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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經濟快速崛起的同時,也增加了中外交流的機會,中西文化的差異也逐漸顯現出來。但我國大多數學生的英語學習中并未融入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學習,而是以語法和詞匯等內容學習為主,使得學生的英語知識掌握得比較生硬。為此,在高職英語教學中,加強學生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學習可使英語的實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
一、在高職英語教學中融入中西方文化差異教學的重要性
劉潤清曾在《21世紀的英語教學》中提出這樣的看法:“當前英語教學工作,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并非將發展‘社會’和‘文化’作為主要目的,這是當下不少專家學者所擔心的主要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高職英語教學自然而然將文化教學忽視。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兩者的聯系是非常緊密的,而強大的交際能力,更是離不開文化學習的。在高職英語的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認識到文化教學的分量。而中國是一個有著長達五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國,其經過時間的積淀,文化內涵非常深厚,自然與西方文化的差異甚大,故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融入非常關鍵。這不僅不會導致英語語言學習被弱化,還可起到激發學生學習熱情的效果,能夠使學生在輕松的氛圍中對中西方文化差異有深入了解,達到提高學生語言交際能力的目的。
二、在高職英語教學中融入中西方文化差異教學的實踐與反思
1.增加課堂中西方文化差異化導入的內容
具有較強西方特色的詞匯,學生理解其有一定難度,且對如何應用感到更加困擾。針對這些具有特色的詞匯,教師應首先對其進行分類、介紹和總結,并要求學生將其單獨列出,以便課后學習。部分學生的學習能力較強,能夠非常迅速地將其記憶下來,但卻被應用所困擾,故教師應選擇多種多樣的應用實例,并安排練習引導學生來運用詞匯,在語境教學中促使學生感受詞匯的應用效果和應用方法。可以以小組形式鼓勵學生進行口頭交流,使學生能夠在交流中擴展知識量和詞匯應用量。
2.使學生自己對比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每堂課教師都可為學生打造一個主題環境,讓學生提前搜集該主題相關資料,并總結和分析這一主題下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異。這樣,可使學生在對比中不斷加深印象,所取得的效果是灌輸式教學所無法比擬的。如以打招呼為主題,中國人往往喜歡問:“Have you had meal?”“Where are you going?”但這種問題若用來詢問西方人,那么他們可能會想到要請他吃飯或者是想干預他的私事,非常容易出現哭笑不得的誤會。西方人打招呼多為:“Hello!”“How do you do!”以問候為主,或跟人談論天氣:“Nice day,isn’t it?”不僅如此,中國人見面時多以握手或點頭作為打招呼的方式,而西方人則喜歡以擁抱和親吻等方式來表達。對這些知識,學生首先通過資料搜集進行了一次學習,再通過對比,又進行了一個知識強調,再經由課堂教師的總結,自然而然能夠快速有效地把握住相關知識。
3.優化語言教學模式,改進教學方法
為了使學生所掌握的知識得到擴展,除充分發揮課堂基礎知識的作用外,還可充分運用其他資源,盡可能地為學生營造一個有特色的英語學習氛圍。例如:組織學生觀看英美人生活交際的短片,或搜集一些原版美劇讓學生課余時間觀看,不僅有利于強化學生的口語和聽力,還可使學生了解英美人的生活細節。此外,還可為學生推薦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英美雜志,讓學生在鍛煉閱讀能力的同時,對西方的生活習慣和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與此同時,教師還可聯合校方邀請外教,與學生進行溝通交流,或帶領學生走進西餐廳,在西餐廳良好的氛圍中開展教學。這樣的教學,不僅輕松有趣,還拉近了學生與教師之間的距離。
4.定期舉辦專題性活動
教師在課堂中往往會穿插一些文化知識方面的教學,但這種方法卻極易導致學生知識零散,故教師可通過專題性活動來幫助學生對知識進行總結,對零散的詞匯進行歸納。例如:開展一些競賽、辯論、“中西文化大碰撞”活動,或對電影進行配音等,以此來激發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提升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
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對英語掌握程度的要求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要求學生不僅要掌握語言知識,還要注重文化和語言的有機融合。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的過程中,教師要充分發揮各種資源,在加強學生文化學習的同時,提高他們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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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中西節日文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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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節日文化:中西比較及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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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中西傳統節日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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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知識就是第一生產力,社會各界對知識經濟的發展高度重視,對高素質、高學歷的人才需求急速提高,有人說未來的競爭將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才的培養是和國家的教育體制、學校的教育方式、教學質量密不可分的。
對比中西方教育體制,客觀上看各有所長,在實踐中我們應該揚長避短,在大力弘揚東方教育思想精髓的同時,對西方教育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從學校對教師的管理來看,在中國大學老師“吃的是鐵飯碗”,競爭機制不強,沒有充分發揮教師的主觀能動性,形成了被動授課。在西方,聘任教授是可以被校方辭退的,受聘者需要和校方簽訂應聘合同并接受校方考核,如果不合格就會被校方辭退。教師退休后也有被學校重新招聘的,這些老師不拿工資,他們只拿講課費,西方對教師的管理制度相比我國更能充分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從另一方面加強了教師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同時也對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從設置授課內容的側重點來看,西方教育注重的是對學生創造性及應用性的能力培養上,例如在結束一門課程時,學生如果沒有對該門課程提出自己的創新思想中西教育,那么最多只能拿基礎學分。教師布置作業也只是給出大的方向,至于如何解決,則由學生自己通過思考、實踐來完成。而我國在授課內容設置上往往是填鴨式的教育,學生死記硬背,思維模式相比而言固定僵化,教師說什么就是什么,很少有學習過程中主動思考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授課模式的優點在于,學生對基礎性的內容掌握比較牢靠,但缺乏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也是我國社會目前創新能力不強的源頭之一,應引起高度重視。
