富論》問世作為西方經濟學的起點,這是西方經濟學產生的契機。而馬克思經濟學是在19世紀的后期,?Y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逐漸凸顯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馬克思經濟學是以西方經濟學作為基礎被提出的,因此,西方經濟學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并根據當時的社會問題加入了一些具體的理論知識,二者在理論淵源的方面存在著一定的聯系。
二、二者科學態度之間的比較
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是我國經濟發展重要的理論基礎,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1]。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再權威的經濟理論也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具有非常強的時代性,但是,時代一直處于發展與變化之中,而且不同的國家多面臨的經濟形勢也存在著很大的區別,因此,應該在借鑒時持有科學的態度。馬克思經濟學中有一些內容是我國在借鑒過程中不能丟棄的,比如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盡管馬克思經濟學所處的時代的市場經濟與現代的市場經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本質上卻是一樣的。與西方經濟學中相比,我國的經濟理論還沒有十分健全,因此,我國在發展社會經濟的過程中應該大膽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優秀成果,并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合理的運用。
三、二者經濟理論之間的比較
(一)經濟增長的微觀層面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主要是以價值作為理論的微觀基礎,以價值的補償現象以及實物之間的替代作為主要的內容[2]。而西方經濟學在微觀層面的研究基礎是價格,這與馬克思經濟學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的。前者將價值和價格作了明顯的區分,而后者只強調了效用和均衡價格之間的區別,而對價值和價格卻沒有明顯的區別。
(二)經濟增長速率之間的比較
在馬克思經濟學的內容中,經濟增長的速率的決定因素是工資和消費,其中,這種經濟理論認為工資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的為工人提供工作的動力。而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速率不僅受到利潤率的影響,還受到生產技術因素的影響,即經濟增長速率能通過利潤等相關因素的函數進行表示。
四、二者制度理論之間的比較
(一)制度具有的重要意義
制度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制度的重要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交集,二者的交集部分即認為經濟效率的增長,不是只有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產出這一個因素,還與制度有著非常大的聯系。制度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經濟發展,因此,二者都對制度的重要性作出了一系列的闡述。
(二)制度的范圍和內容重點
從制度的范圍的角度來看,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要遠遠大于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二者對制度的研究范圍包括正規與非正規兩個方面的內容。馬克思經濟學對制度的界定排除了意識形態層面的內容,這樣的制度定義是相對準確的,因為如果將道德層面的因素也歸納與制度的研究范圍,會造成很多的經濟問題無法界定。
(三)制度的現象與本質
現階段,鋼鐵企業沖渣水余熱回收利用主要有集中供暖和低溫余熱發電兩種方式。本文以北方某鋼鐵企業1#高爐沖渣水余熱資源為例,分別采用集中供暖和余熱發電(本文選用有機工質朗肯循環發電)兩種方案展開計算,對比了兩種方案的項目投資、投資收益、投資回收期以及節能減排綜合社會效益,可為今后鋼鐵企業余熱回收利用提供參考。
1、余熱利用方案的計算與比較
北方某鋼鐵企業1#高爐沖渣水量為2650m3/h,沖渣后水溫為85℃,平均每天沖渣12小時。
方案一:集中供暖
沖渣水經過沉淀和過濾,由循環水泵經長距離供熱管網輸送至采暖用戶。因管網散熱損失,沖渣水實際進入采暖用戶的溫度比沖渣后水溫低15℃左右,采暖用戶的供回水溫差通常為15℃,根據公式(1)可計算出沖渣水提供的有效熱量:
Q=hG(Tg-Th) (1)
式中,Q為有效熱量,KW/h;h為單位換算系數,取h=1.16;G為沖渣水流量,kg/h;Tg、Th分別為管網供水、回水溫度,℃。
可供采暖的建筑面積S由式(2)計算:
方案二:低溫有機朗肯循環(ORC)發電利用
圖1為對應的ORC循環T-s圖,如圖所示,工質在蒸發器內定壓吸熱(4-1過程),然后在膨脹機內絕熱做功(1-2過程),乏汽在冷凝器內定壓放熱(2-3過程),最后在工質泵內絕熱壓縮(4-1過程),再回到蒸發器,完成整個ORC動力循環。
(
兩種方案的綜合社會效率按國家發改委提供的數據計算:工業鍋爐煤燃燒一噸標準煤產生二氧化碳2620kg,二氧化硫8.5kg,氮氧化物7.4kg,煙塵58.7kg。
從表1可知,對鋼鐵企業沖渣水進行余熱回收,采用集中供暖的方案無論在經濟效益還是在社會效益上都要優于余熱發電方案。且經計算發現,有機朗肯循環余熱發電的效率不高,只有15%左右。因此,鋼鐵企業沖渣水余熱回收應優先考慮采用集中供暖的方案。