從考試內容的設置來看,對于同樣一個知識點的考試,中西方考試內容的設置是截然不同的。例如:歷史課成吉思汗歷史知識的考試,我國的考試內容常常是成吉思汗生于××××年,死于××××年,學生掌握的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年月,對于非專業研究者而言意義不大。而西方的設置則要靈活很多,本人曾經看到過這樣一則題目:請說說你對成吉思汗的看法論文開題報告。看上去一個很不起眼的題目,有學生是這樣作答的:“如果沒有成吉思汗,就不會有蒙古帝國,沒有蒙古帝國,東方先進的文化科技就不會傳入歐洲,他讓歐洲陳腐的騎士不堪一擊,喚醒了歐洲的文藝復興,使歐洲開始了空前的技術、貿易、軍事和思想革命。”同樣的考點,學生的作答卻體現了各自教育的特點。
從中西方大學生的培養方式上看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首先,在西方,學生在進入大學的時候沒并有區分專業,所學課程都是公共課,然后各個專業便會派出其最好的老師講自己專業的經典課,以供學生選擇。而在我國,大學生在進校的時候無論自己是否喜歡,就已經選擇了自己的專業,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西方的學生較多的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喜好選擇或者變更專業,即使基礎不如中國學生,但是由于是自己的興趣所在,也會在專研過程中主動彌補。而中國學生似乎基礎打得較為牢靠,但是對所學專業是一種被動的接受,這也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如西方學生原因之一。其次,西方大學生需要將學習和工作相結合,學生可以半工半讀,工作一個學期后要交技術報告,而如果應聘不到工作就算沒完成任務,這樣加強了學生的實踐能力,上述兩點決定了西方學生與中國學生相比在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上更強。第三,西方大學采取的寬進嚴出的教育模式,即進大學容易,但是如果在校期間不能達到學校教學要求,要拿到畢業證書是很難的,反觀我國目前是嚴進寬出的教育模式,每年高考“萬人爭過獨木橋”目的就是要進一所好的大學,而一旦進入了大學學習中西教育,部分學生常常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不思進取,學校也沒有采取更為嚴格的考核標準,總之只要能進來,出去就容易,不光大學,就連碩士也一樣,博士現在也已經批量生產。
從上述中西方教育制度對比情況來看,我們中國的大學教育就目前來說還存在著很多的弊端,特別是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就像一個“磨具”造出來的,缺乏自己的思想,在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有待提高,體現在進入社會以后,整個社會的創新性、實踐性、科學邏輯性不夠,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比爾蓋茨在中國也許不是一個好的學生,因為他中途輟學,在中國叫“不務正業”,也許他的成功正是由于選擇了自己所熱愛的研究領域,學校培養了他如何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讓他在自己所熱愛的領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因為在西方這樣的教育土壤的培育下,成就了比爾蓋茨的成功,這也是在教育體制上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我們應該取長補短,使我們中國的教育理念、教育觀念、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能跟上時展的要求,尊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教育體制改革,從而培養出更多、更優秀的畢業生,更快、更好的推動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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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論文主要通過論述以下問題:語言與文化的關系,中西方文化差異體現在哪些方面,怎樣運用這些文化差異輔助語言教學,使大家進一步了解語言只有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以及合適的語境中得到正確使用,才能真正體現出它們的交際價值。
二、人類燦爛的財富―文化
(一)文化豐富的內涵
盛炎指出:有關文化的定義,有的說有一二百種,有的說有上萬種(盛炎1990),因此難以一一列舉。1871年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中說:“文化是一種復雜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這是對狹義“文化”的經典界說。通過概括,我們可以總結出:文化伴隨人類產生而逐漸形成,它是人類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所創造出的社會遺產。
(二)語言與文化相輔相成的密切聯系
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語言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語言是文化的基石――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從另一個方面看,語言又受文化的影響,反映文化。語言是文化的主要載體。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記載、保存、延續和傳播文化的工具。語言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語言的豐富發展。語言是文化發展的基礎。借助語言這個工具,社會成員之間進行溝通;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借鑒也要通過語言。同時,語言是社會及其發展的見證 。總之語言與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要學好漢語,就必須學習漢語所承載的中國文化。
三、中西方語言交際文化中的差異
(一)中西方語言交際差異產生的原因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使中西方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相當的文化差異。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中,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因此,中國文化體現出群體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許個人價值凌駕于群體利益之上的。而西方國家價值觀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的的核心是崇尚個人主義。“謙虛”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價值是忽略不計的。因此,西方文化體現出個體文化特征,是個人價值凌駕于群體利益之上的。
(二)中西方語言交際中文化差異的具體表現
在開放的現代社會,跨文化的語言交際顯得愈發重要,已經成為現代交際中引人注目的一個特點。交際中的文化差異隨處可見,語言環境中的文化因素同時受到普遍重視。
1、打招呼。中國人日常打招呼習慣于問:“你吃飯了嗎?”“你去哪?”而英語國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氣,健康狀況,交通,體育以及興趣愛好為話題。
2、贊美。在英語國家,贊美也常用來作為交談的引子。贊美的內容主要有個人的外貌,新買的東西,個人在某方面的出色的工作等。對別人的贊美,最普通的回答是:Thank you.而中國人以謙虛為傳統美德,當別人稱贊中國人時,他往往會說:“您過獎了”來表達謙虛。
3、稱謂語。漢語中稱“伯伯、叔叔、舅舅等,姑媽、姨媽等”的親屬稱謂在英語中“uncle”就囊括了。這體現了中國古代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的深遠影響。
4、某些詞內涵意義上的差異。比如,中國人喜歡數字“8”,象征興盛發達,西方人認為13是個不祥的數字。還有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在西方龍象征邪惡。