人性就是人身上具有的特性和屬性。人性論與管理密切相關。縱觀歷史,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各種管理活動或管理理論的產生和演變,都是以一定社會文化傳統中的人性論作為其哲學基礎和前提的。
一、早期儒家人性思想與管理觀念
關于論述人本性的問題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
1.孟子的性善論
在儒家學說發展史上,首先提出性善論的是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將仁、義、禮、智看成是每個人天生所具有的四種本能。人有了善的本性,在他的語言和體態中都會表現出來的。由此可見,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之,這并不是由某種外在力量強加于人,而是人們“良知”“良能”,孟子所謂的人性本善,是指每個人在本質上都具有向善的可能,要使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的善,需要“修身養性”,克制自己的欲望,從而達到道德的完善。
2.荀子的性惡論
在中國傳統思想史上,荀子是性惡論的集大成者。與孟子性善論的思想相反,荀子否定性善是與生俱來的,肯定性惡才是人本性所固有的本質。荀子所說的“惡”,是指爭奪、殘賊、等行為及由此產生的暴力。荀子指出人的好、惡、喜、怒、樂的情感,才是人性本有的內容。這些情感使人產生欲望,有欲望便有行動,爭斗就發生了。因此荀子說:“人之性惡,其為善者偽也。”
“性惡論”明確指出人性中“劣”的一面,主張對人的管理辦法是教化人性,變“惡”為“善”。由此他提出了“化性起偽”的著名論斷。而這一轉化需要由圣人教化大眾,而這一過程便產生了禮義,法律制度也同時產生了。荀子認為,在人的本性中,本無禮義,要經過強制的學習和思慮才能懂得。人的本性經過“化性起偽”后,是可以變善的。
從人性管理模式的角度看,二人有相似之處,孟子從人的“四端”出發,荀子從人的生理本能出發,但都可通過教育達到“善”的目的。性善論是對人的抽象的概括,而性惡論是對人的現實直接的總結。在管理上,孟子強調道德、仁義的內控和協調作用;而荀子則強調“禮義”的教育、控制功能。此外他還強調要以法律懲罰惡性不改之人,這更具有實用性。
二、西方人性論與人性管理
西方最早論及人性的是蘇格拉底。他認為,人的本性在于人的靈魂有理性,因而能追求知識。由此提出“美德即知識”。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人的本性,即所謂的“靈魂”是由三部分構成的:理性、意志和。其中理性是靈魂中最優秀的部分,它統率和指導靈魂的其他部分;意志則為理性而行動,協助理性控制;是靈魂中最低劣的部分,它的唯一功能便是服從。因此,人的本性在于理性。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就表現為“理性――經濟人”。所謂的“經濟人”就是使市場經濟得以運行的人,即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但它忽視了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情感因素的影響。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梅奧通過“霍桑試驗”,提出了“社會人”假設,就是從人道主義的立場來看待管理問題。美國科學家沙因提出了“復雜人”人性假設。即是因時、因地、因各種情況采取適當反應的“復雜人”。綜觀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其實質都是將個人看作一個工具,其目的是提高生產效率和實現管理目標。
三、比較與借鑒
建立在不同人性論基礎之上的中西人性管理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儒家思想認為,人性問題不僅是管理理論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個管理活動的中心課題。這樣,做出某種人性判斷固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卻在于如何改造這種人性。無論是孟子的“仁政”,還是荀子的“禮義之治”,都強調通過管理來塑造人性,這種人性管理可以稱之為“塑造論”。但“塑造論”也有消極的方面:它必然導致賢人政治,從而忽視制度建設,淡化法律意識。而在西方現代管理理論中,其注意力卻在于如何改變組織環境,而不在于如何改變人性。因此,西方的人性管理可以稱之為“適應論”。由于西方主導人性論是理性人和自利人,兩者的結合就必然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紛爭,為了爭而不亂,于是就發展了法律,通過法律制度來進行管理。但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和道德屬性,也就忽視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從上述可以看出,中西人性管理都是建立在不夠科學的人性論基礎之上的,因而它們也都是片面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管理中,我們提倡人性管理。而完整的、科學的人性管理應包含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人性是管理的基礎和前提;另一方面,人性又是管理的目的和歸宿。這就要做到兩個統一。第一,德治與法治的統一。第二,“適應論”和“塑造論”的統一。兩者的統一是管理的一個本質要求,也是人性管理的又一重要體現。
參考文獻:
關鍵詞:儒家思想;價值倫理;“愛”;人道主義;福利思想
一、儒家的“仁愛”思想與社會工作“愛”的價值倫理
1、儒家的“仁愛”思想
在中國古代的倫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孔子的仁愛思想。孔子曰“仁者,愛人”。對于“愛人”的要求,孔子指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實際上,孔子的仁愛思想是一種愛有差等的思想。他提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思想,主張他的“仁愛”是由近及遠、由己推人的一種愛,他的“愛”是有著“差序格局”的。正是這種思想造就了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
2、西方的“博愛”思想
西方的社會工作也主張“博愛”的思想。“博愛”(來源于基督教),簡而言之,就是對全人類普遍的愛,是一種博大的愛。基督教的“博愛”包括著兩層含義:
(1)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平等是博愛思想的基礎。人人平等才能要求每個人都要同等的以博愛之心對待別人。
(2)人是自由的,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原罪觀念要求人們通過“博愛”的方式來贖罪,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3、中西社會工作“愛”的思想的不同之處在于:
(1)在根本的人性善惡的觀念上,儒家的“仁愛”推崇的是“人性本善論”,每個人都有能力來通過自身的修行來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狀態[2]。所以,儒家的“仁愛”是自我修煉的方式和對自己的要求;而西方的“博愛”則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人性本惡論”的基礎上的,“博愛”僅是人類贖罪的工具而已。
(2)儒家的“仁愛”在本質上是一種帶有差序格局的愛,是逐漸推進的由近及遠的帶有鮮明層次的愛,越遠的層次愛的力量就越弱;而西方的“博愛”思想則認為“愛”是能夠超越身份地位和國界的,全世界的人都應該通過博愛使自己進入天堂。
(3)儒家“仁愛”的實現,首先要求個人的自我修煉,一個人只有自己在品德上達到“仁者”的標準,才能更好地去愛人;而西方的“博愛”的實現要求人們在生活中主動去愛別人、幫助別人。
二、儒家的人道主義社會工作人道主義的價值倫理
1、儒家的人道主義思想
儒家的人道主義思想是中國古代人道主義思想的基礎。儒家人道主義思想主要表現在“仁愛”思想和“孝道”思想中。
儒家的“仁愛”思想,主張將一切人都視為人來看,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權利的觀念,主張統治者“富民”、“教民”;另一方面又主張“仁者”,強調的不是個性自由、個性解放,而是壓抑、忍讓、服從,是要節制自己,遵從社會規范1,如非禮勿視、勿言勿動等。
2、西方的人道主義思想
西方的“人道主義是善待一切人的思想體系;人道主義是使人成為人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的根本觀點是,認為人本身乃最高的價值或尊嚴”[3]。人道主義的基本思想是提倡以人為中心,反對天主教會的蒙昧主義、禁欲主義和來世主義。它是人類追求真、善、美,發揚人性,把人的價值、尊嚴、權利、自由和發展放在首位的社會思想和哲學思想。
人道主義思想告訴社會工作應該怎樣看待一個人,在對待人方面應該持什么樣的態度:(1)應該尊重每一個人并且平等對待每一個人;(2)應該秉持自由的理念;(3)要博愛;(4)奉行人有自我改變的能力,要求助人自助。[5]
3、中西社會工作人道主義思想的區別:
(1)儒家的人道主義中關于個人的尊嚴、權利等的要求是統治者給予人民的權利,是上層給予下層的一種福利;而西方的人道主義認為人對于自由、權利、尊嚴、價值等的要求是“天賦人權”,是自然存在的,是人類社會的基礎。
(2)儒家的人道主義認為,君主是整個國家的主體,人民都是君主的附屬,是為了君主而存在的;西方的人道主義認為,人是社會的主體,國家只是人民選舉出來為人民服務的一個組織。
(3)儒家的人道主義對人的自由和價值的相關論述缺乏,并且其是建立在“禮”的基礎上的,在此基礎上的人才有相關的權利;西方的人道主義提出了人的自由、權利和價值等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
三、儒家的社會福利思想與社會工作福利思想的價值倫理
1、儒家的社會福利思想
孔子在《禮運?大同篇》中提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種大同理想所追求的社會形態與社會工作的目標是極為吻合的,這是孔子的福利思想。孟子主張統治者施行“仁政”,主張政府應該先救助弱勢群體。同時,提出應該“制民之產”,順應時節,使人民富足,還提出人與人之間應“出入相友,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來達到“百姓親睦”的局面。[6]
2、西方的社會福利思想
西方的社會福利是隨著工業革命發展起來的,早期的社會工作主要做的是救社會福利的工作,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大量失業人員出現,社會問題開始頻發,人們意識到個人的、零散的救助已經滿足不了這個社會的要求到19世紀后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競爭的加劇,每個社會成員都由可能淪為社會的弱者。
3.中西方社會工作福利思想的差別在于:
(1)在中國,最低層次的社會福利一般是由家族來完成的,政府組織的社會福利也是以救助型為主,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統治秩序;西方社會注重個人主義的理念,秉持契約的思想,認為政府和公民是有契約的,政府有義務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權利和享受生活的權利,政府是公民的服務機構。
(2)中國目前的社會福利的實現方式,基本上是通過個人或國家的方式,組織的作用沒能發揮很大的效果,這是社會工作在中國發展遇到的問題;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是通過國家和組織或個人這三種方式來完成的。
參考文獻:
[1] 劉強.論語[M].藍天出版社,2006.