總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者在教授漢語的同時,要注意讓學生了解和區別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這樣有助于他們融入到中國文化中去,進而提高漢語交際水平。
四、如何發揮文化因素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重要作用
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給予了文化豐富的內容,在教授外國人漢語的過程中,文化知識的教育特別重要。
(一)文化知識傳播的重要作用
1、能緩解文化沖擊,減少文化休克的出現。對于學習者來說,中國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同他們自己國家的生活方式與理念有很大區別。讓學生了解中國的一些特殊情況,提前做好心理準備,才能更好地適應中國的生活與學習。
2、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生有了興趣,自然也就能認真主動地學習了。
3、幫助外國學生正確理解及運用漢語。英語的句子體現“孔雀尾”的特點,講究頭輕腳重,講究句子結構。而漢語的習慣是“獅子頭”,很多定語都得放在被修飾對象前。
4、幫助外國學生提高言語交際能力,更好地融入中國社會。比如人們見面打招呼,常說“吃過了嗎?”“干嗎去呀?這樣的用語同歐美國家有很大的區別。因此理解這些文化因素造成的差異,并且學會在生活理解使用它,使自己融入中國社會。
(二)采用適當的文化教育方法
文化教育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直接導入學生學習的時間主要在課堂上,遇到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時,往往會感到費解。這時教師就要發揮其主導作用,直接給學生介紹文化背景知識,這樣增強教學的知識性、趣味性,同時加深學習內容的深度和廣度。
2、推薦佳作為了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有效地增加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教師可以有選擇地向不同階段的學生推薦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知識的優秀書刊和電影。書刊如“四書五經”《史記》等,電影如《花木蘭》、《建國大業》、等。
3、組織討論。討論是學習語言的一種常用方法,它不但給學生提供了集體活動的空間,還能激發學生的表現欲,不僅能提高他們的語言表達與合作能力,而且能使他們在討論中獲取完整的文化背景知識。
五、結論
筆者認為,我們在用語言進行交際時,要明確學習者的語言習慣,清楚他們的文化習俗,了解他們喜惡。在漢語教學中,應讓外國學生多了解關于中國文化的東西,這樣才能減少甚至避免學生們在用漢語交流時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只有將漢語技能訓練與語言文化知識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使漢語教學達到最佳效果。
中西兒童文學有著迥異的歷史演進歷程。歐洲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發現并確定了童年的地位,十八世紀法國盧梭的“自然主義”又對兒童文學及兒童教育產生了積極影響。所以在歐洲,產生了一大批享譽世界的兒童文學經典。中國的兒童文學起步較晚,但由于借鑒了西方的進步的兒童文學理論,其理論起點較高。然而,由于文化傳統、社會歷史等種種原因,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成就并不是那么顯著,作品的風貌也與西方兒童文學有著鮮明的差異。對此,諸多評論家撰文分析了中西兒童文學的差異,并深入探尋了個中原因。
一
中西兒童文學從形式到內容方面的差別都是非常明顯的,很多評論者在他們的文章中羅列了諸多區別。
在宏觀方面,王黎君在《從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話差異》[1]中指出,西方童話重娛樂和游戲精神,而中國童話則傳承了“文以載道”的傳統,說教氣較重。同樣指出這一弊端的,還有田華的《中西方兒童文學的差異》[2]。但他在該文中補充道,即使是在新時期出現的一些作品,如鄭淵潔的《皮皮魯外傳》,在天花亂墜的想象之外,也未能擺脫生硬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樣針對中西兒童文學的差異,杜雋在《中西方童話的相異性》[3]中的總結則更加全面。除上述區別之外,他還認為,西方童話中的環境被虛化,更具幻想性,也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宣揚。比較而言,湯銳的論述最為全面也更為深刻。他在《中西兒童文學的比較》[4]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觀點,即中國的兒童文學注重傳統倫理的宣揚,而在西方兒童文學的精神空間中,道德評價與倫理啟蒙往往并不重要,而側重于鮮明的人本、哲學觀念的表現;中國兒童文學注重群體意識及規范意識的灌輸,而對于西方兒童文學來說,個體性的原則顯然是占了上風的;在審美標準和美學風貌方面,中國兒童文學突出“和諧”與“平衡”的觀念,而西方兒童文學則充滿了個性解放的鮮明特色。
在微觀方面,馮昀的《從狐貍形象到中西兒童文學的比較》[5],從狐貍這一經典兒童文學形象著手,以小見大,得出了與王黎君類似的結論:西方的兒童文學標榜快樂原則,徜徉一種人文的精神;而中國的兒童文學則看重“載道”、“樹人”的使命感和重視精神教化的功能。金莉莉的《一個童話敘事模式的中西比較――重讀〈稻草人〉與〈快樂王子〉》[6]從敘述主體的敘述控制權的差異來表明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對童話教育功能的重視:《稻草人》的敘述主體顯而易見,作者使用了全知視角,并且直接忽略了稻草人的敘述視角,控制力非常強;而《快樂王子》則不然。李紅葉在《葉圣陶與安徒生――兼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對安徒生童話的接受》[7]中,通過中外兩位兒童文學作家的比較,得出結論:安徒生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影響更多地是屬于文體層面的影響,而非童話精神的滲透。孫大公的《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兒童文學中不同的動物觀念管窺》[8],從中西不同的動物觀出發,認為在西方童話中,動物與人始終保持著各自獨立的個性,且兩者的關系處于對等狀態;在中國兒童文學作品中,動物往往充當純粹的配角或陪襯式的角色,兩者處在依從關系中。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和觀念的轉變,一些富有民主思想的價值觀念也影響了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出現了一些反映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作品。
二
在對中西兒童文學藝術面貌的差別進行原因探析時,評論者多數是從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著手找出答案。而文化傳統中,又側重從宗教、神話、道德倫理等方面展開論述。
杜雋指出,早熟的中國文化,對血緣關系的重視,以家為本的傳統,中國文化對功利性的強調,以及儒家“教重于樂”的觀念影響了中國兒童文學的風貌,導致“五四”之前中國的童話作品寥寥無幾。但同時他也認為,新時期以來,中國兒童文學與西方兒童文學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相似點,有的作品擺脫了一貫的說教風氣,把教育與幻想結合在一起,還吸收進了西方的人道主義精神;在表現方法上,新時期童話中的幻想存在著放射型幻想和內傾情感體驗型幻想兩種類型。從這一角度進行探究的還有田華的《中西方兒童文學的差異》[9],陳虹的《中西童話中成長母題表現差異及其原因探析》[10],等等。
對于造成差異的原因,各個評論者的結論大同小異,其中王松鶴的《中西兒童文學不同的歷史演進》[11]角度較新。在該文中,他從中西兒童文學各自的演進歷程角度出發,解釋了造成差異的原因:西方對兒童的發現很早,加上擁有諸多進步的兒童觀,所以產生了大量的優秀作品;而中國兒童文學的興起卻較之西方晚得多,兒童的精神世界被長久冷落,所以即使產生了兒童文學,也因封建傳統積習較深而陷入創作困境。此外,朱自強的《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走向――中西方兒童文學關系史視角》[12]清晰地梳理了中國兒童文學自發軔之始到新時期對西方(包括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借鑒的歷程及其創作的得失,并指出,中國內憂外患的沉重現實使得從西方引進的進步的兒童觀得不到生長的土壤,“它(中國兒童文學)的悲劇命運起因于它的生不逢時的超前性”。這一觀點突破了一味從傳統文化積習中尋找根源的局限,指出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與創作錯位的另一原因,對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的不景氣也持寬容和理解的態度。