摘要:本文通過對績效管理的傳統方法與新模式的比較分析指出,由于傳統的績效管理方法過分注重企業的財務指標,而財務指標只能衡量過去發生的事情(滯后的結果因素),但無法評估企業前瞻性的投資(領先的驅動因素),因此隨著新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傳統的績效管理方法逐漸顯現出其局限性。國際上一流公司的管理實踐表明,績效管理越來越多的被用作“戰略實施的工具”。績效管理的作用在于將企業戰略目標轉化為可衡量的績效指標,然后將績效指標從企業、部門到員工個體層層分解,以支撐和實現企業戰略。本文介紹的新的績效管理模式——平衡計分卡正是從財務、客戶、內部管理和學習發展四個角度來審視企業業績,反映了財務和非財務衡量方法之間、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之間以及外部和內部、結果和過程、管理業績和經營業績等多個方面的平衡。
關鍵詞:績效管理傳統方法平衡計分卡
Abstract:Thispapercomparesthetraditionaltoolsofperformancemanagementwiththenewones,analyzestheirdifferencesandcomestoaconclusionthatthetraditionaltoolsgivetoomuchemphasisonacorporateentity’sfinancialindexes,whichcanonlymeasurepast-occurredevents(delayedresultfactors),butcannotevaluateitsforward-lookinginvestments(leadingdrivingfactors).Asaresult,withthearrivalofthenewknowledgeeconomy,thelimitationsofthetraditionalvehiclesofmeritmanagementbecomeincreasinglyprominent.Thefrontlineexperiencesofmanymultinationalcompaniesprovidetestimonytothefactthatperformancemanagementisincreasinglybeingappliedas‘atoolforstrategyimplementation’.Itsmeritslieinthatitcansupportandrealizeacompany’sstrategyportfoliobytransformingitsstrategictargetsintosolidperformanceindexesthatcanbemeasuredandassessed,andbreakingthoseindexesdownintodifferentlayersupfromacompanyasawholetodifferentdepartmentsandindividualsforapplication.Anewperformancemanagementmodelintroducedinthisarticle,i.e.balancedscorecardisaperfectexampleincase.Itexaminesacompany’soperationfromtheperspectivesoffinance,clients,internalmanagementaswellaslearninganddevelopment,reflectingastateofequilibriumbetweensuchmultiplefactsasfinancialandnon-financialmeasures,long-termandshort-termtargets,internalandexternalstructure,resultandprocess,managementachievementsandoperationachievements.
Keyword:PerformanceManagement,TraditionalVehicles,BalancedScorecard
根據聯合國貿發中心的統計數據,在國際貿易結算中,信用證(l/c)的使用率已降至16%,在發達國家甚至降至10%以下。特別是在歐美國家間的貿易結算中,國際保理基本上取代了信用證而成為最主要的結算融資方式。而在我國,信用證使用比例近年來雖有所下降,但仍高達50%左右,部分沿海發達地區可達到40%左右,使用非信用證結算方式較少。據資料統計,目前賒銷貿易已占全球貿易總額的70%左右,賒銷貿易方式是對買方最為有利、最具有吸引力的貿易方式。貿易方式的改變在向出口商提供擴大國際市場機遇的同時,也加大了出口商出口收匯的風險。因此,深入研究國際保理與其他結算方式的優缺點,為進出口商在貿易實踐中理性選擇結算方式有著重要意義。
國際保理與托收的比較
國際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又稱保付,是指出口商以賒銷、承兌交單等方式銷售貨物時,保理商買進出口商的應收賬款,并向其提供資 金融 通、進口商資信評估、銷售賬戶管理、信用風險擔保、賬款催收等綜合金融服務。托收(collection)是指債權人(出口商)出具債權憑證(匯票、本票、支票等)委托銀行向債務人(進口商)收取貨款的一種結算方式。
兩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安全性方面
國際保理業務不僅使出口商向進口商提供了優惠的付款條件,同時也保障了出口商的收匯安全。只要出口商在保理商核定的信用額度內履行合同,由于保理商承擔了100%的買方信用風險,出口商就可從保理商處獲得無追索權的融資,將信貸風險和匯率風險都轉嫁給保理商。而在托收業務中,銀行僅提供服務,不提供任何信用和擔保。銀行在傳遞單據、收取款項過程中,既不保證付款人一定付款,也不負責審查單據是否齊全、是否符合買賣合同的規定。對貨物到達目的地后,遇到進口人拒不贖單而導致的無人提貨和辦理進口手續等情形,除非事先征得銀行同意,銀行也不負照管貨物之責。所以,托收結算方式對出口商有較大的風險,對進口商也有一定風險,特別是d/a方式下,很容易造成出口商貨款兩空的境地。從安全收匯的角度來看,國際保理業務比托收安全。
(二)費用方面
當出口商需要保理商的服務時,須交納一定的保理手續費,一般為所收賬款的1%-3%不等,視保理商事務繁簡及承擔風險的大小而定。一般而言,除要向作為出口保理商的銀行交納發票金額1‰-4‰的傭金外,還要向作為進口保理商的銀行交納發票金額的4‰-10‰,由于進口保理商承擔買方信用風險,因此傭金比例要高一些。同時,還要承擔一定的銀行費用和單據費用。托收方式下,交單靈活、手續迅捷,程序較為簡便,由于不提供任何信用和擔保,因此托收費用相對比國際保理低。
國際保理與信用證的比較
信用證(letter of credit, l/c),按國際商會《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2007年修訂本(ucp600)的規定,指一項不可撤銷的安排,無論其名稱或描述如何,該項安排構成開證行對相符交單予以承付的確定承諾。國際保理與信用證均可以為買賣雙方融資,但兩者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手續、費用、成本方面
在國際保理業務中,進口商不辦理任何手續,也不承擔任何費用,而是由出口商在合同簽訂之前,與保理商簽訂保理協議,出口商承擔相關的保理費用。在信用證業務中,進口商要辦理信用證的開證手續,承擔信用證的開證手續費及保證金。保證金的比例不等,小 企業 的保證金往往為開證金額的10%-60%,有的甚至高達100%。進口商在申請開證時,還要支付開證金額1.5‰左右的手續費。出口商要承擔催證、審證、改證等一系列單證手續,貿易實踐中,還要承擔信用證的通知、匯票的承兌等項費用。保理業務與信用證相比,費用上大致相差不多,但保理業務中進口商無須辦理開證、改證等繁雜手續,大大簡化了進口手續,提高了效率。
(二)進口商資金占用方面
保理業務可使進口商免交信用證方式下的開證保證金及有關的銀行費用,而且利用賒銷的優惠付款方式,進口商可以在收到貨物甚至將貨物出售后再行付款。這樣避免了資金占壓,加快了資金周轉,降低了經營成本。在信用證業務中,開證行在開立信用證時,通常向進口商收取一定數目的保證金,由于信用證結算的周期較長,該資金被銀行占用,影響了進口商的資金周轉,加重了進口商的負擔。
(三)業務范圍方面
保理實際上是一種融結算、管理、擔保、融資為一體的綜合業務,本質上是一種債權轉讓。在信用證業務中,銀行的功能就是在“相符交單”的情況下付款或融資。可見,國際保理的業務范圍基本覆蓋了信用證的業務范圍,而且比信用證的功能要強。
(四)付款保證方面