多數作者只論述了中西兒童的差異及其原因,但對于解決問題的方法,很少有人能予以解答。朱自強的《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走向――中西方兒童文學關系史視角》[13]便是例外。在該文中,他為未來中國兒童文學的研究方法設計了“三駕馬車”:以兒童哲學和兒童心理學為理論根基,以豐富的感性體驗為先行,以切實的兒童讀書狀況為參照。這三點經驗均是西方兒童文學理論得以發展的途徑,且可行性較高。但在指出學習借鑒西方的同時,作者也清醒地告誡讀者,中國兒童文學也要保持自身的主體性,否則,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理論,便是“東施效顰”,根本不能提升自身的水準。
但此種解決方案對西方童話采取的仍是仰視態度,仍側重于學習和借鑒。王小浩的《中西童話的對話――評舒偉教授的〈中西童話研究〉》[14]提出,舒偉教授在《中西童話研究》中探尋了解決困境的另一出路:從傳統文化中尋找精神源泉,以試圖建立中西童話之間互相溝通與借鑒的平等對話關系。舒偉認為,許多中國的古代文學作品,如《山海經》和《西游記》等都含有鮮明的童話因素,這些童話因素足以和世界任何童話作品相媲美。于是,他為中國兒童文學作家指明了另一改革方向:“努力挖掘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同時善于吸收全世界的優秀營養。”以充分調動內因和外因的雙向發展因素,創作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作品,實現中國兒童文學的根本進步。
盡管探尋原因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上述論文的研究對象仍只局限于敘事體裁的兒童文學作品,對兒童文學的其他體裁則關注很少。黃詩海、鄭芷芳合著的《詩歌中的兒童世界――中西詩歌中兒童題材的對比研究》[15]就是例外。該文選取中西詩學的研究視角,作者認為,英詩以音為主,對詞的磁性、結構、事態等都非常嚴謹,故描述的對象更加直觀;而中詩主張天人合一,注重詩歌的“性靈”、“風骨”,注重表現其含蓄內斂的風格。此外,因作者所處社會背景和的不同,英詩中反映孩童苦難的作品往往以對宗教的信仰結尾,而中詩是現世的,因此慷慨悲歌與憤世嫉俗往往成為歷代文人的常規心理及藝術理念。
三
對于中西兒童文學的差異,文學界多以敘事型體裁為依托進行比較研究,而忽視了對兒童詩歌、寓言、兒童小說等領域的關注。的確,敘事性兒童文學作品是兒童文學的一大重陣,也是為廣大兒童讀者喜愛的文體樣式。但是,在詩歌、寓言、小說等方面,也存在著一些反映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因子,值得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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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學法專家斯特林.G.卡爾漢認為:“提問是教師促進學生思維,評價教學效果以及推動學生實現預期目標的基本控制手段。”也就是說.課堂提問是教學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啟發學生思維、傳授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控制教學過程、進行課堂反饋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溝通師生思想的橋梁它貫穿于課堂教學的始終,直接影響著課堂教學的成敗中西方中小學在課堂提問方面存在著很多的差異.帶著學習探討精神,筆者試著對這些差異進行比較分析.并探究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以期提高教學提問技藝。
l中西方課堂教育提問差異比較
1.1從教師角度看
(1)提問的引導方式不同中國中小學里課堂提問有時成為了一種形式.一個教學的必要環節而已教師的引導更多的是對問題和知識的引導.缺乏人性化的提問.引導方式往往生硬死板近年來.隨著課程改革的深入實施.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雖有所改善.但同時又出現了另一個極端.教師采用的過度開放的“放羊”方式.提問學生時.持著“你們怎么想就怎么答”的態度。而忽略對學生正確、必要的引導而西方教育者引導的是“思考”.而非知識本身。當學生回答得不盡人意或者干脆對所提問題一無所知的時候.西方中小學教師當然不會馬上把正確答案拋給學生.而會采取一些措施來一步步地引導學生深入思考下去.直到讓學生自己思考回答正確或者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為止
(21對提問結果的評價方式不同。教師對學生的評價貫穿在課堂教學的始終.它是作用在學生身上的一架“助推器”由于中小學生年齡都比較小.孩子們還沒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因此.教師對學生的評價方式對其人格性格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當今中國大多數中小學教師對學生的的評價依然以問題的“唯一答案”的來衡量“對”與“錯”.只追求唯一答案.極大地限制了學生們的發散性思維和創新意識我國中小學教師在評價學生時普遍缺少鼓勵性語言.總是“以批評為主.以鼓勵為輔”.或者愛與其他學生的回答相比較來評價學生這樣做容易挫傷學生們的積極性和自信心。在這一點上.西方國家則重視孩子自尊心的養成.注重發現每個人身上的閃光點.他們對學生回答問題后的評價以鼓勵為主.極大地提升了學生思考的積極性.避免傷害孩子幼小的心靈
(3)提問的指向性和側重點不同。中國中小學課堂提問的指向較明確.一般是提問前一天所學書本知識.或者關于將要學的知識.內容比較局限.往往針對某一具體知識點發問但由于中國中小學課堂提問側重點傾向于知識和書本本身.課堂氣氛比較枯燥而西方中小學課堂提問指向性較模糊,不太明確,喜歡繞彎子。學生可以漫無邊際地談論自己的見解看法.問題不局限正確答案這樣可以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創造性精神。提問的內容側重于能力的培養和知識的運用.不局限書本知識學生思想能活躍起來.課堂氣氛較熱烈。
1.2從學生角度看
(1)提問活動中學生的自由度不同。所謂“自由”.不是說讓教師對學生放任不管.課堂上的自由是一種相對的自由.好的課堂氣氛.應該給予學生相對的自由度中國的學生從小學感受到的自由度就是極其有限的。在我國的中小學課堂上,教師占據了主體地位.學生只有盲目地“跟著走”的份在老師提出問題之后.學生們必須抓緊時間去思考.然后被動地等待老師的“點兵點將”即便是學生主動積極地回答問題.也未必會被老師叫到,某種程度上傷害了學生們的積極性和參與度。而向來各方面自由度都很高的西方國家.他們的學生往往能夠自由回答問題.甚至自由提問學生上課是否積極提問是西方教學衡量學生是否主動參與、是否勤于思考的標準之一。
(2)提問給學生帶來的安全度不同。安全度.這里尤其是指學生課堂心理安全度.它嚴重影響著學生學習的效率和效果。在課堂上.當老師提問時.中西方中小學學生的心理安全的狀況也是不同的受到過中小學教育的中國學生不難感受到.我國的一些課堂有似“戰場”當老師講課時.學生心理安全度還算高:一旦老師準備發問.學生們立刻神經緊張.生怕老師“盯上”自己.擔心回答出錯和老師的嚴厲指責。當然.也有另一種情形,即學生知道問題答案的時候.他們就會很坦然地坐在那里等待提問.甚至是爭先恐后地回答問題而西方國家中小學課堂教師很少提出記憶性的、知識性的問題,或生硬地提問。學生一般不會“當眾出丑”.這樣學生們大多數時間是處于心理安全的狀態中即便老師想要檢查學生所學效果.也是通過討論或實踐這種平和的方式去發現學生的問題。
(3)提問對學生產生的效果不同。中國中小學課堂提問呈現出高強度、高頻度的特點,這樣使得教學比較有序,效率較高,對學生檢驗效果好.且學生收到的信息量較大:但另一方面,提問過多使得教學手段單一、乏味.學生參與高興度難以提高
西方中小學課堂提問比較“自由渙散”,相對輕松許多,這樣使得學生們參與積極度較高.學生勇于表現.課堂氣氛活躍。但另一方面.提問的效率較低學生學習的收獲不“立竿見影”
2中西方中小學課堂提問差異的原因分析
2.1中西文化、教學理念的差異影響提問思維方式
中國文化中的信念和價值取向都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強調“社會人”。重規范,講規矩而西方則強調以個人為主體.強調個性的張揚,注重實證經驗、邏輯推理,擅長作定量研究在求知學習上強調求異、求變、開拓、創新。就像傅雷先生說的:“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國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惟恐不盡,描寫惟恐不周。以上兩種方式彼此很難融合交流。”
中國的教育理念從孔子、墨子、孟子開始,特別是孔孟的有教無類、“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的思想影響中國二千多年雖然孔子本人也很注重啟發引導.然而在我國教育發展過程中.逐漸將儒家思想奉為經典,并且將之教條化、神圣化,于是產生了“教育異化”.更多地關注對圣哲思想條文的誦記和傳承.而忽視了對思想認知過程的啟發引導而西方的教育傳統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對西方二千多年教育思想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蘇格拉底的問答法,又叫做精神助產術.意思即自己雖無知.卻能像助產婆幫人接生那樣.引導別人獲得知識也就是說教師只是起到引導作用.幫助學生找到正確的方法.真正學習的還得是學生自己。
2.2考試制度及評價制度影響提問指向和側重
在中國有句俗話:“考考考,教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的命根。”目前,我國依然是實行“一考定乾坤”的考試制度.學生無論是在小學、中學還是到了大學,但凡“升學”.都要過關斬將.走過猶如“戰場”的考場。我國的學校除了自修大學外.基本上都是“嚴進寬出”.只要進了學校.想要畢業是很容易的。基本上等于升學考試通過了.下一級的畢業證書也到手了而在西方,只要你選修想學的課程.就可以進入任何學校.它是根據學生選修課程分班的,沒人知道自己上幾年級.但要畢業.必須每門選修課都考得好分數.也就是“寬進嚴出”西方國家的學校不僅僅是以期末的一次考試成績作為評判學生的標準,學生平時的表現、出勤、課堂參與的情況、每一次作業和實踐活動都會和學生最終的成績掛鉤
2-3教學組織形式不同導致提問活動效果的差異
教學原本是師生的雙邊活動.我國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往往成了主體.學生成了客體.教學雙邊活動變成了教師灌輸、學生接受的單向活動由于我國人口多.教育經費緊張.很多地方的班級教學規模過大.不利于提問活動的開展.更導致教師無法顧及學生的個性培養相比西方學校.他們的班級規模則較小.有利于師生之間的互動此外.中國“秧田式”的排座方式.雖然某種程度上利于教學管理.但也束縛了學生間的交往,后排學生不免會有被遺棄的感覺。而西方學生則可以圍坐在一起.老師也在其中.共同探討一個問題,這樣一來.每個人都能平等地認真考慮老師發起的問題.不會覺得問題與己無關而且學生在這樣的過程中也學會了聆聽和與人交流.對于答案.大家可以通過討論來獲得認識。
2.4課堂上師生關系不同影響師生對待提問的態度
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師生關系是指教師和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包括彼此所處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對待的態度等等良好的師生關系不僅是教育活動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而且是師生在教育活動中的價值、生命意義的具體體現。
在中國學生心里.老師是絕對的權威.老師說的就是正確的,就是真理。教學的權利掌握在教師手中.學生只是灌輸知識的對象,學生的大腦成了裝載知識的容器.只有接受的權利,教學常常是一言堂學生無論課堂上還是私底下.都感到與老師的距離很遠,無法接近,有的甚至還怕老師.畏懼、抵觸與老師平等交流學生不敢質疑教師的觀點,教學完全以教師為中心中國的學生也稱“弟子”.這也反映出師生地位的不平等性。
引言
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同時還包含也語言交流中深厚的文化底蘊。隨著世界經濟水平不斷發展,世界各過之間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逐漸頻繁起來,英語作為世界交流運用最管飯的語言形式之一,形成精湛的英語翻譯是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對商務英語翻譯的文化因素深入研究為商務英語翻譯的準確度提供重要保障。
一、中西方物質生活條件造成商務英語翻譯的文化差異
中西方物質生活條件不同造成商務英語翻譯的文化差異,中國社會發展模式以“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作為主要生產模式,農耕文明思想根深蒂固,因此中國文化對農耕中“牛”、“馬”等動物擁有特殊的喜愛,語言使用中表現為“龍馬精神”“馬到成功”等成語的應用多有喜悅、喜愛之意的蘊含;西方的經濟發展主要以工業發展為主,更加注重生產的方式和生產效率。因此語言的使用中對于動物名稱的使用則不會像中國人使用的那么頻繁。物質生活條件的不同形成商務英語翻譯中文化翻譯的側重點不同,形成文化差異。
二、中西方自然生活環境不同造成商務英語翻譯的文化差異
中西方的自然生活環境不同也是造成商務英語中英文翻譯中存在文化差異的重要原因所在。例如:英國單詞“zephyr(西風)”。由于英國西鄰大西洋,東面面對歐洲大陸,西風從大西洋吹來,形成英國和煦的氣候條件,因此在英國人的語言使用中“zephyr”形成獨特的文化含義,具有“和煦、溫暖”的意思。而中國地大物博,與英國的大西洋氣候不同,中國大部分處于溫帶季風氣候,漢語語言中“東風”表示“和煦、溫暖”的意思。因此在進行中英兩國語言翻譯時應當注重商務英語翻譯由于自然生活環境不同造成的文化差異性。
三、中西方思維方式不同造成商務英語翻譯中的文化差異
其三,中西人們思維方式的不同也是造成商務英語翻譯中重要的文化差異因素。中國以農耕經濟為主,思想經濟發展中擁有深厚的“小農意識”,因此在思維方式上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思維方式,例如在顏色運用中,中國人認為“紅色”“黃色”都是農業收獲的顏色,漢語中通常用“紅色”“黃色”表示喜慶的顏色,常見的漢語形式“紅白喜事”,“紅色”表示喜慶,喜悅,中國人舉行婚禮時通常在婚禮中使用大量的紅色表達喜悅之意;漢語中“白色”表示“悲傷、死亡”,因此中國人通常會把“白色”與悲傷聯系在一起。而西方文明中以人文自由為主,注重對自然的追求與向往,在西方的語言運用中,“白色”是純凈的、神圣的,西方人舉行婚禮時,新娘通常身著潔白的婚紗,表示對婚姻崇高的尊重和生活美好的向往。西方人認為“白色”代表“喜事”,當英語中出現“紅白喜事”這樣的情況即“weddings and funerals”時,通常會引起西方人的反感。類似“白色”這樣的詞語應用在中英語言使用中的意義截然相反,因此商務英語在翻譯過程中應當注重對中西方文化應用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形成準確的翻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誤會產生,影響中西方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
四、中西方民俗信仰不同造成商務英語翻譯中的文化差異
中國是一個多神崇拜的國家,人們對崇拜物也有眾多禁忌。比如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龍(dragon)”是神圣的象征,也是皇權的象征,“龍(dragon)”在中國封建文化中代表著至高無上的皇權,“龍”象征著高貴,是雍容華貴的代名詞。因此在平民百姓的人常生活中一方面“龍”字的使用是避諱的,同時也被賦予“吉祥富貴”的含義。西方以上帝作為主要的精神信仰,西方人認為“龍”猙獰恐怖,在西方的文化發展中,龍是邪惡的代表,因此西方人對于“龍”的喜愛程度與中國則正好相反。此外,中西方民的文化差異還體現在中國的儒家思想中要求人們應該“長幼有序”,為表示對長輩的尊重,避免對長輩直呼姓名,而是以不同的“稱呼”代替,而西方人經常以長者的名字作為自己孩子的名字以表達對長輩的尊敬和懷念之意。
結論:對商務英語翻譯中文化影響因素的深度研究,有助于促進商務英語在實際應用中對中西方語言進行翻譯時的準確度的提升,保障了語言翻譯過程中的準確程度,為雙方的貿易交流形成更加完備的語言交流途徑,促進雙方經濟交流向著更加廣闊的方向發展,同時注重對商務英語翻譯文化影響因素的研究能夠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環境,促進中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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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語教學的實施效果