在國際保理業務中,出口商發運貨物后,將全部單據如發票、運輸單據等直接寄給進口商,提交保理商的僅僅是發票副本,由保理商依據發票副本向進口商收取貨款,進口商在付款到期時將全部款項付給保理商,保理商扣除相關費用后再轉交出口商。如果進口商在發票到期日 90天后仍未付款,由保理商付款。但保理商付款的前提是:買賣雙方對所交的貨物沒有爭議,否則保理商可以拒付。在信用證業務中,信用證是一種單據買賣,各有關當事人處理的是單據,而不是與單據相關的貨物、服務或其他業務。至于賣方有沒有交貨,所交貨物是否與合同相符,銀行概不負責。因此,在付款的保證上,信用證對賣方有利,而國際保理卻對買方有利。
國際保理與福費廷的比較
福費廷(forfaiting),又稱包買票據,是指包買商向出口人無追索權地購買已經由債務人所在地銀行承兌或擔保的遠期匯票或本票的業務。其與國際保理的區別如下:
(一)適用范圍方面
國際保理業務由國際保理商向出口商提供在非信用證方式下、在180天以內短期的保證或融資服務,而福費廷是一種向信用證方式下的收款時間超過180天的出口人提供保證和融資服務的業務。
(二)風險和費用方面
采用保理業務,國際保理商提供在核準信用額度內的100%信用擔保,使出口人避免了壞賬風險。采用福費廷業務,出口商的風險、責任和費用在其向包買商提交符合約定條件的單據及相關憑證、獲得票款后即消滅,保證了出口商的利益。出口商在完成了福費廷業務后即無需承擔資產管理和應收賬款回收的工作及費用,節約了管理費用。出口商可以享受無追索權的票據貼現,轉嫁 企業 可能遇到的收匯風險、匯率風險,并可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有關政策,提早辦理核銷、退稅等手續。
(三)融資方面
采用保理業務,對出口商而言,在國際保理方式下,出口商發貨后, 保理商收到代表應收賬款的銷售發票,應出口商的融資要求,可以立即以預付款方式提供不超過80%發票凈額的無追索權融資給出口商,而該融資無須出口商提供擔保或抵押,剩余20%的收購價款于貨款收妥后再行清算。因此,增強了出口商的資金流動性,增強了出口商的競爭能力。福費廷屬于無追索權的融資,與國際保理業務相比,其所提供的融資期限更長,期限一般在18個月以上,最長的可達10年,一般以5年為多,同時融資金額最高可達發票金額的100%。
綜上所述,國際保理業務在當今世界的國際貿易結算中已超過信用證業務結算量,在國外已經被廣泛應用。目前,國際上已成立包括我國在內的130多個國家參加的國際保理聯合會(fcl)并公布了世界各國保理商所接受的統一慣例:《國際保理慣例規則》。國際保理業務在西歐和亞太地區的 經濟 發達國家和地區的 發展 尤其迅速,2007年,全球保理業務量已達13000億歐元,占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3.3%;在歐洲,國際保理業務占當地gdp的6%。雖然目前我國的國際保理業務仍處于起步階段,無論是業務量還是業務經驗都無法和發達國家相比,但國際保理業務在我國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參考 文獻 :
簡筆畫是運用簡單、凝練的線條以及圖形對事物進行表達的一種方式,具有形象生動的特點。在對兒童的教學過程中簡筆畫教學是教師常用的一種教學方式,在對兒童的簡筆畫教學過程中,能夠提高兒童的學習興趣,符合兒童對外界事物的心理活動[1]。簡筆畫作為兒童教學過程中常見的一種形式,能夠在課堂上起到活躍氣氛的效果,增強兒童的想象能力,對兒童的創新思維的培養也有重要的作用,能夠有效提高教師的課堂教學質量。
一、簡筆畫教學內容的設計
兒童簡筆畫的教學在教學內容的設計上涉及到很多方面,包含教學內容上的安排、在課堂教學中的一般形式、對學生的指導以及課外作業的跟蹤講解和訓練等方面。
(一)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
在對兒童簡筆畫的教學過程中在內容上的劃分主要有靜物、動物、風景以及固定的場景等。通過這些順序的教學,在對兒童的教學過程中是采用由易到難的方式,保證在對兒童簡筆畫教學過程中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靜物的簡筆畫教學上是通過對靜止不動的物體進行詳細的描述,這樣的方式相對簡單,這種方式的簡單特點促使著在教學的過程中首先對兒童進行教學[2]。風景簡筆畫的教學是讓學生對自然的景觀現象進行描繪,例如天空中的白云、藍天等。教師在對兒童簡筆畫的教學過程中最好能夠對這類的簡筆畫進一步細分,可以劃分為山水簡筆畫和花草樹木簡筆畫,這樣的詳細區分能夠保證在教學的內容上主體更加鮮明。在所有的簡筆畫的教學中人物簡筆畫是最難的,因此,需要放在最后對兒童進行教學,人物本身具有復雜性,兒童在進行觀察的時候很難進行整體性的把握。由于人物教學法具有自身的復雜性,需要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進行細化,首先采用較為簡單的線條進行勾勒,通過人物五官的詳細描述進行簡筆畫的教學,從而達到一定的教學效果。
(二)在教學方法的選擇上具有多樣性
簡筆畫的教學過程中教學的方法是教師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同時也是提高教學效率的關鍵所在[3]。在對兒童簡筆畫的教學過程中首先需要培養兒童的學習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只有學生對簡筆畫產生了興趣,才能夠在課堂上進行聽講,逐步提高兒童對簡筆畫的學習動力。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要結合兒童的認知心理,根據兒童的興趣點進行簡筆畫教學內容的選擇,提高整體的教學質量。簡筆畫的教學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占有主導的地位,是兒童在學習過程中的引導者。在課后的練習過程中應該適當提高簡筆畫的復雜程度,逐步提高兒童對簡筆畫學習的技能,在課堂上教師的教學受到了時間上的限制,在課后需要兒童自身對簡筆畫的學習,才能夠保證簡筆畫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兒童在學習簡筆畫的過程中,教師應該對兒童的行為加以指導和鼓勵,給孩子在心理上產生快樂,從而提高對簡筆畫的學習興趣。作為簡筆畫教學的教師,可以對兒童的行為進行適當的引導,但不能打擊學生的自信心,讓兒童在學習的過程中認識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從而在未來的學習過程中調整好學習狀態,逐步提高簡筆畫的技能[4]。此外,對兒童的簡筆畫教學過程中可以采取游戲和比賽的方式,在兒童在課堂的娛樂活動中提升自身的簡筆畫技能,帶動整體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這樣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形成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還能夠很大程度上提高學生的繪畫水平。讓兒童在活動中培養一個良好的心理素質,為以后的成長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在學習中對兒童進行指導
兒童在簡筆畫學習過程中,教師要對兒童進行詳細的指導,兒童的心理還處于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教師對其加以引導,讓兒童在臨摹的過程中發揮自身的創新思維[5]。臨摹對于兒童來說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式,可以通過對圖畫進行模仿,在模仿的過程中能夠提高對簡筆畫的認識,掌握其中的一些技巧,從而在未來的學習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兒童在進行簡筆畫的學習過程中倘若一直模仿,對兒童的創新能力很是不利,不利于兒童創新思維的培養,長期下去會造成思維上的僵化。在經過一定時期的模仿之后,需要引導兒童進行自主學習,首先從簡單的圖形開始,自身有了一定的學習基礎之后再對復雜圖形進一步的學習,逐步提高兒童的簡筆畫技能。
二、兒童簡筆畫的教學構思
簡筆畫在教學的過程中需要教師通過構思來對兒童進行教學,簡筆畫在教學方式上也存在多種。通過不同的教學講授方式,讓兒童掌握學習簡筆畫的方法,首先需要對簡筆畫進行分解,從簡單的方式著手,幫助兒童進行學習。
(一)演示的方式
兒童對知識沒有多少的了解,對外界的事物缺少自身的認知,需要通過學習方式上的指導,才能夠幫助兒童形成視覺上的審美[6]。美術具有其自身獨特的魅力,教師可以采用演示的方法向兒童分析簡筆畫的主要步驟,讓簡筆畫的整體教學呈現出系統的結構。兒童對教師所演示的圖形進行仔細的觀察,這一步驟能夠增強學生的認知能力,能夠積極主動地對外界的事物進行模仿學習。
(二)練習的方式
任何的教學都需要通過不斷的練習才能夠達到鞏固知識的目的,簡筆畫教學也是如此,通過對簡筆畫的日常練習,兒童立足于實踐中的模仿,才能夠提高簡筆畫的技能。簡筆畫的教學不但能夠提高兒童的實踐技能,還能夠對兒童的審美能力的培養起到積極的作用。兒童通過對簡筆畫知識的學習,將日常時間中的訓練不斷進行總結,逐步提高自身的綜合能力,為未來的學習做好良好的鋪墊。
(三)談話的方式
簡筆畫對兒童的教學離不開談話法,教師在課堂的教學過程中總是向兒童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讓兒童通過思考來進行回答,引導學生對以往知識的回顧,從而在不斷的學習過程中掌握新的學習方法[7]。談話法能夠對兒童的思維能力的培養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培養兒童的創新能力,發揮兒童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性,對兒童形成健康的心理也有很大的幫助。