在雙語教學模式下,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提高了其英語語言水平。使學生對很多文化現象有了深刻認識,如,怎樣認識和評價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學生通過客觀平實的剖析,從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及各種具體文化形態等諸多層面來探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再解決“中西之爭”以及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問題。英文的使用使得老師、學生都要去查閱原版資料,同時要用另一種語言的思維習慣來進行對比,更徹底使用對比的方式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另外,現在有很多院校都與國外有著定期或不定期的學術交流,或與國外院校合作辦學,這為教師帶來了進修或考察的機會,有助于提高教師的英語和專業水平,也為雙語教學提供了有利條件,利用這些條件,可明顯提高雙語教學的實施效果。
三、雙語教學的現狀
雙語教學理念的實施受許多客觀與主觀條件的制約,主要體現在:第一,教材缺乏。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較好的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的雙語教材,老師只能查閱各種單語版本的教材與參考書,然后經過教師的組織與加工,變成雙語授課材料。這樣的講義系統性、科學性、邏輯性自然比不上很多單語教材,而且理論深度也不夠,在指導學生深度比較方面就捉襟見肘。第二,學生英語水平制約。學生的英文水平,特別是口頭表達能力較差,使得雙語教學理念的實施有一定的難度。學生無法準確、流暢地敘述完某個文化現象,更無法用恰當的語言對其進行評價。老師上課英文講得多,學生就會聽不懂,進而聽得不耐煩,思想就不能集中,老師必須又用中文贅述一遍,影響了教學進度。第三,師資匱乏。合格的雙語教師是雙語課能否很好實行的關鍵。而目前全國各大院校的雙語教師均較匱乏,很多高校都是用英語教師和專業課教師擔任雙語教師。英語教師英語水平高,而專業知識薄弱,專業課老師專業基礎扎實但英語語言表達能力較弱。第四,雙語課和雙語教學理念不統一。至今學術界對雙語教學及雙語教學實施的意見仍不一致。即使是在較早實行雙語教學的北美一些國家,對于雙語教學的批評也是不絕于耳。在此種情況下,雙語理念的實施更是舉步維艱。
文學是人學,以表現人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學創作在對這一原則達成默契的同時,并沒有漠視寫景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意義,人與自然景物的現實關系在文學創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為中西方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兩大文化傳統的差異,而使得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對自然景物的掌握、認知方式,必然貫穿于整個社會意識形態而形成不同的體系。其中,直接間接地影響作用于文學創作的審美意識及美學思想,區別尤為明顯,對寫景在中西方文學創作中的種種差異的認識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從審美意識上來分析,“寫景”在中西方文學創作中因審美意識的不同而在藝術態勢上呈現不同的走向。
在人對自然景物的審美活動中,我們不難發現,中西方在審美意識上所表現的基本區別在于:西方一般總的傾向,往往是作為審美主體的人與作為審美客體的景處于相待狀態,主體(人)對客體(景)進行欣賞,因而人與景的雙方事實上處于互相分立和對峙的關系中。中國一般總的傾向則與之有別:主體沒入客體,客體融于主體,人與景的雙方暫忘彼我,達到互相契合的一種和諧默契境界。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這樣一種境界,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正是中國藝術的精髓所在。
這種審美意識的差異,取決于中西方美學思想的側重點不同:中國向來是重表現、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現、摹仿、寫實。
正是由于這種審美意識和美學思想的根本差異,形成了中西方文學創作在寫景方法上的明顯區別,從而發生了藝術態勢的內傾和外傾的兩種走向的分野。大致說來,西方因尚“進取”,而在寫景藝術上表現出一種“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這種明顯的外傾態勢導致了西方寫景藝術上的偏重“描物——描寫(再現)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現于人眼而被感覺到的客觀“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對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確細致的描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對戰爭場面的嘔心瀝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學所擅長的寫景方法。而中國因較“安分”而偏于內向,總是喜歡到內心去搜尋情感的表達方法,故而表現出一種中國文學獨特的“老莊精神”,在寫景藝術上呈現明顯的內傾態勢。它注重“表現”自我所感及所識,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滲、主客同一的景與人雙方內在生命律動的“氣韻”。人與景在審美機制中構成了“雙向同構”關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產生了情。這里人與景的雙向同構的主導方面是人。一旦無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王國維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闡發的。
其次,從創作思想上來分析,中國文學的寫景目的與西方文學也是不一樣的。中國文學傳統講究:“寫景就是寫我”。景物描寫在文學創作中是作為一種主體意識的投射和外化。景與人要求達到主客同構,合為一體。景物總是被心靈化、情態化、主觀化、審美化,一句話,就是努力將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謂“情景交融”成為中國文學中寫景藝術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為對象進行欣賞的習慣,面對景物,以景物為對象,由“我”觀“物”,而重在寫其眼前所見的景色。西方現代派文學中出現的一種追求很能說明這一問題。與中國文學竭力將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現代派文學努力從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國“新小說派”,他們寫景,不是使客觀外物與主觀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種境界氛圍,而是竭力將主觀思想、情感、情緒掩藏起來,以攝影機似的冷眼來對待。同樣,在“意象派”詩歌中,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們要求在對待自然景物時做到“絕對精確地呈現,不要冗詞贅語”。龐德在給“意象”下定義時說:“一個意象是在一剎那時間里呈現理智和情感的復合物的東西”。他認為,在人的觀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復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與物的理智和情感應始終處于兩個不同的系統之內,主客雙方無須通過審美活動達到某種交流或契合。
中國正以飛速的發展與世界接軌,跨國交際日益增多。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接觸越來越多。中(東)西方文化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由此也對交際禮儀方面有一定的影響。在中(東)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視人際交往。但交往的觀念交往的方式都有著明顯的差別。
一、打招呼
中國人路遇熟人總愛寒暄道:“吃飯了嗎?”“到哪兒去?”“上班呀?”等。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有禮貌的打招呼用語,而若你跟西方人這樣打招呼“Have you had your meal?”“Where are you going?”他 們則會認為你想請他吃飯或者干涉其私事,會引起誤解。西方人見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 do yo u do!”“Nice day,isn’tit?”