(四)運用現代化教學方式,提高教學整體效果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在教學的過程中逐漸融入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對兒童簡筆畫的教學可以運用網絡上的一些圖形引導兒童進行思考,打破教師自身水平的束縛,用科學來彌補教師教學上的不足,增強對兒童簡筆畫教學的整體效果[8]。這樣的教學模式不但讓教師的教學更具有科學性,又能夠提高兒童的認知能力。
三、兒童簡筆畫教學方法的利用
兒童簡筆畫的教學內容需要與教師的教學結構相一致,課堂教學過程需要把握兒童的心理特點,合理分配課堂教學時間。教師要采用能夠吸引兒童學習的教學方式,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從而促進兒童在智力上的不斷發展。兒童是思維形成的主要階段,在簡筆畫的課堂教學中,教師應該盡量選擇簡單、凝練的方式進行簡筆畫教學,增強兒童對所學知識的吸收能力。要想在兒童簡筆畫的教學過程中,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就需要在課堂上運用靈活的教學方法,達到高質量教學的目的。
(一)提高興趣法
兒童的心理特征是采取簡筆畫教學方法選擇的有力依據,通過故事的形式,提高兒童對簡筆畫學習的興趣,引導學生參與到課堂的活動中來,從而增強兒童簡筆畫的整體技能[9]。例如,在向兒童講述到人物時,可以采取動態描繪的方式,模仿人物本身的喜怒哀樂,然后在讓兒童進行猜測,教師和兒童同時進行簡筆畫的具體內容的描繪。
(二)做好調查工作,為兒童樹立學習目標
在對兒童進行簡筆畫的教學前期,需要做好調查工作,建立一個正確的課堂教學計劃,幫助兒童樹立學習目標,從而確保每個兒童都能夠受到相應的訓練。針對零基礎的兒童,教師需要具有足夠的耐心,在總體的教學過程中要面向全體兒童,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性[10]。在簡筆畫的日常教學過程中需要對兒童技能的掌握程度進行了解,對整體教學質量有一個整體性的把握。與此同時,在兒童簡筆畫的教學過程中還需要為兒童樹立學習目標,在制定目標時結合兒童的身心發展狀況,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讓學生在簡筆畫的學習中掌握熟練的技術,開拓思維,逐步形成自身的創新能力。
(三)掌握正確的方法,進行準確的連點
兒童的整體思維能力還處于發育的狀態,只能夠對一些簡單的圖畫進行識別,因此,教師在進行兒童簡筆畫的教學過程中需要逐步提高兒童的思維能力。首先,身體健康是學習知識的前提,教師要引導兒童形成正確的坐姿,幫助兒童進行握筆的訓練,然后在課堂中先對兒童進行點與點之間連線的訓練,從簡單的點與點之間的連線,然后再過度到簡單圖形的學習,由簡到繁地進行簡筆畫的訓練,讓兒童在學習的過程中提高對知識的探索能力,增強對自身思維的開拓。
(四)進行線段與圖形特點的概括
簡筆畫的教學對教師的創新能力有一定的要求,需要在教學的過程中概括出自身教學的主要目的,針對所要教學的圖形在課堂進行之前進行詳細的概括。在日常的教學過程中需要做好歸納工作,對以往的教學內容進行總結,從而在對兒童的教學過程中,也提高自身教學的能力[11]。在對兒童描畫的目標教學中,最終目的是讓學生學會簡筆畫的主要技能,從而在未來的學習過程中能夠很快地適應,提高兒童的學習能力。
(五)觀察模仿,形成圖形
兒童在經過長時間的點與點以及點與線之間的連接后,將需要對簡單的圖形進行模仿,循序漸進的學習方式,逐步提高兒童在認知層面的進展。兒童在對圖形進行模仿的過程中,也會對簡筆畫的總體思路有個清晰的認識,此時兒童在繪畫上技能也有了一定的進展,在后期的圖形模仿中能夠概括出圖形的構成部分,逐漸認識到事物的內涵所在,增強對外界事物的分辨能力。
結語:
總而言之,要想兒童能夠掌握簡筆畫的相關技能,需要采取正確的教學方式對兒童進行教學。提高兒童對簡筆畫在造型特點上的認識,把握學習過程中的規律,逐步提高兒童簡筆畫教學的整體質量,對兒童簡筆畫進行有效的訓練。兒童通過對簡筆畫的有效學習,能夠掌握一般的簡筆畫方法,同時在畫面組織的能力上也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因此,兒童對簡筆畫的學習是很重要的,在教學方式上需要進一步引起重視,作為兒童簡筆畫的教學者需要采取正確的方式對兒童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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