二、感謝
對于別人的贊揚,中國人通常表示謙虛,并有一套謙虛之詞,象“慚愧”、“哪里”、“寒舍”、“拙文 ”等。而西方人總是高興地回答“thank you”以表接受。中國人用“謝謝”的場合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親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不常說“謝謝。”而西方人 整天把“thank you”掛在嘴邊,即使是親朋好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也常如此。
中國人收到禮物時往往放在一邊,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說貪心)。而西方人收到禮物時要當著客人的面馬上打開并連聲稱好。
三、招待客人
中國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覺得難以對付。而西方人的習慣是:Helpyourself,Please!中國人送客人時,主人與客人常說:“慢走!”“小心點!”“再見,走好啊!”“你們進去吧!”“請留步”等。而西方人只說:“Bye Bye!””See you later!””See you next time !””Goodnight!”
四、節日禮儀
中國和英語國家的文化差異還顯著地表現在節日方面。除中國和英語國家共同的節日(如,New Year’s Day)處,雙方還各有自己獨特的節日。中國有the Spring Festival,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Mid—Autumn Day.等,英語國家有”Valentine’s Day(情人節),Easter(復活節),April fool’s Day(愚人節),Thanks Giving Day(感恩節),Christmas Day(圣誕節)等。中西方節日的風俗習慣也很不相同。在節日里,對于別人送來的禮物,中國人往往要推辭一番,表現得無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當面打開。如果當面打開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貪財”的嫌疑。而在英語文化中,人們對別人送的禮品,一般都要當面打開稱贊一番,并且欣然道謝。
五、詞匯語言的文化
英語詞匯在長期使用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內涵,所以在教學中要注意對英語詞匯的文化意義的介紹,以防學生單純地從詞匯本身做出主觀評價。比如red一詞,無論在英語國家還是在中國,紅色往往與慶祝活動或喜慶日子有關,英語里有“red—letter days”(節假日)。尤其在中國,紅色象征革命和社會主義等積極意義,但在英語中“red”還意味著危險狀態或使人生氣,如“red flag”(引人生氣的事)。還有當看到商業英語中的“in the red”,別以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虧損,負債。
在教學中,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教師應該采用靈活多變的方法提高學生對文化的敏感性,培養文化意識,使他們能主動地,自學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環境中。比如:加強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比較,將中西文化在稱呼,招呼語等等談話題材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自覺自然地滲透到教學中。又如:利用多種渠道,多種手段,吸收和體驗異國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語國家的物品和圖片,讓學生了解外國藝術,歷史和風土人情等。
總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著很多差異,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只單純注意語言教學,而必須加強語言的文化導入,重視語言文化差異對語言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在實際中正確運用語言。
六、文化等級觀念
中(東)方文化等級觀念強烈。無論是在組織里,還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級、地位就是非禮。盡管傳統禮制中的等級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級觀念至今仍對東方文化產生影響。在中國,傳統的君臣、父子等級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仍根深蒂固。父親在兒子的眼中、教師在學生的眼中有著絕對的權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長中仍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國式的家庭結構比較復雜,傳統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這樣的家庭中,老人幫助照看小孩,兒孫們長大后幫助扶養老人,家庭成員之間互相依賴,互相幫助,密切了親情關系。
在西方國家,除了英國等少數國家有著世襲貴族和森嚴的等級制度外,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倡導平等觀念。特別在美國,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顯赫的家庭背景為榮,也很少人以自己貧寒出身為恥,因他們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國一句流行的諺語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當總統。”(If working hard, even 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國人不講等級,只要彼此尊重,父母與子女可直呼其名。他們的家庭觀念往往比較淡薄,不愿為家庭做出太多犧牲。
當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導致的禮儀上的差異還有很多,比如服飾禮儀、進餐禮儀,秘書禮儀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約,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討。總之,中西方之間有各自的文化習慣,由此也產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習慣。因此,隨著我國進入 WTO經濟的發展和對外交流、貿易的不斷增加,我們不但有必要在與外國人交往或者前往別的國家去之前,了解對方國家的禮儀習慣,而且必須加強專業禮儀人才的培養,提高全民禮儀意識,這不僅是對對方的尊重,也給我們自己帶來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煩與誤會,還能在現代社會的多方競爭中爭取主動,取得良好的結果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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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實現跨文化交流與合作。
關鍵詞 思維方式 中西方 文化差異 跨文化傳播
思維方式因人而異,而不同的文化背景,決定著不同民族和群體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就世界文化的共同發展而論,各種文化群體既有人類所共有的思維規律,也有在各自文化氛圍中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思維習慣和方式、方法,如果凝聚到中西文化分析比較的層面,這也就包含有不同文化基礎上的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性。
一、思維方式與文化的聯系
思維方式與文化的聯系,既表現為文化的整體特征對思維方式的制約,也表現為思維方式對文化的影響。文化對思維方式的制約,決定了由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文化孕育出的不同思維傳統,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特殊性的一面;思維方式對文化的影響,則決定了不同文化在文化心理乃至觀念系統等方面的深層的結構性差異。而基于這一理解,有的學者則把西方文化概括為:以邏輯思維為基本認識工具,以探求現象的因果關系和規律為目的的科學精神和文化。
二、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
(一)感性直覺思維與理性邏輯思維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感性的、直覺的,因而是模糊的;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則是理性的、邏輯的,因而是清晰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宇宙觀是氣的宇宙觀,氣的世界一開始就是模糊的。這種思維方式使得我們不能對事物進行嚴格的定義,不能進行邏輯的推理,更不能檢驗對錯。與中國文化相反,西方文化一開始就具有明晰的特征。古希臘第一位唯物主義哲學家泰勒斯就指出:“水”是萬物的始基。是如此的確定,以至于再前進一步就得否定它,這正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否定中前進,具有著一定的理性分析思維。
(二)整體優先與細節分析
在對思維的基本的智力操作上,中國人偏向于綜合思維和整體優先,而西方則偏向于細節分析的思維模式。對于西方人而言,要弄清楚一件事物,必須要首先把事物進行分割和拆開,才能弄清內部的結構。中國人在看待事物的時候,不是就事論事,把事物進行拆分、解析,而是把事物當成一個整體看待,充分注重該事物與其他事物的聯系,并把以往對待其他事物的經驗移植到這里,進行類比式的判斷和猜測。
(三)倫理思維與科學思維
中國是一個倫理的國度,倫理思維模式已經深入到了民族骨髓,而西方人則更注重科學思維。中國人注重人事、習慣人治并通過人治來實現政治一體化的思維方式。與古代中國人思維方式不同,西方人更注重科學的思維方式,西方人面對世界,通過理念或邏輯結構,使之變成一種可以交流的東西,以便所有人都能夠依據公認的統一尺度決定對它的取舍。
(四)求同思維與求異思維
中西文化都注意到了事物的矛盾對立,然而中國文化更加強調的卻是“統一”,注重求同的思維方式,強調天、地、人為萬物一體、和諧共生。而在西方文化中,更加強調的是“對立”,即求異,強調矛盾的斗爭性的思維方式則是普遍的,西方人追求個體生存的意義,在面對群體和整體時,認為那是一種異己的、壓抑自我的力量,個人應該隨時抗拒這種異己的力量對自我的吞噬。
三、中西方思維方式差異的文化根源
思維不僅是自然界高度發展的產物,更是人類社會發展、認識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晶。中西方思維方式的不同,最主要的是根源于文化因素。
(一)文化發展特點不同
中國的文化屬于一種靜態文化、一種國家文化。其傳統文化的產生與發展的經濟基礎是農業經濟。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形成一種封閉式和內向式的上層建筑的制度形式。中國傳統的居住形式以家族聚居為主,這種安居樂業的居住模式容易促使靜態文化模式的發展,尊老和祭祖現象必在這種模式下產生,家族觀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漸形成并根深蒂固。這種靜態文化模式促成中國仁、孝、禮、信為核心的貴和尚中的中庸思想。總得來說,中國文化是突出整體效果的文化模式。
而西方文化則屬于一種動態文化、一種斗爭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環境、氣候促成了流動性較強的文化。古代歐洲人利用海洋優勢,發展海洋貿易和海洋運輸等商品經濟。在這種經濟基礎上所產生的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觀念相對薄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價值觀念得以發展傳承,由此產生的競爭意識、斗爭文化更是西方文化發展的原動力。在這種經濟基礎上所產生的西方文化,具有外向性和開放性的特征。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爭”為核心的文化思想觀、以自然科學和科研為核心的文化發展特點。
(二)宗教文化影響不同
中國人受儒家文化影響頗深。中國傳統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所創立的儒學主張天人合一,即尋求人與周圍環境、自然界的協調。這種注重天人合一、追求和諧的文化精神不僅是中國文化中的寶貴資源,而且在解決當今世界生態環境惡化、戰場沖突等全球性問題上也發揮重要的影響作用。
而西方人則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基督教肯定了上帝的絕對和永恒的存在。基督教追求人人自由平等的觀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義充分說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獨立的特點。個人權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個人本位、自我中心,這種個人本位思想使即使親人間的界限也劃分得非常明確。由此看來,西方宗教精神是完全對立于世俗世界,它所關注的是人如何超越這個充滿罪惡的現實世界。
四、中西方思維方式差異對跨文化傳播的影響
(一)思維方式的差異形成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言語方式
思維方式的差異首先造成的就是言語方式和表達方式的不同。在文風上,中英文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比如對于記敘文,英語讀者習慣于一種以直線式展開占主導地位的思維過程,而那種含蓄委婉、曲徑通幽式的文風則只有中國人才會欣賞;對于議論文來說,中國人往往用具體的物象來表達深奧、抽象的道理,這種“取象類比”的方法寓義于喻,使人在獲得豐富的聯想的同時深刻領悟到某種道理。而西方人對議論文所采取的是冷靜的邏輯論證,語言樸實、層層推進、結構清晰嚴謹,而且多用長句子。中國的表達和言語方式往往是詩意的,而西方的表達和言語方式則往往是冷靜的、邏輯性強的。
(二)思維方式的差異形成不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中西方在人生觀和價值觀上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區別。在中國人的社會氛圍中,祥和、安寧、合作、順從始終占主導地位,每個人既依賴和順從于集體,同時又從集體中獲得安全與關照。西方人強調個體與集體的對立和不協調,他們更注重個人的存在,個人的價值和自我的實現,在邏輯上認為他人是自我實現的障礙。在西方人看來,個人的權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別人對自己的關心愛護有可能被認為是對自己自由的干涉。從這一點出發,西方人的自衛心理和危機意識比較強,他們的冷漠可能是出于對他人的尊重,而中國人的熱情卻有可能被看作是對其權利和自尊的侵犯。
(三)思維方式的差異形成不同的行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中西方由于思維方式的差異而導致行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異。英語中的“我”不論在任何語法結構中始終是大寫的“I”,而中國人對別人往往自稱“在下”、“不才”、“敝人”等,這樣的說法會令西方人認為你非常不自信,而西方那種直來直去的說話方式也同樣會讓中國人覺得不舒服。中國人人際交往時往往不分你我,工作一起干,吃飯付費誰付都是一樣的,而且往往是搶著付錢,而西方人則是明確地分清是非和你我,不論做什么事情都是“先小人,后君子”,彼此之間保密隱私并不認為是不信任,而且,像中國人那樣隨便打聽別人的收入、年齡和私生活,反而會被認為是極不禮貌的行為。
結語:
任何一個文化群體的思維方式都是發展變化的,了解文化群體的思維方式的差異,使思維方式相互融合,幫助不同文化的人們理性、客觀地剖析和校正民族傳統,實現對傳統思維方式的超越,促進人類社會文化的傳播發展與相互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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